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公益
你的慈善捐款去了哪里？穆斯林如何确认善款真正抵达需要的人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06-10 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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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加拿大天课实践如何被保存？一文读懂穆斯林公益制度研究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6 次浏览 • 2026-05-31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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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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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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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舍（Ṣadaqah）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普通慈善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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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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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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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洁者园地》（Riyāḍ al-Ṣāliḥīn），第539段，https://sunnah.com/riyadussalihin:539。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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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西格尔，《寻找更好的方法：安大略省基本收入试点项目》，讨论文件，2016年。
• 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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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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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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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 优素福·卡拉达维，《天课法学：一项比较研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天课规则、条例与哲学》（伦敦：Dar Al Taqwa出版社，1999年），第502页。
• 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作为社会的慈善融资：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Yaqeen，2020年1月9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穆罕默德·H·法德尔，“伊斯兰教、不平等、道德与正义”，载于《经济不平等与道德：多元伦理视角》，威廉·沙利文与理查德·马德森编（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9年）；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9、152页；扎拉·汗，“复兴瓦克夫传统：道德想象力与贫困的结构性成因”，Yaqeen，2020年7月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ftnt2；比拉勒·艾哈迈德·马利克，“慈善实践：天课在实现正义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际天课杂志》第1卷，第1期（2016年）：第65页。
• 萨曼莎·梅，“最好的善行：英国的天课实践”，《教会与国家杂志》第61卷，第2期（2019年春季）：第1–30页；阿利乌内·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与天课实践》（日内瓦：国际组织研究项目，2007年）。
• 法伊卡·马哈茂德，《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数据驱动的比较概况》，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9年。
• 代表性样本包括：沙欣·阿兹米，“加拿大的社会服务供给与多伦多大都会区的穆斯林社区”，《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17卷，第1期（1997年）；玛尔塔·博洛尼亚尼与保罗·斯塔瑟姆，“英国穆斯林协会不断变化的公众形象：为共同的‘社会’目标走到一起？”，《族群研究》第13卷，第2期（2013年），第229–49页；保罗·布拉马达特与大卫·塞尔贾克，《加拿大的宗教与族群》（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9年）；夏洛特·弗里多夫森与英格玛·埃兰德，“信仰与地点：在世俗路德教社会中构建穆斯林身份”，《文化地理学》第20卷，第3期（2012年）：第319–37页；坎比兹·加内亚巴西里，“9/11后的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杂志》，2017年；帕梅拉·阿尼萨·纳迪尔，“穆斯林社会服务”，载于《社会工作百科全书》，2013年；马里奥·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公民-宗教‘仁慈文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族群与移民研究杂志》第46卷，第11期（2020年）：第2367–86页；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马赫迪·J·卡斯卡斯与坦维尔·图林·乔杜里，《加拿大各地伊斯兰宗教慈善机构的多样化画像：组织动态概况分析》（多伦多：Tessellate研究所，2017年）。
• 克拉斯·博雷尔与阿恩·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瑞典穆斯林会众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英国社会工作杂志》第41卷（2011年）：第968–79页。
• 开斋天课（Zakāt al-Fiṭr）是一种在斋月结束前必须缴纳的小额慈善捐款，通常每位家庭成员约五美元。
• 博雷尔与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第969页；马里奥·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第2368页。
• 博雷尔与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第973页；弗里多夫森与埃兰德，“信仰与地点”，第319–37页。
• 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第2381页。
• 苏奈娜·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反恐战争中的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载于《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另见安弗尔·埃蒙与纳迪亚·哈桑，“层层怀疑之下：加拿大穆斯林领导的慈善机构CRA审计审查”，加拿大穆斯林全国委员会与多伦多大学伊斯兰研究所，2021年3月21日。在线获取地址：https://www.layeredsuspicion.ca/
• 梅，“最好的善行”，第23页。
• 施舍（Ṣadaqah）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普通慈善捐赠。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480页。
• 纳萨布（niṣāb）是指个人无需缴纳天课，反而有资格接受天课的财产限额。 该金额必须在个人手中持有一整年，定义为87.5克纯金或625克白银。 2020年，在加拿大，这一限额为4,825美元（黄金）或379美元（白银）。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52、366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页。
• 拉姆·阿尔·贾弗里·萨阿德与阿布巴卡尔·奥马尔·法鲁克，“尼日利亚功能性天课体系障碍的综合审查：需要做什么？”，《国际伦理与系统杂志》第32卷，第1期（2019年）：第32页。
• 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第6页。
• 阿兹米，“加拿大的社会服务供给”，第162页。
• “为主道”（Fī sabīli Allāh）被定义为“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支出”，一些学者（如卡拉达维）将其解释为：为了伊斯兰的利益，允许将天课用于非穆斯林，或支持穆斯林机构，如游说团体、清真寺和学校，特别是在像加拿大这样作为少数群体的地区。
• 亚吉兹·切贝吉奥卢，“作为公民参与的慈善：荷兰-土耳其穆斯林”，载于《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汗，《复兴瓦克夫传统》，第8页；梅，“最好的善行”；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第6页。 受援国通常位于亚洲或非洲，这些地区普遍贫困或饱受战争蹂躏。
• 切贝吉奥卢，“作为公民参与的慈善”，第107页。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1783段。
• 梅，“最好的善行”，第26页。
• 梅，“最好的善行”，第15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77、428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9页。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1663，《奈萨仪圣训集》2598，《艾哈迈德传述集》4/224。 参见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9页的讨论。
• 阿布·奥马尔·法鲁克·艾哈迈德、M·卡比尔·哈桑、阿布·卡拉姆·穆罕默德·沙希德，“伊斯兰教中的天课与再分配正义”，《穆阿马拉特与伊斯兰金融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06年）：第15页；齐亚乌丁·艾哈迈德，《伊斯兰教、贫困与收入分配》（英国莱斯特：伊斯兰基金会，1991年），第28、47页；M·乌马尔·查普拉，《伊斯兰教与经济挑战》（弗吉尼亚州赫恩登：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1992年），第274页；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9页；穆罕默德·尼贾图拉·西迪基，“伊斯兰国家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载于《分配正义与伊斯兰经济中的需求满足》，穆纳瓦尔·伊克巴尔编（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267页。
• 齐亚乌丁·艾哈迈德，《伊斯兰教、贫困与收入分配》。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2137段，https://sunnah.com/ibnmajah/12。
• 《圣洁者园地》（Riyāḍ al-Ṣāliḥīn），第539段，https://sunnah.com/riyadussalihin:539。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50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37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xxiii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48–50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8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87页。
• 休·西格尔，《寻找更好的方法：安大略省基本收入试点项目》，讨论文件，2016年。
• 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
