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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green-scare-islamophobia-foreign-policy-and-the-making-of-american-identity
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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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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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逊和豪斯洛纳，“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 亚历克斯·诺拉塞斯，“特朗普的移民行政令对国家安全几乎没有好处”，卡托研究所，2017年1月25日，https://www.cato.org/blog/litt ... ation。

• 纳齐亚·卡齐，《伊斯兰恐惧症、种族与全球政治》（马里兰州兰哈姆：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2019年），第114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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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The Green Scare: Islamophobia, Foreign Policy,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Identity
作者：Akan Malici
作者简介：阿坎·马利奇（Akan Malici）：阿坎·马利奇是弗曼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他的学术研究领域包括美国外交政策、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他著有《美国总统与外交政策失误》（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1年）以及《角色理论与美伊关系中的角色冲突：我们自造的敌人》（劳特里奇出版社，2016年）。

副标题：美国伊斯兰恐惧症政策解析：从外交叙事到国家身份
摘要：本文分析“绿色恐慌”如何把穆斯林塑造成美国身份和外交政策中的威胁形象。作者指出，伊斯兰恐惧症不只是偏见，也与国家安全话语、对外政策和美国自我认同的形成有关。



图：绿色恐慌：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与美国身份的构建

摘要

各国政府都有动机去夸大甚至制造外部威胁。 这样做可以强化国家认同，并促进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控制。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9/11事件后，美国政府不仅将基地组织，还将伊斯兰教本身塑造为美国的敌人。 这种人为制造的恐惧外交政策代价高昂；它不仅对美国及全球的穆斯林造成了负面影响，还迫使美国采取危险的干涉主义，挥霍了美国军人的生命，耗尽了美国国库，并使美国背离了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 因此，揭露美国制造“伊斯兰”敌人的行为，对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来说都至关重要。 对于穆斯林而言，理解驱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尤为迫切。 这不仅能让他们将伊斯兰教与对其信仰的歪曲区分开来，从而增强对自身传统的信心，还能让他们更清晰地了解伊斯兰恐惧症的驱动因素，并明确如何最有效地采取行动进行反击。

引言

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教成为了美国的威胁，或者看起来是这样。 当晚，乔治·W·布什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今天，我们的同胞、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真正的自由在一系列蓄意且致命的恐怖袭击中受到了攻击……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宏伟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地基。” 通过将美国身份与危险从根本上联系起来，总统引出了本文的主题：国家的身份是通过其外交政策对危险的呈现来确认的。

这一论点具有挑衅性，且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直觉，因此需要立即进行阐述。 危险怎么可能确认或定义一个国家的身份呢？ 通常，危险被视为对国家的一种威胁。 然而，当从国家本质（即其民族认同）的角度来看时，危险并非对其的威胁。 事实恰恰相反。 这种危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宣传出来的，都有助于再生产和强化那种身份。 矛盾的是，这意味着政府在通过外交政策向公民阐述和呈现危险方面，有着内在的利益。

随着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甚至在此之前，伊斯兰教就开始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发挥这种功能。 那一天发生的恐怖行径是由基地组织实施的。 由于当时已经存在对穆斯林的厌恶土壤，基地组织的行动随后很容易被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自冷战时期针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以来，还从未有过如此普遍被感知的危险。 “红色恐慌”现在被伊斯兰的“绿色恐慌”所取代，它同样将服务于巩固美国的身份。

贡献与重要性

从20世纪70年代的基础文献开始，学者们在定义伊斯兰恐惧症、追溯其历史根源、分析其社会表现，以及探讨它如何塑造并被西方国家内外政策所塑造等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 在外交政策领域，已有研究探讨了伊斯兰恐惧症如何促进了一项涉及控制西方国家战略利益地区的帝国计划。 此处更具体的讨论是，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如何服务于构建和巩固国家身份的目的。 可以说，这一讨论是由爱德华·萨义德1978年的名著《东方学》开启的，他的工作至今仍在影响着学术分析。 通过本文，我旨在为这一学术领域做出贡献。 一个核心要素将是系统地展示政府用来将伊斯兰教塑造为美国敌人的修辞策略。

本文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很重要，因为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前者。 当政府夸大或制造危险时，每个人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国外，这导致了不正义的战争、大量的平民伤亡，以及美国士兵的牺牲和国家财政的挥霍。 在国内，这导致了仇恨犯罪和歧视、美国社会结构的撕裂、大规模监控计划以及带有偏见的警务执法。 试图通过恐惧政治来维护美国所珍视的自由与解放的身份，最终只会使这个国家及其人民背离这一身份本身。

本文对穆斯林有着特殊的意义。 他们发现自己正面临持续不断的怀疑、指责和诋毁。 伊斯兰恐惧症在穆斯林中制造了被贬低和羞辱的感觉。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穆斯林失去了区分其信仰的公众形象与其实际本质的能力或意愿。 因此，他们开始疏离自己的信仰和社区。 对于穆斯林来说，理解所有推动伊斯兰恐惧症的各种议程是当务之急。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将自己的信仰与对其恶意抹黑的行为区分开来，并保持坚韧和忠诚。 具体而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伊斯兰恐惧症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不喜欢伊斯兰信仰（例如，由于个人无知）。 除此之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伊斯兰恐惧症涉及一种政府驱动的策略，旨在确认国家身份。

