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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什么是"穆斯林自由主义"？——在巴基斯坦的一场思想对话

作者：穆斯塔法·阿克约尔（Mustafa Akyol），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全球自由与繁荣中心高级研究员
来源：《卡托自由论坛》（Cato at Liberty）
发布日期：2026年8月21日

今年7月，穆斯塔法·阿克约尔在卡托研究所出版的著作《为什么，作为一名穆斯林，我要捍卫自由》（Why, As a Muslim, I Defend Liberty）乌尔都语版，以及他主编的论文集《宗教绝无强迫——没有例外：伊斯兰对宗教自由的论证》（No Compulsion in Religion—No Exceptions: Islamic Arguments for Religious Freedom）乌尔都语版，在巴基斯坦正式发行。

乌尔都语翻译工作由费达·乌尔·拉赫曼（Fida Ur Rahman）完成，他是巴基斯坦古拉姆·伊斯哈克·汗工程科学技术学院（GIKI）伊斯兰研究方向的讲师。新书推介论坛由"伊斯兰与自由网络"（Islam and Liberty Network）于7月21日在伊斯兰堡举办。

新书发行后，在巴基斯坦知识界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思想辩论，并在巴基斯坦全国性乌尔都语大报《世界新闻报》（Dunya News）上获得了突出的版面报道。

一、库尔希德·艾哈迈德·纳迪姆教授的专栏评论

7月23日，巴基斯坦著名知识分子和专栏作家库尔希德·艾哈迈德·纳迪姆教授（Professor Khurshid Ahmed Nadeem）在《世界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什么是穆斯林自由主义？》的专栏文章，对阿克约尔的著作和核心思想进行了评述。

纳迪姆教授在评论中做出了以下几个关键性的评价：

第一，他明确认定穆斯塔法·阿克约尔是"穆斯林自由主义"这一思想流派最主要的倡导者。

第二，他概括了穆斯林自由主义的核心命题：人类生而自由，任何外部力量或强制性权力都没有正当的权利，对个人在信仰、良知或生活方式方面的自主选择施加限制。

第三，在对该著作的思想深度表示真诚赞赏的同时，纳迪姆教授也提出了审慎的保留意见。他对"以自由主义范式作为标准来重新思考伊斯兰"这一理论路径提出了质疑，追问当自由的概念被置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范畴框架中加以审视时，其边界究竟应当在哪里。

二、穆斯塔法·阿克约尔的回应："穆斯林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

穆斯塔法·阿克约尔向纳迪姆教授发去了一封措辞恭敬而论证详尽的回复信函。纳迪姆教授以宝贵的学术雅量，将这封回信全文刊发在《世界新闻报》的后续专栏版面上。在卡托研究所的这篇博客文章中，阿克约尔分享了这封回信的英文版本，系统澄清了穆斯林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穆斯林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

首先，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它主张政府不应运用国家强制力量，将特定的信仰体系、正统教条或生活方式强加于社会。相反，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个人权利与自由，使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信仰和良知生活，前提是他不侵犯他人的权利。

其次，真正的伊斯兰自由主义直接植根于《古兰经》、圣训（Sunnah）以及伊斯兰的神学与法学传统之中。它致力于复兴伊斯兰的核心原则，例如《古兰经》黄牛章（Al-Baqarah）第2章第256节所宣示的："宗教绝无强迫"（La ikraha fi al-din）。

第三，必须严格区分"罪过"与"犯罪"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个人在道德与信仰层面的过失和精神上的罪过，与民事和刑事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虽然《古兰经》确实规定了个人罪过的道德准则，但伊斯兰教法中明确固定的刑事惩罚（即"侯杜德"Hudud）在历史上范围极为有限，其目的仅仅是保护最基本的普世公共利益（生命、财产、血统和基本社会秩序）。

第四，道德、信仰和宗教功修必须通过"纳斯哈"（Nasiha），即布道宣讲、真诚规劝、以理服人和感化人心来培育，而绝不能通过现代国家冰冷的官僚机器来强制推行。被强制灌输的信仰所产生的不是真正的虔诚，而是虚伪（Nifaq）。

第五，穆斯林自由主义积极倡导的核心自由包括：宗教与良知自由、言论与思想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代议制民主治理以及经济自由。

"穆斯林自由主义"不是什么？

首先，它绝不是享乐主义或虚无主义。它不是对那种脱离信仰、礼义、公共秩序或道德责任的绝对放纵式自由的拥抱。

其次，它绝不是对西方文化的盲目模仿。阿克约尔着重强调，拥抱自由主义的政治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当代西方文化中的所有潮流，例如传统家庭纽带的瓦解或存在意义的精神危机。

第三，它绝不是将伊斯兰置于自由主义之下。阿克约尔明确澄清：他并非要让自由主义成为伊斯兰的神学主宰，而是要抵制那种在历史上将政治强制与宗教虔诚混为一谈的威权主义范式。

三、对巴基斯坦和更广泛穆斯林世界的深远意义

阿克约尔在讨论的最后，特别强调了这场思想对话对于巴基斯坦的重要意义：

巴基斯坦的公共话语长期以来对"自由主义"一词抱有怀疑态度，频繁地将其与西方化或针对信仰的世俗敌意划等号。

引入一套以《古兰经》为根基、有原则地捍卫个人自由、人权与宗教宽容的理论体系，为巴基斯坦和穆斯林世界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国家强制推行宗教教条和暴力极端主义这两个极端的第三条道路。

培育自愿的信仰和开放的理性探索，对于整个穆斯林共同体（乌玛，Ummah）的文明复兴、经济繁荣与社会和平，具有不可或缺的深远意义。 查看全部

2026.08.18

“如果穆斯林相信伊斯兰是一套完整的文明，那就不能假装伊斯兰没有自己的政治想象。”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组

嘉宾：Dr. Saf Chowdhury

主持人：Paul Williams

节目源：YouTube 字幕 / Blogging Theology

原标题：Dr Saf Defends the Islamic Case for the Caliphate

播出日期：原始字幕未提供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导读与分章整理，方便中文读者阅读；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哈里发制度、Khilafah、Siyar 研究院、穆斯林政治想象、伊斯兰治理、加沙、Ummah、沙里亚、Maqasid、伊斯兰国际关系

要点总结

这期节目讨论的是一个在西方语境里常被污名化、在穆斯林世界内部也常被回避的话题：哈里发制度。Saf Chowdhury 博士认为，哈里发制度不是某个边缘组织的口号，而是伊斯兰政治思想中长期存在的核心制度想象。

他介绍了 Siyar 研究院的成立背景：加沙暴露出的不只是国际秩序的双重标准，也暴露出穆斯林政治一致性的破裂。研究院试图复兴 Siyar 这门被遗忘的学科，也就是伊斯兰传统中关于国际关系、战争与和平、外交、治理和政治伦理的知识体系。

整场对话的重点不是鼓动短期政治行动，而是强调：行动之前必须有严肃、负责任、扎根传统的思想建设。Saf 博士反复说明，研究院不是政党，而是话语和知识建设平台。

精彩观点摘要

正文

“这一部分按样板文章的阅读方式做导读和结构整理；完整中文翻译见下一部分。”


一、加沙之后，一个更大的问题浮出水面

节目开头，主持人 Paul Williams 介绍说，在西方，“哈里发制度”几乎总是唤起负面想象；但在伊斯兰历史中，它长期被视为理想的伊斯兰政治体制。Saf 博士则把 Siyar 研究院的诞生，放在加沙之后的文明危机里理解。

在他看来，加沙揭示的不只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失败，也揭示了穆斯林世界政治领导力和政治一致性的瓦解。因此，研究院真正提出的问题不是“怎样再成立一个组织”，而是：“为什么穆斯林停止了通过伊斯兰来进行政治思考？”

