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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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查看全部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80 次浏览 • 2026-10-26 05:52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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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清真寺信息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8 次浏览 • 2026-10-02 22:56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摘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阆中市巴巴寺(久照亭)深度探访。详尽呈现清康熙年间山门、大殿、歇山木构,以及长达10米、历经三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乾隆砖雕水磨照壁绝艺,展现巴蜀伊斯兰胜迹。
巴巴寺位于阆中市城区东郊,地处蟠龙山南麓。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巴寺,又名“久照亭”,巴巴,即阿拉伯语“祖先”之意。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伊斯兰教噶德勒夜教派大老祖师尔朴·董那希,随调任川北镇总兵马子云来阆传教,由于其学识渊博、医术高明,深受阆中百姓喜爱。康熙二十八年(1689)死于阆中,其弟子筹资将他葬在蟠龙山麓,并建久照亭建筑保护其拱北(墓),因大老祖师在阿拉伯语读音为“巴巴”,故将其陵墓建筑称巴巴寺。
巴巴寺每年由陕甘的噶德勒夜教派派弟子来阆中为尔朴·董那希守墓,相继建有花厅、生活用房的四合院等建筑,并有陕甘弟子、信徒远涉阆中朝拜巴巴寺,三百余年来共向阆中派了十七位守墓人。巴巴寺由山门、照壁、大殿、牌坊、花厅、井亭和园林组成,是一组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的清早期建筑群,也是国内少有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巴巴寺四周有围墙,里面面积很大,还有人居住,去的时候里面的主要建筑是关门的,只能从外面看看外貌。
此门不开,需往前走从另外一道门入
清乾隆年间砖雕水磨照壁,长约10米,高6米,上为歇山式屋顶,檐下为砖仿木斗拱,壁身饰有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的花卉、林木、竹菊和山水亭阁,堪称一绝,虽历经300余年风风雨雨,仍完好无损。照壁正面镂空雕刻写意山水,背面为古松劲竹,配以花卉,刀笔隽美,富有立体感。照壁底座为须弥座,五脊顶,飞椽镂空,工艺精美。 查看全部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摘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阆中市巴巴寺(久照亭)深度探访。详尽呈现清康熙年间山门、大殿、歇山木构,以及长达10米、历经三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乾隆砖雕水磨照壁绝艺,展现巴蜀伊斯兰胜迹。
巴巴寺位于阆中市城区东郊,地处蟠龙山南麓。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巴寺,又名“久照亭”,巴巴,即阿拉伯语“祖先”之意。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伊斯兰教噶德勒夜教派大老祖师尔朴·董那希,随调任川北镇总兵马子云来阆传教,由于其学识渊博、医术高明,深受阆中百姓喜爱。康熙二十八年(1689)死于阆中,其弟子筹资将他葬在蟠龙山麓,并建久照亭建筑保护其拱北(墓),因大老祖师在阿拉伯语读音为“巴巴”,故将其陵墓建筑称巴巴寺。
巴巴寺每年由陕甘的噶德勒夜教派派弟子来阆中为尔朴·董那希守墓,相继建有花厅、生活用房的四合院等建筑,并有陕甘弟子、信徒远涉阆中朝拜巴巴寺,三百余年来共向阆中派了十七位守墓人。巴巴寺由山门、照壁、大殿、牌坊、花厅、井亭和园林组成,是一组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的清早期建筑群,也是国内少有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巴巴寺四周有围墙,里面面积很大,还有人居住,去的时候里面的主要建筑是关门的,只能从外面看看外貌。

此门不开,需往前走从另外一道门入









清乾隆年间砖雕水磨照壁,长约10米,高6米,上为歇山式屋顶,檐下为砖仿木斗拱,壁身饰有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的花卉、林木、竹菊和山水亭阁,堪称一绝,虽历经300余年风风雨雨,仍完好无损。照壁正面镂空雕刻写意山水,背面为古松劲竹,配以花卉,刀笔隽美,富有立体感。照壁底座为须弥座,五脊顶,飞椽镂空,工艺精美。