为了从底层向上论证这一观点，从社会心理学领域开始是有益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民族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基本原理。 我在后续章节中论证，为了维持这些身份，政府很可能会选择参与夸大甚至制造危险。 在此基础上，我简要勾勒了伊斯兰恐惧症得以在美国外交政策中被工具化的历史土壤，以及伊斯兰的“绿色恐慌”何时取代了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 在随后的章节中，我论证了9/11事件在造成无辜生命悲剧性损失的同时，也固化了美国的民族认同感。 随后，我阐述了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修辞的基本原理，并最后讨论了这种外交政策在当代的延续及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对穆斯林的影响。

民族认同的构建

民族认同的构建植根于个体的心理。 社会心理学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天生并积极地寻求群体认同。 正如威廉·布鲁姆所解释的那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内化——去认同——其社会环境中重要人物的行为、习俗和态度。” 这种驱动力植根于个体对社会关系的内在需求、对幸福的需求以及对安全的需求。 这些需求只有在他人存在的情况下，即在群体中，才能得到满足。 从历史上看，归属于氏族、部落和其他群体提供了这些功能。

然而，在最近几个世纪，欧洲出现了向民族认同转变的趋势。 大规模战争的爆发、城市化与大众传播的发展，以及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都是促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因素。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否定了神授权威的合法性并要求理性世俗主义，宗教信仰出现了显著衰退。 民族国家的建立顺应了时代精神，随之而来的民族主义提供了一种宏大且带有神话色彩的身份认同，使庞大的人口能够围绕这一认同凝聚起来并宣誓效忠。 自此以后，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通过社会化进程不断得到强化，而政府、学校、大学和媒体则是这一进程的主要推动者。

正如任何群体身份一样，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在真空中形成。 相反，它的身份认同是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及其身份认同的前提下定义的。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解释道：“没有哪个民族会将自己想象成与全人类等同。”因此，将自身的民族身份与他者进行并置是必然的。 这一略显复杂的论点，可以通过参考欧洲身份认同的例子来说明。 学者们已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土耳其他者”的构建在定义欧洲身份认同（或者至少是定义欧洲身份“不是什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身份认同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阐释。 如果询问那些在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美国人，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人们会很突出地听到这样的回答：“这意味着不是共产主义者。” 同样，人们通过与另一个群体的并置来定义自己的群体。 正是民族身份认同的这种关系属性，使得人们对积极民族身份的渴望以及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情感依恋得以展开。 通过外交政策，政府可以在培养公民对民族国家的情感依恋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危险的制造

民族身份认同是任何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维度，没有它，任何国家都无法存在。 身份认同既是国家的观念基础，也具有内在的功能性。 赋予民众足够程度的“我们”和“我们自己”的归属感，使政府能够对民众进行治理。 换句话说，集体身份认同促进了社会控制，并由此推动了政府的诸多职能。 这些职能包括征税、强制公民遵守法律以及宣战等基本职能。

然而，国家的身份认同并非固定不变。 相反，正如我们所见，国家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它必然是在与其他身份的关系中不断被构成和重构的。 当以威胁的口吻，即以安全化的方式进行叙述时，它会对民众的“我们”归属感以及国家的身份认同产生强化作用。 正如大卫·坎贝尔所解释的那样，“国家身份认同的边界是通过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危险表征来稳固的”，其中“关于‘我们’是谁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恐惧什么至关重要。”

换句话说，敌人的识别服务于社会内部一个基本的社会政治过程，即身份认同的稳定——“这是一种‘书写身份认同’的方式。” 同样，这些论点可以通过参考美国身份认同得到很好的说明。 学者们认为，当冷战时期出现危险，且政府对共产主义的“红色恐慌”进行安全化处理时，美国的民族身份认同就变得非常强烈。 然而，随着1989年冷战的结束，美国人对自身“美国性”的感知有所下降。

在国际关系领域，安全化是指国家行为体将广泛的问题或行为体转化为安全议题的过程。 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于被安全化的目标是否真的构成了危险，而在于它们是如何在社会层面被建构为危险的。 正如迈克尔·威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

在安全化理论中，“安全”不被视为一种客观状态，而是特定社会过程的结果：通过考察威胁如何被表征和识别的“安全化言语行为”，来分析安全议题的社会建构（即谁或什么正在被保护，以及防范什么）。 议题通过这些言语行为被“安全化”，即被视为安全问题。这些言语行为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安全局势，而是通过成功地将其表征为安全问题，从而使其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在9/11事件后所使用的语言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 这不仅仅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 相反，它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种由标签、错误定性和混淆概念组成的蓄意修辞策略。 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为了实现一系列政治目标而刻意构建的表征。 其中包括对政府随后外交政策的合理化和合法化，但至关重要的是，还包括对美国民族身份认同的物化。 为了这些目的，不仅恐怖暴力的实施者被视为对美国的危险，他们被归入的更广泛群体——穆斯林社区以及更广泛的伊斯兰教——也被视为危险。

