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
文化为什么是穆斯林社会竞争的土壤？一文读懂文化与信仰身份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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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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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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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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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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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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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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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文化为什么是穆斯林社会竞争的土壤？一文读懂文化与信仰身份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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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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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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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ulture-as-contestation-planting-good-seeds-in-the-nations-soil
原文标题：Culture as Contestation: Planting Good Seeds in the Nation's Soil
作者：Dr. Zara Khan
作者简介：扎拉·汗博士：扎拉·汗博士是一位教育家和研究员，曾在纽约城市大学学习政治学和社会正义。她专攻比较政治哲学和批判理论，最大的希望是为世俗知识的伊斯兰化做出贡献，尤其是在教育、政治、文化和经济领域。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文化冲突？在国家土壤中种下好种子的实践方法
摘要：本文讨论文化不是中立空间，而是价值、权力和身份不断竞争的场域。作者提醒穆斯林，应以清醒的信仰视角参与文化建设，在社会中种下正义、慈悯、尊严和道德的好种子。
图：文化作为抗争：在国家的土壤中播下良种
引言
1999年，位于纽约市、美国最古老且规模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布鲁克林博物馆举办了名为“震撼”（Sensation）的展览，展出了一批英国年轻艺术家的作品。 博物馆将此次展览描述为“定义一代艺术家及其多元艺术视野的尝试”，作品主题涵盖“当代与流行文化、身份政治、女性主义、文化多样性与种族主义、死亡、记忆、阶级以及社会批判”。 时任博物馆艺术总监阿诺德·莱曼（Arnold Lehman）在谈及“震撼”展时表示：“该展览反映了英国当代的艺术活力与创造力，包含了一些能够激发、挑战并回馈观众的重要作品。”
在此两年前，该展览中的几件作品已在伦敦引发了巨大争议。 其中包括马库斯·哈维（Marcus Harvey）的《米拉》（Myra），这是一幅由连环杀童犯米拉·欣德利（Myra Hindley）的警方照片拼贴而成的马赛克画；达米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生者对死亡无动于衷》（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展品是一条悬浮在甲醛溶液中的鲨鱼；马克·奎恩（Marc Quinn）的自画像，一个用他自己的几品脱血液冷冻而成的头像；以及莎拉·卢卡斯（Sarah Lucas）充满性暗示的图像与雕塑。 然而，在布鲁克林博物馆，“震撼”展因另一件作品而引发了争议：克里斯·奥菲利（Chris Ofili）的《圣母玛利亚》（The Holy Virgin Mary），该作品由色情图片拼贴、油画颜料、闪粉、聚酯树脂、地图大头针以及亚麻布上的象粪制成。 时任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作为一名天主教徒感到被冒犯，他威胁要切断对博物馆的资助，并声称政府补贴不能用于亵渎宗教。 该市的天主教和犹太教领袖发表了表达类似情绪的公开声明，而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后宣布竞选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纽约时报》编辑部以及众多名人则以珍视公民言论自由为由，对该艺术品进行了辩护。
