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
极右翼为什么热衷伊斯兰恐惧症？反穆斯林政治动员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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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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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本文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2019年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年鉴》。
•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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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锡克教徒和其他“看起来”像穆斯林的少数群体也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 同样，这种行为针对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与伊斯兰教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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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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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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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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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拉·戈尔山，“2014年史蒂夫·班农阐述了他的世界观。今年，他协助制定了一项符合该世界观的签证禁令”，2017年1月31日，摘自Vox网站：https://www.vox.com/policy-and ... a-ban（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 史蒂文·萨莱塔，《美国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其根源及对当今政治的意义》（安娜堡：冥王星出版社，2006年）。
• 同上。
• 关于此主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阿伦·昆德纳尼所著的《穆斯林来了》（2014年），以及哈立德·贝敦所著的《美国伊斯兰恐惧症》（2018年）。
• 布劳泽克，“识别欧洲新极端主义运动中共同的话语和策略模式”。
• 斯蒂芬·希希，《伊斯兰恐惧症：针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运动》（亚特兰大：清晰出版社，2011年）。
极右翼为什么热衷伊斯兰恐惧症？反穆斯林政治动员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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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本文部分内容最初发表于《2019年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年鉴》。
• 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 （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79年）。
• 迪帕·库马尔，《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出版社，2012年）。
• 克里斯·艾伦，《伊斯兰恐惧症》（萨里：Ashgate Publishing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
• 阿伦·昆德纳尼，《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纽约：Verso出版社，2014年）。
• 值得注意的是，锡克教徒和其他“看起来”像穆斯林的少数群体也可能成为伊斯兰恐惧症的受害者。 同样，这种行为针对受害者是因为他们被认为与伊斯兰教有关联。
• 马特·戈尔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政治学年度评论》，第19卷，2016年，第477-497页。
• 戈尔德，“欧洲的极右翼政党”，第477-497页。
