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杭州的三座回回寺历史沿革考：宋元时期江南穆斯林礼拜寺与文化遗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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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杭州的三座回回寺历史沿革考：宋元时期江南穆斯林礼拜寺与文化遗存纪实
摘要：
考证梳理元代杭州城内三座重要礼拜寺的历史渊源与兴衰变迁。结合历代地方志与碑刻资料，呈现宋元江南都会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生活、社会地位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元代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乃使得作为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的礼拜寺，大量修建。而元政府就此现象明确给予认可，时文献对礼拜场所的称谓，也由原来的“堂”改称为“寺”。据《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载：“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杭州亦不例外，回回人兴建寺院，严格遵守教义，履行宗教功课，“诵经持斋，归于清静，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剌。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即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1314—1320）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1】
回回人围寺坊而居，清真寺之修建实则标志该地方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元代居杭州的回回人众多，他们在宋蕃坊基础上，自然扩展形成三个大的社区，兴建寺院，乃使当时的杭州出现三座礼拜寺，即真教寺、回回拜佛堂、回回氏礼拜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杭州第三城穆斯林聚居区，这里“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进城时正当为晌礼宣礼时，声闻远近。”【2】由此来看，元代居于杭州的回回人的确数量不少。伊本•白图泰还曾谈到来自埃及的富商欧斯曼•伊本•安法尼，称他“还在该城修建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我们在此城居住十五日，我们每日每晚都受到邀请，他们也十分讲究菜饭，并每天陪同我们骑马游遍全城。”【3】这一记述恰与汉文文献反映的史实相印证，即杭城内有两座清真寺，另有一苏非道堂。看来，元时杭州有三座清真寺应当是可信的。
杭州真教寺，文献记载颇多。明代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载，元代有阿老丁者，于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主持重建该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则言真教寺建于“元延祐（1314—1320）间”。实际建于宋代的真教寺，可能到宋末时年久失修，加遇兵燹，多有破败。元初经回回大师阿老丁重建，乃成杭州著名寺院，至于重建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或许至元、延祐年间，乃至至正时期都曾重加修缮过。需要指出的是，阿老丁其人显然在元代真教寺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凤凰寺存留一块元代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重建清真寺碑，具体时间不可考，但其明确称该寺“由法赫鲁丁•本•沙哈卜丁•本阿老丁•塔尔马蒂建造”【4】。其人即汉文史籍中的回回大师阿老丁。重建后的真教寺，其寺院高大，仅“寺基高五六尺，扃森固，罕得阑人者，俗称礼拜寺”【5】。
