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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转帖)

伊斯兰书籍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3 次浏览 • 2026-01-17 01:23 • 来自相关话题

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

一月 16, 2026


      当德黑兰冬日的寒风卷起四十多年前那场革命的残灰时,人们在灰烬中看到的不再是救赎的光亮,而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这裂痕不在别处,正横亘在那个自诩为“真主代言人”的国家机器与它所牧养的万千灵魂之间。四十七载寒暑,一个民族以对伊斯兰的赤诚热忱为燃料,点燃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冲天大火,可当烟雾散去,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并未如约步入人间天国,反而跌入了一场漫长的、由宗教术语和官僚暴力编织而成的迷梦。历史的轮回在此刻显现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当绝望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国王归来”的幻象时,这绝非对旧时代的留恋,而是对现时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的一次集体性、生理性的反胃。




    这种统治的根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那些从流亡之地巴黎传回的演说中便已埋下。霍梅尼以一种极其激进且决绝的姿态,将“法基赫的监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说,人类的幸福不能仅靠教法,更需要实施教法的强权,而这个强权必须掌握在精通经典的教法学家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一次豪赌,他将那个在什叶派传统中本应在末日才回归的“隐遁伊玛目”的权威,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俗身之中。法基赫(教法学家)从此不再只是解释经典的学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带有神性光晕的监护者。在这种逻辑下,国民不再是具备独立主权和自由意志的人民,而成了需要被“监护”的未成年者。这种将国民“幼体化”的政治设计,扼杀了个人自主权和自发秩序的可能性,并在根本上摧毁了国民的责任感与尊严。

      第十二伊玛目(麦海迪)隐遁思想,本是什叶派信仰中一种超然的、终末论的力量。该派正统教义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世间不存在绝对合法的政权。乌里玛的角色是社会的道德指南针,而非舵手。这种政治上的缺席实际上保护了宗教的神圣性,使其不被世俗权力的腐败所玷污。霍梅尼的教义跃迁,将麦海迪重返人间的救世权力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乌里玛手中。这种激进的行动主义,颠覆了什叶派的底色。当教法学者从释法者变为执政者,他们就必须面对收税、战争和镇压等世俗琐事。学者掌握了坦克和银行,就不会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要成为利益的捍卫者。一旦政策失败,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政客的名声,还有那个被他们捆绑在一起的、关于“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以及“伊斯兰”的教名。

      正统什叶派在等待麦海迪时保持的政治克制,被改造成了代理人专政。在法理上,霍梅尼赋予了法基赫绝对主权。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致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的信函中,提出了“绝对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其含义是:伊斯兰政府是先知绝对权力的分支,是伊斯兰教的第一级法令,可超越次席法令。为了保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政府有权临时中止任何次席法令,包括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基本宗教义务。在一九八九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一理论被正式吸纳,并设立了“国家利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议会(通过的世俗法律)与监护委员会(捍卫沙里亚法)之间的僵局。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某项法律符合国家利益,即便它违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也可以通过。这并不是为了解决神权统治在现代化国家管理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障碍让国家利益优先,而是政权对于一个教派团体的重要性超过了宗教,将政权的存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权力逻辑是,如果政府因为严格遵守传统教法(次席法令)而面临崩溃,那么伊斯兰教本身也会随之灭亡。因此,为了保卫政权,政府可以行使绝对权力。这是一种保教必先保权的逻辑。政权不再仅仅是宗教的工具,政权本身成为了宗教存在的最高前提。为了捍卫政权,霍梅尼实际上开启了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应用。如果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礼拜和斋戒之上,那么政权的意志就成为了界定什么是“伊斯兰”的最终标准。对于伊朗统治阶层而言,失去政权意味着伊斯兰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政权的生存被赋予了神圣的绝对性,甚至可以为此牺牲教义的纯洁性。霍梅尼晚期政治思想的这一理论,是“政治伊斯兰”的顶峰,也是其异化的开始。

      但这绝对权力,最终还要交到人手上。于是,法基赫成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宪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修订进一步确立了领袖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其凌驾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上。一九八九年宪法赋予法基赫的权力,超过了一九〇六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故而法基赫制是种更彻底的极权。旧时代的国王至少承认自己是凡人,其合法性受传统或宪法的约束。而法基赫声称自己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法官、警察、军队、媒体和末日审判后的天堂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既然国家利益是由法基赫(人)定义的,且是不完美的、会修改宪法的人,那么他所实施的所谓神法和神权,在实质上就是以神之名行人之政。这个系统将真主的神圣性与行政效率的低下、贪污腐败、战争失败死死捆绑在一起,如果政府犯错,在民众眼中,就是宗教犯错。

      法基赫监护权理论,对《古兰经》中个人责任和后世审判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挑战。监护权被从家事、遗产管理和孤儿/财产看管,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该理论认为,法基赫对社会的监护如同对“未成年者”的监护,将社会成员视为在法识上无能的。这是一种极致的父权集权主义。“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一七:八五)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手中的,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中心能够掌握管理社会所需的全部信息。“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以便他们层层节制。”(四九:一三)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专长/知识,社会运行依赖于这些分散知识的互相服务,而非单一顶层的灌输。

      霍梅尼将法基赫设定为具备“睿智、管理能力和法律知识”的化身,替代社会的自发律动,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本人都被要求与个体商议(三:一五九;即便是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决策中),那么没有任何凡人中心可以声称拥有超越全体社会成员分散知识的绝对智慧。当国家将全体公民视为智力未成年或道德欠缺者时,它抹杀了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若国民被定义为“被监护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契约能力。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运作不需要公民的同意,只需要法基赫对经典的解读。这在逻辑上就斩断了权力的制衡,使得国家必然滑向独裁。《古兰经》提倡的是一个基于契约、协商和个体道德觉醒的社会,国家是辅助性的,而非全能的监护者。“他们的事务是由他们彼此协商决定的”(四二:三八),而非由单一权威绝对主宰。每个人都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二:三〇),这赋予了每个个体管理自己事务、利用自己知识的合法性。

      霍梅尼的体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来代行个人的道德裁决,对社会进行神权政治下的道德净化。强制下的善功还有价值吗?《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绝无强迫”(二:二五六)。信仰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体在面对善恶时的自主选择,倘若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从穿着、社交到礼拜——都是在法基赫的行政强制下完成的,那么这种行为在审判日还具有道德信用吗?当国家接管了道德选择权,它便削弱了个体与真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将本应属于后世的审判,提前在现世通过政治暴力的形式执行了。这是将属于真主的清算权,收归国有。“在那日”,灵魂是独立的,“各人将逃避自己的兄弟、父母和妻儿”。(八〇:三四)统治者既然不能在审判日为被统治者的罪行辩护,他们在现世便无权强行代行道德裁决。

      伊斯兰信仰强调审判日的个体性,也就是个人责任制,这一点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诚信。它是末世论基石。在审判日,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灵魂面对真主,没有人能替他人承担罪责。真主说:“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八八:二二)“你的责任只是传达,清算是我的事。”(一三:四〇)若是社会成员是因为恐惧警察而表现得虔诚,那么这种虔诚在真主面前是毫无价值的。社会成员只是在服从权力,而非顺从真主。伊斯兰的原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完成对真主的归顺的。没有自由选择余地的道德行为,不具有真正的宗教意义。

      伦理学的常识是,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产生于强制。若一种善行是由于害怕革命卫队的枪口而做出的,那么它在宗教意义上就是伪善。真主不接受人的伪善,哪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表面上再光鲜亮丽。头巾下遮盖的若是一个心里没有它的人,满大街都是黑袍又有何意义?这种政权,是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微缩版的末日审判场。它不仅惩罚人的行为,还要审查人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人类权力的最严重僭越——它剥夺了真主作为唯一审判者的绝对权威,让凡人坐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审判席上。









      伊朗虽名为“共和国”,但它与这个名词并无实质关联,而是一个披着现代共和外衣、内部却由复杂的教阶制度和军事力量严密缝合的利维坦。霍梅尼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伊斯兰这一全社会公约数,将世俗力量排挤出局,建立了一个单一维度的神权国家。尽管宪法赋予人民投票权,但通过“监护委员会”和“情报部”的多重筛选,进入选票的人选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可能的异见者。由于候选人必须忠于法基赫这一前提,所有的选举本质上都变成了效忠测试。人民发现,无论选谁,最终执行的都是法基赫的意志。伊朗人现在的怒火,正是来自这种长期的政治挫败感。

      在这个被称作“伊斯兰共和制”的迷宫里,我们见到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罕见的二元结构——民选的总统与议会,在法基赫那只无形且巨大的手掌下徒劳地跳动。这种结构性的二元分裂,使得权责不对等。民选总统和议会承担着管理国家经济、民生的责任,民众不满意会投票给他们,或上街抗议他们,但他们却没有调动关键经济资源的权力。总统无军队直接指挥权,没有司法权。总统在司法领域的唯一参与是提名司法部长,但此人选必须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司法总监推荐,再由议会投票通过。而司法部长是一个行政协调角色,非掌握实权的法官。故此,总统更像是一个被推向前台的挡箭牌,负责承接民众对物价飞涨、失业横行的怒火,而真正的决策者则隐身于“监护委员会”和“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层层幕帘之后,享受着无需负责的绝对权力。

      哈塔米当年拥有百分之七十的民意支持,掌握了总统府和议会,但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下,仍举步维艰,一事难成。真正的政治自由存在于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并提出不同替代方案的空间里,但这种公共空间在伊朗政治中已死亡。改革派试图在“伊斯兰共和制”内实现民主,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主权属于真主”且是由法基赫代行,那么“人民主权”就永远只能是次等的、被特许的权利。当民意违背了领袖意志时,民意在宪法层面就被定义为“非伊斯兰”的,从而失去了合法性。除非领袖自我革命,否则这个系统在法律框架内完全没有自我修正的可能。

      这种法基赫系统与政府系统并存的架构,不是为了国家治理,而是为了权力的永续,确保没有力量能对那座神权的孤岛构成威胁。最高领袖对权力的自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民政治生活的枯萎。别看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这可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民主政治生活,只是人民的垂死挣扎。军队向示威者开枪,说明国家还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文明。这个系统在消耗了整整两代人的热忱与才华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只剩下生存本能的官僚军事集团。









      这种制度性的内耗,最终化作了国民经济中长达四十年的大倒退。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前夕,伊朗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第九大经济体。若要对此进行一个宏观经济模拟,那么,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九年间,伊朗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七九年生产总额起始基数约为九百零四亿美元,若是能保持革命前的增长率,到二〇二六年其经济规模将达到约五点三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将超越目前的德国(约五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二〇二六年伊朗国内生产总额约为三千七百五十六亿美元。这意味着,由于战争、腐败、制裁、政策转向和资本外逃,伊朗在过去四十七年中错失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的潜在经济增长。一个资源禀赋极佳的国家,成为坐在金山上的乞丐。

      经济的数据冰冷无情,它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那些宏大叙事的脓包。他们以为只要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就能豁免于真主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所有阶层的向上流动和公平竞争。当石油红利被卷入那些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当革命卫队从一支捍卫革命的武装蜕变为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时,所谓的“伊斯兰道路”便沦为了关系至上的资本主义。神权的法衣再厚,也终究遮不住世俗权力的贪婪。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后,伊朗没收了王室、相关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大量资产。这些资产并未划归国库,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各种宗教/革命基金会。这些组织在法律地位上非常特殊,它们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不受总统、议会或审计署的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骨干基金会与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份额约占伊朗非石油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它们控制着从五星级酒店、饮料生产、汽车制造到房地产、矿业和金融服务的所有领域。仅“被压迫者基金会”一家,旗下的企业就超过四百家。这些基金会,享有税收豁免权。它们能以极低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考虑到高通胀)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政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指派给这些基金会。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要么破产,要么被迫成为这些基金会的附庸。

      哈耶克说,当国家控制资源配置时,权力就成了最赚钱的商品。在伊朗,想要获得进口许可证或参与大项目,必须通过这些基金会的“引路”。这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性腐败。精英阶层的时间不再花在提高生产率上,而是花在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上,成了亚当•斯密笔下的“食利者”。

      这些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国家机密,审计真空,它们不需要公开资产负债表。这种黑箱操作让外部投资者/国际资本根本无法评估伊朗的市场风险,而难以对其投资。还有它们的低效维持。许多亏损严重的基金会关联企业因政治背景而获得国家补贴,在那里僵而不死。虽然这些基金会号称“慈善”,但当它们亏损时,需要通过通胀或银行救助来填补。由于大量资源被这些机构占用,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解决预算缺口,这实质上是掠夺平民的财富。

      两伊战争结束后,革命卫队利用战争遗留的工程能力进行国家重建,形成“哈塔姆•安比亚”建设集团。一个拥有强制力的武装组织一旦进入经济领域,其扩张就是不可逆的。它旗下拥有超过八百家关联公司,直接雇佣约五万人,并通过分包合同间接控制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作为直接对最高领袖汇报的机构,它处于民选政府的审计之外。在项目中,它可以获得免标待遇。它控制了从原材料(水泥、钢铁、矿产)、重型机械、金融贷款到物流运输的整条供应线。即便一个小的私营建筑商拿到了一份合同,它最终也可能不得不从哈塔姆•安比亚旗下的公司采购钢材,或租用其设备。这就像是一种经济体系的封建制,全国的建筑行业都在为哈塔姆•安比亚这一“领主”打工。它还是伊朗最大的油气承包商,并通过控制油气田开发掌握了国家的外汇命脉。另外,几乎所有连接主要港口、矿山的铁路、公路以及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都由它控制。

      哈塔姆•安比亚的存在,使寻租取代了生产。伊朗最聪明的人才不再想通过技术创新致富,而是想方设法进入该系统或成为其政治掮客,社会阶层由是固化为权贵与被剥夺者。当私营企业家发现无论自己多努力,都无法在基建领域拿到合同时,资本就会外逃,流向迪拜、土耳其或西方。严重的经济压力,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伊朗是全球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缺乏竞争压力,哈塔姆•安比亚负责的项目往往工期滞后、预算超支,但没有机构能对其问责。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它在政治上支持最强硬、最闭关锁国的政策。伊朗政权由于其外交对抗性,导致其被排除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因为一旦伊朗回归正常的国际市场和公平竞争,哈塔姆•安比亚这种低效的垄断怪兽将崩溃。

      若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的固化,即便外部制裁解除,其内部的结构性腐败也将继续让这个国家在经济溃败的路上徘徊。权力披上神圣的外衣,贪婪获得免于监督的豁免权。国家形成以宗教学者和军方为核心的新权贵阶层,最优质的资本流向他们。体制建立在对领袖的道德信任而非对权力的监督之上,使其失去纠错能力。拉夫桑贾尼尝试过经济自由化,最终失败了。对这些集团来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特权的丧失。任何改革只要触及到权力分配,就会被冠以“危害伊斯兰”的名义被终止。这种国家主义经济,使政权并不像正常国家那样依赖纳税人、尊重纳税人。这让统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可以无视民意,转而通过补贴和价格管制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这种以神圣名义进行的掠夺,比单纯的世俗腐败更令人齿冷。它以真主的名义,掏空民众口袋。

      伊朗的贫困不仅是没钱,更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一个年轻人没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没有质疑权力的自由,他的经济创造力必然枯萎,国家利益集团的固化亦永远不会被打破。伊斯兰教义中所强调的“自由意志”,既是伊斯兰末日审判逻辑的基石,亦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活力源于千万个体的自由选择。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和公平的交换。一个真正繁荣的穆斯林社会,应是自由个体的联合。在那里,信仰是个人灵魂的指南,而市场与法治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时,社会财富才会增长。









      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

      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名字往往承载着最高的期许。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群众是最不该走上街头的。它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且是由什叶派宗教领袖统治的国家。——另有百分之九的逊尼派穆斯林。对于由最高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信仰帝国,当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这种抗议意味着什么?国家基于法基赫监护的政治制度,使政治和宗教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反国家领袖,就等同于反宗教本身。这与逊尼派社会不同。在由逊尼派穆斯林构成的国家,反对国家领袖,就是单纯的反对国家领袖,这与人们的信仰并无直接关联。在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社会,反对国家领袖,则几乎等同于将宗教一同反了。现在,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人们走上街头高呼:“毛拉下台”“推翻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独裁者去死”“这是最后一战”,因而是反的较为彻底的了。

      一位走上街头的女士说:“绝望是推动抗议活动的根源。”货币贬值,粮油飙涨。“我们现在生活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悬在空中,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也没有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目标。这里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该国通膨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食品价格涨百分之七十二,医疗用品涨百分之五十。货币贬值为废纸,政府又宣布要在三月份(伊朗新年)调高税收,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伊朗,批评政府是死罪。现在民不畏死走上街头——据报道这次他们已杀害了至少三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见生活是多么的水深火热。曾夺得伊朗足球联赛冠军的前中场球员莫杰塔巴•托尔希兹,将两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看后,于当晚与妻子一同走上街头,据多方消息称,两人遭到安全部队开枪射击,当场身亡。人们在抗议中呼喊“国王归来”,这是幻灭后的退却。这退却,是一种决绝的切割。这怀旧式的反抗,说明现在的压迫如此沉重,以至于连旧时代的枷锁都显得轻盈。

      最深的亵渎,莫过于以神圣之名,行奴役之事。

      当宗教术语被高频率地用于解释平庸琐碎甚至卑劣的政治决策时,宗教符号的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若是每一场失败的经济政策都冠以“真主的意欲”,每一项打压异己的行动都引用经文,那么这些高贵的词汇在普通人耳中就会产生语义饱和,最终导致厌恶。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的超越性。当宗教下场管理垃圾分类、税收和治安时,它就失去了那种指引灵魂的威严感,沦为一种平庸且令人疲惫的行政手段,使其神圣性消解。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化身”,但其世俗统治却充满腐败与压迫时,国民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不信任,会是一场深层的心理断裂。人们发现标榜神圣的统治比世俗的统治更贪婪、更残酷、更反复无常时,他们会对这“神圣”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

      这种体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在国民心中挖掘了一座埋葬信仰的深坑。它让整整一代人把宗教等同于专制和腐败。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反向宣教。它让一个原本虔诚的民族经历了一场最激进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不是源于科学主义、现代主义,而是源于权力虚伪性。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代表真主,那么它所有的腐败、无能与暴力,都会在公众心中转化为对神圣本身的怀疑。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政权是神圣正义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面对的是飞涨的物价、严重的贫富差距、腐败和权力的傲慢。如果是一个世俗政权,国民可以骂政府无能;但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政府就是宗教的代言人。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认知失调,国民往往无法只攻击政府,而会连带攻击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石——宗教本身。结果是,这种失调导致了心理上的彻底切割。许多伊朗年轻人选择完全抛弃宗教身份,以此维持心理的连贯性。

      近年来的多项独立民调和学术研究,反映了伊朗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反向世俗化”趋势。根据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研究机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组织”的数据,在二〇二〇年的调研中,仅有约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明确认同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约百分之四十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有生之年失去了宗教信仰;约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访者支持政教分离,反对将教法等同于国家法律;约百分之六十的伊朗人表示他们不再进行每日礼拜;约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反对强制佩戴头巾,这一比例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青年中更高。民调显示,许多清真寺礼拜的日常参与人数寥寥无几,宗教活动更多地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政治仪式,不再是民间自发的虔诚表达。当宗教被固化为一套官僚指令时,它失去了感召生命的力量。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的“逆反理论”,当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恢复这种自由,通常表现为做出与要求相反的行为。当戴头巾、礼拜、斋戒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强制,这些原本神圣的仪式就从灵魂的归宿异化成政治的束缚。这导致人们,在公共场合维持最低限度的服从,在私人场合则极度追求世俗化的生活,以此作为对权力侵入私生活的心理报复。

      伊斯兰信仰,在政治的泥潭里被弄脏了。

      任何试图在现世建立完美社会的政治尝试,最终都会走向地狱。这是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肉身能承受得起神权的力量,也没有一种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能保持圣洁。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这种典型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预设了一种“完美的人”统治国家,并通过国家暴力去改造国民。这种政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承认自己会犯错。因为它宣称代表真主,所以任何政策失败都被归咎于敌人的破坏或民众的不虔诚。但最终,这种改造只收获了表面的顺从,摧毁了内在的灵魂。它只能制造出满身创伤、信仰崩塌的国民。

      伊本•赫尔敦几乎预言了伊朗的现状,他的“阿萨比亚”(社会凝聚力)理论认为,宗教能给群体带来最强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在建立政权后迅速异化。当统治者从信仰的保卫者变为资源的垄断者,原本的宗教热忱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现在的伊朗,用伊本•赫尔敦的话来说,是处于“王朝末期”。在幻灭的烟尘中,我们听到了权力的黄昏里发出的阵阵枯竭声。在这场退却的终点,未必是旧王朝的复辟,但一定是对那种自封为“监护者”的全能主义独裁统治的掘墓。这是一个在深重忧虑中观察历史的人所见到的。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马迎昌老师阅后附文——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新鲜的事物,因为人性(人类的共性)是相同的,如果说人类群体制度选择中,最优的制度是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施展的制度,那么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政治史中被证明最优的(或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认识了天启宗教的本质,宪政民主制度则是最能突显宗教精神的,因为在宪政民主制中,才真正体现了人间所有权力的相对性、有限性,而人人平等的社会游戏规则,则真正能让个人真心地去真信、真顺服心中的信仰,或是真不信、真自主,不过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只要遵循法律就行(常道)。反之所有的极权、独裁、专治体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神的名义,骨子里包装的都是以独裁者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的利益与野心和私欲。因为这类体制中的神权,本质上是伪神权,因为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权力包罗天地,而祂恰恰是要人来当大地上的代治者,祂派遣的先知们所传达的正道,正是要人们在信仰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地去践行祂的教诲,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强迫,都已剥夺了顺从善功的意义,而人们对民意法律的执行,也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伪神权独裁专治者的邪恶,往往胜过世俗的极权者,因为它有所谓的“神权”外衣的包装,对有些奴才更有欺骗和诱惑性,而同时这层外衣与名号之下事实上产生的暴虐与恶劣,恰恰让不能深入思考者,对宗教产生笼统的恶感与反叛、唾弃。李云飞老师的这篇深度好文,揭开了种种迷雾,推荐圈友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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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

一月 16, 2026


      当德黑兰冬日的寒风卷起四十多年前那场革命的残灰时,人们在灰烬中看到的不再是救赎的光亮,而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这裂痕不在别处,正横亘在那个自诩为“真主代言人”的国家机器与它所牧养的万千灵魂之间。四十七载寒暑,一个民族以对伊斯兰的赤诚热忱为燃料,点燃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冲天大火,可当烟雾散去,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并未如约步入人间天国,反而跌入了一场漫长的、由宗教术语和官僚暴力编织而成的迷梦。历史的轮回在此刻显现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当绝望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国王归来”的幻象时,这绝非对旧时代的留恋,而是对现时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的一次集体性、生理性的反胃。




