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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punishment-or-a-mercy-what-we-can-learn-from-the-coronavirus
原文标题：A Punishment or a Mercy? What We Can Learn from COVID-19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assan Elwan、Mustafa Umar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博士（Dr. Osman Umarji）：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目前还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哈桑·埃尔万博士（Dr. Hassan Elwan）：哈桑·埃尔万博士拥有俄亥俄州立大学电气工程博士学位。他拥有多项专利，并在微电子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目前是美满电子科技公司（Marvell Technology）的杰出工程师。埃尔万博士还拥有临床心理学硕士学位，目前负责加利福尼亚州森林湖市拉赫马中心（Rahma Center）的咨询部门。他经常在南加州就伊斯兰教和灵性问题发表演讲，并为社区提供基于心理学和灵性的专业咨询服务。穆斯塔法·乌马尔（Mustafa Umar）：谢赫穆斯塔法·乌马尔完成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学士学位、法国欧洲伊斯兰科学学院的神学与伊斯兰法学士学位，以及英国格洛斯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他还在印度勒克瑙的伊斯兰学者协会（Nadwatul ʿUlamā’）学习了一年的伊斯兰科学，并在埃及开罗学习了一年。他著有多本书籍，作为伊玛目和活动家为南加州穆斯林社区服务了十多年，目前是加州伊斯兰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奥兰治县伊斯兰研究所的教育与外联主任，以及北美教法委员会的执行成员。

副标题：穆斯林如何回应疫情、恐惧、悔改与安拉的慈悯
摘要：本文讨论穆斯林应如何理解冠状病毒带来的考验。作者提醒，疫情可能促使人反省、悔改、帮助他人并重新认识安拉的慈悯；面对灾难时，穆斯林不应轻率判断他人，而应修正自己并承担责任。



图：是惩罚还是慈悯？ 我们能从新冠疫情中学到什么

引言

“新冠病毒是来自安拉的惩罚吗？” “安拉在生我们的气吗？” “新冠病毒是恩典、考验还是惩罚？” 自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以来，这些神学问题一直萦绕在许多穆斯林的心头，目前病毒已感染超过两百万人，并夺去了超过十万人的生命。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探讨核心的神学概念，包括对“惩罚”这一概念的透彻理解。 在本文中，我们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描述美国穆斯林对该话题的真实看法，并为这些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解答。

惩罚的概念

惩罚是指针对某种过错，对群体或个人施加的一种不希望出现的结果。 惩罚背后的动机及其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从伊斯兰神学角度来看，“惩罚”一词用于指代各种形式的考验、责备、训诫、刑罚和纪律处分，这些可能显现于今世或后世。 关于后世，火狱被提及为最严重的惩罚。 这种形式的惩罚仅发生在一个人在审判日被安拉清算之后，体现了安拉无限的公正与慈悯。 后世的惩罚并非单一的，其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及他人所行不义的程度。 同样，后世的奖赏也根据一个人行善的程度而有所不同。 信士应时刻铭记奖赏与惩罚，因为它们能激励正义行为，并抑制不符合信士身份的行为。 伊本·盖伊姆阐述道：“火狱的创造是为了警示信士，并净化罪人和作恶者。 它作为一种净化手段，洗去灵魂在今世所沾染的污秽。 如果灵魂在今世通过真诚的忏悔、消除罪恶的善行以及赎罪的灾难完成了自我净化，那么它就不需要在那（后世）接受净化了。”

至于今世的惩罚，《古兰经》将其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报应性的惩罚，这构成了安拉的决断，且不留任何救赎的余地。 安拉说：“不然，它将突然降临他们，使他们惊惶失措，他们既无法抵御，也无法获得宽限。” 报应性惩罚的意图包括终结压迫、支持先知、向反抗先知的民族展示安拉威严的属性，以及教导后世。 在安拉执行此类惩罚之前，通常具备若干条件，包括派遣先知、社会拒绝先知、坚持腐败以及无视多次警告。 安拉提到了以多种方式执行报应性惩罚，摧毁了先前反抗的民族：“我因他们的罪过而惩治了他们；其中有我降下石雨的，有被（天上的）巨响所震慑的，有我使大地吞没的，也有我使之溺毙的。 安拉并未亏待他们，而是他们亏待了自己。”

今世的第二类惩罚并非旨在作为最终的审判，而是一种威慑，旨在引导人们回归安拉并改良社会。 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火狱的惩罚后，紧接着提到了这类惩罚。

وَلَنُذِيقَنَّهُم مِّنَ الْعَذَابِ الْأَدْنَىٰ دُونَ الْعَذَابِ الْأَ كْبَرِ لَعَلَّهُمْ يَرْجِعُونَ（我必使他们尝试较近的刑罚，而非最大的刑罚，以便他们回归。）

“我必使他们尝试较近的（الأدنى）刑罚，而非最大的（الأكبر）刑罚，以便他们回归。”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许多圣门弟子和早期学者将“较近的刑罚”解释为今世的困难、疾病和普遍的磨难，安拉让他的仆人经历这些，目的是鼓励他们忏悔并回归他。 因此，“较近的刑罚”的本意是真正地让人们更接近安拉。 在另一节重申安拉允许世间磨难之正当性的经文中，他提到：“由于人们所作的恶，陆地和海洋上出现了腐败，以便他让他们尝试自己所作所为的部分后果，以便他们回归。” 我们再次看到，安拉允许人们经历困难的意图是促使他们转向安拉。 因此，构成今世“较近的刑罚”的各种苦难，应被视为安拉出于慈悯的责备，旨在促进人类的完善。

尽管惩罚源于慈悯似乎有悖常理，但近期关于慈悯的研究表明，基于动机，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的。 当惩罚的目的是减轻他人的痛苦并增加社会和谐时，这可被视为慈悯或利他的惩罚。 这可能包括向作恶者提供负面反馈，以便他们将来改变行为，尽管惩罚者本人并未从中获益。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对惩罚的理解，尤其是当它来自那位比我们自己的母亲更慈爱我们的造物主时。 这些慈悯的责备类似于用苦药治疗病人，尽管它令人不快且可能痛苦，但对于实现健康和福祉可能是必要的。 伊本·盖伊姆在讨论慈悯的惩罚时，极好地运用了这个类比：“安拉的智慧要求他为每一种疾病指定合适的疗法，而纠正迷途者需要最难忍受的疗法。 一位慈悯的医生可能会烧灼病人，用火反复灼烧他，以清除那些破坏其自然健康状态的污秽元素。 如果（这位医生）认为截肢对病人更好，他就会切除它，从而给他带来最剧烈的痛苦。”

心理学探讨了奖惩在行为矫正中的作用。 行为主义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认为，强化和惩罚都会影响行为。 从伊斯兰角度来看，正向强化包括为正义行为提供奖赏，包括慷慨地给予善行（ḥasanāt）并获得安拉的喜悦。 同样，负向强化包括消除恶行（sayyiʾāt）以鼓励正义行为。 这两种强化方式可以同时使用，因为不同个体受到的激励因素各不相同。 然而，在人们既没有因对安拉的爱而产生内在动力，也没有通过强化获得外在动力的情况下，可以使用正向和负向惩罚来减少不良行为的持续或再次发生。 正向惩罚涉及增加不希望出现的结果以抑制行为，而负向惩罚涉及移除某种令人愉悦的事物以抑制行为。 从伊斯兰角度来看，正向惩罚可能包括向社会引入磨难以减少人类的不义行为，负向惩罚则如失去生命和财富。 这两种惩罚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人们回归安拉。 通过恩典与磨难来影响行为的概念在经文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我们以福祸考验他们，以便他们能够回归。”

