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传播
伊斯兰如何传遍世界？历史、贸易、学者与社群传播一文读懂（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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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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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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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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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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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伊斯兰如何传遍世界？历史、贸易、学者与社群传播一文读懂（上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9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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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伊斯兰如何传遍世界？历史、贸易、学者与社群传播一文读懂（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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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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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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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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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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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结论
正如本文引言中所述，上述例子并不详尽，它们与伊斯兰教传播之间的关系也未得到充分深入的探讨。 然而，这些例子共同实现了本文的目的：即证明伊斯兰教可以——且在历史上确实——通过“刀剑”（即强迫改宗）以外的方式传播。 这些例子展示了宣教（da ʿ 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传播伊斯兰教义中的作用，同时也体现了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在这一信息被广泛接受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希望这些构成伊斯兰教传播宏大“故事”的众多历史“瞬间”，能激励读者通过自己的研究去更深入地探索特定的历史时刻。 这对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的复杂性至关重要。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进程之一，其规模和复杂程度堪比基督教化或世俗化，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同时也希望本文的讨论能够为当代的宣教（da ʿ wah）工作提供启发和参考。
伊芙琳·科博尔德夫人（Lady Evelyn Cobbold，卒于1963年）是一位苏格兰贵族女性，她在一次与教皇的私人会见中宣称“我是一名穆斯林”，并在日记中记录道：“我读得越多，研究得越深，就越确信伊斯兰教是最务实的宗教，也是最能解决世界上诸多棘手问题，并为人类带来和平与幸福的宗教。” 本文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些促进伊斯兰教传播的更为显著的结构性因素上，例如贸易和移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伊斯兰教改宗史学研究出现了一种“文化转向”。 越来越多的改宗者回忆录、日记及其他第一手资料被发掘出来，他们在这些记录中描述了自己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 这些内容，连同目前关于为何许多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的心理学研究，为进一步研究历史上皈依伊斯兰教这一课题提供了两个重要方向。
我非常感谢贾斯汀·帕罗特（Justin Parrott）、塞缪尔·罗斯博士（Dr. Samuel Ross）和娜米拉·阿赫塔尔博士（Dr. Nameera Akhtar）提出的深刻见解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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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作为全球史的伊斯兰史》，载于迈克尔·阿达斯（Michael Adas）编，《伊斯兰与欧洲的扩张：全球秩序的锻造》（费城：天普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页。
• 迈克尔·利普卡（Michael Lipka），《穆斯林与伊斯兰教：美国及全球的关键发现》，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8月9日，http://www.pewresearch.org/fac ... orld/。
• 本文中所有《古兰经》引文均摘自穆斯塔法·哈塔卜（Mustafa Khattab）所著《清晰的古兰经：最终启示的主题式英文译本》（伊利诺伊州伦巴第：符号基金会，2016年）。
• 阿卜杜勒·瓦希德·达农·塔哈（Abd al Wahid Dhanun Taha），《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载于《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合编（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134页。
• 阿布·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希沙姆（Abū Muhammad ʿ Abd al-Malik ibn Hishām），《先知传》（As-Sīra an-Nabawiyya），第二卷，穆斯塔法·萨卡（Mustafa as-Saqqa）等编。 （开罗：穆斯塔法·巴比·哈拉比出版社，1936年），第590页。
• 传述者称，阿布·布尔达（Abu Burda）报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派遣穆阿兹（Mu’adh）和他本人前往也门，并嘱咐道：‘要让事情变得简单，不要制造困难。 要传递喜讯，不要让人们感到厌恶。 要相互合作，不要产生分裂。’”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287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733段；参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Abu Amina Elias）所著《关于宣教的圣训：传递喜讯，简化事务，保持团结》）。
• 塔哈，《伊斯兰教传播的历史进程》，第134页。
• S. 冯·西卡德（von Sicard），《马达加斯加的伊斯兰教：追溯伊斯兰教在马达加斯加的历史与文化影响》，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31卷，第1期（2011年）：第102页；文森特·J.H.（Vincent J.H.） 侯本（Houben），《东南亚与伊斯兰教》，载于《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会年鉴》第588卷（2003年）：153页。
• 乌尔里克·弗莱塔格（Ulrike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载于《东南亚的哈德拉米侨民：身份认同的维持还是同化？》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阿布舒克（Ahmed Ibrahim Abushouk）与哈桑·艾哈迈德·易卜拉欣（Hassan Ahmed Ibrahim）编（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9年），22页。
• 拉希姆·贝克纳扎罗夫（Rakhym Beknazarov），《通过建筑古迹分析伊斯兰教在西哈萨克斯坦的传播》，载于《中东人类学》第3卷，第1期（2008年春季）：35页。
• D.G. 托尔（Tor），《萨曼王朝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与穆斯林世界的重塑》，载于《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公报》第72卷，第2期（2009年）：288-9页。
• 雷卡·乔杜里（Rekha Chowdhary），《查谟和克什米尔：身份政治与分裂主义》（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162页；据此来源，穆斯林占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人口的97.16%；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人口估计为99%。
• 赛义德·M. F. 布哈里（Sayyed M. F. Bukhari），《克什米尔的伊斯兰教：景观与背景》（斯利那加：Maktaba ʿ Ilm-o-Adab出版社，1998年），18页。
• 约金德·西坎德（Yoginder 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克什米尔第一位已知的穆斯林传教士》，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0卷，第4期（2000年）：363页。
• 《巴哈里斯坦-伊-沙希》（皇家花园）（加尔各答：Firma KLM出版社），22页；这是一部由匿名作者撰写的波斯语编年史，出版于约 1614年，并由卡希纳特·潘迪特（Kashinath Pundit）翻译成英文，收录于《巴哈里斯坦-伊-沙希：中世纪克什米尔编年史》（斯利那加：Gulshan Books出版社，2013年）。
• 莫希布尔·哈桑（Mohibbul Hasan），《苏丹统治下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Ali Mohammad and Sons出版社，1974年），39页。
• 西坎德（Sikand），《哈兹拉特·布尔布尔·沙》，366页。
• 同上，367页。
• 贾马尔·J. 埃利亚斯（Jamal J. Elias），《第二个阿里：大众想象中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的塑造》，载于《穆斯林世界》第90卷，第3-4期（2000年秋季）：397页。
