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回族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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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查看全部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6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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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摘要：本文围绕“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大理回族碑刻、三乡会馆、云南回族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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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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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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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马志宏录文）
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摘要：本文围绕“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大理回族碑刻、三乡会馆、云南回族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马志宏录文）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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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查看全部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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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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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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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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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国庆节定稿
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国庆节定稿
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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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查看全部
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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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 次浏览 • 6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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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查看全部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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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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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查看全部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
摘要：本文围绕“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新文化运动：教育、报刊与中国穆斯林现代转型”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穆斯林教育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云良先生
马云良
摘要：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先贤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他们的倡导下，全省回民的文化自觉得到充分的彰显。本文从集会结社、改革经堂教育等六个方面，对这场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初步的评述。旨在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激励后人，继承先贤爱国爱教、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弘扬伊斯兰文化和促进回族教育作出新贡献。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 云南回族 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上半叶，在“五四”运动浪潮的推动下，我省回族先辈中一些知识分子和社会贤达，肩负民族危机，胸怀忧患意识，顺应历史潮流，不遗余力地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自强自救为宗旨，以唤醒民众振奋民族精神为主旋律，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独具强劲的生命力。这场运动以建立回教社团、改革经堂教育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出版宗教学术刊物、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出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的版发行经书和选举优秀学生留学深造成主要内容。这些举措为提高本民族的整体素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伊斯兰文化教育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顾颉刚：《回教的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涉及宗教、文化和教育等领域，深刻体现了我省广大穆斯林与时俱进的伟大精神，意义深远重大，业绩彪炳史册。今天，历史已进入21世纪。立足现实，回顾历史，我们每个回回人都应当认真想一想，当前的回族文化教育面临怎样的境遇和挑战，想一想应当如何继承先贤敢为天下先的宝贵精神，积极谋求发展本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留住自己民族文化之根的问题，从而获得民族文化自觉。基于这种考虑，笔者不揣谫陋，通过广泛阅读史料，审慎稽核，爬罗剔抉，组织成篇，拟对20世纪上半叶我省回族的新文化运动及其历史作用作初步的观照，为广大热心民族文化教育的人士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并就正于方家。
20世纪上半叶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其内容如下。
一、建立回教社团
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后，民国肇始，五族共和，《临时约法》公布，并规定各族人民享有信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权利，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于是，1912年7月，由回族新式教育的先驱者王浩然大阿訇倡导，中国回族第一个全国性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在北平成立了。俱进会本部设在西单清真寺内。推举马邻翼为首任会长，王浩然为副会长。俱进会以“兴教育，固团体，回汉亲睦”为宗旨，广泛联络回族各界知名人士，共同致力于兴办新式教育和振兴回族各项事业。俱进会本部通电全国各省成立支部，县区成立分部。云南回族积极响应，也于同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会址设在昆明市南城清真寺。选举玉溪人兴顺和商号总经理马启祥为第一届支部长。省内各县区回族聚居的一部分地区也相继成立了分部，全省共计成立了50多个分部。1915年，滇支部改组，选举第二届领导，推举王廷治（昆明人）为会长，赛复初（石屏人）、孙国玺（昆明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83人。1917年改选马殿选（宜良人）为第三届会长，何廷栋（昆明人）、马鑫培为副会长。1928年4月，马殿选归真。5月，推举马骢（字伯安，昆明人）为第四届会长，何廷栋、赵钟奇（字毓衡，大理人）为副会长，以及各部职员42人。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俱进会滇支部更名为中国回教救国协云南省分会，仍由马骢担任会长。
