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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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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查看全部
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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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维吾尔：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26-08-0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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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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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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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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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查看全部
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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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深度专访：突厥国家联盟在中亚地缘政治中的真实角色解析
阿塞拜疆著名历史学家、知名学者及前总统候选人贾米尔·哈桑利教授（Prof. Dr. Cemil Hasanlı）在接受国际媒体专访时，就突厥国家组织（OTS）在当今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实际影响力，以及在中亚和维吾尔议题上的政策走向，进行了全面客观的深度剖析。
图片说明：历史学家与政治学者贾米尔·哈桑利教授接受国际媒体专访。
突厥一体化美好愿景与现实经济利益的碰撞
哈桑利教授在访谈中指出，尽管突厥国家组织在推动文化认同和双边经贸往来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大家必须看清现实：在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利益时，突厥各成员国首先考虑的永远是自身的现实利益，包括能源出口通道、跨国过境贸易以及大型基础建设投资等。
理性看待外交口号，摆脱脱离实际的幻想
他坦言，社会上有些人炒作“突厥联盟能迅速改变中亚战略格局、成为维吾尔人强有力靠山”，这种说法完全脱离了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中亚国家身处欧亚大陆腹地，经济命脉和交通走廊与大国深度绑定，这决定了它们在处理敏感的人权和涉外事务时必然会采取极其审慎、务实的态度。因此，各界应当以更加清醒和理性的眼光，看待区域外交与现实政治。
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维吾尔：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1 次浏览 • 2026-08-08 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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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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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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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
突厥国家组织试图忽视的维吾尔人：血浓于水，真的能割舍吗？
—— 喀什噶尔的马赫穆德，《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
在突厥语族群中，有一句简单却寓意深远的话，生动地诠释了家庭纽带、兄弟情谊以及深厚友谊之间那种密不可分的整体性。这句简短的谚语有力地概括了两个人或两个群体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系：“血浓于水（Et tırnaktan ayrılmaz，意为肉与指甲不可分离）。”
事实上，这句话出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他是突厥-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其原文为维吾尔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这句话原本形容突厥社会内部紧密的纽带，但如今我们正处于一个该词义逐渐被淡忘的时代。
自1990年代初以来，随着突厥语国家相继独立。土耳其与这些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系列文化与政治合作架构。其中以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和突厥国家组织（TDT）为首。这些机构将自身定位为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权威组织。然而，审视这些机构的成员构成、观察员名单及活动版图后发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即撰写了现存最古老突厥语文献的学者喀什噶尔·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的出生地及其著作编纂地，以及该地区的世居民族维吾尔人。正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外。
