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
西藏穆斯林历史线索：拉萨清真寺、贸易与迁徙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9 次浏览 • 2026-07-20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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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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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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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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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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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西藏穆斯林历史线索：拉萨清真寺、贸易与迁徙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9 次浏览 • 2026-07-20 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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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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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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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muslims-of-tibet.pdf
原文标题：Muslims of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从清真寺、商贸和迁徙经验，梳理西藏穆斯林的核心脉络
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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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翻译《西藏穆斯林》资料，帮助中文读者把拉萨清真寺、卡切人、贸易路线和迁徙历史放在同一框架中理解。
克什米尔、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贸易持续了多年。在贸易过程中，一些穆斯林商人定居在西藏的不同地区。他们在西藏开设了商业企业，同时也与自己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正是在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6-1682）的庇护下，西藏的穆斯林获得了公民身份，并享有公民应有的一切特权和便利。他们在西藏首府拉萨获得了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的土地。穆斯林们修建了清真寺，并在其周围定居下来。随着社会交往、通婚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部分移民加入，他们的人数不断增加，从而在西藏建立了第一个穆斯林社区。在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期间，拉达克与西藏边境曾发生过冲突。由军事指挥官甘丹才旺（Ganden Tsewang）率领的藏军击败了拉达克人。拉达克统治者德勒南杰（Deleg Namgyal）向克什米尔的莫卧儿统治者求援。由于战事可能旷日持久，不丹的大转世喇嘛米庞南杰（Mipham Namgyal）在拉达克统治者与西藏军事指挥官之间进行了调停。拉达克统治者同意将古格（Guge）、普兰（Purang）和日土（Rudok）地区割让给西藏，并每三年向拉萨进贡（Lochak）。1684年，双方在廷莫斯冈（Tingmosgang）签署了和平条约，确立了拉达克与西藏之间新的贸易规则。拉达克人获得了西藏堆阿里科松（Toe-ngari-Khorsum）地区羊毛贸易的垄断权。载有来自拉达克的藏红花和布匹等礼物的“洛查”（Lochak）使团定期抵达西藏。这些货物由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负责运输。19世纪下半叶，著名的拉达克商人古拉姆·拉苏尔（Ghulam Rasul）垄断了“洛查”贸易。古拉姆·拉苏尔的弟弟哈吉·穆罕默德·西迪格（Haji Mohammad Siddig）曾六次以上带领“洛查”商队。
“洛查”使团一直是穆斯林商人重温友谊和达成互利交易的契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羊毛贸易。许多随“洛查”商队前来的穆斯林后来在西藏定居。1841年，克什米尔的多格拉（Dogra）军队在击败拉达克军队后，进攻了西藏。这支军队由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组成，由多格拉将军瓦齐尔·佐拉瓦尔·辛格（Wazir Zorawar Singh）指挥。佐拉瓦尔·辛格率领以多格拉人为主的军队击败了装备简陋的藏军，并推进至普兰的塔拉克哈尔（Taklakhar）。随着冬季临近，在噶伦帕伦（Kalon Pal-lhun）指挥下的藏军加强了攻势，成功将多格拉军队逐出西藏。佐拉瓦尔·辛格将军在战斗中阵亡，约七百名多格拉士兵被俘。后来，噶伦帕伦的代表与克什米尔的迪万·哈里·钱德（Dewan Hari Chand）在列城（Leh）达成了一项临时条约。双方商定，允许那些希望返回本国的战俘回国。但约有两百名多格拉人、拉达克人和穆斯林战俘选择留在西藏，他们被政府重新安置在日喀则和拉萨周边较温暖的地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娶了藏族女性为妻。