这次发生在种族（圣母玛利亚被描绘为黑人）、宗教与表征交汇处的事件，揭示了美国民主在其“权力图像经济”（iconomy of power）中必须面对的几种张力。 政治哲学家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认为，图像经济（iconomy）应被理解为图像的经济学。 在这种阐释中，经济是一个隐喻，意味着意义（价值）是关系性的，并依赖于语境。 图像提供了通往主权权力神秘关系的直接、经验性的路径。 图像经济的概念借鉴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经济作为“家庭法则”的构想，即社会凝聚力是政治生活的前提（“暗示了互惠与交换的关系秩序”），其中财产和社会不平等被预先设定。
巴克-莫斯对权力图像经济的定义，对于我们处理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争议非常有用。 通过奥菲利的《圣母玛利亚》这一图像经济，我们可以直接且经验性地辨识出主权权力（有时是）神秘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权力对艺术表现中言论自由的保护，凌驾于其防止和纠正纽约市天主教及犹太教信仰群体所受冒犯与愤怒的义务之上。 作为政治生活前提的社会凝聚力与互惠性，被分裂为对立的派系：一方认为宗教图像应当免受颠覆性和不敬的呈现，另一方则认为抽象的表达自由（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令人反感）在捍卫传统时，应当超过宗教团体的诉求。 社会不平等使世俗派别比宗教派别更具优势。
在《作为原始性的圣行》（The Sunnah as Primordiality）一书中，阿卜杜勒哈基姆·穆拉德（Shaykh Abdalhakim Murad）谢赫认为，当今生活在远离自然、美与圣贤榜样的混乱困惑中的穆斯林，依然可以在外在与内在层面坚持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在谈到当代形式的西方艺术时，穆拉德指出：
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穆斯林发现现代西方艺术特别令人不快且难以沉思：如果艺术是一个文明的结晶，那么漫步在泰特美术馆的走廊里，就会面对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基督教在被文化精英认真对待时，曾产生过重要的作品，尽管其对偶像崇拜的偏爱存在内在危险，但穆斯林仍能认可其美感。 基督教被所谓的启蒙运动所削弱；而现在，启蒙运动本身也已走到尽头，西方灵魂——正如其最聪明、最受尊敬的艺术代表所表达的那样——已将其关注点转向了人类的内脏。 从精神到头脑，再到身体，现在又到了排泄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轨迹，也是我们避之不及的轨迹。
布鲁克林博物馆的“震撼”展，提供了一个西方审美从精神、头脑、身体到排泄物堕落过程的最新阶段的典型范例。 当我们审视诗歌艺术时，情况同样（如果不是更）惨淡，如今诗歌最普遍和规范的表达方式是在流行音乐的歌词中。 当今流行文化诗歌的主题仅涉及低级的私欲（nafsi）或自我/贪婪的欲望。 其中最突出的是对财富的贪恋、不受约束的性行为与通奸、暴虐的权力（即不公正地攫取和强迫的权力），以及滥用追求极致快感的麻醉品。 当今的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也推崇类似的价值等级。 我们的问题变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美国穆斯林的文化使命是什么？
良言与良木
安拉至高者在《易卜拉欣章》中说：“难道你不知道安拉如何打比方吗？良言， 好比一棵良木，其根深固，其枝上冲，奉其主的命令，时时刻刻结出果实。 安拉为众人打比方，以便他们觉悟。”（《古兰经》14:24-25） 良言即信仰的信息；它是喜讯，是对信士获得安拉喜悦的承诺。
良言本身就是一种信仰的生活。 信士本人就像一棵良木，其根基深植于安拉及其使者（愿主福安之）之中，其善言善行、善意善功、善知善行，在家庭和社会中传播开来——枝叶繁茂，直指苍穹。 在仪式性功修这一基本要素之后，善功是仆人借以接近安拉并获得安拉之爱的额外行为。 正如先知圣训所传述：
据艾布·胡莱勒（愿安拉喜悦他）传述，安拉的使者（愿安拉赐他平安与吉庆）说：“安拉（至高者）说：‘谁若与我所钟爱的人为敌，我必向他宣战。 我的仆人通过我所规定的宗教义务来接近我，这是我最喜爱的；我的仆人不断通过副功（supererogatory works）来接近我，直到我爱他。 当我爱他时，我就是他听觉的听力，视觉的视力，他打击的手，他行走的足。 如果他向我祈求，我必赐予他；如果他向我寻求庇护，我必保护他。 我对于任何事物的犹豫，都不如我对于（取走）我信士灵魂时的犹豫：他厌恶死亡，而我厌恶伤害他。’”
我们的行为是我们生命之树外在的、可见的部分：即它的枝叶和甜美、滋养的果实。 而我们的信仰则是我们的根基（赋予我们根系），它提供我们生存的养分，并决定了我们的健康与力量。 行为源于信仰。 信念决定并引导实践。
