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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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
晚清西北社会变迁与历史反思:理性审视近代民族关系与历史叙事中的偏见消解
摘要:
从历史文献与社会心理学双重视角出发,客观梳理晚清西北历史事件的演变脉络,呼吁摒弃网络时代的刻板偏见与情绪化标签,以敬畏之心与史学理性促进各民族理解共融。
关于网上对少数民族抹黑的言论分析,我现在更多是从历史和心理层面来谈。本视频是第三期。说起对少数民族的抹黑,其实不止针对回族,现在针对满族、蒙古族、藏族也有恶意抹黑,评论区可以看到各种讽刺和挑衅的恶评。昨天我就看到很多人调侃藏族同胞,说西藏地震,活佛去哪儿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人,我们对大自然最基本的敬畏是要有的。我在这里说这些,不是站在某一个民族的角度,而是纵览全局,横向和纵向地把这个事情共同分析一下,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多思考,更希望各民族能够和谐团结,为社会的和谐稳定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上期内容我们了解了同治时期回汉对立的三个根本原因。当时团练在屠戮回族的时候,也并没有放过当地的汉族和其他民族。当时这个地方是有多种民族的,而且回汉之间根本也没有什么明显区别,除了个别生活习惯不同以外,长相、服饰、语言、肤色都没有区别。所以在屠戮过程中无法轻易辨别,根本不可能在那样激烈的情况下,对一个个的人进行分析,判断你是什么民族,没有时间,也可能没有兴趣。
为什么说没有兴趣?这就要聊到心理学内容。心理学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实验,叫斯坦福监狱实验。斯坦福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把一批大学生志愿者随机分配成不同的监狱角色,有些人扮演犯人,有些人扮演狱警。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刚刚6天就被迫终止。为什么被迫终止?因为扮演狱警的同学会肆意惩罚和电击其他扮演犯人的同学,而扮演犯人的同学也会完全失去自我意识,只会服从,不会反抗。很多学生因此陷入严重的抑郁、焦虑,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这说明什么?人在特定环境中、在跟随集体的时候,个体会有社会惰性,责任感会严重降低,会失去自我意识和自我约束,容易形成集体冷漠心理。
这些学生志愿者本来是健康的人,在特定监狱环境中被赋予不同角色后,心理和行为就会发生极大变化。同理,这些团练成员在集体进行杀戮的时候,心态也会发生极度变化。杀戮的快感上来以后,杀人就会成瘾,就会失去同理心和理智。另外,回民在当时已经被设为假想敌,被妖魔化了。所以团练除了上述心理状态以外,还会自认为是在替大清维护安全,那么他在无差别屠戮老幼妇孺的时候,自然就会减少许多心理负担。
所以团练成员的心理状态就如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张芾的心理状态其实也一样,他就是这种“狱警”角色。他放权纵容,不是不知道团练在肆意妄杀、胡作非为,他不但不秉公管理,而且还要向朝廷隐瞒真相,这就直接导致事态恶化。
《秦难见闻录》里就详细记录了这种情况。里面说:“杀人之权,授之愚蒙乡团,官生如此,愧亏于民,何有?”意思是说,官生如此昏庸,把杀人之权交给了愚昧无知的乡团,更何况那些号称团练的百姓。于是,这种血雨腥风随之影响到大荔、华州、华阴、渭南、临潼等地,也因此广泛涉及汉族和其他在当地生活的少数民族同胞。
不过,为何渭北一带回民较多,回民与团练抗衡也较多?这是因为当地回民基数比较大,更是因为当时的压迫和苛捐,再加上张芾的这种管理。并不是说因为回民就喜欢干这种事。大家可以看同时期其他地方的史料记载,其他地方的回民就没有这种冲突情况。
对了,评论区私信里有很多人让我看有些地方志,说记载了“回民乱”。确实有些地方志是这样写的,但为什么没有被官方收录?官方文书和出版的书籍,写的是回民革命史,或者回民起义史,根本没有写“回民是乱”。这是因为清朝的地方志是封建统治阶级编写的,站在统治阶级的封建立场和视角,对起义者充满仇恨,记录内容当然会充斥谣言和污蔑。比如他们把太平军称为“粤匪”“长毛”,把捻军称为“捻匪”,和写“回民回乱”是一个套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委托大批史学家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定性这一事件是回民起义。我们当然要以国家出版的地方志为标准。这些内容我会在后期视频中重点讲。
我们接着前面讲。后来太平军撤军离开陕西,陕西巡抚瑛棨(原文作“因起”)就安心了。同时他也反应过来,百姓和团练起冲突总归不是好事,所以赶紧派人去对团练和回民进行劝谕。他是巡抚,贴身护卫里面有一些是回民护卫。这就能看出,在当时其实没有什么民族歧视和刻意的民族分离。他身为陕西的父母官,表面上还是想一碗水端平,想不偏不倚、秉公处理问题。所以在他的意识里,认为团练和百姓的冲突,不过是百姓中一些乱民的械斗。但场面一大,他也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
