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品格
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是什么？勇气、承诺与信仰力量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 次浏览 • 2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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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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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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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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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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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是什么？勇气、承诺与信仰力量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 次浏览 • 2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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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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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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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ourage-commitment-the-femininity-of-muslim-women
原文标题：Courage & Commitment: The Femininity of Muslim Women
作者：Dr. Tamara Gray
作者简介：塔玛拉·格雷博士（Dr. Tamara Gray）：塔玛拉·格雷博士是Rabata组织的创始人，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创造性的教育体验推动积极的文化变革。她是一位伊斯兰学者，拥有多项伊斯兰圣典和学科的伊贾扎（ijaza，学术授权）。塔玛拉·谢赫博士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的圣托马斯大学完成了领导力、政策与管理专业的博士学位。她拥有课程理论与教学硕士学位，在投身非营利领域之前，她在教育界工作了二十五年。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品格指南：温柔、坚韧、知识与使命感如何并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气质并不是被动或软弱，而是包含勇气、承诺、智慧、慈悯和信仰担当。作者通过伊斯兰传统说明，女性可以在家庭、知识、社群和社会责任中展现强大的灵性力量。
图：勇气与承诺：穆斯林女性的女性特质
引言
“女性化”一词常让人联想到鲜花、粉色毛绒织物、温柔的微笑和甜言蜜语。 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那些喜欢踢足球胜过缝纫的女孩会被称为“假小子”，因为她们的爱好不够女性化或不够“少女”。 如今，孩子们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生理性别，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否认同关于“做女孩”或“做男孩”的文化规范。 穆斯林群体往往也在应对这种令人不安的趋势，他们紧抓着关于女性和男性行为的二元定义，将这些标准强加给所有男女，并声称这是基于宗教。
