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杭州清真永安公墓发现三通掌教墓碑考释：伊斯兰历史与凤凰寺掌教制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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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杭州清真永安公墓发现三通掌教墓碑考释：伊斯兰历史与凤凰寺掌教制新证
摘要：
通过对杭州清真永安公墓新发现的道光、咸丰及民国时期三通掌教墓碑进行详实考释，补正杭州伊斯兰教掌教谱系历史空白，为凤凰寺历史上实行的三掌教制度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实物证据。
【学术研究】
杭州清真永安公墓发现三通掌教墓碑
郭成美 杨 华
提 要
杭州永安清真公墓发现三通分别冠名 “大掌教”“三掌教” 头衔的墓碑，立碑时间在道光、咸丰和民国时期，为凤凰寺曾实行三掌教制提供了的依据。这三通墓碑的碑主，学界鲜有提及，其明确无疑的掌教身份，为研究晚清民国杭州伊斯兰教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和可挖掘的空间，本文对这三通碑文进行了初步的考释。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永安公墓未见 “大掌教” 之类墓碑出现，代之以 “阿訇”、“教长”，说明凤凰寺三掌教制不再施行。这一历史现象和当时教内乡老地位提升，掌教权力的逐步弱化，以及外部影响相关。
关键词
凤凰寺 三掌教制 墓碑
一、杭州发现大掌教、三掌教、伊玛目墓碑
三掌教制，在历史上，系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教职组织形式之一，亦称 “三道制”。14 世纪后期开始在内地回族伊斯兰教中形成，是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宗教人员构成的清真寺组织制度。马注《清真指南》中，对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依次称为 “大掌教”“二掌教” 和 “三掌教”，把他们也统称为 “教领”。刘智《天方典礼》则称海推布为 “谕教”，穆安津为 “赞教”。三掌教中伊玛目率领教众礼拜，主持公共性的宗教仪式与活动；海推布讲经宣教，司掌劝谏；穆安津是宣礼员，礼拜时辰到来时，专司召唤教众上寺礼拜。此制于明清之际曾普遍盛行于回族伊斯兰教中，并形成世袭制，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个别教坊在形式上保留 “三掌教制” 外，至民国中期逐步消失，其制度已不复存在。
历史悠久的杭州凤凰寺是否实行三掌教制清真寺管理制度，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由于资料匮乏，所以一直未能论及。2017 年以来，特别是从前年开始，在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支持下，我们通过对杭州永安清真公墓多次实地考察，对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对坟墓和墓碑编号、登记、摄影，对重点墓碑进行碑文抄录、碑石测量，获得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取得初步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些与凤凰寺相关的墓碑，上面的内容尤其引起我们的关注，研究之下，发现有几块墓碑上寥寥数字，竟然关系着三掌教制在凤凰寺的实行情况。下面本文就着重介绍在永安清真公墓的这几通墓碑上发现的凤凰寺清末民初实行三掌教制的证据。
清真永安公墓位于杭州玉泉景区内，因西湖南园等穆斯林墓地年久湮没且无隙地可以茔葬，由族人出资于 1934 年在西湖玉泉灵峰购置土地 99 亩，建立永安公墓。1991 年，杭州市政府为美化西湖风景区，地处玉泉景区的 “永安公墓” 实行禁葬，遗址作回族古冢永久保留。原有寿穴 44 座，由政府出资迁至近郊留下回族公墓安置。
永安清真公墓墓区内现存大致有三部分穆斯林坟墓。一是 1934 年之前，历朝历代本就埋在永安墓区里的一批原葬墓，如乾隆五十五年 “丁大姑之墓”，道光戊戌年 “王春辉、刘太孺人合墓”、同治六年 “王太孺人丁氏孺人”、光绪三年 “马二妹之墓” 等；二是 1934 年公墓建立至 1991 年杭州市政府将永安清真公墓作为回教古冢实施禁葬前，作为杭州伊斯兰教公共墓地增加的坟墓；第三部分是 1949 年后杭州市加快城市建设与开发，很多原本地处开发区的古老的穆斯林坟墓以及近代墓葬动迁，永安公墓接收了一定数量的迁墓。永安公墓因地处幽静山林景区内，被杭州市政府原状永久保留。1991 年政府下达禁葬政策，1992 年得到落实实施，之后永安公墓远离城市嚣尘，归于寂静自然。墓区内这些年代久远的墓和碑，也得以原址原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永安公墓现有两通冠名 “大掌教” 头衔、一通冠名 “三掌教” 头衔的墓碑。3 座坟墓并排，位于墓区西南角，自右至左为耳执如三掌教、谈钟灵大掌教和西垣大掌教。另一通为冠名 “伊玛目” 的墓碑，位于墓区南面。由于多年来雨水冲刷山体和山林潮湿人迹罕至，两通 “大掌教” 墓碑下半部被山泥埋没，地表外部分苔藓附着。我们进行了尝试性的初步挖掘，对碑文有新的发现。如西垣大掌教墓碑，当初只能看到碑文的 “中华民国十二年夏正九月”“凤凰寺大掌教” 这几行字，经过挖掘后，陆续识别出 “西垣君”“孝男白” 等重要信息。这些碑下面还有文字，进一步挖掘探字难度较大，无奈中止。
二、碑文及考释
记载 “大掌教”“三掌教”“伊玛目” 的四块墓碑按立碑年代先后排列为序，它们是：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大掌教白西垣墓碑，伊玛目丁荫椿、杨洪道墓碑。
