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意义
苦难会指向人生使命吗？伊斯兰如何重新理解考验与召唤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 次浏览 • 1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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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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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安萨里（Al-Ghazālī），《迷途指津：包含其精神自传在内的五篇关键文本》（Deliverance From Error: Five Key Texts Including His Spiritual Autobiography），译者： R.J. 麦卡锡（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FonsVitae出版社，1980年）。
• 马吉德·A·阿什（Majed A. Ashy），《伊斯兰视角下的健康与疾病》，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38卷，第3期（1999年）。
• 柴玛·阿哈杜尔（Chaïma Ahaddour）与伯特·布鲁卡特（Bert Broeckaert），《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摩洛哥穆斯林女性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态度与信仰》，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56卷（2017年）。
• 阿齐·贝尔曾吉（Azi Berzengi）、拉特夫·贝尔曾吉（Latef Berzenji）、阿拉丁·卡迪姆（Aladdin Kadim）与法拉赫·穆斯塔法（Falah Mustafa），《伊斯兰评估、创伤相关评估及宗教应对在穆斯林创伤幸存者创伤后调整中的作用》，载于《心理创伤：理论、研究、实践与政策》第9卷，第2期（2017年）：189–197页。
• 阿哈杜尔与布鲁卡特，《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
• 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切迪纳（Abdulaziz Sachedina），《造物主会给他的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穆斯林对健康与苦难的视角》，载于《宗教、健康与苦难》，编者：约翰·R·欣内尔斯（John R. Hinnells）与罗伊·波特（Roy Porter）（伦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9年），65-84页。
• 同上。
• 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治愈身心：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整体健康指南》（利雅得：伊斯兰国际出版社，2008年）。
• 萨切迪纳，《造物主会给他的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同上。
• 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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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52页。
• 乔恩·胡佛（Jon Hoover），《伊本·泰米叶的永恒乐观神义论》（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70-74页。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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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切迪纳，“造物主能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J. 梅里克·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伊斯兰研究》第60卷（1984年）：第5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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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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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切迪纳，“造物主会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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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西娅·琼·帕特尔和阿马斯·E·希孔戈，“在专业培训中处理灵性/宗教问题：穆斯林心理学学生样本的经验”，《宗教与健康杂志》第45卷，第1段（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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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 弗兰克，《受伤的说书人》。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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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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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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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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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会指向人生使命吗？伊斯兰如何重新理解考验与召唤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 次浏览 • 1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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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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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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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安萨里（Al-Ghazālī），《迷途指津：包含其精神自传在内的五篇关键文本》（Deliverance From Error: Five Key Texts Including His Spiritual Autobiography），译者： R.J. 麦卡锡（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FonsVitae出版社，1980年）。
• 马吉德·A·阿什（Majed A. Ashy），《伊斯兰视角下的健康与疾病》，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38卷，第3期（1999年）。
• 柴玛·阿哈杜尔（Chaïma Ahaddour）与伯特·布鲁卡特（Bert Broeckaert），《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摩洛哥穆斯林女性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态度与信仰》，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56卷（2017年）。
• 阿齐·贝尔曾吉（Azi Berzengi）、拉特夫·贝尔曾吉（Latef Berzenji）、阿拉丁·卡迪姆（Aladdin Kadim）与法拉赫·穆斯塔法（Falah Mustafa），《伊斯兰评估、创伤相关评估及宗教应对在穆斯林创伤幸存者创伤后调整中的作用》，载于《心理创伤：理论、研究、实践与政策》第9卷，第2期（2017年）：189–197页。
• 阿哈杜尔与布鲁卡特，《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
• 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切迪纳（Abdulaziz Sachedina），《造物主会给他的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穆斯林对健康与苦难的视角》，载于《宗教、健康与苦难》，编者：约翰·R·欣内尔斯（John R. Hinnells）与罗伊·波特（Roy Porter）（伦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9年），65-84页。
• 同上。
• 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治愈身心：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整体健康指南》（利雅得：伊斯兰国际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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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恩·胡佛（Jon Hoover），《伊本·泰米叶的永恒乐观神义论》（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70-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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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切迪纳，“造物主能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J. 梅里克·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伊斯兰研究》第60卷（1984年）：第5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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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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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46-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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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切迪纳，“造物主会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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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西娅·琼·帕特尔和阿马斯·E·希孔戈，“在专业培训中处理灵性/宗教问题：穆斯林心理学学生样本的经验”，《宗教与健康杂志》第45卷，第1段（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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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 弗兰克，《受伤的说书人》。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reframing-the-suffering-narrative-can-affliction-direct-us-to-our-calling
原文标题：Reframing the Suffering Narrative: Can Affliction Direct Us to Our Calling?