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08-28 05:39
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摘要:本文围绕“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羊角坝清真寺、明代古兰经、蜀回文物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古经发现记——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
文\图:沙福权
西昌市是四川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回族人口约有28000人,清真寺23座,辖下有二回族乡:裕隆回族乡、高草回族乡。其回族定居的历史可远溯至元代。
据西昌沙氏、沙锅营马氏、泸山马氏、核桃村马氏、杨氏、刘氏等家谱记载,均于元末就定居于此。以上诸姓皆为回回穆斯林,因而伊斯兰教也随之而扎根于西昌。在历史上每个回回家族、每个清真寺均藏有《古兰经》。
2020年9月18日,西昌袁卫远阿訇在整理羊角坝清真寺的古物时发现了一部特殊的《古兰经》。
| 发现古经现场,左下角黑帽者为袁卫远阿訇。
该经为传统的三十本,老布外壳。每本长23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54或55页。现存二十七本。
| 古老的手抄本《古兰经》。
在翻阅此经时,发现经中有三处笔记:
第一处在第一本内中缝:“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
第二处在第十八本内页:
مقابلة
هذا المصحف كاتبه شيخ و إسمه اشباع ببرس زو، من كتبه إلي الان مائة سنة بل هو أكثر، وكرامته ان يسرقه الكافر ووضعه علي الجبل، يخفي له بالعلف ثم وضعت النار علي الجبل ويصير النار عبرا علفا والقرأن صحيح بقدرة الله وكرامته حتي الصباح وضعه الكافر علي الظهر مضي الماء والقران ان يوقع في الماء فتعاور بعيدا يرفعه هو خشب لو قرأ القرأن عده تاسعة وعشرين وإن قرئ فهو ثلاثون حتي الأن بدله لم يظهر الكرامة تا يوم سبة
سه سال آراسته آرتام شد
译文:“奇迹,此部《古兰经》乃أشباع ببرس زو(保巴巴老师祖)阿訇亲笔所抄,至今已有百年,乃至更久。本部《古兰经》曾有奇遇,当时被不信道者所偷,并将其藏于山上以草覆之,继而山火纵横,火源肆虐,《古兰经》却在真主的大能与奇迹下,直到次日凌晨依旧安然无恙。偷经贼又将其背于背上,洪流袭来,《古兰经》不慎落入水中,越漂越远,却如木板般漂浮。若有人欲诵读本部《古兰经》,清点时为二十九本,(分卷)诵读时却有三十本。时至今日,已有其它部《古兰经》替代了本部《古兰经》,故而它的奇迹再无显现。(落款为: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
第三处是除第二十二本外均在中缝有“沙崇岳计。”
据经中三处字样可知这经与沙崇岳有关,与西昌回回中关于沙崇岳所带回经的神奇传说有关:传说此经能避水火,装在经匣中点数时只有二十九本,分发于诵读时却又为完整的三十本。
一、沙崇岳其人
沙氏定居西昌后第四代。其父沙朝儒,其子沙提(相行)、沙綰。在沙氏家谱中没有对沙崇岳生辰的记载。但可从其子沙提归真日期和其孙沙九岱的生辰推断。
| 西昌《沙氏族谱》谱影及相关记载。
家谱记载:沙提归真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3年),年九十九岁。可以推算出其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九岱祖生于明朝嘉靖卅年(1552年)十月十五,终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初六。
二、此经与沙崇岳关系
据沙氏家谱记载:
“……沙崇岳祖走云南。
大理师祖保心鉴,降龙伏虎显手段。
他写天经三十卷,能避水火镇家院。
黑漆经箱装成器,岳祖亲身背回川。
凡吾崇岳后裔者,共尊管用莫私贪。
倘有锴后来借念,必定清还要兼全。
倘或迷失一卷者,百两黄金难赔还。
如有一人迷贪者,悖祖灭族究治干。
经与别房无相应,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
岳祖流传遗子孙。......”
由此可知该匣《古兰经》为云南大理经师保心鉴抄写。沙崇岳带回时有黑漆经匣装置,并讲到该经“能避水火镇家院”,这和西昌对该经的传述和第十八本内页记载相符合,为沙崇岳带回之经应确凿无误。但其中“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应是指此经写于永乐六年,到达沙崇岳手上时已经百年有余,不是此经书写时间。其第二十九本中缝所记“沙崇岳计”,按理解应为“沙崇岳记”。表明这经与他的关系乃是他背负而来,是为记。
三、沙崇岳在云南的经历
该经第一本内记载“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而且沙氏家谱提到沙崇岳是“走云南”,估计是经商为主。“南门里”应指地方,那就是大理古城内的西南角。沙崇岳回西昌时已经32岁。有可能当时在大理府南门里已经有了微薄产业。他选择前往大理并在那里经商是因为沙氏祖籍就是大理。“业”有两指,一是有了自己的产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他“购请”到神奇的此经作为家藏之业。他选择在南门里的原因应该是南门清真寺寺势恢宏,经堂教育水平高,影响力大。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十四日,观石于寺南石工家……是寺名崇圣寺……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中最古者……”。大理古城南门清真寺建于元代,位于古城西南隅,东至博爱路,西达城墙脚,南抵雷祖殿,北接武庙,坐西向东,共分三院,占地13200平米。历史上曾有“南北学堂”之称,经师荟萃,学子络绎,教育昌盛,规模宏大。
四、该经与羊角坝清真寺关系
西昌沙氏家族原居住于经久合营,在九字辈开始分房。
沙崇岳后人两个儿子沙提(相行)、沙綰。沙相行两个儿子:沙九端(居合营),沙九岱(居羊角坝)。沙綰六个儿子:沙九鼎(居西溪),沙九友(居西溪),沙九达(改名马尔达,居查察), 沙九正(改名保九正,居德昌永郎),沙九龄(居三杂榔),另有一个下云南。
此经当为沙崇岳之孙沙九岱(1552~1643年)或后人定居羊角坝时从合营携带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简单结论:
1、沙崇岳的出生时间
根据沙氏家谱记载沙崇岳之子沙提归真于万历四十年(1613年),活了九十九岁推断他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沙崇岳之孙沙九岱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归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按25~30年为一代人,就可推算出沙崇岳约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左右。这时距西昌沙氏始祖沙顺定居西昌(1392年)约103年,相隔四代,年序完全吻合。
2、该经在西昌的年代
沙崇岳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年32岁时从云南大理南门里业有小成后“购请”了该经回来。该经为保心鉴师祖写于永乐六年,并历经水火的侵蚀而安然无恙。
3、该经何时到的羊角坝清真寺
沙氏分房时该经由沙九岱一脉从合营带到羊角坝,并捐于清真寺用作海里凡学习和穆斯林群众家里过“乜贴”用。
疑问:该经第十八本内页之阿文记载为谁所写?据羊角坝老人回忆,该经在传说中因为其神圣而被偷的这段波折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但对于年代却无从考核。
在第十八本内页所写经文最后一句“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是否为描述此经是保心鉴师祖历经三年书写完成。
如果是沙崇岳所写那就证明该经曾经历大火、经历落水却完美保全这些事是在云南时发生的,也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之所以要“购请”这部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业”,并且在家谱上注明了此经“能避水火镇家院”之缘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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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摘要:本文围绕“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羊角坝清真寺、明代古兰经、蜀回文物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古经发现记——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
文\图:沙福权
西昌市是四川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回族人口约有28000人,清真寺23座,辖下有二回族乡:裕隆回族乡、高草回族乡。其回族定居的历史可远溯至元代。
据西昌沙氏、沙锅营马氏、泸山马氏、核桃村马氏、杨氏、刘氏等家谱记载,均于元末就定居于此。以上诸姓皆为回回穆斯林,因而伊斯兰教也随之而扎根于西昌。在历史上每个回回家族、每个清真寺均藏有《古兰经》。
2020年9月18日,西昌袁卫远阿訇在整理羊角坝清真寺的古物时发现了一部特殊的《古兰经》。

| 发现古经现场,左下角黑帽者为袁卫远阿訇。
该经为传统的三十本,老布外壳。每本长23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54或55页。现存二十七本。


| 古老的手抄本《古兰经》。
在翻阅此经时,发现经中有三处笔记:
第一处在第一本内中缝:“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

第二处在第十八本内页:
مقابلة
هذا المصحف كاتبه شيخ و إسمه اشباع ببرس زو، من كتبه إلي الان مائة سنة بل هو أكثر، وكرامته ان يسرقه الكافر ووضعه علي الجبل، يخفي له بالعلف ثم وضعت النار علي الجبل ويصير النار عبرا علفا والقرأن صحيح بقدرة الله وكرامته حتي الصباح وضعه الكافر علي الظهر مضي الماء والقران ان يوقع في الماء فتعاور بعيدا يرفعه هو خشب لو قرأ القرأن عده تاسعة وعشرين وإن قرئ فهو ثلاثون حتي الأن بدله لم يظهر الكرامة تا يوم سبة
سه سال آراسته آرتام شد

译文:“奇迹,此部《古兰经》乃أشباع ببرس زو(保巴巴老师祖)阿訇亲笔所抄,至今已有百年,乃至更久。本部《古兰经》曾有奇遇,当时被不信道者所偷,并将其藏于山上以草覆之,继而山火纵横,火源肆虐,《古兰经》却在真主的大能与奇迹下,直到次日凌晨依旧安然无恙。偷经贼又将其背于背上,洪流袭来,《古兰经》不慎落入水中,越漂越远,却如木板般漂浮。若有人欲诵读本部《古兰经》,清点时为二十九本,(分卷)诵读时却有三十本。时至今日,已有其它部《古兰经》替代了本部《古兰经》,故而它的奇迹再无显现。(落款为: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
第三处是除第二十二本外均在中缝有“沙崇岳计。”