更糟糕的是，“穆斯林女性的地位”和“女性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这些话题，就像一块巨大的披萨面团一样，在不同发言者之间被抛来抛去。 每一位“操盘手”都将面团抛向空中，对穆斯林女性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责任各抒己见；有些人告诉女性不要去清真寺，而另一些人则呼吁女性放弃造物主赋予她们的经济独立和个人自主权。 还有一些发言者可能偏离了传统价值观，例如，否认佩戴希贾布（hijab）的必要性，并呼吁穆斯林女性违背宗教和传统教法（fiqh）。 这种二元思维造成了困惑和混乱，尤其是在信仰虔诚的女性中间。 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我是谁？ 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女性特质在我的生活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这些问题正萦绕在无论老少的女性心头。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打破我们潜意识中接受的关于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先入之见。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我将首先探讨西方关于女性特质的神话。 随后，我将审视《古兰经》中提到的女性以及历代穆斯林女性，试图提出一种植根于穆斯林女性自身的穆斯林女性特质模型。
全球化的琼·克利弗（June Cleaver）
在殖民统治期间，西方政府和传教士学校将他们自己关于女性特质的信仰引入了穆斯林土地。 他们对于柔弱、易昏厥女性的观念，与萨菲亚·宾特·阿卜杜勒·穆塔利卜（Safiyya bint Abdul Muttalib，愿安拉喜悦她）在战场上展现的英勇形象产生了强烈冲突，但这种观念却依然开始渗透进当地文化中。 最终，那种会做饭、打扫卫生、顺从地侍奉丈夫并温柔抚养孩子的“理想女性”形象，成为了主麻演讲（khutba）和学习小组（halaqa）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一切，从未有人质疑过这种理想最初究竟从何而来。
女性的性化，尤其是穆斯林女性的性化，也成为了女性气质的一部分。 后宫（harem）成为了东方主义的一种比喻，而实际上，它原本是禁地（haram）——即女性聚集在一起洗衣服、做饭的地方，在那里男性不得入内，因此女性无需佩戴头巾。
传统家庭的形象通过电视节目呈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被灌输一种观念：爸爸、妈妈和两个半孩子组成的家庭才是理想家庭。 二战后，美国发明了郊区生活，社会工作者开始推崇“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并对活跃的大家庭网络持怀疑态度”。 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这种向核心家庭的转变，使她们脱离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支持，意味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更少的支持系统。 20世纪50年代的情景喜剧中，所谓的“少数族裔”男性被描绘成无法“管教”妻子，而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主妇则表现得十分得体。 一种与温柔、甜美的主妇形象挂钩的理想女性气质由此诞生，并通过电影和电视出口到世界各地，供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们吸收。 突然之间，在穆斯林社会中出现了女性工作（家务）和男性工作（办公室工作）的区分——尽管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未认可过这种区分。
穆斯林非常重视家庭，我们尤其容易受到那种关于完美幸福、顺从和女性“光辉”形象的影响。 然而，那仅仅是一个形象而已。 大家庭的解体和对女性气质单一定义的固化，已经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情感需求无法仅靠少数几个人来满足，同性社交网络已经瓦解，家庭之外的成功被定义为个人化、策略化和精明，而家庭内部的成功则被描述为牺牲、无私，以及刻意忽视理性。 结果就是不快乐。 在六十年代，许多女性试图通过投身职场、要求平等机会和平等待遇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女性在放弃家庭生活时所采纳的贪婪、竞争的价值观，使她们成为了男性的‘克隆人’。” 于是，女性特质在未经审视的情况下，便与软弱和失败联系在了一起。 人们开始怀念“传统家庭”，但大多数人已经忘记了那究竟是什么样子（即最初的大家庭模式）。