二、Siyar：一门被遗忘的伊斯兰国际关系学

Saf 博士解释说，很多穆斯林熟悉礼拜、封斋、婚姻、离婚、家庭法和个人功修，却很少熟悉 Siyar。Siyar 处理的是伊斯兰政治共同体与其他国家、政府、主权体之间的关系。

换成今天的说法，它接近国际关系，但并不只等于现代国际关系。它还包括国际法、治国术、外交、战争与和平、条约、政治伦理，以及文明之间的互动。

三、哈里发制度不是政党口号，而是文明话语

主持人追问：Siyar 研究院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政治组织？Saf 博士明确回答：它不是政党，也不是行动主义组织，而是一个话语建设和研究平台。

研究院的使命，是把 Khilafah（哈里发制度）、Caliphate（哈里发制度）和 Imamah（领导权）重新作为伊斯兰治理、穆斯林团结和全球正义的制度想象来呈现。

四、为什么普通穆斯林也应该关心？

Saf 博士提出一个关键说法：每一种文明都有政治想象。自由主义有自由民主，民族主义有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社会理想。那么，伊斯兰的政治想象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对穆斯林而言，这个制度想象就是哈里发制度。它不是一个孤立话题，而是把立法权、主权、正义、团结、政治合法性、教育、福利、安全和战争和平等问题连接在一起的框架。

五、三种常见误解：不可能、怀旧、不是优先事项

Saf 博士把围绕哈里发制度的误解概括为三种：第一，认为它不可能再出现；第二，认为谈它只是怀旧；第三，认为它不是优先事项。

他回应说，“不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主张，需要论证；“怀旧”并不成立，因为从传统中恢复制度思考，不等于机械复制过去；至于“优先事项”，穆斯林不能自己凭感觉决定，而应回到伊斯兰的经典依据和现实需要。

六、为什么必须用严肃学术来讨论？

主持人也提出了现实风险：在英国、德国等地，谈恢复哈里发制度很容易被贴上极端主义标签。Saf 博士回应说，这正是为什么需要负责任、严肃、扎根传统的学术研究。否则，讨论会被肤浅口号、鲁莽行动和煽情媒体占据。

他强调，Siyar 研究院不是为了煽动，而是为了重新建立穆斯林对自己政治传统的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

七、《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回应“世界不会允许”的心理障碍

节目后半部分，Saf 博士朗读了研究院出版物《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中的一段，回应一种常见说法：哈里发制度不现实，因为世界不会允许它发生。

书中的回应是：这不是法学反对，也不是神学反对，而是一种深层无力感。把它叫作“现实主义”，并不能让它变成正确。伊斯兰要求信士行动，而不是等强权许可。
 
 


完整中文翻译｜访谈对话版

“排版说明：这期节目是主持人与嘉宾之间的访谈和演讲结合，所以正文使用“主持人 / 嘉宾”标签；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来到 Blogging Theology。今天我很高兴再次欢迎 Saf Chowdhury 博士回到节目。博士，非常欢迎你。愿你平安。

嘉宾：愿你也平安。很高兴和你在一起。

主持人：能再次请你来真的很好。我们之前见过好几次，每次见面都很愉快。所以也谢谢你今天来参加节目。

嘉宾：谢谢你。在西方，“哈里发制度”这个词常常让人想到非常负面的画面；但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中，它一直被视为理想的伊斯兰政治体制。Saf 博士是这方面的专家，今天他会来谈：为什么围绕 Khalifah，也就是哈里发制度的讨论如此重要，以及 Siyar 研究院是怎样诞生的。Saf Chowdhury 博士是一位教师、讲师和教育顾问，专长包括伊斯兰法、苏菲主义、神学和哲学，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发表过学术作品。他本科在伦敦国王学院学习哲学，后来前往开罗爱资哈尔，接受传统伊斯兰学习，重点研究伊斯兰法。之后，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完成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的研究生学习。现在他继续研究、教学、写作，并参与社区工作。他目前是加拿大伊斯兰知识中心的学术主任，也是 Siyar 研究院的共同创办人。接下来交给你，博士。

嘉宾：谢谢你，Paul。赞颂全归安拉。Paul，很高兴再次来到你的平台。这个平台非常棒。如果有人还不知道它，我会很惊讶。

主持人：是的，如果你还没有看 Blogging Theology，那节目迟早也会找到你。赞颂全归安拉。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愿安拉赐福你，赐福你的团队，也赐福你们的努力。我也真的很感谢你今天抽时间来谈 Siyar。

嘉宾：大家从标题可以看到，我今天介绍的是 Siyar 研究院，题目叫“复兴知识，重新想象权力”。我想大致介绍一下，我和另外两位专家——准确说，我不该说自己是专家——Resza Pankhurst 博士和 Kamal Hussein 博士，是怎样构想出 Siyar 研究院的。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机构，然后希望读一小段我们出版物里的内容。我觉得它和今天的分享非常贴切。接下来我会围绕几个问题，给大家勾勒出这个机构的整体轮廓。大家在幻灯片上会看到一个核心问题，然后是围绕它的一些解释。我希望这个介绍会比较清楚，也希望大家之后去了解一下。

嘉宾：我先谈谈 Siyar 研究院是怎样被构想出来的。Pankhurst 博士、Hussein 博士和我，多年来一直在讨论我们的想法怎样重合，我们的研究领域怎样交叉。过去我们也合作过一些事情。但真正让我们的思考加速的，是过去三年半左右，尤其是在加沙种族灭绝开始后的第一个 Ramadan（斋月）期间。我们开始更认真地思考：是否要一起做出一个论坛、平台，后来也就是现在的研究院。它不是单纯回应眼前的加沙危机，而是回应一种文明层面的危机。

我认为，世界从加沙种族灭绝中看到的是道德领导力的崩塌。非常不幸的是，加沙向所有人展示了穆斯林政治一致性的瓦解。虽然世俗、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框架和世界秩序长期占主导地位，但在加沙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是它彻底失败：正义没有实现，人权被抛到一边，双重标准也清清楚楚。西方的问题，我们其实几十年前就已经看得见；但我们的关注点是：穆斯林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穆斯林政治领导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的机构一开始不是在问：“我们怎样再成立一个组织？”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穆斯林停止了通过伊斯兰来进行政治思考？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无法应对加沙这样的国际挑战。

主持人：而且还要以负责任、成熟、逊尼主流的方式谈哈里发制度。它是伊斯兰历史中一个关键的政治现实，却很不幸地在西方很多地方，甚至在穆斯林世界很多地方，都被变成了禁忌话题。

嘉宾：完全正确。这也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使命。过去一个多世纪，穆斯林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和宪法理论上的世俗、人文主义、自由主义范式。

嘉宾：但我们觉得，Siyar 研究院被构想出来时，正是因为我们必须挑战这个框架。我们必须挑战建构这个框架的那些前提。因此，我们的研究院是在这样一种信念中逐渐成形的：伊斯兰不只是个人宗教，也不只是个人伦理；它是一整套文明，拥有自己的政治哲学、世界观，以及对世界秩序的愿景。加沙事件本质上成了一个催化剂，让我们把过去已经在思考的事情推进得更快。

接下来很自然就会问：那为什么是你们这个研究院？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觉得，很多穆斯林知道所谓的 positive law，或者说伊斯兰法中和个人法有关的内容。比如穆斯林知道怎样结婚、离婚、照顾家庭；知道怎样礼拜、封斋、怎样在朝觐中规范自己。这些个人功修和个人生活层面的内容，很多人是知道的。你的平台也非常关键，让穆斯林能够表达他们的神学观点和立场。所以很多穆斯林知道神学，很多穆斯林知道个人法。

但很少有人知道 Siyar。这个词指的是伊斯兰法中处理伊斯兰政治共同体，以及它与其他政治机构、政府和主权体之间关系的领域。我们之所以用 Siyar 来命名，是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门被遗忘的学科。

