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
疫情中的莱麦丹慈善怎么做？不确定时期的施舍指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5-31 21:43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疫情中的莱麦丹慈善怎么做？不确定时期的施舍指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05-31 21:43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charity-under-uncertainty-ramadan-giving-in-a-pandemic
原文标题：Charity Under Uncertainty: Ramadan Giving in a Pandemic
作者：Dr. Osman Umarji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
副标题：一文读懂穆斯林慈善：从风险焦虑、天课到持续给予
摘要：本文讨论疫情和不确定环境下的莱麦丹施舍。作者说明，经济压力和未来焦虑会影响人的慷慨，但伊斯兰用天课、施舍、托靠和社群责任帮助穆斯林继续行善。
图：不确定性下的慈善：疫情期间的斋月捐赠
引言
慈善是平衡社会资源分配的重要因素。 慈善也是磨炼私欲（nafs）和促进精神成长的重要因素。 由于慈善对捐赠者、受赠者和社会都有诸多益处，伊斯兰教高度强调施舍的重要性。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阐述慈善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时简洁地说道：“慈善是（真诚信仰的）明证。” 对于全球穆斯林而言，慈善对于消除贫困和发展清真寺及教育机构等伊斯兰组织至关重要。 在美国和加拿大，每年捐款总额超过4100亿美元，其中宗教事业是慈善捐款的最大受益者。 尽管关于美国宗教捐赠的文献很多，但对穆斯林的捐赠态度和行为却鲜有关注。 由于全球疫情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和健康不确定性，人们和非营利组织深受影响，因此对慈善的需求极高。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疫情期间（特别是2020年斋月）穆斯林的捐赠情况，这为深入研究一年中最神圣时期穆斯林捐赠相关的心理和人口统计学因素提供了机会。 此外，这些见解为正在筹款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经验，也为潜在捐赠者提供了自我反省的机会。
COVID-19疫情期间的捐赠
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进行捐赠，其动机可能随时间、地点以及受赠组织的类型而变化。 影响捐赠的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人口学因素包括收入、年龄和教育水平。 此外，与捐赠相关的心理因素包括利他主义、社会规范、金钱观念、群体内外感知以及同理心。 宗教是捐赠的另一个根本动力，这在不确定时期可能尤为重要。
研究发现，在经济不确定时期，捐赠额会下降。 收入和财富的突然冲击部分解释了这种下降，但还有一些重要的心理态度也会影响捐赠行为。 此外，在经济不确定时期形成的心理态度可能会在这些时期结束后持续存在，使得经济不确定性的后果远比特定时期本身更为持久。 非营利组织在经济衰退时期特别容易受到冲击，因为来自家庭、政府和基金会的捐款减少，导致非营利组织不得不缩减活动甚至完全关闭。 更严峻的是，三分之二的非营利组织报告称其现金储备仅能维持两个月。 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许多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服务需求在不确定和经济衰退时期可能会增加，但它们的筹款额却可能下降。 《慈善纪事报》在COVID-19疫情期间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表示“在经济复苏之前不会进行慈善捐赠”。 这些都是严重的担忧，限制了清真寺、社会服务组织和教育机构服务社区的能力。 随着斋月临近，这一切与穆斯林的捐赠有何关联？
斋月期间的捐赠
斋月是一个充满深度崇拜和施舍的月份。 伊本·阿巴斯传述：“安拉的使者是最慷慨的人，而在斋月吉卜利里天使与他会面时，他会变得更加慷慨。 他在斋月的每个夜晚都会与他会面以研习《古兰经》。 因此，先知 ﷺ 比滋润万物的风还要慷慨。” 伊玛目脑威在评论这段圣训时说：“我们的学者认为，在斋月期间慷慨施舍和行善是极受推崇的……这个月是尊贵的，在这个月里所做的善行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受祝福。” 因此，斋月作为一个增加祈祷和诵读《古兰经》的时期，理应促使信士更加慷慨。 穆斯林通常在斋月期间比一年中任何其他时间捐赠更多，这并不令人惊讶。
斋月也是穆斯林组织集中筹款的月份，因为他们深知这个神圣月份对潜在捐赠者的神学重要性。 信士们在斋月期间往往更有动力多做捐赠，原因包括期待从安拉那里获得更大的回赐、伊斯兰组织更频繁的募捐，以及在这个月里人们拥有更高的乐观情绪和幸福感。 为了证明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在斋月期间如何变化，一项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和股市回报的研究发现，斋月期间的回报率显著提高，这表明斋月期间较高的回报率可以用投资者心理的变化来解释，例如乐观情绪和生活满意度的提升。 同样，在另一项展示捐赠行为增加的研究中，伊朗穆斯林报告称，斋月期间器官捐献意愿增加了154%。