回回拜佛堂，历代方志称谓不同，有“回回礼拜堂”、“西域拜佛堂”、“西域礼拜堂”、“回回新桥礼拜堂”等名，它可能即在埃及富商欧斯曼•伊本•安法尼资助修建的苏非道堂基础上，发展而来。文献记载表明，回回拜佛堂的寺址，始终与相邻的“桥”相联系，以别于真教寺。
此桥曾曰道明桥、积善桥，后又称回回新桥。桥为东西向，路段曾名“回回新桥直街”。该桥即在今丰乐南桥和荐桥中间，丰乐南桥系近年所建，其北即丰乐桥，与志书记载相符。回回新桥之东即珠宝巷，南北走向，该桥将其分为上珠宝巷、下珠宝巷。如今，“回回礼拜堂”已不存在，回回新桥仍屹立在杭州中河上。
回回氏礼拜寺，据明成化《杭州府志》载：“帖睦烈思，字周贤，康里人氏，至正十三年守，杭属蕲黄寇犯郡之余，庙学鞠为瓦砾。帖睦烈思以学校教化所系，难以时艰为辞，乃谋兴造。基地旧隘，因购回回氏礼拜寺地，以充广之。”【6】说明这是一座建于元代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元未兵乱，回回人因多遭难，适逢庙学被毁，帖睦烈思因购之充作庙学。回回氏礼拜寺或为元明时期的称谓，清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杭州府志》均简称其为“礼拜寺”。回回氏礼拜寺确切的寺址史志无载。因其地基改建庙学（即府学），尚可根据府学的地址来确定回回氏礼拜寺的寺址。雍正《浙江通志》言府学“在府之东，旧在通越门外。绍兴元年始以凌家桥，今名凌云桥西慧安寺故基建”【7】。凌家桥，《咸淳临安志》记到，西河有
“凌家桥，丰豫坊口”【8】。钟毓龙《说杭州》云：“运司河下，南宋时为丰豫坊府学巷，杭州府学设此。明代称文庙街，府学改为文庙。”运司河
1936年填塞，改名劳动路。“府学，在今之劳动路，即孔子庙也。”【9】而清同治六年（1867）绘制的南宋《京城图》【10】标明的“后市街”，在“丰乐桥”和“荐桥”两桥中间，若于图中“府学”周围，分别标注出风凰寺、回回拜佛堂、回回氏礼拜寺的位置，发现三寺基本在东西同一主轴线上。
凤凰寺居中，东为回回拜佛堂，西为回回氏礼拜寺。凤凰寺和两寺距离几乎相当，三寺在元时杭城的分布与回回穆斯林沿寺坊而居，及其商业市场颇力吻合。
又据成化《杭州府志》载：“夏思忠，字仲言，高邮人。少尝从吏。
张氏据高邮，思忠从之。及张氏款附官其属有差，授思忠江浙行省郎中，改杭州路总管。思忠开敏无滞碍，遇事勇于有为，上下敬服。杭学兵燹之后，前守帖睦烈思兴造甫完，守庙者不戒于火，悉焚之。思忠慨然以兴造为已任。先是帖睦烈思虽购礼拜寺地以广，未能尽入。至思忠尽入之，基址广袤，庙宇严整，杭学自是为浙右之冠。”【11】《古今图书集成》就此内容亦有同样之记载：“夏思忠为杭州路总管，杭学兵火之后，前守帖木烈思兴造甫毕，后被火烬。思忠以兴复己任，因烈思旧绪，尽购礼拜寺地，以广学基，庙宇严整，杭学遂为浙右冠。”【12】看来，元代回回氏礼拜寺占地范围颇大，规模不小。至正十三年（1353）帖睦烈思建庙学，并未占用该寺全部土地。庙学“兴造甫完”发生火灾，化为灰烬。
后杭州守府夏思忠又将回回氏礼拜寺用地全部购进，大建庙学，“杭学自是为浙右之冠”。这也说明当时据杭州的回回穆斯林不仅数量多，而且财力雄厚。
由此看来，元代的杭州确有真教寺、回回氏礼拜寺、回回拜佛堂三座寺院存在。只是到元末至正间，回回氏礼拜寺因兵乱遭弃，寺址被官府收购，成为庙学用地【13】。
【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中国方志丛书本。
【2】《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3】同上。
【4】程彤：《杭州凤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兼谈元代穆斯林在杭州的足迹》，载《上海文博》2006年第一期。
【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中国方志丛书本。
【6】成化《杭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 1996年版。
【7】雍正《浙江通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刻本。
【8】《咸淳临安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9】钟毓龙：《说杭州》，见《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10】《咸淳临安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1990年版。