而它被遗忘，不只是少了一门学科而已。它被遗忘意味着，当代关于穆斯林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讨论，缺少了 Siyar 作为概念词汇和框架。用英文粗略对应的话，Siyar 接近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也就是国际关系：穆斯林政治共同体怎样与其他民族、主权体、政治机构和政府打交道。因此我们觉得，Siyar 正是需要被复兴的学科。

如果你看 Siyar，会发现它不是松散意义上的“政治”。它包含国际法、治国术、外交、战争与和平、条约、政治伦理，以及文明之间的互动和关系。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而我们觉得这个领域在穆斯林话语中缺席了。所以我们把研究院称为 Siyar 研究院。

嘉宾：接下来我先直接说我们的使命宣言，然后也可以把话交给 Paul。我们研究院的使命是：把由神圣启示确立的治理体系，也就是 Khilafah（哈里发制度）、Caliphate（哈里发制度）或 Imamah（伊玛目领导权），作为未来全球性力量、伊斯兰治理和团结的模式来呈现。在 Siyar 研究院，我们关注的是：怎样说明哈里发制度可以重新团结并复兴穆斯林世界，也可以成为人类正义与希望的旗帜。我们想重新连接那些与现实治理和全球领导力相关的伊斯兰原则。这就是 Siyar 使命宣言的核心。我们的整个话语，就是围绕 Khilafah、哈里发制度、Imamah，尤其是大 Imamah，作为未来全球性力量和伊斯兰治理模式来建构的。研究院所做的一切，都是围绕重新呈现这个制度来展开。

主持人：我只是想说，这非常必要。我真的很感谢你们三位做这件事。也许你可以稍后说明一下这个研究院的性质和定位。它显然不是一个政党。它更像是一个研究院。但它和 Omir Andrram 博士创办的 Umatics Institute 有什么不同？看起来覆盖了很多相似的领域。还是说，你们更聚焦哈里发制度这一特定制度，而他们更宽泛？你能解释一下概念上的区别吗？

嘉宾：是的。我们在构想这个研究院时，觉得它更主要是在建构话语。所以我们不是政党，也不是政治组织。Siyar 研究院没有把自己的工作转化为某种伊斯兰行动主义的分支或部门。我们的重点是，以一种明确的话语来倡导这个制度。其他组织和机构也在做类似的事，不管是你提到的那些机构，还是其他机构。

我在伊斯坦布尔以及穆斯林世界其他地方看到的一点，让我很受鼓舞：穆斯林谈论自身的方式已经发生转变，从狭小的、地方性的、局部性的讨论，转向文明层面的讨论。也就是说，穆斯林现在想在文明层面重新认领伊斯兰。

嘉宾：他们想复兴一种按照伊斯兰世界观来生活、存在和建构社会的方式。这非常令人鼓舞，因为几十年前情况并不是这样。当时更多是非常个人化、非常地方化的讨论：伊斯兰怎样适应这里，怎样适应那里。但现在世界各地很多机构，都在努力把伊斯兰作为一种文明性的替代方案来呈现。我们也是这样。当然，具体呈现方式可能有差异，但从我的观察来看，这是令人鼓舞的。Siyar 也处在这种文明建构的话语之中。所以你说得对。等我讲到幻灯片后面时，会谈到我们觉得自己在哪些方面有一点不同。我现在只是先铺一点概念基础。

主持人：我想从怀疑者角度，或者说唱反调的角度提一个问题。你们之所以更聚焦学术话语——显然这是学术努力、研究等等——是不是因为这些思想一旦以明确的政治行动主义形式在西方和穆斯林世界出现，就在不同程度上被妖魔化、病理化，甚至被取缔？我当然想到英国的 HT，别的地方就更不用说了。那么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潜台词：你们在一个体面的话语里运作，在学术层面上说话，不把手弄脏？我不是在贬低你，只是在替反方提出问题。你们不想真的做行动主义，因为你知道警察可能会上门，你可能会遇到各种麻烦。这确实非常糟糕。我不是说你们在现阶段特别有选择，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和地缘政治背景下，这是不是一个安全空间，让你们可以运作，同时基本不触犯法律？

嘉宾：我想说，我本人和我尊敬的共同创办人 Pankhurst 博士、Hussein 博士，都是公开人物。我们不是秘密活动的人。

嘉宾：但我认为，在任何行动主义发生之前，背后都必须有一种稳固的思考。我们正在努力促成的正是这一点。当然，我们希望人们能够拿走这种话语，用在他们自己的目的上。我们也已经看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有人把我们做的这种话语，用到他们自己的行动主义中，或者用到他们自己的话语建构中。

所以，怀疑者当然可以这样问。但行动之前，必须先有扎实的思考。这是第一步，也是为什么它重要。当然，当你建构一种可以转化为现状替代方案的话语时，你会遇到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压力：审查、阻止、甚至不幸的取缔等等。但不能被杀死、也不能被阻止的，是话语本身。因此思想必须先于行动。

主持人：我同意，而且这很值得称赞。我只是想到 Resza 的《不可避免的哈里发制度》。那本书其实很好，我读过好几遍。副标题是《1924年至今争取全球伊斯兰团结的历史》。当然它不是 2026 年出版的，是几年前的书。我提它是因为，围绕这个问题的全球性话语已经存在相当长时间了。事实上，自哈里发制度被废除以来，过去一百年一直有人这样讨论。这不是第一次有人用这种方式投入其中。绝对如此。而且它有各种不同版本、不同重点、不同方法。我们不用展开全球伊斯兰团结斗争史，但你们是在一个话语传统之内，不是凭空出现。

嘉宾：完全正确。我正要谈到这一点。Paul，你提出这一点非常好。任何话语都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总有先例，也总有某种环境，让一种思想话语在其中孵化。所以我们不是第一个提出这种话语的人。过去一个世纪，从印度到埃及、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已经有很多不同版本出现过。你指出这一点完全正确。我认为 Pankhurst 博士那本书，以及其他类似作品……

嘉宾：比如 Salman Sayyid、Mona Hassan 等人的作品，还有更早的一些作者，都在复兴哈里发研究。当然，也有一些非穆斯林学者贡献了多卷本、论文和手册。我认为，哈里发研究现在已经成为政治理论中一个非常严肃的领域。它不再只是穆斯林政治思想里一个边缘的小话题。它已经进入主流。Resza 等人的书，确实推动了哈里发话语必要而重要的正常化。

主持人：赞颂全归安拉，它已经进入学术领域。我也想给可能不了解的观众指出一点，而且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哈里发制度这个观念，是逊尼主流正统的一部分。历史上几乎每个学派、几乎每位学者，都认为它是一个要求。它不是某个教派、某个纪律、某个特定政党的强调。无论是安萨里，还是伊本·泰米叶，或者其他伟大学者，不同思想学派都承认：为了正义，为了伊斯兰世界正常运转，哈里发制度是多么关键。它不是蛋糕上的樱桃，而是核心本身。当然，这会让一些不了解的人，尤其是西方一些人感到威胁。但它也有非常负责任的呈现方式，而且我认为这种呈现方式非常有吸引力，对穆斯林世界繁荣、成功，并且与世界其他地区和平相处，是必要的。你刚才提到加沙，现在那些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而我们无法保护人们，因为我们没有保护他们的机制。我不想抢你后面要说的话，但我只是想表达这一点。

嘉宾：不，你说得非常好。有人会问：普通穆斯林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这是一个有效的问题。Siyar 研究院经过多年孕育，现在正式运作大概一年多。那普通穆斯林为什么要关心？

嘉宾：我们真正想谈的是这个观念：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政治想象。自由主义想象的是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思想，想象的是某种社会民主；民族主义想象的是民族国家。我们问自己的问题是：那伊斯兰的政治想象是什么？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我喜欢你这样框定它。自由主义可以追溯到 John Locke，也可以谈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的世俗民主在自由方面有很完整的话语；社会主义也有各种版本，有马克思主义版本，也有其他版本，他们想要社会主义社会；民族主义者想要民族国家。但穆斯林本来就是一种文明，从麦加和麦地那一开始就是如此。那么伊斯兰政治想象是什么？只是这样提出问题，就已经非常有帮助，也很能让人清醒。穆斯林当然也有自己的利益，也有政治和文明层面的议程与世界理解。它就是 din（信仰生活整体）。Din 不是狭义的“宗教”，它包含一切，包括权力和政治。

