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瓦米尔·安朱姆
顺从直觉本心还是听从学者权威?解密伊斯兰道德伦理与教法权威的终极平衡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4 次浏览 • 2026-11-12 04:47
导语与作者简介: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查看全部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查看全部
导语与作者简介: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顺从直觉本心还是听从学者权威?解密伊斯兰道德伦理与教法权威的终极平衡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4 次浏览 • 2026-11-12 04:47
导语与作者简介: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查看全部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查看全部
导语与作者简介: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
奥瓦米尔·安朱姆博士(Dr. Ovamir Anjum)是美国托莱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ledo)哲学与宗教研究系伊玛目哈塔卜伊斯兰研究讲席教授(Imam Khattab Endowed Chair)。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著有《后蒙古时代的政治、法律与社团:伊本·泰米叶经济政治学》等多部权威学术专著,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伊斯兰思想史、政治哲学与教法理论。 [1]

图: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学术论文专题配图 [2]
你与邻居之间产生了纠纷——无论是关于土地边界、债务问题,还是某种共有权利。这场纠纷已经拖延了数月之久,私下协商也已宣告失败。于是,你做了穆斯林应当做的事:你将此事诉诸法官。这并非普通的法官,而是一位以学识渊博、虔诚敬畏和正直廉洁而闻名的法官。你对他完全信任。庭审开始了。你很善于言辞;相比之下,你的邻居却难以清晰地表达出他最有力的论据。最终,法官做出了对你有利的判决。从一切外在标准来看,正义似乎已经得到伸张。
然而当你离开时,你意识到了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判决是错误的。你清楚地看到,你的邻居未能表达出那些本可以改变一切的关键点。此时你该怎么办?
现在,请想象一下,如果这位法官不是别人,正是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这并非假设。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曾直接论述过这种情况:“我不过是一个凡人,你们将纠纷带到我面前。或许你们中有人比他人更善于辩论,而我便根据我所听到的内容做出对他有利的判决。因此,如果我曾将属于他人的权利判给了某人,那么他绝不可接受——因为我所裁决给他的,不过是火狱中的一块碎片。”1
法庭的裁决仅能解决法律层面的争端,却无法在造物主面前定论。穆斯林学者将这种差异概括为“格达”(qadaʾ,即伊斯兰法庭的裁决)与“迪亚纳”(diyana,即在造物主面前的真实是非)之间的区别。
这一段圣训蕴含着完整的道德哲学。它告诉我们,正式的权威——即便作为法官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所行使的权威——也不能取代真理本身。它告诉我们,信士对现实所负有的责任,并不会随着法槌的落下而终结。它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的内心知晓真相,那么无论法庭作出了何种判决,他依然要为此承担责任。