俱进会滇支部是我省民国时期增强民族内部团结、振兴民族的一个重要组织，对当时云南回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曾经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915年4月，由沙平安、马熙堂、白耀明、字亮诚等发起，在马启祥的领导下，云南回族历史上第一个文化教育团体振学社，在昆明南城清真寺成立。初由沙平安任社长，后推选马观政为社长，马生凤为副社长。振学社成立初期为独立组织，后来由俱进会滇支部接纳，成为该支部下属专管文教的机构，“司学校之设置管理及推广教育、研究教义、翻译经典、发行经书等事。因事务较繁，得分教育、教育、翻译、出版四股办理之。”（《滇支部章程》）
俱进会滇支部和振学社之成立，为云南回族文化教育的迅速发展作了大量的工作，如创办《清真月报》、《清真铎报》等刊物，出版发行经书，举办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和普通中小学，选送留埃生等等。这些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评述：“近年中国回教文化运动的开始，有两个显著的表征。一个是办刊物，一个是办学校。我国回教刊物的最早者，是留日回教同学所倡办的《醒回篇》。创刊号的执笔人，除了黄镇磐、马宗燧两先生外，就是云南的保廷栋先生、王廷治先生和赵钟奇先生。我们的新式宗教学校最早者除了王浩然阿訇在北平所倡导的牛街小学外，就是昆明的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以，在近代回教文化运动上，云南还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云南教胞在历史上的贡献》）、回顾云南回族历史，我们可以说，滇支部和振学社所缔造辉煌业绩，不仅拉开了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且推动了运动高潮的到来。
二、创办新式宗教学校和普通中小学
1921年，我省第一所新式宗教学校云南回教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创办于省垣南城清真寺。这是滇支部振学社改革经堂教育的重大举措。1921年至1922年为学校试办阶段。聘请了著名经师马健之三吾师台为主讲教师，其子马瑞图师台为助教，学员有纳润章、马元卿、许子斌、马惠亭、马兰亭等。1923年，正式招生后，聘请了田家培、沙平安和纳明安三位吾师台担任阿文和波斯文经籍课专职教员，聘请马聘三（清末拔贡，曾任广东道尹）、白耀明（字亮诚）、李芳伯和杨文波等四位学者，分别担任四书、古文释义、国文、三民主义和公民课程。史地和理化则聘请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兼课。课程设置共十四门，其中阿波经籍课程五门，中文课程九门。经籍课程授课时间安排在上午，中文课程则安排在下午。
第一届招生五人，他们是合连城、李寿福、林耀喜、林兴华和林仲书。这届学员学习了整整五个年头，于1928年5月毕业。毕业前曾举行严格的考试。五位学员考试成绩优异，斐然可观。五年寒窗攻读，奠定了他们深厚的中阿文学识基础，获得了广大穆斯林的好评。第一届毕业时，振学社特地编辑出版了《毕业纪念特刊》，刊登了校长述词、分会祝词、师长训词、学员毕业考试题答卷及评语等。特刊分送全国各地清真寺。天津王静斋大阿訇收阅特刊后，来函给予高度评价：“阅尊处高等经书并授学校所出版《毕业特刊》内之数译题，不禁拍案叫绝，深庆云南好学有人，将来之造诣，洵不可限量也。”
1926年，第二届学员入学。录取学员六名：张运魁、赛安泰、马钟明、马静波、马君友和马平喜。第二届办学地点设在永宁清真寺。这班于1930毕业。接着又于当年招收了第三班。这一班学额充足，计有纳忠、纳训、马俊武、马治国、马新三、马世珍、杨廷候等44名学员。这班学生入学后不久有的转入俱进会公立的明德中学中学部，成为中学部第一班。滇支部振学社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开办历时九年，试办一届，正式招生三届，毕业两届仅11人。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回顾滇支部振学社创办新式宗教学校的历史，笔者认为有两点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和借鉴。
第一，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实行经书并授的教学模式，培养了一批中阿兼通的人才。传统经堂学校的教学内容比较单一，而新式宗教学校中阿并重，双管齐下，所培养的学生既懂阿文，又懂汉文，具有写作和翻译技能，对中阿文化的交流传播，对圣教真理的发扬光大，曾作出卓越贡献。
第二，集中昆明地区各寺坊人力财力办学，改变过去各清真寺分散办学的状况。整合优化教学资源，一反以往一人一校单师制，而成为多师制，让学员转益多师，博采众家之长。昆明为云南省会，乃全省首善之区，人才荟萃，得天独厚，可以共享其教学资源，就地取材。如马聘三、白耀明、李芳伯和杨文波等，都是宿儒和饱学之士。又如马健之、田家培、沙平安、纳明安等经师，都是云南现代著名大阿訇。私立成德中学的老师，都可以请来任课。这些都是办好学校的重要条件。
1929年，云南私立明德中学成立。滇支部把高等经书并授学校合并于“明中”，改为明德中学阿专部，仍在永宁清真寺开班上课。明德中学中学部校址设在南城寺后院，小学部设在回族聚居区顺城街清真寺内。中学部后来还附设简易师范班和师资训练班。明德中学的首任校长是杨文波先生。
1940年4月，又有一所新式宗教学校沙甸养正学校诞生于滇南回族聚居区沙甸。养正学校的全称是沙甸忠果公第私立养正学校。忠果公第是沙甸回族白军门的府第。白军门即白金柱，清末云南将领，官至开化镇总兵，封建威将军，立有战功，谥号忠果公，沙甸回族一般称之为白军门。养正学校由其三公子白耀明（字亮诚）倡导创办。学校就设在白军门的府第内。“养正”二字的寓意是“养育俊秀振兴圣道，正培贤能阐扬主光”。白亮诚先生为了改革经堂教育，以适应时代需要而创建这所“中阿并授，分级递进”的新式宗教学校。他亲自担任校长，并特地邀请白寿彝教授前来学校，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共同确定了培养目标，制定了教学计划。学制暂定八年，中级和高级各四年。通过八年的学习，要求学生精通阿拉伯语言文字，能阅读伊斯兰教经典，具备自修能力。毕业后由学校保送留学埃及。校舍安排在忠果公第左大门内侧厅。礼拜堂、教室、办公室、教师宿舍、沐浴室等都在侧厅内。学生宿舍安排在第二进院花厅内。食堂在第五进院右耳房。各项工作筹备就绪后，请昆明私立明德中回族文化探讨学代为招生。报名应考者80余人。考试合格录取7人。他们是马恩荣（泸西）、严忠贵（盘溪）、金树全（沙甸）、马勤（盘溪）、马云彩（盘溪）、马联芳（新寨）和林正雄（沙甸）。四个月后又续招了马云从（玉溪）、马纯文（大白邑）、马云良（玉溪）、林松（沙甸）、马为义（玉溪）、马崇骅（玉溪）、杨端华（西昌）等7人。上述学生由学校供给伙食和制服。后来又招收了自费生20多名。这些学生年龄较小，全部是沙甸本地的，有男生也有女生。他们的中文课由马坚老师的夫人马存真老师担任，教材采用普通高小课本。另外加授教义读本（马元卿老师编译）和阿拉伯语。这两门课分别由甲班学员马云从和马纯文担任。
学校曾先后延聘了好几位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学校创办人白亮诚校长，因为担任云南思普企业局经理，不能兼顾学校工作，特委任张子仁老师代校长，另外马元卿老师任教务主任，纳相廷阿訇任总务主任，前清拔贡高伯礼老先生任汉语文学课，五世琦先生任教学课。王诚一阿訇、白琨之老师，以及当时在沙甸鱼峰中学任教的西南联大教授郑昕、曹礼吾和联大的三位学生，被聘为兼职教师。1941年底，马坚先生从上海回到故乡沙甸，继续《古兰经》的翻译工作。他每天早饭后抽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到养正学校授课。第二年年底，哈德成大阿訇也从沦陷区的上海，千里迢迢辗转来到沙甸，住在白校长家。哈阿訇除了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起讨论参订马坚先生的古兰经译稿外，每周给养正学校的同学讲授两节古兰经读法课。有一段时间，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前来沙甸作历史调查。学校当局也趁机请白先生到校讲学。白先生的讲课深入浅出，态度和蔼可亲，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养正学校当年名师荟萃，人才济济；学生们在那么多的老师培育下，如坐春风，勤奋地学习着，学习成绩斐然。学校按照教学计划安排课程，并因材施教。阿文课程在开始阶段分甲乙两班授课。甲班两位同学马云从和马纯文曾在经堂学校就读数年，有一定阿文基础，所以他们的阿文课单独授课，中文课和古兰经读法课则甲乙两班合并上课。张子仁老师曾给甲班讲授埃及大学副校长哈桑•曼苏尔等所著《伊斯兰教》一书。此书曾由纳忠先生翻译为中文，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出版。张老师还给甲班讲授过由八世纪阿拉伯著名文学家伊本•穆格发翻译和改编的《卡里莱和笛木乃》这部文学名著。此书曾由林兴华先生译为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张子仁老师为乙班讲授的课程是《古兰》和圣训。马坚曾给甲班讲授《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埃及中学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为了培养阿语阅读能力和兴趣，马老师还让他们课外阅读埃及出版的青少年读物，阿文版法国哀情小说《麦芝都里》和阿文版《论语》等。马坚先生给乙班讲授埃及高小阿语读本和简明语法。马元卿老师给甲班讲授《信士箴言》（冒仪萨特•穆民宁）。这本经被选作教材，是马坚老师的建议。元卿老师为乙班讲《礼法启爱》（穆史它格）。王诚一阿訇为乙班讲授《闷台细格语法》。两班合并上课，所学过中文课程有《诗经》、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中学国文、历史、数学和音乐等。