作者：Amira Ayad
作者简介：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阿米拉·阿亚德博士是“女性私语学院”（Women Whispers Academy）的创始人，拥有药剂学硕士学位和自然健康博士学位。她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伊曼纽尔学院攻读穆斯林信仰方向的教牧研究硕士学位，并在士嘉堡健康网络担任精神关怀从业者。她的实践结合了科学与灵性这两个领域的精华。
副标题：穆斯林面对痛苦指南：从受害叙事走向意义、忍耐与行动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如何重新理解痛苦和考验。作者说明，苦难不应被浪漫化，也不该让人停留在受害叙事中；在信仰视角下，考验可能帮助人发现责任、使命、忍耐和更深的生命方向。
图：重构苦难叙事：苦难能否指引我们找到天命？
引言
公元1095年，伊玛目阿布·哈米德·安萨里（卒于回历505年/公元1111年）是巴格达备受推崇的学者之一。 他拥有一切：名望、财富、家庭和地位。 然而，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促使他远离世俗生活，向造物主靠拢。 这曾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直到有一天，它不再是一个选择。 他醒来时发现自己舌头僵硬，无法继续讲学。 很快，他陷入了抑郁，身体也开始消瘦。 这位著名的伊玛目决定离开巴格达，踏上一段净化心灵和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持续了十一年，最终成就了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伊斯兰著作——《宗教知识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 安萨里的身体苦难会是他的警钟吗？
自文明曙光初现以来，身体苦难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在神学讨论中一直占据核心地位。 一个始终困扰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 疾病、身体疼痛和苦难可能会让人变得虚弱和残疾。 然而，对一些人来说，这些经历最终成为了他们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体验，对自己和他人而言都是一种恩典。
穆斯林对自身及其在生活中角色和目的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伊斯兰传统所塑造的。 他们对疾病的看法以及应对能力，建立在他们对造物主独一性的神学信仰之上。 鉴于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可能弊大于利，神学概念的解读和应用对于塑造穆斯林患者的康复历程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成功减轻他们的身体苦难，我们的方法就必须考虑到宗教和神学概念化的背景。
本文探讨了一种应对身体痛苦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关怀提供者可以利用该方法，帮助来访者将关于身体痛苦的叙事重构为一种探索性叙事，从而帮助他们超越充满挑战的经历，实现更高的意义和目标。 它通过提出一个论点来鼓励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即身体痛苦可能包含着我们需要辨识的迹象，这是一个指向人生使命和召唤的迹象。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教导中身体痛苦的含义，然后探讨了从四大主要伊斯兰神学流派以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视角所看到的含义。 随后，我考虑了受苦的患者为自己的疾病编织的不同叙事，以及这些叙事如何影响他们的康复之旅和人生轨迹。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利用探索性叙事模型进行积极宗教应对方面的作用。
免责声明：本文并非旨在评判各种神学立场的强弱，而是为了从这些传统的不同代表性观点中汲取益处，并探索这些益处在精神关怀和咨询中的潜在应用。
《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身体痛苦
