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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维吾尔族青年揭露被跨省转移至江苏国企强迫劳动逾两年：支援团体在东京公布第一手口述实录

摘要：由在日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日本维吾尔协会”于2026年8月31日在东京都内举行记者会，公布了一名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子的亲历证词。该男子证实，在地方当局以威胁其家人相要挟下，他被迫违背自身意愿，随同当地80名维吾尔人被转运至5000公里外的江苏省苏州市国有食肉企业从事长达2年零3个月的强迫劳动。该男子随后甚至遭人身买卖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园区，最终在人权组织营救下逃往欧美。日本媒体核实了其录音证词的真实性。



由居住在日本的维吾尔人组成的非营利组织（NPO法人）“日本维吾尔协会”于8月31日在东京都内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了一名来自中国西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30岁维吾尔族男性的核心证词。该证词披露，该男子在长达2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完全违背自身真实意愿，被强行安排在沿海地区的国有企业中从事劳动。该协会严厉谴责这种行径为实质上的“强迫劳动”。据透露，该男子在结束工厂劳动后，甚至遭到人身买卖被贩运至东南亚诈骗基地，历经周折最终成功逃亡至欧美国家。

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热泰普·阿合买提（Ahmet Letep / レテプ・アフメット）于6月下旬对该男子进行了长达约1个半小时的深入专访，以问答形式详细记录了他被送往沿海地区劳动的完整经过与遭遇。《朝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媒体查听了部分采访对话录音，确认了该男子在录音中所讲述亲身经历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根据该男子的口述记录，2021年，新疆当地政府官员多次勒令其参加以所谓“脱贫攻坚”为名、将少数民族群众集中派往中国沿海发达省份的“劳动力转移计划”。该男子起初明确表示拒绝参加，但当地官员随即对其施加政治高压，严厉逼问其“是否对政府怀有不满、思想政治上是否存在问题”，并直言不讳地暗示如果抗拒服从，其年迈母亲的人身安全与生活处境将会受到严重牵连。在家人安危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况下，该男子最终被迫妥协同意参与。

与当地80名同胞一同被押送至5000公里外的国有企业

随后，该男子与当地大约80名维吾尔族同胞一起，跨越5000多公里的遥远距离，被统一转运至中国东部沿海的江苏省苏州市，在当地一家名为“苏州苏太企业”的国有食肉加工企业从事高强度劳动。在长达两年的工作期间，所有工人的外出自由与返乡探亲权利均受到极其严密的监控与严格限制，且劳动报酬几乎被全额剥夺扣留。

在工厂期满后，该男子于2024年3月又遭遇跨国人身贩运，被转手倒卖至位于柬埔寨的社交网络投资诈骗窝点。最终，在海外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协助筹措赎金进行紧急营救后，他才得以脱离险境并前往北美避难。

日本维吾尔协会透露，当事男子原计划在8月31日的东京记者会上通过线上视频连线实名出镜作证。然而，就在发布会召开前夕的8月29日起，中国公安机关对其仍在新疆境内的亲属实施了长达约24小时的紧急传唤与拘押施压，出于对国内亲属人身安全的极度担忧，该男子被迫取消了实时连线。日本维吾尔协会在记者会上呼吁在苏州市等地有业务往来的众多日资跨国企业，必须对自身供应链中存在的强迫劳动风险展开全面严格的尽职调查，坚决剔除一切涉嫌人权侵犯的合作厂商。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维吾尔裔政治家英利阿尔菲亚（Arfiya Eri）访问中亚（突厥斯坦）地区展开外交活动时，做出了一件非常吸引眼球的事——她直接用起了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而与此同时，中国在东突厥斯坦教育和公共生活中逐步限制使用维吾尔语的政策仍在继续。

在访问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期间，阿尔菲亚不仅与官方接洽，还特别看重同当地普通老百姓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建立“人与人之间最直接的感情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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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现在还是一片草地。但很快，它就会成为这座日本小镇上第一座清真寺的所在地了。

“这让我很担心我们社区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里住了很久的居民泉泽纪子（Noriko Izumizawa）说道。

在藤泽市修建一座伊斯兰宗教场所的计划，引发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藤泽市是一座位于东京以南、车程约一小时的悠闲海滨小镇。

愤怒与恐惧并存，希望与接纳同在，这些情绪折射出人们对移民问题和社会变革日益增长的焦虑，而此时的日本，正深陷人口萎缩与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困境之中。

尽管移民问题在政治上依然敏感且限制重重，但日本正越来越依赖外籍劳动力来填补用工缺口。这意味着会有大量来自不同文化、语言、宗教背景以及生活方式的移民涌入。

所以，像藤泽市这样在全国各地不断上演的争论，其实正触及了日本如何看待自身定位的核心问题。

和泉泽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她只是藤泽市众多对日益显眼的穆斯林群体感到焦虑的居民之一。她说，欧美国家围绕移民问题产生的两极化争论，也加剧了她内心的不安。

