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如何被“中国化”？宗教治理与清真寺管控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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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uyghurrightsmonitor.org/2026/03/02/governing-faith-the-sinicization-of-islam-in-the-uyghur-region/
原文标题：Governing Faith: The Sinicization of Islam in the Uyghur Region
作者：Admin
作者简介：Uyghur Rights Monitor 记录影响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社群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政策问题。
副标题：一线报告呈现宗教场所、讲经内容、儿童教育和日常信仰实践受到的系统性改造
摘要：本文翻译维吾尔权利监察的报告，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在维吾尔地区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包括清真寺改造、宗教话语控制、教育限制和公共生活监管。
喀什的一座清真寺被国家当局关闭，悬挂着中国国旗、监控摄像头，以及一条写着“爱党，爱国”的红色横幅。来源：Getty Images（2017年6月）。
执行摘要
在2015年5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当局确保中国所有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明确将宗教管理纳入北京的意识形态治理之中。“中国化”是一项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旨在重塑宗教机构、教义和公共表达，以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目标。在维吾尔地区（东突厥斯坦），当局通过将日常伊斯兰教实践定性为极端主义来应用这一框架。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政策通过拆除清真寺、限制宗教教育以及将日常宗教仪式定罪，瓦解了伊斯兰生活的基础。当局将包括礼拜、斋戒、宗教服饰、宰牲礼（aqiqah）、尼卡（nikah，伊斯兰婚礼）和葬礼在内的日常实践，描绘为激进化的迹象。这些措施是系统性且广泛侵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政治洗脑、家庭分离和强迫劳动。国际监督机构和多个国家的政府已认定这些罪行构成了种族灭绝。
本政策报告通过关注“中国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审视了其在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背景下的运作方式。报告评估了中国政府用以监管伊斯兰教并重新定义官方认可的宗教实践的法律、行政和意识形态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治理策略，它将宗教视为安全威胁，并对其进行持续的意识形态控制。
主要结论：
“中国化”使伊斯兰教从属于党的权威。北京所称的伊斯兰教“适应”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控制，其教义、神职人员、建筑和仪式只有在强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宗教合法性取决于政治忠诚。
日常宗教实践被视为安全威胁。当局将日常宗教仪式，包括礼拜、斋戒、古兰经学习、宗教服饰和尼卡（nikah），视为极端主义的指标，使维吾尔人遭受监控、拘留和长期监禁。
临时政策已固化为永久性治理。中国化政策从意识形态指导演变为行政规划，现已嵌入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法律中，将宗教控制制度化于官僚和法律结构之中。
“中国化”通过国际叙事管理得到强化。通过精心安排的访问、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及伊斯兰组织的各种外交接触，以及宣传攻势，将压迫包装为现代化，从而减轻外部压力并使瓦解维吾尔伊斯兰生活常态化。
宗教限制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承认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但仅允许在政府控制的协会下，于国家批准的机构内进行宗教活动。伊斯兰教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但受到严格监管。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面临着日益严苛的宗教实践控制。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限制宗教活动，禁止维吾尔儿童、国家公职人员和党员进入清真寺。在过去十年压迫政策升级为大规模暴行之前，非正式的宗教教育在非官方的经文学校（madrasa）环境中仍在持续，特别是在南部农村地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将宗教安全化制度化，并在2000年代通过针对所谓分裂主义的“严打”运动进一步升级。大规模逮捕（截至2001年5月已有超过3700起起诉）、公开宣判大会以及对正当程序的践踏，扩大了监控范围并将“非法”宗教活动定为刑事犯罪。9/11事件后，当局利用全球反恐战争，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实践与恐怖主义挂钩，从而为国际上的压迫行为辩护。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后，国家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教重新定义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2014年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习近平宣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维吾尔地区的中心治理目标，建立了一个以安全为导向的集中化行政框架，为该地区的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在拘留营和监狱中大规模任意拘留数百万人、强制绝育和节育、酷刑和性暴力、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抹除、压制维吾尔语教育以及大规模监控，对维吾尔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了大规模暴行。