    这种统治的根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那些从流亡之地巴黎传回的演说中便已埋下。霍梅尼以一种极其激进且决绝的姿态,将“法基赫的监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说,人类的幸福不能仅靠教法,更需要实施教法的强权,而这个强权必须掌握在精通经典的教法学家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一次豪赌,他将那个在什叶派传统中本应在末日才回归的“隐遁伊玛目”的权威,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俗身之中。法基赫(教法学家)从此不再只是解释经典的学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带有神性光晕的监护者。在这种逻辑下,国民不再是具备独立主权和自由意志的人民,而成了需要被“监护”的未成年者。这种将国民“幼体化”的政治设计,扼杀了个人自主权和自发秩序的可能性,并在根本上摧毁了国民的责任感与尊严。

      第十二伊玛目(麦海迪)隐遁思想,本是什叶派信仰中一种超然的、终末论的力量。该派正统教义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世间不存在绝对合法的政权。乌里玛的角色是社会的道德指南针,而非舵手。这种政治上的缺席实际上保护了宗教的神圣性,使其不被世俗权力的腐败所玷污。霍梅尼的教义跃迁,将麦海迪重返人间的救世权力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乌里玛手中。这种激进的行动主义,颠覆了什叶派的底色。当教法学者从释法者变为执政者,他们就必须面对收税、战争和镇压等世俗琐事。学者掌握了坦克和银行,就不会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要成为利益的捍卫者。一旦政策失败,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政客的名声,还有那个被他们捆绑在一起的、关于“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以及“伊斯兰”的教名。

      正统什叶派在等待麦海迪时保持的政治克制,被改造成了代理人专政。在法理上,霍梅尼赋予了法基赫绝对主权。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致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的信函中,提出了“绝对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其含义是:伊斯兰政府是先知绝对权力的分支,是伊斯兰教的第一级法令,可超越次席法令。为了保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政府有权临时中止任何次席法令,包括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基本宗教义务。在一九八九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一理论被正式吸纳,并设立了“国家利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议会(通过的世俗法律)与监护委员会(捍卫沙里亚法)之间的僵局。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某项法律符合国家利益,即便它违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也可以通过。这并不是为了解决神权统治在现代化国家管理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障碍让国家利益优先,而是政权对于一个教派团体的重要性超过了宗教,将政权的存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权力逻辑是,如果政府因为严格遵守传统教法(次席法令)而面临崩溃,那么伊斯兰教本身也会随之灭亡。因此,为了保卫政权,政府可以行使绝对权力。这是一种保教必先保权的逻辑。政权不再仅仅是宗教的工具,政权本身成为了宗教存在的最高前提。为了捍卫政权,霍梅尼实际上开启了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应用。如果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礼拜和斋戒之上,那么政权的意志就成为了界定什么是“伊斯兰”的最终标准。对于伊朗统治阶层而言,失去政权意味着伊斯兰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政权的生存被赋予了神圣的绝对性,甚至可以为此牺牲教义的纯洁性。霍梅尼晚期政治思想的这一理论,是“政治伊斯兰”的顶峰,也是其异化的开始。

      但这绝对权力,最终还要交到人手上。于是,法基赫成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宪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修订进一步确立了领袖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其凌驾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上。一九八九年宪法赋予法基赫的权力,超过了一九〇六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故而法基赫制是种更彻底的极权。旧时代的国王至少承认自己是凡人,其合法性受传统或宪法的约束。而法基赫声称自己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法官、警察、军队、媒体和末日审判后的天堂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既然国家利益是由法基赫(人)定义的,且是不完美的、会修改宪法的人,那么他所实施的所谓神法和神权,在实质上就是以神之名行人之政。这个系统将真主的神圣性与行政效率的低下、贪污腐败、战争失败死死捆绑在一起,如果政府犯错,在民众眼中,就是宗教犯错。

      法基赫监护权理论,对《古兰经》中个人责任和后世审判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挑战。监护权被从家事、遗产管理和孤儿/财产看管,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该理论认为,法基赫对社会的监护如同对“未成年者”的监护,将社会成员视为在法识上无能的。这是一种极致的父权集权主义。“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一七:八五)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手中的,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中心能够掌握管理社会所需的全部信息。“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以便他们层层节制。”(四九:一三)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专长/知识,社会运行依赖于这些分散知识的互相服务,而非单一顶层的灌输。

      霍梅尼将法基赫设定为具备“睿智、管理能力和法律知识”的化身,替代社会的自发律动,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本人都被要求与个体商议(三:一五九;即便是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决策中),那么没有任何凡人中心可以声称拥有超越全体社会成员分散知识的绝对智慧。当国家将全体公民视为智力未成年或道德欠缺者时,它抹杀了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若国民被定义为“被监护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契约能力。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运作不需要公民的同意,只需要法基赫对经典的解读。这在逻辑上就斩断了权力的制衡,使得国家必然滑向独裁。《古兰经》提倡的是一个基于契约、协商和个体道德觉醒的社会,国家是辅助性的,而非全能的监护者。“他们的事务是由他们彼此协商决定的”(四二:三八),而非由单一权威绝对主宰。每个人都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二:三〇),这赋予了每个个体管理自己事务、利用自己知识的合法性。

      霍梅尼的体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来代行个人的道德裁决,对社会进行神权政治下的道德净化。强制下的善功还有价值吗?《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绝无强迫”(二:二五六)。信仰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体在面对善恶时的自主选择,倘若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从穿着、社交到礼拜——都是在法基赫的行政强制下完成的,那么这种行为在审判日还具有道德信用吗?当国家接管了道德选择权,它便削弱了个体与真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将本应属于后世的审判,提前在现世通过政治暴力的形式执行了。这是将属于真主的清算权,收归国有。“在那日”,灵魂是独立的,“各人将逃避自己的兄弟、父母和妻儿”。(八〇:三四)统治者既然不能在审判日为被统治者的罪行辩护,他们在现世便无权强行代行道德裁决。

      伊斯兰信仰强调审判日的个体性,也就是个人责任制,这一点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诚信。它是末世论基石。在审判日,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灵魂面对真主,没有人能替他人承担罪责。真主说:“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八八:二二)“你的责任只是传达,清算是我的事。”(一三:四〇)若是社会成员是因为恐惧警察而表现得虔诚,那么这种虔诚在真主面前是毫无价值的。社会成员只是在服从权力,而非顺从真主。伊斯兰的原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完成对真主的归顺的。没有自由选择余地的道德行为,不具有真正的宗教意义。

      伦理学的常识是,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产生于强制。若一种善行是由于害怕革命卫队的枪口而做出的,那么它在宗教意义上就是伪善。真主不接受人的伪善,哪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表面上再光鲜亮丽。头巾下遮盖的若是一个心里没有它的人,满大街都是黑袍又有何意义?这种政权,是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微缩版的末日审判场。它不仅惩罚人的行为,还要审查人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人类权力的最严重僭越——它剥夺了真主作为唯一审判者的绝对权威,让凡人坐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审判席上。









      伊朗虽名为“共和国”,但它与这个名词并无实质关联,而是一个披着现代共和外衣、内部却由复杂的教阶制度和军事力量严密缝合的利维坦。霍梅尼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伊斯兰这一全社会公约数,将世俗力量排挤出局,建立了一个单一维度的神权国家。尽管宪法赋予人民投票权,但通过“监护委员会”和“情报部”的多重筛选,进入选票的人选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可能的异见者。由于候选人必须忠于法基赫这一前提,所有的选举本质上都变成了效忠测试。人民发现,无论选谁,最终执行的都是法基赫的意志。伊朗人现在的怒火,正是来自这种长期的政治挫败感。

      在这个被称作“伊斯兰共和制”的迷宫里,我们见到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罕见的二元结构——民选的总统与议会,在法基赫那只无形且巨大的手掌下徒劳地跳动。这种结构性的二元分裂,使得权责不对等。民选总统和议会承担着管理国家经济、民生的责任,民众不满意会投票给他们,或上街抗议他们,但他们却没有调动关键经济资源的权力。总统无军队直接指挥权,没有司法权。总统在司法领域的唯一参与是提名司法部长,但此人选必须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司法总监推荐,再由议会投票通过。而司法部长是一个行政协调角色,非掌握实权的法官。故此,总统更像是一个被推向前台的挡箭牌,负责承接民众对物价飞涨、失业横行的怒火,而真正的决策者则隐身于“监护委员会”和“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层层幕帘之后,享受着无需负责的绝对权力。

      哈塔米当年拥有百分之七十的民意支持,掌握了总统府和议会,但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下,仍举步维艰,一事难成。真正的政治自由存在于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并提出不同替代方案的空间里,但这种公共空间在伊朗政治中已死亡。改革派试图在“伊斯兰共和制”内实现民主,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主权属于真主”且是由法基赫代行,那么“人民主权”就永远只能是次等的、被特许的权利。当民意违背了领袖意志时,民意在宪法层面就被定义为“非伊斯兰”的,从而失去了合法性。除非领袖自我革命,否则这个系统在法律框架内完全没有自我修正的可能。

      这种法基赫系统与政府系统并存的架构,不是为了国家治理,而是为了权力的永续,确保没有力量能对那座神权的孤岛构成威胁。最高领袖对权力的自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民政治生活的枯萎。别看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这可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民主政治生活,只是人民的垂死挣扎。军队向示威者开枪,说明国家还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文明。这个系统在消耗了整整两代人的热忱与才华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只剩下生存本能的官僚军事集团。









      这种制度性的内耗,最终化作了国民经济中长达四十年的大倒退。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前夕,伊朗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第九大经济体。若要对此进行一个宏观经济模拟,那么,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九年间,伊朗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七九年生产总额起始基数约为九百零四亿美元,若是能保持革命前的增长率,到二〇二六年其经济规模将达到约五点三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将超越目前的德国(约五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二〇二六年伊朗国内生产总额约为三千七百五十六亿美元。这意味着,由于战争、腐败、制裁、政策转向和资本外逃,伊朗在过去四十七年中错失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的潜在经济增长。一个资源禀赋极佳的国家,成为坐在金山上的乞丐。

      经济的数据冰冷无情,它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那些宏大叙事的脓包。他们以为只要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就能豁免于真主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所有阶层的向上流动和公平竞争。当石油红利被卷入那些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当革命卫队从一支捍卫革命的武装蜕变为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时,所谓的“伊斯兰道路”便沦为了关系至上的资本主义。神权的法衣再厚,也终究遮不住世俗权力的贪婪。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后,伊朗没收了王室、相关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大量资产。这些资产并未划归国库,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各种宗教/革命基金会。这些组织在法律地位上非常特殊,它们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不受总统、议会或审计署的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骨干基金会与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份额约占伊朗非石油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它们控制着从五星级酒店、饮料生产、汽车制造到房地产、矿业和金融服务的所有领域。仅“被压迫者基金会”一家,旗下的企业就超过四百家。这些基金会,享有税收豁免权。它们能以极低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考虑到高通胀)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政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指派给这些基金会。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要么破产,要么被迫成为这些基金会的附庸。

      哈耶克说,当国家控制资源配置时,权力就成了最赚钱的商品。在伊朗,想要获得进口许可证或参与大项目,必须通过这些基金会的“引路”。这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性腐败。精英阶层的时间不再花在提高生产率上,而是花在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上,成了亚当•斯密笔下的“食利者”。

      这些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国家机密,审计真空,它们不需要公开资产负债表。这种黑箱操作让外部投资者/国际资本根本无法评估伊朗的市场风险,而难以对其投资。还有它们的低效维持。许多亏损严重的基金会关联企业因政治背景而获得国家补贴,在那里僵而不死。虽然这些基金会号称“慈善”,但当它们亏损时,需要通过通胀或银行救助来填补。由于大量资源被这些机构占用,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解决预算缺口,这实质上是掠夺平民的财富。

      两伊战争结束后,革命卫队利用战争遗留的工程能力进行国家重建,形成“哈塔姆•安比亚”建设集团。一个拥有强制力的武装组织一旦进入经济领域,其扩张就是不可逆的。它旗下拥有超过八百家关联公司,直接雇佣约五万人,并通过分包合同间接控制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作为直接对最高领袖汇报的机构,它处于民选政府的审计之外。在项目中,它可以获得免标待遇。它控制了从原材料(水泥、钢铁、矿产)、重型机械、金融贷款到物流运输的整条供应线。即便一个小的私营建筑商拿到了一份合同,它最终也可能不得不从哈塔姆•安比亚旗下的公司采购钢材,或租用其设备。这就像是一种经济体系的封建制,全国的建筑行业都在为哈塔姆•安比亚这一“领主”打工。它还是伊朗最大的油气承包商,并通过控制油气田开发掌握了国家的外汇命脉。另外,几乎所有连接主要港口、矿山的铁路、公路以及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都由它控制。

      哈塔姆•安比亚的存在,使寻租取代了生产。伊朗最聪明的人才不再想通过技术创新致富,而是想方设法进入该系统或成为其政治掮客,社会阶层由是固化为权贵与被剥夺者。当私营企业家发现无论自己多努力,都无法在基建领域拿到合同时,资本就会外逃,流向迪拜、土耳其或西方。严重的经济压力,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伊朗是全球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缺乏竞争压力,哈塔姆•安比亚负责的项目往往工期滞后、预算超支,但没有机构能对其问责。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它在政治上支持最强硬、最闭关锁国的政策。伊朗政权由于其外交对抗性,导致其被排除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因为一旦伊朗回归正常的国际市场和公平竞争,哈塔姆•安比亚这种低效的垄断怪兽将崩溃。

      若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的固化,即便外部制裁解除,其内部的结构性腐败也将继续让这个国家在经济溃败的路上徘徊。权力披上神圣的外衣,贪婪获得免于监督的豁免权。国家形成以宗教学者和军方为核心的新权贵阶层,最优质的资本流向他们。体制建立在对领袖的道德信任而非对权力的监督之上,使其失去纠错能力。拉夫桑贾尼尝试过经济自由化,最终失败了。对这些集团来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特权的丧失。任何改革只要触及到权力分配,就会被冠以“危害伊斯兰”的名义被终止。这种国家主义经济,使政权并不像正常国家那样依赖纳税人、尊重纳税人。这让统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可以无视民意,转而通过补贴和价格管制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这种以神圣名义进行的掠夺,比单纯的世俗腐败更令人齿冷。它以真主的名义,掏空民众口袋。

      伊朗的贫困不仅是没钱,更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一个年轻人没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没有质疑权力的自由,他的经济创造力必然枯萎,国家利益集团的固化亦永远不会被打破。伊斯兰教义中所强调的“自由意志”,既是伊斯兰末日审判逻辑的基石,亦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活力源于千万个体的自由选择。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和公平的交换。一个真正繁荣的穆斯林社会,应是自由个体的联合。在那里,信仰是个人灵魂的指南,而市场与法治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时,社会财富才会增长。









      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

      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名字往往承载着最高的期许。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群众是最不该走上街头的。它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且是由什叶派宗教领袖统治的国家。——另有百分之九的逊尼派穆斯林。对于由最高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信仰帝国,当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这种抗议意味着什么?国家基于法基赫监护的政治制度,使政治和宗教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反国家领袖,就等同于反宗教本身。这与逊尼派社会不同。在由逊尼派穆斯林构成的国家,反对国家领袖,就是单纯的反对国家领袖,这与人们的信仰并无直接关联。在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社会,反对国家领袖,则几乎等同于将宗教一同反了。现在,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人们走上街头高呼:“毛拉下台”“推翻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独裁者去死”“这是最后一战”,因而是反的较为彻底的了。

      一位走上街头的女士说:“绝望是推动抗议活动的根源。”货币贬值,粮油飙涨。“我们现在生活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悬在空中,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也没有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目标。这里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该国通膨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食品价格涨百分之七十二,医疗用品涨百分之五十。货币贬值为废纸,政府又宣布要在三月份(伊朗新年)调高税收,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伊朗,批评政府是死罪。现在民不畏死走上街头——据报道这次他们已杀害了至少三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见生活是多么的水深火热。曾夺得伊朗足球联赛冠军的前中场球员莫杰塔巴•托尔希兹,将两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看后,于当晚与妻子一同走上街头,据多方消息称,两人遭到安全部队开枪射击,当场身亡。人们在抗议中呼喊“国王归来”,这是幻灭后的退却。这退却,是一种决绝的切割。这怀旧式的反抗,说明现在的压迫如此沉重,以至于连旧时代的枷锁都显得轻盈。

      最深的亵渎,莫过于以神圣之名,行奴役之事。

      当宗教术语被高频率地用于解释平庸琐碎甚至卑劣的政治决策时,宗教符号的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若是每一场失败的经济政策都冠以“真主的意欲”,每一项打压异己的行动都引用经文,那么这些高贵的词汇在普通人耳中就会产生语义饱和,最终导致厌恶。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的超越性。当宗教下场管理垃圾分类、税收和治安时,它就失去了那种指引灵魂的威严感,沦为一种平庸且令人疲惫的行政手段,使其神圣性消解。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化身”,但其世俗统治却充满腐败与压迫时,国民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不信任,会是一场深层的心理断裂。人们发现标榜神圣的统治比世俗的统治更贪婪、更残酷、更反复无常时,他们会对这“神圣”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

      这种体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在国民心中挖掘了一座埋葬信仰的深坑。它让整整一代人把宗教等同于专制和腐败。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反向宣教。它让一个原本虔诚的民族经历了一场最激进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不是源于科学主义、现代主义,而是源于权力虚伪性。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代表真主,那么它所有的腐败、无能与暴力,都会在公众心中转化为对神圣本身的怀疑。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政权是神圣正义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面对的是飞涨的物价、严重的贫富差距、腐败和权力的傲慢。如果是一个世俗政权,国民可以骂政府无能;但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政府就是宗教的代言人。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认知失调,国民往往无法只攻击政府,而会连带攻击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石——宗教本身。结果是,这种失调导致了心理上的彻底切割。许多伊朗年轻人选择完全抛弃宗教身份,以此维持心理的连贯性。

      近年来的多项独立民调和学术研究,反映了伊朗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反向世俗化”趋势。根据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研究机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组织”的数据,在二〇二〇年的调研中,仅有约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明确认同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约百分之四十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有生之年失去了宗教信仰;约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访者支持政教分离,反对将教法等同于国家法律;约百分之六十的伊朗人表示他们不再进行每日礼拜;约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反对强制佩戴头巾,这一比例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青年中更高。民调显示,许多清真寺礼拜的日常参与人数寥寥无几,宗教活动更多地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政治仪式,不再是民间自发的虔诚表达。当宗教被固化为一套官僚指令时,它失去了感召生命的力量。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的“逆反理论”,当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恢复这种自由,通常表现为做出与要求相反的行为。当戴头巾、礼拜、斋戒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强制,这些原本神圣的仪式就从灵魂的归宿异化成政治的束缚。这导致人们,在公共场合维持最低限度的服从,在私人场合则极度追求世俗化的生活,以此作为对权力侵入私生活的心理报复。

      伊斯兰信仰,在政治的泥潭里被弄脏了。

      任何试图在现世建立完美社会的政治尝试,最终都会走向地狱。这是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肉身能承受得起神权的力量,也没有一种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能保持圣洁。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这种典型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预设了一种“完美的人”统治国家,并通过国家暴力去改造国民。这种政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承认自己会犯错。因为它宣称代表真主,所以任何政策失败都被归咎于敌人的破坏或民众的不虔诚。但最终,这种改造只收获了表面的顺从,摧毁了内在的灵魂。它只能制造出满身创伤、信仰崩塌的国民。

      伊本•赫尔敦几乎预言了伊朗的现状,他的“阿萨比亚”(社会凝聚力)理论认为,宗教能给群体带来最强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在建立政权后迅速异化。当统治者从信仰的保卫者变为资源的垄断者,原本的宗教热忱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现在的伊朗,用伊本•赫尔敦的话来说,是处于“王朝末期”。在幻灭的烟尘中,我们听到了权力的黄昏里发出的阵阵枯竭声。在这场退却的终点,未必是旧王朝的复辟,但一定是对那种自封为“监护者”的全能主义独裁统治的掘墓。这是一个在深重忧虑中观察历史的人所见到的。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马迎昌老师阅后附文——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新鲜的事物,因为人性(人类的共性)是相同的,如果说人类群体制度选择中,最优的制度是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施展的制度,那么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政治史中被证明最优的(或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认识了天启宗教的本质,宪政民主制度则是最能突显宗教精神的,因为在宪政民主制中,才真正体现了人间所有权力的相对性、有限性,而人人平等的社会游戏规则,则真正能让个人真心地去真信、真顺服心中的信仰,或是真不信、真自主,不过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只要遵循法律就行(常道)。反之所有的极权、独裁、专治体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神的名义,骨子里包装的都是以独裁者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的利益与野心和私欲。因为这类体制中的神权,本质上是伪神权,因为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权力包罗天地,而祂恰恰是要人来当大地上的代治者,祂派遣的先知们所传达的正道,正是要人们在信仰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地去践行祂的教诲,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强迫,都已剥夺了顺从善功的意义,而人们对民意法律的执行,也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伪神权独裁专治者的邪恶,往往胜过世俗的极权者,因为它有所谓的“神权”外衣的包装,对有些奴才更有欺骗和诱惑性,而同时这层外衣与名号之下事实上产生的暴虐与恶劣,恰恰让不能深入思考者,对宗教产生笼统的恶感与反叛、唾弃。李云飞老师的这篇深度好文,揭开了种种迷雾,推荐圈友细读!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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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VS 以色列,作为普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古兰经给出最终答案

视频·音频freeisprice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1 次浏览 • 2025-06-25 10:06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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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ir Qadhi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穆斯林学者和神学家。他是美国伊斯兰神学院的院长和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东普莱诺伊斯兰中心的常驻学者。他曾担任 AlMaghrib 学院的院长,并在罗德学院的宗教研究系任教。他目前担任北美 Fiqh 委员会主席。 卡迪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休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然后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圣训和伊斯兰神学。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要研究 Ibn Taymiyyah 的著作。卡迪撰写了有关伊斯兰教和当代穆斯林问题的书籍并发表了广泛的演讲,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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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0 回归经典:信仰中的真理比政治更永恒。这场冲突的结局,不在时政频道,而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智慧中。
 07:55 当正义被仇恨蒙蔽:你敢对你的敌人保持公正吗?《古兰经》的教诲振聋发聩:“绝不要因为憎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 在滔天仇恨面前,你还能守住灵魂深处那份对公正的敬畏吗? 
09:00 面对战争,我们只有一个庇护所,在硝烟和混乱中,唯一值得依靠的,不是武器,而是真主的保护与引导。 
11:03 看清真相:一边是有瑕疵的信仰,另一边是法老般的暴行!一边是诵读着《古兰经》、向着真主叩头的穆斯林同胞,尽管他们有万般过错;另一边是摧毁每一所医院、饿死数万儿童、民众为屠杀欢呼的政权。你真的认为他们是一样的吗? 
11:15 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只是表象,这是一场长期战略对决,关系的不只是中东,而是世界未来格局。 
15:49 虚伪的巅峰对决: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谁又是仓皇逃窜的懦夫? 
20:15 不只是以色列问题,耶路撒冷不只是地理,更是精神高地——攻守之间,是文明的较量。 
21:50 最可悲的背叛:穆斯林的统治者,为何向屠夫卑躬屈膝? 
24:03 美国国会议员在镜头前公然承认,他进入国会的首要目的不是为选民服务,而是为了效忠一个外国。 
29:41 最重要的战场,不在远方,而在你与真主的关系中,在你对家人的关爱里,在你自己的每一次祈祷和善行中。
 
