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论危机
3个苏菲主义核心启示：现代穆斯林如何应对当代认识论危机（2024）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4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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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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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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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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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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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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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3个苏菲主义核心启示：现代穆斯林如何应对当代认识论危机（2024）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4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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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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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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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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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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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ginal 来源页面：https://www.thedailystar.net/s ... 30841
[2] “Islam.” 载于阿隆·戈申-戈特斯坦（Alon Goshen-Gottstein）编辑的《神圣的危机：世界宗教的挑战与转型》，第125–149页
原文出处：https://www.thedailystar.net/slow-reads/focus/news/what-sufism-can-teach-us-about-the-modern-world-4230841
原文标题：What Sufism can teach us about the modern world
作者：Sarwar Alam
作者简介：《每日星报》（The Daily Star）是孟加拉国的英文新闻媒体，主要刊载新闻、评论、历史与文化专题。
副标题：苏菲主义与现代性：一文读懂伊斯兰神秘主义的当代价值
摘要：苏菲主义通过“当下的儿子”这一概念，为现代穆斯林提供了应对认识论危机的路径。原文指出，当代主流伊斯兰教常陷入封闭的教义框架，而苏菲传统则在保持对安拉忠诚的同时，展现出更强的灵活性与创造力。通过重新参与古典学术遗产，穆斯林能够超越对过去的盲目依恋，在多元化的现代世界中以动态视角回应现实挑战，实现信仰与当下的深度融合。
苏菲主义能为我们理解现代世界提供什么启示
应当如何看待伊斯兰教：是通过法理传统，还是通过神秘主义传统？ 主流伊斯兰学术界通常将伊斯兰教的各种表现形式视为一个单一的、规范性的传统，并往往对宗教创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抵触。 相比之下，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苏菲传统，在应对时代变迁和环境挑战时，通常表现出更大的开放性。