你的慈善捐款去了哪里？穆斯林如何确认善款真正抵达需要的人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06-10 10:49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原文出处：https://muslimmatters.org/2026/05/24/know-where-your-charity-goes/
原文标题：Know Where Your Charity Goes: A Guidebook by Tauqir Sharif for Muslim Givers this Dhul Hijjah
作者：Tauqir Sharif
作者简介：Tauqir Sharif 是 MuslimMatters 的作者或投稿者。MuslimMatters 是一个英语穆斯林媒体平台，发布有关伊斯兰知识、灵性成长、社群议题和当代穆斯林生活的文章。
副标题：慈善透明度指南：捐款前应该问清楚哪些关键问题？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慈善中的透明度、执行能力、名人募款、学者监督和长期建设问题。原文提醒捐赠者不要只被情绪和营销推动，而要认真追问善款如何使用、谁在执行、谁在监督。
前言
当我第一次怀抱一个垂死的孩子时，我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永远地改变了。
她是一个叙利亚小女孩。 和我自己的女儿同龄。
一枚桶装炸弹落在了她的家里。 当她被送进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了。 伤势太重了。 不久后她就去世了。
当她的家人来领遗体时，我们把她送回了那栋刚刚被摧毁的房子。 除此之外，别无他处可去。 墙壁已经破碎。 屋顶荡然无存。 空气中依然弥漫着尘土。 那是她最后的旅程。
我记得当时站在那里，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受——一种深沉、令人窒息的无力感。 这种感觉源于一种认知：远在天边的人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在几秒钟内抹去一个孩子的生命。 一个会笑、会玩、被爱着的孩子。 一个和我自己的孩子没什么两样的孩子。
战争剥去了虚幻的外衣。 它让你看清了权力的真实运作方式。
在慈善领域工作了十五年多，在巴勒斯坦工作过，在加沙站立过，在战争期间在叙利亚开展过行动，我开始看到权力的另一层面。 不是炸弹。 不是武器。 而是金钱。 叙事。 援助。
慈善并非中立。 它塑造了结果。 它可以制造依赖，也可以建立独立。 它可以赋能社区，也可以将他们锁在循环之中。 它可以恢复尊严，也可以悄无声息地将其摧毁。
我见证了我们穆斯林大众（Ummah）非凡的慷慨。 我见过捐赠者为了减轻苦难，捐出了他们最后的几英镑。 但我也看到了这个体系的某些部分是如何在幕后运作的。 优先事项是如何转变的。 品牌推广是如何凌驾于战略之上的。 短期救济是如何变成永久模式的。
这让我感到心痛，因为我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我写这本书不是为了摧毁穆斯林慈善机构。 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施舍（sadaqah）和天课（zakat）文化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但没有结构的支撑，力量也可能被利用。 没有问责制的系统会偏离方向。 当它们偏离时，后果并非理论上的，而是以真实的生命来衡量的。
我们不能在没有审查、没有战略、不要求透明度的情况下，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捐赠。
这篇文章不是写给高管或企业董事会看的。 它是写给捐赠者、写给肩负信托（amanah）重任的筹款人，以及写给那些真诚捐赠并相信这份信任会得到尊重的信士的。
施舍和天课是在安拉面前的神圣信托。 它们不是营销工具。 它们不是收入来源。 它们是正义的工具。
我知道这篇文章会让一些人感到不安。 它可能会让我在这个行业内树敌。 但我的忠诚不属于任何机构，而是属于穆斯林大众（Ummah）。
在怀抱过那个孩子、站在废墟中、目睹过援助如何塑造未来之后，沉默会让我感到背叛。 如果这些信息让你感到不安，请静下心来体会这种感觉。 我们捐赠的方式所决定的，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
陶基尔·托克斯·谢里夫（Tauqir Tox Sharif）
引言
我叫陶基尔·谢里夫，尽管慈善界的大多数人叫我托克斯（Tox）。 我在伦敦出生长大。 在我大学二年级时，本以为会走上一条常规的职业道路，但一个前往加沙的机会出现了。 我抓住了它，从此再也没有回去完成学业。 那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当时，英国穆斯林慈善领域主要由两大组织主导：伊斯兰救济组织（Islamic Relief Worldwide）和穆斯林援助组织（Muslim Aid）。 大多数捐款都流向了它们，而正式进入该行业需要资历、人脉和一份光鲜的简历。 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想帮忙。
2009年，我随“万岁巴勒斯坦”（Viva Palestina）车队前往加沙。 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以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重塑了我。
我目睹了两件事，至今仍铭刻在心。 第一，人们在最令人窒息的环境下的韧性：在废墟旁重建家园的家庭，在封锁下微笑的孩子，在一个被世界抛弃的地方依然保持乐观。 第二，他们的信仰（iman）。 他们的物质极其匮乏，但他们的信仰却不可估量。 我们西方人拥有舒适、消费主义和资源，内心却依然焦躁不安。 他们几乎一无所有，却因信仰而坚定不移。
在那次车队中，我遇到了任务负责人基兰·特纳（Kieran Turner），他成了我的导师。 他教我如何穿越边境、准备货物清单，以及如何战略性而非情绪化地运送援助物资。 我尽可能地吸收一切。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自己带队，慢慢建立起声誉，不是在正式的慈善结构内，而是在一线。
2010年，我登上了“马尔马拉海”号（Mavi Marmara），参加了加沙自由船队。 在突袭中，我的九名同志被杀害。 我们被逮捕并监禁，在国际关注下才获释。 那次经历教会了我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援助从来不是中立的。 它存在于权力、政治和后果之中。
回国后，我在家族生意和前往巴基斯坦洪水灾区、地震地区等灾区之间平衡工作。 2012年4月，我们一行人组织并运送了首批进入叙利亚的援助车队之一。 没有穆斯林慈善机构愿意帮忙。 他们太害怕了。 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很疯狂，应该等到英国政府发布明确指导方针，或者等到干预变得安全时再说。
我们等不及了。 鲜血已经在流淌。 人们正在受苦。 每一刻都至关重要。
起初，我们只是作为一个社区团体前往，因为没有其他人站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我们还是成功地将第一批车队——十二辆装满援助物资的救护车——送入了叙利亚北部。
但我在那里所见的一切改变了一切。
当家庭还在逃往边境，躲避巴沙尔·阿萨德镇压的暴政时，我怎么能离开叙利亚呢？ 在叙利亚境内，我开始打电话回英国，安排下一批救护车。 当它们终于准备好时，我回了一趟家，但只待了三天。 这一次，我带上了我的妻子拉克尔（Racquell）。
我们结婚才十个月，我们一起发起了“叙利亚实时更新”（Live Updates from Syria）——从一线报道，筹集支持，并实时见证边境难民营的涌现。
这是人们第一次看到一对穆斯林夫妇用英语直接从战区发声，用援助支持穆斯林。 这标志着穆斯林慈善部门的转变。 很快，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联系我们，要求我们执行他们的项目。 纯粹为了安拉（fi sabilillah），我们接受了，穿着印有每个人标志的衬衫。 我们不在乎品牌；我们只在乎援助能到达最需要的人手中。
但现实给了我们沉重一击。 当挑战出现时，许多慈善机构抛弃了我们：政治转变、优先事项改变，或者仅仅是因为叙利亚不再“受欢迎”了。 他们不仅抛弃了我们，还利用我们所吸引的关注获利。 他们利用我们在网上创造的数据——筹款页面、社交媒体粉丝和捐赠者——继续为自己筹款。 当时，我们没考虑营销策略或捐赠者培养；我们的重点是执行。 那次教训很苦涩，但它教会了我这个行业是如何真正运作的。
十五年多来，我一直在冲突地区和脆弱地区工作。 我为来自英国、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南非等地的慈善机构执行过项目。 我监督过紧急救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
倡议和长期发展项目。 我见过真诚。 我见过战略。 我见过功能失调。 我也见过叙事是如何被塑造以解锁捐款的。 我了解资金是如何筹集的。 我了解它们是如何分配的。 我了解慈善机构面临的压力。 我也了解捐赠者所相信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之间的差异。 项目现场。 在这个世界里待了十五年后，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谈谈了。
援助是战争的武器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但也可以被武器化，用于控制人口、削弱独立治理并制造依赖。 对于任何捐赠施舍或天课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
叙利亚：阿特马（Atma）难民营事件
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成千上万的家庭在逃离轰炸后住在帐篷里。 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成了精心策划的权力斗争的中心。
当时，阿特马周边地区由一个当地伊斯兰团体控制，他们努力维持秩序并支持难民人口。 他们的治理代表了在一个混乱的战区中，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独立权威。
国际救援委员会（IRC）建立了一个系统，卡车每天向难民帐篷外的水箱运送水。 在纸面上，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物流。 在实践中，它是阴险的。 该系统使数万人完全依赖外部控制。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停止供水，家庭就会断水。
2013年，在萨尔马达（Sarmada）发生了一起事件，同一个伊斯兰团体指控IRC员工为外国政府充当间谍。 他们突袭了其办公室并拘留了其团队成员。 然而，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IRC掌握着难民营的一个强大压力点。 几乎立即，供水系统被关闭了。 卡车停止了运送，阿特马的难民营失去了获得最基本生命必需品——水的途径。
第一天：家庭配给储存的水，不确定是否会有援助到来。
第二天：数千人聚集要求供水，抗议活动在营地蔓延。
第三天：绝望升级，道路被封锁，车辆被烧毁，紧张局势沸腾。
第四天：在巨大的压力下，供水才得以恢复。
显而易见：水已被武器化，用于惩罚处于独立伊斯兰领导治理下的社区。 这是蓄意的。 这种
基于卡车的系统给了外部参与者杠杆作用，并制造了依赖。
出于对这一组织背后动机的好奇，我调查了IRC。 其领导层包括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科林·鲍威尔和大卫·米利班德——这些高调的政治人物体现了西方的战略利益——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战争条件，同时将对西方援助的依赖呈现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如果我们要想在叙利亚进行道德运作，就不能依赖那些给外部势力提供如此杠杆的临时援助模式。
作为回应，在革命初期，我们发起了“太阳能水井”倡议。
作为一个小型组织，我们取得了显著成功。 我们的系统由太阳能电池板和独立水泵驱动，使难民营能够完全自主运作，无需依赖外部送水。
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许多叙利亚以外的组织联系我们，要求为他们的项目实施这些系统。 这一倡议不仅拯救了生命，还帮助建立了许多保持完全独立的难民营，证明了即使在最具挑战性的情况下，可持续的、赋能社区的解决方案也是可能的。
索马里：小麦危机与伊斯兰法院联盟（ICU）
索马里也出现了类似的模式。 21世纪初，伊斯兰法院联盟（ICU）崛起，在经历了多年的军阀统治后，为索马里南部带来了稳定的治理。 他们的模式是独立的、受欢迎的，并基于伊斯兰原则，这使他们成为外部参与者的目标。
美国将ICU视为政治挑战。 埃塞俄比亚和美国的军事干预强行将ICU赶下了台。 但援助也发挥了战略作用。 西方组织向难民营供应了大量小麦，表面上是为了缓解饥饿。
从表面上看，这看起来像是人道主义救济。 在实践中，它摧毁了当地市场。
索马里农民无法再出售他们的农作物，社区变得依赖外部供应的食物。 当援助流向发生变化或停止时，民众反抗统治权力，破坏了治理，并巩固了有利于外部利益的控制。
食物成了武器。 看起来是援助的东西，被蓄意用来削弱独立的伊斯兰治理并制造依赖。
给捐赠者的教训
这两个事件——叙利亚的阿特马和索马里的小麦危机，揭示了一个清晰的模式：
• 援助可以赋能，但也可以控制和破坏稳定。
• 只关注初级救济（食物、水、临时援助）而没有基础设施或可持续性的系统会制造依赖。
• 通常带有政治议程的外部参与者，可以利用援助来惩罚、操纵或削弱独立治理，特别是伊斯兰权威。
今天许多穆斯林慈善机构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同样的陷阱。 他们专注于初级救济，而不投资于长期解决方案或赋能社区。
援助可以拯救生命。 但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态，援助也可能成为武器。 上述经历是对我们的警告，要进行战略性、道德性和有效性的捐赠。
五种慈善类型
当拉克尔和我刚到叙利亚时，我们从简单的事情开始：我们想从一线提供实时更新，并直接帮助人们。 仅此而已。
该项目是有机地开始的。 我们会去见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家庭，拍摄并把他们的故事发布到网上，然后见证人们立即做出回应。 即时的反馈。 即时的支持。 最纯粹的私人救济工作。 我们会筹集资金、运送援助物资，捐赠者可以亲眼看到这些援助带来的影响。
当时，我觉得慈善很简单。