今年早些时候，当地火车站爆发了反清真寺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反对在那儿建清真寺。有些人觉得，建一座比附近日本神社大得多的清真寺，简直就是不尊重人。

日本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不少仇恨言论和虚假信息。据当地媒体报道，清真寺接连收到骚扰电话和邮件，有些甚至已经引发了反仇恨组织发起抗议活动，呼吁抵制仇恨。

铃木博树在藤泽清真寺拟建地点的马路对面经营一家咖啡店，他呼吁大家多一点理解，多进行沟通。

“我倒也没什么特别反对的，但也说不上有多支持，”铃香说道。

我觉得第一步得先去了解他们，搞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还有他们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一切都得从保持开放的心态、真心想去理解对方开始。

商人穆罕默德·莫希丁（Mohamed Mohideen）已经在大阪住了39年了。他在1987年从老家斯里兰卡搬到了日本，当时是为了趁着经济泡沫时期找更好的工作机会。

他以前倒腾过宝石，后来又干起了贸易，专门往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出口二手车。

他说，他搬来的时候，那儿的外国人可比现在少多了。

但莫希丁觉得，跟以前比起来，现在当地人对穆斯林的敌意越来越重了，不管是网上还是现实里，动不动就说些特别难听的话。

莫希丁说：“在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那种‘滚出日本’、‘滚回你老家去’之类的评论。” “甚至还有人跑到清真寺门口来大吵大闹、骂骂咧咧的。”

莫希丁每天都会去大阪清真寺做礼拜，作为当地穆斯林社区的一员，他还要处理一些其他事务。他说，他从来没觉得自己的生命安全受到过威胁。

虽然莫希丁（Mohideen）和邻居们处了好多年，关系一直都挺不错的，但他最近还是察觉到大家对穆斯林的看法变了。

“现在，我感觉大家都有点怕我们。”

这几年，言语霸凌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了。 他回忆说，他所在的穆斯林社区里，有人被骂是恐怖分子，被指控在制造炸弹，还被叫嚣着让他们滚出日本。

“到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耐心。他们就是想故意挑事儿或者制造冲突， 就想看看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儿，能忍他们多久，” 莫希丁解释道。

所以我们要保持冷静，说话温和点，对他们友善一些，毕竟日本大众对伊斯兰教其实没那么了解。

不过，他觉得双方对这段关系的破裂都有责任。

“我们当时只顾着埋头干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怎么花心思让大家了解我们到底是谁。我们在融入社会这方面，做得也确实不够，”他说道。

从现在开始，我想更努力地去多沟通，争取达成更好的相互理解。

61岁的沙基尔·穆罕默德（Shakeel Mohamed）过去十年里一直担任埼玉县八潮清真寺的代表。他从巴基斯坦移居日本后，曾做过26年的建筑工地主管，日语说得非常溜。

Mohamed 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得入乡随俗，遵守日本的那些规矩，比如垃圾得好好分类、停车别乱停，还有骑自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头盔。

“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去尊重日本当地的行事方式，也一直遵守各种规矩，”他说。 “礼貌也很重要，哪怕只是跟人打个招呼这种小事。”

他说，八潮市的当地日本人把那里的巴基斯坦人社区戏称为“八潮斯坦”。

当然，确实有那么一小撮巴基斯坦人行为不端，但这只是极少数。日本人里头也一样，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面对巨大的人口结构变动，日本正陷入一场关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挣扎。

根据早稻田大学研究日本伊斯兰教的荣誉教授田中古文（Hirofumi Tanada）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日本的穆斯林人数（包括外籍居民和日本本土信徒）大约有42万人，而2019年这一数字仅为23万。

这个国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也反映了全国范围内的一个大趋势。外籍居民人口——主要来自中国、越南、韩国和菲律宾——在2025年突破了400万大关。根据政府数据，其中有创纪录的257万人正在日本工作。而在同一年，日本的总人口减少了近100万。

长期以来，政府官员一直避免将本国称为“移民国家”，而是倾向于推行那些被视为临时性而非永久性的签证政策。批评人士将这种做法形容为一种“隐形”的移民体系。

即便如此，高市早苗首相在对待大规模移民的问题上，依然采取了极其保守的态度。2026年6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外国人的签证费上调至原来的五倍，而在此之前，这项费用已经近50年没涨过了。

现在，政府打算给移民局扩招大概230个人，目的就是为了加大力度整治那些非法滞留的外国人。相关部门可能还会出台一些限制措施，来管控在日外国人的总数。

随着移民群体越来越显眼，日本被迫去面对一个它一直以来都在刻意回避的问题：日本到底能不能在变得更加多元的同时，还能守住它一直引以为傲的那种身份认同感和凝聚力呢？

回到藤泽，泉泽坦言她自己从来没在穆斯林邻居那儿遇到过什么糟心事儿。

“说实话，可能我只是怕那些未知的东西吧，”她耸了耸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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