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重新定义的中国穆斯林：“去极端化”话语霸权下的信仰生活重构
网络转帖
作者：马瑞林
被重新定义的中国穆斯林：“去极端化”话语霸权下的信仰生活重构
摘要：
从经堂教育的取缔、阿訇证书的严格审查到日常礼拜的严密监控，“中国穆斯林”的身份正被官方自上而下重新定义。本文揭示剥离了伊斯兰内核的“橱窗化穆斯林”形象，警醒穆斯林群众守住信仰根基，抵御世俗政治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
——从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一篇文章谈起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中共真正试图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穆斯林今天的生活方式，而是中国穆斯林究竟是谁。这种改变，并不总是通过拆除清真寺、限制宗教活动、调整经学院课程这些看得见的方式发生。它还有一种更加深远、也更加隐蔽的方式——重新书写中国穆斯林的历史。
前几天，无意中翻到习近平2022年12月访问沙特期间，在《利雅得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传承千年友好，共创美好未来》。这本是一篇规格极高的外交文章，发表于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沙特期间，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按理说，无论历史、宗教还是文化，都应该经过严格考证。然而，仅仅读完开篇，我便发现了几处令人意外的问题。让我意外的，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而是它们几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文章引用了一句所谓的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对于稍微了解伊斯兰的人来说，这恐怕是最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这句话虽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极广，却并不是可靠圣训。六大圣训集没有收录，历代重要圣训学家普遍认为它没有可靠的传述链，不少学者更直接将其列入伪圣训。今天，即便有人欣赏它所表达的劝学精神，也极少会直接写成“先知曾说”。然而，在一篇发表于沙特、代表中国最高领导人署名发表的文章里，它却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圣训引用。
随后谈到郑和，文章写他到达吉达、麦地那，却几乎完全回避了他的穆斯林身份。郑和出身云南穆斯林世家，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只”，“哈只（Hajji）“本身就是完成朝觐者的尊称。无论郑和本人是否完成过朝觐，目前仍存在学术讨论，但他的穆斯林身份，却是理解郑和下西洋无法绕开的重要背景。然而，在今天的官方叙事中，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位航海家、一位和平使者、一位外交使节，却越来越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文章把奥贝德与辛巴达联系起来，把仍有争议的历史直接写成既定事实；又引用《岛夷志略》描写麦加“风景融合，四时之春，田沃稻饶”，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自然环境与麦加所在的干旱山谷几乎完全不符，更像东南亚或江南水乡。这些细节，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当然，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历史知识的问题。和他执政以来大量以他名义出版的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更多也是秘书团队、政策研究部门、宣传系统和外事系统共同完成的成果。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几处史实是否准确，而是：为什么这样一篇代表国家最高叙事的外交文章，会如此一致地选择同一种讲述方式？
我一直都知道，这些并不是单纯的笔误。而是他们在刻意地、有计划地在做一件事情：把中国穆斯林和世界伊斯兰的历史中慢慢移走。
很多人理解“宗教中国化”，看到的是清真寺改造、宗教教育收紧、宗教政策调整。但真正发生变化的，也许并不是现实，而是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们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方式。过去，当人们讲述中国穆斯林，首先想到的是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朝觐、经堂教育、阿拉伯语、伊斯兰学术传统，以及中国穆斯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联系。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听到的，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包容性”，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错。而当新的叙事不断进入历史中心之后，原本真正构成中国穆斯林历史核心的东西，却开始一点一点退到边缘。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两千多年的交往，真正留下来的最重要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瓷器、丝绸、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些文明成果吗？当然，它们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活着的，不是任何一件文物，也不是任何一项技术，而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千多万穆斯林。他们本身，就是中阿文明交流最鲜活、最深刻、也最持久的成果。
然而，在这样一篇试图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却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瓷器不会礼拜，古港不会形成共同体，遗址不会跨越国界。
