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古迹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2 次浏览 • 2026-11-05 05:01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摘要:
考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1933年美国学者皮肯斯拍摄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唤醒楼)珍贵老照片。详述这座建于1913年的三层八角中式木构楼阁的营造形制及其见证的西北民族建筑交融史。
这张泛黄老照片,拍摄于 1933 年,记录了一座如今已经彻底消失的古建筑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也叫唤醒楼。照片出自美国传教士皮肯斯的西北考察影像集,现存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座三层八角楼阁,是 1913 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时修建。和很多人印象里西亚风格清真寺不同,它完全采用中式传统木构营造:三重飞檐、斗拱错落,八角攒尖屋顶。底层八根立柱撑起敞廊,二三层镂空围栏,方便阿訇登高呼唤信众礼拜。是河湟地区中式木构建筑服务伊斯兰宗教功能的典型实物。
照片背景里,夯土西宁古城墙清晰可见。当年东关大寺就在西宁城东门外,寺院广场紧挨着城墙。画面左下角三位行人,就是皮肯斯一行考察人员,给这座高大楼阁提供了直观的尺寸参照。塔基座还堆放着砖石,能看出当时寺院仍在持续修缮。
这座楼阁仅仅存在三十多年,1946 年寺院改扩建,这座广场中央的独立宣礼楼被拆除,换成了寺门两侧的双塔,也就是我们今天到东关大寺看到的形制。这座三层木楼就此不复存在。
这张照片不只是一张建筑留影,它同时拍下了古寺与西宁城墙两套已经消失的景观。在国内留存的影像里,这也是这座旧宣礼楼清晰度最高的原版照片之一。它直观告诉我们,近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大量吸收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
很多收藏爱好者很容易把它误认作洪水泉清真寺宣礼塔,但二者位置、体量、背景城墙都有明显区别,这也是老照片考据里常见的误区。 查看全部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摘要:
考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1933年美国学者皮肯斯拍摄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唤醒楼)珍贵老照片。详述这座建于1913年的三层八角中式木构楼阁的营造形制及其见证的西北民族建筑交融史。
这张泛黄老照片,拍摄于 1933 年,记录了一座如今已经彻底消失的古建筑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也叫唤醒楼。照片出自美国传教士皮肯斯的西北考察影像集,现存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座三层八角楼阁,是 1913 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时修建。和很多人印象里西亚风格清真寺不同,它完全采用中式传统木构营造:三重飞檐、斗拱错落,八角攒尖屋顶。底层八根立柱撑起敞廊,二三层镂空围栏,方便阿訇登高呼唤信众礼拜。是河湟地区中式木构建筑服务伊斯兰宗教功能的典型实物。
照片背景里,夯土西宁古城墙清晰可见。当年东关大寺就在西宁城东门外,寺院广场紧挨着城墙。画面左下角三位行人,就是皮肯斯一行考察人员,给这座高大楼阁提供了直观的尺寸参照。塔基座还堆放着砖石,能看出当时寺院仍在持续修缮。
这座楼阁仅仅存在三十多年,1946 年寺院改扩建,这座广场中央的独立宣礼楼被拆除,换成了寺门两侧的双塔,也就是我们今天到东关大寺看到的形制。这座三层木楼就此不复存在。
这张照片不只是一张建筑留影,它同时拍下了古寺与西宁城墙两套已经消失的景观。在国内留存的影像里,这也是这座旧宣礼楼清晰度最高的原版照片之一。它直观告诉我们,近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大量吸收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
很多收藏爱好者很容易把它误认作洪水泉清真寺宣礼塔,但二者位置、体量、背景城墙都有明显区别,这也是老照片考据里常见的误区。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8 次浏览 • 2026-11-05 05:01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摘要:
系统梳理伊斯兰教前奥斯曼时期的经典抄本历史,结合1972年也门萨那重写本实物与早期学者文献引述,深入解析奥斯曼定本对天启经文的严谨汇编与历史真实性。
“前奥斯曼时期抄本”这一术语指的是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至公元656年奥斯曼标准化工作完成前,由其最亲密的同伴汇编的各类个人《圣典》抄本。在颁布新奥斯曼标准抄本的官方诏令中,这些早期的私人抄本被定为“异本”,并被下令销毁。目前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我们对其内容、结构以及与标准奥斯曼文本差异的唯一认知,来自于古典文献中保存的残篇引述——包括9世纪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抄本书》、10世纪塔巴里的《经注》,以及15世纪苏尤蒂的《经学全书》。尽管如此,1972年在也门发现的萨那重写本——一部包含两层不同文本的早期手稿——为了解这些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样貌,以及它们与已流传1300余年的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差异,提供了唯一的实物直接证据。
在这些奥斯曼时代之前的经卷中,最具代表性且被广泛讨论的是阿卜杜拉·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最早且最受敬重的弟子之一。伊本·马苏德是麦加本地人,年少时已皈依,曾是穆罕默德最亲近的侍从之一——以对《圣典》的精通、出众的诵经嗓音著称,也是历史上最早的诵读师之一。先知去世后,伊本·马苏德成为伊拉克南部重要驻军城市库法的权威学者,而库法也是早期的学术中心之一。
在库法,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口传诵读传统以及先知在世期间他所收集的书面启示汇编而成——成为了《圣典》学习和公开礼拜的主流文本。据古典学者伊本·艾比·达乌德记载,伊本·马苏德公开批评奥斯曼委员会的校订过程,他公开宣称自己直接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学了七十章经文,而奥斯曼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当时还只是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仍是库法的主流文本,他的追随者拒绝放弃它转而采用新的奥斯曼标准本。
经典文献——包括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抄本详述》与苏尤蒂所著《经学精义》中的详细记载——完整保留了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标准奥斯曼文本之间的差异记录。这些差异并非细微、偶然的抄写错误,而是文本内容与结构上刻意形成的实质性区别,体现了伊本·马苏德从跟随穆罕默德时期起所传承的独立口传与文传传统。最主要的差异可归为三类:
关键保护性章的缺失:伊本·马苏德的抄本未收录首章也是礼拜中最重要的祷文《开端章》,也未收录最后两章的《护佑双章》——即第113章和第114章,这两章核心是祈求主的护佑。这种缺失并非源于对这些章节的无知;据苏尤蒂记载,伊本·马苏德认为这三章只是“求佑祷文”,而非作为核心文本组成部分的正式、规范的天启经文。他仍会在日常礼拜和宗教集会中诵读这些章节,但刻意将其从自己为研习目的编纂的正式书面抄本中剔除。
章节的彻底重排:伊本·马苏德抄本中的章节顺序与奥斯曼定本的标准章节顺序完全不同。在奥斯曼定本中,章节大致按长度递减顺序排列——最长的章节(第二章《黄牛章》)排在第二位,紧随简短的开篇章节(第一章《开端章》)之后。相比之下,在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中,最长的第二章《黄牛章》被列为首个章节,没有前置的开篇章节。这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体现了伊本·马苏德的观点,即《黄牛章》作为最长且内容最详实的章节,应成为书面定本的核心重点。其抄本中章节的整体顺序既不符合奥斯曼定本的标准,也与其他已知的奥斯曼时代前抄本均不相符。
实质性词汇与短语变体:除了删节部分章、重排其他章之外,古典文献记载,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奥斯曼定本之间存在130多种不同的词汇变体——即单个单词或短语的差异。
标准的奥斯曼文本。这些变体中有许多涉及同义词或不同的措辞,这些词汇和措辞反映了伊本·马苏德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口头传述传统。这一差异体现了口头传述阶段早期的方言差异。在其他情况下,他的抄本会增删简短的阿拉伯语虚词,这类变化不会改变经文的核心含义,但会影响其修辞节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体无一与《圣典》的核心神学或律法教义相冲突,它们只是语境适用的不同表述方式。
伊本·马苏德于公元656年去世,同年,哈里发奥斯曼在麦地那遇刺身亡。尽管他的个人抄本已被奥斯曼标准本正式取代,但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抄本仍在库法的追随者中流传。这些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马苏迪耶”诵读学派——拒绝将奥斯曼抄本作为官方文本,并在私人学习圈子甚至部分公共寺中继续传授伊本·马苏德的变体诵读传统。这种非正式的流传最终在8世纪末宣告终结,当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销毁所有现存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其中包括伊本·马苏德的抄本。这是其为巩固奥斯曼文本作为整个世界通用权威标准而开展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大最著名的奥斯曼前抄本是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他是穆圣的另一位亲密伙伴,也是早期历史上最受尊敬的诵读家之一。乌巴伊是麦地那人,曾是先知的私人文书之一——在麦地那时期,他负责代表穆圣记录天启经文。他以“诵读大师”的称号广为人知,这一称号彰显了他对阿拉伯语的精通、对天启经文的精准记忆,以及在先知去世后最初几年作为文本最终权威人士之一的地位。与伊本·马苏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曾是宰德·伊本·萨比特组建的学者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在阿布·伯克尔时期首次官方整理圣典期间,协助对经文进行初步校订。即便如此,他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书面记录和直接从穆罕默德处习得的口头诵读传统汇编而成——与数年后最终确定的官方奥斯曼文本存在多处实质性差异。
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删去了若干关键章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收录了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的所有章卷,还包含两卷额外的非正统章卷,这两卷并非现代典籍的组成部分。据古典学者苏尤蒂所述,仅出现在乌巴伊抄本中的这两卷额外章卷名为《呼德章》与《赛夫章》,它们是简短章节,由乌巴伊认为属于官方圣典启示的语句和祷文构成;但先知的其他同伴则将其记录为仅是非正式的个人祷词。除这两卷额外章卷外,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的《抄本书籍》等古典文献记载,乌巴伊抄本中还有90余种其他实质性异文——包括用词、语序和经文编排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其与奥斯曼文本有所区别。这些变体主要集中在记述早期先知(如阿丹、易卜拉欣、穆萨)事迹的短篇经文,以及规定具体法律或礼仪规范的章卷中,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同伴们的口传传统在这些领域的差异最为显著。
乌巴伊·本·卡布于公元649年,即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去世——比奥斯曼定本正式定稿并分发至帝国各大城市早了数年。他个人的抄本在其生前于麦地那及周边地区被广泛使用,但奥斯曼标准化工程完成后,该抄本被宣布为异文抄本并下令销毁。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不同(后者在库法拥有忠实追随者,使诵读传统代代传承),乌巴伊的抄本在他去世后,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群体试图保存它。因此,他的抄本很可能在标准化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被毁,如今已无实物留存。即便如此,曾收录于乌巴伊抄本中的独特异文并未完全湮没于历史:它们被保存在古典学者的书面记载中,并频繁出现在经注文献以及异文诵读专门著作中。
第三份主要的奥斯曼前抄本是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个人抄本,他不仅是第四任正统哈里发,也是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同时是穆圣的堂弟与女婿。与其他主要在逊尼派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奥斯曼前抄本不同,阿里抄本是什叶派宗教传统的核心支柱:什叶派将其尊为最权威、最完整且文本最可靠的版本——该版本由阿里直接根据他从穆圣处亲耳听闻的启示编纂而成,其中包含奥斯曼抄本中未收录的重要背景细节。
根据什叶派传统,公元632年穆圣去世后不久,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将自己在先知在世期间收集的所有圣典书面残片,以及他个人对天启内容的记忆汇集在一起,编纂成一部完整、规范的单卷法典。这并非对残片的随意拼凑,阿里的法典严格按照天启首次降示给穆圣的时间顺序编排——从麦加时期最早的天启开始,到麦地那时期最后的天启结束。这种时间顺序编排与奥斯曼法典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奥斯曼法典主要按章节长度排列,而非依据天启的历史先后顺序。除了独特的章节编排外,什叶派传统称阿里的法典还包含一份独特的注释内容:书面注解记录了每段天启降示的具体背景(即“降示背景”),并详细阐释了经文与阿里及其后裔——十二伊玛目——的精神权威之间的关联,什叶派尊奉十二伊玛目为穆圣的合法继任者。
阿里抄本的历史存在性与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也反映出两大分支之间更深层次的宗教与政治分歧。从什叶派的角度来看,阿里抄本是先知去世后数年里唯一权威的汇编本,却遭到了拉希德哈里发王朝政治领导层的压制——后者忌惮其日益增长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逊尼派学者普遍驳斥什叶派对阿里抄本的相关主张,他们认为阿里拥有独特抄本的说法是后世编造的,由先知去世后数十年间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提出,目的是为其宗教权威主张正名,并挑战奥斯曼定本。逊尼派的经典文献来源——例如塔巴里所著的《历代先知与君王史》以及苏尤蒂所著的《经学精义》——证实阿里在先知去世后曾汇编过自己个人的启示手写集,但这些文献同时强调,该个人汇编本的内容与后来被标准化的奥斯曼定本文本完全一致。他们指出,唯一的区别在于阿里所收集经文篇章的时间排列顺序——这在圣门弟子中属于个人偏好问题,并非实质性的神学或文本差异。
和所有其他奥斯曼之前的抄本一样,阿里的个人抄本本应按照奥斯曼的法令被销毁。然而,根据什叶派传统,该抄本从未被销毁;相反,它在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十二伊玛目之间代代相传,且被认为藏在隐遁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手中,人们期待他将在末日重现,在世间确立正义。逊尼派学者不认可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该抄本的存续完全缺乏实物或文献证据。迄今为止,阿里抄本的任何片段都未被发现,也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能证明它在奥斯曼标准化抄本确立后仍被使用。
除了上述讨论的三大前奥斯曼时期主要抄本外,古典文献记载,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年间,先知的同伴们还编纂了数十种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抄本。这些非正式抄本——通常不过是由个别同伴为个人使用收集的数十个书写片段——从未成为奥斯曼抄本的真正竞争对手,也没有足够的追随者,未能在圣典文本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小型抄本由以下人员编纂:
萨利姆·毛拉·阿布·胡达夫:先知的一位同伴,以精通诵读传统而闻名;他的个人抄本主要在现代叙利亚的早期驻军城市霍姆斯使用。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重要圣伴与早期总督;在奥斯曼定本统一之前的数年里,其抄本在巴士拉地区被广泛用于个人研习。
乌姆·萨拉玛:先知的遗孀之一,也是备受尊敬的圣训传述者;她个人收藏的书面残片常被早期学者引用,作为其启示原文的佐证。
这些小型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异文——在选词、诗句排序或章节结构上的差异——几乎与三大前奥斯曼时期抄本中的异文完全一致。这些小型抄本中均未包含任何具有神学重要性的变体,也未引入任何已在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存在的新教义。与大型抄本一样,这些非正式的个人收藏本也因奥斯曼的标准化法令被下令销毁;实际上,它们几乎都在该法令颁布后的一代人时间内遗失或被毁,如今无一留存。
由于没有任何一份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伯明翰手稿大约成书于奥斯曼定本初期),前奥斯曼时期标准化之前数十年经文本样貌的唯一实物证据,是萨那手稿——这是一份非凡的重写本,于1972年在也门萨那大寺的修复工程中被发现。这件珍贵的文物五十余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深入研究与争论的焦点,也是现存唯一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片。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7世纪末文本的唯一直接实物佐证,而这一时期正是奥斯曼标准化工作推进、早期前奥斯曼抄本被压制的关键阶段。
也门萨那手稿(2:265-271)页
萨那手稿——常以其考古编号 DAM 01-27.1 为人所知——是一份重写本:这是一份古代羊皮纸手稿,最初被书写过,之后又被擦除,转而用于誊写另一篇文本。就萨那手稿而言,其羊皮纸曾被两次用来记录经文:下层文本(称为下层书写体)年代更久远,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上层文本(上层书写体)则大约在一个世纪后的8世纪初,被誊写在下层文本之上。这两层文本均以不同风格的希贾兹字体书写,希贾兹字体是阿拉伯文字的早期形式,在7、8世纪时被广泛用于书写经文。为誊写上层文本,下层文本被仔细刮除并从羊皮纸上清洗掉,如今几乎肉眼不可见——所幸,借助先进的紫外成像技术和计算机多光谱分析技术,人们已完整解读并转录了该文本。
萨那手稿并非完整的抄本,而是由38张独立的羊皮纸对开页组成,其中包含27个不同章的残篇。对书写下层文本的羊皮纸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证实,制作该羊皮纸的兽皮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40年至670年之间——这意味着羊皮纸本身是在这几年间的某个时间制作的。下层文本本身很可能写于公元650年至660年——几乎正是奥斯曼定本被最终定稿并分发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同一时期。写在被擦除的下层文本之上的上层文本,其年代可追溯至8世纪初,即奥斯曼定本标准化完成后约50年。
萨那手稿的关键重要性在于,其两层文本为从前奥斯曼文本类型到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独一无二、可感知的真实记录。学界对这两层文本的共识,由萨那手稿研究领域的两位顶尖专家贝赫纳姆·萨德吉(Behnam Sadeghi)和穆赫辛·古达尔齐(Mohsen Goudarzi)于2012年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确立。他们的分析证实,萨那手稿上层文本(成书于8世纪初)与标准化奥斯曼抄本的辅音骨架完全一致。这一结果完全在预期之中:到上层文本成书之时,奥斯曼抄本已作为官方标准沿用了数十年,其他所有手写文本版本也早已不再流传。
相比之下,下方的文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况。萨德吉和古拉齐的研究确凿证明,这份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的下方文本根本不属于奥斯曼文本体系。相反,它是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卷中唯一现存的实物例证。这也正是萨那手稿对学者而言如此珍贵的原因:它是文本在奥斯曼标准化之前样貌的唯一实体证据,还能让我们直观看到前奥斯曼时期的文本变体是如何被统一的奥斯曼文本书写体取代的。
关于萨那手稿下层文本——即前奥斯曼时期残卷——的核心问题,是其异文与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相比具有何种性质。这些差异究竟是对圣典内容或教义的实质性、根本性改动,还是属于轻微、偶然的抄写错误,亦或是合法的诵读差异?自该手稿首次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学者与宗教领袖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
萨德吉和古达尔兹基于细致的古文字学与抄本学分析得出结论,下层文本中的变体在神学或教义层面并无重要意义——它们既不代表圣典的另一版本,也不与传统任何核心信仰相矛盾。相反,这些差异几乎完全局限于三个特定的变异领域:
正字法差异:指单个单词正式拼写形式上的变化——这类差异反映出阿拉伯文字在当时尚未完全标准化的事实。7世纪中叶,下层文本被书写下来。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下层文本省略了对应奥斯曼文本中出现的不发音的阿勒夫(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额外添加一个瓦乌,这是另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这些正字法差异不会在任何重要方面改变单词的发音或含义。
词汇差异:这类差异体现在单个单词或短句上,是同义词语的不同选用,反映了最初诵读者口头诵读传统中早期的方言差异。这种差异仅是7世纪当时不同口头传承传统的体现。
章节顺序差异:最后一类变体在视觉上最为显著:下方文本中章的序列与奥斯曼定本的章序不符。例如,在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第8章《战利品章》紧随第9章《忏悔章》之后;而在萨那手稿的下方文本中,这两章的顺序被颠倒——第9章出现在第8章之前。这类重排是奥斯曼定本之前各抄本的常见特征:如前文所述,伊本·马苏德和乌巴伊·本·凯布的个人抄本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章序,这体现了编纂者的个人偏好,而非任何正式的神学排序要求。
正如萨德吉和古达尔兹所强调的,关键在于这些差异在经文的核心内容和教义层面上微不足道。基本信仰没有任何分歧,经文的法律或仪式内容未作改动,没有增减任何完整的章节,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也没有任何段落与核心含义相矛盾。本质上,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并非“另一部”《经》——它是同一部《经》早期的奥斯曼时代之前版本,仅在拼写、用词和章节编排上存在差异。
作为唯一可直接追溯至前奥斯曼时期的实物文献,萨那手稿远不止是一件历史奇物——它为传统中关于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唯一直接、可触摸的佐证。来自该手稿的证据证实了此前仅在文献史料中得到印证的三个关键事实:
这证实了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在萨那手稿被发现之前,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一直是信仰和文学争论的话题——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改变了这一点:它是具体的实物证据,证明前奥斯曼时期的抄本确实在7世纪中叶流传,这与传统史料中的描述完全一致。
这证实了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本质:萨那手稿两层文本之间的关系,为奥斯曼标准化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提供了清晰、具体的证据。萨那手稿上层文本(写于8世纪初)与奥斯曼定本的书写体例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证明,该标准化进程并非对经文文本进行彻底、突然的改写。相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集中化的标准化过程,直接建立在早期奥斯曼之前的文本传统之上,而非将其完全取代。
它印证了关于鲁斯姆标准化的传统说法:最后,这份手稿证实了奥斯曼时代标准化的传统解释的核心——即,被标准化的是经文文本的辅音骨架,而非诵读本身。萨那手稿的上层文本——与所有其他早期奥斯曼抄本一样——缺少后来为规范诵读而添加的变音符号和元音标记。这是直接的实物证据,表明奥斯曼时代的标准化旨在保留从穆圣传承下来的有效、经认可的诵读传统,同时固定核心书面文本,以防经文日后出现任何分歧或篡改。
尽管如此,在现代学术界对圣典早期编纂与标准化过程的认知中,仍存在重大空白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空白并非源于现有证据与传统叙事之间存在矛盾,而是7世纪中叶留存的同期实物证据匮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包括:委员会对经文进行核验的具体、详尽流程细节;送往各大城市的奥斯曼官方抄本的确切数量和存放地点。
作为奥斯曼标准化核心文本的原始抄本的确切命运;以及前奥斯曼抄本中存在的少量经授权的诵读变体的完整范围。所有这些问题仍是研究领域中持续的研究课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存的证据——无论是古典文学史料还是实物手稿证据——都驳斥了西方批判学派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证实了传统叙事在整体历史上的准确性。奥斯曼定本并非政治伪造,也不是对原始天启的激进篡改;它是先知的门弟子为维护经典对后世的完整性,对圣典文本进行的忠实、严谨且必要的标准化。奥斯曼之前的诸抄本并非对立版本,而是保留了早期社群合法、经授权的诵读多样性的非正式个人抄本。最终,历史证据印证了1400年来的信仰:奥斯曼定本完整保存了最初传达给穆圣的天启原文,也由其门弟子代代传承。 查看全部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摘要:
系统梳理伊斯兰教前奥斯曼时期的经典抄本历史,结合1972年也门萨那重写本实物与早期学者文献引述,深入解析奥斯曼定本对天启经文的严谨汇编与历史真实性。
“前奥斯曼时期抄本”这一术语指的是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至公元656年奥斯曼标准化工作完成前,由其最亲密的同伴汇编的各类个人《圣典》抄本。在颁布新奥斯曼标准抄本的官方诏令中,这些早期的私人抄本被定为“异本”,并被下令销毁。目前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我们对其内容、结构以及与标准奥斯曼文本差异的唯一认知,来自于古典文献中保存的残篇引述——包括9世纪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抄本书》、10世纪塔巴里的《经注》,以及15世纪苏尤蒂的《经学全书》。尽管如此,1972年在也门发现的萨那重写本——一部包含两层不同文本的早期手稿——为了解这些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样貌,以及它们与已流传1300余年的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差异,提供了唯一的实物直接证据。
在这些奥斯曼时代之前的经卷中,最具代表性且被广泛讨论的是阿卜杜拉·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最早且最受敬重的弟子之一。伊本·马苏德是麦加本地人,年少时已皈依,曾是穆罕默德最亲近的侍从之一——以对《圣典》的精通、出众的诵经嗓音著称,也是历史上最早的诵读师之一。先知去世后,伊本·马苏德成为伊拉克南部重要驻军城市库法的权威学者,而库法也是早期的学术中心之一。
在库法,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口传诵读传统以及先知在世期间他所收集的书面启示汇编而成——成为了《圣典》学习和公开礼拜的主流文本。据古典学者伊本·艾比·达乌德记载,伊本·马苏德公开批评奥斯曼委员会的校订过程,他公开宣称自己直接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学了七十章经文,而奥斯曼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当时还只是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仍是库法的主流文本,他的追随者拒绝放弃它转而采用新的奥斯曼标准本。
经典文献——包括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抄本详述》与苏尤蒂所著《经学精义》中的详细记载——完整保留了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标准奥斯曼文本之间的差异记录。这些差异并非细微、偶然的抄写错误,而是文本内容与结构上刻意形成的实质性区别,体现了伊本·马苏德从跟随穆罕默德时期起所传承的独立口传与文传传统。最主要的差异可归为三类:
关键保护性章的缺失:伊本·马苏德的抄本未收录首章也是礼拜中最重要的祷文《开端章》,也未收录最后两章的《护佑双章》——即第113章和第114章,这两章核心是祈求主的护佑。这种缺失并非源于对这些章节的无知;据苏尤蒂记载,伊本·马苏德认为这三章只是“求佑祷文”,而非作为核心文本组成部分的正式、规范的天启经文。他仍会在日常礼拜和宗教集会中诵读这些章节,但刻意将其从自己为研习目的编纂的正式书面抄本中剔除。
章节的彻底重排:伊本·马苏德抄本中的章节顺序与奥斯曼定本的标准章节顺序完全不同。在奥斯曼定本中,章节大致按长度递减顺序排列——最长的章节(第二章《黄牛章》)排在第二位,紧随简短的开篇章节(第一章《开端章》)之后。相比之下,在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中,最长的第二章《黄牛章》被列为首个章节,没有前置的开篇章节。这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体现了伊本·马苏德的观点,即《黄牛章》作为最长且内容最详实的章节,应成为书面定本的核心重点。其抄本中章节的整体顺序既不符合奥斯曼定本的标准,也与其他已知的奥斯曼时代前抄本均不相符。
实质性词汇与短语变体:除了删节部分章、重排其他章之外,古典文献记载,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奥斯曼定本之间存在130多种不同的词汇变体——即单个单词或短语的差异。
标准的奥斯曼文本。这些变体中有许多涉及同义词或不同的措辞,这些词汇和措辞反映了伊本·马苏德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口头传述传统。这一差异体现了口头传述阶段早期的方言差异。在其他情况下,他的抄本会增删简短的阿拉伯语虚词,这类变化不会改变经文的核心含义,但会影响其修辞节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体无一与《圣典》的核心神学或律法教义相冲突,它们只是语境适用的不同表述方式。
伊本·马苏德于公元656年去世,同年,哈里发奥斯曼在麦地那遇刺身亡。尽管他的个人抄本已被奥斯曼标准本正式取代,但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抄本仍在库法的追随者中流传。这些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马苏迪耶”诵读学派——拒绝将奥斯曼抄本作为官方文本,并在私人学习圈子甚至部分公共寺中继续传授伊本·马苏德的变体诵读传统。这种非正式的流传最终在8世纪末宣告终结,当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销毁所有现存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其中包括伊本·马苏德的抄本。这是其为巩固奥斯曼文本作为整个世界通用权威标准而开展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大最著名的奥斯曼前抄本是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他是穆圣的另一位亲密伙伴,也是早期历史上最受尊敬的诵读家之一。乌巴伊是麦地那人,曾是先知的私人文书之一——在麦地那时期,他负责代表穆圣记录天启经文。他以“诵读大师”的称号广为人知,这一称号彰显了他对阿拉伯语的精通、对天启经文的精准记忆,以及在先知去世后最初几年作为文本最终权威人士之一的地位。与伊本·马苏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曾是宰德·伊本·萨比特组建的学者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在阿布·伯克尔时期首次官方整理圣典期间,协助对经文进行初步校订。即便如此,他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书面记录和直接从穆罕默德处习得的口头诵读传统汇编而成——与数年后最终确定的官方奥斯曼文本存在多处实质性差异。
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删去了若干关键章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收录了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的所有章卷,还包含两卷额外的非正统章卷,这两卷并非现代典籍的组成部分。据古典学者苏尤蒂所述,仅出现在乌巴伊抄本中的这两卷额外章卷名为《呼德章》与《赛夫章》,它们是简短章节,由乌巴伊认为属于官方圣典启示的语句和祷文构成;但先知的其他同伴则将其记录为仅是非正式的个人祷词。除这两卷额外章卷外,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的《抄本书籍》等古典文献记载,乌巴伊抄本中还有90余种其他实质性异文——包括用词、语序和经文编排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其与奥斯曼文本有所区别。这些变体主要集中在记述早期先知(如阿丹、易卜拉欣、穆萨)事迹的短篇经文,以及规定具体法律或礼仪规范的章卷中,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同伴们的口传传统在这些领域的差异最为显著。
乌巴伊·本·卡布于公元649年,即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去世——比奥斯曼定本正式定稿并分发至帝国各大城市早了数年。他个人的抄本在其生前于麦地那及周边地区被广泛使用,但奥斯曼标准化工程完成后,该抄本被宣布为异文抄本并下令销毁。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不同(后者在库法拥有忠实追随者,使诵读传统代代传承),乌巴伊的抄本在他去世后,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群体试图保存它。因此,他的抄本很可能在标准化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被毁,如今已无实物留存。即便如此,曾收录于乌巴伊抄本中的独特异文并未完全湮没于历史:它们被保存在古典学者的书面记载中,并频繁出现在经注文献以及异文诵读专门著作中。
第三份主要的奥斯曼前抄本是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个人抄本,他不仅是第四任正统哈里发,也是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同时是穆圣的堂弟与女婿。与其他主要在逊尼派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奥斯曼前抄本不同,阿里抄本是什叶派宗教传统的核心支柱:什叶派将其尊为最权威、最完整且文本最可靠的版本——该版本由阿里直接根据他从穆圣处亲耳听闻的启示编纂而成,其中包含奥斯曼抄本中未收录的重要背景细节。
根据什叶派传统,公元632年穆圣去世后不久,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将自己在先知在世期间收集的所有圣典书面残片,以及他个人对天启内容的记忆汇集在一起,编纂成一部完整、规范的单卷法典。这并非对残片的随意拼凑,阿里的法典严格按照天启首次降示给穆圣的时间顺序编排——从麦加时期最早的天启开始,到麦地那时期最后的天启结束。这种时间顺序编排与奥斯曼法典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奥斯曼法典主要按章节长度排列,而非依据天启的历史先后顺序。除了独特的章节编排外,什叶派传统称阿里的法典还包含一份独特的注释内容:书面注解记录了每段天启降示的具体背景(即“降示背景”),并详细阐释了经文与阿里及其后裔——十二伊玛目——的精神权威之间的关联,什叶派尊奉十二伊玛目为穆圣的合法继任者。
阿里抄本的历史存在性与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也反映出两大分支之间更深层次的宗教与政治分歧。从什叶派的角度来看,阿里抄本是先知去世后数年里唯一权威的汇编本,却遭到了拉希德哈里发王朝政治领导层的压制——后者忌惮其日益增长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逊尼派学者普遍驳斥什叶派对阿里抄本的相关主张,他们认为阿里拥有独特抄本的说法是后世编造的,由先知去世后数十年间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提出,目的是为其宗教权威主张正名,并挑战奥斯曼定本。逊尼派的经典文献来源——例如塔巴里所著的《历代先知与君王史》以及苏尤蒂所著的《经学精义》——证实阿里在先知去世后曾汇编过自己个人的启示手写集,但这些文献同时强调,该个人汇编本的内容与后来被标准化的奥斯曼定本文本完全一致。他们指出,唯一的区别在于阿里所收集经文篇章的时间排列顺序——这在圣门弟子中属于个人偏好问题,并非实质性的神学或文本差异。
和所有其他奥斯曼之前的抄本一样,阿里的个人抄本本应按照奥斯曼的法令被销毁。然而,根据什叶派传统,该抄本从未被销毁;相反,它在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十二伊玛目之间代代相传,且被认为藏在隐遁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手中,人们期待他将在末日重现,在世间确立正义。逊尼派学者不认可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该抄本的存续完全缺乏实物或文献证据。迄今为止,阿里抄本的任何片段都未被发现,也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能证明它在奥斯曼标准化抄本确立后仍被使用。
除了上述讨论的三大前奥斯曼时期主要抄本外,古典文献记载,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年间,先知的同伴们还编纂了数十种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抄本。这些非正式抄本——通常不过是由个别同伴为个人使用收集的数十个书写片段——从未成为奥斯曼抄本的真正竞争对手,也没有足够的追随者,未能在圣典文本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小型抄本由以下人员编纂:
萨利姆·毛拉·阿布·胡达夫:先知的一位同伴,以精通诵读传统而闻名;他的个人抄本主要在现代叙利亚的早期驻军城市霍姆斯使用。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重要圣伴与早期总督;在奥斯曼定本统一之前的数年里,其抄本在巴士拉地区被广泛用于个人研习。
乌姆·萨拉玛:先知的遗孀之一,也是备受尊敬的圣训传述者;她个人收藏的书面残片常被早期学者引用,作为其启示原文的佐证。
这些小型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异文——在选词、诗句排序或章节结构上的差异——几乎与三大前奥斯曼时期抄本中的异文完全一致。这些小型抄本中均未包含任何具有神学重要性的变体,也未引入任何已在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存在的新教义。与大型抄本一样,这些非正式的个人收藏本也因奥斯曼的标准化法令被下令销毁;实际上,它们几乎都在该法令颁布后的一代人时间内遗失或被毁,如今无一留存。
由于没有任何一份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伯明翰手稿大约成书于奥斯曼定本初期),前奥斯曼时期标准化之前数十年经文本样貌的唯一实物证据,是萨那手稿——这是一份非凡的重写本,于1972年在也门萨那大寺的修复工程中被发现。这件珍贵的文物五十余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深入研究与争论的焦点,也是现存唯一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片。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7世纪末文本的唯一直接实物佐证,而这一时期正是奥斯曼标准化工作推进、早期前奥斯曼抄本被压制的关键阶段。