• 弗罗德·雅各布森（Frode Jacobsen），《当今印尼的哈德拉米阿拉伯人》（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11页。
• 弗莱塔格（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长久性的思考》，24页。
• Syed Farid Alatas，《阿拉维教团与印尼及马来西亚什叶派学派的兴起》，提交至“作为文化走廊的西北印度洋”会议的论文，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斯德哥尔摩，1997年1月17日至19日，第8页。
• Samory Rashid，《西班牙属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11页。
• Sylviane A. Diouf，《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15周年纪念版）（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12页。
• 同上，第213页。
• 同上 ，第212页。
• Mehrdad Shokoohy，《马杜赖马巴尔苏丹国的建筑及南印度的其他穆斯林古迹》，《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卷，第1期（1991年）：第36页。
• A. D. W. Forbes，“马拉巴尔”，载于《伊斯兰百科全书》第二版，由P. Bearman、Th. Bianquis、C.E. Bosworth、E. van Donzel、W. P. Heinrichs编辑。
• Abū’l-Hasan al-Mas‘ūdī（阿布·哈桑·马斯欧迪），Murūj al-Dhahab [黄金草原]，共2卷。 （开罗，1948年），第I卷，第170页。
• Stephen F. Dale，《贸易、皈依与南印度喀拉拉邦伊斯兰社区的成长》，《伊斯兰研究》，第71期（1990年）：第162页。
• Zvi Ben Dor Benite，“追随白骆驼：1800年前的中国伊斯兰教”，载于David Morgan和Anthony Reid（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11至18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13页。
• Hyunhee Park，《绘制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前现代亚洲的跨文化交流》（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页。
• 同上，第70页。
• 同上，第62页。
• Geoff Wade，《东南亚商业的早期时代，公元900-1300年》，《东南亚研究杂志》第40卷，第2期（2009年）：第231页。
• Michael Flecker，《印度尼西亚一艘公元九世纪的阿拉伯或印度沉船：与中国直接贸易的首个证据》，《世界考古学》第32卷，第3期（2001年）：第335-54页。
• S. Setudeh-Nejad，《东南亚的占族穆斯林：历史笔记》，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2卷，第2期（2002年）：452。
• Geoff Wade，《东南亚早期穆斯林的扩张，公元8至15世纪》，载于《新剑桥伊斯兰史》第3卷：东方伊斯兰世界，公元11至18世纪，David Morgan与Anthony Reid编（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402。
• Engseng Ho，《塔里姆的坟墓：印度洋沿岸的族谱与流动》（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48。
• Freitag，《关于印度洋哈德拉米侨民持久性的思考》，24。
• 同上。
• Armando Cortesão，《托梅·皮雷斯的东方志》，1512-1515年（Laurier Books Ltd.，1990年），lxxv。
• M. Hadzijahic 与 N. Šukric，《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萨拉热窝：伊斯兰社区管理处，1977年），21。
• Smail Balic，《东欧与东南欧的伊斯兰教》，载于Idris El Hareir与El Hadji Ravane M’Baye（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788。
• Katarína Štulrajterová，《共存、便利与皈依：中世纪匈牙利的伊斯兰教（公元1000-1400年）》，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4卷，第2期（2013年）：182-3。
• Nora Berend，《关于中世纪匈牙利伊斯兰教终结的笔记：旧错误与一些新发现》，载于《伊斯兰研究杂志》第25卷，第2期（2014年）：206。
•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之旅》，85-90。
• H. Neville Chittick，《东海岸、马达加斯加与印度洋》，载于Roland Oliver（编），《剑桥非洲史》第3卷：从约 1050年至约 1600年（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77年），201-4。
• Hamad S. Ndee，《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化：前殖民时期东非体育活动受到的最早外部影响》，载于《国际体育史杂志》第27卷，第5期（2010年）：804。
• Martin Meredith，《非洲的命运：一部5000年的财富、贪婪与奋斗史》（英国伦敦：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2014年），70-79。
• 迈克尔·布雷特（Michael Brett），《埃及》，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57页。
• 同上。
• 埃里克·罗斯（Eric Ross），《跨撒哈拉贸易的历史地理》，载于格拉齐亚诺·克拉特利（Graziano Krätli）与吉斯莱恩·莱登（Ghislaine Lydon）主编，《跨撒哈拉图书贸易：穆斯林非洲的手稿文化、阿拉伯语素养与知识史》（荷兰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1年），第15页。
• 同上，第16页。
• 关于巴特（Barth）旅行的记述，见史蒂夫·肯珀（Steve Kemper），《王国迷宫：穿越伊斯兰非洲的10,000英里》（W.W. 诺顿公司，2012年）。
• 林斯（Lings），《穆罕默德》，第81页。
• 迪乌夫（Diouf），《安拉的仆人》，第70页。
• 同上。
• 萨莫里·拉希德（Samory Rashid），《西班牙佛罗里达州穆萨堡的伊斯兰起源》， 《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1卷，第2期（2001年）：第209页。
• 达莉亚·莫加赫德（Dalia Mogahed）与优素福·舒胡德（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2017年）；检索自 https://www.ispu.org/american- ... ings/ 。
• 艾拉·M·拉皮杜斯（Ira M. Lapidus），《伊斯兰社会史》（第2版）（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0页。
• 马库斯·文克（Markus Vink），《“世界上最古老的贸易”：17世纪印度洋的荷兰奴隶制与奴隶贸易》，《世界史杂志》第14卷，第2期（2003年）：第139页。
• 同上，第148页。
• 格里·卢贝（Gerrie Lubbe），《图安·古鲁：王子、囚徒、先驱》，《南非宗教》第7卷，第1期（1986年）：第25页。
• 罗曼·洛伊迈尔（Roman Loimeier），《撒哈拉以南非洲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载于弗朗西斯·罗宾逊（Francis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5卷：西方统治时代的伊斯兰世界（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3页。
• 同上。
• 简·阿里（Jan Ali），《斐济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4卷，第1期（2004年）：第141页。
• 安瓦鲁尔·Q·拉图尔（Anwarul Q. Rathur），《澳洲的穆斯林邂逅：西澳大利亚的伊斯兰教》，《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研究所杂志》第1卷，第1期（1979年）：第103页。
• 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认识阿里·阿布查迪，这位开拓性的加拿大穆斯林》，载于《iHistory》，检索自 http://www.ihistory.co/ali-ahmed-abouchadi/；另见彼得·贝克（Peter Baker），《北极阿拉伯人的回忆录：加拿大北部的自由贸易商，1907-1927年》（黄刀出版社，1976年）。
• 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婚姻、家庭与信仰：女性皈依伊斯兰教》，载于《家庭史杂志》第21卷，第3期（1996年7月）：235页。
• 爱德华多·曼萨诺·莫雷诺（Eduardo Manzano Moreno），《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载于蔡斯·F·罗宾逊（Chase F. Robinson）主编，《新剑桥伊斯兰史》第1卷：伊斯兰世界的形成，公元6至11世纪（英国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587页。
• 详情参见：西蒙·巴顿（Simon Barton），《跨越边界的婚姻：中世纪伊比利亚的性融合、权力与身份》，载于《中世纪伊比利亚研究杂志》第3卷，第1期（2011年）：1-25页。
• 大卫·詹姆斯（David James），《早期伊斯兰西班牙：伊本·库提亚的历史》（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2009年），50-51页。
• 莫雷诺，《伊比利亚半岛与北非》，586-587页。
• 埃里克·杜斯特勒（Eric Dursteler），《法蒂玛·哈通（原名贝亚特丽斯·米歇尔）：近代早期地中海的叛教女性》，载于《中世纪史杂志》第12卷，第2期（2009年）：375页。
• 同上，372页。
• 加布里埃拉·埃尔德伊（Gabriella Erdélyi），《在匈牙利-奥斯曼边境地区将“转向土耳其人”作为一种理性决策》，载于《匈牙利历史评论》第4卷，第2期（2015年）：333页。
• 同上，323页。
• 查鲁·古普塔（Charu Gupta），《亲密的欲望：殖民地印度达利特女性与宗教皈依》，载于《亚洲研究杂志》第73卷，第3期（2014年8月）：678页。
• 同上。
• 劳伦斯·奥辛斯基（Lawrence Oschinsky），《芝加哥的伊斯兰教：关于该市巴勒斯坦穆斯林社区文化适应的研究》，硕士论文（芝加哥大学，1947年），35页。
• 乔纳森·弗里德兰德（Jonathan Friedlander），《德拉诺的也门人：一个农村伊斯兰社区的概况》，载于《北美穆斯林社区》，Y.Y.哈达德（Y.Y. Haddad）与J.I.史密斯（J.I. Smith）编辑 （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441页。
• 帕特里克·D·鲍文（Patrick D. Bowen），《1920年以来的美国拉丁裔穆斯林：从“摩尔人”到“拉丁裔穆斯林”》，载于《宗教史杂志》第37卷，第2期（2013年6月）：181页。
• 同上。
• Anita M. Weiss，《香港的南亚穆斯林：‘本地男孩’身份的构建》，载于《现代亚洲研究》，第25卷，第3期（1991年）：432页。
