圣训可靠性
《穆斯林圣训实录》可靠吗？从传述链看圣训准确性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9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穆斯林圣训实录》可靠吗？从传述链看圣训准确性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9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racing-transmissions-the-accuracy-of-sahih-muslim
原文标题：Tracing Transmissions: The Accuracy of Sahih Muslim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领域的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研究。他撰写文章、书评，并从事古典伊斯兰文献的翻译工作。
副标题：圣训保存深度解读：传述追踪、文本比对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可靠性
摘要：本文通过追踪传述链和文本传播，分析《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作者说明，圣训保存并不是随意记忆或口耳相传，而是有严格的传述审查、文本比较、学者校验和跨代知识监督。
图：追踪传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准确性
引言
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斯兰教历261年卒）所著的《穆斯林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即广为人知的《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对伊斯兰学术论述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并持续塑造着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无论年龄、性别或职业，人们都曾寻求各种方式（有时甚至是极具创意的方式）来与这部《圣训实录》建立联系。 著名的词典编纂家菲鲁扎巴迪（伊斯兰教历817年卒）曾创下三天读完该书全卷的纪录，但随后被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伊斯兰教历852年卒）以惊人的两天零几小时打破。 内沙布尔的博学学者乌姆·海尔·法蒂玛·宾特·阿里（伊斯兰教历532年卒）曾随阿卜杜勒·加菲尔·法里西（伊斯兰教历448年卒）研读全书，这使她获得了当时最崇高的传述链之一。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至少有50部针对该书的注释著作问世。 可以说，《穆斯林圣训实录》被视为与《布哈里圣训实录》齐名，有人认为它“更胜一筹，有人认为与之相当，大多数人则认为它位居其后”。
本文将概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并详细介绍其现存的部分手稿，以阐明其文本的完整性。 随后，本文将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定稿”这一说法进行探讨。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文本完整性的许多论据，可以从我之前关于圣训文献保存的文章中找到。 因此，本文篇幅保持相对精简，仅触及最核心的要点。 文中附有《圣训实录》的传述图表以及早期权威手稿的残页。
传述者
伊玛目穆斯林花费了15年时间编纂他的《圣训实录》：他于伊斯兰教历235年开始，于250年完成。 当他在伊斯兰教历261年去世时，他已经花了11年时间向大批学生讲授并传播这部《圣训实录》。 然而，就文献记载的传述而言，他的一小部分学生在《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方面尤为突出。 到了伊斯兰教历7世纪，伊本·萨拉赫（伊斯兰教历643年卒）观察到，《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范围极其广泛，怀疑其作者身份已是不合情理的。 安-纳瓦维（卒于回历676年）支持这一观点，安-萨哈维（卒于回历902年）在回历9世纪时重申了这一点。
主要的传述者是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卒于回历308年），他是穆斯林（Muslim）的亲传弟子，以苦行和圣训学造诣而闻名。 这一传述路径最终成为了《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主流版本。 随后有两人从易卜拉欣处传述：阿布·艾哈迈德·朱鲁迪（卒于回历368年）——他是最具权威性的——以及穆罕默德·本·亚齐德·阿德尔。 还有第三个人，名叫阿布·伯克尔·基萨伊（卒于回历385年），他也从易卜拉欣处传述了《圣训实录》，但哈基姆（卒于回历405年）对其传述方法提出了异议。 现存的《圣训实录》手稿和印刷本，即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也都是基于朱鲁迪经由易卜拉欣传述的版本。