伊斯兰教安全化的基础

伊斯兰教的安全化在9/11事件后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其根源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这个国家建立之初。 17世纪30年代，清教徒来到“新大陆”并建立了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怀揣着建立“造物主的美国以色列”的雄心。 他们对巴勒斯坦和中东怀有“强烈的迷恋”，但同时也对生活在那里的“异教徒”抱有“深刻的矛盾心理”。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在狂热的驱动下，他们的后代帮助塑造了美国的身份认同、文化和政治。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斯兰教的接触发生在两个方面：在国内，通过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据估计，被奴役并带到美洲的非洲人中，至少有百分之十是穆斯林）；在国外，除了旅游和贸易外，还通过前往圣地和中东进行传教活动。 在国内，奴隶主一心想要根除奴隶的穆斯林身份，因为这种身份曾赋予后者尊严和反抗压迫的力量。 在国外，美国旅行者在参观圣经遗址时感到非常惊叹，但他们带回的还有对当地居民的大量忧虑和厌恶，这些居民常被视为原始、迷信和好战的流浪者。

这些印象被转化为杂志、书籍和艺术作品，并成为美国外交官和决策者看待那些被认为落后的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时的主导意象。 诚如杰出的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利特尔所写：“对于从托马斯·杰斐逊到西奥多·罗斯福的政治家来说，穆斯林世界构成了约翰·温思罗普所说的‘山巅之城’的对立面……”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7年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评论道：“在穆罕默德教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不可能指望有道德、智力和物质上的福祉。”

因此，正如欧洲几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美国将自己定义为与穆斯林身份相分离并与之并置的存在。 在历史和宗教领域的学者中，穆斯林在历史上对西方文明发展所产生的根本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 当然，穆斯林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贡献具有特殊的意义。 然而，这些贡献往往被刻意忽视，或者被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 当政治学家、后来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思考西方政府的渊源时，他意味深长地忽略了穆斯林的影响，并写道：

为了追溯欧美政府的渊源，即那些在文明进程中取得最显著进步、构成了更强大、更高贵种族社会生活秩序的政府，我们必须了解希腊人、拉丁人、条顿人和凯尔特人的政治历史……

值得注意的是，在罗斯福和威尔逊政府时期，以及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美国并未介入中东事务。 但尽管缺乏值得注意的直接接触，阿拉伯穆斯林却常被视为危险分子，例如世界基督教青年会联盟（YMCA）的传教文学秘书所展示的那样。 他在1926年出版的《年轻的伊斯兰在跋涉：文明冲突研究》一书中写道：

这个体系（即伊斯兰教）本质上确实是军事化的。 其信条就是战争的呐喊。 对于那些战死沙场的人来说，天堂里少女的奖赏是他们的动力；对于那些幸存者，战利品则是他们的追求；而战斗与统治的快感让阿拉伯部落民感到战栗。 每日五次的祈祷纪律就是一种军事操练。 从宣礼塔传出的宣礼声就是冲锋号。 兄弟会中的平等赋予了普通士兵平等的地位和团队精神。 《古兰经》就是军队的命令。 一切都清晰、果断、命中注定——人们在战火与纪律的熔炼下，融合成了一把征服之剑。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中东对美国具有了战略重要性，华盛顿的领导人试图根据其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来塑造该地区。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磨练其区别于伊斯兰教的身份，并日益将自己定义为一个犹太-基督教国家。 与大众想象相反，犹太-基督教国家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创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在美国流行起来。 面对大屠杀，这一概念使美国能够在反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占据道德高地；而在随后的冷战中，它又使美国能够将自己与苏联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区分开来。

通过将国家身份定义为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被明确地“他者化”了。 尽管从神学事实来看，伊斯兰教与这两种信仰中的任何一种都同样亲近，甚至更亲近，正如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一样。 例如，耶稣在伊斯兰教中被尊为造物主派遣的先知，但在犹太教中却被拒绝。 犹太-基督教联盟的形成，也无视了一个历史事实：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迫害犹太人的正是基督徒。 这种迫害在20世纪之交达到了可怕的大屠杀顶峰，并最终导致了20世纪40年代大屠杀的灾难。

抛开根本的神学和历史差异，美国自诩为犹太-基督教国家的身份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起初，这当然促进了美国国内为1948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以色列国而进行的强力游说。 自那时起，美国领导人不断宣称该国植根于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不出所料地受到了犹太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此外，自1967年战争以来，以色列不仅可以依靠美国的声援，还能在面对其持续违反国际法和在巴勒斯坦土地上非法扩张时，获得美国的政治和军事掩护。

然而在美国，以色列一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政客们描绘成侵略者和恶棍，这种刻板印象也渗透到了电影、文学和流行文化中。 因此，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继续在美国助长了反穆斯林情绪以及“文明冲突”的叙事。

“绿色恐惧”取代了“红色恐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抱有敌意，但在冷战期间，美国领导人并不避讳利用伊斯兰教，并在符合自身需求时与所谓的“伊斯兰主义者”合作。 冷战初期，华盛顿领导人认为“伊斯兰战略”将有助于建立一道抵御无神论共产主义的屏障。 这反过来将确保美国在中东的地缘战略主导地位，以及对石油的不间断获取。

因此，在艾森豪威尔政府执政的第一年（1953年），美国新闻署邀请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三十多位穆斯林学者和公民领袖访问美国。 其目标是推动反共议程。 受邀者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的女婿赛义德·拉马丹。 几年后，即1957年1月，正如内森·西蒂诺所解释的那样，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伊斯兰组织工作委员会，编制了一份中东和北非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团体名单，例如苏菲兄弟会”，美国新闻署可以利用这些团体进行宣传。