养正学校有几位老师的教学方法独具特点，值得借鉴和推广。现简单归纳介绍如下：
1、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学习兴趣。中国有一句古语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送给别人一尾鱼，不如教给人家捕鱼的方法。这句话用在教学上，就是传授学生知识，不如教学生自学的方法。马坚老师教阿语课正是这样做的。他在开始阶段，大约一年多的时间，由他亲自讲解。上课时先板书阿文单词解释，学生抄录于单词本上。然后他精讲课文，对词义辨析和语法，力求讲深讲透。后来，到学生有了一点基础时，他就让大家在课前自己作好预习准备。他发给学生一本王静斋《中阿新字典》，在预习课文时遇到的生词，必须动手查字典，并抄在生词本上。到上阿语课时，每堂课轮流由一个同学讲读，大家同学认真听。有错误的地方，马老师当堂指正，讲得好的适当表扬鼓励。
2、作业面评。马坚老师的《简明语法》课，练习作业全批全改。发还学生前，学生被叫到教桌前，由他逐题点评后才发下。这样耳提面命的指导，使学生获益匪浅。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哈德成大阿訇在上海时曾任浙江路清真寺伊玛目。他精通《古兰经》音韵学，平时在学校小礼拜堂与师生们一起礼拜，聚礼日一起到沙甸大清真寺聚礼。在学校和清真寺，他经常被央请为伊玛目，带领大家礼拜。他领拜不但动作认真规范，而且讽诵古兰经的音调节奏，严格按照经文内容要求诵读，抑扬顿挫，充分体现出《古兰经》音调之美。他给我们同学上读法，其教学方法很有特色。上课时，他先讲一点读法规则，然后他作示范诵读，最后让学生逐一模仿诵读。他的这种理论结合实践的教学法，大家都深感兴趣。
4、白校长的亲切教诲。白亮诚校长每一年都要返里一次。每次返里，他都要召集师生讲话。他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要努力使自己成为圣教的接班人。他撰写的一首《乐学歌》对提高同学的学习兴趣起了很大的作用。《乐学歌》的全文是：“学是学此乐，乐是乐此学，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是学，学是乐，呜呼天下之学何如乐，天下之乐何如学。”
养正学校高级班后一段时间曾迁往昆明办学。按照原定学制要八年毕业。后来因时局关系提前两年于1946年底毕业。高级班学员虽然只学习了六个年头，但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为民族和圣教培养一批人才。例如当代蜚声海内外的《古兰经》翻译家、穆斯林学者林松教授和但任六七两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大阿訇都是从养正学校走出来的精英。
中级班在高级班迁昆明后仍然留在沙甸办学，直到1950年解放后才结束。
1943年春，私立兴建中学阿专部创办于滇西蒙化县（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校址设在晏旗厂清真寺内。后来学生人数及办学规模逐年扩大，原校址无法容纳遂于1948年秋搬迁到大围埂清真寺内。兴中阿专部从建校的1943年到1949年底云南解放，约六年半的时间，这个时期有五个班级（阿一班至阿五班），约90多名学生。全是来自全省及本县的回族男青年。
兴建中学的校名“兴建”二字，取“兴教建国”之意。这两个字就是创办学校的宗旨：培养振兴宗教、适应国家建设的穆斯林人才。蒙化回教救国协会理事长马耀堂任董事长，礼聘纳润章大阿訇担任校长。纳校长以超人胆识和才干，广纳人才，聘请教内外学者来学校任教。在教学上强调改革，在以宗教学科为主的原则下，开设汉语文、历史地理和音乐体育等科目。纳校长专科主讲《古兰经注》、教律学和认主学，另外有广西马浩澄、马世珍、杨廷候、纳广运以及马汉卿、马国良、马辅臣等老阿訇任课。中文课有高克敏、合广文、马绍雄，音乐老师纳文波、美术老师纳广恒、数学老师马尚周，军事体育老师买祝三、张权礼等。真是济济一堂。
兴建中学阿专部的学生们在正课学习外，还重视开展文体活动。每天课余时间可以打篮球、排球和乒乓球，并且进行班际或校际竞赛以增进友谊。周末的《天方夜谭》故事会、时事报告会、文艺演出、演讲比赛等，斋月的教义宣传活动，让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课内外结合，全面发展。兴建中学的建立为巍山地区乃至云南各县培养了一批宗教和国家需要的两用人才，得到广大穆斯林群众的认可和欢迎，被誉为“滇西点燃了一盏回族文化的明灯”（《云南回族史》）。
在经堂教育和新式宗教教育发展的基础上，云南各地穆斯林还积极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各地回族私立中小学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起来。除省城的明德中学和明德小学外，还有沙甸鱼峰小学和鱼峰中学、大庄新民中学、通海原武小学、玉溪育才小学、永平回民简师、大理珂里庄小学、蒙化崇实小学和崇德小学，以及各县市明德小学分校等。这些普通中小学的建立，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全省回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云南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三、出版宗教学术刊物
报刊媒体是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而回族的宗教学术刊物则是伊斯兰教的喉舌，伊斯兰文化的传播宏扬与否，跟其紧密攸关。报刊媒体对唤醒民众启迪智慧促进社会进步具有巨大作用。因此，早在清光绪末年（1908年），中国回族留日学生赵钟奇（云南人）、黄镇磐（湖北人）、王廷治（云南人）、保廷梁等，就创办《醒回篇》于日本东京，开中国回族刊物之先河。此刊虽只出版过一期，但具有强烈的启蒙主义色彩，被人们赞许为“吹响了近代回民思想文化之号角”。嗣后，在1915年、1917年、1922年和1929年，云南穆斯林又先后创办过四种刊物，即沙平安、偰吉康和马德贵主编的《清真月报》（发行过五期）、保廷樑等主编的《清真汇报》（出过一期）、马聘三、马镇邦、沙平安主编的《清真旬刊》（共出刊50余期）和白孟愚、马适卿、马慕青、马坚、纳忠、纳训等人主编的《清真铎报》（先后出过 期）。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我省又有《新穆民》（西南联大学生主编，主编是汪沛和汪浩，共出过三期）、《清真铎报副刊》（沙德珍、纳钟明主编）、《弟妹们》（林松主编，出刊一期）等多种期刊出版发行。上述刊物中以《清真铎报》办刊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可以说，《清真铎报》是与当时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月华》、《中国回教学会月刊》和《伊光》等并驾齐驱的刊物。
1929年，回教俱进会滇支部成立宣传处，白孟愚等发起创办《清真铎报》。马适卿和马慕青担任主编，纳忠实际负责编务。约出刊十五六期后，因主编和负责编务者为公务离昆，以及负笈海外，致使刊物停办多年。直1940年，铎报同仁络绎归来，当时的回协会决定复刊。由马坚、纳忠、纳训、沙德珍、纳钟明等担任主编。时值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昆明云集了众多的回族大学教授、学者穆斯林大学生，他们是铎报的撰稿人。例如白寿彝先生、杨志玖先生、马守先等。这时的铎报由于稿源充足，刊物办得异常出色，发行量猛增。
关于《清真铎报》的名称和办刊宗旨，在创刊号上马聘三先生这样写道：“……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主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振聋觉聩，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纳忠先生将办刊宗旨归纳为三点：1、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2、改良回教教育；3、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马伯安先生撰写的《复刊词》，根据抗战需要，他指出《铎报》要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并号召回汉同胞“真正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各尽其最大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和平等”。
《清真铎报》每期的内容，有社论、伊斯兰消息、通讯报导和学术文化方面的论文以及历史资料等等，下面简单介绍一下：1、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2、伊斯兰教真相；3、回族教历史研究；4、拥护抗战、支援爱国民主运动的报导；5、报导中阿友好关系，支援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现状；6、列圣传记，先贤传记，著名穆斯林访问记；7、各地穆斯林消息和动态；8、俱进会、回协会会务报导等等，不一而足。
四、开展宗教学术文化活动
伴随着回族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一批宗教专门人才的茁壮成长，民国时期云南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活动呈现一派大好形势，学术研究顺利开展，取得较好成效。现归纳简述于下。
