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图注：先知穆罕默德在库巴清真寺建设中与信众并肩劳作的艺术构想图。

副标题：伊朗学者深度解读：为何先知穆罕默德是与民同行的典范？
摘要：在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艰苦旅途中，先知穆罕默德并没有选择高高在上地指挥，而是亲自参与了库巴清真寺的建设。他与普通信众一起搬运沉重的石块，这种以身作则的领导力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人心，更成为了伊斯兰教义中“与民同行”的永恒典范。本文通过伊朗学者的视角，带你重温这段充满人文关怀的历史瞬间。

伊朗学者阿里雷扎·戈巴迪（Alireza Qobadi）近日指出，先知穆罕默德在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并停留于库巴期间，其言行堪称“以身作则”的领导力典范。

先知抵达库巴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建清真寺。尽管当时他刚结束从麦加出发的艰苦旅程，身体非常疲惫，但他依然下令立即动工。在土地选定后，先知更是直接加入到建设者的行列中，与大家一起干活。

据一位辅士（Ansar）回忆，他曾亲眼看到先知穆罕默德搬运一块巨大的石头。当他走上前想帮先知分担时，先知婉言谢绝了，并对他说：“你自己去搬一块像我手里这块一样重的石头吧。”

戈巴迪认为，先知的这种亲力亲为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参与建设的穆斯林，也向世人证明了他是一位能够带头践行伊斯兰教义的领袖。

“虽然他当时是一名长途跋涉的旅人，即便他只是站在一旁监督工程进度，人们也完全能够理解，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戈巴迪说道，“通过这种行为，先知展示了他是一位始终冲在践行教义最前线的领袖。”

他补充说，先知的这种行为对人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让大家更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增强了信众对他的爱戴与忠诚，还让清真寺的建设工作进展得更快、更扎实。

戈巴迪还提到，当时的人们深知先知与他们并肩工作的意义。他们曾感慨道，如果先知在干活时他们却坐着不动，“这种行为只会让我们陷入迷途与错误之中。”

本文由穆罕默德·阿里·哈格谢纳斯（Mohammad Ali Haqshenas）翻译。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伊本泰米叶争议：耿直为何成了他的“原罪”？

摘要：本文从马穆鲁克王朝的时代背景切入，讨论伊本·泰米叶为何在同时代学者群体中屡成争议中心，涉及伊斯兰学术传统、学者性格、宗教判断与历史人物评价等关键词，适合检索“伊本泰米叶争议”“伊斯兰历史人物”“马穆鲁克王朝学者”。



评判一个学者，最忌讳的，就是把他从自己的时代里拎出来。

一个人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面对什么样的问题，周围有哪些人，又为什么会与他发生冲突，这些都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必须考虑的。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谈伊本·泰米叶，就不能绕开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马穆鲁克王朝。

首先必须说清楚：

马穆鲁克王朝并不是一个“一塌糊涂”的时代。

它当然存在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司法和社会问题，但与此同时，这个时代同样拥有非常发达的伊斯兰学术传统。

伊本·泰米叶身边，并不是一群没有学问的庸人。

恰恰相反，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中，有不少人学识渊博，有原则、有担当，也为伊斯兰学术留下了重要的遗产。

所以，一个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同时代有这么多值得尊敬的学者，为什么偏偏伊本·泰米叶，会一次又一次成为争论甚至冲突的中心？

为什么其他学者能够在这个社会中继续讲学、著述、任教，而伊本·泰米叶却一次又一次陷入冲突，甚至多次被监禁？

难道伊本·泰米叶真的错误重重，甚至到了胡说八道、与伊斯兰传统格格不入的地步？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问题反而简单了。

只需要把他的著作拿出来，把他的错误一条一条列出来，用《古兰经》、可靠圣训以及前三代的言论去证明就可以了。

但历史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一个事实是无法绕开的：

伊本·泰米叶并不是一个没有学问、没有根基、突然冒出来挑战整个伊斯兰传统的人。

相反，他对《古兰经》、圣训、法学、教义学、经注以及早期学者著作的掌握，在同时代学者中都属于非常突出的一类。

当然，这不意味着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正确。

学者不是先知。

再伟大的学者，也不能因为学问渊博就自动获得“绝不犯错”的资格。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应该研究的，不是：

“伊本·泰米叶是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而是：

为什么一个如此有学问的学者，会和同时代的宗教权威产生如此剧烈的冲突？

我觉得，答案很可能不是简单的“他与别人意见不同”。

而是：

他挑战的，不只是某一个观点，而是一些已经形成的社会、宗教和学术秩序。

一个社会能够长期运行，靠的从来不只是信仰。

它还需要法学传统，需要司法制度，需要教育体系，需要学者之间的默契，也需要统治者、法官、学者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维持某种微妙的平衡。

