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