穆斯林的第二位传述者是艾哈迈德·本·阿里·卡拉尼西，萨姆阿尼（卒于回历562年）证实了他的可靠性。 伊本·萨拉赫指出，卡拉尼西的版本仅见于马格里布（穆斯林西方），该版本于回历5世纪初从埃及传入当地。 达拉古特尼（卒于回历385年）建议研究这一经由伊本·马汉（卒于回历387年）、阿什卡尔、再由卡拉尼西传述的《圣训实录》版本。 尽管人们认为该版本已经失传，但据称摩洛哥学者艾哈迈德·马赫迪·奈法尔获得了一份该版本的手稿。 无论如何，卡拉尼西版本中的异文被早期的注释家们所保留，如贾亚尼（卒于回历498年）、马扎里（卒于回历536年）、卡迪·伊亚德（卒于回历544年），伊本·海尔·伊斯比里（卒于回历575年）则将这些异文记录在了他的手稿页边空白处。
《圣训实录》还有另外两位传述者，但他们的版本并未获得广泛关注：麦基·本·阿卜丹（卒于回历325年）和阿布·哈米德·伊本·沙尔基（卒于回历325年）——后者仅传述了《圣训实录》的一部分。 阿布·伯克尔·贾扎基传述了《圣训实录》的这两个版本。 安-萨哈维写道，除了易卜拉欣·本·苏夫扬的版本外，他仅获得了其余三个版本的传述授权，而没有经过连续的听读。 除了此处列出的四位传述者外，还有其他人，如伊本·胡扎伊迈（卒于回历311年），但他们的传述未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或未被记录下来。 《圣训实录》（Ṣaḥīḥ）的传述在后世自然地扩展开来。 图1展示了《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过程。
图1：《穆斯林圣训实录》历经五代的传述（回历3世纪至6世纪）。
手稿
现存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至少有五百份，它们由不同地区的抄写员在过去一千多年间抄录而成。 其手稿数量之多，仅次于《布哈里圣训实录》。 胡达·巴克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收藏的一份早期残卷，大约抄录于回历5世纪。 虽然其确切抄录日期未被记录，但阿布·伯克尔·图西（Abū Bakr al-Ṭūsī）曾在回历486年使用该文本进行教学。 另一份抄录于回历471年的残卷现藏于大马士革的扎希里亚图书馆（阿萨德国家图书馆）。 尽管穆斯林本人的原始底本细节尚不清楚，但古典学者们能够接触到重要的二级和三级手稿。 通过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im ibn Sufyān）传述版本整理的朱鲁迪（al-Julūdī）手稿，在6世纪时可供注释家马扎里（al-Māzarī）查阅。 伊本·哈扎（Ibn al-Ḥadhdhāʾ，卒于回历416年）关于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版本的手稿——经由伊本·马汉（Ibn Māhan）传出——曾被阿布·阿里·贾亚尼（Abu ʿAlī al-Jayyānī，卒于回历498年）用于其著名著作《Taqyīd al-Muhmal》的编纂。
如今，几份珍贵的手稿很容易获取，研究人员已利用它们制作了该文本的校勘版本。 其中一份早期手稿由阿卜杜拉·本·伊萨·穆拉迪（ʿAbd Allāh ibn ʿĪsā al-Murādī）于回历559年抄录。 这份手稿曾被阿布·阿里·巴塔利亚夫西（Abū ʿAlī al-Baṭalyawsī，卒于回历568年）、伊本·阿萨基尔（Ibn ʿAsākir，卒于回历571年）和迪米亚提（al-Dimyāṭī，卒于回历705年）等圣训专家阅读并核对，他们都在各自的手稿中记录了发现的异文。 该实体副本现藏于西班牙的埃斯科里亚尔图书馆（El Escorial Library），且在线提供数字副本。 另一份手稿由阿布·卡西姆·阿马维（Abū al-Qāsim al-Amawī）于回历573年抄录。 伊本·海尔·伊斯比里（Ibn Khayr al-Ishbīlī）将这份手稿与他自己的手稿进行了比对——他花费了一生时间来修订自己的手稿——并在页边空白处记录了他副本中发现的异文。 阿卜杜勒·海伊·卡塔尼（ʿAbd al-Ḥayy al-Kattānī）称赞这份手稿是北非最重要的手稿之一。 实体副本现藏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īn），数字副本可在网上获取。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最早的印刷本由阿齐姆·丁（ʿAẓīm al-Dīn）和古拉姆·阿克巴（Ghulām Akbar）于公元1849年在加尔各答通过马特巴-埃·卡里米（Maṭbaʿ-e Karīmī）印制；随后，艾哈迈德·阿里·萨哈兰普里（Aḥmad ʿAlī al-Sahāranpūrī）于公元1853年通过其著名的德里马特巴-埃·艾哈迈迪（Maṭbaʿ-e Aḥmadī）印制了附有纳瓦维（al-Nawawī）评注的版本。 公元1911年至1915年间，位于伊斯坦布尔的阿勒-塔巴阿勒-阿米拉（al-Ṭabʿah al-ʿĀmirah）印刷了一个《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经过与可靠手稿的比对，并附有简明注释。 