不出所料，埃及泛民族主义者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向莫斯科靠拢的倾向，让美国领导人感到如芒在背。 因此，他们旨在将沙特阿拉伯国王定位为“伊斯兰吸引力中心”，甚至可能是对抗纳赛尔的“伊斯兰教皇”。 共产主义在埃及没有扎根，但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它在阿富汗扎根了。正是在那里，美国与“伊斯兰主义者”进行了最显著的合作，即与圣战者合作，他们在击退苏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成了这个共产主义超级大国几年后的垮台。

在整个冷战期间，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的敌人。 它有助于定义何为美国人，并巩固了政府的权威和社会控制。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一种恐惧的真空出现了。 1991年9月30日《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标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冷战结束带来敌人缺失。” 该文章摘要写道：“几十年来，对‘红色威胁’的反对将一个分裂的国家凝聚在共同的目标之下。” 文章继续问道：“随着这一指导原则的消失，美国将如何定义其使命？”

新的敌人将是伊斯兰教，而美国的新使命将是在一场据称日益激烈的文明冲突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将伊斯兰教视为敌人的基础早已奠定。 当伊朗革命者在冷战结束前约十年将美国称为“大撒旦”时，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仇恨现在很容易被投射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身上，特别是在中东地区。 这项任务由该国的知识精英承担起来。 其中最著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近东研究教授伯纳德·刘易斯。 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穆斯林愤怒的根源》中论证道：

现在应该清楚了，我们正面临一场远远超越具体议题、政策以及推行这些政策的政府层面的运动。 这无异于一场文明的冲突——这或许是不理性的，但无疑是古老对手针对我们的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的世俗现状以及两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所做出的历史性反应。

正如我们所见，“文明冲突”这一理念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正是通过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及志同道合的精英人物，它才成为了华盛顿决策圈中的一种范式。 正如刘易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伊斯兰教是“不理性的”且是一个“古老的”对手。 它被置于“我们犹太-基督教传统”（斜体为笔者所加）的对立面。 刘易斯简要列举了一系列可能导致穆斯林国家反美情绪的原因。 这些原因包括美国帝国主义、对威权政权的支持以及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 然而，在刘易斯看来，这些并不能解释“穆斯林愤怒”的根源。 对他而言，解释在于伊斯兰教本身。

在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伯纳德·刘易斯所提论点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构建。 在华盛顿外交政策机构中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1993年的一期中，他提出：

人类之间巨大的分歧和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 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参与者，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民族和群体之间。 文明的冲突将主导全球政治。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冲突最重要的来源将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称，伊斯兰教容易诉诸暴力，穆斯林与众多其他民族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证明。 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从非洲隆起部到中亚的新月形伊斯兰国家集团的边界沿线”。 对于“一方面是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以色列的犹太人、印度的印度教徒、缅甸的佛教徒和菲律宾的天主教徒”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伊斯兰教有着血腥的边界，”亨廷顿总结道。

不出所料，像刘易斯和亨廷顿这类论点的内容和修辞在华盛顿决策者中产生了共鸣。 这些知识精英将伊斯兰教描绘成一种危险，而且他们以看似学术、因而令人信服的方式这样做。 他们正在为填补政府渴望填补的敌人空白奠定基础。 此外，伊斯兰教在扮演敌人角色方面，甚至比共产主义更具威胁性。 新的敌人不是一种与国家（苏联）挂钩的意识形态，苏联是可以被征服或自行崩溃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新的敌人是一种宗教。 它将长期存在。

各种事件，主要是在中东和非洲，似乎证实了刘易斯、亨廷顿等人的预言。 例如，1998年，基地组织炸毁了美国驻肯尼亚内罗毕和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的大使馆。 2000年，该恐怖组织袭击了也门亚丁港的美国军舰“科尔号”（USS Cole）。 在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Intifada）正在爆发。 与此同时，整个地区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随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似乎是伊斯兰教与美国处于战争状态的终极证明。 “绿色恐怖”取代了“红色恐怖”。 正如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在袭击发生后不久所宣称的那样：

十年前冷战结束时，美国人民松了一口气。 ……人们曾一度倾向于认为这种有利的情况是永久性的。 9月11日，美国认识到事实并非如此。 9月11日的袭击唤醒了我们面对一个基本现实：……这种威胁与我们在冷战期间面临的任何威胁一样巨大。

美国现在将开启全球反恐战争，布什总统也将其比作冷战，他表示：“因为反恐战争需要决心和耐心，它也需要坚定的道德目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斗争与冷战相似。” 总统说，这是一场“文明的战斗”，并且“只要美利坚合众国坚定而强大，这就不会是一个恐怖的时代。” 相反，它将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里以及全世界”。 因此，正如总统所言，这种看似显而易见的文明冲突，非但没有危及美国，反而像冷战一样，重申了美国的道德目标；它还凝聚了美国人民，并使美国民族认同具体化。

9/11与美国认同

在9/11恐怖事件发生的当晚，布什总统向全国发表了沉痛的讲话。 讲话虽然简短，却为他未来的修辞奠定了基础。 据总统称，袭击的根本原因在于针对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真正的自由受到了攻击……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他说。 一天后，在国家安全团队的簇拥下，总统同样宣称：“自由和民主正受到攻击。”

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详细阐述了恐怖分子所谓的动机。 “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他反问道，并回答说：“他们憎恨在这个议事厅里所看到的一切：一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 他们的领导人是自封的。 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我们的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投票、集会以及彼此持有不同意见的自由。”