• 卡斯·穆德，“民粹主义时代精神”，《政府与反对派》，第39卷，2004年，第541-5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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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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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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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far-rights-love-affair-with-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The Far-Right’s Love Affair with Islamophobia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对西方政治有什么影响？从仇恨叙事到选举动员
摘要：本文分析极右翼如何利用伊斯兰恐惧症进行政治动员。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叙事常被用来制造恐惧、巩固民族主义身份、攻击移民和少数群体，并为排斥性政策提供社会基础。
图：极右翼对伊斯兰恐惧症的迷恋
摘要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组织及政治人物的一个显著特征。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相比，反穆斯林种族主义正越来越多地定义这些政治精英的政策，并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关注的领域。 这种通过种族和政治姿态进行的“他者化”可能对生活在西方国家的穆斯林产生潜在的破坏性影响，并可能导致针对性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等后果。
引言
反穆斯林的偏见和仇恨可以追溯到伊斯兰信仰在阿拉伯半岛诞生之初。 当伊斯兰教仅限于麦加城时，它遭到了统治精英古莱什部落的反对。 随着伊斯兰教扩展到麦加边界之外，它遭到了麦地那及周边地区一些部落的反对。 当伊斯兰教发展成为一个帝国超级大国时，它面临着欧洲基督教世界以及其他敌对帝国的对抗。 在整个殖民时期及此后，东方主义的视角在欧洲学者、编年史家、作家和艺术家的作品中变得突出，并且可以说通过各种变体形式持续存在至今。 在当前背景下，许多反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和偏见被一些人称为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艾伦（Allen）的观点，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
在理论、功能和目的上与种族主义及其他类似现象相似的意识形态，它在当代环境中以类似于历史上的方式，维持并延续着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从而影响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这不仅局限于显性或直接的权力与支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存在于我们当代所遇到的那些不那么明显、日常化的权力关系中，无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显然非现实的事物中，都能识别出这一点。
这种对穆斯林的“他者化”日益成为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极端运动的焦点。 本文探讨了这些极端组织是如何变得越来越公开地反对伊斯兰教的。 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绝对对立面。 本文考察了欧洲（重点关注英国、法国和荷兰）以及北美（特别是加拿大和美国）的极右翼政治人物和街头抗议运动中，伊斯兰恐惧症言论和行动的增长情况。 本文将论证，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相较于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正日益成为这些政治精英政策的核心，同时也占据了这些抗议运动最主要的焦虑领域。 这并不是说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已成为极右翼唯一的关注点，而是说它正日益成为这些个人和团体的焦点。 伊斯兰恐惧症的态度存在于整个政治光谱中；然而，极右翼表现出的伊斯兰恐惧症通过政治言论变得更加公开、大胆且大众化。 由于反穆斯林歧视在欧洲和北美社会中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这些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和政治人物获得了更广泛的吸引力，从而在公共话语中进一步使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合法化，同时似乎使极右翼抗议运动和反穆斯林偏见在政治领域变得常态化。
本文中，“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这两个术语被视为同义词。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这一术语更可取，以避免让“伊斯兰教”免受直接批评。 然而，在当前环境下，针对穆斯林的种族主义待遇很少能与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分离开来。 换句话说，穆斯林之所以成为目标，是因为他们认同伊斯兰教。 因此，这两个术语在本文中可互换使用。