（一）三掌教耳执如夫妇墓碑
碑文：清故大礼拜寺三掌教执如耳公继配马氏合墓。道光七年六月立。孝男福昌、福瑞，荣庆、荣贵、荣昌百拜。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25cm、宽 65cm、厚 10cm，呈长方形。清道光七年（1827 年）立。顶部用简单线条构出尖拱形状，为伊斯兰教常用装饰造型。下接 “清故” 两字，横排，字体较大。竖刻 8 行文字，分别载立碑时间、墓主身份和立碑人信息。
“大礼拜寺” 是凤凰寺在清末的一个称呼，学界考证此称呼最早见之同治辛未版《五功必要》。此碑的发现，将 “大礼拜寺” 这个用法从史料的层面上提前了 44 年。
墓主耳执如，系大礼拜寺三掌教。耳姓是一个较为罕见的姓氏，历史上也没有直接提及的耳姓伊斯兰教著名人物。现存凤凰寺清乾隆八年（1743）《重修真教寺碑记》所载穆斯林捐资名单中，耳姓有：流河沧州训司耳、耳声远、耳彤文、耳太女、耳玉书、耳德章、耳千至、耳必显、耳天维，以及 “光裕堂耳”。永安公墓现存墓碑中，仅此一通耳氏墓碑。乾隆八年（1743）距道光七年（1827）仅 84 年，至今将近二百年，杭州耳姓穆斯林的数量变化较大，减少速度较快，几近消失。
我们认为耳执如三掌教是出身于杭州的本土经师。葬于永安公墓的外地人士，墓碑上通常都有说明，如：陈文治墓碑上云 “河南开封府陈文治之墓”、王石起墓碑上有 “山东移州府南山县南乡人氏”、王宏泰墓碑上刻 “金陵怀荫堂” 等，这些内容明确标注了墓主的籍贯身份。墓碑上没有此类信息的，通常都是当地人，无需特意碑文说明。
（二）大掌教谈钟灵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皇清例授修职郎武林大礼拜寺大掌教钟灵府君……咸丰五年十二月。孝男谈圣贤、孝姪谈圣德……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00cm、宽 65cm、厚 10cm，呈长方形。咸丰五年（1855 年）立。上部有圆形图案，内刻《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墓碑底部没入地面，下端文字被埋，不得辨认。按照墓碑的通常行文，我们估计被埋的碑文内容不多，且不是重要内容。“府君” 下面很可能是 “之墓” 二字；“圣贤、圣德” 下面很可能是 “敬立／仝立” 或者 “百拜／百泣” 等。
此系永安清真公墓发现的第二通铭有 “大礼拜寺” 的墓碑。武林，乃杭州之别称。武林大礼拜寺即杭州凤凰寺。
该墓碑铭刻阿拉伯文《古兰经》“泰斯米”。清朝修职郎是正八品文官的散阶，是官衔虚职，无实权，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序列中的副主任科员。永安清真公墓现存一些标明 “皇清” 字样的官员及夫人墓碑，大都没有阿拉伯经文，以及 “清真”、“回族” 等。如光绪八年候选通判刘彩章、光绪九年例赠修职郎丁锦春、光绪癸卯陈太孺人、光绪十九年例赠职郎张芝正、同治六年例赠王太孺人等。谈钟灵是永安公墓中唯一一位兼具朝廷命官和大掌教身份的人。
杭州谈姓穆斯林不多。凤凰寺乾隆八年（1743 年）《重修真教寺碑》中未见谈姓杭州本地穆斯林在列。永安清真公墓除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外，仅有五通谈姓墓碑。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立 “先祖妣谈太夫人” 墓碑；二为 1955 年立 “谈连生赵孺人” 墓碑；三为 1973 年立 “谈顺元” 墓碑；四为 1979 年立 “谈云荪” 墓碑；1980 年立 “花含之谈全云” 墓碑。立于建国后的 4 通墓碑的墓主，他们似是同一家族的两代人。
墓主 “西垣君”，姓氏不能确定。参考左下角立碑人 “孝男白”，有可能为白西垣。但 “孝男白” 不应称呼西垣为 “君”，应称 “府君” 或 “先父”。查清乾隆八年（1743 年）杭州凤凰寺丁士绅《重修真教寺碑记》，内载两个白姓，一个官 “江苏巡抚中协参府白”，一个 “白爸爸”。爸爸，亦称巴巴，意为长老，有威望者。杭州卜合提亚尔墓，就俗称爸爸坟。阿訇、掌教也称爸爸。该乾隆碑记二百多捐款人中有四个爸爸：白爸爸、镇江锁爸爸、宁波爸爸、王爸爸等。
墓主大掌教西垣君与上文所及三掌教耳执如、大掌教谈钟灵之生平事迹均不详。
（三）大掌教白西垣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真凤凰寺大掌教西垣君……中华民国十二年夏正九月……。孝男白……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25cm、宽 80cm、厚 6cm，呈正方形。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 年）立。上部刻有正方形图案，内刻《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右边有一个 “真” 字，永安墓碑中亦有这类写法。“真” 似指清真，是当时一种简略的写法，凸显墓主的穆斯林身份。碑面竖刻 2 行碑文，字体与阿文泰斯米和 “真” 字比较，相对较小。墓碑底部文字被遮，无法继续深挖辨识。
（四）丁荫椿、杨洪道伊玛目合墓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清末凤凰寺丁伊玛目杨伊玛目合墓。先曾祖父丁公荫椿曾祖母冯太夫人 右 先杨公洪道太夫人 左 无嗣，原葬于丁墓左畔，遵嘱一便迁葬于此。子守源、守成、守道、守廉、守志，孙瑞炎、瑞衡、瑞庭、瑞馨、瑞纶、瑞缜、瑞华、瑞淦，曾孙永本、吴潜观、永康、永明、永权、永安、永堃、永锡、永强、永岳、永口、永振、永嘉、永群、永宁、永中敬立。一九八七年开斋节由万松岭迁葬于此。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63cm、宽 76cm、厚 10cm，呈正方形，拱形顶。上部有花朵造型图案，由《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构成，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竖刻 12 行文字。