2020年的斋月恰逢COVID-19疫情的初期。 由于社交隔离准则，几乎所有的清真寺在整个农历月（4月23日至5月23日）期间都关闭了，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件。 由于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且募捐完全通过在线、电话或邮件活动进行，捐赠行为与往年大不相同。 此外，COVID-19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可能影响了穆斯林的情绪、态度和经济选择。
不确定性下的决策心理学
疫情导致压力和焦虑水平升高，这两者都会影响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决策，例如更倾向于选择低风险、低回报的选项。 由于担心股市和经济不确定性导致失业或投资损失而产生的财务焦虑，可能会影响捐赠行为。 例如，对某些人来说，失业或股市崩盘的可能性虽小，却可能因过度恐惧而导致他们停止捐赠。 从伊斯兰视角理解财务焦虑的心理前因和后果，可能有助于解释并改变捐赠态度和行为。 在本文中，我调查了与捐赠相关的两种心理机制的前因和后果：（1）财务焦虑和（2）主观财务幸福感。
财务焦虑
不确定性容忍度（UI）被假设为导致就业和财务焦虑的原因。 不确定性容忍度可以定义为一种认知偏差，它影响一个人在认知、情感和行为上如何感知、解释和应对不确定的情况。 数十年来关于担忧病因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是担忧和广泛性焦虑症的根源。 先前的研究发现，不确定性容忍度预示着穆斯林焦虑感的增加和经济状况下的风险规避，实验研究也发现个人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捐赠行为。
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国家层面的捐赠行为有关。 在一项针对79个国家的研究中，国家层面的不确定性规避水平越高，该国的慈善捐赠就越少。 在另一项针对135个国家的研究中，不确定性规避程度高的国家，捐赠频率较低。 对于任何特定个人，我们假设在不确定时期（即COVID-19疫情期间）的不确定性容忍度会诱发某种财务焦虑，进而预计会减少慈善捐赠。 实物期权理论认为，财务压力通过纳入决策前的等待价值来影响经济行为，从而允许在进行财务投资前解决不确定性。 在疫情期间捐赠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选择等到疫情结束后，或者在财务状况更加确定后再进行捐赠。
正念是与不确定性容忍度和焦虑相关的另一种心理机制。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正念是指在安拉的临在中，以开放和接纳的心态活在当下的能力。 根据定义，正念意味着不沉溺于过去或执着于未来。 因此，正念可以防止个人在面对不确定性时陷入瘫痪，而不确定性容忍度则会导致决策延迟或决策瘫痪。 因此，正念可能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改善决策的核心机制。 研究发现正念干预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健康焦虑，我们假设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财务焦虑之间也存在相同的关系。
主观财务幸福感
从心理学和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对其财务状况的感知应与其经济选择相关。 主观财务幸福感是指对财务压力、财务可控性和财务前景的感知。 人们从当前的经济状况和对未来经济幸福感的感知中获得经济安全感，或缺乏这种安全感。 较高的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更好的生活满意度、情绪和健康状况相关。 研究发现，即使在考虑实际收入的情况下，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捐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主观财务幸福感可以改善一个人的情绪，进而预示其慈善行为。
从伊斯兰视角来看，对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感知属于精神范畴。 先知 ﷺ 热衷于重塑圣门弟子心中对财富和幸福感的认知。 在阿布·扎尔传述的以下圣训中，他解释了先知 ﷺ 如何希望他看待主观幸福感。
“阿布·扎尔啊，你认为拥有大量财产就是富有吗？” 我说：是的。 先知说：“你认为缺乏财产就是贫穷吗？” 我说：是的。 先知重复了三次，然后说：“富有在于内心，贫穷也在于内心。 内心富有的人，无论世间发生什么都不会受到伤害。 内心贫穷的人，无论在世间拥有多少都不会满足。 确实，他只会受到自己私欲贪婪的伤害。”