如果居家女性的形象是一个虚假的理想，那么穆斯林版本的女性气质又是什么呢？ 我们需要谨慎，不要采纳那些并非由我们定义，且在我们的历史中也未曾体现的陈词滥调。 相反，我们必须回归《古兰经》和圣行，去发掘女性身份和女性特质的内涵。 《古兰经》中并不缺乏女性的身影；事实上，《古兰经》中记载了许多女性的例子，既有信士，也有非信士。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其中一些例子。
《古兰经》中的女性
《古兰经》中提及或指涉的女性涵盖了各种社会角色。 单身母亲、不孕女性、多产女性、伟人的妻子、恶人的妻子、没有配偶记录的女性、寻求婚外情的已婚女性，以及离异女性，这些都是《古兰经》中出现的女性例子。 她们的社会地位并非故事的核心，但了解几乎每一种可能性都有所体现，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单身母亲
单身母亲当然就是麦尔彦，即耶稣的母亲（愿主赐予他们平安）。 她的女性特质体现在一位对造物主怀有极大信心的女性故事中。 当她的叔叔——一位先知——问她那些反季节的水果是从哪里来时，她回答说：“……这确实来自造物主，造物主供养他所意欲的人。” 她的叔叔仔细聆听，归向他的主，并祈求后代。 他的祈祷得到了回应，他的妻子——一位早已过了生育年龄的女性——怀上了先知叶海亚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 耶稣的母亲非常年轻（据基督教学者称是13或14岁），而叶海亚的母亲则非常年迈（据基督教资料称已80多岁，唯有造物主最知晓）——《古兰经》将她们二人都描绘为对主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女性。
麦尔彦（愿造物主喜悦她）的故事是一段充满挣扎与磨难的历程。 当她生下先知尔萨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时，我们与她同在。 我们注视着她，当她独自一人处于阵痛中时，造物主以天使和一棵挂满果实的树的形式赐予她慰藉。 我们看到她回到族人身边，不出所料，他们感到震惊。 她没有逃跑或躲藏，而是依靠赐予她这份礼物的造物主所展现的奇迹：她怀中的婴儿开口说话了。 在这段旅程的每一步，她都展现出巨大的勇气，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安拉所指引道路的坚定承诺。 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勇敢、自信且坚定的女性。
已婚
阿西娅嫁给了有史以来最恶劣的人之一——法老。 他是一个傲慢的自恋者，曾对他的子民说：“我是你们至高的主。” 阿西娅被描绘为一位有信仰的女性，在法老屠杀犹太男婴的时期，她从河中救起了一个犹太小男孩并挽救了他的生命。 她没有屈服于丈夫的意愿，她后来对造物主的信心也没有受到丈夫残暴行径的影响。 我们了解到，女性拥有自主权，无论丈夫是谁，都必须服从并崇拜造物主。 接着我们遇到了努哈和鲁特 عليهما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们平安）的妻子，她们拒绝信仰并受到了惩罚。 这个故事同样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女性身份本身就是圣洁的。 但实际上，女性（和男性一样）必须独立选择善良与信仰，这与配偶所做的好坏选择无关。 通过阿西娅以及鲁特和努哈妻子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女性身份本身并无特殊之处。 我们所有人，无论男女，都在经历着同样的关于信仰或不信仰的人性挣扎，这是从古至今、直至时间尽头，每个人都曾参与并将继续参与的历程。
没有丈夫的证据
示巴女王比尔吉斯（Bilqis）在《古兰经》中被描述为一位公正的领导者，她会征询顾问的意见。 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通过改变她的宝座来考验她。 他问她这是否是她的宝座，她回答说：“它看起来就像是同一个。” 伊本·凯西尔（Ibn Kathir）认为，这个回答展现了她的智慧、坚定的决心和才干。 在这些经文中，比尔吉斯被呈现为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也是一位能够独立做出决策的女性。 《古兰经》中并未提及她的婚姻状况。 这与她作为一个人最重要的特质——信仰和卓越的领导力——无关。 她在与先知苏莱曼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互动中表现得勇敢，在与顾问的讨论中也充满自信。 当她成为信士时，她表现出了极大的坚定，并带领她的国民一同皈依。
寻求婚外情