碑文表明此墓是伊玛目丁荫椿夫妇、依玛目杨洪道夫妇迁墓合葬墓。碑文云：墓 “由万松岭迁葬于此”。万松岭，西起湖岸，东抵江干，早先为杭州城墙所经，因而也是市区与山林的交界。旧时这里是皇城根。万松岭系穆斯林古老墓地，现存三座元代墓盖。该处树立 “万松岭蕃客墓遗址” 中英文纪念碑，云：“自唐起，西域穆斯林即沿海上丝绸之路来杭传教。根据历史记载，穆斯林在杭的古迹有凤凰寺、回回新桥、蕃客墓等。万松岭蕃客墓群是杭州穆斯林的古墓地之一，主要埋葬着早期客居杭州的西域穆斯林。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蕃客墓都已深埋地下。此三座蕃客墓较有代表性，具有典型西域穆斯林墓的风格。自唐至今，世代相传，每逢穆斯林的节日，在杭穆斯林都要到此地诵经，以祭奠墓中的穆斯林先辈 —— 他们是早期中西经济交往的使者，也是传播伊斯兰教、西域文化、医学、建筑、艺术等的先行者。祈求安拉恩赐他们吉庆。”
据墓碑铭文可知，杨洪道夫妇的墓原来在丁荫椿夫妇墓的 “左畔”，因为杨氏 “无嗣”，丁氏子孙遵照杨洪道的遗嘱，在迁丁荫椿墓时，把杨氏的墓一起迁移，并与丁荫椿合葬。迁墓时间为 1987 年开斋节。笔者猜测未迁之前是有各自的墓碑的，迁墓时，丁氏后人重新做了现在的这通伊玛目合葬墓碑。
杨洪道在清同治年间曾参与《五功必要》的译著工作。同治十年（1871 年）浙省凤凰大寺同人《〈五功必要〉序》云：“恳清掌教洪道杨师，协同景山张师，译解真经，另辑成帙。集诸经之总要，著五课之规程，条分缕析，以汉字译经文，音韵每多假借，义理务使精详。集成考订，专讲五功，其于天命圣行，日用行习之常，纤微无不备载。” 可见杨洪道具有掌教的身份。“师”，经师也。光绪十八年（1892 年）凤凰寺《重修真教寺碑记》附文记：“收杨洪道阿訇洋二十五元”，并将其排在捐款人及单位的最前面。此系尊重清真寺掌教者，亦说明杨洪道光绪十八年执掌着凤凰寺教务。凤凰寺光绪年间实行着三掌教制，那么杨洪道就是大掌教无疑。
丁荫椿、杨洪道墓碑记有 “清末” 二字，系指丁、杨为清末人，亦指丁、杨清末即为伊玛目。碑文称墓主丁荫椿为 “先曾祖父”。碑文称丁、杨二人均为伊玛目。伊玛目，阿拉伯语音译，意为 “领拜人”“表率”“率领者”。指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群众举行拜功的领拜师，主持公共性的宗教仪式与活动。伊玛目即大掌教。“清末凤凰寺”“丁、杨伊玛目” 出现在墓碑中，这是继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大掌教白西垣墓碑之后，又一通为清末民初凤凰寺实行三掌教制提供佐证的墓碑。
三、三掌教制退出历史舞台
从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得知凤凰寺最迟于道光六年（1827 年）实行了三掌教制管理制度，但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凤凰寺三掌教制最早是何时实行的。永安清真公墓墓碑显示，自民国十二年（1923 年）大掌教白西垣墓碑后，就没有出现有带大掌教、二掌教、三掌教之类称呼的墓碑。除了民国廿五年（1936 年）丁庆云墓碑上称呼其为 “西湖礼拜寺掌教”，同时期和之后的墓碑上皆称呼碑主为 “阿訇”“教长”。如民国廿二年 “杨河轩阿訇” 墓碑、民国三十三年的 “马见廷阿訇”“李芳孝阿訇”“丁长庆阿訇”、1958 年由清波门外二条巷迁入的 “刘师华教长”、1959 年的 “苏振寰阿訇”，1960 年的 “杨哲臣教长” 等。
作于同治十年（1871 年）《五功必要》序》中有言 “恳请掌教洪道杨师……”，对杨洪道冠以 “掌教” 二字称呼的。此 “掌教” 或是 “大掌教” 的简称。因为同治年间凤凰寺已经实行三掌教制了。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丁、杨墓之未迁之前的墓碑上是什么称呼，但是 1987 年坟墓迁移时立的新碑，称呼已经是 “丁伊玛目” 和 “杨伊玛目”，或许是丁氏后辈在原碑上看到了类似凤凰寺 “伊玛目” 的记载，可惜原碑无存。墓碑中关于不同时期对执掌清真寺教务的阿訇的称呼变化，不但表明杭州凤凰寺清末民初曾实行三掌教管理制度，而且说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三掌教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大掌教之类的称呼看不到了，逐渐改为教长和阿訇了。
杭州三掌教制的改变，或与清末民初乡老地位的提升，掌教权力的逐步弱化密切相关。凤凰寺寺务及社会活动由乡老掌管，掌教（阿訇、教长）负责教务。凤凰寺乾隆八年（1743）《重修真教寺碑记》正文着重赞扬 4 名乡老：“兹乡老卢邺侯、王书绅、木秀苍、马澄欲等复仿前规，积锱铢，殚经营，鸠工庀材，丹楹刻桷，重施黝垩，不半载而美轮美奂，焕然一新。” 并记录王之佩、马从景等 19 名董事乡老的姓名。“乡老” 一词，在中国伊斯兰教教内，泛指寺坊穆斯林大众，有些地区专指清真寺寺坊管理机构的成员。碑记乡老系指清真寺管事，之前冠 “董事”，这个乡老管事的意思得到加强，尤其明显。碑记曰：“今乡老重修，董事分赞，乃一时盛事，实一片苦心。” 强调了乡老董事在这次清真寺重修中重要性。