它还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将要面对的问题的本质。如何在外部权威与内在道德认知之间进行权衡,这并非现代人的焦虑,也不是信仰薄弱的症状,更不是受西方影响的穆斯林对传统感到不适而产生的创新。这是一个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就曾提出过的问题,而且他通过将其应用于自己的裁决之中,以一种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以下内容旨在对这一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
一、时代困境:教法权威与道德直觉的碰撞
无需任何“伊贾扎”(ijāzah,学术授权)、“明哈吉”(minhāj,方法论)、“塔里卡”(ṭarīqah,修行道路),也无需任何平庸乏味(无论原生态还是改良版)的谢赫来陈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和巴勒斯坦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同流合污的寡头们所造成的——他们就像是种植园的守卫,其任务就是确保穆斯林大众(ummah)保持软弱、分裂和依赖。
抛开幽默不谈,在这篇社交媒体帖子中,美国伊斯兰学者、爱资哈尔大学毕业生苏海布·韦伯(Shaykh Suhaib Webb)谢赫指出了我们宗教中一个影响深远的教导。其核心在于两种相互重叠的责任之间的张力。一方面,是培养内在的道德智慧——即关注个人、社区以及整个穆斯林大众所面临的不公、苦难和具体现实。另一方面,是对植根于经典、传承至今的学术传统的忠诚:即严谨地研读文本,并尊崇那些作为神圣信息传递者的博学权威。这两者同样必要,且最终是和谐统一的。它们并非对立,而是相互规范的。然而经验表明,有时它们会发生冲突。请注意,这种冲突并非存在于我们的直觉与造物主的意愿之间——因为将我们的私欲降服于造物主正是顺从的全部意义所在——而是存在于我们内心所认为的造物主的意愿,与某些外部权威所宣称的内容之间。
在这些充满张力的时刻,我们下文所呈现的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引教导我们,既不可压抑内心,也不可忽视学者的权威,同时必须时刻警惕诱惑与微妙的曲解。毕竟,我们如何确知自己认为是在反对某项教法判令(fatwa)的道德直觉,并非仅仅是受了社交圈腐蚀性影响的结果呢?这种平衡并不容易维持,它既需要知识与洞察力,也需要与学者及义人同行,更需要与造物主进行沉思与自我审视(即“穆拉格巴”与“穆哈萨巴”)。本文无意提供一份详尽的蓝图,而是旨在就信士一生中不可避免的挑战,提供广泛的先知性指引。
诠释的考验:从加沙到LGBT议题
神圣指令中的模糊性绝非无心之举。当造物主向祂挚爱的仆人易卜拉欣(愿造物主赐他平安)提出那项惊人的要求——牺牲他的儿子时,为何祂是通过梦境来传达的呢?形式至关重要。梦境需要识别与决断;它不像直接的命令那样具有强制性。易卜拉欣本可以将其忽略,但他却将其解读为具有约束力的指令并付诸行动。同样,《古兰经》赞美那些“倾听言论并追随其中最美好者”的人。一位经注学家将这些倾听并追随者描述为信仰的鉴赏家,他们不仅能辨别什么是被允许的,更能辨别什么是造物主最喜悦的。作为一种警示,《古兰经》还讲述了以色列人表面上尊崇安息日,但在实践中却将其掏空,他们提前设下网,待安息日过后再去收网。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真正的考验:这不仅仅是机械地遵守法律条文,而是具备识别并追求造物主对我们所要求的更完整真理的能力。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是否服从,而在于当权威、语境与道德清晰度似乎出现分歧时,我们该如何识别服从的具体要求。
如果缺乏训练,单纯诉诸内心是危险的。直觉必须受到“敬畏”(taqwa)的约束——这是一种对造物主的意识,它能净化感知,并将判断锚定在神圣真理之上。古典传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仅制定了规则,还发展出了一套寻求指引的伦理,其中真诚、诚实和洞察力本身就是道德义务。正如古典时期针对寻求教法判例者(fatwa)的劝诫书籍(adab al-mustafti)所表明的那样,即便是提问这一行为也需要判断力和虔诚:在陈述自身情况时保持正直,在接受答案时保持谦逊,并意识到此类指引往往受语境影响,且允许存在合理的意见分歧。6
试思考当宗教权威被援引以劝诫人们在明显的非正义面前保持沉默时的时刻——即信士被敦促忽视暴行、避免抗议或抵制,并退回到私人虔诚中的时候。在此,解释的考验变得尖锐:服从究竟在于顺从权威,还是在于忠实于《古兰经》对正义、团结以及减轻苦难的要求?