• Sithi Hawwa，《从十字架到新月：香港菲律宾籍家政工的宗教皈依》，载于《伊斯兰与基督徒-穆斯林关系》，第11卷，第3期（2000年）：353页。
•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献协会，1991年），109-10页。
• Zafar Bangash，《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的权力体现：考察安拉使者的书信与条约》（里士满山：当代伊斯兰思想研究所，2011年），225-6页。
• Hugh Kennedy，《伟大的阿拉伯征服：伊斯兰教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费城：Da Capo出版社，2007年），93页。
• Thomas A. Carlson，《叙利亚伊斯兰化的地理，600-1500年》，载于《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35卷，第4期（2015年）：791页。
• David Cook，《倭马亚时期叙利亚伊斯兰教的开端》，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280页。
• Chase F. Robinson，《阿卜杜勒-马利克》（伦敦：Oneworld出版社，2012年），第 6章。
• Tan Ta Sen，《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2009年），171页。
• 关于这些贡献的详细讨论，请参阅 Kong Yuanzhi，《论郑和与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于《京都东南亚评论》第10期（2008年），https://kyotoreview.org/issue- ... asia/。
• 此处基于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2014年的估算。
• Dawn-Marie Gibson，《伊斯兰民族史：种族、伊斯兰教与自由的追求》（圣巴巴拉：Praeger出版社，2012年），77页。
• Kambiz GhaneaBassiri，《美国伊斯兰教史：从新大陆到新世界秩序》（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0年），288页。
• Felicitas 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根据坦桑尼亚东南部的证据重新评估其作用》，载于《世界历史杂志》第3期（2008年）：236页。
• 同上，239页。
• 同上。
• 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马背上的奴隶：伊斯兰政体的演变》（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237页引用资源。 358。
• 约翰·纳瓦斯（John Nawas），“客户的客户：早期及古典伊斯兰时期的伊斯兰化进程”，《阿拔斯研究期刊》第1卷（2014年）：第144页。
• 阿尔温·哈里森（Alwyn Harrison），“落后于曲线：重访布利特与安达卢斯的伊斯兰化”，《Al-Masāq》第24卷，第1期（2012年）：第39页。
• 理查德·W·布利特（Richard W. Bulliet），《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化：定量历史研究》（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28页。
• 巴贾特·卡米尔·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Kamil Abd al-Latif），“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伊斯兰的普世信息”，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39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7页。
• 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作为社会运动的伊斯兰教起源”，《伊斯兰研究》第42卷，第2期（2003年夏季）：第225页。
• 参见，例如，弗雷德·M·多纳（Fred M. Donner），《穆罕默德与信士：伊斯兰教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贝尔纳普分社，2010年），第41页。
• 伊斯玛仪·伊本·凯西尔（Ismā‘īl ibn Kathīr）著，特雷弗·勒·加西克（Trevor Le Gassick）英译，艾哈迈德·法里德（Ahmed Fareed）编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生平，第一卷：先知传》（英国雷丁：石榴石出版社，1998年），第358页。
• 阿卜杜拉·萨利姆·阿尔·泽利特尼（Abdallah Salem al-Zelitny），“阿富汗的伊斯兰教”，载于伊德里斯·埃尔·哈里尔（Idris El Hareir）与埃尔·哈吉·拉瓦内·姆巴耶（El Hadji Ravane M’Baye）主编，《伊斯兰文化的不同侧面，第三卷：伊斯兰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1年），第595-6页。
• 彼得·哈迪（Peter Hardy），“现代欧洲与穆斯林对南亚伊斯兰化解释的初步文献综述”，《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皇家亚洲学会期刊》，第2期（1977年）：第188页；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中世纪孟加拉文化”，《Visva Bharati季刊》第11卷，第2期（1945年）：第49页。
• 吉蒂·纳沙特（Guity Nashat），“中东女性，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1700年”，载于特蕾莎·A·米德（Teresa A. Meade）与梅里·威斯纳-汉克斯（Merry E. Wiesner-Hanks）主编，《性别史指南》（牛津：威利出版社，2004年），第245-6页。
• 杜斯特勒（Dursteler），“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第363页。
• 同上。
• 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伊斯兰教与纳粹德国的战争》（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13页。
• 同上。
• 马克·S·哈姆（Mark S. Hamm），“囚犯激进化与神圣恐怖主义：生命历程视角”，载于理查德·罗森菲尔德（Richard Rosenfeld）、肯娜·奎内特（Kenna Quinet）和克里斯托·加西亚（Crystal Garcia）编，《犯罪学理论与研究的当代议题：社会制度的角色》（贝尔蒙特：沃兹沃思圣智学习出版公司，2012年），第174页。
• SpearIt，《美国监狱：关于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的批判性入门》（萨拉索塔：第一版设计出版公司，2017年），第13页。
• SpearIt，“监狱中的穆斯林激进化：以合理的刑罚政策应对，还是危言耸听？” 《贡萨加法律评论》第49卷，第1期（2014年）：第37页。
• 塞尔丘克·埃森贝尔（Selçuk Esenbel），“丝绸之路边缘的福岛安正与宇都宫太郎：泛亚愿景与从奥斯曼和卡扎尔帝国到中亚的军事谍报网络”，载于塞尔丘克·埃森贝尔编，《丝绸之路上的日本：欧亚大陆政治与文化的邂逅与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8年），第103页。
• 三木谷小八（Mikiya Koyagi），“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穆斯林的朝觐：日本的泛亚主义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利益”，《世界史杂志》第24卷，第4期（2013年）：第859页。
• 同上，第850页。
• 伊斯梅尔·纳瓦布（Ismā ʿ īl Nawwāb），“爱的问题：穆罕默德·阿萨德与伊斯兰教”，《伊斯兰研究》第39卷，第2期（2000年）：第230页。
• 同上，第171页。
• 马尔科姆·X（Malcolm X），《马尔科姆·X自传》，由亚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代述（纽约：百龄坛图书公司，1973年），第396页。
• 一位因听闻相关报道而被马里吸引的人是著名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ūtah），他于1352年到访；参见大卫·韦恩斯（David Waines），《伊本·白图泰的奥德赛：中世纪冒险家的非凡故事》（伦敦：I.B. Taurus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
• 约翰·亨威克（John Hunwick），《廷巴克图与桑海帝国：萨迪（Al-Sa ʿ dī）的《苏丹史》（Ta ʾ rīkh al-Sūdān）及其他当代文献至1613年》（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03年），第lvi页。
• 布伦特·辛格尔顿（Brent Singleton），“‘愿你们彼此了解’：维多利亚时代晚期英国与西非穆斯林之间的互动”，《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第29卷，第3期（2009年）：第374页。
• 同上，第376页。
• “利物浦的塞拉利昂穆斯林”，《塞拉利昂周报》，1894年2月3日，第5页。
• 乌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教与文化使命”，纳瓦维基金会（Nawawi Foundation），2004年，第1页，通过阿尔伯塔大学获取，网址：http://www.artsrn.ualberta.ca/ ... e.pdf。
• 塔基·丁·伊本·泰米叶（Taqī al-Dīn ibn Taymīyah），载于阿卜杜勒·拉赫曼·伊本·穆罕默德·伊本·卡西姆（Abd al-Raḥmān ibn Muḥammad ibn Qāsim）编，《法塔瓦全集》（Majmū’ al-Fatāwà），第 29卷（麦地那：法赫德国王古兰经印刷厂，1995年），第16-17页。
• 理查德·M·伊顿（Richard M. Eaton），《伊斯兰教的兴起与孟加拉边境，1204-1760年》（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5页。
• 例如，参见加布里埃尔·马兰奇（Gabriele Marranci），“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教与文明冲突论：重新思考伊斯兰恐惧症”，《文化与宗教》第5卷，第1期（2004年）。
• 关于葛兰西文化霸权概念的优点与缺陷的讨论，参见T·J·杰克逊·利尔斯（T. J. Jackson Lears），“文化霸权的概念：问题与可能性”，《美国历史评论》第90卷，第3期（1985年）：第567-59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翻译南亚与东南亚的皈依：爪哇语、泰米尔语和马来语中的《伊斯兰一千问》”，博士论文，密歇根大学，2006年，第3页。
• 罗尼特·里奇（Ronit Ricci），“爪哇的伊斯兰教皈依与《一千问》”，《语言、土地与民族学杂志》（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第146卷，第1期（2009年）：第28-9页。
• 贝克尔（Becker），“伊斯兰化进程中的平民”，第233页。
• 迈克尔·兰贝克（Michael Lambek），“确定的知识，可争议的权威：伊斯兰边缘地区的权力与实践”，《美国人类学家》第17卷，第1期（1990年2月）：第34页。