该演讲的中文翻译文字稿:
 
人们的记忆是多么脆弱人们的记忆怎么这么浅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三次出征中东。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著名的学者哈菲兹·本·哈哲尔他说道“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言,会说一些奇怪和离谱的话。我坚定地主张人们要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在安拉赋予我们的才能和知识上深耕细作不要在他们专长的领域之外发表意见想象一下,要是看病抓药都得听街坊邻居,那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我们谈论当前的时事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的现实时当我们谈论世界上发生的复杂问题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没有受过地缘政治学的训练。我的专长是对伊斯兰经典的学习。所以,在这次演讲中当我尝试对这些现实发表评论时我会尽力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真主意欲,聊聊那些我有资格谈论的事情。

什么是伊斯兰的经典理解,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因为我坚信,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我们可以回归《古兰经》和圣行我们可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从中学到教训、智慧和道德。让我们成为有信仰之人,我们的信仰在每个时刻都在塑造我们。每一场危机,每一种情感的真实体验我们归向我们的信仰,归向我们的宗教,归向我们的主。我们从中推导出智慧和益处所以,我今天在谈论当前的时事的时候

我会尽力避免涉足我不该涉足的领域。话说到这,无意引起恐慌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现在距离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比过去6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近。如果,真主禁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向安拉求助,祈求远离这样的事情。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冲突。这不仅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现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个。全球政治规范的混乱,虚假信息的泛滥网上煽动冲突,太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之间的持续战争。我为我的直率道歉,我要在这里实话实说。但情况所迫通常,我不这么具体地说。但情况要求我们具体一点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网上现在有很多讨论。在当前的冲突中,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呢?一方面,有以色列;另一方面,有伊朗。毫无疑问,从神学上和政治上来说

我们逊尼穆斯林确实和伊朗有分歧。有些分歧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原因网上和公共媒体上有些人在说,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都是邪恶的。伊朗和以色列,按他们说的,都是邪恶的帝国。所以他们说,保持中立是我们穆斯林的义务。当他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时我也必须引入伊斯兰的观点,来表达我的看法。其他人甚至走得更远了。我亲耳从网上听到过,世界各地的著名教长们的在线采访,他们这样说。

“在安拉看来,这些人心中没有信仰,依我之见”实际上他们因为对伊朗的仇恨和愤怒,转而为以色列加油打气那么我们应有的立场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可以讲很多,但时间有限。但让我和你们分享我的见解和认知吧。这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要接受它,还是要放弃它。我在这一块儿,也就是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派问题上,算是有些钻研。如果咱们单从教义上,或者说信仰上来看,逊尼派和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已经谈过这些分歧,并且做了完整的讲座。

你可以上网听听看我这儿有一整个小时的讲座。与12位或12位神学家一起我坚信他们在真主和祂的使者的基本信仰上是错误的。我这么说,现在依然这么说。然而从一千二百年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的伊斯兰学者,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神学家,愿真主许可,我也是其中之一。已经一致同意,十二伊玛目派的错误不会默认使他们脱离伊斯兰教。错误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有些则没那么严重。

有偏差,但有些偏差仍在伊斯兰的范围内。他们默认被视为穆斯林兄弟姐妹。是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个人,那个个人非常隐秘。有非常不稳定的信仰,是的,你可以评价那个人的信仰。但作为默认来你这儿说他属于那个教派的人。这个群体,作为根本,作为默认,他们是你的穆斯林手足。他们信奉安拉他们相信使者(愿真主赐他平安与祝福)他们相信复生日。

他们向安拉祈祷他们做小净,封斋月他们低下头朝向克尔白的方向他们外表和内心都默认是穆斯林。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学者传统一致同意的。虽然说,他们确实有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会把他们从我们现实的社区中驱逐出去。而且我在当前冲突之前就这么说了。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课,我说过我们的分歧不应该导致宗派主义加剧。

让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吧。让我们以文明的方式彼此尊重,即使意见不同。我向我的清真寺传播仇恨有什么好处,他们向他们的清真寺传播仇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让真主在后世做裁决吧。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和睦相处,共创美好社会。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建设更好的学校。让我们即使意见不合,也不要互相仇恨和争斗。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开始前,这些观点就是我的立场。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它不仅仅是教义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坦白讲每位主流的神学家,容我直言从萨拉菲到艾什阿里,再到苏菲派,班迪斯,伊斯兰社,巴里伊比斯。主流的逊尼派共识是:伊思哈里、阿什阿里、贾法里12 拉希亚斯是穆斯林,但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你可以引用这个,这里没有什么分歧。但问题来了,这不是神学的问题。批评的人来了,他们说:“哎呀我们不仅仅是对信仰的问题有分歧

你们难道忘了他们这十年干了什么吗?他们会带来那些痛苦的战争和情况,而这些确实是他们提出的正当批评伊朗政权的具体要素,特别是哈梅内伊本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精英中有多个群体公然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上演的残酷事件。屠杀自己人民。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政治支持,根本就没有辩护的余地。叙利亚将在审判日面临真主的裁决,如果有人心里感到愤怒

或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在这件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们无法出来支持这个政权。这可以理解,但真主告诉我们:“不要因怨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坚持公道,这才是最接近敬畏的道路”这段经文是针对古莱氏人降示的。它是针对那些与穆斯林作战的人,是针对那些曾经五次企图刺杀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伊朗政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古莱什部落对穆斯林群体所做的更糟然而真主说:不要因为憎恨一个人而使你们不公。你们要秉行公正,这是敬畏的精髓。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秉行公正。所以,让我们秉行公正。伊朗的部分政客,他们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是不义之事。不应该将此观点延伸到伊朗人民的大多数身上。其中许多人与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在美国不应该为我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负责一样。普通的伊朗穆斯林,公民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无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愤怒扩大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9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身上。更不用说全世界大约有1亿1千5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了。不仅仅是伊朗而已对某些伊朗政客感到愤怒,然后把这个情绪推及到所有十二伊玛目派的教胞,这是极大的不公。你是怎么从这里到那里的?对那些你该生气的人生气吧。而那些政客们却站在了支持屠杀的人一边。

但即使在那愤怒之中就连那些在人性尊严上都站在同一边的人们他们残忍到泯灭了人性中最后一丝尊严,公然导致数万名儿童遭受饥饿之苦。它已经毁了每一家医院。它已经摧毁了每一所学堂。加沙的每一个清真寺,当他们的民众在为他们加油打气时每次民调都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内塔尼亚胡。普通的以色列人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加沙被屠杀时,却在叛逆和嘲讽。你没看过那些TikTok视频吗?你没见那些人吃着美食,还把这和加沙地带挨饿的人对比的梗图吗?

在那片土地上,宣礼声正在响起。在那片土地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在叩头礼拜。在那片土地上,古兰经被诵读。在那片土地上,当这场战斗进行时,他们都在向安拉求援。你怎么能把这个和那个相比呢?指主发誓,这真是不公到了极点,不管你有多生气,指主发誓,有些愤怒是合情合理的。对伊朗那些政客的某些愤怒是正当的。无论你多么生气,两者都不是且不可能是一样的,顺便问一下,你真的认为纯洁的人啊,你认为这两人是平等的。你真的认为以色列只想摧毁伊朗,到此为止吗?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了吗?你不明白吗,伊朗之后就是这个地区每一个穆斯林大国。你真觉得那只是一片土地吗?你为他们对抗伊朗加油,就是在为你自己未来的遭遇加油。他们公然地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计划。他们想要吞并每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和区域。他们的一些地图上说大以色列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你现在看看这情况。无知的傻瓜人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在你的宗派主义中愤怒,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指主发誓,它们不是一回事,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教义上我强烈不同意。

与伊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些纠葛,但归根结底,信仰是首位的,即便它有瑕疵。而另一个,你不仅看到了不信道的人,而且是明显的不信道的人。不仅是普通的不信道的人,而是最为偏离、傲慢的不信道的人,这种不信道的人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见过了。这是法老般的不信道的人,在一边无论对方犯了什么错,你都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所以在当前的冲突中我毫不含糊地声明,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我不无条件支持伊朗,但毫无疑问,侵略者是以色列。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的不义之举确实是以色列所为。我可以在批评以色列一百万次之前,都不会去批评另一方做了什么。论我们有什么不满,而且我们确实有很多不满,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不满。我不是说要忽视它们。等事情平息下来,等一切都平静了,等我们把共同的敌人解决了再说。那么让我们坐下来,心连心地对话。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让我们看看能否解决我们内部的分歧吧。但别忘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个共同的敌人不在乎你给自己贴上苏菲萨拉菲、德班迪的标签。他们只在乎那个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只要贴着“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就不想看到。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伊斯兰帝国,任何伊斯兰土地繁荣昌盛。所以为了安拉的爱,再为了你对社区的爱放下你们那些小宗派的争吵吧。我说至少暂时,我不是说永远不管暂时明白这不是两个同样邪恶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冲突,一边是有些缺点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是的,但确实有穆斯林。而在另一边,你们有公然追随法老的信徒。你有最坏的中的最坏,两者永远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兄弟姐妹们,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观点。这场整个当前混乱的第二个现实是这就是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明显伪善和双重标准。尤其是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我们过去几十年常说这句话。每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种虚伪。但现在在最近的这几周和几个月里

那种伪善已经暴露无遗,有眼睛且愿意看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愿意看清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明显的伪善。如果以色列有权利对平民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受到攻击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按照以色列人的逻辑按照那些发动攻击的人的逻辑我们的加沙兄弟姐妹们处在更加有正义的位置上。在道德上有义务去攻击别人,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被攻击对于那些真正在攻击他们的人对于那些真正伤害过他们的人

为什么以色列能做,而反对以色列的人却不能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声音抱怨医院被炸,真是大胆妄为。他们在抱怨平民遭受了灾难。他们在抱怨楼房倒了再说,我反对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但以色列人怎么敢谈起一家医院被轰炸了呢以色列人怎么敢说起一两座民用建筑被损坏在加沙经历了18个月的持续毁灭,却得到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明确支持他们做的这种不人道的嘲笑至少有6万多名穆斯林兄弟姐妹离世了。

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以色列人却有胆量他们有那个胆子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在哪里呢?指主发誓,穆斯林们,理解这一点吧。从那个群体,从那个人群中来他们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把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去人性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眼里,穆斯林的生命连虫子都不如。他们可以杀死数百万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当他们对别人做的事情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哪怕是一点点,突然间我们听到这么多声音你可以直接引用以色列人对伊朗的批评,并用这些话反过来针对以色列自己。你可以直接从他们的政治家、领导人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中摘取言论。然后直接剪切粘贴,用它来批评那些人以色列人对最近的轰炸与加沙在过去两年所遭受的攻击相比,怎么看。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最大、最有声望的报纸二十万以色列人在2024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将近十万的兄弟姐妹已经离开了回哪儿

他们从哪里迁来的近两周有十万之多我们还没有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两周或十天里,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向机场,纷纷逃离回去。有关视频显示特拉维夫排起长队。他们都在往家跑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对比之下,我们的加沙的兄弟姐妹们却被告知会给你们成千上万美元。如果你离开,他们说,真主作证,我们哪儿也不去。

这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的伊玛尼形成对比我去了巴勒斯坦好几次了,都超过六次了。每次我去,都听到那边的兄弟姐妹们同样的情况。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生活在各城市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他们告诉我,他们从美国的锡安组织那里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兄弟,他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小房子。他给我看了那座房子。他说,有人给我开出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价码。一千万美金买耶路撒冷的一套两居室,我以真主发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绝不会卖。我绝不会卖掉本属于我的房产

对比这个与以色列人相比,谁才是那片土地真正的精神主人呢?谁的心灵依恋着那片土地一方面,一两颗炸弹落下,指主发誓,他们成千上万地跑回家。另一方面,大屠杀正在进行,他们却拒绝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这是真主赐给他们的土地。这是一片他们传承了千年的土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显的双重标准和谎言。这地到底是谁的呀当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就能看清谁的心是虔诚的,谁又因为困难而吓得逃跑。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就像在壕沟之战中,就像在乌侯德之战中就像在许多其他事件中一样艾伊沙受诬陷的事件当真主说不要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坏事,它是好事,因为你将会看到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不要以为那是对你们的坏事” 现实会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显现。

是的,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痛心,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我们也看到真理显露,人们的本性显现。就像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慌忙逃离,回到他们真正的土地上一样。比这更痛苦的是看到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统治者,不幸的是,站在了以色列那边。帮助和支持以色列轰炸穆斯林兄弟的土地唯有真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寻求安拉的保护真主作证,他们是真无耻。谁要是站在屠戮婴儿和种族灭绝帮凶的一边,对抗人民,

谁念清真言,谁向安拉(赞主超绝)祈祷我们向安拉诉苦,也向祂展示我们的实情和软弱,哦安拉,我们与任何人都无关。谁站在暴政和压迫的一边,反对公正,反对伊斯兰的子民还有最后一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人们的心智真是脆弱啊,连记忆都那么靠不住。人们的心多么健忘。在我们自己的美国,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三次对中东发动了战争。我们已经花费了天文数字般的至少七千五百亿美元。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兄弟。全世界我们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和死亡。

有一阵子我们以为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赞主清净,我们又在这里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战鼓又敲响了还是那些老套的刻板印象同样的恐吓宣传又来了我们难道没有从这25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吗?我们的国家已经乱成一团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正在土崩瓦解。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系统

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垫底了。美国在一百个国家里排在最底下的百分位。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为又一次的侵略摇旗呐喊。只有真主才能给予力量和帮助。我们的记忆去哪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看到重大反对。我们二十年前就希望能这样,但迟来总比不来强。第一次在他们内部,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说:“你认为他们是团结的,其实他们的心是分散的。”你以为他们是团结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分裂的。在他们自己人的MAGA圈子中,在他们自己人的共和党圈子中

越来越多的前辈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现实,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五、六十年的事情,但从来没在主流节目里听说过。我们从来没从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或政治家那里听说过。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实情这不是什么疯狂的阴谋论调这不是德克萨斯州的某个激进阿訇在给他的信众布道。直截了当,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亲自说的。直截了当,就像从马嘴里说出来的,当他被问到时。直截了当他说:“我来参议院的唯一原因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不需要谈论那些阴谋论。我们自己的参议员亲口背叛了这个现实他不是来保护我和你的利益的。我们是得克萨斯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选举他当议员的民众。他本应照顾我们的利益,却公开说我的首要支持来自远方的异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AIPAC 给了他 170 万块钱。

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个现实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这些人怎么敢批评伊斯兰基本原则呢?批评伊斯兰教义批评伊斯兰政权,而他自己却说我支持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主日学学到的和旧约里说的。你怎么敢嘲笑别人的极端主义,当你自己已经背叛了一种愚昧的根基主义,就连高中生都能指出现代版本的《旧约》是三千年前写的。你竟然要用一节经文来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年轻十岁的国家辩护。那个国家才刚刚60岁

七十岁,你还想引用三千年前的圣经经文。为一个政府辩护即使是那些对教义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能指出其中的荒谬之处。这种愚蠢这种人的狂热根本主义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一切的美好正在显现,潮流正在转变。兄弟姐妹们但归根结底而这一直是我的观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有信仰的穆斯林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也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正如我多次所说,首先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角色感到羞愧如果他们公然和大胆地公开宣称他们想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他们的AIPAC捐助者,基于外国国家以更好的方式,更合乎道德的方式,更仁慈的方式宣传这些观点至于我,我不想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想再看到中东地区的战争。我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我我不想再花几万亿块钱去打一场没用的海外战争了。至于我,我不想无辜地杀害任何人。我不想我们的服务人员或那边的无辜百姓死去。这些政客真是太无知了,他们居然在跟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向我的同胞们解释,这些人不代表你们。他们代表其他人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在这国家,感谢真主,有1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传播真理

我们有真理,应当如此行。潮流在变化,我们看到了,风向也在转变。灾难,防止又一次无谓的侵略并不要仅仅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民面前,要有一颗清澈的良心。在我们的社会面前,在我们的同胞面前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面前,祂会问我们做了什么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独一无二的主。我们崇拜的只有祂,我们只寻求祂的帮助。他是受压迫者的主,他听到了弱者的祈祷。

至于接下来的内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古兰经》和圣训不断教导我们,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必须始终把个人的虔诚和我们能影响的小圈子放在首位。谈论全球政治很重要。分析当前的趋势很重要。评论政治很重要。但说到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安拉之间的个人关系。然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这是真主会问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走那些人只说不做的老路了。传播出去,把真理传播给别人说到他们的行为,说到他们的拜功说到他们的仪式,说到他们的拜功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宗教的现实是,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立足当地。是的,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必须从本地做起。

所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咱们与安拉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在fitna时期,就是在压力重重的时候在灾难时期我们被教导要增加对安拉的崇拜。我们被教导要增加我们的记念、祈祷、拜功和夜拜。我们需要那个堡垒我们需要心灵的精神复兴所以第一点,鉴于这些灾难你实际上增加了对安拉的个人崇拜

第二点,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感到绝望始终要乐观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在乌侯德战役之后:当人们感到心情低落时“不要忧伤,不要悲叹,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是占优势的。”不要放弃,也不要感到软弱。乌侯德战役之后,他们感到如此绝望,而真主说:不要放弃,不要感到软弱你若真信,必获胜利。

这应该是你的态度。着眼长远我们也许看不到明天的黎明了。我们这一生可能看不到自由的巴勒斯坦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终极和平,但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世的安宁。真主意欲,我们的最终,我们尽心尽力,其余的就交给安拉了。保持积极的心态,

要乐观,然后我要提醒自己和大家的最后一点是“真主不会给任何人负担超过他能承受的。”真主不会给你们负担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你不会被问及其他人的事。“一个人的担子,不会让另一个人来承担。”你只会被问及你自己和你直接影响的范围。所以说,看到目前的这场混乱真是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看到我们堕入疯狂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是令人害怕,但真主不会问我们这些。真主会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对待你们的亲戚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兄弟和姐妹?

安拉会问我们:“你的品行怎么样?”你的影响力如何?所以看看你的小圈子,不管它有多小看看你的影响圈,然后想想我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我在其中的遗产。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社群,你的子女这是你的善行不断的施舍不要小看你在那个圈子里能对任何人做的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圈子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小圈子相互交融,构成了整个社群。如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那么,真主会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不要失去希望,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尽你最大的努力,要知道安拉会赐福并奖赏你。你的救赎取决于你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主啊,那些祈祷的,您就应答他们吧,主啊,今天不要让祈祷不被应答,主啊,请您使伊斯兰和穆斯林强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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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ir Qadhi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穆斯林学者和神学家。他是美国伊斯兰神学院的院长和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东普莱诺伊斯兰中心的常驻学者。他曾担任 AlMaghrib 学院的院长,并在罗德学院的宗教研究系任教。他目前担任北美 Fiqh 委员会主席。 卡迪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休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然后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圣训和伊斯兰神学。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要研究 Ibn Taymiyyah 的著作。卡迪撰写了有关伊斯兰教和当代穆斯林问题的书籍并发表了广泛的演讲,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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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历史的十字路口: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在咫尺,我们该何去何从? 
02:15 谁该发声,谁该沉默?伊斯兰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立场,但不是每个人都应发言。信仰与分寸的界限,在此刻尤为重要。 
03:36 “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邪恶?” 网络上充斥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两者皆为邪魔”的论调。但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为复杂。从信仰的根源剖析,为何将两者划上等号是致命的错误。 
04:30 回归经典:信仰中的真理比政治更永恒。这场冲突的结局,不在时政频道,而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智慧中。
 07:55 当正义被仇恨蒙蔽:你敢对你的敌人保持公正吗?《古兰经》的教诲振聋发聩:“绝不要因为憎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 在滔天仇恨面前,你还能守住灵魂深处那份对公正的敬畏吗? 
09:00 面对战争,我们只有一个庇护所,在硝烟和混乱中,唯一值得依靠的,不是武器,而是真主的保护与引导。 
11:03 看清真相:一边是有瑕疵的信仰,另一边是法老般的暴行!一边是诵读着《古兰经》、向着真主叩头的穆斯林同胞,尽管他们有万般过错;另一边是摧毁每一所医院、饿死数万儿童、民众为屠杀欢呼的政权。你真的认为他们是一样的吗? 
11:15 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只是表象,这是一场长期战略对决,关系的不只是中东,而是世界未来格局。 
15:49 虚伪的巅峰对决: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谁又是仓皇逃窜的懦夫? 
20:15 不只是以色列问题,耶路撒冷不只是地理,更是精神高地——攻守之间,是文明的较量。 
21:50 最可悲的背叛:穆斯林的统治者,为何向屠夫卑躬屈膝? 
24:03 美国国会议员在镜头前公然承认,他进入国会的首要目的不是为选民服务,而是为了效忠一个外国。 
29:41 最重要的战场,不在远方,而在你与真主的关系中,在你对家人的关爱里,在你自己的每一次祈祷和善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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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记忆是多么脆弱人们的记忆怎么这么浅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三次出征中东。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著名的学者哈菲兹·本·哈哲尔他说道“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言,会说一些奇怪和离谱的话。我坚定地主张人们要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在安拉赋予我们的才能和知识上深耕细作不要在他们专长的领域之外发表意见想象一下,要是看病抓药都得听街坊邻居,那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我们谈论当前的时事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的现实时当我们谈论世界上发生的复杂问题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没有受过地缘政治学的训练。我的专长是对伊斯兰经典的学习。所以,在这次演讲中当我尝试对这些现实发表评论时我会尽力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真主意欲,聊聊那些我有资格谈论的事情。

什么是伊斯兰的经典理解,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因为我坚信,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我们可以回归《古兰经》和圣行我们可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从中学到教训、智慧和道德。让我们成为有信仰之人,我们的信仰在每个时刻都在塑造我们。每一场危机,每一种情感的真实体验我们归向我们的信仰,归向我们的宗教,归向我们的主。我们从中推导出智慧和益处所以,我今天在谈论当前的时事的时候

我会尽力避免涉足我不该涉足的领域。话说到这,无意引起恐慌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现在距离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比过去6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近。如果,真主禁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向安拉求助,祈求远离这样的事情。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冲突。这不仅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现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个。全球政治规范的混乱,虚假信息的泛滥网上煽动冲突,太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之间的持续战争。我为我的直率道歉,我要在这里实话实说。但情况所迫通常,我不这么具体地说。但情况要求我们具体一点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网上现在有很多讨论。在当前的冲突中,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呢?一方面,有以色列;另一方面,有伊朗。毫无疑问,从神学上和政治上来说