在《古兰经》的《笔章》（Sūrat al-Qalam）中，关于“园圃的主人”（aṣḥāb al-jannah）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仁慈惩戒的深刻例证。 尽管他们完全清楚前人留下的先例，即应将园圃收获的一部分分给穷人，但他们却在收获前夜密谋拒绝给予穷人应得的份额。 随后，在收获前的清晨，他们相互约定，拒绝任何穷人进入园圃。 当他们早晨到达园圃时，看到安拉已经在夜间彻底摧毁了他们的园圃，以此惩罚了他们。 在最初互相指责之后，他们共同承担了责任，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寻求安拉的宽恕，说道：“或许我们的主会以比这更好的东西来补偿我们。 我们确实渴望我们的主。” 这个故事生动地说明了仁慈的惩戒——安拉明确提到它既是考验也是惩罚——如何能成为对人们的一种怜悯。 如果安拉没有让他们遭受这种“较近的惩罚”，他们可能永远不会真诚地转向安拉，并可能在后世因其罪行而受到清算。

表1。 较重惩罚与较近惩罚的区别

益处因个人而异

伊斯兰教大学者伊兹·本·阿卜杜勒·萨拉姆（al-ʿIzz ibn ʿAbd al-Salām）曾说：“在磨难、考验、不幸和灾祸中，蕴含着许多益处；这些益处的相关性程度各不相同，根据人们等级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社会层面的仁慈惩戒以及其他类型的苦难，在个人层面最终可能成为恩典，也可能成为进一步的惩罚。 所获得的益处或造成的伤害，与每个人的态度和行为成正比。 那些在考验中感到痛苦但能以耐心忍受的人，其罪过可能会得到洗涤。 那些对安拉的定然感到满足的人，其等级可能会得到提升。 “较近的惩罚”只会对那些反对安拉的定然并从事令人不悦行为的人，演变成进一步的惩罚。

关于前定（qadar）的警示

尽管伊斯兰教文献证实，包括瘟疫类流行病在内的苦难可能构成来自安拉的“较近的惩罚”，但人类无法感知特定苦难背后的确切原因。 任何人声称冠状病毒是对特定国家（例如中国）的惩罚，或出于特定原因，纯属臆测和猜测。 冠状病毒作为全球大流行病的事实意味着，它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的苦难。 安拉警告我们不要在无知的情况下代表他发言，他说：“难道你们要代表安拉说你们所不知道的事吗？”

那么，冠状病毒是惩罚吗？

关于这个问题，最接近的先例或许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阿伊莎（ʿĀishah）向他询问瘟疫的时候。 他回答说：“这是安拉降给他所意欲之人的惩罚，但安拉已将其变为信士的怜悯。 任何居住在瘟疫肆虐之地的人，保持耐心并期待安拉的赏赐，深知除了安拉所定然的之外，没有任何事会降临在他身上，他将获得殉道者的赏赐。” 虽然冠状病毒在技术上并非瘟疫，但它们共同点在于都是具有痛苦症状且可能致命的传染病。 因此，利用先知关于瘟疫的解释来理解冠状病毒是合理的。 先知的回答教会了我们什么？ 首先，我们了解到瘟疫既可以是惩罚，也可以是怜悯。 结合我们之前的讨论，它可能被视为一种仁慈的惩戒，旨在引导人们回归正道。 这一点得到了伊本·哈杰尔（Ibn Ḥajar）的支持，他解释说，上述圣训中提到的惩罚是在后世之前于今世提前发生的。 他认为瘟疫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道德腐败的直接结果。 然而，在社会和个人层面，它最终都可能演变成进一步的惩罚或怜悯。 这怎么可能呢？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阐明安拉已将其变为信士的怜悯时，瘟疫就成为了一种以缺乏信仰（īmān）或应对不当为条件的个人惩罚。 因此，对于那些保持耐心、适当隔离自己、期待安拉赏赐并接受所发生的一切皆来自安拉定然的信士来说，冠状病毒（或瘟疫）可能是一种巨大的怜悯和恩典。 这样的信士可能会被授予殉道的恩赐。 因此，这种苦难的考验可能是信士获得宽恕、等级提升和殉道赏赐的一种途径。

图1。 通往怜悯与惩罚的路径

穆斯林关于冠状病毒作为惩罚的信仰

为了最好地提供关于冠状病毒是惩罚还是考验这一问题的实际解决方案，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调查了1800多名在年龄、教育程度和种族方面具有多样性的美国穆斯林。 受访样本在宗教实践上普遍较为虔诚。

我们询问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冠状病毒是一种惩罚。 27%的人回答说这根本不是惩罚，26%的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12%的人认为很大程度上是。

当被问及冠状病毒是否是来自安拉的考验时，84%的人表示他们相信这是来自安拉的一场重大考验。

我们还询问了他们作为大流行病的结果看到了多少恩典。 53%的人表示自冠状病毒传播以来，他们见证了来自安拉的许多恩典，而20%的人报告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看到任何恩典。

图2。 穆斯林关于冠状病毒作为惩罚与考验的信仰

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调查人们关于冠状病毒作为惩罚、考验或恩典的信仰是如何共同出现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使用聚类分析将人们归纳为不同的信仰模式。 我们发现了以下五种信仰模式，并在下面总结了每组的结果。

图3。 关于惩罚、考验和恩典的信仰模式

- “无感”群体并不认为冠状病毒是惩罚，仅将其视为轻微的考验，并从中看到了适度的恩典。 该群体占样本的18%，通常不通过宗教行为来应对。 - “考验与惩罚，但少有恩典”群体认为冠状病毒是考验和惩罚，但在其中看到的恩典很少。 该群体占样本的18%，通常包含更多报告有高度焦虑和紧张感的人。 - “考验与惩罚，且有许多恩典”群体在所有三个问题上的得分都很高，他们看到了许多恩典，并相信冠状病毒既是考验也是惩罚。 该群体占样本的28%，报告称他们总体上更频繁地阅读《古兰经》，并特别通过更多的宗教行为来应对。 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属于这一群体。 - “仅是考验”群体是最小的群体（9%）。 他们没有看到任何恩典，也不认为冠状病毒是惩罚，对他们而言，这仅仅是一场考验。 这个群体与通过较少的宗教行为来应对相关。 “祝福与考验”群体认为新冠病毒是巨大的考验，但并未将其视为惩罚。 该群体占样本的27%，与更频繁地阅读《古兰经》以及更积极地通过宗教行为来应对相关。 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属于这个群体。 美国穆斯林在新冠病毒是考验、惩罚以及是否从中见证了祝福方面，存在不同的信仰模式。 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安拉的一次严峻考验，许多人认为这是惩罚。 从结果中我们了解到，那些经常阅读《古兰经》的人更有可能在这场苦难中看到祝福，即使他们也将新冠病毒视为一种近期的惩罚。 结果还表明，将新冠病毒仅仅视为惩罚和考验可能是不健康的，因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报告了更高的焦虑和紧张感。

应对新冠病毒：实际步骤

精确地确定新冠病毒是什么（考验、惩罚，或两者兼有）可能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可以问自己：“我们是如何应对的？” “我们与我们的造物主关系好吗？”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导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种质疑方式。 当一个贝都因人来问他末日（即审判日）何时到来时，先知用他自己的问题回应了他。 他问贝都因人：“你为它准备了什么？” 我们从先知的回答中学到的是，我们不应该担心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属于未知范畴的事情。 这些事情属于安拉的权柄范围，而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我们将被问及的事情：我们的回应。 这就是为什么当风刮得很厉害时，先知 ﷺ 不会纠结于它是被视为“近期的惩罚”还是祝福。 他只会举起双手祈祷，说：“安拉啊，我求你赐予它的一切美好，并求你保护我免遭其邪恶。” 先知同时考虑了这两种可能性，并专注于转向安拉以求最好的结果，而不论安拉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无论新冠病毒是特定的惩罚、警示，还是普遍的考验，我们都从祈求安拉赐予它可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开始，并求助于他以躲避其邪恶。 如果它是惩罚，我们寻求安拉的宽恕。 如果它是警示，我们应该从疏忽中醒来，专注于取悦安拉。 如果它是考验，我们保持耐心，行善积德，期望安拉的报酬，并对他的任何判决都心满意足。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所以我们需要尽我们所能去做以上所有事情。 这样，我们就保证了它最终会成为一种祝福和恩典。 因此，我们的反应方式将决定我们每个人各自的答案。

