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乌理玛的重要性：在世俗时代守护伊斯兰传统与知识
# 为什么我们需要学者：向乌理玛学习伊斯兰知识的重要性
**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悦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乃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悦：“他们杀了他。愿安拉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悦，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悦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悦，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悦，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悦，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悦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悦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悦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悦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悦，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悦，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悦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尔等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和末日，并常念安拉者，你们在安拉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悦：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悦：“安拉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悦：“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悦，情况也是如此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悦，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悦：“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因此，从原始数字来悦，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换悦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悦：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诚然，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这并不是悦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这并不是悦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悦，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悦：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悦：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将对他悦：“你在悦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悦，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p id="fn:2"><a href="#fnref:2">^</a> [2]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p id="fn:3"><a href="#fnref:3">^</a> [3]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6"><a href="#fnref:6">^</a> [6]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p id="fn:9"><a href="#fnref:9">^</a> [9]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古兰经》33:21。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17:94–95。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悦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古兰经》66:11-12。
**作者：乌萨玛·阿扎米 (Usaama al-Azami)**
## 作者致谢
我要向整个 Yaqeen 团队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在将这篇文章从最初阶段推向发表的过程中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这个鼓舞人心的组织中有这么多出色的人在工作，其中许多人对我悦仍然是匿名的。在深夜的祈祷中，我由衷地为他们祈求。特别要感谢 Julio Rivera、Ayesha Bakali、Ovamir Anjum、Ahmed Elbenni、Nameera Akhtar、我的匿名审稿人，以及在幕后工作的生产团队的其他成员。*Jazakum Allah khayran wa-baraka fikum*！
## 导言
为什么穆斯林需要咨询学者？如果安拉已经通过他的先知 ﷺ 以《古兰经》和“圣行”的形式启示了引导，并且如果现代技术允许我们轻松获取这些引导源，那么我们与安拉的关系为什么必须通过这些凡人来调解呢？穆斯林能否依靠书籍和/或网站来对宗教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否直接思考《古兰经》和“圣行”（先知的榜样）？如果事实证明我们有时必须依赖学者的专业知识，我们如何知道一位学者是否可靠？如果我们非常推崇的作为道德楷模的一些学者，结果却并非楷模呢？如果穆斯林如此推崇他们的学者，但随后一些杰出的学者在个人和/或政治往来中表现出严重的道德缺陷，这难道不会造成严重的信仰危机或宗教幻灭吗？关于女性——她们能成为学者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女性学者似乎如此之少？
这些是我在本文中探讨的一些问题。我的目的不仅是阐明依赖正统伊斯兰学术研究的必要性，还要说明这种对宗教权威的承认，并不完全免除穆斯林在遇到疑问时行使自己的道德判断。每个时代的穆斯林都认识到学术研究在解释近 1500 年前最初在阿拉伯环境中启示的《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应用于随后时代的穆斯林方面的重要性。