我们逊尼穆斯林确实和伊朗有分歧。有些分歧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原因网上和公共媒体上有些人在说,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都是邪恶的。伊朗和以色列,按他们说的,都是邪恶的帝国。所以他们说,保持中立是我们穆斯林的义务。当他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时我也必须引入伊斯兰的观点,来表达我的看法。其他人甚至走得更远了。我亲耳从网上听到过,世界各地的著名教长们的在线采访,他们这样说。

“在安拉看来,这些人心中没有信仰,依我之见”实际上他们因为对伊朗的仇恨和愤怒,转而为以色列加油打气那么我们应有的立场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可以讲很多,但时间有限。但让我和你们分享我的见解和认知吧。这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要接受它,还是要放弃它。我在这一块儿,也就是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派问题上,算是有些钻研。如果咱们单从教义上,或者说信仰上来看,逊尼派和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已经谈过这些分歧,并且做了完整的讲座。

你可以上网听听看我这儿有一整个小时的讲座。与12位或12位神学家一起我坚信他们在真主和祂的使者的基本信仰上是错误的。我这么说,现在依然这么说。然而从一千二百年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的伊斯兰学者,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神学家,愿真主许可,我也是其中之一。已经一致同意,十二伊玛目派的错误不会默认使他们脱离伊斯兰教。错误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有些则没那么严重。

有偏差,但有些偏差仍在伊斯兰的范围内。他们默认被视为穆斯林兄弟姐妹。是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个人,那个个人非常隐秘。有非常不稳定的信仰,是的,你可以评价那个人的信仰。但作为默认来你这儿说他属于那个教派的人。这个群体,作为根本,作为默认,他们是你的穆斯林手足。他们信奉安拉他们相信使者(愿真主赐他平安与祝福)他们相信复生日。

他们向安拉祈祷他们做小净,封斋月他们低下头朝向克尔白的方向他们外表和内心都默认是穆斯林。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学者传统一致同意的。虽然说,他们确实有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会把他们从我们现实的社区中驱逐出去。而且我在当前冲突之前就这么说了。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课,我说过我们的分歧不应该导致宗派主义加剧。

让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吧。让我们以文明的方式彼此尊重,即使意见不同。我向我的清真寺传播仇恨有什么好处,他们向他们的清真寺传播仇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让真主在后世做裁决吧。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和睦相处,共创美好社会。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建设更好的学校。让我们即使意见不合,也不要互相仇恨和争斗。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开始前,这些观点就是我的立场。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它不仅仅是教义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坦白讲每位主流的神学家,容我直言从萨拉菲到艾什阿里,再到苏菲派,班迪斯,伊斯兰社,巴里伊比斯。主流的逊尼派共识是:伊思哈里、阿什阿里、贾法里12 拉希亚斯是穆斯林,但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你可以引用这个,这里没有什么分歧。但问题来了,这不是神学的问题。批评的人来了,他们说:“哎呀我们不仅仅是对信仰的问题有分歧

你们难道忘了他们这十年干了什么吗?他们会带来那些痛苦的战争和情况,而这些确实是他们提出的正当批评伊朗政权的具体要素,特别是哈梅内伊本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精英中有多个群体公然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上演的残酷事件。屠杀自己人民。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政治支持,根本就没有辩护的余地。叙利亚将在审判日面临真主的裁决,如果有人心里感到愤怒

或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在这件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们无法出来支持这个政权。这可以理解,但真主告诉我们:“不要因怨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坚持公道,这才是最接近敬畏的道路”这段经文是针对古莱氏人降示的。它是针对那些与穆斯林作战的人,是针对那些曾经五次企图刺杀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伊朗政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古莱什部落对穆斯林群体所做的更糟然而真主说:不要因为憎恨一个人而使你们不公。你们要秉行公正,这是敬畏的精髓。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秉行公正。所以,让我们秉行公正。伊朗的部分政客,他们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是不义之事。不应该将此观点延伸到伊朗人民的大多数身上。其中许多人与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在美国不应该为我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负责一样。普通的伊朗穆斯林,公民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无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愤怒扩大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9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身上。更不用说全世界大约有1亿1千5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了。不仅仅是伊朗而已对某些伊朗政客感到愤怒,然后把这个情绪推及到所有十二伊玛目派的教胞,这是极大的不公。你是怎么从这里到那里的?对那些你该生气的人生气吧。而那些政客们却站在了支持屠杀的人一边。

但即使在那愤怒之中就连那些在人性尊严上都站在同一边的人们他们残忍到泯灭了人性中最后一丝尊严,公然导致数万名儿童遭受饥饿之苦。它已经毁了每一家医院。它已经摧毁了每一所学堂。加沙的每一个清真寺,当他们的民众在为他们加油打气时每次民调都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内塔尼亚胡。普通的以色列人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加沙被屠杀时,却在叛逆和嘲讽。你没看过那些TikTok视频吗?你没见那些人吃着美食,还把这和加沙地带挨饿的人对比的梗图吗?

在那片土地上,宣礼声正在响起。在那片土地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在叩头礼拜。在那片土地上,古兰经被诵读。在那片土地上,当这场战斗进行时,他们都在向安拉求援。你怎么能把这个和那个相比呢?指主发誓,这真是不公到了极点,不管你有多生气,指主发誓,有些愤怒是合情合理的。对伊朗那些政客的某些愤怒是正当的。无论你多么生气,两者都不是且不可能是一样的,顺便问一下,你真的认为纯洁的人啊,你认为这两人是平等的。你真的认为以色列只想摧毁伊朗,到此为止吗?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了吗?你不明白吗,伊朗之后就是这个地区每一个穆斯林大国。你真觉得那只是一片土地吗?你为他们对抗伊朗加油,就是在为你自己未来的遭遇加油。他们公然地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计划。他们想要吞并每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和区域。他们的一些地图上说大以色列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你现在看看这情况。无知的傻瓜人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在你的宗派主义中愤怒,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指主发誓,它们不是一回事,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教义上我强烈不同意。

与伊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些纠葛,但归根结底,信仰是首位的,即便它有瑕疵。而另一个,你不仅看到了不信道的人,而且是明显的不信道的人。不仅是普通的不信道的人,而是最为偏离、傲慢的不信道的人,这种不信道的人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见过了。这是法老般的不信道的人,在一边无论对方犯了什么错,你都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所以在当前的冲突中我毫不含糊地声明,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我不无条件支持伊朗,但毫无疑问,侵略者是以色列。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的不义之举确实是以色列所为。我可以在批评以色列一百万次之前,都不会去批评另一方做了什么。论我们有什么不满,而且我们确实有很多不满,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不满。我不是说要忽视它们。等事情平息下来,等一切都平静了,等我们把共同的敌人解决了再说。那么让我们坐下来,心连心地对话。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让我们看看能否解决我们内部的分歧吧。但别忘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个共同的敌人不在乎你给自己贴上苏菲萨拉菲、德班迪的标签。他们只在乎那个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只要贴着“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就不想看到。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伊斯兰帝国,任何伊斯兰土地繁荣昌盛。所以为了安拉的爱,再为了你对社区的爱放下你们那些小宗派的争吵吧。我说至少暂时,我不是说永远不管暂时明白这不是两个同样邪恶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冲突,一边是有些缺点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是的,但确实有穆斯林。而在另一边,你们有公然追随法老的信徒。你有最坏的中的最坏,两者永远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兄弟姐妹们,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观点。这场整个当前混乱的第二个现实是这就是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明显伪善和双重标准。尤其是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我们过去几十年常说这句话。每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种虚伪。但现在在最近的这几周和几个月里

那种伪善已经暴露无遗,有眼睛且愿意看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愿意看清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明显的伪善。如果以色列有权利对平民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受到攻击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按照以色列人的逻辑按照那些发动攻击的人的逻辑我们的加沙兄弟姐妹们处在更加有正义的位置上。在道德上有义务去攻击别人,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被攻击对于那些真正在攻击他们的人对于那些真正伤害过他们的人

为什么以色列能做,而反对以色列的人却不能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声音抱怨医院被炸,真是大胆妄为。他们在抱怨平民遭受了灾难。他们在抱怨楼房倒了再说,我反对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但以色列人怎么敢谈起一家医院被轰炸了呢以色列人怎么敢说起一两座民用建筑被损坏在加沙经历了18个月的持续毁灭,却得到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明确支持他们做的这种不人道的嘲笑至少有6万多名穆斯林兄弟姐妹离世了。

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以色列人却有胆量他们有那个胆子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在哪里呢?指主发誓,穆斯林们,理解这一点吧。从那个群体,从那个人群中来他们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把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去人性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眼里,穆斯林的生命连虫子都不如。他们可以杀死数百万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当他们对别人做的事情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哪怕是一点点,突然间我们听到这么多声音你可以直接引用以色列人对伊朗的批评,并用这些话反过来针对以色列自己。你可以直接从他们的政治家、领导人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中摘取言论。然后直接剪切粘贴,用它来批评那些人以色列人对最近的轰炸与加沙在过去两年所遭受的攻击相比,怎么看。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最大、最有声望的报纸二十万以色列人在2024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将近十万的兄弟姐妹已经离开了回哪儿

他们从哪里迁来的近两周有十万之多我们还没有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两周或十天里,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向机场,纷纷逃离回去。有关视频显示特拉维夫排起长队。他们都在往家跑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对比之下,我们的加沙的兄弟姐妹们却被告知会给你们成千上万美元。如果你离开,他们说,真主作证,我们哪儿也不去。

这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的伊玛尼形成对比我去了巴勒斯坦好几次了,都超过六次了。每次我去,都听到那边的兄弟姐妹们同样的情况。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生活在各城市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他们告诉我,他们从美国的锡安组织那里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兄弟,他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小房子。他给我看了那座房子。他说,有人给我开出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价码。一千万美金买耶路撒冷的一套两居室,我以真主发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绝不会卖。我绝不会卖掉本属于我的房产

对比这个与以色列人相比,谁才是那片土地真正的精神主人呢?谁的心灵依恋着那片土地一方面,一两颗炸弹落下,指主发誓,他们成千上万地跑回家。另一方面,大屠杀正在进行,他们却拒绝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这是真主赐给他们的土地。这是一片他们传承了千年的土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显的双重标准和谎言。这地到底是谁的呀当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就能看清谁的心是虔诚的,谁又因为困难而吓得逃跑。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就像在壕沟之战中,就像在乌侯德之战中就像在许多其他事件中一样艾伊沙受诬陷的事件当真主说不要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坏事,它是好事,因为你将会看到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不要以为那是对你们的坏事” 现实会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显现。

是的,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痛心,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我们也看到真理显露,人们的本性显现。就像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慌忙逃离,回到他们真正的土地上一样。比这更痛苦的是看到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统治者,不幸的是,站在了以色列那边。帮助和支持以色列轰炸穆斯林兄弟的土地唯有真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寻求安拉的保护真主作证,他们是真无耻。谁要是站在屠戮婴儿和种族灭绝帮凶的一边,对抗人民,

谁念清真言,谁向安拉(赞主超绝)祈祷我们向安拉诉苦,也向祂展示我们的实情和软弱,哦安拉,我们与任何人都无关。谁站在暴政和压迫的一边,反对公正,反对伊斯兰的子民还有最后一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人们的心智真是脆弱啊,连记忆都那么靠不住。人们的心多么健忘。在我们自己的美国,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三次对中东发动了战争。我们已经花费了天文数字般的至少七千五百亿美元。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兄弟。全世界我们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和死亡。

有一阵子我们以为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赞主清净,我们又在这里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战鼓又敲响了还是那些老套的刻板印象同样的恐吓宣传又来了我们难道没有从这25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吗?我们的国家已经乱成一团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正在土崩瓦解。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系统

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垫底了。美国在一百个国家里排在最底下的百分位。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为又一次的侵略摇旗呐喊。只有真主才能给予力量和帮助。我们的记忆去哪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看到重大反对。我们二十年前就希望能这样,但迟来总比不来强。第一次在他们内部,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说:“你认为他们是团结的,其实他们的心是分散的。”你以为他们是团结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分裂的。在他们自己人的MAGA圈子中,在他们自己人的共和党圈子中

越来越多的前辈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现实,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五、六十年的事情,但从来没在主流节目里听说过。我们从来没从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或政治家那里听说过。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实情这不是什么疯狂的阴谋论调这不是德克萨斯州的某个激进阿訇在给他的信众布道。直截了当,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亲自说的。直截了当,就像从马嘴里说出来的,当他被问到时。直截了当他说:“我来参议院的唯一原因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不需要谈论那些阴谋论。我们自己的参议员亲口背叛了这个现实他不是来保护我和你的利益的。我们是得克萨斯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选举他当议员的民众。他本应照顾我们的利益,却公开说我的首要支持来自远方的异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AIPAC 给了他 170 万块钱。

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个现实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这些人怎么敢批评伊斯兰基本原则呢?批评伊斯兰教义批评伊斯兰政权,而他自己却说我支持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主日学学到的和旧约里说的。你怎么敢嘲笑别人的极端主义,当你自己已经背叛了一种愚昧的根基主义,就连高中生都能指出现代版本的《旧约》是三千年前写的。你竟然要用一节经文来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年轻十岁的国家辩护。那个国家才刚刚60岁

七十岁,你还想引用三千年前的圣经经文。为一个政府辩护即使是那些对教义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能指出其中的荒谬之处。这种愚蠢这种人的狂热根本主义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一切的美好正在显现,潮流正在转变。兄弟姐妹们但归根结底而这一直是我的观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有信仰的穆斯林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也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正如我多次所说,首先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角色感到羞愧如果他们公然和大胆地公开宣称他们想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他们的AIPAC捐助者,基于外国国家以更好的方式,更合乎道德的方式,更仁慈的方式宣传这些观点至于我,我不想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想再看到中东地区的战争。我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我我不想再花几万亿块钱去打一场没用的海外战争了。至于我,我不想无辜地杀害任何人。我不想我们的服务人员或那边的无辜百姓死去。这些政客真是太无知了,他们居然在跟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向我的同胞们解释,这些人不代表你们。他们代表其他人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在这国家,感谢真主,有1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传播真理

我们有真理,应当如此行。潮流在变化,我们看到了,风向也在转变。灾难,防止又一次无谓的侵略并不要仅仅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民面前,要有一颗清澈的良心。在我们的社会面前,在我们的同胞面前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面前,祂会问我们做了什么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独一无二的主。我们崇拜的只有祂,我们只寻求祂的帮助。他是受压迫者的主,他听到了弱者的祈祷。

至于接下来的内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古兰经》和圣训不断教导我们,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必须始终把个人的虔诚和我们能影响的小圈子放在首位。谈论全球政治很重要。分析当前的趋势很重要。评论政治很重要。但说到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安拉之间的个人关系。然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这是真主会问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走那些人只说不做的老路了。传播出去,把真理传播给别人说到他们的行为,说到他们的拜功说到他们的仪式,说到他们的拜功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宗教的现实是,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立足当地。是的,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必须从本地做起。

所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咱们与安拉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在fitna时期,就是在压力重重的时候在灾难时期我们被教导要增加对安拉的崇拜。我们被教导要增加我们的记念、祈祷、拜功和夜拜。我们需要那个堡垒我们需要心灵的精神复兴所以第一点,鉴于这些灾难你实际上增加了对安拉的个人崇拜

第二点,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感到绝望始终要乐观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在乌侯德战役之后:当人们感到心情低落时“不要忧伤,不要悲叹,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是占优势的。”不要放弃,也不要感到软弱。乌侯德战役之后,他们感到如此绝望,而真主说:不要放弃,不要感到软弱你若真信,必获胜利。

这应该是你的态度。着眼长远我们也许看不到明天的黎明了。我们这一生可能看不到自由的巴勒斯坦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终极和平,但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世的安宁。真主意欲,我们的最终,我们尽心尽力,其余的就交给安拉了。保持积极的心态,

要乐观,然后我要提醒自己和大家的最后一点是“真主不会给任何人负担超过他能承受的。”真主不会给你们负担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你不会被问及其他人的事。“一个人的担子,不会让另一个人来承担。”你只会被问及你自己和你直接影响的范围。所以说,看到目前的这场混乱真是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看到我们堕入疯狂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是令人害怕,但真主不会问我们这些。真主会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对待你们的亲戚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兄弟和姐妹?

安拉会问我们:“你的品行怎么样?”你的影响力如何?所以看看你的小圈子,不管它有多小看看你的影响圈,然后想想我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我在其中的遗产。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社群,你的子女这是你的善行不断的施舍不要小看你在那个圈子里能对任何人做的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圈子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小圈子相互交融,构成了整个社群。如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那么,真主会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不要失去希望,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尽你最大的努力,要知道安拉会赐福并奖赏你。你的救赎取决于你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主啊,那些祈祷的,您就应答他们吧,主啊,今天不要让祈祷不被应答,主啊,请您使伊斯兰和穆斯林强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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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评论jhb97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3 次浏览 • 2023-02-23 01:23 • 来自相关话题

 


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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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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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正在压迫中国回族穆斯林和维吾尔穆斯林时,为什么伊朗政府和伊朗总统选择和魔鬼习近平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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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

新闻a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9 次浏览 • 2022-12-28 10:29 • 来自相关话题

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
 
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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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转帖)

伊斯兰书籍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3 次浏览 • 2026-01-17 01:23 • 来自相关话题

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

一月 16, 2026


      当德黑兰冬日的寒风卷起四十多年前那场革命的残灰时,人们在灰烬中看到的不再是救赎的光亮,而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这裂痕不在别处,正横亘在那个自诩为“真主代言人”的国家机器与它所牧养的万千灵魂之间。四十七载寒暑,一个民族以对伊斯兰的赤诚热忱为燃料,点燃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冲天大火,可当烟雾散去,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并未如约步入人间天国,反而跌入了一场漫长的、由宗教术语和官僚暴力编织而成的迷梦。历史的轮回在此刻显现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当绝望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国王归来”的幻象时,这绝非对旧时代的留恋,而是对现时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的一次集体性、生理性的反胃。




    这种统治的根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那些从流亡之地巴黎传回的演说中便已埋下。霍梅尼以一种极其激进且决绝的姿态,将“法基赫的监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说,人类的幸福不能仅靠教法,更需要实施教法的强权,而这个强权必须掌握在精通经典的教法学家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一次豪赌,他将那个在什叶派传统中本应在末日才回归的“隐遁伊玛目”的权威,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俗身之中。法基赫(教法学家)从此不再只是解释经典的学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带有神性光晕的监护者。在这种逻辑下,国民不再是具备独立主权和自由意志的人民,而成了需要被“监护”的未成年者。这种将国民“幼体化”的政治设计,扼杀了个人自主权和自发秩序的可能性,并在根本上摧毁了国民的责任感与尊严。

      第十二伊玛目(麦海迪)隐遁思想,本是什叶派信仰中一种超然的、终末论的力量。该派正统教义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世间不存在绝对合法的政权。乌里玛的角色是社会的道德指南针,而非舵手。这种政治上的缺席实际上保护了宗教的神圣性,使其不被世俗权力的腐败所玷污。霍梅尼的教义跃迁,将麦海迪重返人间的救世权力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乌里玛手中。这种激进的行动主义,颠覆了什叶派的底色。当教法学者从释法者变为执政者,他们就必须面对收税、战争和镇压等世俗琐事。学者掌握了坦克和银行,就不会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要成为利益的捍卫者。一旦政策失败,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政客的名声,还有那个被他们捆绑在一起的、关于“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以及“伊斯兰”的教名。

      正统什叶派在等待麦海迪时保持的政治克制,被改造成了代理人专政。在法理上,霍梅尼赋予了法基赫绝对主权。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致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的信函中,提出了“绝对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其含义是:伊斯兰政府是先知绝对权力的分支,是伊斯兰教的第一级法令,可超越次席法令。为了保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政府有权临时中止任何次席法令,包括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基本宗教义务。在一九八九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一理论被正式吸纳,并设立了“国家利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议会(通过的世俗法律)与监护委员会(捍卫沙里亚法)之间的僵局。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某项法律符合国家利益,即便它违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也可以通过。这并不是为了解决神权统治在现代化国家管理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障碍让国家利益优先,而是政权对于一个教派团体的重要性超过了宗教,将政权的存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权力逻辑是,如果政府因为严格遵守传统教法(次席法令)而面临崩溃,那么伊斯兰教本身也会随之灭亡。因此,为了保卫政权,政府可以行使绝对权力。这是一种保教必先保权的逻辑。政权不再仅仅是宗教的工具,政权本身成为了宗教存在的最高前提。为了捍卫政权,霍梅尼实际上开启了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应用。如果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礼拜和斋戒之上,那么政权的意志就成为了界定什么是“伊斯兰”的最终标准。对于伊朗统治阶层而言,失去政权意味着伊斯兰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政权的生存被赋予了神圣的绝对性,甚至可以为此牺牲教义的纯洁性。霍梅尼晚期政治思想的这一理论,是“政治伊斯兰”的顶峰,也是其异化的开始。

      但这绝对权力,最终还要交到人手上。于是,法基赫成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宪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修订进一步确立了领袖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其凌驾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上。一九八九年宪法赋予法基赫的权力,超过了一九〇六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故而法基赫制是种更彻底的极权。旧时代的国王至少承认自己是凡人,其合法性受传统或宪法的约束。而法基赫声称自己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法官、警察、军队、媒体和末日审判后的天堂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既然国家利益是由法基赫(人)定义的,且是不完美的、会修改宪法的人,那么他所实施的所谓神法和神权,在实质上就是以神之名行人之政。这个系统将真主的神圣性与行政效率的低下、贪污腐败、战争失败死死捆绑在一起,如果政府犯错,在民众眼中,就是宗教犯错。

      法基赫监护权理论,对《古兰经》中个人责任和后世审判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挑战。监护权被从家事、遗产管理和孤儿/财产看管,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该理论认为,法基赫对社会的监护如同对“未成年者”的监护,将社会成员视为在法识上无能的。这是一种极致的父权集权主义。“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一七:八五)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手中的,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中心能够掌握管理社会所需的全部信息。“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以便他们层层节制。”(四九:一三)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专长/知识,社会运行依赖于这些分散知识的互相服务,而非单一顶层的灌输。

      霍梅尼将法基赫设定为具备“睿智、管理能力和法律知识”的化身,替代社会的自发律动,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本人都被要求与个体商议(三:一五九;即便是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决策中),那么没有任何凡人中心可以声称拥有超越全体社会成员分散知识的绝对智慧。当国家将全体公民视为智力未成年或道德欠缺者时,它抹杀了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若国民被定义为“被监护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契约能力。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运作不需要公民的同意,只需要法基赫对经典的解读。这在逻辑上就斩断了权力的制衡,使得国家必然滑向独裁。《古兰经》提倡的是一个基于契约、协商和个体道德觉醒的社会,国家是辅助性的,而非全能的监护者。“他们的事务是由他们彼此协商决定的”(四二:三八),而非由单一权威绝对主宰。每个人都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二:三〇),这赋予了每个个体管理自己事务、利用自己知识的合法性。