但很快，我们就意识到私人救济是不够的。
我们亲眼目睹了难民营中整整一代人的诞生。 在早期，我们参与了土耳其边境阿特马（Atma）地区一些最早的难民营建设。 我们在那里所见的一切让我们深感不安。 男人们为了反抗阿萨德的压迫而殉道，为了自由和尊严牺牲了一切，然而他们的孩子却在帐篷里长大，没有教育，没有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甚至还在学习阿萨德政权的课程。
如果只是为了消除压迫而战，却同时失去了下一代，那战斗的意义何在？
就在那时，我们决定建立“伊格拉慈善机构”（Iqra Charity），这个名字取自《古兰经》中启示的第一个词：“读”（Iqra）。 我们意识到教育并非次要。 教育就是生存。 如果我们不建立学校、培养教师并给予希望，整整一代人就会迷失。 就在那一刻，我们开始从纯粹的初级救济转型，并开始思考中长期的变革。
但在学习如何开展项目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更黑暗的事情。
我们很快发现了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世界。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慈善机构还分不同类型。 我以为慈善机构就是筹集资金并运送援助物资。 很简单。 但我通过惨痛的教训了解到了真相。
我们被剥削了。 这些慈善机构踩着我们的背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在战争初期，只要有组织联系我们，要求我们穿上他们的背心、在我们的箱子上贴上他们的标志，或者以他们的名义分发援助物资，我们都会同意。 Fi sabilillah（为主道）。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援助必须送到人们手中。 标志并不重要。
我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对他们来说，标志比人更重要。
安排总是千篇一律。 他们会给我们筹款链接。 我们通过我们的支持者筹集资金。 他们会把我们筹到的钱转给我们，但他们会扣下“礼品援助金”（Gift Aid）。 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 我们太天真了。 我们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不仅仅是在接收“礼品援助金”。 他们还在获取更有价值的东西：准入权。
多年来，我们建立了一个由数百名筹款人组成的核心团队，他们每年为叙利亚筹集约15,000到18,000笔捐款。 我们以为
那些捐赠者是我们使命的一部分。 但这些慈善机构把他们视为一个数据库。
当我们专注于执行时，他们正在建立营销团队、电子邮件营销活动、数据策略和捐赠者渠道。 慢慢地，他们开始直接针对我们的支持者。
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不需要在叙利亚境内运作，也不需要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只是收集捐款，依附于我们的工作，并从我们在实地建立的信誉中获利。
然后，当情况变得困难，当叙利亚局势变得政治混乱，当恐惧蔓延时，他们抛弃了我们，转而寻找下一个目标。
多年来，我们使用过许多慈善机构的品牌。 不是因为我们忠于这些标志，而是因为我们试图让援助持续流动。 但许多慈善机构后来虚假地声称他们“在叙利亚工作”，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撤退到了邻国土耳其、约旦和黎巴嫩。
他们开展着更安全的行动、更安全的部署和更安全的筹款活动，而叙利亚本身却被遗弃了。
我终于明白，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
他们转包了你们的“安拉的信托”（amanah）。
他们是中间商，靠初级救济发财，因为这种救济速度快、易于营销且永无止境。
慈善的三个国家
要正确理解慈善世界，你需要从三个不同的国家来思考。
• 捐赠国：筹集捐款的地方。
• 中转国：许多慈善机构安全运作的邻国。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这就是土耳其、约旦或黎巴嫩。
• 危机受援国：苦难实际发生的地方，例如叙利亚本身。
你的捐款可以经过一个国家……或者经过全部三个国家。 每一层额外的环节都意味着更多的中间商、更高的成本和更低的问责透明度。
慈善的五种类型
在这三个空间内，存在五种不同类型的慈善机构。 大多数捐赠者只见过第一、第四和第五种。 其他的通常隐藏在层层包装之下。
1.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让我直奔主题。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就是经纪人：中间商。 他们在捐赠国接收你的捐款，然后寻找其他人去实地发放。 这意味着你的钱在到达受益人之前要经过多个环节，这增加了低效性并削弱了问责制。
这些慈善机构从不亲自实施援助。 他们的强项是筹款、品牌推广和动员，而不是执行。
主要特征
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作为分包商运作。 他们筹集资金、开展活动，然后将钱转给中转国或危机国家的合作伙伴。 他们非常关注社交媒体、网红、营销和紧急呼吁。 大多数员工和基础设施都设在富裕的捐赠国，而不是危机地区。 他们几乎总是专注于初级救济，因为这速度快、可重复且易于营销。
一个主要的危险信号是，这些慈善机构提供的是在边境国家而非危机国家本身的持续部署。 在叙利亚的案例中，许多组织多年来只在约旦、黎巴嫩或土耳其运作，却声称在做叙利亚的工作。
优势
这些慈善机构能迅速筹集大量资金。 他们拥有强大的媒体团队，知道如何在紧急情况下动员捐赠者。 他们能提高意识，并能让人们关注那些本可能被忽视的危机。
劣势
劣势是结构性的。 作为中间商，他们增加了额外的环节、额外的成本，并降低了透明度。 问责制被稀释了，因为慈善机构本身并没有亲自实地交付任何东西。
他们还将穆斯林群体（Ummah）困在初级救济的循环中。 他们分发的是容易分发的东西，而不是具有变革意义的东西。 由于他们在危机国家缺乏深入的参与，他们的审计系统往往很薄弱，且依赖于合作伙伴的报告。
要问的问题
对慈善机构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 你们的执行合作伙伴是谁，他们总部设在哪个国家？如果他们足够坦诚告诉你，那么请问：1b。 是什么让你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你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只有当他们声称自己直接执行时，你才应该继续问：- 你在叙利亚境内直接工作了多久？ - 你们慈善机构在危机国家的负责人或经理是谁？ - 你能向我展示你们在当地的组织结构吗？ - 你能提供你们办公室、仓库或人员的照片吗？ - 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哪些中长期项目？ - 你能展示你们过去十年工作中的成功案例吗？
这些问题能揭示你面对的是经纪人还是建设者。
2. 中转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在邻近的难民接收国运作。 它们通常作为筹款和执行之间的额外中间层存在。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是必要的，但它们也引入了政治风险。
它们在更安全的边境国家运作，通常处理物流、许可和跨境转移。 它们可能会再次将项目分包给危机国家境内的执行慈善机构。
中转慈善机构有时会受到国家议程的影响。 捐赠者必须明白，邻国政府往往对援助流向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作为捐赠者，你很少能直接接触到中转慈善机构。 但如果你的慈善机构告诉你他们的中转合作伙伴是谁，请问：
• 在与他们合作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样的尽职调查？
• 你们能提供合作伙伴成功完成项目的证据吗？
• 他们是自己执行，还是在叙利亚境内再次分包？
• 你们知道他们没有部分或全部由东道国政府资助吗？
3. 执行慈善机构
执行慈善机构是真正的第一响应者。 他们扎根于危机国家内部，直接与受益人合作。 他们经营仓库、雇佣员工、管理分发、建设项目，并承担经纪人从不承担的风险。
他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实地情况。 他们了解需求、社区和当地动态。 他们是真正干活的人。
他们的劣势是资金。 大多数没有独立的捐赠者基础，因此他们变得依赖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被告知要做什么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并非社区真正需要的。
4. 主权慈善机构
主权慈善机构是更成熟的组织。 它们在所有三个国家运作：捐赠国、中转国和危机国家。 它们筹集资金、管理物流并直接执行，减少了对中间商的依赖。
它们拥有完全的控制权、更强的问责制，以及战略性规划长期项目的能力。 它们不会被迫陷入初级救济的循环。
它们的运作复杂且成本高昂。 它们的管理费用可能更高，因此捐赠者仍必须要求透明度和学术监督。
5. 改革（Islah）慈善机构
改革慈善机构非常罕见。 他们不仅提供援助，还挑战系统本身。 他们深入扎根于危机社区，建立新模式，专注于长期独立，并经常参与行动主义和公开揭露真相。
他们提供思想领导力、勇气和战略愿景。 他们建立的是机构，而不是施舍。 这些慈善机构冒着生命危险，牺牲舒适，直接与最需要援助的人一起工作。 他们带来真正的冲击，挑战系统性问题，并推动有意义的变革。 支持他们能最大化安全性、问责制和变革性影响。
因为他们在一线运作，所以面临政治风险、审查和危险。 他们经常被误解或攻击，因为改革威胁到了现状。
捐赠者原则
在我看来，对穆斯林群体（Ummah）而言，最薄弱且最具破坏性的模式是第三方筹款经纪人结构。 这是一种围绕转包神圣信托而建立的商业模式。
作为捐赠者，你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支持主权慈善机构或改革慈善机构。
穆斯林群体不需要更多的中间商；它需要建设者。
慈善工作的四种类型
在实地和战区的多年经历教会了我任何教科书都无法教给我的课程。 起初，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情感和必要性驱动的。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事情开始困扰我。 我开始意识到，仅仅生存并不是胜利。 如果慈善永远停留在紧急模式，它就不会解放人们，而是困住他们。
阿特马（Atma）事件是我大开眼界的最初时刻之一。 西方非政府组织在难民营中运作，但他们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纯粹集中在初级救济上。 他们没有建立基础设施。 他们没有投资于独立性。 他们提供援助的方式造成了依赖。 当系统中断时，五十万人一夜之间断了水。
这让我问出了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人们没有每天的卡车运水就无法生存，我们到底在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然后我意识到了更残酷的事情。 我们陷入了同样的循环。
我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尽管出于诚意，也在制造依赖。 难民营被建立起来，整整一代孩子在其中长大，认为生活就是等待。 等待食物箱。 等待分发物资。 等待下一次施舍。
许多家庭每月收到一个包裹，卖掉一半，靠剩下的一半生存，然后重复这个循环。 孩子们不去上学。 男人们找不到工作。 尊严在悄然流失。 一种危险的新文化正在形成，不是因为人们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周围的系统正在训练他们产生依赖。
就在那一刻，我们的思维必须改变。
仅仅问“我们这个月让人吃饱了吗？”已经不够了。
我们必须问：“我们正在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通过这种痛苦的觉悟，我开始理解不同类型的慈善工作。
1. 初级救济工作（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的重点）
初级救济是对灾难的第一反应。 这是在战争和流离失所的早期阶段让人活下去的东西。 食物、水、帐篷、毯子、紧急现金，这些在开始时都是必要的。
但当基础救济变成永久性行为时，它也是最薄弱的慈善形式。 它易于复制、易于营销、易于无休止地分发，却从未改变任何现状。
如果慈善事业一直困在基础救济中，那么穆斯林群体（Ummah）将永远困在生存模式里。 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方筹款慈善机构热衷于此：它能产生快速反馈、强烈的情绪共鸣以及无休止的筹款循环。
基础救济是必要的，但它不是一种战略。
2. 过渡性工作
随着紧急情况趋于稳定，下一个阶段就是过渡性工作。 这是连接生存与重建的桥梁。 当人们不再面临明日的死亡威胁，但生活尚未稳定时，就需要这种工作。 这包括临时学校、流动诊所、难民营升级、半永久性住房以及生计支持。
过渡性工作比救济更具战略性，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止血？
我们如何防止崩溃？
但仅靠它依然不够。 它能预防灾难，却无法建立独立性。
3. 发展性工作
发展性工作是真正变革的开始，此时慈善不再仅仅是紧急物资的分发，而是开始像国家建设者那样思考。
这意味着建造太阳能水井，而不是派送水车。 建造永久性学校，而不是临时帐篷。 建立医院，而不是流动巡诊。
发展性工作更难。 它需要专业知识、规划、长期投入和勇气。 但它能做到救济永远无法做到的事：它创造了独立。 它赋予了尊严。 它打破了依赖。
这正是我们今天所缺乏的。 穆斯林群体仍困在紧急捐赠模式中，而我们的敌人却在以代际为单位进行规划。
i. 致思考者
可悲的是，大多数穆斯林已被塑造成浅薄的慈善思维：快速捐赠。 自我感觉良好。 然后继续过日子。
本节是为思考者准备的，是为那些梦想解放阿克萨、解放巴勒斯坦、恢复穆斯林土地尊严的你们准备的。 那些明白穆斯林群体不能仅靠包裹来崛起的人。
《古兰经》使用“Islah”（改良）一词，不仅仅是为了修复破损，而是为了恢复正道，复兴失落的事物，并在真理、正义和安拉的喜悦之上重建社会。
Islah 不是慈善营销。 它是穆斯林群体的更新。
ii. 长期解决方案
改革工作提出了最深刻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总是处于匮乏之中？ 谁从永久的依赖中获益？ 我们如何建立机构，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我们如何阻止援助被武器化？