• 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早期蒙古伊斯兰化的新视角：阿浑阿卡的家族案例”，《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8卷，第1期（2018年）：第77页。
• 约尼·布拉克（Yoni Brack），“一位蒙古公主的朝觐：阿八哈汗（在位 1265-82年）之女埃尔·库特鲁格（El Qutlugh）的传记”，《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21卷，第3期（2011年）：第333页。
• 同上，第358-9页。
• 同上，第334页。
• 科博尔德皈依的具体日期并无记载，但由于她在1934年出版的《麦加朝觐》一书中提到了此事，因此可以断定这一定发生在书出版之前。
• 玛西娅·赫曼森（Marcia Hermansen），《通往麦加之路：欧洲和欧美穆斯林的皈依叙事》，《穆斯林世界》第89卷，第1期（1999年1月）：60页。
• 托马斯·A·卡尔森（Thomas A. Carlson），《中东何时成为穆斯林地区？》 伊斯兰“皈依时代”研究趋势，《历史指南》第16卷（2018年）：4-5页。
伊斯兰如何传遍世界？历史、贸易、学者与社群传播一文读懂（上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9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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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how-islam-spread-throughout-the-world
原文标题：How Islam Spread Throughout the World
作者：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多伦多遗产奖中被评为“新兴历史学家”。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伊斯兰传播历史指南：从阿拉伯半岛到亚洲、非洲和欧洲的真实脉络
摘要：本文梳理伊斯兰如何从阿拉伯半岛传播到世界各地。作者说明，伊斯兰传播并不能被简化为战争叙事，还包括贸易、学者、苏菲传统、迁徙、社会公正、地方文化互动和穆斯林社群建设。
图：伊斯兰教如何在世界各地传播
摘要
历史学家们已广泛驳斥了那种认为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普及是由于强制改宗所致的说法。 尽管不可否认历史上可能存在极少数强制改宗的个案——这显然违背了明确的伊斯兰教准则——但本文旨在阐述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世界不同地区传播的主要因素，包括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社会影响力人物、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本文所引用的例子并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有助于我们理解伊斯兰教传播过程的复杂性，这一过程绝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这种口号。
引言
1993年，历史学家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声称：“伊斯兰教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文明。” 虽然穆斯林乌玛（社群）作为一种功能性“文明”的现状尚有待讨论，但伊顿所指的范围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准确：伊斯兰教如今无疑是一种全球性的生活方式（dīn），据2015年估计，其信徒人数约为18亿。 在一些人看来，这种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之一之所以能够普及，只能用一个“事实”来解释，即历史上伊斯兰教是“靠刀剑传播的”——也就是说，通过系统性的强制改宗。 正如本系列第一篇文章所讨论的那样，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断言。 然而，之前的分析确实提出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伊斯兰教不是靠刀剑传播的，那么导致其今天在世界各地普及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本文将探讨这些因素及其在伊斯兰教于世界不同地区历史轨迹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分析的组织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涵盖了五个主要因素，解释了非穆斯林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信息的：宣教（daʿwah）、贸易、通婚、移民以及社会影响力人物。 第二部分涵盖了三个主要因素，这些因素解释了为什么非穆斯林在接触到伊斯兰教义后会选择皈依：伊斯兰教对正义与团结的强调，以及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一份详尽无遗的清单——事实上，每一位皈依者都有其独特的经历，促使他们信仰伊斯兰教。 然而，即便可能，逐一讨论每个案例也是多余的。 因此，为了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有必要对伊斯兰教的传播进行概括性讨论，但这种概括不能忽视现实：传播伊斯兰教义的方式几乎不计其数，而人们接受它的原因也同样数不胜数。
一：教义的传播
宣教（Daʿwah）
宣教（Daʿwah），即邀请他人了解伊斯兰教义的行为，是穆斯林出于对人类福祉与救赎的责任感而自然产生的义务。 “你应凭智慧和善言而劝人遵循主道”（16:125），这是《古兰经》对穆斯林明确的指令：“Udʿū”（邀请）。 安拉也在《古兰经》（33:45-6）中告知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他的使命：“先知啊！ 我确已派遣你为见证者、报喜者、警告者，并奉安拉之命召人于主道，且作为明灯。”（dāʿī，即宣教者） 在先知 ﷺ 之后，穆斯林乌玛（社群）的每一位成员都在其能力范围内分担着宣教的责任。
早期的宣教者（dāʿī）之一是穆阿兹·本·贾巴尔（Muʿādh ibn Jabal），他由先知 ﷺ 派遣前往也门和哈德拉毛进行宣教。 这项任务的重要性体现在先知在派遣穆阿兹后致也门联络人的一封信中，信中写道：“我已派遣我最优秀的人选前往你们那里。” 据历史学家伊本·伊斯哈格记载，先知 ﷺ 在穆阿兹出发前还就宣教方式对他进行了指导，其中包括：“要宽容，不要严苛；要传播福音，不要使人疏远。” 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也记录了该传述的一个版本。
穆阿兹在该地区不断奔走，不在一处停留过久，以最大限度地扩大他宣教的影响范围。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一地区后来成为了学者和商人们的出发点，他们将伊斯兰教传播到了世界许多地方，例如马达加斯加、东南亚部分地区（下文将讨论）以及其他地方。 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有考古证据表明，11世纪的泉州存在一座也门清真寺——其确切含义尚有争议——以及一块来自摩加迪沙、日期为1358年的墓碑。”
苏菲派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的宣教（daʿwah）努力，其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 一项针对现今哈萨克斯坦西部现存最古老伊斯兰遗迹的考古研究得出结论，这些遗迹是“在苏菲派伊斯兰教的影响下建造的，该派别在15世纪初之前一直对哈萨克草原保持着影响力”，这表明苏菲主义在该地区伊斯兰教的初步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进一步印证了早先关于苏菲派旅行者如阿布·哈桑·卡拉马提（Abū’l-Hasan al-Kalamātī）和阿布·哈桑·乌斯巴尼卡提（Abū’l-Hasan al-Usbānīkathī）（两人均活跃于）对伊斯兰教在中亚传播影响的推测。 10世纪）特别是在萨曼王朝统治时期（819-999年）。
同样，苏菲主义在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过程中也发挥了主导作用。克什米尔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争议地区，目前其人口中超过95%为穆斯林。 虽然很难确定克什米尔伊斯兰化的确切开端，但有记录显示，早在711年就有一位叙利亚穆斯林军事将领抵达那里，他可能是作为战俘被带去的。 还有记录显示，克什米尔的印度教国王曾请求派遣伊斯兰学者到他们的宫廷，下令将《古兰经》翻译成克什米尔语，并聘用穆斯林参与宫廷行政和军队管理。
然而，克什米尔伊斯兰教更确切可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23年，当时克什米尔的佛教统治者拉（Lha，又名仁钦）“皈依了穆斯塔法（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的宗教教义，以及穆尔塔扎（即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真理之路的正道原则，并真诚且坚定地信奉了伊斯兰教。” 仁钦（改信后名为马利克·萨德尔·丁）是一位“好奇且机敏”的年轻人，他“喜爱与博学之士为伍”。在与一位名为布尔布尔·沙阿（卒于1327年）的旅行苏菲派学者会面后，他深受启发，据称是因为他发现伊斯兰教“简单纯粹，没有繁文缛节、种姓制度和神职人员阶层”。
马利克在改信后不久便去世了，但在他去世前，他协助布尔布尔·沙阿建立了一座汗卡（苏菲派学校）和一座兰加尔·哈纳（社区厨房），每天为各种背景的穷人提供两餐。 许多克什米尔人在布尔布尔·沙阿的影响下改信了伊斯兰教。 他的学生之一艾哈迈德，后来在沙阿·米尔统治下成为了克什米尔的首席伊斯兰学者。沙阿·米尔曾是马利克的首席大臣，也是一位穆斯林，于1339年掌权。 沙阿·米里（或称斯瓦蒂）王朝由此开启；他的后代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统治着克什米尔。 正是在这一时期，另一位苏菲派学者米尔·赛义德·阿里·哈马达尼（卒于1385年）来到该地区传授伊斯兰教，开启了克什米尔伊斯兰教宣教的第二次浪潮。 除了克什米尔，游历广泛的哈马达尼还以其在叙利亚、伊拉克、花剌子模、中亚、印度，甚至可能包括萨兰迪普（斯里兰卡）部分地区的宣教而闻名。
苏菲派宣教的一个突出例子是巴阿拉维教团，该教团由也门哈德拉毛的穆罕默德·伊本·阿里·法基赫·穆卡达姆（卒于1255年）创立；因此，巴阿拉维人也被称为哈德拉米人。 很大程度上由于1258年蒙古征服巴格达导致贸易路线发生转移（下文将详细讨论），从14世纪开始，巴阿拉维教团的成员越来越多地经由印度前往马来-印尼群岛进行贸易、移民和宣教。 正如乌尔里克·弗莱塔格在研究该地区伊斯兰教时所指出的：“苏菲主义的兴起，以及从12世纪开始出现的苏菲教团，提供了对非穆斯林也具有吸引力的宗教实践。” 那些懂得读写、精通医术的魅力型苏菲派人士[...] 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同样吸引到了他们的圈子中。
巴阿拉维（Ba 'Alawi）苏菲派宣教（da'wah）在该地区为何如此有效——考虑到如今东南亚生活着约2.5亿穆斯林——本文其他部分对此有概述，尽管关于其影响仍需更多研究。 正如赛义德·法里德·阿拉塔斯（Syed Farid Alatas）所指出的，关于他们宣教的讨论在“东南亚伊斯兰教史的相关文献中明显缺失”。