      霍梅尼的体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来代行个人的道德裁决,对社会进行神权政治下的道德净化。强制下的善功还有价值吗?《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绝无强迫”(二:二五六)。信仰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体在面对善恶时的自主选择,倘若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从穿着、社交到礼拜——都是在法基赫的行政强制下完成的,那么这种行为在审判日还具有道德信用吗?当国家接管了道德选择权,它便削弱了个体与真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将本应属于后世的审判,提前在现世通过政治暴力的形式执行了。这是将属于真主的清算权,收归国有。“在那日”,灵魂是独立的,“各人将逃避自己的兄弟、父母和妻儿”。(八〇:三四)统治者既然不能在审判日为被统治者的罪行辩护,他们在现世便无权强行代行道德裁决。

      伊斯兰信仰强调审判日的个体性,也就是个人责任制,这一点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诚信。它是末世论基石。在审判日,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灵魂面对真主,没有人能替他人承担罪责。真主说:“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八八:二二)“你的责任只是传达,清算是我的事。”(一三:四〇)若是社会成员是因为恐惧警察而表现得虔诚,那么这种虔诚在真主面前是毫无价值的。社会成员只是在服从权力,而非顺从真主。伊斯兰的原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完成对真主的归顺的。没有自由选择余地的道德行为,不具有真正的宗教意义。

      伦理学的常识是,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产生于强制。若一种善行是由于害怕革命卫队的枪口而做出的,那么它在宗教意义上就是伪善。真主不接受人的伪善,哪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表面上再光鲜亮丽。头巾下遮盖的若是一个心里没有它的人,满大街都是黑袍又有何意义?这种政权,是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微缩版的末日审判场。它不仅惩罚人的行为,还要审查人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人类权力的最严重僭越——它剥夺了真主作为唯一审判者的绝对权威,让凡人坐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审判席上。









      伊朗虽名为“共和国”,但它与这个名词并无实质关联,而是一个披着现代共和外衣、内部却由复杂的教阶制度和军事力量严密缝合的利维坦。霍梅尼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伊斯兰这一全社会公约数,将世俗力量排挤出局,建立了一个单一维度的神权国家。尽管宪法赋予人民投票权,但通过“监护委员会”和“情报部”的多重筛选,进入选票的人选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可能的异见者。由于候选人必须忠于法基赫这一前提,所有的选举本质上都变成了效忠测试。人民发现,无论选谁,最终执行的都是法基赫的意志。伊朗人现在的怒火,正是来自这种长期的政治挫败感。

      在这个被称作“伊斯兰共和制”的迷宫里,我们见到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罕见的二元结构——民选的总统与议会,在法基赫那只无形且巨大的手掌下徒劳地跳动。这种结构性的二元分裂,使得权责不对等。民选总统和议会承担着管理国家经济、民生的责任,民众不满意会投票给他们,或上街抗议他们,但他们却没有调动关键经济资源的权力。总统无军队直接指挥权,没有司法权。总统在司法领域的唯一参与是提名司法部长,但此人选必须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司法总监推荐,再由议会投票通过。而司法部长是一个行政协调角色,非掌握实权的法官。故此,总统更像是一个被推向前台的挡箭牌,负责承接民众对物价飞涨、失业横行的怒火,而真正的决策者则隐身于“监护委员会”和“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层层幕帘之后,享受着无需负责的绝对权力。

      哈塔米当年拥有百分之七十的民意支持,掌握了总统府和议会,但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下,仍举步维艰,一事难成。真正的政治自由存在于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并提出不同替代方案的空间里,但这种公共空间在伊朗政治中已死亡。改革派试图在“伊斯兰共和制”内实现民主,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主权属于真主”且是由法基赫代行,那么“人民主权”就永远只能是次等的、被特许的权利。当民意违背了领袖意志时,民意在宪法层面就被定义为“非伊斯兰”的,从而失去了合法性。除非领袖自我革命,否则这个系统在法律框架内完全没有自我修正的可能。

      这种法基赫系统与政府系统并存的架构,不是为了国家治理,而是为了权力的永续,确保没有力量能对那座神权的孤岛构成威胁。最高领袖对权力的自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民政治生活的枯萎。别看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这可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民主政治生活,只是人民的垂死挣扎。军队向示威者开枪,说明国家还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文明。这个系统在消耗了整整两代人的热忱与才华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只剩下生存本能的官僚军事集团。









      这种制度性的内耗,最终化作了国民经济中长达四十年的大倒退。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前夕,伊朗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第九大经济体。若要对此进行一个宏观经济模拟,那么,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九年间,伊朗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七九年生产总额起始基数约为九百零四亿美元,若是能保持革命前的增长率,到二〇二六年其经济规模将达到约五点三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将超越目前的德国(约五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二〇二六年伊朗国内生产总额约为三千七百五十六亿美元。这意味着,由于战争、腐败、制裁、政策转向和资本外逃,伊朗在过去四十七年中错失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的潜在经济增长。一个资源禀赋极佳的国家,成为坐在金山上的乞丐。

      经济的数据冰冷无情,它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那些宏大叙事的脓包。他们以为只要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就能豁免于真主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所有阶层的向上流动和公平竞争。当石油红利被卷入那些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当革命卫队从一支捍卫革命的武装蜕变为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时,所谓的“伊斯兰道路”便沦为了关系至上的资本主义。神权的法衣再厚,也终究遮不住世俗权力的贪婪。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后,伊朗没收了王室、相关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大量资产。这些资产并未划归国库,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各种宗教/革命基金会。这些组织在法律地位上非常特殊,它们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不受总统、议会或审计署的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骨干基金会与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份额约占伊朗非石油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它们控制着从五星级酒店、饮料生产、汽车制造到房地产、矿业和金融服务的所有领域。仅“被压迫者基金会”一家,旗下的企业就超过四百家。这些基金会,享有税收豁免权。它们能以极低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考虑到高通胀)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政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指派给这些基金会。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要么破产,要么被迫成为这些基金会的附庸。

      哈耶克说,当国家控制资源配置时,权力就成了最赚钱的商品。在伊朗,想要获得进口许可证或参与大项目,必须通过这些基金会的“引路”。这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性腐败。精英阶层的时间不再花在提高生产率上,而是花在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上,成了亚当•斯密笔下的“食利者”。

      这些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国家机密,审计真空,它们不需要公开资产负债表。这种黑箱操作让外部投资者/国际资本根本无法评估伊朗的市场风险,而难以对其投资。还有它们的低效维持。许多亏损严重的基金会关联企业因政治背景而获得国家补贴,在那里僵而不死。虽然这些基金会号称“慈善”,但当它们亏损时,需要通过通胀或银行救助来填补。由于大量资源被这些机构占用,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解决预算缺口,这实质上是掠夺平民的财富。

      两伊战争结束后,革命卫队利用战争遗留的工程能力进行国家重建,形成“哈塔姆•安比亚”建设集团。一个拥有强制力的武装组织一旦进入经济领域,其扩张就是不可逆的。它旗下拥有超过八百家关联公司,直接雇佣约五万人,并通过分包合同间接控制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作为直接对最高领袖汇报的机构,它处于民选政府的审计之外。在项目中,它可以获得免标待遇。它控制了从原材料(水泥、钢铁、矿产)、重型机械、金融贷款到物流运输的整条供应线。即便一个小的私营建筑商拿到了一份合同,它最终也可能不得不从哈塔姆•安比亚旗下的公司采购钢材,或租用其设备。这就像是一种经济体系的封建制,全国的建筑行业都在为哈塔姆•安比亚这一“领主”打工。它还是伊朗最大的油气承包商,并通过控制油气田开发掌握了国家的外汇命脉。另外,几乎所有连接主要港口、矿山的铁路、公路以及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都由它控制。

      哈塔姆•安比亚的存在,使寻租取代了生产。伊朗最聪明的人才不再想通过技术创新致富,而是想方设法进入该系统或成为其政治掮客,社会阶层由是固化为权贵与被剥夺者。当私营企业家发现无论自己多努力,都无法在基建领域拿到合同时,资本就会外逃,流向迪拜、土耳其或西方。严重的经济压力,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伊朗是全球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缺乏竞争压力,哈塔姆•安比亚负责的项目往往工期滞后、预算超支,但没有机构能对其问责。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它在政治上支持最强硬、最闭关锁国的政策。伊朗政权由于其外交对抗性,导致其被排除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因为一旦伊朗回归正常的国际市场和公平竞争,哈塔姆•安比亚这种低效的垄断怪兽将崩溃。

      若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的固化,即便外部制裁解除,其内部的结构性腐败也将继续让这个国家在经济溃败的路上徘徊。权力披上神圣的外衣,贪婪获得免于监督的豁免权。国家形成以宗教学者和军方为核心的新权贵阶层,最优质的资本流向他们。体制建立在对领袖的道德信任而非对权力的监督之上,使其失去纠错能力。拉夫桑贾尼尝试过经济自由化,最终失败了。对这些集团来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特权的丧失。任何改革只要触及到权力分配,就会被冠以“危害伊斯兰”的名义被终止。这种国家主义经济,使政权并不像正常国家那样依赖纳税人、尊重纳税人。这让统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可以无视民意,转而通过补贴和价格管制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这种以神圣名义进行的掠夺,比单纯的世俗腐败更令人齿冷。它以真主的名义,掏空民众口袋。

      伊朗的贫困不仅是没钱,更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一个年轻人没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没有质疑权力的自由,他的经济创造力必然枯萎,国家利益集团的固化亦永远不会被打破。伊斯兰教义中所强调的“自由意志”,既是伊斯兰末日审判逻辑的基石,亦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活力源于千万个体的自由选择。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和公平的交换。一个真正繁荣的穆斯林社会,应是自由个体的联合。在那里,信仰是个人灵魂的指南,而市场与法治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时,社会财富才会增长。









      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

      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名字往往承载着最高的期许。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群众是最不该走上街头的。它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且是由什叶派宗教领袖统治的国家。——另有百分之九的逊尼派穆斯林。对于由最高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信仰帝国,当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这种抗议意味着什么?国家基于法基赫监护的政治制度,使政治和宗教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反国家领袖,就等同于反宗教本身。这与逊尼派社会不同。在由逊尼派穆斯林构成的国家,反对国家领袖,就是单纯的反对国家领袖,这与人们的信仰并无直接关联。在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社会,反对国家领袖,则几乎等同于将宗教一同反了。现在,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人们走上街头高呼:“毛拉下台”“推翻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独裁者去死”“这是最后一战”,因而是反的较为彻底的了。

      一位走上街头的女士说:“绝望是推动抗议活动的根源。”货币贬值,粮油飙涨。“我们现在生活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悬在空中,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也没有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目标。这里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该国通膨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食品价格涨百分之七十二,医疗用品涨百分之五十。货币贬值为废纸,政府又宣布要在三月份(伊朗新年)调高税收,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伊朗,批评政府是死罪。现在民不畏死走上街头——据报道这次他们已杀害了至少三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见生活是多么的水深火热。曾夺得伊朗足球联赛冠军的前中场球员莫杰塔巴•托尔希兹,将两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看后,于当晚与妻子一同走上街头,据多方消息称,两人遭到安全部队开枪射击,当场身亡。人们在抗议中呼喊“国王归来”,这是幻灭后的退却。这退却,是一种决绝的切割。这怀旧式的反抗,说明现在的压迫如此沉重,以至于连旧时代的枷锁都显得轻盈。

      最深的亵渎,莫过于以神圣之名,行奴役之事。

      当宗教术语被高频率地用于解释平庸琐碎甚至卑劣的政治决策时,宗教符号的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若是每一场失败的经济政策都冠以“真主的意欲”,每一项打压异己的行动都引用经文,那么这些高贵的词汇在普通人耳中就会产生语义饱和,最终导致厌恶。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的超越性。当宗教下场管理垃圾分类、税收和治安时,它就失去了那种指引灵魂的威严感,沦为一种平庸且令人疲惫的行政手段,使其神圣性消解。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化身”,但其世俗统治却充满腐败与压迫时,国民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不信任,会是一场深层的心理断裂。人们发现标榜神圣的统治比世俗的统治更贪婪、更残酷、更反复无常时,他们会对这“神圣”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

      这种体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在国民心中挖掘了一座埋葬信仰的深坑。它让整整一代人把宗教等同于专制和腐败。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反向宣教。它让一个原本虔诚的民族经历了一场最激进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不是源于科学主义、现代主义,而是源于权力虚伪性。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代表真主,那么它所有的腐败、无能与暴力,都会在公众心中转化为对神圣本身的怀疑。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政权是神圣正义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面对的是飞涨的物价、严重的贫富差距、腐败和权力的傲慢。如果是一个世俗政权,国民可以骂政府无能;但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政府就是宗教的代言人。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认知失调,国民往往无法只攻击政府,而会连带攻击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石——宗教本身。结果是,这种失调导致了心理上的彻底切割。许多伊朗年轻人选择完全抛弃宗教身份,以此维持心理的连贯性。

      近年来的多项独立民调和学术研究,反映了伊朗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反向世俗化”趋势。根据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研究机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组织”的数据,在二〇二〇年的调研中,仅有约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明确认同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约百分之四十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有生之年失去了宗教信仰;约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访者支持政教分离,反对将教法等同于国家法律;约百分之六十的伊朗人表示他们不再进行每日礼拜;约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反对强制佩戴头巾,这一比例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青年中更高。民调显示,许多清真寺礼拜的日常参与人数寥寥无几,宗教活动更多地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政治仪式,不再是民间自发的虔诚表达。当宗教被固化为一套官僚指令时,它失去了感召生命的力量。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的“逆反理论”,当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恢复这种自由,通常表现为做出与要求相反的行为。当戴头巾、礼拜、斋戒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强制,这些原本神圣的仪式就从灵魂的归宿异化成政治的束缚。这导致人们,在公共场合维持最低限度的服从,在私人场合则极度追求世俗化的生活,以此作为对权力侵入私生活的心理报复。

      伊斯兰信仰,在政治的泥潭里被弄脏了。

      任何试图在现世建立完美社会的政治尝试,最终都会走向地狱。这是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肉身能承受得起神权的力量,也没有一种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能保持圣洁。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这种典型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预设了一种“完美的人”统治国家,并通过国家暴力去改造国民。这种政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承认自己会犯错。因为它宣称代表真主,所以任何政策失败都被归咎于敌人的破坏或民众的不虔诚。但最终,这种改造只收获了表面的顺从,摧毁了内在的灵魂。它只能制造出满身创伤、信仰崩塌的国民。

      伊本•赫尔敦几乎预言了伊朗的现状,他的“阿萨比亚”(社会凝聚力)理论认为,宗教能给群体带来最强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在建立政权后迅速异化。当统治者从信仰的保卫者变为资源的垄断者,原本的宗教热忱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现在的伊朗,用伊本•赫尔敦的话来说,是处于“王朝末期”。在幻灭的烟尘中,我们听到了权力的黄昏里发出的阵阵枯竭声。在这场退却的终点,未必是旧王朝的复辟,但一定是对那种自封为“监护者”的全能主义独裁统治的掘墓。这是一个在深重忧虑中观察历史的人所见到的。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马迎昌老师阅后附文——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新鲜的事物,因为人性(人类的共性)是相同的,如果说人类群体制度选择中,最优的制度是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施展的制度,那么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政治史中被证明最优的(或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认识了天启宗教的本质,宪政民主制度则是最能突显宗教精神的,因为在宪政民主制中,才真正体现了人间所有权力的相对性、有限性,而人人平等的社会游戏规则,则真正能让个人真心地去真信、真顺服心中的信仰,或是真不信、真自主,不过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只要遵循法律就行(常道)。反之所有的极权、独裁、专治体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神的名义,骨子里包装的都是以独裁者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的利益与野心和私欲。因为这类体制中的神权,本质上是伪神权,因为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权力包罗天地,而祂恰恰是要人来当大地上的代治者,祂派遣的先知们所传达的正道,正是要人们在信仰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地去践行祂的教诲,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强迫,都已剥夺了顺从善功的意义,而人们对民意法律的执行,也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伪神权独裁专治者的邪恶,往往胜过世俗的极权者,因为它有所谓的“神权”外衣的包装,对有些奴才更有欺骗和诱惑性,而同时这层外衣与名号之下事实上产生的暴虐与恶劣,恰恰让不能深入思考者,对宗教产生笼统的恶感与反叛、唾弃。李云飞老师的这篇深度好文,揭开了种种迷雾,推荐圈友细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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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幻灭后的退却

一月 16, 2026


      当德黑兰冬日的寒风卷起四十多年前那场革命的残灰时,人们在灰烬中看到的不再是救赎的光亮,而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这裂痕不在别处,正横亘在那个自诩为“真主代言人”的国家机器与它所牧养的万千灵魂之间。四十七载寒暑,一个民族以对伊斯兰的赤诚热忱为燃料,点燃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冲天大火,可当烟雾散去,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并未如约步入人间天国,反而跌入了一场漫长的、由宗教术语和官僚暴力编织而成的迷梦。历史的轮回在此刻显现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当绝望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国王归来”的幻象时,这绝非对旧时代的留恋,而是对现时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的一次集体性、生理性的反胃。




    这种统治的根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那些从流亡之地巴黎传回的演说中便已埋下。霍梅尼以一种极其激进且决绝的姿态,将“法基赫的监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说,人类的幸福不能仅靠教法,更需要实施教法的强权,而这个强权必须掌握在精通经典的教法学家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一次豪赌,他将那个在什叶派传统中本应在末日才回归的“隐遁伊玛目”的权威,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俗身之中。法基赫(教法学家)从此不再只是解释经典的学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带有神性光晕的监护者。在这种逻辑下,国民不再是具备独立主权和自由意志的人民,而成了需要被“监护”的未成年者。这种将国民“幼体化”的政治设计,扼杀了个人自主权和自发秩序的可能性,并在根本上摧毁了国民的责任感与尊严。

      第十二伊玛目(麦海迪)隐遁思想,本是什叶派信仰中一种超然的、终末论的力量。该派正统教义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世间不存在绝对合法的政权。乌里玛的角色是社会的道德指南针,而非舵手。这种政治上的缺席实际上保护了宗教的神圣性,使其不被世俗权力的腐败所玷污。霍梅尼的教义跃迁,将麦海迪重返人间的救世权力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乌里玛手中。这种激进的行动主义,颠覆了什叶派的底色。当教法学者从释法者变为执政者,他们就必须面对收税、战争和镇压等世俗琐事。学者掌握了坦克和银行,就不会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要成为利益的捍卫者。一旦政策失败,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政客的名声,还有那个被他们捆绑在一起的、关于“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以及“伊斯兰”的教名。

      正统什叶派在等待麦海迪时保持的政治克制,被改造成了代理人专政。在法理上,霍梅尼赋予了法基赫绝对主权。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致时任总统哈梅内伊的信函中,提出了“绝对教法学家统治”的概念,其含义是:伊斯兰政府是先知绝对权力的分支,是伊斯兰教的第一级法令,可超越次席法令。为了保护伊斯兰国家的利益,政府有权临时中止任何次席法令,包括礼拜、斋戒和朝觐等基本宗教义务。在一九八九年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一理论被正式吸纳,并设立了“国家利益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解决议会(通过的世俗法律)与监护委员会(捍卫沙里亚法)之间的僵局。如果该委员会认为某项法律符合国家利益,即便它违背传统的伊斯兰教义也可以通过。这并不是为了解决神权统治在现代化国家管理中遇到的实际法律障碍让国家利益优先,而是政权对于一个教派团体的重要性超过了宗教,将政权的存续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这种权力逻辑是,如果政府因为严格遵守传统教法(次席法令)而面临崩溃,那么伊斯兰教本身也会随之灭亡。因此,为了保卫政权,政府可以行使绝对权力。这是一种保教必先保权的逻辑。政权不再仅仅是宗教的工具,政权本身成为了宗教存在的最高前提。为了捍卫政权,霍梅尼实际上开启了伊斯兰教法的世俗化应用。如果国家利益可以凌驾于礼拜和斋戒之上,那么政权的意志就成为了界定什么是“伊斯兰”的最终标准。对于伊朗统治阶层而言,失去政权意味着伊斯兰革命的彻底失败。因此,政权的生存被赋予了神圣的绝对性,甚至可以为此牺牲教义的纯洁性。霍梅尼晚期政治思想的这一理论,是“政治伊斯兰”的顶峰,也是其异化的开始。

      但这绝对权力,最终还要交到人手上。于是,法基赫成了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宪法第五十七条和第一百一十条的修订进一步确立了领袖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其凌驾于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之上。一九八九年宪法赋予法基赫的权力,超过了一九〇六年宪法赋予国王的权力,故而法基赫制是种更彻底的极权。旧时代的国王至少承认自己是凡人,其合法性受传统或宪法的约束。而法基赫声称自己是真主在人间的代理人,法官、警察、军队、媒体和末日审判后的天堂都掌握在一个人手中。但既然国家利益是由法基赫(人)定义的,且是不完美的、会修改宪法的人,那么他所实施的所谓神法和神权,在实质上就是以神之名行人之政。这个系统将真主的神圣性与行政效率的低下、贪污腐败、战争失败死死捆绑在一起,如果政府犯错,在民众眼中,就是宗教犯错。

      法基赫监护权理论,对《古兰经》中个人责任和后世审判的信仰构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挑战。监护权被从家事、遗产管理和孤儿/财产看管,扩大到整个国家机器。该理论认为,法基赫对社会的监护如同对“未成年者”的监护,将社会成员视为在法识上无能的。这是一种极致的父权集权主义。“你们只获得很少的知识。”(一七:八五)社会的知识是分散在每一个个体手中的,没有任何一个所谓中心能够掌握管理社会所需的全部信息。“我使他们彼此相差若干级,以便他们层层节制。”(四九:一三)社会成员拥有不同的专长/知识,社会运行依赖于这些分散知识的互相服务,而非单一顶层的灌输。

      霍梅尼将法基赫设定为具备“睿智、管理能力和法律知识”的化身,替代社会的自发律动,是哈耶克所说的“致命的自负”。先知(愿主赐他平安)本人都被要求与个体商议(三:一五九;即便是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决策中),那么没有任何凡人中心可以声称拥有超越全体社会成员分散知识的绝对智慧。当国家将全体公民视为智力未成年或道德欠缺者时,它抹杀了自发秩序的可能性。若国民被定义为“被监护者”,那么他们就失去了契约能力。这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运作不需要公民的同意,只需要法基赫对经典的解读。这在逻辑上就斩断了权力的制衡,使得国家必然滑向独裁。《古兰经》提倡的是一个基于契约、协商和个体道德觉醒的社会,国家是辅助性的,而非全能的监护者。“他们的事务是由他们彼此协商决定的”(四二:三八),而非由单一权威绝对主宰。每个人都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二:三〇),这赋予了每个个体管理自己事务、利用自己知识的合法性。