2021年，独立的维吾尔法庭认定种族灭绝罪行“排除合理怀疑”。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也得出结论，认为该地区的暴行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多个国家的议会做出了种族灭绝的认定。然而，中国政府仍以反极端主义和“中国化”为名，继续推行许多此类压迫性政策。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政策框架
在种族灭绝的高峰期，中国政府实施了直接针对日常伊斯兰生活的政策。两份中共内部指令是这一过程的核心：
2017年第5号文件：《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的措辞指示官员，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宗教，并加强“五个认同”。这些认同包括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018年第10号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将“阿化”和“沙化”定性为意识形态威胁，并下令改造清真寺、限制阿拉伯语教育、限制清真标识，以及对伊玛目进行政治培训。
这些指令共同将伊斯兰教从一种宗教身份重塑为受政治管理的安保事务，旨在重新构建那些被认为与中华民族不相容的宗教生活层面。通过将伊斯兰教定性为“外来”宗教，国家使其成为针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期间的首要清除目标。当局继续应用这一框架，将“中国化”嵌入以稳定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更广泛治理议程中，使北京能够严重破坏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护的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制度化
维吾尔地区的宗教中国化是通过一套结构化的指挥链运作的。统一战线工作部（UFWD）负责设定意识形态方向，并协调各党政机关的宗教工作。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清真寺和宗教人员的登记、许可及检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作为一个与国家保持一致的“爱国宗教组织”，通过培训、讲经指导和清真寺的日常管理来落实指令。这些机构共同在三个层面执行中国化：中央党的领导、区域行政协调，以及清真寺和社区内的基层执行。
2019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布了《五年规划（2018–2022）》，旨在构建“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这一全面的行政项目建立在2017年第5号文件和2018年第10号文件的基础上，旨在系统性地重新诠释伊斯兰教义，以使其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该规划还强制要求对伊玛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讲经、教育和清真寺活动中。
2024年2月，地方政府颁布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所有宗教教义、教育、建筑和网络内容必须体现“中国特色”。新条例规定，大型宗教集会必须事先获得政府批准，并规定宗教教义的解释必须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是，该条例通过将其嵌入可执行的法律条款中，将早期的做法正式化，从而将中国化从一种政策框架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治理制度。
这种从党的指令到行政框架，再到法律法规的制度演变，展示了蓄意的制度强化过程。中共最初在2018年第10号文件中发布的意识形态指导，已被转化为在各伊斯兰机构间协调的全面五年规划，并最终被编纂为具有可执行法律条款的地方性法规。到2024年，中国化已成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永久性治理制度。
中国化政策的架构
除了正式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外，当局还通过意识形态宣传、象征性品牌重塑和教义重新诠释来推进中国化，使国家对日常宗教实践的控制常态化。官方话语将宗教视为政治引导的对象，而非受保护的信仰。2025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表示，政协有权引导宗教信仰，重塑民族认同，并使信仰与社会主义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他描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稳步推进伊斯兰教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中国化”的努力。同样，一份2025年8月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伊犁分院的视察报告显示，党政官员直接监管伊斯兰教课程，指示教职人员“将[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局通过文本和教育控制来实施这一意识形态工程，用政治教学取代独立的宗教神学论述，并将清真寺和经学院变成政治灌输的渠道。官方媒体强化了这一框架：2022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日报》的一篇文章指示伊玛目要“紧密团结信教群众围绕在党和政府周围”；2024年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的采访将“中国化”描述为“历史必然”，并称“一个好的信徒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公民”。因此，政治忠诚成为维吾尔地区宗教实践的前提条件。
国家也在重塑宗教象征。2025年3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更换了其长期使用的带有伊斯兰意象的绿色会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化的蓝色标志，去除了伊斯兰符号以及协会名称的英文翻译。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重新设计的标志旨在“淡化宗教色彩，强调国家主体性”。