郭成美 1999 年《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全文发表乾隆碑记，并认为该碑列出 23 名董事乡老名字，推测 “当时凤凰寺已有了董事会之类的管理组织。” 该碑文未提到掌教。时隔约三十年，凤凰寺来了一位 “接管掌教” 陕西咸阳马士芳（字华川），在其伊斯兰典籍汉文译注方面颇有贡献，先后为金天柱《清真释疑》、刘智《天方至圣实录》作序。《 序》落款为 “时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仲夏望日，武林真教寺掌教陇西马士芳谨识”。《 序》落款为 “时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冬月朔日，接管武林清真寺掌教咸阳后学马士芳华川氏熏沐顿首拜撰”。武林真教寺、清真寺即杭州凤凰寺。马士芳曾参与重刻伍遵契《修真蒙引》和邀请嘉兴蒋元龙作《重锓 序》。马士芳序言落款 “接管掌教”，显示其自信以及掌教的权力。凤凰寺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真教寺碑记》记：“其董司经修之事，则朱君政颂，王君杏生二公有与劳焉。” 赞扬修寺之董事。碑记同时在附文将 “收杨洪道阿訇洋二十五元” 排在捐款人及单位的最前面，此系尊重清真寺掌教者，亦说明杨洪道光绪十八年执掌着凤凰寺教务。碑文将乡老和阿訇都照顾到，亦是一种两者关系的平衡。一个为 “董司经修之事”，一个为 “阿訇”；一个修寺 “有劳”，一个捐款 25 元；一个碑文正文，一个附文。比较一下，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民国前期，凤凰寺对外联系鲜见阿訇出面。如马兆龙民国九年（1920）上书保护古墓，1925 年杭州凤凰寺董事会董事张祺、金如栋、孙嘉林、孙松亭、孙忠伟、冯彦邦、冯尔孝、金锦恩等上书保护古墓。1925 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中有杭州商界学界知名人士多达 14 人，但无阿訇。这种情形表明，掌教、阿訇等教职角色正逐步淡出社会事务，董事、乡老等角色开始大放异彩。
杭州三掌教制的改变，亦有外部影响，似与上海伊斯兰教当时经历的改革三掌教制有关。1922 年，上海伊斯兰教内就出现了建议裁去二掌教，改变三掌教制的呼声。1925 年夏乡老金质安致函董事会，提议领拜与念呼图白一人完成，实质就是要求取消二掌教职位。1926 年 5 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刊登署名 “中国回教学会谨书” 的《与袁君汉臣往来函件》。正式提出了每寺聘请 “正副教长（即以伊玛目与穆恩询）”，希望 “我国各处教宜酌师此制”。文曰：“国外各寺教师未有人为诵经换人酬资者，然皆有俸金。…… 依本会意见，我国各处同教亟宜酌师此制。每寺就地筹妥公款，延聘品学兼优之二人为正副教长（即以玛目与穆恩询）主持教务，宣讲教义，惟所给薪俸必须准诸当地情形，足以赡养其室家。” 改革得到中国回教协会赞同。1940 年曾呈准内政部制定了《清真寺管理办法》，通函全国清真寺遵照实行。“惟抗战期间，陷区各寺未能推行。于是该会又修订《中国回教协会清真寺管理暂行办法》，经 1947 年 7 月内政部批准实施。1948 年 3 月《中国回教协会会报》刊发了《暂行办法》以及《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注意事项》。重申采用 “教长” 称呼、董事会管理清真寺一切事宜。教长之聘请或解聘、寺产之购置或出售、寺款收支，以及各种教务兴革，非经寺董事会通过不得举办等。
上海改革三掌教制比较彻底，二掌教取消了，掌教的名称也改了，大掌教（伊玛目）改称教长，三掌教（穆安津）改称副教长。上海三掌教制的改革对毗邻的、实行三掌教制的、来往比较紧密的杭州穆斯林的影响较大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穆斯林对上海教内围绕三掌教制发生的事件应有所了解，有 14 名中国回教学会会员之多的杭州穆斯林对会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刊发的文章，以及取消二掌教，采取正副教长制的呼吁，不会熟视无睹。杭州乃近水楼台，凤凰寺会顺势而为；其三掌教改制不会拖到 1940 年中国回教协会通函全国清真寺实行，而是会提前实行。根据墓碑上的阿訇称呼变化，“大掌教” 之类的称呼在 1923 年后就消失了，“教长”“阿訇” 取而代之。说明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凤凰寺就放弃三掌教制了。
参考资料
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2、郭成美《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载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1999 年，第 2 期。
3、蒋元龙《重锓 序》，乾隆四十年，载伍遵契《修真蒙引》，《清真大典》2005 年第 15 册第 5 页。
4、《上海清真董事会会议案》，民国，共 4 册，现存上海伊斯兰教协会。
5、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1925 年，现存上海图书馆。
6、中国回教协会《中国回教协会会报》，1948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读者网站。
注 释
¹ 郭成美（1949–），男，浙江嘉兴人，中国回族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地方文史研究。
杨华（1981–），女，陕西西安人，旅居浙江，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地方史研究。
² 马坚译《古兰经》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下同。
³ 丁士绅《重修真教寺碑记》，乾隆八年（1743），现存杭州凤凰寺碑廊。
⁴据丁氏后人丁永中介介绍，“潜观” 是丁瑞炎的名叫儿子，不是亲生，名字叫吴潜观，觀繁体。十分孝顺，所以成为他们这一代楷模。
⁵同治十年（1871 年）浙省凤凰大寺同人《〈五功必要〉序》，见景山、杨洪道《五功必要》，大连图书馆藏。
⁶马兆龙《重修真教寺碑记》，清光绪十八年（1892），现存凤凰寺。
⁷丁士绅：乾隆八年《重修真教寺碑记》，现存凤凰寺。