      霍梅尼的体制试图通过国家机器来代行个人的道德裁决,对社会进行神权政治下的道德净化。强制下的善功还有价值吗?《古兰经》明确指出:“宗教绝无强迫”(二:二五六)。信仰的核心价值在于个体在面对善恶时的自主选择,倘若一个人的所有行为——从穿着、社交到礼拜——都是在法基赫的行政强制下完成的,那么这种行为在审判日还具有道德信用吗?当国家接管了道德选择权,它便削弱了个体与真主之间的直接联系,将本应属于后世的审判,提前在现世通过政治暴力的形式执行了。这是将属于真主的清算权,收归国有。“在那日”,灵魂是独立的,“各人将逃避自己的兄弟、父母和妻儿”。(八〇:三四)统治者既然不能在审判日为被统治者的罪行辩护,他们在现世便无权强行代行道德裁决。

      伊斯兰信仰强调审判日的个体性,也就是个人责任制,这一点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诚信。它是末世论基石。在审判日,每个人都是作为独立的灵魂面对真主,没有人能替他人承担罪责。真主说:“你当教诲,你只是教诲(他们的),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八八:二二)“你的责任只是传达,清算是我的事。”(一三:四〇)若是社会成员是因为恐惧警察而表现得虔诚,那么这种虔诚在真主面前是毫无价值的。社会成员只是在服从权力,而非顺从真主。伊斯兰的原则,是通过个人自由意志完成对真主的归顺的。没有自由选择余地的道德行为,不具有真正的宗教意义。

      伦理学的常识是,没有任何道德价值可以产生于强制。若一种善行是由于害怕革命卫队的枪口而做出的,那么它在宗教意义上就是伪善。真主不接受人的伪善,哪怕“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表面上再光鲜亮丽。头巾下遮盖的若是一个心里没有它的人,满大街都是黑袍又有何意义?这种政权,是试图在人间建立一个微缩版的末日审判场。它不仅惩罚人的行为,还要审查人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人类权力的最严重僭越——它剥夺了真主作为唯一审判者的绝对权威,让凡人坐在了本不属于他的审判席上。









      伊朗虽名为“共和国”,但它与这个名词并无实质关联,而是一个披着现代共和外衣、内部却由复杂的教阶制度和军事力量严密缝合的利维坦。霍梅尼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和伊斯兰这一全社会公约数,将世俗力量排挤出局,建立了一个单一维度的神权国家。尽管宪法赋予人民投票权,但通过“监护委员会”和“情报部”的多重筛选,进入选票的人选已经预先排除了任何可能的异见者。由于候选人必须忠于法基赫这一前提,所有的选举本质上都变成了效忠测试。人民发现,无论选谁,最终执行的都是法基赫的意志。伊朗人现在的怒火,正是来自这种长期的政治挫败感。

      在这个被称作“伊斯兰共和制”的迷宫里,我们见到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罕见的二元结构——民选的总统与议会,在法基赫那只无形且巨大的手掌下徒劳地跳动。这种结构性的二元分裂,使得权责不对等。民选总统和议会承担着管理国家经济、民生的责任,民众不满意会投票给他们,或上街抗议他们,但他们却没有调动关键经济资源的权力。总统无军队直接指挥权,没有司法权。总统在司法领域的唯一参与是提名司法部长,但此人选必须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的司法总监推荐,再由议会投票通过。而司法部长是一个行政协调角色,非掌握实权的法官。故此,总统更像是一个被推向前台的挡箭牌,负责承接民众对物价飞涨、失业横行的怒火,而真正的决策者则隐身于“监护委员会”和“国家紧急事务委员会”的层层幕帘之后,享受着无需负责的绝对权力。

      哈塔米当年拥有百分之七十的民意支持,掌握了总统府和议会,但在非对称的权力结构下,仍举步维艰,一事难成。真正的政治自由存在于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并提出不同替代方案的空间里,但这种公共空间在伊朗政治中已死亡。改革派试图在“伊斯兰共和制”内实现民主,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主权属于真主”且是由法基赫代行,那么“人民主权”就永远只能是次等的、被特许的权利。当民意违背了领袖意志时,民意在宪法层面就被定义为“非伊斯兰”的,从而失去了合法性。除非领袖自我革命,否则这个系统在法律框架内完全没有自我修正的可能。

      这种法基赫系统与政府系统并存的架构,不是为了国家治理,而是为了权力的永续,确保没有力量能对那座神权的孤岛构成威胁。最高领袖对权力的自负,导致行政效率的低下与国民政治生活的枯萎。别看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这可不是什么欣欣向荣的民主政治生活,只是人民的垂死挣扎。军队向示威者开枪,说明国家还不具备起码的政治文明。这个系统在消耗了整整两代人的热忱与才华后,最终变成了一个只剩下生存本能的官僚军事集团。









      这种制度性的内耗,最终化作了国民经济中长达四十年的大倒退。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前夕,伊朗的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是第九大经济体。若要对此进行一个宏观经济模拟,那么,一九六〇至一九七九年间,伊朗年均生产总值增长率为百分之九点一,一九七九年生产总额起始基数约为九百零四亿美元,若是能保持革命前的增长率,到二〇二六年其经济规模将达到约五点三万亿美元。这个水平将超越目前的德国(约五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二〇二六年伊朗国内生产总额约为三千七百五十六亿美元。这意味着,由于战争、腐败、制裁、政策转向和资本外逃,伊朗在过去四十七年中错失了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的潜在经济增长。一个资源禀赋极佳的国家,成为坐在金山上的乞丐。

      经济的数据冰冷无情,它像一把手术刀,切开了那些宏大叙事的脓包。他们以为只要贴上“伊斯兰”的标签,就能豁免于真主的经济规律的惩罚。一个国家的繁荣,依赖于所有阶层的向上流动和公平竞争。当石油红利被卷入那些不透明的宗教基金会,当革命卫队从一支捍卫革命的武装蜕变为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财阀时,所谓的“伊斯兰道路”便沦为了关系至上的资本主义。神权的法衣再厚,也终究遮不住世俗权力的贪婪。阿克顿说,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

      在一九七九年革命后,伊朗没收了王室、相关资本家及“反革命分子”的大量资产。这些资产并未划归国库,而是交给了新成立的各种宗教/革命基金会。这些组织在法律地位上非常特殊,它们直接向最高领袖汇报,不受总统、议会或审计署的监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骨干基金会与革命卫队控制的经济份额约占伊朗非石油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它们控制着从五星级酒店、饮料生产、汽车制造到房地产、矿业和金融服务的所有领域。仅“被压迫者基金会”一家,旗下的企业就超过四百家。这些基金会,享有税收豁免权。它们能以极低甚至是负的实际利率(考虑到高通胀)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政府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会直接指派给这些基金会。这种不公平竞争导致真正的私人企业家要么破产,要么被迫成为这些基金会的附庸。

      哈耶克说,当国家控制资源配置时,权力就成了最赚钱的商品。在伊朗,想要获得进口许可证或参与大项目,必须通过这些基金会的“引路”。这导致了严重的系统性腐败。精英阶层的时间不再花在提高生产率上,而是花在政治游说和权钱交易上,成了亚当•斯密笔下的“食利者”。

      这些基金会的财务状况是国家机密,审计真空,它们不需要公开资产负债表。这种黑箱操作让外部投资者/国际资本根本无法评估伊朗的市场风险,而难以对其投资。还有它们的低效维持。许多亏损严重的基金会关联企业因政治背景而获得国家补贴,在那里僵而不死。虽然这些基金会号称“慈善”,但当它们亏损时,需要通过通胀或银行救助来填补。由于大量资源被这些机构占用,政府只能通过印钞来解决预算缺口,这实质上是掠夺平民的财富。

      两伊战争结束后,革命卫队利用战争遗留的工程能力进行国家重建,形成“哈塔姆•安比亚”建设集团。一个拥有强制力的武装组织一旦进入经济领域,其扩张就是不可逆的。它旗下拥有超过八百家关联公司,直接雇佣约五万人,并通过分包合同间接控制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作为直接对最高领袖汇报的机构,它处于民选政府的审计之外。在项目中,它可以获得免标待遇。它控制了从原材料(水泥、钢铁、矿产)、重型机械、金融贷款到物流运输的整条供应线。即便一个小的私营建筑商拿到了一份合同,它最终也可能不得不从哈塔姆•安比亚旗下的公司采购钢材,或租用其设备。这就像是一种经济体系的封建制,全国的建筑行业都在为哈塔姆•安比亚这一“领主”打工。它还是伊朗最大的油气承包商,并通过控制油气田开发掌握了国家的外汇命脉。另外,几乎所有连接主要港口、矿山的铁路、公路以及边境贸易口岸的建设,都由它控制。

      哈塔姆•安比亚的存在,使寻租取代了生产。伊朗最聪明的人才不再想通过技术创新致富,而是想方设法进入该系统或成为其政治掮客,社会阶层由是固化为权贵与被剥夺者。当私营企业家发现无论自己多努力,都无法在基建领域拿到合同时,资本就会外逃,流向迪拜、土耳其或西方。严重的经济压力,导致人才大量流失。伊朗是全球人才流失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因为缺乏竞争压力,哈塔姆•安比亚负责的项目往往工期滞后、预算超支,但没有机构能对其问责。为了维持其经济霸权,它在政治上支持最强硬、最闭关锁国的政策。伊朗政权由于其外交对抗性,导致其被排除在全球分工体系之外。因为一旦伊朗回归正常的国际市场和公平竞争,哈塔姆•安比亚这种低效的垄断怪兽将崩溃。

      若不打破这种利益集团的固化,即便外部制裁解除,其内部的结构性腐败也将继续让这个国家在经济溃败的路上徘徊。权力披上神圣的外衣,贪婪获得免于监督的豁免权。国家形成以宗教学者和军方为核心的新权贵阶层,最优质的资本流向他们。体制建立在对领袖的道德信任而非对权力的监督之上,使其失去纠错能力。拉夫桑贾尼尝试过经济自由化,最终失败了。对这些集团来说,真正的市场经济意味着特权的丧失。任何改革只要触及到权力分配,就会被冠以“危害伊斯兰”的名义被终止。这种国家主义经济,使政权并不像正常国家那样依赖纳税人、尊重纳税人。这让统治者产生了一种错觉,他们可以无视民意,转而通过补贴和价格管制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稳定。这种以神圣名义进行的掠夺,比单纯的世俗腐败更令人齿冷。它以真主的名义,掏空民众口袋。

      伊朗的贫困不仅是没钱,更是一种权利的贫困。一个年轻人没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没有质疑权力的自由,他的经济创造力必然枯萎,国家利益集团的固化亦永远不会被打破。伊斯兰教义中所强调的“自由意志”,既是伊斯兰末日审判逻辑的基石,亦是社会繁荣的必要条件。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生命体,其活力源于千万个体的自由选择。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和公平的交换。一个真正繁荣的穆斯林社会,应是自由个体的联合。在那里,信仰是个人灵魂的指南,而市场与法治是社会运作的基石。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身利益时,社会财富才会增长。









      伊朗人再次走上街头。

      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名字往往承载着最高的期许。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群众是最不该走上街头的。它是什叶派穆斯林人口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且是由什叶派宗教领袖统治的国家。——另有百分之九的逊尼派穆斯林。对于由最高宗教领袖直接领导的信仰帝国,当人们走上街头抗议时,这种抗议意味着什么?国家基于法基赫监护的政治制度,使政治和宗教紧密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反国家领袖,就等同于反宗教本身。这与逊尼派社会不同。在由逊尼派穆斯林构成的国家,反对国家领袖,就是单纯的反对国家领袖,这与人们的信仰并无直接关联。在政教合一的什叶派社会,反对国家领袖,则几乎等同于将宗教一同反了。现在,示威潮席卷全境三十一省,人们走上街头高呼:“毛拉下台”“推翻赛义德•阿里(哈梅内伊)”“独裁者去死”“这是最后一战”,因而是反的较为彻底的了。

      一位走上街头的女士说:“绝望是推动抗议活动的根源。”货币贬值,粮油飙涨。“我们现在生活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她说。“我觉得自己像悬在空中,既没有翅膀可以飞翔,也没有希望在这里实现我的目标。这里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忍受。”该国通膨率较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其中食品价格涨百分之七十二,医疗用品涨百分之五十。货币贬值为废纸,政府又宣布要在三月份(伊朗新年)调高税收,这点燃了民众的怒火。在伊朗,批评政府是死罪。现在民不畏死走上街头——据报道这次他们已杀害了至少三千四百二十八人,足见生活是多么的水深火热。曾夺得伊朗足球联赛冠军的前中场球员莫杰塔巴•托尔希兹,将两个年幼的女儿托付给父母照看后,于当晚与妻子一同走上街头,据多方消息称,两人遭到安全部队开枪射击,当场身亡。人们在抗议中呼喊“国王归来”,这是幻灭后的退却。这退却,是一种决绝的切割。这怀旧式的反抗,说明现在的压迫如此沉重,以至于连旧时代的枷锁都显得轻盈。

      最深的亵渎,莫过于以神圣之名,行奴役之事。

      当宗教术语被高频率地用于解释平庸琐碎甚至卑劣的政治决策时,宗教符号的边际效用会迅速递减。若是每一场失败的经济政策都冠以“真主的意欲”,每一项打压异己的行动都引用经文,那么这些高贵的词汇在普通人耳中就会产生语义饱和,最终导致厌恶。宗教的魅力在于它的超越性。当宗教下场管理垃圾分类、税收和治安时,它就失去了那种指引灵魂的威严感,沦为一种平庸且令人疲惫的行政手段,使其神圣性消解。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是“真主的化身”,但其世俗统治却充满腐败与压迫时,国民所经历的并非简单的不信任,会是一场深层的心理断裂。人们发现标榜神圣的统治比世俗的统治更贪婪、更残酷、更反复无常时,他们会对这“神圣”产生一种生理性的厌恶。

      这种体制打着伊斯兰的旗号,在国民心中挖掘了一座埋葬信仰的深坑。它让整整一代人把宗教等同于专制和腐败。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反向宣教。它让一个原本虔诚的民族经历了一场最激进的世俗化。这种世俗化不是源于科学主义、现代主义,而是源于权力虚伪性。当一个政权宣称自己代表真主,那么它所有的腐败、无能与暴力,都会在公众心中转化为对神圣本身的怀疑。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们的政权是神圣正义的。然而,现实生活中他们面对的是飞涨的物价、严重的贫富差距、腐败和权力的傲慢。如果是一个世俗政权,国民可以骂政府无能;但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政府就是宗教的代言人。为了缓解这种巨大的认知失调,国民往往无法只攻击政府,而会连带攻击政府赖以建立的基石——宗教本身。结果是,这种失调导致了心理上的彻底切割。许多伊朗年轻人选择完全抛弃宗教身份,以此维持心理的连贯性。

      近年来的多项独立民调和学术研究,反映了伊朗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反向世俗化”趋势。根据总部位于荷兰的独立研究机构“伊朗态度分析与测量组织”的数据,在二〇二〇年的调研中,仅有约百分之三十二的受访者明确认同自己是什叶派穆斯林;约百分之四十七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有生之年失去了宗教信仰;约百分之七十三的受访者支持政教分离,反对将教法等同于国家法律;约百分之六十的伊朗人表示他们不再进行每日礼拜;约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反对强制佩戴头巾,这一比例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城市青年中更高。民调显示,许多清真寺礼拜的日常参与人数寥寥无几,宗教活动更多地变成了官方的一种政治仪式,不再是民间自发的虔诚表达。当宗教被固化为一套官僚指令时,它失去了感召生命的力量。按照社会心理学中的“逆反理论”,当个体的自由选择权受到威胁时,他们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动机去恢复这种自由,通常表现为做出与要求相反的行为。当戴头巾、礼拜、斋戒变成了国家的法律强制,这些原本神圣的仪式就从灵魂的归宿异化成政治的束缚。这导致人们,在公共场合维持最低限度的服从,在私人场合则极度追求世俗化的生活,以此作为对权力侵入私生活的心理报复。

      伊斯兰信仰,在政治的泥潭里被弄脏了。

      任何试图在现世建立完美社会的政治尝试,最终都会走向地狱。这是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肉身能承受得起神权的力量,也没有一种权力在缺乏制衡的情况下能保持圣洁。霍梅尼的“法基赫监护”这种典型的乌托邦社会工程,预设了一种“完美的人”统治国家,并通过国家暴力去改造国民。这种政权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承认自己会犯错。因为它宣称代表真主,所以任何政策失败都被归咎于敌人的破坏或民众的不虔诚。但最终,这种改造只收获了表面的顺从,摧毁了内在的灵魂。它只能制造出满身创伤、信仰崩塌的国民。

      伊本•赫尔敦几乎预言了伊朗的现状,他的“阿萨比亚”(社会凝聚力)理论认为,宗教能给群体带来最强的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在建立政权后迅速异化。当统治者从信仰的保卫者变为资源的垄断者,原本的宗教热忱就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纯粹的利己主义。现在的伊朗,用伊本•赫尔敦的话来说,是处于“王朝末期”。在幻灭的烟尘中,我们听到了权力的黄昏里发出的阵阵枯竭声。在这场退却的终点,未必是旧王朝的复辟,但一定是对那种自封为“监护者”的全能主义独裁统治的掘墓。这是一个在深重忧虑中观察历史的人所见到的。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四日







马迎昌老师阅后附文——

      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真正新鲜的事物,因为人性(人类的共性)是相同的,如果说人类群体制度选择中,最优的制度是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最大施展的制度,那么宪政民主制度就是人类政治史中被证明最优的(或最不坏的)制度,如果认识了天启宗教的本质,宪政民主制度则是最能突显宗教精神的,因为在宪政民主制中,才真正体现了人间所有权力的相对性、有限性,而人人平等的社会游戏规则,则真正能让个人真心地去真信、真顺服心中的信仰,或是真不信、真自主,不过在社会公共行为中只要遵循法律就行(常道)。反之所有的极权、独裁、专治体制,不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还是以神的名义,骨子里包装的都是以独裁者为核心的特权阶层的利益与野心和私欲。因为这类体制中的神权,本质上是伪神权,因为真正的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之权力包罗天地,而祂恰恰是要人来当大地上的代治者,祂派遣的先知们所传达的正道,正是要人们在信仰的前提下自由、自愿地去践行祂的教诲,在这里任何形式的强迫,都已剥夺了顺从善功的意义,而人们对民意法律的执行,也在于保障每一个人的自由。伪神权独裁专治者的邪恶,往往胜过世俗的极权者,因为它有所谓的“神权”外衣的包装,对有些奴才更有欺骗和诱惑性,而同时这层外衣与名号之下事实上产生的暴虐与恶劣,恰恰让不能深入思考者,对宗教产生笼统的恶感与反叛、唾弃。李云飞老师的这篇深度好文,揭开了种种迷雾,推荐圈友细读!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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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VS 以色列,作为普通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古兰经给出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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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ir Qadhi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穆斯林学者和神学家。他是美国伊斯兰神学院的院长和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东普莱诺伊斯兰中心的常驻学者。他曾担任 AlMaghrib 学院的院长,并在罗德学院的宗教研究系任教。他目前担任北美 Fiqh 委员会主席。 卡迪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休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然后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圣训和伊斯兰神学。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要研究 Ibn Taymiyyah 的著作。卡迪撰写了有关伊斯兰教和当代穆斯林问题的书籍并发表了广泛的演讲,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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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 历史的十字路口: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在咫尺,我们该何去何从? 
02:15 谁该发声,谁该沉默?伊斯兰给出答案:每个人都有立场,但不是每个人都应发言。信仰与分寸的界限,在此刻尤为重要。 
03:36 “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邪恶?” 网络上充斥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甚至“两者皆为邪魔”的论调。但真相远比你想象的更为复杂。从信仰的根源剖析,为何将两者划上等号是致命的错误。 
04:30 回归经典:信仰中的真理比政治更永恒。这场冲突的结局,不在时政频道,而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智慧中。
 07:55 当正义被仇恨蒙蔽:你敢对你的敌人保持公正吗?《古兰经》的教诲振聋发聩:“绝不要因为憎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 在滔天仇恨面前,你还能守住灵魂深处那份对公正的敬畏吗? 
09:00 面对战争,我们只有一个庇护所,在硝烟和混乱中,唯一值得依靠的,不是武器,而是真主的保护与引导。 
11:03 看清真相:一边是有瑕疵的信仰,另一边是法老般的暴行!一边是诵读着《古兰经》、向着真主叩头的穆斯林同胞,尽管他们有万般过错;另一边是摧毁每一所医院、饿死数万儿童、民众为屠杀欢呼的政权。你真的认为他们是一样的吗? 
11:15 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只是表象,这是一场长期战略对决,关系的不只是中东,而是世界未来格局。 
15:49 虚伪的巅峰对决:谁是土地真正的主人?谁又是仓皇逃窜的懦夫? 
20:15 不只是以色列问题,耶路撒冷不只是地理,更是精神高地——攻守之间,是文明的较量。 
21:50 最可悲的背叛:穆斯林的统治者,为何向屠夫卑躬屈膝? 
24:03 美国国会议员在镜头前公然承认,他进入国会的首要目的不是为选民服务,而是为了效忠一个外国。 
29:41 最重要的战场,不在远方,而在你与真主的关系中,在你对家人的关爱里,在你自己的每一次祈祷和善行中。
 
该演讲的中文翻译文字稿:
 
人们的记忆是多么脆弱人们的记忆怎么这么浅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三次出征中东。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著名的学者哈菲兹·本·哈哲尔他说道“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言,会说一些奇怪和离谱的话。我坚定地主张人们要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在安拉赋予我们的才能和知识上深耕细作不要在他们专长的领域之外发表意见想象一下,要是看病抓药都得听街坊邻居,那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我们谈论当前的时事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的现实时当我们谈论世界上发生的复杂问题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没有受过地缘政治学的训练。我的专长是对伊斯兰经典的学习。所以,在这次演讲中当我尝试对这些现实发表评论时我会尽力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真主意欲,聊聊那些我有资格谈论的事情。

什么是伊斯兰的经典理解,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因为我坚信,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我们可以回归《古兰经》和圣行我们可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从中学到教训、智慧和道德。让我们成为有信仰之人,我们的信仰在每个时刻都在塑造我们。每一场危机,每一种情感的真实体验我们归向我们的信仰,归向我们的宗教,归向我们的主。我们从中推导出智慧和益处所以,我今天在谈论当前的时事的时候

我会尽力避免涉足我不该涉足的领域。话说到这,无意引起恐慌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现在距离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比过去6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近。如果,真主禁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向安拉求助,祈求远离这样的事情。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冲突。这不仅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现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个。全球政治规范的混乱,虚假信息的泛滥网上煽动冲突,太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之间的持续战争。我为我的直率道歉,我要在这里实话实说。但情况所迫通常,我不这么具体地说。但情况要求我们具体一点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网上现在有很多讨论。在当前的冲突中,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呢?一方面,有以色列;另一方面,有伊朗。毫无疑问,从神学上和政治上来说

