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穆斯林遭遇反穆斯林暴力发生了什么？深度解读印度教民族主义（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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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ndutva-and-anti-muslim-violence-how-to-navigate-hindu-supremacy
原文标题：Hindutva and Anti-Muslim Violence: How to Navigate Hindu Supremacy
作者：Safa Ahmed
作者简介：萨法·艾哈迈德（Safa Ahmed）：萨法·艾哈迈德是一位美籍印度裔活动家和作家，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及其对全球穆斯林群体造成的危害。作为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委员会（IAMC）的副媒体总监，她曾在全美各地的政府机构、会议、大学和清真寺发表演讲。她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文章已在多家媒体发表，详情可访问 safafahmed.com 。
副标题：Hindutva 对穆斯林有什么影响？从意识形态、组织网络到全球扩散
摘要：本文解释 Hindutva 运动及其与反穆斯林暴力之间的关系。作者梳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组织网络、政治影响和全球扩散，并讨论穆斯林如何在信仰、知识和行动层面回应这种极右翼意识形态。
图：印度教徒至上主义与反穆斯林暴力：如何应对印度教至上主义
你们编年史中光辉的篇章
1947年10月，对南亚而言是一个凄凉的时刻。 一个月前，印巴分治划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地区）这两个新国家，同时也撕裂了次大陆上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穆斯林群体。 一些人选择离开前往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在那里，穆斯林将成为多数群体，这与印度不同。 另一些人则被迫背井离乡，因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的族群暴力在整个次大陆爆发，财产被焚为灰烬，满载尸体的火车穿过边境。
在这段全国焦虑的时期，印度自由战士兼伊斯兰神学家阿布·卡拉姆·阿扎德站在德里拥有三百年历史的贾玛清真寺台阶上，向会众发表讲话。 尽管暴力氛围弥漫，系统性迫害的威胁真实存在，但阿扎德凭借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塔瓦库”（对安拉的信赖）和“伊斯提卡玛”（坚定不移）——认为他的人民没有理由向恐惧屈服。 虽然他的听众仅是一个会众群体，但他的话语将成为两亿留在印度、作为弱势少数群体的穆斯林的慰藉。
“抬起你们的头！ 贾玛清真寺的宣礼塔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阿扎德告诫道。 “你们把编年史中光辉的篇章丢到哪里去了？ 难道就在昨天，你们的商队还在亚穆纳河畔进行小净（wudu）吗？ 今天，你们却害怕住在这里。 记住，德里是用你们的鲜血滋养的。 . . ‘懦夫’和‘狂乱’这两个词，绝不能与‘穆斯林’这个词相提并论。”
在整个演讲中，阿扎德呼吁以坚韧战胜恐惧，号召他的人民从伊斯兰历史丰富的遗产中寻找勇气、尊严和在压迫面前坚持不懈的榜样。 他敦促他们巩固自己的伊玛尼（信仰），并作为穆斯林群体（ummah）的一员和自由印度的公民，积极参与塑造自己的命运。
对一些人来说，阿扎德身份和世界观的多个侧面似乎是矛盾的。 他倾向于泛伊斯兰主义，却又强烈主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与兄弟情谊。 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alim）和经注学家（mufassir），他在塑造印度世俗民主框架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 然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翻阅他那个时代其他印度穆斯林自由战士和政治领袖的著作与记录，同样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 这种信念体现在革命战士阿沙库拉·汗欣然接受英国人的处决方式上，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你们将会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我有多么热爱我的祖国。” 它体现在穆夫提法兹勒·哈克的教法判令（fatwa）中，他召集了德里几乎所有主要的学者（alim）签署呼吁，要求印度士兵起义，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它也体现在阿巴迪·巴诺·贝古姆交织着灵性与政治行动主义的生命中。 在这些自由战士的心中，穆斯林既不寻求孤立，也不乞求认可，而是以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真正风范，成为国家命运的建筑师，无论他们的人数多么稀少。
“我不是要你们去寻求新权力阶层的认可。 我也不希望你们像在外国统治时期那样过着阿谀奉承的生活，”阿扎德说。 “你们的祖先。 . . 不仅一头扎进大海，还踏平了高山，嘲笑闪电，击退龙卷风，挑战风暴并迫使它们改变航向。 那些曾经抓住皇帝衣领的人，今天却在扼住自己的喉咙，这无疑是信仰走向死亡的征兆。”
七十七年后，阿扎德及其同时代人的信仰与勇气，为穆斯林如何应对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的挑战提供了蓝图——不是作为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作为对抗这种腐蚀性极右翼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军人物。
然而，为了对抗它，首先必须了解它。 为了促进这种理解，本文提供了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详细指南，首先剖析了印度教至上主义最早期的意识形态家们的极端信仰，追溯了暴力准军事组织的兴起（其政治分支后来成为印度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并审视了该运动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通过这样做，其目的不仅是提高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认识，还要为穆斯林提供必要的知识，以激发有意义的、以信仰为驱动的应对行动。
印度教至上主义入门：历史、核心信仰与基础设施
1948年1月，就在阿扎德在贾玛清真寺台阶上发表讲话几个月后，一个名叫纳图拉姆·戈德塞的人开枪杀害了圣雄甘地。 甘地遇害时，他已经绝食数周，抗议席卷次大陆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 他的凶手持有相反的信念：印度没有穆斯林的容身之地，应该被改造成一个印度教民族国家。 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长期信徒，戈德塞不仅承认杀害了甘地，还称这是一种为印度教徒服务的“道德”行为。
“我毫不怀疑，”他在审判期间说，“诚实的史学家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权衡我的行为，并发现其真正的价值。”
在各方面，印度教至上主义都是印度穆斯林革命者所奋斗的一切的对立面。 基于印度教徒在种族上优于非印度教徒的信念，印度教至上主义主张印度应该是一个印度教国家和神权政治国家，而不是世俗民主国家，并且印度教徒的利益和价值观应该主导社会的各个领域。 根据乔治城大学“桥梁倡议”（Bridge Initiative）的说法，印度教至上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被用于。 . . 塑造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并为针对少数群体，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暴力辩护”。 今天——正如戈德塞所希望的那样——印度教至上主义已成为印度现任政府的驱动意识形态，该政府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JP）领导。
将印度构想为一个古老而优越的印度教文明，在19世纪末期曾被不同的运动和个人提出过。 然而，“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这一术语是由一个名叫V.D.萨瓦尔卡的人正式编纂的。 他曾是一名自由战士，在因协助革命者被监禁后，后来向英国人乞求宽大处理，并承诺成为对大英帝国忠诚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他1923年的小册子《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中，他将其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思想的基础，萨瓦尔卡辩称，穆斯林和基督徒由于追随起源于次大陆之外的宗教，因此无法对印度表现出忠诚。 他的著作将印度描绘成拥有一个光辉的、单一的“印度教”过去，其中印度教徒被想象为一个种族，而他们“生活在梦想之地”的时代在中世纪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入侵者残酷地终结了。 运用这种逻辑，他敦促各阶层的印度教徒团结起来，对这个“共同的敌人”怀有“仇恨”，并从外国信仰的“异族掺杂”中收复他们的祖国。 在这里，萨瓦尔卡对野蛮的穆罕默德入侵者的构架，反映了一种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东方主义欧洲穆斯林观：正如萨哈尔·阿齐兹所写，这种观点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传播无知、暴力和感官享受，是对基督教所认为的光明、知识和理性的威胁”。
尽管今天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热衷于将印度教至上主义与印度教这一宗教混为一谈，但萨瓦尔卡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一生都在贬低印度教的信仰和习俗，并强调印度教至上主义并非植根于信仰，而是植根于一种政治化的想象，即印度教文化和种族与其他印度人是分离的。
“印度教至上主义与‘印度教’（Hinduism）这一术语所模糊指代的内容并不相同。 ‘主义’（ism）通常指一种或多或少基于精神或宗教教条或信条的理论或准则，”萨瓦尔卡写道。 “印度教至上主义涵盖了我们印度种族整个生命的所有思想和活动领域。”
在将印度教徒称为一个独立的种族——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国”信仰的信徒分离且优越——萨瓦尔卡揭示了他受到纳粹关于种族等级和“纯洁性”想象的深刻影响。 在1938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萨瓦尔卡甚至公开赞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典范。
“我们是谁，竟敢对德国、日本、俄罗斯或意大利指手画脚，要求他们选择某种特定的政府政策形式？” 萨瓦尔卡问他的听众。 “希特勒更清楚。 . . 什么最适合德国。 德国或意大利在纳粹或法西斯魔法棒的触碰下如此奇迹般地恢复并变得如此强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些主义正是他们健康所需要的、最适宜的补药。”
萨瓦尔卡的著作使K.B.赫德格瓦尔变得激进，他是一位医生，也是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前成员，后来对其感到失望。 1925年，即《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出版仅两年后，赫德格瓦尔创立了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这是一个法西斯组织，后来不仅成为印度最大的武装团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组织。 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驱动力，RSS后来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印度教武装团体网络，以及附属的学校、慈善机构和项目。 （正是在RSS中，甘地的凶手纳图拉姆·戈德塞形成了他的政治信仰，并选择了暴力执行。） 在现代，RSS可以比作九头蛇的头，其网络不仅覆盖印度，还延伸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
像萨瓦尔卡一样，赫德格瓦尔对少数群体没有好感，曾称穆斯林为“外国毒蛇”。 但正是RSS的第二任领导人M.S.戈尔瓦尔卡，以最直白的语言阐述了少数群体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印度将会面临的境遇。
“外国种族必须要么采用印度教文化和语言，必须学会尊重和崇敬印度教，必须不持有任何想法，除了赞美印度教种族和文化，”他说。 “（少数群体必须）完全从属于印度教国家，不要求任何东西，不应享有任何特权。 . . 甚至连公民权利都没有。”
据报道，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戈尔瓦尔卡致力于将RSS塑造成纳粹民兵的模样，“目标是最终让自己成为元首（führer）”，正如迪伦德拉·K·贾所写。 到2014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及其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JP）将负责把戈尔瓦尔卡的幻想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现实。
莫迪对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忠诚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1958年，年仅八岁的他加入了RSS。 多年来，他在组织中不断晋升，最终被RSS领导层调往其附属政党——印度人民党（BJP）。