据经中三处字样可知这经与沙崇岳有关,与西昌回回中关于沙崇岳所带回经的神奇传说有关:传说此经能避水火,装在经匣中点数时只有二十九本,分发于诵读时却又为完整的三十本。
一、沙崇岳其人
沙氏定居西昌后第四代。其父沙朝儒,其子沙提(相行)、沙綰。在沙氏家谱中没有对沙崇岳生辰的记载。但可从其子沙提归真日期和其孙沙九岱的生辰推断。



| 西昌《沙氏族谱》谱影及相关记载。
家谱记载:沙提归真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3年),年九十九岁。可以推算出其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九岱祖生于明朝嘉靖卅年(1552年)十月十五,终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初六。
二、此经与沙崇岳关系
据沙氏家谱记载:
“……沙崇岳祖走云南。
大理师祖保心鉴,降龙伏虎显手段。
他写天经三十卷,能避水火镇家院。
黑漆经箱装成器,岳祖亲身背回川。
凡吾崇岳后裔者,共尊管用莫私贪。
倘有锴后来借念,必定清还要兼全。
倘或迷失一卷者,百两黄金难赔还。
如有一人迷贪者,悖祖灭族究治干。
经与别房无相应,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
岳祖流传遗子孙。......”
由此可知该匣《古兰经》为云南大理经师保心鉴抄写。沙崇岳带回时有黑漆经匣装置,并讲到该经“能避水火镇家院”,这和西昌对该经的传述和第十八本内页记载相符合,为沙崇岳带回之经应确凿无误。但其中“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应是指此经写于永乐六年,到达沙崇岳手上时已经百年有余,不是此经书写时间。其第二十九本中缝所记“沙崇岳计”,按理解应为“沙崇岳记”。表明这经与他的关系乃是他背负而来,是为记。
三、沙崇岳在云南的经历
该经第一本内记载“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而且沙氏家谱提到沙崇岳是“走云南”,估计是经商为主。“南门里”应指地方,那就是大理古城内的西南角。沙崇岳回西昌时已经32岁。有可能当时在大理府南门里已经有了微薄产业。他选择前往大理并在那里经商是因为沙氏祖籍就是大理。“业”有两指,一是有了自己的产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他“购请”到神奇的此经作为家藏之业。他选择在南门里的原因应该是南门清真寺寺势恢宏,经堂教育水平高,影响力大。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十四日,观石于寺南石工家……是寺名崇圣寺……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中最古者……”。大理古城南门清真寺建于元代,位于古城西南隅,东至博爱路,西达城墙脚,南抵雷祖殿,北接武庙,坐西向东,共分三院,占地13200平米。历史上曾有“南北学堂”之称,经师荟萃,学子络绎,教育昌盛,规模宏大。
四、该经与羊角坝清真寺关系
西昌沙氏家族原居住于经久合营,在九字辈开始分房。
沙崇岳后人两个儿子沙提(相行)、沙綰。沙相行两个儿子:沙九端(居合营),沙九岱(居羊角坝)。沙綰六个儿子:沙九鼎(居西溪),沙九友(居西溪),沙九达(改名马尔达,居查察), 沙九正(改名保九正,居德昌永郎),沙九龄(居三杂榔),另有一个下云南。
此经当为沙崇岳之孙沙九岱(1552~1643年)或后人定居羊角坝时从合营携带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简单结论:
1、沙崇岳的出生时间
根据沙氏家谱记载沙崇岳之子沙提归真于万历四十年(1613年),活了九十九岁推断他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沙崇岳之孙沙九岱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归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按25~30年为一代人,就可推算出沙崇岳约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左右。这时距西昌沙氏始祖沙顺定居西昌(1392年)约103年,相隔四代,年序完全吻合。
2、该经在西昌的年代
沙崇岳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年32岁时从云南大理南门里业有小成后“购请”了该经回来。该经为保心鉴师祖写于永乐六年,并历经水火的侵蚀而安然无恙。
3、该经何时到的羊角坝清真寺
沙氏分房时该经由沙九岱一脉从合营带到羊角坝,并捐于清真寺用作海里凡学习和穆斯林群众家里过“乜贴”用。
疑问:该经第十八本内页之阿文记载为谁所写?据羊角坝老人回忆,该经在传说中因为其神圣而被偷的这段波折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但对于年代却无从考核。
在第十八本内页所写经文最后一句“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是否为描述此经是保心鉴师祖历经三年书写完成。
如果是沙崇岳所写那就证明该经曾经历大火、经历落水却完美保全这些事是在云南时发生的,也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之所以要“购请”这部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业”,并且在家谱上注明了此经“能避水火镇家院”之缘由了。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0 次浏览 • 2026-10-28 01:31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查看全部
蜀回源流与天府记忆:成都皇城坝回族聚居区历史变迁与人文风貌考述
摘要:
由出身成都回族世家的苏菲先生撰文,深情回顾成都市青羊区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的历史源流、清真古寺分布、传统行业习俗以及近现代成都回族投身社会进步事业的时代记忆。
成都回民今昔谈
作者:苏菲
(作者苏菲出身于成都回族世家,从小生活在成都皇城坝、金家坝等传统回民聚居区,熟悉本地回族历史与民情。20世纪40、50年代,以回族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动员回族青年参与解放事业,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成都回族进步青年领袖。曾任成都西北中学副校长。)
【编者按】成都市青羊区,自古即为多民族聚居之地,其中少数民族中回族历史最悠久、人口最多。据全国人口历史次普查资料,成都青羊区内回族居住人数之多,仅次于汉族。回民因其生活习惯,居住较为集中。解放前,市区内大多聚居皇城坝、西华门等附近街道。新中国建立后,因旧城改造,主要居于市区之西御河沿街和祠堂街两办事处辖区内。少数因拆迁等原因散居其他地段。为了尊重回民素有围绕清真寺聚居之习俗,成都市人民政府曾决定,“将陕西街、小西巷、京剧院一带作为回民聚居区进行规划建设。”
(一)