这绝非仅仅是假设。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政治环境限制了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表达,部分宗教领袖也附和或默许了这些限制。在许多语境下,获取多元学术声音的渠道受到限制,而公众所接触到的所谓“伊斯兰观点”,往往是由制度和政治中介所塑造的。其结果并非原则性学术研究的缺失——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勇敢地发声,且往往付出了个人代价——而是一种破碎的道德图景,其中关于宗教合法性的相互竞争的主张此起彼伏,而那些令良知受损的立场却被提升为常态。穆斯林群体——近二十亿灵魂——发现自己处于分裂和停滞的状态:陷入了民族、种族和教派争端的循环之中,这削弱了其道德意志。在这种瘫痪状态下,那些与权力结盟的人变得更加响亮且有效,而那些本可以呼唤我们效仿穆萨(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之勇气的呼声却沉寂下去或被摒弃。一种疲惫的逻辑开始占据上风:如果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权力,他们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不仅是论证上的投降,更是道德想象力本身的沦丧。
以免我被误解:在这个穆斯林群体中,并不缺乏那些不惜一切代价讲真话的真正学者(ʿulamaʾ),他们中有数千人被监禁,更多人被噤声。然而,我们不能免除这种沉默的责任;正如一项基本原则所言,当集体义务未被履行时,整个穆斯林群体都应受到谴责。
如果说巴勒斯坦问题揭示了盲目顺从权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那么反面的危险也同样真实:即以本能、情感或盛行的社会规范,凌驾于传统严谨的指导之上。当代西方话语中LGBT意识形态的迅速正常化——其被包装在解放、反父权制和反抗压迫的框架下——已经塑造了许多穆斯林的道德直觉,尤其是在侨居地的语境中。一些人通过寻求将伊斯兰规范与“爱就是爱”等口号,或认为性别纯粹是社会建构的观点重新对齐来做出回应。另一些人虽然在形式上肯定了传统教义,却将这一问题轻描淡写为政治上的夸大或道德上的次要问题,实际上使自己站在了那些表达伊斯兰观点的人的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主流文化叙事的引力可能会取代学术传统中所保留的审慎道德推理。相比之下,受过传统训练的学者和伊玛目们,特别是那些投身于穆斯林社区牧养工作的学者和伊玛目们,普遍认识到这些问题在伊斯兰道德框架内的严重性。
这两个例子揭示了同一深层问题所导致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失误:在第一个例子中,对权威的过度顺从压制了健全的道德直觉;而在第二个例子中,对直觉的过度信任——这种直觉更多是受文化压力而非天启所塑造——则凌驾于严谨的学术与经文指导之上。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要在权威与直觉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要理解两者如何相互纠正并彼此规范。
日常困境
当我们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教师、宗教领袖以及社区成员的生活时,这些利害关系变得更加切身。我们该如何教导我们的孩子、学生和信众成为优秀的信士?我们是应该培养他们与生俱来的是非感——即他们的“天性”(fitra)——鼓励他们勇敢地反对不公,还是教导他们在危险的世界中学会权宜之计与妥协?
身居权威地位者,是否应当培育并赋予那种对残暴与不公感到排斥的内心声音以道德分量,即便这种声音会动摇既有的判断,并使其更容易受到微妙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影响?或者,他们是否应当转而训练其受教者保持纪律性的顺从,培养一种对既定传统权威及社区长者积累的智慧保持服从的姿态,即便这种权威似乎压制或凌驾于那种道德本能之上?我们应当鼓励对充满不同意见的世界保持创造性的开放态度,还是应当节制他们的好奇心,强调服从与尊重,直到他们能够通过书籍与权威的视角“恰当”地解读经典与世界?
这些并非抽象的担忧。它们是你每天都在静默中面对的问题:
当我收到一位学者令人不安的教法判例(fatwa)时,我是该压制那种感觉,还是认真对待它?如果两位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我是该选择那个感觉起来更容易的吗?当我的孩子问:“为什么这件事是被允许的,而那件事是不被允许的?”——我是该教导他们信任这个答案,还是引导他们与之博弈,直到它在道德上对他们而言变得合理?如果我的孩子说:“这感觉不公平”,我是该纠正他们,还是停下来询问他们的内心感知到了什么?当我懂得如何措辞以获得我想要的答案时,我是在寻求指引,还是在进行“教法购物”?如果一项裁决似乎忽视了对个人、家庭或社区的实际伤害,我是该顺从,还是该质疑是否有什么被遗漏了?当权威发言时,我如何确定我听到的是宗教(deen)的声音,而非文化、权力或便利的附和?