2002年，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他通过促成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巩固了自己作为极右翼公开盟友的地位。据报道，当时他命令警察不要干预，而近两千名穆斯林妇女、儿童和男子被印度教武装分子（包括RSS的附属成员）屠杀。 莫迪利用随之而来的极右翼支持浪潮，于2014年就任总理，正式确立了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作为印度政府的领导者。
随之而来的是十年间对印度穆斯林社区不断的攻击——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和身体上的，因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将印度从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一个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民族国家。 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夫尼特·拉纳曾经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宣称的那样：“如果你想住在印度，那么你就必须说‘Jai Sri Ram’（荣耀归于罗摩神）。”
审视萨瓦尔卡和赫德格瓦尔、戈尔瓦尔卡和戈德塞、莫迪和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的言论，很明显，印度教至上主义绝非独一无二。 相反，它植根于与纳粹主义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相同的想象受害者心态和种族至上主义的神话中。 从伊斯兰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也与伊斯兰教最早期的敌人的核心动机相同。
遭受攻击的穆斯林
4月23日，在为印度2024年大选竞选期间，印度人民党的一个邦分支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针对反对党国大党的帖子。 该帖子题为“国大党宣言还是穆斯林联盟宣言？”，声称投票给反对党将导致“在教育机构强制执行头巾”、“自由实践个人法”以及“强制公共和私人实体雇佣穆斯林”。 国大党并没有承诺过这些——但这确实揭示了，在印度人民党及其支持者眼中，向穆斯林承诺基本的公民自由本质上就是反印度教的。
这篇帖子剥去了印度教至上主义所有所谓的辩护——那些声称想要保护印度教信仰和文化的说法——并揭示了该意识形态真正的引擎。 其核心在于，印度教至上主义根本不是关于印度教徒的。 它并不主张印度教受压迫种姓、妇女或部落民的权利。 相反，它将印度教身份完全设定为对其他宗教身份的一种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印度教的自豪感和力量源于对印度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暴力征服。 换句话说，它旨在为莫卧儿统治和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当今印度的“外国”亚伯拉罕诸教信徒进行报复，将这种征服描绘成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且激进化的印度教群体的发泄。
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中，萨瓦尔卡为这一核心动机奠定了基础：“没有什么比与非自我的冲突更能让自我意识到自身了。 没有什么比共同敌人的压力更能将人民凝聚成一个国家，将国家凝聚成一个政权。 . . 当穆罕默德（加兹尼的）跨越印度河入侵印度那天，那些势不可挡的愤怒力量让印度措手不及。”
萨瓦尔卡在这里依赖于一种非历史的叙事，这是印度教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印度被穆斯林外国人入侵和蹂躏，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仅仅是通过强迫印度教大众改宗，以及印度教的团结和伟大在伊斯兰教到来之时就开始衰落。 在他看来，收复那种神话般的伟大的方式，就是将“印度性”与“印度教性”联系起来，并将所有其他人视为与印度理念不相容，甚至是对其构成威胁的存在。
在宣称“生与死的冲突”始于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后，他敦促道：“你们，噢印度教徒们，必须巩固并加强印度教民族性；这并非为了对我们任何非印度教同胞，乃至世界上任何人进行无端的冒犯，而是为了正义且迫切地捍卫我们的种族与土地。”
看看印度的头条新闻，这种针对“共同敌人”的“无端冒犯”现象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如今，在穆斯林社区举行暴力集会、在礼拜时间于清真寺前伴随着宣扬种族灭绝的流行音乐跳舞，以及纠集暴徒寻找穆斯林进行攻击，已成为“庆祝”印度教节日时的常见做法。 那些播放宣礼声的清真寺——这种做法几十年来一直很正常且没有问题——现在却被故意用扬声器播放的印度教赞美诗所淹没。
令人震惊的是，莫迪和印度人民党（BJP）还将伊斯兰教最个人化、最根本的修行要素定为犯罪。 在印度多个邦，通过扬声器呼唤宣礼已被禁止，而在清真寺外礼拜——无论是在乘车途中的路边，还是在泰姬陵这样的国家古迹附近——都可能导致警方的调查以及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骚扰。 从2022年开始，卡纳塔克邦通过在学校禁止佩戴头巾，强迫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女性在宗教服饰和受教育权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的机构效仿。 坚持在校佩戴头巾的女性和女孩因展示其宗教归属而受到斥责和骚扰；印度教同学则通过佩戴藏红花色围巾来炫耀对印度人民党的支持，并称这是他们表达信仰的方式，以此进行报复。
在“爱之圣战”（love jihad）这一流行阴谋论的煽动下——该理论声称穆斯林男性企图通过诱惑手段让印度教女性改信伊斯兰教——印度十二个邦通过了将改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定为犯罪的法律，这助长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气焰，他们威胁改信穆斯林的生命安全，逮捕伊玛目和传教士，并因穆斯林男性与印度教女性之间哪怕最微小的互动而对其进行攻击。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不仅没有庆祝现有的礼拜场所，反而对全国各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发动了攻击，因为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宣扬一种非历史性的主张，即莫卧儿时代的清真寺是建立在被拆毁的印度教寺庙废墟之上——正如武装分子在1992年拆毁了拥有近五百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一样，莫迪政府后来在2024年将其原址改建为一座寺庙。 这一先例助长了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发起法律运动，针对其他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要求将其移交给印度教徒进行拆除或改建为寺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清真寺内安放印度教神像。 目前有几座清真寺面临同样的威胁：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吉安瓦皮清真寺（Gyanvapi Masjid）已经被迫将其地下室隔开供印度教徒祈祷，而拥有355年历史的沙希清真寺（Shahi Eidgah）则面临印度教至上主义者提起的十八项法院诉讼，试图将其强行夺走。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饮食限制，特别是对牛肉的禁令，导致针对运输、屠宰或食用牛肉的穆斯林的暴力袭击激增，且往往造成致命后果。 在许多方面，印度教徒主义（Hindutva）对印度教的“实践”已从根本上变成了与穆斯林为敌。
将穆斯林的生存定为犯罪
这种执念显而易见，反穆斯林仇恨不仅主导了印度的公众想象，还构成了联邦政策的基石。
2019年，各行各业的穆斯林——无论男女老少——涌上印度街头，抗议《公民身份修正案》（CAA）。这是一项歧视性法律，为除穆斯林以外的所有宗教团体提供快速入籍途径。 结合印度的《国家公民登记册》（NRC）——该登记册列出了有资格成为印度公民的个人，却完全无视了许多最贫困、最脆弱的印度公民难以获得合法证件的事实——《公民身份修正案》允许没有证件的印度教徒迅速“恢复”其公民身份，而数百万穆斯林则实际上沦为无国籍者。
虽然《公民身份修正案》和《国家公民登记册》是印度最广为人知的反穆斯林政策，但它们远非仅有的政策。 2025年的《瓦克夫（修正案）法》（Waqf (Amendment) Act）通过强制要求任命印度教徒进入这些财产的监督委员会，侵蚀了穆斯林对社区捐赠土地（通常用于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墓地）的控制权。 北阿坎德邦的《统一民法典》（UCC）——印度人民党正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除了历史上在个人事务中对伊斯兰教法的认可，强迫穆斯林通过由印度教至上主义国家制定的普通法来登记婚姻、离婚和收养。 在许多城市，印度人民党的立法者和警察试图通过命令店主在店面上展示姓名来强制推行经济种族隔离，这实际上使得以保护“印度教虔诚”为名抵制穆斯林变得轻而易举。
这些法律综合起来，试图将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全部定为犯罪，使穆斯林的生存本身变成一种罪行。
推土机式的不公正
效仿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进行有针对性且肆意部署推土机的策略，印度政府推广了其支持者所称的针对穆斯林拥有的房屋、企业、学校和礼拜场所的“推土机正义”。 过去几年里，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拆除了数十万处房产，其中大部分属于生活贫困的穆斯林，有时导致整个定居点的家庭流离失所，失去了生计。
在某些情况下，拆除行动是在指控“犯罪”之后进行的，包括关于食用牛肉、参与“爱之圣战”或通过投掷石块反抗印度教暴徒袭击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然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穆斯林拥有的房产在“反侵占”行动中被战略性地针对，在此期间，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建筑在被贴上“非法”建造的标签后，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就被拆除。 正如穆斯林活动家法瓦兹·沙欣（Fawaz Shaheen）所言，推土机正义是“一种集体惩罚形式，旨在挫伤和威慑任何质疑政府或其多数主义政治的人”。
制度性的共谋
政府赤裸裸的偏执也腐蚀了执法部门，将警察变成了国家共谋的工具。 警察经常被拍到无视甚至直接纵容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为，同时却在选举期间殴打投票站的穆斯林，在拘留期间折磨穆斯林，并向抗议压迫的穆斯林开枪。
这种蔑视同样侵蚀了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已变得愿意为了迎合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心血来潮而曲解法律。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无视1991年的《礼拜场所（特殊规定）法》，该法案旨在维护所有礼拜场所自1947年以来的宗教性质。 违反该法律，法院受理了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发起的法律运动，这些运动针对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要求将其移交给印度教徒进行拆除或改建为寺庙。
此外，法院——无论是地区、邦还是国家层面——以严苛的反恐法对行使异议权的穆斯林人权捍卫者和记者定罪，同时对被控针对少数群体实施暴力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给予豁免，已成为常态。
这里的对比非常鲜明：2022年，司法机构拒绝了多名知名穆斯林活动家的保释申请，他们因参与抗议《公民身份修正案》而被拘留，其中包括学生领袖乌马尔·哈立德（Umar Khalid）、沙吉尔·伊玛目（Sharjeel Imam）和古尔菲莎·法蒂玛（Gulfisha Fatima）——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动。 然而在同一年，最高法院却促成了十一名印度教至上主义罪犯的释放，他们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期间轮奸了一名穆斯林女性比尔基斯·巴诺（Bilkis Bano），并杀害了她家中的十四名成员。 几个月后，古吉拉特邦一家法院宣告另外六十七名参与2002年纳罗达·加姆（Naroda Gam）大屠杀的印度教武装分子无罪，在那次屠杀中，五千名印度教极端分子暴徒将穆斯林活活烧死，并强奸和残害了近四百名穆斯林妇女和女孩。 其中一名武装分子是臭名昭著的巴布·巴杰兰吉（Babu Bajrangi），他曾吹嘘自己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期间“剖开”了一名怀孕穆斯林女性的肚子。
“杀了他们，砍了他们，烧了他们。 。 。 我喜欢这样[杀害穆斯林]，”他在一段录音中被抓到吹嘘道。 “即使在今天，我也要说，绝不能让他们兴旺发达。”
血腥的氛围
尽管比尔基斯·巴诺案中罪犯的释放决定在几个月后被撤销，但巴布·巴杰兰吉仍然是一个自由人。 像他这样的人绝非少数。 “印度教徒主义档案”（Hindutva Profiles）网站记录了数百名极端分子，他们要么庆祝反穆斯林暴力，要么直接参与其中，鼓吹从谋杀和残害到彻底种族灭绝的一切行为。 这种普遍且正常化的嗜血反映了《种族灭绝的十个阶段》所描述的时刻，即社会“克服了人类对谋杀的正常反感…… 。 。 灌输为煽动铺平了道路”。 因此，印度穆斯林遭受无休止的人际暴力，几乎每天都有仇恨犯罪的报道，这既令人恐惧，又在预料之中。