该版本后来由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于2013年进行了修订和再版。 2014年，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印刷了一个极其精准的《圣训实录》版本，该版本与五份手稿进行了比对，其中包括前文详述的穆拉迪（al-Murādī）手稿和伊本·海尔（Ibn Khayr）手稿，以及一份带有回历461年诵读证书的残卷。 最后这份手稿在回历461年被用于听读，这意味着它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抄写，使其成为当今存世最早的《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之一（尽管是残卷）。
定稿文本还是流变文本？
在此，我们将探讨一个关于我们今天所见《圣训实录》作者身份的疑虑：穆斯林（Muslim）是在其生前完成了《圣训实录》，还是由后来的学生将其定稿的？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基于“有机文本、伪托作品和长期编辑活动”等问题，认为《穆斯林圣训实录》是在作者去世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的。 需要明确的是，《圣训实录》的不同传本之间确实存在差异。 但这只是传播过程中的自然结果。 声称整部文本极度不稳定，且直到一代人之后才最终定稿，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在《圣训实录》的两大主要传本——(i)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传本和 (ii) 经由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出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传本——之间，仅存在117处差异，其中56处在传述链中，61处在正文中；然而，这些差异中有一半以上是可以调和的。 这种冲突的一个例子是对赛义德·本·朱拜尔（Saʿīd ibn Jubayr）行为的描述：在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版本中是“raḥaltu”（我旅行了），而在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传述的伊本·马汉（Ibn Māhān）版本中，其变体则是“dakhaltu”（我进入了）。 这种差异并不严重，可以通过将易卜拉欣的版本视为对赛义德旅行的指代，而将伊本·马汉的变体视为他在旅行后进入伊本·阿拔斯（Ibn ʿAbbās）房间的行为，从而实现调和。 为了客观地看待这些版本之间微不足道的冲突，根据达尔·塔西勒（Dār al-Taʾṣīl）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中传述总数的编号（7525条），仅有1.55%的传述存在差异，考虑到这部著作的宏大篇幅，这一比例微不足道。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穆斯林圣训实录》在作者生前得到了充分的传述，并在后世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对于这样一部被广泛接受的文本，任何重大的篡改或变动都不可能不被察觉。 此外，《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一个抄本曾被呈送给作者的同时代人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卒于回历264年）和伊本·瓦拉（Ibn Wārah，卒于回历270年）；如果文本不完整，是不可能被呈送的。 同样，阿布·伯克尔·赛义格（Abū Bakr al-Ṣāʾigh，卒于回历270年）在穆斯林（Muslim）生前就为《圣训实录》撰写了一部“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 “穆斯塔赫拉吉”这一体裁的书籍，其作者以现有的圣训集为蓝本，通过个人的传述链条来叙述圣训，直到与原圣训集作者的传述链条汇合。 因此，《穆斯林圣训实录》必须是一部完整的文本，赛义格才有可能据此撰写“穆斯塔赫拉吉”。
值得补充的是，《圣训实录》的传述者偶尔会提供注释（taʾlīqāt）并向正文中添加内容（ziyādāt）。 《圣训实录》的直接传述者易卜拉欣·本·苏夫扬增加了十三条传述链，他的学生朱鲁迪（al-Julūdī）增加了四条。 无论如何，这些增补都不能被视为对文本的篡改。 这些增补的目的是为了提供另一种更简短的传述链，以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最重要的是，这些增补都标有传述者的名字，显然它们并未获得《圣训实录》本身所享有的正典地位。 请看以下例子：