这种平衡当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正确的。

但它能够让一个社会继续运行。

而伊本·泰米叶恰恰是一个不太愿意接受“因为大家一直都是这样，所以就应该继续这样”的人。

当他认为某些事情偏离了《古兰经》、可靠圣训和前三代的道路时，他会追问。

当他认为某些神学解释没有充分的经典依据时，他会追问。

当他认为某些已经成为社会习惯的宗教实践缺乏足够依据时，他仍然会追问。

甚至当他认为某些学术传统本身已经产生问题时，他也不会因为对方拥有巨大的学术声望，就自动停止争论。

于是，一个原本可以停留在书斋里的问题，就有可能走出书斋。

从学术争论，进入宗派争论。
从宗派争论，进入司法。

从司法，又进入政治。
最后，甚至进入监狱。

这就是伊本·泰米叶最令人感到矛盾的地方。

他的锋利，可能是他的力量。

但他的锋利，也可能是他不断制造冲突的原因。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把那些反对他的人全部描述成坏人。

这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

同时代那些与他发生冲突的学者中，确实有一些非常有学问、非常有影响力的人。

他们当中有人可能是真诚地认为伊本·泰米叶错了。

有人可能担心他的观点会引起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肩负着维护法学传统的责任。

有人可能认为，一个社会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坚持，就轻易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

这些顾虑，本身并不一定是邪恶的。
一个法官考虑社会稳定，并不是罪过。

一个学者担心宗派冲突，也不是罪过。

一个统治者希望社会保持稳定，更不能仅仅因此就被定义为邪恶。

所以，真正的问题其实是：

秩序应该维护到什么程度？

如果一个社会完全没有秩序，它会陷入混乱。

但如果一个社会把现有秩序当成绝对正确，那么秩序最终也可能变成僵化。

因为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只靠“过去一直这样”向前发展。

它需要有人维护秩序。
也需要有人指出秩序中的问题。

需要有人守护传统。
也需要有人重新考证传统。

需要尊重学者。
也必须承认学者可能犯错。

而伊本·泰米叶，恰恰是那个不断提醒当时社会：

稳定不等于正确。

社会能够平稳运行，也不代表它已经不需要改变。

这一点放到马穆鲁克王朝身上尤其值得思考。

马穆鲁克王朝当然不是一个毫无成就的政权。

恰恰相反，它在军事、城市建设、宗教教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历史遗产，而且在蒙古西征的压力下，最终成为抵抗蒙古继续向叙利亚和埃及推进的重要力量。

但一个政权能够抵抗外敌，并不意味着它内部就不存在问题。

一个社会能够维持秩序，也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了最理想的状态。

所以，一个社会真正需要的，并不是所有人都保持沉默。

它需要有人在秩序中工作，也需要有人不断指出问题。

而伊本·泰米叶，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不容易被“安置”到既有秩序中的人。

他可以接受传统。
但他会追问传统的依据。

他尊重学者。
但他不会认为学者绝对不会犯错。

他重视社会秩序。

但当他认为某种秩序与经典原则发生冲突时，他也不会轻易退让。

这就让他天然成为一个“麻烦的人”。
但历史有时候恰恰需要这种麻烦。

因为如果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只想着维持现状，那么它也许可以保持平稳，却未必能够不断纠错。

而说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今天批评伊本·泰米叶，都会拿一个问题出来：

“他是不是把真主描述成一个有身体、有形体的存在？”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

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们把伊本·泰米叶与比他早几百年的伊玛目阿什阿里放在一起，就会发现：

两个人都曾经面对“真主的属性”这个问题。

两个人都肯定《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真主的描述。

两个人也都反对把真主等同于受造物。

但他们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却有明显不同。

伊玛目阿什阿里在《伊巴奈》中，明确肯定真主有脸、有两只手、有眼睛，同时强调不能按照受造物的方式去理解，也不能追问这些属性的“如何”。

当时穆阿泰齐莱等神学家提出一个问题：

如果真主真的有“手”，那么这个“手”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个身体器官？

阿什阿里并没有接受这个前提。

因为“手”在人的身上是一种器官，并不意味着“手”这个词在所有存在者身上都必须具有同一种性质。

否则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甚至可以继续说：

人有生命。
真主也有生命。

既然我们所知道的“有生命”都是身体，那么真主是不是也必须是身体？

显然，这个推论不能成立。

因此，阿什阿里的基本立场是：

肯定真主所肯定的属性，但绝不把这些属性理解成与受造物相同。

而伊本·泰米叶面对“身体”这个词的时候，也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

“你说的‘身体’，到底是什么意思？”

因为“身体”并不是《古兰经》和圣训使用的术语。

它是后来神学、哲学争论中出现的概念。

不同的人，对“身体”有不同定义。
有人把身体理解为由部分组成的东西。

有人把身体理解为占据空间的东西。
有人把身体理解为能够被指向的存在。

如果这些定义本身都不一样，那么直接问：

“真主是不是身体？”