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影响下，许多多格拉士兵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被称为“辛巴卡切”（Singpa Khache）。之所以这样称呼他们，似乎是因为他们中许多人的姓氏是“辛格”（Singh），在梵语中意为“狮子”。他们被富裕的藏人雇佣为劳工和农耕者。据了解，是他们将杏、苹果、葡萄和桃子的种植技术引入了该国。尼泊尔、克什米尔与西藏的穆斯林商人 1769年之前，已有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商人在尼泊尔河谷定居。他们从事西藏与印度之间的贸易。他们与定居在西藏的穆斯林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在1769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征服加德满都河谷后，这些穆斯林商人被驱逐出尼泊尔。其中一些人随后移民到西藏，与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一起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尼泊尔裔穆斯林。随着1856年西藏与尼泊尔条约的签订，西藏的穆斯林得以恢复与尼泊尔的贸易，并经由尼泊尔河谷抵达印度的巴特那。他们从尼泊尔和巴特那进口呢绒、糖、黄铜制品和印度制造的商品。在西藏东北部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藏族穆斯林。但没有关于他们确切人数的记录。他们是来自宁夏及中国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于17世纪定居在西藏安多地区的东部城镇。他们娶了藏族女性，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从事西藏与中国之间的丝绸、瓷器和砖茶贸易。
西宁（Siling/Sinning）是安多地区的一个城镇，已成为中国商品的重要贸易中心。西宁的穆斯林建立了大型商铺，并由此将贸易扩展至拉萨。后来，一些来自西宁的穆斯林移民到拉萨，并形成了独立的穆斯林社区，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和墓地。他们在藏人中被称为“霍巴林加”（Hobalinga）。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最初定居在一个叫霍巴林加的地方，且在拉萨的穆斯林群体中，人数仅次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裔穆斯林。Rg Eas 社会结构穆斯林在藏人中被称为“卡切”（Khache），因为最早定居西藏的穆斯林来自克什米尔，而克什米尔在藏语中被称为“卡切域”（Khache Yul）。世世代代以来，卡切人在西藏的贸易和商业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可以自由创办商业企业，并享有免税待遇。凭借政府赋予的这些特权，他们的贸易在拉萨、日喀则、泽当和西宁等主要城镇蓬勃发展。卡切人往返于西藏周边国家，进口各种商品。1774年至1775年间访问西藏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乔治·波格尔（George Bogle）曾见过一些卡切商人。据他描述：“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居在亚洲东部的各个王国，在这些遥远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并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 卡切人在佛教环境中过着相当自由的生活。他们在保持自身社区认同的同时，也吸收了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传统。他们选举了一个委员会来处理社区事务，并在西藏修建了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据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所述：“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已与藏族人融合。”以下是1959年之前西藏的穆斯林机构：
“Ponj”委员会：西藏的穆斯林过去常在内部选举出一个五人委员会，称为“Ponj”。在“Ponj”成员中，会选出一位领导人，穆斯林称其为“Mia”，非穆斯林则称其为“Khache Gopa”（穆斯林头人）。“Ponj”负责照看西藏穆斯林的利益，并代表穆斯林社区参加所有官方仪式。西藏地方政府批准了该委员会的成立，并给予其充分的自主权，使其能够根据伊斯兰教法独立开展活动并处理穆斯林内部事务。该委员会还被授予荣誉地方法官的权力，以解决穆斯林内部发生的所有犯罪和案件。凡被认定有罪者，将受到罚款处罚，罚金会被转入基金，用于维护穆斯林举办活动和仪式的公园。1959年西藏发生民族起义时，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担任“Khache Gopa”，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沙（Haji Abdul Gani Thapsha）、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拉普塞·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和阿卜杜勒·加尼（Abdul Gani）是“Ponj”委员会的成员。然而，他们后来都以各种罪名被逮捕并监禁。古拉姆·穆罕默德（Gulam Mohammad）、阿卜杜勒·萨马德（Abdul Samad）、哈吉·塔耶布（Haji Tayyab）、拉普塞·阿卜杜勒·卡迪尔（Rapse Abdul Qadir）、加鲁沙·拜·法伊杜拉（Garusha Bhai Faidhullah）和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谢赫（Haji Abdul Qadir Sheikh）也曾担任过“Khache Gopa”。