印度教徒主义领导人呼吁印度教徒“保护”自己，为了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而“杀戮与牺牲”，这转化为一场不放过任何人的、激增的人际暴力。 有报道称，穆斯林儿童因被指控不敬而遭到印度教老师的耳光和警察的殴打；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线下都受到强奸威胁，以此作为对“爱之圣战”假想肇事者的报复；老年穆斯林在公共场合遭到袭击。
暴徒实施的暴力也十分普遍，印度教极端分子成群结队——有时多达数十人——绑架、殴打、羞辱甚至杀害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的人。 暴徒私刑的威胁始终笼罩着：穆斯林男性因被指控盗窃、与印度教女性有染、交通事故以及与印度教徒的琐碎冲突而遭到殴打甚至折磨致死（在2024年6月发生的一起特别令人不安的案件中，一名穆斯林男子在古吉拉特邦当地一支穆斯林板球队击败了他们的印度教对手后被私刑处死）。 最常见的情况是，关于食用或屠宰牛以获取牛肉的指控——无论是否捏造——都可能导致由“护牛者”实施的残酷私刑，他们以民兵组织的形式运作，几乎不受惩罚。
在许多情况下，暴徒袭击的受害者在痛苦和羞辱中的样子被拍摄了下来。 2021年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与年幼的女儿沿路行走时遭到殴打，女儿哭着恳求暴徒停止殴打他。 另一段2024年的视频显示，一名72岁的穆斯林男子在乘火车去看望女儿时遭到袭击：在旅途中，一群年轻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反复击打他的胸部和脸部。
过去几年，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暴徒袭击也有所增加，通常发生在印度教节日期间。 这些事件通常涉及数百名印度教极端分子以蓄意挑衅的方式在穆斯林社区举行游行。 在许多游行中，参与者携带武器，挥舞着剑和三叉戟。 他们经常高呼与暴徒私刑相关的口号（包括“Jai Shri Ram”，即“罗摩神荣耀”），并播放印度教至上主义流行音乐（一首流行歌曲宣称：“你们不是人类，你们是屠夫，这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够了”）。 印度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印度教游行队伍围着清真寺转、向清真寺庭院扔鞋、试图撞开大门、破坏附近墓地，并在圆顶上插上藏红花旗（与印度教相关的颜色）的图片。
此类游行往往演变成暴力和纵火事件。 2024年1月，在被毁的巴布里清真寺原址上举行罗摩神庙（Ram Temple）落成典礼后，印度各地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通过冲击穆斯林社区、“庆祝”这一时刻，他们破坏清真寺、焚烧商店和房屋、殴打穆斯林男性并骚扰女性、摧毁车辆，甚至在一次事件中放火焚烧了一个穆斯林墓地。 2022年和2023年，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庆祝罗摩节（Ram Navami）期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暴徒暴力事件，针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并引发了社区间的暴力冲突。 在2023年比哈尔邦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一支印度教游行队伍放火焚烧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学校，随后升级为投掷石块、袭击和投掷汽油弹。 一名十六岁的男孩被杀。 然而，在这些袭击发生后，被大规模逮捕的却是穆斯林，他们的房屋也作为集体惩罚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除了暴力本身，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层面在于公众如何对待这些肇事者。 其他印度教至上主义者，无论是通过网络评论还是公开言论，经常对这些暴力分子犯下的罪行大加赞赏。 穆斯林男子在被殴打时乞求怜悯的视频在Facebook上获得了数千个点赞和笑脸表情。 印度教武装团体举行集会，抗议逮捕那些被控对穆斯林实施私刑的个人。 护牛者领袖莫努·马内萨尔（Monu Manesar）是2022年两名穆斯林男子被残酷谋杀并焚尸案的主要嫌疑人，他因经营一个美化反穆斯林暴力的热门YouTube频道而获得了“金创作者奖”（Gold Play Button）作为奖励。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强奸了比尔基斯的男子在出狱后被戴上了花环，并被喂食糖果。 一名印度人民党议员称赞他们具有“良好的价值观”——这一声明如果说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印度教至上主义良知的集体堕落。
针对克什米尔人的暴力
查谟和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几十年来一直遭受印度军事占领的苦难，这导致多年来有研究将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压迫策略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策略进行比较。 正如克什米尔人类学家阿瑟·齐亚（Ather Zia）所写：“自1947年以来，印度的殖民计划一直专注于征服、控制、同化，并最终抹除克什米尔的原住民性…… 。 。 印度政府以整合领土、发展和打击被视为恐怖主义或代理人战争的克什米尔抵抗运动为幌子，肆无忌惮地行事。 违反国际法，印度通过密集的军事化、资源开采和经济剥削改变了克什米尔的地貌，以牺牲当地社区为代价巩固了殖民利益。”
在另一篇文章中，齐亚详细阐述道：“剥夺原住民、密集的军事化、生态灭绝、军队的残暴、不断的检查站、镇压、突袭、遭遇战以及直接和间接的暴力，[与巴勒斯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律师兼作家苏奇特拉·维贾扬（Suchitra Vijayan）也写道，印度和以色列之间这些共同的策略包括“人口工程、异议定罪…… 。 。 [以及]共同的暴力基础设施：监视、数字镇压、人口控制和警务制度，这些制度正日益以彼此的做法为蓝本。”
2019年，莫迪政府废除了印度宪法第370条，剥夺了克什米尔的特殊半自治地位，并对该地区实施了全面的军事镇压。 此后不久，印度驻纽约总领事桑迪普·查克拉沃蒂（Sandeep Chakravorty）宣称，印度将效仿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项目建立定居点，并表示：“如果以色列人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此后的几年里，克什米尔人遭受了法外处决、印度军警的酷刑、肆意逮捕、互联网封锁、土地没收、穆斯林节日期间清真寺被强行关闭及伊玛目被软禁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克什米尔的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处境尤为危险；他们中许多人根据严苛的反恐法被拘留，并被无限期关押，几乎没有保释机会。 2024年，莫迪政府提出了《地方机构法（修正案）法案》，该法案通过向支持印度人民党（BJP）的群体和高种姓族群提供政府预留名额，剥夺了克什米尔穆斯林的选举权。
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商人在2024年对人权观察组织所言：“尽管有游客、深夜购物和其他表面上的正常迹象，看起来可能很平静，但我们的内心正在溃烂。”
仇恨言论
2026年2月，阿萨姆邦印度人民党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主角是首席部长希曼塔·比斯瓦·萨尔马（Himanta Biswa Sarma）。他是一位臭名昭著的煽动仇恨者，一直致力于在该邦推行经济种族隔离和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 视频中，萨尔马手持步枪摆拍，随后射击了多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留胡须、戴小圆帽的穆斯林男性图像。 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上写着“绝不留情”的文字。 尽管视频随后很快被删除，但印度人民党拒绝道歉，一位当地领导人仅表示：“无可奉告。 它已经被删除了。 没什么可说的。”
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正因充斥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而变得常态化。 维多利亚伊斯兰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1年间，X（前身为Twitter）上超过50%的反穆斯林帖子源自印度，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浏览印度的X和Facebook，仇恨帖子的数量令人震惊：水军账号称穆斯林为“圣战分子”、“入侵者”和“恐怖分子”；印度教至上主义领导人发布明确的暴力呼吁；以及穆斯林妇女、儿童和男子遭到印度教至上主义者袭击的视频在点赞和庆祝评论的簇拥下传播。 在印度教激进分子的Facebook群组中，兜售枪支的帖子长期未被处理，而Facebook在回应活动人士的担忧时，竟声称此类帖子并未违反任何社区政策。
同样，Instagram和YouTube也已成为宣扬反穆斯林暴力的首选平台。 这包括公开宣扬“护牛运动”，即以防止屠宰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的牛为名，针对主要是穆斯林男性的有组织民兵暴力。 这些视频通常涉及将镜头怼到正在遭受殴打、羞辱或处于痛苦中的受害者脸上，有时甚至展示受害者在因伤死亡前的那一刻。 这些内容不仅没有被审查，反而经常受到奖励；著名的印度教激进分子莫努·马内萨尔（Monu Manesar）因涉嫌策划2023年两名穆斯林男子被暴徒私刑处死的惨案而受到指控，但他却因运营一个拍摄并美化针对穆斯林的护牛暴力袭击的超人气频道，获得了YouTube颁发的金创作者奖牌。
媒体公司对删除此类内容的任何要求基本置之不理，其中几家公司已被曝光与印度政府存在利益纠葛。 Facebook前员工兼举报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揭露，该公司通过算法推广暴力和仇恨内容，以造福全球（包括印度）的极右翼政府和运动。 泄露的文件显示：“[印度教民族主义]用户、群组和页面散布恐惧，针对亲印度教人群发布反穆斯林叙事，意图煽动暴力和骚乱。” . . “其中有大量将穆斯林比作‘猪’和‘狗’的非人化帖子以及虚假信息。” 在泄密事件发生前一年，Facebook印度政策主管安基·达斯（Ankhi Das）被《华尔街日报》指责存在政治偏见，该报发现Facebook仅在他们询问后，才删除了由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发布的反穆斯林帖子。 据报道，这一无视Facebook仇恨言论政策以讨好印度人民党的决定是由达斯做出的，她曾告诉员工：“惩罚莫迪先生所在政党政客的违规行为，会损害公司在该国的商业前景。”
X也同样屈服于政府压力，多年来暂停了数千个账号，并删除了数千条由国内外活动人士、记者、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发布的推文。 在一次引发全球头条新闻的事件中，X屏蔽了观看2023年BBC纪录片《印度：莫迪问题》（India: The Modi Question）的链接，该片记录了莫迪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后的掌权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X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在2023年自称是莫迪的“粉丝”，尽管到了2025年，审查程度似乎连他都感到难以承受；2025年，X对印度政府提起诉讼，宣布其不断升级的网络言论监管是“非法且违宪的”。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因报道侵犯人权行为或在社交媒体上核实宣传内容，而根据印度严苛的反恐法被捕。 新闻机构被迫撤下文章，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彻底取缔。 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也因发布“反印度”帖子而被列入警方报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期针对批评“辛杜尔行动”（Operation Sindoor）的人士的逮捕浪潮，该行动是2025年5月针对巴基斯坦的一系列空袭，造成31人死亡，并导致印度国内反穆斯林暴力激增。 这种审查制度如此猖獗，以至于印度经常位列社交媒体审查请求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之列。 结果，批评者被噤声，而煽动仇恨者却在无视社区准则的情况下不断壮大其追随者群体。
选举仇恨
仇恨言论并不局限于社交媒体帖子领域。 印度各地以惊人的频率举行仇恨言论集会，期间印度教至上主义领导人向极端主义听众发表充满煽动性的反少数群体演讲。 根据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印度大选期间，反穆斯林仇恨言论激增了74%。印度人民党几乎围绕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仇恨来构建整个竞选活动，并最终成功连任第三届。
这次选举揭示了压迫穆斯林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权力和统治观念中占据着多么核心的地位。 几个月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模仿向清真寺射箭的动作；他们称穆斯林为“渗透者”和“疾病”；他们拍着胸脯吹嘘如果他们愿意，印度教徒能在多短时间内杀死穆斯林（印度人民党领导人T.拉贾·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吹嘘只需15秒）。 一位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问他的支持者人群：“你们要杀掉多少个阿夫扎尔（穆斯林）？ 你们会在每家每户都找到（一个穆斯林）。 无论（穆斯林）从哪里出来，我们都会闯进那所房子杀了他。 . . 在（莫迪的）第三个任期内，所有这些疾病都将得到治疗。”