也门萨那手稿(2:265-271)页
萨那手稿——常以其考古编号 DAM 01-27.1 为人所知——是一份重写本:这是一份古代羊皮纸手稿,最初被书写过,之后又被擦除,转而用于誊写另一篇文本。就萨那手稿而言,其羊皮纸曾被两次用来记录经文:下层文本(称为下层书写体)年代更久远,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上层文本(上层书写体)则大约在一个世纪后的8世纪初,被誊写在下层文本之上。这两层文本均以不同风格的希贾兹字体书写,希贾兹字体是阿拉伯文字的早期形式,在7、8世纪时被广泛用于书写经文。为誊写上层文本,下层文本被仔细刮除并从羊皮纸上清洗掉,如今几乎肉眼不可见——所幸,借助先进的紫外成像技术和计算机多光谱分析技术,人们已完整解读并转录了该文本。
萨那手稿并非完整的抄本,而是由38张独立的羊皮纸对开页组成,其中包含27个不同章的残篇。对书写下层文本的羊皮纸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证实,制作该羊皮纸的兽皮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40年至670年之间——这意味着羊皮纸本身是在这几年间的某个时间制作的。下层文本本身很可能写于公元650年至660年——几乎正是奥斯曼定本被最终定稿并分发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同一时期。写在被擦除的下层文本之上的上层文本,其年代可追溯至8世纪初,即奥斯曼定本标准化完成后约50年。
萨那手稿的关键重要性在于,其两层文本为从前奥斯曼文本类型到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独一无二、可感知的真实记录。学界对这两层文本的共识,由萨那手稿研究领域的两位顶尖专家贝赫纳姆·萨德吉(Behnam Sadeghi)和穆赫辛·古达尔齐(Mohsen Goudarzi)于2012年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确立。他们的分析证实,萨那手稿上层文本(成书于8世纪初)与标准化奥斯曼抄本的辅音骨架完全一致。这一结果完全在预期之中:到上层文本成书之时,奥斯曼抄本已作为官方标准沿用了数十年,其他所有手写文本版本也早已不再流传。
相比之下,下方的文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况。萨德吉和古拉齐的研究确凿证明,这份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的下方文本根本不属于奥斯曼文本体系。相反,它是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卷中唯一现存的实物例证。这也正是萨那手稿对学者而言如此珍贵的原因:它是文本在奥斯曼标准化之前样貌的唯一实体证据,还能让我们直观看到前奥斯曼时期的文本变体是如何被统一的奥斯曼文本书写体取代的。
关于萨那手稿下层文本——即前奥斯曼时期残卷——的核心问题,是其异文与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相比具有何种性质。这些差异究竟是对圣典内容或教义的实质性、根本性改动,还是属于轻微、偶然的抄写错误,亦或是合法的诵读差异?自该手稿首次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学者与宗教领袖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
萨德吉和古达尔兹基于细致的古文字学与抄本学分析得出结论,下层文本中的变体在神学或教义层面并无重要意义——它们既不代表圣典的另一版本,也不与传统任何核心信仰相矛盾。相反,这些差异几乎完全局限于三个特定的变异领域:
正字法差异:指单个单词正式拼写形式上的变化——这类差异反映出阿拉伯文字在当时尚未完全标准化的事实。7世纪中叶,下层文本被书写下来。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下层文本省略了对应奥斯曼文本中出现的不发音的阿勒夫(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额外添加一个瓦乌,这是另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这些正字法差异不会在任何重要方面改变单词的发音或含义。
词汇差异:这类差异体现在单个单词或短句上,是同义词语的不同选用,反映了最初诵读者口头诵读传统中早期的方言差异。这种差异仅是7世纪当时不同口头传承传统的体现。
章节顺序差异:最后一类变体在视觉上最为显著:下方文本中章的序列与奥斯曼定本的章序不符。例如,在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第8章《战利品章》紧随第9章《忏悔章》之后;而在萨那手稿的下方文本中,这两章的顺序被颠倒——第9章出现在第8章之前。这类重排是奥斯曼定本之前各抄本的常见特征:如前文所述,伊本·马苏德和乌巴伊·本·凯布的个人抄本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章序,这体现了编纂者的个人偏好,而非任何正式的神学排序要求。
正如萨德吉和古达尔兹所强调的,关键在于这些差异在经文的核心内容和教义层面上微不足道。基本信仰没有任何分歧,经文的法律或仪式内容未作改动,没有增减任何完整的章节,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也没有任何段落与核心含义相矛盾。本质上,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并非“另一部”《经》——它是同一部《经》早期的奥斯曼时代之前版本,仅在拼写、用词和章节编排上存在差异。
作为唯一可直接追溯至前奥斯曼时期的实物文献,萨那手稿远不止是一件历史奇物——它为传统中关于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唯一直接、可触摸的佐证。来自该手稿的证据证实了此前仅在文献史料中得到印证的三个关键事实:
这证实了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在萨那手稿被发现之前,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一直是信仰和文学争论的话题——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改变了这一点:它是具体的实物证据,证明前奥斯曼时期的抄本确实在7世纪中叶流传,这与传统史料中的描述完全一致。
这证实了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本质:萨那手稿两层文本之间的关系,为奥斯曼标准化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提供了清晰、具体的证据。萨那手稿上层文本(写于8世纪初)与奥斯曼定本的书写体例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证明,该标准化进程并非对经文文本进行彻底、突然的改写。相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集中化的标准化过程,直接建立在早期奥斯曼之前的文本传统之上,而非将其完全取代。
它印证了关于鲁斯姆标准化的传统说法:最后,这份手稿证实了奥斯曼时代标准化的传统解释的核心——即,被标准化的是经文文本的辅音骨架,而非诵读本身。萨那手稿的上层文本——与所有其他早期奥斯曼抄本一样——缺少后来为规范诵读而添加的变音符号和元音标记。这是直接的实物证据,表明奥斯曼时代的标准化旨在保留从穆圣传承下来的有效、经认可的诵读传统,同时固定核心书面文本,以防经文日后出现任何分歧或篡改。
尽管如此,在现代学术界对圣典早期编纂与标准化过程的认知中,仍存在重大空白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空白并非源于现有证据与传统叙事之间存在矛盾,而是7世纪中叶留存的同期实物证据匮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包括:委员会对经文进行核验的具体、详尽流程细节;送往各大城市的奥斯曼官方抄本的确切数量和存放地点。
作为奥斯曼标准化核心文本的原始抄本的确切命运;以及前奥斯曼抄本中存在的少量经授权的诵读变体的完整范围。所有这些问题仍是研究领域中持续的研究课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存的证据——无论是古典文学史料还是实物手稿证据——都驳斥了西方批判学派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证实了传统叙事在整体历史上的准确性。奥斯曼定本并非政治伪造,也不是对原始天启的激进篡改;它是先知的门弟子为维护经典对后世的完整性,对圣典文本进行的忠实、严谨且必要的标准化。奥斯曼之前的诸抄本并非对立版本,而是保留了早期社群合法、经授权的诵读多样性的非正式个人抄本。最终,历史证据印证了1400年来的信仰:奥斯曼定本完整保存了最初传达给穆圣的天启原文,也由其门弟子代代传承。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3 次浏览 • 2026-10-29 00:53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摘要:
深入研读《古兰经》第五十四章“月亮章”中四次重现的核心劝诫经文,从经典易于记诵的语言奇迹、历史兴替的殷鉴以及知行合一的现实呼唤三个维度解析其深刻内涵。
《古兰经》月亮章(سورة القمر, Surah Al-Qamar)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重复了四次的经文:
“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54:17, 22, 32, 40)
一、重复的深意
1.强调启示的可及性
•《古兰经》启示给先知穆罕麦德(愿主福安之)的时代,阿拉伯人普遍口传文化,重视背诵与吟诵。
•“易于记诵”说明《古兰经》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启迪,人人可以接触、记住、内化。
2.与“警醒”的呼应
•月亮章前后讲述了古代民族因否认真理而遭惩罚的故事:努哈的民众、阿德、赛莫德、鲁特的民众等。
•在每个故事段落后,紧跟这句重复经文,像是庄严的问话:历史教训已摆在眼前,你是否愿意从中吸取?
3.神圣文本的“节律美”
•阿拉伯古典文论认为,重复是修辞的“توكيد(强调)”,带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四次出现不仅是理性提醒,更是心灵的撞击,让听众在吟诵中无法忽视。
二、现实中的启迪
1.知识与信仰的普及性
•经文提醒我们:智慧与信仰并非少数人的垄断,也不局限于某些族群,而是面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在今天,这启发我们要让教育、经典、文化更开放,人人有机会接触并内化。
2.历史经验的镜鉴
•月亮章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否认真理、自我沉溺会导致社会覆灭。
•现实意义在于:任何社会若无视道德和公义的警醒,终将重蹈覆辙。
3.反思与自省的循环
•四次问话“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对应四个故事,像是在提醒:
不只是古人,该铭记的是“当下的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遇事都需要这份“接受”与铭记——把过往的教训转化为当下的行动。
4.勇气与希望
•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你必须做到”,而是邀请式地提问:“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它给人留下选择空间,意味着永远有人可以站出来、愿意去铭记,从而开启改变。
小 结
《月亮章》中这两句(实为四次重复的同一句)经文,其深意在于:
•《古兰经》的可亲近性;
•历史教训的必然性;
•对每个人的呼唤与激励。
它的现实启迪在于:让经典不止是文字,而是转化为行动;让恐惧和遗忘不再成为文化与信仰的阻碍。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仅供参考) 查看全部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摘要:
深入研读《古兰经》第五十四章“月亮章”中四次重现的核心劝诫经文,从经典易于记诵的语言奇迹、历史兴替的殷鉴以及知行合一的现实呼唤三个维度解析其深刻内涵。

《古兰经》月亮章(سورة القمر, Surah Al-Qamar)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重复了四次的经文:
“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54:17, 22, 32, 40)
一、重复的深意
1.强调启示的可及性
•《古兰经》启示给先知穆罕麦德(愿主福安之)的时代,阿拉伯人普遍口传文化,重视背诵与吟诵。
•“易于记诵”说明《古兰经》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启迪,人人可以接触、记住、内化。
2.与“警醒”的呼应
•月亮章前后讲述了古代民族因否认真理而遭惩罚的故事:努哈的民众、阿德、赛莫德、鲁特的民众等。
•在每个故事段落后,紧跟这句重复经文,像是庄严的问话:历史教训已摆在眼前,你是否愿意从中吸取?
3.神圣文本的“节律美”
•阿拉伯古典文论认为,重复是修辞的“توكيد(强调)”,带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四次出现不仅是理性提醒,更是心灵的撞击,让听众在吟诵中无法忽视。
二、现实中的启迪
1.知识与信仰的普及性
•经文提醒我们:智慧与信仰并非少数人的垄断,也不局限于某些族群,而是面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在今天,这启发我们要让教育、经典、文化更开放,人人有机会接触并内化。
2.历史经验的镜鉴
•月亮章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否认真理、自我沉溺会导致社会覆灭。
•现实意义在于:任何社会若无视道德和公义的警醒,终将重蹈覆辙。
3.反思与自省的循环
•四次问话“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对应四个故事,像是在提醒:
不只是古人,该铭记的是“当下的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遇事都需要这份“接受”与铭记——把过往的教训转化为当下的行动。
4.勇气与希望
•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你必须做到”,而是邀请式地提问:“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它给人留下选择空间,意味着永远有人可以站出来、愿意去铭记,从而开启改变。
小 结
《月亮章》中这两句(实为四次重复的同一句)经文,其深意在于:
•《古兰经》的可亲近性;
•历史教训的必然性;
•对每个人的呼唤与激励。
它的现实启迪在于:让经典不止是文字,而是转化为行动;让恐惧和遗忘不再成为文化与信仰的阻碍。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仅供参考)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摘要:
图文详解坐落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涵盖其“半陆半海”的建造背景、210米高宣礼塔、可开合屋顶、摩尔式雕花马赛克工艺以及开放时间、门票预约与着装礼仪指南。
哈桑二世清真寺(Mosquée Hassan II)
位置: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
✅定位:非洲最大、世界第三大清真寺,也是摩洛哥极少数对非穆斯林开放参观的清真寺
一、建造背景
由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下令修建,传说灵感来自国王的一个梦:真主的宝座建立在水上,所以决定一半建在陆地、一半架在大西洋上,让信徒可以面朝大海礼拜 。
- 设计师:法国建筑师 Michel Pinseau
- 工期:1987动工,1993年正式落成启用
- 建设规模:大约3万名工人、上万名摩洛哥本土工匠参与;大量资金来自民间穆斯林募捐,总造价约5亿美元
二、核心建筑亮点
1. 210米宣礼塔(最标志性)
世界最高的清真寺宣礼塔之一。塔顶装有激光装置,夜晚射出光束,直指麦加方向,射程约30公里,用来标示礼拜的朝向(基卜拉) 。
2. 超大礼拜大殿
大殿内部可以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外面广阔广场(就是你照片里这片)还能容纳80000人,合计最多容纳105000人礼拜 。
大殿屋顶是可开合的巨型电动屋顶,重1100吨,天气好时可以打开,抬头看见天空与大海,非常震撼。
3. 海上基座
大殿一部分地基伸入大西洋礁石之上,涨潮时海水会从下方流过,也就是大家说的“海上清真寺”。同时做了很强的抗海浪、抗腐蚀设计。
4. 摩洛哥传统工艺
内部遍布zellij马赛克彩砖、雪松木雕、石膏雕花,都是传统匠人手工雕刻,没有现代流水线模具;大理石大量使用,装饰融合了马拉喀什、菲斯等地经典摩尔式伊斯兰建筑风格。
三、内部配套
整个建筑群不只有礼拜殿:
- 伊斯兰教学院、图书馆、博物馆
- 穆斯林净身沐浴大厅(很大的水景净身区)
- 地下停车场、广场花园 查看全部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摘要:
图文详解坐落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涵盖其“半陆半海”的建造背景、210米高宣礼塔、可开合屋顶、摩尔式雕花马赛克工艺以及开放时间、门票预约与着装礼仪指南。
哈桑二世清真寺(Mosquée Hassan II)

位置: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

✅定位:非洲最大、世界第三大清真寺,也是摩洛哥极少数对非穆斯林开放参观的清真寺

一、建造背景

由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下令修建,传说灵感来自国王的一个梦:真主的宝座建立在水上,所以决定一半建在陆地、一半架在大西洋上,让信徒可以面朝大海礼拜 。

- 设计师:法国建筑师 Michel Pinseau

- 工期:1987动工,1993年正式落成启用

- 建设规模:大约3万名工人、上万名摩洛哥本土工匠参与;大量资金来自民间穆斯林募捐,总造价约5亿美元

二、核心建筑亮点

1. 210米宣礼塔(最标志性)
世界最高的清真寺宣礼塔之一。塔顶装有激光装置,夜晚射出光束,直指麦加方向,射程约30公里,用来标示礼拜的朝向(基卜拉) 。
2. 超大礼拜大殿
大殿内部可以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外面广阔广场(就是你照片里这片)还能容纳80000人,合计最多容纳105000人礼拜 。
大殿屋顶是可开合的巨型电动屋顶,重1100吨,天气好时可以打开,抬头看见天空与大海,非常震撼。
3. 海上基座
大殿一部分地基伸入大西洋礁石之上,涨潮时海水会从下方流过,也就是大家说的“海上清真寺”。同时做了很强的抗海浪、抗腐蚀设计。
4. 摩洛哥传统工艺
内部遍布zellij马赛克彩砖、雪松木雕、石膏雕花,都是传统匠人手工雕刻,没有现代流水线模具;大理石大量使用,装饰融合了马拉喀什、菲斯等地经典摩尔式伊斯兰建筑风格。
三、内部配套
整个建筑群不只有礼拜殿:
- 伊斯兰教学院、图书馆、博物馆
- 穆斯林净身沐浴大厅(很大的水景净身区)
- 地下停车场、广场花园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7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摘要:
珍贵历史老照片(馆藏编号WC01-257)定格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牛街礼拜寺内的穆斯林群体合影,直观呈现百年前京城回族先民的传统服饰风貌与千年古寺的历史建筑肌理。
编号WC01-257 查看全部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摘要:
珍贵历史老照片(馆藏编号WC01-257)定格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牛街礼拜寺内的穆斯林群体合影,直观呈现百年前京城回族先民的传统服饰风貌与千年古寺的历史建筑肌理。
编号WC01-257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9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查看全部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2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摘要:
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水道,探寻明清以来运河码头旁回族聚落“围寺而居、依水兴商”的历史图景。细数从临清羊汤、德州扒鸡到牛羊肉铺、皮毛货栈的运河清真饮食与商贸传奇。
运河边的回民生意:一碗羊汤、一锅鸡、一条河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族聚落,常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清真寺立在河畔或大街巷深处,街巷连着码头,码头又连着集市。明清以来,漕船南来北往,脚夫、船工、商贾在岸边停歇,岸上便长出了饭馆、肉铺、皮坊、货栈和集市。沿运河居住的回民,也顺着这条河,把日子过成了热闹的市井生意。
清真饮食:码头边最先升起的烟火
饮食业是沿运河回民最普遍、也最容易被看见的生计。俗语说“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清真饮食与牛羊屠宰之间,从来不是孤立的买卖。
从南向北看,运河清真饮食各有风味。扬州一带清真饮食精致,清真点心、牛肉汤、烧饼、羊肉面等,既有江淮细腻,也保留了清真洁净的讲究。济宁作为运河重镇,清真饮食与码头生活关系密切,甏肉干饭、牛羊肉、烧饼、糁汤等,曾让南来北往的船工和商旅吃得踏实。临清清真饮食更具宴席气派,“清真八大碗”、烧麦、汤菜、酱肉等,体现出运河商埠的包容与讲究。德州清真饮食以牛羊肉见长,扒鸡、酱牛肉、羊汤等,既有鲁北风味,也带有回族肉食加工的传统。天津清真小吃则更显市井活力,锅巴菜、老豆腐、包子、牛肉烧饼、炸糕等,构成了码头城市清晨的烟火。
沧州一带同样如此,回民做的清炖牛肉讲究汤清、肉烂、味厚,清炖并不等于寡淡,恰恰要把牛肉本身的香气炖出来。过去往来行人、赶集百姓、跑船脚夫,走到饭铺前,一碗牛肉、一张饼、一瓢热汤,就能落座歇脚。孟村卜罗桥清炖牛肉制作技艺被列入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被央视阿拉伯语国际频道等媒体报道。
青县流河镇火锅鸡也带着码头气质。火锅鸡热闹、实惠、分量足,围坐一锅,热气腾腾,既有北方人待客的爽快,也有运河城镇里南来北往的饮食影子。它起源于青县流河镇,清末民初以来在运河码头商贾往来的环境中逐渐形成,后来登上央视《味道》等栏目,并被列入沧州市级非遗名录。
沧州羊汤更是如此。清晨一碗羊汤,汤色乳白,羊肉鲜嫩,配上烧饼或面饼,是许多沧州人熟悉的早晨。《舌尖上的中国》曾以沧州羊汤展现这座城市的清晨烟火,说“沧州人的早晨,是被一碗羊汤叫醒的”。回民经营羊汤,讲究干净、鲜香、火候足,久而久之,便成了地方饮食里的一块招牌。
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从清真规范到地方味道
清真饮食的背后,是一整套牛羊屠宰和肉食加工行业。回民经营牛羊肉铺、熟食铺、酱肉铺,既满足本族群的饮食需求,也慢慢成为地方风味的一部分。
清炖牛肉、羊汤、酱牛肉、扒鸡、烧鸡、羊杂汤,这些看似家常的味道,背后需要稳定的货源、熟练的刀工和长期的信用。运河沿线的码头社会里,口碑比招牌更重要。一家铺子若能做到干净、足秤、味道稳,很快就会被船工、商旅和本地居民记住。许多老字号之所以能延续,正因为在街巷和码头之间,积攒下了“守信、耐吃、靠得住”的名声。
皮毛加工:运河边的硬手艺
如果说饮食业是运河回民生计中最热闹的一面,皮毛业则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面。济宁皮毛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回族工匠和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济宁盛产牛羊,原料充足;运河又提供了运输条件,使皮张、皮衣能够南下苏州、北销各地。清末民初,济宁皮毛行栈众多,“济宁路青猾皮”等名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临清等地也有皮毛作坊聚集,形成以回民为主的加工与贸易网络。皮毛业不是简单买卖,它连接着牧养、屠宰、鞣制、加工、贩运和出口,是运河城镇里相当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漕运经纪与市集杂货:普通街巷里的生计
运河不只是水路,也是商业网络。回民中有不少人从事漕运相关经纪、货物检验、粮米交易、牲畜贩运和长途贩运。通州北关一带的回族商人曾参与漕粮经纪、牛羊肉销售等行当,与汉族商贩共同推动码头繁荣。
更多人家则经营小商铺、杂货铺、酱园、面铺、糕点铺、香料铺。通州“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园酱豆腐”等老字号,便带有运河商贸与清真饮食交织的痕迹。这些店铺规模未必很大,却贴近百姓生活,构成了运河市井最稳定的底色。
一条河,一群人的生计史
沿运河居住的回民,靠的不只是某一种生意。清真饮食让他们在码头社会里站稳脚跟,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形成稳定行业,皮毛加工把地方物产变成商品,漕运经纪与长途贩运连接南北市场,酱园杂货和小铺小摊则填满日常街巷。
从扬州的清真点心,到济宁的甏肉干饭;从临清的清真宴席,到德州的牛羊肉食;从天津的清真小吃,到沧州的清炖牛肉、火锅鸡和羊汤,这些味道并不只是地方美食,也是运河生活留下的印记。运河带来人流、物流和财流,回民则以经商传统、清真饮食规范和手工技艺回应这条河。于是,清真寺、饭馆、皮坊、肉铺、货栈、集市沿着河岸次第展开,成为运河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一部分。 查看全部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摘要:
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水道,探寻明清以来运河码头旁回族聚落“围寺而居、依水兴商”的历史图景。细数从临清羊汤、德州扒鸡到牛羊肉铺、皮毛货栈的运河清真饮食与商贸传奇。