1、《古兰经》和《圣训经》的翻译。
《古兰经》的翻译，在云南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清代回族著名学者马复初及其门人马安礼合译了《宝命真经直解》。据传已译出20卷，但留传下来的遗稿只有5卷。这5卷译文曾在《清真铎报》上连载过，也曾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过。19世纪末叶，著名经师马联元翻译了古兰经文选，名为《亥听译解》，在昆明出版。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在上海求学的马坚先生开始试译古兰经。上海《伊斯兰学生杂志》创刊号发表了他的名为《国语古兰经》第一卷译文。到埃及留学八年，学成归来，马坚先生被其恩师哈德成大阿訇专程从香港迎接到上海，开始《古兰经》全译的伟大工程。他用现代汉语译出了九卷，历时14个月。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上海租界）沦陷。马坚先生被迫逃离上海，返回故乡沙甸，一边教学，一边继续译经工作。不久，哈德成大阿訇也特地为译经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沙甸。哈阿訇在沙甸期间，每天与马元卿老师一道，三个人共同讨论、斟酌参订古兰译稿。他们反复推敲、一丝不苟的认真情景，养正学生历历在目，传为佳话。到哈阿訇归真前，马坚先生已译完20卷。但是马译古兰正式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时间，已是20世纪80年代了。其间，马坚先生呕心沥血，不知又付出多大的精力了。“十年辛苦不寻常”，可以说，在汉译《古兰经》中，马译《古兰经》是历时最长，发行量最多，影响面最广的一部。
圣训经的翻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由北平牛街清真书报社出版过一本，名称叫做《圣训四十章》。首都民族文化现在还收藏展览此译本。译者为马瑞图大阿訇。
2、阿文名著和教典的翻译
这一时期，大量阿文名著和宗教典籍，通过留埃学生和知名阿訇的辛勤笔耕，不断地被翻译出版，与全国穆斯林见面，人人争相购阅。这时，整个云南译坛春色满园，硕果累累。下面把各位译者的译著分别介绍一下。
马坚先生译有：《回教哲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出版）、《回教真相》（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中国上海回教书局，1936年出版）、《回族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1年出版）、《回族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古兰经》上册（北京大学出版部，1949年出版）、《教义学大纲》（昆明出版，1945年）。
纳忠先生译有：《伊斯兰教》（成达师范出版部，1934年出版）、《伊斯兰与阿拉伯文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回教学术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阿拉伯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回教诸国文化史》（昆明民意日报社，1948年印行）。
纳训先生译有：《天方夜谭》（商务印书馆，1947年出版）
林仲明先生译有：《回教历史教科书》（上海中国回教书店，1935年出版）
马俊武先生译有：《阿拉伯儿童故事》（上海世界书局）
林兴智先生译有：《回教继承法与其他继承法之比较》（商务印书馆，1946年出版）
“滇南一马”————马瑞图大阿訇
马瑞图大阿訇译有：《回教认一论》（中华书局，1931年出版）、《穆罕默德的默示》（中华书局，1934年出版）、
3、中国回族史的研究和著作
抗战期间，著名史学家、回族史和伊斯兰教史专家白寿彝先生疏散到云南。白先生除在大中学教学外，付出他全部的精力，从事云南回族历史的调查研究工作，成就甚大。他著有《中国回教小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出版）、《中国伊斯兰史纲要》（文通书局，1946年出版）。
另有澄江留学美国的傅统先教授著有《中国回教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1940年出版。
沙平安大阿訇与马观政老先生、马生凤先生共同搜集整理的清代回民起义资料，为后来在抗战期间白寿彝教授编著《咸同滇变见闻录》提供了材料。
4、收集整理明清以来的伊斯兰汉文译著，如马注和马复初的《清真指南》、《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和《祝天大赞》等。
五、出版发行经书
滇支部振学社成立以出版发行各种汉文译著和经籍为主要任务之一，具体发售事务由顺城街利和昌皮号经办。沙平安大阿訇自筹资金创办了天方书局，曾经出版过《可非叶》、《闷台细格》和《黑挖依图表》等，对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
六、选送优秀学生出国留学
20世纪30年代初，有一位伊朗学者名叫大章的来到云南，住在昆明南城清真寺。这位学者据说能背可非叶（文法足用）一经，很有学问。他考察了当时云南的经堂教育状况，深感不足，就向滇支部振学社建言，要派遣留学生到阿拉伯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深造，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大章并热心代为致函爱大，申请接纳中国留学生。爱大当局很快就复函，同意云南选送留埃生十名入学。1931年11月，滇支部振学社遴选了纳忠（字子嘉）、张有成（字子仁）、林仲明（字子敏）三人，加上上海伊斯兰师范的马坚（字子实），他们四人由昆明明德中学训育主任沙儒诚先生带领，组成留埃学生团，取道安南（今越南）海防，远渡重洋，赴埃留学。这是我国第一批留埃生。我省伊斯兰教经师自清代以来，就有朝觐兼留学的传统，如马复初老巴巴和马联元高巴巴。中国留埃生步其后尘，于1938年组成中国留埃学生朝觐团赴沙特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粉碎了日本侵华的国际宣传及其阴谋。全体留埃学生借此完成了留学和朝觐的愿望。
第三批留埃生由云南选送，共有纳训（字恒，1934年，林兴华（字赓虞）、马俊武（字兴周）三人。同年，第五批由上海伊斯兰师范选送，五人中有两人是云南人，即林兴智（林兴华之弟，字凤梧）和马有连（字级卿）。
1933年5月，爱大中国留学生部成立，沙儒诚被聘为部长，全权负责中国回教学生赴埃留学管理事宜。沙部长在埃及期间，考入开罗美国大学教育系深造，于1938年荣获硕士学位。
中国回教留学埃及的学生，从1931年开始到1940年止，人数达48人，加上两位部长沙儒诚和庞士谦，共计50人。云南的留埃生共有10人，占20%。云南留埃生在留学期间便有译作发表，学成归国后，又为民族和国家作出重大贡献。例如马坚先生在埃期间就把儒家经典《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复古书局出版，古老的华夏文化从此传播到阿拉伯世界。又如纳训先生，将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学名著《捕蛇者说》和《风筝》、《雷雨》等介绍给阿拉伯人民，为中阿文化的沟通尽了一份力。
1946年，马坚先生应聘北大，任教于东方语言系，创建阿语专业。后来，纳忠先生、林仲明先生和林兴华先生又联袂任教于北外，创建阿语系，他们为当代中国大学阿语专业的创建，费尽心力，筚路蓝缕，成为新中国阿语教育事业的拓荒者。
云南回族新文化运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全省穆斯林的辛勤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培养人才，传播思想，提高文化，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增进国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参考书目
《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云南回族史》杨兆钧主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大理回族史》大理州回族学会编 云南民族出版社
《清真铎报》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
《中国回族大词典》邱树森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6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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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摘要：本文围绕“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大理回族碑刻、三乡会馆、云南回族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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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摘要：本文围绕“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大理回族碑刻、三乡会馆、云南回族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马志宏录文）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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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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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三乡会馆记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吉日三乡绅士同立