这段圣训证明了实际财富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是不同的。 实际财富与物质世界有关，而主观财富与精神世界有关。 因此，理解实际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不一致如何表现，对信士来说很重要。 先前的研究发现，收入与主观财务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一个人的物质欲望。 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与所渴望的之间的差距会降低对财富的主观感知；向上社会比较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进一步的证据表明，财务焦虑是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似乎直接影响财务焦虑，并间接影响主观财务幸福感。 我们在下述研究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调查。
2020年斋月期间的穆斯林捐赠
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在2020年斋月结束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社交隔离中体验斋月”调查）。 本研究包括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子样本。 参与者中78%为女性，平均年龄段为25-34岁，平均年收入为5万至7.5万美元，平均教育水平为学士学位。 本研究旨在了解与2020年斋月捐赠金额相关的宗教、人口统计学和心理因素。 我们的主要研究问题如下：
- 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预示财务焦虑？ - 财务焦虑、收入、年龄和教育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主观财务幸福感？ - 人口统计学（年龄、收入）、精神实践、财务焦虑和主观财务幸福感在多大程度上预示斋月捐赠？ ## 测量指标
我们的调查测量了以下结构，所有问题均使用李克特量表（例如，范围从1到5）。 所用项目的完整列表请参阅附录A。
正念。 使用了正念注意觉知量表中的三个项目来测量特质正念（α = .86）。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了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项目来测量对不确定性的态度（α = .80）。
财务焦虑。 两个项目测量了与个人就业和财务状况相关的担忧。 “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以及“你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好（富裕）？” （α = .82）
精神实践。 创建了两个项目来测量精神实践。 诵读《古兰经》和礼塔拉威哈（tarāwīḥ）拜是斋月期间精神实践的两个核心方面。 受访者被问及一个关于斋月外诵读《古兰经》的问题以获取特质宗教性指标，以及一个关于是否在家礼塔拉威哈拜的问题以获取状态宗教性指标。 “在斋月之外，你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该变量被二分编码，以区分那些报告每天诵读《古兰经》的人和那些没有的人。 受访者还被问到：“今年你在家礼塔拉威哈拜了吗？” 这两个项目的回答被加总以创建一个宗教性得分。
人口统计学协变量。 受访者被要求报告他们的年收入区间、最高受教育程度和年龄区间。
捐赠。 一个项目询问了斋月期间的总捐赠额。 “这个斋月你总共捐了多少钱？” 选项范围从1 = $0到7 = $5000+。
分析
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财务焦虑、精神实践、人口统计学和报告的捐赠金额之间的关系（假设模型的图示见图1）。
该假设模型将正念、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收入概念化为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其中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财务幸福感由财务焦虑、收入、教育程度和年龄预测。 最后，以美元计算的捐款总额由人口统计学变量、财务焦虑、主观财务幸福感和宗教实践所预测。
结果
我们从2020年斋月的疫情期间了解到了穆斯林的哪些态度和捐赠行为？ 总体而言，我们样本中的穆斯林相当慷慨。 受访者的斋月捐款中位数为250至499美元，近30%的人捐款超过1000美元（见图2）。 我们保守估计，研究中1722名北美穆斯林的斋月捐款总额接近200万美元。以下是与财务焦虑和主观幸福感相关的一些描述性发现：
- 大约四分之一（24%）的人同意或非常同意不确定性使他们感到压力且无法放松。 - 十个人中有三个人（30%）至少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感到有些担忧。 - 大约四分之一（23%）的人感到自己几乎不富裕或根本不富裕（见图2）。 结构方程模型的结果如图4所示。 描述性统计见表1，完整模型的详细结果见表2。
问题1：财务焦虑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不确定性容忍度（B= .18）和正念（B= -.16）可以预测财务焦虑。 换句话说，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强，而正念水平较高的人财务焦虑感更弱。 此外，不确定性容忍度在正念对财务焦虑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B= -.09）。 收入（B= -.20）与财务焦虑呈负相关。
