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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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庇护承诺落空
2023年1月，加拿大维吾尔族活动人士买买提·托赫提（Mehmet Tohti）接到了一个似乎来自香港的电话。维吾尔权利倡导项目（Uyghur Rights Advocacy Project）执行主任托赫提后来告诉加拿大外国干涉委员会，中国警察让一名亲属在电话那头告诉他，他的母亲和两个妹妹已经去世。他最终得知，他76岁的母亲死在了拘留营里。他说，这个时间点传递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警告：如果他继续倡导权利，她母亲的死就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个电话发生在加拿大议会辩论一项重新安置1万名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计划前几天。
2023年2月1日，下议院一致通过了M-62动议，呼吁加拿大重新安置1万名需要保护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然而，三年后的2026年3月，实际抵达的人数不足300人。按照这个速度，加拿大远未能兑现其定于2026年底结束的承诺。这种拖延不仅仅是移民积压问题。再加上北京对已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侨民的恐吓，这暴露了一个更广泛的失败：尽管加拿大已经认识到中国的镇压手段跨越了国际边界，但它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保护系统。庇护不能仅仅意味着允许入境；它必须包括一条及时前往加拿大的路线，以及在维吾尔人抵达后对他们言论自由的保护。
保护的需求始于新疆，2022年联合国的一份评估报告记录了当地大规模的任意拘留、酷刑指控、侵入性监视以及对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严格限制。报告得出结论，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主要穆斯林群体的暴行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辩称其政策是旨在打击分裂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过去袭击的反恐措施。然而，联合国的评估发现，中国的反恐系统依赖于对“极端主义”模糊的定义和歧视性指标，这使得大规模任意拘留成为可能。因此，安全理由并不能解释它被用来证明其合理性的镇压广度。
M-62动议的重点是那些逃离中国但仍在“第三国”（即中国和加拿大以外的东道国或过境国）处于弱势的人，同时也承认北京对各国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拘留并把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2025年2月，泰国在将40名维吾尔族男子关押十多年后将其遣返，尽管明知他们回到中国后将面临遭受酷刑和其他严重伤害的真正风险。因此，从第三国重新安置到加拿大的拖延，可能会延长维吾尔人面临拘留、驱逐出境或胁迫的风险。
重新安置过程并不简单。申请人通常需要联合国难民机构、指定组织或私人赞助者的推荐，并且必须通过医疗、犯罪和安全检查才能前往加拿大。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声称，为保护申请人、员工和推荐合作伙伴，有时必须对操作细节保密。这些都是合理的限制，尤其是当很难获取证明文件，且第三国东道国政府可能不合作时。
然而，保密问题并不能解释加拿大政府在这个承诺上出现的巨大缺口。到2025年9月，已有140多人抵达加拿大，而仍有740多份申请在处理中。在2026年3月，一名高级部门官员报告说，到达加拿大的人数不到300人——不到议会设定的10,000人目标的百分之三。M-62是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动议，而不是一项可强制执行的法律，但它获得一致通过，创造了一项政治承诺。当议会承诺提供如此规模的保护时，政府应配备足够的处理能力、难民名额，以及透明的综合数据报告。公布总数和时间表不会暴露申请人的身份；这能让公众判断这项承诺是否正在被兑现。
此外，抵达加拿大并不一定能让维吾尔人逃脱北京的控制。跨国镇压是指一国政府试图在其领土外监视、威胁或压制民众。向外国干涉委员会作证的加拿大维吾尔人描述了威胁电话、设备被黑客入侵、在抗议活动中被监视、网络骚扰以及针对中国亲属的施压。一名参与者还报告说，在位于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遭遇了身体和言语攻击。针对家庭成员的威胁尤为有效，因为它们将普通的交流变成了危险的来源。托赫提作证说，自1991年他离开家乡以来，他的亲属一直被拒绝发放护照，并解释说，许多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避免与中国的家人联系，因为从国外打来的电话可能会引起当局不必要的注意。这种代理胁迫使北京能够在其法律管辖范围之外施加意愿，因为难民在加拿大可能人身安全，但出于对北京报复的恐惧，他们仍然无法抗议、组织或公开讲话。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加拿大已开始加强应对跨国镇压。C-70法案于2024年6月获得御准，扩大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CSIS）共享信息的能力，更新了涉及与外国相关恐吓的犯罪条款，并创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登记册。然而，截至2026年3月，政府仍在努力落实该登记册及其专员办公室。这些改革一旦生效，将提高政府识别和起诉干涉行为的能力。尽管如此，它们不会自动为接到匿名电话、在观看抗议活动时被拍照或担心亲属受到惩罚的人提供方便的安全网。
因此，加拿大的出路很明确：必须让保护更容易获得。渥太华无法可靠地防止对中国境内亲属的报复，但它可以改善对在加拿大境内成为目标的人的支持。一个单一的多语种门户网站和热线应允许受害者举报可疑电话、数字入侵和抗议监控，而不必先决定该案件是否属于警察、加拿大安全情报局或其他机构管辖。受过训练的协调员可以将受害者转介给执法部门、网络安全专家、法律援助或创伤知情咨询服务，并解释可以进行哪些后续行动。各机构应主动向面临风险的社区通报情况，而不是等待受害者自己去摸索多个机构的办事程序。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RCC）还应定期发布M-62动议的申请、批准和到达的汇总更新，同时保留身份和操作细节。这些措施将把渥太华单独对待的两个政策领域结合起来：难民重新安置和免受外国干涉的保护。
如果那些处于危险之中的人不能抵达，而抵达的人不能享有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的权利，加拿大对维吾尔人的承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象征性的。有意义的庇护既需要一条通往安全的路线，也需要免受迫使人们寻求庇护的政府的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