13世纪以来,部分中亚细亚人、迁居中国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汉、维吾尔、蒙古等族人长期相处过程中,形成了回回民族,信奉伊斯兰教,后称回族。元代至元元年(1264年),阿拉伯武将赛典赤・赡思丁归顺元帝,受封分镇四川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部属、部属家眷、工匠、阿訇、随行商人于成都及附近各地实行军民屯田,大批回民在四川成都定居,生殖繁衍,发展起来。到明代,从陕甘、湖广、云南迁移入川到成都的回民更多。明代洪武初,回民在城内鼓楼街修建了清真寺(鼓楼清真寺);明代天启前,回民又在城北郊凤凰山附近赛云台建清真寺,进行宗教礼拜、聚会。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发生长期战争,清军与张献忠起义军之战,人民流离死亡,成都沃野荒芜,人几绝迹。清康熙初年,吴三桂为清兵先驱,镇压四川、陕西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四川居民惨遭摧残,田园又一次荒弃。清政权稳定后,曾多次向四川移民,即后人所称 “湖广填四川”。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从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入川移民中,有不少回民来成都入户。康熙年间,清廷迁移湖北麻城县孝感乡回民填川,安置于南溪李庄镇、犍为罗成铺、仁寿青杠垭、内江观音滩和隆昌殷家坝等地,子孙相继,户大人多,原来插占土地已不能维持最低生活,青杠垭部分回民,首先迁来成都谋生,看中被战争夷为废墟的皇城坝(五代时前蜀王王建宫殿遗址,今人民南路一段),搭棚摆摊,宰牛羊、卖小吃、开饭馆,生意兴隆。散居川南各地回民闻风而至,纷纷在皇城坝周围定居。岁月既久,皇城坝周围二十余条街巷,也聚居许多回民,其中,以西华门街一带尤多,也有定居西郊土桥镇者。
同治十二年(1873年),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清廷把俘虏的回民编为若干营,押送成都附近管制屯田,约一千余户,新都弥牟镇安置七个营,成都北郊二台子安置一个营,崇宁(现为唐昌镇,属郫县)地区安置两个营。清末民国时期,西北、两湖、广西、江南各省回族商人,调任官吏也不断来成都定居。1950年以来,支援四川成都三线建设,各省不少回民,也随之来成都定居。据记载,民国时期,成都市区有回民五、六千人(鼎时期达万余人),而建国至今,成都市(含区县)共有回民一万五千余人。
(二)
成都回民从清季到民国时期,郊区居住者多从事农业劳动,其次做小本生意,卖牛羊肉、羊毛加工、家庭小手工业;城内居住者,多开饭馆面店,牛羊肉店,少数从事百货、药材、茶号。不少回民,曾在清代由士兵因功屡升为提督、参将、守备、管代等官,武功盛极一时。民国时期,部分由官弁学堂等学校出身,在四川军队任副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等。也有极少数任高级幕僚,如军参谋长、省秘书长。而贫穷回民,多有从小入清真寺受经堂教育,为 “海里凡”(学生),高级班毕业,上层回民给予“穿衣”(认定其学品优良,堪赠阿訇礼服),为阿訇(教士),可被任命为清真寺专职阿訇。总之,广大回民,自清代到民国,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回民青年出路狭窄,故有顺口溜云:“不宰牛,就宰羊,不打锅魁就吃粮。”(吃粮者,即当兵、当警察也。)民国后期,回民军政公务人员中和较富有的工商户后代男女,多受中高等教育,毕业后亦在军政界、中等以上工商业单位供职,文化层次与经济生活略有改善。直至建国以来才有较显著发展,据1959年调查记载回民在东城区、西城区、郊区的5134人中就业人数2237人,职业类别大致如次:机关干部153人,工矿企业671人,民办厂组238人,文化教育191人,财经贸易447人,医药卫生80人,交通运输167人,农牧业169人,军队17人,宗教25人,临时工79人。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民族政策贯彻执行,成都回民受教育机会增加,生活大有改善。
(三)
清代至民国期间,成都回民中有识之士对文化教育有所倡导。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马履安、马馨吾、伍海澄、苏元泰、马仪亭等发起,集资创办清真小学堂。1925年,马弼臣、马履安等创办清真女子小学校。1943年,清真八寺董事会创办基础小学于人寿巷(原八寺巷)清真八寺内,余济和、余明琇先后任校长,招收附近贫苦回民子女免费就读。抗战军兴,北平回族西北公学疏散迁川,董事长白崇禧、校长孙绳武,委托北平回民金鼎铭来成都与回民上层人士马德斋、马宝之、马鹤筹等筹商改办成都市私立西北中学于皇城坝贡院街,马德斋任董事长,金鼎铭、韩怡民先后任校长。之后,远近各地回族男女青少年及西北回族学生得有初、高中求学机会。
1950年初,成都市回民组织(回大会常委会)将清真小学、清真女子小学、基础小学合并为成都市回民小学,苏菲、哈绍祖、余明琇、伍剑秋、马文玉等先后任校长。同年初,接管西北中学,韩怡民、苏菲、兰绍先等回民先后任正副校长。在党的领导下,实行学校机构改革,贯彻“教导合一”的方针,并对回族男女青少年入学可享受免费和补助金,于是回族子女入校求学者骤增,全校学生亦增至一千余人。
清季,余海廷、余泽州父子创办成都宝真堂,刻印伊斯兰教汉译经笈出版发售,如《巴巴》(阿拉伯文拼音书)、《赫厅》(《古兰经》摘要)、《杂学》(穆斯林功课),远销北京、陕西、甘肃等地,至今北京、宁夏尤有宝真堂经笈影印本。1928年余泽州将所有刻板移赠四川省回教俱进会(至今多藏皇城清真寺经书楼),自去麦加朝觐,出版事业停顿。
(四)
成都回民,自13世纪定居以来,以其民族性格豪放、民风朴实善良及勤劳勇敢、团结互助等美德,人才辈出,兹仅从清代鸦片战争至建国后,一百余年来的回族著名人士,择其一、二记述于次:
江长贵(?—1876年)字良臣,祖籍四川盐亭,晚年定居成都,由士兵因功屡升至湖北提督、调直隶提督、福建陆路提督,平生轻财重义,捐资家乡建松柏桥,创义学、办松柏书院,修清真寺及重修福建泉州清真寺等。
马宗融(1892—1949年)现代作家、翻译家、回族文学活动家,复旦大学、川大、台大教授,早年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归国后从事翻译、创作,出版有《拾荒》散文集、《春潮》等,系巴金老友(马宗融去世后,其遗孤马小弥、马绍弥由巴金抚养,视如己出)。
马德斋(1891—1958年)名毓智,官弁学堂毕业,国民党95军副军长,回教协会四川分会会长,建国前四川回族领袖人。
罗裕生(1869—1954年)著名骨科医生,著《伤科中西独步》。
贾树三(1902—1954年)(马宗融的发小)四川竹琴著名艺术家,省曲艺委员会委员,人称竹琴泰斗。
其他如马正江、马古泉、杨兰田、马裕隆等,于回族武术、阿訇、实业界颇负盛名。
(本文写作于20世纪90年代)
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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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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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探访:昔日宁远府三十六坊之首的清代古寺
摘要:
走进四川凉山州西昌建昌古城核心区的吉羊巷,探访曾为清代宁远府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的吉羊巷清真寺(建城清真寺)。27张实拍记录古巷演变历史、清代四合院落式殿宇及参天古木掩映下的幽静景致。
吉羊巷是建昌古城核心区域东南片区中的一条狭长的巷子,南北走向,北达府街,南连涌泉街。巷子地势北高南低,长约 280 米,宽约 3 米左右,石板路面。从前,巷子里有一条清澈小溪由北往南潺潺而流,此巷附近聚居的回族群众经常在此宰羊,故名宰羊巷。