问题2：主观财务幸福感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财务焦虑（B =-.24）与主观财务幸福感呈负相关。 因此，即使在考虑了收入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较低的人比财务焦虑感较高的人感觉更富裕。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收入（B =.41）呈正相关。 换句话说，收入较高的人通常报告的主观财务幸福感水平也较高。 然而，许多收入较高的人仍然报告有中等程度的财务焦虑，这突显了财务幸福感的主观性。
问题3：斋月捐款的预测因素是什么？
所有人口统计学变量都与捐款金额有关。 收入（B= .23）、教育程度（B= .30）和年龄（B= .28）均能正向预测捐款。 这意味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较富有的人捐款更多。 财务焦虑与捐款呈负相关（B=-.06）。 这意味着即使在考虑了收入、教育和年龄对捐赠的影响后，财务焦虑感越强，捐赠越少。 主观财务幸福感（B= .11）与捐赠呈正相关。 因此，财务焦虑对捐赠有直接影响，并通过其与主观财务幸福感的关系对捐赠产生间接影响（B =-.05）。 宗教实践（定义为定期礼拜泰拉威和诵读《古兰经》）（B= .07）与捐款呈正相关。
研究结果反思
本研究调查了一个独特的契机，旨在了解个人和全球不确定时期现实生活中的慈善决策。 研究目标是了解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的心理、宗教和人口统计学预测因素。 主要关注点是调查捐赠的心理和宗教层面及其与穆斯林生活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增加了我们对穆斯林慈善事业和决策过程的理解。
伊斯兰教与财务焦虑
即使在考虑收入的情况下，财务焦虑也与捐款金额的减少有关。 财务焦虑的前因包括不确定性容忍度低和缺乏正念。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正念都与核心的心理生活取向有关。 正念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不安可能源于感知到的不确定性，使他们能够不加评判地观察自己的想法并与之分离，从而减轻焦虑。 那些难以专注于当下的人似乎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特别不安，我们发现这会导致许多适应不良的结果，包括焦虑加剧、悲观情绪增加以及感知到的福分减少。 这些适应不良的心理结果扭曲了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并导致做出次优选择，包括减少捐款，而捐款在斋月期间尤其具有巨大的回报。
伊斯兰教为容忍（并拥抱）不确定性以及在安拉的同在中活在当下提供了实质性的指导，特别是在涉及财务焦虑和慈善捐赠方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财富不会因施舍而减少。” 这一伊斯兰慈善原则旨在向信士承诺，他们的慈善捐款永远不会伤害他们。 为了加强这一观念，《古兰经》多次重申，捐赠类似于借钱给造物主。 安拉在《铁章》（Surah al-Hadid）中说：
مَّن ذَا الَّذِي يُقْرِضُ اللَّهَ قَرْضًا حَسَنًا فَيُضَاعِفَهُ لَهُ وَلَهُ أَجْرٌ كَرِيمٌ（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谁愿借给安拉优美的贷款，以便他为他加倍偿还，并获得尊贵的报酬？” 这旨在让信士的心感到安宁，完全相信造物主会慷慨地偿还这笔贷款。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进一步教导我们在财务焦虑时期向安拉寻求支持，并寻求他的帮助以进行慈善活动。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主啊！ 我向祢寻求庇护，免受焦虑和悲伤、无能和懒惰、怯懦和吝啬、沉重的债务以及被他人压迫的困扰。” 这段圣训体现了向安拉寻求支持以应对焦虑（包括财务焦虑）的全面性，这是推动明智经济决策（如捐赠和避免债务）的一种手段。
伊斯兰教与主观财务幸福感
另一个重要的发现是，财务焦虑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有关，而后者反过来又是捐赠的预测因素。 我们想重申，即使在考虑了收入、年龄和教育程度后，主观财务幸福感仍能预测捐款。 主观财务幸福感与相对剥夺理论（RDT）密切相关，该理论指出收入满意度与社会比较、对更高薪水的渴望以及权利感或应得感有关。 根据相对剥夺理论和主观财务幸福感的研究，主观的剥夺感与客观情况之间不存在单调函数关系。 相反，通过适应不良的社会比较和对物质财富日益增长的渴望，一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不富裕。 事实上，一项新颖的研究发现，通过实验操纵相对剥夺感会增加对即时奖励的渴望，这与赌博倾向的增加有关。 因此，感到财务匮乏（通常是与比我们富有的人进行社会比较的结果）是适应不良的。 它可能导致做出感觉暂时有益但放弃长期利益的决定。 这一点在财务匮乏感对捐赠行为的负面影响中表现得很明显；放弃捐赠可能感觉暂时更安全，但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捐赠从长远来看显然是非常有益的。
伊斯兰教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视角来对抗相对剥夺感和低主观财务幸福感。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看看那些不如你们的人，不要看那些比你们强的人，这样你们才不会轻视造物主赐予你们的恩典。” 因此，基于先知的指导，向下社会比较是增加感恩和对抗低财务幸福感的重要方式。 因此，随着斋月的临近，即使在不确定时期，信士也理应通过反思自己相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处的有利财务地位，自觉地数算自己的福分。