嘉宾：完全正确。你自己也邀请过多位专家，在你的平台上讨论政治理论和政治话语，所以你的观众很熟悉这些观念。我们的观点是，不管一个人是否同意某种政治模式，每一种文明都会有一个政治模式。如果穆斯林相信伊斯兰却认为伊斯兰没有自己的宪制想象，那就很奇怪。所以我们想提出一种清楚、有原则的关于伊斯兰政治想象的说明。不只是给穆斯林看，大家在我们网站上也会看到，我们是在说：这是面向整个人类的。

回到那个问题：普通穆斯林为什么要关心 Siyar 研究院所提出的哈里发话语？因为政治塑造日常生活。正义、教育、经济、少数群体权利、外交政策、战争、人权，或者人们想谈的其他任何词和观念，最终都建立在一种政治哲学之上。

嘉宾：所以，如果穆斯林对这些问题有看法，他们也应该认真思考这些看法背后的政治原则。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知道我们关于人、正义、善、经济、社会等观念，到底由什么支撑。普通穆斯林在这里有份，不能对我们试图提出的政治想象毫无感觉。你现在看到的这张表，就是我刚才讲的内容。你也提到，每一种传统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对穆斯林而言，那就是 Khilafah，也就是哈里发制度。它不是一个词而已，而是一个制度系统。

主持人：我觉得哈里发制度稍微不同的一点在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其实有共同之处：它们都属于西方后启蒙世界的一部分。这三种传统虽然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人为制造的系统，试图用不同方式在地上创造某种乌托邦社会。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一个准宗教的例子；自由主义以更柔和的方式也把自己看成普世的，民族主义也是如此。但伊斯兰不同。它明确以造物主、祂的法律，以及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平安）留给我们的制度为中心。它不是从启蒙运动来的，而是来自更深的根源。我想，在西方最接近的平行例子，可能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那个时候它是一种文明，整个欧洲，包括英国，在某个时期都属于中世纪天主教文明。那大概是最接近“宗教作为社会一部分”的例子。但你提到的那三种现代传统，我认为确实有一个共同根源：后启蒙时代试图在地上创造乌托邦的欲望。

嘉宾：完全正确。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我们会小心一点：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政治理想是乌托邦，仿佛它会没有错误、没有问题。我知道你的意思。

主持人：是的。

嘉宾：所以你说得对。

嘉宾：我还想顺带提一点：人们会学习柏拉图的《理想国》，会学习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也会学习自由主义和宪政理论。那为什么穆斯林就不应该，或者不允许自己，认真讨论自己的政治传统？所以我们也在努力让穆斯林被自己的传统重新吸引，而不是自我审查。这个点我稍后谈我们的出版物时还会回来。

我刚才也谈到，我们推动的哈里发话语和普通穆斯林有什么关系。关键在于，哈里发制度不是许多话题中的一个普通话题。它是一个能把几十个问题连接起来的概念。比如：谁有权立法？谁是 Musharri，也就是立法者？谁是主权者？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团结？什么是政治合法性？这些问题都会围绕哈里发制度汇聚起来。

如果我们不理解这一点，这些问题就会变成零散而互不相连的议题。哈里发制度的作用，就是把这些不同方面和问题，以一种连贯方式组织在一起。所以在哈里发话语中，这些东西被整合成一个整体。

我想补充这一点，因为普通穆斯林需要知道：这是一个连贯的话语。它把很多不同观念和主题连接在一起。我们在构想研究院时，也在想：围绕哈里发制度和哈里发话语，有哪些主要误解？我们把它归纳为三点。当然，还可以有更多，别人也提出过更多，这很好。但我们觉得这三点最直接、最明显。

第一个误解是：哈里发制度不可能再出现。因此，我们最早的旗舰出版物之一就是《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如果你稍后允许，我会在结尾读一段。这种误解认为：这已经不可能了。

嘉宾：但当你声称哈里发制度“不可能”时，这其实是一个哲学主张。如果它是哲学主张，就需要论证，不能不加质疑地接受。所以，我们的工作和出版物首先回应的，就是“哈里发制度再也不可能，不可行，甚至绝不可能再出现”这个观念。

第二个误解是：谈哈里发制度的人只是在沉溺怀旧。我们的回应是，不，我们和很多前人一样认为：回望我们自己的文明，不管是在土耳其、印度、埃及、安达卢斯，还是其他曾经有穆斯林文明和政治统治的地方，那些历史遗产和制度，都可以启发未来的宪制思考。但我们强调一点：我们并不是要机械复制过去的某个东西。我们想建构一种话语，围绕一种适合当下此时此地的制度复归和恢复。

第三个误解是：哈里发制度不是优先事项。有人说，我们还有别的优先事项。但我们指出，优先级，也就是 awlawiyyat，是由伊斯兰定义的。作为人类，我们不能自己决定什么是优先，什么是 fard（主命），什么是 wajib（义务）。人没有权力为自己立法、设定自己的优先级；我们必须看伊斯兰依据和启示怎样规定优先事项。因此，伊斯兰已经设定了它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认为，那些错误地说哈里发制度不是优先事项的人，实际上绕开了伊斯兰设定的优先级，也违背了现实本身的要求。

主持人：我想这也许还可以说得更尖锐一点。我记得安萨里——对很多人来说，他是伊斯兰历史上最伟大的学者——他认为哈里发制度绝对必要。没有哈里发，就会出现混乱：婚姻无法正式确认，天课无法征收，司法裁决也会失效，社会混乱随之而来。对他来说，这不是奢侈品，而是绝对必要。

主持人：然而，我们很多人在现实中好像仍然说：我们有婚姻，也有其他事务。但主流的现实是，哈里发制度以非常深刻的方式赋予这些事务合法性。安萨里以及许多顶级学者都是这样看的。仔细想想，这非常惊人。我最早接触这些观念，是在 Resza Pankhurst 的作品中。

嘉宾：Paul，你说得完全正确。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输出展示的，正是穆斯林思想中关于哈里发制度的一个横截面，说明这就是穆斯林长期坚持、相信，并且无法想象没有它还能生活的制度。某种意义上，穆斯林没有苏丹、哈里发、国家元首或者穆斯林政治领导者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你提到安萨里非常正确。我们也想通过出版物说明，这一点来自所有 madhhab（法学派）、所有思想流派，贯穿前现代和现代穆斯林思想。

现代心态，尤其是现代穆斯林心态，有时会把事情切开：为什么你们要花时间和精力讨论哈里发制度？穆斯林还有贫困、教育、战争、世界上的不公等等。可是这种现代心态中的切分，假设观念和制度之间没有关系。穆斯林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问的是：什么样的制度最能体现正义、教育、福利、安全与和平？你不能把它们分开，不能在脑子里把它们装进不同格子。它们必须整合。你拥有的制度，会塑造你拥有的教育、福利、安全，也会塑造这些问题被怎样处理。

所以，当一个穆斯林看到贫困、缺乏教育、战争等问题时，我们会说，这些是结构性失败的结果；更具体地说，是没有正确政治制度的结果。因此，我们不能在思想上把它们分开。

我继续说，你随时可以打断我，Paul。接下来，Siyar 研究院的贡献是什么？我们想向读者、观众、普通穆斯林，以及当然也包括非穆斯林读者，提供什么？

嘉宾：我们想提供围绕穆斯林治理的学术研究和深入思考，比如穆斯林治理应该采取什么战略方向，以及宪制思想和宪法理论。因此，我们网站上有书籍、文章和论文。我们的重点虽然是学术性的，但我们希望材料是容易理解的。我们希望通过人们能够读懂的渠道来传播。我们不想为了学术而学术，搞得话语很难理解。我们希望自己的话语清楚、简单、容易把握，让人可以学习，也可以分享。这样它也会更有吸引力，不会淹没在纯技术性的输出里。