保护自己免受惩罚

如果新冠病毒确实是安拉对人类的慈爱训诫，要求人类回归安拉，那么信徒在个人和社会层面都有责任。 在个人层面，每个人都必须专注于自己在这次考验中的表现，通过“敬畏安拉，以便安拉眷顾他们”。 在社会层面，信徒是社会福利的推动者，这降低了社会灾难的可能性。 安拉在《古兰经》中明确提到，改革者的存在是防止社会毁灭的因素。 此外，安拉还提到以下做法与最小化伤害（例如惩罚）和最大化益处有关。

忠诚的感恩

如果你是感恩和忠诚的，安拉惩罚你有什么益处呢？ 安拉是体谅的，是全知的。

经常练习感恩是应对困难和取悦安拉的最佳方式之一。 它还能带来更好的身心健康。 每天花些时间数算你的祝福，并真诚地感谢安拉。 每天写下五个祝福，并给生活中帮助过你的人写感恩信，这都是练习感恩的有效方法。

寻求宽恕

只要你在他们中间，安拉就不会惩罚他们；只要他们不断地请求宽恕，安拉就不会惩罚他们。

安拉承诺保护那些寻求他宽恕的仆人。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无论大小，安拉都能轻易地宽恕它们。 “我的仆人们，你们确已亏损自身，不要绝望于安拉的恩惠。安拉确是赦罪的，确是至慈的。” 安拉赦免一切罪过。 安拉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 先知还说：“如果有人不断地寻求宽恕，安拉将为他开辟一条摆脱困境的道路，并从每次焦虑中解脱出来。 他将从意想不到的地方获得给养。”

慈善捐赠

慈善能平息造物主的愤怒。

由于新冠病毒使许多人陷入经济困境，此时施舍尤其有益。 慈善是信仰的证明。 许多非营利组织，如清真寺和救济机构，确实需要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慈善捐赠将在审判日为我们遮荫，正如先知 ﷺ 所说：“每个人都将在审判日得到他们慈善捐赠的庇护，直到人们之间的审判完成。”

社交距离

瘟疫如同烈火，你们是它的燃料。 因此，分散开来，使瘟疫找不到燃料，从而被扑灭。

阿姆尔·伊本·阿斯（ʿAmr Ibn al-’Āṣ）的这番话强调了采取世俗手段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重要性。 他的建议在阿姆瓦斯（ʿAmwās）瘟疫期间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这场瘟疫曾困扰了许多圣门弟子和叙利亚人民。 适当的社交距离是这段时期耐心的一部分。

坚定不移

当你们公开和私下呼唤他时，是谁将你们从陆地和海洋的黑暗中拯救出来？“如果他将我们从这场危机中拯救出来，我们必定是感恩者。”

许多人在困难时期祈求安拉的名字，并承诺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然而，一旦安拉的解救到来，他们就忘记了他们对安拉的承诺。 我们知道安拉终将解除新冠病毒造成的困难。 无论我们在这些时期对生活做出任何积极的改变，包括定期祈祷或帮助他人，让我们在情况好转时也尽力继续下去。 同样，无论我们在这些时期能够戒掉什么坏习惯，当生活恢复正常时，让我们继续避免它们。

结论

新冠病毒可能是一场艰难的考验，是安拉对人类的慈爱训诫，或两者兼有。 尽管我们都面临着挑战，但安拉希望他的仆人获得益处，并希望让他们亲近他。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因为“安拉对他的仆人比母亲对孩子更慈爱。” 他的慈爱的一部分就是允许我们有机会通过考验和苦难来成长得更强大。

信士们在这些时期应当进行内省，并深刻审视自己的处境。 我们的反应决定了这究竟是惩罚还是恩典。 我们是否通过了考验，并与安拉更加亲近了呢？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掌控冠状病毒带来的后果，但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反应。 无论我们的考验涉及身体、心理还是经济健康，通过耐心、对安拉回赐的期盼以及对他判定的知足，我们应当感到慰藉，因为我们知道他可能会赐予我们殉道者的地位。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塔伊夫经历磨难后对安拉所说：“只要祢不对我感到不满，我不在乎（我所面临的一切）。 然而，若能得到祢的慈悯，我会更加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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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VID-19 冠状病毒大流行”，Worldometer，最后更新于2020年4月9日，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 Julian P. Alexander，“惩罚的哲学”，《美国刑法与犯罪学杂志》第13卷（1922年）：235。

• Mohammad Elshinawy，“无限慈悯与地狱之火的问题”，Yaqeen伊斯兰研究所，2017年7月1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o ... fire/。

• 例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复生日里，地狱火中受刑最轻的人，是脚下踩着两块炭火，导致大脑沸腾的人。” 《布哈里圣训实录》，软化心灵之书，关于天堂与地狱描述的章节。

• Ibn al-Qayyim al-Jawzīyah，《灵魂引导至欢乐之地》（安曼：Dar al-Fikr出版社，1987年）。

• 《古兰经》21:40。

• 《古兰经》29:40。

• 《古兰经》32:21。

• 此观点归于伊本·阿拔斯、乌拜·本·卡布、哈桑·巴士里、易卜拉欣·纳哈伊、达哈克、阿勒格马、穆贾希德、卡塔达及其他许多学者。 另一种解释是，较近的惩罚指的是坟墓中的惩罚。

• 《古兰经》30:41。

• Helen Y. Weng, Andrew S. Fox, Heather C. Hessenthaler, Diane E. Stodola, and Richard J. Davidson，“同情心在利他助人与惩罚行为中的作用”，《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第10卷，第12期（2015年）；Ernst Fehr and Simon Gächter，“人类的利他惩罚”，《自然》第415卷，第6868期（2002年）：137–40。

• 《布哈里圣训实录》，品德之书，关于对儿童慈悯与关爱的章节。

• Ibn al-Qayyim，《灵魂引导至欢乐之地》。

• Burrhus F. Skinner，“操作性行为”，《美国心理学家》第18卷，第8期（1963年）：503。

• 负强化是指当某种存在的事物（例如我们记录中的恶行）因人的行为而被移除，从而为该人产生理想结果时所发生的现象。

• 一个例子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训：“凡在家中洁净自己，然后走向安拉的清真寺之一去履行安拉规定的义务的人，他每走两步，一步就会消除一个罪过，另一步则会提升他一个品级。” 《穆斯林圣训实录》，清真寺与礼拜场所之书，关于步行去清真寺可消除罪过并提升品级的章节。

• 《古兰经》7:168。

• 《古兰经》68:32。

• Al-ʿIzz ibn ʿAbd al-Salām，《考验与磨难》（英国伯明翰：Dar al-Sunnah出版社，2004年）。

• 并非所有的苦难都是慈悯的训诫。 它们也可能仅仅是旨在提升已义之人品级，并展示如何应对困难的考验。 先知阿尤布所经历的苦难就是非训诫性苦难的一个例子。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穆斯林所遭受的任何苦难、疾病、焦虑、悲伤、伤害或忧愁，哪怕是被刺扎一下，安拉都会借此消除他的一些罪过。” 《布哈里圣训实录》，饮品之书，关于疾病赎罪的章节。

