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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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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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圣训学研究图景综述:传统传述人批评体系与现代历史文献学的对话
摘要:
概述当代东西方学界对圣训学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论差异。对比伊斯兰传统学者严谨的传述人诚信度核查体系与现代学术界的文本溯源分析,展现圣训学研究的丰富维度。
本文内容出自美国当代著名圣训学家布朗的书第8章和第9章,布朗曾在埃及开罗系统学习阿拉伯语,常年在中东各国做田野调查,他曾在也门萨那师从当地圣训学家学习圣训传述许可,现任乔治城大学教授,也是《牛津沙利亚法百科全书》总编。

宗教学者评判的是信仰内部,传统视角下传述人的可信度;西方现代史追问的是历史事实层面:即某条圣训是否真的出自7世纪的先知本人。二者评判标准不一样,健全圣训≠现代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发生过”。
19世纪欧洲的东方学兴起,西方学者接触到六大圣训集和圣训考据著作,但他们不接受信仰预设:先知无谬、传述人天生正直,他们以文本批评的视角看待圣训文。早期西方学者怀疑大量圣训是后世社群的回溯,并非出自先知之口。
布朗点出了其中的一个理念分歧:信士早已承认存在大量伪造圣训,但信士伪造的动机大多指向教派斗争、刻意造假,而西方学者则认为伪圣训并非某个人刻意造假,而是口头传述的自然流变,到后世社群回溯创造出传述链,这并不是某人蓄意撒谎。
以著名的东方学家沙赫特为例,沙赫特认为大量圣训传述链,会汇聚到8世纪的某位再传弟子,再往前到圣门弟子这一条链呈现混乱,不可靠。因此沙赫特推论,圣训不是7世纪先知时代就保存下来,而是8世纪才被造出,那个共同的传述人,就是这条圣训的发明者,后人再把这条观点回溯挂靠到圣门弟子,再到先知。
沙赫特认为圣训绝大部分是伍麦叶和阿巴斯时代法律争论的产物,直到沙斐仪出现,才在法理层面确立先知圣行高于一切的标准,在此之前,麦地那、库法等地依靠的是地方社群惯例,而不直接引用圣训,大量归于先知的法律圣训就是沙斐仪时代被构建出来的,用来给各学派观点赋予至高权威。
沙赫特发现同一条法律,不同地区学派各有观点,之后就出现对应传述,把本学派观点归到先知名下,很多传述链,越靠近先知,漏洞越多。
布朗指出沙赫特理论的局限在于,沙赫特把“大量法律圣训产生于8世纪”扩大成几乎全部法律圣训都是后世构建,忽略7世纪就存在口头流传先知圣训的可能。沙赫特很少使用早期手稿,过度依赖印刷版圣训集,忽略了8世纪初就存在的圣训手稿(Sahīfa Ḥammām b. Munabbih),此手稿包含数百条艾布·胡莱赖收录的圣训,表明8世纪初就已经存在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的活动,而不是全部凭空捏造。多条传述链汇聚到8世纪某人物,只表明此人只是最重要的传播者,他继承了更早的口头传统,广泛向外传述,后世传述链都经过他,单凭传述链形态无法判断真伪。
现代研究认为,沙赫特的极端结论站不住脚,只能说沙赫特揭示出,大量圣训受到8-9世纪学派论战被塑造和被加工改造。一部分圣训内核可以追溯到7世纪,追溯到圣门弟子时代;但是口头流传过程中文本不断被改写、调整、适配后世争论。传述链经常被后人“升级、改造”,把旧文本安上更长链条,一路连到先知。
现代研究发现,传述链经常晚于文本出现,很多时候,先有一段故事,后世学者再为故事构造完整传述链,这一点已被广泛接受。早期再传弟子经常隐去中间环节,直接说“某某人说”,造成传述链看起来比实际更短、更早。
布朗指出,传述链与文本内容考证,可以准确识别,哪些是后世增补、改写的内容,可以识别出哪一条版本出现的晚,但是不能100%证明某条圣训就是先知亲口说的,只能推断出大意是否可能来自先知。比如现存最早的圣训手稿残卷写于730年左右,此手稿只能证明8世纪初已经大规模收集先知圣训,但不能证明手稿每一句话都是先知所说。
部分学者反对沙赫特,提出早期阿拉伯地区就存在的高度发达的口头文化传统,不能预设口头传统就必然会导致大规模创造,圣门弟子完全有能力记忆保存先知的大量言行,再传给再传弟子,后世虽然存在改写可能,但原始大意是保留下来了。
布朗指出西方研究的局限性在于,现有史料,绝大多数是9世纪以后出现的,7世纪完整的文本几乎无存,学者只能通过9世纪汇编回溯更早的阶段,此研究存在证据缺口。
东方学家的研究观念传回中东之后,引发思想震荡,接下来看保守派、怀疑派、折中派和赛莱菲运动这四方人士如何回应圣训的考证。
传统社群原本的认知是六大部圣训集中的健全圣训,均真实出自先知之口,现在出现了尖锐的问题,如果部分圣训历史上并非出自先知,那还能不能拿来做法律依据?古典圣训考据学是否足以区分历史上的真实和伪造内容?在现代社会,圣训哪些部分必须严格遵守,哪些只是古代习俗?