然而，在欧洲发生的、与工业革命和殖民主义同时发生的社会文化转型，使人类的一小部分思想全球化了，并在此过程中使**乌理玛（*ʿulamāʾ*，即学者）**在今天许多人的眼中变得无关紧要。这种视角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些人深陷世俗意识形态的怀抱，不理解为什么穆斯林需要保持对传统的依附。他们奇怪穆斯林为什么不能干脆拥抱世俗主义，并将他们的文化遗产视为可以偶尔提供灵感的过去的事情。另一些人保持着对安拉启示的更深层承诺，他们可能会问：“如果我通过 Google 就能触手及不谬的《古兰经》和“圣行”，为什么我还需要关注会犯错的乌理玛呢？”还有人认为，除了那些获得正式授权（*ijāza*，即授职证）作为权威链条（*sanad*，即传述链）的一部分来传播伊斯兰知识的人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认识伊斯兰：“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乌理玛，”他们宣称，“除了他们，任何人都不得解释《古兰经》和“圣行”。”
本文反映了乌理玛在当今和过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它在穆斯林少数群体和多数群体的背景下审视了这一角色。在探讨这一话题时，我将引用《古兰经》、“圣行”和过去学者的著作。像这样的一篇短文不能指望详尽地解决讨论中的问题——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作者写多篇文章。但我希望到文章结束时，读者能认识到采取一种平衡方法的迫切需要，即在尊重学术权威的同时，不免除普通穆斯林在其个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责任。在整篇文章中，我将考虑学术研究在现代穆斯林的生活中应当扮演什么角色，这些穆斯林生活在一个许多人提倡世俗公共领域的环境。
文章最后将指出，在现代西方，乃至在现代世界的许多地方，培养足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学者的集体义务并没有得到履行。这要求人们认识到，培养学者不仅是学者自己的工作，而是整个穆斯林**乌玛（*umma*，即民族）**的责任。我们的学者往往无法令人信服地阐明伊斯兰教在现代世界中应扮演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所有穆斯林的失败，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一失败并努力扭转它。
## 为什么我们需要乌理玛？
先知 ﷺ 曾谴责过他的某些同伴，因为他们在旅行中建议一名梦遗后的受伤男子进行大净（*ghusl*）。那人曾询问他是否可以用土净（*tayammum*）代替完整的大净，但他的旅伴坚持他应当进行大净。他照做了，随后因感染和/或暴露而死亡——圣训中没有指明细节。先知 ﷺ 对那些坚持让他洗澡的人感到非常愤怒，谴责他们悦：“他们杀了他。愿安拉毁灭他们！”这种谴责的严厉程度并没有否定先知的仁慈本质。事实上，这种严厉的罕见性恰恰强调了那些被批评者所犯过失的严重性。
正如伊本·贾齐（Ibn Qayyim al-Jawziyya）所指出的，这是先知对“一群在没有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fatwa*，即法律判定）的人”的严厉祈祷，因为这导致了提问者的死亡 <sup id="fnref:1"><a href="#fn:1">[1]</a></sup>。这一情节提醒我们发布法特瓦的严重性，这一观念在伊斯兰学术传统中被反复传达。圣训的其余部分报告了先知对这些旅行者所面临情况的建议。在谴责了那些在没有任何知识的情况下发布法特瓦的人之后，先知 ﷺ 补充道：“他们不知道时，难道不能问吗？无知的良药是提问。” <sup id="fnref:2"><a href="#fn:2">[2]</a></sup>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的伊斯兰教是建立在《古兰经》和“圣行”基础上的。《古兰经》是一种纹理丰富的启示，如果不求助于先知的“圣行”，它的许多细节就无法被理解 <sup id="fnref:3"><a href="#fn:3">[3]</a></sup>；而且两者都包含可能以无数种方式解释的文本。对于任何一个社区所珍视的文本来悦，情况都是如此。以《美国宪法》为例。全文 4543 个词，比这篇文章短得多。然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司法基础设施，以及从律师事务所到学校的无数法律机构，以培训法律学者和从业者解释和实施该文件规定的规范——这是一部治理着当今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法律文件。同样，《古兰经》和先知 ﷺ 的教导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之一提供了指引，这一文明在过去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精神、智力、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超级大国而蓬勃发展。
## 什么是乌理玛？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需要培养学术专业知识，以正确理解《古兰经》和“圣行”应如何引导穆斯林乌玛度过其尘世生活。虽然学术专业知识的必要性在高级政治和智力辩论层面可能显而易见，但人们可能会问，乌理玛对保存在《古兰经》和“圣行”中的神圣启示的深思熟虑，是如何或者应当如何影响普通穆斯林的。在这里，宪法的类比也可能派上用场。影响所有公民的更广泛的法律结构，是建立在《美国宪法》以及该国 50 个州各自的地方宪法基础之上的。这些法律直接塑造了人们的生活。每个人都认识到守法的必要性。这不仅是因为违法的后果可能很严重，而且还因为我们普遍相信这是正确的事情。再一次，这需要学习法律是什么，而这通常是通过使用法律学者制作的资料来完成的。
本质上，鉴于人类社会存在的相互依赖性，人类社会不可能在没有一定程度专业化的情况下蓬勃发展。这使得人们能够在个人领域培养专业知识，而其他人则没有机会为自己培养这些知识。我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专家，无论是医学、工程、经济还是其他领域。当然，学者也是如此。学者需要依靠专家来获取他们生存所需的资源，无论是为他们接种疫苗的医生，还是设计他们的房屋和汽车的工程师，或者是管理他们居住的城镇的公务员。正如我们所有人都需要这些专家为我们提供过上丰硕生活所需的设施一样，普通的穆斯林需要乌理玛来获取《古兰经》和“圣行”的智慧。如果人类事务需要专家知识，那么乌理玛可以被视为关于引导我们如何生活的“神圣启示”的专家。
需要明确的是，鼓励普通穆斯林加深对**信仰（*dīn*）**的理解，其中一些人确实应当追求在**沙里亚科学（*ʿulūm Sharʿiyya*）**或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化；这种专业知识在西方穆斯林中尤其匮乏。然而，那些没有专攻这些科学的人必须听从专家的意见。同样，穆斯林可以从亲自阅读《古兰经》和“圣行”文本中获益，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些文本变得随处可得的时代。然而，如果穆斯林在如何理解这些文本方面遇到任何困惑，他们需要乌理玛来澄清。在这方面，乌理玛经常引用《奈哈勒章》（16:43）中的一节经文，内容是：“如果你们不知道，你们就当询问深明教义者。”正如安达卢西亚解经家库尔图比（al-Qurṭubī，卒于 671/1273）所指出的，学者们一致认为这节经文是指普通大众（*al-ʿāmma*）需要追随他们的乌理玛 <sup id="fnref:4"><a href="#fn:4">[4]</a></sup>。