• 《古兰经》2:80。

• 《布哈里圣训实录》，医学之书，关于瘟疫期间忍耐的回赐章节。

• Ibn Ḥajar al-ʿAsqalānī，《法特赫·巴里》（利雅得：Maktaba Al-Salafiyah出版社，2008年）。

• 受访者中占比最大的群体年龄在25–34岁（34%），拥有学士学位（39%），且为南亚裔（56%）。 女性占样本的73%，69%的样本报告称每天礼拜五次。

• 我们首先运行了层次聚类算法（Ward法）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进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佳聚类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布哈里圣训实录》，圣门弟子美德之书，关于欧麦尔功绩的章节。

•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第5097段。

• 《提尔米济圣训集》，关于审判日描述、软化心灵及谨慎之书与章节。

• 《古兰经》11:117。

• 《古兰经》4:147。

• Don E. Davis, Elise Choe, Joel Meyers, Nathaniel G. Wade, Kristen Varjas, Allison Gifford, Amy Quinn, Joshua Hook, Daryl R. Van Tongeren, Brandon J. Griffin, and Everett L. Worthington，“为小事感恩：感恩干预的元分析”，《咨询心理学杂志》第63卷，第1期（2016年）：20。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不感谢人的人，就没有感谢安拉。”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品德之书，关于对善行感恩的章节。

• 《古兰经》8:33。

• 《古兰经》39:53。

• 《艾布·达吾德圣训集》，求饶恕之书。

• 《提尔米济圣训集》，天课之书，第664段圣训。

• 《穆斯林圣训实录》，洁净之书，关于小净美德的章节。

• 《伊本·希班圣训集》，第653段。

• Ibn al-Athīr，《圣门弟子知识之狮》（贝鲁特：Dar Ibn Hazm出版社，2012年）。

• 历史学家伊本·阿萨基尔曾写下这些关于阿姆瓦斯瘟疫的诗句。 “在阿姆瓦斯山谷，有多少勇敢的骑士和美丽的贞洁女子丧生。 他们遇见了主，但他并未亏待他们。 当他们离世时，他们已身处天堂，不再受苦。 我们忍受瘟疫，正如主所知，我们在死亡时刻得到了慰藉。” Michael W. Dols，“早期伊斯兰历史中的瘟疫”，《美国东方学会杂志》，1974年，371–83。

• 《古兰经》6:63。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53段。

• Al-Ṭabarānī，《祈祷之书》。 在此处查看完整的祈祷词。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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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prophetic-promises-for-martyrs-and-medina-is-covid-19-a-plague
原文标题：The Prophetic Promises for Martyrs and Medina: Is COVID-19 a Plague?
作者：Mufti Muntasir Zaman、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Mufti Muntasir Zaman）：穆夫提·蒙塔西尔·扎曼毕业于南非伊斯兰阿拉伯经学院（Madrasah ʿArabiyyah Islāmiyyah）的阿利米亚（ʿĀlimiyyah）课程。随后，他完成了伊夫塔（Iftā）课程，并修读了圣训学专业课程。他拥有英国莱斯特马克菲尔德高等教育学院的伊斯兰研究硕士学位。目前，他是卡拉姆学院（Qalam Institute）的全职讲师，教授高级圣训学。他撰写文章、书评，并翻译古典伊斯兰文献。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医学博士、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学院院士）是一位医生、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和古兰经科学专家。他是麦克马斯特大学的助理教授，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年时期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十种诵读法（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ijāzāt），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专科培训，获得了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处理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新冠疫情与伊斯兰瘟疫概念的区别是什么？
摘要：本文讨论 COVID-19 是否可被视为伊斯兰传统中的瘟疫，并解释相关圣训中关于烈士、麦地那和疫情的承诺。作者区分经典法学概念与现代医学分类，帮助穆斯林谨慎理解疫情中的宗教文本。



图：先知关于殉道者与麦地那的应许：COVID-19 是瘟疫吗？

引言

死于 COVID-19 的人数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穆斯林群体也未能幸免。事实上，穆斯林医生、护士和其他医护人员正处于抗击这场大流行的最前线。 在英国，首批死于这场大流行的医生就是穆斯林。 这场大流行的恐怖性质导致许多人将其与古代瘟疫相提并论。 将 COVID-19 与瘟疫进行比较，需要根据伊斯兰文献中对后者的定义来进行评估。 研究这种比较的有效性非常重要，因为它涉及法律和神学层面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这种比较，以厘清两个问题。 首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瘟疫不会进入麦地那。 然而，我们知道麦地那已有许多人的 COVID-19 检测结果呈阳性。 其次，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死于瘟疫者是殉道者。 这一喜讯是否适用于那些因该病毒而丧生的人？

什么是瘟疫？

瘟疫是一种困扰人类数千年的传染病，其造成的死亡人数远超任何其他传染病（例如，欧洲的黑死病估计导致多达 2 亿人死亡）。 从医学上讲，这种疾病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该细菌寄生在跳蚤的肠道中，而跳蚤又寄生在老鼠身上；当受感染的跳蚤叮咬人类时，细菌会进入组织，并通过淋巴系统扩散，积聚在腹股沟和腋下的淋巴结中，导致淋巴结肿胀，随后可能发生出血和坏死。 这些严重肿大、发炎且变色的淋巴结被称为“腹股沟淋巴结肿”（buboes），因此得名“腺鼠疫”（Bubonic plague），这是该病最常见的形式。 较少见的情况下，细菌会扩散到血液中，导致败血症型鼠疫。 当瘟疫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时，会感染肺部，导致肺鼠疫。

然而，现代医学对瘟疫的定义不应与该词的历史用法混为一谈，历史用法并未区分特定的病原体，而是将该词应用于各种传染性流行病。 事实上，对于盖伦（卒于公元 210 年左右）而言，“瘟疫”一词并非专指某种特定疾病，而是指一种疾病事件，即传染性流行病。 （注：原文此处为断句，已合并处理） 同样，《密西拿》（Mishnah，一部成书于公元一、二世纪的犹太口传律法汇编）根据死亡率来定义瘟疫：在一个拥有五百名战斗人员的城市中，3 天内死亡 3 人。 通常，基于特定病原体（如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对传染病进行分类是现代医学的特征，因此历史上的疾病实体往往会被重新定义。 虽然试图回顾性地为历史疾病分配现代医学诊断充满了困难（尽管生物考古学、古病理学等取得了进展），但有时历史描述足以得出“高度可能”的诊断。 在修昔底德（卒于公元前 400 年）和索福克勒斯（卒于公元前 406 年）等早期著作中可以找到关于瘟疫症状的描述；然而，他们所指的瘟疫可能分别是由天花和布鲁氏菌病等其他潜在病原体引起的。 盖伦所经历的瘟疫，即安东尼瘟疫，是一种病毒性流行病，而《圣经》中提到的非利士人的瘟疫可能涉及细菌感染——兔热病。 由于不了解现代细菌学说，古希腊人转而采用瘴气理论，即认为疾病是由受污染的空气引起的（其残留影响至今仍可见于“疟疾”等名称中，字面意思为“坏空气”）。 （注：原文此处为断句，已合并处理） 这一理论后来被阿拉伯世界的医生和学者所借鉴。 从上述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古代或古典文献中使用“瘟疫”一词，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专指腺鼠疫和鼠疫耶尔森氏菌感染，尽管历史描述往往指向那个方向。