运河边的回民生意:一碗羊汤、一锅鸡、一条河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族聚落,常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清真寺立在河畔或大街巷深处,街巷连着码头,码头又连着集市。明清以来,漕船南来北往,脚夫、船工、商贾在岸边停歇,岸上便长出了饭馆、肉铺、皮坊、货栈和集市。沿运河居住的回民,也顺着这条河,把日子过成了热闹的市井生意。
清真饮食:码头边最先升起的烟火
饮食业是沿运河回民最普遍、也最容易被看见的生计。俗语说“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清真饮食与牛羊屠宰之间,从来不是孤立的买卖。
从南向北看,运河清真饮食各有风味。扬州一带清真饮食精致,清真点心、牛肉汤、烧饼、羊肉面等,既有江淮细腻,也保留了清真洁净的讲究。济宁作为运河重镇,清真饮食与码头生活关系密切,甏肉干饭、牛羊肉、烧饼、糁汤等,曾让南来北往的船工和商旅吃得踏实。临清清真饮食更具宴席气派,“清真八大碗”、烧麦、汤菜、酱肉等,体现出运河商埠的包容与讲究。德州清真饮食以牛羊肉见长,扒鸡、酱牛肉、羊汤等,既有鲁北风味,也带有回族肉食加工的传统。天津清真小吃则更显市井活力,锅巴菜、老豆腐、包子、牛肉烧饼、炸糕等,构成了码头城市清晨的烟火。
沧州一带同样如此,回民做的清炖牛肉讲究汤清、肉烂、味厚,清炖并不等于寡淡,恰恰要把牛肉本身的香气炖出来。过去往来行人、赶集百姓、跑船脚夫,走到饭铺前,一碗牛肉、一张饼、一瓢热汤,就能落座歇脚。孟村卜罗桥清炖牛肉制作技艺被列入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被央视阿拉伯语国际频道等媒体报道。
青县流河镇火锅鸡也带着码头气质。火锅鸡热闹、实惠、分量足,围坐一锅,热气腾腾,既有北方人待客的爽快,也有运河城镇里南来北往的饮食影子。它起源于青县流河镇,清末民初以来在运河码头商贾往来的环境中逐渐形成,后来登上央视《味道》等栏目,并被列入沧州市级非遗名录。
沧州羊汤更是如此。清晨一碗羊汤,汤色乳白,羊肉鲜嫩,配上烧饼或面饼,是许多沧州人熟悉的早晨。《舌尖上的中国》曾以沧州羊汤展现这座城市的清晨烟火,说“沧州人的早晨,是被一碗羊汤叫醒的”。回民经营羊汤,讲究干净、鲜香、火候足,久而久之,便成了地方饮食里的一块招牌。
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从清真规范到地方味道
清真饮食的背后,是一整套牛羊屠宰和肉食加工行业。回民经营牛羊肉铺、熟食铺、酱肉铺,既满足本族群的饮食需求,也慢慢成为地方风味的一部分。
清炖牛肉、羊汤、酱牛肉、扒鸡、烧鸡、羊杂汤,这些看似家常的味道,背后需要稳定的货源、熟练的刀工和长期的信用。运河沿线的码头社会里,口碑比招牌更重要。一家铺子若能做到干净、足秤、味道稳,很快就会被船工、商旅和本地居民记住。许多老字号之所以能延续,正因为在街巷和码头之间,积攒下了“守信、耐吃、靠得住”的名声。
皮毛加工:运河边的硬手艺
如果说饮食业是运河回民生计中最热闹的一面,皮毛业则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面。济宁皮毛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回族工匠和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济宁盛产牛羊,原料充足;运河又提供了运输条件,使皮张、皮衣能够南下苏州、北销各地。清末民初,济宁皮毛行栈众多,“济宁路青猾皮”等名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临清等地也有皮毛作坊聚集,形成以回民为主的加工与贸易网络。皮毛业不是简单买卖,它连接着牧养、屠宰、鞣制、加工、贩运和出口,是运河城镇里相当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漕运经纪与市集杂货:普通街巷里的生计
运河不只是水路,也是商业网络。回民中有不少人从事漕运相关经纪、货物检验、粮米交易、牲畜贩运和长途贩运。通州北关一带的回族商人曾参与漕粮经纪、牛羊肉销售等行当,与汉族商贩共同推动码头繁荣。
更多人家则经营小商铺、杂货铺、酱园、面铺、糕点铺、香料铺。通州“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园酱豆腐”等老字号,便带有运河商贸与清真饮食交织的痕迹。这些店铺规模未必很大,却贴近百姓生活,构成了运河市井最稳定的底色。
一条河,一群人的生计史
沿运河居住的回民,靠的不只是某一种生意。清真饮食让他们在码头社会里站稳脚跟,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形成稳定行业,皮毛加工把地方物产变成商品,漕运经纪与长途贩运连接南北市场,酱园杂货和小铺小摊则填满日常街巷。
从扬州的清真点心,到济宁的甏肉干饭;从临清的清真宴席,到德州的牛羊肉食;从天津的清真小吃,到沧州的清炖牛肉、火锅鸡和羊汤,这些味道并不只是地方美食,也是运河生活留下的印记。运河带来人流、物流和财流,回民则以经商传统、清真饮食规范和手工技艺回应这条河。于是,清真寺、饭馆、皮坊、肉铺、货栈、集市沿着河岸次第展开,成为运河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一部分。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 查看全部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摘要:
展示并解读北京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档案原件影印件,呈现近代民族团结政策的早期历史见证。
前言: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师友来说,位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存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大部分仍未上网公开,对于师友判读档案来说,实属遗憾。不过好在其档案可以复印,笔者特公布之前复印档案,以破除信息差,供各位师友鉴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遂公开《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 查看全部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摘要:
展示并解读北京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档案原件影印件,呈现近代民族团结政策的早期历史见证。
前言: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师友来说,位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存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大部分仍未上网公开,对于师友判读档案来说,实属遗憾。不过好在其档案可以复印,笔者特公布之前复印档案,以破除信息差,供各位师友鉴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遂公开《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摘要:
续写近代西北回族大阿訇希吉拉尼·马良骏于1903年随哈密回王入疆掌教的历史渊源,深入昌吉梭梭湾寻访先贤讲学传道、兴办经堂教育与护佑一方民众的生平足迹。
1903年,36岁的马良骏阿訇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机。这年,末代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Meqsut Shah)进京朝贡,途经平凉听闻此地经师如云,便想物色一位学识出众的阿訇到哈密担任掌教,最终选定颇负盛名的马良骏。于是在当年秋回王返乡途中,马良骏阿訇便同朝贡使团入疆,与新疆正式结缘。
虽然三年期满(按旧时传统,阿訇担任清真寺掌教一届三年,年满辞学,若乡民挽留则可续任),马良骏阿訇因思乡心切辞学归乡,但或是仍然与哲派瞎汉有隙,或是辛亥革命之火已渐及西北,局势不稳,君子不立危墙。1911年,44岁的马良骏阿訇携父母妻儿再次入疆,此后再未返回故里。
然而异乡的前路并不平坦。革命之风终究没有忽略这片遥远的土地,在纷乱的局势中,新疆回民的社会依然充满凶险。1914年,马良骏阿訇被省城迪化东坊寺聘任为掌教,但彼时正值伊赫瓦尼运动在回民社会里风起云涌,酿出无数纷争。力图求稳的新疆省长、督军杨增新生怕这位内地背景的阿訇进入省城引起教争波澜(此前杨增新就把来新疆传播伊赫瓦尼引起教争的马万福拘捕,押解驱逐回籍,在他眼中内地来的回民阿訇都可能是引起教争的激进分子),便阻止了这次聘任。
不得已,马良骏阿訇便改赴昌吉陕西大寺任教,如此便与这座城市结下良缘。但起初仍然饱受挫折,一时间心灰意冷,有返乡的动念。据说,在这段人生的低谷中,是那位神秘的昌吉苟太爷在克拉麦提中给予了他冥冥指导,让他坚定留疆信念。
此后二十年间,马良骏阿訇又辗转伊宁设帐阐经,一时伊犁陕西大寺成为全疆回民文化中心,疆内、疆外学子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伊宁这座紧邻苏俄的边境大城也是新疆最早接受塔塔尔扎基德运动(Usul al-Jadid,jadid意为“新的”)思潮,开办新式教育的前沿城市(我国当前研究马良骏教育、经学思想的学者往往只局限于追溯其思想中继承回民传统经堂教育的部分,而忽视了他的思想、著述与新疆扎基德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式教育理念无疑对他后来发起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与一众留苏知识分子开办伊宁回民学校,打破经堂教育的局限,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新课程纳入教学大纲有莫大关系。
伊宁塔塔尔学校旧址,扎基德运动的历史记忆
张治中为马良骏阿訇著《考证回教历史》题序。马良骏阿訇一生著作等身,其最具开创性之作莫过《考证回教历史》一书,该书不仅详考中国回民入华历史,更分章叙述阿拉伯帝国、帖木儿王朝、奥斯曼王朝历史概要,在中国回民著史上首次具有如此世界史视野,且明显立足于新疆伊斯兰历史发展脉络,这种突破显然和他在伊犁与大量少数民族新式知识分子接触,查阅过大量外国史料有关
谁能想到,这一开天辟地的改革竟起源于二六工梭梭湾里一个神秘的启示。
苟太爷,究竟何许人也?
面对马良骏阿訇与苟太爷二人并列而卧的墓冢,我的心也在发问。
事实上,今天因马良骏阿訇而闻名的二六工拱北在其埋土之前就已有此拱北之名,它原本就是这位神秘卧里的睡土。但查阅各种资料,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吉光片羽。
苟太爷汉名不详,经名穆罕默德·胡赛尼,道号散以德满恳依(或许是Sayyid al-Mankī)。相传其原籍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本是当地阿訇,道光年间辞学西行,拜入叶尔羌道堂走上苏菲求道之路,历十一年独修。后游学阿富汗,至麦加朝觐,经塔什干、吉尔吉斯之地归来,历三年七月。途经昌吉梭梭湾(今二六工拱北之地),看中了这块荒地,便在一侧开窟修行。
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二六工十七家回民聘请苟太爷担任村寺阿訇,苟太爷执教两年,将所有余财尽散他人。辞学后婉拒乡民留任,继续归窟修行。咸丰元年(1850年)九月初,当地许多人不约而同梦见苟太爷,便相约前往探视。但见老人鹤发童颜,为众人讲了一段卧尔兹:
“世人为儿女财帛所蒙蔽,变成了贪恋的糊涂虫,讲的亏本话,干的亏本事,而无常只是长睡与短睡之分,从土中来又归在土中,这就是一生物的归宿。我无常后,请将我埋在梭梭湾。你们切记以后任何人不准给我修拱北。”
不出数日,当年九月初九清晨,人们便发现这位卧里无常在礼拜上。当日上午,周边自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不请自来送葬之人多达千人,一时称为奇闻。
更神的传闻还在后面。相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八,有五位东干人自沙俄而来,为首者名阿尤布,寻得梭梭湾后便请匠人为苟太爷搭建拱北墓庐。时任二六工清真寺的阿訇马宽声明苟太爷生前留有遗训,不让后人立拱北。一行远人无奈,经当地乡绅魏玉太出面,在卧里坟前搭建简房三间供人休憩、祈祷。事后,这些东干人留下银两,道出缘由。
原来,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四,白彦虎率陕回残部逃抵比什凯克,俄军官员提出条件:头人交清廷处置,余众待命安顿。势在两难之间,当夜白彦虎在睡梦中忽然见到一位驻杖老人,穿中原衣冠,操着河州口音向他提醒道:
“快往西北,直是你们脱险之地。”
白彦虎问道:
“老伯何人?”
答曰:“昌吉苟阿訇!”
白顿时从梦中惊醒,当即下令所部往西北逃去。至喀拉库努斯(KaraKunuz,意为“黑甲虫”,即今马三奇乡)遇到当地哈萨克头人,听闻这批难民都是穆斯林便主动接纳,从此东干人在楚河流域扎下第一座营盘。1882年白彦虎归真前夕便留下遗嘱,要为这位昌吉苟阿訇修建拱北,这五人便是为完成这个遗愿而来,但终究没得如愿。
马三奇东干博物馆中陈列的当地名人油画,分别为白彦虎、诺盖巴依·比、马三奇。中间这位哈萨克比(比是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贵族称号,与伯克、贝伊同源)便是当年接纳白彦虎一众东干残部的哈萨克头人,当地人至今犹记其恩德
白彦虎的埋骨地,马三奇穆斯林坟园
二十余年后的1917年秋,屡遭挫折的马良骏阿訇在昌吉城西一户穆斯林家中干尔麦里,当夜落宿在一户余姓阿訇家中。相传就在这一晚,他得到苟太爷的指点,次日清晨便问众人:
“你们梭梭湾坟中埋着卧里吗?”
听闻其中正好埋着苟太爷,阿訇顿时喜出望外,前往梭梭湾给先贤上坟。从此,马良骏阿訇便视这位现世里素未谋面的苟太爷为自己精神导师,甚至据说在后来最艰难的四年牢狱生涯里,这位卧里也没有离开老人。
光怪陆离的传说早已超出对历史理性的爬索,不过真正让我在内心深处对这位回教先贤产生触动的不是这些充满神迹的奇闻,而是看到一篇对维吾尔大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ئىبراھىم مۇتىئى ئەپەندى)先生的访谈报告。
伟大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阿凡提
在美国人类学学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这位《突厥语大辞典》维语译者的访谈记录中,我意外得知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竟然早年曾和马良骏阿訇作过狱友。
当时正值盛世才铁腕治疆的统治末期,全疆大部分与苏联有过瓜葛的人士全都锒铛入狱。或许是因为早年与哈密回王家族交往颇密(1930年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死后金树仁试图改土归流废除回王特权引发哈密起义,后哈密义军领袖尧乐博士因对苏立场不同成为盛世才敌人),又在新疆宗教界影响巨大,1940年,向来主张和平、抗战的马良骏阿訇被盛世才当局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关进监狱,而时任新疆省立师范学院教师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也因曾在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过学而被罗织罪名,指控其歪曲新疆历史被捕入狱。
在其中一段时间里,弱冠年华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年过古稀的马良骏阿訇同住一间牢房。马良骏阿訇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却不会维吾尔语,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彼时汉语也并不熟练,虽然语言不通,两个不同民族、年龄相差悬殊的时代巨子却因这段落难之缘结下深厚友谊,伊布拉音·穆提义承担起了照料这位老人的义务。
因为监狱提供的高粱发霉,年轻气盛的伊布拉音·穆提义绝食抗议。马良骏阿訇开导他:
“真主降予祸福,人岂能嫌弃苦难?”(这句话或许是用波斯语说的)
威廉·克拉克《伊布拉音的故事》一文中对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马良骏阿訇患难的记载。或许是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对回民门宦不甚了解,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马良骏阿訇为纳克什班迪苏菲派长老,事实上马良骏阿訇只是出生于哲合忍耶家庭,但从未担任任何苏菲教团职务
这简短的一句话竟然深刻影响了这位维吾尔青年,他不再抗拒难以下咽的囚粮,挺过了那五年牢狱生涯。
作为一名塔塔尔扎基德教育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伊布拉音·穆提义原本对伊斯兰教只是当作文化传统,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并不礼拜。马良骏阿訇每日恪守五次礼拜,并告诉年轻人不必挂怀,他会代替他一并完成礼拜。
五年后,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吴忠信、张治中先后接替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监狱里被关押数年的政治犯陆续得到释放。出狱一年后,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与乌兹别克洋行富商之女安瓦尔·阿帕成婚。当时刚出牢笼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一贫如洗,仅送一匹布勉为彩礼,靠塔什干留学的一众同窗凑钱勉强置办了婚宴,但婚宴所需肉食经费依然没有着落。这时又是马良骏阿訇伸来援手,虽未能亲至婚礼,却送来一只羊、一头牛犊作为贺礼。
这段历史触动我的不只是一个老人对后辈的关怀,而是一段跨越民族、语言的播种、开花。因为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的故事并未在这场苦中作乐的婚礼中迎来大团圆的落幕,在新中国的新时代里,他又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整整十八年牢狱之灾。我相信在那更漫长的黑暗岁月里,是这位回族老人曾经的那句箴言让他既来之,则安之,坚强地度过了暗无天日的铁窗,磨砺出钢铁般的意志。
晚年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
一定也是靠着这百炼成钢的意志,让这位半生蹉跎的维吾尔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重燃斗志,以带病之躯走遍全疆各个角落,划分维吾尔语的方言片区。覃观古帙,诠译《突厥语大辞典》这部谨严语言学巨著,为这优美语言发展开示津梁;远陟荒阡,勘定前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先贤陵寝所在,为这古老民族锚定方舆。
古人云“一言以兴邦”,这岂非现实可征的克拉麦提!相比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我更为这历史缝隙里潜相绾合的勾连所吸引,所动容,所震慑。
恍惚间,朝阳顺着马良骏阿訇坟上的翠柏洒落光辉,我闭目祈祷。
愿朝旭荡涤寒氛,愿心灯复明。 查看全部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摘要:
续写近代西北回族大阿訇希吉拉尼·马良骏于1903年随哈密回王入疆掌教的历史渊源,深入昌吉梭梭湾寻访先贤讲学传道、兴办经堂教育与护佑一方民众的生平足迹。
1903年,36岁的马良骏阿訇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机。这年,末代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Meqsut Shah)进京朝贡,途经平凉听闻此地经师如云,便想物色一位学识出众的阿訇到哈密担任掌教,最终选定颇负盛名的马良骏。于是在当年秋回王返乡途中,马良骏阿訇便同朝贡使团入疆,与新疆正式结缘。
虽然三年期满(按旧时传统,阿訇担任清真寺掌教一届三年,年满辞学,若乡民挽留则可续任),马良骏阿訇因思乡心切辞学归乡,但或是仍然与哲派瞎汉有隙,或是辛亥革命之火已渐及西北,局势不稳,君子不立危墙。1911年,44岁的马良骏阿訇携父母妻儿再次入疆,此后再未返回故里。
然而异乡的前路并不平坦。革命之风终究没有忽略这片遥远的土地,在纷乱的局势中,新疆回民的社会依然充满凶险。1914年,马良骏阿訇被省城迪化东坊寺聘任为掌教,但彼时正值伊赫瓦尼运动在回民社会里风起云涌,酿出无数纷争。力图求稳的新疆省长、督军杨增新生怕这位内地背景的阿訇进入省城引起教争波澜(此前杨增新就把来新疆传播伊赫瓦尼引起教争的马万福拘捕,押解驱逐回籍,在他眼中内地来的回民阿訇都可能是引起教争的激进分子),便阻止了这次聘任。
不得已,马良骏阿訇便改赴昌吉陕西大寺任教,如此便与这座城市结下良缘。但起初仍然饱受挫折,一时间心灰意冷,有返乡的动念。据说,在这段人生的低谷中,是那位神秘的昌吉苟太爷在克拉麦提中给予了他冥冥指导,让他坚定留疆信念。
此后二十年间,马良骏阿訇又辗转伊宁设帐阐经,一时伊犁陕西大寺成为全疆回民文化中心,疆内、疆外学子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伊宁这座紧邻苏俄的边境大城也是新疆最早接受塔塔尔扎基德运动(Usul al-Jadid,jadid意为“新的”)思潮,开办新式教育的前沿城市(我国当前研究马良骏教育、经学思想的学者往往只局限于追溯其思想中继承回民传统经堂教育的部分,而忽视了他的思想、著述与新疆扎基德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式教育理念无疑对他后来发起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与一众留苏知识分子开办伊宁回民学校,打破经堂教育的局限,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新课程纳入教学大纲有莫大关系。

伊宁塔塔尔学校旧址,扎基德运动的历史记忆

张治中为马良骏阿訇著《考证回教历史》题序。马良骏阿訇一生著作等身,其最具开创性之作莫过《考证回教历史》一书,该书不仅详考中国回民入华历史,更分章叙述阿拉伯帝国、帖木儿王朝、奥斯曼王朝历史概要,在中国回民著史上首次具有如此世界史视野,且明显立足于新疆伊斯兰历史发展脉络,这种突破显然和他在伊犁与大量少数民族新式知识分子接触,查阅过大量外国史料有关
谁能想到,这一开天辟地的改革竟起源于二六工梭梭湾里一个神秘的启示。
苟太爷,究竟何许人也?
面对马良骏阿訇与苟太爷二人并列而卧的墓冢,我的心也在发问。
事实上,今天因马良骏阿訇而闻名的二六工拱北在其埋土之前就已有此拱北之名,它原本就是这位神秘卧里的睡土。但查阅各种资料,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吉光片羽。
苟太爷汉名不详,经名穆罕默德·胡赛尼,道号散以德满恳依(或许是Sayyid al-Mankī)。相传其原籍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本是当地阿訇,道光年间辞学西行,拜入叶尔羌道堂走上苏菲求道之路,历十一年独修。后游学阿富汗,至麦加朝觐,经塔什干、吉尔吉斯之地归来,历三年七月。途经昌吉梭梭湾(今二六工拱北之地),看中了这块荒地,便在一侧开窟修行。
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二六工十七家回民聘请苟太爷担任村寺阿訇,苟太爷执教两年,将所有余财尽散他人。辞学后婉拒乡民留任,继续归窟修行。咸丰元年(1850年)九月初,当地许多人不约而同梦见苟太爷,便相约前往探视。但见老人鹤发童颜,为众人讲了一段卧尔兹:
“世人为儿女财帛所蒙蔽,变成了贪恋的糊涂虫,讲的亏本话,干的亏本事,而无常只是长睡与短睡之分,从土中来又归在土中,这就是一生物的归宿。我无常后,请将我埋在梭梭湾。你们切记以后任何人不准给我修拱北。”
不出数日,当年九月初九清晨,人们便发现这位卧里无常在礼拜上。当日上午,周边自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不请自来送葬之人多达千人,一时称为奇闻。
更神的传闻还在后面。相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八,有五位东干人自沙俄而来,为首者名阿尤布,寻得梭梭湾后便请匠人为苟太爷搭建拱北墓庐。时任二六工清真寺的阿訇马宽声明苟太爷生前留有遗训,不让后人立拱北。一行远人无奈,经当地乡绅魏玉太出面,在卧里坟前搭建简房三间供人休憩、祈祷。事后,这些东干人留下银两,道出缘由。
原来,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四,白彦虎率陕回残部逃抵比什凯克,俄军官员提出条件:头人交清廷处置,余众待命安顿。势在两难之间,当夜白彦虎在睡梦中忽然见到一位驻杖老人,穿中原衣冠,操着河州口音向他提醒道:
“快往西北,直是你们脱险之地。”
白彦虎问道:
“老伯何人?”
答曰:“昌吉苟阿訇!”
白顿时从梦中惊醒,当即下令所部往西北逃去。至喀拉库努斯(KaraKunuz,意为“黑甲虫”,即今马三奇乡)遇到当地哈萨克头人,听闻这批难民都是穆斯林便主动接纳,从此东干人在楚河流域扎下第一座营盘。1882年白彦虎归真前夕便留下遗嘱,要为这位昌吉苟阿訇修建拱北,这五人便是为完成这个遗愿而来,但终究没得如愿。

马三奇东干博物馆中陈列的当地名人油画,分别为白彦虎、诺盖巴依·比、马三奇。中间这位哈萨克比(比是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贵族称号,与伯克、贝伊同源)便是当年接纳白彦虎一众东干残部的哈萨克头人,当地人至今犹记其恩德

白彦虎的埋骨地,马三奇穆斯林坟园
二十余年后的1917年秋,屡遭挫折的马良骏阿訇在昌吉城西一户穆斯林家中干尔麦里,当夜落宿在一户余姓阿訇家中。相传就在这一晚,他得到苟太爷的指点,次日清晨便问众人:
“你们梭梭湾坟中埋着卧里吗?”
听闻其中正好埋着苟太爷,阿訇顿时喜出望外,前往梭梭湾给先贤上坟。从此,马良骏阿訇便视这位现世里素未谋面的苟太爷为自己精神导师,甚至据说在后来最艰难的四年牢狱生涯里,这位卧里也没有离开老人。
光怪陆离的传说早已超出对历史理性的爬索,不过真正让我在内心深处对这位回教先贤产生触动的不是这些充满神迹的奇闻,而是看到一篇对维吾尔大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ئىبراھىم مۇتىئى ئەپەندى)先生的访谈报告。

伟大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阿凡提
在美国人类学学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这位《突厥语大辞典》维语译者的访谈记录中,我意外得知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竟然早年曾和马良骏阿訇作过狱友。
当时正值盛世才铁腕治疆的统治末期,全疆大部分与苏联有过瓜葛的人士全都锒铛入狱。或许是因为早年与哈密回王家族交往颇密(1930年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死后金树仁试图改土归流废除回王特权引发哈密起义,后哈密义军领袖尧乐博士因对苏立场不同成为盛世才敌人),又在新疆宗教界影响巨大,1940年,向来主张和平、抗战的马良骏阿訇被盛世才当局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关进监狱,而时任新疆省立师范学院教师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也因曾在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过学而被罗织罪名,指控其歪曲新疆历史被捕入狱。
在其中一段时间里,弱冠年华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年过古稀的马良骏阿訇同住一间牢房。马良骏阿訇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却不会维吾尔语,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彼时汉语也并不熟练,虽然语言不通,两个不同民族、年龄相差悬殊的时代巨子却因这段落难之缘结下深厚友谊,伊布拉音·穆提义承担起了照料这位老人的义务。
因为监狱提供的高粱发霉,年轻气盛的伊布拉音·穆提义绝食抗议。马良骏阿訇开导他:
“真主降予祸福,人岂能嫌弃苦难?”(这句话或许是用波斯语说的)

威廉·克拉克《伊布拉音的故事》一文中对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马良骏阿訇患难的记载。或许是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对回民门宦不甚了解,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马良骏阿訇为纳克什班迪苏菲派长老,事实上马良骏阿訇只是出生于哲合忍耶家庭,但从未担任任何苏菲教团职务
这简短的一句话竟然深刻影响了这位维吾尔青年,他不再抗拒难以下咽的囚粮,挺过了那五年牢狱生涯。
作为一名塔塔尔扎基德教育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伊布拉音·穆提义原本对伊斯兰教只是当作文化传统,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并不礼拜。马良骏阿訇每日恪守五次礼拜,并告诉年轻人不必挂怀,他会代替他一并完成礼拜。
五年后,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吴忠信、张治中先后接替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监狱里被关押数年的政治犯陆续得到释放。出狱一年后,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与乌兹别克洋行富商之女安瓦尔·阿帕成婚。当时刚出牢笼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一贫如洗,仅送一匹布勉为彩礼,靠塔什干留学的一众同窗凑钱勉强置办了婚宴,但婚宴所需肉食经费依然没有着落。这时又是马良骏阿訇伸来援手,虽未能亲至婚礼,却送来一只羊、一头牛犊作为贺礼。
这段历史触动我的不只是一个老人对后辈的关怀,而是一段跨越民族、语言的播种、开花。因为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的故事并未在这场苦中作乐的婚礼中迎来大团圆的落幕,在新中国的新时代里,他又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整整十八年牢狱之灾。我相信在那更漫长的黑暗岁月里,是这位回族老人曾经的那句箴言让他既来之,则安之,坚强地度过了暗无天日的铁窗,磨砺出钢铁般的意志。

晚年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
一定也是靠着这百炼成钢的意志,让这位半生蹉跎的维吾尔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重燃斗志,以带病之躯走遍全疆各个角落,划分维吾尔语的方言片区。覃观古帙,诠译《突厥语大辞典》这部谨严语言学巨著,为这优美语言发展开示津梁;远陟荒阡,勘定前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先贤陵寝所在,为这古老民族锚定方舆。
古人云“一言以兴邦”,这岂非现实可征的克拉麦提!相比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我更为这历史缝隙里潜相绾合的勾连所吸引,所动容,所震慑。

恍惚间,朝阳顺着马良骏阿訇坟上的翠柏洒落光辉,我闭目祈祷。
愿朝旭荡涤寒氛,愿心灯复明。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10-26 05:52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查看全部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10-26 05:52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摘要:
夜访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呼和浩特清真大寺。记录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层叠古建屋顶、望月楼与砖雕门楼在暖黄灯光映衬下的庄重轮廓。
傍晚时分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28号的清真大寺,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屋顶被勾勒出轮廓。这个始建于康熙32年的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回民区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 查看全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摘要:
夜访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呼和浩特清真大寺。记录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层叠古建屋顶、望月楼与砖雕门楼在暖黄灯光映衬下的庄重轮廓。






傍晚时分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28号的清真大寺,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屋顶被勾勒出轮廓。这个始建于康熙32年的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回民区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8 次浏览 • 2026-10-25 07:36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不喜欢 查看全部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不喜欢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9 次浏览 • 2026-10-21 07:31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摘要:
结合1871年约翰·汤姆逊等西方摄影师的珍贵历史照片与清代舆图,深度考据曾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清真普宁寺(回回营清真寺)。还原其邦克楼、汉白玉雕花石券门与四体御碑的沧桑历史。
如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车水马龙,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有一座乾隆敕建的清真普宁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回回营清真寺。一座邦克楼,藏着一段两百多年前的民族往事。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在1871年拍摄的老北京早期照片中,有这么一张,据说就是回回营大殿内的场景(如下图)。
从照片呈现的多枋结构和殿内立柱布局而推定为回回营礼拜大殿,又因部分细节,难以信服。即:背景中的“券门”是面对西长安街大门(北门)的内侧?还是未知的清真寺东门内侧?(还待考证)。
根据清真寺建筑的结构布局,清真寺的礼拜大殿的窑殿(又称“后窑殿”)必须朝向麦加方向,即:礼拜大殿的正门必须朝东,教民礼拜时须面西,由此可知西长安街上的邦克楼是清真寺的北门,也是正门。
回回营清真寺有几座门?根据目前史料载可以确定有“北门”和“南门”。南门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建造的,拆除了北门门楼,修建了“南门”。这座位于安福胡同上的“南门”。从历史地图中可以发现在西长安街路南回回营清真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营房居住区:安福胡同东端路南标有“回子营”, 在原清真寺两侧标出“东回回营”和“西回回营”。
庚子之变后(1902年),邦克楼已经严重损毁,周围堆满残木瓦砾,还有几位当地穆斯林居民站在楼前。
庚子之变后的回回营清真寺已残破不堪,树影落在白墙上,窑殿的入口,不是紧贴礼拜大殿后墙,其间隔有一段距离,估计也是“采光”的需要。这时的窑殿,已经要走到它生命的尾声了。(下图)
1906年山门残照,邦克楼已经破败,木构件残缺,能看到清末衰败状态;1909慈禧出殡经过这里时,它已经是这个残破样子。
从老照片得知:在邦克楼东边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不知当时叫什么名,是铜井大院向北的延伸段。在石碑胡同西边并与其平行。
在邦克楼的西边围墙不远处有一座门,这是皇城墙中为方便百姓进出常见的“方门”,从围墙内建筑背景推想:方门内的胡同将西回回营和清真寺隔开。这可能是清真寺的“西门”。
回回营清真寺在安福胡同路北,并有东、西各一胡同将营房和清真寺隔开,使清真寺成为独立的院子。下图为完整的回回营清真寺全貌。
下图中间是用四种文字撰写的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石碑,御碑背景是清真寺北门“邦克楼”下的劵门,原碑现保存在历代帝王庙中。
礼拜大殿内
1915年袁世凯下令拆北门的邦克楼(怕窥伺中南海总统府),封堵北门,在南侧新开南门,就是后来留存到2009的那座缠枝汉白玉石券。
建国后,这里成了居民的大杂院,直到2009年长安街拓宽,需整体拆迁。周围自建房拆去后,这座深藏200多年的寺门,整圈雕花汉白玉拱券才露出来。
如今邦克楼早已不复存在,石券门也消失在城市改造之中。唯有那方四体御碑,静静留在历代帝王庙,替这座长安街上消失的古寺,留住曾经的印记。 查看全部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摘要:
结合1871年约翰·汤姆逊等西方摄影师的珍贵历史照片与清代舆图,深度考据曾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清真普宁寺(回回营清真寺)。还原其邦克楼、汉白玉雕花石券门与四体御碑的沧桑历史。
如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车水马龙,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有一座乾隆敕建的清真普宁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回回营清真寺。一座邦克楼,藏着一段两百多年前的民族往事。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在1871年拍摄的老北京早期照片中,有这么一张,据说就是回回营大殿内的场景(如下图)。

从照片呈现的多枋结构和殿内立柱布局而推定为回回营礼拜大殿,又因部分细节,难以信服。即:背景中的“券门”是面对西长安街大门(北门)的内侧?还是未知的清真寺东门内侧?(还待考证)。
根据清真寺建筑的结构布局,清真寺的礼拜大殿的窑殿(又称“后窑殿”)必须朝向麦加方向,即:礼拜大殿的正门必须朝东,教民礼拜时须面西,由此可知西长安街上的邦克楼是清真寺的北门,也是正门。


回回营清真寺有几座门?根据目前史料载可以确定有“北门”和“南门”。南门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建造的,拆除了北门门楼,修建了“南门”。这座位于安福胡同上的“南门”。从历史地图中可以发现在西长安街路南回回营清真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营房居住区:安福胡同东端路南标有“回子营”, 在原清真寺两侧标出“东回回营”和“西回回营”。


庚子之变后(1902年),邦克楼已经严重损毁,周围堆满残木瓦砾,还有几位当地穆斯林居民站在楼前。

庚子之变后的回回营清真寺已残破不堪,树影落在白墙上,窑殿的入口,不是紧贴礼拜大殿后墙,其间隔有一段距离,估计也是“采光”的需要。这时的窑殿,已经要走到它生命的尾声了。(下图)

1906年山门残照,邦克楼已经破败,木构件残缺,能看到清末衰败状态;1909慈禧出殡经过这里时,它已经是这个残破样子。

从老照片得知:在邦克楼东边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不知当时叫什么名,是铜井大院向北的延伸段。在石碑胡同西边并与其平行。

在邦克楼的西边围墙不远处有一座门,这是皇城墙中为方便百姓进出常见的“方门”,从围墙内建筑背景推想:方门内的胡同将西回回营和清真寺隔开。这可能是清真寺的“西门”。

回回营清真寺在安福胡同路北,并有东、西各一胡同将营房和清真寺隔开,使清真寺成为独立的院子。下图为完整的回回营清真寺全貌。

下图中间是用四种文字撰写的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石碑,御碑背景是清真寺北门“邦克楼”下的劵门,原碑现保存在历代帝王庙中。


礼拜大殿内


1915年袁世凯下令拆北门的邦克楼(怕窥伺中南海总统府),封堵北门,在南侧新开南门,就是后来留存到2009的那座缠枝汉白玉石券。


建国后,这里成了居民的大杂院,直到2009年长安街拓宽,需整体拆迁。周围自建房拆去后,这座深藏200多年的寺门,整圈雕花汉白玉拱券才露出来。




如今邦克楼早已不复存在,石券门也消失在城市改造之中。唯有那方四体御碑,静静留在历代帝王庙,替这座长安街上消失的古寺,留住曾经的印记。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清真寺信息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10-14 20:53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摘要:
珍贵民国历史老照片钩沉北京天桥清真寺前世今生。回顾其建于民国初期先农坛外坛的历程,展示当年清真大寺的中式飞檐与殿堂风貌,重温老北京天桥地区回民市井共居记忆。
照片提字:京兆天桥先农坛寰清真大寺南殿侧面摄影 民国五年(1916年) 未竣
1929年建成,位于北京天桥先农坛外坛内。民国初期,随着先农坛外坛区域的开发,天桥一带逐渐成为市井繁华、多民族共居。
该寺后来在1985年被拆除,原址上后来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 查看全部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摘要:
珍贵民国历史老照片钩沉北京天桥清真寺前世今生。回顾其建于民国初期先农坛外坛的历程,展示当年清真大寺的中式飞檐与殿堂风貌,重温老北京天桥地区回民市井共居记忆。
照片提字:京兆天桥先农坛寰清真大寺南殿侧面摄影 民国五年(1916年) 未竣

1929年建成,位于北京天桥先农坛外坛内。民国初期,随着先农坛外坛区域的开发,天桥一带逐渐成为市井繁华、多民族共居。

该寺后来在1985年被拆除,原址上后来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26-10-09 01:22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摘要:
实地探寻三亚天涯区回族社区中流淌的古代丝路血脉。解读盛唐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与波斯商人在崖州经商定居的历史脉络,探究三亚回民擅长经商贸易与妇女勤劳持家的文化渊源。
有趣的历史追溯,丝绸之路的余韵
中国三亚有回族?她们从何而来?为何三亚回族都是女人在做生意?
在海南三亚,他们都集中生活在三亚天涯区的回辉村和回新村两个村落,那么这些回族同胞是怎样迁移到以汉族,苗族,黎族为主的三亚市定居下来呢?
第一是在中国唐朝时期,海南岛是中国海上香料和丝绸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在海南岛南端,漫长的海岸线就已经有穆斯林的活动,当时从波斯阿拉伯地区,经海岛进入中国广州和泉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人在三亚上岸居留。
第二个是到宋元时期,陆续就有越南的穆斯林迁移到了三亚。
第三,是从大陆迁移过来的穆斯林,并建立了村庄。
海南回族在中国回族大家庭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回族。
在姓氏、语言、服饰、艺术及相貌上,均与内地回族有不少的区别,在姓氏上,例如蒲氏和海氏的族人,均来自波斯,其余来自阿拉伯。在语言上,三亚回族话又称为回辉话,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一种语言。
追溯千年,当年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搞经营。所以就形成了回族女人当家做买卖的传统保留至今。
在此先吟诗一首:
一路向南去远方
一直到了天涯海角
不仅仅海风椰韵
还有唐风余韵
仿佛又踏上丝绸之路
更与阿拉伯,波斯后人惊喜相逢
这里
就是三亚天涯区回新村回辉村……
郑春来(茶馆)/摄 安德列/诗通往清真南寺的路上
三亚的早上
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通往清真南寺的路段啊
一进入了这里
光影一转,时空变幻
恍若进入了另一个年代
另一个国度
馕饼自带椰汁味儿
三亚天涯区回民村有一条街
仿佛到了新疆
到处都有卖馕的店家
名头琳瑯满目,生意兴隆
只是别有风味
馕里有了浓浓的椰汁味儿
沉思冥想
身后是标语与指示
他知道,那是意义深远
海风椰韵里,他沉思冥想
他问自己的内心:
听见安拉怎么说?
祈求的老人
白帽子,白鬓角,白胡子,神清气爽
这位长老坐在三亚最大的清真南寺门口祈求
不是为自己祈求
一心一意只为帮助有难处的族人
虔诚的背影
从小到大
天天去清真寺
一天五次祷告
赤脚净身,一片虔诚
回族女人主营家庭经济
打从唐朝丝绸之路传下的老传统
回族女人撑起大半片天,善于经营
这位女摊主卖的是槟榔和椰子
巧手正用绿叶包裹槟榔
七八十岁的回族老太太,心地很开朗
怡然自得,心地开朗
笑起来,眉宇间依然是青年人的神采飞扬
从不为年岁,从不为健康
去担心忧虑
告诉你一句话:
亲爱的,千万别为明天去忧伤
噍,这两位老姐妹笃笃悠悠
正在切磋手机技术
细细商定美篇题目
摆摊,只图老有所乐
不在乎挣多少钱
不在乎是不是有人来买
真的是不在乎,不在乎
八十多岁回民老太太
摆个摊子,只图个老有所乐
老太太说:
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好安排
摄影家简介
郑春来,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艺术摄影协会会员
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老年摄影家协会会员
旅游世界特约摄影师
原劳动报《上海工运》记者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看全部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摘要:
实地探寻三亚天涯区回族社区中流淌的古代丝路血脉。解读盛唐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与波斯商人在崖州经商定居的历史脉络,探究三亚回民擅长经商贸易与妇女勤劳持家的文化渊源。
有趣的历史追溯,丝绸之路的余韵
中国三亚有回族?她们从何而来?为何三亚回族都是女人在做生意?
在海南三亚,他们都集中生活在三亚天涯区的回辉村和回新村两个村落,那么这些回族同胞是怎样迁移到以汉族,苗族,黎族为主的三亚市定居下来呢?
第一是在中国唐朝时期,海南岛是中国海上香料和丝绸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在海南岛南端,漫长的海岸线就已经有穆斯林的活动,当时从波斯阿拉伯地区,经海岛进入中国广州和泉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人在三亚上岸居留。
第二个是到宋元时期,陆续就有越南的穆斯林迁移到了三亚。
第三,是从大陆迁移过来的穆斯林,并建立了村庄。
海南回族在中国回族大家庭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回族。
在姓氏、语言、服饰、艺术及相貌上,均与内地回族有不少的区别,在姓氏上,例如蒲氏和海氏的族人,均来自波斯,其余来自阿拉伯。在语言上,三亚回族话又称为回辉话,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一种语言。
追溯千年,当年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搞经营。所以就形成了回族女人当家做买卖的传统保留至今。
在此先吟诗一首:
一路向南去远方
一直到了天涯海角
不仅仅海风椰韵
还有唐风余韵
仿佛又踏上丝绸之路
更与阿拉伯,波斯后人惊喜相逢
这里
就是三亚天涯区回新村回辉村……

郑春来(茶馆)/摄 安德列/诗通往清真南寺的路上
三亚的早上
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通往清真南寺的路段啊
一进入了这里
光影一转,时空变幻
恍若进入了另一个年代
另一个国度

馕饼自带椰汁味儿
三亚天涯区回民村有一条街
仿佛到了新疆
到处都有卖馕的店家
名头琳瑯满目,生意兴隆
只是别有风味
馕里有了浓浓的椰汁味儿

沉思冥想
身后是标语与指示
他知道,那是意义深远
海风椰韵里,他沉思冥想
他问自己的内心:
听见安拉怎么说?