民国时期,有人认为宰羊巷名称不太文雅,将其更名为吉羊巷。1966 年又被改名为红光巷。1981 年复名吉羊巷。

吉羊巷中段有一座清代风格建筑院落,这便是历史悠久的吉羊巷清真寺,又称“建城清真寺”(简称“城寺”)。1995 年,西昌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布西昌市清真城寺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吉羊巷清真寺曾是宁远(西昌在清代雍正时改名宁远,为府治所在地)三十六坊清真寺之首,西昌穆斯林文化中心,寺内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现为凉山彝族自治州伊斯兰教协会所在地。


吉羊巷清真寺六百多年的历史与西昌古城发展和时代变迁息息相关,它是西昌古城乃至西昌发展的历史见证和缩影。

吉羊巷清真寺始建于元代泰定年间(1324 年—1327 年),由六十多户回回人集资在城区老西门(原西昌城厢粮站,现五十三号家园)兴建,为元式建筑;明万历二年(1574 年,注:寺内另有碑刻记载迁建时间为 1494 年,即明弘治七年,寺内阿訇代代相传是明洪武时期因修城墙迁来,因此准确迁建时间待考),西昌修古城墙,清真寺与时任建昌都指挥(俞)对换位置,迁现址重建,原老西门清真寺归俞氏,被改建为俞姓家庙;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建昌左营游击安永淑带头捐资对年久失修的清真寺进行了全面重修;清道光三十年(1850)秋地震,正殿及抱厅、两廊损坏,仅稍加维修,沿用至光绪元年(1875)重建,前后历时 6 年得以竣工;1921 年,中国回教俱进会西昌分部设于该寺;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亦设于寺内;“文革”期间,清真寺殿房被占用,部分用作教室、保管室等,寺内许多珍贵的牌匾等历史文物遭到严重损毁,清真寺左右两侧许多土地被占用;1983 年,政府补助经费对清真寺进行了整修,回族群众中断近 20 年的宗教活动得以正常恢复;1991 年,穆民捐资修复了被拆的过厅; 1995 年,拆前院北侧厢房修建了一幢砖混结构三楼一底的办公住宿楼和一幢一楼一底的淋浴室。2019 年,又对前院南边厢房、内院南北厢房和厕所进行了重修。近年,政府着力打造建昌古城,吉羊巷清真寺正迎来一次大规模的整修。

迎着仲夏雨后的朝阳,笔者骑自行车从建昌古城大通门进来,经涌泉街到吉羊巷清真寺。古城里为营造仿古效果而刻意打造的石板路面有些凹凸不平,骑行在上面稍显颠簸,恍惚间我成为穿越时空而来骑马征战和屯垦的将士,又或是骑行在悠长而崎岖的茶马古道上的商贾。石板路面上低洼处零星积雨尚未完全消退,在阳光映照下反射出耀眼的光芒,就像镶嵌在路上的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又仿佛昭示着古城未来灿烂和辉煌。到达吉羊巷清真寺门口,觉得比以前开阔明朗了许多。附近大多数民居都拆迁了,新打造的古城街巷显得更加宽敞明亮、古色古香。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升级改造工程预计还要 3 个月才能全部完成,整修全部完成后将免费向公众开放。(编者:后文中关于清真寺的布局介绍是此次整修前的状况,整修完成后可能会有所不同)。

吉羊巷清真寺原占地面积达数十亩之多,经过数百年发展变迁,目前清真寺仅存从大门到大殿的这一块核心区域,面积二亩多,建筑面积八百多平方米。它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殿宇建筑,坐西向东,原本是一个标准的三进四合院,现大殿后的院子只有狭窄的一小块了,严格来说只能算是二进的四合院。整个清真寺有三道大门、两个院子、三棵数百年的柏树,大殿前一对石狮子,格局规整;寺内匾额、楹联用中阿文书写,富丽堂皇、古色古香;院子回廊步道洁净无尘;院内绿植荫翳生机盎然。


清真寺大门对面的照壁上,白底黑字的“祛妄寻真”四个篆书大字尤其显目,相传这是清光绪年间宁远知府唐承烈所书。清真寺大门口左右两边门墙和呈八字形的两面影壁,是四幅白底黑字的精美且寓意丰富的吉祥阿文,翻译为中文分别是:左面影壁“愿真主赐予你们平安”,右面影壁“你们要紧紧抓住真主的绳索不要分裂”,大门左面门墙“真主的慈悯是临近一切行善者的”,大门右面门墙:“真主所喜爱的宗教是伊斯兰教”。古朴的绿色木质板门,是伊斯兰神圣信仰的象征,连接木板门两侧的竖形木条栅栏有些像古代衙门口栅栏。大门上方悬挂着“清真礼拜寺”的匾额,站在巷子里,抬头仰望门顶,好像看见了元明的天空。大门整体显得庄严肃穆又有些许神秘。




走进大门穿过门房来到前院,左边一棵笔直高大的古柏树越过厢房顶直插云空。据说,以前寺里共有八棵古柏树,大门口、前院、内院、后院各有两棵,现在仅存三棵了。右边一株数百年的紫薇依然枝繁叶茂。前院两边回廊的墙上有许多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楹联、律文。正前方圆形拱门上是中文“清静真境”和用阿文书写的经文装饰。

穿过圆形拱门进入内院,两边回廊墙壁上镶嵌着记述清真寺建修、寺产购置等内容的历史碑刻。内院里两棵高大的古柏树分别耸立在大殿抱厅门前左右,就像两位威武的武士守卫着这庄严的殿堂。内院右侧靠近大殿抱厅大门处有一口古井,原曾经是寺内主要水源,井水甘甜可口。

经过内院来到抱厅,红色圆形大门上用阿文书写着金色的经文装饰。抱厅是清真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商谈要事、讲经教学的地方,当然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外围。抱厅开间 13 米,进深 8 米,顶脊高约 5 米多。进入抱厅,顿时感觉一派庄严肃穆的气氛。抬眼仰望,空旷高大的左右两廊壁上“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个红色大字赫然醒目,壁上、樑上、枋上及柱子上都挂满了用中文和阿文书写的历代匾额、楹联等书画作品,无声地讲述着伊儒会通的历史,是中华传统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互交融、和合共生的鲜活体现。


抱厅紧连礼拜大殿,礼拜大殿是悬山式,开间 13 米,进深 16米,顶脊高约 8 米多,比抱厅更加显得高大巍峨。殿前立柱以龙形图案作装饰题材,推开 18 扇镂空雕花的殿门,就进入礼拜大殿,这里是整座清真寺最神圣的地方,二郎担山的屋架,悬挂的对联、匾额展示着它的魅力。这是本坊穆斯林民众礼拜诵经的圣洁之地。殿内藏有清朝光绪年间马文源抄写的抄本《古兰经》30 卷,字体苍劲,落落大方,是不可多得的书法佳品。
吉羊巷清真寺内碑刻和匾联,在上世纪“文革”时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碑刻被砸毁,匾额楹联遭损毁丢失,本坊阿訇和穆民想方设法得以部分保存下来。在现存的碑刻中,多是记述清真寺建设和维修、寺产变化及捐资人名录。从这些碑刻上罗列的众多为建修清真寺捐资人名单,我们可知当年修建整修清真寺的不易,也能窥见穆斯林群众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同心合力的团结精神。碑刻中尤以刻立于清光绪八年(1882)的建修碑记最有价值,对清真寺建修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和记述,为后人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

遗存的匾额和楹联,多数是虔诚的穆斯林群众敬献给清真寺,其中不乏回族名流和官员,也有地方官员留下的墨迹。其中“敬天法祖”匾额是时任建昌路总管摄观察事的张元凯于康熙五年(1666)所书立;“祛妄寻真”篆书匾是时任建昌守备营副将买国良于乾隆十一年(1746)所敬献(注:原匾已毁,现匾为其后人 2005 年根据清真寺照壁唐承烈所书字迹复制);“克己复礼”匾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秀才杨映松(光绪元年主修清真寺的建昌左营游击杨世才之子)所敬献;“开天正道”匾为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任建昌左营游击会盐游击马进孝所敬献……