另一位印度人民党高级领导人、莫迪的亲密盟友、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威胁要“严厉对付”穆斯林，“严厉到他们的后代都会记住”。 在另一个场合，阿迪亚纳特吹嘘他的政府已经有效地将穆斯林的礼拜行为定为犯罪：“没人敢在我们的道路上做礼拜（萨拉赫）。 清真寺已经拆除了扩音器。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人们会忘记清真寺里的呼唤（宣礼）。”
新闻界本应将印度人民党近乎随意的暴力威胁和对歧视的庆祝视为重大新闻报道。 相反，大多数主流媒体已沦为执政党宣传的扩音器，经常将这些有害的叙事合法化并放大给数亿印度人。 正如纳粹拥有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策划者拥有卢旺达电台一样，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政府利用主流媒体来激进化选民基础，并为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和歧视制造共识。
这些比较并非夸大其词。 2022年6月，印度编辑协会直接将该国的主流媒体与卢旺达电台相提并论，指出几个频道“蓄意制造环境，通过散布对弱势群体及其信仰的仇恨来针对他们”。
仇恨作为课程
正如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博士在《国家》杂志中所写：“从至上主义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存在一个连续体。 . . 法西斯主义依靠神话生存，这些神话创造了一个外群体，他们充其量只能被降级为二等公民。 学校和大学允许对这些神话进行批判性探究，因此对它们的攻击永远是威权主义的预警信号。”
因此，印度的教育系统也已成为抹除穆斯林影响的阴险前线。 2023年，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删除了高中标准化课程中唯一关于莫卧儿历史的章节，跳过了几个世纪的帝国和成就，直接进入英国殖民时期。 被删除的内容还包括：解释什么是清真寺的段落、对毛拉纳·阿扎德（Maulana Azad）的引用、甘地遇刺后对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取缔、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发生的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以及关于在数千年的种族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和财富不平等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印度教社会的论述。
这种对过去和现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重述通常被称为“藏红花化”，随着莫迪政府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它影响了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 举行抗议或举办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暴行教育活动的大学生会遭到逮捕、停学和被其他激进化学生暴力袭击，而教职员工则不断被亲印度人民党、亲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取代。 正如南迪尼·桑达（Nandini Sundar）所写，莫迪在2019年的连任为“全面拒绝为所有关注时事的课外活动提供空间或许可铺平了道路。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活动或国民志愿服务团代表的演讲。 为了获得晋升，教职员工必须参加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配备人员的‘进修课程’。 唯一可以在校园内自由活动的学生活动组织是隶属于印度人民党的全印学生理事会（ABVP），其成员以对其他学生组织成员进行暴力身体攻击而闻名。” 换句话说，印度的公立大学——就像主流媒体、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一样——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俘获。
即使是身处印度境外的学者也不安全。 2021年，一群学者和活动人士组织了一场名为“拆解全球印度教民族主义”（Dismantling Global Hindutva）的虚拟会议。 这场为期三天的活动由美国和国际上超过53所大学共同赞助，旨在讨论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与伊斯兰恐惧症、法西斯意识形态和种族歧视的联系。 在会议及其演讲者名单公布后，印度教至上主义者通过向共同赞助的大学发送近一百万封电子邮件进行抗议，而总部位于美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则向组织者发送了数千条充满反穆斯林诽谤和脏话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关于此次会议的推文超过63,000条，其中大多数是负面的。 一些传播最广的推文是由印度的高调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布的，包括右翼新闻频道所有者苏雷什·查万克（Suresh Chavhanke）和印度人民党政客卡皮尔·米什拉。 米什拉的一条推文称印度教民族主义是“恐怖分子的恐怖”，并宣称“战争将是对那些梦想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脸上的沉重一击”。 该帖子迄今已获得超过62,000个点赞和27,000次转发，威胁着任何在印度境外反击“藏红花化”神话的人。
呼应斯坦利博士关于法西斯主义本质上依赖神话的分析，阿普尔瓦南德（Apoorvanand）教授写道：“学校教科书使印度穆斯林成为国家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历史远早于入侵，他们的巨大贡献是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因此这段遗产必须被删除。 莫卧儿人和穆斯林统治者必须仅被引用为残酷的入侵者。 . . 教科书中对莫卧儿人和穆斯林的边缘化，反映了莫迪治下的印度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处境。 最近的教科书修订是文化种族灭绝的一部分。”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全球影响
2024年，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受邀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全国保守主义会议（NatCon）上发言。 这一时刻象征着全球多种族极右翼势力的相互关联性。 在这里，一位来自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一个汇集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全球北方国家极右翼领导人的活动，并向人群吹嘘印度教至上主义在印度的“成功”：“（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印度保守主义的成功故事——即印度左翼-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激进伊斯兰阴谋集团的失败。”
马达夫的演讲有力地证实了现代法西斯分子并非孤立运作；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全球现象，助长它的种族主义、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就像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一样，国民志愿服务团等暴力印度教激进组织的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从美国到加拿大，从英国到肯尼亚，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桑格家族”（Sangh Parivar）的庞大组织网络。 这些团体——包括文化组织、儿童项目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致力于在侨民社区中推进印度教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游说团体“海外印度人民党之友”（Overseas Friends of the BJP）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附属机构创立，旨在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后修复印度教右翼的形象，该组织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设有分部，并向富有的侨民成员为印度人民党募集捐款。
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VHPA）——血腥激进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的美国分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自9/11事件以来的几年里，它与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帕梅拉·盖勒（Pamela Geller）等反穆斯林人物以及中东论坛等实体进行了合作。 另一个团体，印度教志愿服务团（HSS）——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海外分支——伪装成一个良性的文化组织，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散布反穆斯林言论。 总体而言，Sangh Parivar 这个庞然大物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汇回印度，用于资助 RSS 的附属团体，同时也资助民主国家中那些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策倡议和参选候选人。
因此，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不仅伤害了印度的穆斯林；它还在侨民社区中产生了共鸣，参与了跨国镇压，并公开宣称效忠于其他极右翼运动。 其支持者大肆宣扬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提供便利，为著名的伊斯兰恐惧症者提供热情的听众，甚至在政治上与危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勾结。 为了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穆斯林及其盟友必须认识到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全球危害，并建立同样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抵制它。
印度教至上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
2023年10月7日之后，全球各地的良知人士对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来自全球极右翼的仇恨和反巴勒斯坦虚假信息感到震惊。 然而，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这些仇恨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印度印度教徒运营的账户——这个国家在莫迪上台之前，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与巴勒斯坦团结一致。 然而，在大量案例中，正是印度账户向数百万粉丝推送了关于哈马斯强奸骗局、关于斩首婴儿的谎言，以及在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视频开始疯传后，令人不安的“Pallywood”（巴勒斯坦好莱坞）阴谋论。
《敌对家园：印度与以色列之间的新联盟》（Hostile Homelands: The New Alliance Between India and Israel）一书的作者、记者阿扎德·埃萨（Azad Essa）回答了许多人在10月7日之后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会对犹太至上主义者产生如此强烈的亲近感，尽管后者的宗教信仰与他们所仇恨的穆斯林在本质上更为接近？ 在接受《+972杂志》（+972 Magazine）采访时，埃萨解释说：“这种新联盟的核心是伊斯兰恐惧症。” . . “双方（犹太复国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都将自己视为古老的文明，这对于建立和放大他们关于文化优越性的主张至关重要，而且双方都对穆斯林有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式的蔑视。”
这种思维过程已被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人和印度极右翼权威人士明确阐述。 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康格娜·拉瑙特（Kangana Ranaut）在2023年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纳奥尔·吉隆（Naor Gilon）会面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不能给我们（印度教徒和犹太人）每人一块土地，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伊斯兰世界吝啬的表现。” . . “今天，全世界，特别是以色列和印度，正在进行他们的反恐战争。” 简而言之，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将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效仿对象，也视为拥有共同敌人——穆斯林的盟友。