【11】成化《杭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版。
【12】《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二十六《学校部纪事二》，上海中华书局 1934年版。
【13】郭成美：《回回氏礼拜寺—杭州又一座元代清真寺》，载《伊斯兰文化研究》（西安）2008年第3期。
选自《杭州伊斯兰教史》
马建春/著
元代杭州的三座回回寺历史沿革考：宋元时期江南穆斯林礼拜寺与文化遗存纪实
摘要：
考证梳理元代杭州城内三座重要礼拜寺的历史渊源与兴衰变迁。结合历代地方志与碑刻资料，呈现宋元江南都会穆斯林群体的宗教生活、社会地位与历史文化遗产价值。
元代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乃使得作为穆斯林宗教活动场所的礼拜寺，大量修建。而元政府就此现象明确给予认可，时文献对礼拜场所的称谓，也由原来的“堂”改称为“寺”。据《定州重建礼拜寺记》载：“今近而京城，远而诸路，其寺万余，俱西向以行拜天之礼。”杭州亦不例外，回回人兴建寺院，严格遵守教义，履行宗教功课，“诵经持斋，归于清静，推其酋长统之，号曰满剌。经皆番书，面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号祝赞神祇而已”。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即云：“真教寺在文锦坊南，元延祐（1314—1320）间回回大师阿老丁所建。”【1】
回回人围寺坊而居，清真寺之修建实则标志该地方穆斯林聚居区的形成。元代居杭州的回回人众多，他们在宋蕃坊基础上，自然扩展形成三个大的社区，兴建寺院，乃使当时的杭州出现三座礼拜寺，即真教寺、回回拜佛堂、回回氏礼拜寺。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杭州第三城穆斯林聚居区，这里“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的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进城时正当为晌礼宣礼时，声闻远近。”【2】由此来看，元代居于杭州的回回人的确数量不少。伊本•白图泰还曾谈到来自埃及的富商欧斯曼•伊本•安法尼，称他“还在该城修建一座清真大寺，捐赠该寺和道堂大量慈善基金”。“该城的穆斯林很多，我们在此城居住十五日，我们每日每晚都受到邀请，他们也十分讲究菜饭，并每天陪同我们骑马游遍全城。”【3】这一记述恰与汉文文献反映的史实相印证，即杭城内有两座清真寺，另有一苏非道堂。看来，元时杭州有三座清真寺应当是可信的。
杭州真教寺，文献记载颇多。明代弘治六年（1493）《杭郡重修礼拜寺记》载，元代有阿老丁者，于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主持重建该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则言真教寺建于“元延祐（1314—1320）间”。实际建于宋代的真教寺，可能到宋末时年久失修，加遇兵燹，多有破败。元初经回回大师阿老丁重建，乃成杭州著名寺院，至于重建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或许至元、延祐年间，乃至至正时期都曾重加修缮过。需要指出的是，阿老丁其人显然在元代真教寺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凤凰寺存留一块元代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重建清真寺碑，具体时间不可考，但其明确称该寺“由法赫鲁丁•本•沙哈卜丁•本阿老丁•塔尔马蒂建造”【4】。其人即汉文史籍中的回回大师阿老丁。重建后的真教寺，其寺院高大，仅“寺基高五六尺，扃森固，罕得阑人者，俗称礼拜寺”【5】。
回回拜佛堂，历代方志称谓不同，有“回回礼拜堂”、“西域拜佛堂”、“西域礼拜堂”、“回回新桥礼拜堂”等名，它可能即在埃及富商欧斯曼•伊本•安法尼资助修建的苏非道堂基础上，发展而来。文献记载表明，回回拜佛堂的寺址，始终与相邻的“桥”相联系，以别于真教寺。
此桥曾曰道明桥、积善桥，后又称回回新桥。桥为东西向，路段曾名“回回新桥直街”。该桥即在今丰乐南桥和荐桥中间，丰乐南桥系近年所建，其北即丰乐桥，与志书记载相符。回回新桥之东即珠宝巷，南北走向，该桥将其分为上珠宝巷、下珠宝巷。如今，“回回礼拜堂”已不存在，回回新桥仍屹立在杭州中河上。
