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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re-all-religions-the-same-islam-and-the-false-promise-of-perennialism
原文标题：Are All Religions the Same? Islam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erennialism
作者：Tom Facchine
作者简介：汤姆·法钦（Tom Facchine）：汤姆·法钦伊玛目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伊斯兰与社会研究主任。他同时也是莱格西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nternational Online High School）的讲师，教授古兰经注释学（Tafseer）和伊斯兰历史。他于2011年获得瓦萨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并于2015年至2020年在麦地那求学，获得了伊斯兰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学士学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治思想和解构当代意识形态方面。

副标题：一文读懂宗教比较：从真理主张、救赎观到伊斯兰信仰边界
摘要：本文回应“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说法。作者说明，永恒主义看似包容，却会抹平不同宗教的核心真理主张，而伊斯兰既承认先知传统，也坚持启示真理。



图：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吗？ 伊斯兰教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宗教体验与信仰的“播放列表化”

从一开始，永恒主义就通过强调古代智慧的传承，而牺牲了间歇性的启示和先知的干预，从而将经典边缘化。 它通过运用深奥与浅显的二分法进一步边缘化了经典，借此，永恒主义者可以轻易地驳回那些违反永恒主义论点的经典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在揭示真理方面的首要地位。 马克·塞奇威克在展示这一特征如何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时写道：

这一精神过程的结果就是神秘体验：普罗提诺所说的“与神相似”（homoiosis to theo），苏菲派所说的“湮灭”（fana），以及其他目的下的“合一”。 根据普罗提诺的后继者扬布里科斯的说法，合一的一个结果是，达到“与神相似”境界的人可以获取并传达神圣知识。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合一赋予了修行者获取神圣知识的独特途径。 东方学家总体上，特别是永恒主义者，甚至在其他传统中寻找表面上相似的概念，以此作为一种便捷的手段，来削弱人们对有组织宗教及其权威和教义的认同。

在当代西方语境下，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神秘体验被过度强调，不如说是个人对宗教的体验被注入了一种准神秘的权威，以至于它被视为比神圣启示本身更真实、更正确。 正如一位非穆斯林大学生对我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我不希望外部的宗教权威告诉我，我的精神体验是不对的。”

这种转变促使穆斯林青年中出现了一种新兴情绪，即他们认为从其他宗教传统和精神实践中获益，会排挤或边缘化伊斯兰的实践。 有些人声称从瑜伽和冥想中获得的益处比从礼拜（ṣalāt）中获得的更多，尽管后者在我们神圣法律中作为感恩的最崇高表达，其地位是崇高且明确的。 将那些并非由我们的造物主或最优秀的创造物直接传达的实践置于优先地位，掩盖了一种将个人体验置于启示之上的个人倾向。 在这里，经典受到了与有组织宗教同样的轻蔑对待。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有问题的并非“有组织宗教”整体，而是基督教会组织和行使权力的特定方式。 意识到欧洲的宗教体验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使我们能够以比“有组织/无组织”这种粗糙二分法更细致的方式来思考宗教。 现在我们可以问：“是谁在进行组织？” 或者，“我的宗教是根据什么原则和方法被组织的？” 当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更具体的东西（例如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威权主义）时，抨击整个“有组织宗教”对我们毫无益处。 事实上，我们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矫枉过正。

信念和承诺必须由某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组织。 没有人的信念和承诺是随机的；即使人们自称为“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其表面之下仍然存在着组织这些承诺的结构。 因此，“有灵性”并不代表处于宗教组织之外的空间，而是指修行者自己承担起组织自身信仰和实践的责任的情况。

用这些术语来说，你自己组织宗教实践时可能出现的未预见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主要问题之一是避免确认偏误。 我的一位亲戚曾对我说：“我不需要去教堂敬拜造物主。” 从技术上讲这或许没错，但如果你没有第三方——即你自身之外的人——的输入，你怎么能确定自己不是在制造一个回音室，只听那些你想听的肯定性信息，却避开了那些促使你承担责任并成长的信息呢？ 或者，如果你倾向于自我批评，又有什么能保证你不是在用那些让你自我感觉糟糕的负面信息包围自己，而不是去寻找那些能激励你的信息呢？ 永恒主义（Perennialism）因对有组织宗教的怀疑，高估了个人公平且全面地组织自身宗教实践的能力。

社交媒体算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浏览信息流时，我们可能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甚至会对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海量内容感到印象深刻。 但我们没有看到算法是如何利用我们的偏好，来限制我们接触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事物。 当我们自行负责组织宗教和精神实践时，结果就是信仰的“播放列表化”，即我们自身的偏好和对肯定（或自我批评）的渴望，可能会阻碍我们接触到精神上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被启蒙运动的过度理性边缘化之后，重新发现身体重要性的趋势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感官认知。 像贝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所著的《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这类书成为了畅销书，它们迟来地关注了创伤的影响，并以认识论的方式认真对待身体。 但是，正如历史钟摆的每一次摆动一样，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身体感知和体验的局限性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对个人经验揭示神圣真理的能力保持适度的不确定性。