正如《易卜拉欣章》中的经文所展示的那样，善言就像一棵好树，根基稳固，枝干伸向天空，并奉安拉之命，四季结出果实。 然而，正如良好的信念会带来良好的实践一样，腐败的信念也会导致腐败的实践。 紧接着下一节经文，尊大的安拉说：“恶言的譬喻，像一棵恶树，从大地上被连根拔起，毫无根基。” 当我们身处日益远离造物主的环境中去审视文化时，这三节《易卜拉欣章》的经文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示呢？
什么是文化？
所有人类社会都会产生并享受独特的文化。 如果我们把文化比作一棵树，那么它可以通过其最外在的表现形式——即习俗、道德、审美和产物——来识别。 这些包括各种习惯、传统、价值观、审美标准，以及各类科学与艺术，涵盖农业、畜牧业、经济、政治、教育、家庭生活、饮食、服饰、音乐、舞蹈、戏剧、文学、诗歌等。对于柏拉图而言，艺术作品作为对现实物体的模仿，处于生命形而上学层级的较低位置。 被模仿的对象本身就低于它们所描绘的终极现实或“形式”。 “形式”只能通过沉思来领悟，而属于低级灵魂的艺术作品，应当服从于道德现实。 在柏拉图看来，艺术并非美的默认领域。 就像一棵树一样，一种文化最外在的艺术延伸代表了它的稳固与健康——在这种情况下，即指它的价值观。 一个社会最高等级的价值观是什么？ 它们将反映在所产生的文化之中。 而这些文化产物和价值观，进一步扎根于该文明的哲学（即树的根部）并受其引导。 一个社会的哲学回答了最基本和普遍的人类问题，包括：什么是生命？ 人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应该追求什么？ 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在本文中，我重点探讨在美国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背景下，美国穆斯林艺术文化创作所应考虑的因素和价值观。
因为一棵树从根到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审视和品味这种文化，能揭示出其哲学基础的本质与根基，并引导我们理解这种文化正在提供什么样的滋养——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伤害。
虽然“文化”是一个现代行为学概念，但古典伊斯兰法学家曾讨论过“习惯”（‘urf）和“惯例”（‘aada）。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在《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一文中指出，伊斯兰文明——一个横跨中国、印度次大陆、索马里、塞内冈比亚、意大利、西班牙，且据历史证据显示，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前几个世纪就已抵达美洲的文明——传统上以一种极其健康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处理其广泛多样的文化。
阿卜杜拉指出：“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友好，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基岩（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于穆斯林而言，文化一直被理解为第二天性。 因此，伊斯兰法向来被认为隐含地认可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 作为法律范畴的“习惯”（‘urf）表明文化形式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它是既不被禁止也不具有明显危害的健全文化，那么它就享有法律效力。 法学家们非常谨慎，不滥用或将本土文化的健全方面定罪，因为“拒绝健全的习俗和惯例不仅适得其反，还会给人们带来……困难和……伤害”。 这是因为人们普遍认为合适的事物“往往与他们的天性和环境相兼容，服务于基本需求和正当愿望”。
事实上，承认所有接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之人的情感需求、品味和文化倾向，正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文明是普遍神圣法律（清澈的河流）与人们本土文化形式（河流流经的独特而多彩的基岩）之间完美的平衡点。
文化的力量如此强大，它不仅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潜在根基，还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这些根基。 文化“支配着我们的一切，甚至塑造了我们的本能行为和自然倾向”。 根部决定了外在表现，但外部环境也会影响深层的价值观。 我们的本能、倾向、欲望和价值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文化上规范和普遍的行为与观点的影响和塑造。
对于当今发展负责任的文化实践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或许是，我们必须理解文化是如何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之中的。
当今的流行文化