西方极右翼极端主义观点
欧洲和北美社会的极右翼政党并非什么新鲜事。 正如戈尔德（Golder）所指出的，极右翼政党已在芬兰、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波兰、瑞士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组建过联合政府。 然而，过去十年间，极右翼观点在西方政治中的日益流行引起了一些担忧。 据戈尔德称，欧洲增长最快的政党家族是极右翼政党家族。 换句话说，极右翼政党是欧洲增长最快的政治派别。 在北美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保守派和极右翼政客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影响力日益增强。
极右翼意识形态，特别是在政治领域，越来越多地被定义为激进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这些术语在“全球北方”国家中存在争议，且定义各异。 就本文而言，“激进”指的是反建制或挑战“体制”的观点。 “极端主义”观点是指那些完全反对民主进程的观点。 “民粹主义”的概念主张社会分为两个阵营，即“纯洁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 在这里，“纯洁的人民”是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他们拥有代表大众的特征和品质；而“腐败的精英”则包括推崇自由价值观、国际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建制派政治人物、媒体名人和知识分子。 此外，民粹主义可能具有排他性，会边缘化文化、宗教和少数族裔，因为这些群体不具备“人民”所拥有的那种想象中的品质。 “民族主义”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术语，指国家与民族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 民族主义可以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例如，公民民族主义虽然在不同语境下表现各异，但通常提倡一种同质化国家的理念，即人们通过接受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习俗来选择成为该国公民。 相比之下，族群民族主义则主张一个人对国家的归属感取决于其族群出身，因此本质上具有排他性。
欧洲和北美极右翼意识形态的增长
为了简洁起见，我将对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讨论限制在英国、法国和荷兰。 这并不是说其他欧洲国家没有出现极右翼反穆斯林运动的增长。 极右翼运动在德国、芬兰、挪威、希腊、瑞士和其他国家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 此外，托德·格林（Todd Green）指出，极右翼伊斯兰恐惧症政党在挪威和丹麦议会中已成为第二或第三大党，并在瑞士议会中拥有最大的代表权。 在审视欧洲极右翼观点的增长时，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脱欧”（Brexit）正是通过极右翼的反穆斯林言论来推动的。
英国。 英国脱离欧盟（EU）的全民公投，通常被称为“脱欧”（Brexit），主要得到了极右翼团体和政客的支持，并获得了英国民众近百分之五十二的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脱欧并非完全由极右翼团体和政客造成。 相反，脱欧是英国社会中早已存在的种族主义态度的症状，这种态度受到了自由派和右翼政治人物的煽动。 多年来，各派政治参与者都在推行各种政策，从而“为这一重大决策制造了社会和政治条件”。 虽然脱欧加速了这些条件的恶化并助长了种族主义的滋生，但它并非这些条件的始作俑者。 脱欧只是将几十年来在英国公众意识中不断发酵的种族主义和反穆斯林态度暴露了出来。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所使用的公开种族主义言论，起到了推动脱欧运动的作用。
脱欧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宣传图片之一，是一张展示大批难民似乎在英国边境大门外排队的招贴画。 这些担忧含蓄地指向了叙利亚和伊拉克持续战争所引发的难民危机，其矛头显然针对的是对穆斯林这一“他者”涌入的恐惧。 招贴画用鲜红的字体写着“临界点”，暗示这些深色皮肤的“他者”正准备入侵英国，从而加速白人英国主流文化的瓦解。 招贴画的副标题暗示，这种所谓的难民潮是由欧盟的失职造成的，而重新获得边境控制权的唯一途径就是脱欧。 尽管这些说法虚构且毫无根据，但它们大量借鉴了英国极右翼团体（特别是英国保卫联盟，简称EDL）常用的那种言论，即宣扬英国文化和身份正受到对立的穆斯林“他者”的攻击。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立于2009年，旨在回应总部位于英国的激进伊斯兰组织“迁徙者”（Al-Muhajiroun）针对从阿富汗回国的英国士兵所组织的抗议活动。 EDL是一个仇视伊斯兰教的街头抗议运动，旨在维护英国的身份和文化。 它是英国较为极端的极右翼运动之一。 尽管EDL声称伊斯兰教正在威胁英国文明，这种说法十分荒谬，但它在一些足球流氓中获得了广泛支持，并日益获得了主流社会的可信度。 EDL成员的核心信念之一是，穆斯林正通过大规模移民在文化上吞噬英国，而政治精英们正竭尽全力掩盖这一事实。 因此，其成员中有许多人极大地高估了英国的穆斯林人口比例，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英国保卫联盟（EDL）成员声称，除非进行重大的政治和/或立法改革，否则英国持续的伊斯兰化最终将达到一个临界点，届时穆斯林将通过政治压力或暴力，强行将其伊斯兰法律和信仰施加于“东道主”社会。 与世界各地许多其他极右翼运动一样，英国保卫联盟在其宣传信息和广告中融入了反穆斯林激进主义的意象，并怀念中世纪，特别是十字军东征时期。