宗教实践与捐赠
在斋月期间进行泰拉威礼拜和每日诵读《古兰经》与斋月捐款的增加有关。 这两种做法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涉及诵读和反思《古兰经》。 由于许多经文鼓励施舍、重塑信士的财务心态并灌输富足心态，每日接触这些经文可能有助于增加捐款。 在社会隔离的斋月里，这些《古兰经》的劝诫可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没有收到来自清真寺的当面募捐。 这些发现也证实了宗教信仰与捐款相关的普遍结论。
局限性与结论
本研究是首次对斋月期间穆斯林捐赠（特别是北美穆斯林）的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调查之一。 完美只属于安拉，因此这些研究中总有一些局限性需要考虑。 首先，本研究依赖于横截面数据。 因此，对于心理结构之间的关系，无法做出强有力的因果断言。 本研究也仅限于斋月期间的穆斯林，因此这些机制是否能推广到斋月之外的捐赠尚不得而知。 例如，泰拉威是斋月特有的崇拜行为，因此其对捐赠的影响只能在这个月实现。 此外，本研究并非基于美国穆斯林的代表性样本。 然而，在理解不确定时期的慈善决策时，假设所讨论的主要心理过程在时间和人群中保持一致并非不合理。
研究结果对旨在减少财务焦虑、改善主观财务幸福感以及最终改善捐赠态度和行为的干预措施具有启示意义。 援引特定的宗教信仰和实践可能是让信士内心安宁并在不确定时期激励最佳捐赠行为的有用工具。 本研究的后续论文将扩展探讨伊斯兰教中的财富心理学和投资，这对于穆斯林摆脱资本主义的财富和投资观念，并重新转向《古兰经》和先知关于财富获取、支出和投资的原则是必要的。
附录A
使用的调查项目
您的家庭年收入是多少？ （税前）
- 49,999美元或以下 - 50,000美元至74,999美元 - 75,000美元至99,999美元 - 100,000美元至149,999美元 - 150,000美元至199,999美元 - 200,000美元至249,999美元 - 250,000美元以上 您的年龄是多少？
- 18岁以下 - 18-24岁 - 25-34岁 - 35-44岁 - 45-54岁 - 55-64岁 - 65岁以上 您完成的最高教育水平是什么？
- 高中以下学历 - 高中毕业 - 部分大学经历 - 大学学位 - 硕士、博士、法律博士、医学博士 正念（1到6分）
- 我发现很难专注于当下发生的事情。 - 我发现自己在做事情时没有注意。 - 我匆忙完成活动，没有真正关注它们。 不确定性容忍度（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
- 如果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心就无法放松。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您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富裕（宽裕）？ （1到5分）
您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对自己的就业情况有多担心？ （1-完全不担心到5-极其担心）
您今年在家礼拜泰拉威了吗？ （是/否）
在斋月之外，您多久诵读一次《古兰经》？ （1-几乎从不到5-每天）
您今年斋月总共捐了多少钱？
- 0美元 - 1-49美元 - 50-99美元 - 100-249美元 - 250-499美元 - 500-999美元 - 1000-4999美元 - 5000美元以上 引用资源
• Marlone D. Henderson, Szu-chi Huang, and Chiu-chi Angela Chang, “When Others Cross Psychological Distance to Help: Highlighting Prosocial Actions toward Outgroups Encourages Philanthrop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 第1 (2012): 220–25.
• Zara Khan, “Reviving the Waqf Tradition: Moral Imagination and the Structural Causes of Poverty”, Yaqeen, July 2,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verty
• Khalil Abdurrashid, “Financing Kindness as a Society: The Rise and Fall of Islamic Philanthropic Institutions (Waqfs),” Yaqeen, January 9, 2020, 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 .
• Ṣaḥīḥ Muslim, 第223段。
• “Giving USA 2018: The Annual Report on Philanthropy for the Year 2017,” Giving USA, 2018; “Research About Giving in Canada,” Imagine Canada, http://sectorsource.ca/researc ... earch .