有一句中国成语反映了这一现实：“杯弓蛇影”。 它指的是一个关于客人被主人招待喝茶的古老故事。 客人低头看杯子时，发现里面好像有一条虫子，但他不想冒犯主人，还是把茶喝了下去。 客人回到家后，一直担心自己吞下了虫子。 果然，第二天醒来时，他感到极度恶心和发烧。 他在床上病了好几天，直到那位请他喝茶的朋友来探望他。 病人坦白说，那天茶杯里有一条虫子，为了不显得失礼，他把它吞了下去。 朋友感到很惊讶，急忙跑回家看看茶里是否真的有虫子。 然而，当他倒上一杯茶时，他意识到根本没有虫子——那只是挂在墙上的弓，倒映在茶杯里。 他急忙跑回去告诉朋友这个好消息，当得知真相后，病人的症状瞬间消失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给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辩护，也不是为了否认他人的经历，而是为了承认身体及其带来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 换句话说，身体里有真理，但身体并不垄断真理。 如果自我之外没有真理，宗教实际上就毫无用处。

这里还有一个讽刺之处：如果我们像永恒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因为怀疑他人的宗教解读而排斥有组织的宗教和宗教权威，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如此自信呢？ 这种片面的怀疑论只有在我们假设他人曲解经文仅仅是因为他们动机不纯，或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权力和特权地位时，才说得通。 但宗教误读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妄想、利益冲突和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如果宗教权威都无法免受这些力量的影响，又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呢？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清醒的事实：我们无法免疫，误读背后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和历史性的，它们也是道德层面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永恒主义并没有真正处理这一现实。

在人类经验能否抵达神圣真理的问题上，伊斯兰教占据了中间立场。 一方面，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被问及罪的本质时，他回答说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 先知 ﷺ 也曾提到体验“信仰的甜蜜”，如果我们的个人经验毫无价值，这种说法就毫无意义。

话虽如此，关于人类经验的局限性，仍有重要的警示。 安拉说：

“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那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那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

安拉也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它让邪恶看起来像是善行。 安拉说，易卜劣厮（Iblīs）曾说：

“我必诱导他们，我必使他们产生（罪恶的）私欲，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将割掉牲畜的耳朵；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将改变安拉的创造。” 凡舍安拉而以撒旦为盟友的人，确实遭受了明显的损失。 撒旦应许他们，并诱发他们的私欲。 但撒旦对他们的应许，不过是欺骗。

这些经文表明，我们需要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权威，来帮助规范我们的体验，组织我们的宗教实践，并对我们进行约束。 如果没有这种约束，我们所体验到的所谓“精神成长”，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 尽管世俗学者声称宗教主要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实际上是由造物主传达的一套内在状态和外在实践体系，被造物主视为有效的感恩表达。 “爱的语言”这一概念在此很有启发意义；正如我可能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给一个对花过敏的配偶买花一样，我也可能在某件事上辛苦劳作，认为（或体验到）自己在崇拜造物主，但安拉在后世却告诉我，那根本不是崇拜，也不是有效的感恩表达。

当然，在崇拜中，我们的主观体验确实有一席之地，比如品尝信仰的甘甜，对造物主心怀敬畏，以及像亲眼见到安拉那样去崇拜。 但我们绝不能将崇拜中那种崇高的体验误认为是目的本身。 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即天堂和安拉的喜悦。 当我们把崇拜的体验置于崇拜的对象之上时，我们自己的崇拜体验就成了目的本身，甚至可能导致我们愿意离开伊斯兰教坚实的根基，去别处追求那种崇高的体验，从而实际上是以自我及其体验为中心，而非以造物主为中心。 历史上确实不乏自封的导师和假先知带来的警示故事。 看看弗里特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秘幻象。 引用塞奇威克（Sedgwick）的话很有价值，他利用舒昂自己的日记和通信，记录了舒昂为自己陷入迷途所做的内心辩解。