这种意象是刻意为之的，因为他们的核心信条之一是打击他们所认为的“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而他们几乎从不（如果说有的话）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正统的伊斯兰实践和信仰区分开来。 上述英国保卫联盟的广告，尽管把“保卫”（defending）一词拼错了，但还是强化了“民族主义主体”这一概念。 “民族主义主体”是一种错误的公民身份观念，它假定社会中的多数群体成员保持着某些体现国家真正本质的核心价值观、信仰和特征。 将自己视为民族主义主体的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 此外，他们认为自己有权力和资格驱逐那些“不属于这里”的“他者”。 换句话说，英国保卫联盟认为自己有权决定国家的价值观、身份和文化，并有权识别出他们眼中正在污染国家的因素、群体和个人。 这些观点与法国一些极右翼运动所表达的观点相似。
法国。 虽然英国传统上推行多元文化主义的社会凝聚力融合模式，但法国在移民人口融合方面采取了更强硬的同化主义方针。 这体现在一系列限制在公共领域展示宗教习俗和服饰的国家政策中。 此类政策包括2004年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头巾，2010年禁止佩戴面纱，以及2016年法国多个城市试图禁止穆斯林女性穿着的全身泳装——布基尼。 最近，关于头巾及其与法国文化和社会脱节的公开辩论在私营部门引发了争议，欧洲最大的体育零售商迪卡侬（Decathlon）因受到法国政界人士越来越多的批评和审视，停止了其销售运动头巾的计划。 这种将穆斯林身份的视觉标志从法国社会中消除的趋势，不过是打着促进自由、解放和国家世俗主义（laicité）政策的幌子，试图控制穆斯林女性主体的拙劣借口。 世俗主义（Laicité），即我所称的法国世俗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在公共政策事务中严格实行宗教与国家分离的政治制度。 世俗主义传统上被表述为天主教与国家的分离。 在当代，它已被用作监管法国社会中穆斯林的工具。 正如塞尔比（Selby）所指出的：“如果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政教分离旨在取代天主教，那么近几十年来，伊斯兰教已越来越多地被描绘成法国世俗主义面临的新挑战。” 在法国，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的战后时期，当时有大量来自北非的穆斯林移民作为非技术劳工涌入。 几十年来穆斯林移民的持续增长引发了紧张局势，因为国家话语将穆斯林描绘成对法国文化和社会的威胁。 这一点在法国政府于2003年发布的《斯塔西委员会报告》（Stasi Commission Report）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报告审查了世俗主义原则在法国的应用。 该报告强调世俗主义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对于国家统一和凝聚力至关重要。 然而，《斯塔西委员会报告》将“伊斯兰教定位为过于‘政治化’和‘父权制’，并将穆斯林女性描述为受其宗教传统‘压迫’的对象。” 此外，该报告还将伊斯兰教与一夫多妻制、生殖器切割和包办婚姻联系在一起。 这份报告促使法国政府在200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显眼的宗教标志。 在该法律适用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涉及的都是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在当代，穆斯林已成为法国世俗主义的直接目标，其手段是通过宣扬将穆斯林女性从其“压迫性”的宗教信仰和习俗中“解放”出来的话语。 这种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以及对公共领域宗教和文化表达的限制，在法国营造了一种氛围，使得政党可以公开针对少数群体，声称他们威胁到了法国的文化和身份。 其中一个组织就是国民阵线。
长期以来，国民阵线一直被视为一个极右翼政党，持有公开的反移民、反犹太和反穆斯林的观点。 该党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由新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去殖民化人士组成，在成立之初被视为一个边缘政党。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由党创始人让-马里·勒庞之女玛丽娜·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在决选阶段对阵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最终以合理的差距落败。 像国民阵线这样的极右翼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进入法国大选决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令人震惊的。 勒庞公开主张在公共场所禁止所有宗教服饰；声称她将停止法国的所有移民；否认法国在“冬季自行车赛场大围捕”中的角色（当时法国警察大规模逮捕了13,000名犹太人并将其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将穆斯林在法国的祈祷仪式比作纳粹占领。 然而，在2017年的法国大选中，勒庞的国民阵线仍然获得了法国选民34%的支持。 极右翼的反穆斯林极端主义观点在法国的街头抗议运动中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其中一个运动就是“身份阵线”。