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问题。

伊本·泰米叶因此经常要求先把术语定义清楚。

如果“身体”意味着由部分组成、可以分裂、具有受造物性质的东西，那么当然不能这样描述真主。

但如果有人用另外一种哲学定义来使用“身体”这个词，那么就必须先讨论那个定义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其实体现了伊本·泰米叶非常鲜明的学术特点：

对于《古兰经》和可靠圣训已经明确肯定的内容，他主张肯定；对于经文和圣训没有使用的含混术语，他首先要求把词义说清楚。

所以，把伊本·泰米叶简单描述成：

“一个认为真主就是一个身体的人。”
这种说法，至少需要非常谨慎。

因为真正的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

而阿什阿里同样不能被简单描述成：

“一个否认真主所有属性的人。”

他的著作恰恰可以证明，他肯定《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真主的许多属性。

两个人的差别，与其说是“一个相信真主有属性，另一个不相信”，不如说是：

他们在如何处理这些属性、如何面对后来的神学术语，以及如何在肯定真主属性的同时维护真主超绝于受造物这一原则上，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而这恰恰让我们看到阿什阿里的另一个特点。

阿什阿里生活的时代，与伊本·泰米叶完全不同。

他面对的主要思想挑战之一，是穆阿泰齐莱以及更广泛的希腊哲学传统所带来的理性神学问题。

他发现，对方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成熟的理性论证体系。

如果传统派完全拒绝进入这个战场，那么很多问题可能根本无法有效回应。

所以阿什阿里采取了一种非常聪明的策略：

他使用理性论证的工具，进入对方熟悉的知识领域，然后在这个领域中反驳他认为错误的结论。

这不能简单说成“加入希腊哲学”。
凯拉姆不是希腊哲学。

阿什阿里也不是向希腊哲学投降。

恰恰相反，他是在利用理性论证的方法，为自己所理解的伊斯兰信仰进行辩护。

这就是阿什阿里的成熟之处。

他知道：

有时候，守护传统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新的工具。

如果新的思想已经进入你的社会，那么你必须学会如何回答它。

而伊本·泰米叶面对的，却是另外一个时代。

到了他生活的年代，很多思想已经不是“外面的东西进入伊斯兰世界”这么简单。

很多东西已经成为内部传统的一部分。
法学学派已经高度成熟。

宗教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法官体系已经建立。

神学传统已经发展。

苏菲团体也已经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是伊本·泰米叶面对的问题就发生了变化。

他经常不是在问：

“我们应该怎样回应一个外来的思想？”

而是在问：

“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这些传统，本身到底是不是符合《古兰经》、可靠圣训和前三代的道路？”

这就完全不同了。

前一个问题，是在外部思想面前建立防线。

后一个问题，却是在内部重新检查已经存在的东西。

所以，阿什阿里和伊本·泰米叶的方法不同，是非常自然的。

他们面对的敌人不同。
时代不同。
社会结构不同。

学术环境不同。
他们的选择当然也不会完全一样。

而这也让我越来越不愿意把伊本·泰米叶的历史简单写成：

“一个英雄对抗一群坏人。”
真正的历史，比这个复杂得多。

他可能是正确的。

他的对手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是正确的。

他可能指出了当时社会真实存在的问题。

他的某些表达方式也可能加剧了冲突。
他的对手可能维护了社会稳定。

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可能因为过度维护既有秩序，而阻碍了纠错。

这些事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需要做的，不是替任何一个人自动站队。

而是回到证据。

如果伊本·泰米叶错了，就用《古兰经》、可靠圣训以及前三代的证据证明他错在哪里。

如果他的对手错了，也应该用同样的标准指出他们错在哪里。

不能因为一个人坐过监狱，就证明他一定正确。

同样，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担任法官、教授或者得到统治者支持，就证明他一定正确。

学者的身份不是证据。
监狱也不是证据。

真正的证据，仍然是《古兰经》、可靠圣训，以及能够经得起学术检验的论证。

所以，如果一定要回答：

“为什么偏偏是伊本·泰米叶一次又一次走进监狱？”

我的答案是：

也许不是因为其他学者全部软弱，也不是因为伊本·泰米叶一个人掌握了全部真理。

而是因为：

他生活在一个需要秩序的社会，却又不断挑战已经形成的秩序；他尊重传统，却不断追问传统的依据；他尊重学者，却拒绝把学者变成不可质疑的权威。

这样的人，当然会制造麻烦。

但一个社会如果永远没有这种人，也同样值得担忧。

因为真正健康的文明，从来不是只有维护秩序的人。

它还需要那些敢于问一句：

“我们现在这样做，真的正确吗？”

而这，也许才是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伊本·泰米叶最重要的意义。

不是把他神化。
也不是把他妖魔化。

更不是因为喜欢他，就替他遮掩所有错误。

而是把他放回他真正生活的那个时代。
看见他的时代。

看见他的对手。
看见他的坚持。
也看见他的局限。

然后再问一句：

在真理与秩序之间，在传统与改革之间，一个学者究竟应该站在哪里？

这个问题，恐怕直到今天，都没有一个可以轻易回答的答案。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