任何人来到我们网站都会看到，赞颂全归安拉，我们已经尽力保持高产。我们是三人团队，另有一位帮助我们处理社交媒体的人。但我希望人们去看网站时，会发现我们正努力从不同思想角度、不同主题来扩展和建构这个话语。

比如，你会看到一些文章说明：Maqasid（沙里亚高阶目标）本身，其实要求哈里发制度被落实。这个主题后续还会有两篇文章。

主持人：就是这里这篇，《没有哈里发制度，就没有 Maqasid》，我看到了。

嘉宾：对，就是这篇。

主持人：各位，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简介里，请大家去看。

嘉宾：这篇有摘要版，也有详细版。里面提出的论证是：沙里亚目标不可能被落实，除非存在一个相称的制度，使这些 Maqasid 能够得到实施。由人构造的体系来实现神圣立法的目标，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我们也有 Kamal Hussein 博士最近写的一篇文章，谈 Siyar 心态：从伊斯兰角度，什么叫拥有国际视野？我们怎样从伊斯兰角度评估政治事件？那篇文章叫《Siyar 心态》，也在屏幕上。我们还有一本很好的书，来自一位伟大的法学家，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十条原则。

嘉宾：那本书出自一位法学家。我们最近还刚刚发布了一本书，让我都不敢相信，它一上线就有两百多次下载。它来自一位伟大学者。很多人知道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注学家，但很多人不知道，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为哈里发制度辩护，反驳一位被排斥的埃及人。那个人试图削弱“伊斯兰与治理是连在一起的”这个观念。

Ali Abd al-Raziq，这位前埃及爱资哈尔学者，写了一本书，叫《伊斯兰与统治的基础》。在那本书里，他试图沿着东方主义路线证明：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平安）并没有带来政治制度；他只是一个道德教化式的人物，有点像佛陀，他的使命也仅此而已。

后来许多学者——其中一些人的作品我们也会很快发布——作出了回应。伟大的 Muhammad Ibrahim 就写过一部反驳作品。我们现在已经……

主持人：我第一次注意到那本书，是在 Reza Pankhurst 的书里。我当时想：这很有意思。

嘉宾：我们有那篇文本的译本，它一直没有见到天日。赞颂全归安拉，现在终于第一次可以在线读到英文版了，虽然我等了好几年。

主持人：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做了这件事。

嘉宾：是的。现在它已经可以读到了，并附有一点分析和前言。当时整个学者群体，基本上爱资哈尔所有学者，都把这位现代主义者排除出去，因为他否认哈里发制度的必要性。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正统回应。我们很快还会单独发布另一份材料，是当时大学者高级委员会对那本书的即时反驳。20 世纪初那些伟大的爱资哈尔学者和学术巨擘，都写过回应。我们会把其中片段带给英语读者。

主持人：我很期待读到。这些论证太重要了，值得重新回到它们，重新拥有它们，也重新塑造它们。

嘉宾：完全正确。

嘉宾：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我们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不是说 Siyar 研究院很伟大，其他人都不行。不是这个意思。每个人都在做非常好的工作。每个投入文明话语、努力复兴穆斯林政治前途，并围绕这种政治前途的恢复建构话语的人，都在做很好的工作。我认为这些努力都像不同水流，最终汇向一个中心。愿安拉赐福大家所做的工作，赐福他们提出话语、提升 Ummah（穆斯林共同体）意识的努力。我们只是这个话语的一部分。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以为，Siyar 研究院是唯一开路的人。我们是在一组合唱中贡献一种话语。但我们想带来一点新鲜东西：努力做到全面，努力从多个侧面看待我们的传统，考察不同学者。我们不是狂热地跟随某一位学者，也不是意识形态式地绑定某一位学者。大家会在我们的出版物里看到这一点。我们努力大胆而新鲜地把新论证、新分析带进这个话语。它也开放给大家阅读、批评和反馈。正是建设性的对话让我们成长。

多数穆斯林机构仍然在问 Ummah 怎样在自己所在的地方生存，也就是仍处在生存模式中。但我们想问的是：伊斯兰要求 Ummah 建设什么？正如我前面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这样思考了。他们不再只是在生存模式里思考，而是在思考怎样建构一种文明性话语。

主持人：我想再追问一下，这次不是唱反调，而是真有这个问题。Resza 在书里也提到过，而且这确实反复发生。英国的 Prevent 项目，也就是所谓反恐和反极端主义项目，至少在历史上曾把任何相信恢复泛全球哈里发制度的人标记为极端主义者。字面上就是这样称呼他们。德国和许多西方国家也是这样。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做的事不正当，而是说它在实际公共领域中高度争议化、政治化。你们现在的表达方式非常体面，我个人也完全支持。但从学术话语进入真实公共领域，这条路充满问题，不是我们一开始谈论它就能顺利推进。

主持人：我们一谈，就会被聚焦、被盯上、被妖魔化。许多人立刻会遇到麻烦，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严重，取决于对方能做到什么程度。总之，这确实非常敏感。我只是想把这一点说出来。

嘉宾：是的，Paul，你说得对。你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正确。但也可以这样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负责任、严肃的学术研究，正是为了防止肤浅口号和鲁莽行为主导讨论。我们的研究院，当然也包括其他机构，正在围绕穆斯林治理、权威和国际关系建构一种负责任的话语。我们应该有正直、有力量、有勇气——愿安拉赐给我们这些——去重新认领那种严谨学术，而不是把讨论一边交给极端分子，另一边交给煽情媒体。

主持人：这很公平。我也认为确实有一些非常出色的学术成果。比如 Wael Hallaq 教授那种百科全书式的惊人工作。他最近刚出的一本书，我还没读，《激进的权力分立：伊斯兰宪政史》，和你们的主题非常相关。那是非凡的学术成果。据我所知，他并没有特别被攻击，因为他非常学术，不是发表挑衅言论，而是在提出非常博学、非常扎实的论述。我觉得现在确实有一种令人鼓舞的思想动能，而且有意思的是，这种动能尤其在西方也能看到。

嘉宾：你很清楚这一点，因为你在 Blogging Theology 上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现代性有一套假设，对吧？那些假设需要被拆解。像 Hallaq 这样的人，当然也包括他之前的学者，已经拆解了支配现代性的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因此，这也在推动伊斯兰文明话语的重新成形。他最近那本厚重的大书，显然也对这种拆解作出了贡献，主要是对现代性认识论的拆解，当然也涉及宪制思考。

主持人：是的。

嘉宾：你强调这一点非常对。我们还想展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并没有和前人的传统断开。

嘉宾：与过去断开，是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因为你不再把过去看成权威。但我们非常相信，自己扎根于古典传统。我们希望以严谨的方式与传统互动，不是盲目服从，但当然带着敬重。

我们也希望自己的话语能够激发政治能量。Ummah 身上有造物主和先知（愿他平安）赋予她的义务，所以我们必须遵守这些义务。我们的讨论，是想把这些义务讲清楚，也想提升 Ummah 的信心：围绕哈里发制度的讨论是真实的讨论，而且会使她获得解放。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安拉意欲。

主持人：我以自己很小的方式，非常愿意一直通过 Blogging Theology 支持这项工作，做推广、访谈等等。

嘉宾：你在这方面一直非常棒。从最开始你就从未停止这样做。这必须被承认，我们也真的很感谢你。

主持人：你说这是穆斯林的职责，所以我只是做自己该做的事。

嘉宾：同时你也知道，我们欢迎批评性的反馈、建设性的反馈。正是这些帮助我们成长，也帮助我们的论述成长。这种对话很重要。总结一下我们想做的事情：是的，我们想复兴 Siyar 作为一门学科；我们想把学术与可理解性连接起来；我们想面向未来；它是跨学科的；我们也希望保持积极，而不是反应式的。我们希望自己的话语从来不是单纯反应式的，不只是因为某件事发生了才做什么。我们相信，我们产出的内容，是经过充分思考、按照一定策略、在写作前花时间沉淀之后形成的。我们收到的反馈也让我们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的长处。