吉羊巷清真寺曾在西昌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40 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西康省分会由康定迁至西昌,分会址设于吉羊巷清真寺内,利用清真寺房屋和相邻的马家祠堂,创办了伊斯兰小学(又名西昌清真寺吉羊巷小学)。1944 年在伊斯兰小学基础上又在清真寺附近的中营坝(今州防疫站住宿区)选址创办了健生中学,1946 年又办阿拉伯文专修班,1952 年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改为公办(伊小先是改称四小后,最后改称五小,健中先改称伊斯兰中学,后改称“西昌二中”,一年后并入“西昌中学”即现在的西昌二中);1959 年,政府在清真寺后面拆迁了部分民房,新建了一些教室,清真寺才又成为纯粹的宗教活动场所。伊斯兰小学和健生中学虽然存续时间仅有十多年时间,但因起初办学规格较高(伊斯兰小学校董会成员有丁珍亭、杨镜熙、杨笃生等西昌回族知名人士,健生中学校董会更是有白崇禧(字健生)、刘文辉等民国政府和西康省军政要员在其中),又逢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大批内迁的各界人士来到西昌,带来先进的思想和文化。因而具有较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出色管理水平,深得学生和社会好评。特别是丁珍亭校长的治学精神,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这两所学校为西昌培养了许多优秀学员,活跃在西昌各行各业建设队伍中,很多都取得不菲的成绩。

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主要宗教活动与社会活动场所,也是穆斯林群众的精神家园和文化教育活动中心。吉羊巷清真寺地处城区,因其所属坊民主要为来昌任职的军政人员、师儒及经商人员等,经济条件相对较好,文化程度较高。根据现有相关资料,西昌历史上曾有许许多多的知名回族人物归属本坊:脱力世官、哈元生、买国良、唐承烈、闪殿魁、撒时雍、撒绪、撒关山、叶蕃、叶增辉、马骀、丁珍亭、张秉铎、刘裕芳……他们为吉羊巷清真寺建设发展,以至于西昌的发展进步都做出了贡献。

结束走访,离开吉羊巷清真寺时熊明忠阿訇告诉我,清真寺改造全面完成后将对社会免费开放。告别清真寺走到不远处,我回首看见寺傍新建的回坊街上望月楼和寺内唤礼楼高耸的塔顶,想起距清真寺不到百米的地方,政府在此次古城升级改造时,还专门规划有一个回族民俗展陈馆,全新的古城里又将增添一抹回族文化的艳丽色彩。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清真寺信息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8 次浏览 • 2026-10-02 22:56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摘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阆中市巴巴寺(久照亭)深度探访。详尽呈现清康熙年间山门、大殿、歇山木构,以及长达10米、历经三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乾隆砖雕水磨照壁绝艺,展现巴蜀伊斯兰胜迹。
巴巴寺位于阆中市城区东郊,地处蟠龙山南麓。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巴寺,又名“久照亭”,巴巴,即阿拉伯语“祖先”之意。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伊斯兰教噶德勒夜教派大老祖师尔朴·董那希,随调任川北镇总兵马子云来阆传教,由于其学识渊博、医术高明,深受阆中百姓喜爱。康熙二十八年(1689)死于阆中,其弟子筹资将他葬在蟠龙山麓,并建久照亭建筑保护其拱北(墓),因大老祖师在阿拉伯语读音为“巴巴”,故将其陵墓建筑称巴巴寺。
巴巴寺每年由陕甘的噶德勒夜教派派弟子来阆中为尔朴·董那希守墓,相继建有花厅、生活用房的四合院等建筑,并有陕甘弟子、信徒远涉阆中朝拜巴巴寺,三百余年来共向阆中派了十七位守墓人。巴巴寺由山门、照壁、大殿、牌坊、花厅、井亭和园林组成,是一组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的清早期建筑群,也是国内少有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巴巴寺四周有围墙,里面面积很大,还有人居住,去的时候里面的主要建筑是关门的,只能从外面看看外貌。
此门不开,需往前走从另外一道门入
清乾隆年间砖雕水磨照壁,长约10米,高6米,上为歇山式屋顶,檐下为砖仿木斗拱,壁身饰有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的花卉、林木、竹菊和山水亭阁,堪称一绝,虽历经300余年风风雨雨,仍完好无损。照壁正面镂空雕刻写意山水,背面为古松劲竹,配以花卉,刀笔隽美,富有立体感。照壁底座为须弥座,五脊顶,飞椽镂空,工艺精美。 查看全部
四川阆中巴巴寺全景实拍图集:清代砖雕水磨照壁与伊斯兰噶德勒夜教派名刹考
摘要: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川阆中市巴巴寺(久照亭)深度探访。详尽呈现清康熙年间山门、大殿、歇山木构,以及长达10米、历经三百余年完好无损的乾隆砖雕水磨照壁绝艺,展现巴蜀伊斯兰胜迹。
巴巴寺位于阆中市城区东郊,地处蟠龙山南麓。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巴巴寺,又名“久照亭”,巴巴,即阿拉伯语“祖先”之意。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伊斯兰教噶德勒夜教派大老祖师尔朴·董那希,随调任川北镇总兵马子云来阆传教,由于其学识渊博、医术高明,深受阆中百姓喜爱。康熙二十八年(1689)死于阆中,其弟子筹资将他葬在蟠龙山麓,并建久照亭建筑保护其拱北(墓),因大老祖师在阿拉伯语读音为“巴巴”,故将其陵墓建筑称巴巴寺。
巴巴寺每年由陕甘的噶德勒夜教派派弟子来阆中为尔朴·董那希守墓,相继建有花厅、生活用房的四合院等建筑,并有陕甘弟子、信徒远涉阆中朝拜巴巴寺,三百余年来共向阆中派了十七位守墓人。巴巴寺由山门、照壁、大殿、牌坊、花厅、井亭和园林组成,是一组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和伊斯兰教建筑特色的清早期建筑群,也是国内少有的伊斯兰教建筑群。巴巴寺四周有围墙,里面面积很大,还有人居住,去的时候里面的主要建筑是关门的,只能从外面看看外貌。

此门不开,需往前走从另外一道门入









清乾隆年间砖雕水磨照壁,长约10米,高6米,上为歇山式屋顶,檐下为砖仿木斗拱,壁身饰有浮雕、圆雕、镂空雕等技法的花卉、林木、竹菊和山水亭阁,堪称一绝,虽历经300余年风风雨雨,仍完好无损。照壁正面镂空雕刻写意山水,背面为古松劲竹,配以花卉,刀笔隽美,富有立体感。照壁底座为须弥座,五脊顶,飞椽镂空,工艺精美。