他计划先礼后兵解决这件事,于是先向各县派出多名官员去做劝谕。劝谕就是官方出面,带着命令去调解和劝说。他让曹济棠去威尼建劝谕,让回民绅士去旌阳劝谕,比如西安北关的刘恒清和米小公、戴西章等。然后同州府也派人去了,让回民道台马昭元对回民首领白杨虎做劝谕。还命令布政使聂司、刘洪恩,相当于现在的省属官员,还有西安府知府吕俊,以及回民马十二阿訇,让这几个人到同州府去做劝谕。不过,所有劝谕到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因为应对危机的最佳时刻已经错过,华州和渭南早就一片狼藉。在大规模屠杀爆发前去做这件事,大概率会是另外一种历史局面。所以从此可以分析出,瑛棨多多少少有一些故意。形势恶化后,他才在5月4日约见团练大臣张芾商议对策。但他们二人商议的结果,仍然是把团练失控导致的大乱默认成回汉冲突。这也能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当官的,换谁谁也不愿意把管理无能造成的这种事情归因给自己,只能向外归因。而能够完全摆脱自己职责的最好理由,就是把这个大帽子扣给回民,既保全了官员,别人也找不出毛病。
张芾做过江西巡抚,他在任时心狠手辣。凌迟大家都知道,当时虽然有这种极刑,但极少会用到,可这种极刑对张芾来说就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在做陕西团练时,不到一年时间,就用这种极刑把各地地痞流氓都收入了他的团练。因此,这个烫手山芋就丢给了张芾,索性让他去处理。所以张芾的态度和处理方式非常关键,这决定着事态发展。
而政府的态度,却是摆着钦差大臣的架子,一拖再拖,拖过端午节才启程去做劝谕。事件已经发生,每拖一天半载,就会多很多人伤亡,事态肯定更难挽回。到了5月6日,张芾命令回民官员、西安候选知府马百龄,以及道员刘洪恩、吕俊孙、蒋若娜等官员陪同他去临潼做劝谕,让农民们卸甲归田。张芾把劝谕地点设在临潼,是因为冯元佐。冯元佐是渭南西北礼人,从小不喜欢读书,就喜欢摆弄拳脚。民间传说有一位少林僧人曾给他传授功夫,所以他武艺精湛,而且经常帮人打抱不平,因此之前得罪了官府,入山当过刀客。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咸丰六年,冯元佐为了抵抗衙门摊派的严苛银两,在渭北各镇聚众赴县衙交农,并且飞书传帖给仓头、苏家、败家等多处回民,也得到了回民响应和支持。但随后他被官员曹溪招安,解散了汉民。曹溪挑拨离间他和回民的关系,跟随他响应的回民被他出卖,做了投名状。所以可想而知,冯元佐虽然心有仗义,但行事莽撞,格局不大。他背叛了信任和追随他的回民百姓。但这么一来,当地官府就很满意,不费吹灰之力就让百姓有了内讧。他所谓的弃暗投明,当然会受到官员称赞。
官府还特地给西安巡抚写了一份关于渭南回族的札文,里面写到一句话:“渭南回聚万余人,叙逆谋九邑,所仇者冯元佐等人。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之者可数千人,故回未敢发。”这一下,冯元佐就以此得到朝廷重视。一个弃暗投明的人能得到官方赞赏,那他肯定会在后来更加努力。所以他就仗着张芾任命给他的第一路总团团总身份,积极组织洗回、屠戮无辜回民,当然也包括汉民。这个时候,他率领的团练人数已有2万多人,在关中各团练中首屈一指。所以张芾也要倚仗冯元佐的帮助,因此把劝谕地点安排在冯元佐的大本营临潼。
但这里要说一下,屠戮秦家滩和攻打仓头渡的团练中,冯元佐的临潼团就是血洗百姓的主力军。4月底到5月,杀害当地百姓包括汉族最多的,就是他的临潼团。这就让张芾底气很足,他以为依靠冯元佐的实力能够整治回民。所以在劝谕行动中,他既不同意解散汉团,也不允许回民建团;既不愿意惩办肇事汉团祸首,也不想放过回民中的首要骨干。因此劝谕失败。
劝谕时,其中还有一个回民官员叫马百龄,但在张芾勒令下,不准他发言,所以马百龄当时就像傀儡一样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现场百姓看到了,就感觉事有蹊跷。张芾还继续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想为赵全忠报仇,勒令回民交出祸首。但他不知道,其实这个人就在现场,叫任武。这也是评论区很多人问我的。后来任武劝谕结束后,想起让马百龄帮忙求情,求情于张芾,希望能像冯元佐一样被招安。但马百龄都被张芾勒令不让发言,他的谏言和求情根本不可能起到任何作用。所以任武前思后想之后,当晚返回仓头召集人马,一早又赶到临潼,委婉地挟持了张芾和他的随从。但张芾还是自认为权势过人,以为谁也不敢动他。
不过,百姓在他身上当场搜出了“防回洗回”的军令,上面还盖着张芾的大印,就是要洗回、要屠回。这个军令一被搜出来,大家就反应过来了:张芾劝谕早就留有后手,如果劝谕不成,就会执行这道军令,开始洗回、屠回。很多人说这个军令是造谣,但当时回民在各地都截获过很多类似内容的手谕。比如在高陵的天主教教堂就给回民转交过一份同样内容的手谕。这些都是有官方史料记载的,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所以可想而知,当时朝廷是有多么想洗回,这都是因为张芾等官员瞒报、欺瞒朝廷导致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看到这些,在场的百姓个个义愤填膺。好端端被欺压,想抵抗欺压,又被扣上造反的帽子,还要被彻底消灭、斩草除根,这是多么憋屈的事情。你一个堂堂钦差,怎么能用这种两面手法?虽然在场百姓都恨得牙痒痒,但任武也没有硬来。他当然可以在这个时候就地正法张芾,但他依然相信张芾不是这种人。他就婉言请张芾和马百龄等同行的官员一起到渭南去调查,了解事情,大家都看一看,到底谁才是肇事元凶,到底是谁在继续使用武力,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张芾也不好推脱,就带着众人去了仓头。另外两个道员去了同州府,没有随行张芾。于是任武和张芾谈了几次,依然希望能得到秉公办理,但张芾坚决寸步不让。这就让这些回民百姓陷入极度两难:想求抚、想被招安,张芾不同意;招安也不行,解散也不行,这不是两难是什么?
