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恐慌
“绿色恐慌”是什么？伊斯兰恐惧症、美国外交政策与身份塑造（下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绿色恐慌”是什么？伊斯兰恐惧症、美国外交政策与身份塑造（上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绿色恐慌”是什么？伊斯兰恐惧症、美国外交政策与身份塑造（下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书写安全：美国外交政策与认同政治》（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8年）。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我们与他们：美国、激进伊斯兰教与绿色威胁的兴起》（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16年）。
• 有关的书籍和文章不胜枚举，但隆达·伊塔维（Rhonda Itaoui）和埃尔萨迪格·埃尔谢赫（Elsadig Elsheikh）在《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阅读资源包》（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公平与包容社会研究所，2018年）中提供了一份带有注释的优秀概述，https://haasinstitute.berkeley ... h.pdf 。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东方学》（纽约：Vintage Books，1978年）。 最近两项典型的研究是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的《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Haymarket Books，2012年）和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的《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兰哈姆：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9年）。
• 海蒂·拜瑞奇（Heidi Beireich），“仇恨的一年：对变革的愤怒”，《情报报告》，2019年2月20日，https://www.splcenter.org/figh ... hange；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纽约：Verso，2014年）。
• 奥马尔·苏莱曼（Omar Suleiman），“探索美国穆斯林青年的信仰与身份危机”，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2017年，https://yaqeeninstitute.org/om ... outh/ 。
• 同样，哈立德·贝敦（Khaled Beydoun）区分了“私人伊斯兰恐惧症”和“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后者是由政府驱动的。 参见哈立德·贝敦，《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奥克兰：加州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3-44页。
• 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oom），《个人认同、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 保罗·考沃特（Paul Kowert），“国家认同：由内而外”，《安全研究》第8卷，第2-3段（1998/99年）：1-34。
•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民族与民族主义》（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3年）；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纽约：Verso，1983年），第9-12页。
• 伊瓦尔·纽曼（Ivar Neumann），《他者的用途：欧洲认同构建中的东方》（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9年）。
• 李·朱西姆（Lee Jussim）、理查德·阿什莫尔（Richard Ashmore）和戴维·怀尔德（David Wilder）合著，“导言：社会认同与冲突解决”，载于《社会认同、群体间冲突与冲突减少》，李·朱西姆、理查德·阿什莫尔和戴维·怀尔德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页；亨利·塔伊费尔（Henri Tajfel），《人类群体与社会范畴》（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51页。
• 坎贝尔（Campbell），《书写安全》，第9页；菲利普·施莱辛格（Philip Schlesinger），“论民族认同：对一些概念与误解的批判”，《社会科学信息》第26卷，第2期（1987年）：219–64；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民族、民族性与公民社会”，《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卷，第1期（1995年）：93–118。
• 罗伯塔·科尔斯（Roberta Coles），“战争与民族认同的争夺”，《社会学评论》第50卷，第4期（2002年）：589。
• 坎贝尔，《书写安全》，第3、73页。
•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书写反恐战争》（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1页；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政治话语的术语》第三版序言，威廉·康诺利编（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年），第xi页。
•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我们是谁？》 《美国民族认同面临的挑战》（纽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04年）。
• 巴里·布赞（Barry Buzan）、奥利·维夫（Ole Wæver）和贾普·德·怀尔德（Jaap de Wilde），《安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博尔德，科罗拉多州：琳恩·里纳出版社，1998年）。
