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赤色饕餮：极权体制对民间财富、精神信仰与社会活力的无情吞噬

摘要：
贪得无厌的国家垄断与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渗透，犹如一头赤色饕餮吞噬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系统剖析体制从掠夺民营企业、整肃民间组织到压制宗教生活的全方位收紧，论证极权扩张的内在毁灭性及其注定走向枯竭的最终命运。



6月6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官方账号“统战新语”从微信公众号扩展到了抖音，演员、企业家、经济学家、作家纷纷出镜站台，热闹喧哗，吸粉无数，这也意味着统战部的边界又向外扩张了一步。 。

在中国人的刻板印象里，统战意味着：握手、递烟、聊天、吃饭、联谊、一团和气地探听消息。而统战部长期以来也被视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协调部门，它不像公安那样让人畏惧，也不像纪委那样令人紧张，更不像宣传部那样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恰恰是这个看起来最没有攻击性的部门，在过去近十年里完成了中国官僚体系中最显著的扩张之一。我之所以对此格外敏感，是因为我几乎完整经历了这一过程。我看着它从一个相对边缘的协调部门，逐渐成长为覆盖民族、宗教、侨务、民营经济、新社会阶层乃至互联网领域的庞然大物。现在回头再看，才发现那更像一头不断进食的赤色饕餮。

最早的时候，统战部主要负责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民族宗教以及港澳台侨事务。后来，随着“大统战”格局的形成，它的触角不断向外延伸：从涉疆涉藏工作，到民营企业家、党外知识分子、新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人士、自媒体群体、行业协会、商会、海外华人社区、高校和文化界。尤其是2018年机构改革之后，民族、宗教、侨务等职能进一步向统战系统集中，一个原本负责“团结人”的部门，开始越来越像一个负责“管理人”的部门。

很多人以为这只是统战部自身的发展，其实没这么简单，当我们把这些变化连在一起看时，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凡是可能形成独立影响力的地方，统战工作几乎都会逐步进入。观察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你会发现，统战部的影响力往往与社会自由度呈现出一种近乎反向的关系。统战工作被弱化的时候，社会往往还能保留一些自主空间；而每一次统战对象扩大、统战范围延伸、统战工作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也往往意味着原本独立存在的社会力量正在被进一步纳入管理体系之中。因为统战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让不同力量自由发展，而是把这些力量纳入体制能够影响、覆盖和塑造的范围。当统战部把企业家、知识分子、宗教人士、自媒体、网络意见领袖、海外华人以及各种新兴社会群体陆续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时，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正在发生：原本属于社会的领域，正在一点点变成权力的领域；原本能够自主生长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纳入管理体系；每扩张一寸统战版图，社会便失去一寸自主空间。

统战部的扩张不仅仅是意识形态需要，同时也是一场官僚体系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国官场里，权力意味着预算，意味着编制，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晋升空间。一个部门能够管理的对象越多，能够覆盖的领域越广，它的重要性就越高。于是每一次职能扩张，表面上是在加强工作，实际上也是在扩大自己的权力版图。今天统战企业家，明天统战网络人士，后天统战新的社会阶层，仿佛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种东西：已经被统战的，以及等待被统战的。 每增加一个领域，就意味着增加一块地盘。每增加一项职责，就意味着增加一份资源。每增加一个统战对象，就意味着增加一种存在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战部的成长史，也是中国官僚体系不断争权扩权的一部历史。当然，扩张的并不只是统战部。如果把视野放大，会发现几乎整个官僚体系都在同步膨胀。二十多年前，我曾在一个乡镇工作。那时当地派出所连正式民警、司机和临时工全部算进去，总共只有九个人。2020年，我偶然遇到一位仍在那里工作的老警官，顺口问起现在的情况。他告诉我，如今已经接近三百人了。听到这个数字时，让人头皮发麻。因为当地人口没有增长三十倍，治安案件没有增长三十倍，乡镇面积也没有扩大三十倍，但一个最基层的公安机构，却在十几年间膨胀了三十多倍。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许多机构似乎已经不再只是解决问题的工具，而越来越像一种不断自我繁殖的怪物。它们天然地追求更多编制、更多预算、更多职责、更多权力，以及更多存在感。至于社会问题是否因此同步减少，反而越来越少有人关心。