到了5月13日,任武看见张芾仍是这两种措施哪个都不行的姿态,实在走投无路,就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一改客气态度,当着所有百姓的面审问张芾和同行官员,包括马百龄、缪述本、蒋若娜等人。任武说:你说我有罪是吧?我本意其实不想这么干,是被逼无奈之下才收拾了那个草菅人命的团总赵全忠。我没有功也就算了,你还反而给我扣了个重犯的大帽子。反正我横竖在你嘴里都是死,那索性我就再收拾几个贪官污吏、草菅人民的败类。这一下,在场回民都很紧张。当地回民中德高望重的石宇翁阿訇已经年过八旬,他拼命劝阻任武。但最终由于张芾的坚决,张芾被任武惩办了。
很多人在评论区问任武杀张芾的事,我们这里就按官方史料详细捋一捋。其实张芾死得并不冤。为什么不冤?张芾在陕西当过巡抚,在任期间凌迟杀害过很多人,个个都是血债。1854年1月27日,张芾在江西浮梁县俘获太平军战士施人元,以施人元曾说曾在县城捆官搜印、导致该县谢方润被杀死为罪状,判其罪大恶极,处以寸磔,并欲剖心祭祀谢方润。1854年8月9日,湘军在江西晋安野猪港俘获太平军将领张辉林,被张芾下令凌迟处死。1855年8月,在江西湖口县城外,湘军俘虏太平军12名,也被张芾予以凌迟。1855年8月31日,在江西都昌县,湘军同知李元度奉张芾之命,俘虏太平军,将太平军俘虏总制刘德胜等11人进行凌迟枭示。当然这些都是史料记载的。张芾一向心狠手辣,而且对于回汉冲突一向不公,所以可想而知,其他没有被记载的还有很多。
除了张芾,另外几个官员也一一得到受审。由于马百龄从未枉杀过好人,所以被无罪释放。其他官员大多和张芾一样,被当场处死。比如缪述本,他曾参与杀害咸丰十一年在临潼农民交农的杨生华,一家老少三代人,包括杨生华两岁的孩子都被杀害。当然,双方相互博弈,有生有死是兵家常事,但殃及无辜,包括老幼妇孺,这就是草菅人命。张芾放权纵容、欺瞒谎报、滥用极刑,放眼整个清廷也没有多少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被任武这样惩办,就是他昏官胡作非为的恶果。所以这种人死得不冤。
后来,张芾的死讯传到紫禁城。朝廷按常规虽然给他建立祠堂、赐恤厚葬,但朝廷也痛批了他,说该大臣竟然“亲生辱国”,对他的行为极其不认可。虽然痛批了,但作为朝廷官员,朝廷不会追究张芾放纵团练的责任。就如同家长在外不愿意自曝自家孩子的坏毛病,讳疾忌医。不但不会追究,反而会认为张芾之死有损封建权威,然后下旨对百姓进行绞杀。尽管清廷还是强调要分良莠、不分回汉去镇压百姓,但实际操作中几乎完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所有回民不分良莠,甚至包括支持回民的汉民同胞也被无辜绞杀。史料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为什么?因为清廷当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旦谁有罪,就必须株连九族、斩草除根。再加上去执行绞杀的官兵,已经形成了我们之前分析的杀人成瘾心理状态,极度丧失同理心,他们无暇顾及什么老幼妇孺,是回是汉。另外,清兵当时严重欠饷,心里本来就充满戾气,这就导致当时“三光”式的心理内在驱动力。因此,大规模绞杀更加有了官方背景,范围也更加扩大。也是因为张芾这次被灭,清廷对回民百姓的仇恨扎得更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