这些不同的取向在文森特·J·康奈尔（Vincent J. Cornell）所称的“企业化伊斯兰”（即主流逊尼派伊斯兰教中占主导地位、往往单一化的表现形式）与苏菲伊斯兰教的对比中尤为明显。 据康奈尔（2014）所述，“企业化伊斯兰”倾向于强调维护一种理想化且纯粹的宗教秩序，这种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历史变迁隔绝。 相比之下，苏菲传统在保持扎根于伊斯兰正统的同时，通常以更大的灵活性和创造力来应对当代现实。
正如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2006）所观察到的，苏菲派信徒对伊斯兰教基本教义的忠诚度并不亚于规范性宗教实践的追随者；然而，他们往往通过动态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表达这种忠诚（《苏菲主义：面纱与精髓：新译本及精选书信集》，詹姆斯·S·卡辛格（James S. Cutsinger）编辑，第167页）。 由于其创造性和活力，主流（规范性）伊斯兰教的追随者常将伊斯兰教的衰落归咎于苏菲派，将苏菲教义视为“异端”（bid'a），有时甚至将苏菲主义称为一种疾病。
有人认为，许多当代主流伊斯兰教的追随者仍然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过去继承下来的框架中，将宗教身份简化为一种固定的信条。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变得类似于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米勒特”（millet）制度——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宗教社区，它与其他宗教的米勒特同时存在，但几乎完全隔绝”（康奈尔 2014，第129页）。 这种方法倾向于强调社区边界和教义的一致性，而牺牲了《古兰经》中关于伊斯兰教作为个人自觉顺从安拉意志的愿景。
根据这种批评，当代“企业化伊斯兰”与古典伊斯兰文明丰富的知识遗产已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它对神学、哲学、苏菲主义及其他学术传统的参与往往有限，导致信仰的知识视野日益狭窄。 因此，伊斯兰教变得越来越孤立于更广泛的人类对话和经验之外。 这种与过去多元学术传统的脱节，也助长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 正如康奈尔所观察到的，这种倾向“失去了《古兰经》中关于启示普遍性的概念”，同时形成了一种扭曲的世界观，即认为伊斯兰教是规范性真理的唯一宝库。
康奈尔将这种状况描述为一场认识论危机（2014，第129页），这是当代穆斯林必须面对的问题。 然而，解决之道并不在于抛弃伊斯兰传统的知识和精神遗产。 相反，它需要重新参与到浩瀚的古典学术——包括法律、神学、哲学和神秘主义——中，以应对当下的挑战。 通过创造性地汲取这一丰富的遗产，穆斯林既能保持对传统的忠诚，又能对现代世界的现实做出有意义的回应。
对于许多苏菲传统而言，当代社会的决定性特征是现代性，以及随之而来的多元主义、多样性和民主参与的现实。 在应对这些条件时，苏菲派经常引用古典概念，即真正的神秘主义者是“当下的儿子”（ibn al-waqt）（舒昂 2006，第123页）。 这一概念标志着一种精神取向，即寻求者完全生活在神圣的当下，不受对过去的依恋或对未来的焦虑所束缚。 正如舒昂所解释的，苏菲派“置身于安拉的当下，不为昨天或明天担忧”，因为这一当下时刻是神圣统一性的反映；在时间中显现的“一”成为了安拉永恒的“现在”，这是一种超越时间限制的现实。
在实践层面，“当下的儿子”也意味着对安拉意志的持续关注和响应。 用舒昂的话说，这意味着苏菲派“始终让自己处于安拉的意志之中”，认识到每一个当下时刻都体现了安拉为他所意欲的一切（《理解伊斯兰》，1998 [1961]，第187页）。 这种精神倾向鼓励人们参与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境遇中，而不是退缩到理想化的过去。 因此，许多苏菲传统试图通过创造性且结合语境的诠释来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同时保持在持久的精神原则之上。
苏菲派坚持不仅要以沉思的方式纪念安拉，还要通过见证（mushahada）周围的“迹象”（ayat）来纪念，因为正如一些苏菲派所相信的那样，安拉在每一件存在的事物中显现自己（幸子·村田（Sachiko Murata）1992，《伊斯兰之道：伊斯兰思想中性别关系的资料集》，第192页）。 这种显现（tajalli）的迹象之一就是时间本身；迹象也通过《古兰经》（Book）和自然界显现出来（舒昂 1998 [1961]，第161、165页）。 见证并体现这些迹象，这是一种被培养的美德，被称为“伊赫桑”（ihsan），即“行善”，引用威廉·C·奇蒂克（William C. Chittick，2000，《苏菲主义》，第4–6页）的话，这也是成为穆斯林的一种方法。 它强调认知，尤其是认识自我。 这种“伊赫桑”或“行善”，连同诚意（ikhlas），构成了苏菲主义（tasawwuf）。
早期的埃及苏菲派、穆夫提和法学家伊本·阿塔·安拉（Ibn 'Ata Allah，卒于1309年）敦促他的同教信徒顺应当前时代，并接受其后果作为安拉意志的显现。 据他所言，真正的信徒应该对安拉有绝对的信赖（tawakkul），适应当前的环境，“顺其自然”，并相信安拉会引领他度过变迁的时代。 正如一条先知圣训所言，安拉即时间。 他用一首四行诗表达了这一观点：