这就是“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变得核心的地方。
瓦克夫是一种独特的伊斯兰长期捐赠模式。 与其捐赠一次性消耗品，不如建造或投资于能够持续多年甚至几代人产生效益的事物。
与其提供无休止的食品包裹，瓦克夫可以是农田、果园、学校、水井或企业，其利润年复一年地支持孤儿、寡妇、学生和穷人。
瓦克夫不仅是暂时缓解痛苦的慈善，它创造了永久的独立体系。 这就是穆斯林历史上建立文明的方式。
这就是 Islah。
iii. Tarbiyah（培养正确的思维方式）
改革型慈善机构还拥有大多数组织完全忽视的东西：Tarbiyah（教育与培养）。
他们明白解放不是来自食品包裹。 解放来自培养那些受过教育、坚韧不拔、道德坚定且有能力重建家园的人。
Tarbiyah 旨在培养一代愿意为了安拉而牺牲的人。 这一代人不是为了舒适、薪水和职业而活，而是为了责任、真诚和宗教服务而活。
改革型慈善机构正试图复兴“为主道奋斗”（fisabilillah）的精神，那些付出、建设、教导和奋斗的人们，不是因为有利可图，而是因为这是崇拜。
iv. 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
改革工作让伊斯兰的敌人感到不安，因为它威胁到了现状。 它不仅是喂饱穷人，它挑战了让穆斯林保持贫困的机制。
压迫不仅仅通过炸弹和军队生存。 它通过依赖和破碎的机构生存。 当穆斯林群体被长期保持在软弱、被动和未受教育的状态时，它就得以生存。
饥饿的人是可以被控制的。 依赖每月包裹的难民群体是可以被管理的。
但一代受过教育、有尊严、有技能且扎根于伊斯兰的人，是无法被统治的。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工作超越了食品盒。 它建造学校而不是帐篷。 它建立课程体系而不是发放救济品。 它培养思想而不是依赖。
伊斯兰的敌人并不害怕那些让穆斯林维持生存的慈善。 他们害怕的是让穆斯林变得强大的慈善。
这就是为什么它很罕见。
这也是为什么它最重要。
100%捐赠政策与行政费用陷阱
在叙利亚工作了几年并建立起实地声誉后，世界各地的慈善机构开始联系我们。 许多人希望我们为他们在危机内部实施项目，一个短语反复出现：“100%捐赠政策”。
起初，这听起来很纯粹、很符合伊斯兰精神。 对于那些希望钱能到达穷人手中的捐赠者来说，这听起来是最安全的选择。 直到我们开始实施项目，我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当资金到位时，我们会解释一个简单的事实：运送援助是有成本的。
仓库、车辆、员工工资、安保、审计、物流，这些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需品。 援助不会凭空出现在难民营。 它需要基础设施。
通常回应很生硬：“从捐款里扣。”
我们会回答：“但你们声称是100%捐赠政策。 如果告诉捐赠者每一分钱都到了穷人手中，成本怎么能从捐款里扣呢？”
就在那时，真相大白了。 他们会说：“是的，我们确实捐了100%…… 给你们。”
那一刻，我意识到100%捐赠政策是一个谬论。 这些中间商慈善机构并没有直接捐赠给受益人。 他们捐给了像我们这样的执行机构，而真正的交付成本被简单地隐藏在下游了。
这是第一个真相：行政成本是真实且必要的。 一个严肃的慈善机构必须有系统、审计、训练有素的员工、物流和问责制。 这些成本不是腐败，而是保护“阿曼纳”（Amanah，信托）的一部分。
但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个危险：如果成本存在，什么能阻止慈善机构拿走太多？ 这就是伦理和学者监督变得至关重要的地方。 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学者必须指导和监管阿曼纳是如何管理的。 不幸的是，许多慈善机构在运作时并没有这种平衡。
这引出了第二个真相：100%捐赠政策往往是在玩文字游戏。 它们听起来很纯粹，但往往反映了第三方筹款模式，这种模式仍困在基础救济中，回避了长期的战略性变革。
接着是第三个真相：最危险的慈善机构是那些行政费用无上限且缺乏透明度的机构。 在这些组织中，管理费用变成了挥霍，工资和网红预算被隐藏起来，捐赠者被劝阻不要提问。
那么穆斯林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伊斯兰是中正的。 我们拒绝两种极端：虚假的“零成本慈善”和奢侈牟利的腐败。 穆斯林群体值得拥有专业、透明、有学者指导且战略性关注实际影响的慈善机构。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声称100%，问他们：你们是直接实施还是通过合作伙伴？ 如果是直接实施，你们如何资助审计、办公室、仓库和员工？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不声称100%，问：你们的行政费用是多少，谁在监管，你们的学者监督在哪里？
一个简单的现实检验
你可以问任何慈善机构最简单的问题之一是：
你们在捐赠国有多少员工……在受益国又有多少？
这一个问题就暴露了一切。 如果一个慈善机构在伦敦有四十名员工，在叙利亚只有两名，那么他们的故事就说不通。 援助不是通过Instagram交付的，而是由实地的人员交付的。
慈善行业的“卖淫”
我选择这个标题是因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不是效率低下或行政成本的小问题。 这是更深层的东西：出卖本应神圣的事物。 这是将苦难货币化。 这是真诚的丧失。 这就是当慈善变成产业时发生的事情。
当神圣的事物变成商品时，它就失去了灵魂。 这就是我所说的：慈善行业的“卖淫”。
当我们刚开始时，情况并非如此。 我们不是既定慈善圈的一部分，也没有大组织的支持。
我们只是一对穆斯林夫妇，直接从实地报道，并请求穆斯林群体提供帮助。
那是早期。 社交媒体才刚刚开始塑造人们参与危机的方式。 我们很快就开始积累来自世界各地的追随者。 在那些早年，存在着一种美好的东西：人们为了安拉（fee sabeelillah）支持我们。 穆斯林遭到轰炸、流离失所和屠杀，穆斯林群体以真诚回应。 许多人给予时并不期望任何回报。 那是真正的慈善，带有“巴拉卡”（Barakah，吉庆）。
但叙利亚局势变得复杂了。 冲突拖延，Daesh（极端组织）的崛起改变了一切。 恐惧进入了穆斯林社区。 人们开始疏远。 慈善机构变得谨慎。 支持变得有条件。 自我保护成了首要任务。 我们学到了痛苦的一课：许多人只会在安全、流行且对自己有利时才支持你。
随着岁月流逝，循环继续。 当我们再次受欢迎时，人们又回来了。 当关注度上升时，支持也随之上升。 我们开始注意到一些更阴暗的东西。 每当我们获得势头时，某些网红和公众伊斯兰人物就会想要参与，但并不总是为了安拉。
两种动机变得清晰。 第一是名气。 第二是安全。 对于一些伊玛目来说，支持一项事业不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政治上的便利，为了他们的地位安全，以及是否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对于网红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开始出现。 起初只是少数，但后来充斥着诸如“去跟我经纪人谈”或“他可以告诉你价格”之类的言论。 价格。 为了什么？ 为了提醒穆斯林群体？ 为了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 为了垂死的孩子筹款？
这令人震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罕见的事情变得正常了。 穆斯林群体的苦难变成了商品。 慈善变成了一种经济。 人们开始出卖自己。 这就是我使用“卖淫”这个词的原因，因为当神圣的工作被标价出售时，你还能称它为什么呢？
快进到今天，这种病态已经公开蔓延。 它不再是隐藏或罕见的。 它已成为主流。 据广泛报道，Human Appeal 支付给哈比布·努尔马戈梅多夫（Khabib Nurmagomedov）72.9万英镑用于在英国的筹款巡回活动，而哈立德·贝顿（Khaled Beydoun）从加沙筹款中获得了超过200万美元。
让这个事实沉淀一下。 哈立德·贝顿筹集了约700万美元，却拿走了超过200万美元。 一个自称是巴勒斯坦倡导者的人，竟然能拿走本应给加沙的钱，还能安然入睡，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那些钱本是给寡妇、孩子和废墟下的人们的。
这就是慈善“卖淫”所造成的后果。 它在我们社区树立了一个先例：再也没有什么是纯粹为了安拉而做的了。 一切都有价格。 一切都有提成。 一切都附带个人利益。 一旦这成为常态，巴拉卡就会消失。 胜利就会消失。 穆斯林群体将继续保持依赖。
也许最可悲的部分是，一些最恶劣的违规者披着伊斯兰的外衣。 他们进行提醒，谈论后世（akhirah），引用《古兰经》，看起来很真诚，但在幕后，他们却从慈善活动中赚取巨额资金。 这是精神上的伪善，对穆斯林群体来说是灾难性的。
这给年轻的穆斯林树立了什么榜样？ 粉丝越多，你从他人的苦难中赚得就越多。 慈善是职业阶梯。 服务穆斯林群体伴随着津贴、合同、名声和金钱。 这不是圣门弟子的传统。 这不是牺牲。 这不是为主道奋斗。
大多数人应该明白，如果你真诚地走上慈善之路，你的财富可能会减少，但你生活中的巴拉卡会增加。 这需要“塔瓦库尔”（Tawakkul，托靠安拉）。 这需要“伊玛尼”（Iman，信仰）。 慈善从来不是一种商业模式。
孤儿不是内容素材。 加沙不是一个品牌。 叙利亚不是一个营销活动。 施舍（Sadaqah）是神圣的，穆斯林群体不是客户群。
慈善不应该是一个产业。 受压迫者不应该是商品。
有影响力的穆斯林不应为了微薄的利益而出卖自己。 如果慈善变成了某种形式的“卖身”，那么当它无法带来任何解放时，我们不应感到惊讶，因为安拉不会在腐败中降下吉庆（barakah）。
每一位捐赠者都应向网红和营销机构提出的问题。
如果穆斯林慈善行业已经沉迷于网红、品牌包装和名人筹款，那么捐赠者必须开始提出那些最令人不适但又必不可少的问题。 因为如果一家慈善机构不靠花钱请人宣传就无法生存，那么你需要问问，他们到底在兜售什么。
以下是今天你可以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
• 你们付给网红多少钱？ 直接问。 这是捐赠者的钱。 你有权知道。
• 你们有正式的网红支付政策吗？ 是有书面框架，还是在私下里暗箱操作？
• 你们有完全免费为你们工作的网红吗？ 有没有人是真正信仰这项事业而不需要报酬的？
• 谁在免费支持你们的项目，没有任何经济动机？ 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问题之一。 它能看出一家慈善机构是否真的诚心，还是说一切都是交易。
• 为什么你们不公开付给网红多少钱？ 如果这是合乎道德的，为什么要隐瞒？
• 你们能公开高级职员和管理层的薪水吗？ 捐赠者理应获得透明度，尤其是当他们以穷人的名义筹集数百万资金时。
• 你们能公开营销团队和筹款部门的成本吗？ 预算中有多少用于执行…… 又有多少用于宣传？
• 这些营销预算从哪里来？ 是直接从捐款中扣除的吗？ 还是来自单独的资金？ 捐赠者是否得到了明确告知？
神圣的信托——学术监督
Iqra 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在伊斯兰卓越性与专业性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不希望慈善工作仅仅变成物流和派送。 我们希望它保持其本质：一种精神上的信托（amanah）。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很早就意识到，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 我们需要知识。 我们需要教法（fiqh）。 我们需要理解天课（zakat）和施舍（sadaqah）的神圣律法，因为这些不仅仅是捐赠，它们是义务、信托，是属于安拉和穷人的权利。
为了学习这些，我们必须寻找学者。
叙利亚历史上曾是伊斯兰知识的中心。 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学生会前往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学习宗教。 当革命开始时，许多主要学者要么站在政权一边，要么遗憾地逃离了该国。 但叙利亚仍然是一个知识的熔炉，在革命者的行列中，有加入斗争的学生和学者。
正是从这些人中，我们找到了一个值得信赖的群体，他们成为了 Iqra 的学术委员会。 他们教导我们天课和施舍的教法，指导我们妥善管理信托，并帮助我们制定了既能保护组织又能保护我们所服务的弱势群体的伊斯兰政策。
他们的角色不仅仅是发布一个教法判例（fatwa）然后消失。 他们参与了系统的构建。 他们帮助我们理解天课应该如何分配，它属于哪些类别，以及如何确保穷人和有需要的人真正获得了他们的权利。 但他们的影响超出了财务范畴。
随着组织的发展，我们在实地遇到了许多敏感的现实情况。 我们有丈夫殉道的孤身姐妹。 我们有弱势的寡妇。 我们有孤儿。 我们有女性囚犯。 我们有失去保护的家庭。 我们需要关于组织内男女如何互动、如何构建保障机制以及如何在援助中维护尊严的伊斯兰法规和指导。
这就是学者们产生巨大影响的地方。 他们不仅塑造了我们提供什么，还塑造了我们如何提供。 他们确保了慈善始终是一种精神服务，而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工作。
遗憾的是，如今大多数慈善机构并非如此，尤其是第三方筹款机构。 你经常会看到这些慈善机构有明星学者出席晚宴、出现在活动中，并进行感性的筹款呼吁。 但现实是，这些人物中的许多人在审计、治理、天课分配或执行监督方面没有任何作用。 他们不是监督团队的一部分。 他们不参与制定政策。 他们只是代言人。
当学术监督变成品牌包装而非治理时，慈善机构就变成了企业，而不是神圣的信托。 这就是腐败蔓延、问责消失、穆斯林大众（Ummah）的信托陷入危险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学术监督不是可选项。 它是核心。 天课是崇拜。 施舍是崇拜。 而崇拜必须受到保护。
那么捐赠者应该问什么？
你必须开始向慈善机构提出严肃的问题，而不是营销问题。
问他们：你们的天课和施舍分配政策是什么？ 你们对“天课管理者”（amilin alayha，即从天课资金中领取报酬的人）的政策是什么？ 你们的学者是谁？ 是谁在为你们的慈善机构提供认可的学术委员会？
更重要的是，问：这些学者是参与了监督和发展，还是仅仅是海报上的名字？ 你们在捐赠国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你们在危机国家为员工提供了什么样的伊斯兰培训？
这些不是小问题。 这些是红线。
如果一家慈善机构无法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是一个重大的危险信号。 因为没有真正的学术监督，慈善就会偏离信托，变成一种产业。
而穆斯林大众承担不起这个后果。
捐赠前应向任何慈善机构提出的十个问题