• 关于穆斯林捐赠的人口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ispu.org/why-muslims-give/ 。
• René Bekkers and Pamala Wiepking, “Who Giv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Predictors of Charitable Giving Part One: Religion, Education, Age and Socialisation,” Voluntary Sector Review 2, 第3 (2011): 337–65.
• Karen Wright, “Generosity vs. Altruism: Philanthropy and Cha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ted Kingdom,”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2, 第4 (2001): 399–416.
• Joanne R. Smith and Andreè McSweeney, “Charitable Gi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a Revised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Model in Predicting Donating Intentions and Behaviour,” Journal of Community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17, 第5 (2007): 363–86.
• Pamala Wiepking and Beth Breeze, “Feeling Poor, Acting Stingy: The Effect of Money Perceptions on Charitable Giv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Marketing 17, 第1 (2012): 13–24.
• David John Hart and Andrew Robson, “Does Charity Begin at Home? National Identity and Donating to Domestic versus International Chariti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30, 第4 (2019): 865–80.
• Arjen De Wit 和 Rene Bekkers，“探索慈善捐赠中的性别差异：荷兰案例”，《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5卷，第4期（2016年）：741–61。
• H. Daniel Heist 和 Danielle Vance-McMullen，“了解捐赠者建议基金：经济衰退期间的捐赠流向”，《非营利与志愿部门季刊》第48卷，第5期（2019年）：1066–93。
• Jonathan Meer, David Miller 和 Elisa Wulfsberg，“大衰退与慈善捐赠”，《应用经济学快报》第24卷，第21期（2017年）：1542–49。
• Kirsten A. GrØnbjerg 和 Anjali Bhatt，“印第安纳州社会援助中非营利组织带薪就业更新报告，1995-2018年”（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2020年）。
• Laura Deitrick, Tessa Tinkler, Emily Young, Colton C. Strawser, Connelly Meschen, Nallely Manriques 和 Bob Beatty，“非营利部门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圣地亚哥大学非营利研究所，2020年。
• M. Theis，“调查显示：五分之一的捐赠者已停止捐赠”，《慈善纪事报》，2020年5月6日，https://www.philanthropy.com/a ... says/。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180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308段。
• 《总汇：注疏》(Al-Majmū’ sharḥ al-muhadhdhab)（贝鲁特：Dar al-Fikr出版社，2000年），6:424。
• Muhi Khwaja，“利用穆斯林慈善的力量”，《慈善杂志》，2019年8月12日，https://pj.news.chass.ncsu.edu ... ropy/。
• Shadiya Mohamed Saleh Baqutayan, Magda Ismail A. Mohsin, Akbariah Mohd Mahdzir 和 Aini Suzana Ariffin，“伊斯兰教中捐赠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国际杂志》第2卷，第2期（2018年）：88–92。
• 基于Yaqeen收集的2020年斋月前后数据对比。
• Jedrzej Pawel Bialkowski, Ahmad Etebari 和 Tomasz Piotr Wisniewski，“虔诚与利润：穆斯林斋月期间的股市异常”，金融与公司治理会议，2010年。
• Katayoun Najafizadeh, Fariba Ghorbani, Sajjad Hamidinia, Mohammad Ali Emamhadi, Mohammad Ali Moinfar, Omid Ghobadi 和 Shervin Assari，“斋月与器官捐献意愿的增加”，《沙特肾脏疾病与移植杂志》第21卷，第3期（2010年）：443。
• George F. Loewenstein, Elke U. Weber, Christopher K. Hsee 和 Ned Welch，“作为感受的风险”，《心理学公报》第127卷，第2期（2001年）：267；Drazen Prelec，“概率加权函数”，《计量经济学》（1998年）：497–527。
• Jennifer S. Lerner 和 Dacher Keltner，“超越效价：迈向情绪对判断和选择影响的模型”，《认知与情绪》第14卷，第4期（2000年）：473–93；Rajagopal Raghunathan 和 Michel Tuan Pham，“并非所有负面情绪都相同：焦虑和悲伤对决策的动机影响”，《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第79卷，第1期（1999年）：56–77。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和 Kylie Francis，“简报：不确定性容忍度、担忧与抑郁”，《认知疗法与研究》第28卷，第6期（2004年）：835–42。