如果文化扎根于表达、语言和符号，那么当今流行文化的表达、语言和符号揭示了我们什么样的深层价值观？ 审视当今美国的文化创作，显而易见，首选的媒介——即最常被表演和消费的语言与表达——包括视频、诗歌（存在于歌词中）、电影、电视剧以及规范化的社交习惯。 流行文化中最有力且普遍的符号包括：金钱、汽车、美丽且高度性化的女性、浪漫爱情、性（特别是婚外性行为，即通奸和淫乱）、“做你自己”的理念、“Yolo”（意为“你只活一次”）、社会上不受约束的自由；将家庭视为阻碍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的倒退，以及将宗教视为过时等。 对这些主题的进一步阐述，揭示了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在实践中的一些价值观：
- 我们生活在一个产品经济中，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次性的。 没有任何东西会被重复使用，可重复使用的东西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就会被扔掉并更换。 这些包括咖啡杯、水瓶、基于短暂潮流的服装、化妆品和电子产品。 - 我们的社区越来越多地转向虚拟化，因为我们正逐渐将更多的交流转移到在线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这其中最严重的危险之一——这并不是要提倡切断技术或社交媒体，而是要提倡负责任、道德且明智地使用技术——在于我们花费在个人形象（如个人资料、自拍、打卡等）上的时间，远多于为了自我提升而反思灵魂的时间。 向外看的目光无法同时向内审视。 后者只能在安静中完成，远离大众的目光，在与安拉的亲密祈祷中，和/或在精神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虚拟社区也没有机制让我们能够相互问责——而家庭、清真寺、教堂和社区邻里却能做到这一点。 根据流行文化，性关系是完全不受约束的。 除了双方同意之外，性行为没有其他限制，这已成为绝对的常态。 各种其他形式的文化表达、习惯和象征都在强化这一点。 任何拥有智能手机并有此意愿的人都可以进行婚前性行为或通奸。 这种“自由”实际上是消除了我们劝善戒恶和在逆境中坚忍的相互责任。 流行诗歌，在歌词中可以找到，它推崇一种令人沮丧的关系循环（或者更糟，一种约炮循环），其中：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快乐的结合发生 ➔ 因不忠（或某种其他行使偏好的权力）导致心碎（或在没有心碎的情况下更换伴侣） ➔ 新的伴侣帮助缓解前一个循环的厌恶和痛苦/浪漫或性吸引被激发 ➔ 循环无限地延续下去。 所有关于权力的文化观念都是物质的；也就是说，它们涉及对有形事物的权力——比如人、金钱、物品、领土、市场等。这是征服的权力，特别是为了满足和最大化快乐而进行的征服，无论这种快乐是购买漂亮的衣服、尝试新的化妆潮流、吸烟或饮酒，还是处于一段又一段的浪漫关系中。 或者，在社会经济优先事项层面，是向上实现经济流动、在经济上接管竞争对手公司、或入侵并占领外国主权国家的权力。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精神力量的概念。 那种力量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超越被欲望所统治。 流行文化中没有真正的权力是驾驭低级自我（nafs）的概念；只有（驾驭低级自我的）对他人的权力才被认为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宗教被认为是自由的对立面，因为它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你成为你“真实的”自我。 越来越多的时候，流行文化唯一看重宗教体验的场合是当其表达以某种方式被颠倒过来的时候。 例子包括同性恋教堂，或者在与安拉的命令背道而驰的地方和经历中“找到造物主”。 但这些只是流行文化的负面方面。 最重要的是，流行文化是一个竞争的领域。 文化可以是一个价值观相互竞争的战场。 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用完即弃”的社会，但同时也有减少浪费、发展城市农业、回收利用和停止使用塑料袋的运动。 虽然许多人已经转向虚拟社区和社交媒体交流，但社区协会、食品合作社和其他旨在恢复更传统社区形式的倡议也在兴起。 正如性欲已经变成一种极度膨胀的欲望，变得匿名且完全脱离安拉所期望的家庭义务一样，人们也继续结婚、以一夫一妻制为目标，并维护新生命的圣洁。 从诗歌的角度来看，虽然有许多歌手颂扬婚前性行为、性暴力、耸人听闻的酗酒和粗俗的个人主义，但达米安·马利（Damien Marley）通过宣扬虔诚的生活、婚姻和养育子女来对抗潮流；卡南（Kanaan）将生活的挣扎定义为照顾你的家人、邻居和国家；而塞文（Sevin）则说唱关于“毫不悔改地”爱着造物主，以及唯一需要击败的敌人是他的内在（即低级）自我。 文化是一场竞赛，因此这些例子中两套相互竞争的价值观共同构成了文化。 然而，某些价值观比其他价值观更被正常化；也就是说，存在多数和少数的立场。 我们发现，数量压倒性地多且形式日益侵入性（即基于互联网）的文化产品是世俗的，并宣扬低级自我的过度放纵。 但这种同样的文化景观可以也应该变得更加精神化和正直。 在这片好树与坏树的土地上，我们应该播撒更多的善种。
在价值观的战场上播撒善种
为了规划播撒良好文化种子的行动路线，首先必须审视滋养我们周围所有文化产品的价值观和基本人生哲学。