什么是 ṭāʿūn？

阿拉伯语词汇 ṭāʿūn（译为瘟疫）源自 ṭaʿana，意为刺穿，这或许暗指该疾病带来的剧烈疼痛。 在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和波斯医生的著作中，包括拉齐（卒于回历 311 年）、马朱西（卒于回历 384 年）和伊本·西那（卒于回历 428 年），该术语被认定为淋巴结肿大，即前述腺鼠疫的特征。 像纳瓦维（卒于回历 676 年）这样的圣训注释者的著作同样描述了伴有发黑（坏死）和腋下疼痛性肿胀的坏疽性脓疱，这也暗示了腺鼠疫。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直接从圣训文献中推断 ṭāʿūn 的含义。 在一则圣训中，ṭāʿūn 被比作骆驼的 ghuddah（腺体）；即一种以淋巴腺肿大为特征的致命疾病。 在另一则圣训中，我们得知死于 ṭāʿūn 的人的伤口将类似于殉道者的伤口，并散发出麝香的气味。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 751 年）写道，术语 ṭāʿūn 可以指瘟疫的直接病因、与之相关的症状，或由此导致的死亡。 一个相关的术语是 wabāʾ，在语言学上指一般的流行病。 因此，每一个 ṭāʿūn 都是一种 wabāʾ，但反之则不然。 在《穆宛塔圣训集》（Muwaṭṭaʿ）中，伊马瓦斯瘟疫被描述为一种 wabāʾ。

COVID-19 是瘟疫吗？

COVID-19 是由正式命名为 SARS-CoV-2（此前称为 2019-nCoV）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疾病名称。 这种病毒感染涉及肺部，肺炎是最常见的临床表现，尽管大量感染者症状轻微或无症状，导致了疾病传播的迅速。 SARS-CoV-2 感染最严重的并发症正如其名——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即由于炎症导致肺部迅速积液。 虽然其他病毒性呼吸道感染具有相似的临床症状（发烧、咳嗽、疲劳），但 SARS-CoV-2 还有其他与众不同的特征。 例如，COVID-19 与流感的区别在于，前者传染性强得多，且更有可能导致住院和死亡。

然而显而易见，COVID-19 不属于瘟疫的生物学定义，因为它不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引起的细菌感染。 此外，它没有表现出任何历史上描述的与 ṭāʿūn 相关的症状（最重要的是淋巴结肿大和伤口）。 两者之间的比较揭示了明显的区别。 充其量，COVID-19 大流行可以被归类为 wabāʾ，该词在语言学上常与 ṭāʿūn 互换使用。 然而，基于对 ṭāʿūn 一词的严格解读——正如多部圣训和大多数学术注释所解释的那样，该词专指生物学上的瘟疫——它并不包括 COVID-19。 我们现在将继续探讨这种比较在两个问题上的影响。

瘟疫不会进入麦地那

麦地那城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穆斯林来说，它理所当然地非常珍贵。 它是麦加迫害期间伟大迁徙的中心，也是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安息之地。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多次赞美麦地那并为其祈祷。 他预言信仰最终会回归麦地那，并祈求安拉将祝福降临于这座城市及其给养。 在一段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通往麦地那的道路上有天使守护。 瘟疫和敌基督都不会进入麦地那。”鉴于麦地那的一些居民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我们该如何理解这段圣训呢？

许多学者指出，此处提到的“瘟疫”是指前文所描述的那种特定疾病。 因此，历史上曾影响过麦地那的其他流行病的传播，与这段圣训并不冲突。 此外，次大陆著名的圣训学者安瓦尔·沙·克什米里（Anwar Shāh al-Kashmīrī，卒于公元1933年）解释说，这段圣训的某些传述路径中增加了“in shāʾ Allāh（如果安拉意欲）”这一表述，它与“瘟疫不会进入”这句话相连；也就是说，如果安拉意欲，希望瘟疫不会进入麦地那，这并非一种绝对的否定。 如前所述，新冠病毒与瘟疫之间存在明显区别。 因此，麦地那出现的新冠病例并不会削弱这段圣训的权威性。

麦地那历史上从未遭受过瘟疫的记载，这本身就是一种神圣眷顾的迹象。 在19世纪，欧洲旅行者曾对瘟疫从未波及麦地那感到惊叹。 瑞士东方学家约翰·伯克哈特（Johann Burckhardt，卒于公元1817年）观察到，公元1815年希贾兹地区曾爆发过瘟疫。 尽管瘟疫蔓延到了麦加，但先知之城却未受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该圣训的一个版本将麦加也纳入了这种神圣保护之中：“麦加和麦地那受到守护。 通往它们的每一条路上都有天使守护。 敌基督和瘟疫都不会进入它们。”伊本·穆拉金（Ibn al-Mulaqqin，卒于回历804年）指出，该传述链条较为薄弱。 伊本·凯西尔（Ibn Kathīr，卒于回历774年）写道：“这是一段极其孤立的传述（gharīb jiddan，意为极其孤立的传述）。 关于麦加的记载并未得到保存（maḥfūẓ，意为保存完好的传述）。”

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是殉道者吗？

那些经历过亲友离世的人，常会得到安慰，称逝者为殉道者（shuhadāʾ，意为殉道者）——这是一个用于形容为了造物主而英勇牺牲生命之人的术语。 生命逝去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建议人们在面对悲痛的家庭时给予鼓励。 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些因这种新型病毒而失去生命的人，是否可以被归类为殉道者？

殉道（shahādah，意为殉道/作证）——在英语和阿拉伯语的词源学上都表示“作证”——是一种崇高的地位，其奖赏是无与伦比的。 《古兰经》告诉我们，殉道者“在他们的主那里活着，并获得给养”。 为了崇高的事业而献出生命，这种终极牺牲是一种原始的理想，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即使在当今世俗时代，“为国家、家庭或正义事业而死，被认为本身就是一种奖赏。”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殉道的范畴并不局限于战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问他的同伴们：“你们认为你们中间谁是殉道者？” 他们回答说：“为安拉之道而牺牲的人是烈士。” 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教门的烈士就太少了！” 随后他解释说，因其他悲剧（如肠胃疾病或溺水）而去世的人，也将获得烈士的报酬。 因此，穆斯林学者将烈士分为两类：一类是在今世和后世都被视为烈士的人（即在战争中牺牲者）；另一类是仅在后世享有烈士地位的人（即死因与战争无关者）。 虽然这两类人在后世都享有特殊的报酬，但战场牺牲者的安葬程序与常规仪式有所不同——例如，遗体无需清洗，也不必包裹殓布。

我们从多段圣训中得知，死于瘟疫（ṭāʿūn）的人将获得烈士的报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凡死于瘟疫者皆为烈士”，又说：“凡身处瘟疫之地，保持坚忍并期待报酬，深知唯有安拉所注定的才会降临于己，这样的人将获得烈士的报酬。”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伊历852年卒）所解释的那样，死于瘟疫者只有在保持坚忍并信赖安拉的判决时，才能获得殉道的报酬。 此外，只要他们表现出这些品质，即使在瘟疫中幸存下来，他们也将获得殉道的报酬。 海塔米（伊历974年卒）强调，圣训中提到的报酬仅限于瘟疫这一特定疾病，而非泛指一般的流行病。

将新冠肺炎（COVID-19）与瘟疫进行类比或许有些牵强，但还有其他因素使我们可以将与新冠相关的死亡归类为殉道。 安瓦尔·沙·克什米里提到，马立克学派学者努尔丁·阿朱里（伊历1066年卒）曾列举出三十多种在后世应得烈士品级的人。 克什米里认为，与其纠结于具体的类别，不如审视所有相关圣训，从而推导出导致殉道品级的普遍死因；圣训中明确提到的人群即是这些死因的例证。 这些死因包括：（1）长期且痛苦的疾病，例如肠胃疾病（mabṭūn）；（2）急性且折磨人的疾病（maraḍ hāʾil），例如瘟疫（maṭʿūn）；或（3）突发的悲剧，例如溺水（gharīq）。 因此，尽管ṭāʿūn（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导致的淋巴结肿大）与wabāʾ（一般性流行病）之间存在区别，但死于COVID-19的人即使并非死于真正的瘟疫，在后世中也可被归为殉道者。 考虑到圣训的更高目标，这样的人可以被归入上述第一种或第二种情况。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传达的信息并非指殉道仅与死于某种特定的X细菌有关，而是指人类为了造物主而忍受的苦难与牺牲，在后世中将获得巨大的奖赏。