“身份阵线”成立于2003年，它“自称非常致力于捍卫国家和地区身份，以及他们声称所属的欧洲‘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 因此，该阵线比英国保卫联盟（EDL）更具排他性，且完全由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 与英国保卫联盟（EDL）一样，该组织也援引了回归“黄金时代”的理念。尽管这一概念定义模糊，但推测是指法国大规模移民群体（尤其是穆斯林）到来之前的时期。 这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文明因移民人口的存在而处于崩溃边缘。 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组织的指控，该组织依赖于“白人受害者”的论调，声称他们正处于保护法国国家遗产的最前线。 其多名成员将法国犯罪率上升归咎于穆斯林群体，并通过网络媒体鼓吹针对穆斯林及其他移民群体的暴力和谋杀。 在荷兰，尖刻的仇恨言论不仅在街头抗议运动中司空见惯，更被一些人气急剧上升的政治人物大肆宣扬。
荷兰。 不可否认，荷兰自由党（PVV）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海尔特·维尔德斯是欧洲最直言不讳的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政客之一。 维尔德斯对穆斯林的仇恨在他制作的短片《菲特纳》（2008年）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该片明确地将《古兰经》中的经文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 2009年，维尔德斯因该片根据荷兰法律被控煽动仇恨，但后来被判无罪。 围绕这场审判的媒体狂热，反而巩固了他作为欧洲价值观和文化捍卫者的声誉，使其被视为在面对席卷欧洲的“伊斯兰化”浪潮时的坚定守护者。 在2017年的荷兰大选中，他那份仅有一页纸的竞选宣言中，近一半的内容致力于荷兰的“去伊斯兰化”。 他的政治纲领包括关闭所有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学校、彻底改变移民政策以及禁止《古兰经》。 此外，如果他赢得选举，维尔德斯将对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征收“头巾税”，并愿意出钱让已定居的穆斯林离开荷兰。 尽管维尔德斯输掉了2017年的荷兰大选，但不可否认他对荷兰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维尔德斯的自由党（PVV）在2006年时还被视为边缘少数派政党，但在2010年的荷兰大选中，它已成为议会第三大党。 此外，维尔德斯激进的民粹主义言论将该国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推向了右翼。 这助长了其他极右翼和中右翼政党的声势，例如民主论坛党（FvD），他们主张与维尔德斯类似的观点，但在反移民和反穆斯林的态度与言论上采取了更为隐晦的手段。 据推测，像维尔德斯这样的人物也助推了极右翼民粹主义团体的壮大，例如总部位于德国的种族主义反穆斯林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该组织于2015年在荷兰成立。 极右翼观点和政治在加拿大和美国也得到了显著增长。
加拿大。 芭芭拉·佩里（Barbara Perry）和瑞安·斯克里文斯（Ryan Scrivens）对加拿大各地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进行了广泛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至少有100个极右翼极端组织。 这些组织的规模各异，从三名成员到几十名成员不等。 然而，一些组织拥有异常庞大的追随者群体。 其中一个总部位于魁北克的组织名为“狼群”（La Meute），在Facebook上拥有超过4万名关注者。
与欧洲的极右翼团体一样，“狼群”对穆斯林和伊斯兰信仰有着特别的不满，并将他们视为对魁北克文化和身份的威胁。 归根结底，该组织的成员恐惧伊斯兰化，并认为居住在加拿大的穆斯林想要强加伊斯兰教法。 因此，该组织公开主张禁止清真食品，并对加拿大的多元文化政策持批评态度。 加拿大极右翼极端组织的增长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指出，在国家安全方面，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带来的威胁已经超过了激进的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
加拿大的极右翼极端组织本质上绝大多数都是白人至上主义者。 这些组织往往是短暂且无组织的，但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呈上升趋势。 他们针对多个少数群体，特别是穆斯林、犹太人和原住民社区。 加拿大极右翼团体所宣扬的许多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言论，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网络平台上。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5年到2016年，伊斯兰恐惧症、性别歧视、种族主义或排外主义的言论频率增加了600%。 同一项研究发现，在此期间，加拿大网络上表达极右翼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言论增加了300%，而反穆斯林言论则增加了200%。 网络上极右翼观点和思想的激增，或许有助于理解加拿大政治中极右翼和反穆斯林观点的增长。