• 迈克尔·威廉姆斯（Michael Williams），“文字、图像、敌人：安全化与国际政治”，《国际研究季刊》第47卷，第4期（2003年）：513。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2页。
• 道格拉斯·利特尔（Douglas Little），《美国东方主义》（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第9页。
• 西尔维安·迪乌夫（Sylviane Diouf），“非洲穆斯林与奴隶贸易”，《历史伦敦镇与花园》，2019年6月18日，https://www.historiclondontown ... Trade。
• 西尔维安·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8年）。
• 利特尔，《我们与他们》，第217页。
• 利特尔，第217页。
• 埃尔廷·莫里森（Elting Morison）编，《西奥多·罗斯福书信集》，第5卷（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52–1955年），第698–99页。
• 乔纳森·莱昂斯（Jonathan Lyons），《智慧之屋：阿拉伯人如何改变西方文明》（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09年）；阿萨杜拉·阿里（Asadullah Ali），“伊斯兰文明中科学生产力的结构：东方学者的寓言”，《雅琴伊斯兰研究学院》，2017年5月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as ... ef17. 。
•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国家：历史与实践政治要素》（波士顿，马萨诸塞州：D. C. 希思出版社，1897年），第2页。
• 巴兹尔·马修斯（Basil Matthews），《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纽约：友谊出版社，1926年），第41页。
• K.希兰·加斯顿（K. Healan Gaston），《重构犹太-基督教的美国：宗教、世俗主义与民主的重新定义》（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0年）。
• 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伊斯兰-基督教文明的理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4年）。
•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巴勒斯坦问题》（纽约，复古图书出版社，1992年）；彼得·戈特沙尔克（Peter Gottschalk）和加布里埃尔·格林伯格（Gabriel Greenberg），《伊斯兰恐惧症与反穆斯林情绪》（纽约：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
• 罗伯特·德雷福斯（Robert Dreyfuss），《魔鬼的游戏：美国如何助长原教旨主义伊斯兰》（纽约：大都会图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 内森·西蒂诺（Nathan Citino），《从阿拉伯民族主义到欧佩克：艾森豪威尔、沙特国王与美沙关系的建立》（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6页。
• 迪帕·库马尔（Deepa Kumar），《伊斯兰恐惧症与帝国政治》（芝加哥，伊利诺伊州：干草叉图书出版社，2012年），第65–66页。
• 保罗·里希特（Paul Richter），“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真空”，《洛杉矶时报》，1991年9月30日，https://www.latimes.com/archiv ... .html。
• 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大西洋月刊》第266卷，第3期（1990年）：60。
•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外交事务》第72卷，第3期（1993年）：22。
• 亨廷顿，第35页。
• 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为21世纪建设军队”，（准备好的声明，“2001年9月11日：对美国的袭击”，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001年10月3–4日），https://avalon.law.yale.edu/se ... 2.asp。
• 乔治·W·布什，在纽约西点军校的毕业典礼演讲，2002年6月1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华盛顿特区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11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n.htm。
• 乔治·W·布什，在内阁会议后发表的讲话，2001年9月12日，https://americanrhetoric.com/s ... s.htm。
• 布什，在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杰克逊，《书写战争》，第47、99页。
• 亨廷顿，《我们是谁？》
• 乔治·W·布什，在加利福尼亚商业协会早餐会上的讲话，萨克拉门托纪念礼堂，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2001年10月17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卡罗尔·温克勒（Carol Winkler），《以恐怖主义之名》（奥尔巴尼，纽约州：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 乔治·W·布什，每周广播讲话，2001年10月6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在白宫国宴厅举行的开斋宴会上的讲话，2001年11月19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埃尔万德·阿布拉哈米安（Ervand Abrahamian），“美国媒体、亨廷顿与9月11日”，《第三世界季刊》第24卷，第3期（2003年）：529–44。
• 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动机语法》（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xv页；温克勒，《以恐怖主义之名》，第8页；迈克尔·巴蒂亚（Michael Bhatia），“战斗的词汇：命名恐怖分子、强盗、叛乱分子及其他暴力行为者”，《第三世界季刊》第26卷，第1期（2005年）：8。