祈求的老人
白帽子,白鬓角,白胡子,神清气爽
这位长老坐在三亚最大的清真南寺门口祈求
不是为自己祈求
一心一意只为帮助有难处的族人

虔诚的背影
从小到大
天天去清真寺
一天五次祷告
赤脚净身,一片虔诚

回族女人主营家庭经济
打从唐朝丝绸之路传下的老传统
回族女人撑起大半片天,善于经营
这位女摊主卖的是槟榔和椰子
巧手正用绿叶包裹槟榔

七八十岁的回族老太太,心地很开朗
怡然自得,心地开朗
笑起来,眉宇间依然是青年人的神采飞扬
从不为年岁,从不为健康
去担心忧虑
告诉你一句话:
亲爱的,千万别为明天去忧伤
噍,这两位老姐妹笃笃悠悠
正在切磋手机技术
细细商定美篇题目


摆摊,只图老有所乐
不在乎挣多少钱
不在乎是不是有人来买
真的是不在乎,不在乎
八十多岁回民老太太
摆个摊子,只图个老有所乐
老太太说:
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好安排
摄影家简介
郑春来,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艺术摄影协会会员
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老年摄影家协会会员
旅游世界特约摄影师
原劳动报《上海工运》记者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5 次浏览 • 2026-10-08 09:54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查看全部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9 次浏览 • 2026-05-15 14:31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周六和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天津武清区河西务镇。我家曾世代在河西务镇务农,直到1949年后我爷爷响应号召建设北京城,自此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工人。
图中的房子就是我家祖宅旧址,1950年代我爷爷把祖宅卖给了供销社,才买了北京阜成门内的宅子。
我大爷家(五爷爷的儿子)里的微型大棚。
老家的麦田,这个时候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地。
河西务段的京杭大运河。河西务被称为“津门首驿”,是大运河进入天津的第一座驿站。
河西务镇的回民街风光。由于位于漕运要冲,河西务镇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回民商贩,镇西南还设有回回营地,后来许多人定居了下来。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初年,明隆庆年间扩建,康熙七年毁于水灾,康熙八年再次重建,宣统三年、民国三十八年又进行了重修。1966-76年清真寺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毁于一旦,1988年原址重建,1990年建成至今。
寺内现存宣统元年蓝翎三品卫务关路守备调署河务左营都司金玉淇敬立“无太归一”匾,是重要的文物。
中阿匾额,大殿前的拖鞋告示也很有意思。
从寺里出来,我们买了一些美食打包了带回去封斋吃。
我们先在鑫鹏斋饭店买了特色的金边扣焖,就是牛肉豆芽焖饼再摊鸡蛋,鸡蛋摊的非常香,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吃焖饼,感觉非常好吃。
然后去了河西务农贸市场里面的“首驿小吃一条街”,里面最有名的当属百年老号王记立仁斋的黄米炸糕。我们去的有些晚,到中午一点他们家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索性把剩下的炸糕都包圆了。
立仁斋是天津市非遗“河西务立仁斋炸糕制作技艺”传承项目。王家祖籍河北沧州,清末为避战火逃荒来到武清,先在杨村落脚,后来听说河西务人烟稠密,回民聚集,于是就搬到了河西务定居。1918年,王振龙继承家传手艺正式在河西务摆摊设点,专门经营黄米炸糕。1958年后王记炸糕并入合作商店,60年代后被取缔。直到1979年,王家第二代传承人王金元继承家业,再次恢复了王记炸糕,到1999年由第三代传人王学仁继承,更名为立仁斋至今。
除了黄米炸糕以外,河西务的咯吱盒也非常有名。和常见的咯吱盒不同,这边的咯吱盒是带馅儿的,有绿豆面和白面两种,比普通咯吱盒的口感更加丰富。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周六和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天津武清区河西务镇。我家曾世代在河西务镇务农,直到1949年后我爷爷响应号召建设北京城,自此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工人。
图中的房子就是我家祖宅旧址,1950年代我爷爷把祖宅卖给了供销社,才买了北京阜成门内的宅子。

我大爷家(五爷爷的儿子)里的微型大棚。

老家的麦田,这个时候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地。

河西务段的京杭大运河。河西务被称为“津门首驿”,是大运河进入天津的第一座驿站。


河西务镇的回民街风光。由于位于漕运要冲,河西务镇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回民商贩,镇西南还设有回回营地,后来许多人定居了下来。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初年,明隆庆年间扩建,康熙七年毁于水灾,康熙八年再次重建,宣统三年、民国三十八年又进行了重修。1966-76年清真寺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毁于一旦,1988年原址重建,1990年建成至今。








寺内现存宣统元年蓝翎三品卫务关路守备调署河务左营都司金玉淇敬立“无太归一”匾,是重要的文物。

中阿匾额,大殿前的拖鞋告示也很有意思。









从寺里出来,我们买了一些美食打包了带回去封斋吃。
我们先在鑫鹏斋饭店买了特色的金边扣焖,就是牛肉豆芽焖饼再摊鸡蛋,鸡蛋摊的非常香,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吃焖饼,感觉非常好吃。




然后去了河西务农贸市场里面的“首驿小吃一条街”,里面最有名的当属百年老号王记立仁斋的黄米炸糕。我们去的有些晚,到中午一点他们家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索性把剩下的炸糕都包圆了。
立仁斋是天津市非遗“河西务立仁斋炸糕制作技艺”传承项目。王家祖籍河北沧州,清末为避战火逃荒来到武清,先在杨村落脚,后来听说河西务人烟稠密,回民聚集,于是就搬到了河西务定居。1918年,王振龙继承家传手艺正式在河西务摆摊设点,专门经营黄米炸糕。1958年后王记炸糕并入合作商店,60年代后被取缔。直到1979年,王家第二代传承人王金元继承家业,再次恢复了王记炸糕,到1999年由第三代传人王学仁继承,更名为立仁斋至今。





除了黄米炸糕以外,河西务的咯吱盒也非常有名。和常见的咯吱盒不同,这边的咯吱盒是带馅儿的,有绿豆面和白面两种,比普通咯吱盒的口感更加丰富。




拜访浙江丽水寺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7 次浏览 • 2026-05-15 14:30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拜访浙江丽水寺”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拜访浙江丽水寺
5月2日下午,乘坐高铁由义乌来到丽水,前来拜访丽水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值班的人五一放假了,阿訇在附近一家拉面馆吃饭,于是我们就给拉面馆打了电话,由拉面馆的朵斯提给我们送来了寺门钥匙。拉面馆的朵斯提来自甘肃天水张家川,据他介绍丽水的本地回民均已无教门,现在丽水寺主要是开拉面馆的200多位西北朵斯提在维持。
清代中期后,陕西、四川等地的回民陆续前来丽水经商,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掌教马焕章在丽水城内的高井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丽水寺有前后两进,依次是两道门楼、前殿、连廊和大殿,非常具有丽水本地风格。其中以门楼最具特色,被评为丽水市文物保护单位。
丽水寺两道门楼均为砖砌牌楼式,分别刻有“礼拜寺”和“清真寺”,屋檐勾头滴水,翼角起翘,柱头施以斗拱,楼面雕饰阿文、鱼纹、牡丹等。
进入二道门后是由连廊连接的前殿和大殿,这种形式很适合江浙地区多雨的天气。安徽芜湖寺也是这这种连廊结构,不过比丽水寺更小一些。在梁柱和枋柱连接处雕刻有精美的雀替,也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
大殿前卷棚的月梁上雕刻有各种传统图案,极具特色。
大殿正门两侧是掌教马焕章光绪十二年监立的对联“允敬允诚道本一中罗万象,无声无臭礼原二气贯三才。”
对联上方同样是马焕章在光绪十二年监立的两篇关于回民的“雍正圣谕”匾。
第一篇是: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谕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冠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犹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庸其置议也。
其回教大略不能外于纲常仁义之事,则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为醇良乎。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科名,拜官受爵者常不乏人。是其渐摩礼法之中,服习诗书之教,回民亦无异于众民。则修身善行守法奉公,以共为良民,亦回民中之本心也。
至於贤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视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之外,特此详加训诲。尔等为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孝弟忠信之风。而各教之所乐许者,亦为回教之所共慕。
自兹以后,朕望尔等回民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姻娅族党互箴规务本,守法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教养之泽,X不善兴直省各督抚等所有回民居住者,务宣布朕意,咸使闻知特谕。
第二篇是: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谕据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又平日向西早晚朝拜,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目。伊等既为圣世之民,自应遵一统之正朔,岂容私计岁首,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请禁革定亲治众等语。
查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教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训以兴孝劝忠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有回民作奸犯肆恶。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士庶,而又文武科名出身,存登显爵,为国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如马进良、马雄,近日之哈元生者,不胜枚举,皆令名劳绩昭者也。
至回民之自为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者也。鲁国华此奏甚属苛刻怪诞,回民何尝不遵正朔,何尝不遵服制。至于礼拜清真等寺名,亦不过如各省村邑崇奉庙观,祀典之所,不载何独于回民刻意苛求,指为罪案乎。从前参奏回民者甚多,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之。后鲁国华以此区区末节,妄行渎奏,非有挟私即欲乱政者,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特谕。
大殿内1911年重修大殿栋梁油漆捐资木牌,开头为金华协镇都督府穆同春、处镇中营守府吕桂荣、杨明有阿轰(訇),前半部分是本地李、袁、马、何、金、夏、许、秦、吴、胡各姓回民,其中以马姓和袁姓较多。后半部分是外地回民,其中以南京最多,另外也有来自湖北和扬州的回民。另有一位刘生荣来自安南,不知是否就是越南。
大殿内装饰有不少阿文书法,其中以米哈拉布窑龛中的最为精彩,是清末传统阿文书法的精品。
从丽水寺出来以后逛了下丽水老城。丽水古称处州,现存城墙始建元至正时期,明嘉靖时期改砖墙为石墙,其中南明门沿瓯江而建,环境秀丽,非常有南方古城的风范。
丽水沿瓯江北岸建有健身步道,特别适合遛弯。
另外丽水纳爱斯广场门口是本地柑橘一条街,瓯江下游特产的瓯柑可以买来尝尝。
逛完丽水古城,我们去了一家新疆馆子阿丽娜扎羊羔肉抓饭馆。他们家老板娘是伊犁人,在悉尼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老公,后来就在老公的家乡浙江丽水开了一家新疆馆子。
我们点了羊腿抓饭、架子肉和皮辣红,吃上以后非常惊艳!羊腿又香又嫩,抓饭是纯新疆黄萝卜做的,粒粒分明油亮油亮的。架子肉使用羊羔肉烤的,没多长时间就上来了,也烤的很嫩。皮辣红里用的是新疆皮牙子,甜甜的好像水果,我在内地几乎没有吃到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家比北京大部分维吾尔馆子做的都正宗。
老板的爸爸负责前台,他很健谈。他介绍说店里的抓饭师傅是喀什的,所以做的抓饭就是南疆纯黄萝卜的做法。烤肉师傅是吐鲁番的,砌的馕坑都是从吐鲁番运来的土。他还特意那给我看他家从新疆运过来的黄萝卜和皮牙子,我们其实一吃就能吃出来时新疆产的。另外他家的三炮台也是从新疆带过来的,看一个新疆馆子正不正宗,除了进门和老板盘道以外,落座以后还要看他们家上的是什么茶,茶水的味道也是一道新疆饭必不可少的部分。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拜访浙江丽水寺”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拜访浙江丽水寺
5月2日下午,乘坐高铁由义乌来到丽水,前来拜访丽水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值班的人五一放假了,阿訇在附近一家拉面馆吃饭,于是我们就给拉面馆打了电话,由拉面馆的朵斯提给我们送来了寺门钥匙。拉面馆的朵斯提来自甘肃天水张家川,据他介绍丽水的本地回民均已无教门,现在丽水寺主要是开拉面馆的200多位西北朵斯提在维持。
清代中期后,陕西、四川等地的回民陆续前来丽水经商,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掌教马焕章在丽水城内的高井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丽水寺有前后两进,依次是两道门楼、前殿、连廊和大殿,非常具有丽水本地风格。其中以门楼最具特色,被评为丽水市文物保护单位。
丽水寺两道门楼均为砖砌牌楼式,分别刻有“礼拜寺”和“清真寺”,屋檐勾头滴水,翼角起翘,柱头施以斗拱,楼面雕饰阿文、鱼纹、牡丹等。









进入二道门后是由连廊连接的前殿和大殿,这种形式很适合江浙地区多雨的天气。安徽芜湖寺也是这这种连廊结构,不过比丽水寺更小一些。在梁柱和枋柱连接处雕刻有精美的雀替,也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









大殿前卷棚的月梁上雕刻有各种传统图案,极具特色。




大殿正门两侧是掌教马焕章光绪十二年监立的对联“允敬允诚道本一中罗万象,无声无臭礼原二气贯三才。”

对联上方同样是马焕章在光绪十二年监立的两篇关于回民的“雍正圣谕”匾。



第一篇是: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谕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冠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犹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庸其置议也。
其回教大略不能外于纲常仁义之事,则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为醇良乎。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科名,拜官受爵者常不乏人。是其渐摩礼法之中,服习诗书之教,回民亦无异于众民。则修身善行守法奉公,以共为良民,亦回民中之本心也。
至於贤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视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之外,特此详加训诲。尔等为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孝弟忠信之风。而各教之所乐许者,亦为回教之所共慕。
自兹以后,朕望尔等回民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姻娅族党互箴规务本,守法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教养之泽,X不善兴直省各督抚等所有回民居住者,务宣布朕意,咸使闻知特谕。
第二篇是: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谕据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又平日向西早晚朝拜,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目。伊等既为圣世之民,自应遵一统之正朔,岂容私计岁首,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请禁革定亲治众等语。
查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教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训以兴孝劝忠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有回民作奸犯肆恶。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士庶,而又文武科名出身,存登显爵,为国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如马进良、马雄,近日之哈元生者,不胜枚举,皆令名劳绩昭者也。
至回民之自为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者也。鲁国华此奏甚属苛刻怪诞,回民何尝不遵正朔,何尝不遵服制。至于礼拜清真等寺名,亦不过如各省村邑崇奉庙观,祀典之所,不载何独于回民刻意苛求,指为罪案乎。从前参奏回民者甚多,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之。后鲁国华以此区区末节,妄行渎奏,非有挟私即欲乱政者,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特谕。

大殿内1911年重修大殿栋梁油漆捐资木牌,开头为金华协镇都督府穆同春、处镇中营守府吕桂荣、杨明有阿轰(訇),前半部分是本地李、袁、马、何、金、夏、许、秦、吴、胡各姓回民,其中以马姓和袁姓较多。后半部分是外地回民,其中以南京最多,另外也有来自湖北和扬州的回民。另有一位刘生荣来自安南,不知是否就是越南。


大殿内装饰有不少阿文书法,其中以米哈拉布窑龛中的最为精彩,是清末传统阿文书法的精品。







从丽水寺出来以后逛了下丽水老城。丽水古称处州,现存城墙始建元至正时期,明嘉靖时期改砖墙为石墙,其中南明门沿瓯江而建,环境秀丽,非常有南方古城的风范。




丽水沿瓯江北岸建有健身步道,特别适合遛弯。



另外丽水纳爱斯广场门口是本地柑橘一条街,瓯江下游特产的瓯柑可以买来尝尝。


逛完丽水古城,我们去了一家新疆馆子阿丽娜扎羊羔肉抓饭馆。他们家老板娘是伊犁人,在悉尼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老公,后来就在老公的家乡浙江丽水开了一家新疆馆子。
我们点了羊腿抓饭、架子肉和皮辣红,吃上以后非常惊艳!羊腿又香又嫩,抓饭是纯新疆黄萝卜做的,粒粒分明油亮油亮的。架子肉使用羊羔肉烤的,没多长时间就上来了,也烤的很嫩。皮辣红里用的是新疆皮牙子,甜甜的好像水果,我在内地几乎没有吃到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家比北京大部分维吾尔馆子做的都正宗。
老板的爸爸负责前台,他很健谈。他介绍说店里的抓饭师傅是喀什的,所以做的抓饭就是南疆纯黄萝卜的做法。烤肉师傅是吐鲁番的,砌的馕坑都是从吐鲁番运来的土。他还特意那给我看他家从新疆运过来的黄萝卜和皮牙子,我们其实一吃就能吃出来时新疆产的。另外他家的三炮台也是从新疆带过来的,看一个新疆馆子正不正宗,除了进门和老板盘道以外,落座以后还要看他们家上的是什么茶,茶水的味道也是一道新疆饭必不可少的部分。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4 次浏览 • 2026-05-15 14:30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清真寺、礼拜寺见闻和穆斯林社群生活展开,适合关注中国清真寺、穆斯林旅行和地方伊斯兰文化的读者阅读。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早上从北京站出发,中午抵达山东聊城,时隔七年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回民社区。2017年的记录,见《【清真旅行回顾】2017年的山东聊城》。
聊城于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凿后成为运河重镇,连接城池与运河的东关随即成为热闹繁忙的商业区,不断有回民迁来定居。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非常倚重大运河的南粮北运,聊城东关回民社区正式形成。
聊城东关有东西两座寺,西寺俗称大礼拜寺 ,始建于1385年(洪武十七年),嘉靖、康熙两次重修。西寺大殿原本有81间,梁檩均为金丝楠木,气势恢宏,堪与济宁、临清媲美。
1946年冬解放军进攻聊城时,西寺是当时主持鲁西南战役的杨勇司令员的指挥部。解放军将寺内的邦克楼作为瞭望据点,向城内的国军射击。由于聊城城墙高而厚,护城河宽而深,解放军难以攻入,反遭国军出城放火,西寺大殿最终被焚毁。1956年杨勇将军履行诺言,拨款重建西寺大殿。2009年再次重建大殿,现在大门、二门和南北讲堂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制。
东寺又叫小礼拜寺,明永乐年间由东昌府守备使白粼主持兴建。清朝嘉庆、咸丰、光绪年间多次重修。2002年大殿落架大修,2014年重建南北讲堂、大门等,2022年再次加固大殿、粉饰装修,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东寺大殿内保存有嘉庆十五年“利泽均沾”匾,落款“晋冀弟子”。
聊城东关的“大小礼拜寺街街区”是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回民社区的重要历史见证。清朝后期黄河多次决堤,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淤塞严重,漕运愈加困难。1872年( 同治十一年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粮开始通过海上运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漕运完全废止,聊城东关也随之沉寂下来。
如今聊城大小礼拜寺街街区西临东昌湖,东望铃铛湖,风景宜人,回族民居坐落在石板路两旁,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的风貌。
在小礼拜寺巷的回民小区里面买了一些牛肉干。聊城的牛肉干很有意思,用鲁西黄牛肉烤的很干,口感是脆的,像零食一样。然后又在东门口杨记吃个清汆丸子和馄饨两掺,聊城的清汆丸子我也挺喜欢的,上次来就吃了,这次再吃一下,另外他家早上的甜沫配隔壁的八批果子也很经典。
东关有好几家炒货店,上次我就在蒋家炒货买了花生,这次在另一家柴家炒货买的鱼皮花生。然后又在隔壁买了一些传统山东糕点,有板栗酥、羊角蜜、蜜三刀什么的,这些糕点配着浓茶喝比较有味道。
东关街景。最后两张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官用码头“崇武驿大码头”,康熙、乾隆南巡驻跸聊城的时候都是在这里下船的。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清真寺、礼拜寺见闻和穆斯林社群生活展开,适合关注中国清真寺、穆斯林旅行和地方伊斯兰文化的读者阅读。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早上从北京站出发,中午抵达山东聊城,时隔七年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回民社区。2017年的记录,见《【清真旅行回顾】2017年的山东聊城》。
聊城于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凿后成为运河重镇,连接城池与运河的东关随即成为热闹繁忙的商业区,不断有回民迁来定居。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非常倚重大运河的南粮北运,聊城东关回民社区正式形成。
聊城东关有东西两座寺,西寺俗称大礼拜寺 ,始建于1385年(洪武十七年),嘉靖、康熙两次重修。西寺大殿原本有81间,梁檩均为金丝楠木,气势恢宏,堪与济宁、临清媲美。
1946年冬解放军进攻聊城时,西寺是当时主持鲁西南战役的杨勇司令员的指挥部。解放军将寺内的邦克楼作为瞭望据点,向城内的国军射击。由于聊城城墙高而厚,护城河宽而深,解放军难以攻入,反遭国军出城放火,西寺大殿最终被焚毁。1956年杨勇将军履行诺言,拨款重建西寺大殿。2009年再次重建大殿,现在大门、二门和南北讲堂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制。









东寺又叫小礼拜寺,明永乐年间由东昌府守备使白粼主持兴建。清朝嘉庆、咸丰、光绪年间多次重修。2002年大殿落架大修,2014年重建南北讲堂、大门等,2022年再次加固大殿、粉饰装修,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东寺大殿内保存有嘉庆十五年“利泽均沾”匾,落款“晋冀弟子”。









聊城东关的“大小礼拜寺街街区”是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回民社区的重要历史见证。清朝后期黄河多次决堤,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淤塞严重,漕运愈加困难。1872年( 同治十一年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粮开始通过海上运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漕运完全废止,聊城东关也随之沉寂下来。
如今聊城大小礼拜寺街街区西临东昌湖,东望铃铛湖,风景宜人,回族民居坐落在石板路两旁,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的风貌。









在小礼拜寺巷的回民小区里面买了一些牛肉干。聊城的牛肉干很有意思,用鲁西黄牛肉烤的很干,口感是脆的,像零食一样。然后又在东门口杨记吃个清汆丸子和馄饨两掺,聊城的清汆丸子我也挺喜欢的,上次来就吃了,这次再吃一下,另外他家早上的甜沫配隔壁的八批果子也很经典。









东关有好几家炒货店,上次我就在蒋家炒货买了花生,这次在另一家柴家炒货买的鱼皮花生。然后又在隔壁买了一些传统山东糕点,有板栗酥、羊角蜜、蜜三刀什么的,这些糕点配着浓茶喝比较有味道。









东关街景。最后两张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官用码头“崇武驿大码头”,康熙、乾隆南巡驻跸聊城的时候都是在这里下船的。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2 次浏览 • 2026-11-05 05:01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摘要:
考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1933年美国学者皮肯斯拍摄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唤醒楼)珍贵老照片。详述这座建于1913年的三层八角中式木构楼阁的营造形制及其见证的西北民族建筑交融史。
这张泛黄老照片,拍摄于 1933 年,记录了一座如今已经彻底消失的古建筑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也叫唤醒楼。照片出自美国传教士皮肯斯的西北考察影像集,现存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座三层八角楼阁,是 1913 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时修建。和很多人印象里西亚风格清真寺不同,它完全采用中式传统木构营造:三重飞檐、斗拱错落,八角攒尖屋顶。底层八根立柱撑起敞廊,二三层镂空围栏,方便阿訇登高呼唤信众礼拜。是河湟地区中式木构建筑服务伊斯兰宗教功能的典型实物。
照片背景里,夯土西宁古城墙清晰可见。当年东关大寺就在西宁城东门外,寺院广场紧挨着城墙。画面左下角三位行人,就是皮肯斯一行考察人员,给这座高大楼阁提供了直观的尺寸参照。塔基座还堆放着砖石,能看出当时寺院仍在持续修缮。
这座楼阁仅仅存在三十多年,1946 年寺院改扩建,这座广场中央的独立宣礼楼被拆除,换成了寺门两侧的双塔,也就是我们今天到东关大寺看到的形制。这座三层木楼就此不复存在。
这张照片不只是一张建筑留影,它同时拍下了古寺与西宁城墙两套已经消失的景观。在国内留存的影像里,这也是这座旧宣礼楼清晰度最高的原版照片之一。它直观告诉我们,近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大量吸收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
很多收藏爱好者很容易把它误认作洪水泉清真寺宣礼塔,但二者位置、体量、背景城墙都有明显区别,这也是老照片考据里常见的误区。 查看全部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百年前旧影考证:1933年哈佛燕京藏宣礼楼与古城墙珍贵历史实拍
摘要:
考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1933年美国学者皮肯斯拍摄的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唤醒楼)珍贵老照片。详述这座建于1913年的三层八角中式木构楼阁的营造形制及其见证的西北民族建筑交融史。
这张泛黄老照片,拍摄于 1933 年,记录了一座如今已经彻底消失的古建筑 ——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旧宣礼楼,也叫唤醒楼。照片出自美国传教士皮肯斯的西北考察影像集,现存哈佛燕京图书馆。