阿布·巴克尔·伊本·阿比·沙伊巴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阿马什传述道，他从马鲁尔·伊本·苏韦德处传述，后者从阿布·扎尔处传述，阿布·扎尔说：安拉的使者（愿主福安之）说：安拉说：“凡行善者，将获得十倍或更多的回赐……”易卜拉欣说：哈桑·伊本·比什尔传述道：瓦基尔传述道（继续穆斯林的传述链）这一圣训。
易卜拉欣的补充被标记为他个人的补充，以免与穆斯林的传述链混淆。 此外，他仅仅是为了提高传述链的等级（ʿuluww），而提供了一条通向共同源头（瓦基尔）的替代传述链。 传述者的补充在许多古典著作和圣训文献中都有出现，例如马利克的《穆宛塔圣训集》、哈里发·伊本·哈亚特的《历史》以及伊本·马哲的《圣训集》。 这些补充与正文内容有所区分，并不被视为篡改。
结论
近期对《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等经典圣训文献作者身份的批评，未能理解印刷术发明前传述的本质。 通常，手稿中微不足道且在预期之内的差异，被视为质疑文本归属于其所谓作者的理由。 鉴于我们现有的证据——记录在案的传述、现存的手稿、补充著作，以及不存在严重的抄本差异——我们可以自信地说，《穆斯林圣训实录》是由伊玛目穆斯林·伊本·哈贾吉编纂的，并且由后代尽可能精确地传述了下来——愿安拉怜悯他们。
附录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图2：一份由穆拉迪于回历559年斋月27日（公元1164年8月18日）抄写的广为传阅的手稿。
• 图3：伊本·海尔·伊斯比里于回历573年舍尔邦月（公元1178年1月）抄写的手稿。
• 图4：一份于回历461年闪瓦鲁月（公元1069年8月）在巴格达用于校读的手稿。
• 《穆斯林圣训实录》的全名是 al-Musnad al-Ṣaḥīḥ al-Mukhtaṣar min al-Sunan bi Naql al-ʿAdl ʿan al-ʿAdl ʿan Rasūl Allāh ṣallallāhu ʿalayhi wasallam（意为：由公正者从公正者处传自安拉使者——愿主福安之——的圣行中摘录的真实可靠的圣训集）。 关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书名，请参阅阿布·古达所著《两部圣训实录及提尔米济圣训集名称的考证》第33页。
• 尼扎尔·拉扬（Nizār Rayyān），《伊玛目穆斯林圣训集：传述系统、版本、手稿及刊印》（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 Asānīduhu wa Nusakhuhu wa Makhṭūṭatuhu wa Ṭabaʿātuhu），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323页。
• 萨哈维（Al-Sakhāwī），《珠宝与珍珠》（al-Jawāhir wa al-Durar），第1卷，第162页。 关于圣训文献速读现象，参见加勒特·戴维森（Garrett Davidson）所著《传承传统：后正典圣训传播的知识与社会史》（Carrying on the Tradition: An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Post-Canonical Hadith Transmission），第107-112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9卷，第625页。
• 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251-257页。
• 祖拜尔·西迪基（Zubayr Siddiqi），《圣训文献：起源、发展与特色》（Ḥadīth Literature: Its Origins,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第59页。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附录”，载于《警示》（al-Mūqiẓah），第137-140页；阿卜杜勒·拉赫曼·塔瓦尔巴（ʿAbd al-Raḥmān Ṭawālbah），《伊玛目穆斯林及其圣训集方法论》（al-Imām Muslim wa Manhajuhū fī Ṣaḥīḥīh），第104-105页。
• 关于穆斯林弟子的名单，参见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2卷，第56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页；纳瓦维（al-Nawawī），《指南》（al-Minhāj），第1卷，第11页；萨哈维（al-Sakhāwī），《求学者的财富》（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宰海比（Al-Dhahabī），《名人传记》（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4卷，第311-312页。