而在所有这些因素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张力:
我是在培养我的孩子们去探求真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认识真理,你便会认识它的捍卫者”,还是让他们去盲目信任我所认为的“安全”学者?如果我只训练他们学会顺从,那么当不义行为被披上宗教外衣进行辩护时,他们还能辨别出来吗?如果我训练他们仅仅依赖内心的直觉,他们最终会不会沦为江湖骗子或“宗教网红”的追随者,亦或是因缺乏知识所要求的纪律与谦逊,而滋生出一种虚假的自信?
因此,问题的核心在于:并非要在遵循律法与追随内心之间做出二选一,而是要探讨启示与理性究竟提供了怎样的指引,以帮助我们在道德直觉与传承权威之间的张力中找到航向。
二、先知融通框架:本性直觉、理性思考与天启指引
圣训一:“询问你的内心”
一位名叫瓦比萨·本·马阿巴德(愿造物主喜悦他)的人从远方赶来,向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请教一个困扰着每一位信士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正义,什么是真正的罪恶?
当他穿过人群走近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见到了他,并在他开口之前便说道:“你是来询问关于正义与罪恶的事吗?”他回答道:“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将他拉近,轻拍他的胸口,并连说了三次:“询问你的自我。询问你的内心,噢,瓦比萨——询问你的内心。正义是灵魂感到安适、内心感到宁静的事物。罪恶则是使灵魂不安、在胸中摇摆不定的事物——即便人们一再地为你提供教法判例。”10
这是伊斯兰教中最引人深思的教诲之一。乍看之下,它似乎开启了纯粹主观主义的大门,仿佛个人的感受可以凌驾于天启或学术研究之上。但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本意并非如此。这一含义在《艾哈迈德圣训集》所记载的一个较长版本中得到了更清晰的阐释,该版本在末尾补充道:“不要食用家驴的肉,也不要食用任何长有犬齿的野兽的肉。”在此,使者(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特定的语境下给出了具体的法律禁令,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在造物主已明确界定合法与非法的事项上,信士必须服从,即便这些规定听起来陌生或执行起来困难。关于禁止食用驴肉的规定——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叙利亚地区的穷人偶尔会食用这种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内心并非天启的替代品;它是一个工具,必须在其中培养对造物主及其天启的理解、顺从与热爱。此外,并非每个人的内心都像瓦比萨(愿造物主喜悦他)那样,能够与真理保持高度共鸣。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哪种内心?
因为我们所说的“内心”并非一个纯粹的指南针。它是一个混合体——融合了欲望与自律、习惯与信仰、清晰与扭曲。它既能感知真理,也可能为错误寻找借口。正因如此,内心必须通过崇拜、知识和敬畏(taqwa)来不断修持,直到它具备识别何者符合造物主意愿的能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权威”呢?对于当今大多数穆斯林而言,它并非一个单一清晰的声音,而是一个拥挤的领域:学者、机构、网络传教士、传承下来的传统以及相互竞争的解释——它们往往相互重叠,有时又彼此冲突。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寻求指引,绝非一种机械的行为。它需要判断力、真诚以及洞察力。
因此,圣训并没有消除权威与直觉之间的张力。它指出了这种张力,并将责任直接置于信士肩上。这并非要求盲目追随内心,也不是要求不假思索地屈从于权威,而是要塑造一颗能够辨别真理的心,当真理出现时能够将其认出——即便当他人以真理之名发言时亦是如此。