穆斯林相信宇宙是由其造物主完美设计的。 没有任何事情是随机的。 《古兰经》敦促穆斯林去辨识出现在他们面前的迹象，不仅是在他们周围的世界中，也在他们自身之内（《古兰经》51:20-21）。 它处理痛苦的方式不是将其视为一种邪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经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及来自至仁至慈的造物主的一种考验，“人们以为他们只要说‘我们信道’，而不受考验，就能获得成功吗？” （《古兰经》29:1）。 从《古兰经》的角度来看，痛苦是有目的的，它呼唤人类倾听信仰的召唤，并努力向造物主靠拢。 《古兰经》建议面对苦难的信徒要保持耐心，并说：“我们确是属于造物主的，我们确是要归于他的。” “这等人，是受造物主的祝福和慈悯的；这等人，确是遵循正道的。”（《古兰经》2:156-57）。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aḥadīth）教导我们，疾病是伪装的慈悯，它能洗涤信士的罪孽，并彰显造物主在他所定夺的一切事物中所蕴含的仁慈与深意。 最重要的是，圣训反对消极态度，并敦促穆斯林通过一切可用手段寻求治疗。 圣训同时也承认疾病具有形而上学和心理层面的意义，并提倡人们反思苦难背后的宗教目的：这究竟是造物主的考验，是对信士内心的净化，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角度来看，苦难对穆斯林而言并非一个理论上的难题；相反，它被视为造物主为人类制定的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伊斯兰教四大神学流派眼中的身体苦难
伊斯兰神义论在肯定造物主的独一性、仁慈与公正的同时，也接受苦难作为神圣宏大计划的一部分。 穆尔太齐赖派（Muʿtazilite School）是伊斯兰神学中最早的理性主义流派之一，也是与现代什叶派最为接近的流派。 为了使造物主远离一切道德上的邪恶与不公，穆尔太齐赖派强调人类的自由意志与自主权，并坚持认为理性是宗教知识的重要来源，包括对善（al-ḥasan）与恶（al-qabīḥ）的认知。 与其他三个强调神圣全能的神学流派（即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和传统派）不同，穆尔太齐赖派对神圣公正（ʿadl）的信仰构成了其神义论的基础；这是他们审视所有神圣行为的视角，也是他们宣扬人类自由意志的依据。 穆尔太齐赖派认为：“公正的造物主既不会支持人类的邪恶，也不会因人们无法控制的行为而对其进行奖惩。” 因此，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由意志不仅包含选择的自由（这一点与其他三个流派一致），还包含将这些选择转化为行动的能力。 后者构成了穆尔太齐赖派与三个逊尼派神学流派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的关键点。 穆尔太齐赖派主张“造物主不需要这个世界”，并认为他创造万物是有目的（gharaḍ）的，这个目的旨在造福人类，而非造福造物主自身。 对他们而言，所有行为都应根据其内在属性和最终影响来评判，而非仅仅基于行为来源这一简单概念。 而且，由于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他的所有行为——包括肉体的苦难——必然都有具体的意义和目的（gharaḍ）。
穆尔太齐赖派最终运用两个概念来调和神圣正义与人类苦难之间的关系。 首先是“仁慈”（luṭf），即造物主必须始终根据人类的最大利益行事，且造物主的所有行为都是良善与公正的。 因此，即使苦难看起来没有明显的益处，它也一定在促进某种潜在或间接的善。 其次是“补偿”（ʿiwaḍ），这被视为一种“对所受伤害的赔偿”。 这种补偿可以在今生实现，也可以在后世实现。
与穆尔太齐赖派不同，当今最流行的逊尼派神学流派之一——艾什尔里派，强调造物主的全能。 尽管艾什尔里派也是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坚持认为造物主拥有随心所欲的绝对意志和权力，善恶无法通过推理得知，必须从经典中去理解。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在此指肉体苦难）并非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一个人类视角的问题。 对艾什尔里派而言，人类意志有着不同的含义。 在艾什尔里派的教义中，人类可以自由选择，但除非造物主赋予他们行动的能力，否则他们无法自由行动。 这就是“获取”（kasb）学说，它确保了造物主拥有排他且不可动摇的全能。 艾什尔里派是宿命论者，这一立场在他们著名的表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命中注定会临到你的，绝不会错过你；命中注定会错过你的，绝不会临到你。”
与艾什尔里派一样，马图里迪派逊尼神学流派也拒绝次要因果关系，并致力于维护造物主的全能。 它将造物主视为指挥者与掌控者（al-mudabbir），并持有其独特的“获得”（kasb）学说，用以界定人类自由意志与造物主全能之间的关系。 智慧（ḥikma）是马图里迪派神学的核心主题。 对他们而言，智慧蕴含着目的（qaṣd）、知识与公正（ʿadl）的深层含义；它表明造物是有理性的，且经得起合理的分析。 与穆尔太齐赖派一样，马图里迪派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因此，他的智慧确保万物各得其所，且每一项行为都有其值得称道的后果（ʿāqibah ḥamīdah），即便我们无法立即理解他的智慧或目的。 与将恶视为一种否定（不存在）的艾什尔里派不同，马图里迪派认为恶是造物主的创造，其被创造是为了在人类生活中发挥特定的积极作用。 因此，当通过神圣智慧的视角而非人类正义的视角来看待时，肉体的苦难只有在我们缺乏对全局和目的的充分理解与洞察时，才会被视为恶。