流行文化产品 价值观/哲学 现金/金钱 永无止境地获取消费品 对更多的贪婪 缺乏慈善（全球供应链） 对死亡的恐惧 ➔ 不相信来世 权力 = 物质 强权即公理（政治现实主义） 现世王国 > 来世 虚拟社区 对他人不负责 ➔ 自我创造（而非共同构建） 自我至上（所有权利；无责任） 以享乐为导向 YOLO 我应该 ➔ 我想要 对来世缺乏后果性信念 宗教 =/= 自由 从屈服中解脱，而非通过屈服获得自由；对造物主漠不关心 毫无约束的性行为 以上所有 + 低级自我的统治
上表显示了当今流行文化的一些根源。 我们社会追求最大化金钱财富的驱动力，加上我们为短暂消费而永无止境地获取产品的行为，表明我们已经变成了一群无法容忍的贪婪之人。 我们的习惯是《古兰经》中关于那些沉迷于贪得无厌的人的绝佳写照。 我们失控的唯物主义也与人类大家庭中缺乏慈善有关。 对全球供应链（开采、生产、分销、消费和处置）的粗略研究表明，为了让世界大都市中的其他人过上富裕和炫耀性消费的生活，其他国家的人民必须被边缘化，并遭受无法忍受的贫困，才能成为中心角色。 在精神心理层面，猖獗的消费主义和对财富的喜爱揭示了对死亡的恐惧。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说：“如果人子有一条金谷，他会想要两条，因为除了尘土，没有什么能填满他的嘴巴。 安拉会宽恕向他忏悔的人。” 因为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会永远活着（或者认为尘世生活之后的一切无关紧要）时，我们才会错误地诉诸建立我们认为可以使我们在死后得以保存的尘世王国。
所有权力都是物质的文化规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深厚的根源（尽管这一思想流派一直存在争议）。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个人物回答了苏格拉底的主要问题（什么是正义？） 他认为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在《高尔吉亚篇》中，卡利克勒斯（Callicles）这个人物也同样认为，强凌弱是自然法则。 后来西方传统中的政治哲学家，如马基雅维利、霍布斯和洛克，都延续了这种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 政治现实主义的基本人生哲学将现世置于来世之上。 然而，作为穆斯林，我们知道所有尘世的权力（无论多么庞大或令人印象深刻）都只由至强（Most Powerful）授予，并且最终是一种精神考验。
我们在虚拟社区中找到了许多传播善言和激发善行的机会。 但这个年轻现象的阴暗面是缺乏问责制。 虚拟社区（通过智能技术、社交媒体和互联网激活）为那些需要匿名进行低语的人提供了一个匿名的保护罩。 它们助长了一种巨大的错觉，即我们是自我创造的：过滤面孔；编辑言语行为；随意添加或删除社交圈中的人；等等。然而，人类是通过一种无法也无意被解开的方式相互构成的。 如果人们不保持警惕，虚拟社区很容易就会吞噬我们社会天性的全部。
滋养这些文化产品和过程的更广泛的背景是享乐主义的泛滥。 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流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颂扬颓废和享乐主义。 伦理哲学家 Alasdair MacIntyre 认为，在哲学和道德的演变过程中，实践行为的逻辑从传统的“我应该”转变为唯物主义的“我想要”。 过去，实践行为必须源于某种道德指令，而现在，仅仅是较低的欲望和个人偏好就足以证明我们所做决定的合理性，而无需顾及（任何）道德法则。 这种人生哲学有助于解释流行的口号“ YOLO！”。 这句话的意思是你只活一次，在不顾一切、尽情享受生活的语境下被说出来，而尽情享受生活意味着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自己。 这种动机不仅绕过了对来世（最终的问责）的信仰，而且还进一步忽视了眼前的后果。
在流行文化表达中，我们发现宗教、宗教领袖和信徒，甚至先知，常常被漫画化或诽谤。 当这些原型被描绘成颠覆传统宗教规范时，它们就会因具有前瞻性而受到赞扬。 举一个常见的例子，亚伯拉罕诸教都禁止通奸、淫乱和同性恋行为——而这些禁令违背了我们这个时代不断发展的自由性观念。 宗教没有去审视、思考和重新定义在共享且充满争议的 adyaan（din 的复数）领域中宽容和多元化的含义，而是被迫屈服于普遍的性道德。 好的宗教在其对人类性观念的理解上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演变；坏的宗教则会顽固、陈旧且不自由。 其根本在于，这场辩论清楚地表明，流行文化对造物主漠不关心，它将完全由人类自身的考量来决定。
不受约束的性观念的文化规范包含了上述许多动机和价值观，并坚决肯定了 nafs（私欲）或低级欲望的统治地位。 正如 Shaykh Mokhtar Maghroui 简洁地指出的那样，世俗意义上的自由是 nafs（私欲）摆脱 khalq（被造物）的自由；但对我们（穆斯林）而言，自由是 qalb（能够认识安拉或被腐化的直觉本质）摆脱 nafs（私欲）的自由。 从政治角度猜测为什么对性行为的公共监管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放弃，是因为日益增长的不自由，特别是市场和国家的暴政及法律化，会冒着大规模起义和推翻的风险——而不受约束的性自由则提供了缓和的镇静剂。
如果这些是导致有害流行文化产生的根源，那么其影响是什么？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化使命