对于我们的讨论而言，还有另外两类殉道者值得关注。 首先，据传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凡死于疾病者，皆为殉道者。” 从字面上看，这条圣训足以将任何形式的疾病导致的死亡视为殉道。 然而，伊本·贾兹（卒于伊斯兰历597年）认为这条圣训的各种传述路径均不可靠。 摩洛哥博学家阿卜杜拉·加马里（卒于公元1993年）进一步指出，即使该圣训真实可靠，根据其他证据，它所指的也是由瘟疫引起的疾病。 其次，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死于‘胸膜炎’（dhāt al-janb）者，为殉道者。” “胸膜炎”一词在历史上最初似乎是指一种症状（希腊语中意为“侧部病痛”），而非特定的解剖学或病理学实体（尽管当时已认识到其与脓胸的关联）。 同样，阿拉伯语中含义宽泛的词汇“dhāt al-janb”（直译为“侧部病痛”）在这方面可能并无不同。 该词所描述的症状包括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剧烈疼痛（即胸膜性胸痛）以及心悸。 基于上述圣训学者所确定的先知言论之宗旨，我们完全可以进行诠释学上的灵活解读，将这一概念扩展至其他死于呼吸系统并发症（包括COVID-19）的人群。

后世殉教的奖赏属于不可见之事的范畴，不具有法律效力，这与进入或离开瘟疫肆虐之地等法律和神学问题不同。 没有人能断定某个人在后世的地位；一切最终都取决于造物主的审判。 承认一个人在符合殉教者描述的情况下离世，旨在为逝者所受的苦难寄予对安拉慈悯和奖赏的希望。 这不会影响任何世俗的仪式。 安拉的慈悯是无限且包罗万象的。 因此，将那些死于新冠肺炎的人称为后世的殉教者是有余地的。 关于“后世殉教”的仁慈应用，可以从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一段可靠传述中看出。 阿里·本·阿比·塔利卜说：“穆斯林经历的每一种死亡，都会赋予他们殉教者的地位。 然而，殉教的等级各不相同。” 诚然，后世的殉教者与两世的殉教者并不等同。 但即使是最低等级的殉教也能带来巨大的奖赏，并为失去亲人而悲痛的家庭提供慰藉。

结语

或许没有比先知关于船上人的寓言更适合描述当前全球困境的圣训了：底层甲板的人认为在船侧钻个洞是一个聪明的捷径，可以避免向顶层甲板的人讨水。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如果顶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随心所欲，他们所有人都会一起灭亡。 如果他们制止他们，他们所有人都会一起得救。” 没有什么比由首例病例和超级传播者引发的病毒大流行更能说明少数人的行为对全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了。 因此，每个人都认真对待自己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并尽自己的一份力量限制疾病传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疫情持续加剧，穆斯林目睹他们挚爱的家人和社区成员在孤独隔离中死于新冠肺炎，且没有惯常的清洗、裹尸、集体葬礼祈祷以及其他祈求造物主给予逝者荣誉、尊严和宽恕的崇拜行为，这令人感到非常痛苦。 更令人揪心的是，一个人可能会违背自己的意愿——愿造物主保佑——被安葬在乱葬岗或被火化。 但当生者向离去的灵魂告别时，人们可以感到安慰，因为他们知道逝者已经回归到至仁至慈的安拉那里，安拉必将为信士在今世所受的每一刻苦难给予补偿，并凭他的神圣意志，将他们提升到殉教者的地位，以享受先知和义士的陪伴。 无论他们在生者的告别中缺少了什么，请放心，他们在永生者的宝座前必将受到尊贵的接待。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了解到，尽管新冠肺炎不构成生物学上的瘟疫，但对关于后世殉教者的圣训进行整体理解，使我们能够将那些因病毒失去生命的人称为殉教者。 此外，当前疫情蔓延至麦地那并不会削弱赋予该城市的神圣保护；因此，穆斯林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并遵循先知关于避免传播传染病的教导。 我们祈祷安拉保佑每个人平安健康，并提升那些已故者的品级。 阿敏。

• 关于新冠肺炎的相关统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coronavirus/ 。

• Aina Khan，“穆斯林少数族裔医生首批死于英国疫情前线”，半岛电视台，2020年4月1日，www.aljazeera.com/news/2020/04/muslim-minority-doctors-die-front-line-uk-pandemic-200401082454308.html 。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80段。

• Bernd Debusmann Jr.，“沙特阿拉伯确认6例死亡，157例新增冠状病毒病例”，阿拉伯商业周刊，2020年4月2日，https://amp.arabianbusiness.co ... virus 。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733段。

• 流行病（Epidemic）是指人群中区域性疾病病例的超额，而大流行（Pandemic）影响范围更广，跨越国际边界。 Miquel Porta主编，《流行病学词典》，第6版（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93, 209页。

• 关于黑死病的起因存在相当大的争论，对黑死病受害者乱葬坑遗骸的分子遗传学分析证实了鼠疫耶尔森菌变体的感染。 （例如，参见 Verena J. Schuenemann, Kirsten Bos, Sharon DeWitte, Sarah Schmedes, Joslyn Jamieson, Alissa Mittnik, Stephen Forrest, Brian K. Coombes, James W. Wood, David J. D. Earn, William White, Johannes Krause, and Hendrik N. Poinar，“从黑死病受害者中定向富集古病原体以获取鼠疫耶尔森菌的pPCP1质粒”，《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108卷，第38期（2011年）：E746–52。）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与传播和死亡率相关的重大流行病学谜题有待进一步调查。 参见 Sharon N. DeWitte，“为中世纪瘟疫奠定基础：黑死病前生存和死亡率的趋势”，《美国体质人类学杂志》第158卷，第3期（2015年）：441–51。

• Michael S. Rosenwald，“历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从古罗马到现代美国”，《华盛顿邮报》，2020年4月7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mics/ 。

• 关于瘟疫医学科学的引用资源，请参考以下资源：Jerome Goddard，《传染病与节肢动物》（Cham: Humana Press, 2018年），151–55页；Didier Raoult, Nadjet Mouffok, Idir Bitam, Renaud Piarroux, and Michel Drancourt，“瘟疫：历史与当代分析”，《感染杂志》第66卷，第1期（2013年）：18–26页；Richard W. Titball and Sophie E. C. Leary，“瘟疫”，《英国医学公报》第54卷，第3期（1998年）：625–33页；Michael B. Prentice and Lila Rahalison，“瘟疫”，《柳叶刀》第369卷，第9568期（2007年）：1196–207页。

• Alfani和Murphy写道：

尽管许多最严重的前工业时代流行病似乎是由鼠疫引起的，但被称为“瘟疫”的流行病范围要大得多。 . . . “瘟疫”是一个不幸的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含义。 它在指代不同性质（病原体类型）和后果（影响整个人口或其一部分）的流行病时被模糊地使用，这些“瘟疫”唯一的共同点是它们导致了异常高的死亡人数和/或引起了恐慌。 历史学家有时在正确识别疾病方面面临严重问题，因为历史资料，尤其是早于近代之前的资料，在区分不同传染病方面往往很模糊。 在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瘟疫通常被理解为由亚历山大·耶尔森于1894年发现的鼠疫耶尔森菌引起的感染。

Guido Alfani and Tommy E. Murphy，“前工业化世界的瘟疫与致命流行病”，《经济史杂志》第77卷（2017年）：31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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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Rebecca Flemming，“盖伦与瘟疫”，载于《盖伦与瘟疫》（荷兰莱顿：Brill出版社，2018年），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83302_011 。