9/11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内，布什政府为国家、人民，以及大多数全国性媒体和评论界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用以理解9/11的行为。 这很简单直接：恐怖分子是“自由的敌人”，他们憎恨美国的“生活方式”。 这种语言并非偶然。 恐怖分子对美国认同所谓的仇恨，呼应了美国领导人在整个冷战期间关于“红色恐怖”的修辞。

然而，恰恰是这种认同在冷战期间以及现在都未受到损害。 袭击当晚，布什总统向美国人民解释道：

恐怖袭击可以动摇我们最大建筑的地基，但它们无法触及美国的根基。 这些行为可以粉碎钢铁，但它们无法削弱美国决心的钢铁意志。 美国之所以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世界上最明亮的自由与机遇的灯塔。 没有人能阻止那道光芒闪耀。

虽然美国“最大建筑”的地基被动摇了，但“美国的根基”却未受损害。 总统无意且默示地承认，所呈现的危险不仅没有损害美国的认同，事实上，它反而是某种“塑造美国”的东西。 在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宣称：

我请求你们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并记住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到这里……我们遭受了巨大的伤害。 我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悲伤和愤怒中，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使命和我们的时刻。 自由与恐惧正在交战。 人类自由的推进——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成就，也是每个时代最伟大的希望——现在取决于我们自己。

冷战结束后，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民众对共同民族认同感的认知有所减弱。 然而，正如总统所言，如今通过一场新的危机，美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总统在10月17日于加利福尼亚州发表的演讲，很好地诠释了这种通过危机来“重塑美国”的过程，当时他正为即将到来的全球反恐战争做动员：

我们的人民团结一致；我们的政府意志坚定……我为美国人民在考验时刻所展现出的勇气喝彩。 我们正生活在美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刻。 这是一个重新发现英雄主义、牺牲精神、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时代。 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它们正在焕发新生……我们的先辈看到今天美国的景象，一定会感到自豪，由衷地自豪。

再次强调，正是通过危机，这个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即英雄主义、牺牲准备、责任感和爱国主义。 通过危机，这些美国认同的特质得以“更新”，甚至达到了让开国元勋们“都会感到自豪”的程度。 事实上，9/11事件之后，爱国主义情绪出现了巨大的高涨。 这种情绪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前分歧严重的国会议员们团结起来，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齐唱《造物主保佑美国》；似乎每一位政府官员和无数公众人物都佩戴着美国国旗徽章；国旗销量飙升；在体育赛事和许多其他场合，人们不断高呼“美国”的口号。

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的外交政策

爱国主义处于高潮。 因此，对于政府而言，维持这种危机感具有内在的利益，而这正是通过将伊斯兰教“安全化”来实现的。 这一过程是通过众多政府官员和机构发表的数以千计的演讲、采访、新闻发布会和新闻稿来实现的。 此处并非进行全面分析的场所；相反，其目的是识别政府言论中的关键策略。 为此，我将主要聚焦于布什总统。 与人们对他通常的假设相反，也与许多国家媒体和评论员的观点不同，他并没有公开或直接地敌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 至少在初期，布什总统进行了大量的区分工作，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与9/11事件的“作恶者”剥离开来。

布什总统反复声明，敌人是恐怖分子，而不是伊斯兰教。 例如，在9月20日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的演讲中，总统表示：

今晚，我也想直接对全世界的穆斯林说几句话。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数百万美国人以及更多被美国视为朋友的国家中的数百万人，都在自由地践行这一信仰。 它的教义是善良与和平的，而那些以安拉之名行恶的人，是在亵渎安拉的名号。

同样，在10月初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总统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伊斯兰教，那是一种善良且热爱和平的信仰，为超过10亿人（包括数百万美国人）带来了指引和慰藉……我们的敌人是恐怖分子本身，以及那些庇护和支持他们的政权。” 11月，白宫举办了斋月开斋晚宴，布什总统在会上表示：“恐怖分子在任何信仰中都没有容身之地。 邪恶没有神圣的节日。”

还有更多例子表明，布什总统在恐怖分子和伊斯兰教之间划清了界限。 那么，伊斯兰教的“安全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首先，政府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 例如，作为全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刊登了诸如“是的，这与伊斯兰教有关”、“这是一场宗教战争”、“异质文化的正面碰撞”等标题，不胜枚举。 鉴于媒体推动的“文明冲突论”叙事，加上该国历史上对伊斯兰教的负面倾向，政府可以通过其外交政策，利用更间接和隐晦的言论将伊斯兰教塑造为敌人。 政府采用了三种相关策略：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概念。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简要讨论并阐述每一种策略。

贴标签策略

贴标签是一种识别和分类目标群体的行为，例如将其归类为友好或敌对。 标签往往伴随着对目标群体动机、特征和价值观的定义。 因此，标签有助于受众梳理和解读“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做”。 由于目标群体的描述方式与受众的特征和价值观不兼容，标签还起到划定“内群体”与“外群体”的作用，将外群体“安全化”，从而巩固内群体的认同感。