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前，诗歌是麦加阿拉伯人主要的文化表达方式。 随着伊斯兰教的到来，尊贵的安拉从他那里降下了一部以卓越的诗歌形式写成的经典，直接回应了当时存在的文化。 通过这种方式，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使早期穆斯林能够净化现有的文化，说真理而非夸耀，强调先知血统而非部落血统，颂扬善行而非纵欲享乐。 例如，让我们考虑伊斯兰教出现前（Jahiliyyah）和《古兰经》中对时间的观念的区别。 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特有的生活哲学是悲观的虚无主义，没有来世的概念。 人类在地球上的存在掌握在“dahr”（时间）这个“强大的主宰”的“暴虐统治”之下。 尊贵的安拉论及他们说：“他们说：‘我们只活今世，我们死，我们生，只有时间能使我们灭亡。’” Dahr 有各种其他名称：zaman（时间）、‘asr（时代）、ayyam（日子）、‘awd（时期），但其根本思想始终是，一种抽象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称之为罗马女神福尔图娜，而当今文化称之为“宇宙”）决定了所有人类的命运和苦难。 正如 Toshihiko Isuztsu 在他对《古兰经》世界观的语义学研究中所示，“没有人，即使是最勇敢的战士，最智慧的圣人，也无法逃脱 dahr 盲目而反复无常的暴政……一种黑暗的人类命运观。” Jahiliyyah 时期的阿拉伯人信奉一种悲观的决定论。 与此相反，当然，《古兰经》的世界观将人类的整个生命置于安拉的意志和控制之下（见下图 * 和 *）。 死亡不是所有存在的终点，而是 khulud（永恒的生命）：
图 1：Jahiliyyah 时期阿拉伯人对时间与决定论的观念
图 2：《古兰经》对时间与安拉神圣决定论的观念。 请注意，dahr 服从于安拉。
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他的圣门弟子以及后来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创造了各种文化的新价值版本。 Giovanni Herran 在评论 Muhsin al-Musawi 的《伊斯兰文学共和国》时认为，伊斯兰文明产生了一个“跨越多个地理、政治和民族领域的长达数世纪的知识生活过程……其中文化产品不仅代表了悠久传统的延续……而且还代表了一个自给自足、充满活力的‘文学共和国’的出现，它独立于新兴、衰落或变化的政治中心。” 伊斯兰学术著作、集会、网络和广泛的旅行，将一个开放的、广泛的思想交流所带来的后果融入了词典学和文学之中。
因此，当务之急是，穆斯林今天必须像过去一样创造文化。 我们有义务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播下良种，也要成为良树——牢固地扎根于信仰，在坚定的立场上不受季节变化的影响，并能有益于所有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例如，Al-Busiri 著名的赞美先知（愿安拉赐予他平安与祝福）的《布尔达》诗，不仅引发了数十次模仿，而且还冲击了当时流行的诗歌技巧的论述和实践——同时赞美了安拉所钟爱的使者。 为此，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的诗人创作 21 世纪版的《布尔达》在哪里？ 我们的电影制作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哪里，能够以文化相关的方式创作文化？也就是说，既像美国人一样，又像穆斯林一样。 像 Justin Mashouf 导演的《诚实的斗争》（2017 年）和 Gabril Garay 的书法涂鸦（见下图 *）这样的作品，为美国穆斯林艺术可以也应该做什么提供了有益的范例。 我们的穆斯林传承必须运用美丽的文化产品，以美国文化能够理解的形式呈现，这样我们才能履行将信仰和知识传承给子孙后代的义务。
图 3：Gabril Garay，混合媒体艺术家，展示他融合了城市和伊斯兰书法风格的作品。
图 4：《诚实的斗争》（右）2017 年纪录片。
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文学文化传统。 今天，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杰出的小说、中篇小说、漫画书和系列作品。 至少有一些穆斯林必须创作出融合东西方、原住民和定居者建筑风格的伟大作品，以结构性的宣示来丰富美国的景观，展现“tawhidi”（认主独一）之美。 美国有着极其深厚和丰富的表演诗歌文化，这是穆斯林向美国共享文化景观注入美丽的《古兰经》价值观的又一平台。