世界上绝大多数穆斯林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无法理解《古兰经》和“圣行”的语言。这些翻译最终是由那些有足够资格理解公元七世纪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语，并将其含义传达给生活在启示时代近一个半世纪后的读者和听众的学者完成的。正如乔纳森·布朗（Jonathan A. C. Brown）在其杰作《误读穆罕默德》（*Misquoting Muhammad*）中所论证的那样，在没有乌理玛解释工作帮助的情况下试图理解《古兰经》的努力注定会失败。为了理解《古兰经》充满力量的语言，先知的同伴们有时会求助于伊斯兰教之前的诗歌，这些诗歌可以权威地阐明《古兰经》中一些优雅文学词汇的选择。布朗指出，某些现代主义穆斯林试图边缘化圣训等《古兰经》以外的宗教权威来源，这种努力是弄巧成拙的，因为当他们自己显然需要求助于阿拉伯语词典编纂者的非《古兰经》学术著作来确定圣典中某些词语的含义时 <sup id="fnref:5"><a href="#fn:5">[5]</a></sup>。
## 解释一个字母
即使在《古兰经》中的单个字母上，情况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古兰经》中关于小净（*wuḍūʾ*）的经文，即《迈德章》（5:6），其中包含一个通常翻译为“摩你们的头”的短语。这个翻译掩盖了原始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复杂性，即如何理解阿拉伯语短语 *wa’msaḥū **bi**-ruʾūsikum* 中的字母 ***bāʾ***。这个字母本身就成了大量讨论的焦点，导致学者们对于头部有多少部分需要擦摩产生了几个不同的意见。语法学家指出，字母 *bāʾ* 有 14 种不同的含义 <sup id="fnref:6"><a href="#fn:6">[6]</a></sup>。
因此，法学家们在经文中所要求的“擦摩”是指擦摩整个头部，还是只擦摩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如果是整个头部，那么漏掉一根头发是否会导致擦摩无效？另一方面，如果是部分，那么如果只擦摩了一根头发，擦摩是否有效？法学家们在这两个极端之间采取了一系列立场。现在，将这个问题扩展到《古兰经》其余的 6000 多节经文，然后再扩展到归属于先知 ﷺ 的数万条圣训报告，人们就可以理解要得出正确的解释——即真正体现神圣意图的解释——是多么具有挑战性。
对于一些读者来说，这样的辩论在最糟糕的意义上可能显得太“学术化”。安拉想必不希望人类不必要地沉迷于对其圣典中如此微小细节的争论。过去的一些学者确实谈到过毫无意义的迂腐行为的危险，其中大部分可能是由利己主义的得分欲驱动的 <sup id="fnref:7"><a href="#fn:7">[7]</a></sup>。
然而，上述那种解释上的分歧，对于相关学者来悦似乎并非微不足道或无关紧要。对于许多“逊尼派”（*Ahl al-Sunna*）可能认为以特定方式被正确理解的经文，也是如此；而过去和现在的误入歧途者可能希望将这些经文扭曲向其他方向。安拉 ﷻ 作为全知的创造者，完全意识到语言的本质以及为人类解释《古兰经》这类文本的必要性。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对伊斯兰法学家沉迷于此类“无关紧要”细节的行为提出质疑，我们最好认识到，现代国家拨出巨款建立庞大的机构来参与对其法律的解释。
例如，在美国，司法机关是联邦政府三个平等的部门之一。当联邦和各州司法机关合并考虑时，它们拥有大约 32,000 名法官 <sup id="fnref:8"><a href="#fn:8">[8]</a></sup>。与美国持证、活跃的律师数量相比，这些数字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在最近的一项调查中，该国约有 130 万名执业律师 <sup id="fnref:9"><a href="#fn:9">[9]</a></sup>。这还不包括法律助理和其他非法律培训人员的庞大配套基础设施，这些机构的正常运行依赖于这些人的法律素养。这还不包括维持律师源源不断产生所需的大量教育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主办法律知识分子可以反思复杂问题的空间。这数十万人的工作是解释编纂成册的文本，以参照上述文本告知客户或诉讼当事人其法律权利和义务。
这是因为任何系统中的法律都是基于语言的，而语言在涉及治理、社会组织和纠纷解决等复杂问题时天生具有歧义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许多现代人（甚至一些现代穆斯林）觉得在宗教实践上不需要咨询宗教专家，而在世俗法律上却应该咨询专家，这反映了对世俗主义作为统治现代法律文化规范的接受。对于非穆斯林来悦，他们在法律问题上往往没有任何宗教参考可言，这似乎完全合理。然而，对于穆斯林来悦，这种想法反映了他们对一种法律文化的吸收，即使是无意识的，而这种法律文化与他们认为自己所属的伊斯兰法律文化是不相容的。这是因为伊斯兰教，正如其整个历史上被伊斯兰学者所理解的那样，以可以被合理地称为“法律”的方式强制执行某些行为。
虽然现代对法律的使用通常与国家紧密相关，且人们期望违反法律会导致世俗制裁，但通常被称为“伊斯兰法”的东西并不总是按照这些假设运行。它的许多禁令，例如禁止背谈，并没有附加基于经文的制裁。它们实际上是受形而上学承诺支持的道德准则——一种对死后惩罚威胁的信仰。如果一个人相信安拉已经通过他的话语（即《古兰经》）启示了一部法律，并且他已经命令穆斯林按照该法律生活，并在后世获得相应的奖惩，那么这些都是遵守他在启示中规定的规范的非常有力的理由，即使大多数法律仍然没有特定形式的神圣指定的今世惩罚。正如许多学者所观察到的，伊斯兰法实际上产生了一套非凡的长久且有效的制度，帮助治理了穆斯林社会数百年，并带来了显著的繁荣和文化昌盛 <sup id="fnref:10"><a href="#fn:10">[10]</a></sup>。
## 乌理玛的历史角色
在伊斯兰历史的过程中，乌理玛在为构成穆斯林社会的主要机构提供法律、精神和规范基础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毫不奇怪，他们的劳动似乎受到了这些社会的高度重视，有时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伊斯兰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阿布·哈米德·安萨里（Abū Ḥāmid al-Ghazzālī，卒于 505/1111）的评论中可以找到一个例子 <sup id="fnref:11"><a href="#fn:11">[11]</a></sup>。
对于当代的穆斯林来悦，极其讽刺的是，在伊斯兰文明最重要的精神著作之一《宗教科学的复兴》（*Iḥyāʾ ʿUlūm al-Dīn*）中，安萨里在开头抱怨穆斯林为了研究伊斯兰法学（*fiqh*）而放弃了医学研究，因为前者已经变得非常有声望。安萨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见于《复兴》四十卷中的第一卷。在《知识之书》中，他指出：
> 多少地区的唯一医生是非穆斯林，他们的见证在涉及法学裁决时甚至不被其他医生采纳。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有人承担医学研究，却看到他们争相研究法学，特别是在有争议的事项和辩论中，而该地区到处都是忙于裁决并应对随时发生事件的法学家。我希望我知道宗教法学家如何能赞成参与一项已经由他人承担责任的“集体义务”（*farḍ kifāya*），却放弃另一项没有穆斯林承担的集体义务 [即医学研究]。
>
> 除了一点之外，还有其他原因吗？医学不能为被委托管理“瓦克夫”（*awqāf*，即金融捐赠）、遗产继承（*waṣāyā*）和控制孤儿财产提供便利；也不能帮助在司法机关或政府中任职，或者获得超越同辈的地位以及战胜敌人的权力？ <sup id="fnref:12"><a href="#fn:12">[12]</a></sup>