• 乔治·W·布什，关于战争状态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10月11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参见，例如，乔治·W·布什，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罗纳德·里根大厦和国际贸易中心的讲话，华盛顿特区，2005年10月6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抵达威斯康星州奥斯汀·斯特劳贝尔国际机场时的讲话，威斯康星州绿湾，2006年8月10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乔治·W·布什，在首都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华盛顿特区，2006年9月4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胡安·科尔（Juan Cole），“伊斯兰恐惧症与美国外交政策修辞：布什时期及以后”，载于《伊斯兰恐惧症：21世纪多元主义的挑战》，约翰·埃斯波西托（John Esposito）和易卜拉欣·卡林（Ibrahim Kalin）编（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 科尔，第130页。
• 穆罕默德·阿尤布（Mohammed Ayoob），《政治伊斯兰的多种面孔》（安娜堡，密歇根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吉利安·德努（Guilian Denoux），“被遗忘的沼泽：驾驭政治伊斯兰”，《中东政策》第9卷，第2期（2002年）：61。
• 美国恐怖袭击事件国家委员会，《9/11委员会报告》（纽约：科西莫报告出版社，2010年），第562页。
• 爱德华·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纽约：Vintage Books出版社，1997年），第xix页。
• 斯蒂芬·比尔、奥利弗·斯特克、蒂博·斯林格耶和格雷瓜尔·利茨，“‘恐怖分子’标签到底有什么作用？”，《冲突与恐怖主义研究》第42卷，第5期（2019年）：第520–40页。
• 马哈茂德·马姆达尼，“命名的政治：种族灭绝、内战、叛乱”，《伦敦书评》第29卷，第5期（2007年）：第5–8页；詹姆斯·德·德里安，“恐怖之中：9/11之前与之后”，载于《碰撞中的世界：恐怖与全球秩序的未来》，肯尼斯·布斯与蒂姆·邓恩编（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02年），第102页。
• 乔治·W·布什，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丽的新闻发布会，2001年9月1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乔治·W·布什，对美国律师的演讲，2001年11月29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html。
• 布什，对国会联席会议及全国发表的演讲，2001年9月20日。
• 彼得·伯根，克里斯·马修斯采访，MSNBC《克里斯·马修斯的硬球》节目，2006年12月1日，http://www.nbcnews.com/id/1081 ... hKjcs。
• 彼得·伯根，《圣战公司：奥萨马·本·拉登的秘密世界内部》（伦敦：魏因费尔德与尼科尔森出版社，2001年），第242页。
• 欧内斯特·梅，“当政府书写历史时”，《新共和》杂志，2005年5月23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 ... story。
• 乔治·W·布什，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议会向议员发表的演讲，2008年5月1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阿尤布，《多面孔》，第19页；罗伯特·佩普，《死于胜利》（纽约：兰登书屋，2005年）。
• 诺曼·波德霍雷茨，“以色列不是问题所在”，《华尔街日报》，2001年9月20日。
• 阿卜杜勒萨拉姆·马格拉维，“美国外交政策与伊斯兰复兴”，美国和平研究所，特别报告第164号，2006年7月，第4页，https://www.usip.org/sites/def ... 4.pdf。
• 布什，在美国军事学院的毕业典礼演讲。
• 达娜·米尔班克和克劳迪娅·迪恩，“侯赛因与9/11的联系在许多人心中挥之不去”，《华盛顿邮报》，2003年9月6日，第1页；琳达·费尔德曼，“布什将9/11与伊拉克联系起来的影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3年3月14日，https://www.csmonitor.com/2003 ... .html。
• 乔·威尔逊，《真相的政治》（纽约：卡罗尔与格拉夫出版公司，2004年）。
• 乔治·W·布什，对记者的讲话，2002年9月25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乔治·W·布什，国情咨文演讲，2007年1月23日，https://georgewbush-whitehouse ... .html。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布什，对以色列议会议员的演讲。
• 巴拉克·H·奥巴马，“一个新的开始”，2009年6月4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eign- policy/presidents-speech-cairo-a-new-beginning。
• 巴拉克·H·奥巴马，在国防大学的讲话（华盛顿特区麦克奈尔堡国防大学，2013年5月23日），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 ... rsity。
• 康多莉扎·赖斯，在开罗美国大学的讲话，2005年6月20日，https://2001-2009.state.gov/se ... 8.htm。
• 珍娜·约翰逊和阿比盖尔·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特朗普关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言论的时间线”，《华盛顿邮报》，2017年5月20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lims/。
•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绿色恐慌”是什么？伊斯兰恐惧症、美国外交政策与身份塑造（上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3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