这两项运动所使用的策略也如出一辙，印度右翼经常采用犹太复国主义的策略来使其在侨民中的运动合法化。 这两个群体都将他们的少数群体地位武器化，以掩盖他们的偏执，并将他们的宗教身份与至上主义政治混为一谈。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受到批评时高喊“反犹太主义”时，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则对那些批评印度教至上主义、印度教和莫迪政府的人抛出恶意指控，称其为“印度教恐惧症”。 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也将社会正义的语言武器化，夸大受害者身份，将他们的民族至上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称为“去殖民化”或整个社区的“保护”行为。
在极右翼眼中，这种伙伴关系前景广阔，以至于“基督徒支持以色列”（CUFI）的前执行董事大卫·布罗格（David Brog）在《犹太杂志》（Jewish Journal）上撰文宣称，“犹太人和印度教徒可以成为这种新联盟的核心”，以抵制“激进分子”和“种族煽动者”。 当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联合创始人米希尔·梅加尼（Mihir Meghani）作为嘉宾出现在播客中时，他为布罗格的愿景增加了一个明确的反穆斯林角度，他说：“显然，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移民已经超过了印度教和印度社区。” . . “而且（人口）可能正在接近犹太社区，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些联盟。”
结果，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集会上，印度国旗被高高举起；而在印度，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游行队伍中，以色列国旗也随处可见。 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在纽约举行的印度独立日游行期间，以色列国旗在罗摩神庙（Ram Temple）复制品后方飘扬。 包括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等在内的侨民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代表，在试图抹黑他们的穆斯林和亲巴勒斯坦批评者时，都加入了“反犹太主义”的指控。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加利福尼亚州联手反对民族研究课程。 在网上，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对加沙的破坏画面幸灾乐祸，推动 #IndiaWithIsrael 和 #IslamIsTheProblem 等标签，依靠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的陈词滥调，为在印度和巴勒斯坦对穆斯林进行的暴力报复辩护。
通过这种方式，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可以被认为与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一样，对加沙造成的流血和破坏负有同谋责任，而且更加厚颜无耻：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在这场殖民博弈中根本没有切身利益。 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看到穆斯林受苦。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indutva-and-anti-muslim-violence-how-to-navigate-hindu-supremacy
原文标题：Hindutva and Anti-Muslim Violence: How to Navigate Hindu Supremacy
作者：Safa Ahmed
作者简介：萨法·艾哈迈德（Safa Ahmed）：萨法·艾哈迈德是一位美籍印度裔活动家和作家，致力于向公众普及“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及其对全球穆斯林群体造成的危害。作为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委员会（IAMC）的副媒体总监，她曾在全美各地的政府机构、会议、大学和清真寺发表演讲。她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文章已在多家媒体发表，详情可访问 safafahmed.com 。
副标题：Hindutva 对穆斯林有什么影响？从意识形态、组织网络到全球扩散
摘要：本文解释 Hindutva 运动及其与反穆斯林暴力之间的关系。作者梳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组织网络、政治影响和全球扩散，并讨论穆斯林如何在信仰、知识和行动层面回应这种极右翼意识形态。
图：印度教徒至上主义与反穆斯林暴力：如何应对印度教至上主义
你们编年史中光辉的篇章
1947年10月，对南亚而言是一个凄凉的时刻。 一个月前，印巴分治划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后来成为孟加拉国的地区）这两个新国家，同时也撕裂了次大陆上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穆斯林群体。 一些人选择离开前往新成立的巴基斯坦，在那里，穆斯林将成为多数群体，这与印度不同。 另一些人则被迫背井离乡，因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之间的族群暴力在整个次大陆爆发，财产被焚为灰烬，满载尸体的火车穿过边境。
在这段全国焦虑的时期，印度自由战士兼伊斯兰神学家阿布·卡拉姆·阿扎德站在德里拥有三百年历史的贾玛清真寺台阶上，向会众发表讲话。 尽管暴力氛围弥漫，系统性迫害的威胁真实存在，但阿扎德凭借伊斯兰教的核心原则——“塔瓦库”（对安拉的信赖）和“伊斯提卡玛”（坚定不移）——认为他的人民没有理由向恐惧屈服。 虽然他的听众仅是一个会众群体，但他的话语将成为两亿留在印度、作为弱势少数群体的穆斯林的慰藉。
“抬起你们的头！ 贾玛清真寺的宣礼塔想要问你们一个问题，”阿扎德告诫道。 “你们把编年史中光辉的篇章丢到哪里去了？ 难道就在昨天，你们的商队还在亚穆纳河畔进行小净（wudu）吗？ 今天，你们却害怕住在这里。 记住，德里是用你们的鲜血滋养的。 . . ‘懦夫’和‘狂乱’这两个词，绝不能与‘穆斯林’这个词相提并论。”
在整个演讲中，阿扎德呼吁以坚韧战胜恐惧，号召他的人民从伊斯兰历史丰富的遗产中寻找勇气、尊严和在压迫面前坚持不懈的榜样。 他敦促他们巩固自己的伊玛尼（信仰），并作为穆斯林群体（ummah）的一员和自由印度的公民，积极参与塑造自己的命运。
对一些人来说，阿扎德身份和世界观的多个侧面似乎是矛盾的。 他倾向于泛伊斯兰主义，却又强烈主张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团结与兄弟情谊。 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学者（alim）和经注学家（mufassir），他在塑造印度世俗民主框架方面也发挥了核心作用。 然而，持有这些观点的人远不止他一个。
翻阅他那个时代其他印度穆斯林自由战士和政治领袖的著作与记录，同样的信念一次又一次地显现出来。 这种信念体现在革命战士阿沙库拉·汗欣然接受英国人的处决方式上，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你们将会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我有多么热爱我的祖国。” 它体现在穆夫提法兹勒·哈克的教法判令（fatwa）中，他召集了德里几乎所有主要的学者（alim）签署呼吁，要求印度士兵起义，对英国殖民统治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它也体现在阿巴迪·巴诺·贝古姆交织着灵性与政治行动主义的生命中。 在这些自由战士的心中，穆斯林既不寻求孤立，也不乞求认可，而是以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真正风范，成为国家命运的建筑师，无论他们的人数多么稀少。
“我不是要你们去寻求新权力阶层的认可。 我也不希望你们像在外国统治时期那样过着阿谀奉承的生活，”阿扎德说。 “你们的祖先。 . . 不仅一头扎进大海，还踏平了高山，嘲笑闪电，击退龙卷风，挑战风暴并迫使它们改变航向。 那些曾经抓住皇帝衣领的人，今天却在扼住自己的喉咙，这无疑是信仰走向死亡的征兆。”
七十七年后，阿扎德及其同时代人的信仰与勇气，为穆斯林如何应对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的挑战提供了蓝图——不是作为被动的受害者，而是作为对抗这种腐蚀性极右翼意识形态斗争的领军人物。
然而，为了对抗它，首先必须了解它。 为了促进这种理解，本文提供了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详细指南，首先剖析了印度教至上主义最早期的意识形态家们的极端信仰，追溯了暴力准军事组织的兴起（其政治分支后来成为印度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BJP）），并审视了该运动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通过这样做，其目的不仅是提高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的认识，还要为穆斯林提供必要的知识，以激发有意义的、以信仰为驱动的应对行动。
印度教至上主义入门：历史、核心信仰与基础设施
1948年1月，就在阿扎德在贾玛清真寺台阶上发表讲话几个月后，一个名叫纳图拉姆·戈德塞的人开枪杀害了圣雄甘地。 甘地遇害时，他已经绝食数周，抗议席卷次大陆的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 他的凶手持有相反的信念：印度没有穆斯林的容身之地，应该被改造成一个印度教民族国家。 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的长期信徒，戈德塞不仅承认杀害了甘地，还称这是一种为印度教徒服务的“道德”行为。
“我毫不怀疑，”他在审判期间说，“诚实的史学家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权衡我的行为，并发现其真正的价值。”
在各方面，印度教至上主义都是印度穆斯林革命者所奋斗的一切的对立面。 基于印度教徒在种族上优于非印度教徒的信念，印度教至上主义主张印度应该是一个印度教国家和神权政治国家，而不是世俗民主国家，并且印度教徒的利益和价值观应该主导社会的各个领域。 根据乔治城大学“桥梁倡议”（Bridge Initiative）的说法，印度教至上主义“是一种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被用于。 . . 塑造排他性的身份认同，并为针对少数群体，特别是针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暴力辩护”。 今天——正如戈德塞所希望的那样——印度教至上主义已成为印度现任政府的驱动意识形态，该政府由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JP）领导。
将印度构想为一个古老而优越的印度教文明，在19世纪末期曾被不同的运动和个人提出过。 然而，“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这一术语是由一个名叫V.D.萨瓦尔卡的人正式编纂的。 他曾是一名自由战士，在因协助革命者被监禁后，后来向英国人乞求宽大处理，并承诺成为对大英帝国忠诚的“最坚定的拥护者”。 在他1923年的小册子《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中，他将其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思想的基础，萨瓦尔卡辩称，穆斯林和基督徒由于追随起源于次大陆之外的宗教，因此无法对印度表现出忠诚。 他的著作将印度描绘成拥有一个光辉的、单一的“印度教”过去，其中印度教徒被想象为一个种族，而他们“生活在梦想之地”的时代在中世纪被穆斯林和基督徒入侵者残酷地终结了。 运用这种逻辑，他敦促各阶层的印度教徒团结起来，对这个“共同的敌人”怀有“仇恨”，并从外国信仰的“异族掺杂”中收复他们的祖国。 在这里，萨瓦尔卡对野蛮的穆罕默德入侵者的构架，反映了一种源于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东方主义欧洲穆斯林观：正如萨哈尔·阿齐兹所写，这种观点将伊斯兰教描绘为“传播无知、暴力和感官享受，是对基督教所认为的光明、知识和理性的威胁”。
尽管今天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热衷于将印度教至上主义与印度教这一宗教混为一谈，但萨瓦尔卡本人并不这么认为。 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一生都在贬低印度教的信仰和习俗，并强调印度教至上主义并非植根于信仰，而是植根于一种政治化的想象，即印度教文化和种族与其他印度人是分离的。
“印度教至上主义与‘印度教’（Hinduism）这一术语所模糊指代的内容并不相同。 ‘主义’（ism）通常指一种或多或少基于精神或宗教教条或信条的理论或准则，”萨瓦尔卡写道。 “印度教至上主义涵盖了我们印度种族整个生命的所有思想和活动领域。”
在将印度教徒称为一个独立的种族——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外国”信仰的信徒分离且优越——萨瓦尔卡揭示了他受到纳粹关于种族等级和“纯洁性”想象的深刻影响。 在1938年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萨瓦尔卡甚至公开赞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将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民族复兴的典范。
“我们是谁，竟敢对德国、日本、俄罗斯或意大利指手画脚，要求他们选择某种特定的政府政策形式？” 萨瓦尔卡问他的听众。 “希特勒更清楚。 . . 什么最适合德国。 德国或意大利在纳粹或法西斯魔法棒的触碰下如此奇迹般地恢复并变得如此强大，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些主义正是他们健康所需要的、最适宜的补药。”