• Tatiana V. Kornilova, Maria A. Chumakova 和 Sergey A. Kornilov，“作为爱荷华博弈任务中决策和风险接受预测因素的不确定性容忍与不容忍”，《俄罗斯心理学》第11卷，第3期（2018年）：86；David Schröder 和 Gail Gilboa Freedman，“不确定性下的决策：经济偏好与心理人格特质之间的关系”，《理论与决策》，2020年，1–23。
• Elena Cettolin, Arno Riedl 和 Giang Tran，“面对风险时的捐赠”，《风险与不确定性杂志》第55卷，第2期（2017年）：95–118。
• Ivana Stojcic, Lu Kewen 和 Ren Xiaopeng，“不确定性规避是否会阻碍慈善？” “慈善行为与79种民族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化与大脑》第4卷，第1期（2016年）：1–20。
• Peter B. Smith，“伸出援手：内群体偏爱、不确定性规避与亲社会行为的全国频率”，《跨文化心理学杂志》第46卷，第6期（2015年）：759–71。
• Troy Davig 和 Craig Hakkio，“金融压力对经济活动有什么影响？”，堪萨斯城联邦储备银行，《经济评论》第95卷，第2期（2010年）：35–62。
• Juston Parrott，“如何成为一名正念的穆斯林：伊斯兰冥想练习”，Yaqeen，2017年11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ju ... ation。
• Howard Berenbaum, Keith Bredemeier 和 Renee J. Thompson，“不确定性不容忍：探索其维度及与认知闭合需求、精神病理学和人格的关联”，《焦虑症杂志》第22卷，第1期（2008年）：117–25。
• Kristen M. Kraemer, Emily M. O’Bryan 和 Alison C. McLeish，“作为正念与健康焦虑之间中介的不确定性不容忍”，《正念》第7卷，第4期（2016年）：859–65；David A. Lovas 和 Arthur J. Barsky，“针对疑病症或严重健康焦虑的正念认知疗法：一项试点研究”，《焦虑症杂志》第24卷，第8期（2010年）：931–35。
• Michael J. Zyphur, Wen-Dong Li, Zhen Zhang, Richard D. Arvey 和 Adam P. Barsky，“收入、人格与主观财务幸福感：性别在其遗传和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心理学前沿》第6卷（2015年）：1493。
• Eileen Y. Chou, Bidhan L. Parmar 和 Adam D. Galinsky，“经济不安全感会增加身体疼痛”，《心理科学》第27卷，第4期（2016年）：443–54。
• Richard G. Netemeyer, Dee Warmath, Daniel Fernandes 和 John G. Lynch, Jr.，“我做得怎么样？” “感知的财务幸福感、其潜在前因及其与整体幸福感的关系”，《消费者研究杂志》第45卷，第1期（2018年）：68–89；Soyeon Shim, Jing J. Xiao, Bonnie L. Barber 和 Angela C. Lyons，“通往成功人生的路径：年轻人财务幸福感的概念模型”，《应用发展心理学杂志》第30卷，第6期（2009年）：708–23。
• Roger Bennett 和 Rita Kottasz，“灾难救助的紧急筹款”，《灾难预防与管理：国际期刊》第9卷，第5期（2000年）：352–60。
• Bodo B. Schlegelmilch, Alix Love 和 Adamantios Diamantopoulos，“对不同慈善呼吁的反应：捐赠者特征对捐赠金额的影响”，《欧洲营销杂志》第31卷，第8期（1997年）：548–60。
• Leon Zolotoy, Don O’Sullivan, Myeong-Gu Seo 和 Madhu Veeraraghavan，“情绪与道德决策：积极情感与企业慈善”，《商业道德杂志》，2020年，1–20；Evelyne J. Dyck 和 Gary Coldevin，“在第三世界筹款中使用积极与消极照片的对比”，《新闻学季刊》第69卷，第3期（1992年）：572–79。
• 《塔巴拉尼大圣训集》(Al-Muʿjam al-kabīr lil-Ṭabarānī)，第1618段。
• Emily Crawford Solberg, Ed Diener, Derrick Wirtz, Richard E. Lucas 和 Shigehiro Oishi，“想要、拥有与满足：检验欲望差异在收入满意度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3卷，第3期（2002年）：725。
• Agata Gasiorowska，“客观财富与主观财富之间的关系受财务控制调节，并由金钱焦虑中介”，《经济心理学杂志》第43卷（2014年）：64–74。
• ERSI是一项针对全球穆斯林的横断面在线调查，旨在了解他们在新冠疫情期间如何度过斋月。 参与者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招募。 完整样本包括全球3,800名穆斯林。
• 尽管女性人数非常多，但不同性别之间的捐赠行为差异并不显著 (t=1.77)。
• Kirk Warren Brown 和 Richard M. Ryan，“活在当下的益处：正念及其在心理幸福感中的作用”，《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4期（2003年）：822。
• 我们使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表明三个正念项目加载于特质正念的共同因子上。 因子载荷见表3。
• Kristine Buhr 和 Michael J. Dugas，“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英文版的心理测量特性”，《行为研究与治疗》第40卷，第8期（2002年）：931–45。
• 使用Stata 15来估计完整的路径模型。 模型拟合首先使用卡方统计量 (χ) 进行评估，因为它是结构方程模型 (SEM) 中唯一的模型拟合推断统计量。 此外，我们使用了两个替代拟合指数：近似误差均方根 (RMSEA) 和比较拟合指数 (CFI)。 RMSEA值低于.