圣训二:“避开令你困惑之事”
如果说第一段圣训教导我们要信任一颗经过修持的心,那么这第二段圣训则为其设定了必要的约束。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说:
合法的事务是明确的,非法的事务也是明确的,而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大多数人所不了解的疑虑之事。凡是远离疑虑之事的人,便保全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与名誉;而陷入疑虑之事的人,(最终)会陷入非法之中,就像牧羊人在禁地周围放牧,极有可能越界进入禁地一样。须知,每一位君王都有其禁地,而造物主的禁地就是祂所禁止的事物。在人体内有一块肉,如果它健全,整个身体就健全;如果它患病,整个身体也就患病。确实,它就是心脏。12
这段圣训确立了三个基本真理。第一,伊斯兰的核心准则——即明确合法与非法的事务——在一个健康的信士群体中是易于获取且广为人知的。第二,详尽的知识终究是有限的;并非每个人都能精通法律的细微之处,且许多情况都处于不确定的领域。这并非一种缺陷,而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常态。第三,在遇到此类模糊不清的情况时,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引导我们采取“瓦拉”(waraʿ)的态度——即一种道德审慎的姿态,通过避开可疑之事来守护个人的宗教信仰与人格完整。
然而,这一原则尽管强有力,却并非绝对。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本人在实践中限制了其适用范围。当一名男子因外貌差异而怀疑其孩子的血缘关系时,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并未指示他远离这一存疑之事——因为那会摧毁一个家庭——而是通过类比纠正了他,指出同一种颜色的动物也可能繁育出不同颜色的后代。怀疑并不能推翻既定的确信。13
同样,在礼拜中,若有人怀疑自己的洁净状态是否已破损,除非出现明确的证据,否则不应根据这种怀疑采取行动,正如圣训所言:“直到他听到了声音或闻到了气味。”14 由此引申出一条基础准则:确信不会因怀疑而消除(al-yaqeen la yazulu bi-l-shakk)。仅凭怀疑并不构成退出的义务。
这些例子揭示了一个关键点:规避可疑之事是一种个人审慎的修行,而非适用于所有情境的普适性准则。事实上,在许多语境下,盲目地严格规避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首先,当疑虑普遍存在时,规避会导致行动瘫痪。在现代生活中,从金融、医疗到行政管理,不确定性往往是结构性的。如果一个人试图规避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那么正常的生活秩序将会崩溃。法律本身也经常基于概率而非绝对的确定性来运作。
其次,当义务明确时,它高于审慎原则。为人父母者不能因为收入来源并非绝对纯净而拒绝供养家庭;法官不能因为证据不完整而拒绝裁决;领导者不能因为结果不确定而逃避艰难的决策。在这些情况下,履行职责的义务远重于选择规避所带来的心理安适。
第三,并非所有的怀疑都是正当的。有些怀疑源于病态的疑虑(waswasa),伊斯兰法律旨在治愈而非强化这种疑虑。更为危险的是,怀疑可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通过那些将主流实践妖魔化为可疑行为的论辩者或极端主义者的声音,或者通过多元社会中相互竞争的权威机构。如果每一个怀疑的主张都被同等对待,道德生活就会变得不稳定且支离破碎。
正因如此,圣训并非废除了判断,而是规范了判断。回避虽然能保护个人免于陷入罪恶,但它无法解决所有的道德困境,尤其是在涉及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时,例如:正义与稳定、统一与改革、谨慎与责任之间的权衡。
正是在这些界限处,第一段圣训以全新的力量回归。当规则变得不确定,当怀疑无法避免,且当克制本身成为一种失职时,受过训练的心灵必须再次承担起它的角色——它不是法律的替代品,而是法律在应对生活中的模糊性时不可或缺的伴侣。
圣训三:“切勿盲从!”