2011年，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接受CBC新闻采访时表示，加拿大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伊斯兰主义”。 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词的确切含义；然而，其隐含的意思是，受穆斯林极端分子煽动的暴力活动是国家安全机构关注的重点。 更近一点，著名的保守党政治家凯莉·莱奇在2017年竞选保守党党魁。 她的竞选纲领中包括一项针对移民的筛选程序，旨在评估他们是否持有“反加拿大价值观”。 莱奇所指的“反加拿大价值观”从未得到明确定义，更令人不安的是，谁有权定义什么是“反加拿大价值观”也同样模糊不清。 然而，莱奇一直有试图将“其他”文化从加拿大清除的历史，她曾与公民及移民部长克里斯·亚历山大共同公布了《S-7法案》，即《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法案》。 该法案呼应了“民族主体”的概念，旨在防止进入加拿大的移民从事某些“野蛮”的文化习俗。 该立法并未定义任何特定文化；然而，法案中列举了刻板印象中与穆斯林相关的文化习俗，如一夫多妻制、强迫婚姻、女性生殖器切割和基于荣誉的暴力。 这项法案显然旨在煽动针对穆斯林的负面情绪，因为它禁止了那些本已非法的行为，同时含蓄地给人一种印象，即它在取缔某些试图渗透进加拿大社会的虚构文化。 极右翼观点在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抬头，也通过美国全国多个州的街头抗议运动显现出来。
美国。 当前美国极右翼极端主义的浪潮，表现为全国范围内的白人至上主义抗议运动，这被归因于美国年轻白人男性中日益增长的愤怒感以及对被边缘化的错误恐惧。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2015年）研究了美国白人男性气质的概念，发现越来越多的年轻白人男性对“体制”感到不满，并对此感到愤怒。 基梅尔认为，这种愤怒的原因在于，白人男性享有不容置疑特权的时代即将终结。 基梅尔并不是说白人特权已经不复存在了。 恰恰相反，它仍然根植于美国社会的结构之中。 然而，那种不容置疑的白人男性特权观念正在走向终结。 换句话说，与前几代人相比，美国在劳动法、民权法和其他形式的立法方面更加公正。 虽然美国并非一个种族平等的社会，但可以说，与前几代人相比，边缘群体现在有更多的途径来寻求正义。 因此，主流群体或多数派文化的成员可能会感到他们周围的特权世界正在慢慢缩小，这让他们感到愤怒。 正如基梅尔所观察到的，当一个人一生都享有特权时，向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迈进就会让他们感到是在遭受压迫。 这些不满和幻灭感助长了美国一个极度仇视伊斯兰的“新”极右翼势力的增长，通常被称为“另类右翼”（alt-right），这种势力在美国政治话语中正变得越来越明显。
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是一位最近在美国政坛崭露头角的著名极右翼思想家。 班农曾任美国总统的白宫首席战略顾问，也是布赖特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的执行主席，该网站是一家极右翼的美国新闻、观点和评论网站。 班农被认为是特朗普竞选团队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所推行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纲领的策划者。 在担任美国总统首席战略顾问期间，班农是一项极具争议的行政命令背后的推动力量，该命令以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这项旅行禁令因其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宣传方式，被臭名昭著地称为“穆斯林禁令”。 在担任首席战略顾问之前，班农公开支持伊斯兰恐惧症观点，鼓吹美国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的论调。 尽管班农最终辞去了首席战略顾问的职务，但他通过在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职位，继续以其极右翼议程影响美国政治；正如他在一次采访中所言：“在白宫我有影响力，在布赖特巴特我拥有权力。” 班农能够行使这种“权力”，因为布赖特巴特新闻网代表了极右翼政治基础的喉舌，这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出所料，班农公开宣扬基督教正与伊斯兰教进行文明战争的论调。
2014年，班农在梵蒂冈主办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发出严厉警告，声称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正处于与伊斯兰教进行末日战争的初期阶段。 他声称伊斯兰教“正威胁着要淹没一个因传统基督教价值观流失而变得虚弱的西方世界”。 此外，班农认为“伊斯兰国”（ISIS）是伊斯兰扩张主义的一种表现，这让人联想到欧洲历史上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之间充满矛盾的经历。 在其中一段话中，他这样说道：