清真寺：随着穆斯林的到来，西藏各地相继修建了清真寺。五世达赖喇嘛曾为清真寺提供土地。1959年之前，首府拉萨有四座清真寺，日喀则有两座，泽当有一座，西宁也有几座。每座清真寺都有一个清真寺委员会，负责管理各自的清真寺。该委员会由清真寺的伊玛目领导，负责安排一年中所有的宗教活动。每年，穆斯林都会隆重地庆祝两个开斋节（Eid）。清晨，人们会在清真寺进行开斋节祈祷。家中会准备丰盛的宴席，并邀请许多佛教徒兄弟和朋友参加。除了日常祈祷外，在其他宗教节日如谢巴拉特（Shabe-barat）、谢梅拉杰（Shabe-meraj）、谢卡德尔（Shabe-qadr）和圣纪节（Eid-Miladun-Nabi）期间，清真寺整晚都会举行特别祈祷。在斋月期间，穆斯林习惯在日落时分聚集在清真寺参加由清真寺委员会组织的开斋饭（Iftar）。清真寺维护良好，是西藏穆斯林社会生活的中心。伊斯兰学校（清真寺学校）：随着穆斯林社区的发展，人们建立了伊斯兰学校，教导孩子们学习伊斯兰教、古兰经以及礼拜（Namaz）的方法。乌尔都语也是课程的一部分。拉萨有两所这样的伊斯兰学校，日喀则有一所。拉萨的伊斯兰学校分别是阿贡萨冈（Aghon-Sagang）伊斯兰学校和大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所有五年级以下的孩子都可以接受免费教育。伊斯兰学校的费用由穆斯林捐款支付。每年都有几位年长的穆斯林负责照看这些伊斯兰学校。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Mohtamim”（校长）。在这些伊斯兰学校完成学业后，学生会被送往印度，进入高等伊斯兰学府深造，例如德奥班德的达鲁尔乌卢姆（Darul-Uloom）、勒克瑙的纳德瓦图尔·乌莱马（Nadwatul Ulema）以及新德里的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Jamia Millia Islamia）。达鲁尔乌卢姆1875年的年度报告提到，当时有两名外国学生在那里就读：一名缅甸人，一名西藏人。1959年之前，共有约50名学生从这些机构接受了教育。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于1945年接收了第一批西藏学生。他们分别是古拉姆·穆罕默德·辛加（Gulam Mohammad Singa）、艾哈迈杜拉·沙库里（Ahmadullah Shahkuli）和古拉姆·穆罕默德·加奈（Gulam Mohammad Ganai），以及墓地：
西藏的穆斯林拥有他们自己的墓地。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葬礼。拉萨周边有两个墓地：一个位于距离拉萨城约12公里的江达林卡（Gyanda Lingka），另一个位于约15公里外的凯嘎沙（Kygasha）。江达林卡的一部分被改建成了花园，这里成为了穆斯林社区举办重大活动的地方。据说江达林卡内有一些无名墓葬，被认为是那些来到西藏传教的外国人的墓地。凯嘎沙主要供中国籍穆斯林使用。在日喀则也有一处墓地，供定居在那里的穆斯林使用。除了拉萨和日喀则，在其他有穆斯林定居的城镇也发现了墓地和伊斯兰学校（Madrasas）。s:传统与习俗：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与佛教兄弟们生活得非常和谐。他们融入了藏族社会，但同时在日常交往中始终坚持伊斯兰原则。他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禁忌。他们拥有位于拉萨林廓路外一个特殊区域的屠宰场，所有穆斯林所需的清真肉类都从那里供应。他们按照伊斯兰教规定的方式举行婚礼和节日庆典。他们经由孟买前往麦加朝觐，并在朝觐期间加入穆斯林穆斯林共同体（穆斯林共同体）。年长的穆斯林头上缠着白头巾，穿着一种被称为“Tsecham”的藏袍（传统藏族服饰）。穆斯林妇女使用丝绸或厚布遮盖头部。穆斯林在西藏任何地方进行宗教仪式都没有限制。像皮尔·普罗拉（Peer Purola）、毛拉·蒙希·巴希尔·艾哈迈德（Mulvi Munshi Bashir Ahmad）这样的穆斯林宗教领袖。以及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南格鲁（Haji Abdul Ghani Nangru）都受到所有藏族人的尊敬。他们以博学和学术造诣而闻名。
对西藏文化与文学的贡献：西藏穆斯林为西藏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音乐领域。据说西藏流行的古典音乐“囊玛”（Nangma）就是由西藏穆斯林带入西藏的。事实上，“囊玛”一词被认为是乌尔都语“Naghma”（意为歌曲）的音变。这些高音调的音乐歌曲在世纪之交左右在西藏发展起来，并在拉萨风靡一时，阿查·伊扎特（Acha Izzat）、拜·阿克巴尔拉（Bhai Akbar-la）和古拉姆·迈赫迪（Gulam Mehdi）的流行金曲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小提琴手拜·莫希丁（Bhai Mohi-ud-Din）和长笛手拜·穆罕默德·伊克巴尔（Bhai Mohammad Iqbal）在当地也广为人知，经常受邀到显贵家中表演。他们还向业余爱好者传授音乐艺术。穆斯林的贡献也体现在西藏文学中。18世纪中叶左右，一位名叫法伊杜拉（Faidhullah，在藏人中通常被称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西藏穆斯林写了一本格言集《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意为“一位穆斯林的几句忠告”），该书在西藏广受欢迎，并已成为西藏日常表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卡切帕鲁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并学习过藏语。他的书基于三部波斯经典著作：《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特纳马》（Pantnama）。将《卡切帕鲁传》翻译成英文的达瓦诺布教授（Professor Dawa Norbu）这样评价该书：“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这令人惊叹。” 他将卡切帕鲁作品的价值归纳为两个领域：首先是作为西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是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