传统派（罕百里派）神学确认了经典（naql）的优越性，并将理性（ʿaql）视为一种主观臆测。 它拒绝通过寓意解释（理性主义）来解读经典，并坚持文本的字面含义。 与其他两个逊尼派学派一样，传统派否认次要因果关系，并强调造物主的绝对意志与权力；然而，他们承认人类拥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权，这是艾什尔里派所不承认的。 传统派并非铁板一块。 如今，他们的神学主要体现在谢赫伊本·泰米叶的教义中。
谢赫伊本·泰米叶承认理性有能力理解善恶，并认为造物主完全超脱于无意义（ʿabath）之外。 他教导说“造物主爱人类”，且他的创造行为具有他所喜爱的内在智慧目的。 这位谢赫“将造物主的爱与造物主的意志联系起来”，并承认尽管造物主有时会创造他所厌恶的事物，但其中始终根植于神圣之爱中，存在着一种智慧的目的（ḥikma）。 因此，对于伊本·泰米叶而言，“ḥikma”（智慧）一词指的是造物主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道德意义”。 谢赫选择了“ḥikma”（智慧）一词，而不是穆尔太齐赖派所使用的“gharaḍ”（目的），因为他“认为造物主是为了某种原因、理由或终极目标而意欲并创造，但造物主绝不会被某种‘目的’所驱动”，且造物主绝对超越一切需求。 伊本·泰米叶认为，绝对的道德恶（sharr maḥḍ）是一种匮乏（即不存在——ʿadam）。 因此，他认为人类所感知的恶，仅仅是相对于其所处的环境和具体情况而言的，但“就造物主创造它的智慧目的而言，它是完全向善的”。 对伊本·泰米叶来说，恶在世界上扮演着教育和精神层面的角色，这些角色应从造物主的公正（ʿadl）、智慧（ḥikma）和仁慈（raḥma）的角度来看待。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恶仅仅是相对的恶，造物主以其仁慈和良善，允许它存在于造物之中，以实现我们或许能理解、或许不能理解的最终智慧结果和更高目的。
苏菲派无论属于艾什尔里派、马图里迪派、传统派还是什叶派神学，都在其教义中增加了一些神秘主义色彩。 对于苏菲派而言，苦难使信徒更接近造物主，引导他/她进行祈祷，从而“为他打开仁慈之门”。 埃及逊尼派学者兼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卒于公元709年/回历1310年）说：“当[造物主]让你能够开口祈求时，你要知道，他想要赐予你某种东西。” 一个人从苦难经历中获益和学习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与神圣者建立的关系类型。 因此，人类的苦难是神圣仁慈的见证，造物主旨在净化信徒的心灵，并促使他们反思创造的神圣目的。 这种苦难最终是通向极乐还是导致绝望，取决于个人如何通过反思和理性来利用它。 此外，苏菲派将苦难视为“精神成长的刺激因素”和“完善灵知”的途径。 苦难时期是信士们直面自身弱点，并意识到唯有造物主拥有绝对掌控权的时期。 伊本·阿塔·安拉（Ibn ʿAṭāʾ Allah）教导说：“没有什么比彻底的匮乏更能为你代求；也没有什么比谦卑与需求更能迅速带来神圣的恩赐。”他还说：“我的主啊，我意识到……您对我的要求是让您在万物中向我显现，这样我就不会在任何事物中对您一无所知。”
编织苦难的叙事
逊尼派学者兼苏菲派神秘主义者伊玛目哈拉维（Imam Al-Harawy，卒于公元481年/回历1089年）在他的著作《行者阶梯》（Manāzil al-Sā ʾ irīn）中，将“觉醒”列为他通往造物主百站旅程的第一站：即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罪行以及时光流逝的觉醒。 疾病迫使我们对这三者产生觉醒。 它迫使我们放慢脚步，甚至停下脚步，重新审视和评估我们的生活。 这种停顿让我们看到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评估我们的行为和意图，并珍视我们存在的每一刻。 疾病让我们直面生命的终结，这或许是第一次，并随之面对这个问题：我成就了什么？ 我如何对待造物主托付给我的信托（al-ʾamāna）？
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描述了受苦的患者在面对严重诊断时所编织的三种叙事类型：混乱叙事、补偿叙事和探索叙事。 通过将穆斯林的宗教思想融入弗兰克的叙事理论，我提出了一种针对身体苦难的新方法，咨询师和精神护理人员可以利用这种方法协助患者重构他们的苦难，编织出一个更丰富、更具替代性的故事，这不仅能帮助他们积极应对，还能帮助他们疗愈。 混乱叙事是大多数患者在收到改变人生的诊断结果，或者当他们无法解释的严重疼痛和残疾开始严重干扰日常生活时所开启的叙事。 他们失去了连贯感，并伴随着这种不确定性和模糊性，陷入了焦虑、抑郁和/或绝望之中。 许多患者下意识地倾向于留在混乱的安全区内，以避免不得不面对关于疾病意义和生存目的的形而上学问题。 这类问题带有一定的责任感；它们需要决策和能动性，而这些特质在混乱的叙事中是缺失的。 