这种现象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政治最顽固的传统之一：进入权力。对于许多人来说，人生最大的成功始终是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寒窗苦读是为了进入体制，考公务员是为了进入体制，企业做大希望进入体制，学者成名希望进入体制，宗教人士希望进入体制，商界精英同样希望进入体制。几乎所有人都在奔赴同一个方向。于是，一边是权力不断向外扩张的吸力，一边是社会不断向权力中心靠拢的推力，两股力量共同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巨大的漩涡。而漩涡的中心，则是一个越来越缺乏安全感的独裁者。

这种不安全感又进一步催生出中共体制最深处的本能——控制。从计划经济到计划生育，从粮票到户籍，从单位到社区，从现实空间到互联网空间，独裁者们始终相信，只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数据和权力，就能够掌握整个社会。我曾亲眼见过基层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为适龄妇女建立详细档案，记录月经周期、避孕情况，甚至排卵时间。这种近乎偏执的管理逻辑背后，其实是同一种幻想：掌握得越细，就控制得越好。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翰·欧苏利文说：“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也说：“官不扰民民自富。”中国今天很多问题，并非管理不足，而是管理过度。管得太宽，管得太细，管得太密，以至于没有给社会留下自由生长的空间。然而历史反复证明，一个试图管理一切的体制，最终会变成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而一个无所不管的体制，也终将变成一个无力管理的体制。

更危险的是，在这种持续扩张之中，官员衡量政绩的标准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过去的政绩是发展经济，是招商引资，是修路建桥，在改善地方面貌的同时还能借机充实自己的钱包，满足自己的贪欲；而今天，扩大权力边界往往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获得奖赏，增加管理事项往往比激发社会活力更容易形成政绩。于是，原本应该围绕公共利益运转的行政体系，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围绕权力边界展开的竞争：每个部门都希望自己更重要，每个系统都希望自己更庞大，每个机构都希望自己能够再多管一点，因为扩大权力远比创造财富更容易被上级看见，也更容易获得认可。

从这个角度看，统战部的不断壮大，并不仅仅是在执行某种政策，而是在参与一场庞大的权力再分配。它所吞下的每一个领域、每一种职能、每一类人群，背后都意味着新的资源、新的预算和新的权力。统战部的扩张，不过是这头赤色饕餮最容易被看见的一张嘴。

体制内部的人其实并非不明白这一切。他们知道机构越来越臃肿，知道财政压力越来越沉重，知道社会活力正在流失，也知道越来越多的管理并没有带来相应的治理效果。因为对于任何官僚体系而言，扩张几乎是一种本能。权力一旦获得新的边界，便很少主动退回原来的位置；一个部门一旦获得新的职能，也很少愿意主动放弃。他们未必相信权力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却都知道，在现有规则下，拥有更多权力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多安全感、更大影响力以及更好的晋升前景。

这恰恰是中共当下面临的困境：它试图用更多控制解决控制带来的问题，用更多机构解决机构造成的问题，用更多权力解决权力制造的问题。大家都清楚这是饮鸩止渴，但任谁都无法停下来，停下就意味着被淘汰。所有人都知道那是一杯毒酒，却又不得不争先恐后地喝下去，只为换取片刻的安全感和暂时的利益。

统战部的扩张只是一个缩影。透过它，我们看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部门的发展轨迹，而是一头不断生长的饕餮。它吞噬社会，是为了获得安全；吞噬自由，是为了获得稳定；吞噬一切独立空间，是为了获得控制。历史上许多庞大的帝国最终都证明了一件事：没有什么怪物是被饿死的，它们大多死于自己的胃口。因为一个体系最大的危机，从来不是权力太少，而是权力已经多到看不见自己的边界。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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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瑞林

莫名其妙：没有一个极权会死于他人的诅咒——关于政治现实与行动的冷峻思考

摘要：
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专制极权的垮台绝不可能依赖受害者的被动祈祷与口头诅咒。本文针砭当代民间弥漫的消极犬儒主义与虚幻幻想，强调扎实的真相记录、思想启蒙与实际行动才是动摇专制根基的真正力量，为追求自由与尊严的群体指明务实路径。



——一个时代认知能力的自我暴露

最近，中共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规模宣传习近平当年关于义乌“莫名其妙发展”的一段讲话。央视纪录片反复播放，各种媒体跟进转载，宣传文案将“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排列在一起，俨然已经整理成一组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习氏金句”。