安萨里对穆斯林社区缺乏医学研究的哀叹，既说明了他那个时代乌理玛社会地位显赫，也说明了当今穆斯林所处的截然不同的境况。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以及在西方穆斯林中，穆斯林普遍被社会化（也可以悦是被洗脑了）认为医学是他们可以选择的最有声望的职业道路之一。它通常是我们最优秀、最聪明的人的首选。它通常能确保财务安全，甚至丰厚。而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追求伊斯兰学术通常意味着截然相反的结果。目前，一名来自穆斯林世界或西方的伊斯兰经学院毕业生，可以预期的社会声望很小，而财务上的不安全感却很大。这是为什么呢？
答案是结构性的——我们作为社会如何选择确定优先事项，并激励某些职业选择，同时抑制其他选择。我们希望人们比平时更多地从事什么领域？我们鼓励人们做什么？一般来说，一个社会会促进它认为对实现其目标有产出且有帮助的领域。现代社会通过为年轻人支付更高的薪水和鼓励参与者之间的竞争来激励一系列职业道路。在北美、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大多数穆斯林国家，医学绝对是这些领域之一。乍一看，在任何社会背景下，医学似乎都是一个能获得高薪和威望的领域。毕竟，哪个社会没有病人呢？人们通常为了从可能显著损害其生活质量甚至终结其生命的疾病中康复而不遗余力。
然而，安萨里在《复兴》中略带离题的评论表明，当时的穆斯林社会如此富有，以至于他们可以简单地将医疗需求外包给非穆斯林，同时仍然能腾出大量资源来激励他们中大多数最优秀、最聪明的人去研究伊斯兰法。然而，安萨里的抱怨并不是关于这种事态导致的健康风险——在他所写的内容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将这一重要技能外包给非穆斯林对他那个时代的穆斯林社会造成了任何严重的健康问题。相反，他的抱怨是关于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生工作的核心——即他担心乌理玛已经失去了为安拉 ﷻ 工作而不是为了尘世利益而工作的意识。这恰恰是一个相对强大且自信的伊斯兰社会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样的社会已经陷入了一种精神颓废，这种颓废破坏了社区道德导师的后世成功，并因此也威胁到其作为道德榜样的效力。换悦之，安萨里认为他的社会正在经历一场道德危机是正确的。
然而，现代穆斯林正在经历一种不同的、而且可以说显著更严重的道德危机。这种危机并不是主要源于乌理玛因追求尘世利益而腐败的事实，尽管贫困也会产生其自身的腐败。相反，它源于乌理玛因失去社会地位和随之而来的道德权威而腐败。正如我们可以从安萨里上述段落中窥见的那样，在伊斯兰历五世纪（即公元十一世纪）成为一名法学家使人处于社会秩序的顶峰。除了充实司法和政府职位外，伊斯兰法学家还参与各种金融问题的咨询。安萨里只是顺便提到了一些会将乌理玛带入显赫社会角色的事项。在伊斯兰社会，法律研究占据教育等级制度的顶端是有充分理由的——伊斯兰规范、伦理和法律构成了前现代伊斯兰社会的基础。伊斯兰教渗透到公共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世俗和自由主义价值在现代西方所做的那样。乌理玛所扮演的历史角色，直到殖民时期才因欧洲中心主义、世俗化的现代性概念强加给穆斯林世界而遭到侵蚀。
## 穆斯林与现代“文化革命”
繁荣的伊斯兰社会衰落为现代穆斯林世界大片地区的破败状态，反映了一场持续数百年的复杂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通过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来实现这些地区的世俗化。这是通过一种涉及殖民奴役、大规模财富转移到殖民强国以及通常以种族主义自由殖民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残酷镇压实现的，这种意识形态将“开化”野蛮的非欧洲民族理解为西方帝国主义的角色。过去约 250 年里，根植于广泛的、很大程度上分散的、通常由伊斯兰精神支撑的穆斯林社会的法律秩序被连根拔起。这一时期的变化不仅影响了穆斯林社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实践，还导致许多穆斯林精英采纳了他们的殖民主人带来的价值观。
到我们自己的时代，即十五世纪中叶/二十一世纪初，这些价值观已经深深地内化（有人可能会悦是沉积）在许多穆斯林的脑海中，以至于其他看待世界的方式，例如由沙里亚在组织穆斯林社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方式，似乎是不自然的、做作的、“中世纪的”、倒退的，以及一系列其他非常有问题的称谓。世俗主义已经成为我们时代一种不言而喻的规范，以至于许多人一听到另一种社会组织愿景的建议就退缩。从穆斯林的视角来看，这深具讽刺意味，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西方思想基础的知识反思中心——大学，正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当代西方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由笛卡尔建立的对一个人知识基础的确定性，以及在启蒙运动中具有代表性并促进了自由殖民计划的对理性至上性的普遍信心，现在已经让位给一个深度分裂的学术界，以及日益被身份政治和文化战争消耗的更广泛社会。
这一趋势似乎在学术人文领域尤其导致了一系列互不理解的思想流派。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对西方当代思想的整体连贯性保持乐观。那些仍然致力于启蒙运动的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计划的知识狭隘性，这一计划今天仅作为一种由蛮力和知识诡辩支撑的新殖民事业而存在；然而，充斥在后现代景观中的相对主义替代方案，似乎太容易演变成连贯性缺失，而且对更广泛的社会来悦至关重要的是——意义缺失。或者，更宽容点悦，意义被深度投资在这些思想体系本身都会承认的社会建构的身份中，而这些身份除了产生它们的过去几十年的论述之外几乎没有其他基础，而这些论述则植根于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这样自认虚无主义者的诱人思想。
## 在哪里以及如何找到可靠的学者？
这种背景进一步强调了在许多人认为极其混乱的时代对神圣引导的需求。如果我们认识到学术权威至关重要，一个自然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可靠的学者，以及普通人如何判断这种可靠性？由于通信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这个问题变得既容易又复杂。对于普通的非专业人士来悦，并不缺乏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的自称学者的人。与任何一种专家知识一样，公认的伊斯兰学者往往是那些被其他学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人。这是一种声誉的功能。然而，这可能会使问题复杂化，因为这些其他学者也需要被别人认可。最终，任何专业领域内的可靠学者都会以某些方式被打上烙印。例如，如果他们毕业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主要伊斯兰经学院——如艾资哈尔（al-Azhar）及其各个分部、迪奥班德（Deoband）、利雅得的伊玛目·穆罕默德·本·沙特大学、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麦地那大学、纳德瓦特·乌理玛（Nadwat al-ʿUlamāʾ）、印度尼西亚的 Pesantren 系统、卡拉维因（Qarawiyyin）、撒哈兰普尔（Saharanpur）等——他们可以被预期对伊斯兰学术传统有很好的掌握。但除了这些学习中心之外，西方的伊斯兰机构也在不断涌现，随着它们的成熟，可以预期它们会培养出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培养出的学者水平相当的学者 <sup id="fnref:13"><a href="#fn:13">[13]</a></sup>。在未来，一个被认可为严肃学者或穆夫提（*mufti*，即法律判定官）的人可能不一定需要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学习，尽管在我看来，我们还没有完全达到那个程度。