08且CFI值大于.
95表示拟合良好。 调查项目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 收入方面的缺失数据较多 (24%)。 平均而言，收入数据缺失者的受教育程度显著较高 (t = 5.6, p 小于 0.001)，捐赠额较少 (t = 2.2, p 小于 0.05)。 我们通过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法 (FIML) 来处理缺失数据。 （注：原文此处拆分，已合并处理）
• 通过假设每个人捐赠了其所选类别的平均值（例如，如果属于50–99美元类别则为75美元，如果属于250–499美元类别则为375美元）来估算总捐赠额。 由于我们的最高值是5000美元以上，我们假设该组中没有人捐赠超过5000美元，这很可能是一种严重的低估。
•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拟合统计量见表2。 三个正念项目的测量模型代表了一个共同因子。
• Natalie Karelaia 和 Jochen Reb，“通过正念改善决策”，《组织中的正念：基础、研究与应用》，2015年，256–84。
• Osman Umarji 和 Hassan Elwan，“拥抱不确定性：如何在疫情中保持情绪稳定”，Yaqeen，2020年3月3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demic。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588段。
• 《古兰经》57:11。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369段。
• Paul D. Sweeney, Dean B. McFarlin 和 Edward J. Inderrieden，“利用相对剥夺理论解释对收入和薪酬水平的满意度：一项多研究检验”，《管理学会杂志》第33卷，第2期（1990年）：423–36。
• Mitchell J. Callan, N. Will Shead 和 James M. Olson，“个人相对剥夺、延迟折扣与赌博”，《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101卷，第5期（2011年）：955。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12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2963段。
• 以下是《古兰经》中鼓励捐赠的几段经文：
•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施舍，你们不要自投于灭亡，你们应当行善；安拉确是喜爱行善者的（2:19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信仰安拉和他的使者，并把安拉委任你们代管的财产施舍出去。你们中信仰且施舍的人，将受重大的报酬（57:7）。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为主道而施舍财产者，譬如一个谷种，它生出七穗，每穗结一百颗谷粒。安拉加倍地报酬他所意欲者。安拉是宽大的，是全知的（2:261）。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昼夜隐显地施舍财产者，将在他们的主那里获得报酬，他们将来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274）。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安拉借恩惠赏赐他们，而他们吝啬，不要以为那对他们是有益的，其实那对他们是有害的。复活日，他们所吝啬的财产，将像枷锁一样套在他们的颈项上。天地的主权，只是安拉的。安拉对于你们的行为是彻知的（3:180）。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为重利而放债，想在别人的财产中增加的，在安拉那里，不会增加；你们为求安拉的喜悦而施舍的“天课”，这些人将获得加倍的报酬（30:39）。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信士，只是信仰安拉及其使者，然后没有怀疑，并借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在安拉的道上奋斗的人；这等人，确是诚实的（49:15）。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注：原文合并，已整合）
• 你们当分舍我所赐予你们的，在死亡降临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之前，那时他会说：“我的主啊！你为何不让我延迟到一个临近的期限，以便我施舍，并成为善人呢？”（6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