然而,即便是在受过训练的直觉与严谨的审慎之间保持这种微妙的平衡,也预设了更深一层的考量:即我们所体验到的“内在感官”,并未受到周围世界压力的潜移默化与无形塑造。
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在以下言论中警示了这种可能性:
不要做随波逐流的人,不要说:“如果人们行善,我们就行善;如果他们作恶,我们也作恶。”相反,你们应当约束自己,这样当人们行善时,你们就行善;而当人们作恶时,你们绝不作恶。15
现代意义上的随波逐流者,不仅仅是指在行动上追随他人的人,更是指其道德认知本身已被模仿所同化的人——以至于他们所感受到的所谓“良知”,实际上只是盲目的从众。其危险之处不仅在于人们追随他人,而在于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是在追随本心——他们自认为是个人主义者、独特的、特别的,甚至是开拓者——然而事实上,他们只是在重复其所处环境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圣训一要求我们去咨询的“内心”,也可能被其所处的道德氛围所扭曲。
这就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框架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对直觉的信任或对形式化教律的恪守。它要求一种超越自我与大众的良知——这种良知必须受到天启的约束,并具备辨别内在真实认知与社会传承情感的能力。
然而,这些必要的前提假设是,人们所遵循的权威本身是值得信赖的。如果权威不再值得信赖,情况会如何呢?我们的学者对于这种可能性一直保持着非常坦诚的态度。
三、大众生活常识领域与学者专门教法领域的清晰界分
顺从造物主是伊斯兰的核心,然而在具体生活中辨识造物主的旨意始终需要诠释,这正是法学(fiqh)这一宏大传统的由来。在大多数问题上,存在多种法学观点,普通穆斯林必须依靠具备资质的权威来从中进行抉择。与此同时,这一传统也承认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学者的判断虽然具有权威性,但并非不会出错,在极少数情况下,其判断甚至可能受到损害。
伊玛目安萨里指出了“邪恶学者”(ʿalim al-suʾ)这一形象:即那些知识与诚意脱节,且其学识与地位、权力或私利纠缠在一起的人。这样的人不仅会在私下里犯错,还可能通过具有说服力的宗教言论误导他人。基于本文开篇引用的圣训,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即使是真诚的学者,也可能因为证据不全、对语境的忽视或单纯的判断失误而犯错。换言之,错误既可能源于道德上的缺失,也可能源于缺乏相关的知识。
因此,伊斯兰教法学家伊本·泰米叶在一项卓越且具有启发性的分类中,区分了我们可称之为属于教法或造物主律法范畴的三种类型。17
第一种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启示法”(al-sharʿ al-munazzal):即穆斯林社群所熟知的、清晰且基础的义务与禁令,属于“宗教中必然可知的事项”,例如五番拜功、斋月封斋以及重大的禁忌。第二种是“诠释法”(al-sharʿ al-muʾawwal),由具备资质的学者所进行的法学推理(ijtihad)构成,并由非专业人士通过遵循(taqlid)来采纳。
这两类范畴之间的区别,鲜明地突显了遵循(taqlid)的本质与功能。伊玛目朱韦尼在其法理学短篇著作《法理学纲要》(al-Waraqat)中指出,遵循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获取证据的人:“寻求教法判例者(al-mustafti)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属于遵循者之列——因为学者是不被允许进行遵循的。”随后,他将遵循定义为“在不了解证据的情况下接受发言者的陈述”,或“在不了解其来源的情况下接受陈述”。18基于此观点,遵循并非理智上的放弃,而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它之所以合理,恰恰是因为当事人不具备独立评估证据的工具。
这也阐明了其局限性。在天启法律的问题上——即每一位穆斯林都熟知的基本义务与禁令——“塔格利德”(盲从/遵循)并不适用,因为这些并非专家之间存在分歧的领域,而是共同的宗教知识。因此,追随一种直接否定这些基础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也是宗教上所不允许的:例如,声称每日五次礼拜的义务可以减少为两次,或者声称无需捍卫穆斯林的生命或神圣的尊严。在这种情况下,问题不在于法学家之间的分歧,而在于对众所周知的必然性知识的违背。然而,在这些明确的基本原则之外,不具备独立判断能力的非专业穆斯林,应遵循由合格且值得信赖的学者所诠释的法律,并认识到这种诠释正是“塔格利德”所旨在实现的目标。
四、当律法的外在形式背离其实质精神与真理时
必须承认第三类情况——它虽令人不安,却不可或缺。其可能性已在开篇的圣训中有所暗示:一项裁决可能具备完整的法律形式,却依然偏离了真理。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教法判例(法特瓦)。尽管它们并不受法庭程序的约束,但它们建立在对事实、背景和后果的假设之上。当这些假设因无知、压力或歪曲而存在缺陷时,其结果可能披着法律的外衣,却偏离了造物主的意图。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所称的 al-sharʿ al-mubaddal,即“被篡改的法律”。为了防止这一陈述被误解,让我们指出逊尼派(Ahl al-Sunnah)所持有的、他反复强调的三项信仰:
造物主已保护这个穆斯林群体(Ummah),使其不会在任何问题上达成错误的共识。任何特定问题上的真理,大体上都涵盖在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内。在存在分歧的问题上,劝善戒恶的实践确保了真理最终会向这个群体的学者们显现。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者之间的分歧并非权威的瓦解,反而是权威得以维系的一部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这意味着即便某些特定的观点出现了偏差,真理也不会因此而丧失。在既定且广为人知的问题上,指引依然稳固且易于获取。更大的困难出现在新近发生的案例(nawazil)中,此时必须将一般性原则应用于新的现实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错误更容易发生——这并非法律本身的问题,而是其应用层面的问题。在这些案例中,有见识的信士的角色并非成为一名法学家,而是要负责任地参与其中:咨询值得信赖的学者,寻找最具备理解该问题能力的人,并在相关领域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厘清事实。
这一结论既令人清醒,又令人感到慰藉。误用甚至歪曲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穆斯林大众(Ummah)并未因此而被抛弃。纠错机制已内置于其生命力之中——通过学者、领袖以及那些提出质疑、提供建议并进行完善的有良知的信士。寻求更好的指引、提问、核实,甚至在某些事物明显违背已知宗教准则时提出质疑——这些行为并非叛逆,而是伊斯兰道德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简而言之,普通信士的使命并非重构法律,而是要锚定于已知的事实,在明显的偏差出现时予以抵制,并在情况不明时通过值得信赖的学术研究寻求清晰的解答。在界限模糊之处,人们无需承担超出其能力范围的责任。而在传统有明确论断之处——无论是通过公议(consensus)还是各学派已确立的传承——陷入被篡改之说的风险微乎其微。真正的巨大危险在于将法律误用于复杂的新现实,而非法律本身持久稳固的根基。
构成本文框架的这些案例——即面对加沙暴行时的道德责任,以及在性别与性取向议题上阐明伊斯兰规范的艰难尝试——属于更广泛的一类情形,在这些情形中,法律的应用之所以变得困难,并非因为法律本身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存在分歧,且我们所处的世界并非由我们自己所塑造。在这样一个政治权力、经济结构和文化规范往往由他人设定的世界里,在我们共同构建公正道德秩序的工作尚未完成的情况下,古兰经中关于“劝善戒恶”的训令依然有效——但其执行过程却是迟疑的、不均衡的,有时甚至是痛苦的。
当三个要素失去平衡时,紧张关系便随之产生:神圣法律的规范性权威、法律解释者的局限性或预设前提,以及必须践行该法律的破碎现实。在这些情况下,一项裁决在形式上可能是合理的,却无法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可能加剧伤害,因为该裁决所针对的情境被误读了,或者仅被部分地理解。
这些并非例外情况;它们界定了我们大部分的道德图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追溯的先知穆罕默德(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指导变得最为迫切:法律必须受到尊重,权威必须得到咨询,但这两者都不能免除信士的责任。在法律适用存在不确定性且后果严重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并非一种奢侈——它是考验的一部分。
五、结语:迷茫时代求道者的内在自律与操守
在非理想的条件下——即伊斯兰规范部分模糊、文化压力扭曲认知,或法律与道德出现分歧时——内在的指引就变得不可或缺。它使信士能够保持正直,辨别权威的质量,并避免陷入腐败、操纵或因循守旧的陷阱。心灵经过启示的陶冶与理性的约束,在普遍性与特殊性、文本与生活、永恒与暂时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
以下是从上述讨论中总结出的若干准则。
坚守那些清晰明确的事物。对于造物主已阐明的事物,切勿怀疑或动摇。寻求值得信赖的学者,但不要将你的心灵外包给他人。他们的职责是引导你,而非取代你的良知。在信任你的心灵之前,先对其进行训练。一颗疏忽的心只会回响欲望,唯有受过训练的心灵才能识别真理。当某件事让你感到不对劲时,即使它披着权威的外衣,也要停下来审视。一项迎合你个人利益或你所属群体的裁决,值得怀疑而非心安理得。当你发现学者中存在腐败时,不要绝望;因为在你所知的每一位妥协的学者背后,都有成百上千位你所不知的诚实学者和坚定的信士。信赖造物主对这个穆斯林群体的护佑。祂已使学者们成为先知(愿造物主赐他平安与吉庆)的继承者。保持谦逊以追随真理,但不要谦逊到失去骨气而停止质疑。去询问、去澄清、去提醒、去学习。穆斯林群体的道德生活依赖于学者与信士之间的这种反馈。当需求明确时,即使你的知识尚不完备,也要采取行动。当不义显而易见,当对真理的呼唤清晰可辨时,犹豫本身就是一种失败。接受有时你必须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一事实。造物主对你的评判并非基于全知,而是基于诚意。让你对造物主的笃信坚定不移,而不是对你自己的结论深信不疑。正是这种笃信,能在世界混沌不清、学者意见分歧、结果难以预料时,让你保持稳重。不确定性是考验的一部分,而非设计上的缺陷。热爱并维护你所知的神圣命令;造物主将为你开启通往你尚未知晓之事的门户。
归根结底,信士们将根据内心的纯正与行为的诚挚而接受审判;律法是手段,而非目的。造物主向那些奋斗不息的人保证了成功:
凡为我而奋斗的人,我必引导他们走上我的道路。造物主确实与行善者同在。22
引用资源:
[1] 原文刊载:雅各恩伊斯兰研究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权威学术文库(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ollow-your-heart-or-trust-the-scholars-the-islamic-ethics-of-moral-authority)
[2] 雅各恩伊斯兰学术研究档案(Yaqeen Institute Academic Archives)
[3] [1]Ṣaḥīḥ al-Bukhāri, no. 6967.
[4] [2]For a classical allusion to this problem, see Imam Fakhr al-Rāzī’s discussion of whether the vision entailed a command, under Sūrat al-Ṣāffāt (37:102), “al-masʾalat al-ūlā,”https://tafsir.app/alrazi/37/102.
[5] [3]Qur’an 39:18.
[6] [4]See Maḥmūd ibn ʿAbdullāh al-Ālūsī,Tafsīr rūḥ al-maʿānī, under Sūrat al-Zumar (39:18),https://tafsir.app/alaloosi/39/18.
[7] [5]Qur’an 7:163.
[8] [6]Ibn al-Ṣalāḥ al-Shahrazūrī (d. 643/1245),Adab al-muftī wa-l-mustaftī, ed. Muwaffaq ibn ʿAbdullāh ibn ʿAbd al-Qādir (ʿĀlam al-Kutub, 1407/1986), 158–71,https://shamela.ws/book/10720/134#p1.
[9] [7]Nearly every piece of reasoning given here is based on my personal knowledge based on teaching, lecturing, and advising across campuses across the West, in particular,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UK and Australia. On one occasion in late 2024, I assigned my Muslim graduate students to record their experiences in speaking and mobilizing about Gaza. One served in an advisory capacity at a leading university in the US and anonymously documented the reasons Muslim students gave for their fear or indifference in speaking up for Palestine. Many of those reasons were excusable, such as the fear of foreign students of being expelled and persecuted. But many were based on ideological religious reasoning, aggravated no doubt by indifference, lack of courage, and exaggerated fear. For a call to judicious but courageous participation, see the following Yaqeen articles: Ovamir Anjum, “Speaking Truth to Power: Islamic Rules for Protest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Encampments for Gaza | Blog,” May 16,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za%3B Tom Facchine, “Intersectionality and Palestine Solidarity: Why Muslims Need to Lead the Gaza Protests | Blog | 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 June 19, 2024,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ests.
[10] [8]Whether this reflects a broader failure of scholarly responsibility among Muslims today—as argued by scholars such as Dr. Farah El-Sharif and other principled advocates of justice—or the silencing of a far larger body of scholars by state-aligned and amplified voices, remains an open and pressing question. Refer to Farah El-Sharif’s substack and/or forthcoming Ḥāshiya pi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