这一转变与针对伊斯兰教经籍的更广泛运动同时发生。中国当局于2024年9月出版了一部国家批准的《古兰经》注释本，随后强制要求在经学院中使用。在202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瑞峰宣称，该出版物“必将推动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走深走实”。
党政官员公开将中国的“中国化”政策定义为一项全面的意识形态工程。2025年12月，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表示，“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要求党对教义、人员、礼仪、建筑和经典拥有领导权，宗教团体需执行指令，教职人员则被要求内化经批准的教义。在这一体系中，宗教合法性取决于政治上的顺从。
中国化政策实施时间表（2014-2025）
年份* *关键事件/政策* *意义
2014年 第二次中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总目标”定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并引入“五大治理原则”，将宗教纳入以安全为中心的治理框架。
2015年 中国化指令：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所有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将宗教管理变为一项意识形态任务。
2016–2017年 法律基础：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扩大了对登记、教育和涉外活动的控制；2017年5号文件将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挂钩。
2018年 中国化制度化：10号文件要求对清真寺进行“整改”、培训伊玛目并限制阿拉伯语教育；五年规划（2018–2022）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体系”。
2019年 基层控制：当局建立“三支队伍”（教职人员、清真寺管理人员、模范信徒）以监控宗教生活，并在党的指导下规范讲经。
2020年 空间与文化抹除：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和《纽约时报》记录了清真寺拆除和圣地破坏情况；在第三次中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呼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重申中国化。
2022年 全球曝光：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评估报告结论认为，该地区的侵权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2023年 加强宗教限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记录了禁止尼卡（nikah）、斋戒、持有宗教书籍以及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的情况。
2024年 中国化法治化：地方政府颁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以使用旧版《古兰经》为由逮捕“非法讲经”人员。
2025年3月 象征性品牌重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用简化的蓝色标志取代了绿色的伊斯兰会徽，去除了伊斯兰相关元素。
2025年9月 持续压制：习近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宣布中国化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并要求更严格地执行“五个认同”。
2025年12月 全面控制框架：统战部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框架，旨在“在党的领导下，系统推进教义、经典、礼仪、人员和建筑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后果
中国政府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描述为“适应”和“现代化”，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融合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工程化社会管理的治理体系。除了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一致外，该政策还以社会稳定为名，重构了伊斯兰教实践，并拆解了维吾尔身份的宗教基础。
宗教空间的破坏与改造
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系统性地拆毁清真寺并改造宗教空间。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当局摧毁了该地区约8500座清真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实地调查则证实，自2017年以来，多达16000座清真寺被拆毁或破坏。记者在2021年斋月期间走访了二十多座清真寺，发现大多数清真寺处于关闭状态，部分被拆毁，且伊斯兰建筑特征已被剥除。官员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用中文标语取代了阿拉伯语铭文，并在清真寺入口处悬挂了中国国旗。警察守在入口处，在一次案例中，当局甚至告诉访客：“这里从来没有过清真寺。”
当局还将目标对准了神圣的苏菲派朝圣地，包括伊玛目阿西姆（Imam Asim）和奥尔达姆（Ordam）陵墓。在其他地方，他们将清真寺改建为酒吧、商店或社区中心。即使在仍开放的清真寺，当局也限制进入、监控出席情况，并将场所用于政治监督。2024年的一次视察展示了这种转变：当局称赞中式清真寺建筑是“中国化”的典范，并明确将清真寺描述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而非礼拜场所。
宗教生活的监控与控制
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实施了世界上最广泛的监控体系之一，将该地区变成了一座露天监狱。国家将宗教生活编织进这一体系中，持续监控日常礼拜，以确保作为“国家安全”一部分的“宗教安全”。当局在清真寺周边及宗教聚会期间，将人脸识别摄像头、数字身份证核查和手机追踪作为标准操作。当局对数百万居民进行“反恐”筛查，将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标记为逮捕对象。