• 《密西拿·塔尼特》3:4:3，https://www.sefaria.org/Englis ... %3Den；另见 S. Sabbatani, S. Fiorino，“非利士人的瘟疫及古代世界的其他疫病：探索宗教文学传统、艺术证据与科学证明之间的关系”，《医学感染》第18卷，第3期（2010年）：199–207。

• John Mulhall，“大流行之前的瘟疫：公元六世纪前腺鼠疫的希腊医学证据”，《医学史公报》第93卷，第2期（2019年）：151–179。 作者合理地指出，在出现以下情况时，瘟疫诊断的可能性极高：(1) 淋巴结肿大；(2) 发烧；(3) 全身性头痛/酸痛；(4) 高死亡率；以及 (5) 跳蚤叮咬处出现原发性伤口。

• Rachel Finnegan，“古典文学中的瘟疫”，《爱尔兰古典学》第6卷（1999年）：23–42。

• Robert J. Littman，“雅典大瘟疫：流行病学与古病理学”，《西奈山医学杂志》第76卷（2009年）：456–67。

• Antonis A. Kousoulis, Konstantinos P. Economopoulos, Effie Poulakou-Rebelakou, George Androutsos, Sotirios Tsiodras，“底比斯瘟疫：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中的历史性流行病”，《新发传染病》第18卷，第1期（2012年）：153–57，https://dx.doi.org/10.3201/eid1801.ad1801。

• Siro Igino Trevisanato，“圣经中非利士人的瘟疫现在有了名字：兔热病”，《医学假说》第69卷，第5期（2007年）：1144–46。

• Lawrence Conrad，“Tāʿūn 与 Wabāʾ：早期伊斯兰教对瘟疫与疫病的观念”，《东方经济与社会史杂志》第25卷，第3期（1982年）：292。

• Conrad，293–95。

• Al-Nawawī，《al-Minhāj》（贝鲁特：Dār Ih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1972年），14:204。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瘟疫描述为“你们敌人的精灵（Jinn）的刺痛”。 见《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19528段。 包括 al-Mundhirī（卒于回历656年）、al-Haythamī（卒于回历807年）和 Ibn Ḥajar 在内的众多学者都证实了这条圣训的真实性。 关于 Ibn Ḥajar 对这条圣训的详尽论述，见《Badhl al-māʿūn》（利雅得：Dār al-ʿĀṣima，未注年份），109页及后续。 Rashīd Riḍā（卒于1935年）认为“精灵（Jinn）”一词可以指代隐藏的事物；因此，这条圣训意味着瘟疫是由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有人说是跳蚤）引起的。 见 Riḍā，《Tafsīr al-manār》（开罗：Dār al-Manār，1947年），3:96。 在研究了这条圣训的所有传述路径和解释后，Jamīl Farīd 博士得出结论：这种对瘟疫的描述很可能是其中一位传述人的陈述，被错误地归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名下。 关于他的详细讨论，见 Jamīl Farīd，《Athar al-ʿilm al-tajrībī》（贝鲁特：Markaz al-Namāʾ，2015年），195–203；Lawrence Conrad，“六世纪末叙利亚中部的流行病”，《拜占庭与现代希腊研究》第18卷（1994年）：12–58，17页及后续。

• 《艾哈迈德圣训集》，al-Arnaʿūṭ 等编，第25118段。 见编者关于该圣训等级的评论。

• Al-Munāwī，《Fayḍ al-Qadīr》（开罗：al-Maktaba al-Tijāriyya al-Kubrā，1937年），第5333段；参阅 Conrad，“Tāʿūn 与 Wabāʾ”，298。

• 《艾哈迈德圣训集》，第17651段；Ibn Ḥajar，《Fatḥ al-Bārī》（贝鲁特：Dār al-Maʿrifa，1960年），10:194。

• Ibn al-Qayyim，《Zād al-maʿād》（贝鲁特：Muʾassasat al-Risāla，1994年），4:36。

• Ibn Ḥajar，《Badhl al-māʿūn》，102–108。

• 《Al-Muwaṭṭa ʾ》，第1594段；参阅 al-Kāndhlawī，《Awjaz al-masālik》（贝鲁特：Dār al-Qalam，2003年），3:675。

• A. E. Gorbalenya, S. C. Baker, R. S. Baric 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冠状病毒物种：对 2019-nCoV 进行分类并命名为 SARS-CoV-2”，《自然微生物学》第5卷，第4期（2020年）：536–44，https://doi.org/10.1038/s41564-020-0695-z。

• 在极少数情况下，该疾病的胃肠道或神经系统并发症是最初的表现。

• Shi Zhao, Qianyin Lin, Jinjun Ran, Salihu S. Musa, Guangpu Yang, Weiming Wang, Yijun Lou, Daozhou Gao, Lin Yang, Daihai He, and Maggie H. Wang，“2019年至2020年中国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基本传染数的初步估计：疫情早期的基于数据分析”，《国际传染病杂志》第92卷（2020年）：30053–59。

• 请注意，病死率的计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群中接受检测的人数；因此报告的比例存在差异。D. D. Rajgor, M. H. Lee, S. Archuleta, N. Bagdasarian, S. C. Quek，“COVID-19 病死率的多种估计”，《柳叶刀传染病》，2020年3月27日，pii: S1473-3099(20)30244-9，https://doi.org/10.1016/S1473-3099(20。

• 关于将 ṭāʿūn 描述为广义上的 wabāʾ 的学者名单，见 Haytham al-Jifrī，《al-Aḥkām al-mutaʿalliqa bi al-wabāʾ wa al-ṭāʿūn》，3–8。 作者得出结论，将 ṭāʿūn 定义为一种特定疾病最为稳妥。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76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1374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880段。

• Debusmann，“沙特阿拉伯确认6例死亡”。

• Ibn Ḥajar，《Fatḥ al-Bārī》，10:191；参阅 Qāḍī ʿIyāḍ，《Ikmāl al-muʿlim》（开罗：Dār al-Wafāʾ，1998年），7:132。

• Ibn ʿAllān，《al-Futūḥāt al-rabbāniyyah》（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iyya，2004年），4:110–11。

• 在这条圣训的不同传述路径中，“如果造物主意欲（造物主 willing）”一词的位置有所不同。 在某些路径中，它表述为“瘟疫和敌基督都不会进入那里，如果造物主意欲”，而另一些则表述为“敌基督或瘟疫不会进入那里，如果造物主意欲”。 Al-Kashmīrī 认为后一种版本最可靠，其他版本是意译传述的结果。 因此，将“如果造物主意欲”仅与瘟疫的出现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敌基督联系起来，是最为有效的。 Al-Kashmīrī，《Fayḍ al-Bārī》（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iyya，2005年），3:316，6:585。

• Conrad，“Taʿūn and Wabāʿ”，287。

• “不会进入它们（lā yadkhuluhumā）”这些词由 al-Bukhārī 记录在《al-Tārīkh al-kābīr》中，以及 ʿUmar b. Shabba 记录在《Tārīkh Makkah》中；见 al-Bukhārī，《al-Tārīkh al-kābīr》（海得拉巴：Dāʾirat al-Maʿārif al-ʿUthmāniyya，未注年份），第2099段；Ibn Ḥajar，《Fatḥ al-Bārī》，10:191。 Aḥmad b. Ḥanbal 在他的《艾哈迈德圣训集》中关联了这条圣训的另一个版本，词句为“不会进入它（lā yadkhuluhā）”，在这种情况下，免受瘟疫的保护仅限于麦地那。 见《艾哈迈德圣训集》，第10265段；al-Samhūdī，《Khulāṣat al-wafā》（麦地那：al-Maktaba al-ʿIlmiyya，1972年），42。

• Ibn al-Mulaqqin，《al-Tawḍīḥ》（卡塔尔：Wizārat al-Awqāf wa al-Shuʾūn al-Islāmiyya，2008年），27:473。