• 你们是自己执行项目，还是通过执行合作伙伴进行工作？ 如果是，合作伙伴是谁，总部设在哪个国家？
• 在选择该合作伙伴之前，你们进行了什么尽职调查？ 你们能提供他们过去工作的证据吗？
• 你们在危机国家内部（不仅仅是在邻近的难民收容国）直接工作了多久？
• 谁是你们在危机国家实地的负责人或经理？
• 你们能展示在危机国家内部的办公室、仓库、员工或运营现场的照片或证据吗？
• 除了食品包裹和短期分发之外，你们的旗舰项目是什么？
• 你们提供什么中期和长期项目来减少依赖并建立独立性？
• 你们的管理费是多少，谁来监管或监督从捐款中扣除的比例？
• 你们的学者或学术委员会是谁，他们在天课政策、治理和监督方面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不仅仅是参加筹款活动）？
• 你们付给网红或公众人物多少钱，为什么这些支出没有透明地向捐赠者申报？
最后的信托
如果你从这本指南中只学到一件事，请记住这一点：穆斯林大众之所以处于目前的衰落状态，是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运作的方式出了问题。 慈善行业的破碎正是这一点的证明。
今天的慈善行业支离破碎，迫切需要改革。 写这本指南不是为了摧毁它，因为穆斯林是地球上最慷慨的人群之一。 我们的心是慷慨的，我们牺牲的意愿是真实的。 但没有策略的诚心是不够的。
本书的目标是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具战略眼光，并更清楚我们的信托流向了哪里。 我们的敌人，他们在捐赠方面比我们精算得多。 他们建立机构，为几代人做规划，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他们在许多领域超越了我们。
但这是每一位捐赠者都必须意识到的真相：
慈善机构的存在是因为你的捐赠。 他们的预算、影响力、平台，整个机器的运转都依赖于捐赠者。 然而，捐赠者却被训练得感到渺小、感性且被动——被口号、名人代言和强大的营销工具所愚弄。 这种情况必须结束。
穆斯林大众再也承担不起盲目捐赠的后果了。 我们必须做好功课。 我们必须提出尖锐的问题。 我们必须支持建设者，而不是中间商。 我们必须停止被品牌包装所操纵，开始以真理、透明度和长期愿景为指导。
这就是改革开始的方式。
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采取我们的“手段”（asbab）。 我们必须正确地重建，并以卓越和远见交付我们的天课和施舍。 当我们这样做时，安拉（subhanahu wa ta'ala）必将赐予胜利。
请在你们的祈祷（du'as）中记着我们。 希望这项工作能带来益处。 本指南中任何好的地方都仅来自安拉（subhanahu wa ta'ala）的恩典，任何错误之处皆出自于我个人。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将发布我自己的慈善评分，以及对过去十四年来叙利亚主要穆斯林慈善机构的分析。 我将清楚地告诉你们每一家慈善机构的类型，无论是第三方筹款中间商、中转慈善机构、主权慈善机构、执行组织，还是真正的改革型慈善机构，我将给它们打出百分制的分数。 敬请期待。
你们在伊斯兰中的兄弟，Tauqir "Tox" Sharif
加拿大天课实践如何被保存？一文读懂穆斯林公益制度研究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6 次浏览 • 2026-05-31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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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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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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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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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天课是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 对于那些收入高于维持基本需求最低水平的人来说，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年度慈善捐赠。 它是按高于该水平的收入和资产的2.5%计算的。 农业和商业适用不同的百分比。 如果某人的收入低于该水平，他们就不支付天课；相反，他们会接受天课。
• 优素福·卡拉达维，《天课法学：一项比较研究，根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天课规则、条例与哲学》（伦敦：Dar Al Taqwa出版社，1999年），第502页。
• 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作为社会的慈善融资：伊斯兰慈善机构（瓦克夫）的兴衰”，Yaqeen，2020年1月9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kh ... aqfs/；穆罕默德·H·法德尔，“伊斯兰教、不平等、道德与正义”，载于《经济不平等与道德：多元伦理视角》，威廉·沙利文与理查德·马德森编（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2019年）；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9、152页；扎拉·汗，“复兴瓦克夫传统：道德想象力与贫困的结构性成因”，Yaqeen，2020年7月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za ... ftnt2；比拉勒·艾哈迈德·马利克，“慈善实践：天课在实现正义与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际天课杂志》第1卷，第1期（2016年）：第65页。
• 萨曼莎·梅，“最好的善行：英国的天课实践”，《教会与国家杂志》第61卷，第2期（2019年春季）：第1–30页；阿利乌内·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与天课实践》（日内瓦：国际组织研究项目，2007年）。
• 法伊卡·马哈茂德，《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数据驱动的比较概况》，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9年。
• 代表性样本包括：沙欣·阿兹米，“加拿大的社会服务供给与多伦多大都会区的穆斯林社区”，《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17卷，第1期（1997年）；玛尔塔·博洛尼亚尼与保罗·斯塔瑟姆，“英国穆斯林协会不断变化的公众形象：为共同的‘社会’目标走到一起？”，《族群研究》第13卷，第2期（2013年），第229–49页；保罗·布拉马达特与大卫·塞尔贾克，《加拿大的宗教与族群》（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2009年）；夏洛特·弗里多夫森与英格玛·埃兰德，“信仰与地点：在世俗路德教社会中构建穆斯林身份”，《文化地理学》第20卷，第3期（2012年）：第319–37页；坎比兹·加内亚巴西里，“9/11后的美国穆斯林慈善事业”，《穆斯林慈善与公民社会杂志》，2017年；帕梅拉·阿尼萨·纳迪尔，“穆斯林社会服务”，载于《社会工作百科全书》，2013年；马里奥·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公民-宗教‘仁慈文化’及其社会政治影响”，《族群与移民研究杂志》第46卷，第11期（2020年）：第2367–86页；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马赫迪·J·卡斯卡斯与坦维尔·图林·乔杜里，《加拿大各地伊斯兰宗教慈善机构的多样化画像：组织动态概况分析》（多伦多：Tessellate研究所，2017年）。
• 克拉斯·博雷尔与阿恩·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瑞典穆斯林会众的全国代表性调查”，《英国社会工作杂志》第41卷（2011年）：第968–79页。
• 开斋天课（Zakāt al-Fiṭr）是一种在斋月结束前必须缴纳的小额慈善捐款，通常每位家庭成员约五美元。
• 博雷尔与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第969页；马里奥·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第2368页。
• 博雷尔与格德纳，“隐形的志愿社会工作”，第973页；弗里多夫森与埃兰德，“信仰与地点”，第319–37页。
• 佩克，“穆斯林社区志愿服务”，第2381页。
• 苏奈娜·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反恐战争中的新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载于《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另见安弗尔·埃蒙与纳迪亚·哈桑，“层层怀疑之下：加拿大穆斯林领导的慈善机构CRA审计审查”，加拿大穆斯林全国委员会与多伦多大学伊斯兰研究所，2021年3月21日。在线获取地址：https://www.layeredsuspicion.ca/
• 梅，“最好的善行”，第23页。
• 施舍（Ṣadaqah）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普通慈善捐赠。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480页。
• 纳萨布（niṣāb）是指个人无需缴纳天课，反而有资格接受天课的财产限额。 该金额必须在个人手中持有一整年，定义为87.5克纯金或625克白银。 2020年，在加拿大，这一限额为4,825美元（黄金）或379美元（白银）。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52、366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页。
• 拉姆·阿尔·贾弗里·萨阿德与阿布巴卡尔·奥马尔·法鲁克，“尼日利亚功能性天课体系障碍的综合审查：需要做什么？”，《国际伦理与系统杂志》第32卷，第1期（2019年）：第32页。
• 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第6页。
• 阿兹米，“加拿大的社会服务供给”，第162页。
• “为主道”（Fī sabīli Allāh）被定义为“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支出”，一些学者（如卡拉达维）将其解释为：为了伊斯兰的利益，允许将天课用于非穆斯林，或支持穆斯林机构，如游说团体、清真寺和学校，特别是在像加拿大这样作为少数群体的地区。
• 亚吉兹·切贝吉奥卢，“作为公民参与的慈善：荷兰-土耳其穆斯林”，载于《西方的穆斯林志愿服务：伊斯兰精神与公民身份之间》，马里奥·佩克与梅尔韦·雷汉·卡伊克奇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20年）；汗，《复兴瓦克夫传统》，第8页；梅，“最好的善行”；恩迪亚耶，《瑞士的伊斯兰慈善机构》，第6页。 受援国通常位于亚洲或非洲，这些地区普遍贫困或饱受战争蹂躏。
• 切贝吉奥卢，“作为公民参与的慈善”，第107页。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1783段。
• 梅，“最好的善行”，第26页。
• 梅，“最好的善行”，第15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77、428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9页。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1663，《奈萨仪圣训集》2598，《艾哈迈德传述集》4/224。 参见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9页的讨论。
• 阿布·奥马尔·法鲁克·艾哈迈德、M·卡比尔·哈桑、阿布·卡拉姆·穆罕默德·沙希德，“伊斯兰教中的天课与再分配正义”，《穆阿马拉特与伊斯兰金融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06年）：第15页；齐亚乌丁·艾哈迈德，《伊斯兰教、贫困与收入分配》（英国莱斯特：伊斯兰基金会，1991年），第28、47页；M·乌马尔·查普拉，《伊斯兰教与经济挑战》（弗吉尼亚州赫恩登：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1992年），第274页；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19页；穆罕默德·尼贾图拉·西迪基，“伊斯兰国家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载于《分配正义与伊斯兰经济中的需求满足》，穆纳瓦尔·伊克巴尔编（伊斯兰堡：国际伊斯兰经济研究所，1988年），第267页。
• 齐亚乌丁·艾哈迈德，《伊斯兰教、贫困与收入分配》。
• 《伊本·马哲圣训集》，第2137段，https://sunnah.com/ibnmajah/12。
• 《圣洁者园地》（Riyāḍ al-Ṣāliḥīn），第539段，https://sunnah.com/riyadussalihin:539。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50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37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xxiii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48–50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368页。
• 卡拉达维，《天课法学》，第87页。