虽然布什总统最初将恐怖分子与广大穆斯林区分开来，但与此同时，他也使用了抹杀这种界限并固化伊斯兰教作为“敌对形象”的语言。 总统说，正是在“伊斯兰国家”（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中，存在着“对美国刻骨铭心的仇恨”。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统开始更多地使用“伊斯兰”这一标签，例如“伊斯兰激进主义”或“伊斯兰极端分子”。 2006年8月10日，总统甚至宣称：“这个国家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分子作战”——这个词在华盛顿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中流行了一段时间。 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词，因为法西斯主义和伊斯兰教之间没有任何历史或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然而，这个标签确实对美国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烈影响，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极权主义的敌人，以及他们自己国家所进行的“正义之战”。 据布什总统称，现在是基地组织在寻求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伊斯兰帝国”（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伊斯兰”这个标签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布什总统及其政府现在不仅将敌意归咎于恐怖组织，还将其投射到整个伊斯兰教上。 正如中东历史学家胡安·科尔所解释的那样：“在另一个词前面加上‘伊斯兰’，意味着它是伊斯兰教内在的或固有的特征……”科尔进一步解释说，“伊斯兰”一词将“类似于‘犹太’（Judaic）一词”。 然而，人们在谈论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激进定居者时，不会说“犹太激进分子”（Judaic extremists），而会说“犹太人激进分子”（Jewish extremists）。

类似的词还有“伊斯兰主义者”或“伊斯兰主义”，这些词现在已经无处不在。 对这些词汇的冷静定义解释说，伊斯兰主义者怀有让伊斯兰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发挥作用的抱负。 这种抱负当然不是穆斯林所独有的，例如基督徒也持有这种抱负。 这种抱负被认为对基督徒和其他人来说是合法的；然而，当它来自穆斯林时，往往不仅被认为是不合法的，甚至被等同于极端主义或恐怖主义。 例如，为调查袭击起源并提供未来建议而成立的9/11委员会在其最终报告中指出：“伊斯兰主义恐怖主义是伊斯兰主义的直接衍生品。”

事实上，诸如“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激进主义”、“圣战主义”等术语，已成为日常政治词汇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公众认知中，所有这些术语或多或少都等同于伊斯兰教；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写，它们也等同于“我们现在必须反对的一切，就像我们在冷战时期对待共产主义那样”。 因此，政客们在策略性地使用这些标签时，深知它们带有负面色彩，并能引发一种即时的威胁感和危险感。 通过这些术语，像基地组织这类团体的身份和动机被投射到了伊斯兰教身上。

去政治化策略

去政治化策略建立在标签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标签化旨在识别目标群体并为其贴上特定的特征标签，而去政治化策略则旨在否认该群体行为背后的任何政治和历史背景。 例如，“伊斯兰主义者”所参与的任何暴力活动，都不应被视为与西方在穆斯林土地上的帝国主义历史有关，也不应被视为与西方持续支持穆斯林国家的压迫性政权有关。 相反，“伊斯兰主义者”暴力的动机应从该目标群体的身份、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去寻找。 因此，去政治化策略有时也被描述为一种意识形态化策略。

布什政府的去政治化策略，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总统在“9·11”事件后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他们为什么恨我们？” 这个问题本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法医式的问题，要求对基地组织的动机进行历史和政治层面的调查。 然而，对布什来说，这只是一个修辞性问题，答案早已注定：基地组织袭击美国是因为美国的优良品质，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因为美国是自由和解放的缩影。 正如总统所解释的那样，恐怖分子“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他们憎恨自由，憎恨热爱自由的人民”。 据总统所言，恐怖分子憎恨美国。 他说：“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此自由和美好的地方，一定让他们感到非常难受。”

在许多场合，政府官员将恐怖分子所谓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的邪恶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总统说：“我们以前见过他们这类人。” “他们是20世纪所有杀人意识形态的继承者……他们走的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道路……”这些类比和意识形态的归因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影响，但却转移了人们对基地组织运作的具体政治背景的关注。 而这种转移正是布什政府一贯的目标。

政府的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运动误导了美国民众。 尽管基地组织的行径令人发指，但据该组织高层领导人称，他们所对抗的并非美国文化和身份，而是他们所反对的美国外交政策。 与政府的声明相反，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学者和记者确实提出了这一点。 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领先的恐怖主义专家之一彼得·伯根。 伯根深入研究了基地组织，并采访过奥萨马·本·拉登，他和布什总统一样，对“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在2006年的一档MSNBC新闻节目中，他总结了自己的发现：

[奥萨马·本·拉登]从不谈论我们的自由、好莱坞或麦当娜。 你知道，西方社会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毒品和酒精文化。 他从不把我们的文化作为攻击我们的理由。 事实上，在他最近发表的声明之一中，他说，看，我并没有攻击瑞典，这意味着我并不是在攻击自由放任的社会。 我攻击美国是因为它的外交政策。显然，我这么说并不是在为他辩护，而是说这就是他的逻辑。

奥萨马·本·拉登谴责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包括：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的持续军事部署、对沙特、埃及和其他政权的支持、对以色列的支持（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以及美国对伊拉克的持续轰炸。 这些抱怨中没有一个是基于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的。 相反，它们代表的是政治不满。 美国遭到袭击，并非因为基地组织反对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如总统及其政府不厌其烦地声称的那样），而是因为他们反对美国针对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9·11”委员会的工作，该委员会受命准备一份“关于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相关情况的完整且详尽的报告”。 人们有理由期待该委员会能对袭击原因进行全面而彻底的法医式调查。 然而，它并没有这样做。 杰出的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梅曾与“9·11”委员会合作，他后来承认，该报告“回避了美国政策和行动是否助长了9月11日所表现出的愤怒这一问题……委员们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太具争议性，不宜讨论……我们妥协了我们陈述完整事实的承诺。”

