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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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