通过“结对认亲”项目，官员们进驻维吾尔家庭，监控包括祈祷在内的私人行为。在社区层面，当局利用“三支队伍”——教职人员、清真寺管理人员和指定的模范信徒——来报告出席情况、讲经内容以及被视为不规范的行为。他们还对伊玛目进行思想培训和资格审查，优先考虑政治可靠性，正如时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在2024年11月视察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时所展示的那样。
当局开展定期检查，例如2025年11月在乌鲁木齐附近进行的检查，将安全检查与数据审计及加强访客登记相结合。在实践中，国家将清真寺作为半警务化区域运营，并将参与宗教生活视为需要行政监控的安全威胁。
当局禁止公务员、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遵守斋月，并命令喀什地区的居民录制每日视频，以证明他们在禁食期间正在进食。警方以反极端主义为由强制执行这些禁令，表明“中国化”已渗透到公共宗教空间之外，进入了私人家庭，甚至包括禁食等身体实践。
当局还对讲经内容进行了集中化管理，要求伊玛目宣传民族团结、感恩党和“五个认同”，同时限制阿拉伯语教学。2025年5月乌鲁木齐最著名的中心清真寺之一——东阔鲁克清真寺（Dongkowruk 清真寺）的周五礼拜录像显示，伊玛目在讲台上直接用中文宣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仅有简短的阿拉伯语诵读。观察员塔哈·亚辛·埃雷尔（Taha Yasin Erel）还注意到现场没有《古兰经》，进入受限，且出席者多为老年人，这表明当局在阻碍更广泛的参与。
宗教实践的刑事化
2017年的《去极端化条例》将普通的伊斯兰实践定为刑事犯罪，如佩戴头巾、留胡须、举行尼卡（nikah，伊斯兰婚礼）、使用伊斯兰名字以及持有《古兰经》等宗教资料。国家将坚持戴面纱的女性或在非注册清真寺祈祷的男性贴上“可疑”或“受极端主义感染”的标签，并将周五聚礼限制在受警方监控的指定场所。
这些法规造成的人道代价记录在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对泄露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安文件”的分析中，揭示了因宗教实践而遭受的令人震惊的严厉判决。女性因童年时期的宗教教育而被追溯性判刑。例如，埃齐兹古丽·麦麦提（Ezizgul Memet）因1976年五六岁时学习了三天《古兰经》而被判处10年监禁；而艾提拉·罗孜（Aytila Rozi）因在2009年至2011年间学习和教授《古兰经》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目前记录中最长的刑期。UHRP还记录了超过一千起维吾尔伊玛目被拘留或监禁的案例，其中96%的人被判处至少五年监禁，包括因“传播信仰和组织人员”被判无期徒刑，因拒绝上交《古兰经》焚烧被判20年，以及因教他人如何祈祷被判17年。
国家宣传的失败与国际社会的共谋
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包装为现代化进程，强调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并声称宗教生活依然自由。官方媒体展示翻修后的清真寺、爱国教职人员以及摆拍的宗教仪式，试图将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描绘为“受监管而非受压制”。在国际层面，北京依靠精心安排的访问、选择性的准入以及有利的报道来应对批评。通过严密管控的“宣传之旅”，当局动员网红、记者和游客制作内容，营造出一种正常化的假象，以掩盖有据可查的侵权行为。
中文媒体通过将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减弱描述为自愿的社会变革，来强化这一叙事。亲政府的网红将清真寺出席率下降和宗教服饰减少归因于现代化，并将有关限制的证据斥为外国虚假信息，从而掩盖了监控和法律强制手段的作用。
北京通过外交手段，特别是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支持，放大了这一信息。2025年9月，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访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期间，官员们带他参观了艾提尕尔清真寺，他在那里进行了晡礼（Asr prayer），并称赞中国“在改善宗教设施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次访问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模式：2019年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决议在称赞中国的同时，避免了对大规模拘留或中国化政策的批评。随后的2021年、2023年、2024年和2025年的代表团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宗教学者代表团在政府安排的参观后，多次背书官方叙事。2023年1月，来自14个国家的“世界知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称赞中国的安全措施，避而不谈大规模拘留、禁止宗教活动或拆毁清真寺等问题。
独立观察与中国的叙事相矛盾。土耳其记者塔哈·克林奇（Taha Kılınç）于2025年夏季走访了该地区，报道称当地清真寺被大规模关闭、拆除，或被改建为娱乐场所。即使是该地区最大、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也已变成了一个文化展览馆，礼拜区域不再对公众开放。该记者观察到，当地没有公开的宣礼声，几乎看不到宗教表达，且仅有老年人组成的礼拜群体在进入清真寺时被迫宣誓效忠中国政府。
因此，中国化既是一种国内控制手段，也是一种在国际上寻求庇护的治理模式。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所表现出的有限批评，削弱了多边问责的力度，并助长了北京将人权关切斥为地缘政治敌意的气焰。对北京精心编造的叙事的持续接受，巩固了中国化政策，这些政策正在瓦解维吾尔人的宗教生活，而该地区在历史上是突厥伊斯兰遗产的核心地带。
结论
中国领导层近期的声明证实，中国化是一项永久性的治理框架。2025年9月，习近平宣布推进宗教中国化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并要求加强法律执行、意识形态培训以及党对宗教事务的监督。当局现在要求教义、制度、仪式实践和宗教教育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