⁸郭成美《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载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⁹蒋元龙云：“燕山杨公噶盛念同教之典，闻斯道者寡也，与武林掌教华川马师论次之，且劝二三同志共谋重锓，来嘱序于余。” 见《重锓 序》，乾隆四十年，载伍遵契《修真蒙引》，《清真大典》，2005 年，第 15 册第 5 页。
¹⁰1920 年《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五十四号碑》云：“案据中国回教俱进会浙江支部会长马兆龙”。碑无存，拓片藏凤凰寺。《为保护回教古墓，呈浙江省长夏书》，载《回光》第二卷第二号，上海，1925 年。
¹¹ 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1925 年，现存上海图书馆。
¹² 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会议案》，1922 年，第 1 册，第 17、19、21、32 页。《董事会议案》，1925 年，第 2 册，第 31 页。
¹³《与袁君汉臣往来函件》，载《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 年，第 1 卷第 5 期，第 45 页。¹⁴《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 7 卷第 8 至 12 期合刊，第 21 页。1948 年 3 月。
【学术研究】杭州清真永安公墓发现三通掌教墓碑考释：伊斯兰历史与凤凰寺掌教制新证
摘要：
通过对杭州清真永安公墓新发现的道光、咸丰及民国时期三通掌教墓碑进行详实考释，补正杭州伊斯兰教掌教谱系历史空白，为凤凰寺历史上实行的三掌教制度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实物证据。
【学术研究】
杭州清真永安公墓发现三通掌教墓碑
郭成美 杨 华
提 要
杭州永安清真公墓发现三通分别冠名 “大掌教”“三掌教” 头衔的墓碑，立碑时间在道光、咸丰和民国时期，为凤凰寺曾实行三掌教制提供了的依据。这三通墓碑的碑主，学界鲜有提及，其明确无疑的掌教身份，为研究晚清民国杭州伊斯兰教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和可挖掘的空间，本文对这三通碑文进行了初步的考释。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永安公墓未见 “大掌教” 之类墓碑出现，代之以 “阿訇”、“教长”，说明凤凰寺三掌教制不再施行。这一历史现象和当时教内乡老地位提升，掌教权力的逐步弱化，以及外部影响相关。
关键词
凤凰寺 三掌教制 墓碑
一、杭州发现大掌教、三掌教、伊玛目墓碑
三掌教制，在历史上，系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教职组织形式之一，亦称 “三道制”。14 世纪后期开始在内地回族伊斯兰教中形成，是由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三种宗教人员构成的清真寺组织制度。马注《清真指南》中，对伊玛目、海推布、穆安津，依次称为 “大掌教”“二掌教” 和 “三掌教”，把他们也统称为 “教领”。刘智《天方典礼》则称海推布为 “谕教”，穆安津为 “赞教”。三掌教中伊玛目率领教众礼拜，主持公共性的宗教仪式与活动；海推布讲经宣教，司掌劝谏；穆安津是宣礼员，礼拜时辰到来时，专司召唤教众上寺礼拜。此制于明清之际曾普遍盛行于回族伊斯兰教中，并形成世袭制，随着社会的发展，除个别教坊在形式上保留 “三掌教制” 外，至民国中期逐步消失，其制度已不复存在。
历史悠久的杭州凤凰寺是否实行三掌教制清真寺管理制度，是需要关注和研究的。由于资料匮乏，所以一直未能论及。2017 年以来，特别是从前年开始，在浙江省伊斯兰教协会支持下，我们通过对杭州永安清真公墓多次实地考察，对其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对坟墓和墓碑编号、登记、摄影，对重点墓碑进行碑文抄录、碑石测量，获得了不少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取得初步研究成果。其中有一些与凤凰寺相关的墓碑，上面的内容尤其引起我们的关注，研究之下，发现有几块墓碑上寥寥数字，竟然关系着三掌教制在凤凰寺的实行情况。下面本文就着重介绍在永安清真公墓的这几通墓碑上发现的凤凰寺清末民初实行三掌教制的证据。
清真永安公墓位于杭州玉泉景区内，因西湖南园等穆斯林墓地年久湮没且无隙地可以茔葬，由族人出资于 1934 年在西湖玉泉灵峰购置土地 99 亩，建立永安公墓。1991 年，杭州市政府为美化西湖风景区，地处玉泉景区的 “永安公墓” 实行禁葬，遗址作回族古冢永久保留。原有寿穴 44 座，由政府出资迁至近郊留下回族公墓安置。
永安清真公墓墓区内现存大致有三部分穆斯林坟墓。一是 1934 年之前，历朝历代本就埋在永安墓区里的一批原葬墓，如乾隆五十五年 “丁大姑之墓”，道光戊戌年 “王春辉、刘太孺人合墓”、同治六年 “王太孺人丁氏孺人”、光绪三年 “马二妹之墓” 等；二是 1934 年公墓建立至 1991 年杭州市政府将永安清真公墓作为回教古冢实施禁葬前，作为杭州伊斯兰教公共墓地增加的坟墓；第三部分是 1949 年后杭州市加快城市建设与开发，很多原本地处开发区的古老的穆斯林坟墓以及近代墓葬动迁，永安公墓接收了一定数量的迁墓。永安公墓因地处幽静山林景区内，被杭州市政府原状永久保留。1991 年政府下达禁葬政策，1992 年得到落实实施，之后永安公墓远离城市嚣尘，归于寂静自然。墓区内这些年代久远的墓和碑，也得以原址原貌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永安公墓现有两通冠名 “大掌教” 头衔、一通冠名 “三掌教” 头衔的墓碑。3 座坟墓并排，位于墓区西南角，自右至左为耳执如三掌教、谈钟灵大掌教和西垣大掌教。另一通为冠名 “伊玛目” 的墓碑，位于墓区南面。由于多年来雨水冲刷山体和山林潮湿人迹罕至，两通 “大掌教” 墓碑下半部被山泥埋没，地表外部分苔藓附着。我们进行了尝试性的初步挖掘，对碑文有新的发现。如西垣大掌教墓碑，当初只能看到碑文的 “中华民国十二年夏正九月”“凤凰寺大掌教” 这几行字，经过挖掘后，陆续识别出 “西垣君”“孝男白” 等重要信息。这些碑下面还有文字，进一步挖掘探字难度较大，无奈中止。