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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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回族碑刻选：新建三乡会馆记与云南回族会馆、商贸和公益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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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会馆之由来，三十余年矣。回乱甫平，先辈以三乡散处，遇入城办公，招待无人，会集无所，参差掣肘，种种不便。故置公所于榆城响水关，历三十余年。三乡因公来城者，皆归宿焉。民国元年二月，印泉师长驻榆，谕令三乡绅士将坐落响水关之公所送与回民为清真寺，将本属县学废署，拨为三乡办公地，回教王廷治复送银三百两为修费。时绅士杨上培、赵攀云、严镇圭、张锡铭、杜华、段凌云、赵中和、杨洲、李枝发、张亮衡、杨忻诸君会商，就拨归三乡之县学废署，另建会馆。决议兴工，讵修费不敷，众虑工程中辍，苦心筹措，现货筹就九百余金，前层四方一角，始克告竣。嗣余与杨君毓苍，被推为会馆干事，又增修后层会议室、厨房、马房，并制置应用器具，以会馆公田租及前层房租为三乡办公费，以后层为办公处，庶招待有人，归宿有所。后起者，又从而维持推广之，会馆规模，将日进于宏大，而未有已也。
三乡会馆干事王应元朔月生甫谨撰
前层修费
一入旧公所地价银五百五十两，一出木石瓦灰钉草各项银六百七十一两六钱，一入捐款银二百五十九两，一出泥木匠小工银一百六十二两七钱五分。一入三乡旧存银六两四钱四分，一出油刷工颜料及杂项银四十六两九钱五分。
以上共入银八百一十五两四钱四分，出银八百八十两零九钱 四分，两抵不敷六十五两五钱。
后层修费
一入田价银六十一两零五分，一出工料制器具及议公事用银七十五两一钱八分。一入谷价银四两三钱八分七厘，一出弥补前层欠额六十五两五钱。一入捐款押头房租银十两零二钱七分八厘。
以上入银七十五两七钱一分五厘，出银一百四十两零六钱八分，两抵不敷银六十四两九钱六分五厘。
一旧存柴字第二百二十五号下则田二亩五，一王朔生送入田二亩零八厘，其田坐落凤阳邑下中登甸。
说明：
碑存大理古城西门清真寺内。高120厘米，宽68厘米。
大理西门清真寺，清代称“长庆里清真寺”；俗称西门清真寺，是大理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清代咸丰、同治年间杜文秀的“都掌教学堂”即建于此，中国首部木刻版《古兰经》也在这里完成。起义失败后被清朝地方当局没收，后改为“三乡会馆”，三乡指历史上的“桂楼乡”、“凤阳乡”和“清碧乡”。古城回族多年来不断争取收回清真寺，民国元年，李根源（字印泉）师长驻防大理，同意回族收回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清真寺，碑文却说成是“送与回民”，但实际上云南省回教俱进会王廷治先生捐银三百两作为补偿，其实是变相赎买。三乡士绅重新择地新建三乡会馆。此碑即记录了这段公案，并详细列举重建三乡会馆的支出账目。
此碑还是研究大理县三乡变迁和会馆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这段历史，回协大理县支会公函，1941年呈第65号也有记载：“民国元年，第二师师长，现任云贵监察使李公印泉西上巡阅，驻节大理，回民叩辕请命，恳求发还原有之清真寺，已蒙李公允诺，嗣为地方劣绅所阻，未果实行，仅发还长庆里清真寺一所。”（见《大理马元先生文存》第20页）
王廷治，字襄臣，云南昆明人，回族，陆军中将，1882年（清光绪八年）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工兵科。归国后，任云南工兵营、团长、步兵第六团团长，云南讲武学堂工兵科长，云南第一师团第一旅旅长。1915年，云南护国起义，任护国军咨议官。护国军第五军成立后，任该军第一团团长。嗣任云南都督府顾问。时任云南回教俱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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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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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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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查看全部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永胜马云华藏本转抄本
（作者：昆明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审）
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
摘要：本文围绕“咸阳王赛典赤家谱的分布与整理：云南回族谱牒、赛典赤后裔与家族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赛典赤家谱、云南回族、回族谱牒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马颖生
家谱是记载一姓世系和重要人物事迹的谱籍，其以一定的体例记载一个同宗共组的血缘家族世系、人物事迹、生活环境和风土人情，是地方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赛典赤家谱记载了他的家世和家族中重要人物、重要事迹。云南回回，唐宋时期即进入，但主要是在元代随赛典赤入滇的，他的子孙遍布云南各地和省外，主要有沙、马、纳、忽、契、金、米、赛、丁、撒、哈、速、闪、胡、海、保等16姓，历代所修家谱有好几个版本，粗略统计了一下已知的，在云南流传的有9个版本（不含省外），下面重点介绍已见到的5个版本：
一、《咸阳家乘》，又名《大理马姓宗祧纪》《大理马姓家谱》
4卷，发现地点、：大理古城，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元（字一波）先生，毛笔恭录。
此谱系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起至元代31世孙赛典赤，清初45世孙马注，历八代修成的。从一世祖穆圣记起，一直记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迄今1400多年。内容含一世祖至圣穆罕默德到清代47世孙马映房的谱系；清代大学者马注的《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咸阳王抚滇绩》；唐太宗、明太祖赞词；元大德元年皇帝圣旨6道；赛氏及其后裔历任显爵；赛典赤5子23孙的落籍分布；重要人物列传等，为研究赛典赤和云南历史、云南回族史、地方志的重要文献。其来源清楚，流传有序，明代汉族学者史仲彬在其所著《致身录》中即记有该谱，足见其真实可靠。
《咸阳家乘》经笔者整理考释，列入大理州回族学会大理回族文化丛书，于2010年7月公开出版。
二、《马氏家乘》
1卷，发现地点：巍山县大围埂，收藏时间民国，收藏者马尚文先生，毛笔手稿。封面书：“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丁卯岁，永昌马注老前辈由京请假回滇，齐族修谱。”此卷原为大理古城南门马毓麟（字石生）先生收藏，不知何时流落巍山？该卷主要内容：《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穆罕默德55—58代后裔图；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咸阳王祧纪；谱系；马德龄世系；《咸阳王抚滇绩》；备考等。该家乘由云南民族学院中文系师生发现，送中央民族大学林松先生一复印本，林松先生将其转送郑和研究专家李士厚先生，李士厚先生将其收入所编的《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由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上述两种家谱虽都出自大理古城，但内容有所不同。《咸阳家乘》收有赛典赤、纳速拉丁、忽辛、巴延、满济勒噶台、脱脱等名臣列传，《马氏家乘》未列；而《马氏家乘》所收的《天方正学》《回教婚姻大禁图》《天方诗经读赞》《五十世传光》，易卜拉欣至尔萨世统原流图等，《咸阳家乘》未收入。
三、《赛氏总族牒》，又名《赛氏族谱》
一卷，发现地点：石屏县，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赛典赤14世孙赛玙纂修，1923年赛鸿宾校阅补录，收藏者昆明沙儒诚（名国珍．以字行）先生。主要内容：赛氏族谱说；白帝真君附；赛氏族谱；附：历代科甲；艺文汇集；唐太宗皇帝御赞、明太祖高皇帝御制百字圣号；太祖高皇帝御制《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成祖文皇帝御制《敕赐元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祭文》；安南王《祭咸阳王忠惠赛公文》；王臣《咸阳王庙铭》；范承勋《新建报功祠碑记》；王陵原联；蒋伊《增建咸阳王陵前亭后享堂记》等，收入李士厚先生《郑和家世资料》一书中，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四、《赛典赤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昆明，穆圣26世孙，宋代朝奉王所非尔藏谱（《西来宗谱》），31世孙赛典赤撰辑，32世孙忠简王忽辛修订，33世孙准王伯颜重修，明清两朝四次重修校订，民国时期，53世孙蒙化（今巍山）俱进会会长马德超珍藏原本，53世孙马云华补遗刊印。收藏者：沙又新先生，即沙儒诚（名国珍），又新一名系沙先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的名字。