这引来许多人的嘲笑。他们认为习近平文化水平不高，把原本带有贬义的“莫名其妙”，当成了对义乌发展奇迹的赞美。

但看过习近平2006年的讲话视频以后，我发现他当年并没有说错，他是真心的觉得义乌的发展莫名其妙。

那是一段脱稿讲话，从他的停顿、发笑和不断补充的语气来看，他并不是在引用一套准备好的理论，而是在现场表达自己的困惑：“这个地方，什么生产要素都不是最优化的，它怎么就发展起来？”这不是一句修辞，也不像是为了制造幽默。它是一个真实的问题。

他按照自己熟悉的知识寻找答案：资源在哪里，区位优势在哪里，国家投资在哪里，产业规划在哪里，领导部署又在哪里？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于是，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莫名其妙。

一个人面对自己无法解释的现象，坦率承认没有看懂，原本并不可笑。至少在那个脱稿的瞬间，他还保留着一点面对现实的诚实。

真正荒诞的，是二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他身边那一班宣传官员、理论工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把这句无意间暴露认知困惑的话重新找出来，配上庄严的画面和解说，包装成了理解义乌发展经验的深刻论述。

一句原本说明讲话者没有看懂义乌的话，被整个宣传体系解释成了讲话者早已看透义乌，这才是真正的莫名其妙。

一



宣传部门的人究竟有没有听懂习近平当年的话？

也许有些人真的没有听懂。长期浸泡在政治语言里，很容易让人失去对普通词语的判断力。只要一句话出自最高领导人之口，它便不再需要接受常识、语义和逻辑的检验。宣传人员首先考虑的，不是这句话说得是否正确，而是如何证明它正确。

也可能有人听懂了，却必须装作没有听懂。他们知道“莫名其妙”暴露的不是义乌的发展规律，而是讲话者当时的困惑；但他们更知道，指出这一点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相反，把一句随口而出的感叹解释成深刻思想，更能显示自己的忠诚、敏锐和理论水平。

前一种是判断力的退化，后一种是判断力的主动放弃。

在今天的官场上，两者最终会得到同一个结果：最高领导人说过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说得越含混，越需要臣下负责阐释；说得越随意，越能考验官员从中发现“深意”的能力。

于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被并列起来，俨然原本就是一套结构紧密的经济理论。

领袖偶然说出一句困惑，臣下从中发现了规律。领袖随口讲了一个笑话，臣下将它整理成思想。

经过一层又一层解释，讲话者的知识边界不但不能被指出，反而被装饰成了洞见。官员们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的工作变成了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二十年前，那是一句真心话。二十年后，它成了一句谁也不能说破的政治笑话。

二

习近平当年没有看懂义乌，因为义乌的发展不符合他所熟悉的因果关系。

在计划经济的知识结构中，发展必须来自设计。一个产业的出现，应当先有规划，再有投资；一个地区的繁荣，应当能够追溯到政策、资源、项目和领导决策。秩序来自组织，方向来自上级，成功来自正确领导。

按照这套逻辑，生产要素不占优势的义乌确实难以解释。它没有多少可以列入汇报材料的先天条件，也找不到一个一开始便看清全局的总设计师。无数农民、商贩、小业主和外来经营者，各自盘算自己的生意，追逐一点微薄的利润，慢慢形成市场、物流、信用和供应链。

没有人设计整个义乌，每个人只负责自己手里的那一小块。结果，一套复杂的商业秩序就这样长了出来。

哈耶克将这种现象称为“自发秩序”。人类社会中许多重要制度，并非某个权力中心设计的产品，而是在无数人的选择、合作、竞争与试错中逐渐形成。语言不是语言委员会发明的，市场也不是计划机关制造的。分散在千百万人手中的知识，通过交易和价格不断协调，形成任何个人都无法预先设计的结果。

对于习惯于通过“设计—执行—验收”理解世界的人来说，自发秩序几乎天然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没有总设计师，没有统一指挥，没有完整蓝图，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写进汇报材料的开始。

习近平看到的是：“生产要素不是最优化的。”他没有看到的，是那些分散在普通人生活中的知识。

一个商贩知道哪种纽扣更好卖，一个店主知道外国采购商需要什么包装，一个货运司机知道怎样降低运输成本，一个家庭知道自己愿意承担多大的风险。这些细小、琐碎、随时变化的信息，不会出现在中央文件里，也无法被一张规划图完全收集。