二、碑文及考释
记载 “大掌教”“三掌教”“伊玛目” 的四块墓碑按立碑年代先后排列为序，它们是：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大掌教白西垣墓碑，伊玛目丁荫椿、杨洪道墓碑。
（一）三掌教耳执如夫妇墓碑
碑文：清故大礼拜寺三掌教执如耳公继配马氏合墓。道光七年六月立。孝男福昌、福瑞，荣庆、荣贵、荣昌百拜。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25cm、宽 65cm、厚 10cm，呈长方形。清道光七年（1827 年）立。顶部用简单线条构出尖拱形状，为伊斯兰教常用装饰造型。下接 “清故” 两字，横排，字体较大。竖刻 8 行文字，分别载立碑时间、墓主身份和立碑人信息。
“大礼拜寺” 是凤凰寺在清末的一个称呼，学界考证此称呼最早见之同治辛未版《五功必要》。此碑的发现，将 “大礼拜寺” 这个用法从史料的层面上提前了 44 年。
墓主耳执如，系大礼拜寺三掌教。耳姓是一个较为罕见的姓氏，历史上也没有直接提及的耳姓伊斯兰教著名人物。现存凤凰寺清乾隆八年（1743）《重修真教寺碑记》所载穆斯林捐资名单中，耳姓有：流河沧州训司耳、耳声远、耳彤文、耳太女、耳玉书、耳德章、耳千至、耳必显、耳天维，以及 “光裕堂耳”。永安公墓现存墓碑中，仅此一通耳氏墓碑。乾隆八年（1743）距道光七年（1827）仅 84 年，至今将近二百年，杭州耳姓穆斯林的数量变化较大，减少速度较快，几近消失。
我们认为耳执如三掌教是出身于杭州的本土经师。葬于永安公墓的外地人士，墓碑上通常都有说明，如：陈文治墓碑上云 “河南开封府陈文治之墓”、王石起墓碑上有 “山东移州府南山县南乡人氏”、王宏泰墓碑上刻 “金陵怀荫堂” 等，这些内容明确标注了墓主的籍贯身份。墓碑上没有此类信息的，通常都是当地人，无需特意碑文说明。
（二）大掌教谈钟灵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皇清例授修职郎武林大礼拜寺大掌教钟灵府君……咸丰五年十二月。孝男谈圣贤、孝姪谈圣德……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00cm、宽 65cm、厚 10cm，呈长方形。咸丰五年（1855 年）立。上部有圆形图案，内刻《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墓碑底部没入地面，下端文字被埋，不得辨认。按照墓碑的通常行文，我们估计被埋的碑文内容不多，且不是重要内容。“府君” 下面很可能是 “之墓” 二字；“圣贤、圣德” 下面很可能是 “敬立／仝立” 或者 “百拜／百泣” 等。
此系永安清真公墓发现的第二通铭有 “大礼拜寺” 的墓碑。武林，乃杭州之别称。武林大礼拜寺即杭州凤凰寺。
该墓碑铭刻阿拉伯文《古兰经》“泰斯米”。清朝修职郎是正八品文官的散阶，是官衔虚职，无实权，相当于现在公务员序列中的副主任科员。永安清真公墓现存一些标明 “皇清” 字样的官员及夫人墓碑，大都没有阿拉伯经文，以及 “清真”、“回族” 等。如光绪八年候选通判刘彩章、光绪九年例赠修职郎丁锦春、光绪癸卯陈太孺人、光绪十九年例赠职郎张芝正、同治六年例赠王太孺人等。谈钟灵是永安公墓中唯一一位兼具朝廷命官和大掌教身份的人。
杭州谈姓穆斯林不多。凤凰寺乾隆八年（1743 年）《重修真教寺碑》中未见谈姓杭州本地穆斯林在列。永安清真公墓除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外，仅有五通谈姓墓碑。一为民国二十七年（1938 年）立 “先祖妣谈太夫人” 墓碑；二为 1955 年立 “谈连生赵孺人” 墓碑；三为 1973 年立 “谈顺元” 墓碑；四为 1979 年立 “谈云荪” 墓碑；1980 年立 “花含之谈全云” 墓碑。立于建国后的 4 通墓碑的墓主，他们似是同一家族的两代人。
墓主 “西垣君”，姓氏不能确定。参考左下角立碑人 “孝男白”，有可能为白西垣。但 “孝男白” 不应称呼西垣为 “君”，应称 “府君” 或 “先父”。查清乾隆八年（1743 年）杭州凤凰寺丁士绅《重修真教寺碑记》，内载两个白姓，一个官 “江苏巡抚中协参府白”，一个 “白爸爸”。爸爸，亦称巴巴，意为长老，有威望者。杭州卜合提亚尔墓，就俗称爸爸坟。阿訇、掌教也称爸爸。该乾隆碑记二百多捐款人中有四个爸爸：白爸爸、镇江锁爸爸、宁波爸爸、王爸爸等。
墓主大掌教西垣君与上文所及三掌教耳执如、大掌教谈钟灵之生平事迹均不详。
（三）大掌教白西垣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真凤凰寺大掌教西垣君……中华民国十二年夏正九月……。孝男白……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25cm、宽 80cm、厚 6cm，呈正方形。中华民国十二年（1923 年）立。上部刻有正方形图案，内刻《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右边有一个 “真” 字，永安墓碑中亦有这类写法。“真” 似指清真，是当时一种简略的写法，凸显墓主的穆斯林身份。碑面竖刻 2 行碑文，字体与阿文泰斯米和 “真” 字比较，相对较小。墓碑底部文字被遮，无法继续深挖辨识。
（四）丁荫椿、杨洪道伊玛目合墓墓碑
碑文：（阿拉伯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清末凤凰寺丁伊玛目杨伊玛目合墓。先曾祖父丁公荫椿曾祖母冯太夫人 右 先杨公洪道太夫人 左 无嗣，原葬于丁墓左畔，遵嘱一便迁葬于此。子守源、守成、守道、守廉、守志，孙瑞炎、瑞衡、瑞庭、瑞馨、瑞纶、瑞缜、瑞华、瑞淦，曾孙永本、吴潜观、永康、永明、永权、永安、永堃、永锡、永强、永岳、永口、永振、永嘉、永群、永宁、永中敬立。一九八七年开斋节由万松岭迁葬于此。