这座三层八角楼阁,是 1913 年重建东关清真大寺时修建。和很多人印象里西亚风格清真寺不同,它完全采用中式传统木构营造:三重飞檐、斗拱错落,八角攒尖屋顶。底层八根立柱撑起敞廊,二三层镂空围栏,方便阿訇登高呼唤信众礼拜。是河湟地区中式木构建筑服务伊斯兰宗教功能的典型实物。
照片背景里,夯土西宁古城墙清晰可见。当年东关大寺就在西宁城东门外,寺院广场紧挨着城墙。画面左下角三位行人,就是皮肯斯一行考察人员,给这座高大楼阁提供了直观的尺寸参照。塔基座还堆放着砖石,能看出当时寺院仍在持续修缮。
这座楼阁仅仅存在三十多年,1946 年寺院改扩建,这座广场中央的独立宣礼楼被拆除,换成了寺门两侧的双塔,也就是我们今天到东关大寺看到的形制。这座三层木楼就此不复存在。
这张照片不只是一张建筑留影,它同时拍下了古寺与西宁城墙两套已经消失的景观。在国内留存的影像里,这也是这座旧宣礼楼清晰度最高的原版照片之一。它直观告诉我们,近代西北伊斯兰建筑大量吸收中国传统营造技艺,是多民族文化交融的实物证据。
很多收藏爱好者很容易把它误认作洪水泉清真寺宣礼塔,但二者位置、体量、背景城墙都有明显区别,这也是老照片考据里常见的误区。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8 次浏览 • 2026-11-05 05:01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摘要:
系统梳理伊斯兰教前奥斯曼时期的经典抄本历史,结合1972年也门萨那重写本实物与早期学者文献引述,深入解析奥斯曼定本对天启经文的严谨汇编与历史真实性。
“前奥斯曼时期抄本”这一术语指的是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至公元656年奥斯曼标准化工作完成前,由其最亲密的同伴汇编的各类个人《圣典》抄本。在颁布新奥斯曼标准抄本的官方诏令中,这些早期的私人抄本被定为“异本”,并被下令销毁。目前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我们对其内容、结构以及与标准奥斯曼文本差异的唯一认知,来自于古典文献中保存的残篇引述——包括9世纪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抄本书》、10世纪塔巴里的《经注》,以及15世纪苏尤蒂的《经学全书》。尽管如此,1972年在也门发现的萨那重写本——一部包含两层不同文本的早期手稿——为了解这些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样貌,以及它们与已流传1300余年的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差异,提供了唯一的实物直接证据。
在这些奥斯曼时代之前的经卷中,最具代表性且被广泛讨论的是阿卜杜拉·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最早且最受敬重的弟子之一。伊本·马苏德是麦加本地人,年少时已皈依,曾是穆罕默德最亲近的侍从之一——以对《圣典》的精通、出众的诵经嗓音著称,也是历史上最早的诵读师之一。先知去世后,伊本·马苏德成为伊拉克南部重要驻军城市库法的权威学者,而库法也是早期的学术中心之一。
在库法,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口传诵读传统以及先知在世期间他所收集的书面启示汇编而成——成为了《圣典》学习和公开礼拜的主流文本。据古典学者伊本·艾比·达乌德记载,伊本·马苏德公开批评奥斯曼委员会的校订过程,他公开宣称自己直接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学了七十章经文,而奥斯曼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当时还只是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仍是库法的主流文本,他的追随者拒绝放弃它转而采用新的奥斯曼标准本。
经典文献——包括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抄本详述》与苏尤蒂所著《经学精义》中的详细记载——完整保留了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标准奥斯曼文本之间的差异记录。这些差异并非细微、偶然的抄写错误,而是文本内容与结构上刻意形成的实质性区别,体现了伊本·马苏德从跟随穆罕默德时期起所传承的独立口传与文传传统。最主要的差异可归为三类:
关键保护性章的缺失:伊本·马苏德的抄本未收录首章也是礼拜中最重要的祷文《开端章》,也未收录最后两章的《护佑双章》——即第113章和第114章,这两章核心是祈求主的护佑。这种缺失并非源于对这些章节的无知;据苏尤蒂记载,伊本·马苏德认为这三章只是“求佑祷文”,而非作为核心文本组成部分的正式、规范的天启经文。他仍会在日常礼拜和宗教集会中诵读这些章节,但刻意将其从自己为研习目的编纂的正式书面抄本中剔除。
章节的彻底重排:伊本·马苏德抄本中的章节顺序与奥斯曼定本的标准章节顺序完全不同。在奥斯曼定本中,章节大致按长度递减顺序排列——最长的章节(第二章《黄牛章》)排在第二位,紧随简短的开篇章节(第一章《开端章》)之后。相比之下,在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中,最长的第二章《黄牛章》被列为首个章节,没有前置的开篇章节。这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体现了伊本·马苏德的观点,即《黄牛章》作为最长且内容最详实的章节,应成为书面定本的核心重点。其抄本中章节的整体顺序既不符合奥斯曼定本的标准,也与其他已知的奥斯曼时代前抄本均不相符。
实质性词汇与短语变体:除了删节部分章、重排其他章之外,古典文献记载,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奥斯曼定本之间存在130多种不同的词汇变体——即单个单词或短语的差异。
标准的奥斯曼文本。这些变体中有许多涉及同义词或不同的措辞,这些词汇和措辞反映了伊本·马苏德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口头传述传统。这一差异体现了口头传述阶段早期的方言差异。在其他情况下,他的抄本会增删简短的阿拉伯语虚词,这类变化不会改变经文的核心含义,但会影响其修辞节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体无一与《圣典》的核心神学或律法教义相冲突,它们只是语境适用的不同表述方式。
伊本·马苏德于公元656年去世,同年,哈里发奥斯曼在麦地那遇刺身亡。尽管他的个人抄本已被奥斯曼标准本正式取代,但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抄本仍在库法的追随者中流传。这些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马苏迪耶”诵读学派——拒绝将奥斯曼抄本作为官方文本,并在私人学习圈子甚至部分公共寺中继续传授伊本·马苏德的变体诵读传统。这种非正式的流传最终在8世纪末宣告终结,当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销毁所有现存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其中包括伊本·马苏德的抄本。这是其为巩固奥斯曼文本作为整个世界通用权威标准而开展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大最著名的奥斯曼前抄本是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他是穆圣的另一位亲密伙伴,也是早期历史上最受尊敬的诵读家之一。乌巴伊是麦地那人,曾是先知的私人文书之一——在麦地那时期,他负责代表穆圣记录天启经文。他以“诵读大师”的称号广为人知,这一称号彰显了他对阿拉伯语的精通、对天启经文的精准记忆,以及在先知去世后最初几年作为文本最终权威人士之一的地位。与伊本·马苏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曾是宰德·伊本·萨比特组建的学者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在阿布·伯克尔时期首次官方整理圣典期间,协助对经文进行初步校订。即便如此,他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书面记录和直接从穆罕默德处习得的口头诵读传统汇编而成——与数年后最终确定的官方奥斯曼文本存在多处实质性差异。
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删去了若干关键章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收录了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的所有章卷,还包含两卷额外的非正统章卷,这两卷并非现代典籍的组成部分。据古典学者苏尤蒂所述,仅出现在乌巴伊抄本中的这两卷额外章卷名为《呼德章》与《赛夫章》,它们是简短章节,由乌巴伊认为属于官方圣典启示的语句和祷文构成;但先知的其他同伴则将其记录为仅是非正式的个人祷词。除这两卷额外章卷外,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的《抄本书籍》等古典文献记载,乌巴伊抄本中还有90余种其他实质性异文——包括用词、语序和经文编排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其与奥斯曼文本有所区别。这些变体主要集中在记述早期先知(如阿丹、易卜拉欣、穆萨)事迹的短篇经文,以及规定具体法律或礼仪规范的章卷中,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同伴们的口传传统在这些领域的差异最为显著。
乌巴伊·本·卡布于公元649年,即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去世——比奥斯曼定本正式定稿并分发至帝国各大城市早了数年。他个人的抄本在其生前于麦地那及周边地区被广泛使用,但奥斯曼标准化工程完成后,该抄本被宣布为异文抄本并下令销毁。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不同(后者在库法拥有忠实追随者,使诵读传统代代传承),乌巴伊的抄本在他去世后,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群体试图保存它。因此,他的抄本很可能在标准化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被毁,如今已无实物留存。即便如此,曾收录于乌巴伊抄本中的独特异文并未完全湮没于历史:它们被保存在古典学者的书面记载中,并频繁出现在经注文献以及异文诵读专门著作中。
第三份主要的奥斯曼前抄本是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个人抄本,他不仅是第四任正统哈里发,也是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同时是穆圣的堂弟与女婿。与其他主要在逊尼派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奥斯曼前抄本不同,阿里抄本是什叶派宗教传统的核心支柱:什叶派将其尊为最权威、最完整且文本最可靠的版本——该版本由阿里直接根据他从穆圣处亲耳听闻的启示编纂而成,其中包含奥斯曼抄本中未收录的重要背景细节。
根据什叶派传统,公元632年穆圣去世后不久,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将自己在先知在世期间收集的所有圣典书面残片,以及他个人对天启内容的记忆汇集在一起,编纂成一部完整、规范的单卷法典。这并非对残片的随意拼凑,阿里的法典严格按照天启首次降示给穆圣的时间顺序编排——从麦加时期最早的天启开始,到麦地那时期最后的天启结束。这种时间顺序编排与奥斯曼法典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奥斯曼法典主要按章节长度排列,而非依据天启的历史先后顺序。除了独特的章节编排外,什叶派传统称阿里的法典还包含一份独特的注释内容:书面注解记录了每段天启降示的具体背景(即“降示背景”),并详细阐释了经文与阿里及其后裔——十二伊玛目——的精神权威之间的关联,什叶派尊奉十二伊玛目为穆圣的合法继任者。
阿里抄本的历史存在性与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也反映出两大分支之间更深层次的宗教与政治分歧。从什叶派的角度来看,阿里抄本是先知去世后数年里唯一权威的汇编本,却遭到了拉希德哈里发王朝政治领导层的压制——后者忌惮其日益增长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逊尼派学者普遍驳斥什叶派对阿里抄本的相关主张,他们认为阿里拥有独特抄本的说法是后世编造的,由先知去世后数十年间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提出,目的是为其宗教权威主张正名,并挑战奥斯曼定本。逊尼派的经典文献来源——例如塔巴里所著的《历代先知与君王史》以及苏尤蒂所著的《经学精义》——证实阿里在先知去世后曾汇编过自己个人的启示手写集,但这些文献同时强调,该个人汇编本的内容与后来被标准化的奥斯曼定本文本完全一致。他们指出,唯一的区别在于阿里所收集经文篇章的时间排列顺序——这在圣门弟子中属于个人偏好问题,并非实质性的神学或文本差异。
和所有其他奥斯曼之前的抄本一样,阿里的个人抄本本应按照奥斯曼的法令被销毁。然而,根据什叶派传统,该抄本从未被销毁;相反,它在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十二伊玛目之间代代相传,且被认为藏在隐遁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手中,人们期待他将在末日重现,在世间确立正义。逊尼派学者不认可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该抄本的存续完全缺乏实物或文献证据。迄今为止,阿里抄本的任何片段都未被发现,也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能证明它在奥斯曼标准化抄本确立后仍被使用。
除了上述讨论的三大前奥斯曼时期主要抄本外,古典文献记载,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年间,先知的同伴们还编纂了数十种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抄本。这些非正式抄本——通常不过是由个别同伴为个人使用收集的数十个书写片段——从未成为奥斯曼抄本的真正竞争对手,也没有足够的追随者,未能在圣典文本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小型抄本由以下人员编纂:
萨利姆·毛拉·阿布·胡达夫:先知的一位同伴,以精通诵读传统而闻名;他的个人抄本主要在现代叙利亚的早期驻军城市霍姆斯使用。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重要圣伴与早期总督;在奥斯曼定本统一之前的数年里,其抄本在巴士拉地区被广泛用于个人研习。
乌姆·萨拉玛:先知的遗孀之一,也是备受尊敬的圣训传述者;她个人收藏的书面残片常被早期学者引用,作为其启示原文的佐证。
这些小型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异文——在选词、诗句排序或章节结构上的差异——几乎与三大前奥斯曼时期抄本中的异文完全一致。这些小型抄本中均未包含任何具有神学重要性的变体,也未引入任何已在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存在的新教义。与大型抄本一样,这些非正式的个人收藏本也因奥斯曼的标准化法令被下令销毁;实际上,它们几乎都在该法令颁布后的一代人时间内遗失或被毁,如今无一留存。
由于没有任何一份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伯明翰手稿大约成书于奥斯曼定本初期),前奥斯曼时期标准化之前数十年经文本样貌的唯一实物证据,是萨那手稿——这是一份非凡的重写本,于1972年在也门萨那大寺的修复工程中被发现。这件珍贵的文物五十余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深入研究与争论的焦点,也是现存唯一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片。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7世纪末文本的唯一直接实物佐证,而这一时期正是奥斯曼标准化工作推进、早期前奥斯曼抄本被压制的关键阶段。
也门萨那手稿(2:265-271)页
萨那手稿——常以其考古编号 DAM 01-27.1 为人所知——是一份重写本:这是一份古代羊皮纸手稿,最初被书写过,之后又被擦除,转而用于誊写另一篇文本。就萨那手稿而言,其羊皮纸曾被两次用来记录经文:下层文本(称为下层书写体)年代更久远,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上层文本(上层书写体)则大约在一个世纪后的8世纪初,被誊写在下层文本之上。这两层文本均以不同风格的希贾兹字体书写,希贾兹字体是阿拉伯文字的早期形式,在7、8世纪时被广泛用于书写经文。为誊写上层文本,下层文本被仔细刮除并从羊皮纸上清洗掉,如今几乎肉眼不可见——所幸,借助先进的紫外成像技术和计算机多光谱分析技术,人们已完整解读并转录了该文本。
萨那手稿并非完整的抄本,而是由38张独立的羊皮纸对开页组成,其中包含27个不同章的残篇。对书写下层文本的羊皮纸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证实,制作该羊皮纸的兽皮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40年至670年之间——这意味着羊皮纸本身是在这几年间的某个时间制作的。下层文本本身很可能写于公元650年至660年——几乎正是奥斯曼定本被最终定稿并分发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同一时期。写在被擦除的下层文本之上的上层文本,其年代可追溯至8世纪初,即奥斯曼定本标准化完成后约50年。
萨那手稿的关键重要性在于,其两层文本为从前奥斯曼文本类型到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独一无二、可感知的真实记录。学界对这两层文本的共识,由萨那手稿研究领域的两位顶尖专家贝赫纳姆·萨德吉(Behnam Sadeghi)和穆赫辛·古达尔齐(Mohsen Goudarzi)于2012年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确立。他们的分析证实,萨那手稿上层文本(成书于8世纪初)与标准化奥斯曼抄本的辅音骨架完全一致。这一结果完全在预期之中:到上层文本成书之时,奥斯曼抄本已作为官方标准沿用了数十年,其他所有手写文本版本也早已不再流传。
相比之下,下方的文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况。萨德吉和古拉齐的研究确凿证明,这份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的下方文本根本不属于奥斯曼文本体系。相反,它是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卷中唯一现存的实物例证。这也正是萨那手稿对学者而言如此珍贵的原因:它是文本在奥斯曼标准化之前样貌的唯一实体证据,还能让我们直观看到前奥斯曼时期的文本变体是如何被统一的奥斯曼文本书写体取代的。
关于萨那手稿下层文本——即前奥斯曼时期残卷——的核心问题,是其异文与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相比具有何种性质。这些差异究竟是对圣典内容或教义的实质性、根本性改动,还是属于轻微、偶然的抄写错误,亦或是合法的诵读差异?自该手稿首次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学者与宗教领袖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
萨德吉和古达尔兹基于细致的古文字学与抄本学分析得出结论,下层文本中的变体在神学或教义层面并无重要意义——它们既不代表圣典的另一版本,也不与传统任何核心信仰相矛盾。相反,这些差异几乎完全局限于三个特定的变异领域:
正字法差异:指单个单词正式拼写形式上的变化——这类差异反映出阿拉伯文字在当时尚未完全标准化的事实。7世纪中叶,下层文本被书写下来。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下层文本省略了对应奥斯曼文本中出现的不发音的阿勒夫(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额外添加一个瓦乌,这是另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这些正字法差异不会在任何重要方面改变单词的发音或含义。
词汇差异:这类差异体现在单个单词或短句上,是同义词语的不同选用,反映了最初诵读者口头诵读传统中早期的方言差异。这种差异仅是7世纪当时不同口头传承传统的体现。
章节顺序差异:最后一类变体在视觉上最为显著:下方文本中章的序列与奥斯曼定本的章序不符。例如,在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第8章《战利品章》紧随第9章《忏悔章》之后;而在萨那手稿的下方文本中,这两章的顺序被颠倒——第9章出现在第8章之前。这类重排是奥斯曼定本之前各抄本的常见特征:如前文所述,伊本·马苏德和乌巴伊·本·凯布的个人抄本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章序,这体现了编纂者的个人偏好,而非任何正式的神学排序要求。
正如萨德吉和古达尔兹所强调的,关键在于这些差异在经文的核心内容和教义层面上微不足道。基本信仰没有任何分歧,经文的法律或仪式内容未作改动,没有增减任何完整的章节,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也没有任何段落与核心含义相矛盾。本质上,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并非“另一部”《经》——它是同一部《经》早期的奥斯曼时代之前版本,仅在拼写、用词和章节编排上存在差异。
作为唯一可直接追溯至前奥斯曼时期的实物文献,萨那手稿远不止是一件历史奇物——它为传统中关于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唯一直接、可触摸的佐证。来自该手稿的证据证实了此前仅在文献史料中得到印证的三个关键事实:
这证实了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在萨那手稿被发现之前,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一直是信仰和文学争论的话题——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改变了这一点:它是具体的实物证据,证明前奥斯曼时期的抄本确实在7世纪中叶流传,这与传统史料中的描述完全一致。
这证实了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本质:萨那手稿两层文本之间的关系,为奥斯曼标准化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提供了清晰、具体的证据。萨那手稿上层文本(写于8世纪初)与奥斯曼定本的书写体例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证明,该标准化进程并非对经文文本进行彻底、突然的改写。相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集中化的标准化过程,直接建立在早期奥斯曼之前的文本传统之上,而非将其完全取代。
它印证了关于鲁斯姆标准化的传统说法:最后,这份手稿证实了奥斯曼时代标准化的传统解释的核心——即,被标准化的是经文文本的辅音骨架,而非诵读本身。萨那手稿的上层文本——与所有其他早期奥斯曼抄本一样——缺少后来为规范诵读而添加的变音符号和元音标记。这是直接的实物证据,表明奥斯曼时代的标准化旨在保留从穆圣传承下来的有效、经认可的诵读传统,同时固定核心书面文本,以防经文日后出现任何分歧或篡改。
尽管如此,在现代学术界对圣典早期编纂与标准化过程的认知中,仍存在重大空白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空白并非源于现有证据与传统叙事之间存在矛盾,而是7世纪中叶留存的同期实物证据匮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包括:委员会对经文进行核验的具体、详尽流程细节;送往各大城市的奥斯曼官方抄本的确切数量和存放地点。
作为奥斯曼标准化核心文本的原始抄本的确切命运;以及前奥斯曼抄本中存在的少量经授权的诵读变体的完整范围。所有这些问题仍是研究领域中持续的研究课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存的证据——无论是古典文学史料还是实物手稿证据——都驳斥了西方批判学派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证实了传统叙事在整体历史上的准确性。奥斯曼定本并非政治伪造,也不是对原始天启的激进篡改;它是先知的门弟子为维护经典对后世的完整性,对圣典文本进行的忠实、严谨且必要的标准化。奥斯曼之前的诸抄本并非对立版本,而是保留了早期社群合法、经授权的诵读多样性的非正式个人抄本。最终,历史证据印证了1400年来的信仰:奥斯曼定本完整保存了最初传达给穆圣的天启原文,也由其门弟子代代传承。 查看全部
伊斯兰早期经典手稿考述:从萨那重写本到奥斯曼定本的历史标准化进程
摘要:
系统梳理伊斯兰教前奥斯曼时期的经典抄本历史,结合1972年也门萨那重写本实物与早期学者文献引述,深入解析奥斯曼定本对天启经文的严谨汇编与历史真实性。
“前奥斯曼时期抄本”这一术语指的是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逝世后至公元656年奥斯曼标准化工作完成前,由其最亲密的同伴汇编的各类个人《圣典》抄本。在颁布新奥斯曼标准抄本的官方诏令中,这些早期的私人抄本被定为“异本”,并被下令销毁。目前没有任何一部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我们对其内容、结构以及与标准奥斯曼文本差异的唯一认知,来自于古典文献中保存的残篇引述——包括9世纪伊本·艾比·达乌德的《抄本书》、10世纪塔巴里的《经注》,以及15世纪苏尤蒂的《经学全书》。尽管如此,1972年在也门发现的萨那重写本——一部包含两层不同文本的早期手稿——为了解这些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样貌,以及它们与已流传1300余年的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差异,提供了唯一的实物直接证据。
在这些奥斯曼时代之前的经卷中,最具代表性且被广泛讨论的是阿卜杜拉·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他是先知穆罕默德最早且最受敬重的弟子之一。伊本·马苏德是麦加本地人,年少时已皈依,曾是穆罕默德最亲近的侍从之一——以对《圣典》的精通、出众的诵经嗓音著称,也是历史上最早的诵读师之一。先知去世后,伊本·马苏德成为伊拉克南部重要驻军城市库法的权威学者,而库法也是早期的学术中心之一。
在库法,伊本·马苏德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口传诵读传统以及先知在世期间他所收集的书面启示汇编而成——成为了《圣典》学习和公开礼拜的主流文本。据古典学者伊本·艾比·达乌德记载,伊本·马苏德公开批评奥斯曼委员会的校订过程,他公开宣称自己直接从先知穆罕默德那里学了七十章经文,而奥斯曼委员会负责人宰德·本·萨比特当时还只是个孩子。有一段时间,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仍是库法的主流文本,他的追随者拒绝放弃它转而采用新的奥斯曼标准本。
经典文献——包括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抄本详述》与苏尤蒂所著《经学精义》中的详细记载——完整保留了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标准奥斯曼文本之间的差异记录。这些差异并非细微、偶然的抄写错误,而是文本内容与结构上刻意形成的实质性区别,体现了伊本·马苏德从跟随穆罕默德时期起所传承的独立口传与文传传统。最主要的差异可归为三类:
关键保护性章的缺失:伊本·马苏德的抄本未收录首章也是礼拜中最重要的祷文《开端章》,也未收录最后两章的《护佑双章》——即第113章和第114章,这两章核心是祈求主的护佑。这种缺失并非源于对这些章节的无知;据苏尤蒂记载,伊本·马苏德认为这三章只是“求佑祷文”,而非作为核心文本组成部分的正式、规范的天启经文。他仍会在日常礼拜和宗教集会中诵读这些章节,但刻意将其从自己为研习目的编纂的正式书面抄本中剔除。
章节的彻底重排:伊本·马苏德抄本中的章节顺序与奥斯曼定本的标准章节顺序完全不同。在奥斯曼定本中,章节大致按长度递减顺序排列——最长的章节(第二章《黄牛章》)排在第二位,紧随简短的开篇章节(第一章《开端章》)之后。相比之下,在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中,最长的第二章《黄牛章》被列为首个章节,没有前置的开篇章节。这并非随机选择,而是体现了伊本·马苏德的观点,即《黄牛章》作为最长且内容最详实的章节,应成为书面定本的核心重点。其抄本中章节的整体顺序既不符合奥斯曼定本的标准,也与其他已知的奥斯曼时代前抄本均不相符。
实质性词汇与短语变体:除了删节部分章、重排其他章之外,古典文献记载,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与奥斯曼定本之间存在130多种不同的词汇变体——即单个单词或短语的差异。
标准的奥斯曼文本。这些变体中有许多涉及同义词或不同的措辞,这些词汇和措辞反映了伊本·马苏德从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口头传述传统。这一差异体现了口头传述阶段早期的方言差异。在其他情况下,他的抄本会增删简短的阿拉伯语虚词,这类变化不会改变经文的核心含义,但会影响其修辞节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变体无一与《圣典》的核心神学或律法教义相冲突,它们只是语境适用的不同表述方式。
伊本·马苏德于公元656年去世,同年,哈里发奥斯曼在麦地那遇刺身亡。尽管他的个人抄本已被奥斯曼标准本正式取代,但在他去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该抄本仍在库法的追随者中流传。这些追随者——后来被称为“马苏迪耶”诵读学派——拒绝将奥斯曼抄本作为官方文本,并在私人学习圈子甚至部分公共寺中继续传授伊本·马苏德的变体诵读传统。这种非正式的流传最终在8世纪末宣告终结,当时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拉希德下令销毁所有现存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其中包括伊本·马苏德的抄本。这是其为巩固奥斯曼文本作为整个世界通用权威标准而开展的广泛运动的一部分。
第二大最著名的奥斯曼前抄本是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他是穆圣的另一位亲密伙伴,也是早期历史上最受尊敬的诵读家之一。乌巴伊是麦地那人,曾是先知的私人文书之一——在麦地那时期,他负责代表穆圣记录天启经文。他以“诵读大师”的称号广为人知,这一称号彰显了他对阿拉伯语的精通、对天启经文的精准记忆,以及在先知去世后最初几年作为文本最终权威人士之一的地位。与伊本·马苏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曾是宰德·伊本·萨比特组建的学者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在阿布·伯克尔时期首次官方整理圣典期间,协助对经文进行初步校订。即便如此,他的个人抄本——由他自己的书面记录和直接从穆罕默德处习得的口头诵读传统汇编而成——与数年后最终确定的官方奥斯曼文本存在多处实质性差异。
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删去了若干关键章卷不同,乌巴伊·伊本·卡布的抄本收录了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的所有章卷,还包含两卷额外的非正统章卷,这两卷并非现代典籍的组成部分。据古典学者苏尤蒂所述,仅出现在乌巴伊抄本中的这两卷额外章卷名为《呼德章》与《赛夫章》,它们是简短章节,由乌巴伊认为属于官方圣典启示的语句和祷文构成;但先知的其他同伴则将其记录为仅是非正式的个人祷词。除这两卷额外章卷外,伊本·艾比·达乌德所著的《抄本书籍》等古典文献记载,乌巴伊抄本中还有90余种其他实质性异文——包括用词、语序和经文编排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其与奥斯曼文本有所区别。这些变体主要集中在记述早期先知(如阿丹、易卜拉欣、穆萨)事迹的短篇经文,以及规定具体法律或礼仪规范的章卷中,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十年间,同伴们的口传传统在这些领域的差异最为显著。
乌巴伊·本·卡布于公元649年,即奥斯曼哈里发统治时期去世——比奥斯曼定本正式定稿并分发至帝国各大城市早了数年。他个人的抄本在其生前于麦地那及周边地区被广泛使用,但奥斯曼标准化工程完成后,该抄本被宣布为异文抄本并下令销毁。与伊本·马苏德的抄本不同(后者在库法拥有忠实追随者,使诵读传统代代传承),乌巴伊的抄本在他去世后,似乎没有任何重要群体试图保存它。因此,他的抄本很可能在标准化法令颁布后的数年内被毁,如今已无实物留存。即便如此,曾收录于乌巴伊抄本中的独特异文并未完全湮没于历史:它们被保存在古典学者的书面记载中,并频繁出现在经注文献以及异文诵读专门著作中。
第三份主要的奥斯曼前抄本是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个人抄本,他不仅是第四任正统哈里发,也是第一位什叶派伊玛目,同时是穆圣的堂弟与女婿。与其他主要在逊尼派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奥斯曼前抄本不同,阿里抄本是什叶派宗教传统的核心支柱:什叶派将其尊为最权威、最完整且文本最可靠的版本——该版本由阿里直接根据他从穆圣处亲耳听闻的启示编纂而成,其中包含奥斯曼抄本中未收录的重要背景细节。
根据什叶派传统,公元632年穆圣去世后不久,阿里·本·阿比·塔利卜将自己在先知在世期间收集的所有圣典书面残片,以及他个人对天启内容的记忆汇集在一起,编纂成一部完整、规范的单卷法典。这并非对残片的随意拼凑,阿里的法典严格按照天启首次降示给穆圣的时间顺序编排——从麦加时期最早的天启开始,到麦地那时期最后的天启结束。这种时间顺序编排与奥斯曼法典形成鲜明对比,如前所述,奥斯曼法典主要按章节长度排列,而非依据天启的历史先后顺序。除了独特的章节编排外,什叶派传统称阿里的法典还包含一份独特的注释内容:书面注解记录了每段天启降示的具体背景(即“降示背景”),并详细阐释了经文与阿里及其后裔——十二伊玛目——的精神权威之间的关联,什叶派尊奉十二伊玛目为穆圣的合法继任者。
阿里抄本的历史存在性与真实性长期以来一直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学者激烈争论的焦点,这也反映出两大分支之间更深层次的宗教与政治分歧。从什叶派的角度来看,阿里抄本是先知去世后数年里唯一权威的汇编本,却遭到了拉希德哈里发王朝政治领导层的压制——后者忌惮其日益增长的宗教与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逊尼派学者普遍驳斥什叶派对阿里抄本的相关主张,他们认为阿里拥有独特抄本的说法是后世编造的,由先知去世后数十年间的什叶派宗教领袖提出,目的是为其宗教权威主张正名,并挑战奥斯曼定本。逊尼派的经典文献来源——例如塔巴里所著的《历代先知与君王史》以及苏尤蒂所著的《经学精义》——证实阿里在先知去世后曾汇编过自己个人的启示手写集,但这些文献同时强调,该个人汇编本的内容与后来被标准化的奥斯曼定本文本完全一致。他们指出,唯一的区别在于阿里所收集经文篇章的时间排列顺序——这在圣门弟子中属于个人偏好问题,并非实质性的神学或文本差异。
和所有其他奥斯曼之前的抄本一样,阿里的个人抄本本应按照奥斯曼的法令被销毁。然而,根据什叶派传统,该抄本从未被销毁;相反,它在什叶派的精神领袖——十二伊玛目之间代代相传,且被认为藏在隐遁伊玛目穆罕默德·马赫迪手中,人们期待他将在末日重现,在世间确立正义。逊尼派学者不认可这一说法,他们指出该抄本的存续完全缺乏实物或文献证据。迄今为止,阿里抄本的任何片段都未被发现,也没有可靠的历史记载能证明它在奥斯曼标准化抄本确立后仍被使用。
除了上述讨论的三大前奥斯曼时期主要抄本外,古典文献记载,在先知去世后的数年间,先知的同伴们还编纂了数十种其他规模较小的个人抄本。这些非正式抄本——通常不过是由个别同伴为个人使用收集的数十个书写片段——从未成为奥斯曼抄本的真正竞争对手,也没有足够的追随者,未能在圣典文本的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其中最著名的这些小型抄本由以下人员编纂:
萨利姆·毛拉·阿布·胡达夫:先知的一位同伴,以精通诵读传统而闻名;他的个人抄本主要在现代叙利亚的早期驻军城市霍姆斯使用。
阿布·穆萨·阿什阿里: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内)的重要圣伴与早期总督;在奥斯曼定本统一之前的数年里,其抄本在巴士拉地区被广泛用于个人研习。
乌姆·萨拉玛:先知的遗孀之一,也是备受尊敬的圣训传述者;她个人收藏的书面残片常被早期学者引用,作为其启示原文的佐证。
这些小型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异文——在选词、诗句排序或章节结构上的差异——几乎与三大前奥斯曼时期抄本中的异文完全一致。这些小型抄本中均未包含任何具有神学重要性的变体,也未引入任何已在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存在的新教义。与大型抄本一样,这些非正式的个人收藏本也因奥斯曼的标准化法令被下令销毁;实际上,它们几乎都在该法令颁布后的一代人时间内遗失或被毁,如今无一留存。
由于没有任何一份完整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留存至今(伯明翰手稿大约成书于奥斯曼定本初期),前奥斯曼时期标准化之前数十年经文本样貌的唯一实物证据,是萨那手稿——这是一份非凡的重写本,于1972年在也门萨那大寺的修复工程中被发现。这件珍贵的文物五十余年来一直是学术界深入研究与争论的焦点,也是现存唯一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片。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7世纪末文本的唯一直接实物佐证,而这一时期正是奥斯曼标准化工作推进、早期前奥斯曼抄本被压制的关键阶段。