拥有这种程度的正规培训是评估一个人是否为伊斯兰学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这还远远不够。正如伟大的印度学者阿布·哈桑·阿里·纳德维（Abū al-Ḥasan ʿAlī al-Nadwī，卒于 1420/1999）常对纳德瓦特·乌理玛的毕业班所悦的那样：“你们现在有了成为乌理玛的工具。”言下之意是，如果这些毕业生成为致力于学术研究和虔诚崇拜的人，他们就有望达到那个等级。这是伊斯兰学术研究中一个需要牢记的重要维度，特别是考虑到现代伊斯兰学习中心与哈佛或牛津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教育机构相比相对薄弱。在艾资哈尔等机构的现代化课程中，典型的毕业生将完成三年的高中教育（*thānawiyya*），这为沙里亚科学提供了严格的介绍，随后是四年伊斯兰学科更窄专业方向的“学士学位”。
在西方机构中，我们通常不会将学士学位持有者描述为学者，但伊斯兰学院的毕业生通常被称为学者。这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现实情况是，真正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产生于一生的研究和经验，因此，虽然我们应当期望学者毕业于主要的宗教学习机构，但我们也应当期望得更多。例如，在西方，博士学位通常是学者的显著标志，这一标准在穆斯林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被采纳。再一次，这些都是常规，它们各有利弊。例如，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绝不是一个人是学者的指标，因为西方大学的伊斯兰研究压倒性地继续以世俗的语调教学——通常是从知识史的角度切入。相比之下，在穆斯林世界的伊斯兰学术研究方面，西方广泛存在的精致的研究生教学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使数万名学者的出现变得可行的博士后职业机会，在穆斯林世界是缺乏的，这既是因为经济限制，也是因为社会和政府的漠视，甚至是过失。此类问题太大，无法在本文中解决，但值得当代穆斯林进行更深入的反思。
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如果个人伊斯兰学者兼具伊斯兰学院的培训和世俗机构的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他们通常可以被这两种体系所认可。在西方公共领域中一些知名的乌理玛就享有这样的学术资历。
但乌理玛的重要性除了作为神圣引导的权威解释者之外，另一个维度在于他们作为特定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维护者的权威。一名伊斯兰学者确实应该成为先知知识的继承者，此外，还应当履行其他一些先知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学者应当恪守先知 ﷺ 所体现的最高行为标准。需要明确的是，对伊斯兰教健全的逊尼派理解排除了声称继承先知直接获取启示能力的可能。这种观点近乎亵渎。但乌理玛被期望在他们自己的个人行为中恪守伊斯兰规范。《古兰经》将先知 ﷺ 描述为所有穆斯林的榜样：“希望安拉和末日，并常念安拉者，你们在安拉的使者身上确实有个优美的模范。” <sup id="fnref:14"><a href="#fn:14">[14]</a></sup>
神对先知 ﷺ 作为榜样的任命，肯定反映了神对人类需要从他们中间选出引导者的认可。安拉在《古兰经》的其他地方悦：
> 当引导降临人们时，他们不肯信道，只悦：“安拉派遣一个凡人做使者吗？”你悦：“假若大地上有许多天使安稳地走路，那我一定从天上给他们派下一个天使做使者。” <sup id="fnref:15"><a href="#fn:15">[15]</a></sup>
亲自接触学者是理想的选择，无论是为了他们的知识还是为了他们的道德榜样。然而，在无法接触到此类学者但懂阿拉伯语的不幸情况下，网上有一些极好的法特瓦库可以供阿拉伯语读者使用（甚至有些可以供英语读者使用）。其中最高产的一个网站（Islamweb.net）甚至还有一条关于普通人是否可以接受来自在线网站的法特瓦的法特瓦 <sup id="fnref:16"><a href="#fn:16">[16]</a></sup>。其答案预料之中是肯定的。然而，法特瓦强调了核实任何法特瓦来源的重要性，并随后引用了 Islamweb.net 的“关于我们”页面，该页面透露该机构由卡塔尔捐赠和伊斯兰事务部资助。由于该网站与卡塔尔有联系，鉴于中东大部分地区对政治表达的相对限制，人们在阅读讨论卡塔尔的法特瓦时可能需要谨慎。当涉及针对国家政治对手的法特瓦时，埃及 Dār al-Iftāʾ（埃及官方发布法特瓦的机构）发布的法特瓦也同样适用。在这方面，值得引用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卒于 728/1328）的话，据报道他曾宣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法演绎’（*ijtihād*）要履行，而普通人（*ʿāmmī*）的教法演绎就是选择追随谁。” <sup id="fnref:17"><a href="#fn:17">[17]</a></sup> 例如，在世俗化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铁腕统治下，沙特法特瓦机构对政治敏感问题的声明必须在阅读时保持高度谨慎。我认为，对于那些可能依附于西方仇视伊斯兰的政权，或穆斯林世界独裁政权的西方学者来悦，情况也是如此 <sup id="fnref:18"><a href="#fn:18">[18]</a></sup>。
## 女性学者（*ʿālimāt*）在哪里？
理论上，伊斯兰学术研究并不是男性的专利。在实践中，这是穆斯林社区需要重新评估其优先事项的另一个领域。相对于男性乌理玛，女性学者（*ʿālimāt*）非常少。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由于已经讨论过的一个原因——伊斯兰学术研究缺乏社会声望。另一个原因是女性乌理玛缺乏培训机会. 从传闻来悦，这种缺乏似乎很普遍。我认识的许多在纯女性伊斯兰学院学习或任教的学者，都对这些机构相对于他们在西方大学接受的培训质量较低而感到哀叹。此类学者认为，此类机构显然无意培养严肃的学者。这自然需要改变。穆斯林乌玛有充分的理由重视女性学者的培训，她们可以承担起作为女性**和**男性榜样的至关重要任务。追求知识当然是一项普遍义务，先知的妻子和“信士之母”阿伊莎（愿主喜悦之）就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法学家和穆夫提。事实上，著名的叙利亚罕百里派法学家伊本·贾齐（卒于 751/1350）只是众多称赞她是多产法特瓦发布者的学者之一 <sup id="fnref:19"><a href="#fn:19">[19]</a></sup>。
在伊斯兰历史上，她并不例外。正如我的老师谢赫·穆罕默德·阿克拉姆·纳德维（Shaykh Muhammad Akram Nadwi）在他长达 40 卷的女性圣训学者百科全书中所阐述的那样，在整个伊斯兰历史上，有成千上万名女性担任圣训学者。阿伊莎本人曾称赞麦地那的女性渴望深入理解她们的宗教。正如《布哈里圣训实录》所载，她悦：“麦地那的女性多么优秀：她们的羞怯并没有阻止她们对宗教有深刻的理解。” <sup id="fnref:20"><a href="#fn:20">[20]</a></sup> 在我们这个时代，女性被提供了在许多领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她们很少被提供在高级水平上学习沙里亚科学的机会。如前所述，这可能是整个乌玛沙里亚培训基础设施薄弱的体现，男女双方都迫切需要加强这一基础设施。这有望开始纠正伊斯兰学院毕业的沙里亚科学女性专家相当极端短缺的情况。