萨瓦尔卡的著作使K.B.赫德格瓦尔变得激进，他是一位医生，也是尼赫鲁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的前成员，后来对其感到失望。 1925年，即《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出版仅两年后，赫德格瓦尔创立了国民志愿服务团（RSS），这是一个法西斯组织，后来不仅成为印度最大的武装团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志愿者组织。 作为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驱动力，RSS后来衍生出了一个庞大的印度教武装团体网络，以及附属的学校、慈善机构和项目。 （正是在RSS中，甘地的凶手纳图拉姆·戈德塞形成了他的政治信仰，并选择了暴力执行。） 在现代，RSS可以比作九头蛇的头，其网络不仅覆盖印度，还延伸到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地。
像萨瓦尔卡一样，赫德格瓦尔对少数群体没有好感，曾称穆斯林为“外国毒蛇”。 但正是RSS的第二任领导人M.S.戈尔瓦尔卡，以最直白的语言阐述了少数群体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印度将会面临的境遇。
“外国种族必须要么采用印度教文化和语言，必须学会尊重和崇敬印度教，必须不持有任何想法，除了赞美印度教种族和文化，”他说。 “（少数群体必须）完全从属于印度教国家，不要求任何东西，不应享有任何特权。 . . 甚至连公民权利都没有。”
据报道，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戈尔瓦尔卡致力于将RSS塑造成纳粹民兵的模样，“目标是最终让自己成为元首（führer）”，正如迪伦德拉·K·贾所写。 到2014年，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及其极右翼的印度人民党（BJP）将负责把戈尔瓦尔卡的幻想变成一种常态化的现实。
莫迪对印度教至上主义运动的忠诚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1958年，年仅八岁的他加入了RSS。 多年来，他在组织中不断晋升，最终被RSS领导层调往其附属政党——印度人民党（BJP）。
2002年，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他通过促成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巩固了自己作为极右翼公开盟友的地位。据报道，当时他命令警察不要干预，而近两千名穆斯林妇女、儿童和男子被印度教武装分子（包括RSS的附属成员）屠杀。 莫迪利用随之而来的极右翼支持浪潮，于2014年就任总理，正式确立了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作为印度政府的领导者。
随之而来的是十年间对印度穆斯林社区不断的攻击——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和身体上的，因为莫迪和印度人民党开始实施他们的计划，将印度从一个民主国家转变为一个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民族国家。 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纳夫尼特·拉纳曾经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宣称的那样：“如果你想住在印度，那么你就必须说‘Jai Sri Ram’（荣耀归于罗摩神）。”
审视萨瓦尔卡和赫德格瓦尔、戈尔瓦尔卡和戈德塞、莫迪和印度人民党领导人的言论，很明显，印度教至上主义绝非独一无二。 相反，它植根于与纳粹主义和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相同的想象受害者心态和种族至上主义的神话中。 从伊斯兰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也与伊斯兰教最早期的敌人的核心动机相同。
遭受攻击的穆斯林
4月23日，在为印度2024年大选竞选期间，印度人民党的一个邦分支在X平台上发布了一条针对反对党国大党的帖子。 该帖子题为“国大党宣言还是穆斯林联盟宣言？”，声称投票给反对党将导致“在教育机构强制执行头巾”、“自由实践个人法”以及“强制公共和私人实体雇佣穆斯林”。 国大党并没有承诺过这些——但这确实揭示了，在印度人民党及其支持者眼中，向穆斯林承诺基本的公民自由本质上就是反印度教的。
这篇帖子剥去了印度教至上主义所有所谓的辩护——那些声称想要保护印度教信仰和文化的说法——并揭示了该意识形态真正的引擎。 其核心在于，印度教至上主义根本不是关于印度教徒的。 它并不主张印度教受压迫种姓、妇女或部落民的权利。 相反，它将印度教身份完全设定为对其他宗教身份的一种反应，在这种反应中，印度教的自豪感和力量源于对印度穆斯林和基督徒的暴力征服。 换句话说，它旨在为莫卧儿统治和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当今印度的“外国”亚伯拉罕诸教信徒进行报复，将这种征服描绘成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且激进化的印度教群体的发泄。
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本质》中，萨瓦尔卡为这一核心动机奠定了基础：“没有什么比与非自我的冲突更能让自我意识到自身了。 没有什么比共同敌人的压力更能将人民凝聚成一个国家，将国家凝聚成一个政权。 . . 当穆罕默德（加兹尼的）跨越印度河入侵印度那天，那些势不可挡的愤怒力量让印度措手不及。”
萨瓦尔卡在这里依赖于一种非历史的叙事，这是印度教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即印度被穆斯林外国人入侵和蹂躏，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仅仅是通过强迫印度教大众改宗，以及印度教的团结和伟大在伊斯兰教到来之时就开始衰落。 在他看来，收复那种神话般的伟大的方式，就是将“印度性”与“印度教性”联系起来，并将所有其他人视为与印度理念不相容，甚至是对其构成威胁的存在。
在宣称“生与死的冲突”始于伊斯兰教进入印度之后，他敦促道：“你们，噢印度教徒们，必须巩固并加强印度教民族性；这并非为了对我们任何非印度教同胞，乃至世界上任何人进行无端的冒犯，而是为了正义且迫切地捍卫我们的种族与土地。”
看看印度的头条新闻，这种针对“共同敌人”的“无端冒犯”现象就变得显而易见了。 如今，在穆斯林社区举行暴力集会、在礼拜时间于清真寺前伴随着宣扬种族灭绝的流行音乐跳舞，以及纠集暴徒寻找穆斯林进行攻击，已成为“庆祝”印度教节日时的常见做法。 那些播放宣礼声的清真寺——这种做法几十年来一直很正常且没有问题——现在却被故意用扬声器播放的印度教赞美诗所淹没。
令人震惊的是，莫迪和印度人民党（BJP）还将伊斯兰教最个人化、最根本的修行要素定为犯罪。 在印度多个邦，通过扬声器呼唤宣礼已被禁止，而在清真寺外礼拜——无论是在乘车途中的路边，还是在泰姬陵这样的国家古迹附近——都可能导致警方的调查以及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骚扰。 从2022年开始，卡纳塔克邦通过在学校禁止佩戴头巾，强迫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女性在宗教服饰和受教育权之间做出选择——这一做法很快被全国各地的机构效仿。 坚持在校佩戴头巾的女性和女孩因展示其宗教归属而受到斥责和骚扰；印度教同学则通过佩戴藏红花色围巾来炫耀对印度人民党的支持，并称这是他们表达信仰的方式，以此进行报复。
在“爱之圣战”（love jihad）这一流行阴谋论的煽动下——该理论声称穆斯林男性企图通过诱惑手段让印度教女性改信伊斯兰教——印度十二个邦通过了将改信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定为犯罪的法律，这助长了印度教极端分子的气焰，他们威胁改信穆斯林的生命安全，逮捕伊玛目和传教士，并因穆斯林男性与印度教女性之间哪怕最微小的互动而对其进行攻击。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不仅没有庆祝现有的礼拜场所，反而对全国各地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清真寺发动了攻击，因为印度人民党的领导人宣扬一种非历史性的主张，即莫卧儿时代的清真寺是建立在被拆毁的印度教寺庙废墟之上——正如武装分子在1992年拆毁了拥有近五百年历史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 Masjid）一样，莫迪政府后来在2024年将其原址改建为一座寺庙。 这一先例助长了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发起法律运动，针对其他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要求将其移交给印度教徒进行拆除或改建为寺庙，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清真寺内安放印度教神像。 目前有几座清真寺面临同样的威胁：拥有三百年历史的吉安瓦皮清真寺（Gyanvapi Masjid）已经被迫将其地下室隔开供印度教徒祈祷，而拥有355年历史的沙希清真寺（Shahi Eidgah）则面临印度教至上主义者提起的十八项法院诉讼，试图将其强行夺走。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饮食限制，特别是对牛肉的禁令，导致针对运输、屠宰或食用牛肉的穆斯林的暴力袭击激增，且往往造成致命后果。 在许多方面，印度教徒主义（Hindutva）对印度教的“实践”已从根本上变成了与穆斯林为敌。
将穆斯林的生存定为犯罪
这种执念显而易见，反穆斯林仇恨不仅主导了印度的公众想象，还构成了联邦政策的基石。
2019年，各行各业的穆斯林——无论男女老少——涌上印度街头，抗议《公民身份修正案》（CAA）。这是一项歧视性法律，为除穆斯林以外的所有宗教团体提供快速入籍途径。 结合印度的《国家公民登记册》（NRC）——该登记册列出了有资格成为印度公民的个人，却完全无视了许多最贫困、最脆弱的印度公民难以获得合法证件的事实——《公民身份修正案》允许没有证件的印度教徒迅速“恢复”其公民身份，而数百万穆斯林则实际上沦为无国籍者。
虽然《公民身份修正案》和《国家公民登记册》是印度最广为人知的反穆斯林政策，但它们远非仅有的政策。 2025年的《瓦克夫（修正案）法》（Waqf (Amendment) Act）通过强制要求任命印度教徒进入这些财产的监督委员会，侵蚀了穆斯林对社区捐赠土地（通常用于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墓地）的控制权。 北阿坎德邦的《统一民法典》（UCC）——印度人民党正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废除了历史上在个人事务中对伊斯兰教法的认可，强迫穆斯林通过由印度教至上主义国家制定的普通法来登记婚姻、离婚和收养。 在许多城市，印度人民党的立法者和警察试图通过命令店主在店面上展示姓名来强制推行经济种族隔离，这实际上使得以保护“印度教虔诚”为名抵制穆斯林变得轻而易举。
这些法律综合起来，试图将穆斯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全部定为犯罪，使穆斯林的生存本身变成一种罪行。
推土机式的不公正
效仿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拥有的房屋进行有针对性且肆意部署推土机的策略，印度政府推广了其支持者所称的针对穆斯林拥有的房屋、企业、学校和礼拜场所的“推土机正义”。 过去几年里，全国各地的市政当局拆除了数十万处房产，其中大部分属于生活贫困的穆斯林，有时导致整个定居点的家庭流离失所，失去了生计。
在某些情况下，拆除行动是在指控“犯罪”之后进行的，包括关于食用牛肉、参与“爱之圣战”或通过投掷石块反抗印度教暴徒袭击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然而，在许多其他情况下，穆斯林拥有的房产在“反侵占”行动中被战略性地针对，在此期间，包括清真寺在内的建筑在被贴上“非法”建造的标签后，未经任何正当程序就被拆除。 正如穆斯林活动家法瓦兹·沙欣（Fawaz Shaheen）所言，推土机正义是“一种集体惩罚形式，旨在挫伤和威慑任何质疑政府或其多数主义政治的人”。
制度性的共谋
政府赤裸裸的偏执也腐蚀了执法部门，将警察变成了国家共谋的工具。 警察经常被拍到无视甚至直接纵容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暴力行为，同时却在选举期间殴打投票站的穆斯林，在拘留期间折磨穆斯林，并向抗议压迫的穆斯林开枪。
这种蔑视同样侵蚀了司法独立，司法机构已变得愿意为了迎合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心血来潮而曲解法律。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无视1991年的《礼拜场所（特殊规定）法》，该法案旨在维护所有礼拜场所自1947年以来的宗教性质。 违反该法律，法院受理了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发起的法律运动，这些运动针对历史悠久的清真寺，要求将其移交给印度教徒进行拆除或改建为寺庙。
此外，法院——无论是地区、邦还是国家层面——以严苛的反恐法对行使异议权的穆斯林人权捍卫者和记者定罪，同时对被控针对少数群体实施暴力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给予豁免，已成为常态。
这里的对比非常鲜明：2022年，司法机构拒绝了多名知名穆斯林活动家的保释申请，他们因参与抗议《公民身份修正案》而被拘留，其中包括学生领袖乌马尔·哈立德（Umar Khalid）、沙吉尔·伊玛目（Sharjeel Imam）和古尔菲莎·法蒂玛（Gulfisha Fatima）——他们中没有任何人参与过任何形式的暴力活动。 然而在同一年，最高法院却促成了十一名印度教至上主义罪犯的释放，他们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期间轮奸了一名穆斯林女性比尔基斯·巴诺（Bilkis Bano），并杀害了她家中的十四名成员。 几个月后，古吉拉特邦一家法院宣告另外六十七名参与2002年纳罗达·加姆（Naroda Gam）大屠杀的印度教武装分子无罪，在那次屠杀中，五千名印度教极端分子暴徒将穆斯林活活烧死，并强奸和残害了近四百名穆斯林妇女和女孩。 其中一名武装分子是臭名昭著的巴布·巴杰兰吉（Babu Bajrangi），他曾吹嘘自己在古吉拉特邦大屠杀期间“剖开”了一名怀孕穆斯林女性的肚子。
“杀了他们，砍了他们，烧了他们。 。 。 我喜欢这样[杀害穆斯林]，”他在一段录音中被抓到吹嘘道。 “即使在今天，我也要说，绝不能让他们兴旺发达。”