也门萨那手稿(2:265-271)页
萨那手稿——常以其考古编号 DAM 01-27.1 为人所知——是一份重写本:这是一份古代羊皮纸手稿,最初被书写过,之后又被擦除,转而用于誊写另一篇文本。就萨那手稿而言,其羊皮纸曾被两次用来记录经文:下层文本(称为下层书写体)年代更久远,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上层文本(上层书写体)则大约在一个世纪后的8世纪初,被誊写在下层文本之上。这两层文本均以不同风格的希贾兹字体书写,希贾兹字体是阿拉伯文字的早期形式,在7、8世纪时被广泛用于书写经文。为誊写上层文本,下层文本被仔细刮除并从羊皮纸上清洗掉,如今几乎肉眼不可见——所幸,借助先进的紫外成像技术和计算机多光谱分析技术,人们已完整解读并转录了该文本。
萨那手稿并非完整的抄本,而是由38张独立的羊皮纸对开页组成,其中包含27个不同章的残篇。对书写下层文本的羊皮纸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证实,制作该羊皮纸的兽皮年代可追溯至公元640年至670年之间——这意味着羊皮纸本身是在这几年间的某个时间制作的。下层文本本身很可能写于公元650年至660年——几乎正是奥斯曼定本被最终定稿并分发到世界各大城市的同一时期。写在被擦除的下层文本之上的上层文本,其年代可追溯至8世纪初,即奥斯曼定本标准化完成后约50年。
萨那手稿的关键重要性在于,其两层文本为从前奥斯曼文本类型到标准化奥斯曼文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独一无二、可感知的真实记录。学界对这两层文本的共识,由萨那手稿研究领域的两位顶尖专家贝赫纳姆·萨德吉(Behnam Sadeghi)和穆赫辛·古达尔齐(Mohsen Goudarzi)于2012年发表在期刊上的研究确立。他们的分析证实,萨那手稿上层文本(成书于8世纪初)与标准化奥斯曼抄本的辅音骨架完全一致。这一结果完全在预期之中:到上层文本成书之时,奥斯曼抄本已作为官方标准沿用了数十年,其他所有手写文本版本也早已不再流传。
相比之下,下方的文本则完全是另一番情况。萨德吉和古拉齐的研究确凿证明,这份可追溯至7世纪中叶的下方文本根本不属于奥斯曼文本体系。相反,它是前奥斯曼时期抄本残卷中唯一现存的实物例证。这也正是萨那手稿对学者而言如此珍贵的原因:它是文本在奥斯曼标准化之前样貌的唯一实体证据,还能让我们直观看到前奥斯曼时期的文本变体是如何被统一的奥斯曼文本书写体取代的。
关于萨那手稿下层文本——即前奥斯曼时期残卷——的核心问题,是其异文与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相比具有何种性质。这些差异究竟是对圣典内容或教义的实质性、根本性改动,还是属于轻微、偶然的抄写错误,亦或是合法的诵读差异?自该手稿首次被发现以来,这一直是学者与宗教领袖之间激烈争论的焦点。
萨德吉和古达尔兹基于细致的古文字学与抄本学分析得出结论,下层文本中的变体在神学或教义层面并无重要意义——它们既不代表圣典的另一版本,也不与传统任何核心信仰相矛盾。相反,这些差异几乎完全局限于三个特定的变异领域:
正字法差异:指单个单词正式拼写形式上的变化——这类差异反映出阿拉伯文字在当时尚未完全标准化的事实。7世纪中叶,下层文本被书写下来。例如,在一些段落中,下层文本省略了对应奥斯曼文本中出现的不发音的阿勒夫(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会额外添加一个瓦乌,这是另一种用于标记长元音的字母。这些正字法差异不会在任何重要方面改变单词的发音或含义。
词汇差异:这类差异体现在单个单词或短句上,是同义词语的不同选用,反映了最初诵读者口头诵读传统中早期的方言差异。这种差异仅是7世纪当时不同口头传承传统的体现。
章节顺序差异:最后一类变体在视觉上最为显著:下方文本中章的序列与奥斯曼定本的章序不符。例如,在标准奥斯曼文本中,第8章《战利品章》紧随第9章《忏悔章》之后;而在萨那手稿的下方文本中,这两章的顺序被颠倒——第9章出现在第8章之前。这类重排是奥斯曼定本之前各抄本的常见特征:如前文所述,伊本·马苏德和乌巴伊·本·凯布的个人抄本也有着各自独特的章序,这体现了编纂者的个人偏好,而非任何正式的神学排序要求。
正如萨德吉和古达尔兹所强调的,关键在于这些差异在经文的核心内容和教义层面上微不足道。基本信仰没有任何分歧,经文的法律或仪式内容未作改动,没有增减任何完整的章节,标准化的奥斯曼文本中也没有任何段落与核心含义相矛盾。本质上,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并非“另一部”《经》——它是同一部《经》早期的奥斯曼时代之前版本,仅在拼写、用词和章节编排上存在差异。
作为唯一可直接追溯至前奥斯曼时期的实物文献,萨那手稿远不止是一件历史奇物——它为传统中关于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提供了唯一直接、可触摸的佐证。来自该手稿的证据证实了此前仅在文献史料中得到印证的三个关键事实:
这证实了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在萨那手稿被发现之前,古典文献中记载的前奥斯曼时期抄本的存在一直是信仰和文学争论的话题——没有实物证据证明它们曾经存在过。
萨那手稿的下层文本改变了这一点:它是具体的实物证据,证明前奥斯曼时期的抄本确实在7世纪中叶流传,这与传统史料中的描述完全一致。
这证实了奥斯曼标准化进程的本质:萨那手稿两层文本之间的关系,为奥斯曼标准化在实践中的实施方式提供了清晰、具体的证据。萨那手稿上层文本(写于8世纪初)与奥斯曼定本的书写体例完全一致,这一事实证明,该标准化进程并非对经文文本进行彻底、突然的改写。相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集中化的标准化过程,直接建立在早期奥斯曼之前的文本传统之上,而非将其完全取代。
它印证了关于鲁斯姆标准化的传统说法:最后,这份手稿证实了奥斯曼时代标准化的传统解释的核心——即,被标准化的是经文文本的辅音骨架,而非诵读本身。萨那手稿的上层文本——与所有其他早期奥斯曼抄本一样——缺少后来为规范诵读而添加的变音符号和元音标记。这是直接的实物证据,表明奥斯曼时代的标准化旨在保留从穆圣传承下来的有效、经认可的诵读传统,同时固定核心书面文本,以防经文日后出现任何分歧或篡改。
尽管如此,在现代学术界对圣典早期编纂与标准化过程的认知中,仍存在重大空白和未解决的问题。这些空白并非源于现有证据与传统叙事之间存在矛盾,而是7世纪中叶留存的同期实物证据匮乏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未解决问题包括:委员会对经文进行核验的具体、详尽流程细节;送往各大城市的奥斯曼官方抄本的确切数量和存放地点。
作为奥斯曼标准化核心文本的原始抄本的确切命运;以及前奥斯曼抄本中存在的少量经授权的诵读变体的完整范围。所有这些问题仍是研究领域中持续的研究课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现存的证据——无论是古典文学史料还是实物手稿证据——都驳斥了西方批判学派修正主义者的主张,并证实了传统叙事在整体历史上的准确性。奥斯曼定本并非政治伪造,也不是对原始天启的激进篡改;它是先知的门弟子为维护经典对后世的完整性,对圣典文本进行的忠实、严谨且必要的标准化。奥斯曼之前的诸抄本并非对立版本,而是保留了早期社群合法、经授权的诵读多样性的非正式个人抄本。最终,历史证据印证了1400年来的信仰:奥斯曼定本完整保存了最初传达给穆圣的天启原文,也由其门弟子代代传承。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3 次浏览 • 2026-10-29 00:53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摘要:
深入研读《古兰经》第五十四章“月亮章”中四次重现的核心劝诫经文,从经典易于记诵的语言奇迹、历史兴替的殷鉴以及知行合一的现实呼唤三个维度解析其深刻内涵。
《古兰经》月亮章(سورة القمر, Surah Al-Qamar)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重复了四次的经文:
“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54:17, 22, 32, 40)
一、重复的深意
1.强调启示的可及性
•《古兰经》启示给先知穆罕麦德(愿主福安之)的时代,阿拉伯人普遍口传文化,重视背诵与吟诵。
•“易于记诵”说明《古兰经》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启迪,人人可以接触、记住、内化。
2.与“警醒”的呼应
•月亮章前后讲述了古代民族因否认真理而遭惩罚的故事:努哈的民众、阿德、赛莫德、鲁特的民众等。
•在每个故事段落后,紧跟这句重复经文,像是庄严的问话:历史教训已摆在眼前,你是否愿意从中吸取?
3.神圣文本的“节律美”
•阿拉伯古典文论认为,重复是修辞的“توكيد(强调)”,带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四次出现不仅是理性提醒,更是心灵的撞击,让听众在吟诵中无法忽视。
二、现实中的启迪
1.知识与信仰的普及性
•经文提醒我们:智慧与信仰并非少数人的垄断,也不局限于某些族群,而是面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在今天,这启发我们要让教育、经典、文化更开放,人人有机会接触并内化。
2.历史经验的镜鉴
•月亮章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否认真理、自我沉溺会导致社会覆灭。
•现实意义在于:任何社会若无视道德和公义的警醒,终将重蹈覆辙。
3.反思与自省的循环
•四次问话“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对应四个故事,像是在提醒:
不只是古人,该铭记的是“当下的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遇事都需要这份“接受”与铭记——把过往的教训转化为当下的行动。
4.勇气与希望
•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你必须做到”,而是邀请式地提问:“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它给人留下选择空间,意味着永远有人可以站出来、愿意去铭记,从而开启改变。
小 结
《月亮章》中这两句(实为四次重复的同一句)经文,其深意在于:
•《古兰经》的可亲近性;
•历史教训的必然性;
•对每个人的呼唤与激励。
它的现实启迪在于:让经典不止是文字,而是转化为行动;让恐惧和遗忘不再成为文化与信仰的阻碍。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仅供参考) 查看全部
《古兰经》月亮章(Surah Al-Qamar)经注研读:四次重复经文的修辞深意与现实启迪
摘要:
深入研读《古兰经》第五十四章“月亮章”中四次重现的核心劝诫经文,从经典易于记诵的语言奇迹、历史兴替的殷鉴以及知行合一的现实呼唤三个维度解析其深刻内涵。

《古兰经》月亮章(سورة القمر, Surah Al-Qamar)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重复了四次的经文:
“我确已使《古兰经》易于记诵,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54:17, 22, 32, 40)
一、重复的深意
1.强调启示的可及性
•《古兰经》启示给先知穆罕麦德(愿主福安之)的时代,阿拉伯人普遍口传文化,重视背诵与吟诵。
•“易于记诵”说明《古兰经》不是高不可攀的,而是为普通人设计的启迪,人人可以接触、记住、内化。
2.与“警醒”的呼应
•月亮章前后讲述了古代民族因否认真理而遭惩罚的故事:努哈的民众、阿德、赛莫德、鲁特的民众等。
•在每个故事段落后,紧跟这句重复经文,像是庄严的问话:历史教训已摆在眼前,你是否愿意从中吸取?
3.神圣文本的“节律美”
•阿拉伯古典文论认为,重复是修辞的“توكيد(强调)”,带有音乐般的节奏感。
•四次出现不仅是理性提醒,更是心灵的撞击,让听众在吟诵中无法忽视。
二、现实中的启迪
1.知识与信仰的普及性
•经文提醒我们:智慧与信仰并非少数人的垄断,也不局限于某些族群,而是面向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
•在今天,这启发我们要让教育、经典、文化更开放,人人有机会接触并内化。
2.历史经验的镜鉴
•月亮章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否认真理、自我沉溺会导致社会覆灭。
•现实意义在于:任何社会若无视道德和公义的警醒,终将重蹈覆辙。
3.反思与自省的循环
•四次问话“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对应四个故事,像是在提醒:
不只是古人,该铭记的是“当下的我们”。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遇事都需要这份“接受”与铭记——把过往的教训转化为当下的行动。
4.勇气与希望
•这节经文并没有说“你必须做到”,而是邀请式地提问:“有接受劝告的人吗?”
•它给人留下选择空间,意味着永远有人可以站出来、愿意去铭记,从而开启改变。
小 结
《月亮章》中这两句(实为四次重复的同一句)经文,其深意在于:
•《古兰经》的可亲近性;
•历史教训的必然性;
•对每个人的呼唤与激励。
它的现实启迪在于:让经典不止是文字,而是转化为行动;让恐惧和遗忘不再成为文化与信仰的阻碍。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仅供参考)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0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摘要:
图文详解坐落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涵盖其“半陆半海”的建造背景、210米高宣礼塔、可开合屋顶、摩尔式雕花马赛克工艺以及开放时间、门票预约与着装礼仪指南。
哈桑二世清真寺(Mosquée Hassan II)
位置: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
✅定位:非洲最大、世界第三大清真寺,也是摩洛哥极少数对非穆斯林开放参观的清真寺
一、建造背景
由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下令修建,传说灵感来自国王的一个梦:真主的宝座建立在水上,所以决定一半建在陆地、一半架在大西洋上,让信徒可以面朝大海礼拜 。
- 设计师:法国建筑师 Michel Pinseau
- 工期:1987动工,1993年正式落成启用
- 建设规模:大约3万名工人、上万名摩洛哥本土工匠参与;大量资金来自民间穆斯林募捐,总造价约5亿美元
二、核心建筑亮点
1. 210米宣礼塔(最标志性)
世界最高的清真寺宣礼塔之一。塔顶装有激光装置,夜晚射出光束,直指麦加方向,射程约30公里,用来标示礼拜的朝向(基卜拉) 。
2. 超大礼拜大殿
大殿内部可以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外面广阔广场(就是你照片里这片)还能容纳80000人,合计最多容纳105000人礼拜 。
大殿屋顶是可开合的巨型电动屋顶,重1100吨,天气好时可以打开,抬头看见天空与大海,非常震撼。
3. 海上基座
大殿一部分地基伸入大西洋礁石之上,涨潮时海水会从下方流过,也就是大家说的“海上清真寺”。同时做了很强的抗海浪、抗腐蚀设计。
4. 摩洛哥传统工艺
内部遍布zellij马赛克彩砖、雪松木雕、石膏雕花,都是传统匠人手工雕刻,没有现代流水线模具;大理石大量使用,装饰融合了马拉喀什、菲斯等地经典摩尔式伊斯兰建筑风格。
三、内部配套
整个建筑群不只有礼拜殿:
- 伊斯兰教学院、图书馆、博物馆
- 穆斯林净身沐浴大厅(很大的水景净身区)
- 地下停车场、广场花园 查看全部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哈桑二世清真寺全解:矗立于大西洋海岸的世界级伊斯兰建筑杰作
摘要:
图文详解坐落于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的哈桑二世清真寺。涵盖其“半陆半海”的建造背景、210米高宣礼塔、可开合屋顶、摩尔式雕花马赛克工艺以及开放时间、门票预约与着装礼仪指南。
哈桑二世清真寺(Mosquée Hassan II)

位置:摩洛哥·卡萨布兰卡,大西洋海岸

✅定位:非洲最大、世界第三大清真寺,也是摩洛哥极少数对非穆斯林开放参观的清真寺

一、建造背景

由摩洛哥前国王哈桑二世下令修建,传说灵感来自国王的一个梦:真主的宝座建立在水上,所以决定一半建在陆地、一半架在大西洋上,让信徒可以面朝大海礼拜 。

- 设计师:法国建筑师 Michel Pinseau

- 工期:1987动工,1993年正式落成启用

- 建设规模:大约3万名工人、上万名摩洛哥本土工匠参与;大量资金来自民间穆斯林募捐,总造价约5亿美元

二、核心建筑亮点

1. 210米宣礼塔(最标志性)
世界最高的清真寺宣礼塔之一。塔顶装有激光装置,夜晚射出光束,直指麦加方向,射程约30公里,用来标示礼拜的朝向(基卜拉) 。
2. 超大礼拜大殿
大殿内部可以容纳25000人同时礼拜;外面广阔广场(就是你照片里这片)还能容纳80000人,合计最多容纳105000人礼拜 。
大殿屋顶是可开合的巨型电动屋顶,重1100吨,天气好时可以打开,抬头看见天空与大海,非常震撼。
3. 海上基座
大殿一部分地基伸入大西洋礁石之上,涨潮时海水会从下方流过,也就是大家说的“海上清真寺”。同时做了很强的抗海浪、抗腐蚀设计。
4. 摩洛哥传统工艺
内部遍布zellij马赛克彩砖、雪松木雕、石膏雕花,都是传统匠人手工雕刻,没有现代流水线模具;大理石大量使用,装饰融合了马拉喀什、菲斯等地经典摩尔式伊斯兰建筑风格。
三、内部配套
整个建筑群不只有礼拜殿:
- 伊斯兰教学院、图书馆、博物馆
- 穆斯林净身沐浴大厅(很大的水景净身区)
- 地下停车场、广场花园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7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摘要:
珍贵历史老照片(馆藏编号WC01-257)定格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牛街礼拜寺内的穆斯林群体合影,直观呈现百年前京城回族先民的传统服饰风貌与千年古寺的历史建筑肌理。
编号WC01-257 查看全部
百年京城历史影像珍藏:清末民初北京牛街礼拜寺穆斯林先贤合影留存
摘要:
珍贵历史老照片(馆藏编号WC01-257)定格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牛街礼拜寺内的穆斯林群体合影,直观呈现百年前京城回族先民的传统服饰风貌与千年古寺的历史建筑肌理。
编号WC01-257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9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查看全部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2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摘要:
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水道,探寻明清以来运河码头旁回族聚落“围寺而居、依水兴商”的历史图景。细数从临清羊汤、德州扒鸡到牛羊肉铺、皮毛货栈的运河清真饮食与商贸传奇。
运河边的回民生意:一碗羊汤、一锅鸡、一条河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族聚落,常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清真寺立在河畔或大街巷深处,街巷连着码头,码头又连着集市。明清以来,漕船南来北往,脚夫、船工、商贾在岸边停歇,岸上便长出了饭馆、肉铺、皮坊、货栈和集市。沿运河居住的回民,也顺着这条河,把日子过成了热闹的市井生意。
清真饮食:码头边最先升起的烟火
饮食业是沿运河回民最普遍、也最容易被看见的生计。俗语说“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清真饮食与牛羊屠宰之间,从来不是孤立的买卖。
从南向北看,运河清真饮食各有风味。扬州一带清真饮食精致,清真点心、牛肉汤、烧饼、羊肉面等,既有江淮细腻,也保留了清真洁净的讲究。济宁作为运河重镇,清真饮食与码头生活关系密切,甏肉干饭、牛羊肉、烧饼、糁汤等,曾让南来北往的船工和商旅吃得踏实。临清清真饮食更具宴席气派,“清真八大碗”、烧麦、汤菜、酱肉等,体现出运河商埠的包容与讲究。德州清真饮食以牛羊肉见长,扒鸡、酱牛肉、羊汤等,既有鲁北风味,也带有回族肉食加工的传统。天津清真小吃则更显市井活力,锅巴菜、老豆腐、包子、牛肉烧饼、炸糕等,构成了码头城市清晨的烟火。
沧州一带同样如此,回民做的清炖牛肉讲究汤清、肉烂、味厚,清炖并不等于寡淡,恰恰要把牛肉本身的香气炖出来。过去往来行人、赶集百姓、跑船脚夫,走到饭铺前,一碗牛肉、一张饼、一瓢热汤,就能落座歇脚。孟村卜罗桥清炖牛肉制作技艺被列入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被央视阿拉伯语国际频道等媒体报道。
青县流河镇火锅鸡也带着码头气质。火锅鸡热闹、实惠、分量足,围坐一锅,热气腾腾,既有北方人待客的爽快,也有运河城镇里南来北往的饮食影子。它起源于青县流河镇,清末民初以来在运河码头商贾往来的环境中逐渐形成,后来登上央视《味道》等栏目,并被列入沧州市级非遗名录。
沧州羊汤更是如此。清晨一碗羊汤,汤色乳白,羊肉鲜嫩,配上烧饼或面饼,是许多沧州人熟悉的早晨。《舌尖上的中国》曾以沧州羊汤展现这座城市的清晨烟火,说“沧州人的早晨,是被一碗羊汤叫醒的”。回民经营羊汤,讲究干净、鲜香、火候足,久而久之,便成了地方饮食里的一块招牌。
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从清真规范到地方味道
清真饮食的背后,是一整套牛羊屠宰和肉食加工行业。回民经营牛羊肉铺、熟食铺、酱肉铺,既满足本族群的饮食需求,也慢慢成为地方风味的一部分。
清炖牛肉、羊汤、酱牛肉、扒鸡、烧鸡、羊杂汤,这些看似家常的味道,背后需要稳定的货源、熟练的刀工和长期的信用。运河沿线的码头社会里,口碑比招牌更重要。一家铺子若能做到干净、足秤、味道稳,很快就会被船工、商旅和本地居民记住。许多老字号之所以能延续,正因为在街巷和码头之间,积攒下了“守信、耐吃、靠得住”的名声。
皮毛加工:运河边的硬手艺
如果说饮食业是运河回民生计中最热闹的一面,皮毛业则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面。济宁皮毛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回族工匠和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济宁盛产牛羊,原料充足;运河又提供了运输条件,使皮张、皮衣能够南下苏州、北销各地。清末民初,济宁皮毛行栈众多,“济宁路青猾皮”等名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临清等地也有皮毛作坊聚集,形成以回民为主的加工与贸易网络。皮毛业不是简单买卖,它连接着牧养、屠宰、鞣制、加工、贩运和出口,是运河城镇里相当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漕运经纪与市集杂货:普通街巷里的生计
运河不只是水路,也是商业网络。回民中有不少人从事漕运相关经纪、货物检验、粮米交易、牲畜贩运和长途贩运。通州北关一带的回族商人曾参与漕粮经纪、牛羊肉销售等行当,与汉族商贩共同推动码头繁荣。
更多人家则经营小商铺、杂货铺、酱园、面铺、糕点铺、香料铺。通州“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园酱豆腐”等老字号,便带有运河商贸与清真饮食交织的痕迹。这些店铺规模未必很大,却贴近百姓生活,构成了运河市井最稳定的底色。
一条河,一群人的生计史
沿运河居住的回民,靠的不只是某一种生意。清真饮食让他们在码头社会里站稳脚跟,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形成稳定行业,皮毛加工把地方物产变成商品,漕运经纪与长途贩运连接南北市场,酱园杂货和小铺小摊则填满日常街巷。
从扬州的清真点心,到济宁的甏肉干饭;从临清的清真宴席,到德州的牛羊肉食;从天津的清真小吃,到沧州的清炖牛肉、火锅鸡和羊汤,这些味道并不只是地方美食,也是运河生活留下的印记。运河带来人流、物流和财流,回民则以经商传统、清真饮食规范和手工技艺回应这条河。于是,清真寺、饭馆、皮坊、肉铺、货栈、集市沿着河岸次第展开,成为运河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一部分。 查看全部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民市井商业史:一碗羊汤、一锅烧鸡与千年漕运码头烟火
摘要:
沿着京杭大运河的南北水道,探寻明清以来运河码头旁回族聚落“围寺而居、依水兴商”的历史图景。细数从临清羊汤、德州扒鸡到牛羊肉铺、皮毛货栈的运河清真饮食与商贸传奇。

运河边的回民生意:一碗羊汤、一锅鸡、一条河
京杭大运河沿岸的回族聚落,常呈现出“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清真寺立在河畔或大街巷深处,街巷连着码头,码头又连着集市。明清以来,漕船南来北往,脚夫、船工、商贾在岸边停歇,岸上便长出了饭馆、肉铺、皮坊、货栈和集市。沿运河居住的回民,也顺着这条河,把日子过成了热闹的市井生意。
清真饮食:码头边最先升起的烟火
饮食业是沿运河回民最普遍、也最容易被看见的生计。俗语说“回回两大行,小买小卖宰牛羊”,清真饮食与牛羊屠宰之间,从来不是孤立的买卖。
从南向北看,运河清真饮食各有风味。扬州一带清真饮食精致,清真点心、牛肉汤、烧饼、羊肉面等,既有江淮细腻,也保留了清真洁净的讲究。济宁作为运河重镇,清真饮食与码头生活关系密切,甏肉干饭、牛羊肉、烧饼、糁汤等,曾让南来北往的船工和商旅吃得踏实。临清清真饮食更具宴席气派,“清真八大碗”、烧麦、汤菜、酱肉等,体现出运河商埠的包容与讲究。德州清真饮食以牛羊肉见长,扒鸡、酱牛肉、羊汤等,既有鲁北风味,也带有回族肉食加工的传统。天津清真小吃则更显市井活力,锅巴菜、老豆腐、包子、牛肉烧饼、炸糕等,构成了码头城市清晨的烟火。
沧州一带同样如此,回民做的清炖牛肉讲究汤清、肉烂、味厚,清炖并不等于寡淡,恰恰要把牛肉本身的香气炖出来。过去往来行人、赶集百姓、跑船脚夫,走到饭铺前,一碗牛肉、一张饼、一瓢热汤,就能落座歇脚。孟村卜罗桥清炖牛肉制作技艺被列入沧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曾被央视阿拉伯语国际频道等媒体报道。
青县流河镇火锅鸡也带着码头气质。火锅鸡热闹、实惠、分量足,围坐一锅,热气腾腾,既有北方人待客的爽快,也有运河城镇里南来北往的饮食影子。它起源于青县流河镇,清末民初以来在运河码头商贾往来的环境中逐渐形成,后来登上央视《味道》等栏目,并被列入沧州市级非遗名录。
沧州羊汤更是如此。清晨一碗羊汤,汤色乳白,羊肉鲜嫩,配上烧饼或面饼,是许多沧州人熟悉的早晨。《舌尖上的中国》曾以沧州羊汤展现这座城市的清晨烟火,说“沧州人的早晨,是被一碗羊汤叫醒的”。回民经营羊汤,讲究干净、鲜香、火候足,久而久之,便成了地方饮食里的一块招牌。
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从清真规范到地方味道
清真饮食的背后,是一整套牛羊屠宰和肉食加工行业。回民经营牛羊肉铺、熟食铺、酱肉铺,既满足本族群的饮食需求,也慢慢成为地方风味的一部分。
清炖牛肉、羊汤、酱牛肉、扒鸡、烧鸡、羊杂汤,这些看似家常的味道,背后需要稳定的货源、熟练的刀工和长期的信用。运河沿线的码头社会里,口碑比招牌更重要。一家铺子若能做到干净、足秤、味道稳,很快就会被船工、商旅和本地居民记住。许多老字号之所以能延续,正因为在街巷和码头之间,积攒下了“守信、耐吃、靠得住”的名声。
皮毛加工:运河边的硬手艺
如果说饮食业是运河回民生计中最热闹的一面,皮毛业则是最具地方特色的一面。济宁皮毛业始于元代,盛于明清,回族工匠和商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济宁盛产牛羊,原料充足;运河又提供了运输条件,使皮张、皮衣能够南下苏州、北销各地。清末民初,济宁皮毛行栈众多,“济宁路青猾皮”等名品一度远销海内外。临清等地也有皮毛作坊聚集,形成以回民为主的加工与贸易网络。皮毛业不是简单买卖,它连接着牧养、屠宰、鞣制、加工、贩运和出口,是运河城镇里相当完整的一条产业链。
漕运经纪与市集杂货:普通街巷里的生计
运河不只是水路,也是商业网络。回民中有不少人从事漕运相关经纪、货物检验、粮米交易、牲畜贩运和长途贩运。通州北关一带的回族商人曾参与漕粮经纪、牛羊肉销售等行当,与汉族商贩共同推动码头繁荣。
更多人家则经营小商铺、杂货铺、酱园、面铺、糕点铺、香料铺。通州“大顺斋糖火烧”“万通酱园酱豆腐”等老字号,便带有运河商贸与清真饮食交织的痕迹。这些店铺规模未必很大,却贴近百姓生活,构成了运河市井最稳定的底色。
一条河,一群人的生计史
沿运河居住的回民,靠的不只是某一种生意。清真饮食让他们在码头社会里站稳脚跟,牛羊屠宰与肉食加工形成稳定行业,皮毛加工把地方物产变成商品,漕运经纪与长途贩运连接南北市场,酱园杂货和小铺小摊则填满日常街巷。
从扬州的清真点心,到济宁的甏肉干饭;从临清的清真宴席,到德州的牛羊肉食;从天津的清真小吃,到沧州的清炖牛肉、火锅鸡和羊汤,这些味道并不只是地方美食,也是运河生活留下的印记。运河带来人流、物流和财流,回民则以经商传统、清真饮食规范和手工技艺回应这条河。于是,清真寺、饭馆、皮坊、肉铺、货栈、集市沿着河岸次第展开,成为运河文化中极具辨识度的一部分。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7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 查看全部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摘要:
展示并解读北京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档案原件影印件,呈现近代民族团结政策的早期历史见证。
前言: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师友来说,位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存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大部分仍未上网公开,对于师友判读档案来说,实属遗憾。不过好在其档案可以复印,笔者特公布之前复印档案,以破除信息差,供各位师友鉴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遂公开《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 查看全部
近代民族史料鉴赏:中央档案馆藏红军长征时期《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文献考释
摘要:
展示并解读北京中央档案馆馆藏珍贵历史文献——红军长征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档案原件影印件,呈现近代民族团结政策的早期历史见证。
前言: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师友来说,位于北京的中央档案馆是一个不得不去的存在,然而由于诸多原因,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大部分仍未上网公开,对于师友判读档案来说,实属遗憾。不过好在其档案可以复印,笔者特公布之前复印档案,以破除信息差,供各位师友鉴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遂公开《毛泽东、周恩来、杨尚昆关于回民工作给一、十五军团的指示》。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摘要:
续写近代西北回族大阿訇希吉拉尼·马良骏于1903年随哈密回王入疆掌教的历史渊源,深入昌吉梭梭湾寻访先贤讲学传道、兴办经堂教育与护佑一方民众的生平足迹。
1903年,36岁的马良骏阿訇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机。这年,末代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Meqsut Shah)进京朝贡,途经平凉听闻此地经师如云,便想物色一位学识出众的阿訇到哈密担任掌教,最终选定颇负盛名的马良骏。于是在当年秋回王返乡途中,马良骏阿訇便同朝贡使团入疆,与新疆正式结缘。
虽然三年期满(按旧时传统,阿訇担任清真寺掌教一届三年,年满辞学,若乡民挽留则可续任),马良骏阿訇因思乡心切辞学归乡,但或是仍然与哲派瞎汉有隙,或是辛亥革命之火已渐及西北,局势不稳,君子不立危墙。1911年,44岁的马良骏阿訇携父母妻儿再次入疆,此后再未返回故里。
然而异乡的前路并不平坦。革命之风终究没有忽略这片遥远的土地,在纷乱的局势中,新疆回民的社会依然充满凶险。1914年,马良骏阿訇被省城迪化东坊寺聘任为掌教,但彼时正值伊赫瓦尼运动在回民社会里风起云涌,酿出无数纷争。力图求稳的新疆省长、督军杨增新生怕这位内地背景的阿訇进入省城引起教争波澜(此前杨增新就把来新疆传播伊赫瓦尼引起教争的马万福拘捕,押解驱逐回籍,在他眼中内地来的回民阿訇都可能是引起教争的激进分子),便阻止了这次聘任。
不得已,马良骏阿訇便改赴昌吉陕西大寺任教,如此便与这座城市结下良缘。但起初仍然饱受挫折,一时间心灰意冷,有返乡的动念。据说,在这段人生的低谷中,是那位神秘的昌吉苟太爷在克拉麦提中给予了他冥冥指导,让他坚定留疆信念。
此后二十年间,马良骏阿訇又辗转伊宁设帐阐经,一时伊犁陕西大寺成为全疆回民文化中心,疆内、疆外学子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伊宁这座紧邻苏俄的边境大城也是新疆最早接受塔塔尔扎基德运动(Usul al-Jadid,jadid意为“新的”)思潮,开办新式教育的前沿城市(我国当前研究马良骏教育、经学思想的学者往往只局限于追溯其思想中继承回民传统经堂教育的部分,而忽视了他的思想、著述与新疆扎基德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式教育理念无疑对他后来发起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与一众留苏知识分子开办伊宁回民学校,打破经堂教育的局限,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新课程纳入教学大纲有莫大关系。
伊宁塔塔尔学校旧址,扎基德运动的历史记忆
张治中为马良骏阿訇著《考证回教历史》题序。马良骏阿訇一生著作等身,其最具开创性之作莫过《考证回教历史》一书,该书不仅详考中国回民入华历史,更分章叙述阿拉伯帝国、帖木儿王朝、奥斯曼王朝历史概要,在中国回民著史上首次具有如此世界史视野,且明显立足于新疆伊斯兰历史发展脉络,这种突破显然和他在伊犁与大量少数民族新式知识分子接触,查阅过大量外国史料有关
谁能想到,这一开天辟地的改革竟起源于二六工梭梭湾里一个神秘的启示。
苟太爷,究竟何许人也?
面对马良骏阿訇与苟太爷二人并列而卧的墓冢,我的心也在发问。
事实上,今天因马良骏阿訇而闻名的二六工拱北在其埋土之前就已有此拱北之名,它原本就是这位神秘卧里的睡土。但查阅各种资料,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吉光片羽。
苟太爷汉名不详,经名穆罕默德·胡赛尼,道号散以德满恳依(或许是Sayyid al-Mankī)。相传其原籍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本是当地阿訇,道光年间辞学西行,拜入叶尔羌道堂走上苏菲求道之路,历十一年独修。后游学阿富汗,至麦加朝觐,经塔什干、吉尔吉斯之地归来,历三年七月。途经昌吉梭梭湾(今二六工拱北之地),看中了这块荒地,便在一侧开窟修行。
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二六工十七家回民聘请苟太爷担任村寺阿訇,苟太爷执教两年,将所有余财尽散他人。辞学后婉拒乡民留任,继续归窟修行。咸丰元年(1850年)九月初,当地许多人不约而同梦见苟太爷,便相约前往探视。但见老人鹤发童颜,为众人讲了一段卧尔兹:
“世人为儿女财帛所蒙蔽,变成了贪恋的糊涂虫,讲的亏本话,干的亏本事,而无常只是长睡与短睡之分,从土中来又归在土中,这就是一生物的归宿。我无常后,请将我埋在梭梭湾。你们切记以后任何人不准给我修拱北。”
不出数日,当年九月初九清晨,人们便发现这位卧里无常在礼拜上。当日上午,周边自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不请自来送葬之人多达千人,一时称为奇闻。
更神的传闻还在后面。相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八,有五位东干人自沙俄而来,为首者名阿尤布,寻得梭梭湾后便请匠人为苟太爷搭建拱北墓庐。时任二六工清真寺的阿訇马宽声明苟太爷生前留有遗训,不让后人立拱北。一行远人无奈,经当地乡绅魏玉太出面,在卧里坟前搭建简房三间供人休憩、祈祷。事后,这些东干人留下银两,道出缘由。
原来,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四,白彦虎率陕回残部逃抵比什凯克,俄军官员提出条件:头人交清廷处置,余众待命安顿。势在两难之间,当夜白彦虎在睡梦中忽然见到一位驻杖老人,穿中原衣冠,操着河州口音向他提醒道:
“快往西北,直是你们脱险之地。”
白彦虎问道:
“老伯何人?”
答曰:“昌吉苟阿訇!”
白顿时从梦中惊醒,当即下令所部往西北逃去。至喀拉库努斯(KaraKunuz,意为“黑甲虫”,即今马三奇乡)遇到当地哈萨克头人,听闻这批难民都是穆斯林便主动接纳,从此东干人在楚河流域扎下第一座营盘。1882年白彦虎归真前夕便留下遗嘱,要为这位昌吉苟阿訇修建拱北,这五人便是为完成这个遗愿而来,但终究没得如愿。
马三奇东干博物馆中陈列的当地名人油画,分别为白彦虎、诺盖巴依·比、马三奇。中间这位哈萨克比(比是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贵族称号,与伯克、贝伊同源)便是当年接纳白彦虎一众东干残部的哈萨克头人,当地人至今犹记其恩德
白彦虎的埋骨地,马三奇穆斯林坟园
二十余年后的1917年秋,屡遭挫折的马良骏阿訇在昌吉城西一户穆斯林家中干尔麦里,当夜落宿在一户余姓阿訇家中。相传就在这一晚,他得到苟太爷的指点,次日清晨便问众人:
“你们梭梭湾坟中埋着卧里吗?”
听闻其中正好埋着苟太爷,阿訇顿时喜出望外,前往梭梭湾给先贤上坟。从此,马良骏阿訇便视这位现世里素未谋面的苟太爷为自己精神导师,甚至据说在后来最艰难的四年牢狱生涯里,这位卧里也没有离开老人。
光怪陆离的传说早已超出对历史理性的爬索,不过真正让我在内心深处对这位回教先贤产生触动的不是这些充满神迹的奇闻,而是看到一篇对维吾尔大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ئىبراھىم مۇتىئى ئەپەندى)先生的访谈报告。
伟大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阿凡提
在美国人类学学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这位《突厥语大辞典》维语译者的访谈记录中,我意外得知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竟然早年曾和马良骏阿訇作过狱友。
当时正值盛世才铁腕治疆的统治末期,全疆大部分与苏联有过瓜葛的人士全都锒铛入狱。或许是因为早年与哈密回王家族交往颇密(1930年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死后金树仁试图改土归流废除回王特权引发哈密起义,后哈密义军领袖尧乐博士因对苏立场不同成为盛世才敌人),又在新疆宗教界影响巨大,1940年,向来主张和平、抗战的马良骏阿訇被盛世才当局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关进监狱,而时任新疆省立师范学院教师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也因曾在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过学而被罗织罪名,指控其歪曲新疆历史被捕入狱。
在其中一段时间里,弱冠年华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年过古稀的马良骏阿訇同住一间牢房。马良骏阿訇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却不会维吾尔语,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彼时汉语也并不熟练,虽然语言不通,两个不同民族、年龄相差悬殊的时代巨子却因这段落难之缘结下深厚友谊,伊布拉音·穆提义承担起了照料这位老人的义务。
因为监狱提供的高粱发霉,年轻气盛的伊布拉音·穆提义绝食抗议。马良骏阿訇开导他:
“真主降予祸福,人岂能嫌弃苦难?”(这句话或许是用波斯语说的)
威廉·克拉克《伊布拉音的故事》一文中对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马良骏阿訇患难的记载。或许是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对回民门宦不甚了解,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马良骏阿訇为纳克什班迪苏菲派长老,事实上马良骏阿訇只是出生于哲合忍耶家庭,但从未担任任何苏菲教团职务
这简短的一句话竟然深刻影响了这位维吾尔青年,他不再抗拒难以下咽的囚粮,挺过了那五年牢狱生涯。
作为一名塔塔尔扎基德教育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伊布拉音·穆提义原本对伊斯兰教只是当作文化传统,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并不礼拜。马良骏阿訇每日恪守五次礼拜,并告诉年轻人不必挂怀,他会代替他一并完成礼拜。
五年后,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吴忠信、张治中先后接替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监狱里被关押数年的政治犯陆续得到释放。出狱一年后,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与乌兹别克洋行富商之女安瓦尔·阿帕成婚。当时刚出牢笼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一贫如洗,仅送一匹布勉为彩礼,靠塔什干留学的一众同窗凑钱勉强置办了婚宴,但婚宴所需肉食经费依然没有着落。这时又是马良骏阿訇伸来援手,虽未能亲至婚礼,却送来一只羊、一头牛犊作为贺礼。
这段历史触动我的不只是一个老人对后辈的关怀,而是一段跨越民族、语言的播种、开花。因为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的故事并未在这场苦中作乐的婚礼中迎来大团圆的落幕,在新中国的新时代里,他又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整整十八年牢狱之灾。我相信在那更漫长的黑暗岁月里,是这位回族老人曾经的那句箴言让他既来之,则安之,坚强地度过了暗无天日的铁窗,磨砺出钢铁般的意志。
晚年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
一定也是靠着这百炼成钢的意志,让这位半生蹉跎的维吾尔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重燃斗志,以带病之躯走遍全疆各个角落,划分维吾尔语的方言片区。覃观古帙,诠译《突厥语大辞典》这部谨严语言学巨著,为这优美语言发展开示津梁;远陟荒阡,勘定前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先贤陵寝所在,为这古老民族锚定方舆。
古人云“一言以兴邦”,这岂非现实可征的克拉麦提!相比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我更为这历史缝隙里潜相绾合的勾连所吸引,所动容,所震慑。
恍惚间,朝阳顺着马良骏阿訇坟上的翠柏洒落光辉,我闭目祈祷。
愿朝旭荡涤寒氛,愿心灯复明。 查看全部
新疆昌吉人文寻访记(下):马良骏阿訇入疆掌教历程与梭梭湾岁月钩沉
摘要:
续写近代西北回族大阿訇希吉拉尼·马良骏于1903年随哈密回王入疆掌教的历史渊源,深入昌吉梭梭湾寻访先贤讲学传道、兴办经堂教育与护佑一方民众的生平足迹。
1903年,36岁的马良骏阿訇迎来人生的又一转机。这年,末代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Meqsut Shah)进京朝贡,途经平凉听闻此地经师如云,便想物色一位学识出众的阿訇到哈密担任掌教,最终选定颇负盛名的马良骏。于是在当年秋回王返乡途中,马良骏阿訇便同朝贡使团入疆,与新疆正式结缘。
虽然三年期满(按旧时传统,阿訇担任清真寺掌教一届三年,年满辞学,若乡民挽留则可续任),马良骏阿訇因思乡心切辞学归乡,但或是仍然与哲派瞎汉有隙,或是辛亥革命之火已渐及西北,局势不稳,君子不立危墙。1911年,44岁的马良骏阿訇携父母妻儿再次入疆,此后再未返回故里。
然而异乡的前路并不平坦。革命之风终究没有忽略这片遥远的土地,在纷乱的局势中,新疆回民的社会依然充满凶险。1914年,马良骏阿訇被省城迪化东坊寺聘任为掌教,但彼时正值伊赫瓦尼运动在回民社会里风起云涌,酿出无数纷争。力图求稳的新疆省长、督军杨增新生怕这位内地背景的阿訇进入省城引起教争波澜(此前杨增新就把来新疆传播伊赫瓦尼引起教争的马万福拘捕,押解驱逐回籍,在他眼中内地来的回民阿訇都可能是引起教争的激进分子),便阻止了这次聘任。
不得已,马良骏阿訇便改赴昌吉陕西大寺任教,如此便与这座城市结下良缘。但起初仍然饱受挫折,一时间心灰意冷,有返乡的动念。据说,在这段人生的低谷中,是那位神秘的昌吉苟太爷在克拉麦提中给予了他冥冥指导,让他坚定留疆信念。
此后二十年间,马良骏阿訇又辗转伊宁设帐阐经,一时伊犁陕西大寺成为全疆回民文化中心,疆内、疆外学子不绝如缕。更重要的是,伊宁这座紧邻苏俄的边境大城也是新疆最早接受塔塔尔扎基德运动(Usul al-Jadid,jadid意为“新的”)思潮,开办新式教育的前沿城市(我国当前研究马良骏教育、经学思想的学者往往只局限于追溯其思想中继承回民传统经堂教育的部分,而忽视了他的思想、著述与新疆扎基德运动历史之间的关系)。这些新式教育理念无疑对他后来发起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与一众留苏知识分子开办伊宁回民学校,打破经堂教育的局限,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等新课程纳入教学大纲有莫大关系。