考释：碑石由花岗岩琢成，高 163cm、宽 76cm、厚 10cm，呈正方形，拱形顶。上部有花朵造型图案，由《古兰经》文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构成，汉译为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竖刻 12 行文字。
碑文表明此墓是伊玛目丁荫椿夫妇、依玛目杨洪道夫妇迁墓合葬墓。碑文云：墓 “由万松岭迁葬于此”。万松岭，西起湖岸，东抵江干，早先为杭州城墙所经，因而也是市区与山林的交界。旧时这里是皇城根。万松岭系穆斯林古老墓地，现存三座元代墓盖。该处树立 “万松岭蕃客墓遗址” 中英文纪念碑，云：“自唐起，西域穆斯林即沿海上丝绸之路来杭传教。根据历史记载，穆斯林在杭的古迹有凤凰寺、回回新桥、蕃客墓等。万松岭蕃客墓群是杭州穆斯林的古墓地之一，主要埋葬着早期客居杭州的西域穆斯林。由于年代久远，大多数蕃客墓都已深埋地下。此三座蕃客墓较有代表性，具有典型西域穆斯林墓的风格。自唐至今，世代相传，每逢穆斯林的节日，在杭穆斯林都要到此地诵经，以祭奠墓中的穆斯林先辈 —— 他们是早期中西经济交往的使者，也是传播伊斯兰教、西域文化、医学、建筑、艺术等的先行者。祈求安拉恩赐他们吉庆。”
据墓碑铭文可知，杨洪道夫妇的墓原来在丁荫椿夫妇墓的 “左畔”，因为杨氏 “无嗣”，丁氏子孙遵照杨洪道的遗嘱，在迁丁荫椿墓时，把杨氏的墓一起迁移，并与丁荫椿合葬。迁墓时间为 1987 年开斋节。笔者猜测未迁之前是有各自的墓碑的，迁墓时，丁氏后人重新做了现在的这通伊玛目合葬墓碑。
杨洪道在清同治年间曾参与《五功必要》的译著工作。同治十年（1871 年）浙省凤凰大寺同人《〈五功必要〉序》云：“恳清掌教洪道杨师，协同景山张师，译解真经，另辑成帙。集诸经之总要，著五课之规程，条分缕析，以汉字译经文，音韵每多假借，义理务使精详。集成考订，专讲五功，其于天命圣行，日用行习之常，纤微无不备载。” 可见杨洪道具有掌教的身份。“师”，经师也。光绪十八年（1892 年）凤凰寺《重修真教寺碑记》附文记：“收杨洪道阿訇洋二十五元”，并将其排在捐款人及单位的最前面。此系尊重清真寺掌教者，亦说明杨洪道光绪十八年执掌着凤凰寺教务。凤凰寺光绪年间实行着三掌教制，那么杨洪道就是大掌教无疑。
丁荫椿、杨洪道墓碑记有 “清末” 二字，系指丁、杨为清末人，亦指丁、杨清末即为伊玛目。碑文称墓主丁荫椿为 “先曾祖父”。碑文称丁、杨二人均为伊玛目。伊玛目，阿拉伯语音译，意为 “领拜人”“表率”“率领者”。指清真寺内率领穆斯林群众举行拜功的领拜师，主持公共性的宗教仪式与活动。伊玛目即大掌教。“清末凤凰寺”“丁、杨伊玛目” 出现在墓碑中，这是继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大掌教谈钟灵墓碑、大掌教白西垣墓碑之后，又一通为清末民初凤凰寺实行三掌教制提供佐证的墓碑。
三、三掌教制退出历史舞台
从三掌教耳执如墓碑得知凤凰寺最迟于道光六年（1827 年）实行了三掌教制管理制度，但目前尚无史料证明凤凰寺三掌教制最早是何时实行的。永安清真公墓墓碑显示，自民国十二年（1923 年）大掌教白西垣墓碑后，就没有出现有带大掌教、二掌教、三掌教之类称呼的墓碑。除了民国廿五年（1936 年）丁庆云墓碑上称呼其为 “西湖礼拜寺掌教”，同时期和之后的墓碑上皆称呼碑主为 “阿訇”“教长”。如民国廿二年 “杨河轩阿訇” 墓碑、民国三十三年的 “马见廷阿訇”“李芳孝阿訇”“丁长庆阿訇”、1958 年由清波门外二条巷迁入的 “刘师华教长”、1959 年的 “苏振寰阿訇”，1960 年的 “杨哲臣教长” 等。
作于同治十年（1871 年）《五功必要》序》中有言 “恳请掌教洪道杨师……”，对杨洪道冠以 “掌教” 二字称呼的。此 “掌教” 或是 “大掌教” 的简称。因为同治年间凤凰寺已经实行三掌教制了。尽管我们无从得知丁、杨墓之未迁之前的墓碑上是什么称呼，但是 1987 年坟墓迁移时立的新碑，称呼已经是 “丁伊玛目” 和 “杨伊玛目”，或许是丁氏后辈在原碑上看到了类似凤凰寺 “伊玛目” 的记载，可惜原碑无存。墓碑中关于不同时期对执掌清真寺教务的阿訇的称呼变化，不但表明杭州凤凰寺清末民初曾实行三掌教管理制度，而且说明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三掌教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大掌教之类的称呼看不到了，逐渐改为教长和阿訇了。
杭州三掌教制的改变，或与清末民初乡老地位的提升，掌教权力的逐步弱化密切相关。凤凰寺寺务及社会活动由乡老掌管，掌教（阿訇、教长）负责教务。凤凰寺乾隆八年（1743）《重修真教寺碑记》正文着重赞扬 4 名乡老：“兹乡老卢邺侯、王书绅、木秀苍、马澄欲等复仿前规，积锱铢，殚经营，鸠工庀材，丹楹刻桷，重施黝垩，不半载而美轮美奂，焕然一新。” 并记录王之佩、马从景等 19 名董事乡老的姓名。“乡老” 一词，在中国伊斯兰教教内，泛指寺坊穆斯林大众，有些地区专指清真寺寺坊管理机构的成员。碑记乡老系指清真寺管事，之前冠 “董事”，这个乡老管事的意思得到加强，尤其明显。碑记曰：“今乡老重修，董事分赞，乃一时盛事，实一片苦心。” 强调了乡老董事在这次清真寺重修中重要性。
郭成美 1999 年《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全文发表乾隆碑记，并认为该碑列出 23 名董事乡老名字，推测 “当时凤凰寺已有了董事会之类的管理组织。” 该碑文未提到掌教。时隔约三十年，凤凰寺来了一位 “接管掌教” 陕西咸阳马士芳（字华川），在其伊斯兰典籍汉文译注方面颇有贡献，先后为金天柱《清真释疑》、刘智《天方至圣实录》作序。《 序》落款为 “时乾隆三十八年岁次癸巳仲夏望日，武林真教寺掌教陇西马士芳谨识”。《 序》落款为 “时乾隆四十一年岁次丙申冬月朔日，接管武林清真寺掌教咸阳后学马士芳华川氏熏沐顿首拜撰”。武林真教寺、清真寺即杭州凤凰寺。马士芳曾参与重刻伍遵契《修真蒙引》和邀请嘉兴蒋元龙作《重锓 序》。马士芳序言落款 “接管掌教”，显示其自信以及掌教的权力。凤凰寺光绪十八年（1892）《重修真教寺碑记》记：“其董司经修之事，则朱君政颂，王君杏生二公有与劳焉。” 赞扬修寺之董事。碑记同时在附文将 “收杨洪道阿訇洋二十五元” 排在捐款人及单位的最前面，此系尊重清真寺掌教者，亦说明杨洪道光绪十八年执掌着凤凰寺教务。碑文将乡老和阿訇都照顾到，亦是一种两者关系的平衡。一个为 “董司经修之事”，一个为 “阿訇”；一个修寺 “有劳”，一个捐款 25 元；一个碑文正文，一个附文。比较一下，孰重孰轻，一目了然。民国前期，凤凰寺对外联系鲜见阿訇出面。如马兆龙民国九年（1920）上书保护古墓，1925 年杭州凤凰寺董事会董事张祺、金如栋、孙嘉林、孙松亭、孙忠伟、冯彦邦、冯尔孝、金锦恩等上书保护古墓。1925 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中有杭州商界学界知名人士多达 14 人，但无阿訇。这种情形表明，掌教、阿訇等教职角色正逐步淡出社会事务，董事、乡老等角色开始大放异彩。