主持人：我想说一下你们网站，大家可以访问。这里写着可以输入邮箱订阅，也可以在 X、Facebook、YouTube 等平台关注他们。请大家去关注。我几乎是随便浏览你们网站时看到这些数据，我很喜欢。

主持人：这里写着 50 多个穆斯林民族国家，1200 多万总规模的穆斯林军队，还有自哈里发制度被废除以来已经过去 37,000 多天。这很棒，因为它体现的是 Ummah 层面的思考，而不是只问这个国家有多少人，那个国家有多少人。不，如果从神学、灵性和伊斯兰规范上看，1200 多万穆斯林军队本应被统一起来，这本来就是规范，本应如此。安拉意欲，我个人相信有一天这会发生。因为有先知穆罕默德（愿他平安）的真实圣训预言，谈到这种制度会按照正道回归，回到原初正统的 Khilafah，而不是历史上一些比较可疑的版本。

嘉宾：Paul，你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现在穆斯林总体上已经不再问“为什么要哈里发制度”。他们真正思考的是“什么时候”。当然，围绕它的具体话语会有多样性，这也是正确的。但问题确实正在变成“什么时候”，这是一个积极信号。

主持人：毫无疑问。

嘉宾：我也想鼓励大家。我简单提一下我们已经谈到过的一些出版物。大家可以在我们网站上找到。我们的书中，有一本我稍后会简短介绍并读一段，叫《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还有《伊斯兰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十项权利》。第三本，也就是最近的出版物，叫《伊斯兰与统治的真正基础》，出自 Imam Ibn Ashur。大家当然可以去看。也请查看我们的研究论文。我们在这些内容上花了很多时间，也有非常建设性的同行评审流程。有人阅读后，会给我们非常严厉但有益的反馈。我们收到反馈时也很受鼓舞。我们有每月一次的网络研讨会，参与情况非常好，而且来自全球各地。我们也正在最后整理教育资源，并且即将举办一些公开讨论。

嘉宾：这些公开讨论会在英国多个地方举行。请大家留意。相关信息会通过我们的社交媒体发布，也就是这个页面。Paul，谢谢你提到它。我们还有阿拉伯语页面、乌尔都语页面，也即将推出马来语和土耳其语页面。

主持人：哦，土耳其语。

嘉宾：是的，我们希望有土耳其语页面，安拉意欲。也希望大家能帮助我们提升这些网站的质量。如果你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或者能在这方面帮忙，那会很好。这里也有我们的 Instagram 页面和 YouTube 链接。

Paul，我想举的一个例子就是《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如果你记得，我们话语中要回应的一个误解，就是有人认为哈里发制度不可能。因此，我们专门写了一整本书来处理这个问题。这本书写得比较简单。我们把它写成 28 个反对理由：为什么有人认为哈里发制度不可能，然后逐一回应。每一项都先列出论点，再列出反驳。我们发现读者觉得这本书很清爽，也很容易读、容易跟上。大家的回应也让我们很受鼓舞。有人使用它，有人加入自己的论证，有人用自己的额外前提和展开来丰富反驳。所以，如果你觉得有益，请尽管使用这个资源。

我们真正想回应的是：为什么人们会形成一种心态，认为哈里发制度不可能？如果你允许，我想读一个论证。第 14 个反对理由，在第 104 页：有人说，哈里发制度不现实，世界不会允许它发生。很多人提出过这个论点。我们的回应是：这个论点本质上并不是法学问题，也不是神学问题，它更像是一种心理障碍。很多穆斯林，即使原则上支持哈里发制度，也最后会说：这是个好想法，但世界不会允许它发生。

嘉宾：无论这种恐惧指向西方、全球强权、秘密警察、独裁政权，还是大规模混乱，这种思路都认为胜算太低，障碍无法跨越，所以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心？我们经常听到不同版本的说法：美国和西方会碾碎我们；穆斯林政府不会允许；这只会带来更多战争和制裁；会造成更多不稳定；会制造更多 fitnah（纷争），等等。

从根本上说，这种论证并不是法律层面的反对，而是一种恐惧。它是一种深层无力感，只是披上了“现实主义”的语言。但把它叫作现实主义，并不会让它变得有效。相反，它甚至会变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让人被冻结在不行动里。这不是伊斯兰，也不是我们对安拉的信仰教我们面对挑战的方式。

在伊斯兰中，安拉命令的事情，即使所有人都反对，它仍然是命令。可行性并不会改变义务。然后我们在书中引用了一些《古兰经》经文，说明这种心理障碍并没有经典依据。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多次命令我们行动，而不是等待别人的许可。说“这不可能”，并不是一个法学立场，它更接近 Banu Isra'il（以色列子孙）在面对挑战时对穆萨圣人说的话：“你和你的主去战斗吧，我们会坐在这里。”那不是现实主义，那是拒绝。

所以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在脑子里建构出来的“现实主义”，其实可能只是拒绝履行义务的外衣。每一位先知都面对强大的敌人。穆萨面对法老；我们的先知（愿他平安）面对 Quraysh（古莱什）。历史上，我们面对过蒙古人、十字军，后来殖民强权几乎是一砖一瓦地拆掉了哈里发制度。

嘉宾：但在这些时期，没有任何信息告诉我们：因为敌人看起来太强，所以不要尝试。如果对抵抗的恐惧意味着取消造物主的命令，那么伊斯兰一开始就不会传到我们这里。抵抗是自然会出现的，也是预料之中的。重要的是我们怎样回应。

早期穆斯林是少数群体，受到迫害，人数处于劣势。但他们仍然行动，仍然召唤人归向伊斯兰，仍然寻求权力。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改写了未来，也改写了后来穆斯林 Ummah 所生活的未来。

有一种幻觉认为，现在的世界秩序——军队、经济、全球联盟——已经固定到无法改变。但历史告诉我们并非如此。蒙古人看起来不可阻挡，直到他们接受了伊斯兰。十字军统治耶路撒冷将近一个世纪，直到他们被击败。1924 年，哈里发制度被宣布死亡；但一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在谈论它，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今天，裂缝正在显现。全球秩序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强。经济系统很脆弱，被反复冲击和伴随 riba（利息/高利）的巨额债务削弱。人们对政府的信任正在下降。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已经疲惫不堪。世界变化得比人们意识到的更快，穆斯林世界也在看着这一切。

所以说实话，很多所谓现实主义，其实只是换了更好公关包装的懦弱。说“我们不能”，比承认“我们不愿”容易得多。但伊斯兰和对安拉的托靠，会建立穆斯林的勇气，也会建立信士的无畏。今天我们谈不公、入侵和伊斯兰恐惧症，但我们却常常害怕提到唯一真正能够统一并保护 Ummah 的制度。这不是战略，不是务实，也不是现实主义。这是懦弱和投降。

嘉宾：书中这一章后面还继续展开。我不想把整章都读完。但这段来自《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这本书是我们认为应该首先带给读者的，因为它回应了 28 个反对理由，也就是为什么穆斯林心中可能有一种障碍，认为哈里发制度不可能。我们觉得必须以简单的方式回应它，不是居高临下，也不是攻击。我们不点名任何人，不点名任何团体，也不点名任何个人。重点不是攻击人，而是回应观念；因为问题在于那个观念。一个人可能持有那个观念，但我们攻击的不是个人。