伊宁塔塔尔学校旧址,扎基德运动的历史记忆

张治中为马良骏阿訇著《考证回教历史》题序。马良骏阿訇一生著作等身,其最具开创性之作莫过《考证回教历史》一书,该书不仅详考中国回民入华历史,更分章叙述阿拉伯帝国、帖木儿王朝、奥斯曼王朝历史概要,在中国回民著史上首次具有如此世界史视野,且明显立足于新疆伊斯兰历史发展脉络,这种突破显然和他在伊犁与大量少数民族新式知识分子接触,查阅过大量外国史料有关
谁能想到,这一开天辟地的改革竟起源于二六工梭梭湾里一个神秘的启示。
苟太爷,究竟何许人也?
面对马良骏阿訇与苟太爷二人并列而卧的墓冢,我的心也在发问。
事实上,今天因马良骏阿訇而闻名的二六工拱北在其埋土之前就已有此拱北之名,它原本就是这位神秘卧里的睡土。但查阅各种资料,得到的信息也只是吉光片羽。
苟太爷汉名不详,经名穆罕默德·胡赛尼,道号散以德满恳依(或许是Sayyid al-Mankī)。相传其原籍河州(今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本是当地阿訇,道光年间辞学西行,拜入叶尔羌道堂走上苏菲求道之路,历十一年独修。后游学阿富汗,至麦加朝觐,经塔什干、吉尔吉斯之地归来,历三年七月。途经昌吉梭梭湾(今二六工拱北之地),看中了这块荒地,便在一侧开窟修行。
道光二十六年(1847年),二六工十七家回民聘请苟太爷担任村寺阿訇,苟太爷执教两年,将所有余财尽散他人。辞学后婉拒乡民留任,继续归窟修行。咸丰元年(1850年)九月初,当地许多人不约而同梦见苟太爷,便相约前往探视。但见老人鹤发童颜,为众人讲了一段卧尔兹:
“世人为儿女财帛所蒙蔽,变成了贪恋的糊涂虫,讲的亏本话,干的亏本事,而无常只是长睡与短睡之分,从土中来又归在土中,这就是一生物的归宿。我无常后,请将我埋在梭梭湾。你们切记以后任何人不准给我修拱北。”
不出数日,当年九月初九清晨,人们便发现这位卧里无常在礼拜上。当日上午,周边自奇台、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不请自来送葬之人多达千人,一时称为奇闻。
更神的传闻还在后面。相传,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五月初八,有五位东干人自沙俄而来,为首者名阿尤布,寻得梭梭湾后便请匠人为苟太爷搭建拱北墓庐。时任二六工清真寺的阿訇马宽声明苟太爷生前留有遗训,不让后人立拱北。一行远人无奈,经当地乡绅魏玉太出面,在卧里坟前搭建简房三间供人休憩、祈祷。事后,这些东干人留下银两,道出缘由。
原来,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二十四,白彦虎率陕回残部逃抵比什凯克,俄军官员提出条件:头人交清廷处置,余众待命安顿。势在两难之间,当夜白彦虎在睡梦中忽然见到一位驻杖老人,穿中原衣冠,操着河州口音向他提醒道:
“快往西北,直是你们脱险之地。”
白彦虎问道:
“老伯何人?”
答曰:“昌吉苟阿訇!”
白顿时从梦中惊醒,当即下令所部往西北逃去。至喀拉库努斯(KaraKunuz,意为“黑甲虫”,即今马三奇乡)遇到当地哈萨克头人,听闻这批难民都是穆斯林便主动接纳,从此东干人在楚河流域扎下第一座营盘。1882年白彦虎归真前夕便留下遗嘱,要为这位昌吉苟阿訇修建拱北,这五人便是为完成这个遗愿而来,但终究没得如愿。

马三奇东干博物馆中陈列的当地名人油画,分别为白彦虎、诺盖巴依·比、马三奇。中间这位哈萨克比(比是哈萨克、吉尔吉斯的贵族称号,与伯克、贝伊同源)便是当年接纳白彦虎一众东干残部的哈萨克头人,当地人至今犹记其恩德

白彦虎的埋骨地,马三奇穆斯林坟园
二十余年后的1917年秋,屡遭挫折的马良骏阿訇在昌吉城西一户穆斯林家中干尔麦里,当夜落宿在一户余姓阿訇家中。相传就在这一晚,他得到苟太爷的指点,次日清晨便问众人:
“你们梭梭湾坟中埋着卧里吗?”
听闻其中正好埋着苟太爷,阿訇顿时喜出望外,前往梭梭湾给先贤上坟。从此,马良骏阿訇便视这位现世里素未谋面的苟太爷为自己精神导师,甚至据说在后来最艰难的四年牢狱生涯里,这位卧里也没有离开老人。
光怪陆离的传说早已超出对历史理性的爬索,不过真正让我在内心深处对这位回教先贤产生触动的不是这些充满神迹的奇闻,而是看到一篇对维吾尔大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ئىبراھىم مۇتىئى ئەپەندى)先生的访谈报告。

伟大的维吾尔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阿凡提
在美国人类学学者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对这位《突厥语大辞典》维语译者的访谈记录中,我意外得知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竟然早年曾和马良骏阿訇作过狱友。
当时正值盛世才铁腕治疆的统治末期,全疆大部分与苏联有过瓜葛的人士全都锒铛入狱。或许是因为早年与哈密回王家族交往颇密(1930年哈密回王沙木胡索特死后金树仁试图改土归流废除回王特权引发哈密起义,后哈密义军领袖尧乐博士因对苏立场不同成为盛世才敌人),又在新疆宗教界影响巨大,1940年,向来主张和平、抗战的马良骏阿訇被盛世才当局以莫须有的“阴谋暴动”罪名关进监狱,而时任新疆省立师范学院教师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也因曾在苏联塔什干中亚大学留过学而被罗织罪名,指控其歪曲新疆历史被捕入狱。
在其中一段时间里,弱冠年华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年过古稀的马良骏阿訇同住一间牢房。马良骏阿訇精通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却不会维吾尔语,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彼时汉语也并不熟练,虽然语言不通,两个不同民族、年龄相差悬殊的时代巨子却因这段落难之缘结下深厚友谊,伊布拉音·穆提义承担起了照料这位老人的义务。
因为监狱提供的高粱发霉,年轻气盛的伊布拉音·穆提义绝食抗议。马良骏阿訇开导他:
“真主降予祸福,人岂能嫌弃苦难?”(这句话或许是用波斯语说的)

威廉·克拉克《伊布拉音的故事》一文中对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和马良骏阿訇患难的记载。或许是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对回民门宦不甚了解,在这篇文章中他称马良骏阿訇为纳克什班迪苏菲派长老,事实上马良骏阿訇只是出生于哲合忍耶家庭,但从未担任任何苏菲教团职务
这简短的一句话竟然深刻影响了这位维吾尔青年,他不再抗拒难以下咽的囚粮,挺过了那五年牢狱生涯。
作为一名塔塔尔扎基德教育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伊布拉音·穆提义原本对伊斯兰教只是当作文化传统,并非虔诚的穆斯林,每天并不礼拜。马良骏阿訇每日恪守五次礼拜,并告诉年轻人不必挂怀,他会代替他一并完成礼拜。
五年后,盛世才被调离新疆,吴忠信、张治中先后接替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监狱里被关押数年的政治犯陆续得到释放。出狱一年后,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与乌兹别克洋行富商之女安瓦尔·阿帕成婚。当时刚出牢笼的伊布拉音·穆提义一贫如洗,仅送一匹布勉为彩礼,靠塔什干留学的一众同窗凑钱勉强置办了婚宴,但婚宴所需肉食经费依然没有着落。这时又是马良骏阿訇伸来援手,虽未能亲至婚礼,却送来一只羊、一头牛犊作为贺礼。
这段历史触动我的不只是一个老人对后辈的关怀,而是一段跨越民族、语言的播种、开花。因为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的故事并未在这场苦中作乐的婚礼中迎来大团圆的落幕,在新中国的新时代里,他又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经历了整整十八年牢狱之灾。我相信在那更漫长的黑暗岁月里,是这位回族老人曾经的那句箴言让他既来之,则安之,坚强地度过了暗无天日的铁窗,磨砺出钢铁般的意志。

晚年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
一定也是靠着这百炼成钢的意志,让这位半生蹉跎的维吾尔第一代新式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重燃斗志,以带病之躯走遍全疆各个角落,划分维吾尔语的方言片区。覃观古帙,诠译《突厥语大辞典》这部谨严语言学巨著,为这优美语言发展开示津梁;远陟荒阡,勘定前贤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先贤陵寝所在,为这古老民族锚定方舆。
古人云“一言以兴邦”,这岂非现实可征的克拉麦提!相比那些虚无缥缈的传说,我更为这历史缝隙里潜相绾合的勾连所吸引,所动容,所震慑。

恍惚间,朝阳顺着马良骏阿訇坟上的翠柏洒落光辉,我闭目祈祷。
愿朝旭荡涤寒氛,愿心灯复明。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10-26 05:52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查看全部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10-26 05:52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摘要:
夜访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呼和浩特清真大寺。记录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层叠古建屋顶、望月楼与砖雕门楼在暖黄灯光映衬下的庄重轮廓。
傍晚时分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28号的清真大寺,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屋顶被勾勒出轮廓。这个始建于康熙32年的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回民区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 查看全部
内蒙古呼和浩特清真大寺夜色实拍:康熙年间国保级古建筑群的晚间光影
摘要:
夜访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呼和浩特清真大寺。记录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层叠古建屋顶、望月楼与砖雕门楼在暖黄灯光映衬下的庄重轮廓。






傍晚时分来到位于呼和浩特回民区通道南街28号的清真大寺,在黄色灯光照耀下,层层叠叠的古建筑屋顶被勾勒出轮廓。这个始建于康熙32年的古建筑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回民区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地标。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8 次浏览 • 2026-10-25 07:36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不喜欢 查看全部
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不喜欢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9 次浏览 • 2026-10-21 07:31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摘要:
结合1871年约翰·汤姆逊等西方摄影师的珍贵历史照片与清代舆图,深度考据曾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清真普宁寺(回回营清真寺)。还原其邦克楼、汉白玉雕花石券门与四体御碑的沧桑历史。
如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车水马龙,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有一座乾隆敕建的清真普宁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回回营清真寺。一座邦克楼,藏着一段两百多年前的民族往事。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在1871年拍摄的老北京早期照片中,有这么一张,据说就是回回营大殿内的场景(如下图)。
从照片呈现的多枋结构和殿内立柱布局而推定为回回营礼拜大殿,又因部分细节,难以信服。即:背景中的“券门”是面对西长安街大门(北门)的内侧?还是未知的清真寺东门内侧?(还待考证)。
根据清真寺建筑的结构布局,清真寺的礼拜大殿的窑殿(又称“后窑殿”)必须朝向麦加方向,即:礼拜大殿的正门必须朝东,教民礼拜时须面西,由此可知西长安街上的邦克楼是清真寺的北门,也是正门。
回回营清真寺有几座门?根据目前史料载可以确定有“北门”和“南门”。南门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建造的,拆除了北门门楼,修建了“南门”。这座位于安福胡同上的“南门”。从历史地图中可以发现在西长安街路南回回营清真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营房居住区:安福胡同东端路南标有“回子营”, 在原清真寺两侧标出“东回回营”和“西回回营”。
庚子之变后(1902年),邦克楼已经严重损毁,周围堆满残木瓦砾,还有几位当地穆斯林居民站在楼前。
庚子之变后的回回营清真寺已残破不堪,树影落在白墙上,窑殿的入口,不是紧贴礼拜大殿后墙,其间隔有一段距离,估计也是“采光”的需要。这时的窑殿,已经要走到它生命的尾声了。(下图)
1906年山门残照,邦克楼已经破败,木构件残缺,能看到清末衰败状态;1909慈禧出殡经过这里时,它已经是这个残破样子。
从老照片得知:在邦克楼东边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不知当时叫什么名,是铜井大院向北的延伸段。在石碑胡同西边并与其平行。
在邦克楼的西边围墙不远处有一座门,这是皇城墙中为方便百姓进出常见的“方门”,从围墙内建筑背景推想:方门内的胡同将西回回营和清真寺隔开。这可能是清真寺的“西门”。
回回营清真寺在安福胡同路北,并有东、西各一胡同将营房和清真寺隔开,使清真寺成为独立的院子。下图为完整的回回营清真寺全貌。
下图中间是用四种文字撰写的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石碑,御碑背景是清真寺北门“邦克楼”下的劵门,原碑现保存在历代帝王庙中。
礼拜大殿内
1915年袁世凯下令拆北门的邦克楼(怕窥伺中南海总统府),封堵北门,在南侧新开南门,就是后来留存到2009的那座缠枝汉白玉石券。
建国后,这里成了居民的大杂院,直到2009年长安街拓宽,需整体拆迁。周围自建房拆去后,这座深藏200多年的寺门,整圈雕花汉白玉拱券才露出来。
如今邦克楼早已不复存在,石券门也消失在城市改造之中。唯有那方四体御碑,静静留在历代帝王庙,替这座长安街上消失的古寺,留住曾经的印记。 查看全部
北京西长安街清真普宁寺考略:乾隆敕建回回营清真寺的百年影像与历史变迁
摘要:
结合1871年约翰·汤姆逊等西方摄影师的珍贵历史照片与清代舆图,深度考据曾坐落于北京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的清真普宁寺(回回营清真寺)。还原其邦克楼、汉白玉雕花石券门与四体御碑的沧桑历史。
如今西长安街新华门对面车水马龙,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有一座乾隆敕建的清真普宁寺,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回回营清真寺。一座邦克楼,藏着一段两百多年前的民族往事。
苏格兰摄影家约翰·汤姆逊,在1871年拍摄的老北京早期照片中,有这么一张,据说就是回回营大殿内的场景(如下图)。

从照片呈现的多枋结构和殿内立柱布局而推定为回回营礼拜大殿,又因部分细节,难以信服。即:背景中的“券门”是面对西长安街大门(北门)的内侧?还是未知的清真寺东门内侧?(还待考证)。
根据清真寺建筑的结构布局,清真寺的礼拜大殿的窑殿(又称“后窑殿”)必须朝向麦加方向,即:礼拜大殿的正门必须朝东,教民礼拜时须面西,由此可知西长安街上的邦克楼是清真寺的北门,也是正门。


回回营清真寺有几座门?根据目前史料载可以确定有“北门”和“南门”。南门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建造的,拆除了北门门楼,修建了“南门”。这座位于安福胡同上的“南门”。从历史地图中可以发现在西长安街路南回回营清真寺的东、南、西三个方向都有营房居住区:安福胡同东端路南标有“回子营”, 在原清真寺两侧标出“东回回营”和“西回回营”。


庚子之变后(1902年),邦克楼已经严重损毁,周围堆满残木瓦砾,还有几位当地穆斯林居民站在楼前。

庚子之变后的回回营清真寺已残破不堪,树影落在白墙上,窑殿的入口,不是紧贴礼拜大殿后墙,其间隔有一段距离,估计也是“采光”的需要。这时的窑殿,已经要走到它生命的尾声了。(下图)

1906年山门残照,邦克楼已经破败,木构件残缺,能看到清末衰败状态;1909慈禧出殡经过这里时,它已经是这个残破样子。

从老照片得知:在邦克楼东边不远处有一条胡同。这条胡同不知当时叫什么名,是铜井大院向北的延伸段。在石碑胡同西边并与其平行。

在邦克楼的西边围墙不远处有一座门,这是皇城墙中为方便百姓进出常见的“方门”,从围墙内建筑背景推想:方门内的胡同将西回回营和清真寺隔开。这可能是清真寺的“西门”。

回回营清真寺在安福胡同路北,并有东、西各一胡同将营房和清真寺隔开,使清真寺成为独立的院子。下图为完整的回回营清真寺全貌。

下图中间是用四种文字撰写的 《敕建回人礼拜寺碑记》石碑,御碑背景是清真寺北门“邦克楼”下的劵门,原碑现保存在历代帝王庙中。


礼拜大殿内


1915年袁世凯下令拆北门的邦克楼(怕窥伺中南海总统府),封堵北门,在南侧新开南门,就是后来留存到2009的那座缠枝汉白玉石券。


建国后,这里成了居民的大杂院,直到2009年长安街拓宽,需整体拆迁。周围自建房拆去后,这座深藏200多年的寺门,整圈雕花汉白玉拱券才露出来。




如今邦克楼早已不复存在,石券门也消失在城市改造之中。唯有那方四体御碑,静静留在历代帝王庙,替这座长安街上消失的古寺,留住曾经的印记。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清真寺信息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5 次浏览 • 2026-10-14 20:53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摘要:
珍贵民国历史老照片钩沉北京天桥清真寺前世今生。回顾其建于民国初期先农坛外坛的历程,展示当年清真大寺的中式飞檐与殿堂风貌,重温老北京天桥地区回民市井共居记忆。
照片提字:京兆天桥先农坛寰清真大寺南殿侧面摄影 民国五年(1916年) 未竣
1929年建成,位于北京天桥先农坛外坛内。民国初期,随着先农坛外坛区域的开发,天桥一带逐渐成为市井繁华、多民族共居。
该寺后来在1985年被拆除,原址上后来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 查看全部
寻访北京天桥清真寺历史印记:从先农坛外坛古刹到老北京回民记忆
摘要:
珍贵民国历史老照片钩沉北京天桥清真寺前世今生。回顾其建于民国初期先农坛外坛的历程,展示当年清真大寺的中式飞檐与殿堂风貌,重温老北京天桥地区回民市井共居记忆。
照片提字:京兆天桥先农坛寰清真大寺南殿侧面摄影 民国五年(1916年) 未竣

1929年建成,位于北京天桥先农坛外坛内。民国初期,随着先农坛外坛区域的开发,天桥一带逐渐成为市井繁华、多民族共居。

该寺后来在1985年被拆除,原址上后来建立了北京市伊斯兰教经学院。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26-10-09 01:22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摘要:
实地探寻三亚天涯区回族社区中流淌的古代丝路血脉。解读盛唐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与波斯商人在崖州经商定居的历史脉络,探究三亚回民擅长经商贸易与妇女勤劳持家的文化渊源。
有趣的历史追溯,丝绸之路的余韵
中国三亚有回族?她们从何而来?为何三亚回族都是女人在做生意?
在海南三亚,他们都集中生活在三亚天涯区的回辉村和回新村两个村落,那么这些回族同胞是怎样迁移到以汉族,苗族,黎族为主的三亚市定居下来呢?
第一是在中国唐朝时期,海南岛是中国海上香料和丝绸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在海南岛南端,漫长的海岸线就已经有穆斯林的活动,当时从波斯阿拉伯地区,经海岛进入中国广州和泉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人在三亚上岸居留。
第二个是到宋元时期,陆续就有越南的穆斯林迁移到了三亚。
第三,是从大陆迁移过来的穆斯林,并建立了村庄。
海南回族在中国回族大家庭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回族。
在姓氏、语言、服饰、艺术及相貌上,均与内地回族有不少的区别,在姓氏上,例如蒲氏和海氏的族人,均来自波斯,其余来自阿拉伯。在语言上,三亚回族话又称为回辉话,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一种语言。
追溯千年,当年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搞经营。所以就形成了回族女人当家做买卖的传统保留至今。
在此先吟诗一首:
一路向南去远方
一直到了天涯海角
不仅仅海风椰韵
还有唐风余韵
仿佛又踏上丝绸之路
更与阿拉伯,波斯后人惊喜相逢
这里
就是三亚天涯区回新村回辉村……
郑春来(茶馆)/摄 安德列/诗通往清真南寺的路上
三亚的早上
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通往清真南寺的路段啊
一进入了这里
光影一转,时空变幻
恍若进入了另一个年代
另一个国度
馕饼自带椰汁味儿
三亚天涯区回民村有一条街
仿佛到了新疆
到处都有卖馕的店家
名头琳瑯满目,生意兴隆
只是别有风味
馕里有了浓浓的椰汁味儿
沉思冥想
身后是标语与指示
他知道,那是意义深远
海风椰韵里,他沉思冥想
他问自己的内心:
听见安拉怎么说?
祈求的老人
白帽子,白鬓角,白胡子,神清气爽
这位长老坐在三亚最大的清真南寺门口祈求
不是为自己祈求
一心一意只为帮助有难处的族人
虔诚的背影
从小到大
天天去清真寺
一天五次祷告
赤脚净身,一片虔诚
回族女人主营家庭经济
打从唐朝丝绸之路传下的老传统
回族女人撑起大半片天,善于经营
这位女摊主卖的是槟榔和椰子
巧手正用绿叶包裹槟榔
七八十岁的回族老太太,心地很开朗
怡然自得,心地开朗
笑起来,眉宇间依然是青年人的神采飞扬
从不为年岁,从不为健康
去担心忧虑
告诉你一句话:
亲爱的,千万别为明天去忧伤
噍,这两位老姐妹笃笃悠悠
正在切磋手机技术
细细商定美篇题目
摆摊,只图老有所乐
不在乎挣多少钱
不在乎是不是有人来买
真的是不在乎,不在乎
八十多岁回民老太太
摆个摊子,只图个老有所乐
老太太说:
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好安排
摄影家简介
郑春来,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艺术摄影协会会员
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老年摄影家协会会员
旅游世界特约摄影师
原劳动报《上海工运》记者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查看全部
寻访三亚天涯区海丝后裔:唐代阿拉伯波斯商船传奇与回民经商传统的古今延续
摘要:
实地探寻三亚天涯区回族社区中流淌的古代丝路血脉。解读盛唐海上丝绸之路阿拉伯与波斯商人在崖州经商定居的历史脉络,探究三亚回民擅长经商贸易与妇女勤劳持家的文化渊源。
有趣的历史追溯,丝绸之路的余韵
中国三亚有回族?她们从何而来?为何三亚回族都是女人在做生意?
在海南三亚,他们都集中生活在三亚天涯区的回辉村和回新村两个村落,那么这些回族同胞是怎样迁移到以汉族,苗族,黎族为主的三亚市定居下来呢?
第一是在中国唐朝时期,海南岛是中国海上香料和丝绸海上运输的必经之路,在海南岛南端,漫长的海岸线就已经有穆斯林的活动,当时从波斯阿拉伯地区,经海岛进入中国广州和泉州等地的穆斯林商人,有一部分人在三亚上岸居留。
第二个是到宋元时期,陆续就有越南的穆斯林迁移到了三亚。
第三,是从大陆迁移过来的穆斯林,并建立了村庄。
海南回族在中国回族大家庭中,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回族。
在姓氏、语言、服饰、艺术及相貌上,均与内地回族有不少的区别,在姓氏上,例如蒲氏和海氏的族人,均来自波斯,其余来自阿拉伯。在语言上,三亚回族话又称为回辉话,它不同于中国的任何一种语言。
追溯千年,当年男人出海捕鱼,女人在家搞经营。所以就形成了回族女人当家做买卖的传统保留至今。
在此先吟诗一首:
一路向南去远方
一直到了天涯海角
不仅仅海风椰韵
还有唐风余韵
仿佛又踏上丝绸之路
更与阿拉伯,波斯后人惊喜相逢
这里
就是三亚天涯区回新村回辉村……

郑春来(茶馆)/摄 安德列/诗通往清真南寺的路上
三亚的早上
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通往清真南寺的路段啊
一进入了这里
光影一转,时空变幻
恍若进入了另一个年代
另一个国度

馕饼自带椰汁味儿
三亚天涯区回民村有一条街
仿佛到了新疆
到处都有卖馕的店家
名头琳瑯满目,生意兴隆
只是别有风味
馕里有了浓浓的椰汁味儿

沉思冥想
身后是标语与指示
他知道,那是意义深远
海风椰韵里,他沉思冥想
他问自己的内心:
听见安拉怎么说?