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政策已从反恐措施演变为全国性的宗教监管模式。最初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实施的措施，包括监控、标准化讲经、建筑改造和教义监督，现在已成为更广泛宗教治理的模板。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一体系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拘留设施、监控系统和意识形态改造工程依然完好无损。清真寺在行政控制下运作，伊玛目在政治监督下工作，宗教实践仅能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存在。官方宣称的宗教自由与记录在案的实际情况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政策应对必须果断。各国政府应将与中国的接触与能否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进行独立、不受限制的访问挂钩。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并撤回那些为侵权行为背书的声明。各国应扩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保护，加强对涉及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并将现有的记录作为问责的基础。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压力，中国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将继续重塑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宗教生活。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伊斯兰生活是否正在被抹除，而是国际社会能否在这一进程变得不可逆转之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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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Governing Faith: The Sinicization of Islam in the Uyghur Region
作者：Admin
作者简介：Uyghur Rights Monitor 记录影响维吾尔和其他突厥穆斯林社群的人权、宗教自由和政策问题。
副标题：一线报告呈现宗教场所、讲经内容、儿童教育和日常信仰实践受到的系统性改造
摘要：本文翻译维吾尔权利监察的报告，说明中国政府如何在维吾尔地区推进伊斯兰教中国化，包括清真寺改造、宗教话语控制、教育限制和公共生活监管。
喀什的一座清真寺被国家当局关闭，悬挂着中国国旗、监控摄像头，以及一条写着“爱党，爱国”的红色横幅。来源：Getty Images（2017年6月）。
执行摘要
在2015年5月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当局确保中国所有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明确将宗教管理纳入北京的意识形态治理之中。“中国化”是一项由国家主导的政策，旨在重塑宗教机构、教义和公共表达，以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目标。在维吾尔地区（东突厥斯坦），当局通过将日常伊斯兰教实践定性为极端主义来应用这一框架。
在过去十年中，国家政策通过拆除清真寺、限制宗教教育以及将日常宗教仪式定罪，瓦解了伊斯兰生活的基础。当局将包括礼拜、斋戒、宗教服饰、宰牲礼（aqiqah）、尼卡（nikah，伊斯兰婚礼）和葬礼在内的日常实践，描绘为激进化的迹象。这些措施是系统性且广泛侵犯人权运动的一部分，包括大规模任意拘留、政治洗脑、家庭分离和强迫劳动。国际监督机构和多个国家的政府已认定这些罪行构成了种族灭绝。
本政策报告通过关注“中国化”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审视了其在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背景下的运作方式。报告评估了中国政府用以监管伊斯兰教并重新定义官方认可的宗教实践的法律、行政和意识形态工具。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地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治理策略，它将宗教视为安全威胁，并对其进行持续的意识形态控制。
主要结论：
“中国化”使伊斯兰教从属于党的权威。北京所称的伊斯兰教“适应”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控制，其教义、神职人员、建筑和仪式只有在强化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才被允许。宗教合法性取决于政治忠诚。
日常宗教实践被视为安全威胁。当局将日常宗教仪式，包括礼拜、斋戒、古兰经学习、宗教服饰和尼卡（nikah），视为极端主义的指标，使维吾尔人遭受监控、拘留和长期监禁。
临时政策已固化为永久性治理。中国化政策从意识形态指导演变为行政规划，现已嵌入具有约束力的区域法律中，将宗教控制制度化于官僚和法律结构之中。
“中国化”通过国际叙事管理得到强化。通过精心安排的访问、与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及伊斯兰组织的各种外交接触，以及宣传攻势，将压迫包装为现代化，从而减轻外部压力并使瓦解维吾尔伊斯兰生活常态化。
宗教限制的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承认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但仅允许在政府控制的协会下，于国家批准的机构内进行宗教活动。伊斯兰教在法律上得到承认，但受到严格监管。
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面临着日益严苛的宗教实践控制。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限制宗教活动，禁止维吾尔儿童、国家公职人员和党员进入清真寺。在过去十年压迫政策升级为大规模暴行之前，非正式的宗教教育在非官方的经文学校（madrasa）环境中仍在持续，特别是在南部农村地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将宗教安全化制度化，并在2000年代通过针对所谓分裂主义的“严打”运动进一步升级。大规模逮捕（截至2001年5月已有超过3700起起诉）、公开宣判大会以及对正当程序的践踏，扩大了监控范围并将“非法”宗教活动定为刑事犯罪。9/11事件后，当局利用全球反恐战争，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实践与恐怖主义挂钩，从而为国际上的压迫行为辩护。2009年乌鲁木齐事件后，国家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教重新定义为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2014年的第二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习近平宣布“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是维吾尔地区的中心治理目标，建立了一个以安全为导向的集中化行政框架，为该地区的种族灭绝铺平了道路。自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通过在拘留营和监狱中大规模任意拘留数百万人、强制绝育和节育、酷刑和性暴力、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抹除、压制维吾尔语教育以及大规模监控，对维吾尔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犯下了大规模暴行。
