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摘要：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专制极权的垮台绝不可能依赖受害者的被动祈祷与口头诅咒。本文针砭当代民间弥漫的消极犬儒主义与虚幻幻想，强调扎实的真相记录、思想启蒙与实际行动才是动摇专制根基的真正力量，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群体指明务实路径。
——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共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规模宣传习近平当年关于义乌“莫名其妙发展”的一段讲话。央视纪录片反复播放，各种媒体跟进转载，宣传文案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排列在一起，俨然已经整理成一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习氏金句”。
这引来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把原本带有贬义的“莫名其妙”，当成了对义乌发展奇迹的赞美。
但看过习近平2006年的讲话视频以后，我发现他当年并没有说错，他是真心的觉得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
那是一段脱稿讲话，从他的停顿、发笑和不断补充的语气来看，他并不是在引用一套准备好的理论，而是在现场表达自己的困惑：“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句修辞，也不像是为了制造幽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按照自己熟悉的知识寻找答案：资源在哪里，区位优势在哪里，国家投资在哪里，产业规划在哪里，领导部署又在哪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莫名其妙。
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坦率承认没有看懂，原本并不可笑。至少在那个脱稿的瞬间，他还保留着一点面对现实的诚实。
真正荒诞的，是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身边那一班宣传官员、理论工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把这句无意间暴露认知困惑的话重新找出来，配上庄严的画面和解说，包装成了理解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论述。
一句原本说明讲话者没有看懂义乌的话，被整个宣传体系解释成了讲话者早已看透义乌，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
一
宣传部门的人究竟有没有听懂习近平当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的没有听懂。长期浸泡在政治语言里，很容易让人失去对普通词语的判断力。只要一句话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它便不再需要接受常识、语义和逻辑的检验。宣传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句话说得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证明它正确。
也可能有人听懂了，却必须装作没有听懂。他们知道“莫名其妙”暴露的不是义乌的发展规律，而是讲话者当时的困惑；但他们更知道，指出这一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把一句随口而出的感叹解释成深刻思想，更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敏锐和理论水平。
前一种是判断力的退化，后一种是判断力的主动放弃。
在今天的官场上，两者最终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最高领导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说得越含混，越需要臣下负责阐释；说得越随意，越能考验官员从中发现“深意”的能力。
于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被并列起来，俨然原本就是一套结构紧密的经济理论。
领袖偶然说出一句困惑，臣下从中发现了规律。领袖随口讲了一个笑话，臣下将它整理成思想。
经过一层又一层解释，讲话者的知识边界不但不能被指出，反而被装饰成了洞见。官员们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的工作变成了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二十年前，那是一句真心话。二十年后，它成了一句谁也不能说破的政治笑话。
二
习近平当年没有看懂义乌，因为义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熟悉的因果关系。
在计划经济的知识结构中，发展必须来自设计。一个产业的出现，应当先有规划，再有投资；一个地区的繁荣，应当能够追溯到政策、资源、项目和领导决策。秩序来自组织，方向来自上级，成功来自正确领导。
按照这套逻辑，生产要素不占优势的义乌确实难以解释。它没有多少可以列入汇报材料的先天条件，也找不到一个一开始便看清全局的总设计师。无数农民、商贩、小业主和外来经营者，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意，追逐一点微薄的利润，慢慢形成市场、物流、信用和供应链。
没有人设计整个义乌，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结果，一套复杂的商业秩序就这样长了出来。
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许多重要制度，并非某个权力中心设计的产品，而是在无数人的选择、合作、竞争与试错中逐渐形成。语言不是语言委员会发明的，市场也不是计划机关制造的。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知识，通过交易和价格不断协调，形成任何个人都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通过“设计—执行—验收”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自发秩序几乎天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总设计师，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完整蓝图，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写进汇报材料的开始。
习近平看到的是：“生产要素不是最优化的。”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些分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知识。
一个商贩知道哪种纽扣更好卖，一个店主知道外国采购商需要什么包装，一个货运司机知道怎样降低运输成本，一个家庭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些细小、琐碎、随时变化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也无法被一张规划图完全收集。
市场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义乌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没有按照习近平熟悉的道理发展。
三
因此，习近平的“莫名其妙”还暴露了另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懂，正说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贡献。
一个由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起来的工程，领导人通常不会觉得莫名其妙。从项目立项到竣工剪彩，每一个环节都有文件，每一项成绩都能找到负责部门，最后自然也能找到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
义乌却不是这样。
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权力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的缝隙。计划经济留下的那只手稍微松动了一下，普通人获得一点交易、迁徙、经营和试错的空间，社会便迅速生长起来。
那只掐着百姓脖子的手稍微放开了一些，社会便获得了喘息与自我修复的空间。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并不神秘：权力少管一点，普通人便多一点交易、谋生和试错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并不是政府突然学会了创造财富，而是政府部分停止了对财富创造的阻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不是干部设计的，而是农民为了活下去自行尝试的。乡镇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产品，它们从制度边缘生长出来。早期民营经济长期处于身份暧昧的状态，许多经营者不得不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生存。