随后我们了解到阿齐兹（Aziz）的妻子，她是一位已婚女性，却被她的奴隶优素福 عليه السلام（愿主赐他平安）的美貌所诱惑。 她试图引诱他，随后邀请其他女性到家中，以便向她们证明他那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 她们也对他产生了欲望，而他最终被投入监狱。 故事后期，她忏悔并指出了她困境的根源：“我并不自称清白，因为私欲（nafs）确实常诱人作恶，除非我的主施以慈悯；我的主确是至赦的，至慈的。” 示巴女王被视为一位行事审慎、深思熟虑的女性典范。 祖莱哈（阿齐兹的妻子）充满激情，因欲望驱使而犯错，但在故事结尾，她也走向了忏悔与清醒。 我们认识到，个性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但它并不能决定我们信仰和行善的能力。 事实上，祖莱哈在忏悔和对造物主的承诺上展现了勇气，因为她最终选择了造物主，而不是沉溺于罪恶和追随私欲的生活。
离异女性
《古兰经》也提到了离异女性宰娜白·宾特·贾赫什（Zaynab bint Jahsh，愿主喜悦她），造物主赐予她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结婚的伟大恩赐。 宰娜白的故事是女性生活被用作其他信士榜样的案例之一。 其中的教训是，离婚并不代表穆斯林不好，也不代表女性的失败。 造物主确实说过：“我使她嫁给你。”
以及更多……
《古兰经》中还提到了其他女性：向造物主诉说丈夫之事并得到《古兰经》第58章（辩论者章）回应的女性；作为第一位女性的哈娃（或夏娃）（20:117，2:30-38）；准备与父亲站在一起抵制所多玛人罪恶行径的鲁特之女（15:71）；易卜拉欣的信士妻子萨拉，她因儿子易斯哈格的出生而感到欣喜（11:71-72）；摩西的母亲，她直接接受了造物主的指示并予以服从（造物主启示摩西的母亲，让她把摩西放在箱子里扔进河里，最终箱子会被冲到造物主的敌人岸边，他会被收养；《古兰经》28:7）；以及摩西的姐姐，她将摩西带回给母亲以便哺乳（28:12-13）。 他的母亲和姐姐都是拯救摩西这一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后来，摩西的妻子和她的姐妹也在《古兰经》中被提及（28:26-27）。 麦尔彦的母亲，即仪姆兰的妻子，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及为一位虔诚于造物主的女性。 信士们的母亲们作为一个群体被提及（33:28-29；32-34），先知的女儿们以及其他信士女性也是如此（33:59）。 最后，阿布·拉哈布的妻子在《古兰经》中被提及（111:4-5），她因骚扰和虐待先知穆罕默德 ﷺ 而应受惩罚。
《古兰经》对女性特质的定义
如果我们根据《古兰经》来定义女性特质，我们可以轻易地使用自信、勇气和信守承诺等词汇。 这种自信、勇气和承诺体现在玛利亚的母亲将孩子奉献给圣殿，体现在玛利亚对天使的回应（“我怎能生子呢？没有男人接触过我，我也不是失贞的女子？”），以及阿西娅对法老的回应（“法老的妻子说：‘他将是你我的慰藉。’ ‘不要杀他。’ ‘或许他会对我们有用，或者我们可以收他为子。’ ‘他们并未察觉。’” 《古兰经》中女性的故事讲述了与她们的社会或家庭地位无关的勇敢与信仰。
我们先辈女性的榜样，既不是西方神话中“留给海狸”（指代传统美国家庭主妇形象）式的家庭主妇，也不是现代人想要抛弃传统服饰或礼拜仪式的愿望。 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群有目标感、致力于改善社会，并与造物主及其先知穆罕默德 ﷺ 保持虔诚关系的女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气质”开始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事实上，它因与造物主的联系而显得坚强且充满力量。
历史角色
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中的真实生活既复杂又宝贵。 她们为关于女性身份和人格的理论与神学概念提供了丰富且务实的例证。 过去是一种合法化的力量，而现在则是我们早期历史分形中一个消散的缩影。 即使西方“文明”的混乱试图抹去我们，穆斯林女性依然展现出我们的再生力量，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归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信仰与力量空间。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的案例
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在历史上是一个特例。 她对伊斯兰法律和思想的贡献，成为了伊斯兰认识论和法律传统基础经典的一部分。 她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又生活了近50年，留下了领导和教导的遗产。 女性作为知识奠基人的这种角色，在其他信仰、哲学和社会理论中是闻所未闻的。 但阿伊莎以直言不讳和致力于传承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而闻名，她打破了历史惯例，在穆斯林女性中开创了女性学术和领导力的新篇章。