2021年，独立的维吾尔法庭认定种族灭绝罪行“排除合理怀疑”。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人权观察和国际特赦组织也得出结论，认为该地区的暴行构成了危害人类罪。多个国家的议会做出了种族灭绝的认定。然而，中国政府仍以反极端主义和“中国化”为名，继续推行许多此类压迫性政策。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政策框架
在种族灭绝的高峰期，中国政府实施了直接针对日常伊斯兰生活的政策。两份中共内部指令是这一过程的核心：
2017年第5号文件：《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若干历史问题的座谈会纪要》中的措辞指示官员，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待宗教，并加强“五个认同”。这些认同包括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018年第10号文件：《关于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伊斯兰教工作的意见》将“阿化”和“沙化”定性为意识形态威胁，并下令改造清真寺、限制阿拉伯语教育、限制清真标识，以及对伊玛目进行政治培训。
这些指令共同将伊斯兰教从一种宗教身份重塑为受政治管理的安保事务，旨在重新构建那些被认为与中华民族不相容的宗教生活层面。通过将伊斯兰教定性为“外来”宗教，国家使其成为针对维吾尔人种族灭绝期间的首要清除目标。当局继续应用这一框架，将“中国化”嵌入以稳定和民族团结为核心的更广泛治理议程中，使北京能够严重破坏中国宪法和国际法所保护的维吾尔人的宗教自由。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制度化
维吾尔地区的宗教中国化是通过一套结构化的指挥链运作的。统一战线工作部（UFWD）负责设定意识形态方向，并协调各党政机关的宗教工作。宗教事务局负责管理清真寺和宗教人员的登记、许可及检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协会作为一个与国家保持一致的“爱国宗教组织”，通过培训、讲经指导和清真寺的日常管理来落实指令。这些机构共同在三个层面执行中国化：中央党的领导、区域行政协调，以及清真寺和社区内的基层执行。
2019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布了《五年规划（2018–2022）》，旨在构建“中国特色伊斯兰教思想体系”。这一全面的行政项目建立在2017年第5号文件和2018年第10号文件的基础上，旨在系统性地重新诠释伊斯兰教义，以使其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该规划还强制要求对伊玛目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将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讲经、教育和清真寺活动中。
2024年2月，地方政府颁布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要求所有宗教教义、教育、建筑和网络内容必须体现“中国特色”。新条例规定，大型宗教集会必须事先获得政府批准，并规定宗教教义的解释必须符合“当代中国发展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至关重要的是，该条例通过将其嵌入可执行的法律条款中，将早期的做法正式化，从而将中国化从一种政策框架转变为具有约束力的治理制度。
这种从党的指令到行政框架，再到法律法规的制度演变，展示了蓄意的制度强化过程。中共最初在2018年第10号文件中发布的意识形态指导，已被转化为在各伊斯兰机构间协调的全面五年规划，并最终被编纂为具有可执行法律条款的地方性法规。到2024年，中国化已成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永久性治理制度。
中国化政策的架构
除了正式的制度和法律框架外，当局还通过意识形态宣传、象征性品牌重塑和教义重新诠释来推进中国化，使国家对日常宗教实践的控制常态化。官方话语将宗教视为政治引导的对象，而非受保护的信仰。2025年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主席努尔兰·阿不都满金表示，政协有权引导宗教信仰，重塑民族认同，并使信仰与社会主义和国家目标保持一致，他描述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以及“稳步推进伊斯兰教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中国化”的努力。同样，一份2025年8月关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伊犁分院的视察报告显示，党政官员直接监管伊斯兰教课程，指示教职人员“将[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当局通过文本和教育控制来实施这一意识形态工程，用政治教学取代独立的宗教神学论述，并将清真寺和经学院变成政治灌输的渠道。官方媒体强化了这一框架：2022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日报》的一篇文章指示伊玛目要“紧密团结信教群众围绕在党和政府周围”；2024年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院长的采访将“中国化”描述为“历史必然”，并称“一个好的信徒首先必须是一个好的公民”。因此，政治忠诚成为维吾尔地区宗教实践的前提条件。
国家也在重塑宗教象征。2025年3月，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更换了其长期使用的带有伊斯兰意象的绿色会徽，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简化的蓝色标志，去除了伊斯兰符号以及协会名称的英文翻译。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称，重新设计的标志旨在“淡化宗教色彩，强调国家主体性”。
这一转变与针对伊斯兰教经籍的更广泛运动同时发生。中国当局于2024年9月出版了一部国家批准的《古兰经》注释本，随后强制要求在经学院中使用。在2024年10月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兼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陈瑞峰宣称，该出版物“必将推动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走深走实”。