当我看到命运在流淌，对此并无怀疑或犹豫。 所以我将我所有的权利托付给我的造物主，并将自己投入到潮流之中（引自康奈尔 2014，第146页）。
与规范性传统相比，苏菲传统似乎更倾向于宗教间的开放，因为一些苏菲大师（如Delaor Husayn Maizbhandari，《Vilayet-e Mutlaka》，第7版，1960年）认为，伊斯兰教并非人类通往安拉的唯一选择路径。 这就是苏菲主义如何“通过鼓励宗教间交流和文化融合，为拓宽穆斯林的视野做出贡献”。
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主义，通常将民族、文化和宗教的多样性视为神圣智慧的表达，而非对其的偏离。 《古兰经》通过肯定神圣启示的普遍性和宗教多样性的合法性，为宗教多元主义提供了基础。 它教导说，安拉为不同的社区分配了各自的道路和律法，人类应当在行善上竞争，而不是寻求统一（《古兰经》 5:48）。 《古兰经》进一步宣称，每个社区都收到了一位使者（《古兰经》 10:47），表明神圣的指引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民族或传统。 此外，它将救赎的应许延伸至所有信仰安拉、末日并践行正义的人，包括犹太人、基督徒和其他信仰社区（《古兰经》 2:62）。 总之，这些教导表明宗教多样性是安拉设计的一部分，而道德卓越而非宗教排他性，是《古兰经》关于人类共存愿景的核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多样性被理解为神圣智慧的反映，而非历史偶然的产物。 《古兰经》将语言、种族、文化和社区身份的差异呈现为安拉创造目的的迹象。 基于这种包容性的愿景，一些穆斯林学者承认佛陀、琐罗亚斯德和阿肯那顿等人为神圣指引的接受者。 同样，一些南亚穆斯林思想家将《吠陀经》视为神圣启示的经典，并因此将“有经人”（Ahl al-Kitāb）的概念扩展到包括印度教徒。 这种诠释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伊斯兰理解，即神圣的启示和指引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已经触及了不同的民族（埃里克·杰弗里（Eric Geoffroy）2010，第182页）。
尽管苏菲主义在不同文化和历史时期存在多样性，但它总体上坚持了《古兰经》中关于多元主义、共存和尊重人类多样性的价值观。 通过强调神圣慈悲的普遍性和不同宗教传统中真理的存在，苏菲派经常促进与他人的包容性和建设性接触。 这种观点植根于苏菲派神圣之爱的核心原则，拉比阿·阿达维亚（Rābiʿa al-ʿAdawiyya，卒于801年）的名言即是例证：“我对安拉的爱使我无法憎恨撒旦。” 她的话反映了苏菲派的信念，即对安拉的完全奉献超越了敌意，并培养了一种植根于爱、同情和对所有造物开放的精神视野。
苏菲灵性深深植根于这样一种信念：创造的目的是为了让安拉被认知，这一主题在著名的圣洁圣训（ḥadīth qudsī）中表达为：“我曾是一个隐藏的宝藏，渴望被认知；因此，我创造了世界。” 《古兰经》本身强调了安拉与人类之间关系的亲密性，宣称：“我们比他的颈静脉更靠近他”（50:16）。 它还谈到了安拉与其仆人之间相互的爱。 然而，规范性传统中的许多神学家倾向于将神圣之爱主要解释为对安拉命令的服从，而不是造物主与信徒之间相互的爱之纽带。 苏菲派寻求通过沉思在整个创造界中显现的安拉迹象来发现这种神圣现实，将宇宙视为反映神圣临在的镜子。 事实上，爱在苏菲灵性中占据着核心和决定性的地位。 对于苏菲派来说，与安拉的关系不仅仅是顺从，还包含深沉的爱慕、渴望和亲密。 这种爱超越了安拉，延伸到安拉的挚爱——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高尚的品格和精神完美是信徒的榜样。 正如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94）所观察到的，对先知的奉献成为穆斯林虔诚和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解读安拉的迹象：伊斯兰教的现象学方法》，第251页）。 因此，苏菲道路不仅以服从和奉献为特征，还以深度的爱之培养为特征——对安拉的爱、对先知的爱，以及最终对所有造物的爱，作为神圣挚爱的反映。
在苏菲思想中，所有的造物都参与对安拉的赞美和纪念，使宇宙成为一个指向其造物主的巨大神圣迹象网络。 这一愿景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紧密相连，他的名字本身就源于意为“赞美”的词根，并与《古兰经》中关于安拉与人类相互之爱的教导相呼应。 苏菲主义将这种神圣之爱置于精神生活的中心，将其视为一种超越法律、教义和社区边界的普遍力量。 苏菲派不仅寻求爱安拉，还寻求向所有造物展现这种爱。 因此，爱被理解为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义务或情感体验；它是连接安拉、人类和宇宙的基本现实。 因此，精神道路最终是一场通往实现万物统一性和相互关联性的爱之旅。