宣教在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有效性，从一些当局为阻止穆斯林进行宣教工作而采取的疯狂措施中可见一斑。 例如，早期西班牙殖民者带来的被奴役的穆斯林经常逃跑，并在美洲原住民的定居点寻求庇护。 西班牙当局既担心伊斯兰教在其殖民地的传播，也担心非洲裔与美洲原住民联合起义的前景。 他们焦虑的程度反映在惩罚的严酷性上；1540年，一名被认为可能是穆斯林的逃亡奴隶在哥斯达黎加被抓回并被煮死；1560年，两名穆斯林因“在秘鲁库斯科实践并传播伊斯兰教”而被判刑（一人死刑，一人终身监禁）。 在16世纪，西班牙当局曾五次立法，试图限制穆斯林奴隶涌入殖民地；他们被描述为一种“不便”，至少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宣教活动。
秉承这一传统，穆斯林几乎在他们所到之处都以各种方式进行宣教，因此称宣教是伊斯兰教传播最重要的因素并不牵强。 本文中描述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例子，都以某种形式涉及了宣教。
贸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曾是一名商人，从历史上看，贸易在传播他的使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期征服后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土地，包括了前现代世界中一些最重要的贸易路线（例如丝绸之路的大部分）、商业中心（例如大马士革）和港口（例如亚丁）。 穆斯林还继承了横跨印度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 随着穆斯林商人的旅行，他们不可避免地——也可以推测，往往是非常刻意地——向非穆斯林展示了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印度西南部马拉巴尔海岸早期穆斯林社区的出现，是贸易在伊斯兰教传播中发挥作用的一个恰当例子。 伊斯兰教兴起前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经常造访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与来自更东方的商人进行贸易。 这些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有一座名为切拉曼主麻清真寺（Cheraman Jāmiʿ Masjid）的清真寺，被普遍认为最初是由穆斯林商人在公元630年——即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期间——建造的。
关于这座清真寺起源的叙述虽无法证实，但它确实表明了马拉巴尔海岸很早就存在穆斯林的可能性。 定居在马拉巴尔并与当地居民通婚的穆斯林商人，最终形成了今天在该地区普遍存在的马皮拉（Māppila）穆斯林社区。 据阿拔斯王朝历史学家马斯欧迪（al-Masʿūdī）记载，到10世纪时，一个名为赛穆尔（Saymur，位于现今孟买以南）的定居点居住着约1万名穆斯林。 其中许多人很可能是当地的归信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皈依伊斯兰教是为了摆脱作为受压迫的低种姓印度教徒的地位。
放眼更远的东方，中国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清真寺——西安大清真寺（据信建于公元742年）——坐落在丝绸之路最东端的城市（当时称为长安），这绝非巧合。 除了长安，早期的波斯和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也通过海路前往广州、泉州和开封；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者曼苏尔（al-Mansūr，卒于775年）曾夸耀说，他的新首都巴格达与这些商业中心之间的贸易往来畅通无阻。 公元877年，广州发生了一场叛乱，估计有12万名“非中国人”被杀，其中包括穆斯林、基督徒、犹太人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这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仅在广州就有多少穆斯林（其中大多数是商人）往来并定居。 贸易将穆斯林带到了远方的“新罗”（al-Shīla，即朝鲜半岛），到9世纪末，许多穆斯林已在那里定居。
在东南亚，有证据表明早在公元7世纪，阿拉伯商人就已经在该地区活跃，尤其是在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 在爪哇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可追溯至公元960年，船上有一个用于制作奖章的石模，上面刻着“al-mulk lillāhi al-wāhid al-qahhār”（“一切主权归安拉，独一无二、全能的主宰”）。 到了公元10世纪，穆斯林商人社区开始在东南亚定居，其中最著名的是占婆（越南），现今柬埔寨和越南的占族穆斯林即源于此。 到了公元11世纪，他们已活跃于现今的文莱和菲律宾地区。
东南亚伊斯兰化进程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是1258年蒙古人征服巴格达。 由于伊拉克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权威体系瓦解，波斯湾和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水系不再能作为从印度洋通往地中海（包括新兴的欧洲市场）的香料贸易主要路线。 红海航线随之兴起，其中包括亚历山大港、开罗、吉达、亚丁（哈德拉米传教士常从这里出发前往东方）、坎贝（古吉拉特和孟买）、卡利卡特以及皮赛（马六甲和亚齐）等港口。 弗赖塔格指出：“地位高且经济成功的[穆斯林]商人的存在，本身似乎就提供了一个非常值得效仿的榜样。” 皈依经济精英的信仰具有诸多优势，例如有望成为国际商业网络的一部分。”
到了公元14世纪，伊斯兰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已全面展开，并在马六甲苏丹国（1403-1511年）的繁荣时期达到顶峰；值得注意的是，坎贝和亚齐的统治者在15世纪初也已成为穆斯林。 据1507年访问马六甲的葡萄牙药剂师托梅·皮雷斯记载，马六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谁控制了它，“就等于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这指的是欧洲对经由该城市流转的香料贸易的依赖。
伊斯兰教在东欧的传播，为贸易在这一进程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提供了另一个例证。 20世纪30年代末，在黑塞哥维那的波托奇村发现了一枚阿拉伯银币，其年代可追溯至倭马亚王朝统治者马尔万二世（在位时间： 744-750年）时期。 在邻近的匈牙利，穆斯林曾担任宫廷的铸币师和货币兑换商，深度参与了海关系统，并控制了盐的生产和销售。然而，1222年的《金玺诏书》颁布后，规定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得在政府任职。 早在更早之前，国王拉斯洛一世（在位时间： 1077-1095年）曾提到匈牙利境内有一些被称为“以实玛利人”的商人，他们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但实际上仍信奉并践行伊斯兰教。 2013年，奥罗什哈扎一处墓地的挖掘工作显示，遗体埋葬时头部朝南（即按照伊斯兰教习俗，朝向克尔白方向）。 该村庄还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现象，即“缺乏猪骨”，且发现了测量工具，这强烈暗示当地居民是穆斯林商人。
贸易作为伊斯兰教传播途径的另一个案例是东非、中非和西非地区。 由于地理位置邻近，阿拉伯半岛与东非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就有着悠久的政治和贸易往来历史。 伊斯兰教出现后不久，商人们便率先将这一信仰引入该地区。 东非人与印度洋沿岸的穆斯林据点，特别是也门、波斯湾和印度的港口，建立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带来了大量的文化交流，以至于14世纪旅行的伊本·白图泰注意到，他在摩加迪沙（索马里）、蒙巴萨（肯尼亚）和基尔瓦（坦桑尼亚）享用的食物，在斯里兰卡（Sarandīp）也同样能吃到。 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传播”得到了7至10世纪从阿拉伯半岛源源不断涌入的难民的支持，其中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内战或自然灾害。 其中一人，阿里·本·哈桑·希拉齐，后来建立了基尔瓦苏丹国，其鼎盛时期覆盖了整个斯瓦希里海岸。 尽管有如此多的贸易和定居活动，但东非的伊斯兰化直到13世纪才开始加速。
苏丹的“巴克特”（baqt）协议在伊斯兰教向中东非地区的传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元652年，穆斯林军队在完成对埃及的征服后向南推进，并在东戈拉（苏丹）与努比亚军队相遇。 双方没有选择开战，而是达成了一项名为“巴克特”的和平协议，该协议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得到了显著的遵守。 “巴克特”协议使穆斯林学者和商人能够在该地区自由往来，从而将伊斯兰教引入了努比亚。 9世纪初，在阿斯旺以南的沙漠中发现了大量的黄金和祖母绿矿藏。 这促使埃及的阿拉伯贝都因部落（此时许多人已坚定地皈依了伊斯兰教）迁入该地区，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深入到今天的苏丹境内定居下来。 显而易见，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历经了数个世纪，可以说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才在努比亚地区取代了基督教。
在中西非地区，伊斯兰教同样是由来自北非的穆斯林商人引入的。 该地区最早形成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一些城镇并非偶然，它们是奥达古斯特（毛里塔尼亚）和塔德梅卡（马里），这两个城镇是著名的跨撒哈拉贸易路线的两个南端终点。 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卒于公元988年左右）记载道，加纳帝国的首都昆比萨利赫有一个穆斯林商人聚居区。 （注：此句已合并至上一条翻译中，此处为空） 分别在公元1009年和1040年左右，塔克鲁尔（塞内加尔）和加奥（马里）的国王皈依了伊斯兰教。 到1085年，伊斯兰教已在加奈姆（乍得-尼日利亚）迅速传播。 这些几乎全部由穆斯林商人发起的进展，为曼萨·穆萨等强大的非洲穆斯林帝国铺平了道路，而这些帝国反过来又促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正如上文所述。 而且，正如许多地方的情况一样，这里的伊斯兰化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当德国探险家海因里希·巴尔特在19世纪50年代穿越该地区时，这一过程仍在明显进行中。
移民
无论是被迫（如作为奴隶或难民）还是自愿（如经济移民）的迁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15世纪之后。 然而，历史上早有先例；事实上，阿拉伯半岛之外最早的穆斯林群体，是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世时，遵照他的指示前往阿比西尼亚寻求庇护的一群穆斯林。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被迫迁徙的穆斯林也曾进行过宣教（daʿwah）——上文关于宣教的部分已举过一例，另一个例子是贾法尔·本·阿比·塔利卜对阿比西尼亚统治者纳加什进行的有效宣教——但本文的观点是，他们仅仅在被安置地区的出现，本身就可以被视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种形式。 换句话说，正如西尔维亚娜·迪乌夫（Sylviane Diouf）等人所论证的那样，无论这些穆斯林去到哪里，他们通常都会随身携带关于伊斯兰教的具身知识。