这些由土耳其牵头成立、旨在加强突厥民族间团结的组织，在其活动范围内，并未针对维吾尔民众或维吾尔语开展任何实质性工作。喀什噶尔·马赫穆德的教诲已被遗忘，血浓于水的纽带也已断裂；出于经济与外交利益的考量，东突厥斯坦已被弃之不顾。
关于包容性的主张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代表性缺失
旨在将突厥世界的文化完整性制度化的国际组织，在其成立文件和公开表述中，均声称其涵盖了“所有讲突厥语的民族”。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在其官方历史记录中，将自己定义为“突厥世界建立的首个合作组织”，并肩负着推广文化遗产及加强语言间交流的使命 [1]。这一使命通过每年评选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活动得以具体化；从阿斯塔纳到安集延，已有十四座不同的城市获得过这一称号 [2]。
然而，这种包容性的主张是有局限的。时至今日，喀什依然是突厥-伊斯兰世界在历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中心之一。《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是突厥语族最早的综合性词典和语法书。其作者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就出生在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奥帕尔镇（Opal）。他在生命尽头也回到了这里并在此离世。[3]尽管如此，无论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还是突厥国家组织（TDT），在其成员国、观察员国或“文化之都”的名单中，都完全没有维吾尔地区或该地区原住民维吾尔人的任何代表。
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在11世纪编纂的谚语“Etli tırñaklı eyirmes”（肉与指甲不可分离）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意指肉无法从指甲上剥离，象征着亲属和族人之间的纽带也应如此紧密，不可分割。在同一部著作中还有另一句谚语：“Tag tagka kavuşmas, kişi kişige kavuşur”（山与山不会相遇，人与人终会重逢）。表达了地理障碍最终无法阻断人与人之间联系的信念。[4]
然而，纵观当今突厥世界的机构版图，却呈现出与这两句谚语完全相反的景象：肉已从指甲上剥离；身处群山之中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不仅没能与人们重逢，反而被这些机构拒之门外。喀什噶尔人马赫穆德出生、编纂著作并最终落叶归根的土地，如今却在那些将他的遗产誉为“突厥世界共同财富”的机构版图中消失了。
本文的核心问题也由此而生：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肉与指甲分离得如此彻底？突厥世界在机构层面为何与维吾尔地区变得如此疏远？本文旨在探讨这一重要问题。
我们将尝试分析这些相关组织，以及导致这种排斥现象背后的外交和经济原因。
机构架构与维吾尔代表权的缺失
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
首先要审视的组织是国际突厥文化组织 (TÜRKSOY)。这是因为在知名度方面，TÜRKSOY 的活动比其他组织更为突出。TÜRKSOY 于 1993 年 7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土耳其的文化部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 [1]。该组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92 年在巴库和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会议，当时上述六国的文化部长承诺在共同的文化框架内开展合作。截至今日，TÜRKSOY 拥有六个创始成员国，以及八个观察员地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以及俄罗斯联邦境内的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阿尔泰、萨哈（雅库特）、图瓦和哈卡斯共和国。还有摩尔多瓦境内的加告兹自治区 [1]。
TÜRKSOY（国际突厥文化组织）最核心的活动之一，是自2012年起实施的“突厥世界文化之都”项目。迄今为止被选定的城市包括：阿斯塔纳（2012年）、埃斯基谢希尔（2013年）、喀山（2014年）、梅尔夫（2015年）、舍基（2016年）、突厥斯坦（2017年）、卡斯塔莫努（2018年）、奥什（2019年）、希瓦（2020年）、布尔萨（2022年）、舒沙（2023年）、阿内乌（2024年）、阿克套（2025年）以及安集延（2026年）[1]。
除了国际突厥文化组织（TÜRKSOY）之外，还有其他旨在将突厥世界合作制度化，并基于共同核心成员基础的组织架构。作为统筹性组织，该机构于2009年以“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理事会）之名成立，并在2021年11月的伊斯坦布尔峰会上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TDT）。该组织目前拥有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五个正式成员国，以及匈牙利、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库曼斯坦三个观察员国[1]。
上述提到的突厥文化国际组织（TÜRKSOY）后来成为了突厥国家组织（TDT）的下属合作机构之一。在同一框架下运作的其他机构包括：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 (TÜRKPA)
突厥国家联合工商会 (5)
尽管这些机构各自在不同的职能领域（议会外交、学术研究、文化遗产）开展工作，但从成员国和观察员国的版图来看，它们的核心成员基本都是那六七个国家。下文将简要介绍其中相关的机构。