然而，否认混乱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尽管穆尔太齐赖派认为造物主超越了无意义（ʿabath），阿什阿里派和传统派强调造物主的所有行为必然是良善且公正的，而马图里迪派则坚持认为任何苦难背后都有神圣的智慧，但他们都承认，这种良善、公正和智慧可能超出了我们人类的解读和理解范围。 这种缺乏理解、方向和清晰度的状态，正是混乱叙事的定义。 尽管伊斯兰教对人类的脆弱性表现出相当大的包容，但许多穆斯林精神护理提供者对混乱叙事却表现出极少甚至完全没有包容，因为这种叙事常被误认为是由于对造物主的意旨和判决不满所致。 令人惊讶的是，混乱中的模糊与空虚，恰恰是开启更深层次信仰体验的大门。 在混乱叙事的变迁中，治疗师可以帮助患者找到那些“闪光事件”，即那些可能在痛苦现实的混乱中被遗忘的韧性和力量的迹象。 然而，在生命从混乱中重现之前，必须承认这种混乱，并给予其应有的时间。 正如安萨里的故事一样，最著名的精神故事往往始于绝望和混乱。 正是那种混乱迫使他退出公共生活，并花时间进行自我修复。
修复叙事是我们现代制药和医疗系统所偏好的叙事方式。 它的目的是恢复一种“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感觉，并将疾病常态化，使其不会打断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 修复叙事对于我们培养希望、确保患者配合必要的治疗，以及为承受和应对苦难提供初步的慰藉与耐力至关重要。 就像医生提供药物来缓解疼痛或控制症状以承诺康复一样，神学概念在这一承诺中也发挥着它们的作用。 穆尔太齐赖派神学中关于“代偿”（ʿiwaḍ）的概念，讲述了一种温和且充满慈悲的叙事（luṭf），承诺在今世或后世给予补偿。 同样，阿什阿里派的决定论在提倡信赖造物主全能的同时，也蕴含着一种乐观主义，即相信造物主会指引道路、开启大门，且奇迹永远存在可能。 马图里迪派肯定造物主智慧并强调疾病具有终极目的的教义，以及传统派神学将苦难视为至仁的造物主为实现终极智慧而允许的相对之恶的观点，都为克服绝望和无助提供了良方，并能提升患者的士气。 然而，这种补偿叙事也有其弊端。 虽然它能让患者从最初的混乱中走出来，开启康复之旅，但它既不能促进自我反思，也无法培养责任感。 在世俗环境中，补偿叙事将权力交到了医生手中，并将治愈的希望寄托于药物。 同样，虽然神学概念在初期是有益的，但若不经深思而照单全收，就有可能助长依赖心理，使患者推卸责任，一味等待造物主来修复或奖赏他们。 如果这种补偿性的信赖被过度解读，可能会导致消极避世，而这四种伊斯兰神学流派都不支持这种倾向。 只要不让我们忽视全局，补偿叙事无疑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所有疗愈传统都认为，症状是身体发出的信使，旨在告知我们背后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它们甚至描述了身体隐喻，即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和系统都承载着特定的情感或精神信息，并通过功能障碍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 补偿叙事就像药物一样，旨在平息或“修复”这些症状以达到治愈的目的，但治愈并不等同于康复。 恢复健康需要倾听身体的低语；它既需要关照灵魂的需求，也需要关照身体的需求。 在快节奏、崇尚左脑思维的西方世界里，没有时间去探究奥秘。 我们寻求科学以求恢复，并赋予它神学的角色，为我们提供支持和耐心，直到这种恢复实现。 不需要进行任何自我审视。 患者被期望回到患病前的生活方式，无需进行自我重构，也无需领悟任何智慧。 这种恢复叙事跳过了任何自我反思，匆忙回到日常生活的“安全感”中，即使这种“安全感”本身就是导致我们患病的原因。 在信任、知足（riḍā）和托靠（tawakkol）的一面，与陷入无助和被动的一面之间，存在着一条微妙的界限。 恢复叙事给予了希望和能量，为进一步的自我完善铺平了道路，使患者能够站起来，开始编织一段更丰富的探索叙事。
探索叙事赋予患者力量，使他们不仅能面对自己的症状，也能面对自己。 它推动他们踏上一段自我发现的旅程，这段旅程就像加扎利的旅程一样，可能会打断他们的生活并危及他们的“安全”，这是一段冒险进入未知、目的地不明的旅程，但却怀着一种深刻的信任，相信这段旅程会带来重要的教训和智慧。 通过编织他们的探索叙事，他们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并承担起对自己生活和苦难的责任。 而且，当他们开始做出改变时，某种意义感和目标感会逐渐显现出来。
探索叙事类似于约瑟夫·坎贝尔的英雄之旅。 在这个著名的神话中，英雄（在我们的案例中是患者）收到了一项召唤，敦促他/她离开日常生活的舒适区。 对于加扎利来说，正如许多患者一样，这种召唤是一种不安的感觉，告诉他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 由于知道其中的困难，他起初拒绝了这一召唤，就像许多患者对身体的低语置之不理，直到它们变成尖叫——即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正式诊断。 加扎利离开了巴格达，开始了坎贝尔所说的“试炼之路”。 他花了整整十一年时间来整理他叙事中的混乱，并领悟他注定要学习的教训。 他最终获得了治愈并回归，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