• 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于伊斯兰历257年从穆斯林处听讲了《圣训集》。 书中有三处他使用了“来自穆斯林”而非“穆斯林向我们传述”的表述，这表明他可能并未直接从穆斯林处听取过这几段圣训。 伊本·萨拉赫解释说，易卜拉欣是获得了穆斯林对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ijazah），或是通过“发现法”（wijādah）从他那里传述的。 侯赛因·沙瓦特（Ḥusayn Shawwāṭ）指出，这种措辞是基于伊斯兰历257年的听讲记录。 由于易卜拉欣在穆斯林身边又待了几年，他后来从穆斯林那里听到这些圣训的可能性并不小。 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补充说，即使我们承认易卜拉欣仅获得了这些圣训的通用授权，在卡拉尼西（al-Qalānisī）的版本中，这些圣训仍有连续的听讲记录。 参见《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4页；伊本·哈贾尔（Ibn Ḥajar），《索引词典》（al-Muʿjam al-Mufahras），第27-28页；阿卜杜拉·丹富（ʿAbd Allāh Damfū），《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其传述、增补及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载于《伊斯兰大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第111卷（2001年），第178-182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集》（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4页。
• 萨姆阿尼（Al-Samʿānī），《谱系》（al-Ansāb），第11卷，第102页。
• 同上，第12卷，第75-76页。
• 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3、109页。
• 贾亚尼（Al-Jayyānī），《被遗漏的记录》（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
• 穆罕默德·沙兹利（Muḥammad al-Shādhilī），“导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al-Muʿlim bi Fawāʾid Muslim），第181页。
• 例如，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记录》，第3卷，第768页；马扎里（al-Māzarī），《导师》（al-Muʿlim），第1卷，第396、397、418页；伊亚德（ʿIyāḍ），《导师的完善》（Ikmāl al-Muʿlim），第1卷，第238、329、489、585页。
• 例如，参见第10页（qāl Muslim: Jarīr kunyatuhu …，意为：穆斯林说：贾里尔的尊称是……），第11页（词汇 khamsah，意为：五）。 该手稿的数字副本链接如下。
• 萨哈维（Al-Sakhāwī），《需求者的满足》（Ghunyat al-Muḥtāj），第40页。
• 同上。
• 哈利利（Al-Khalīlī），《指引》（al-Irshād），第3卷，第826页。 在一篇关于此主题的论文中，迪亚·马克迪西（al-Ḍiyāʾ al-Maqdisī，卒于伊斯兰历643年）列出了十位从伊玛目穆斯林那里传述《圣训实录》的人。 参见阿迪勒·萨比伊（ʿĀdīl al-Sabīʿī），《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Riwāyāt Ṣaḥīḥ Muslim），《伊斯兰大学伊斯兰科学学报》（Majallat al-Jāmiʿah al-Islāmiyyah li al-ʿUlūm al-Sharīʿah），第185期，第133-134页。
• 马舒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67页。
• 关于附表中传述者名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导言，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18-177页。 为简洁起见，表中省略了一些传述路径，例如哈蒂姆·塔拉布鲁西（Hātim al-Ṭarābulusī）经由阿布·穆罕默德·西基利（Abū Muḥammad al-Ṣiqillī）经由基萨伊（al-Kisāʿī）传自易卜拉欣·本·苏夫扬（Ibrāhīm ibn Sufyān）的路径。 参见伊本·海尔（Ibn Khayr），《目录》（al-Fihrist），第86页；另见米兹（al-Mizzī），《高贵者的珍宝》（Tuḥfat al-Ashrāf），第8206段。
• 《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详细记录了532份《穆斯林圣训实录》手稿的下落。 参见《阿拉伯伊斯兰手稿遗产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590页。