突厥国家议会大会（TÜRKPA）于2008年11月21日在伊斯坦布尔的多尔玛巴赫切宫（Dolmabahçe Sarayı，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皇宫）成立。由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的议长共同签署协议建立[1]。成立后，TÜRKPA于2009年9月29日在巴库举行了首次全体会议，会上通过了该组织的内部章程、秘书处管理条例以及《巴库宣言》，并决定将秘书处常设总部设在巴库[1]。该组织的两个观察员国成员分别是匈牙利和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自2017年底起，土库曼斯坦自2020年起，仅以“嘉宾”身份参加TÜRKPA会议，尚未获得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
2021年11月，突厥理事会更名为“突厥国家组织”后，TÜRKPA也在2022年的第11届大会上，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更名为“突厥国家议会大会”，但保留了原有的缩写（TÜRKPA）。该机构的主要目标包括通过议会外交加强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促进政治、法律和经济合作，并推动社会文化关系的发展 [6]。尽管TÜRKPA已有超过十七年的历史，但在其成员、观察员或嘉宾名单中，从未出现过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或该地区的任何代表机构。这种情况表明，维吾尔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政治代表权缺失，也反映在了议会间合作的层面。
作为加入突厥国家组织（TDT）的机构之一，国际突厥学院的成立构想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2009年10月3日于纳希切万举行的第9届突厥语国家元首峰会上提出的。该学院于2010年5月25日在阿斯塔纳的和平与和解宫成立，最初隶属于哈萨克斯坦教育和科学部，名为“突厥学院” [7]。除纳扎尔巴耶夫和时任土耳其总统阿卜杜拉·居尔外，来自美国、俄罗斯境内的突厥社区（鞑靼斯坦、巴什科尔托斯坦、楚瓦什、雅库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突厥学家也出席了开幕式。
在2012年8月23日于比什凯克举行的第2届突厥理事会峰会上，纳扎尔巴耶夫、居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和阿塞拜疆总理阿尔图尔·拉西扎德签署协议。赋予了该学院国际地位。该地位随着哈萨克斯坦2014年10月15日的批准法案，于2014年11月11日正式生效 [8]。
该学院的正式成员国为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匈牙利于2018年在乔尔蓬阿塔举行的第6届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乌兹别克斯坦则在2022年的撒马尔罕峰会上获得了观察员地位。该机构设有历史与民族学、语言文学与术语学、艺术与文化、社会经济研究以及国际研究五个研究中心，并运营着一个藏书量超过3.2万册的突厥学图书馆。该学院在2013年至2020年间出版了《阿尔泰学、突厥学与蒙古学》杂志，2014年至2021年间出版了《全球突厥》杂志，并于2015年至2022年间发行了《突厥周刊》简报。2023年。完成了《共同突厥历史》、《共同突厥文学》和《突厥世界地理》等共同教科书项目。
尽管该研究院的使命被定义为“基于本土文献评估突厥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这一评估的范围依然局限于那六七个国家。伽什噶里·马赫穆德（Kâşgarlı Mahmud）出生并编纂《突厥语大词典》（Dîvânü Lugâti't-Türk）的那片土地，在当下政治层面上的任何维吾尔机构。都没有出现在该研究院的成员、观察员或合作伙伴名单中。如今在研究院的官方网页上搜索“维吾尔”一词，仅仅会出现一条相关链接。而这条链接里的新闻，则是关于中国在占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后设立的所谓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内容。该新闻具体涉及中国大使馆为此举办的摄影展[10]。如果用英文拼写进行搜索，出来的四个链接中，实际上包含“维吾尔”一词的内容也只有两条。在一个面向突厥世界的国际学术机构里，居然完全找不到关于维吾尔人的作品，这实在令人唏嘘。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机构是突厥文化与遗产基金会，它最初也是独立设立，后来才并入突厥国家组织（TDT）旗下[11]。该基金会是在阿塞拜疆总统的发起下，并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总统的支持下成立的。基金会的章程于2012年8月23日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突厥议会峰会上获得通过。基金会总部设在巴库，与阿塞拜疆政府的东道国协议于2018年11月8日签署，其行政大楼则在2019年10月14日的突厥议会巴库峰会期间正式启用。也是在这次峰会上。匈牙利以观察员国身份加入该基金会。该基金会的正式成员国包括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则于2025年加盟该基金会[12]。
基金会现任主席阿克托蒂·拉伊姆库洛娃（Aktoty Raimkulova）在2024年度工作报告中表示，他们开展了超过74个项目和活动。这其中包括对比什凯克的阿雷库尔·奥斯莫诺夫（Alıkul Osmonov）故居博物馆进行修缮、在《突厥世界愿景 - 2040》文件框架下编制突厥文化遗产目录。以及对第5届……世界游牧民族运动会提供支持，并推出了《突厥世界杰出人物》、《突厥文学瑰宝》和《突厥世界科学宝藏》等系列图书[13]。
在此背景下格外引人注目的是，该基金会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部举办了一场国际学术研讨会和展览，以纪念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问世950周年……[13]。一个机构一边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调纪念突厥语开山之作的作者，一边却把这部巨著诞生地的当代主人——也就是维吾尔突厥人——彻底排除在外，不给予任何成员、观察员或代表身份。这种矛盾极其生动地印证了本文的核心观点：在象征与文化层面，他们把伽什噶里·马赫穆德捧为瑰宝；但在政治与机构层面，却对继承这一文化遗产的活生生的维吾尔社会关上了所有大门。