同样，为了洞察疾病背后的智慧，患者需要采取一种独特的认识论，去挑战现代认知框架中关于善恶二元对立的观念。 他/她需要停止仅仅以是否满足即时利益或快乐来评判善恶。 同样，治愈不应被视为一种还原论的笛卡尔式视角，即将其意义仅仅简化为“治好病”。 治愈意味着重获完整，意味着与自我、世界以及造物主达成和解。 治愈意味着找到一种比我们自身、比我们的苦难更宏大的意义与目标。 探索叙事是一场自我反思的旅程，这是一场英雄之旅，鼓励我们超越苦难的直接影响，去洞察其背后的迹象与教训。 谢赫·伊本·泰米叶认为，觉醒是苦难的目的之一。 疾病将我们从疏忽中唤醒，并引导我们回归作为造物主崇拜者的角色。 考虑到崇拜的更广泛含义——加扎利将其视为承担信托（ḥaml al-ʾamāna，承担信托）——我们可以重新构建苦难的定义，将其视为开启主角旅程的警钟。 那么，如果穆尔太齐赖派所说的“补偿”（ʿiwaḍ）不仅仅是今世和后世的奖赏，还是洞察力的“襄助”（tawfīq，造物主的襄助），是那种让主角在心理和精神态度上发生微妙转变，从而不仅改变对疾病的看法，也改变对人生看法的认知时刻呢？ 如果按照艾什尔里派的教导，我们不把身体的苦难看作一种本体论上的现实，而是看作一种视角问题，那会怎样呢？正如经文所言：“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它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古兰经》2:216） 如果我们转变对疾病的认知，按照马图里迪派的教导，将其视为造物主的创造，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中发挥明确、智慧且积极的作用，那又会怎样呢？ 那么，如果我们加入这种苏菲神秘主义维度来丰富我们的叙事，并反思我们应当与造物主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被托付的“阿马纳”（信任）又是什么呢？
所有穆斯林神学流派都一致认为，人类拥有选择自身行为和反应的意志。 因此，他们自己决定是踏上探索之旅，还是满足于身体上的康复。 伊玛目加扎利本可以选择康复叙事，安于他奢华生活的舒适之中，并寻求当时最好的医生来恢复健康。 如果他那样做了，他或许能治愈身体，却无法治愈灵魂。 他的灵魂需要讲述探索的故事，这是一个在他去世900多年后，我们依然能产生共鸣的故事。 探索叙事是一种难以编织的叙事。 社会更偏好那种规定了明确方向和确定治疗方案的康复叙事。 我们很难容忍模糊性、灵魂的拷问以及巨大的生活变动。 探索叙事往往不仅要求颠覆我们个人生活的现状，还需要社会参与和变革。 此外，我们可能并不总能掌握全貌和其中的智慧。 伊玛目加扎利从未预料到他的著作在他去世几个世纪后仍会被传授。 即使我们理解了一些教训，还有更多可能仍然隐藏着，超出了我们有限的人类认知。 我们可能只能瞥见全貌的一角，看到宏大计划的一部分，或者解开拼图的一小块，但往往正是这一小块，就足以让我们坚持下去，重新点燃我们痛苦心中的希望。 一个成功的探索叙事将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和自由意志与造物主的定然相协调，并承认全貌可能不会被完全揭示。
从业者的角色
尽管许多研究表明宗教信仰和灵性对整体健康和福祉至关重要，但针对伊朗医生和护士的研究显示，随着医学培训水平的提高（即强调医疗保健的技术层面），宗教信仰的水平反而有所下降。 此外，一项针对穆斯林心理学专业学生样本的研究显示，他们在治疗中面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时，缺乏自信且感到忧虑。 这些研究表明，将灵性融入医疗教育与实践已迫在眉睫。 尽管研究表明无助感和无力感会导致抑郁，但当患者面对危及生命的诊断时，他们不仅因最初的无助混乱而受到指责，还被强加了一种无力的“恢复叙事”作为替代方案。 这种方案通常表现为医生提供的药物，和/或大多数宗教领袖的鼓励，他们承诺忍耐会带来回报、罪孽会得到洗涤，且精神地位会得到提升。
咨询师、治疗师和精神护理人员需要练习如何帮助来访者接纳、应对并超越混乱叙事中的阴暗面；寻求康复与身体恢复；并最终踏上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帮助患者超越混乱和恢复的叙事，开始构建一种探索性的叙事，这种叙事能够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并转变他们对疾病乃至对生活的态度。 在生活中寻找更高的意义是积极心理学的核心原则；将疾病故事重构为探索性叙事，是预防许多危及生命的诊断所带来的抑郁和无助感的有力工具；它还能保护患者，使其不至于陷入听天由命和消极避世的态度。 然而，应注意避免操之过急，强迫尚未准备好的患者进入探索阶段，以免加重其现有的混乱，或给本已脆弱的患者施加负罪感。 重要的是，不要通过谴责混乱和跳过恢复阶段来将探索性叙事浪漫化。 如前所述，混乱叙事和恢复叙事各有其地位，应当以包容的心态去接纳。 混乱叙事承认了人类的脆弱性，并为信仰和现实的神秘维度打开了大门。 而恢复叙事则注入了希望，并提醒我们寻求治疗是一种宗教义务。
结论