当然，对所谓伊斯兰主义行为者的去政治化，并不局限于“9·11”事件和基地组织。 事实上，“9·11”事件使得继续将其他一系列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行为者（包括巴勒斯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安拉党）进行意识形态化变得更加容易。 据布什总统称，哈马斯和安拉党憎恨美国和以色列，因为美国和以色列是“自由的坚定捍卫者”。 虽然哈马斯和安拉党确实拥有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军事派别，但声称这些行为根植于某种狂热的反自由意识形态是错误的。 哈马斯和安拉党的出现都是对以色列持续扩张和侵略的回应。 然而，任何此类政治背景往往被否认或被描绘成毫无根据。

正如政府在提供关于“伊斯兰主义”行为者无理仇恨的虚假叙事一样，这些叙事也得到了国家主流媒体的充分补充。 对两者而言，应受谴责的是一种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意识形态。 例如，在颇具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上，人们可以读到：“野蛮文化宣战并非因为我们的政策，而是因为我们所代表的东西——民主和自由。” 虽然美国民众心中已经树立了一个敌人的形象，政府也从这种被煽动的爱国主义中获利，但美国民众实际上受到了严重的误导。 存在一种可以解释所发生暴力的政治和历史背景，如果不给予应有的考虑，美国外交政策就有可能继续制造极端主义，而不是消除它。

混淆策略

混淆策略建立在标签化和去政治化策略的基础之上。 后两种策略旨在识别目标群体、为其贴上特征标签，并确保该群体的动机被视为毫无根据的仇恨，而非源于任何政治或历史背景；而混淆策略则试图将具有相似特征的个人与关注对象联系起来。 具体而言，标签化和去政治化旨在确保危险与伊斯兰教挂钩，而混淆策略则旨在将这些行为者呈现为一种“单一的威胁”，而不论他们各自有着怎样的政治动机。

9月11日，美国遭到了单一组织——基地组织的袭击。 然而，随之而来的并非仅仅针对基地组织的战争，而是一场全球反恐战争。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1年9月20日向国会及美国人民发表的演讲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敌人是一个激进的恐怖分子网络，以及每一个支持他们的政府。” 总统进一步解释说，“在六十多个国家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恐怖分子。” 总统称，这些恐怖分子藏匿在北非、中东和亚洲，也就是主要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而他现在正准备在这些国家发动一场“十字军东征”。

换句话说，基地组织构成的威胁被投射到了穆斯林占多数的各个地区。 恐怖分子与政府被混为一谈，各种恐怖组织之间也被混为一谈。 正如布什总统在2002年6月1日于西点军校发表的毕业演讲中所解释的那样，敌人现在由“阴暗的恐怖网络”和“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独裁者”组成，“他们可以通过导弹运送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将其提供给恐怖分子盟友”。 美国人民接收到的信息非常简单：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里，有大量的恐怖分子和独裁者，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仇恨美国。

政府制造的最具影响力的混淆之一，就是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下的伊拉克政权联系起来。 在9/11袭击发生后，美国人民并没有看到两者之间有任何关联。 当被问及谁应对袭击负责时，只有3%的美国人提到了伊拉克或萨达姆·侯赛因。 然而，到了2003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现在有69%的人表示，他们认为侯赛因参与袭击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 政府非常清楚两者之间并无关联，但它一直在持续努力，试图在美国人民的认知中建立这种联系。 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大概是布什总统2002年9月的断言：“当你谈论反恐战争时，你无法区分基地组织和萨达姆。”

布什政府还将不同的“伊斯兰主义”组织混为一谈，最显著的就是将基地组织与哈马斯和安拉党混淆。 在2008年5月15日向以色列议会发表的演讲中，布什总统宣称：“基地组织、安拉党和哈马斯终将被击败，因为该地区的穆斯林已经认识到恐怖分子愿景的空洞及其事业的不义。” 此前他曾解释过这些不同的组织是如何被认为存在关联的：“什叶派和逊尼派极端分子是同一种极权主义威胁的不同面孔。 无论他们高喊什么口号，当他们屠杀无辜者时，他们的邪恶目的都是一样的。 他们想要杀死美国人，扼杀中东的民主，并获取武器以进行更大规模的杀戮。”

虽然基地组织、哈马斯和安拉党都曾采取暴力手段来推动其事业，但它们在范围和政治动机上彼此大相径庭。 例如，基地组织拥有跨国战略，而哈马斯和安拉党的行动在地域上受到严格限制，它们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以色列持续的扩张。 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些差异，美国才将所有的武装斗争都混淆为恐怖主义，即使这些斗争是对残酷的外国占领所作出的反应。 布什政府继续构建一个单一的伊斯兰敌人，而这个敌人的代表，布什在议会演讲中进一步解释道：

……除了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造物主。 他们对自由最坚定的捍卫者怀有特殊的仇恨，包括美国人和以色列人。 这就是为什么哈马斯的创始宪章呼吁“消灭”以色列。 这就是为什么安拉党的追随者高呼“以色列去死，美国去死！” 这就是为什么奥萨马·本·拉登教导说“杀害犹太人和美国人是最大的天职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统梦想着让中东回到中世纪，并呼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

无论布什总统最初做出多大努力来将基地组织与伊斯兰教区分开来，他所进行的混淆实在太多，以至于这种区分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 不可避免地，美国人民认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拥有许多志同道合者的看法得到了证实，他们的“文明冲突论”世界观也随之得到强化。 “犹太人和美国人已经看到了无视那些宣扬仇恨的领导人言论的后果，”总统在演讲中进一步说道。 穆斯林正是这些“后果”的制造者。