真正跨越国界的，是乌玛。
而乌玛，恰恰又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最难以容纳、也最不愿意强调的共同体。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必须成为一个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所有身份最终都应当回归国家叙事。而乌玛却天然跨越民族、跨越疆界、跨越国家，它使一个中国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的穆斯林，在信仰上首先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种联系，并不是任何国家建立的，也不是任何国家能够终止的。
因此，在中共官方的叙事里，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文明交流，而越来越少看到信仰交流；越来越多看到丝绸、瓷器、港口和遗址，而越来越少看到那些真正维系中阿关系一千三百多年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也正是今天“宗教中国化”真正试图完成的一件事情。它并不仅仅是在管理宗教，而是在重新定义宗教。它希望一点一点淡化中国穆斯林与世界伊斯兰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让中国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一种只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宗教。换句话说，就是切断乌玛，强化国家。
于是，中国穆斯林首先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然后才被允许成为穆斯林；伊斯兰首先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叙事，然后才被允许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然而，这恰恰也是这一工程最根本的局限。
佛教、道教以及许多地方性宗教，都可以随着历史不断本土化，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统一共同体。但伊斯兰、基督教这类世界性一神教则不同。其核心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所有民族与国家的信仰共同体。
《古兰经》属于全体穆斯林，圣训属于全体穆斯林，麦加属于全体穆斯林，乌玛也属于全体穆斯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重新定义《古兰经》，也无法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乌玛。一个国家或许可以关闭清真寺，可以限制宗教教育，可以迫使许多人放弃宗教生活，甚至可能让一代、两代人逐渐远离信仰。但是，它无法改变伊斯兰本身，因为伊斯兰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权。它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却从来不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它传播到中国，也从来没有变成“中国化的伊斯兰”。
今天，在互联网和全球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跨越国界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或许能够重新书写历史，能够重新定义民族，甚至能够重新塑造宗教的社会形态。但它无法重新创造一种世界性的启示宗教。
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仍然会读到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这篇文章。他们会记住瓷器、丝绸、郑和和文明互鉴。却未必知道，在这篇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那两千多万真正连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人，已经被悄悄放到了历史的边缘。
作者：马瑞林
被重新定义的中国穆斯林：“去极端化”话语霸权下的信仰生活重构
摘要：
从经堂教育的取缔、阿訇证书的严格审查到日常礼拜的严密监控，“中国穆斯林”的身份正被官方自上而下重新定义。本文揭示剥离了伊斯兰内核的“橱窗化穆斯林”形象，警醒穆斯林群众守住信仰根基，抵御世俗政治对宗教神圣性的消解。
——从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一篇文章谈起
这些年，我越来越觉得，中共真正试图改变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穆斯林今天的生活方式，而是中国穆斯林究竟是谁。这种改变，并不总是通过拆除清真寺、限制宗教活动、调整经学院课程这些看得见的方式发生。它还有一种更加深远、也更加隐蔽的方式——重新书写中国穆斯林的历史。
前几天，无意中翻到习近平2022年12月访问沙特期间，在《利雅得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传承千年友好，共创美好未来》。这本是一篇规格极高的外交文章，发表于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沙特期间，面向整个阿拉伯世界，按理说，无论历史、宗教还是文化，都应该经过严格考证。然而，仅仅读完开篇，我便发现了几处令人意外的问题。让我意外的，并不是这些细节本身，而是它们几乎都朝着同一个方向。
文章引用了一句所谓的圣训：“知识，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对于稍微了解伊斯兰的人来说，这恐怕是最不应该出现的错误。这句话虽然在中国穆斯林社会流传极广，却并不是可靠圣训。六大圣训集没有收录，历代重要圣训学家普遍认为它没有可靠的传述链，不少学者更直接将其列入伪圣训。今天，即便有人欣赏它所表达的劝学精神，也极少会直接写成“先知曾说”。然而，在一篇发表于沙特、代表中国最高领导人署名发表的文章里，它却被堂而皇之地作为圣训引用。