纵观上述机构的成员国以及受邀出席其活动的嘉宾和观察员，你会发现，在任何一场活动中，从来没有哪怕一位维吾尔学者、维吾尔语言学家、维吾尔意见领袖，或是代表维吾尔地区的代表受到邀请。这一局面清晰地表明，这种排斥绝非因为“信息不对称”或“机构不够成熟”；相反，这是三十多年来，在五个不同的机构、不同的创立时期以及不同的功能领域里，始终如一地重复演练的系统性排斥套路。
事实上，即便隶属于俄罗斯联邦、人口仅数十万的自治共和国（比如人口约50万的哈卡斯）都能获得观察员身份，拥有约2000万人口的维吾尔群体却完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代表权。
排斥的核心原因：中国因素
那么，维吾尔人究竟为什么会在其他突厥社群的组织中遭受如此严重的排斥？要理清这个问题，首先得看看土耳其。因为从历史来看，土耳其不仅是维吾尔人，也是所有突厥社群心中最具归属感的最强国家。然而，土耳其在维吾尔问题上的历史立场，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了显著转变。研究员伊茨哈克·希霍尔（Yitzhak Sichor）用“民族外交”这一概念对此进行了剖析。在这一过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一直都是维吾尔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灵感来源，不仅向维吾尔难民提供庇护，还为维吾尔组织提供精神与物质双重支持[14]。
这种转变在当下的现实影响也有据可查。根据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2025年11月的报告，自2022年土耳其与中国关系开始升温以来，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便时不时遭遇各种困境[15]。BBC土耳其语频道2025年10月的分析也指出，埃尔多安总统曾在2009年将维吾尔地区的政策痛批为“暴行”和“种族灭绝”，但随着土中经济合作加深，官方表态明显转向了十分谨慎的路线[16]。
中国对海外维吾尔离散群体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官方层面，也直接渗透到了社会层面。中国情报机构在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维吾尔人聚集国监控流亡群体、渗透各类组织，导致这些社群陷入“瘫痪与被动”状态[17]。同样，多项研究证实，中国大使馆和领事馆人员会利用居留原乡的家人威胁生活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以此强迫他们收集情报[18]。
中国的地缘区域影响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不仅影响着土耳其，也笼罩着 TÜRKSOY 和 TDT 的其他成员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打造的所谓“反恐”叙事，导致中亚国家对其本国境内的维吾尔社群及相关活动采取了极为谨慎甚至打压的态度。这种情况表明，相关国家在行事时极力避免得罪中国。从这个角度来看，TÜRKSOY 和 TDT 的所有成员国在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问题排除在议程之外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高度一致的共同利益：谁也不想冒风险破坏与中国的经贸和安全关系。
这种残酷现实，与 TÜRKSOY 及类似机构自诩为“突厥世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宣扬的包容叙事之间，构成了巨大的撕裂。如果一个机构将自己包装为代表整个语言家族和文化流域的权威，却系统性地剥离该语言最古老书面文献的诞生之地，以及那里过千万的原住民，那么它所主张的普适性将荡然无存。
这种排斥绝非仅仅是象征层面的缺失，它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后果——直接阻碍了维吾尔语言、文学和文化遗产在国际舞台上的展现与发声。另一方面，这种忽视并非出于这些机构的恶意或无知，而是各成员国为了维护与中国的经济和战略关系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自我审查。厘清这一点对于精准监督和批判至关重要：问题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冠以突厥社群组织之名的机构本身意愿如何，而在于将它们裹挟其中的庞大地缘政治博弈。
综上所述，本研究揭示了突厥世界文化合作机构的初始定位与实际操作之间的巨大反差。像 TÜRKSOY 和突厥国家组织（TDT）这样的机构，三十多年来一直声称代表所有使用突厥语系人民的文化统一性。然而。只要一涉及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这种主张便瞬间土崩瓦解。无论是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突厥语大词典》，还是“turfanda (早熟蔬果/头鲜)”一词蕴含的文化印记。都印证了这片土地在突厥语言和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然而在官方机构的版图上。这种核心地位却完全被抹去了。研究表明，这种排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的区域施压，以及各成员国对中国形成的经济和政治依赖关系。目的在于：从突厥世界文化外交的未来出发，将这一合法性漏洞引入学术和公共讨论，并借助海外离散社群机构、学术倡议和民间社会，让维吾尔文化遗产重新为人所知。
然而，这些结论不应仅仅被视作学术层面的缺失，更应当看作是一个直接的责任问题。保持了三十多年的沉默，绝不能再用“无心之失”来敷衍塞责。那些在成立文件中宣称代表“整个突厥世界”的机构，刻意排斥写下其母语奠基之作的伽什噶里·马赫穆德的故乡及其同胞维吾尔突厥人，这就是最铁证如山的证明。
当血脉相连的手足被硬生生切割，失去可信度的不仅是维吾尔地区，更是“突厥世界一体化”这一宏大叙事本身。躲在政治和经济算计背后苟且的这种态度，早晚会让这些机构在历史面前接受审判：当政治气候发生转变时，突厥世界终将记住，这些机构曾在维吾尔突厥人最需要支持的时刻选择袖手旁观。
因此，TÜRKSOY、TDT 及其下属机构必须停止这种与其成立初衷背道而驰的行径。结束在机构层面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无视。这不仅是一道道德选择题。更是对其自身存在价值恪守忠诚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