从布什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

9/11之后，伊斯兰恐惧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更广泛地植根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机构、法律机构和媒体组织之中。 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变得制度化和常态化。 对于政府而言，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有助于持续强化美国身份认同，并促进了根深蒂固的两党帝国主义议程的延续。

尽管如此，当巴拉克·奥巴马接替乔治·布什时，许多穆斯林对这位新总统寄予了厚望。 这种希望源于奥巴马的个人背景以及他在竞选中做出的变革承诺。 他在就任总统仅几个月后于埃及开罗发表的那场备受瞩目的演讲，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希望。 他在那里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一个新开端……这个开端基于一个事实，即美国与伊斯兰教并非互不相容。” 相反，奥巴马强调了东西方之间“重叠”的历史，认为美国和伊斯兰教共享“共同原则”和“共同愿望”。

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反恐战争的措辞确实变得更加谨慎。 然而，他实际的对外政策却被证明是换汤不换药。 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情况甚至更糟，因为美国人民可以看到美国正在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升级战争。 奥巴马解释说，美国“仍然受到恐怖分子的威胁”，这些威胁源于“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他进一步解释道，“一些极端分子认为伊斯兰教与美国及西方存在冲突，并且为了追求更大的事业，针对西方目标（包括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 “当然，这种意识形态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因为美国并非在与伊斯兰教开战。”

然而事实是，美国与穆斯林之间一直存在冲突，且已持续数十年。 在奥巴马开罗演讲的前几年，即2005年，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也在开罗发表了演讲，她承认：“60年来，我的国家美国，以牺牲中东地区的民主为代价来追求稳定——结果我们两者皆未实现。 现在，我们正在采取不同的方针。 我们支持所有人民的民主愿望。” 美国确实几十年来一直在中东地区煽动威权主义，但美国国务卿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实属难得。

事实上，自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为了服务其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积极操纵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它推翻了伊朗的民主政府。 它支持了该地区各地的压迫性和威权政权。 它利用了中东国家之间的分歧，使它们相互对抗。 它还对多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实施了严厉的制裁政策，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它支持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损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并且还做了许多对穆斯林持续造成伤害的事情。 与赖斯2005年在开罗所做的承诺相反，美国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里并没有采取不同的方针。 此外，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任期也没有带来任何根本性的改变。

随着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做法达到了一个新的低点。 甚至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呼吁“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能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几个月后，他声称：“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那里存在着某种东西——那里存在着巨大的仇恨……他们对我们有着难以置信的仇恨。”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通过行政命令发布了后来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政策，暂时禁止所有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

这些国家中没有任何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 针对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统计了1975年至2015年的数据，发现没有一个美国人在美国本土是被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的。 然而，事实并不重要。 伊斯兰教继续被视为敌人。

结论与启示

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人被“穆斯林禁令”所涉及国家的公民杀害，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然而，美国民众往往并不了解这一点。 同样经常被忽视的事实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和“伊斯兰和ISIS杀害的穆斯林人数远多于基督徒或犹太人。 最后，人们对美国在中东的历史，以及美国几十年来给该地区人民带来的苦难和破坏，存在根本性的认知缺失。

这种无知是政府如此容易利用恐惧政治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敌人的原因之一。 令人遗憾的是，正如纳齐亚·卡齐（Nazia Kazi）所写：“一个被灌输的不是历史而是民族主义的公众，可以接受关于‘他们憎恨我们的自由’这种简单化的解释……” 对当代国际政治的无知，加上从恐惧政治中获利的主流媒体的肤浅报道，使得政府的任务变得更加容易。 这是一个相当令人沮丧的结论，而未来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依然存在。

虽然特朗普政府明确的伊斯兰恐惧症可能会随着新总统的上任而消散，但美国民众心中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敌对形象仍将持续存在。 因此，政治参与者将继续把伊斯兰教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其根本目标始终是利用这一形象来构建国家认同。 同样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伊斯兰恐惧症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阻止穆斯林获得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当前的政治精英担心这种影响力会干扰美国在中东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 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贴标签、去政治化和混淆视听的修辞策略将继续存在。

理解驱动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外交政策的因素，为穆斯林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最重要的是，那些因为针对伊斯兰教的持续攻击而感到与信仰疏离的穆斯林必须认识到，伊斯兰教本身不是问题所在。 伊斯兰教代表着正义与美好，过去如此，未来亦然。 此外，对于所有穆斯林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为了服务于国家认同构建而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他者化”，是国内和外交政策领域伊斯兰恐惧症努力的核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穆斯林必须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 必须在公共领域争取更重要的角色，并寻求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担任政治决策和领导职务，这一点至关重要。 在努力遏制误导性的伊斯兰恐惧症外交和国内政策的同时，还必须努力纠正“文明冲突论”的叙事。 穆斯林必须在首都具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寻求更强的代表性。 穆斯林还应争取在学术界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以及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育机构中获得更强的代表性。 此外，穆斯林应努力在全国的媒体、电影和艺术行业中增加存在感。

换句话说，穆斯林必须越来越多地在我们政治、社会和文化世界中承担起“作者”的角色。 这些努力正在进行中，并且必须充满活力地继续下去。 正是通过这些方式，穆斯林将能够履行他们神圣的职责，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带来正义。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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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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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