所以请大家去看看。它已经有几千次下载。如果你还没看过，请去看。

主持人：各位，链接在下方简介里，请一定去看。

嘉宾：谢谢你，Paul。这本书也体现了我们在 Siyar 研究院做话语的方式。我们尝试处理一个问题时，会先识别主流叙事是什么，然后分析它的预设和思想基础。接着，我们把这些预设和思想基础，拿到伊斯兰源泉、伊斯兰历史和我们的政治理论面前检验。最后，我们提出自己的框架和替代方案，并尽力让它扎根于积极、严谨的学术研究。

这就是我们在 Siyar 研究院处理工作的方式。《不可能的哈里发制度》就是这种研究方法的产物。我们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作品时，能看出它遵循这样一种思路。

嘉宾：安拉意欲。我们希望这个介绍对大家有益。也感谢你，Paul，给我们这个平台来谈这些内容。

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的工作非常令人振奋，绝对值得称赞。大家应该支持它，学习它，在你们提到的所有社交媒体平台上观看它。链接在下方简介。愿造物主意欲，这项工作会在我们的文化、思想生活和政治中结出越来越多果实。非常感谢你，以及你那两位受尊敬的同事，安拉意欲。

嘉宾：谢谢你，Paul，也谢谢你所做的工作。愿安拉赐你成功，赐福这个平台，让它不断进步。

主持人：阿敏。谢谢。下次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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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近三十年来，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一直将极极端正统派政党视为其政治生存的支柱之一。

随着内塔尼亚胡准备迎接多年来最艰难的一场大选，他的执政联盟正因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兵役问题上长期的争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这场争端暴露了内塔尼亚胡右翼阵营内部的深层分歧，也让人开始怀疑联合妥拉犹太教派（United Torah Judaism。简称UTJ）和沙斯党（Shas）这两个自1996年他首次出任总理以来最可靠的盟友，是否会另寻出路。

“极端正统派民众对他们目前的处境感到失望和愤怒。”在极端正统派社区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极端正统派公共组织”总干事普妮娜·普费弗（Pnina Pfeuffer）对《中东之眼》（Middle East Eye）表示。

她补充道，极端正统派政党的政治前景非常不明朗，以至于他们加入由加迪·埃森科特（Gadi Eisenkot）——内塔尼亚胡多年来最强劲的挑战者——领导的政府，已经不再是“离谱”的设想了。

“埃森科特并没有被贴上反极端正统派的标签，”普费弗在谈到这位前军方总参谋长在宗教选民中的威望时这样说道。

专门研究犹太文化、政治和宗教历史的以色列历史学家兼人权活动家阿维-拉姆·茨奥雷夫（Avi-ram Tzoreff）指出，内塔尼亚胡的盟友与极端正统派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开启了新的政治可能性。

“显而易见，极端正统派与右翼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痕，”茨奥雷夫告诉《中东之眼》。

“极端正统派作为一个政治主体，他们的态度是‘宁死也不当兵’，”他补充道，这是抗议征兵活动中常见的一句口号。

“极端正统派政党与右翼之间的联盟并非天经地义、不可动摇。”

相反，茨奥雷夫认为，埃森科特领导的阵营可以利用这些分歧，拆散他所描述的以色列右翼与极端正统派之间“不自然的政治联盟”。

茨奥雷夫表示，希望击败内塔尼亚胡的反对党需要重新考量他们传统的组阁策略。

“一旦政治关系完全围绕征召极端正统派入伍这一焦点展开，”他说，“要扩大政治联盟就会变得异常艰难。”

他主张，如果中左翼希望赢得政权，“中左翼就需要重新思考如何界定自身政治阵营的边界。”

自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以来，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的兵役问题已成为该国最具争议的政治焦点之一。

虽然数十万预备役人员被动员参战，但极端正统派男性在历史上一直豁免服兵役，以便在 yeshivas (犹太宗教学校) 进行全日制宗教研修。

这一安排长期以来一直备受争议，而战争加剧了要求废除该豁免权的压力。

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多次未能通过规范极端正统派征兵的法案，导致数十名被指控逃避兵役的年轻男子被拘留，并引发了由UTJ和沙斯党支持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去年，这两党的部长因抗议联盟未能通过征兵法案而辞去政府职务，尽管他们在关键立法上继续与政府保持合作。

这一问题也加剧了内塔尼亚胡所在的利库德集团（Likud）内部的分歧，该党多名议员认为通过新征兵法案的尝试是对极端正统派不可接受的妥协。

上个月因该问题离开利库德集团的以色列议会议员丹·伊鲁兹（Dan Illouz）对以色列新闻媒体 Ynet 表示，右翼阵营“已经沦为了偶像崇拜”。

伊鲁兹认为，该阵营“削弱了我们推进右翼经济和安全政策的能力”，包括确保军队拥有充足的人力。

与此同时，极端正统派领导人也越来越质疑与内塔尼亚胡长期以来的合作关系。

今年5月，作为组成UTJ的两党之一——律法旗帜党（Degel HaTorah）的精神领袖拉比多夫·兰多（Rabbi Dov Lando）明确表示，“我们不再信任内塔尼亚胡”。并补充说该党不再“对其效忠”。

上个月，律法旗帜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以色列《晚报》（Ma'ariv），“根本不再存在什么阵营了”，并补充称该党将与任何愿意满足其要求的政治阵营进行谈判。

围绕征兵问题的争端暴露的不仅仅是内塔尼亚胡执政联盟内部的紧张关系。它还凸显了极端正统派领导层内部在以色列军事行动和国家角色问题上的深层意识形态分歧。

尽管犹太反对党普遍认为极端正统派男性应该参军，但分析人士指出，这场争论也反映了对以色列在加沙及整个地区的战争截然不同的态度。

上个月，律法旗帜党96岁的精神领袖拉比多夫·兰多对宗教锡安主义运动发起了不同寻常的严厉抨击，使得这些分歧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以及扩大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定居点的行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他们发动战争不是为了救赎，而仅仅是为了国家荣誉，”兰多指责宗教锡安主义者是“邪恶”的和杀人犯。

“极端正统派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他们自己的战争”

• 普妮娜·普费弗，“极端正统派公共组织”

他的言论遭到了以色列各政治派别的一致谴责，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表示他拒绝“这些可怕的言论”。

但这些言论与兰多长期秉持的观点是一致的。

去年，他曾表示宗教锡安主义者“不仅给犹太人带来了精神上的灾难，还带来了肉体上的灾难”，并补充说锡安主义者的行为造成了阿拉伯人“前所未有地”憎恨犹太人的局面。

普费弗主张，不应将兰多的言论视为对内塔尼亚胡联盟的直接政治挑战。

“拉比兰多是在对局势表达一种基于伦理道德的立场，而不是政治立场，证据就是他从未要求因战争而退出政府，”她告诉《中东之眼》。

相反，她表示这些言论反映了极端正统派长期以来与国家军事思潮保持距离的世界观。

“极端正统派并不认为这场战争是他们自己的战争，”普费弗指出，在过去近三年里，以色列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极端正统派社区的“生活保持着相当正常的秩序”。

即使没有产生直接的政治后果，普费弗表示兰多的表态依然意义重大，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与围绕战争的以色列主流叙事截然不同的视角。

“它代表了温和与克制，这源于一种认识，即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的地位并非高枕无忧，我们需要与我们的敌人共存，”她说。

茨奥雷夫也认同兰多的言论反映的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神学立场，而非战术性的政治干预。

“如果你以国家荣誉的名义派人去杀戮，你实际上是以牺牲妥拉（Torah）研习为代价，提高了国家的宗教神学地位，”他说。

“这绝非随意的言论。”“它是公开发布给媒体的，即使目前尚未在公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其目的也是为了拉动公众的关注。”

然而，兰多的立场也与以色列部分极端正统派选民向右转的大趋势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据普费弗称，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已经在沙斯党和UTJ的传统选民中打下了基础，这使得极端正统派领导人的政治考量变得更加复杂。