杭州三掌教制的改变，亦有外部影响，似与上海伊斯兰教当时经历的改革三掌教制有关。1922 年，上海伊斯兰教内就出现了建议裁去二掌教，改变三掌教制的呼声。1925 年夏乡老金质安致函董事会，提议领拜与念呼图白一人完成，实质就是要求取消二掌教职位。1926 年 5 月《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刊登署名 “中国回教学会谨书” 的《与袁君汉臣往来函件》。正式提出了每寺聘请 “正副教长（即以伊玛目与穆恩询）”，希望 “我国各处教宜酌师此制”。文曰：“国外各寺教师未有人为诵经换人酬资者，然皆有俸金。…… 依本会意见，我国各处同教亟宜酌师此制。每寺就地筹妥公款，延聘品学兼优之二人为正副教长（即以玛目与穆恩询）主持教务，宣讲教义，惟所给薪俸必须准诸当地情形，足以赡养其室家。” 改革得到中国回教协会赞同。1940 年曾呈准内政部制定了《清真寺管理办法》，通函全国清真寺遵照实行。“惟抗战期间，陷区各寺未能推行。于是该会又修订《中国回教协会清真寺管理暂行办法》，经 1947 年 7 月内政部批准实施。1948 年 3 月《中国回教协会会报》刊发了《暂行办法》以及《清真寺董事会组织通则》《注意事项》。重申采用 “教长” 称呼、董事会管理清真寺一切事宜。教长之聘请或解聘、寺产之购置或出售、寺款收支，以及各种教务兴革，非经寺董事会通过不得举办等。
上海改革三掌教制比较彻底，二掌教取消了，掌教的名称也改了，大掌教（伊玛目）改称教长，三掌教（穆安津）改称副教长。上海三掌教制的改革对毗邻的、实行三掌教制的、来往比较紧密的杭州穆斯林的影响较大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杭州穆斯林对上海教内围绕三掌教制发生的事件应有所了解，有 14 名中国回教学会会员之多的杭州穆斯林对会刊《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刊发的文章，以及取消二掌教，采取正副教长制的呼吁，不会熟视无睹。杭州乃近水楼台，凤凰寺会顺势而为；其三掌教改制不会拖到 1940 年中国回教协会通函全国清真寺实行，而是会提前实行。根据墓碑上的阿訇称呼变化，“大掌教” 之类的称呼在 1923 年后就消失了，“教长”“阿訇” 取而代之。说明大约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凤凰寺就放弃三掌教制了。
参考资料
1、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
2、郭成美《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载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1999 年，第 2 期。
3、蒋元龙《重锓 序》，乾隆四十年，载伍遵契《修真蒙引》，《清真大典》2005 年第 15 册第 5 页。
4、《上海清真董事会会议案》，民国，共 4 册，现存上海伊斯兰教协会。
5、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1925 年，现存上海图书馆。
6、中国回教协会《中国回教协会会报》，1948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读者网站。
注 释
¹ 郭成美（1949–），男，浙江嘉兴人，中国回族学会理事。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地方文史研究。
杨华（1981–），女，陕西西安人，旅居浙江，主要从事回族伊斯兰教地方史研究。
² 马坚译《古兰经》第一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下同。
³ 丁士绅《重修真教寺碑记》，乾隆八年（1743），现存杭州凤凰寺碑廊。
⁴据丁氏后人丁永中介介绍，“潜观” 是丁瑞炎的名叫儿子，不是亲生，名字叫吴潜观，觀繁体。十分孝顺，所以成为他们这一代楷模。
⁵同治十年（1871 年）浙省凤凰大寺同人《〈五功必要〉序》，见景山、杨洪道《五功必要》，大连图书馆藏。
⁶马兆龙《重修真教寺碑记》，清光绪十八年（1892），现存凤凰寺。
⁷丁士绅：乾隆八年《重修真教寺碑记》，现存凤凰寺。
⁸郭成美《凤凰寺五通汉文寺碑》，载西安《伊斯兰文化研究》，1999 年，第 2 期。
⁹蒋元龙云：“燕山杨公噶盛念同教之典，闻斯道者寡也，与武林掌教华川马师论次之，且劝二三同志共谋重锓，来嘱序于余。” 见《重锓 序》，乾隆四十年，载伍遵契《修真蒙引》，《清真大典》，2005 年，第 15 册第 5 页。
¹⁰1920 年《浙江省会警察厅布告第五十四号碑》云：“案据中国回教俱进会浙江支部会长马兆龙”。碑无存，拓片藏凤凰寺。《为保护回教古墓，呈浙江省长夏书》，载《回光》第二卷第二号，上海，1925 年。
¹¹ 中国回教学会《会员题名录》，1925 年，现存上海图书馆。
¹² 上海清真董事会《董事会议案》，1922 年，第 1 册，第 17、19、21、32 页。《董事会议案》，1925 年，第 2 册，第 31 页。
¹³《与袁君汉臣往来函件》，载《中国回教学会月刊》，1926 年，第 1 卷第 5 期，第 45 页。¹⁴《中国回教协会会报》，第 7 卷第 8 至 12 期合刊，第 21 页。1948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