血腥的氛围
尽管比尔基斯·巴诺案中罪犯的释放决定在几个月后被撤销，但巴布·巴杰兰吉仍然是一个自由人。 像他这样的人绝非少数。 “印度教徒主义档案”（Hindutva Profiles）网站记录了数百名极端分子，他们要么庆祝反穆斯林暴力，要么直接参与其中，鼓吹从谋杀和残害到彻底种族灭绝的一切行为。 这种普遍且正常化的嗜血反映了《种族灭绝的十个阶段》所描述的时刻，即社会“克服了人类对谋杀的正常反感…… 。 。 灌输为煽动铺平了道路”。 因此，印度穆斯林遭受无休止的人际暴力，几乎每天都有仇恨犯罪的报道，这既令人恐惧，又在预料之中。
印度教徒主义领导人呼吁印度教徒“保护”自己，为了建立一个印度教国家而“杀戮与牺牲”，这转化为一场不放过任何人的、激增的人际暴力。 有报道称，穆斯林儿童因被指控不敬而遭到印度教老师的耳光和警察的殴打；穆斯林女性在网上和线下都受到强奸威胁，以此作为对“爱之圣战”假想肇事者的报复；老年穆斯林在公共场合遭到袭击。
暴徒实施的暴力也十分普遍，印度教极端分子成群结队——有时多达数十人——绑架、殴打、羞辱甚至杀害被指控犯有轻微罪行的人。 暴徒私刑的威胁始终笼罩着：穆斯林男性因被指控盗窃、与印度教女性有染、交通事故以及与印度教徒的琐碎冲突而遭到殴打甚至折磨致死（在2024年6月发生的一起特别令人不安的案件中，一名穆斯林男子在古吉拉特邦当地一支穆斯林板球队击败了他们的印度教对手后被私刑处死）。 最常见的情况是，关于食用或屠宰牛以获取牛肉的指控——无论是否捏造——都可能导致由“护牛者”实施的残酷私刑，他们以民兵组织的形式运作，几乎不受惩罚。
在许多情况下，暴徒袭击的受害者在痛苦和羞辱中的样子被拍摄了下来。 2021年的一段视频显示，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与年幼的女儿沿路行走时遭到殴打，女儿哭着恳求暴徒停止殴打他。 另一段2024年的视频显示，一名72岁的穆斯林男子在乘火车去看望女儿时遭到袭击：在旅途中，一群年轻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反复击打他的胸部和脸部。
过去几年，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地区的暴徒袭击也有所增加，通常发生在印度教节日期间。 这些事件通常涉及数百名印度教极端分子以蓄意挑衅的方式在穆斯林社区举行游行。 在许多游行中，参与者携带武器，挥舞着剑和三叉戟。 他们经常高呼与暴徒私刑相关的口号（包括“Jai Shri Ram”，即“罗摩神荣耀”），并播放印度教至上主义流行音乐（一首流行歌曲宣称：“你们不是人类，你们是屠夫，这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够了”）。 印度社交媒体上充斥着印度教游行队伍围着清真寺转、向清真寺庭院扔鞋、试图撞开大门、破坏附近墓地，并在圆顶上插上藏红花旗（与印度教相关的颜色）的图片。
此类游行往往演变成暴力和纵火事件。 2024年1月，在被毁的巴布里清真寺原址上举行罗摩神庙（Ram Temple）落成典礼后，印度各地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通过冲击穆斯林社区、“庆祝”这一时刻，他们破坏清真寺、焚烧商店和房屋、殴打穆斯林男性并骚扰女性、摧毁车辆，甚至在一次事件中放火焚烧了一个穆斯林墓地。 2022年和2023年，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庆祝罗摩节（Ram Navami）期间，全国范围内爆发了暴徒暴力事件，针对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并引发了社区间的暴力冲突。 在2023年比哈尔邦发生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案件中，一支印度教游行队伍放火焚烧了一座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学校，随后升级为投掷石块、袭击和投掷汽油弹。 一名十六岁的男孩被杀。 然而，在这些袭击发生后，被大规模逮捕的却是穆斯林，他们的房屋也作为集体惩罚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除了暴力本身，另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层面在于公众如何对待这些肇事者。 其他印度教至上主义者，无论是通过网络评论还是公开言论，经常对这些暴力分子犯下的罪行大加赞赏。 穆斯林男子在被殴打时乞求怜悯的视频在Facebook上获得了数千个点赞和笑脸表情。 印度教武装团体举行集会，抗议逮捕那些被控对穆斯林实施私刑的个人。 护牛者领袖莫努·马内萨尔（Monu Manesar）是2022年两名穆斯林男子被残酷谋杀并焚尸案的主要嫌疑人，他因经营一个美化反穆斯林暴力的热门YouTube频道而获得了“金创作者奖”（Gold Play Button）作为奖励。 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那些强奸了比尔基斯的男子在出狱后被戴上了花环，并被喂食糖果。 一名印度人民党议员称赞他们具有“良好的价值观”——这一声明如果说证明了什么，那就是印度教至上主义良知的集体堕落。
针对克什米尔人的暴力
查谟和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几十年来一直遭受印度军事占领的苦难，这导致多年来有研究将印度在克什米尔的压迫策略与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策略进行比较。 正如克什米尔人类学家阿瑟·齐亚（Ather Zia）所写：“自1947年以来，印度的殖民计划一直专注于征服、控制、同化，并最终抹除克什米尔的原住民性…… 。 。 印度政府以整合领土、发展和打击被视为恐怖主义或代理人战争的克什米尔抵抗运动为幌子，肆无忌惮地行事。 违反国际法，印度通过密集的军事化、资源开采和经济剥削改变了克什米尔的地貌，以牺牲当地社区为代价巩固了殖民利益。”
在另一篇文章中，齐亚详细阐述道：“剥夺原住民、密集的军事化、生态灭绝、军队的残暴、不断的检查站、镇压、突袭、遭遇战以及直接和间接的暴力，[与巴勒斯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律师兼作家苏奇特拉·维贾扬（Suchitra Vijayan）也写道，印度和以色列之间这些共同的策略包括“人口工程、异议定罪…… 。 。 [以及]共同的暴力基础设施：监视、数字镇压、人口控制和警务制度，这些制度正日益以彼此的做法为蓝本。”
2019年，莫迪政府废除了印度宪法第370条，剥夺了克什米尔的特殊半自治地位，并对该地区实施了全面的军事镇压。 此后不久，印度驻纽约总领事桑迪普·查克拉沃蒂（Sandeep Chakravorty）宣称，印度将效仿以色列的定居者殖民项目建立定居点，并表示：“如果以色列人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
此后的几年里，克什米尔人遭受了法外处决、印度军警的酷刑、肆意逮捕、互联网封锁、土地没收、穆斯林节日期间清真寺被强行关闭及伊玛目被软禁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克什米尔的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处境尤为危险；他们中许多人根据严苛的反恐法被拘留，并被无限期关押，几乎没有保释机会。 2024年，莫迪政府提出了《地方机构法（修正案）法案》，该法案通过向支持印度人民党（BJP）的群体和高种姓族群提供政府预留名额，剥夺了克什米尔穆斯林的选举权。
正如一位克什米尔商人在2024年对人权观察组织所言：“尽管有游客、深夜购物和其他表面上的正常迹象，看起来可能很平静，但我们的内心正在溃烂。”
仇恨言论
2026年2月，阿萨姆邦印度人民党的官方账号发布了一段视频，主角是首席部长希曼塔·比斯瓦·萨尔马（Himanta Biswa Sarma）。他是一位臭名昭著的煽动仇恨者，一直致力于在该邦推行经济种族隔离和针对穆斯林的种族清洗。 视频中，萨尔马手持步枪摆拍，随后射击了多张由人工智能生成的留胡须、戴小圆帽的穆斯林男性图像。 这段令人毛骨悚然的画面上写着“绝不留情”的文字。 尽管视频随后很快被删除，但印度人民党拒绝道歉，一位当地领导人仅表示：“无可奉告。 它已经被删除了。 没什么可说的。”
针对穆斯林的暴力行为正因充斥在印度及其他地区网络空间的仇恨言论而变得常态化。 维多利亚伊斯兰理事会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2019年至2021年间，X（前身为Twitter）上超过50%的反穆斯林帖子源自印度，超过了美国和英国。 浏览印度的X和Facebook，仇恨帖子的数量令人震惊：水军账号称穆斯林为“圣战分子”、“入侵者”和“恐怖分子”；印度教至上主义领导人发布明确的暴力呼吁；以及穆斯林妇女、儿童和男子遭到印度教至上主义者袭击的视频在点赞和庆祝评论的簇拥下传播。 在印度教激进分子的Facebook群组中，兜售枪支的帖子长期未被处理，而Facebook在回应活动人士的担忧时，竟声称此类帖子并未违反任何社区政策。
同样，Instagram和YouTube也已成为宣扬反穆斯林暴力的首选平台。 这包括公开宣扬“护牛运动”，即以防止屠宰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的牛为名，针对主要是穆斯林男性的有组织民兵暴力。 这些视频通常涉及将镜头怼到正在遭受殴打、羞辱或处于痛苦中的受害者脸上，有时甚至展示受害者在因伤死亡前的那一刻。 这些内容不仅没有被审查，反而经常受到奖励；著名的印度教激进分子莫努·马内萨尔（Monu Manesar）因涉嫌策划2023年两名穆斯林男子被暴徒私刑处死的惨案而受到指控，但他却因运营一个拍摄并美化针对穆斯林的护牛暴力袭击的超人气频道，获得了YouTube颁发的金创作者奖牌。
媒体公司对删除此类内容的任何要求基本置之不理，其中几家公司已被曝光与印度政府存在利益纠葛。 Facebook前员工兼举报人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在2021年揭露，该公司通过算法推广暴力和仇恨内容，以造福全球（包括印度）的极右翼政府和运动。 泄露的文件显示：“[印度教民族主义]用户、群组和页面散布恐惧，针对亲印度教人群发布反穆斯林叙事，意图煽动暴力和骚乱。” . . “其中有大量将穆斯林比作‘猪’和‘狗’的非人化帖子以及虚假信息。” 在泄密事件发生前一年，Facebook印度政策主管安基·达斯（Ankhi Das）被《华尔街日报》指责存在政治偏见，该报发现Facebook仅在他们询问后，才删除了由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发布的反穆斯林帖子。 据报道，这一无视Facebook仇恨言论政策以讨好印度人民党的决定是由达斯做出的，她曾告诉员工：“惩罚莫迪先生所在政党政客的违规行为，会损害公司在该国的商业前景。”
X也同样屈服于政府压力，多年来暂停了数千个账号，并删除了数千条由国内外活动人士、记者、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发布的推文。 在一次引发全球头条新闻的事件中，X屏蔽了观看2023年BBC纪录片《印度：莫迪问题》（India: The Modi Question）的链接，该片记录了莫迪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后的掌权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X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在2023年自称是莫迪的“粉丝”，尽管到了2025年，审查程度似乎连他都感到难以承受；2025年，X对印度政府提起诉讼，宣布其不断升级的网络言论监管是“非法且违宪的”。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记者因报道侵犯人权行为或在社交媒体上核实宣传内容，而根据印度严苛的反恐法被捕。 新闻机构被迫撤下文章，办公室遭到突击搜查，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被彻底取缔。 普通的社交媒体用户也因发布“反印度”帖子而被列入警方报告；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近期针对批评“辛杜尔行动”（Operation Sindoor）的人士的逮捕浪潮，该行动是2025年5月针对巴基斯坦的一系列空袭，造成31人死亡，并导致印度国内反穆斯林暴力激增。 这种审查制度如此猖獗，以至于印度经常位列社交媒体审查请求最多的前五个国家之列。 结果，批评者被噤声，而煽动仇恨者却在无视社区准则的情况下不断壮大其追随者群体。
选举仇恨
仇恨言论并不局限于社交媒体帖子领域。 印度各地以惊人的频率举行仇恨言论集会，期间印度教至上主义领导人向极端主义听众发表充满煽动性的反少数群体演讲。 根据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数据，2024年印度大选期间，反穆斯林仇恨言论激增了74%。印度人民党几乎围绕对穆斯林和其他少数群体的仇恨来构建整个竞选活动，并最终成功连任第三届。
这次选举揭示了压迫穆斯林在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权力和统治观念中占据着多么核心的地位。 几个月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模仿向清真寺射箭的动作；他们称穆斯林为“渗透者”和“疾病”；他们拍着胸脯吹嘘如果他们愿意，印度教徒能在多短时间内杀死穆斯林（印度人民党领导人T.拉贾·辛格在一次集会上吹嘘只需15秒）。 一位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问他的支持者人群：“你们要杀掉多少个阿夫扎尔（穆斯林）？ 你们会在每家每户都找到（一个穆斯林）。 无论（穆斯林）从哪里出来，我们都会闯进那所房子杀了他。 . . 在（莫迪的）第三个任期内，所有这些疾病都将得到治疗。”
另一位印度人民党高级领导人、莫迪的亲密盟友、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阿迪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威胁要“严厉对付”穆斯林，“严厉到他们的后代都会记住”。 在另一个场合，阿迪亚纳特吹嘘他的政府已经有效地将穆斯林的礼拜行为定为犯罪：“没人敢在我们的道路上做礼拜（萨拉赫）。 清真寺已经拆除了扩音器。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人们会忘记清真寺里的呼唤（宣礼）。”
新闻界本应将印度人民党近乎随意的暴力威胁和对歧视的庆祝视为重大新闻报道。 相反，大多数主流媒体已沦为执政党宣传的扩音器，经常将这些有害的叙事合法化并放大给数亿印度人。 正如纳粹拥有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卢旺达种族灭绝的策划者拥有卢旺达电台一样，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政府利用主流媒体来激进化选民基础，并为针对穆斯林的暴力和歧视制造共识。