• 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参见胡达·巴赫什东方图书馆（Khuda Bakhsh Oriental Library）目录，第5卷，第79-8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187页（引用资源1）。
• 例如，参见马扎里，《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益处》，第1卷，第451页。
• 阿尔-贾亚尼（Al-Jayyānī），《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5页；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178-180页，第182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
• https://archive.org/download/m ... 7.zip（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 wa Ism Jāmiʿ al-Tirmidhī》，第43-45页。
• 阿尔-卡塔尼（Al-Kattānī），《Fahras al-Fahāris》，第1卷，第385页。 谢赫·阿卜杜勒·法塔赫·阿布·古达（Shaykh ʿAbd al-Fattāḥ Abū Ghaddah）写道，由于伊本·海尔（Ibn Khayr）的手稿经过了详尽的交叉分析、边注和校勘，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现存最有价值的手稿，而不仅仅是谢赫·阿尔-卡塔尼所提到的仅在北非地区最有价值。 参见阿布·古达（Abū Ghuddah），《Taḥqīq Ismay al-Ṣaḥīḥayn》，第45页。
• http://wadod.com/bookshelf/book/734（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1月30日）。
• 参见该版本第2卷第744页的结语；参见布罗克尔曼（Brockelmann），《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teratur，阿拉伯语译本），第3卷，第180页。
• 努尔·哈桑·坎德拉维（Nūr al-Ḥasan Kāndhlawī），《Ḥazrat Mawlānā Aḥmad ʿAlī Sahāranpūrī kī Khidmāt-e Ḥadīth》，载于《Hindustān awr ʿIlm-e Ḥadīth》，第286-287页。
• 该文本由艾哈迈德·里法特（Aḥmad Rifʿat）和穆罕默德·伊扎特（Muḥammad ʿIzzat）多次编辑，并使用了可靠的手稿。 遗憾的是，文中并未提供这些手稿的描述。 随后，该文本由穆罕默德·舒克里·阿尔-安卡拉维（Muḥammad Shukrī al-Anqarawī）进行了修订和注释。 参见穆萨迪克·阿尔-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45-46页。
• 祖海尔·纳西尔（Zuhayr Nāṣir），“序言”，载于《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第1卷，第30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Dār al-Taʾṣīl版，第1卷，第225页及后续页，第246页，第273页。 为了进行文本核对，Dār al-Taʾṣīl还参考了其他资源，如针对《圣训实录》的注释和补充著作。
• 在线可获取数字副本：https://ia800204.us.archive.or ... 1.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阿拉伯伊斯兰手稿综合目录》（al-Fahras al-Shāmil li al-Turāth al-ʿArabī al-Islāmī al-Makhṭūṭ）第574页详细记载了一份《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手稿，标注日期为伊斯兰历368年，即穆斯林去世一个世纪后，现藏于埃及亚历山大市政图书馆。然而，目录中提供的信息有误。馆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这份手稿（编号836B）标注日期确实为伊斯兰历368年，标题也确实为“《伊玛目穆斯林圣训实录》第十三卷”（al-Juzʾ al-Thālith ʿAshar min Ṣaḥīḥ al-Imām Muslim），但遗憾的是，它并非《穆斯林圣训实录》的手稿。实际上，它是卡迪·伊斯哈格·布斯蒂（Qāḍī Isḥāq al-Bustī，卒于伊斯兰历307年）的《古兰经》注释手稿残卷。可能是负责标记该手稿的图书管理员因两本书结构相似而混淆了：布斯蒂的作品是一部基于传述的注释（maʾthūr），其中充满了传述链，其结构与《穆斯林圣训实录》相似。我要感谢来自麦地那的艾哈迈德·阿舒尔（Aḥmad ʿĀshūr）谢赫，他分享了对此手稿的见解。该手稿可在此处获取：https://ia600705.us.archive.or ... i.pdf（最后访问日期：2018年12月7日）。