被迫迁徙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将第一批穆斯林带到了“新世界”，为美洲早期穆斯林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要可靠地估计有多少非洲裔奴隶是穆斯林一直很困难，但他们的数量至少有几十万。 美国是一个有用的案例研究，它所拥有的穆斯林奴隶比例可能比美洲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被带到北美十三殖民地或后来的美国的非洲奴隶中，有24%来自塞内冈比亚，这使得他们很有可能是穆斯林。 佛罗里达州的圣奥古斯丁市是美国大陆上持续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欧洲城市，它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穆斯林奴隶劳工建造的。
渐渐地，这些被迫迁徙者的后代与伊斯兰教渐行渐远，但他们保留了足够的文化遗产意识，从而在20世纪初建立了伪伊斯兰社区，例如美国摩尔科学神庙（MSTA）和伊斯兰民族（NOI），并最终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大规模回归主流伊斯兰教。 如今，非洲裔穆斯林约占美国穆斯林人口的25%。
穆斯林被迫移民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案例，是通过荷兰东印度公司（DEIC）组织的印度洋奴隶贸易发生的。 现今南非已知的第一批穆斯林是来自东南亚的安汶马迪克人（Amboyan Mardyckers），他们于1658年抵达，并非作为奴隶，而是作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政治犯或雇佣兵。 然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很快开始将奴隶运往开普敦，他们通过袭击海岸，从东非、南亚（特别是阿拉干-孟加拉海岸）和东南亚群岛等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获取奴隶。 到1731年，开普敦42%的人口是奴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可能是罗兴亚穆斯林。
来自东南亚的受过教育的穆斯林——特别是谢赫·优素福·马卡萨里（Shaykh Yūsuf al-Maqassarī，卒于1699年）和端古鲁（Tuan Guru，卒于1807年），他们两人都是被流放的政治犯——在南非扎下了伊斯兰教的根基。 谢赫·优素福在赞德弗利特（Zandvliet）的农场成为了开普敦逃亡奴隶的避难所。 端古鲁于1793年建立了开普敦第一所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h），该市的第一座清真寺于1798年开放。 到1850年，开普敦约40%的人口是穆斯林；到1891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超过11,000人，部分原因是自1860年代起，来自南亚的契约劳工开始抵达。
自愿（或经济性）移民的例子更为常见，特别是因为自19世纪以来，这已成为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即使是像斐济这样偏远的国家——背后的驱动力。 一个例子是著名的阿富汗（和俾路支）骆驼夫，他们“帮助开拓了澳大利亚”，特别是广阔的内陆地区，在那里他们从事各种工作，从探险和执行救援任务，到铺设铁路和电报线路。 在此过程中，他们与欧洲或原住民女性结婚，并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通常围绕着一座小型、简易的清真寺而建。 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黎巴嫩穆斯林移民在19世纪末开始抵达，他们往往希望参与克朗代克淘金热或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其中一些人，如阿里·阿布查迪（Ali Abouchadi），成为了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并为加拿大现今的穆斯林社区奠定了基础。
跨宗教婚姻
在许多历史背景下，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跨宗教婚姻对于伊斯兰教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一个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关注的研究领域，因为通过这种方式皈依伊斯兰教的人大多是女性。正如玛雅·沙茨米勒（Maya Shatzmiller）在1996年所指出的：“不仅女性关于这一主题（皈依）的声音缺失了，而且史料还构建了一场将女性视角完全排除在外的史学辩论。” 在这一观察提出二十多年后，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伊斯兰历史上跨宗教婚姻与皈依之间的联系，但该领域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通过跨宗教婚姻实现的皈依，对于建立西班牙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大约在785年，罗马教皇哈德良（Pope Hadrian）写信表达了他的担忧，称西班牙的一些天主教徒似乎非常乐意与阿拉伯穆斯林家庭通婚；而在836年的科尔多瓦会议上，基督徒与穆斯林的结合受到了谴责。 一个著名的案例是西哥特王室成员阿拉蒙德（Alamund）的女儿萨拉（Sarah）。 她曾两次嫁给显赫的穆斯林，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她的后代形成了塞维利亚一些主要的穆斯林家族，包括巴努·哈贾吉（Banū Hajjāj）家族和巴努·马斯拉马（Banū Maslamah）家族。 她的后代之一是著名的历史学、费格赫（伊斯兰法学）和圣训（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录）学者伊本·库提亚（Ibn al-Quṭiya，卒于971年），他在讨论安达卢斯早期伊斯兰历史时，特别提到了他这位曾祖母的作用。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西哥特贵族塞奥多米尔（Theodomir，卒于743年）的女儿，她嫁给了一位名叫阿卜杜勒-贾巴尔·伊本·哈塔卜（ʿAbd al-Jabbār ibn Khaṭṭāb）的人。 这对夫妇的后代被称为巴努·哈塔卜（Banū Khaṭṭāb）家族，并形成了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学者家族，其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3世纪穆斯林在穆尔西亚的统治结束。
近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也提供了许多涉及皈依的跨宗教婚姻案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威尼斯的比阿特丽斯·米歇尔（Beatrice Michiel），她在1591年“选择了皈依，没有受到任何强迫或压力”，并将名字改为法蒂玛·哈通（Fatima Hatun）。 她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曾有过两段婚姻。为了逃离不幸的第二次婚姻，她逃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嫁给了一位名叫阿里·阿迦（ʿAlī Agha）的人。 她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贾科莫（Giacomo）在近十年后也追随母亲皈依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类似的案例是费伦茨·奇萨尔（Ferenc Csiszar）的妻子，史料中并未记载她的名字。费伦茨来自16世纪的瓦拉德（Várad，即今罗马尼亚奥拉迪亚）。 据报道，她前往布达（布达佩斯）嫁给了一名“土耳其人”。尽管这并非婚姻的必要条件，但极有可能涉及皈依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匈牙利从事传教工作的耶稣会士们注意到了这一趋势。 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以至于国王马加什·匈雅提（Matthias Hunyadi，在位时间：1458-1490年）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让他们苦等配偶归来，或者更糟糕的是，让他们亲自前往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从而在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1458-1490年在位）因此不得不致信教皇，请求允许那些配偶离家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男性——有时也包括女性——重新结婚，而不是继续盼着配偶最终回来；更糟的是，他们可能会跑到奥斯曼领土寻找配偶，并在这个过程中自己也皈依伊斯兰教。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一些达利特女性（即印度教种姓制度中处于底层的“不可接触者”）通过与穆斯林通婚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1924年至1946年间，至少有九起此类案例被记录在案，其中仅1926年的3月至5月间就发生了四起。 考虑到这些案例仅限于北方邦（UP）殖民警察部队因引发严重骚乱而登记在册的事件，实际的皈依率可能要高得多。 有研究指出，尽管当时北方邦的达利特群体中存在积极的宣教（daʿwah）活动，但“在许多个人皈依的案例中，特别是低种姓群体，（通婚的）原因既非传教也非教义信仰，而是出于爱情”，尽管这种浪漫动机“可能得到了更大流动性的助推”。
在更近的时期，跨宗教婚姻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是20世纪中叶，移民美国的穆斯林与拉丁裔女性通婚。 1947年一项关于芝加哥巴勒斯坦移民的研究显示，曾有一名男子娶了一位墨西哥裔美国女性并育有子女。 同样，在同一时期左右，也有记录显示南加州的也门穆斯林男子娶了墨西哥裔美国人，而哈莱姆区的南亚穆斯林则娶了波多黎各裔美国人。 到20世纪90年代初，仅南加州估计就有100名拉丁裔皈依伊斯兰教，其中大多数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与穆斯林结婚的女性。 她们皈依过程中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一名女性的皈依会带动她家族内的一连串皈依。” 皈依后，这些拉丁裔穆斯林女性带头在美国的拉丁裔社区开展宣教工作。
另一个近期的案例是香港的中国籍和菲律宾籍女性通过与南亚穆斯林结婚而皈依伊斯兰教。 来自英属印度的穆斯林在20世纪初作为英国殖民政府的雇员，首次大量抵达香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占领香港期间，许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女性嫁给了这些穆斯林。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香港的菲律宾籍家政工（大多为21至35岁的虔诚天主教徒）开始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并嫁给巴基斯坦穆斯林。 仅在湾仔区，1993年至1996年间就有100名菲律宾人皈依，占所有伊斯兰教皈依者总数的约70%，这一趋势在21世纪初依然强劲。
影响力人物