这些比较并非夸大其词。 2022年6月，印度编辑协会直接将该国的主流媒体与卢旺达电台相提并论，指出几个频道“蓄意制造环境，通过散布对弱势群体及其信仰的仇恨来针对他们”。
仇恨作为课程
正如杰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博士在《国家》杂志中所写：“从至上主义民族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存在一个连续体。 . . 法西斯主义依靠神话生存，这些神话创造了一个外群体，他们充其量只能被降级为二等公民。 学校和大学允许对这些神话进行批判性探究，因此对它们的攻击永远是威权主义的预警信号。”
因此，印度的教育系统也已成为抹除穆斯林影响的阴险前线。 2023年，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NCERT）删除了高中标准化课程中唯一关于莫卧儿历史的章节，跳过了几个世纪的帝国和成就，直接进入英国殖民时期。 被删除的内容还包括：解释什么是清真寺的段落、对毛拉纳·阿扎德（Maulana Azad）的引用、甘地遇刺后对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取缔、莫迪担任首席部长期间发生的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以及关于在数千年的种族歧视、针对妇女的暴力和财富不平等中，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印度教社会的论述。
这种对过去和现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重述通常被称为“藏红花化”，随着莫迪政府对学术自由的打压，它影响了教育系统的各个层面。 举行抗议或举办关于印度教至上主义暴行教育活动的大学生会遭到逮捕、停学和被其他激进化学生暴力袭击，而教职员工则不断被亲印度人民党、亲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教育工作者和行政人员取代。 正如南迪尼·桑达（Nandini Sundar）所写，莫迪在2019年的连任为“全面拒绝为所有关注时事的课外活动提供空间或许可铺平了道路。 取而代之的是宗教活动或国民志愿服务团代表的演讲。 为了获得晋升，教职员工必须参加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配备人员的‘进修课程’。 唯一可以在校园内自由活动的学生活动组织是隶属于印度人民党的全印学生理事会（ABVP），其成员以对其他学生组织成员进行暴力身体攻击而闻名。” 换句话说，印度的公立大学——就像主流媒体、执法部门和司法机构一样——已经受到了意识形态的俘获。
即使是身处印度境外的学者也不安全。 2021年，一群学者和活动人士组织了一场名为“拆解全球印度教民族主义”（Dismantling Global Hindutva）的虚拟会议。 这场为期三天的活动由美国和国际上超过53所大学共同赞助，旨在讨论印度教民族主义及其与伊斯兰恐惧症、法西斯意识形态和种族歧视的联系。 在会议及其演讲者名单公布后，印度教至上主义者通过向共同赞助的大学发送近一百万封电子邮件进行抗议，而总部位于美国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则向组织者发送了数千条充满反穆斯林诽谤和脏话的信息。
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现，关于此次会议的推文超过63,000条，其中大多数是负面的。 一些传播最广的推文是由印度的高调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发布的，包括右翼新闻频道所有者苏雷什·查万克（Suresh Chavhanke）和印度人民党政客卡皮尔·米什拉。 米什拉的一条推文称印度教民族主义是“恐怖分子的恐怖”，并宣称“战争将是对那些梦想拆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脸上的沉重一击”。 该帖子迄今已获得超过62,000个点赞和27,000次转发，威胁着任何在印度境外反击“藏红花化”神话的人。
呼应斯坦利博士关于法西斯主义本质上依赖神话的分析，阿普尔瓦南德（Apoorvanand）教授写道：“学校教科书使印度穆斯林成为国家记忆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的历史远早于入侵，他们的巨大贡献是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因此这段遗产必须被删除。 莫卧儿人和穆斯林统治者必须仅被引用为残酷的入侵者。 . . 教科书中对莫卧儿人和穆斯林的边缘化，反映了莫迪治下的印度穆斯林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处境。 最近的教科书修订是文化种族灭绝的一部分。”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全球影响
2024年，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人拉姆·马达夫（Ram Madhav）受邀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全国保守主义会议（NatCon）上发言。 这一时刻象征着全球多种族极右翼势力的相互关联性。 在这里，一位来自印度的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作为演讲嘉宾出席了一个汇集了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全球北方国家极右翼领导人的活动，并向人群吹嘘印度教至上主义在印度的“成功”：“（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告诉你们印度保守主义的成功故事——即印度左翼-自由派-马克思主义-激进伊斯兰阴谋集团的失败。”
马达夫的演讲有力地证实了现代法西斯分子并非孤立运作；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全球现象，助长它的种族主义、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就像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一样，国民志愿服务团等暴力印度教激进组织的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运作，从美国到加拿大，从英国到肯尼亚，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桑格家族”（Sangh Parivar）的庞大组织网络。 这些团体——包括文化组织、儿童项目和政治行动委员会（PACs）——致力于在侨民社区中推进印度教至上主义意识形态。 游说团体“海外印度人民党之友”（Overseas Friends of the BJP）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附属机构创立，旨在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后修复印度教右翼的形象，该组织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设有分部，并向富有的侨民成员为印度人民党募集捐款。
美国世界印度教大会（VHPA）——血腥激进组织世界印度教大会（Vishwa Hindu Parishad）的美国分支——成立于20世纪70年代，自9/11事件以来的几年里，它与罗伯特·斯宾塞（Robert Spencer）、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帕梅拉·盖勒（Pamela Geller）等反穆斯林人物以及中东论坛等实体进行了合作。 另一个团体，印度教志愿服务团（HSS）——国民志愿服务团的海外分支——伪装成一个良性的文化组织，同时在美国和加拿大散布反穆斯林言论。 总体而言，Sangh Parivar 这个庞然大物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汇回印度，用于资助 RSS 的附属团体，同时也资助民主国家中那些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策倡议和参选候选人。
因此，印度教至上主义（Hindutva）不仅伤害了印度的穆斯林；它还在侨民社区中产生了共鸣，参与了跨国镇压，并公开宣称效忠于其他极右翼运动。 其支持者大肆宣扬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为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提供便利，为著名的伊斯兰恐惧症者提供热情的听众，甚至在政治上与危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勾结。 为了应对这一日益增长的威胁，穆斯林及其盟友必须认识到印度教至上主义的全球危害，并建立同样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抵制它。
印度教至上主义、犹太复国主义与巴勒斯坦
2023年10月7日之后，全球各地的良知人士对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来自全球极右翼的仇恨和反巴勒斯坦虚假信息感到震惊。 然而，令许多人惊讶的是，这些仇恨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印度印度教徒运营的账户——这个国家在莫迪上台之前，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与巴勒斯坦团结一致。 然而，在大量案例中，正是印度账户向数百万粉丝推送了关于哈马斯强奸骗局、关于斩首婴儿的谎言，以及在受苦受难的巴勒斯坦人视频开始疯传后，令人不安的“Pallywood”（巴勒斯坦好莱坞）阴谋论。
《敌对家园：印度与以色列之间的新联盟》（Hostile Homelands: The New Alliance Between India and Israel）一书的作者、记者阿扎德·埃萨（Azad Essa）回答了许多人在10月7日之后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会对犹太至上主义者产生如此强烈的亲近感，尽管后者的宗教信仰与他们所仇恨的穆斯林在本质上更为接近？ 在接受《+972杂志》（+972 Magazine）采访时，埃萨解释说：“这种新联盟的核心是伊斯兰恐惧症。” . . “双方（犹太复国主义和印度教至上主义）都将自己视为古老的文明，这对于建立和放大他们关于文化优越性的主张至关重要，而且双方都对穆斯林有一种特殊的东方主义式的蔑视。”
这种思维过程已被印度人民党（BJP）领导人和印度极右翼权威人士明确阐述。 正如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康格娜·拉瑙特（Kangana Ranaut）在2023年与以色列驻印度大使纳奥尔·吉隆（Naor Gilon）会面时所宣称的那样：“他们不能给我们（印度教徒和犹太人）每人一块土地，这是不人道的，也是伊斯兰世界吝啬的表现。” . . “今天，全世界，特别是以色列和印度，正在进行他们的反恐战争。” 简而言之，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将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效仿对象，也视为拥有共同敌人——穆斯林的盟友。
这两项运动所使用的策略也如出一辙，印度右翼经常采用犹太复国主义的策略来使其在侨民中的运动合法化。 这两个群体都将他们的少数群体地位武器化，以掩盖他们的偏执，并将他们的宗教身份与至上主义政治混为一谈。 当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以色列受到批评时高喊“反犹太主义”时，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则对那些批评印度教至上主义、印度教和莫迪政府的人抛出恶意指控，称其为“印度教恐惧症”。 像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也将社会正义的语言武器化，夸大受害者身份，将他们的民族至上主义和扩张主义理想称为“去殖民化”或整个社区的“保护”行为。
在极右翼眼中，这种伙伴关系前景广阔，以至于“基督徒支持以色列”（CUFI）的前执行董事大卫·布罗格（David Brog）在《犹太杂志》（Jewish Journal）上撰文宣称，“犹太人和印度教徒可以成为这种新联盟的核心”，以抵制“激进分子”和“种族煽动者”。 当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联合创始人米希尔·梅加尼（Mihir Meghani）作为嘉宾出现在播客中时，他为布罗格的愿景增加了一个明确的反穆斯林角度，他说：“显然，阿拉伯和穆斯林的移民已经超过了印度教和印度社区。” . . “而且（人口）可能正在接近犹太社区，所以我们需要建立这些联盟。”
结果，在美国支持以色列的集会上，印度国旗被高高举起；而在印度，在印度教至上主义者的游行队伍中，以色列国旗也随处可见。 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在纽约举行的印度独立日游行期间，以色列国旗在罗摩神庙（Ram Temple）复制品后方飘扬。 包括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等在内的侨民印度教至上主义团体代表，在试图抹黑他们的穆斯林和亲巴勒斯坦批评者时，都加入了“反犹太主义”的指控。 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加利福尼亚州联手反对民族研究课程。 在网上，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对加沙的破坏画面幸灾乐祸，推动 #IndiaWithIsrael 和 #IslamIsTheProblem 等标签，依靠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混为一谈的陈词滥调，为在印度和巴勒斯坦对穆斯林进行的暴力报复辩护。
通过这种方式，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可以被认为与白人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一样，对加沙造成的流血和破坏负有同谋责任，而且更加厚颜无耻：印度教至上主义者在这场殖民博弈中根本没有切身利益。 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看到穆斯林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