布朗强调在古代,信士早已知道圣训存在伪造,但古代的质疑只局限于内部,到了现代,这是第一次将外部历史批判引入社群的公共辩论。
温和现代主义代表人物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德·里达,他们承认两大圣训实录的权威地位,但提出古典圣训考证只能是概率性判断,不等于绝对真实历史,健全只是传述链合格,不能保证文本就是先知原话。他们区分了两类圣训,一是教义与核心类圣训,二是地方性、时代习俗类圣训,这部分则需要结合7世纪阿拉伯地区的历史背景解读,不能无条件套用到现代。他们不全部抛弃圣训,而是主张任何圣训如果字面意思和经典冲突,就要舍弃。
激进怀疑派则认为,除了极少量的众传圣训,绝大多数单传圣训都不能作为确定的信仰与法律依据,甚至认为只有经典是唯一可靠来源。
传统学者指出,经典本身并未描述完整的功修细节,如果抛弃大部分圣训,信仰的整套礼拜、婚姻、继承法等均失去了执行依据。激进怀疑派很难在实践层面构建完整的法律体系。
以艾资哈尔学者为代表的保守派认为,经过合格考据的健全圣训,就应当被接受,古典圣训学这套体系是天赐的保护圣行的工具,他们承认人不可能获得绝对的眼见为实的确定性,但信士在信仰义务层面必须依靠这套考据体系。在对待文本的解读上,不主张死板字面意思,而是通过语境限定、特殊情况、废止理论来调和圣训与现代实践,但绝不以现代世俗价值观去否定健全圣训。
赛莱菲的立场认为,两圣训实录所有健全圣训,100%出自先知之口,否认健全圣训仍存在历史错误的概率。赛莱菲认为怀疑论者是动摇信仰根基,应该回到前三代(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三传弟子),字面意思优先,拒绝后世法学推演,尽可能直接引用圣训文本。
布朗也指出了赛莱菲的内部矛盾,大教长罕百里明确承认健全圣训依然存在出错的可能,但现代赛莱菲却拒绝承认这一点,这是近代发展出的观点,并非古代学者共识,赛莱菲内部也存在字面派和语境化解读的分歧。
布朗提到现代流行的一个现象,即在圣训中寻找科学预言,布朗批评了这种做法,他说这是近现代发明的阅读方式,而古典圣训学从未把圣训当做自然科学教科书,圣训核心目的是宗教引导,不是预告科学发现,强行把圣训匹配现代科学,会陷入尴尬:如果科学研究成果更新,圣训的解读也得跟着改变。布朗同样反对用现代价值观判决古代圣训真伪,古典圣训学也极少单纯依靠内容判断真伪。
布朗指出,民间通俗圣训文化与学院学术之间存在巨大信息不对称,在普通信士层面,大众几乎不知道圣训考据的复杂等级划分,也不知道现代史学的辩论,大量网络、通俗小册子传播很多考据上属于弱、伪造的圣训,却被当做真理,这是社群持续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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