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08-28 05:39
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摘要:本文围绕“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羊角坝清真寺、明代古兰经、蜀回文物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古经发现记——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
文\图:沙福权
西昌市是四川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回族人口约有28000人,清真寺23座,辖下有二回族乡:裕隆回族乡、高草回族乡。其回族定居的历史可远溯至元代。
据西昌沙氏、沙锅营马氏、泸山马氏、核桃村马氏、杨氏、刘氏等家谱记载,均于元末就定居于此。以上诸姓皆为回回穆斯林,因而伊斯兰教也随之而扎根于西昌。在历史上每个回回家族、每个清真寺均藏有《古兰经》。
2020年9月18日,西昌袁卫远阿訇在整理羊角坝清真寺的古物时发现了一部特殊的《古兰经》。
| 发现古经现场,左下角黑帽者为袁卫远阿訇。
该经为传统的三十本,老布外壳。每本长23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54或55页。现存二十七本。
| 古老的手抄本《古兰经》。
在翻阅此经时,发现经中有三处笔记:
第一处在第一本内中缝:“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
第二处在第十八本内页:
مقابلة
هذا المصحف كاتبه شيخ و إسمه اشباع ببرس زو، من كتبه إلي الان مائة سنة بل هو أكثر، وكرامته ان يسرقه الكافر ووضعه علي الجبل، يخفي له بالعلف ثم وضعت النار علي الجبل ويصير النار عبرا علفا والقرأن صحيح بقدرة الله وكرامته حتي الصباح وضعه الكافر علي الظهر مضي الماء والقران ان يوقع في الماء فتعاور بعيدا يرفعه هو خشب لو قرأ القرأن عده تاسعة وعشرين وإن قرئ فهو ثلاثون حتي الأن بدله لم يظهر الكرامة تا يوم سبة
سه سال آراسته آرتام شد
译文:“奇迹,此部《古兰经》乃أشباع ببرس زو(保巴巴老师祖)阿訇亲笔所抄,至今已有百年,乃至更久。本部《古兰经》曾有奇遇,当时被不信道者所偷,并将其藏于山上以草覆之,继而山火纵横,火源肆虐,《古兰经》却在真主的大能与奇迹下,直到次日凌晨依旧安然无恙。偷经贼又将其背于背上,洪流袭来,《古兰经》不慎落入水中,越漂越远,却如木板般漂浮。若有人欲诵读本部《古兰经》,清点时为二十九本,(分卷)诵读时却有三十本。时至今日,已有其它部《古兰经》替代了本部《古兰经》,故而它的奇迹再无显现。(落款为: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
第三处是除第二十二本外均在中缝有“沙崇岳计。”
据经中三处字样可知这经与沙崇岳有关,与西昌回回中关于沙崇岳所带回经的神奇传说有关:传说此经能避水火,装在经匣中点数时只有二十九本,分发于诵读时却又为完整的三十本。
一、沙崇岳其人
沙氏定居西昌后第四代。其父沙朝儒,其子沙提(相行)、沙綰。在沙氏家谱中没有对沙崇岳生辰的记载。但可从其子沙提归真日期和其孙沙九岱的生辰推断。
| 西昌《沙氏族谱》谱影及相关记载。
家谱记载:沙提归真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3年),年九十九岁。可以推算出其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九岱祖生于明朝嘉靖卅年(1552年)十月十五,终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初六。
二、此经与沙崇岳关系
据沙氏家谱记载:
“……沙崇岳祖走云南。
大理师祖保心鉴,降龙伏虎显手段。
他写天经三十卷,能避水火镇家院。
黑漆经箱装成器,岳祖亲身背回川。
凡吾崇岳后裔者,共尊管用莫私贪。
倘有锴后来借念,必定清还要兼全。
倘或迷失一卷者,百两黄金难赔还。
如有一人迷贪者,悖祖灭族究治干。
经与别房无相应,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
岳祖流传遗子孙。......”
由此可知该匣《古兰经》为云南大理经师保心鉴抄写。沙崇岳带回时有黑漆经匣装置,并讲到该经“能避水火镇家院”,这和西昌对该经的传述和第十八本内页记载相符合,为沙崇岳带回之经应确凿无误。但其中“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应是指此经写于永乐六年,到达沙崇岳手上时已经百年有余,不是此经书写时间。其第二十九本中缝所记“沙崇岳计”,按理解应为“沙崇岳记”。表明这经与他的关系乃是他背负而来,是为记。
三、沙崇岳在云南的经历
该经第一本内记载“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而且沙氏家谱提到沙崇岳是“走云南”,估计是经商为主。“南门里”应指地方,那就是大理古城内的西南角。沙崇岳回西昌时已经32岁。有可能当时在大理府南门里已经有了微薄产业。他选择前往大理并在那里经商是因为沙氏祖籍就是大理。“业”有两指,一是有了自己的产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他“购请”到神奇的此经作为家藏之业。他选择在南门里的原因应该是南门清真寺寺势恢宏,经堂教育水平高,影响力大。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十四日,观石于寺南石工家……是寺名崇圣寺……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中最古者……”。大理古城南门清真寺建于元代,位于古城西南隅,东至博爱路,西达城墙脚,南抵雷祖殿,北接武庙,坐西向东,共分三院,占地13200平米。历史上曾有“南北学堂”之称,经师荟萃,学子络绎,教育昌盛,规模宏大。
四、该经与羊角坝清真寺关系
西昌沙氏家族原居住于经久合营,在九字辈开始分房。
沙崇岳后人两个儿子沙提(相行)、沙綰。沙相行两个儿子:沙九端(居合营),沙九岱(居羊角坝)。沙綰六个儿子:沙九鼎(居西溪),沙九友(居西溪),沙九达(改名马尔达,居查察), 沙九正(改名保九正,居德昌永郎),沙九龄(居三杂榔),另有一个下云南。
此经当为沙崇岳之孙沙九岱(1552~1643年)或后人定居羊角坝时从合营携带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简单结论:
1、沙崇岳的出生时间
根据沙氏家谱记载沙崇岳之子沙提归真于万历四十年(1613年),活了九十九岁推断他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沙崇岳之孙沙九岱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归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按25~30年为一代人,就可推算出沙崇岳约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左右。这时距西昌沙氏始祖沙顺定居西昌(1392年)约103年,相隔四代,年序完全吻合。
2、该经在西昌的年代
沙崇岳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年32岁时从云南大理南门里业有小成后“购请”了该经回来。该经为保心鉴师祖写于永乐六年,并历经水火的侵蚀而安然无恙。
3、该经何时到的羊角坝清真寺
沙氏分房时该经由沙九岱一脉从合营带到羊角坝,并捐于清真寺用作海里凡学习和穆斯林群众家里过“乜贴”用。
疑问:该经第十八本内页之阿文记载为谁所写?据羊角坝老人回忆,该经在传说中因为其神圣而被偷的这段波折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但对于年代却无从考核。
在第十八本内页所写经文最后一句“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是否为描述此经是保心鉴师祖历经三年书写完成。
如果是沙崇岳所写那就证明该经曾经历大火、经历落水却完美保全这些事是在云南时发生的,也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之所以要“购请”这部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业”,并且在家谱上注明了此经“能避水火镇家院”之缘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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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
摘要:本文围绕“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蜀回文物与回族古籍发现记”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羊角坝清真寺、明代古兰经、蜀回文物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古经发现记——四川西昌羊角坝清真寺发现明代手抄《古兰经》
文\图:沙福权
西昌市是四川回族人口最多的县,回族人口约有28000人,清真寺23座,辖下有二回族乡:裕隆回族乡、高草回族乡。其回族定居的历史可远溯至元代。
据西昌沙氏、沙锅营马氏、泸山马氏、核桃村马氏、杨氏、刘氏等家谱记载,均于元末就定居于此。以上诸姓皆为回回穆斯林,因而伊斯兰教也随之而扎根于西昌。在历史上每个回回家族、每个清真寺均藏有《古兰经》。
2020年9月18日,西昌袁卫远阿訇在整理羊角坝清真寺的古物时发现了一部特殊的《古兰经》。

| 发现古经现场,左下角黑帽者为袁卫远阿訇。
该经为传统的三十本,老布外壳。每本长23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54或55页。现存二十七本。


| 古老的手抄本《古兰经》。
在翻阅此经时,发现经中有三处笔记:
第一处在第一本内中缝:“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