• 诺曼·卡尔德（Norman Calder），《早期穆斯林法学研究》（Studies in Early Muslim Jurisprudence），第194页。
• 穆萨迪克·杜里（Muṣaddiq al-Dūrī），《通过伊本·马汉传述的〈穆斯林圣训实录〉与伊本·苏夫扬传述版本的比较》（Riwāyat Ṣaḥīḥ Muslim min Ṭarīq Ibn Māhān Muqāranah bi Riwāyat Ibn Sufyan），第79页。
• 阿布·阿里·贾亚尼（Abū ʿAlī al-Jayyānī）写道，伊本·马汉（Ibn Māhān）通过卡拉尼西（al-Qalānisī）从阿什卡尔（al-Ashqar）处传述了整部《圣训实录》，但最后三卷除外，这三卷是他通过朱鲁迪（al-Julūdī）从易卜拉欣（Ibrāhīm）处传述的。 参见贾亚尼，《被遗漏的注释》（Taqyīd al-Muhmal），第1卷，第66页；伊本·萨拉赫（Ibn al-Ṣalāḥ），《维护〈穆斯林圣训实录〉》（Ṣiyānat Ṣaḥīḥ Muslim），第109页；扎哈比（al-Dhahabī），《名贤传》（Siyar Aʿlām al-Nubalāʾ），第16卷，第536页。
• 在117个案例中，伊本·马汉版本中只有36处、伊本·苏夫扬版本中只有4处属于失误或抄写错误。 参见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90页。
• 穆斯林，《真实圣训集》（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3023段。
• 杜里，《〈穆斯林圣训实录〉传述》，第388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达尔·塔西尔（Dār al-Taʾṣīl）编辑，第1卷，第99-102页，291页。
• 阿布·祖拉·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7页。 关于阿布·祖尔阿（Abū Zurʿah）对《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的评论，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al-Imām Muslim ibn al-Ḥajjāj）第101-102页；以及阿瓦马（ʿAwwāmah）所著《塔德里布·拉维注释》（Annotations on Tadrīb al-Rāwī）第2卷，第326-328页。
• 阿布·祖尔阿·拉齐（Abū Zurʿah al-Rāzī）所著《弱传述者》（al-Ḍuʿafāʾ）第2卷，第674-675页。
• 苏尤蒂（Al-Suyūṭī）所著《塔德里布·拉维》（Tadrīb al-Rāwī）。 第2卷，第421-427页。
• 乔纳森·布朗（Jonathan Brown）所著《布哈里与穆斯林圣训集的正典化》（The Canonization of al-Bukhārī and Muslim）第386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他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传述、增补及注释》（Ibrāhīm ibn Muḥammad ibn Sufyān: Riwāyātuhu wa Ziyādātuhu wa Taʾlīqātuhū ʿalā Ṣaḥīḥ Muslim）第171页、第192页及后续页码。 易卜拉欣在整部《圣训实录》中共有六处评论。 见同上，第215-228页。
• 穆斯林（Muslim）所著《穆斯纳德圣训实录》（al-Musnad al-Ṣaḥīḥ），第2687段。
• 托比亚斯·安德森（Tobias Andersson）所著《早期逊尼派史学：哈里发·本·海亚特〈历史〉研究》（Early Sunnī Historiography: A Study of the Tārīkh of Khalīfa b.） 海亚特（Khayyāṭ）第21-28页。
• 丹富（Damfū）所著《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本·苏夫扬》第186-190页；穆塔瓦利（Mutawallī）所著《伊玛目穆罕默德·本·优素福·本·马塔尔·法拉布里对〈布哈里圣训实录〉的增补》（Ziyādāt al-Imām Muḥammad ibn Yūsuf ibn Maṭar al-Firabrī ʿalā 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93-598页。
• 57]。 在伊斯兰教历500年至1000年间，仅针对《穆斯林圣训实录》的“穆斯塔赫拉吉”（mustakhraj，即引证集）著作就有近20部，注释类著作至少有50部，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相关资料了。 此外，还有无数关于两部《圣训实录》合集的著作。 请参阅马什胡尔·哈桑（Mashhūr Ḥasan）所著《伊玛目穆斯林·本·哈贾吉》第221-224页、第251-2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