“沙斯党的一部分选民并非典型的沙斯派选民，他们可能会投给本-格维尔或利库德集团，因为他们并没有过着严格的极端正统派生活。”“因此，沙斯党需要证明自己是右翼阵营的一员，并且与内塔尼亚胡站在一起，”她说。

尽管她主张沙斯党比UTJ更加忠诚于内塔尼亚胡联盟，但茨奥雷夫指出，自2013年该党创始人拉比奥瓦迪亚·约瑟夫（Rabbi Ovadia Yosef）去世以来，该党一直在稳步向极右翼倾斜。

他表示，沙斯党已经“经历了‘本-格维尔化’的过程”，已故拉比梅尔·马祖兹（Rabbi Meir Mazuz）等强硬派宗教人物对该党走向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拉比奥瓦迪亚曾是阻止向右倾斜的坚实屏障，”茨奥雷夫说。

他认为，自这位受人尊崇的精神领袖去世后，沙斯党一直在“艰难地设定红线”。

“与其他政党类似，该派系的领导层并没有发挥领头羊的作用，而是为了讨好公众舆论而行事。”

茨奥雷夫指出，这种转变不仅限于沙斯党，极端正统派与以色列定居者运动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且极端正统派社区内部也越来越广泛地采用民族主义言论。

此外，他还提及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定居者与极端正统派社区之间不断强化的关系，以及人们越来越接受“研习妥拉本身就有助于保障以色列安全”的理念。

“但另一方面，反兵役运动势头强劲，”他说。

茨奥雷夫认为，对于以色列反对党而言，这一矛盾恰恰提供了一个契机。

“中左翼的作用是在右翼阵营内部实施分化瓦解，”他说。

他表示，内塔尼亚胡的对手不应排除与极端正统派政党合作的可能性，而应该考虑与他们进行务实的接触。

他们需要考虑与UTJ和沙斯党建立伙伴关系，这并非出于对极端正统派的美化，而是因为在政治层面存在博弈和拉拢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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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美国的游说政治
   十一月 25, 2025
 

  美国的游说政治，其所以然，可从其作为移民国家的性质与政治体制来看。美国社会中存在各式群体，常以社会阶层、族群、宗教信仰、职业与政治立场划分。这些社会群体，因利益相近而结为利益团体/压力团体，藉由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一定的利益要求。此为结社的一种形式，初为一种街头的力量——组织公众集会、示威游行、请愿游行，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传统上，这类团体的典型例子是工会。利益团体为避免在国家利益分配中被忽视，有时会以“游说”去说服决策者，以图争取自身利益。这些团体的目标是试图影响立法机构成员，使其在立法机构中以投票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来支持其诉求。

      游说之合法性，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请愿权。任何群体，不论犹太人、穆斯林、非裔、亚裔，还是环保组织、工会、企业联盟，皆可藉游说来表达立场、影响政策。国会议员本就扮演代表民意的角色，自会借由各式利益团体以获资讯，进一步提升其问政品质。这里面亦有议员连任的选举压力，并倚赖利益团体在竞选经费上的捐输。利益团体亦能对政党施加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选资金。而政党的竞选活动，亦反映了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会在议会和执政中维护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

      若想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就要熟知国会的运作与议事规则，且与现任议员或政府官员维持联络，因而游说遂成一门专业。经济资源雄厚的利益团体有时会雇佣专业游说者——游说公司、智库、公关公司，代为从事政治游说。专业游说者，能向议员、官员提供法律和政策相关的意见或研究报告，帮助其在国会问政，从而更好的影响法案和引导政策。游说有时是说服决策者，有时则透过组织示威游行或在媒体制造舆论，给决策者以压力，迫使其倾听。拥有更多财力的团体，譬如大型企业，通常更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不只是因其有钱雇佣专业游说者，主要还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本国经济的关键生产者，对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因此，它们的利益对政府至关重要。

      这种游说，有时会被资金与“旋转门”腐蚀成权钱交易。有的专业游说者是前国会议员或曾任高阶行政官员，易导致政治腐败。为此，美国国会出台许多法律，来监督游说是否透明和是否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1946年制定的《联邦游说管理法》，对游说行为给与正式规范。新近的法律，则是2007年通过的《诚实领袖与政府公开法》。一个国家的政治历程，某种意义上，就是个补苴罅漏的过程，缝缝补补向前走。彻底杜绝腐败很难，但可以通过制度构建防堵它。虽然游说存在权钱交易的隐忧，但若说有利益团体就此能操纵美国政府，则就夸大了其在一套政治体系上的作用。

      有些穆斯林对美国游说政治的外部观感是，谁有了钱，谁就能控制一切；谁没有钱，便是被操纵的受害者。为此，经常疑问谁操纵美国政府，表现出强烈情绪色彩来。这与穆斯林所在社会长期存在的阴谋主义思维，大有关系。这种思维之所以盛行，缘于人们所在国家长期的政治不透明。越是处在社会边缘，有着政治无力感，在信息茧房视野受限、认知固化的群体，诸如回民圈子，往往有着更高的阴谋论接受度。少数族裔身份本身，亦会提高某些类型的阴谋思维。许多原本可以用来真正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时间，都被浪费在讨论谁操纵谁上。若穆斯林群体认为游说是某个族群的专利或必然导致腐败，那么他们便易将政治参与看作无望之举。

      在美国政治体制下，历史与现实均证明，弱势群体通过政治参与，可以将话语权从街头带进议政厅，就如我们在最近的纽约市长选举中所见。有些阴谋论者主张犹太游说团体能够控制政治走向，但民调显示，大约三成左右的犹太选民将票投给一位穆斯林进步派候选人。若阴谋论者所说为真，则这种跨宗教、跨阵营的投票结果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事实是，美国犹太选民内部极为多元，有自由派、保守派、正统派、世俗派。他们并非铁板一块，更谈不上由某一组织统一操纵。三分之一犹太选民投票给一位穆斯林候选人，意味着政治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候选人的理念、政策、政党与地方议题，而非宗教身份。此恰恰证明美国政治仍然是一个开放的、分化的、可竞争的空间，并非被某个单一族群掌控。

      在美国的游说政治文化中，任何社会群体都会结成利益团体通过游说去争取自身利益，这其中就有许多从事游说/政策倡导的穆斯林或阿拉伯组织，笔者粗略统计，有“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MPAC）、“美国阿拉伯裔反歧视委员会”（ADC）、“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AI）、“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 “北美伊斯兰协会”（ISNA）、“美国穆斯林协会”（MAS）、“美国穆斯林巴勒斯坦支援组织”（AMP）、“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穆斯林公共利益法律与倡导组织”（AMJA）。有些直接登记游说人，向国会提交游说报告。有些则以举办国会沟通日、组织代表团上访、举办国会简报/倡导日或是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影响政策。在前述组织中，“穆斯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称是“美国穆斯林的政策游说之家”，长期在国会与白宫层面开展政策沟通。

      对于游说政治，塔里克•拉马丹有着一种高尚的见解，他认为，西方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应是捍卫普遍原则，而不是将自己组织成像某些犹太社群那样的压力团体以争取狭义利益。认为若坚持普遍原则，穆斯林的利益自会随之得到保障。提醒穆斯林，应以为社会整体负责的伦理行事，避免将政治变成单纯的利害算计，保持公共道德的高度与话语正当性。他说：“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非穆斯林伙伴团结在一起，对整个社会承担责任。……在价值观，道德，对社会正义的需求和抵制各种歧视层面上，在所有西方社会中，穆斯林公民都能找到大量潜在的合作伙伴。”这是一种要造福人类社会的见解，穆斯林现在普遍还达不到这个高度。眼下最紧要的是，让穆斯林群体从受害意识向权利意识转变；从把政治看成遥不可及的权力结构，转变为把政治看成可学习、可介入、可逐步积累影响力的事务。若总是在背后寻找幽灵，便永远学不会在现代生存了。

2025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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