伊斯兰教的四大神学派别都肯定造物主的超然性，反对消极避世和宿命论，并相信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尽管它们在自由意志的具体定义、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分歧。 面对苦难时的耐心与宽容，是信仰造物主的智慧、仁慈与公正的直接体现。 信仰这些神圣属性有助于我们应对混乱，并为通过医疗或其他手段寻求康复提供必要的希望与毅力。 本文旨在表明，还需要构建另一种叙事，即一种旨在洞察苦难背后教训与智慧的探索性叙事。
本文探讨了咨询师如何帮助患者将身体苦难的叙事重构为探索性的叙事。 我首先考察了《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中身体苦难的含义，随后探讨了四大伊斯兰神学派别及伊斯兰神秘主义（苏菲派）传统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接下来，我分析了受苦患者在面对挑战时常构建的三种叙事，并展示了如何将伊斯兰神学概念融入这些叙事中，以促进积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最后，我讨论了从业者在帮助受苦患者成功走出混乱叙事的阴影、寻求康复并开启灵魂修复的英雄之旅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 虽然我提出了一种让受苦患者构建替代性故事和探索性叙事的方法，但并非所有身体苦难的案例都能得到解释和合理化（例如儿童所遭受的苦难）。 此外，本文并未涉及其他形式的苦难，如自然灾害和人为造成的苦难。 另外，本文探讨了亚瑟·弗兰克（Arthur Frank）所定义的受苦患者最常构建的三种叙事，但也承认每位患者都会构建自己独特的苦难叙事，这些叙事可能超出上述常见框架，因此也需要予以考虑。 最后，需要进行定性分析，以进一步探索所建议的模型在实际环境中的应用。 通过研究案例和记录详细的治疗过程，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患者的需求，以及灵性护理从业者在帮助患者构建其人生意义叙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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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安萨里（Al-Ghazālī），《迷途指津：包含其精神自传在内的五篇关键文本》（Deliverance From Error: Five Key Texts Including His Spiritual Autobiography），译者： R.J. 麦卡锡（路易斯维尔，肯塔基州：FonsVitae出版社，1980年）。
• 马吉德·A·阿什（Majed A. Ashy），《伊斯兰视角下的健康与疾病》，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38卷，第3期（1999年）。
• 柴玛·阿哈杜尔（Chaïma Ahaddour）与伯特·布鲁卡特（Bert Broeckaert），《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摩洛哥穆斯林女性对健康、疾病和医学的态度与信仰》，载于《宗教与健康杂志》第56卷（2017年）。
• 阿齐·贝尔曾吉（Azi Berzengi）、拉特夫·贝尔曾吉（Latef Berzenji）、阿拉丁·卡迪姆（Aladdin Kadim）与法拉赫·穆斯塔法（Falah Mustafa），《伊斯兰评估、创伤相关评估及宗教应对在穆斯林创伤幸存者创伤后调整中的作用》，载于《心理创伤：理论、研究、实践与政策》第9卷，第2期（2017年）：189–197页。
• 阿哈杜尔与布鲁卡特，《每种疾病都有治愈之法》。
• 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切迪纳（Abdulaziz Sachedina），《造物主会给他的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穆斯林对健康与苦难的视角》，载于《宗教、健康与苦难》，编者：约翰·R·欣内尔斯（John R. Hinnells）与罗伊·波特（Roy Porter）（伦敦、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99年），65-84页。
• 同上。
• 阿米拉·阿亚德（Amira Ayad），《治愈身心：遵循伊斯兰教义的整体健康指南》（利雅得：伊斯兰国际出版社，2008年）。
• 萨切迪纳，《造物主会给他的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同上。
• 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52页。
• 同上。 ，51页。
• 同上。 ，52页。
• 乔恩·胡佛（Jon Hoover），《伊本·泰米叶的永恒乐观神义论》（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70-74页。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61页。