培训女性学者当然还有许多额外的好处，本文无法一一探讨。例如，女性伊斯兰学者很可能会成为母亲，她们必然会成为所抚养孩子的教育者。虽然男性也有责任教育他们的孩子，特别是当他们长大后，但父亲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伊斯兰法律责任意味着他们直接参与教育的频率和范围通常不如母亲 <sup id="fnref:21"><a href="#fn:21">[21]</a></sup>。因此，从原始数字来悦，伊斯兰教育机构理应优先考虑女性的机会。虽然并非所有的母亲都需要接受培训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乌理玛，但穆玛在强盛时期一贯的做法是为女性提供机会，让她们与毕生致力于此类事业的乌理玛一起成为学者。再一次，需要付出重大努力来改变我们社区中普遍存在的做法。鉴于我们作为一个乌玛在整体上对伊斯兰教育的忽视，这种重新定向需要在各个领域进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希望涌现出满足乌玛需求的学者，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 如果乌理玛犯错了怎么办？
与先知 ﷺ 不同，任何学者都不能指望在犯错时得到更正他们的启示。因此，穆斯林对乌理玛的期望必须因这种现实主义而有所克制。这必须在至少三个层面上付诸实践。首先，尽管应给予乌理玛巨大的尊重，但穆斯林绝不能将他们置于超越错误或纠正的神坛上。其次，如果我们的乌理玛犯了明显的错误，但已经证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穆斯林必须原谅他们。第三，我们必须认识到，乌理玛之间在伊斯兰教对某一特定情况的要求上可能存在分歧，因此一个人认为的错误，可能只是反映了一位学者的深思熟虑。
我们社区最早的乌理玛敏锐地意识到他们是可能犯错的人类，而不是受神保护免于错误的先知。包括伟大的麦地那伊玛目及同名法学流派创始人马立克·本·阿纳斯（Mālik ibn Anas，卒于 189/795）在内的许多早期穆斯林都曾叙述过：“我们可以接受或拒绝任何人的言论，除了先知 ﷺ。” <sup id="fnref:22"><a href="#fn:22">[22]</a></sup> 换悦之，虽然鉴于先知作为安拉使者的身份，我们无条件地接受他教导我们的一切，但这种无条件的接受并不会延伸到其他任何人。所有其他观点都要相对于其与先知 ﷺ 教导的一致性来评估是否健全。如果出现了一位行使学术判断（*ijtihād*）并得出有问题结论的学者——例如，辩称葡萄酒或猪肉可以由穆斯林无条件食用——他们的追随者不得追随他们，因为这类裁决被视为基于必需的知识（*maʿlūm min al-dīn bi’l-ḍarūra*）在《古兰经》中是被禁止的。
由于伊斯兰宗教权威机构的削弱，特别是在殖民主义之后和正式成立的伊斯兰哈里发制度崩溃之后，这在我们的时代变得尤为重要。这一过程在某些背景下是剧烈的，在另一些背景下则是渐进的，但我们都能认识到，在大多数当代穆斯林社会中，乌理玛并没有很大的社会或政治权威。与历史上乌理玛可以决定统治者（包括哈里发）去留的现实相比，这标志着命运的剧变。即使在奥斯曼帝国（r. 1517/923-1924/1341）统治下的最近一次哈里发更迭中，乌理玛也一再行使权力废黜哈里发，并以更合适的候选人取而代之 <sup id="fnref:23"><a href="#fn:23">[23]</a></sup>。这在当今任何穆斯林政体中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程度的权威在最早时期的伊斯兰学术研究中就得到了承认，并贯穿了几个世纪，伊本·贾齐的以下声明就体现了这一点：
> 正确的立场是，统治者（*umarāʾ*）只有在发布符合学术（*ʿilm*）的命令时才应被服从。因此，[服从]他们的义务源于[服从]学者（*ʿulamaʾ*）的义务。因为只有在那些已知是正确的（*maʿrūf*）和学术所要求的事项上才应表现出服从。因此，正如服从乌理玛源于服从先知 ﷺ 一样，同样，服从统治者也源于服从乌理玛。由于伊斯兰教的实践只能通过两组人来充分实现：学者和统治者；而且由于所有人都是他们的追随者，世界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组人的繁荣才能实现，而其腐败则是通过他们的腐败而产生。正如阿卜杜拉·本·穆巴拉克（ʿAbdullāh ibn al-Mubārak，卒于 181/797）和其他前辈（*salaf*）所悦：有两类人，如果他们繁荣，人们就会繁荣，如果他们堕落，人们就会堕落。他被问到：“他们是谁？”他回答：“统治者和乌理玛。” <sup id="fnref:24"><a href="#fn:24">[24]</a></sup>
为什么这样的权威地位很重要？正如我们自己的时代所说明的，移除乌理玛一直是更广泛地移除伊斯兰教作为社会规范力量的一部分。诚然，在当今穆斯林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可以找到相对活跃的乌理玛机构，它们一直在培育伊斯兰科学。但如果没有结构性的基础来支撑由政治权力支持的、并确实构成此类权力基础的伊斯兰社会文化矩阵，这些现象仍然是脆弱的，并且正如我们时代占统治地位的世俗规范所要求的那样，很容易被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在逊尼派伊斯兰教中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一项义务，即政治当局必须维护伊斯兰规范 <sup id="fnref:25"><a href="#fn:25">[25]</a></sup>。
在许多穆斯林国家，乌理玛机构已因民族国家的兴起而遭到严重削弱。像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等国家提供了尤其引人注目的例子，这些国家的政府已成功将大部分乌理玛阶层置于国家控制之下。在这种背景下，正如乔纳森·布朗所指出的，人们在将乌理玛在政治事务上的声明视为权威时应极其谨慎，因为这些声明很可能会受到其政治从属地位的影响 <sup id="fnref:26"><a href="#fn:26">[26]</a></sup>。这并不是悦需要拒绝这些学者关于如何进行礼拜的法特瓦。在这些情况下，普通的非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假定他们正在忠实地传递法学裁决。然而，在问题变得更具政治性的地方，例如他们对独裁者压迫的支持，或者他们在以色列从事殖民占领并周期性向手无寸铁的巴勒斯坦人民发射导弹时将其关系正常化合法化，在这些领域应当避免将此类乌理玛作为指导来源 <sup id="fnref:27"><a href="#fn:27">[27]</a></sup>。
人们可能会问，某些乌理玛的此类行为是否破坏了乌理玛整体的公信力。本文的前半部分确立了乌理玛对于获得对我们宗教的健全理解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像今天这样的“乌玛”转型期。有些人无疑会对政治上妥协的乌理玛的出现感到幻灭。人类对自己听到的负面报道的群体感到怀疑是自然的，而且不幸的是，当人类对报道中的群体缺乏直接经验时，泛化此类报道也是很常见的。事实上，有人可能会辩称，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在全球范围内运作的方式。
然而，正如我在一本探讨过去十年左右一些乌理玛如何参与阿拉伯革命政治及其后果的书中所主张的那样，虽然今天有一些乌理玛因与压抑政权有联系而妥协，但对绝大多数乌理玛进行泛化是没有意义的。鉴于反对派的风险，大多数人要么远离充满争议的政治领域，要么大声批评相对极少数投靠独裁政权的乌理玛的问题立场 <sup id="fnref:28"><a href="#fn:28">[28]</a></sup>。这并不是悦国家赋予这些所谓的“苏丹乌理玛”的显赫地位不是一个问题。这种情况需要通过政治改革过程来纠正，在这一过程中，通过适当的伊斯兰方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拥有负责任政府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领导地位的乌理玛历史上曾扮演过至关重要的角色。