第二处在第十八本内页:
مقابلة
هذا المصحف كاتبه شيخ و إسمه اشباع ببرس زو، من كتبه إلي الان مائة سنة بل هو أكثر، وكرامته ان يسرقه الكافر ووضعه علي الجبل، يخفي له بالعلف ثم وضعت النار علي الجبل ويصير النار عبرا علفا والقرأن صحيح بقدرة الله وكرامته حتي الصباح وضعه الكافر علي الظهر مضي الماء والقران ان يوقع في الماء فتعاور بعيدا يرفعه هو خشب لو قرأ القرأن عده تاسعة وعشرين وإن قرئ فهو ثلاثون حتي الأن بدله لم يظهر الكرامة تا يوم سبة
سه سال آراسته آرتام شد

译文:“奇迹,此部《古兰经》乃أشباع ببرس زو(保巴巴老师祖)阿訇亲笔所抄,至今已有百年,乃至更久。本部《古兰经》曾有奇遇,当时被不信道者所偷,并将其藏于山上以草覆之,继而山火纵横,火源肆虐,《古兰经》却在真主的大能与奇迹下,直到次日凌晨依旧安然无恙。偷经贼又将其背于背上,洪流袭来,《古兰经》不慎落入水中,越漂越远,却如木板般漂浮。若有人欲诵读本部《古兰经》,清点时为二十九本,(分卷)诵读时却有三十本。时至今日,已有其它部《古兰经》替代了本部《古兰经》,故而它的奇迹再无显现。(落款为: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
第三处是除第二十二本外均在中缝有“沙崇岳计。”

据经中三处字样可知这经与沙崇岳有关,与西昌回回中关于沙崇岳所带回经的神奇传说有关:传说此经能避水火,装在经匣中点数时只有二十九本,分发于诵读时却又为完整的三十本。
一、沙崇岳其人
沙氏定居西昌后第四代。其父沙朝儒,其子沙提(相行)、沙綰。在沙氏家谱中没有对沙崇岳生辰的记载。但可从其子沙提归真日期和其孙沙九岱的生辰推断。



| 西昌《沙氏族谱》谱影及相关记载。
家谱记载:沙提归真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3年),年九十九岁。可以推算出其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九岱祖生于明朝嘉靖卅年(1552年)十月十五,终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六月初六。
二、此经与沙崇岳关系
据沙氏家谱记载:
“……沙崇岳祖走云南。
大理师祖保心鉴,降龙伏虎显手段。
他写天经三十卷,能避水火镇家院。
黑漆经箱装成器,岳祖亲身背回川。
凡吾崇岳后裔者,共尊管用莫私贪。
倘有锴后来借念,必定清还要兼全。
倘或迷失一卷者,百两黄金难赔还。
如有一人迷贪者,悖祖灭族究治干。
经与别房无相应,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
岳祖流传遗子孙。......”
由此可知该匣《古兰经》为云南大理经师保心鉴抄写。沙崇岳带回时有黑漆经匣装置,并讲到该经“能避水火镇家院”,这和西昌对该经的传述和第十八本内页记载相符合,为沙崇岳带回之经应确凿无误。但其中“嘱至此经永乐六年事”应是指此经写于永乐六年,到达沙崇岳手上时已经百年有余,不是此经书写时间。其第二十九本中缝所记“沙崇岳计”,按理解应为“沙崇岳记”。表明这经与他的关系乃是他背负而来,是为记。
三、沙崇岳在云南的经历
该经第一本内记载“云南大理府南门里沙崇岳业”。而且沙氏家谱提到沙崇岳是“走云南”,估计是经商为主。“南门里”应指地方,那就是大理古城内的西南角。沙崇岳回西昌时已经32岁。有可能当时在大理府南门里已经有了微薄产业。他选择前往大理并在那里经商是因为沙氏祖籍就是大理。“业”有两指,一是有了自己的产业。二是也是最主要的就是他“购请”到神奇的此经作为家藏之业。他选择在南门里的原因应该是南门清真寺寺势恢宏,经堂教育水平高,影响力大。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十四日,观石于寺南石工家……是寺名崇圣寺……佛座后有巨石二方嵌中楹间,各方七尺,厚寸许……此二石与清真寺碑趺枯梅,为苍石中最古者……”。大理古城南门清真寺建于元代,位于古城西南隅,东至博爱路,西达城墙脚,南抵雷祖殿,北接武庙,坐西向东,共分三院,占地13200平米。历史上曾有“南北学堂”之称,经师荟萃,学子络绎,教育昌盛,规模宏大。
四、该经与羊角坝清真寺关系
西昌沙氏家族原居住于经久合营,在九字辈开始分房。
沙崇岳后人两个儿子沙提(相行)、沙綰。沙相行两个儿子:沙九端(居合营),沙九岱(居羊角坝)。沙綰六个儿子:沙九鼎(居西溪),沙九友(居西溪),沙九达(改名马尔达,居查察), 沙九正(改名保九正,居德昌永郎),沙九龄(居三杂榔),另有一个下云南。
此经当为沙崇岳之孙沙九岱(1552~1643年)或后人定居羊角坝时从合营携带而来。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简单结论:
1、沙崇岳的出生时间
根据沙氏家谱记载沙崇岳之子沙提归真于万历四十年(1613年),活了九十九岁推断他生于正德十年(1514年)。沙崇岳之孙沙九岱生于明嘉靖三十年(1552年),归真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
按25~30年为一代人,就可推算出沙崇岳约生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左右。这时距西昌沙氏始祖沙顺定居西昌(1392年)约103年,相隔四代,年序完全吻合。
2、该经在西昌的年代
沙崇岳在明嘉靖六年(1527年),年32岁时从云南大理南门里业有小成后“购请”了该经回来。该经为保心鉴师祖写于永乐六年,并历经水火的侵蚀而安然无恙。
3、该经何时到的羊角坝清真寺
沙氏分房时该经由沙九岱一脉从合营带到羊角坝,并捐于清真寺用作海里凡学习和穆斯林群众家里过“乜贴”用。
疑问:该经第十八本内页之阿文记载为谁所写?据羊角坝老人回忆,该经在传说中因为其神圣而被偷的这段波折历史上确实曾经发生过,但对于年代却无从考核。
在第十八本内页所写经文最后一句“经三年整理在星期六完成”是否为描述此经是保心鉴师祖历经三年书写完成。
如果是沙崇岳所写那就证明该经曾经历大火、经历落水却完美保全这些事是在云南时发生的,也更进一步证明了他之所以要“购请”这部经,把它当作自己的“业”,并且在家谱上注明了此经“能避水火镇家院”之缘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