先有社会的冒险，后有政策的承认。先有百姓的创造，后有官员的总结。等到事情成功，权力便走上前台，把原本没有设计过的成果重新解释成自己的远见。
义乌也是如此。
当年没有看懂，今天却要将那句“莫名其妙”纳入官方叙事。一个本来证明权力并非财富总设计师的故事，经过宣传加工，又变成了领导智慧的证明。
四
这并非一段只属于二十年前的往事。
当年习近平没有看懂义乌，今天也未必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今天的突破，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按照既定路线图独立设计出来的。它来自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来自全球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来自开源社区的协作，来自风险资本对失败的容忍，也来自无数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这种创新有时混乱，有时浪费，常常偏离预定目标。许多实验失败了，许多公司倒闭了，许多技术路线半途而废，可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无法预先控制的试错中出现。
一个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很容易把技术理解成另一项大型工程：制定路线图，组建国家队，下达指标，要求突破，然后等待汇报。
这套方法或许能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任务，却很难规定真正未知的发现何时、从哪里出现。义乌的商人不知道最后会造出一个世界市场，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走到哪里。正因为无人掌握终点，社会才需要允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看到义乌会感到莫名其妙，看到人工智能也只能反复强调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新质生产力”。
他需要把无法预测的东西重新包装成可以领导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的翻译，他才觉得世界恢复了秩序。
五
这种认知也影响着习近平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反复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套叙事里，世界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走一条路，西方走另一条路，双方长期竞争，最终由历史判定谁胜谁负。在这种规划者的世界观里，只要判断出正确方向，制定路线，统一思想，整个社会便可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
可真实的世界更像不断汇合的河流，技术跨越国界，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传播，资本、商品和人口不断流动。制度也在彼此观察和借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把自己封闭成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没有哪个领袖可以独自决定文明最终流向哪里。
习近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准备带领整个国家与他不理解的世界分道扬镳。
可那里未必是岔路，它更像大海的入口。
有人可以筑坝，可以封锁河道，也可以命令水流改变方向。堤坝甚至可能维持很多年，让人误以为河水已经服从。
但水仍会寻找出口。
结语
二十年前，习近平站在义乌，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它怎么就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后来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身边却再也没有人能够认真回答。
当年的困惑被保存、整理和注释，最后供奉起来。宣传官员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只负责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义乌并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边界，最后竟被扩建成了整个时代不许越过的思想边界。
作者：马瑞林
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摘要：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专制极权的垮台绝不可能依赖受害者的被动祈祷与口头诅咒。本文针砭当代民间弥漫的消极犬儒主义与虚幻幻想，强调扎实的真相记录、思想启蒙与实际行动才是动摇专制根基的真正力量，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群体指明务实路径。
——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共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规模宣传习近平当年关于义乌“莫名其妙发展”的一段讲话。央视纪录片反复播放，各种媒体跟进转载，宣传文案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排列在一起，俨然已经整理成一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习氏金句”。
这引来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把原本带有贬义的“莫名其妙”，当成了对义乌发展奇迹的赞美。
但看过习近平2006年的讲话视频以后，我发现他当年并没有说错，他是真心的觉得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
那是一段脱稿讲话，从他的停顿、发笑和不断补充的语气来看，他并不是在引用一套准备好的理论，而是在现场表达自己的困惑：“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句修辞，也不像是为了制造幽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按照自己熟悉的知识寻找答案：资源在哪里，区位优势在哪里，国家投资在哪里，产业规划在哪里，领导部署又在哪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莫名其妙。
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坦率承认没有看懂，原本并不可笑。至少在那个脱稿的瞬间，他还保留着一点面对现实的诚实。
真正荒诞的，是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身边那一班宣传官员、理论工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把这句无意间暴露认知困惑的话重新找出来，配上庄严的画面和解说，包装成了理解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论述。
一句原本说明讲话者没有看懂义乌的话，被整个宣传体系解释成了讲话者早已看透义乌，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
一
宣传部门的人究竟有没有听懂习近平当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的没有听懂。长期浸泡在政治语言里，很容易让人失去对普通词语的判断力。只要一句话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它便不再需要接受常识、语义和逻辑的检验。宣传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句话说得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证明它正确。
也可能有人听懂了，却必须装作没有听懂。他们知道“莫名其妙”暴露的不是义乌的发展规律，而是讲话者当时的困惑；但他们更知道，指出这一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把一句随口而出的感叹解释成深刻思想，更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敏锐和理论水平。
前一种是判断力的退化，后一种是判断力的主动放弃。
在今天的官场上，两者最终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最高领导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说得越含混，越需要臣下负责阐释；说得越随意，越能考验官员从中发现“深意”的能力。
于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被并列起来，俨然原本就是一套结构紧密的经济理论。
领袖偶然说出一句困惑，臣下从中发现了规律。领袖随口讲了一个笑话，臣下将它整理成思想。
经过一层又一层解释，讲话者的知识边界不但不能被指出，反而被装饰成了洞见。官员们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的工作变成了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二十年前，那是一句真心话。二十年后，它成了一句谁也不能说破的政治笑话。