• Ibn Kathīr，《al-Bidāya wa al-nihāya》（开罗：Dār Hajar，1997年），19:189。 另一方面，Ibn Ḥajar 提到——或引用 Ibn Shabba 的话——传述人是可靠的。 见 Ibn Ḥajar，《Fatḥ al-Bārī》，10:191。 Ibn Kathīr 关于提到麦加是非常孤立的观察，得到了对这些圣训各种传述路径研究的支持。 至少有七位圣门弟子（即 Abū Hurayra, Anas, Jābir, Abū ʿAsīb, Saʿd, Usāma 和 ʿUmar）传述了麦地那免受瘟疫侵害。 Abū Hurayra 的圣训通过四条路径传述，只有 Fulayḥ 的路径，经由 ʿUmar b. al-ʿAlāʾ，经由他的父亲，经由 Abū Hurayra 明确提到了麦加，而这条传述链并非没有争议。 见 Muḥammad Zāhid，《Dirāsa li al-aḥādīth al-wārida fī al-ṭāʿūn》，123；另见《艾哈迈德圣训集》中的编者评论，第10264段。

• 《古兰经》3:169。

• Jonathan A. C. Brown，《误引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选择》（伦敦：Oneworld Publications，2014年），第240页；参见 Meir Hatina，《现代伊斯兰中的殉道：虔诚、权力与政治》（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11页。

• 《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1915段。

• 《科威特法学百科全书》（Al-Mawsūʿah al-fiqhīyah al-Kuwaytīyah）（科威特：宗教基金部，1983年），26:272–78。 第三类殉道者是指那些为了错误的事业而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人。 这样的人在今世会被视为殉道者，但在后世将不会获得任何奖赏。 参见《穆斯林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Muslim），第1915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5733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3474段和第6619段。 伊玛目艾哈迈德（Imām Aḥmad）从阿卜杜勒·萨马德（ʿAbd al-Ṣamad）处，经由达伍德·本·阿比·富拉特（Dāwūd b. Abī al-Furāt）传述了这段圣训， 其措辞为“并留在他的家中（baytihi）”。 参见《艾哈迈德圣训集》（Musnad Aḥmad），第26139段。 然而，大多数从达伍德传述的传述者提到的措辞是“他的土地（baladihī）”。 例如，参见 al-Mizzī，《圣训传述者之冠》（Tuḥfat al-ashrāf）（贝鲁特：Dār al-Gharb al-Islāmī，1999年），第17685段。

• 伊本·哈杰尔（Ibn Ḥajar），《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Fatḥ al-Bārī），10:194。

• Al-Haytamī，《大教法判例集》（al-Fatāwá al-fiqhīyah al-kubrá），1:141。为避免混淆，我们将伊本·哈杰尔·麦基（Ibn Ḥajar al-Makkī）的归属名（nisba）保留为 al-Haytamī（带 tāʾ 字母），而非 al-Haythamī（带 thāʾ 字母），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归属名的正确拼写应带 thāʾ 字母。 参见谢赫哈蒂姆·奥尼（Shaykh Ḥātim al-ʿAwnī）的著作《Rimiyy al-bāḥith al-ẓamiyy bi-tarjīḥ al-thāʾ fī nisbat Ibn Ḥajar al-Makkī al-Haythamī》。

• Al-Kashmīrī，《布哈里圣训实录之光》（Fayḍ al-Bārī），2:248；参见 al-Bijnorī，《布哈里圣训实录之光》（Anwār al-Bārī）（木尔坦：Idāra-e Tāʾlīfāt Ashrafiyya，2004年），15:236。 《布哈里圣训实录之光》（Fayḍ al-Bārī）的印刷版本（al-Majlis al-ʿIlmī版和DKI版）引用了 al-Ajhūrī 提出的“六十”这一数字。 在《al-ʿArf al-shadhī》中，他指出 al-Ajhūrī 提到的数字最高为四十。 Al-Kashmīrī，《al-ʿArf al-shadhī》（贝鲁特：Dār Iḥyāʾ al-Turāth al-ʿArabī，2004年），2:346。 需要注意的是，这两本书都是 al-Kashmīrī 的学生记录的讲座笔记；并非他本人所写。 在 al-Ajhūrī 关于殉道者的诗作中，他仅列举了约三十种。 参见 al-Ajhūrī，《Taʿlīq laṭīf ʿalā manẓūmat al-shuhadāʾ wa marātibihim》，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图书馆，1429-4号，手稿页。 1r。 后世殉道者的其他例子包括死于建筑物倒塌、分娩阵痛，以及保护家人和财产。 伊本·阿比丁（Ibn ʿĀbidīn）提到，有些人统计出的殉道者类型超过五十种。 参见伊本·阿比丁，《Radd al-muḥtār》（利雅得：Dār ʿĀlam al-Kutub，2003年），3:165；al-Kāndhlawī，《Awjaz al-masālik》，4:544–49。

• 穆罕默德·阿里·巴尔博士（Dr. Muḥammad ʿAlī al-Bār）写道，mabṭun（腹部疾病）最好理解为患有霍乱的人。 参见 al-Bār，《al-ʿAdwā bayn al-ṭib wa ḥadīth al-Muṣṭafá》（安曼：Dār al-Fatḥ，2011年），第68页。

• 换句话说，第1类和第2类都与疾病有关，但第1类涉及长期的痛苦，第2类涉及可怕的快速恶化，而第3类与疾病无关。

• 关于 ṭāʿūn 和 wabāʾ 这两个术语，参见 Conrad，“Tāʿūn and Wabāʾ”，第279–302页。

• 《伊本·马哲圣训集》（Sunan Ibn Mājah），第1615段。

• 伊本·贾兹（Ibn al-Jawzī），《伪托圣训集》（al-Mawḍūʿāt）（麦地那：al-Maktaba al-Salafiyya，1968年），3:216；参见 Ibn ʿIrāq，《Tanzīh al-sharīʿa al-marfūʿa》（贝鲁特：Dār al-Kutub al-ʿIlmiyya，1978年），2:393，以及 al-Albānī，《Silsilat al-aḥādīth al-ḍaʿīfah wa al-mawḍūʿah》，第4661段。

• Al-Ghumārī，《Itḥāf al-nubalāʾ》（巴勒斯坦：Jamʿiyyat Āl al-Bayt，2007年），第24页。

• 《艾布·达伍德圣训集》（Sunan Abī Dāwūd），第3111段。

• 关于 dhāt al-janb 的定义，参见伊本·盖伊姆（Ibn al-Qayyim），《Zād al-maʿād》，4:74–75，以及 al-Mubārakfūrī，《Mirʿāt al-mafātīḥ》（瓦拉纳西：Idārat al-Buḥūth al-ʿIlmiyya，1984年），5:255。 关于“胸膜炎”（pleurisy）一词用法的演变，参见 Adrian Wilson，“On the History of Disease-Concepts: The Case of Pleurisy”，《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第38卷，第121期（2000年）：282页及后续。

• 例如，学者们区分了进入和离开受 ṭāʿūn 影响的土地，以及受其他流行病影响的土地。 参见 al-Haytamī，《al-Fatāwá al-fiqhīya al-kubrá》，4:11。

• 参见伊本·阿卜杜勒·巴尔（Ibn ʿAbd al-Barr），《al-Tamhīd》（摩洛哥：宗教基金部，1992年），19:209，以及伊本·哈杰尔，《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Fatḥ al-Bārī），6:44。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2493段，第2686段。

• Gary Wong, Wenjun Liu, Yingxia Liu, Boping Zhou, Yuhai Bi, and George F. Gao，“MERS, SARS, and Ebola: The Role of Super-Spreaders in Infectious Disease”，《Cell Host & Microbe》第18卷，第4期（2015年）：398–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