祈求的老人
白帽子,白鬓角,白胡子,神清气爽
这位长老坐在三亚最大的清真南寺门口祈求
不是为自己祈求
一心一意只为帮助有难处的族人

虔诚的背影
从小到大
天天去清真寺
一天五次祷告
赤脚净身,一片虔诚

回族女人主营家庭经济
打从唐朝丝绸之路传下的老传统
回族女人撑起大半片天,善于经营
这位女摊主卖的是槟榔和椰子
巧手正用绿叶包裹槟榔

七八十岁的回族老太太,心地很开朗
怡然自得,心地开朗
笑起来,眉宇间依然是青年人的神采飞扬
从不为年岁,从不为健康
去担心忧虑
告诉你一句话:
亲爱的,千万别为明天去忧伤
噍,这两位老姐妹笃笃悠悠
正在切磋手机技术
细细商定美篇题目


摆摊,只图老有所乐
不在乎挣多少钱
不在乎是不是有人来买
真的是不在乎,不在乎
八十多岁回民老太太
摆个摊子,只图个老有所乐
老太太说:
感谢主,一切都是主的好安排
摄影家简介
郑春来,中国职工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艺术摄影协会会员
中国老摄影家协会会员
上海老年摄影家协会会员
旅游世界特约摄影师
原劳动报《上海工运》记者
EN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5 次浏览 • 2026-10-08 09:54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查看全部
广州宛葛素先贤古墓与穆斯林公墓考:万余先贤长眠之地的千年海丝记忆
摘要:
深度探访广州桂花岗穆斯林公共墓地与先贤古墓(宛葛素墓)。回顾唐代传教先贤的历史遗存,解析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墓之首的珍贵价值与历代穆斯林社群的深厚情感。
历史上的墓地,曾经的纠纷
广州穆斯林的公共墓地在历史上长时间设于桂花岗,围绕在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唐代来广州传教的宛葛素(Sa'd ibn Abi Waqqas)的坟墓附近。
1924年,大振公司想要动用桂花岗的土地进行建设,与穆斯林社区展开了诉讼。最后,诉讼的结果是穆斯林获胜,判定“桂花岗系回教人民聚葬之地”,广东省长廖仲恺立碑纪念。
广州的穆斯林也立了另一块方尖碑,写上“回教公共坟场,奉谕永久保存”。这些碑至今仍然保留在越秀公园对面的清真先贤古墓内(参见:没想到广州外国人最多的景点是这里)。
1925年,广州市财政局又将19处、合计576亩的土地划为回教公共坟场(中元秀等,1989: 142-144)。

廖仲恺立碑(图/无畏)

此岗回教坟场(图/无畏)
迁葬新市,建中苏友好大厦
然而,1955年,政府做出迁移墓地的决定。此时的情况与民国大不相同,当地穆斯林社区也无力反对(马强, 2006:130-132)。桂花岗、走马岗一带500多亩的地段被用来建设中苏友好大厦,以及广州火车站、体育馆等(保延忠, 2014:216)。
中苏友好大厦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完工。那时候,中国与苏联的友谊高于一切。但是,不久后,中苏交恶,中国需要寻找苏联和东欧之外的贸易伙伴。这座大厦,就被用于被举办至今仍闻名世界的“广交会”。
1959年,政府为兴建桂花岗公园,也就是现在的兰圃公园,决定征用先贤古墓周围的坟地,经过伊斯兰教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同意让出坟地(马强, 2006:130)。

曾经的中苏友好大厦
原来的大部分坟墓被迁移到北边白云山的大埔岭,并定名为“广州新市回族公墓”。这个新的墓地只有42.7亩(保延忠, 2014:251),比原来小很多。
回族公墓里,逝去的人们
当年是荒郊野外,但如今回族公墓这一带也成为了繁华的商业区。在墓园对面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百信广场,人来人往,甚至还能见到不少外国人的身影。很多人走过这里的时候,对路对面的回族公墓感到好奇,但能够进去的人并不多,墓园里的世界似乎与我们对广州的刻板印象太不一样了。
我跟墓园的管理员打了招呼,说明自己的来意,便进去了。墓园中间有一座礼拜殿,走过回廊就能看到就看到密密麻麻的墓碑。从清代一直到当下,这里安葬了一万多名穆斯林(保延忠, 2014:252)。

回族公墓(图/无畏)

礼拜殿(图/无畏)
坟地中的清代坟墓大属于广州当地穆斯林,而且迁葬新市之后,同一个家族的往往会聚集在一起,墓碑紧邻在一起,没有间隙。
广州当地穆斯林由于长期生活以汉人为主的地域,逐渐都采用汉姓汉名,编撰族谱,在墓地里可以看到“姚府”、“杨府”、“周府”。有的在家族墓地上还加上了堂号,如“杨关西堂”、“杨积光堂”、“萧耀俊堂”、“马华阳堂”。

墓地(图/无畏)

杨关西堂(图/无畏)

杨府(图/无畏)
墓碑上的官位
广州本土的穆斯林大部分是清代从北方调集到广州驻军的后代,所以不少家族拥有世代传袭的官位。
生于乾隆壬子年(1792年)、卒于同治乙丑年(1865年)的杨应瑞的就是正六品“武略骑尉”。
杨应瑞的孙子杨可麟的人生只有短短三十载,生于道光二十年(1841年),终于同治十年(1871年),同样承袭这个官号。
另一个孙子杨可雄,生于咸丰八年(1859年),亡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他的墓碑是侄子以宗给立的,墓碑上方仍然是那个正六品的官位。
傅邦佐的官位与其他人不同,别人都是武官,而他是个文官,拥有朝廷授予的从六品官位“州知”。只不过,从墓碑上看不出他任职的州在何方。

杨可雄之墓(图/无畏)

傅邦佐之墓(图/无畏)
朝廷授予的官位很重要,即便是在没有满清皇帝的民国时期。蒋廷樑出生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出生,一直生活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他归真后,后人也不忘写上前朝授予的正五品“武德骑尉”。
蒋伟民生于民国七年(1918年),他像其他广州穆斯林先辈一样为国尽忠,只是此时加入的是国军,一直升到了陆军上尉连长。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前夕,他离开了人生,也许他死在了与日军作战的战场上。广东省军管区司令部为他立了这块墓碑。在国军中,穆斯林将领并不罕见,最著名的就是陆军上将白崇禧,是广西桂林的穆斯林。

蒋伟民之墓(图/无畏)
大部分坟墓保存良好,但还能看到有些墓常年缺乏维护,半截墓碑被买到了土里,有的从石棺里长出了大树。

破损的墓(图/无畏)

地上的残片(图/无畏)
墓志铭上的故事
新时代的墓碑不再昭显官位,而会加上星月标志或者是古兰经经文,以表明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有的人还为亡人撰写了墓志铭,让后人得以了解他们的一生。
徐礼基出生在1908年,家境贫寒,受到姐夫的资助得以入读圣心书院,半工半读,学习三年英文。毕业后,他成功进了洋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进外企了。
不料遇到日本侵入广州,他逃难到肇庆,开始从小贩做起,后来越做越大。富裕起来的他不忘投资教育,捐资创立了肇庆回民小学,亲自任董事。1953年,他回到了广州,最后在这里去世,安葬在新市坟场里。

徐礼基墓志铭(图/无畏)
哈焕然的四弟哈少广为她撰写了墓志铭。她生于1918年,在民国时代,她得以接受教育,上了当时颇有名气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6年,她从美术学校毕业,成为一名美术教育工作者度过自己的一生,在人生的第72年归真。

墓上的字(图/无畏)
改革开放之后,来广州的外地人增多,让广州的穆斯林社区更加多样化。
许多来自西北、华北的穆斯林在广州归真,也葬在这个墓园里。在墓碑上可以看到甘肃、青海、新疆等地的地名。
维吾尔族人的墓碑上还有用阿拉伯文字写的维吾尔文。来自新疆喀什巴楚县的它力甫·买买提在1994年去世,葬在这里。他的老家和广州相距5000多公里,应该是距离最远的吧。

露出一半的墓碑(图/无畏)

巴楚县的买买提(图/无畏)
墓园里也葬了外国的穆斯林。一块碑上用拉丁文子写着逝者的名字“Iwanda”,从下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是印尼语。这位逝者1990年出生在印尼苏门答腊岛上的棉兰。1995年,这位小朋友在广州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Iwanda之墓(图/无畏)

墓地前的鲜花(图/无畏)
参考资料:
保延忠. 广州伊斯兰教史. 广州: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 2014.
中元秀、马建钊、马逢达. 广州伊斯兰古迹研究.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马强. 流动的精神社区——人类学视野下的广州穆斯林哲玛提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9 次浏览 • 2026-05-15 14:31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周六和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天津武清区河西务镇。我家曾世代在河西务镇务农,直到1949年后我爷爷响应号召建设北京城,自此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工人。
图中的房子就是我家祖宅旧址,1950年代我爷爷把祖宅卖给了供销社,才买了北京阜成门内的宅子。
我大爷家(五爷爷的儿子)里的微型大棚。
老家的麦田,这个时候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地。
河西务段的京杭大运河。河西务被称为“津门首驿”,是大运河进入天津的第一座驿站。
河西务镇的回民街风光。由于位于漕运要冲,河西务镇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回民商贩,镇西南还设有回回营地,后来许多人定居了下来。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初年,明隆庆年间扩建,康熙七年毁于水灾,康熙八年再次重建,宣统三年、民国三十八年又进行了重修。1966-76年清真寺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毁于一旦,1988年原址重建,1990年建成至今。
寺内现存宣统元年蓝翎三品卫务关路守备调署河务左营都司金玉淇敬立“无太归一”匾,是重要的文物。
中阿匾额,大殿前的拖鞋告示也很有意思。
从寺里出来,我们买了一些美食打包了带回去封斋吃。
我们先在鑫鹏斋饭店买了特色的金边扣焖,就是牛肉豆芽焖饼再摊鸡蛋,鸡蛋摊的非常香,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吃焖饼,感觉非常好吃。
然后去了河西务农贸市场里面的“首驿小吃一条街”,里面最有名的当属百年老号王记立仁斋的黄米炸糕。我们去的有些晚,到中午一点他们家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索性把剩下的炸糕都包圆了。
立仁斋是天津市非遗“河西务立仁斋炸糕制作技艺”传承项目。王家祖籍河北沧州,清末为避战火逃荒来到武清,先在杨村落脚,后来听说河西务人烟稠密,回民聚集,于是就搬到了河西务定居。1918年,王振龙继承家传手艺正式在河西务摆摊设点,专门经营黄米炸糕。1958年后王记炸糕并入合作商店,60年代后被取缔。直到1979年,王家第二代传承人王金元继承家业,再次恢复了王记炸糕,到1999年由第三代传人王学仁继承,更名为立仁斋至今。
除了黄米炸糕以外,河西务的咯吱盒也非常有名。和常见的咯吱盒不同,这边的咯吱盒是带馅儿的,有绿豆面和白面两种,比普通咯吱盒的口感更加丰富。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我的老家——天津武清河西务镇
周六和家人一起回了趟老家,天津武清区河西务镇。我家曾世代在河西务镇务农,直到1949年后我爷爷响应号召建设北京城,自此来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参与建设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工人。
图中的房子就是我家祖宅旧址,1950年代我爷爷把祖宅卖给了供销社,才买了北京阜成门内的宅子。

我大爷家(五爷爷的儿子)里的微型大棚。

老家的麦田,这个时候到处都是绿油油的麦地。

河西务段的京杭大运河。河西务被称为“津门首驿”,是大运河进入天津的第一座驿站。


河西务镇的回民街风光。由于位于漕运要冲,河西务镇在明清时期就有许多回民商贩,镇西南还设有回回营地,后来许多人定居了下来。




河西务清真寺始建于明永乐初年,明隆庆年间扩建,康熙七年毁于水灾,康熙八年再次重建,宣统三年、民国三十八年又进行了重修。1966-76年清真寺遭受严重破坏,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毁于一旦,1988年原址重建,1990年建成至今。








寺内现存宣统元年蓝翎三品卫务关路守备调署河务左营都司金玉淇敬立“无太归一”匾,是重要的文物。

中阿匾额,大殿前的拖鞋告示也很有意思。









从寺里出来,我们买了一些美食打包了带回去封斋吃。
我们先在鑫鹏斋饭店买了特色的金边扣焖,就是牛肉豆芽焖饼再摊鸡蛋,鸡蛋摊的非常香,我还是第一次这么吃焖饼,感觉非常好吃。




然后去了河西务农贸市场里面的“首驿小吃一条街”,里面最有名的当属百年老号王记立仁斋的黄米炸糕。我们去的有些晚,到中午一点他们家就关门了,所以我们索性把剩下的炸糕都包圆了。
立仁斋是天津市非遗“河西务立仁斋炸糕制作技艺”传承项目。王家祖籍河北沧州,清末为避战火逃荒来到武清,先在杨村落脚,后来听说河西务人烟稠密,回民聚集,于是就搬到了河西务定居。1918年,王振龙继承家传手艺正式在河西务摆摊设点,专门经营黄米炸糕。1958年后王记炸糕并入合作商店,60年代后被取缔。直到1979年,王家第二代传承人王金元继承家业,再次恢复了王记炸糕,到1999年由第三代传人王学仁继承,更名为立仁斋至今。





除了黄米炸糕以外,河西务的咯吱盒也非常有名。和常见的咯吱盒不同,这边的咯吱盒是带馅儿的,有绿豆面和白面两种,比普通咯吱盒的口感更加丰富。




拜访浙江丽水寺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37 次浏览 • 2026-05-15 14:30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拜访浙江丽水寺”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拜访浙江丽水寺
5月2日下午,乘坐高铁由义乌来到丽水,前来拜访丽水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值班的人五一放假了,阿訇在附近一家拉面馆吃饭,于是我们就给拉面馆打了电话,由拉面馆的朵斯提给我们送来了寺门钥匙。拉面馆的朵斯提来自甘肃天水张家川,据他介绍丽水的本地回民均已无教门,现在丽水寺主要是开拉面馆的200多位西北朵斯提在维持。
清代中期后,陕西、四川等地的回民陆续前来丽水经商,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掌教马焕章在丽水城内的高井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丽水寺有前后两进,依次是两道门楼、前殿、连廊和大殿,非常具有丽水本地风格。其中以门楼最具特色,被评为丽水市文物保护单位。
丽水寺两道门楼均为砖砌牌楼式,分别刻有“礼拜寺”和“清真寺”,屋檐勾头滴水,翼角起翘,柱头施以斗拱,楼面雕饰阿文、鱼纹、牡丹等。
进入二道门后是由连廊连接的前殿和大殿,这种形式很适合江浙地区多雨的天气。安徽芜湖寺也是这这种连廊结构,不过比丽水寺更小一些。在梁柱和枋柱连接处雕刻有精美的雀替,也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
大殿前卷棚的月梁上雕刻有各种传统图案,极具特色。
大殿正门两侧是掌教马焕章光绪十二年监立的对联“允敬允诚道本一中罗万象,无声无臭礼原二气贯三才。”
对联上方同样是马焕章在光绪十二年监立的两篇关于回民的“雍正圣谕”匾。
第一篇是: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谕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冠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犹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庸其置议也。
其回教大略不能外于纲常仁义之事,则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为醇良乎。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科名,拜官受爵者常不乏人。是其渐摩礼法之中,服习诗书之教,回民亦无异于众民。则修身善行守法奉公,以共为良民,亦回民中之本心也。
至於贤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视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之外,特此详加训诲。尔等为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孝弟忠信之风。而各教之所乐许者,亦为回教之所共慕。
自兹以后,朕望尔等回民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姻娅族党互箴规务本,守法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教养之泽,X不善兴直省各督抚等所有回民居住者,务宣布朕意,咸使闻知特谕。
第二篇是: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谕据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又平日向西早晚朝拜,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目。伊等既为圣世之民,自应遵一统之正朔,岂容私计岁首,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请禁革定亲治众等语。
查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教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训以兴孝劝忠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有回民作奸犯肆恶。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士庶,而又文武科名出身,存登显爵,为国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如马进良、马雄,近日之哈元生者,不胜枚举,皆令名劳绩昭者也。
至回民之自为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者也。鲁国华此奏甚属苛刻怪诞,回民何尝不遵正朔,何尝不遵服制。至于礼拜清真等寺名,亦不过如各省村邑崇奉庙观,祀典之所,不载何独于回民刻意苛求,指为罪案乎。从前参奏回民者甚多,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之。后鲁国华以此区区末节,妄行渎奏,非有挟私即欲乱政者,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特谕。
大殿内1911年重修大殿栋梁油漆捐资木牌,开头为金华协镇都督府穆同春、处镇中营守府吕桂荣、杨明有阿轰(訇),前半部分是本地李、袁、马、何、金、夏、许、秦、吴、胡各姓回民,其中以马姓和袁姓较多。后半部分是外地回民,其中以南京最多,另外也有来自湖北和扬州的回民。另有一位刘生荣来自安南,不知是否就是越南。
大殿内装饰有不少阿文书法,其中以米哈拉布窑龛中的最为精彩,是清末传统阿文书法的精品。
从丽水寺出来以后逛了下丽水老城。丽水古称处州,现存城墙始建元至正时期,明嘉靖时期改砖墙为石墙,其中南明门沿瓯江而建,环境秀丽,非常有南方古城的风范。
丽水沿瓯江北岸建有健身步道,特别适合遛弯。
另外丽水纳爱斯广场门口是本地柑橘一条街,瓯江下游特产的瓯柑可以买来尝尝。
逛完丽水古城,我们去了一家新疆馆子阿丽娜扎羊羔肉抓饭馆。他们家老板娘是伊犁人,在悉尼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老公,后来就在老公的家乡浙江丽水开了一家新疆馆子。
我们点了羊腿抓饭、架子肉和皮辣红,吃上以后非常惊艳!羊腿又香又嫩,抓饭是纯新疆黄萝卜做的,粒粒分明油亮油亮的。架子肉使用羊羔肉烤的,没多长时间就上来了,也烤的很嫩。皮辣红里用的是新疆皮牙子,甜甜的好像水果,我在内地几乎没有吃到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家比北京大部分维吾尔馆子做的都正宗。
老板的爸爸负责前台,他很健谈。他介绍说店里的抓饭师傅是喀什的,所以做的抓饭就是南疆纯黄萝卜的做法。烤肉师傅是吐鲁番的,砌的馕坑都是从吐鲁番运来的土。他还特意那给我看他家从新疆运过来的黄萝卜和皮牙子,我们其实一吃就能吃出来时新疆产的。另外他家的三炮台也是从新疆带过来的,看一个新疆馆子正不正宗,除了进门和老板盘道以外,落座以后还要看他们家上的是什么茶,茶水的味道也是一道新疆饭必不可少的部分。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拜访浙江丽水寺”展开,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清真信息、伊斯兰文化和中文网络转帖内容的读者阅读。
拜访浙江丽水寺
5月2日下午,乘坐高铁由义乌来到丽水,前来拜访丽水寺。我们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值班的人五一放假了,阿訇在附近一家拉面馆吃饭,于是我们就给拉面馆打了电话,由拉面馆的朵斯提给我们送来了寺门钥匙。拉面馆的朵斯提来自甘肃天水张家川,据他介绍丽水的本地回民均已无教门,现在丽水寺主要是开拉面馆的200多位西北朵斯提在维持。
清代中期后,陕西、四川等地的回民陆续前来丽水经商,1886年(光绪十二年)由掌教马焕章在丽水城内的高井巷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丽水寺有前后两进,依次是两道门楼、前殿、连廊和大殿,非常具有丽水本地风格。其中以门楼最具特色,被评为丽水市文物保护单位。
丽水寺两道门楼均为砖砌牌楼式,分别刻有“礼拜寺”和“清真寺”,屋檐勾头滴水,翼角起翘,柱头施以斗拱,楼面雕饰阿文、鱼纹、牡丹等。









进入二道门后是由连廊连接的前殿和大殿,这种形式很适合江浙地区多雨的天气。安徽芜湖寺也是这这种连廊结构,不过比丽水寺更小一些。在梁柱和枋柱连接处雕刻有精美的雀替,也具有明显的本地风格。









大殿前卷棚的月梁上雕刻有各种传统图案,极具特色。




大殿正门两侧是掌教马焕章光绪十二年监立的对联“允敬允诚道本一中罗万象,无声无臭礼原二气贯三才。”

对联上方同样是马焕章在光绪十二年监立的两篇关于回民的“雍正圣谕”匾。



第一篇是:
雍正七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谕直隶各处皆有回民,居住由来已久。其人既为国家之编氓,即俱为国家之赤子,原不容以异视也。屡有人具折密奏:回民自为一教,异言异服,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等语。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留遗。家风土俗亦由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则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冠文字之别。要只从俗从宜,各安其习,犹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则回民之有教,无所庸其置议也。
其回教大略不能外于纲常仁义之事,则为回民者可不孜孜好善共勉为醇良乎。且朝廷一视同仁,回民中出身文武科名,拜官受爵者常不乏人。是其渐摩礼法之中,服习诗书之教,回民亦无异于众民。则修身善行守法奉公,以共为良民,亦回民中之本心也。
至於贤愚不一,回民中固有刁悍为非之人,而汉人中能尽无乎。要在地方官吏不以回民视为回民者,亦不以回民自异。即以习回教者习善教,则赏善罚恶,上之令自无不行悔过,迁善下之俗自无不厚也。朕念万物一体之义,岂忍视回民于众民之外,特此详加训诲。尔等为回民者,当知率由礼义,讲让兴仁孝弟忠信之风。而各教之所乐许者,亦为回教之所共慕。
自兹以后,朕望尔等回民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姻娅族党互箴规务本,守法束身,向善以承天地覆载之恩,受国家教养之泽,X不善兴直省各督抚等所有回民居住者,务宣布朕意,咸使闻知特谕。
第二篇是:
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谕据署理安徽按察司鲁国华奏称,回民居住内地,随处皆有,乃伊不分大小建,不论闰月,始记某日为岁首,群相庆贺。又平日向西早晚朝拜,皆戴白帽,设立礼拜清真等寺名目。伊等既为圣世之民,自应遵一统之正朔,岂容私计岁首,混戴白帽,作此违制异服之事。请禁革定亲治众等语。
查回民之在中国其来已久,伊朕临御天下,一视同仁,岂忍令回教独处德化之外。是以曾颁谕旨训,训以兴孝劝忠服教慕义,共为善良。即数年来,亦未见有回民作奸犯肆恶。且其中有志上进者甚多,应试服官,同于士庶,而又文武科名出身,存登显爵,为国宣力効忠者,常不乏人。如马进良、马雄,近日之哈元生者,不胜枚举,皆令名劳绩昭者也。
至回民之自为教,乃其先代相沿之,土俗亦犹。中国之大,五方风气不齐习,尚因之各异,历代亦未通行禁约,强其画一者也。鲁国华此奏甚属苛刻怪诞,回民何尝不遵正朔,何尝不遵服制。至于礼拜清真等寺名,亦不过如各省村邑崇奉庙观,祀典之所,不载何独于回民刻意苛求,指为罪案乎。从前参奏回民者甚多,朕已经降旨通行训导之。后鲁国华以此区区末节,妄行渎奏,非有挟私即欲乱政者,将鲁国华交部严加议处特谕。

大殿内1911年重修大殿栋梁油漆捐资木牌,开头为金华协镇都督府穆同春、处镇中营守府吕桂荣、杨明有阿轰(訇),前半部分是本地李、袁、马、何、金、夏、许、秦、吴、胡各姓回民,其中以马姓和袁姓较多。后半部分是外地回民,其中以南京最多,另外也有来自湖北和扬州的回民。另有一位刘生荣来自安南,不知是否就是越南。


大殿内装饰有不少阿文书法,其中以米哈拉布窑龛中的最为精彩,是清末传统阿文书法的精品。







从丽水寺出来以后逛了下丽水老城。丽水古称处州,现存城墙始建元至正时期,明嘉靖时期改砖墙为石墙,其中南明门沿瓯江而建,环境秀丽,非常有南方古城的风范。




丽水沿瓯江北岸建有健身步道,特别适合遛弯。



另外丽水纳爱斯广场门口是本地柑橘一条街,瓯江下游特产的瓯柑可以买来尝尝。


逛完丽水古城,我们去了一家新疆馆子阿丽娜扎羊羔肉抓饭馆。他们家老板娘是伊犁人,在悉尼上大学的时候认识了老公,后来就在老公的家乡浙江丽水开了一家新疆馆子。
我们点了羊腿抓饭、架子肉和皮辣红,吃上以后非常惊艳!羊腿又香又嫩,抓饭是纯新疆黄萝卜做的,粒粒分明油亮油亮的。架子肉使用羊羔肉烤的,没多长时间就上来了,也烤的很嫩。皮辣红里用的是新疆皮牙子,甜甜的好像水果,我在内地几乎没有吃到过。可以负责任的说,他家比北京大部分维吾尔馆子做的都正宗。
老板的爸爸负责前台,他很健谈。他介绍说店里的抓饭师傅是喀什的,所以做的抓饭就是南疆纯黄萝卜的做法。烤肉师傅是吐鲁番的,砌的馕坑都是从吐鲁番运来的土。他还特意那给我看他家从新疆运过来的黄萝卜和皮牙子,我们其实一吃就能吃出来时新疆产的。另外他家的三炮台也是从新疆带过来的,看一个新疆馆子正不正宗,除了进门和老板盘道以外,落座以后还要看他们家上的是什么茶,茶水的味道也是一道新疆饭必不可少的部分。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4 次浏览 • 2026-05-15 14:30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清真寺、礼拜寺见闻和穆斯林社群生活展开,适合关注中国清真寺、穆斯林旅行和地方伊斯兰文化的读者阅读。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早上从北京站出发,中午抵达山东聊城,时隔七年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回民社区。2017年的记录,见《【清真旅行回顾】2017年的山东聊城》。
聊城于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凿后成为运河重镇,连接城池与运河的东关随即成为热闹繁忙的商业区,不断有回民迁来定居。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非常倚重大运河的南粮北运,聊城东关回民社区正式形成。
聊城东关有东西两座寺,西寺俗称大礼拜寺 ,始建于1385年(洪武十七年),嘉靖、康熙两次重修。西寺大殿原本有81间,梁檩均为金丝楠木,气势恢宏,堪与济宁、临清媲美。
1946年冬解放军进攻聊城时,西寺是当时主持鲁西南战役的杨勇司令员的指挥部。解放军将寺内的邦克楼作为瞭望据点,向城内的国军射击。由于聊城城墙高而厚,护城河宽而深,解放军难以攻入,反遭国军出城放火,西寺大殿最终被焚毁。1956年杨勇将军履行诺言,拨款重建西寺大殿。2009年再次重建大殿,现在大门、二门和南北讲堂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制。
东寺又叫小礼拜寺,明永乐年间由东昌府守备使白粼主持兴建。清朝嘉庆、咸丰、光绪年间多次重修。2002年大殿落架大修,2014年重建南北讲堂、大门等,2022年再次加固大殿、粉饰装修,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东寺大殿内保存有嘉庆十五年“利泽均沾”匾,落款“晋冀弟子”。
聊城东关的“大小礼拜寺街街区”是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回民社区的重要历史见证。清朝后期黄河多次决堤,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淤塞严重,漕运愈加困难。1872年( 同治十一年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粮开始通过海上运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漕运完全废止,聊城东关也随之沉寂下来。
如今聊城大小礼拜寺街街区西临东昌湖,东望铃铛湖,风景宜人,回族民居坐落在石板路两旁,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的风貌。
在小礼拜寺巷的回民小区里面买了一些牛肉干。聊城的牛肉干很有意思,用鲁西黄牛肉烤的很干,口感是脆的,像零食一样。然后又在东门口杨记吃个清汆丸子和馄饨两掺,聊城的清汆丸子我也挺喜欢的,上次来就吃了,这次再吃一下,另外他家早上的甜沫配隔壁的八批果子也很经典。
东关有好几家炒货店,上次我就在蒋家炒货买了花生,这次在另一家柴家炒货买的鱼皮花生。然后又在隔壁买了一些传统山东糕点,有板栗酥、羊角蜜、蜜三刀什么的,这些糕点配着浓茶喝比较有味道。
东关街景。最后两张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官用码头“崇武驿大码头”,康熙、乾隆南巡驻跸聊城的时候都是在这里下船的。 查看全部
摘要:这篇文章围绕清真寺、礼拜寺见闻和穆斯林社群生活展开,适合关注中国清真寺、穆斯林旅行和地方伊斯兰文化的读者阅读。
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大小礼拜寺街
早上从北京站出发,中午抵达山东聊城,时隔七年再次拜访聊城东关回民社区。2017年的记录,见《【清真旅行回顾】2017年的山东聊城》。
聊城于1289年(元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开凿后成为运河重镇,连接城池与运河的东关随即成为热闹繁忙的商业区,不断有回民迁来定居。1420年(明永乐十八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非常倚重大运河的南粮北运,聊城东关回民社区正式形成。
聊城东关有东西两座寺,西寺俗称大礼拜寺 ,始建于1385年(洪武十七年),嘉靖、康熙两次重修。西寺大殿原本有81间,梁檩均为金丝楠木,气势恢宏,堪与济宁、临清媲美。
1946年冬解放军进攻聊城时,西寺是当时主持鲁西南战役的杨勇司令员的指挥部。解放军将寺内的邦克楼作为瞭望据点,向城内的国军射击。由于聊城城墙高而厚,护城河宽而深,解放军难以攻入,反遭国军出城放火,西寺大殿最终被焚毁。1956年杨勇将军履行诺言,拨款重建西寺大殿。2009年再次重建大殿,现在大门、二门和南北讲堂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制。









东寺又叫小礼拜寺,明永乐年间由东昌府守备使白粼主持兴建。清朝嘉庆、咸丰、光绪年间多次重修。2002年大殿落架大修,2014年重建南北讲堂、大门等,2022年再次加固大殿、粉饰装修,最终形成现在的规模。
东寺大殿内保存有嘉庆十五年“利泽均沾”匾,落款“晋冀弟子”。









聊城东关的“大小礼拜寺街街区”是山东省第一批历史文化街区,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回民社区的重要历史见证。清朝后期黄河多次决堤,京杭大运河聊城段淤塞严重,漕运愈加困难。1872年( 同治十一年 ),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粮开始通过海上运输。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运河漕运完全废止,聊城东关也随之沉寂下来。
如今聊城大小礼拜寺街街区西临东昌湖,东望铃铛湖,风景宜人,回族民居坐落在石板路两旁,仍然保持着上个世纪的风貌。









在小礼拜寺巷的回民小区里面买了一些牛肉干。聊城的牛肉干很有意思,用鲁西黄牛肉烤的很干,口感是脆的,像零食一样。然后又在东门口杨记吃个清汆丸子和馄饨两掺,聊城的清汆丸子我也挺喜欢的,上次来就吃了,这次再吃一下,另外他家早上的甜沫配隔壁的八批果子也很经典。









东关有好几家炒货店,上次我就在蒋家炒货买了花生,这次在另一家柴家炒货买的鱼皮花生。然后又在隔壁买了一些传统山东糕点,有板栗酥、羊角蜜、蜜三刀什么的,这些糕点配着浓茶喝比较有味道。









东关街景。最后两张是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聊城段的官用码头“崇武驿大码头”,康熙、乾隆南巡驻跸聊城的时候都是在这里下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