她与先知 ﷺ 的其他妻子一起，被造物主授予了“信士之母”（ummahat al mumineen）的地位：“先知对于信士们而言，比他们自身更亲近，而他的妻子们则是他们的母亲……”阿拉伯语中的“umm”或“母亲”一词，与“ummah”（社群）和“imam”（领袖）这两个词相关联。 因此，它同时包含了领导力和社群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中，“伟大母亲”是个体和社会的一种原型。 她是给予者，也是通往变革奥秘的关键。 她是精神转化的基础。 母亲的原型象征着成长、变化和发展。 它与宗教有着深刻的联系，因为它是一种指引性的力量。 事实上，阿拉伯语术语“imam”意为站在前面，而“ummahat”（即母亲们）在领导力方面正是站在下一代的前面。
正如我们早期的母亲引导我们走向善行、领导力以及对我们在社会中角色的深刻理解一样，她们的后代也同样如此。 纵观历史，一直有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在她们的生活中践行着领导力的遗产，肩负起信仰和社群的重任。
早期的精神和宗教领袖
在希吉拉（迁徙）后的第一个世纪，阿姆拉·宾特·阿卜杜勒·拉赫曼（‘Amra bint Abdur Rahman）开启了女性学术的传承链。 她是我们的母亲阿伊莎（愿造物主对她满意）的直传学生，也是一位自信的法学家。 有一次，当她听说一项不公正的裁决时，她派了一名信使去提出异议。 她的意见被认为比法官的意见更有力，裁决因此得到了纠正。
在第二个世纪，纳菲莎·塔希拉（Nafisa al-Tahira）——一位《古兰经》诵读者（hafitha）、法学家、经注学家（mufassira）和圣训学家（muhadditha）——生活在埃及。 她通过自己的守夜礼拜、教学以及对信仰的坚定承诺，树立了穆斯林女性的典范。 伊玛目沙斐仪（Imam Shafi’）是纳菲莎·塔希拉的学生，还有许多其他人也是。 她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后裔，并以先知的言行为榜样生活。 埃及人民深爱着她。 他们会涌向她的住所，向她求教并祈求她的祝福。
三世纪时，出现了一位将自己的钱财奉献给穆斯林群体的女性。 法蒂玛·菲赫里（Fatima al-Fihri，公元800-880年）利用她的遗产，创办了至今仍在运作的最古老的授予学位的学术机构：位于摩洛哥非斯的卡鲁因大学（University of Qarawiyyin）。 她在动工时就开始斋戒，并在此后整整三年里持续斋戒，直到工程完工。 她决定在项目期间全程斋戒，这展现了她的主动性、对自己贡献能力的自信，以及对礼拜功修的虔诚。
马利卡·宾特·达乌德·伊本·穆罕默德·库尔塔基（Malika bint Dawud ibn Muhammad al Qurtaki）是一位生活在四世纪埃及的博学学者。 她曾向伟大的灵性导师兼学者伊本·阿萨基尔（Ibn Asakir）授予过伊贾扎（ijaza，即学术授权证书）。
在五世纪，卡里玛·宾特·艾哈迈德·马尔瓦齐亚（Karima bint Ahmad al Marwaziyya）证明了伊斯兰教的传播离不开虔诚的女性。 卡里玛原籍土库曼斯坦，后来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圣训学者，以治学严谨和精准著称。 她曾在麦加生活和教学，并被称为“麦加的女谢赫”。
法蒂玛·宾特·萨阿德·海尔（Fatima bint Sa’d al Khair）曾游历各地，寻访名师并求取圣训。 她定居于大马士革，随后又移居开罗，在这两座城市进行教学，培养了众多虔诚的学生。 在六世纪，她出生于今天的中国，她的父母是从西班牙远道而来的。
阿伊莎的传承
六个世纪，六位女性。 她们从未质疑过自己的女性身份；相反，她们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信仰。 她们每个人都找到了通过教学或工作来改善社区的方法。 这就是我们的圣妻阿伊莎留下的传承。 这就是那种充满担当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不断发现那些坚强、具有政治影响力且信仰坚定的女性典范，她们将自己的工作与力量深深扎根于宗教之中。 像7世纪德里苏丹国的领袖拉齐亚苏丹（Razia Sultan）、8世纪也门人民的领袖兼慈善家阿达尔·卡里玛女王（Queen Al Adar al Karima）、9世纪在印度修建清真寺、学校、静修处和桥梁的社会活动家比比·拉吉（Bibi Raji），以及10世纪统治其非洲国家长达34年的军事天才扎里亚的阿米娜图女王（Queen Aminatu of Zaria）这样的女性。 五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世界的女性不断挺身而出，承担起政治和社会责任——她们毫无疑问地认为，她们能够也应该肩负起引领社区的重任。
11世纪的蒙塔兹·玛哈尔（Mumtaz Mahal）向后世展示了一位妻子和母亲的奉献精神。 她虔诚笃信，一生育有14个孩子，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不幸离世。 她的丈夫对她哀思深切，为了纪念她的伟大，他建造了世界七大奇迹之一——泰姬陵。