我们逊尼穆斯林确实和伊朗有分歧。有些分歧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原因网上和公共媒体上有些人在说,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都是邪恶的。伊朗和以色列,按他们说的,都是邪恶的帝国。所以他们说,保持中立是我们穆斯林的义务。当他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时我也必须引入伊斯兰的观点,来表达我的看法。其他人甚至走得更远了。我亲耳从网上听到过,世界各地的著名教长们的在线采访,他们这样说。

“在安拉看来,这些人心中没有信仰,依我之见”实际上他们因为对伊朗的仇恨和愤怒,转而为以色列加油打气那么我们应有的立场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可以讲很多,但时间有限。但让我和你们分享我的见解和认知吧。这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要接受它,还是要放弃它。我在这一块儿,也就是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派问题上,算是有些钻研。如果咱们单从教义上,或者说信仰上来看,逊尼派和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已经谈过这些分歧,并且做了完整的讲座。

你可以上网听听看我这儿有一整个小时的讲座。与12位或12位神学家一起我坚信他们在真主和祂的使者的基本信仰上是错误的。我这么说,现在依然这么说。然而从一千二百年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的伊斯兰学者,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神学家,愿真主许可,我也是其中之一。已经一致同意,十二伊玛目派的错误不会默认使他们脱离伊斯兰教。错误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有些则没那么严重。

有偏差,但有些偏差仍在伊斯兰的范围内。他们默认被视为穆斯林兄弟姐妹。是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个人,那个个人非常隐秘。有非常不稳定的信仰,是的,你可以评价那个人的信仰。但作为默认来你这儿说他属于那个教派的人。这个群体,作为根本,作为默认,他们是你的穆斯林手足。他们信奉安拉他们相信使者(愿真主赐他平安与祝福)他们相信复生日。

他们向安拉祈祷他们做小净,封斋月他们低下头朝向克尔白的方向他们外表和内心都默认是穆斯林。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学者传统一致同意的。虽然说,他们确实有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会把他们从我们现实的社区中驱逐出去。而且我在当前冲突之前就这么说了。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课,我说过我们的分歧不应该导致宗派主义加剧。

让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吧。让我们以文明的方式彼此尊重,即使意见不同。我向我的清真寺传播仇恨有什么好处,他们向他们的清真寺传播仇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让真主在后世做裁决吧。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和睦相处,共创美好社会。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建设更好的学校。让我们即使意见不合,也不要互相仇恨和争斗。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开始前,这些观点就是我的立场。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它不仅仅是教义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坦白讲每位主流的神学家,容我直言从萨拉菲到艾什阿里,再到苏菲派,班迪斯,伊斯兰社,巴里伊比斯。主流的逊尼派共识是:伊思哈里、阿什阿里、贾法里12 拉希亚斯是穆斯林,但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你可以引用这个,这里没有什么分歧。但问题来了,这不是神学的问题。批评的人来了,他们说:“哎呀我们不仅仅是对信仰的问题有分歧

你们难道忘了他们这十年干了什么吗?他们会带来那些痛苦的战争和情况,而这些确实是他们提出的正当批评伊朗政权的具体要素,特别是哈梅内伊本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精英中有多个群体公然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上演的残酷事件。屠杀自己人民。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政治支持,根本就没有辩护的余地。叙利亚将在审判日面临真主的裁决,如果有人心里感到愤怒

或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在这件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们无法出来支持这个政权。这可以理解,但真主告诉我们:“不要因怨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坚持公道,这才是最接近敬畏的道路”这段经文是针对古莱氏人降示的。它是针对那些与穆斯林作战的人,是针对那些曾经五次企图刺杀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伊朗政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古莱什部落对穆斯林群体所做的更糟然而真主说:不要因为憎恨一个人而使你们不公。你们要秉行公正,这是敬畏的精髓。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秉行公正。所以,让我们秉行公正。伊朗的部分政客,他们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是不义之事。不应该将此观点延伸到伊朗人民的大多数身上。其中许多人与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在美国不应该为我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负责一样。普通的伊朗穆斯林,公民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无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愤怒扩大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9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身上。更不用说全世界大约有1亿1千5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了。不仅仅是伊朗而已对某些伊朗政客感到愤怒,然后把这个情绪推及到所有十二伊玛目派的教胞,这是极大的不公。你是怎么从这里到那里的?对那些你该生气的人生气吧。而那些政客们却站在了支持屠杀的人一边。

但即使在那愤怒之中就连那些在人性尊严上都站在同一边的人们他们残忍到泯灭了人性中最后一丝尊严,公然导致数万名儿童遭受饥饿之苦。它已经毁了每一家医院。它已经摧毁了每一所学堂。加沙的每一个清真寺,当他们的民众在为他们加油打气时每次民调都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内塔尼亚胡。普通的以色列人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加沙被屠杀时,却在叛逆和嘲讽。你没看过那些TikTok视频吗?你没见那些人吃着美食,还把这和加沙地带挨饿的人对比的梗图吗?

在那片土地上,宣礼声正在响起。在那片土地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在叩头礼拜。在那片土地上,古兰经被诵读。在那片土地上,当这场战斗进行时,他们都在向安拉求援。你怎么能把这个和那个相比呢?指主发誓,这真是不公到了极点,不管你有多生气,指主发誓,有些愤怒是合情合理的。对伊朗那些政客的某些愤怒是正当的。无论你多么生气,两者都不是且不可能是一样的,顺便问一下,你真的认为纯洁的人啊,你认为这两人是平等的。你真的认为以色列只想摧毁伊朗,到此为止吗?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了吗?你不明白吗,伊朗之后就是这个地区每一个穆斯林大国。你真觉得那只是一片土地吗?你为他们对抗伊朗加油,就是在为你自己未来的遭遇加油。他们公然地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计划。他们想要吞并每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和区域。他们的一些地图上说大以色列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你现在看看这情况。无知的傻瓜人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在你的宗派主义中愤怒,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指主发誓,它们不是一回事,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教义上我强烈不同意。

与伊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些纠葛,但归根结底,信仰是首位的,即便它有瑕疵。而另一个,你不仅看到了不信道的人,而且是明显的不信道的人。不仅是普通的不信道的人,而是最为偏离、傲慢的不信道的人,这种不信道的人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见过了。这是法老般的不信道的人,在一边无论对方犯了什么错,你都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所以在当前的冲突中我毫不含糊地声明,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我不无条件支持伊朗,但毫无疑问,侵略者是以色列。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的不义之举确实是以色列所为。我可以在批评以色列一百万次之前,都不会去批评另一方做了什么。论我们有什么不满,而且我们确实有很多不满,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不满。我不是说要忽视它们。等事情平息下来,等一切都平静了,等我们把共同的敌人解决了再说。那么让我们坐下来,心连心地对话。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让我们看看能否解决我们内部的分歧吧。但别忘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个共同的敌人不在乎你给自己贴上苏菲萨拉菲、德班迪的标签。他们只在乎那个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只要贴着“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就不想看到。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伊斯兰帝国,任何伊斯兰土地繁荣昌盛。所以为了安拉的爱,再为了你对社区的爱放下你们那些小宗派的争吵吧。我说至少暂时,我不是说永远不管暂时明白这不是两个同样邪恶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冲突,一边是有些缺点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是的,但确实有穆斯林。而在另一边,你们有公然追随法老的信徒。你有最坏的中的最坏,两者永远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兄弟姐妹们,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观点。这场整个当前混乱的第二个现实是这就是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明显伪善和双重标准。尤其是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我们过去几十年常说这句话。每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种虚伪。但现在在最近的这几周和几个月里

那种伪善已经暴露无遗,有眼睛且愿意看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愿意看清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明显的伪善。如果以色列有权利对平民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受到攻击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按照以色列人的逻辑按照那些发动攻击的人的逻辑我们的加沙兄弟姐妹们处在更加有正义的位置上。在道德上有义务去攻击别人,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被攻击对于那些真正在攻击他们的人对于那些真正伤害过他们的人

为什么以色列能做,而反对以色列的人却不能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声音抱怨医院被炸,真是大胆妄为。他们在抱怨平民遭受了灾难。他们在抱怨楼房倒了再说,我反对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但以色列人怎么敢谈起一家医院被轰炸了呢以色列人怎么敢说起一两座民用建筑被损坏在加沙经历了18个月的持续毁灭,却得到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明确支持他们做的这种不人道的嘲笑至少有6万多名穆斯林兄弟姐妹离世了。

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以色列人却有胆量他们有那个胆子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在哪里呢?指主发誓,穆斯林们,理解这一点吧。从那个群体,从那个人群中来他们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把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去人性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眼里,穆斯林的生命连虫子都不如。他们可以杀死数百万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当他们对别人做的事情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哪怕是一点点,突然间我们听到这么多声音你可以直接引用以色列人对伊朗的批评,并用这些话反过来针对以色列自己。你可以直接从他们的政治家、领导人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中摘取言论。然后直接剪切粘贴,用它来批评那些人以色列人对最近的轰炸与加沙在过去两年所遭受的攻击相比,怎么看。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最大、最有声望的报纸二十万以色列人在2024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将近十万的兄弟姐妹已经离开了回哪儿

他们从哪里迁来的近两周有十万之多我们还没有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两周或十天里,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向机场,纷纷逃离回去。有关视频显示特拉维夫排起长队。他们都在往家跑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对比之下,我们的加沙的兄弟姐妹们却被告知会给你们成千上万美元。如果你离开,他们说,真主作证,我们哪儿也不去。

这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的伊玛尼形成对比我去了巴勒斯坦好几次了,都超过六次了。每次我去,都听到那边的兄弟姐妹们同样的情况。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生活在各城市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他们告诉我,他们从美国的锡安组织那里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兄弟,他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小房子。他给我看了那座房子。他说,有人给我开出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价码。一千万美金买耶路撒冷的一套两居室,我以真主发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绝不会卖。我绝不会卖掉本属于我的房产

对比这个与以色列人相比,谁才是那片土地真正的精神主人呢?谁的心灵依恋着那片土地一方面,一两颗炸弹落下,指主发誓,他们成千上万地跑回家。另一方面,大屠杀正在进行,他们却拒绝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这是真主赐给他们的土地。这是一片他们传承了千年的土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显的双重标准和谎言。这地到底是谁的呀当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就能看清谁的心是虔诚的,谁又因为困难而吓得逃跑。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就像在壕沟之战中,就像在乌侯德之战中就像在许多其他事件中一样艾伊沙受诬陷的事件当真主说不要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坏事,它是好事,因为你将会看到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不要以为那是对你们的坏事” 现实会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显现。

是的,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痛心,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我们也看到真理显露,人们的本性显现。就像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慌忙逃离,回到他们真正的土地上一样。比这更痛苦的是看到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统治者,不幸的是,站在了以色列那边。帮助和支持以色列轰炸穆斯林兄弟的土地唯有真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寻求安拉的保护真主作证,他们是真无耻。谁要是站在屠戮婴儿和种族灭绝帮凶的一边,对抗人民,

谁念清真言,谁向安拉(赞主超绝)祈祷我们向安拉诉苦,也向祂展示我们的实情和软弱,哦安拉,我们与任何人都无关。谁站在暴政和压迫的一边,反对公正,反对伊斯兰的子民还有最后一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人们的心智真是脆弱啊,连记忆都那么靠不住。人们的心多么健忘。在我们自己的美国,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三次对中东发动了战争。我们已经花费了天文数字般的至少七千五百亿美元。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兄弟。全世界我们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和死亡。

有一阵子我们以为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赞主清净,我们又在这里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战鼓又敲响了还是那些老套的刻板印象同样的恐吓宣传又来了我们难道没有从这25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吗?我们的国家已经乱成一团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正在土崩瓦解。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系统

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垫底了。美国在一百个国家里排在最底下的百分位。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为又一次的侵略摇旗呐喊。只有真主才能给予力量和帮助。我们的记忆去哪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看到重大反对。我们二十年前就希望能这样,但迟来总比不来强。第一次在他们内部,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说:“你认为他们是团结的,其实他们的心是分散的。”你以为他们是团结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分裂的。在他们自己人的MAGA圈子中,在他们自己人的共和党圈子中

越来越多的前辈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现实,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五、六十年的事情,但从来没在主流节目里听说过。我们从来没从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或政治家那里听说过。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实情这不是什么疯狂的阴谋论调这不是德克萨斯州的某个激进阿訇在给他的信众布道。直截了当,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亲自说的。直截了当,就像从马嘴里说出来的,当他被问到时。直截了当他说:“我来参议院的唯一原因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不需要谈论那些阴谋论。我们自己的参议员亲口背叛了这个现实他不是来保护我和你的利益的。我们是得克萨斯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选举他当议员的民众。他本应照顾我们的利益,却公开说我的首要支持来自远方的异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AIPAC 给了他 170 万块钱。

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个现实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这些人怎么敢批评伊斯兰基本原则呢?批评伊斯兰教义批评伊斯兰政权,而他自己却说我支持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主日学学到的和旧约里说的。你怎么敢嘲笑别人的极端主义,当你自己已经背叛了一种愚昧的根基主义,就连高中生都能指出现代版本的《旧约》是三千年前写的。你竟然要用一节经文来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年轻十岁的国家辩护。那个国家才刚刚60岁

七十岁,你还想引用三千年前的圣经经文。为一个政府辩护即使是那些对教义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能指出其中的荒谬之处。这种愚蠢这种人的狂热根本主义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一切的美好正在显现,潮流正在转变。兄弟姐妹们但归根结底而这一直是我的观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有信仰的穆斯林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也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正如我多次所说,首先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角色感到羞愧如果他们公然和大胆地公开宣称他们想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他们的AIPAC捐助者,基于外国国家以更好的方式,更合乎道德的方式,更仁慈的方式宣传这些观点至于我,我不想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想再看到中东地区的战争。我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我我不想再花几万亿块钱去打一场没用的海外战争了。至于我,我不想无辜地杀害任何人。我不想我们的服务人员或那边的无辜百姓死去。这些政客真是太无知了,他们居然在跟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向我的同胞们解释,这些人不代表你们。他们代表其他人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在这国家,感谢真主,有1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传播真理

我们有真理,应当如此行。潮流在变化,我们看到了,风向也在转变。灾难,防止又一次无谓的侵略并不要仅仅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民面前,要有一颗清澈的良心。在我们的社会面前,在我们的同胞面前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面前,祂会问我们做了什么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独一无二的主。我们崇拜的只有祂,我们只寻求祂的帮助。他是受压迫者的主,他听到了弱者的祈祷。

至于接下来的内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古兰经》和圣训不断教导我们,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必须始终把个人的虔诚和我们能影响的小圈子放在首位。谈论全球政治很重要。分析当前的趋势很重要。评论政治很重要。但说到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安拉之间的个人关系。然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这是真主会问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走那些人只说不做的老路了。传播出去,把真理传播给别人说到他们的行为,说到他们的拜功说到他们的仪式,说到他们的拜功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宗教的现实是,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立足当地。是的,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必须从本地做起。

所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咱们与安拉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在fitna时期,就是在压力重重的时候在灾难时期我们被教导要增加对安拉的崇拜。我们被教导要增加我们的记念、祈祷、拜功和夜拜。我们需要那个堡垒我们需要心灵的精神复兴所以第一点,鉴于这些灾难你实际上增加了对安拉的个人崇拜

第二点,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感到绝望始终要乐观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在乌侯德战役之后:当人们感到心情低落时“不要忧伤,不要悲叹,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是占优势的。”不要放弃,也不要感到软弱。乌侯德战役之后,他们感到如此绝望,而真主说:不要放弃,不要感到软弱你若真信,必获胜利。

这应该是你的态度。着眼长远我们也许看不到明天的黎明了。我们这一生可能看不到自由的巴勒斯坦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终极和平,但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世的安宁。真主意欲,我们的最终,我们尽心尽力,其余的就交给安拉了。保持积极的心态,

要乐观,然后我要提醒自己和大家的最后一点是“真主不会给任何人负担超过他能承受的。”真主不会给你们负担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你不会被问及其他人的事。“一个人的担子,不会让另一个人来承担。”你只会被问及你自己和你直接影响的范围。所以说,看到目前的这场混乱真是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看到我们堕入疯狂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是令人害怕,但真主不会问我们这些。真主会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对待你们的亲戚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兄弟和姐妹?

安拉会问我们:“你的品行怎么样?”你的影响力如何?所以看看你的小圈子,不管它有多小看看你的影响圈,然后想想我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我在其中的遗产。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社群,你的子女这是你的善行不断的施舍不要小看你在那个圈子里能对任何人做的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圈子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小圈子相互交融,构成了整个社群。如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那么,真主会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不要失去希望,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尽你最大的努力,要知道安拉会赐福并奖赏你。你的救赎取决于你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主啊,那些祈祷的,您就应答他们吧,主啊,今天不要让祈祷不被应答,主啊,请您使伊斯兰和穆斯林强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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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ir Qadhi是一位巴基斯坦裔美国穆斯林学者和神学家。他是美国伊斯兰神学院的院长和德克萨斯州普莱诺市东普莱诺伊斯兰中心的常驻学者。他曾担任 AlMaghrib 学院的院长,并在罗德学院的宗教研究系任教。他目前担任北美 Fiqh 委员会主席。 卡迪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他在休斯顿大学学习化学工程,然后在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学习圣训和伊斯兰神学。他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主要研究 Ibn Taymiyyah 的著作。卡迪撰写了有关伊斯兰教和当代穆斯林问题的书籍并发表了广泛的演讲,被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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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记忆是多么脆弱人们的记忆怎么这么浅薄在我们自己的国家,美国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三次出征中东。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著名的学者哈菲兹·本·哈哲尔他说道“谁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发言,会说一些奇怪和离谱的话。我坚定地主张人们要留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在安拉赋予我们的才能和知识上深耕细作不要在他们专长的领域之外发表意见想象一下,要是看病抓药都得听街坊邻居,那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当我们谈论当前的时事当我们谈论地缘政治的现实时当我们谈论世界上发生的复杂问题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局限性,我没有受过地缘政治学的训练。我的专长是对伊斯兰经典的学习。所以,在这次演讲中当我尝试对这些现实发表评论时我会尽力安分守己,不越雷池一步。真主意欲,聊聊那些我有资格谈论的事情。

什么是伊斯兰的经典理解,以及其在现代社会的相关性因为我坚信,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什么我们可以回归《古兰经》和圣行我们可以回到《古兰经》和《圣训》从中学到教训、智慧和道德。让我们成为有信仰之人,我们的信仰在每个时刻都在塑造我们。每一场危机,每一种情感的真实体验我们归向我们的信仰,归向我们的宗教,归向我们的主。我们从中推导出智慧和益处所以,我今天在谈论当前的时事的时候

我会尽力避免涉足我不该涉足的领域。话说到这,无意引起恐慌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现在距离可能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比过去60年里的任何时候都要近。如果,真主禁止,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向安拉求助,祈求远离这样的事情。世界各地都在发生冲突。这不仅仅是乌克兰和俄罗斯的事。现在全世界都在说这个。全球政治规范的混乱,虚假信息的泛滥网上煽动冲突,太多的事情正在发生。

现在我们看到了以色列和伊朗两国之间的持续战争。我为我的直率道歉,我要在这里实话实说。但情况所迫通常,我不这么具体地说。但情况要求我们具体一点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作为逊尼派穆斯林网上现在有很多讨论。在当前的冲突中,我们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呢?一方面,有以色列;另一方面,有伊朗。毫无疑问,从神学上和政治上来说

我们逊尼穆斯林确实和伊朗有分歧。有些分歧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原因网上和公共媒体上有些人在说,伊朗和以色列一样都是邪恶的。伊朗和以色列,按他们说的,都是邪恶的帝国。所以他们说,保持中立是我们穆斯林的义务。当他们打着伊斯兰的旗号时我也必须引入伊斯兰的观点,来表达我的看法。其他人甚至走得更远了。我亲耳从网上听到过,世界各地的著名教长们的在线采访,他们这样说。

“在安拉看来,这些人心中没有信仰,依我之见”实际上他们因为对伊朗的仇恨和愤怒,转而为以色列加油打气那么我们应有的立场是什么呢像往常一样,可以讲很多,但时间有限。但让我和你们分享我的见解和认知吧。这一切都由你决定,你要接受它,还是要放弃它。我在这一块儿,也就是伊斯兰神学和伊斯兰教派问题上,算是有些钻研。如果咱们单从教义上,或者说信仰上来看,逊尼派和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之间确实存在不少分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已经谈过这些分歧,并且做了完整的讲座。

你可以上网听听看我这儿有一整个小时的讲座。与12位或12位神学家一起我坚信他们在真主和祂的使者的基本信仰上是错误的。我这么说,现在依然这么说。然而从一千二百年前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的共识是我们的伊斯兰学者,我们这些受过训练的神学家,愿真主许可,我也是其中之一。已经一致同意,十二伊玛目派的错误不会默认使他们脱离伊斯兰教。错误也是分很多种的。有些错误是严重的,有些则没那么严重。

有偏差,但有些偏差仍在伊斯兰的范围内。他们默认被视为穆斯林兄弟姐妹。是的,如果你找到一个个人,那个个人非常隐秘。有非常不稳定的信仰,是的,你可以评价那个人的信仰。但作为默认来你这儿说他属于那个教派的人。这个群体,作为根本,作为默认,他们是你的穆斯林手足。他们信奉安拉他们相信使者(愿真主赐他平安与祝福)他们相信复生日。

他们向安拉祈祷他们做小净,封斋月他们低下头朝向克尔白的方向他们外表和内心都默认是穆斯林。而这一点,是我们自己的学者传统一致同意的。虽然说,他们确实有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会把他们从我们现实的社区中驱逐出去。而且我在当前冲突之前就这么说了。当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时候我在这里讲过课,我说过我们的分歧不应该导致宗派主义加剧。

让我们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吧。让我们以文明的方式彼此尊重,即使意见不同。我向我的清真寺传播仇恨有什么好处,他们向他们的清真寺传播仇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理解。让真主在后世做裁决吧。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和睦相处,共创美好社会。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孩子们建设更好的学校。让我们即使意见不合,也不要互相仇恨和争斗。在伊朗以色列冲突开始前,这些观点就是我的立场。现在问题来了

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当它不仅仅是教义的时候。我刚才说的,坦白讲每位主流的神学家,容我直言从萨拉菲到艾什阿里,再到苏菲派,班迪斯,伊斯兰社,巴里伊比斯。主流的逊尼派共识是:伊思哈里、阿什阿里、贾法里12 拉希亚斯是穆斯林,但他们有错误的信仰。你可以引用这个,这里没有什么分歧。但问题来了,这不是神学的问题。批评的人来了,他们说:“哎呀我们不仅仅是对信仰的问题有分歧

你们难道忘了他们这十年干了什么吗?他们会带来那些痛苦的战争和情况,而这些确实是他们提出的正当批评伊朗政权的具体要素,特别是哈梅内伊本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的精英中有多个群体公然支持巴沙尔·阿萨德在叙利亚上演的残酷事件。屠杀自己人民。也门正在发生的事情,其他地方也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政治支持,根本就没有辩护的余地。叙利亚将在审判日面临真主的裁决,如果有人心里感到愤怒

或许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在这件事中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们无法出来支持这个政权。这可以理解,但真主告诉我们:“不要因怨恨一群人而放弃公道”“坚持公道,这才是最接近敬畏的道路”这段经文是针对古莱氏人降示的。它是针对那些与穆斯林作战的人,是针对那些曾经五次企图刺杀先知(愿主福安之)的人。没有什么比这更糟糕了。伊朗政权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古莱什部落对穆斯林群体所做的更糟然而真主说:不要因为憎恨一个人而使你们不公。你们要秉行公正,这是敬畏的精髓。所以我们说:让我们秉行公正。所以,让我们秉行公正。伊朗的部分政客,他们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所做的事情,是不义之事。不应该将此观点延伸到伊朗人民的大多数身上。其中许多人与自己国家的对外政策毫无关系。

就像我们在美国不应该为我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负责一样。普通的伊朗穆斯林,公民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无关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愤怒扩大到那片土地上生活的9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身上。更不用说全世界大约有1亿1千5百万什叶派穆斯林了。不仅仅是伊朗而已对某些伊朗政客感到愤怒,然后把这个情绪推及到所有十二伊玛目派的教胞,这是极大的不公。你是怎么从这里到那里的?对那些你该生气的人生气吧。而那些政客们却站在了支持屠杀的人一边。

但即使在那愤怒之中就连那些在人性尊严上都站在同一边的人们他们残忍到泯灭了人性中最后一丝尊严,公然导致数万名儿童遭受饥饿之苦。它已经毁了每一家医院。它已经摧毁了每一所学堂。加沙的每一个清真寺,当他们的民众在为他们加油打气时每次民调都显示,大多数以色列人支持内塔尼亚胡。普通的以色列人在我们的兄弟姐妹在加沙被屠杀时,却在叛逆和嘲讽。你没看过那些TikTok视频吗?你没见那些人吃着美食,还把这和加沙地带挨饿的人对比的梗图吗?