• 休·西格尔，《寻找更好的方法：安大略省基本收入试点项目》，讨论文件，2016年。
• 迈拉，“美国穆斯林青年与志愿主义”。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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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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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eserved-practice-a-study-of-zakat-work-in-canada
原文标题：The Preserved Practice: A Study of Zakat Work in Canada
作者：Dr. Katherine Bullock、Areeb Daimee
作者简介：凯瑟琳·布洛克博士（Dr. Katherine Bullock）：凯瑟琳·布洛克于1999年获得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作家、讲师、出版人，也是一位母亲。她的著作包括《北美穆斯林女性活动家：为我们自己发声》以及《重新思考穆斯林女性与面纱：挑战历史与现代刻板印象》，该书已被翻译成阿拉伯语、法语、马拉雅拉姆语和土耳其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她共同创立了多个基层和学术组织，并担任其董事会成员。她原籍澳大利亚，于1994年皈依伊斯兰教。阿里布·戴米（Areeb Daimee）：阿里布·戴米是多伦多大学密西沙加分校政治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曾于2020年获得该系颁发的政治学论文奖。自2019年夏季以来，他一直担任布洛克在该项目中的研究助理，并在整个项目期间接受指导，学习定性研究和文献综述的技能。
副标题：天课实践指南：从传统延续、机构治理到贫困救助
摘要：本文继续研究加拿大天课工作，关注天课作为伊斯兰传统如何在当代社群中被保存和实践。作者说明，良好的天课制度需要信仰意识、专业治理、透明分配和对贫困现实的深入理解。
图：被保留的实践：加拿大天课工作研究
序言
任何深入研究过伊斯兰天课制度的人，都会被其在解决社区建设多个重要方面时所展现出的深邃智慧所折服。 尽管我们许多人对待天课的态度较为敷衍，但天课不仅仅是富人将多余的钱财给予贫困者那么简单。 天课对施予者产生作用，净化他们的财富，激发谦逊，并抑制贪婪与吝啬；它对接受者产生作用，作为一种有尊严的社会支持体系的一部分，防止无家可归、饥饿、赤贫，并减少渴望、嫉妒和怨恨。 天课的整体价值大于其各部分之和。 它是一个社会安全网，是一条跨越阶级界限、建立团结的纽带，是一个就业支持与培训项目，也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它能减少傲慢与嫉妒。 天课是一种兼具世俗要素的灵性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格尔达维（al-Qardawi）将其称为“税收式崇拜或崇拜式税收”。
至少，这就是它在理论上所能成为或做到的。 殖民主义和现代化进程摧毁了传统的穆斯林扶贫机构，包括通常由国家管理的“天课”和“瓦克夫”（waqf，宗教捐赠）。 然而，穆斯林移民将天课的实践带到了他们的新家园。 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文献中，天课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主题被探讨；事实上，我们只发现了两项此类研究。 2019年，总部位于美国的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发布了一项开创性的比较研究，以美元金额衡量了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宗教信仰美国人的捐赠情况。 但他们并没有将这些美元金额细分为天课资金与其他捐赠资金。
关于穆斯林社区的研究确实强调了社会服务实践，例如施粥处或食物银行；此类分析仅在提及穆斯林慈善事业时顺带提到了天课。 这类基于社区的研究侧重于实证，且大多是描述性的。 他们可能会使用社会工作、社会服务或志愿服务等替代概念来指代天课。 我们赞赏这类学术研究，因为它对于消除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群体疏离或极端化的负面刻板印象至关重要。 然而，将志愿服务或食物银行之类的社会服务作为天课的同义词，仅仅触及了天课本质及其潜能的皮毛。 天课的灵性维度改变了我们对“慈善”一词的理解；给予或接受的标准改变了我们对如何解决贫困和排斥问题的认知；而天课的经济影响则改变了我们对社会团结的理解。
本文报告了一项定性研究，重点关注在加拿大收集和分配天课的组织。 我们调查了当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由世俗民主法律统治、且拥有不同扶贫体系的非穆斯林多数国家时，天课制度会发生什么。 天课与这些体系有何关联（如果有的话）？ 这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因此非常初步。
研究简述
鉴于加拿大缺乏对天课的持续分析，我们从基础的制度层面入手。 我们采访了四家（逊尼派）加拿大组织的各两名员工/志愿者，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天课，或者其工作包括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第一家组织位于一座中型城市。 它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最初是一家食物银行，后来发展到包括青年和家庭社会服务。 第二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末，其项目包括国际和本地社会服务。 第三家组织成立于21世纪初，总部位于大城市，通过汇集捐款向其他慈善机构的项目提供资助，从而与直接的社会服务保持一定距离。 第四家组织是一个全国性协会，在多个大城市设有办事处，成立于2013年，重点在于本地天课的收集与分配。
这四家组织提供的社区服务范围极其广泛：难民支持与担保；组装食品篮/收集捐款/运营食物银行；翻译；特别活动职能；接收并分发家具捐赠；为无家可归者准备并提供餐食；为客户提供咨询和个案工作；咨询热线；将客户转介至其他服务机构；协助填写政府表格/解读相关法律；经济援助，包括个人紧急救助或灾难救助；收集和分配天课及开斋捐（zakāt al-fiṭr）；老年人和青年项目；丧葬基金援助；为医院设备筹款；婚姻项目；返校书包捐赠活动；打击家庭暴力；妇女庇护所；以及与寄养机构联络。 这可能并非详尽的清单，仅是访谈中提到的内容。 第三家组织作为一家资助基金会，情况略有不同。 它向其他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慈善机构提供资助。 他们的重点是能够“提升”人们的项目，特别是那些能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项目，例如：为家中缺乏足够支持的儿童提供课后辅导俱乐部；奖学金项目；反种族主义项目；为妇女团体购买缝纫机，通过缝纫增加家庭收入；以及为社区厨房筹集资金购买昂贵设备，以帮助低收入社区的妇女尝试开展餐饮业务。
有许多处理天课的本地和全国性组织。 由于缺乏更广泛的定量或定性研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加拿大的天课工作，但每个组织都根基深厚且广为人知；它们在各自服务的穆斯林社区中处于核心地位，而非边缘。 我们向受访者提出了非常基础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工作，如何计算、收集和分配天课，天课在扶贫中能发挥什么作用，等等。 访谈是在2020年夏季全球新冠疫情期间通过Zoom或Skype进行的，当时应对封锁导致的贫困加剧是许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访谈持续了30分钟到2小时不等。 音频文件由专业转录员转录，随后我们对其进行了主题编码。 我们分两部分展示访谈数据。 第一部分探讨与天课领域工作相关的问题，包括他们为何投身慈善部门，以及将天课视为神圣信托的概念。 第二部分探讨在加拿大进行天课计算、收集和分配的具体细节，涵盖了天课如何计算、如何收集、全国性天课组织、本地与国际分配、分配方法、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以及天课与福利体系等子课题。
1）天课工作包含什么？
关于穆斯林志愿服务的西方学术研究，往往将自身置于一场由媒体驱动的特殊辩论中。该辩论暗示，虽然众所周知志愿服务对个人和社会有益，但当穆斯林为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提供志愿服务时，对西方社会而言可能存在某种威胁。 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穆斯林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的动机是可疑的，将其视为穆斯林渴望自我隔离、不融入更广泛社会的证据。
然而，公正调查穆斯林志愿服务的学者反驳了此类结论。 他们指出穆斯林的志愿服务与其他信仰团体的志愿服务之间存在相似之处。 皮克（Peucker）对墨尔本、布里斯班和悉尼的138名穆斯林进行的实证定量和定性调查发现，在以穆斯林为重点的组织中从事志愿服务，实际上与增强对澳大利亚社会的归属感以及提高政治兴趣和公众参与度有关。
我们的研究与这些关于身份认同和融合的学术见解产生了共鸣。 事实上，天课组织与更广泛社会中其他基于需求的组织之间存在着丰富且互惠的关系，包括政府机构、其他基于信仰的团体（如天主教或门诺派），以及食物银行等世俗组织。 正如一位经理在评论其组织与社会福利机构互动的频率时所说：“哦，每天都在互动，没有这些互动，我们的工作就无法开展。”
这些互动主要有三种形式，在所有受访组织中都很常见。 首先，组织将客户转介给其他拥有特定资源的机构，他们认为这些资源可以帮助客户。 例如，协助陷入租房困境的客户联系省级福利机构；申请政府补助以支付丧葬费用；向客户普及相关法律知识，如房东/租客法案；提供申请翻译协助；以及与能为客户提供折扣的牙科诊所和商店联络。 一位个案工作者谈到她通常如何制定行动计划来帮助“将客户与能使他们受益的资源联系起来……无论是安置机构……糖尿病中心，从A到Z的任何资源……”因此，援助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她的组织总是尝试为每位客户提供两家机构的转介服务。
第二种形式涉及其他机构联系该组织寻求协助。 这些电话可能来自将客户转介给他们的社会工作者，或其他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请求他们在处理穆斯林客户的工作中提供协助。 例如，一位受访者促成了一项来自当地妇女反暴力保护中心的捐赠请求。 他还收集捐款为当地医院购买呼吸机，并回应了一位参议员办公室的请求，该办公室在一名叙利亚难民在另一个省去世后打来电话，请求协助资助将遗体运回其母亲身边进行葬礼。
一位受访者评论说，由于他的组织资助了非穆斯林机构开展以穆斯林客户为主的项目，他们已经与“（这类）机构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和信誉……（所以一些）信仰团体来找我们，寻求作为进入穆斯林社区的途径。” 他指出与非穆斯林机构合作非常有益，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了解穆斯林社区的需求。” 该组织还举办交流活动，“以便各组织能够相互了解，能够进行协调。”
第三种形式涉及一种“互补”方法，即该组织与其他社会福利机构合作提供服务。 其中一个组织有一个“健康家庭”项目，涉及他们机构和一个天主教机构，因此个案工作者会相互讨论客户的需求。 该组织与当地一家世俗食物银行有着稳固的关系——为了防止重复领取，他们共享客户名单；如果某人居住地离另一家食物银行更近，他们会相互转介客户；他们还汇集资源进行食物采购，这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 该组织动员了约70名志愿者，在当地一家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提供季度午餐。
一位受访者讨论了一些案例，他的工作补充了客户从其他机构获得的服务。 他的组织设立了一项丧葬基金。 他首先帮助这些家庭向省级丧葬基金申请援助。 如果他们“没有资格获得该基金，但仍然需要帮助，那么我们……就会为他们提供丧葬支持。” 他讲述了在访谈前的那个周五，他在晚上10:30左右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寻求他的协助，因为一位十七岁的女儿刚刚去世，母亲悲痛欲绝。 她的丈夫在前一年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协助这位母亲和医院，直到午夜左右一名侄子赶到，他又向他提供了更多关于如何处理葬礼的建议，直到凌晨1:00左右。
一位经理讨论了他的组织最近如何主动联系非穆斯林机构，向他们提供反馈并与他们合作，以提高其项目协助穆斯林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从客户那里了解到，他们转介的一些项目，例如就业准备项目，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 他们意识到跨文化误解阻碍了这些机构以有效方式接触客户的能力。 他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对特定类别（包括政府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的所有项目进行研究。 然后，他们通过电话或当面与这些资助方进行了会谈：
我们坐下来对他们说，好吧，这就是我们所寻求的……我们的客户，他们大多数来自世界这一地区，他们说这种语言，他们英语学习有困难，他们……在理解加拿大文化的某些……啊……方面有困难，而这些正是阻碍他们在加拿大获得稳定就业的原因。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们达到能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的水平……不仅仅是我们的客户，还有来自各种社区的许多其他人也在这里，因为加拿大，安拉意欲（mā shāʾ Allāh），是非常多元文化的。
虽然是间接的，但如果这种文化敏感度培训能帮助其他机构改善对多元族裔客户的服务，那么它就是帮助其客户的一个重要方面。