市场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的，义乌不是没有道理，它只是没有按照习近平熟悉的道理发展。

三

因此，习近平的“莫名其妙”还暴露了另一件事情：

他没有看懂，正说明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贡献。

一个由政府规划、政府投资、政府组织起来的工程，领导人通常不会觉得莫名其妙。从项目立项到竣工剪彩，每一个环节都有文件，每一项成绩都能找到负责部门，最后自然也能找到一位高瞻远瞩的领导。

义乌却不是这样。

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权力没有来得及完全控制的缝隙。计划经济留下的那只手稍微松动了一下，普通人获得一点交易、迁徙、经营和试错的空间，社会便迅速生长起来。

那只掐着百姓脖子的手稍微放开了一些，社会便获得了喘息与自我修复的空间。所谓“官不扰民，民自富”，并不神秘：权力少管一点，普通人便多一点交易、谋生和试错的空间。 改革开放的许多成就，并不是政府突然学会了创造财富，而是政府部分停止了对财富创造的阻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早不是干部设计的，而是农民为了活下去自行尝试的。乡镇企业不是计划经济的标准产品，它们从制度边缘生长出来。早期民营经济长期处于身份暧昧的状态，许多经营者不得不戴着“集体企业”的帽子生存。

先有社会的冒险，后有政策的承认。先有百姓的创造，后有官员的总结。等到事情成功，权力便走上前台，把原本没有设计过的成果重新解释成自己的远见。

义乌也是如此。

当年没有看懂，今天却要将那句“莫名其妙”纳入官方叙事。一个本来证明权力并非财富总设计师的故事，经过宣传加工，又变成了领导智慧的证明。

四

这并非一段只属于二十年前的往事。

当年习近平没有看懂义乌，今天也未必真正理解人工智能时代正在发生什么。

人工智能今天的突破，并不是任何一个中央机关按照既定路线图独立设计出来的。它来自基础研究的长期积累，来自全球大学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来自开源社区的协作，来自风险资本对失败的容忍，也来自无数研究者在不同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这种创新有时混乱，有时浪费，常常偏离预定目标。许多实验失败了，许多公司倒闭了，许多技术路线半途而废，可新的知识正是在这种无法预先控制的试错中出现。

一个习惯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人，很容易把技术理解成另一项大型工程：制定路线图，组建国家队，下达指标，要求突破，然后等待汇报。

这套方法或许能完成一项边界清晰的任务，却很难规定真正未知的发现何时、从哪里出现。义乌的商人不知道最后会造出一个世界市场，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人也不知道今天的技术会走到哪里。正因为无人掌握终点，社会才需要允许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道路。

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人，看到义乌会感到莫名其妙，看到人工智能也只能反复强调国家战略、顶层设计和“新质生产力”。

他需要把无法预测的东西重新包装成可以领导的东西，只有经过这样的翻译，他才觉得世界恢复了秩序。

五

这种认知也影响着习近平理解世界的方式。

他反复谈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套叙事里，世界仿佛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国走一条路，西方走另一条路，双方长期竞争，最终由历史判定谁胜谁负。在这种规划者的世界观里，只要判断出正确方向，制定路线，统一思想，整个社会便可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

可真实的世界更像不断汇合的河流，技术跨越国界，知识在不同语言之间传播，资本、商品和人口不断流动。制度也在彼此观察和借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彻底把自己封闭成一条孤立的道路，也没有哪个领袖可以独自决定文明最终流向哪里。

习近平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准备带领整个国家与他不理解的世界分道扬镳。

可那里未必是岔路，它更像大海的入口。

有人可以筑坝，可以封锁河道，也可以命令水流改变方向。堤坝甚至可能维持很多年，让人误以为河水已经服从。

但水仍会寻找出口。

结语

二十年前，习近平站在义乌，提出了一个真诚的问题：“它怎么就发展起来？”

这个问题并不可笑。可笑的是，后来他掌握了更大的权力，身边却再也没有人能够认真回答。

当年的困惑被保存、整理和注释，最后供奉起来。宣传官员不再帮助最高领导人认识世界，他们只负责证明：最高领导人早已认识了一切。

义乌并不莫名其妙。真正莫名其妙的是，一个人的知识边界，最后竟被扩建成了整个时代不许越过的思想边界。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