主要内容：马注《赡思丁公茔碑总序》；唐太宗、宋神宗、明太祖赞词；赛典赤历任官职、封赠；马注《咸阳王抚滇绩》；附考；咸阳王宗祧记；历代皇帝敕书；滇西分支考；马注、马德新、马联元传略；附录：合氏宗谱，收入李士厚先生编《郑和家世资料》，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五、赛典赤六世孙郑和的家谱—《郑和家谱》
一卷，发现地点：玉溪北城东营，发现时间1936年，收藏者：郑绍明、郑绍文、郑绍恩、郑绍清弟兄。
1936年，玉溪李鸿祥将军倡修县志，广征县志资料，有人从玉溪东营村抄得郑和十七世孙郑绍明兄弟所藏《郑和家谱》送李鸿祥，李鸿祥看后认为事关重大，遂送交著名学者袁嘉谷。袁嘉谷交其高足李士厚研究，认定为孤本秘籍，有重大史料价值。随后李鸿祥偕李士厚，到东营借到《家谱》原件。经鉴定，《家谱》系用宣纸书写表褙而成，印有朱丝栏，纸色陈旧，认定是明代之物。
经过缜密考订后，李士厚写成《郑和家谱考释》一书，于1937年2月公开出版，《家谱》原件经拍照后存放于五华山，1938年被郑绍清要回玉溪，后被一位名郑白，称系沙甸郑和后裔的人借去后不知下落，幸而李士厚存有《家谱》原本晒图纸一份。
2005年6月，为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云南晨光出版社出版了李士厚先生的遗著《影印原本郑和家谱校注》，将收存60余年的晒图原件和照片悉数公开出版，学界为之振奋！
主要内容：《家谱》从一世祖郑和记起，明确郑和以兄马文铭之子立嫡，名郑赐，一直记到清代的十五代郑永生及其子十六代郑兴富、兴贵、兴旺，十七代即到保存家谱的郑绍明弟兄，十八代即当代的郑云良弟兄等。从而完整地保留了600年来郑和家族世系，十分不易；同时对郑和的功绩、德行进行了全面阐释，披露了两件独家史料，十分珍贵，是继清末云南发现马哈只碑后又一重大发现。
以上5种赛典赤家族谱牒，除赛玙《赛氏总族牒》和《郑和家谱》外，《咸阳家乘》《马氏家乘》《赛典赤家谱》同源异流，都是宋代所非尔藏有《西来宗谱》，从元代赛典赤开始纂修、忽辛、伯颜，明清马注等增修，一直到民国后裔修订而成。不同者是入谱内容各有侧重，谱牒各具特色。此外还有纳家营纳巨峰副教授收藏的纳氏宗谱；通海下回村《合氏宗谱》；玉溪东营马赛恒收藏的赛典赤《本支百世》家谱；大理《沙姓家谱》。或因未见到原作，或因内容简略就不一一介绍了。整理研究这些家谱，对我们今天编修地方史志，村史村志，追源溯流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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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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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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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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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国庆节定稿
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
摘要：本文围绕“漾濞县下街古清真寺十年调研综述：云南清真寺、回族社区与地方史料”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漾濞清真寺、云南回族、地方史料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下街是漾濞县最大的回族聚居村。村民以农为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回族群众不断议论古寺建筑价值；在全州文物品位较高，是回族文化见证；是精神文明之所现。故县领导于1994年行文在保留原形式艺术结构下，由村寺管会接收管理使用，以体现“两个文明一齐抓”的政策方针，从而鼓舞村民脱贫致富积极性。
(一)寺从元代定位：建立是出于军政所需。
根据元史《兀良合台传》及《宪宗本纪》载：公元1253年六月，蒙古大将兀良合台与亲王旭烈兀第二次西征，在讨伐波斯“哈里法”八哈塔等国时，曾俘虏收编许多回回人，并于同年十月随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军中除回回人外，还有“探马赤军”（包括诸部族人），也有不少自中亚迫迁随仗的回回军人。据《世祖本纪》载：1258年起，元军自大理在三次征伐滇西战斗中，曾由布鲁海牙帅领蒙古，探马赤千余人从征金齿（今德宏州一带）。1278年累官中奉大夫纳速拉丁任“云南诸路宣慰使司都元帅”，迁帅大理，设帅府于龙尾关营头村下（位于今下关关迤豆糠坡顶）。并在帅府西侧建立大礼拜殿，结构形式布局和下街古寺全同（抗战前五至八年被盗裁至倒毁），供给所驻元军约二千多人应用。“帅府建立后一年，纳速拉丁曾帅军分驻金齿、蒲骠、芒市”。1279年末，缅国复叛来攻，次年初帅府派兵万余平之。至康辰，阿里海牙至，加强固边，纳速拉丁招缅国国主官员及调蛮部降臣，就军前定录其功以闻。据《世祖本纪》载：1280年中，世祖诏纳速拉丁亲率精兵万余征缅。次年初再命姚次海率川滇军万余人增援，兵围曼德里。
自元宪宗三年至成宗大德元年止，元军自大理、永昌等地向缅国用兵频繁，多次反复，才取得三江之内尽为国土。随之镇守固边。1303年5月，世祖诏令“征缅西域回回官兵一万四千余人还各戍”。为此，自腾衡至大理一线，分地戍守者绝非少数，包括漾濞在内，落籍者多是因地处苍山西麓之走廊，通往永昌之隘口，作为入户编里，保安所需。西域回回人落籍，自必按其族类特点，在营房附近建立礼拜殿，以作为世守不易的精神寄托。随着祖国西南边陲疆界之奠定，以“博南古道”为开端，使南方“丝绸之路”通行无阻，沿线有座地军人留镇，即直接加强着回回兵士安家定居，相互联系，不断适应汉化之进程。更重要的是漾濞（样备）位于永昌大理和永平蒙化三府厅交汇之地，属大理路后门之军事要塞，是远征后备整训地之一。山高水长，牧地广阔，是较好的仗马休整场所。
（二）古寺今址，元兵营房，实有迹可考，有据可证，因兵燹仗乱，文物记事皆毁。
据元史载：忽必烈征大理国班师后，命大将兀良合台留守并继续清除反抗者，长期远征中老弱兵马在沿途要塞遗留。如《嘉靖大理府志》载：洱源县东南三十里莲花山下，“元世祖自石门入取大理，见蒙羡和为吐蕃咽喉之地，留达军三百以镇之，故名三营”。又据《康熙蒙化府志》载：“回回，本西域回回国之遗种，元世祖掠徙至滇。因占于蒙，入里甲；有差徭，凡所皆居建寺，聚族礼拜；死葬不用棺；不择方；禁酒。多以染皂经商为业。今亦有读书通仕藉者”。即在元代后期，大理地区已有回回聚居并建寺以为标志。又十年前在古寺东二里坡地高六百公尺的瞩登山（近百年称为竹林寺），此高地前后有大小哨堡，在山脚箐底埂上，被杨姓开荒出土一古墓。其中有陶泥烧料九属相，中间有跪式人相一个，其衣冠式样，据州回研会学者共识及县文物经管干部分析比较，通过一番争论认为是新疆维吾尔族服式，应属西域回回人遗迹；是元兵留此年老思乡、念祖多病于戍守生活中所作，也表明维族人远祖信佛之痕迹。
据史载：忽必烈下大理国时，正值缅王兵至芒地怒水，步步进逼。但查考南诏大理国史，探马赤和彝白军设营遗迹，记实极少，民间传说仅限于过往支前，江边搭棚，移动频繁。据口碑资料综合表明：回回兵士造此寺址时，显然对于南侧江面上之双凤桥呈居高临下，瞭如指掌，并可放眼江面上下一里许，正是扼住“博南古道”咽喉。马帮、驮牛铃声自下堡起至柏木铺止，一二小时内不绝于耳。登宣礼楼，过往行人尽收眼中。故此古寺正符合战略上地形地物，军家必加入充分运用，即军中头目重视建寺以为双重需要。兵弁江边洗面后，手抬肩杠，人各一石，砌成基础石脚，大小不一，至今仍明显可见。它经历过搭棚住宿到改为瓦平房，再招专业匠役竖三转五大殿，形成全寺后来之布局。
（三）农民反元战争入尾声，民众需要恢复生产，安定生活。
明洪武15年，朱元璋命傅友德为主将，沐英、兰玉为副，分兵三路攻取云南。曲靖料角山一战，元军大败。副帅沐英部将马哈木绕道攻下大理时，有太和营头村青年马定回（元军留守者后裔，年二十岁），自报参军为响导，自邓川攻占洱源、鹤庆、剑川、丽江、云龙、永昌、顺宁和蒙化等地，勇敢前行，立功多次，被军中保荐，首任漾濞（样备）巡检司巡检。马定回传子马沙保，世袭三代近百年后，由王志拳继任16年被“改土归流”。马氏后代未回营头村故居，成为下街土生土长的回回始祖之一。当时邑人统称其为“土司官”家。马氏住所就在“公馆”侧，建成三层进堂（大门外照壁上画有麒麟）保留到1966年江洪泛滥被冲走，后人称其为“老公馆”。马定回到任后即在营房地基范围中扩修“礼拜殿”；在住所北面高地派家丁开辟梯田，后人称其为“马家田”，在田边可将古寺收眼中。此古寺经马家三四代人不断完善建成“礼拜殿”，是经历过十分艰苦的营建扩建过程，主要使命是适应过往回回人履行拜功，交流信息。
马氏宅位于瞩登山脚，在古寺“宣礼楼上视线之内”。门前东坡四百公尺处设一警卫哨所；挖有地堡，可直接与柏木铺呼应，并示意以下街为镇守中心。以照应过往驮牛，马帮运输时“打尖”和“住宿”。考察潘家河口以上二矿硐，硐浅渣少，是中途抛弃，回回矿工较少，建有礼拜殿于古道大青树东南。在河南岸开辟梯田一片，至今村民仍爱旧称其为“礼拜寺田”；在寺西北方坡地上建有一片“拱北墓地”，最高处有土墙围护的“仙巴巴坟”，从阿文书法比较，是明末时期开始建立。但绝大部份坟墓已毁，平为玉米地。零碎碑石上刻着“万历”字样。这些都是因与下街古寺邻近才成相关古道上的聚居点。
明洪武末年，朱元璋曾三次大批的“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使落籍江浙一带的回、汉族富家大室移民到滇西。漾濞亦分批落籍不少（如淮安屯王姓、上下街马姓等）。故自明永乐至成化，先后80年间，三批移民中，在漾濞也有开屯、开矿、开路、开沟引水、开梯田，同时发展驮牛马帮以通集市。“屯地”有军屯、官屯、民屯过程，开矿矿点就在下街古寺周围10—20华里的东西山坡上，如闪电坊、马厂、九箐尾、小庄、瓜里板、老乌摩、小尖山、大滥塘、乌鼠和潘家河等等，开采银、铜、铁矿矿硐至今仍在。当时各矿点有不少矿丁、襄头、炉长、监官是回回人。上述小庄、闪电坊、柏木和大寺村村址、包括清真寺寺址仍在，表明是适应矿山出矿，马帮驮牛运输人员实际生活要求而建立的回回人村寨。它表明是当时的先进生产力。