党政官员公开将中国的“中国化”政策定义为一项全面的意识形态工程。2025年12月，中央统战部宗教研究中心主任张训谋表示，“系统推进宗教中国化”要求党对教义、人员、礼仪、建筑和经典拥有领导权，宗教团体需执行指令，教职人员则被要求内化经批准的教义。在这一体系中，宗教合法性取决于政治上的顺从。
中国化政策实施时间表（2014-2025）
年份* *关键事件/政策* *意义
2014年 第二次中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习近平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总目标”定义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并引入“五大治理原则”，将宗教纳入以安全为中心的治理框架。
2015年 中国化指令：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要求所有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将宗教管理变为一项意识形态任务。
2016–2017年 法律基础：修订后的宗教事务条例扩大了对登记、教育和涉外活动的控制；2017年5号文件将伊斯兰教与国家安全挂钩。
2018年 中国化制度化：10号文件要求对清真寺进行“整改”、培训伊玛目并限制阿拉伯语教育；五年规划（2018–2022）正式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体系”。
2019年 基层控制：当局建立“三支队伍”（教职人员、清真寺管理人员、模范信徒）以监控宗教生活，并在党的指导下规范讲经。
2020年 空间与文化抹除：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SPI）和《纽约时报》记录了清真寺拆除和圣地破坏情况；在第三次中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呼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重申中国化。
2022年 全球曝光：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评估报告结论认为，该地区的侵权行为“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
2023年 加强宗教限制：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记录了禁止尼卡（nikah）、斋戒、持有宗教书籍以及未成年人进入清真寺的情况。
2024年 中国化法治化：地方政府颁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并以使用旧版《古兰经》为由逮捕“非法讲经”人员。
2025年3月 象征性品牌重塑：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用简化的蓝色标志取代了绿色的伊斯兰会徽，去除了伊斯兰相关元素。
2025年9月 持续压制：习近平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宣布中国化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并要求更严格地执行“五个认同”。
2025年12月 全面控制框架：统战部研究人员发布了一个框架，旨在“在党的领导下，系统推进教义、经典、礼仪、人员和建筑的中国化”。
中国化的后果
中国政府将维吾尔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描述为“适应”和“现代化”，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融合了意识形态、安全和工程化社会管理的治理体系。除了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一致外，该政策还以社会稳定为名，重构了伊斯兰教实践，并拆解了维吾尔身份的宗教基础。
宗教空间的破坏与改造
中国当局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系统性地拆毁清真寺并改造宗教空间。卫星图像分析显示，当局摧毁了该地区约8500座清真寺，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实地调查则证实，自2017年以来，多达16000座清真寺被拆毁或破坏。记者在2021年斋月期间走访了二十多座清真寺，发现大多数清真寺处于关闭状态，部分被拆毁，且伊斯兰建筑特征已被剥除。官员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用中文标语取代了阿拉伯语铭文，并在清真寺入口处悬挂了中国国旗。警察守在入口处，在一次案例中，当局甚至告诉访客：“这里从来没有过清真寺。”
当局还将目标对准了神圣的苏菲派朝圣地，包括伊玛目阿西姆（Imam Asim）和奥尔达姆（Ordam）陵墓。在其他地方，他们将清真寺改建为酒吧、商店或社区中心。即使在仍开放的清真寺，当局也限制进入、监控出席情况，并将场所用于政治监督。2024年的一次视察展示了这种转变：当局称赞中式清真寺建筑是“中国化”的典范，并明确将清真寺描述为爱国主义教育场所，而非礼拜场所。
宗教生活的监控与控制
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实施了世界上最广泛的监控体系之一，将该地区变成了一座露天监狱。国家将宗教生活编织进这一体系中，持续监控日常礼拜，以确保作为“国家安全”一部分的“宗教安全”。当局在清真寺周边及宗教聚会期间，将人脸识别摄像头、数字身份证核查和手机追踪作为标准操作。当局对数百万居民进行“反恐”筛查，将那些有海外关系的人标记为逮捕对象。
通过“结对认亲”项目，官员们进驻维吾尔家庭，监控包括祈祷在内的私人行为。在社区层面，当局利用“三支队伍”——教职人员、清真寺管理人员和指定的模范信徒——来报告出席情况、讲经内容以及被视为不规范的行为。他们还对伊玛目进行思想培训和资格审查，优先考虑政治可靠性，正如时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在2024年11月视察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时所展示的那样。
当局开展定期检查，例如2025年11月在乌鲁木齐附近进行的检查，将安全检查与数据审计及加强访客登记相结合。在实践中，国家将清真寺作为半警务化区域运营，并将参与宗教生活视为需要行政监控的安全威胁。
当局禁止公务员、学生和教育工作者遵守斋月，并命令喀什地区的居民录制每日视频，以证明他们在禁食期间正在进食。警方以反极端主义为由强制执行这些禁令，表明“中国化”已渗透到公共宗教空间之外，进入了私人家庭，甚至包括禁食等身体实践。