苏菲主义与多个宗教传统有着重要的精神和哲学亲缘关系。 苏菲派长期以来尊崇耶稣为爱、谦逊、苦行和自我牺牲的典范，早期的苏菲文献经常借鉴基督教圣徒和修道传统。 学者们还发现了苏菲教义与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相似之处，特别是在它们对现实的形而上学构想方面。 同样，苏菲派的“法纳”（fanāʾ，在安拉中自我消融）教义常被与佛教的“涅槃”概念相比较，而苏菲思想和经验的某些方面也被与吠檀多哲学联系起来。 这些相似之处表明，苏菲主义在历史上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进行着更广泛的精神对话，反映了其普遍和沉思的取向（罗伯特·C·扎纳（Robert C. Zaehner）1960，《印度教与穆斯林神秘主义》）。
苏菲主义与其他宗教传统之间的相似之处仍有待解读，学者们争论它们是源于历史影响、文化交流，还是独立但相似的神秘体验。 无论其起源如何，这些亲缘关系都促成了苏菲主义对其他信仰精神洞见的开放态度。 通过识别各传统间共享的主题和愿望，苏菲主义为宗教间的理解和对话创造了空间，这往往使其比更外在的伊斯兰思想形式更容易被非穆斯林所接受。
此外，伊斯兰教主要流派之间的差异也在其性别理解中显现出来。 《古兰经》肯定了男女在精神上的平等，强调两者在信仰、奉献、道德行为和神圣奖赏方面具有同等的能力，正如第33:35节所表达的那样。 这段经文强调了伊斯兰传统中男女共享的精神责任和尊严框架。
然而，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去世后的时期，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古兰经》的性别平衡精神逐渐被反映父权制态度的前伊斯兰阿拉伯文化规范所掩盖。 在这种观点看来，重新强调面纱和强化性别等级制度等做法，导致了对《古兰经》更广泛强调的平衡、中庸和“中道”的背离（参见哈立德·阿布·法德尔（Khaled Abou El Fadl）2001，《以安拉之名发言》）。 正如俗话所说，“安拉所赐予的，人类却将其夺走。”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苏菲思想家有时提供了挑战更传统神学假设的性别替代视角。 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等人物发展了神圣的象征性诠释，其中与接受性和创造力相关的属性与女性气质相联系，暗示神圣也可以通过女性象征来接触。 他著名地提出，虽然神圣的名字在语法上是阳性的，但神圣的本质反映了一种接受性和生成性的维度，这在象征意义上可能与女性气质相关，特别是在与神圣创造力相关时。 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圣可以在女性中被象征性地接触到（萨迪亚·谢赫（Sa'diyya Shaikh）2012，《苏菲派的亲密叙事：伊本·阿拉比、性别与性》，第173–179页）。 同样地，鲁米的诗歌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女性反映了神圣的光辉与创造力。
在整个苏菲派文献中，包括诗歌、圣徒传记和《古兰经》注释，都反复强调了女性的灵性意义及其在神秘主义生活中的作用。 基于此，安内玛丽·席梅尔（Annemarie Schimmel，1975）等学者认为，与其他伊斯兰思想流派相比，苏菲主义往往为女性的灵性与社会认可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空间（《伊斯兰的神秘维度》，第426页）。
此外，苏菲传统主要从内在和伦理的角度重新诠释了“吉哈德”（jihād）的概念。 最高形式的奋斗，通常被称为“大吉哈德”（al-jihād al-akbar），被理解为对自我的净化和道德品质的完善。 正如胡吉维里（al-Hujwīrī，卒于1073年）所解释的那样，真正的“穆贾希德”（mujāhid，奋斗者）是为了造物主而与自己低级自我（nafs）作斗争的人。 这种内在的斗争旨在实现灵性净化，从而使人能够获得自我认知和对造物主的认知。 在此背景下，那句名言“认清自我者，即认清其主”（man ʿarafa nafsahu faqad ʿarafa rabbahu）常被引用，以强调内省的核心地位。 鲁米以诗意的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礼拜场所寻找造物主之后，他最终在心中发现了神圣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内在转化和神圣之爱的强调，在伊斯兰教的外在或法学解释中往往不那么明显。 此外，将伊斯兰教视为一个脱离历史背景的固定且理想化的体系，可能会导致对这一传统的倒退式理解。 正如伊本·阿拉比（Ibn al-ʿArabī）所言，每一个当下时刻在神圣秩序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Cornell 2014，第135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可以被理解为造物主自我显现的另一种当下形态，而苏菲派的解释框架特别适合处理这一现实。
萨瓦尔·阿拉姆（Sarwar Alam）博士目前是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兼职教授。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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