回回氏礼拜寺，据明成化《杭州府志》载：“帖睦烈思，字周贤，康里人氏，至正十三年守，杭属蕲黄寇犯郡之余，庙学鞠为瓦砾。帖睦烈思以学校教化所系，难以时艰为辞，乃谋兴造。基地旧隘，因购回回氏礼拜寺地，以充广之。”【6】说明这是一座建于元代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元未兵乱，回回人因多遭难，适逢庙学被毁，帖睦烈思因购之充作庙学。回回氏礼拜寺或为元明时期的称谓，清雍正《浙江通志》、乾隆《杭州府志》均简称其为“礼拜寺”。回回氏礼拜寺确切的寺址史志无载。因其地基改建庙学（即府学），尚可根据府学的地址来确定回回氏礼拜寺的寺址。雍正《浙江通志》言府学“在府之东，旧在通越门外。绍兴元年始以凌家桥，今名凌云桥西慧安寺故基建”【7】。凌家桥，《咸淳临安志》记到，西河有
“凌家桥，丰豫坊口”【8】。钟毓龙《说杭州》云：“运司河下，南宋时为丰豫坊府学巷，杭州府学设此。明代称文庙街，府学改为文庙。”运司河
1936年填塞，改名劳动路。“府学，在今之劳动路，即孔子庙也。”【9】而清同治六年（1867）绘制的南宋《京城图》【10】标明的“后市街”，在“丰乐桥”和“荐桥”两桥中间，若于图中“府学”周围，分别标注出风凰寺、回回拜佛堂、回回氏礼拜寺的位置，发现三寺基本在东西同一主轴线上。
凤凰寺居中，东为回回拜佛堂，西为回回氏礼拜寺。凤凰寺和两寺距离几乎相当，三寺在元时杭城的分布与回回穆斯林沿寺坊而居，及其商业市场颇力吻合。
又据成化《杭州府志》载：“夏思忠，字仲言，高邮人。少尝从吏。
张氏据高邮，思忠从之。及张氏款附官其属有差，授思忠江浙行省郎中，改杭州路总管。思忠开敏无滞碍，遇事勇于有为，上下敬服。杭学兵燹之后，前守帖睦烈思兴造甫完，守庙者不戒于火，悉焚之。思忠慨然以兴造为已任。先是帖睦烈思虽购礼拜寺地以广，未能尽入。至思忠尽入之，基址广袤，庙宇严整，杭学自是为浙右之冠。”【11】《古今图书集成》就此内容亦有同样之记载：“夏思忠为杭州路总管，杭学兵火之后，前守帖木烈思兴造甫毕，后被火烬。思忠以兴复己任，因烈思旧绪，尽购礼拜寺地，以广学基，庙宇严整，杭学遂为浙右冠。”【12】看来，元代回回氏礼拜寺占地范围颇大，规模不小。至正十三年（1353）帖睦烈思建庙学，并未占用该寺全部土地。庙学“兴造甫完”发生火灾，化为灰烬。
后杭州守府夏思忠又将回回氏礼拜寺用地全部购进，大建庙学，“杭学自是为浙右之冠”。这也说明当时据杭州的回回穆斯林不仅数量多，而且财力雄厚。
由此看来，元代的杭州确有真教寺、回回氏礼拜寺、回回拜佛堂三座寺院存在。只是到元末至正间，回回氏礼拜寺因兵乱遭弃，寺址被官府收购，成为庙学用地【13】。
【1】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中国方志丛书本。
【2】《伊本·白图泰游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57页。
【3】同上。
【4】程彤：《杭州凤凰寺波斯文阿拉伯文碑铭——兼谈元代穆斯林在杭州的足迹》，载《上海文博》2006年第一期。
【5】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八《南山分脉城内胜迹•真教寺》，中国方志丛书本。
【6】成化《杭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 1996年版。
【7】雍正《浙江通志》，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书局刻本。
【8】《咸淳临安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9】钟毓龙：《说杭州》，见《西湖文献集成》（第11册），杭州出版社2004年版。
【10】《咸淳临安志》，载《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1990年版。
【11】成化《杭州府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齐鲁书社1996年版。
【12】《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选举典》卷二十六《学校部纪事二》，上海中华书局 1934年版。
【13】郭成美：《回回氏礼拜寺—杭州又一座元代清真寺》，载《伊斯兰文化研究》（西安）2008年第3期。
选自《杭州伊斯兰教史》
马建春/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