（四）古寺结构精湛，造形美观，寺址规模近10亩，从坡地人工坦平，是反映回族文化艺术特征，是人民血汗经二百年聚积营造之结晶。
此寺址自元兵到来选定后，初为一片临时营房，因转战不止，战士常住较少，无力施工大搞建寺，是自然的事实。但往后即在此营房基础上逐步改建扩建，历时近二百年（1255—1463）才建成大殿，成为文化中心点。故其结构用材，艺术造型都是外来名匠所主持规划的，包括项目复杂的用材，复杂的艺术形式，规模层次以及全部设备配套，都是逐步发展和完善。
古寺是由元代江防兵弁自河边肩扛身背茅石垒砌基础，建筑粗放，基坑与墙皮宽度、往后的高度不相称，表明经多次加固维修过程，特别是和屋架结构不相称，示意着砌石脚时的突击性，如海底石、套角石、拉扣石、挡口石以及走线水平，分层分段扣压尺寸，和墙皮厚一公尺亦不相协调。它指示是军营临时哨所，快速建立的特点，开始并非传统工匠所作。
但是屋架结构是精致的；出檐飞爪及飞角高度匀称美观，远观雄伟下内檐为五层架斗；其上为二公尺飞爪；二米六寸出角；一米六寸出檐。沟头舌片长二公寸，占转檐枋面积之一半。顶面内檐 架斗三层，四角套榫，双扣于大过梁之上，三转五格，中三格放天花板，共计144块（一平方公尺一块）。以过梁面架斗雕花下衬，天花板上是金笔选录“古兰”片段。过梁以下，四面开窗，让阳光初升及偏西时从窗空射入到天花板上，显得金光闪闪，尘灰少积，空气流通较快，室内气温不高。对保护木料起一定作用，不无科技道理。
古寺之雄伟还在于主体最高度达15公尺以上；前后檐柱16棵各长6米；中柱8棵，各长12米，据县粮食局临时木工刘某说，凿开大料，树种为木莲、香樟和课松等，坚硬质细，采伐处理（石灰水浸泡二十天）适当，经久不坏。其壁料质优，重量垂直分散，故屋顶盖瓦（板筒）长四公寸，宽1.5公寸，厚二公分；最小的板瓦长八市寸，宽六市寸六分，是康熙末年出品。数量不多。至于屋脊造型和屋面黄色琉璃瓦相称，所用箍丁片、中空线砖、花边砖、马按等均属明代产品。古寺整体造型，有全同者如下关豆糠坡顶营头村古寺和大理古城南苍平街的“娘娘庙”（现为军部仓库），以及昆明市圆通寺正殿等。据西北回民来求救济者说：与西安的大寺也相似。
（五）维修与保护此古寺本身即弘扬回族文化的建设事业；是广大群众内心生根的精神支柱；是回民对“两个文明一齐抓“的要求。
史载清兵入关后，掠降将马宝官兵参与追捕明永历帝至腾冲以下，往后回回总兵哈元生和副将哈国兴以及后来的冶大雄、苏尔相到提督马瑜等大多过往下街古寺，并无直接破坏情况流传。但民心要求安定，自康乾近百年中，已使停废矿业、畜牧业、马帮驮牛运输业有所恢复；边周国际贸易线路畅通，下街曾有马帮六七个，回民生活有所改善。于是信道从善，为回族文化建设奉献爱心者，络绎不绝，民有积累，寺有置产，古寺维修彩画更加日新月异。是寺最兴盛时期（经管人马湘墓志）。学生40多人，有声有色“寺四周即分布马、沙、白、杨、龙等五姓，代代相传看管古寺，各置有旱地和水田。
与古寺有关的传说有十多个，世代相传至今者有“老阿訇去世不须洗包手续”；“屋顶泥木工人数数不清”；老马夫从马弯山抬回矿石一块，放在大殿窗檐上“有时能放出光芒”；“每年三月中，正半夜有不少人明显地听到大殿中有几十人诵读‘古兰经’”等等。表明寺确古老，若干著名经师先贤曾路过住在寺中，讲经习武，互通信息。
公元1856年，杜文秀在大理建立政权后，即派大将军刘应贵、参议马云鹤到漾濞主持镇守司工作。在恢复发展生产前提下，1860年，新建枣子园（原上街完小礼堂和宣礼楼）清真寺，复修柏木铺小庄和下街老寺。在人民生活好转15年后，清军于1872年正月初一起不断围攻漾濞，至次年三月十一日夜自雪山河尾放三道水皮桥突破防线，进入上下街，放火撕杀三昼夜。下街古寺宣礼楼被拆毁；进大门左侧厨房、沐浴室、停尸房等一律烧尽。从此古寺被没收改为文庙。地方权绅决定裁去“领拜间”，塑立孔丘像，塑毕倒毁，改立木质碑位；每年八月进入祭孔。大殿四周墙皮上曾用黑色古体书写“古兰”片段，用石灰抿涂后加刷红土，使之面目全非。此中实况，至今尚流传村民中。而壁画古体阿拉伯文至今全州大阿訇无一人可以读通讲解清楚。回回军官提督等题挂匾额二十多块一律烧光。证明封建统治者对民族文化遗产态度只能是罪恶。
清帝推翻后，有“五族共和”为号召。1917年开办“新学堂”，设初等小学堂于古寺中。1930年，村民要求县回教促进会具文到县府，请将“叛产”田地归还耕种无批复。1936年中，有县长杨问梅排除阻力，将“叛产”租谷拨为教育经费；山地让回民开荒耕种。次年，抗战开始，抢修滇缅公路，桥工队进驻学校，谁也不敢反对，也无专人管，于是大殿正面原有檀香木双面透漏雕刻百花争艳格子门一堂；院心三边，池溏边洁白础石围杆、拦板、三架石碑坊；全被盗走。大殿天花板被击落作柴火；厢房门窗地板，全被烧毁和转移。使我县重要的历史文物，文化古迹之一受到毁灭劫难，也是沉痛的教训。
（六）1949年12月，全县迎来解放；中共所属边纵七支队到县成立县委会和人民政府。次年二月在庆祝大会上，老农马显阳、马异良等口头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被采纳，县上即作决定由寺产会保护、维修和使用。五月初，成立县回族联合会，并有村中男女青年十余人在回联及寺管会指导下进古寺成立“织布厂”；八月又在其中举办“圣诞节”活动。十月抗美援朝开始后，沿公路庙宇作储粮备用，县粮局欧阳明局长找村干出据，借作仓库，村民拥护（省财政厅有档案存查）。但执行公社化后，我县并大理县，逾二年又恢复县治时，粮局遂将借用古寺列入国有资产报财政局，正殿前房屋空地大片被兽医站、贸易公司占用，1977年，粮局对正殿检漏，将屋脊拆毁，四方哨角锯短（更换插木难以爰旧）；大殿中存粮不足万斤，邻近农户（非穆斯林），争相进寺晒打粮食，堆积木料，自由通行，大小便、拴牲畜等，任意践踏，使四周呈现破墙烂壁，引起老回民低声怨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村民对政策认识有些提高。1984年起，下街的县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多次联名写提案，要求将古寺归还下街维修管理和使用。直到1994年，县领导才按文化局意见将古寺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文件为漾政复（1994）字第3号。由于县处于贫困，无力补助维修，连门牌也没挂上，时延三年，仅仅是清管会边集资，边维修，主体工程一直未能完成。正酝酿报请州省文物保护单位给予重视和支持。
一九九六年国庆节定稿
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6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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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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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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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
摘要：本文围绕“小围埂马帮和马帮文化（二）：云南回族马帮、运输网络与茶马古道历史”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回族马帮、云南回族、茶马古道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二、马帮文化
（一）食宿文化
马帮吃饭叫“拽锅”，饭锅叫“头骡”，菜锅叫“二骡”，茶壶叫“小鸟嘴”。拽锅的时候，炊具、餐具要顺着摆放，例如：要去缅宁（今临沧），饭锅朝前摆在去缅宁（今临沧）的方向，其他顺着朝后摆。意思是炊具、餐具就像马帮头骡，二骡一样按顺序摆。吃饭人多，用饭锅盖子装饭，菜锅盖子装菜，放在饭锅后面，摆成一条街。饭锅、菜锅都不能动，人也不能动，把盖子送上后，饭菜盛满又传回来，直到饭吃完为止。马帮饭碗一般用蔑片编成，放在马驮上，便于携带。马帮兴打牙祭，哪个人宰鸡，哪个就吃鸡头。马帮在做饭吃的时候，不能炼油，只能等水涨开后放油。如果先炼油，油香一出去后，远处的豹子、老虎就会寻油香而来。睡前，火塘上放草果熏，防止虎豹前来袭击。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马帮忌煮生饭，饭煮生了，运气会不好。
马帮行路，有时住店，有时不住店，看马道路线或驿站而定。住店时，一般住马店，马店一般设有马厩。露宿不住店叫开亮。开亮时摘一些栎树叶垫好，上面铺一张棕毯，再铺上一张毯子，盖两张毯子睡觉。一般遇到下雨，一夜到亮不会被淋潮。雨特别大时，四个马驮摆齐，睡在马驮中间，棕毯盖好也不会被淋湿。滇西民谚“过了霜降，各找方向”，马帮商队一般选择冬、春两季运输。
马帮开亮时拴马也颇有讲究，让马站成一排，钉一排树桩，一棵脚桩上拴两匹马，防止马走失。砍马桩还有一定文化在其中，会砍马桩的赶马人，砍成三方桩，不会砍的就砍成四方形或是圆形。马贼探子看马帮中行家多不多，就看马桩是三方桩多还是四方形或圆形多，如果发现四方形或圆形的马桩多，便断定马帮中的新手多，晚上便会来偷马。
马帮驮子自有它的一套捆法。马帮去时多数驮盐巴、百货，回来时多数驮茶叶，来回马驮子的捆法各不相同。小围埂回族赶马人很有创新精神，各种货物都有它的捆法，没有专门学过的人是不会捆的。
小围埂赶马人还比较善于养马。他们可将田间收回的一把稻草铡两百多刀，铡成葵花子壳一般大小作马料，技术熟练而高超。每匹远行的马都在马驮中间加一袋蚕豆等精料，大约五升（约15公斤），够马吃13至14天。喂料时，料背里再舀上一碗蚕豆拌料套给马吃，料喂完后喂水。马帮远行晚上住在没庄稼地方放马吃草，有庄稼地方关在马厩里上夜草，精心饲养，马匹健壮善走。
（二）马帮语言
1、行话
马帮订有规矩，说话要讲“行话”，不能乱说。吃饭叫拽锅，盐巴叫来麦，茶叫格海，水叫敖布，油叫鲁碗，蚕豆叫阿努思，包谷叫红肖，柴叫站格，火叫敖太，钱叫得郎。出发叫夫，找住宿叫打店，中午休息吃午饭叫开梢。马帮自己没有商号，替人运输所得的钱，叫脚钱。之所以有以上一些“行话”主要是怕犯禁忌。吃饭禁忌说饭（因与犯谐音），所以叫拽锅；筷子不能说，禁忌“快”字，所以叫帮手；茶不能说，禁忌检查，所以叫格海；盐不能说，禁忌拖延，所以叫来麦；碗不能说禁忌迟到，所以叫莲花等等。