当先知摩西（愿他平安）面对法老和他的魔术师时，他们扔下了他们的手杖，手杖变成了蛇。 摩西感到害怕，但尊贵的安拉让他也扔下他的手杖。 当他这样做时，他的手杖变成了一条更强大的蛇，吞噬了他们并取得了胜利。 通过先知摩西用法老的文化语言宣告安拉的独一性，真理得以确立，他们的虚伪被废除。 如果今天的魔术师创造了崇拜许多假神——自我的假神、金钱的假神、享乐的假神等等——的幻象，那么穆斯林就应该并且必须积极地努力，在社会中将伊斯兰的价值观和真理正常化。 我们有责任（fard kifayah，或集体义务）以劝善戒恶（amr bil-maruf wa nahy anil munkar）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以避免文化掠夺和文化叛教的方式来创造文化。 文化掠夺是指烧毁和抹去一种文化的独特性。 许多著名的古典穆斯林法学家——‘Abd al-Wahhab al-Baghdadi、Al-Sarakhsi、Al-Shatibi、Al-Tusili——都认为，禁止一种文化的独特特征是不公正的，只要它们没有害处。 文化叛教也不是我们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的可行选择。 文化叛教，一种不幸地常常强加给改宗者和皈依伊斯兰教的人的期望，就是认为你必须否认、放弃和脱离你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因为你是穆斯林。 一切赞美和感谢归于安拉，他引导我们走向伊斯兰。 但我们的文化在美国的土地上无疑是蓬勃发展的。 我们的信仰之树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唯一途径是，我们充分承认这片土地。
我们的社群应该共同努力，在职业选择方面管理我们的期望和目标设定。 医学、工程学和信息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任何社群的生命都是健康的，但如果过剩，他们可能会变成致癌物。 然而，我们需要确保的是，我们应该看好那些一生致力于平面设计、制作、动画、文学和其他写作、诗歌、评论、商业和慈善事业的人，以及那些能够跳出常规思维的教育工作者。 否则，我们怎能希望展示一种替代方案，来应对每天通过文化媒体传播的、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的伤害呢？
今天，我们在美国发现了许多由穆斯林建立的免费诊所。 这些诊所突显了伊斯兰的 ihsaan（仁慈）价值观，是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和慈善捐赠来创造文化的良好范例。 让我们以同样的精神转向艺术文化创作。 ‘Abd-Allah 指出，“巧妙地运用本土语言一直是穆斯林文化在其繁荣之处的一个方面。” 诗歌是这片土地上的本土语言。 今天的穆斯林诗人都在哪里？他们能像 Hassan ibn Thabit 那样，挥洒比敌人箭矢更锋利的韵律吗？ 他的诗歌难道没有极大地取悦先知穆罕默德（愿安拉赐福他平安）吗？ 我们今天的诗歌，如果歌颂安拉、他的使者、正确的人生哲学和美好的价值观，难道不会同样取悦他，并为他的传承留下印记吗？ 如果我们今天在共享的文化空间中创作好词句来劝善戒恶，安拉难道不会赐予我们枝繁叶茂、四季结果的祝福吗？
安拉最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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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from the Saatchi Collection,” 布鲁克林博物馆，1999年4月，https://www.brooklynmuseum.org ... s/683 。
• “Sensation: Young British Artists。”
• “Sensation Sparks New York Storm,” BBC News，1999年9月23日，http://news.bbc.co.uk/2/hi/ent ... 2.stm 。
• 维基百科，词条“Sensation (art exhibition)”，最后修改于2019年5月14日，13:13，https://en.wikipedia.org/wiki/Sensation_(art_exhibition)#New_York_City 。
• Susan Buck-Morss，“Visual Empire，”Susan Buck-Morss的网站，2013年4月9日，http://susanbuckmorss.info/text/visual-empire/ 。
• Buck-Morss。
• Abdal Hakim Murad，“The Sunna as Primordiality，”Masud.co.uk，1999年4月，http://masud.co.uk/ISLAM/ahm/sunnah.htm 。
• 《古兰经》，14:24–25，译者： Muhammad Asad。
• Sahih al-Bukhari: 6502。
• 《古兰经》，14:26。
• 柏拉图，《理想国》，卷。 3、4和10。
• 现代“文化”概念的早期迭代中的先驱包括 Franz Boas，他在研究因纽特人与土地的关系时（参见 Ludger Müller-Wille，“Franz Boas [1858-1942]”，Arctic 36, 第2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1983年6月]：212–13）；Margaret Mead 在她的太平洋民族志中将弗洛伊德分析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参见 Lenora Foerstel 和 Angela Gilliam，《 Confronting Margaret Mead: Scholarship, Empire, and the South Pacific》[费城：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A. L. Kroeber 在他的《Style and Civilizations》研究中（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63年）；以及 Ruth Benedict 在《Patterns of Culture》中的理论阐述（波士顿：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34）。