二
习近平当年没有看懂义乌，因为义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熟悉的因果关系。
在计划经济的知识结构中，发展必须来自设计。一个产业的出现，应当先有规划，再有投资；一个地区的繁荣，应当能够追溯到政策、资源、项目和领导决策。秩序来自组织，方向来自上级，成功来自正确领导。
按照这套逻辑，生产要素不占优势的义乌确实难以解释。它没有多少可以列入汇报材料的先天条件，也找不到一个一开始便看清全局的总设计师。无数农民、商贩、小业主和外来经营者，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意，追逐一点微薄的利润，慢慢形成市场、物流、信用和供应链。
没有人设计整个义乌，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结果，一套复杂的商业秩序就这样长了出来。
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许多重要制度，并非某个权力中心设计的产品，而是在无数人的选择、合作、竞争与试错中逐渐形成。语言不是语言委员会发明的，市场也不是计划机关制造的。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知识，通过交易和价格不断协调，形成任何个人都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通过“设计—执行—验收”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自发秩序几乎天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总设计师，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完整蓝图，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写进汇报材料的开始。
习近平看到的是：“生产要素不是最优化的。”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些分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知识。
一个商贩知道哪种纽扣更好卖，一个店主知道外国采购商需要什么包装，一个货运司机知道怎样降低运输成本，一个家庭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些细小、琐碎、随时变化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也无法被一张规划图完全收集。
市场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义乌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没有按照习近平熟悉的道理发展。
三
因此，习近平的“莫名其妙”还暴露了另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懂，正说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贡献。
一个由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起来的工程，领导人通常不会觉得莫名其妙。从项目立项到竣工剪彩，每一个环节都有文件，每一项成绩都能找到负责部门，最后自然也能找到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
义乌却不是这样。
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权力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的缝隙。计划经济留下的那只手稍微松动了一下，普通人获得一点交易、迁徙、经营和试错的空间，社会便迅速生长起来。
那只掐着百姓脖子的手稍微放开了一些，社会便获得了喘息与自我修复的空间。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并不神秘：权力少管一点，普通人便多一点交易、谋生和试错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并不是政府突然学会了创造财富，而是政府部分停止了对财富创造的阻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不是干部设计的，而是农民为了活下去自行尝试的。乡镇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产品，它们从制度边缘生长出来。早期民营经济长期处于身份暧昧的状态，许多经营者不得不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生存。
先有社会的冒险，后有政策的承认。先有百姓的创造，后有官员的总结。等到事情成功，权力便走上前台，把原本没有设计过的成果重新解释成自己的远见。
义乌也是如此。
当年没有看懂，今天却要将那句“莫名其妙”纳入官方叙事。一个本来证明权力并非财富总设计师的故事，经过宣传加工，又变成了领导智慧的证明。
四
这并非一段只属于二十年前的往事。
当年习近平没有看懂义乌，今天也未必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今天的突破，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按照既定路线图独立设计出来的。它来自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来自全球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来自开源社区的协作，来自风险资本对失败的容忍，也来自无数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这种创新有时混乱，有时浪费，常常偏离预定目标。许多实验失败了，许多公司倒闭了，许多技术路线半途而废，可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无法预先控制的试错中出现。
一个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很容易把技术理解成另一项大型工程：制定路线图，组建国家队，下达指标，要求突破，然后等待汇报。
这套方法或许能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任务，却很难规定真正未知的发现何时、从哪里出现。义乌的商人不知道最后会造出一个世界市场，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走到哪里。正因为无人掌握终点，社会才需要允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看到义乌会感到莫名其妙，看到人工智能也只能反复强调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新质生产力”。
他需要把无法预测的东西重新包装成可以领导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的翻译，他才觉得世界恢复了秩序。
五
这种认知也影响着习近平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反复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套叙事里，世界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走一条路，西方走另一条路，双方长期竞争，最终由历史判定谁胜谁负。在这种规划者的世界观里，只要判断出正确方向，制定路线，统一思想，整个社会便可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
可真实的世界更像不断汇合的河流，技术跨越国界，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传播，资本、商品和人口不断流动。制度也在彼此观察和借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把自己封闭成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没有哪个领袖可以独自决定文明最终流向哪里。
习近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准备带领整个国家与他不理解的世界分道扬镳。
可那里未必是岔路，它更像大海的入口。
有人可以筑坝，可以封锁河道，也可以命令水流改变方向。堤坝甚至可能维持很多年，让人误以为河水已经服从。
但水仍会寻找出口。
结语
二十年前，习近平站在义乌，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它怎么就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后来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身边却再也没有人能够认真回答。
当年的困惑被保存、整理和注释，最后供奉起来。宣传官员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只负责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义乌并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边界，最后竟被扩建成了整个时代不许越过的思想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