因此，对于我们采访的所有组织来说，与其他机构合作是关注其穆斯林客户需求的关键方面。 他们的工作是移民安置和穆斯林融入更广泛加拿大社会的决定性方面。 这些慈善工作者与他人合作并改善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稍后将讨论）社会福利的愿望和意愿，反驳了“隔都化”的观点。 他们工作的目的在于帮助穆斯林成为自给自足且对社会有贡献的成员。
1.2 为什么投身慈善部门？
尽管我们的受访者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八位受访者中只有一位出生在加拿大），但他们之间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无论他们是有意还是偶然进入这一领域，无论他们是员工还是志愿者，无论在该领域工作了两年还是十五年，他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敬业且充满热情。 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帮助社区的愿望。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对我来说）这是志愿工作，所以我一直对……志愿服务感兴趣，并希望在社区中有所作为，无论是通过民权还是通过，你知道，慈善组织。” 另一位从志愿者做起最终成为全职员工的人说：“我一直知道我想进入一个能直接影响人们生活的领域。”
对于受访的六名员工来说，有些人来自其他专业领域，如市场营销、经济学、工程学或商业；另一些人则专门学习过社会工作。 有些人从特定组织的志愿者做起，几年后转为正式员工。 另一些人则是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了合适的地方，从而获得了工作机会，并在工作中学习他们的新领域。 这些都丝毫没有削弱他们那份热忱的投入。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他本可以退休，在家安享晚年，但他依然乐于在慈善机构工作：“你知道，一旦……你进入这个领域……怀着慈悲之心……并且不把这仅仅当作一份工作，而是当作……一份工作加上某种使命，你就不会感到疲惫。” 事实上，我在做这份工作时从未感到疲倦。 而且十九年了，你知道，我每天都得去办公室 [原文如此]。” 几位受访者都提到，从事这类工作需要具备“正确的心态”。 用一位个案工作者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加班的问题，而是
你依然可以……你工作四五个小时，但正确的心态是，一个人要真正展现出关怀，并完成工作所要求的一切。 要挺身而出。 要……要用心去感受，明白你为何而做，并心怀感激，因为你实际上是被选中的员工，处于一个可以帮助……某人的位置……基本上你就是——那个词怎么说来着？——就像呃……你基本上是安拉手中的一个工具。 你是一个工具。 你处于这个位置……是为了处理个案，以便你……能够……将需求传达给社区。
1.3 神圣的信托
受访者对天课工作的热情，通过他们执行工作时所展现的尽职尽责得到了充分体现。 梅（May）关于英国天课的研究，置于“9·11”事件后关于穆斯林慈善机构涉嫌向恐怖组织输送资金的辩论背景之下。 批判性学者指出，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监管机构对穆斯林慈善机构存在不公正的针对行为。 鉴于伊斯兰法与西方法律之间所谓的互不兼容，相比之下，梅强调了天课管理者与英国慈善法在关注点上的重叠，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加拿大采访的天课分发组织：即在收集和分发天课时的透明度与尽职调查。 天课组织追求会计工作的严谨性，不仅是因为法律要求资金的收集和分发必须精确，也是因为伊斯兰教法有类似的要求。 正如一位经理所言，政府在给予慈善机构拨款时，要求资金必须隔离，“政府说，要将其视为受限资金。” 我们想知道每一分钱的进出情况。 对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地，我们至少应该对天课也做到这一点。”
许多受访者提到了他们在履行天课这一伊斯兰教支柱时所感受到的责任感。 一位受访者称之为“神圣的信托”，其他人则使用了阿拉伯语词汇“amānah”，意为“履行信托”。 由于天课是穷人对富人所享有的权利，而富人意图通过将天课给予《古兰经》所指定的合适对象来净化他们的财富，因此负责人感到双重责任：既对捐赠者负责，也对受助者负责。
正因如此，这种“amānah”感，即“代管他人钱财”，使得这些组织在会计核算上非常谨慎，无论是在收集还是分发环节，有些人甚至非常细致地执行“基于基金的会计核算”。 组织三作为一个拨款基金会，保持着高度警惕，因为天课不能用于投资。 每年，主要是在斋月期间，他们会发信鼓励人们捐赠“一部分天课[给我们]，我们收集的这些钱会在当年分发给……运作良好的项目。” 同样，这些组织也非常注意区分天课（zakat）与施舍（ṣadaqah）。 组织一和组织四非常谨慎，只将天课分发给符合贫困标准的穆斯林；例如，组织一不会将天课用于咨询服务。 组织二在系统中为捐赠者提供了一个下拉菜单，供其选择，例如：国内天课、国际天课、施舍（自愿慈善）、开斋捐（斋月结束时的慈善）、孤儿资助或宰牲（符合教法的屠宰肉类）。 年底时，他们清楚每个基金中有多少资金可用于分发，尽管在紧急救济方面，某些基金会有所混用。 这些区分在伊斯兰法中都有充分的依据。 哈乃斐学派（Ḥanafīs）建议将国家资金划分为不同的国库，并且天课必须“独立运作”。
一位经理谈到了他们在防止欺诈性索赔方面的尽职调查，要求客户填写特定表格以证明其低于“尼萨布”（niṣāb，即天课起征点）标准，从而有资格获得天课，这被视为“保护……天课”和“对天课这一支柱尽责”的“巨大责任”。 他们最近对系统进行了大规模整改，发现了那些已经在客户名单上超过20年的人。 他们重新评估了所有人，并关闭了4700个档案。 仍符合条件的人留在了名单上。 一些客户对此感到愤怒，“……我们让他们意识到，你知道，我们使用的是天课资金……这是我们肩上的信托（amanah），我们必须公平，而且问题在于我们已经捉襟见肘……[所以我们提醒他们]……我们的很多物资都来自天课，而且……你知道，不能滥用……啊……所以人们就理解了。”
对于另一个组织的个案工作者来说，正义意味着公平，并帮助那些“当下”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未来。 她有时会向那些不符合天课资格评估标准的人解释，虽然她尊重他们认为自己理应获得资助的感觉，但还有其他人“处境比你更糟，我希望你即使只得到1000或2000，也要说‘一切赞颂全归安拉’（al-ḥamdu lillāh），因为还有人连饭都吃不上 [原文如此]。” 她会告诉他们，如果未来情况发生变化，欢迎他们再回来。
一些组织会谨慎地使用施舍（ṣadaqah）基金向非穆斯林分发慈善物资。 来自不同组织的两位个案工作者提到，由于天课是一种信托（amānah），且从他们组织的观点来看，只能用于穆斯林，因此他们会直接或间接地询问客户是否为穆斯林。 一个组织为此专门为穆斯林客户制定了一份新的宣誓书。 所有组织（组织三除外）都有相应的系统，要求潜在客户提供银行对账单或福利证明等文件，以核实其收入和支出。
因此，我们发现受访者对他们的工作充满热情，并以谨慎的态度对待，关注通过在必要时与其他机构建立联系来帮助客户，并坚持问责制和透明度的政策。
2) 天课计算、收集与分发的具体细节
卡拉达维（Al-Qardawi）在其《天课法学》（Fiqh az-Zakat）的多处强调了天课的制度性本质，认为它“是伊斯兰国家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 但如果没有伊斯兰国家怎么办？ 卡拉达维指出，即使政府不收集/分发天课，个人仍应缴纳天课。 萨阿德（Saad）和法鲁克（Farouk）在对尼日利亚天课的调查中，确定了另一种天课管理方法：非政府组织。 在加拿大，天课的收集和分发有五种方式：私人、清真寺、国际救援机构、本地分发慈善机构、仅针对本地分发的天课慈善机构。 后者是近期的发展，反映了天课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的趋势。 在深入探讨分发之前，我们先提一下计算和收集的几个方面。
2.1 天课计算
我们采访的四个组织非常相似，它们都将计算工作留给了个人。 虽然伊斯兰法在如何计算珠宝和现代金融工具（如RRSP）等项目的天课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都由个人自行决定。 每个组织都为那些在计算天课相关问题上寻求帮助的人提供教育、天课指南以及与学者沟通的渠道。
2.2 天课收集
恩迪亚耶（Ndiaye）关于瑞士天课的研究指出，在任何清真寺，捐款箱通常都分为天课/开斋捐（zakat/zakāt-al-fiṭr）和施舍（ṣadaqah）。 加拿大也是如此。 非穆斯林通常觉得这很奇怪，但这种区分是管理者对捐赠中“意图”重要性的认可。 我们在上文1.3节中讨论过，组织在分发时如何谨慎区分天课和施舍，提供不同的捐赠选项可以让捐赠者做出同样的区分。
所有组织都依赖类似的收集方法，允许个人到办公室捐赠现金或支票、邮寄支票或通过安全的在线捐赠。 其中两个组织更进一步，与当地清真寺签署协议，由清真寺将收集到的天课转交给他们进行分发。
2.2.1 一个全国性的天课组织？
阿兹米（Azmi）在对加拿大社会服务的调查中认为，在没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下，每个穆斯林都应属于一个团体（jamāʿah），其领袖（amīr/imām）应遵守伊斯兰法中正式的组织和行政规则，包括天课/施舍的收集和分发。 随着许多清真寺自行收集和分发天课，看来一些协会正在以这种方式行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支持这种做法。 一位受访者表示担忧，认为清真寺将天课用于建筑维护，从而误用了天课中“为主道”（fī sabīl Allāh）的类别。 他认为，天课在加拿大有巨大的“潜力……如果使用得当，如果我们能集体团结起来……以比过去几十年更专注的方式……使用天课资源。”
几位受访者评论说，如果组织能够合作并整合天课资源，天课在加拿大将能更有效地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一位个案工作者表达了她希望在加拿大建立一个中央全国性天课组织的愿望。 她相信，如果所有资金都以这种方式汇集，他们将能够帮助比目前更多的人，因为目前的资金有限，无法满足受助者的需求。
关于建立全国性天课组织的对话，将会触及目前众多天课收集机构之间存在的地盘意识、所有权和竞争问题。 一位经理恰当地指出：
许多穆斯林组织变得依赖天课……[用于]……筹款，对吧？ 我认为这导致了一种匮乏和竞争的心态，这对相关个人、组织或社区来说……是不健康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开始将自己仅仅视为天课的管家和牧者，意识到天课不是为了壮大我们的组织，那么我认为这会带来许多独特而美好的机遇。
一位经理担心，缺乏合作和共享资源的意愿导致了组织间的竞争。 她觉得这在客户中造成了依赖性，他们只会从一家食物银行转到另一家，而她的组织试图实施一项能让人们摆脱贫困的计划。
正是这种缺乏协调和政策制定的情况，导致一位受访者惊呼，总的来说，加拿大的天课是一场“灾难”。 他特意说明，他并非反对那些努力工作的人的真诚付出，而是担心每个清真寺都有自己的方式，缺乏协调，或者说“缺乏对天课收集和天课支出的监督”。 他认为我们“缺乏问责制，在天课收集以及我们如何……以及在哪里花费天课方面缺乏透明度。” 他主张天课“应该通过合作来完成，这样其影响将比单个组织或当地清真寺更大，对吧？…… 这是伊斯兰教在实践中最被忽视的支柱之一……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我相信每个组织，特别是加拿大穆斯林组织，都可以做得更好 [原文如此]。”
另一位经理提到了类似的情况。 他指出，如果每个人都在当地缴纳天课，那么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包括心理健康、老年人、残疾儿童、就业准备以及重返工作岗位或转行等项目。 “但事实是，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甚至还没有接近意识到天课在加拿大的全部潜力……”
2.3 天课分发
《古兰经》非常明确地列出了八类有资格接受天课的人：“赈款只归于贫民、赤贫、管理赈款者、心被团结者、无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者、途中穷困者。这是安拉的定制。 安拉是全知的，是至睿的（9:60）。” 我们将在下面更详细地探讨这一点。
2.3.1 国际与本地
首先，重要的是要引起人们对西方国家穆斯林慈善研究中关于天课分发最受关注的方面之一的注意：人们压倒性地倾向于将天课寄往海外的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通常给出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是：富裕的西方社会并没有真正的贫困，而海外的穆斯林生活在贫困中，因此他们需要天课。 塞贝吉奥卢（Cebecioglu）在采访荷兰土耳其裔穆斯林时观察到，这种态度是如何缓慢改变的，天课正出于一种“对世界人类发展更广泛的责任感”而更多地在本地支出。
在加拿大，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 本地天课捐赠的增长，基于一种逐渐觉醒的认识，即这里也有人落入了福利体系的缝隙中。 所有组织都决定在本地支出他们的天课。 组织二也有大型的国际天课项目，但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本地紧急天课，其依据是“慈善始于家庭”这一简单概念。 他们设有食物银行，并提供最高950美元的终身紧急救济金。
许多人指出，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虽然相对而言，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更深重的贫困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即使加拿大在全球标准下表现良好，这里就没有生活在贫困中的穆斯林。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包括单亲父母、新移民、难民、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 一位个案工作者讲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他持工作许可带着年轻的家庭在这里生活，因新冠疫情失业，但没有资格获得任何政府相关的收入支持。 他需要天课。