我相信你应该对激进伊斯兰采取非常、非常、非常强硬的立场……如果你回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与伊斯兰教斗争的漫长历史，我相信我们的先辈们坚持了他们的立场，我认为他们做得很对。 我认为他们将其阻挡在世界之外，无论是在维也纳、图尔还是其他地方。 ……它为我们留下了西方教会这一伟大的机构。
福音派游说团体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些团体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一直影响着极右翼政治，支持采取激进的中东外交政策以偏袒以色列国。 这些福音派游说者支持犹太人控制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以及天国到来的先决条件。
结论
本文探讨了欧洲和北美的极右翼抗议运动及政治人物如何日益将“伊斯兰化”作为主要关注议题，从而迎合民粹主义情绪。 在北美和欧洲，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活动家并非伊斯兰恐惧症的唯一推手。 自由派的伊斯兰恐惧症显然通过立法和针对性政策，助长了这些社会中对穆斯林的偏见。 极右翼政治人物和抗议运动越来越多地发表更强烈、更公开的伊斯兰恐惧症言论，以获取公众支持，从而推行针对穆斯林的歧视性行动和政策。 本文并非暗示伊斯兰恐惧症仅存在于极右翼所宣扬的那种公开表现形式中。 相反，这些公开的反穆斯林种族主义表达（可被视为极右翼的伊斯兰恐惧症手段）使公共和政治话语中的反穆斯林偏见与种族主义常态化了。 不久前，像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和自由党（PVV）等政党还被视为边缘政党。 然而，尽管它们持有严苛的观点，公开宣扬针对并管控社会中穆斯林的纲领，但如今它们正日益被视为合法的政党，并对各自国家的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这些极右翼政治狂热分子利用身份认同问题来诋毁穆斯林，这反过来又使英国保卫联盟（EDL）和身份阵线（Bloc Identitaire）等极右翼抗议运动的荒谬主张合法化，这些组织的成员曾鼓吹采取暴力手段来遏制所谓的“伊斯兰化”浪潮。 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持续增长、煽动和正常化，对西方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产生了实际后果，包括针对性的立法、仇恨犯罪和社会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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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CBC News），《加拿大人在网络上似乎变得更加仇恨》，2017年1月20日，摘自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网站：http://www.cbc.ca/news/canada/ ... 43351（访问日期：2017年10月23日）
• 安妮·金斯顿（Anne Kingston），《凯莉·莱奇（Kellie Leitch）如何意外揭示了加拿大价值观》，2017年5月26日，摘自《麦克林》杂志网站：http://www.macleans.ca/politic ... lues/（访问日期：2017年11月5日）
• 黑格（Hage），《白人国家》（White nation）。
• 塔玛拉·谢泼德（Tamara Shephard），《哈珀政府将提交关于对野蛮文化习俗零容忍的法案》，2014年11月5日，摘自《多伦多内幕》网站：https://www.insidetoronto.com/ ... bill/（访问日期：2017年10月14日）
• 迈克尔·基梅尔（Michael Kimmel），《愤怒的白人：一个时代终结时的美国男性气概》（纽约：国家图书出版社，2015年）。
• 斯科特·谢恩（Scott Shane），《我们正与激进伊斯兰处于战争状态》，2017年2月1日，《纽约时报》网站：https://www.nytimes.com/intera ... z%3D0（访问日期：2017年10月23日）
• 《经济学人》，“班农主义的未来”，2017年8月25日，摘自《经济学人》网站：https://www.economist.com/news ... onism（访问日期：2017年10月23日）。
• 杰森·霍洛维茨，“史蒂夫·班农将斗争带到了另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心：梵蒂冈”，2017年2月17日，摘自《纽约时报》网站：https://www.nytimes.com/2017/0 ... .html（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3日）。
• 塔拉·戈尔山，“2014年史蒂夫·班农阐述了他的世界观。今年，他协助制定了一项符合该世界观的签证禁令”，2017年1月31日，摘自Vox网站：https://www.vox.com/policy-and ... a-ban（访问日期：2017年12月20日）。
• 史蒂文·萨莱塔，《美国的反阿拉伯种族主义：其根源及对当今政治的意义》（安娜堡：冥王星出版社，2006年）。
• 同上。
• 关于此主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阿伦·昆德纳尼所著的《穆斯林来了》（2014年），以及哈立德·贝敦所著的《美国伊斯兰恐惧症》（2018年）。
• 布劳泽克，“识别欧洲新极端主义运动中共同的话语和策略模式”。
• 斯蒂芬·希希，《伊斯兰恐惧症：针对穆斯林的意识形态运动》（亚特兰大：清晰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