• 同上。 ，第6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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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切迪纳，“造物主能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J. 梅里克·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伊斯兰研究》第60卷（1984年）：第59-82页。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06页。
• 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09页。
• 同上。
• 佩萨诺，“马图里迪思想中恶的用途”。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49页。
• 同上。 ，第148、150页。
• 乔恩·胡佛，《伊本·泰米叶的永恒乐观神义论》（波士顿：布里尔出版社，2007年），第70-73页。
• 同上。 ，第74页。
• 同上。 ，第74-102页。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48、150页。
• 胡佛，《伊本·泰米叶的神义论》，第209页。
• 同上。 ，第209-229页。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146-147页。
• 伊本·阿塔·安拉·萨坎达里，《智慧之书：苏菲派格言集》，译者： 维克多·丹纳（伦敦：白线出版社，2014年），第180页。
• 同上。
• 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切迪纳，“造物主能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穆斯林对健康与苦难的视角”，第65-84页。
• 努赫·凯勒，《苦难与神圣智慧》，求道者指南，2011年7月31日，https://www.seekersguidance.or ... sdom/（访问日期：2019年3月20日）。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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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丽丝·摩根，《什么是叙事疗法？》 《通俗易懂的入门指南》（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德威治中心出版社，2000年）。
• 萨切迪纳，“造物主会给他的受造物带来无端的痛苦吗？”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 阿米拉·阿亚德，《身体的低语：揭开疾病的情感与精神根源，恢复能量与活力》（纽约：Createspace出版社，2015年）。
• 弗兰克，《受伤的说书人》，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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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加利福尼亚：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 阿布·哈米德·穆罕默德·安萨里，《宗教科学复兴》（ʾIḥyā ʾ a ʿ Ulūm al-Dīn）（贝鲁特：思想出版社，2016年）。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第77页。
• 弗兰克，《受伤的说书人》，第113、120页。
• 西纳·哈菲兹、哈罗德·G·柯尼希、穆罕默德·阿尔巴比、穆罕默德·帕克拉和阿米娜·萨格扎德，“穆斯林医生和护士对宗教问题的态度”，《宗教与健康杂志》第53卷（2014年）：1374–1381页。
• 辛西娅·琼·帕特尔和阿马斯·E·希孔戈，“在专业培训中处理灵性/宗教问题：穆斯林心理学学生样本的经验”，《宗教与健康杂志》第45卷，第1段（2006年）。
• 保罗·吉尔伯特，《抑郁与无力感》（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
• 马丁·E· P·塞利格曼，《繁荣：对幸福与福祉的远见卓识》（纽约：自由出版社西蒙与舒斯特，2011年）。
• 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
• 弗兰克，《受伤的说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