在那片土地上,宣礼声正在响起。在那片土地上,清真寺里挤满了人,在那片土地上,人们在叩头礼拜。在那片土地上,古兰经被诵读。在那片土地上,当这场战斗进行时,他们都在向安拉求援。你怎么能把这个和那个相比呢?指主发誓,这真是不公到了极点,不管你有多生气,指主发誓,有些愤怒是合情合理的。对伊朗那些政客的某些愤怒是正当的。无论你多么生气,两者都不是且不可能是一样的,顺便问一下,你真的认为纯洁的人啊,你认为这两人是平等的。你真的认为以色列只想摧毁伊朗,到此为止吗?

你是不是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判断力了吗?你不明白吗,伊朗之后就是这个地区每一个穆斯林大国。你真觉得那只是一片土地吗?你为他们对抗伊朗加油,就是在为你自己未来的遭遇加油。他们公然地说,他们想要一个更大的以色列计划。他们想要吞并每一个穆斯林的土地和区域。他们的一些地图上说大以色列包括麦加和麦地那,你现在看看这情况。无知的傻瓜人们,被仇恨蒙蔽了双眼。在你的宗派主义中愤怒,认为两者是一样的指主发誓,它们不是一回事,我这么说是因为在教义上我强烈不同意。

与伊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有些纠葛,但归根结底,信仰是首位的,即便它有瑕疵。而另一个,你不仅看到了不信道的人,而且是明显的不信道的人。不仅是普通的不信道的人,而是最为偏离、傲慢的不信道的人,这种不信道的人我们已经几千年没有见过了。这是法老般的不信道的人,在一边无论对方犯了什么错,你都不能将两者相提并论,所以在当前的冲突中我毫不含糊地声明,虽然在这场冲突中我不无条件支持伊朗,但毫无疑问,侵略者是以色列。毫无疑问,正在发生的不义之举确实是以色列所为。我可以在批评以色列一百万次之前,都不会去批评另一方做了什么。论我们有什么不满,而且我们确实有很多不满,让我们暂时放下这些不满。我不是说要忽视它们。等事情平息下来,等一切都平静了,等我们把共同的敌人解决了再说。那么让我们坐下来,心连心地对话。让我们看看能做些什么吧。

让我们看看能否解决我们内部的分歧吧。但别忘了,现在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个共同的敌人不在乎你给自己贴上苏菲萨拉菲、德班迪的标签。他们只在乎那个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只要贴着“穆斯林”的标签,他们就不想看到。他们不希望看到任何伊斯兰帝国,任何伊斯兰土地繁荣昌盛。所以为了安拉的爱,再为了你对社区的爱放下你们那些小宗派的争吵吧。我说至少暂时,我不是说永远不管暂时明白这不是两个同样邪恶的帝国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冲突,一边是有些缺点的穆斯林兄弟姐妹。

是的,但确实有穆斯林。而在另一边,你们有公然追随法老的信徒。你有最坏的中的最坏,两者永远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兄弟姐妹们,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个观点。这场整个当前混乱的第二个现实是这就是真主的恩赐,让我们再次看到了西方世界的明显伪善和双重标准。尤其是以色列和以色列的支持者们我们过去几十年常说这句话。每个有智慧的人都知道这种虚伪。但现在在最近的这几周和几个月里

那种伪善已经暴露无遗,有眼睛且愿意看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任何愿意看清事实的人都会看到,这个被称为以色列的国家明显的伪善。如果以色列有权利对平民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担心可能会受到攻击那么按照他们的逻辑,按照以色列人的逻辑按照那些发动攻击的人的逻辑我们的加沙兄弟姐妹们处在更加有正义的位置上。在道德上有义务去攻击别人,不仅仅是因为害怕被攻击对于那些真正在攻击他们的人对于那些真正伤害过他们的人

为什么以色列能做,而反对以色列的人却不能做?那些支持以色列的声音抱怨医院被炸,真是大胆妄为。他们在抱怨平民遭受了灾难。他们在抱怨楼房倒了再说,我反对伤害任何一个无辜的人。但以色列人怎么敢谈起一家医院被轰炸了呢以色列人怎么敢说起一两座民用建筑被损坏在加沙经历了18个月的持续毁灭,却得到了大多数以色列人的明确支持他们做的这种不人道的嘲笑至少有6万多名穆斯林兄弟姐妹离世了。

超过一百万人流离失所,而以色列人却有胆量他们有那个胆子说我们怎么样,我们的生活在哪里呢?指主发誓,穆斯林们,理解这一点吧。从那个群体,从那个人群中来他们不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把穆斯林、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去人性化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在他们眼里,穆斯林的生命连虫子都不如。他们可以杀死数百万的穆斯林兄弟姐妹。成千上万的穆斯林,他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是他们自己干的事,他们对别人所做的事。当他们对别人做的事情现在发生在自己身上时

哪怕是一点点,突然间我们听到这么多声音你可以直接引用以色列人对伊朗的批评,并用这些话反过来针对以色列自己。你可以直接从他们的政治家、领导人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中摘取言论。然后直接剪切粘贴,用它来批评那些人以色列人对最近的轰炸与加沙在过去两年所遭受的攻击相比,怎么看。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最大、最有声望的报纸二十万以色列人在2024年逃离了这个国家。将近十万的兄弟姐妹已经离开了回哪儿

他们从哪里迁来的近两周有十万之多我们还没有统计数据。在过去的两周或十天里,伊朗开始进行轰炸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涌向机场,纷纷逃离回去。有关视频显示特拉维夫排起长队。他们都在往家跑他们都回到自己的故乡了,对比之下,我们的加沙的兄弟姐妹们却被告知会给你们成千上万美元。如果你离开,他们说,真主作证,我们哪儿也不去。

这与我们在巴勒斯坦的兄弟姐妹们的伊玛尼形成对比我去了巴勒斯坦好几次了,都超过六次了。每次我去,都听到那边的兄弟姐妹们同样的情况。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生活在各城市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他们告诉我,他们从美国的锡安组织那里得到了一张空白支票。和我在一起的一个兄弟,他在耶路撒冷有一间小房子。他给我看了那座房子。他说,有人给我开出了超过一千万美元的价码。一千万美金买耶路撒冷的一套两居室,我以真主发誓,只要我还有口气在,绝不会卖。我绝不会卖掉本属于我的房产

对比这个与以色列人相比,谁才是那片土地真正的精神主人呢?谁的心灵依恋着那片土地一方面,一两颗炸弹落下,指主发誓,他们成千上万地跑回家。另一方面,大屠杀正在进行,他们却拒绝采取行动。为什么因为那是他们的土地这是真主赐给他们的土地。这是一片他们传承了千年的土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明显的双重标准和谎言。这地到底是谁的呀当现实摆在面前时,我们就能看清谁的心是虔诚的,谁又因为困难而吓得逃跑。还需要指出的是,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就像在壕沟之战中,就像在乌侯德之战中就像在许多其他事件中一样艾伊沙受诬陷的事件当真主说不要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坏事,它是好事,因为你将会看到你需要知道的事情。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不要以为那是对你们的坏事” 现实会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显现。

是的,看到所发生的事情确实让人痛心,但我们也要看清现实。我们也看到真理显露,人们的本性显现。就像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土地”上慌忙逃离,回到他们真正的土地上一样。比这更痛苦的是看到穆斯林国家穆斯林的统治者,不幸的是,站在了以色列那边。帮助和支持以色列轰炸穆斯林兄弟的土地唯有真主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寻求安拉的保护真主作证,他们是真无耻。谁要是站在屠戮婴儿和种族灭绝帮凶的一边,对抗人民,

谁念清真言,谁向安拉(赞主超绝)祈祷我们向安拉诉苦,也向祂展示我们的实情和软弱,哦安拉,我们与任何人都无关。谁站在暴政和压迫的一边,反对公正,反对伊斯兰的子民还有最后一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人们的心智真是脆弱啊,连记忆都那么靠不住。人们的心多么健忘。在我们自己的美国,过去20年里,我们已经三次对中东发动了战争。我们已经花费了天文数字般的至少七千五百亿美元。我们自己,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失去了成千上万的兄弟。全世界我们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和死亡。

有一阵子我们以为美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他们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但赞主清净,我们又在这里了。似曾相识的感觉又来了战鼓又敲响了还是那些老套的刻板印象同样的恐吓宣传又来了我们难道没有从这25年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吗?我们的国家已经乱成一团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正在土崩瓦解。我们的医疗,我们的教育系统

我们在教育方面已经垫底了。美国在一百个国家里排在最底下的百分位。可我们现在却在这里为又一次的侵略摇旗呐喊。只有真主才能给予力量和帮助。我们的记忆去哪儿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看到重大反对。我们二十年前就希望能这样,但迟来总比不来强。第一次在他们内部,正如真主在古兰经中所说:“你认为他们是团结的,其实他们的心是分散的。”你以为他们是团结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心是分裂的。在他们自己人的MAGA圈子中,在他们自己人的共和党圈子中

越来越多的前辈站出来,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现实,这是我们从小就知道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五、六十年的事情,但从来没在主流节目里听说过。我们从来没从一位受人尊敬的记者或政治家那里听说过。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些实情这不是什么疯狂的阴谋论调这不是德克萨斯州的某个激进阿訇在给他的信众布道。直截了当,得克萨斯州的议员亲自说的。直截了当,就像从马嘴里说出来的,当他被问到时。直截了当他说:“我来参议院的唯一原因是”我来这里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支持以色列这个国家。

我们不需要谈论那些阴谋论。我们自己的参议员亲口背叛了这个现实他不是来保护我和你的利益的。我们是得克萨斯人,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选举他当议员的民众。他本应照顾我们的利益,却公开说我的首要支持来自远方的异国,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AIPAC 给了他 170 万块钱。

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个现实现在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开的,大家可以听到,也可以看到。这些人怎么敢批评伊斯兰基本原则呢?批评伊斯兰教义批评伊斯兰政权,而他自己却说我支持这个国家的原因,是因为我在主日学学到的和旧约里说的。你怎么敢嘲笑别人的极端主义,当你自己已经背叛了一种愚昧的根基主义,就连高中生都能指出现代版本的《旧约》是三千年前写的。你竟然要用一节经文来为一个比我父亲还年轻十岁的国家辩护。那个国家才刚刚60岁

七十岁,你还想引用三千年前的圣经经文。为一个政府辩护即使是那些对教义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能指出其中的荒谬之处。这种愚蠢这种人的狂热根本主义所以一切赞美归于真主这一切的美好正在显现,潮流正在转变。兄弟姐妹们但归根结底而这一直是我的观点,对我们所有人来说。

我们作为有良心的人,有信仰的穆斯林我们作为美国的公民,也有我们的角色要扮演。正如我多次所说,首先我们不应该为这个角色感到羞愧如果他们公然和大胆地公开宣称他们想根据自己的利益来塑造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他们的AIPAC捐助者,基于外国国家以更好的方式,更合乎道德的方式,更仁慈的方式宣传这些观点至于我,我不想再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想再看到中东地区的战争。我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

至于我我不想再花几万亿块钱去打一场没用的海外战争了。至于我,我不想无辜地杀害任何人。我不想我们的服务人员或那边的无辜百姓死去。这些政客真是太无知了,他们居然在跟我们解释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会向我的同胞们解释,这些人不代表你们。他们代表其他人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参与进来我们在这国家,感谢真主,有1000万穆斯林兄弟姐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传播真理

我们有真理,应当如此行。潮流在变化,我们看到了,风向也在转变。灾难,防止又一次无谓的侵略并不要仅仅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但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人民面前,要有一颗清澈的良心。在我们的社会面前,在我们的同胞面前最重要的是在我们的主面前,祂会问我们做了什么一切赞颂归于安拉,独一无二的主。我们崇拜的只有祂,我们只寻求祂的帮助。他是受压迫者的主,他听到了弱者的祈祷。

至于接下来的内容,亲爱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们:《古兰经》和圣训不断教导我们,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无论环境多么艰难我们必须始终把个人的虔诚和我们能影响的小圈子放在首位。谈论全球政治很重要。分析当前的趋势很重要。评论政治很重要。但说到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我们与安拉之间的个人关系。然后我们的影响力范围,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社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这是真主会问我们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走那些人只说不做的老路了。传播出去,把真理传播给别人说到他们的行为,说到他们的拜功说到他们的仪式,说到他们的拜功我们没有看到他们履行他们的职责我们宗教的现实是,就像俗话说的那样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立足当地。是的,我们心系全球,但行动必须从本地做起。

所以,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事实是咱们与安拉的个人关系。事实上,在fitna时期,就是在压力重重的时候在灾难时期我们被教导要增加对安拉的崇拜。我们被教导要增加我们的记念、祈祷、拜功和夜拜。我们需要那个堡垒我们需要心灵的精神复兴所以第一点,鉴于这些灾难你实际上增加了对安拉的个人崇拜

第二点,不要失去希望不要感到绝望始终要乐观真主在古兰经中说,在乌侯德战役之后:当人们感到心情低落时“不要忧伤,不要悲叹,如果你们是信士的话,你们是占优势的。”不要放弃,也不要感到软弱。乌侯德战役之后,他们感到如此绝望,而真主说:不要放弃,不要感到软弱你若真信,必获胜利。

这应该是你的态度。着眼长远我们也许看不到明天的黎明了。我们这一生可能看不到自由的巴勒斯坦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做到我们可能看不到我们现在可能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终极和平,但我们的目标是追求安拉的喜悦和后世的安宁。真主意欲,我们的最终,我们尽心尽力,其余的就交给安拉了。保持积极的心态,

要乐观,然后我要提醒自己和大家的最后一点是“真主不会给任何人负担超过他能承受的。”真主不会给你们负担超过你们所能承受的。你不会被问及其他人的事。“一个人的担子,不会让另一个人来承担。”你只会被问及你自己和你直接影响的范围。所以说,看到目前的这场混乱真是让人感到非常沮丧。看到我们堕入疯狂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真是令人害怕,但真主不会问我们这些。真主会问我们:“你们是如何对待你们的亲戚的?”你怎么对待你的兄弟和姐妹?

安拉会问我们:“你的品行怎么样?”你的影响力如何?所以看看你的小圈子,不管它有多小看看你的影响圈,然后想想我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我在其中的遗产。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社群,你的子女这是你的善行不断的施舍不要小看你在那个圈子里能对任何人做的好事,因为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小圈子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们这些小圈子相互交融,构成了整个社群。如果我们都能尽自己的所能去做

那么,真主会做我们无法做到的事。所以不要失去希望,千万不要放弃,不要绝望。尽你最大的努力,要知道安拉会赐福并奖赏你。你的救赎取决于你的努力,而不是结果。主啊,那些祈祷的,您就应答他们吧,主啊,今天不要让祈祷不被应答,主啊,请您使伊斯兰和穆斯林强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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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评论jhb97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3 次浏览 • 2023-02-23 01:23 • 来自相关话题

 


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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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Mahsa(Zhina)Amini因头巾问题在被风化警察羁押期间死亡,再一次引起了伊朗民众的抗议浪潮,也再次引起了全球舆论对伊朗妇女头巾的关注
伊朗妇女在抗争什么?
/ 桑博

伊朗的“反头巾大起义”(按照他们的口味偏好姑且我们这么称之),已经演变成了西方的和东方的媒体的一场狂欢。

在西方社会舆论场上,伊朗事件给伊斯兰恐惧症行业和Anti-Islam主义者们(两者虽然极其相似但仍有细微差别)提供了千载难得的证据:瞧,这不是我们西方人认为伊斯兰邪恶了吧!而在东方媒体(包括自媒体)上,连最愚蠢的极端世俗主义者和种族主义分子们,也为“受压迫的伊朗妇女得解放”而高潮了……

无论西方的或者东方的兴奋者们,恐怕他们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自身、特别是他们的兴奋,正是那些满心悲愤、冒死抗议的伊朗妇女的最直接的敌人。

他们并不在意那些挥舞着点燃的头巾、与警察对垒街头的伊朗妇女们在反对什么,又在追求什么。他们更不可能用一颗朴素的、人类的心灵去体验新闻镜头中那些挥起剪刀剪掉头发的伊朗女人们的心情……他们只是粗俗地、卑鄙地利用这场运动。
 

 
 
在纽约,人们举着Mahsa(Zhina)Amini头像在联合国总部门前,对伊朗总统伊布拉欣·莱西举行抗议活动

兴奋者们和抗议者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和对立,可以简化为一句话:后者追求的是自由,而前者不懂得尊重他人的自由。

具体到头巾这个象征物上,在兴奋者们的观念一统天下的世界里,最原始的道理讲不清楚:强迫女性不戴头巾同样是邪恶,至少说它与强迫女性戴头巾没有分别,一样邪恶。




通过全球媒体,毫不费力地,我们看见了类似伊朗、沙特、塔利班这种冒神之名的极权政权如何针对民众实施恐怖行为,包括强迫妇女戴头巾——强行规范妇女着装在内。而在另一面,我们却很难“看见”极端世俗主义者是如何强迫妇女不戴头巾的——同样是一种强行规范妇女着装、侵犯妇女着装自由的恐怖行为。

很难“看见”,并非指信息遮蔽,而是极端观念导致人们很难意识到。实际上,在全球社交媒体上,每一天都在报道着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暴力攻击事件——每一天,丝毫没有夸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攻击,每一天都发生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攻击者的动机和理由形形色色: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主义,Anti-Islam主义,厌女症,新纳粹……
 
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声誉的、记录仇恨犯罪的南方贫困法律中心(the 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报告称:“在美国,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其中许多是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后出现的。这些团体广泛诽谤伊斯兰教,并传播阴谋论,认为穆斯林是对国家的颠覆性威胁——这导致了一种针对穆斯林或那些被认为是穆斯林的人们的恐惧、仇恨和恐吓气氛。”

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仇恨和强迫限制,并不单单来自类似新纳粹、撒旦教这样的暗黑组织,也不只是那些亿万富翁资助的种族主义团队——在欧洲和北美,它同样是一种国家行为:在整个欧洲和美国,都有针对穆斯林妇女头巾的立法。奥地利、法国、比利时、丹麦、保加利亚、荷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地区)、瑞士、挪威和其他地方全面或部分禁止穆斯林妇女戴头巾。

我们的疑问是:如此的立法,在本质上它与伊朗、沙特、塔利班的头巾法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仅仅因为它是欧美国家的立法,因此就享有天然的道德优越性或历史进步性?

——当头巾成为女性的一种自主选择的时候。




是的,选择戴头巾也是女性的权利。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吗?但是它不能被这个进步的、民主的世界接受。

但事实上确实有一部分女性在法律的强制力之外、在自主的前提下,乐意戴头巾。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前,在巴列维时代同样有伊朗妇女为戴头巾的权利而抗议、斗争(看清楚了,是为戴头巾的权利)。即使在伊朗,即使在1979年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时代直到今天,同样有数百万伊朗妇女自愿并且自豪地佩戴头巾,以此作为她们信仰和身份的象征——就像另外有数百万妇女不愿让这种象征强加给她们一样。
 

 
 
 
2022年9月23日,戴头巾的伊朗妇女在参加完德黑兰大学的周五聚礼之后

对于礼萨·沙和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位专注于维护妇女服饰治安的暴君来说,女人的头巾——那一块作为象征物的丝织品,只是他们藉以表达专制极权诉求的借口而已。世俗主义暴君没有头巾这块布,但他们同样能够找到表达同样诉求的理由,比如COVID-19就是一个被实践得不错的理由。穆斯林女人的身体,被作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因此,必须意识到伊朗妇女在抗议什么,又在争取和追求什么——她们不能容忍的是以头巾的名义、以暴力手段强加于她们头上的一套恐吓和恐怖的严刑峻法,她们不能容忍的是四十多年来民众对民主和自由的梦想被以宗教的名义系统地毁灭……当然她们更不能容忍:本质上只是一个头饰的选择自由——在21世纪不能被这个世界容忍。

——这也就是本文开头,为什么我要说那些西方的和东方的兴奋者们是伊朗起义妇女的真正敌人。




对于伊朗起义,最美好的想象莫过于:不是作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而是作为阶级动力和头巾象征双重意义的伊朗妇女,能够领导并主宰这一场斗争的过程。

因此,只有当那些坚决地、丝毫不犹豫地烧掉头巾的妇女,和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们能够携手并肩,一起站在抗争的前方——只有这个镜头,才能诠释这场斗争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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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

新闻ali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89 次浏览 • 2022-12-28 10:29 • 来自相关话题

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
 
伊朗足球运动员AliDaei发表了支持民众游行抗议的言论,而伊朗政府禁止她的妻子和女儿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