除了注意到有大量的组织从事国际救援工作外，组织四还基于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的圣训，提出了在本地收集和分发天课的伊斯兰教理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示他在也门收集的天课应取自当地富人，并分发给当地穷人：“措辞非常、非常具体，即取自他们的富人，分发给他们的穷人。 意思是说，他本不应该把天课带回麦地那，例如。” 他本应把东西带到那里、在那里收集，并在那里分发。 正如另一家组织的经理所说：“马来西亚的人们不对我们后院的人负责，但我们负责。” 对吧？ 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他们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有责任照顾他们……”
当被问及决定在当地发放天课是否遭到当地社区的抵制时，大多数受访者评论道，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言：“人们更好奇，他们会问，真的吗？ 就像在加拿大的天课一样？ 这里有穷人吗？” 受访者总结认为，这种观念源于缺乏在加拿大看到穆斯林贫困现象的经验。
2.3.2 天课申请的处理方法
本节探讨了我们研究的四个组织如何处理天课申请。 正如梅（May）关于天课的研究报告所述，受访者的方法与英国的情况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她发现“清真寺收集的大部分天课资金都被重新分配给当地社区，分配决定由天课委员会逐案做出”，这些委员会成员通常是志愿者，且多为女性。 第三个组织与众不同，因为它不向个人发放天课，而是通过委员会决定的严格的基于项目的拨款申请系统，仅向注册慈善机构发放。 其中一个组织依靠一名员工在一名行政助理的协助下工作，而另外两个组织则依靠个案工作者委员会来做出决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社会服务学位或受过相关培训。 这表明该领域正日益专业化和职业化。
这两个组织认识到，许多尽职调查要求可能具有屈尊俯就、侵入性和非人性化的特点，而这些正是现代福利国家常受诟病之处。 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一年里，一个组织开发了一套新的接收系统，从“关怀的角度”出发。 个案工作者与客户之间的第一次谈话不会涉及文件资料。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嘿，让我们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让我们进行电话交谈，让我们先谈谈发生了什么，对吧？ 我叫XX，非常感谢您的来电……您……[已经]申请了天课，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他补充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仅仅是开支票和分发钱财。 虽然他们本身不做心理咨询，但他认为他们的工作“有点像生活辅导和社会工作”，导致个案工作者和客户之间多次通话，试图帮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从而永久摆脱贫困。 这一想法得到了另一家组织经理的响应：“所以支持工作者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他们达到这种最低限度的绝望标准来帮助他们……而是着眼于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目标，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驱动的，它……给了他们一个……摆脱贫困的机会，对吧？”
2.3.3 天课受助的八类人群
上述八类天课受助人群是众所周知的，因为《古兰经》中提到了它们。 梅（May）在英国进行的天课研究发现，“个人捐赠的重点主要在前两类”，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人们存在意见分歧。 我们的研究中的组织也是如此。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并没有向所有八类人群发放，而是专注于前两类：贫民和赤贫者，对于“安抚人心”和“为主道奋斗”这两类是否适用于加拿大，存在具体的意见分歧。 有人认为帮助难民可以归入“急需帮助的旅行者”这一类。
我们上面提到，有两个组织向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提供施舍（ṣadaqah），但只向穆斯林提供天课。 另外两个组织采纳了法律意见，认为“fī sabīl Allāh”（为主道奋斗）和/或“安抚人心”这一类别允许他们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支出天课，其观点是，将慈善资金用于支持非穆斯林个人是穆斯林对更广泛社会的贡献。 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我们的福祉与整个社会的福祉息息相关。 因此，通过帮助减轻整个社会的贫困，我们是在帮助每个人。” 有些人将其视为宣教（daʿwah）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天课受助人群中的“安抚人心”类别；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软化他们的心，让他们更接近社区，并在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架起桥梁。” 虽然每个组织的统计数据各不相同，但他们估计其客户中有10-30%是非穆斯林。 非穆斯林通过谷歌搜索、朋友或社会工作者推荐找到他们。
两位经理指出，在社区为行政成本筹款存在困难；用一位受访者的话说，存在“很多不情愿[公开谈论这一点]，因为没有人真的想成为那个[指出将捐款送到受助人手中需要成本的]人”，但这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对话，因为“很难让普通……捐赠者为行政成本或间接费用捐款。” 没有行政管理，天课或施舍如何发放？ 依赖志愿者无法带来一致性，也无法提供在如此敏感领域所需的专业精神。 一些组织将支付天课征收人员报酬的许可视为从天课中提取行政费用的授权。 受访者小心翼翼地指出他们在这样做时的谨慎，以确保行政成本公平，且仅占总支出的很小比例（5-10%）。 一个组织在咨询了一些伊斯兰学者后，采取了一种独特的立场，即他们不是天课征收人员，因为他们没有被伊斯兰国家任命；相反，他们将自己视为“穷人的代表”。 他们约60%的资金来自政府拨款。
2.3.4 天课与福利制度
天课的运作更像是一种负所得税（在没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给予人们一笔钱，以使他们的年收入达到一定水平），而不是当代福利制度，后者强调附加条件和狭窄的资格限制。 传统上，一些穆斯林学者甚至允许已知贫困、年老或残疾的人无需证据即可接受天课。 邻居的证词可以作为一个人贫困的证据，尽管声称有家庭的人应该出示证据。 少数沙斐仪派学者表示，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可能需要宣誓作证；有一段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 ﷺ 观察了一些身体健全的申请人，并告诉他们，对于能够自食其力的富人或强壮者，没有天课，因此其他学者确定宣誓并不总是必要的，因为有些人身体强壮但由于其他原因无法工作。
穆斯林学者长期以来一直主张，确保每个人都能满足基本需求是国家的责任；对于什么是基本需求存在分歧，通常是食物、衣物、住所、药品和教育的某种组合。 但这种理想并不是为了制造依赖救济的懒惰公民。 《古兰经》经文和圣训强调了有能力者工作的重要性。 例如，“人所赚取的最好的东西，莫过于用自己的双手赚取的；一个人为自己、妻子、孩子和仆人所花的钱，就是慈善”；以及“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背着一捆柴火去卖，总比向别人乞讨，无论别人给还是拒绝要好。” 根据沙斐仪派和罕百里派学者的说法，选择游手好闲的身体健全者没有资格获得天课。
因此，天课的目的不是为了制造一个永久的底层阶级。 这是穷人对富人享有的权利；它“不仅仅是暂时缓解穷人的燃眉之急，[而是旨在]消除贫困，使穷人至少能够自给自足。” 因此，尽管在伊斯兰法学派中，对于谁有资格谁没有资格存在意见分歧，但天课允许发放给那些不符合福利条件的人，并涵盖福利制度下不允许的费用。 格尔达维（Al-Qardawi）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倡导天课时批评了当代作者，他们认为天课不再需要，因为“当代社会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工作和生产的基础上，而不是慈善，就好像天课仅仅是给乞丐的慈善或对游手好闲者的支持一样。” 例如，如果一家之主无法提供家庭的基本需求，即使他拥有财产或贸易商品，也不需要为了获得天课而出售这些东西。 拥有房地产但收入低于需求的人被视为穷人。 在自己领域找不到工作的身体健全者有资格获得天课；他们不必接受任何工作。 一些哈乃斐派学者认为贸易工具是基本需求，因此天课可以用来为缺乏这些工具的人购买此类物品。
加拿大的天课工作并非围绕异议政治组织起来。 反贫困倡导者、劳工组织和基本收入运动都批评福利制度效率低下，存在贬低和屈尊俯就的经济状况调查以及与工作相关的要求，官僚作风严重，且未能使人们摆脱贫困。 虽然一些受访者因加拿大福利制度与他们在原籍国观察到的贫困形成对比而对其表示赞赏，但由于他们看到了领取福利的客户的需求，他们能够看出其不足之处。 然而，总的来说，他们是在新自由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运作。 正如一位受访者所指出的，这既与加拿大税务局对他们组织施加的限制有关，也与受助人和管理者对加拿大福利制度的适应有关。 尽管他们为了遵守伊斯兰关于天课资格的规则和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在申请表上非常谨慎，但本质上，这些申请表涵盖的内容与传统福利表格相同；例如，要求提供收入证明、银行对账单和支出等。 一位受访者曾帮助申请人填写他所在组织的表格，并评论说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令人疲惫的过程”。 必须填写如此冗长而详细的表格，总是提醒受助人，他们的生活不属于他们自己。 这损害了他们的尊严和自主权，使他们与那些不必为这种耗时的文书工作而烦恼的“正常”人区别开来。
然而，由于天课没有附加条件或狭窄的资格限制，作为穷人的权利，它不像福利，正如一位受访者敏锐地指出的：
它不带有福利国家通常强加的负担，即污名化……那种因为接受它而低人一等的感官……这种强调穷人需要被控制和哄骗的倾向，对吧？ 天课是……好的，如果你有需要……总的动力是说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支持你，让你处于主导地位，让你看到这确实是你的钱，我们如何能帮助你使用它？
一位与研究人员分享其组织天课政策文件的经理指出，该指南“是从伊斯兰角度出发的，不包括加拿大税务局管辖我们的政策。 如果我们将其与加拿大税务局的目标交叉比对，那么我们运作的子部分比你在本文件中能找到的要小得多。”
所有受访者都理解他们组织的目标是帮助人们实现自给自足。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评估资格、生活辅导和帮助减轻“问题的根本原因”方面不遗余力。 他们认识到需要为那些无法自给自足从而长期依赖天课的人腾出资源。 虽然第三个组织通过他们资助的项目提供贸易工具，但其他组织对于这是否符合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不太明确。 他们似乎能做的最多就是将人们与职业培训项目联系起来。 少数将自己的工作视为慈善而非正义的受访者之一感到，由于加拿大税务局的指导方针，他们被迫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救济金，而不是解决“根本”原因并帮助他们实现自给自足，例如通过教育和心理健康项目。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加拿大天课在多大程度上最终只是权宜之计。 穆斯林是否能够加入到该制度更深刻的反对者（如基本收入运动）的行列中，还有待观察。
结语
虽然受访者的回答自然存在相似和不同之处，但一个关键的研究发现是，天课作为一种制度，在移民到加拿大这样一个非穆斯林世俗民主国家后得以幸存。 如果天课在殖民主义下被私有化，那么穆斯林移民将这种做法带到了这里，并适应了其自愿性质。 显然，作为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天课旨在成为一种普遍且永恒的制度。 我们的访谈表明，对于那些负责在加拿大将其制度化的管理者来说，天课是崇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他们准备克服在非穆斯林环境中实施天课所面临的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课工作正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一般的社会服务慈善机构正在演变为专注于天课的慈善机构，并越来越强调当地分配。
加拿大的天课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成功故事。 天课的实践不仅在移民后幸存下来，而且经过几十年的缓慢积累，它已经在加拿大的本土扎根，并正朝着繁荣的方向发展。 它最终可能会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扶贫和社会团结产生巨大影响。 天课在融合和社区改善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
据我们所知，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将天课制度作为一种为解决贫困问题的更广泛辩论和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的方式。 他们不仅与自身天课传统的深度脱节，也与更广泛的社会脱节。 虽然穆斯林政治家和政治参与的数量正在增加，穆斯林也在穆斯林占多数和非穆斯林的非营利组织中担任志愿者，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他们为整个加拿大提供领导力，说明像天课这样的伊斯兰传统能为改善社会做出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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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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