当局还对讲经内容进行了集中化管理，要求伊玛目宣传民族团结、感恩党和“五个认同”，同时限制阿拉伯语教学。2025年5月乌鲁木齐最著名的中心清真寺之一——东阔鲁克清真寺（Dongkowruk 清真寺）的周五礼拜录像显示，伊玛目在讲台上直接用中文宣读《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条例》，仅有简短的阿拉伯语诵读。观察员塔哈·亚辛·埃雷尔（Taha Yasin Erel）还注意到现场没有《古兰经》，进入受限，且出席者多为老年人，这表明当局在阻碍更广泛的参与。
宗教实践的刑事化
2017年的《去极端化条例》将普通的伊斯兰实践定为刑事犯罪，如佩戴头巾、留胡须、举行尼卡（nikah，伊斯兰婚礼）、使用伊斯兰名字以及持有《古兰经》等宗教资料。国家将坚持戴面纱的女性或在非注册清真寺祈祷的男性贴上“可疑”或“受极端主义感染”的标签，并将周五聚礼限制在受警方监控的指定场所。
这些法规造成的人道代价记录在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对泄露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公安文件”的分析中，揭示了因宗教实践而遭受的令人震惊的严厉判决。女性因童年时期的宗教教育而被追溯性判刑。例如，埃齐兹古丽·麦麦提（Ezizgul Memet）因1976年五六岁时学习了三天《古兰经》而被判处10年监禁；而艾提拉·罗孜（Aytila Rozi）因在2009年至2011年间学习和教授《古兰经》被判处20年监禁，这是目前记录中最长的刑期。UHRP还记录了超过一千起维吾尔伊玛目被拘留或监禁的案例，其中96%的人被判处至少五年监禁，包括因“传播信仰和组织人员”被判无期徒刑，因拒绝上交《古兰经》焚烧被判20年，以及因教他人如何祈祷被判17年。
国家宣传的失败与国际社会的共谋
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中国化包装为现代化进程，强调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并声称宗教生活依然自由。官方媒体展示翻修后的清真寺、爱国教职人员以及摆拍的宗教仪式，试图将该地区的伊斯兰教描绘为“受监管而非受压制”。在国际层面，北京依靠精心安排的访问、选择性的准入以及有利的报道来应对批评。通过严密管控的“宣传之旅”，当局动员网红、记者和游客制作内容，营造出一种正常化的假象，以掩盖有据可查的侵权行为。
中文媒体通过将维吾尔人宗教信仰的减弱描述为自愿的社会变革，来强化这一叙事。亲政府的网红将清真寺出席率下降和宗教服饰减少归因于现代化，并将有关限制的证据斥为外国虚假信息，从而掩盖了监控和法律强制手段的作用。
北京通过外交手段，特别是争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和伊斯兰合作组织（OIC）的支持，放大了这一信息。2025年9月，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访问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期间，官员们带他参观了艾提尕尔清真寺，他在那里进行了晡礼（Asr prayer），并称赞中国“在改善宗教设施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次访问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模式：2019年伊斯兰合作组织的决议在称赞中国的同时，避免了对大规模拘留或中国化政策的批评。随后的2021年、2023年、2024年和2025年的代表团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宗教学者代表团在政府安排的参观后，多次背书官方叙事。2023年1月，来自14个国家的“世界知名伊斯兰宗教人士和学者”称赞中国的安全措施，避而不谈大规模拘留、禁止宗教活动或拆毁清真寺等问题。
独立观察与中国的叙事相矛盾。土耳其记者塔哈·克林奇（Taha Kılınç）于2025年夏季走访了该地区，报道称当地清真寺被大规模关闭、拆除，或被改建为娱乐场所。即使是该地区最大、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喀什的艾提尕尔清真寺，也已变成了一个文化展览馆，礼拜区域不再对公众开放。该记者观察到，当地没有公开的宣礼声，几乎看不到宗教表达，且仅有老年人组成的礼拜群体在进入清真寺时被迫宣誓效忠中国政府。
因此，中国化既是一种国内控制手段，也是一种在国际上寻求庇护的治理模式。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所表现出的有限批评，削弱了多边问责的力度，并助长了北京将人权关切斥为地缘政治敌意的气焰。对北京精心编造的叙事的持续接受，巩固了中国化政策，这些政策正在瓦解维吾尔人的宗教生活，而该地区在历史上是突厥伊斯兰遗产的核心地带。
结论
中国领导层近期的声明证实，中国化是一项永久性的治理框架。2025年9月，习近平宣布推进宗教中国化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并要求加强法律执行、意识形态培训以及党对宗教事务的监督。当局现在要求教义、制度、仪式实践和宗教教育必须符合国家意识形态。
北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政策已从反恐措施演变为全国性的宗教监管模式。最初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实施的措施，包括监控、标准化讲经、建筑改造和教义监督，现在已成为更广泛宗教治理的模板。
对于维吾尔人来说，这一体系没有任何逆转的迹象。拘留设施、监控系统和意识形态改造工程依然完好无损。清真寺在行政控制下运作，伊玛目在政治监督下工作，宗教实践仅能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存在。官方宣称的宗教自由与记录在案的实际情况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政策应对必须果断。各国政府应将与中国的接触与能否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进行独立、不受限制的访问挂钩。伊斯兰合作组织应建立独立的监督机制，并撤回那些为侵权行为背书的声明。各国应扩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保护，加强对涉及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供应链的尽职调查，并将现有的记录作为问责的基础。如果没有持续的国际压力，中国对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将继续重塑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宗教生活。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伊斯兰生活是否正在被抹除，而是国际社会能否在这一进程变得不可逆转之前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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