希吉拉历12世纪涌现了艺术家阿斯玛·伊布雷（Asma Ibre），她的第一部重要作品是受委托创作的关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描述，她以自己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完成了这部作品。 当时她年仅十五岁。 她的作品获得了奥斯曼帝国苏丹的酬金，而她在28岁时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是一部书写精美、装饰华丽的《古兰经》穆斯哈夫（mushaf）。 (Kazan, 2010)。
在13世纪，索科托哈里发国的娜娜·阿斯玛乌（Nana Asma’u）是一位学者、诗人、活动家和教育家，她运用卓越且富有创造性的方法，确保了伊斯兰教在她国家的稳固。 一代又一代，我们见证了无数女性将毕生精力奉献给宗教、学术、服务和教育事业。 伊斯兰教培养了这些女性，但她们并非孤例，也不是例外。
女性群体
在乌兹别克斯坦，曾存在一类鲜为人知的穆斯林女性宗教领袖，被称为“奥廷”（Otines）。 几个世纪以来，这些女性一直担任着女性学者、教师和信仰文化守护者的角色。 面对旨在破坏伊斯兰教的苏联政策，这些“奥廷”守护了伊斯兰教并传承了传统。 这些女性生活在一种敌视她们宗教的政治环境中，但宗教却是她们工作的基石。 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扩张，她们失去了教学和施加影响的空间，于是她们寻找新的教学场所，并继续坚守宗教传统。 奥廷（Otines）从孩提时代就开始学习，到了二十岁时，她们获准参加一系列严格的课程和培训。 到了四十岁，她们被授予教师身份。 这种女性教师制度保存了被禁的书籍、传统知识和道德权威。 它也体现了《古兰经》中的女性以及我们早期奠基者所展现出的那种充满承诺与勇气的女性特质。
印度尼西亚的艾西雅（Aisyiyah）组织已经守护伊斯兰教超过100年了。 这一穆罕默迪亚（Muhammadiyah）运动的分支由穆斯林女性于1917年创立，旨在教育女性，并对抗落后思想以及荷兰殖民者对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的负面影响。 它在虔诚信仰与现代信仰态度之间实现了平衡。 这些女性教师坚持不懈，确保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岛屿上的延续。 在她们的工作中，我们再次看到了服务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勇气与承诺的女性特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另一个展现女性领导力和能动性的地方。 公元15世纪，一种被称为“经师”（jingshis）的女性教师制度建立起来。在接下来的四百年里，针对女孩的伊斯兰教育在清朝（1616-1911）期间帮助保存和保护了伊斯兰知识。 这些学校被称为“女学”（Nuxue）和“女寺”（Nusi）。 它们起源不同，但目标一致：对女性进行伊斯兰科学教育。 还有其他女性也致力于在各自社区中保护伊斯兰教，她们被称为“阿訇”（ahong）——一个由女性长者组成的委员会。 她们的工作是应对社区在共产党和国家干预下所面临的挑战。 她们作为社区领袖，获得了政治合法性和法律权利。 我们再次看到了承诺与勇气。
重新定义女性特质
纵观历史，女性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以组织形式，都参与了宗教传统的传承。 这些女性虔诚、成功且充满活力，她们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 这些女性所处的伊斯兰框架是什么？这是否有助于现代女性理解我们在生活中的角色？
首先，上述女性并不认为自己首先是“女性”，而是将自己视为至仁主的仆人。 她们视自己为先知使命的继承者，有责任在各自的地理区域和历史时代传播并支持这一使命。
扎伊纳布·阿尔瓦尼（Dr. Zainab Alwani）博士在《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一书中写道：“……培养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她们是社会的眼睛，能够精准定位问题并协助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拥有这种理解将使穆斯林群体认识到穆斯林女性在建立健康、和平的人类文化与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 过去的穆斯林女性对此深有体会。 她们认识到自己在精神和宗教上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性，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男女共同被造，本身就预示着我们需要共同协作。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信道的男女互为保护者（可靠的朋友）。” “他们劝善戒恶，谨守拜功，完纳天课，服从安拉及其使者。” “这等人，安拉将慈悯他们。” “安拉确是万能的，确是至睿的。” 这种为改善社会而共同努力的态度，正是早期穆斯林女性工作并取得成功的框架。