社会、政治和/或个人影响力人物皈依伊斯兰教，在历史上对于吸引他们的追随者、崇拜者、臣民和/或熟人走近伊斯兰教义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中，影响力人物的一个杰出例子是萨阿德·本·穆阿兹（Sa ʾ d ibn Mu ʿ ādh）。 萨阿德是叶斯里卜（麦地那）奥斯部落（Banu Aws）其中一个氏族的首领。 先知曾派遣穆萨布·本·乌迈尔（Mus ʿ ab ibn ʿ Umayr）去教导城里的皈依者并邀请其他人加入伊斯兰教，但萨阿德对此强烈反对并与穆萨布进行了对峙。 经过一番交谈，萨阿德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他召集了族人，询问他们对自己有何看法。 他们回答说，他是他们的首领，判断力卓越，且始终致力于维护他们的最大利益。 于是他告知族人自己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到了傍晚，他整个部落的人都追随了他。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向阿拉伯周边的统治者致信，含蓄地承认了他们作为社会影响力人物的角色，并邀请他们——以及通过他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统治者包括阿比西尼亚、拜占庭和波斯的君主，以及伽珊（拜占庭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附庸国）、亚玛玛（位于现今沙特阿拉伯中部的一个阿拉伯王国）和亚历山大的总督。
先知决定派遣这些信件背后的智慧，部分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世界许多地方，有影响力的政治领袖皈依伊斯兰教，是该地区伊斯兰教传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倭马亚王朝领袖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万（在位时间： 685-705年）的案例很有说明意义，尤其是因为它含蓄地揭示了这种过程（即通过影响力皈依）在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即使是在那些已经被穆斯林军队征服的地区也是如此。 （沙姆地区是阿拉伯半岛之外第一个完全处于穆斯林统治下的地区）。 然而，正如托马斯·卡尔森所论证的那样，叙利亚的伊斯兰化是一个“多层面的社会和文化过程”，即使到了1516年奥斯曼帝国征服该地区时——即在它处于穆斯林统治近千年之后——这一过程仍不能被视为已经完成。
许多因素在沙姆地区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其中之一是沙姆地区对早期穆斯林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倭马亚王朝（在位时间： 661-750年）选择了大马士革作为其首都。 倭马亚王朝寻求宗教合法性作为证明其统治合理性的手段，而叙利亚正是第一个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行动的地区。 阿卜杜勒-马利克将伊斯兰教在沙姆地区的传播作为一项政策：他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行政的官方语言，首次铸造了具有鲜明伊斯兰特色的钱币，设立了刻有“太斯米”（basmalah）的里程碑以帮助旅行者辨别方向，并下令在耶路撒冷建造了标志性的圆顶清真寺。
通过在沙姆地区制度化伊斯兰教，阿卜杜勒-马利克及其后该地区的其他影响力人物——包括著名的萨拉丁（Saladin，卒于1193年）等领袖，以及伊本·阿萨基尔、安-纳瓦维、伊本·泰米叶、伊本·盖伊姆、伊本·凯西尔和宰海比等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皆活跃于 公元 13世纪）——不可避免地使非穆斯林能够近距离接触伊斯兰信仰、实践和世界观。 由此，许多非穆斯林选择皈依伊斯兰教，有些人拒绝了它，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从中借鉴了某些内容。
在东南亚部分地区伊斯兰教传播过程中，一位重要的社会影响力人物是著名的中国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卒于1433年）。 在1405年至1433年间，郑和率领明朝船队进行了七次远洋航行，足迹遍布印度洋的主要港口，最远抵达了蒙巴萨（肯尼亚）。 有趣的是，郑和的许多船员和他一样都是回族穆斯林，其中一些人在航行期间还完成了朝觐。 郑和、他的穆斯林船员以及随后前往爪哇和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中国穆斯林使节，都通过建立清真寺，助力了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传播。 他们的开创性努力可以从这一事实中得到体现：如今，爪哇穆斯林人口已超过1.05亿，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中第四大族群（仅次于阿拉伯人、孟加拉人和旁遮普人）。 时至今日，该地区的许多清真寺仍以这位航海家的名字命名，例如印度尼西亚巨港的郑和清真寺。
一个关于社会影响力人物在伊斯兰教传播中作用的较近期的例子是瓦里斯·丁·穆罕默德，他是总部位于美国的伪伊斯兰运动“伊斯兰民族”（NOI）的最高领导人（1975-1976年在任）。 他在私下皈依逊尼派伊斯兰教后，逐步对“伊斯兰民族”进行改革，使其符合正统伊斯兰传统，并呼吁追随者们也这样做。 在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皈依伊斯兰教事件中，估计有7万名伊斯兰民族（NOI）成员跟随W. D. 穆罕默德加入了正统伊斯兰教的行列。
值得注意的是，影响力人物并不总是处于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由个人影响力人物主导的“草根伊斯兰化”也曾发生过。 例如，20世纪初坦桑尼亚东南部的林迪区和姆特瓦拉区就是这种情况。 在19世纪末，该地区大多数人还不是穆斯林，但如今穆斯林已占人口的绝大多数。 1910年至1950年间，许多皈依事件通过一种普通村民充当“关键调解人”的过程而发生。 穆斯林商人和苏菲派学者长期以来一直活跃在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海岸，但他们此前未能将伊斯兰教的信息传达到更内陆的农村地区。 在反殖民斗争达到顶峰（以1905年至1907年的马及马及战争为高潮）的同时，“一些在沿海地区待过的普通村民开始担任《古兰经》教师，而当地的宗族长老网络则支持清真寺的建设。” 德国官员将这些人描述为schamba-waalimu（“田间教师”）。 他们是“原本平凡的村民，因其学识和奉献精神而受到尊重，但既不特别富有，也没有很高的宗教仪式或社会地位”，但人们铭记他们是因为他们主动从沿海地区“取回”了伊斯兰教，并将其传播到整个地区。
另一个通过非社会优越地位的影响力人物实现皈依的案例，发生在伊斯兰历史的早期，即通过“马瓦里”（mawālī）庇护制度。 阿拉伯语单词mawla（马瓦里）可用于指代主从关系中的“被保护人”。 在当今被称为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统治早期，非穆斯林通常会成为新兴阿拉伯穆斯林精英的“被保护人”（即mawālī），以此作为保护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方式。 正如帕特里夏·克罗恩（Patricia Crone）所指出的，这并不一定要求被保护人皈依伊斯兰教。 然而，与穆斯林顾客接触的机会很可能影响了许多客户皈依伊斯兰教。 很快，许多“马瓦里”（非阿拉伯裔穆斯林）也有了自己的“马瓦里”，从而通过个人影响力网络产生了皈依伊斯兰教的“滚雪球效应”，这种情况在伊斯兰历史的前四个世纪尤为明显。
最后，关于通过意见领袖传播伊斯兰教这一话题，简要回顾理查德·布利特（Richard Bulliet）在该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论点非常重要。 通过对伊斯兰历史早期传记词典中所列人名的定量分析，布利特指出，伊斯兰教的传播速度非常缓慢，例如，从可辨识的基督徒名字转变为明显的穆斯林名字的缓慢变化率就证明了这一点。 布利特主要考察了中东、北非和西班牙，他还指出这一时期的区域“皈依曲线”呈“S”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皈依，曲线先是加速上升，随后趋于平缓，这暗示人们皈依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穆斯林的个人互动。
布利特将伊斯兰教的传播与新技术或新方法的扩散模型进行了有益的类比，这一过程通常也遵循“S”型曲线：“最初会有少数创新者采用新技术，随后它会产生从众效应，导致曲线中间部分的急剧上升，最后随着新技术潜在市场的饱和，新采用者的人数会稳步减少。” 因此，布利特认为，一个非穆斯林身边接触的穆斯林越多，与他们进行的个人互动越频繁，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可能性就越大，直到该地区大多数非穆斯林都已皈依。
二：对信息的接受
前面的讨论重点在于伊斯兰教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 至于个人为何接受伊斯兰教，这个问题更难探讨，仅仅是因为我们无法确定他们确切的动机。 一些皈依者，例如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写下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心路历程，从而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背后原因。 然而，在伊斯兰历史的绝大多数案例中，我们只能对其中最显著的三种动机进行大致推测。 这些动机已在上述例子中有所讨论，本节将对其进行详细阐述。
伊斯兰教对正义的强调
历史学家巴赫贾特·阿卜杜勒-拉蒂夫（Bahjat ʿAbd al-Latif）指出：“伊斯兰教的信息从诞生之初，就对穷人和弱势群体表现出极大的关怀，他们往往占人口的大多数；伊斯兰教旨在解放他们并提高他们的地位。” 这或许是接受伊斯兰教召唤的最强动力之一……理查德·伊顿（Richard Eaton）将其描述为“社会解放宗教”论点。
这一论点植根于伊斯兰教对追求正义的强调，这与其他允许（甚至鼓励）消极避世且仅承诺来世救赎的信仰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讨论伊斯兰教的起源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首次启示前亲自前往希拉山洞（Cave of Ḥirāʾ）隐修的原因时，艾哈迈德·阿夫扎尔（Ahmed Afzaal）认为：“迟早，一个敏感的人在面对残酷的不公正事实时所产生的意义危机，必须在社会和物质现实的领域中得到解决。” “虽然一个人的理想利益在于建立一种适当的神义论并对来世救赎抱有希望，但不公正的问题只有通过追求弱者、穷人和边缘群体的物质利益才能得到充分解决。” 因此，人们广泛注意到，先知 ﷺ 的许多早期圣门弟子（ṣaḥābah）都是麦加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类别的案例虽然看起来很容易被视为单纯的“功利性皈依”，但皈依者未必缺乏信仰。 许多弱势的皈依者，如圣门弟子亚西尔·安西（Yāsir al-ʿAnsī）和苏迈耶·宾特·哈亚特（Sumayyah bint Khayyat），皈依伊斯兰教并非仅仅因为它承诺改变他们的物质现实；如果真是那样，他们很可能会在导致他们殉道的严酷折磨下背弃信仰。 相反，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他们对伊斯兰世界观的真理性深信不疑，而这种世界观的吸引力包括但不限于其对社会和经济正义的强调。 当然，这并不是否认有些改宗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而是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便利性是其主要动机。
伊斯兰教“社会解放”吸引力的一个常见例子是伊斯兰教在南亚的传播。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是历史上最持久的社会分层形式之一，它将首陀罗（劳工）或达利特（“不可接触者”）等低种姓群体置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几乎没有社会向上流动的希望。 因此，南亚早期的穆斯林“努力将伊斯兰教传播给众多受鄙视、被排斥和受歧视的印度种姓群体。 当这些种姓群体意识到伊斯兰教建立在人类之间的正义、平等和团结之上时，他们便接受了伊斯兰教。” 英国官员在20世纪初仍观察到这一过程正在进行，印度历史学家如尼哈兰詹·雷（Niharranjan Ray）也对此予以证实。