中国治下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西藏民族起义后，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随后有大量藏人跟随。然而，居住在拉萨和日喀则的数百名西藏穆斯林，直到一年后才得以离开西藏。在此期间，他们像西藏同胞一样，不得不忍受中国占领军的勒索、恐怖和残暴行径。他们失去了在国内自由经商的所有便利和特权。他们的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被彻底破坏。他们看不到任何宗教自由。他们的宗教机构，如清真寺和经学院（Madrasas）都被关闭了。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自己的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国内旅行。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人以任意价格强行收购。在这段危急时期，他们不再抱有幻想，西藏穆斯林开始组织起来。为了逃避中国的暴政，他们联系了拉萨的印度代表团，以其克什米尔血统为由，申请印度公民身份。P.N.考尔先生（Mr. P.N. Kaul） 当时是印度代表团的团长。那时，西藏穆斯林社区（Ponj）的负责人是哈吉·哈比布拉·沙莫（Haji Habibullah Shamo）。然而，他当时正处于中国人的。拘留之中，与他一同被拘留的还有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hai Abdul Gani-la）、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Haji Abdul Gani Thapesha）等其他领导人，他们被指控犯有各种罪名。拜·阿卜杜勒·加尼拉被指控张贴反华海报，而拉普斯·哈米杜拉则因与一位西藏高级官员有联系而被捕。拜·阿卜杜勒·加尼拉和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佩沙被关押在扎什监狱（Drapche prison），后来两人都因监狱中的酷刑和殴打而死亡。但没有人知道其他人的下落。
印度政府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政府表示，只有那些“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方出生在未分裂前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印度公民的潜力”，并表示只会接受这些人。但到了1959年晚些时候，印度政府突然发表声明，称所有西藏穆斯林均为印度国民，并开始向他们分发印度国籍申请表。中国当局继续虐待西藏穆斯林，并诱骗他们出售财产，承诺以此换取移民到任何穆斯林国家的自由。许多西藏穆斯林将此视为拯救其宗教和文化的可能途径，于是变卖了家产。然而，在获得这些财产后，中国当局却不允许西藏穆斯林移民。相反，当局对他们实施了限制，并宣布进行社会抵制。任何人都不准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许多年老体弱的西藏穆斯林以及儿童因饥饿而死。流亡中的西藏穆斯林：1959年底，只有几百名西藏穆斯林成功越境进入印度，抵达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从1961年到1964年，他们逐渐迁往其祖籍地克什米尔。他们被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大型建筑中。当时，达赖喇嘛尊者曾派遣代表去了解西藏穆斯林的状况。在流亡生活的最初二十年里，西藏穆斯林试图重建并重新组织自己。缺乏适当的指导和领导成为了他们发展的障碍。此外，伊德加的住所已不足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在此过程中，西藏穆斯林开始分散，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尼泊尔，并迁往印度其他地区。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关注着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在了解了他们的问题后，尊者于1975年访问斯利那加时，向查谟和克什米尔首席部长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西藏穆斯林的经济和教育提升制定规划。在尊者最初的财政援助，以及后来从纽约西藏基金会获得的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一所学校得以建立。一群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
该协会成功获得了一些用于重新安置的土地。沙特阿拉伯为新定居点内144栋房屋和一座清真寺的建设提供了资金。工程于1985年完工，房屋随后分配给了民众。并非所有人都能得到安置，一些人继续居住在旧定居点。有一个西藏穆斯林青年协会，在社区的社会提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青年协会与西藏青年大会保持着联系。达兰萨拉卫生部设立了一个初级卫生保健中心，以照顾定居者的医疗需求。西藏境外的西藏穆斯林总人口约为2000人。其中，20到25个家庭居住在尼泊尔，20个家庭居住在海湾国家和土耳其。五十个家庭居住在印度东部与西藏接壤的大吉岭-噶伦堡地区。大吉岭、噶伦堡和尼泊尔的西藏穆斯林在噶伦堡设有一个联合的西藏穆斯林福利协会。1993年4月，在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大吉岭期间，当地的西藏穆斯林身着传统服装参加了仪式。斯利那加新定居点约有1200名西藏穆斯林，由210个家庭组成。自西藏开放以来，一些境外的西藏穆斯林得以回国探访，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境内出来。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无法准确估计目前仍留在西藏境内的西藏穆斯林人数。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有几千人，大多数居住在安多省的青海地区。20世纪80年代，西藏的穆斯林可以派遣六名学生前往印度，接受印度伊斯兰学院的宗教教育。其中四人已完成学业并返回西藏。他们现在已经着手创办一所伊斯兰学校，为在西藏被中国占领期间出生和成长的儿童及青年教授《古兰经》。流亡的西藏穆斯林为他们寄去了宗教书籍。结论：西藏人民在中国占领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西藏穆斯林由于其特殊的处境，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和身体压力。他们继续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特别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兄弟，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以便他们也能像西藏的佛教徒兄弟一样，重返家园。
德国波恩，日期：1994年1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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