但同时也存在一种“母性”框架——对孩子的那种责任感，与穆斯林女性对社区所展现出的情感并无二致。 文中的这些女性并没有停下来询问自己是否应该服务，而是像照顾婴儿的母亲一样，夜间醒来，白天辛勤劳作，为了让她们的孩子——伊斯兰——保持活力而做着必要的一切。 这种对母性的定义——勇气与承诺——与西方刻板印象中那种温顺与服从截然不同。
“女性在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是西方思想全球化所带来的产物。 相反，穆斯林女性一直在问：“社会需要我做什么？” 并以源自她们精神和宗教资源的能量、自主权和奉献精神做出回应。 当我们审视《古兰经》和我们的历史，看到每一个世纪中杰出的女性个人，以及跨越地理边界的女性教师群体时，我们能找到希望与力量的源泉。 今天的穆斯林女性必须站在她们历史遗产的荫蔽下，超越现代生活的琐碎。 我们必须以属于我们自己的奉献、勇气和服务精神，去感染我们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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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ontz, S. (1992)。 《我们从未如此：美国家庭与怀旧陷阱》。 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社基础图书部，第26页。 Coontz将这一观点归因于包括塔尔科特·帕森斯（1902-1979）在内的几位社会学家。 参见Coontz，第296页，注释9。 Coontz引用了塔尔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贝尔斯的《家庭、社会化与互动过程》（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5年）。
• 同上。
• 同上，第151页。
• 《古兰经》3:37。
• 《古兰经》79:24。
• 《古兰经》27:42。
• 《古兰经》12:53。
• 《古兰经》33:37。
• 《古兰经》3:35。
• 《古兰经》19:21。
• 《古兰经》28:9。
• 《古兰经》33:6。
• 一项经典研究是埃里希·诺伊曼的《伟大的母亲》（Die große Mutter）。 《女性原型的分析》（Der Archetyp des grossen Weiblichen）。 该著作于1955年以英文译本《伟大的母亲：原型分析》出版，并于2015年再版。 参见埃里希·诺伊曼，《伟大的母亲》（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关于‘Amra的更多信息，参见Asma Sayeed，《伊斯兰教中宗教知识的传播与女性》（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69页。
• Bewley, A. (2004年)。 《穆斯林女性：传记词典》，伦敦：Ta-Ha出版社。
• 同上。
• Nadwi, M. A. (2007年)。 《Al-Muhaddithāt：伊斯兰女性学者》。 牛津：Interface出版社。
• 同上。
• Kazan, H. (2010年)。 《女性书法家：过去与现在》。 伊斯坦布尔：Cultural Co出版社。
• Boyd, J. (1989年)。 《哈里发的姐妹：娜娜·阿斯玛（Nana Asma’u）1793-1865，教师、诗人和伊斯兰领袖》。 伦敦：Frank Cass出版社。
• Fathi, H. (1997年)。 《Otines：中亚伊斯兰教中不为人知的女性教职人员》。 《中亚调查》，16(1)，27-43页。 doi: 10.1080/02634939708400967
• 同上。
• Aryanti, T. (2013年) 《争取空间：关于印度尼西亚穆罕默迪亚清真寺中女性宗教领导权的辩论》。 《穆斯林世界》，103(3)。 375-388页。
• Jaschok, M. & Jingjun, S. (2015年)。 《中国伊斯兰教中女性清真寺的历史：她们自己的清真寺》。 英国牛津：Routledge出版社。
• 同上。
• Jaschok, M. (2012年)。 《权威的来源：中国的女性阿訇与清真女寺》。 载于 M. Bano & H. Kalmbach (编)，《女性、领导力与清真寺：当代伊斯兰权威的变迁》。 莱顿：Brill出版社，37-58页。
• Alwani, Z. (2012年)。 《穆斯林女性与全球挑战：通过《古兰经》文本方法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典范寻求变革》。 新德里：客观研究学院，第4页。
• 《古兰经》9: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