2、经堂语言
回族坚持伊斯兰教信仰，在宗教生活中仍使阿拉伯语和部分波斯语，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汉语时，还保留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这就是回族的“经堂语言”。如“穆斯林”、“朵思梯”等。小围埂回族商人，马锅头、赶马人在生意场中，讨价还价，握手示数时，常使用本民族的“经堂语言”。一为页，二为都数，三为仙数，四为朝数，五为攀数，六为攀闪数，七为主麻数，八为每因数，九为弯子数，十为足数，二十叫都足，一百叫一大页，这些经堂语言在小围埂民间一直沿用至今。还有“尔辽”即头势的意思，“太喽思”即害怕的意思，“哈了目”即非法的意思，“哈了礼”即合法的意思，举不甚举。汉语与经堂语言的混合使用在马帮语言中比较常见。一些经常跟回族马帮打交道的商人对这些语言，也略知一二。
3、“漏八分”话
小围埂回族马帮常使用巍山回族民间的“漏八分”话。在巍山回族民间方言中，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四字词语，大家非常熟悉，在说这些四字词语时，只说出前面三个字，漏出八分，最后一个字不说，而这个字恰恰是最重要的，需要表达的主体，这个字也可以是谐音字，听的人不用说就可以从前三个字推断出最后这一个字，彼此交流十分明了有趣，这种话就叫“漏八分”话。一般回族男性较喜欢用“漏八分”话，他们可以将其作为隐语在公开场合进行聊天，谈生意，进行内部交流，不是本民族，本地区的人很难听懂。“漏八分”话是巍山回族人民生活中的一种特殊语言艺术。
表示数字的“漏八分”话
大年初（一）
一心管（二）
连二赶（三）
张三李（四）
喳巴裂（五）
滋五赖（六）
沾亲带（戚，谐音七）
七杂捞（八）
天长地（久，谐音九）
拖衣落（食，谐音十）
表示姓氏的“漏八分”话
一片烂（张）
骑鞍在（马）
高灯远（照，谐音赵）
戌犬亥（猪，谐音朱）
酸桃涩（李）
一刀两（断，谐音段）
午马未（羊，谐音杨）
其他“漏八分”话
白面书（生）
一清二（白）
五天地（黑）
誓不为（人，谐音仁）
隔山打（火）
两面三（刀）
死牛烂（马）
恶巴思（苦，“苦事”指警察）
三青两（黄，指黄金）
绿头苍（蝇，谐音隐）
四牙六（齿，谐音痴）
4、马 语
马语是赶马人在赶马过程中叫唤，吆喝骡马时的一种特殊语言，小围埂回族马帮使用的马语比较丰富。回族先民是马的伙伴，与马为伴，爱马如子，养马、驯马有一套。骡子性烈，聪敏，好驯化。有些骡马，赶马人常给它们取名字，如：大红、二红、花美、栗色﹑海骝﹑大乌、小乌、花脸、花尾、花腰、小青骡、小黑骡。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便会自动跑来站成一排。它们还知道排到自己的驮子了，低下头给赶马人抬驮。喂料时，用简单的汉语叫“料”，并抖料袋，它们见状便会纷纷跑来。“嘘”叫马饮水，“驾”叫马奔跑，“唔”叫马停住。马语简单明了，方便赶马人与马打交道。赶马人特别爱马惜马，马与人天常日久相处，渐通人性，与人会有一定感情。现在的回族青年爱马，喜欢赛马，与回族长期从事马帮运输有一定渊源。
（三）马帮音乐
1、敲硭锣
小围埂每一个回族马帮都配有硭和锣两种乐器。敲硭锣，有规矩，分进店敲，出店敲；骡马散放野外招唤回来时敲；通知赶马人吃饭时敲；走窄路通知对方让路时敲；遇到匪徒，向四方求救时敲。硭锣的响声很特殊，各个马帮敲硭锣敲得不同，赶马行家可根据硭锣声分辨出是那个地方的马帮，哪家的马帮。
2、赶马调
在回族马帮中，有一部分飘洒的小伙子为了打发枯燥、寂聊的赶马生活，常常在赶马途中以唱赶马调解闷。
赶马调 （一）
（男）：三十晚上讨媳妇，哎！三月啰啦！
初一、初二啰啦要出门。
（女）：你要出门啰啦莫讨我，
你要讨我啰啦莫出门。
（男）：小哥讨你差下夷方账，哎！三月啰啦！
不走夷方啰啦还不清。
（女）：差下夷方账也不怕，哎！三月啰啦！
阿妹纺纱织布啰啦给你还。
（男）：此账必须走夷方，哎！三月啰啦！
纺纱织布啰啦还不清。
（女）：石头瓦扎（片）劝得会说话，哎！三月啰啦！
独有阿哥啰啦劝不醒，
要去要去妹搭去，哎！三月啰啦！
烧火煮饭啰啦也要人。
（男）：只有砍柴路上带晌午，哎！三月啰啦！
哪有赶马路上啰啦带老婆。
赶马调 （二）
（女）：砍柴莫砍葡萄藤，
养囡莫给赶马人，
赶马大哥良心丑，
只顾自己不顾人。
（男）：夷方阿佤财白（帛）路，
不走两年心不甘，
苦死苦活赶马汉，
乐死乐活赶马人。
他们边唱边赶，在赶马途中，路遇年轻姑娘在田间劳动，常常上前与之对调。别人怎么唱，他们也会编了歌词跟着对。回族赶马人善言辞，嘴巴比较溜，如刘三姐所唱：“山歌都是心中出”，赶马调多为回族赶马小伙子的随口创作。也有一些内向、腼腆的回族赶马人不怎么学赶马调，静静的赶马。赶马调是马帮生活中的一种娱乐文化，演绎了艰辛马帮旅途中的另外一种浪漫。
（四）服饰文化
民国时期的小围埂回族马帮都有赶马装，便于行走。赶马装服饰分为上衣、裤子、头饰和鞋子等部分。
上衣：对襟衣裳，九个布纽扣，三开袋。
裤子：二短裤，宽裤腰，宽裤脚。
头饰：戴草帽或篾帽，两边有两根飘带。
鞋子：草鞋或麻草鞋。
一般富有的赶马人还穿上比较耐寒，牢实的小皮马甲，普通的赶马人穿赶马装，鞋子大部份穿草鞋。出一趟远门，要带一打草鞋上路，一天一双草鞋还不够。袜子基本不穿，皮肤常常皴裂。赶马回来时买棕等材料编草鞋、竹草鞋、布筋草鞋、麻草鞋等。马帮还要为骡马准备上许多马掌，马掌一坏，就要马上给马换马掌，防止马脚溃烂，影响行程。（全文完）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穆斯林教育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 次浏览 • 6 小时前
网络转帖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查看全部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
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
摘要：本文围绕“斯诺曾投宿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历史、红色足迹与大理清真寺记忆”整理原文重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曲硐清真寺、云南回族、斯诺足迹等长尾关键词的读者检索与阅读。
埃德加.斯诺(1905—1972)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美国记者和作家之一。毛泽东曾说：“斯诺先生是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斯诺有过密切的交往，并通过他向全世界传播了陕北红军和新中国的真实情况，在争取世界人民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描写了工农红军的事迹和重大历史事件，为整个世界打开了一扇真正认识中国革命的窗户。在白色恐怖下，它又改名为《西行漫记》，大量传播到每个角落，从而激起为中国革命欢呼的强音。
在此之前，即一九三一年，他在大理组建了六匹骡马、三个随行人员的小小马帮。他在自传中说：“我希望从中国步行去缅甸，然后进入印度。”我手边的一本《马帮旅行》就是他此行的、也是为他一生画下一段重要轨迹的写真，是一本很有光彩的散文。作家周良沛在“书前”称“可以说是不为多少读者所知的一本书”。
也许因为我是一个穆斯林，当我读到其中的一个篇目时引起我极大兴趣和兴奋。题目是《其所以能在一座清真寺过夜，主要得力于一句几乎被遗忘的波斯成语》。
1931年2月22日他随小小的马帮走进永平县，投宿于曲硐清真寺。在这篇文章里他以不同的视角，饱含感情地对当年那庄严肃穆而又优美静谧的曲硐清真寺作了引人入胜的描写。他用朴实简炼的笔触勾画了曲硐清真寺的景观：“宣礼楼象中国式的塔，只不过塔顶为长方形，逐渐收成尖顶，顶端冠以金球。”清真寺里面“非常干净，院子里还种着开淡紫色和乳白色花的虞美人”。
他带着敬重的深情对曲硐穆斯林虔诚庄重、怡然自得的晡礼作了生动的描述：五六十个人聚集在宣礼塔后面的殿堂里，“突然大家肃静下来，举目向上看”，一个穿白袍的人“站在应该是被称为宣礼塔的阳台上”，“朝着被夕阳染得火红的天空，朝着麦加的方向，高高地举起双手，用高亢而有节奏的声音喊出了给安拉的祷告词，并连续三遍”。“大家在花香四散的殿堂里跟随阿訇祈祷”。
这篇文章更是细腻地记叙了他与当地穆斯林从拒绝投宿到热情欢迎住下所作的一番对话交流，互相沟通的过程，对能深切惬意地住宿于曲硐清真寺，不胜感激之情作了朴实而富有哲思的描绘。文章给我们带回到79年前的那个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栩栩如生的场景。
“我是刚刚到的，已经很累了，客店已经没有空房，我想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然而“他们见外国人已经大吃一惊，又听到了我这个很不一般的请求更是惊讶不已。”得到的回答是“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没有木炭给你生火”，“这里又不是旅店”，“从来没有外国人进来住过”…… “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学波斯语时记住的一句话”，于是他快速地说：“啦.伊拉哈，依拉.拉. 穆罕默德，拉苏尔依啦！”显然这是很不准确，说得很别扭的“清真言”。然而正是这高贵的“清真言”，伊斯兰信仰的纲领立即打开了曲硐穆斯林开放的心态。“他们大为吃惊，大为高兴”，“他们态度改变了”，变得十分友好。立即“叫来一名看门人”，“马上弄水和炭”，“打扫小阁楼”安顿住宿。斯诺欣喜若狂地大叫“今天晚上不吃猪肉！”“几位阿訇笑了起来”。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看，这是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人所作的一次互相尊重、互相沟通，达到和谐融洽的积极文明的对话。也可以说这是“和而不同”思想在回族文化中的实践，但也并非因“和”而舍弃自己信仰的生动体现。
斯诺的投宿是曲硐清真寺历史上具有文化意义的一件盛事，可谓平常中的不平常，不平常中的平常。他在领略了异域清真寺的独特神韵和永恒的人文精神后，满怀激情地撰写成文，发表于1931年9月1日纽约《太阳报》，让它永驻历史的时空，成为无法更改，也无法再“创作”的历史，它留给我们的认识和艺术上的感染是永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