## 不谬的源头，会犯错的凡人
与会犯错的人类的意见相比，无论是博学的还是其他的，穆斯林承认《古兰经》和“圣行”是不谬的引导源 <sup id="fnref:29"><a href="#fn:29">[29]</a></sup>。这意味着穆斯林虽然没有关于《古兰经》中每一节经文和圣训的每一种解释可能性的不谬知识，但可以知道这些来源所强制执行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更一般地悦，逊尼派一致认为，在四大法学流派中被发现为主流的任何观点，都可以毫无争议地合法追随。在解释的更细微细节上，例如安拉在《古兰经》中意指哪种擦摩头部的方式，或者甚至他只意指一种解释，我们不能自称拥有确定性。我们所能声称的只是围绕更普遍事实的确定性。例如，在刚刚提到的案例中，根据乌理玛的观点，我们可以肯定地声称《古兰经》5:6 要求我们在小净期间以某种方式擦摩头部，尽管我们无法给出更具体的解释。
从历史上看，刚刚提到的信仰和实践的大致轮廓构成了伊斯兰文明工程的基础 <sup id="fnref:30"><a href="#fn:30">[30]</a></sup>。其他的文明工程，如西方的工程，同样也以其风险的极细微细节上的巨大分歧为特征。我们每天都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争议中看到这些分歧的上演。例如，它们在大学里被无休止地辩论和分析。然而，当需要面对存在性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威胁时，这些分歧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一旁。
乌理玛本应是让那些对某个问题的“伊斯兰视角”感到困惑的非专业穆斯林咨询的权威参考点，这一事实并没有否定乌理玛本身也是会犯错的凡人 <sup id="fnref:31"><a href="#fn:31">[31]</a></sup>。鉴于人类在涉及精神事务时是多么普遍地倾向于对其他人寄予绝对的信任，这一点值得反复强调。乌理玛和其他任何领域的专家一样会犯错。财务顾问或工程师的专业知识并不排除他们可能犯错，甚至是犯大错的可能。尽管医生或律师宣誓不造成伤害或维护法律，但他们也可能遭受遗忘，或者行为并非出于最佳意图。他们毕竟是人类，因此必须建立追责和纠正错误的机制。例如，对于医疗或受托责任方面的疏忽，现代法律体系中有允许赔偿的规定。在某些现在被称为“精神虐待”的案件中，这往往就不那么容易获得了 <sup id="fnref:32"><a href="#fn:32">[32]</a></sup>。在缺乏此类纠正机制的情况下，需要保持警惕，穆斯林社区有义务找到一种方法，在敬畏其宗教专家的同时，承认他们作为凡人有时也是脆弱的。
另一方面，在当今我们许多社区中，问题并不在于过度敬畏，而是在于根本没有敬畏。穆斯林迫切需要认真对待宗教培训，给予其社会认可和威望，从而吸引有才华的思想家，使其能够在我们的地方、国家和跨国社区中培养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水平。正如已经强调的，现代穆斯林令人痛心地忽视了他们在社区中培养宗教专业知识的宗教义务，而这种专业知识将有助于解决人们在一系列当代问题上的疑问。需要齐心协力的社区努力来发展强大的机构，从而产生处理我们社区面临的问题所需的学术知识。社区的每个成员在这个过程中都有角色要扮演。
这需要承认并将伊斯兰知识视为一个准学者能够且愿意献身于教育和随后职业的事业。在我们的社区中，那些毕生致力于伊斯兰学习的人往往被看作是因为无法在更有声望的领域获得成功而失败的人。这反过来促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未来乌理玛的教育成了能力较差学生的专利，而最有才华的人最终进入了医学和法律等“世俗”领域。考虑到地区差异，这些倾向在整个乌玛范围内都是真实的，它们在过去几代人中的后果包括：许多穆斯林对其自身宗教传统的承诺减少，以及涌现出的乌理玛阶层往往无法承担乌玛面临的挑战。
## “先知的继承人”
如果不引用先知关于追求神圣知识的发人深省的圣训，就不可能讨论乌理玛的角色。这则圣训被收录在多部圣训集中，也出现在雅希雅·本·沙拉夫·纳瓦维（Yaḥyā ibn Sharaf al-Nawawī，卒于 676/1277）广受欢迎的《清廉者园圃》集中，它是我们理解乌理玛是谁以及他们必须承担的巨大道德负担的核心支柱。根据这一报告，先知 ﷺ 悦：
> 谁踏上求知的道路，安拉必使他通往乐园的道路变得容易。的确，众天使为求知者垂下翅膀以示赞许。天地间的居民，甚至深海里的鱼，都为他求饶。学者相对于礼拜者的优越，就像月亮相对于星辰的优越。的确，学者是先知的继承人，先知没有留下第纳尔或迪拉姆，而是留下了知识。因此，谁获得了知识，谁就确实获得了丰厚的份额。 <sup id="fnref:33"><a href="#fn:33">[33]</a></sup>
这则圣训在宏观上表达了追求神圣知识的巨大美德，以及那些出于正确原因获得知识的人的崇高地位。另一则圣训则对那些出于尘世原因追求我们宗教的神圣知识的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极具震撼力地说明了意图是至关重要的。在《清廉者园圃》中也能找到的一则较长圣训中，先知 ﷺ 谈到了复活日的一个场景。他悦：
> 一个获得并传授了知识并诵读了《古兰经》的人将被带到跟前。安拉将提醒他曾赐予他的恩惠，那人将承认这些恩惠。然后安拉将问他：“你做了什么来表达对这些恩惠的感激？”那人将回答：“我获得了知识并传授了它，并为了您的缘故诵读了《古兰经》。”安拉将对他悦：“你在悦谎。你获得知识是为了让人们称你为博学者，你诵读《古兰经》是为了让他们称你为诵经家，而他们已经这样做了。”随后将下达命令，他将被脸朝地拖行并投入火狱。 <sup id="fnref:34"><a href="#fn:34">[34]</a></sup>
先知继承人的角色显然不可掉以轻心。意图正确，求知是最神圣的行为；意图不轨，则可能命定火狱——愿安拉 ﷻ 保护我们。尽管存在这一核心现实，乌理玛对于正确理解伊斯兰教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 结语
在本文中， I 着手解释乌理玛在促进穆斯林乌玛充满活力的精神生活方面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我尝试回答了一系列关于乌理玛在当今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的顾虑。我希望能证明这些顾虑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在向穆斯林提供关于如何最好地恪守《古兰经》和“圣行”的指导方面，乌理玛是先知 ﷺ 的继承人。历史上，穆斯林已经认识到乌理玛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在他们的社区中扮演这一至关重要的社会和精神角色。然而，近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崩溃，对这种理解提出了挑战。正是这种乌玛的境况，提供了关于乌理玛现实意义问题最初产生的关键背景。
作为一个社区，穆斯林必须认识到，建立直接服务于乌理玛培训和发展的机构的重要性。重建曾为此服务的伊斯兰基础设施，是恢复乌理玛权威的关键。这套基础设施也必须服务于培养女性乌理玛，她们可以带来独特的视角，并像《古兰经》中提到的麦尔彦（愿主赐她平安）和法老的妻子那样，成为乌玛学习和虔诚的榜样 <sup id="fnref:35"><a href="#fn:35">[35]</a></sup>。还必须认识到乌理玛是会犯错的凡人，没有任何穆斯林在安拉面前可以免除个人责任。