• 参见 Ivan Van Sertima，《 They Came Before Columbus: The African Presence in Ancient America》（纽约：Random House, 1976）；Abdullah Hakim Quick，《 Deeper Roots: Muslim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Caribbean Before Columbus》（拿骚，巴哈马：AICCLA, 1990）；以及 Clyde-Ahmad Winters，“Islam in Early North and South America，”Al-Ittihad 14, nos. 3–4（1977年7月–10月）。 1977年7月–10月）。
• Umar Faruq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Nawawi Foundation, 2004）。
• ‘Abd-Allah。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6。 “健全的”文化是指既不被禁止也不有害的文化。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4。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Abd-Allah，“Islam and the Cultural Imperative”。
• 《古兰经》，103:3。
• 《古兰经》，102:1。
• 参见“The Story of Stuff”，The Story of Stuff Project，作者 Annie Leonard、Louis Fox 和 Jonah Sachs，导演 Louis Fox（Free Range Studios, 2007年12月），https://storyofstuff.org/movies/story-of-stuff/ 。
• 关于此点的进一步阐述，请参见 Zara Khan，“Personhood and Tech: Moral Accountability in the Smartphone Era，”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即将出版）。
• Sahih al-Bukhari : 6439。
• 《古兰经》，104:1–3。
•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诺特丹：圣母大学出版社，2007年），277。
• Mokhtar Maghraoui，“ Dhunoob and Freedom of the Qalb ，”收录于《 Purification of the Hearts》，卷1（Zawiyah Productions, 2004），CD。
• 《古兰经》，45:23。
• Toshihiko Izutsu，“Ontological Relation Between 造物主 and Man，”收录于《 造物主 and Man in the Qur’an: Semantics of the Qur’anic Weltanschauung》（吉隆坡：Islamic Book Trust, 2002），133–139。
• 改编自 Izutsu，138。
• 参见 Giovanni Herran，“Reviewed Work: The Medieval Islamic Republic of Letters: Arabic Knowledge Construction by Muhsin J. al-Musawi，《比较文学研究》第55卷，第1期（2018年），页237–241。 另见 Muhsin J. al-Musawi，《中世纪伊斯兰学术共和国：阿拉伯知识建构》（圣母大学：圣母大学出版社，2015年）。
• 同上，al-Musawi。
• 另见 Umm Issa，“Gabril’s Art (混合媒介艺术家)”，《伊斯兰艺术博览会》，2013年3月23日，https://www.islamicartexpo.com ... -2014；以及“Calligraffiti：艺术家Gabriel Garay如何融合涂鸦与书法”，Scripts ’n’ Scribes，2018年3月2日，https://www.scriptsnscribes.co ... raphy。
• 《古兰经》，7:104–118。中文翻译：《古兰经》，7:104–118。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
• 另见 Muhammad Khalifa, Omar Suleiman, James Wright, 和 Nimo M. Abdi，“祖传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Yaqeen伊斯兰研究学院，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同上，‘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必然性”，页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