在近代早期奥斯曼帝国的背景下，许多基督教女性选择改宗伊斯兰教，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更有利的处境。 英国的伊丽莎白·克雷文夫人（卒于1828年）曾评论说：“土耳其人在对待我们女性的行为上，是所有其他国家的榜样。” 奥斯曼帝国的穆斯林女性——在青春期即被视为法律主体——享有许多法律特权，包括在不受男性干预的情况下拥有和控制财产的权利，以及在法庭上登记申诉的权利。 非穆斯林的奥斯曼女性也可以进入这些伊斯兰法庭寻求裁决，并且经常这样做，她们更倾向于选择这些法庭，而不是自己所属的基督教或犹太教社区法庭。 她们特别看重穆斯林女性所享有的相对自由，即可以通过离婚来摆脱不美满的婚姻。 她们中的许多人更进一步，直接改宗了伊斯兰教。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找到。 在1941年纳粹入侵南斯拉夫后的几个月里，许多犹太人试图通过皈依伊斯兰教来逃避迫害。 在4月至10月期间，萨拉热窝至少有20%的犹太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或天主教。 乌斯塔沙政权（纳粹在克罗地亚当地的法西斯盟友）对此感到非常惊恐，因此迅速禁止了此类皈依行为。 尽管如此，南斯拉夫大穆夫提费希姆·斯帕霍（Fehim Spaho）仍敦促乌斯塔沙官员保护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并指示乌理玛（学者们）为他们提供庇护，许多人因此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
即使在今天，这种趋势在监狱的伊斯兰教皈依率中依然可见，尤其是在美国，该国的监禁率居世界首位。 美国每年有多达4万名囚犯皈依伊斯兰教，占监狱系统所有宗教皈依人数的80%左右。 囚犯皈依的原因多种多样，包括寻求保护（特别是为了远离监狱里的帮派和毒品文化）、作为忏悔和精神重塑的一种形式，或者是因为他们认为伊斯兰传统中对社会正义的强调至关重要。 最后这一点并非夸大其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穆斯林一直处于美国争取所有囚犯权利运动的前沿，即使在今天，他们仍被认为是监狱系统中“最具主动性的诉讼参与者”。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
伊斯兰教对团结的强调，使得穆斯林无论在物理上还是隐喻上距离“乌玛”（穆斯林社群）的宗教、人口和社会文化“中心地带”有多远，都能与之保持紧密联系。 践行伊斯兰教的必修功课有助于保持穆斯林个人以及偏远地区新兴的小型穆斯林社区的团结：礼拜（每日祈祷，最好是集体进行）帮助穆斯林在当地实现统一，而朝觐（在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生中至少去麦加朝觐一次）则帮助他们认同自己是全球乌玛不可或缺的一员。
例如，1909年11月1日，奥马尔·山冈（Omar Yamaoka）成为已知的第一位日本穆斯林皈依者，到12月10日他便已在吉达下船，准备前往执行朝觐，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山冈的下一个举措是在日本建造一座清真寺，为日本穆斯林提供一个实体化的团结空间；东京清真寺于1938年落成。 到那时，许多其他日本人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出现了一种在皈依后尽快去朝觐的趋势；1934年至1938年间，有八名日本穆斯林尝试进行朝觐，其中五人至少两次乘船前往麦加。
在上个世纪，穆罕默德·阿萨德（Muhammad Asad）和马尔科姆·X（Malcolm X）曾对皈依者在朝觐时所感受到的团结感和认同感进行了两次描述。
阿萨德以其《古兰经》英译本及注释而闻名，他于1926年皈依伊斯兰教，并在此后不久进行了朝觐。 在描述克尔白（Kaʿbah）的黑石时，他说：“先知深知，后世所有的信徒都会追随他的榜样：当他亲吻那块石头时，他知道未来朝觐者的双唇将永远在那里与他双唇的记忆相遇，在那象征性的拥抱中，他超越了时间和死亡，向他整个社群表达了爱意。” 当他前往阿拉法特山（Mount ʿArafāt）时，他感觉仿佛“风在我的耳边高声呼喊着狂野的喜悦之歌：‘你再也不会，再也不会，再也不会是一个陌生人了！’”
马尔科姆·X因1964年的朝觐经历而皈依了正统伊斯兰教。 他本人曾评论道：“如果朝觐的丰富多彩和真正的精神内涵能被适当地宣传并传达给外界，那么伊斯兰教在全球的皈依人数可能会翻两番甚至三番。” 因此可以说，朝觐巩固了山冈、阿萨德、马尔科姆·X以及无数其他人的皈依。
朝觐也充当了一种国际论坛和贸易市场的角色。 在前现代时期，朝觐之旅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许多穆斯林会有意延长旅程，在沿途的主要城市和贸易中心停留，向学者求学；他们还会长时间留在麦加和麦地那，交流新闻、知识和思想，并进行商品与服务的贸易。 这种交流不仅为新皈依者提供了融入穆斯林社群（ummah）的持续途径，还开启了可能促成更多人皈依的机遇之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里曼萨·穆萨在1324年至1325年间著名的朝觐。 据说他带领了一支庞大的商队，携带了大量的黄金，并沿途将其作为慈善和礼物分发，以至于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导致开罗、麦地那和麦加的经济多年陷入混乱。 他因慷慨散财而闻名遐迩，这激发了人们对他遥远王国的好奇心，从而开启了穆斯林商人、旅行者和学者源源不断前往马里的潮流。 在回程途中，他带回了许多伊斯兰文献以及几位学者，其中包括安达卢西亚诗人兼作家阿布·伊斯哈格·易卜拉欣·萨希利，他在廷巴克图定居，并受命负责主持该市著名的金格里贝尔清真寺的建设。 因此，他在廷巴克图崛起为西非杰出的伊斯兰城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正是从那里逐渐传播到该地区的其他地方。
当然，这种团结感不仅限于朝觐的经历。 例如，1894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选择派遣一位英国皈依穆斯林——利物浦的阿卜杜拉·奎利亚姆（他也因创办了英国第一座清真寺而闻名）——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位于现今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希塔-贝清真寺（该市第一座大型清真寺）的落成典礼。 他受到了西非各地穆斯林的热烈欢迎，该地区至少有一人，即约翰·托马斯·布里马，在阅读了奎利亚姆的《伊斯兰信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正如《塞拉利昂周报》所言：“利物浦伊斯兰教的存在……似乎为西非穆斯林注入了新的生命。”
伊斯兰教的普世性
奥马尔·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最精辟的阐述：“在历史上，伊斯兰教展现出一种文化包容性，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在中国，伊斯兰教看起来像中国文化；在马里，它看起来像非洲文化。 对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持续的文化适应力，是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文明长期成功的基石。” 这反映了艾哈迈德·伊本·罕百里、伊本·泰米叶等人所阐述的一项既定的伊斯兰教法原则，即所有习俗（ʿurf）在默认情况下都是允许的，除非被证明是禁止的。
理查德·伊顿在谈到孟加拉的伊斯兰化时曾指出：“伊斯兰教在孟加拉之所以不仅在历史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一种持续且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是因为它有能力适应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文化，同时又对两者进行了改造。” 对于伊斯兰教传播到的许多其他地区，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的传播之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是因为它通常以一种不破坏当地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方式进行。 这一点在当今的社会政治气候下尤为重要，因为许多伊斯兰恐惧症和反难民言论（特别是在欧洲）都是基于伊斯兰教对欧洲犹太-基督教遗产和文化构成所谓威胁的论调。
然而从历史上看，早期的穆斯林群体通常坚持一种独特的亚文化，他们采纳了主流（或霸权）文化中他们认为可接受的一切，并克制自己不去触碰那些他们认为与信仰明显冲突的事物。 穆斯林确实以文化敏感的方式向周围的非穆斯林展示了伊斯兰的传统和价值观，但并没有强加给任何人（尽管正如之前所讨论的那样，存在极少数例外）。
一个例子是文学在伊斯兰教向东南亚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一千个问题》这部著作。 据称，这是一部汇集了1000个问题的文集，是麦地那的犹太拉比阿卜杜拉·伊本·萨拉姆在决定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提出的。 它最初是用阿拉伯语编写的，后来被翻译成马来语和爪哇语。 特别是爪哇语译本，经过改编后更贴近东南亚人（无论是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并被用来展示伊斯兰教的论辩和智力力量，进而为非穆斯林提供了一部植根于文化的文本，以解答他们关于宗教（dīn）的疑问。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洋岛屿马约特岛上存在的不同伊斯兰“实践体系”，该岛人口仅约26万，其中97%的人认同自己是穆斯林。 学者们指出，马约特岛的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自己是穆斯林，他们对伊斯兰的忠诚在仪式和宇宙观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然而，尽管当地的“fundis”（教师）通常遵循《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言行范例）的权威，但该岛相对封闭的环境使得一些独特的本土传统得以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解读经典文本。 这些传统包括被称为“daira”的“宗教舞蹈”，以及严禁“fundis”参与政治的规定。
伊斯兰教普世性最显著的例子，或许在于它甚至能够同化蒙古人，尽管蒙古人曾对穆斯林世界的大片地区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 正如伊沙亚胡·兰达（Ishayahu Landa）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伊斯兰历史上一个相对罕见的案例，即统治者采纳了臣民的宗教，而不是反过来。” 在从成吉思汗庞大帝国中分裂出来的四个汗国中，有三个汗国的蒙古统治者在其去世后的一个世纪内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过程的细节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详述，但值得注意的是，蒙古皈依者在完全融入穆斯林社区的同时，依然保留了许多他们原有的文化信仰和习俗。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蒙古公主埃尔·库特鲁格·哈敦（El-Qutlugh Khatun），她在皈依后不久的1323年完成了朝觐。 伊本·哈贾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ānī）将她描述为“一位经常给穆斯林提供良好建议的虔诚穆斯林”，并提到她在旅途中慷慨地施舍（sadaqah），仅在麦加和麦地那就捐赠了3万第纳尔。 与此同时，她“头脑敏锐、勇敢且精通骑术”，她骑马（而不是当时惯用的骆驼），并亲自在阿拉伯沙漠中组织传统的蒙古围猎，为随行的朝觐者提供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