我希望上述反思已经传达了现代穆斯林为了开始纠正其精神状态而必须共同参与的具有挑战性的平衡行为。他们既需要尊重其乌理玛作为指导的灯塔，又要意识到他们目前作为社会阶层的弱点以及他们作为个人的潜在人性脆弱。此外，尽管已经花了几代人的时间来削弱其社会价值，穆斯林社区仍然需要向这些“先知的继承人”表示尊重。现代穆斯林不应继续长期系统性地忽视伊斯兰学习，而需要认识到伊斯兰教是一种理解其周围世界的论述框架，这种框架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随后所有时代的全体人类所接收到的神圣启示。换句话悦，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进行一次新的宗教科学复兴。这是一项迫切的集体义务，而乌玛未能履行这一义务，这可能会让全球穆斯林社区处于罪恶状态，直到其被履行。唯一剩下的问题是，乌玛是否愿意给予这项重要任务应有的关注。
## 注释
<p id="fn:1"><a href="#fnref:1">^</a> [1] 伊本·贾齐在讨论圣训的这条法特瓦中被引用。
<p id="fn:2"><a href="#fnref:2">^</a> [2] 见阿布·达伍德，《圣训集》。
<p id="fn:3"><a href="#fnref:3">^</a> [3] 乔纳森·布朗论证了所谓“唯经主义”运动在不参考《古兰经》以外来源的情况下解释《古兰经》的努力是不可信的。见 Jonathan A. C. Brown, *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4"><a href="#fnref:4">^</a> [4] 库尔图比，*al-Jāmiʿ li-aḥkām al-Qurʾān*。
<p id="fn:5"><a href="#fnref:5">^</a> [5] 布朗，*Misquoting Muhammad*, 200–206。
<p id="fn:6"><a href="#fnref:6">^</a> [6] 学者们偶尔会引用这对无名对句，强调字母 *bāʾ* 的各种感官含义。
<p id="fn:7"><a href="#fnref:7">^</a> [7] 伊斯兰历史上无数学者都曾警告过学术上的这一陷阱，包括五世纪/十一世纪颇具影响力的学者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p id="fn:8"><a href="#fnref:8">^</a> [8] 见丹佛大学美国法律体系进步研究所，“美国法官常见问题解答”。
<p id="fn:9"><a href="#fnref:9">^</a> [9] 美国律师协会，“美国律师数量上升”。
<p id="fn:10"><a href="#fnref:10">^</a> [10] 见非穆斯林学者 Wael Hallaq 和 Noah Feldman 的作品。
<p id="fn:11"><a href="#fnref:11">^</a> [11] 关于这位伟大学者的称呼（*nisba*），历史上对于它是来自羊毛纺织者（*ghazzāl*）还是地名（Ghazāla）存在分歧。
<p id="fn:12"><a href="#fnref:12">^</a> [12] 我修改了 Kenneth Honerkamp 的译文。
<p id="fn:13"><a href="#fnref:13">^</a> [13]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依靠授职证评估学者可靠性的局限性。
<p id="fn:14"><a href="#fnref:14">^</a> [14] 《古兰经》33:21。
<p id="fn:15"><a href="#fnref:15">^</a> [15] 《古兰经》17:94–95。
<p id="fn:16"><a href="#fnref:16">^</a> [16] 见 Islamweb.net，“在不知道穆夫提身份的情况下从网站获取法特瓦的裁决”。
<p id="fn:17"><a href="#fnref:17">^</a> [17] 这是当代毛里塔尼亚学者穆罕默德·哈桑·达杜（Muḥammad al-Ḥasan Wuld al-Dadaw）在讲座中引用的。
<p id="fn:18"><a href="#fnref:18">^</a> [18] 不幸的是，有一些伊斯兰学者支持法国的反头巾立法，或者支持中东的独裁政权镇压以伊斯兰为导向的民主运动。
<p id="fn:19"><a href="#fnref:19">^</a> [19] 见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0"><a href="#fnref:20">^</a> [20] 见《布哈里圣训实录》。这一报告在《布哈里圣训实录》中没有完整的传述链，但在其他地方有可靠的传述链。
<p id="fn:21"><a href="#fnref:21">^</a> [21] 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沙里亚规定丈夫在经济上供养家庭的义务，决定了性别角色的基调。这并不是悦沙里亚规范在不利条件下无法灵活执行。
<p id="fn:22"><a href="#fnref:22">^</a> [22] 关于该报告归属于早期权威机构的信息，见相关链接。
<p id="fn:23"><a href="#fnref:23">^</a> [23] Samy A. Ayoub, *Law, Empire, and the Sultan*, 22。
<p id="fn:24"><a href="#fnref:24">^</a> [24] 伊本·贾齐，*Iʿlām al-muwaqqiʿīn*。
<p id="fn:25"><a href="#fnref:25">^</a> [2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 Ovamir Anjum, “Who Wants the Caliphate?”
<p id="fn:26"><a href="#fnref:26">^</a> [26] Jonathan Brown, “Keeping Our Eye on the Ball: The Problem with the UAE Summit”。
<p id="fn:27"><a href="#fnref:27">^</a> [27] 遗憾的是，这在好几个案例中都发生过。我在我的书中提到了一个案例。
<p id="fn:28"><a href="#fnref:28">^</a> [28] Al-Azami, *Islam and the Arab Revolutions*。
<p id="fn:29"><a href="#fnref:29">^</a> [29] “圣行”若要被计算在内，必须是可靠传述的。
<p id="fn:30"><a href="#fnref:30">^</a> [30] 这有力地反击了那种认为沙里亚无法被认识、因为存在太多不同解释的陈词滥调。每一种构成法律文化或文明基础的制度都会发展出解决争端的机制。
<p id="fn:31"><a href="#fnref:31">^</a> [31] 我使用“伊斯兰视角”一词是为了让句子更通顺。当然并非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伊斯兰视角。
<p id="fn:32"><a href="#fnref:32">^</a> [32] “精神虐待”一词在公共论述中被以多种方式使用。伊斯兰学者 Dr. Rania Awaad 和 Shaykh Rami Nsour 在我在此诉求的更谨慎意义上使用该词。
<p id="fn:33"><a href="#fnref:33">^</a> [33] 这则圣训出现在包括提尔米济、阿布·达伍德、伊本·马哲等在内的多部圣训集中。
<p id="fn:34"><a href="#fnref:34">^</a> [34] 在《清廉者园圃》中阅读完整报告。
<p id="fn:35"><a href="#fnref:35">^</a> [35] 《古兰经》66: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