随后谈到郑和，文章写他到达吉达、麦地那，却几乎完全回避了他的穆斯林身份。郑和出身云南穆斯林世家，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他的父亲被称为“马哈只”，“哈只（Hajji）“本身就是完成朝觐者的尊称。无论郑和本人是否完成过朝觐，目前仍存在学术讨论，但他的穆斯林身份，却是理解郑和下西洋无法绕开的重要背景。然而，在今天的官方叙事中，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一位航海家、一位和平使者、一位外交使节，却越来越少看到一位来自中国的穆斯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文章把奥贝德与辛巴达联系起来，把仍有争议的历史直接写成既定事实；又引用《岛夷志略》描写麦加“风景融合，四时之春，田沃稻饶”，却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自然环境与麦加所在的干旱山谷几乎完全不符，更像东南亚或江南水乡。这些细节，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当然，这并不是习近平个人历史知识的问题。和他执政以来大量以他名义出版的著作一样，这篇文章更多也是秘书团队、政策研究部门、宣传系统和外事系统共同完成的成果。真正值得思考的，并不是几处史实是否准确，而是：为什么这样一篇代表国家最高叙事的外交文章，会如此一致地选择同一种讲述方式？
我一直都知道，这些并不是单纯的笔误。而是他们在刻意地、有计划地在做一件事情：把中国穆斯林和世界伊斯兰的历史中慢慢移走。
很多人理解“宗教中国化”，看到的是清真寺改造、宗教教育收紧、宗教政策调整。但真正发生变化的，也许并不是现实，而是历史。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们理解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方式。过去，当人们讲述中国穆斯林，首先想到的是阿拉伯商人、波斯商人、朝觐、经堂教育、阿拉伯语、伊斯兰学术传统，以及中国穆斯林与整个伊斯兰世界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联系。今天，人们越来越多听到的，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明交流互鉴”“丝绸之路”“中华文化包容性”，这些内容本身并没有错。而当新的叙事不断进入历史中心之后，原本真正构成中国穆斯林历史核心的东西，却开始一点一点退到边缘。
中国与阿拉伯世界两千多年的交往，真正留下来的最重要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瓷器、丝绸、造纸术、印刷术、火药这些文明成果吗？当然，它们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跨越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今天仍然活着的，不是任何一件文物，也不是任何一项技术，而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两千多万穆斯林。他们本身，就是中阿文明交流最鲜活、最深刻、也最持久的成果。
然而，在这样一篇试图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这个最重要的事实，却几乎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为什么？因为瓷器不会礼拜，古港不会形成共同体，遗址不会跨越国界。
真正跨越国界的，是乌玛。
而乌玛，恰恰又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最难以容纳、也最不愿意强调的共同体。
对于现代民族国家而言，国家必须成为一个人最高的政治共同体，所有身份最终都应当回归国家叙事。而乌玛却天然跨越民族、跨越疆界、跨越国家，它使一个中国穆斯林，与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埃及、摩洛哥的穆斯林，在信仰上首先属于同一个共同体。这种联系，并不是任何国家建立的，也不是任何国家能够终止的。
因此，在中共官方的叙事里，我们越来越多看到的是文明交流，而越来越少看到信仰交流；越来越多看到丝绸、瓷器、港口和遗址，而越来越少看到那些真正维系中阿关系一千三百多年的穆斯林共同体。这，也正是今天“宗教中国化”真正试图完成的一件事情。它并不仅仅是在管理宗教，而是在重新定义宗教。它希望一点一点淡化中国穆斯林与世界伊斯兰共同体之间的联系，让中国伊斯兰教最终成为一种只属于民族国家内部的地方性宗教。换句话说，就是切断乌玛，强化国家。
于是，中国穆斯林首先被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然后才被允许成为穆斯林；伊斯兰首先被要求服务于国家叙事，然后才被允许作为一种宗教存在。然而，这恰恰也是这一工程最根本的局限。
佛教、道教以及许多地方性宗教，都可以随着历史不断本土化，因为它们本身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所有国家的统一共同体。但伊斯兰、基督教这类世界性一神教则不同。其核心从来就不是某一个民族、某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所有民族与国家的信仰共同体。
《古兰经》属于全体穆斯林，圣训属于全体穆斯林，麦加属于全体穆斯林，乌玛也属于全体穆斯林。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重新定义《古兰经》，也无法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乌玛。一个国家或许可以关闭清真寺，可以限制宗教教育，可以迫使许多人放弃宗教生活，甚至可能让一代、两代人逐渐远离信仰。但是，它无法改变伊斯兰本身，因为伊斯兰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也不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权。它诞生于阿拉伯半岛，却从来不是阿拉伯人的宗教；它传播到中国，也从来没有变成“中国化的伊斯兰”。
今天，在互联网和全球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这种跨越国界的联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正因为如此，民族主义或许能够重新书写历史，能够重新定义民族，甚至能够重新塑造宗教的社会形态。但它无法重新创造一种世界性的启示宗教。
也许很多年以后，人们仍然会读到习近平写给阿拉伯世界的这篇文章。他们会记住瓷器、丝绸、郑和和文明互鉴。却未必知道，在这篇讲述中阿友好的文章里，那两千多万真正连接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人，已经被悄悄放到了历史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