舒昂起初并不确定该如何解读他1965年的那些经历。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究竟是真实的幻象还是虚假的幻象。 舒昂认为，真实的幻象可以通过它对接受者产生的有益影响来与虚假的幻象区分开来，而这次幻象产生的有益影响是让他摆脱了对书籍、报纸和戏剧的迷恋，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沉溺于其中了。 在这种背景下，舒昂没有考虑他幻象的另一个影响：“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要像她（圣母玛利亚）的婴儿那样赤身裸体的需求”。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舒昂只要独自在家，就会脱掉衣服。 一旦舒昂认定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幻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它们。 他最终的结论是，这一幻象标志着“与天堂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的到来。 “[...]” 显而易见，舒昂认为这标志着他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阿拉维教团（Alawiyya）的谢赫（这是他在1937年早期的幻象中被赋予的职位）转变为一个超越伊斯兰教的、更普遍的角色。

舒昂后来的丑行包括绘制圣母玛利亚的裸体画、多次性不端行为，以及一系列邪教般的怪异行径。 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处理方式以及随后的风流韵事，甚至让他的同僚“永恒主义者”们都感到震惊，加剧了舒昂与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之间早先的分裂。 如果主观体验是我们主要的指南，那么魔鬼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欺骗我们。

在我们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关于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Shaykh ʿAbd al-Qādir al-Jilānī）的著名故事，他经历了一次起初看起来像是神秘幻象的事情。 云层聚集，从遥远的彼岸传来一个轰鸣的声音，宣称它正是安拉本人，并说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已经达到了如此高深的灵性境界，以至于现在被允许做其他人所不被允许做的事情。 谢赫立即厌恶地吐了口唾沫，并诅咒了那个声音，随后那个声音显露了原形，原来竟是撒旦。 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撒旦表示很惊讶自己被识破了，因为在吉拉尼之前，它已经欺骗了无数的学者和崇拜者。

确实，体验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之后它就容易陷入幻觉。 安拉的尊名之一是“真理”（al-Ḥaqq），因为他是终极实在，也是关于何为“真实”的最可靠的指引来源。 无论是我们对宗教文本的研读，还是对自身体验的解读，我们都需要一个外部权威来保持我们的诚实，防止我们自己的偏见引导我们走上自我放纵的毁灭之路。 事实上，我们宗教的名字——由安拉而非我们所选择——就是“顺从”，即伊斯兰（Islam）。

永恒主义被征用

尽管永恒主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它已被另一种同样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且更为强大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放大并征用，那就是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最初是一个描述从修道生活向教士生活过渡，进而指代教会财产向平民转移的术语，最终演变为现代性中几种霸权政治方案之一，从根本上重塑了大部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体验。

这种转变之一，就是用一种超越性的政治身份取代了以往的宗教社会身份。 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主要以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身份来思考和认同，而将穆斯林群体（ummah）、基督教世界或其他灵魂共同体置于次要地位。 永恒主义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但它不是用政治范畴取代宗教范畴，而是用一种所谓的“更具超越性”的灵性身份，去取代另一种灵性身份。

法国神秘主义者杰拉德·恩考斯（Gérard Encausse）在总结这种情绪时说得很好：

真理是唯一的，没有任何流派或宗教可以独自宣称拥有它……在每一个宗教中，都能找到单一真理的显现。

因此，永恒主义将自己标榜为一种“元信仰”，一种超越性的真理，它胜过其他宗教那些所谓的超越性（但在其看来是狭隘的）真理。

世俗主义和永恒主义在宣称中立的同时，掩盖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根深蒂固以及各自特定的形而上学承诺体系。 两者都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世俗主义受到的影响更深。 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依赖启蒙运动式的怀疑论来清除其他对超越性真理的宣称者，但其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重新包装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世俗权力迫使宗教在被超越和被纳入治理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永恒主义在进行超越的过程中，同样也在摧残其他信仰传统。 为了维持“所有宗教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深奥核心”这一论点，永恒主义必须剔除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不便教义和实践，通常会以“外在主义”的指控来否定它们。

这一点，加上永恒主义以牺牲个人宗教体验为代价对启示和经典的边缘化，也很好地契合了世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自我观，即将信仰概念化为非本质的、可替代的，从而也是可抛弃的东西。 同样，永恒主义强调神圣知识的传承而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启示，这与世俗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事业而非神圣事业的假设如出一辙。

在将外在主义描述为宗教和救赎的附带而非本质特征时，永恒主义利用了它与世俗主义共同持有的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正统教义的怀疑与蔑视。

世俗主义的超越意志本意是通过发现一个令人满意的“最低共同点”来促进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 永恒主义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寻找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点，并在此过程中淡化和去政治化了其真理概念。 这种被阉割的愿景，反过来为世俗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用以中和那些对超越性真理的竞争性宣称以及替代性的超越性政治想象。 永恒主义为其他宗教提供神学合法性的方案，与自由主义政治中关于宽容、包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相契合。 事实上，永恒主义、普遍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破坏对终极真理的替代性宣称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世俗主义的关键征用对象，它们被允许繁荣发展，以削弱世俗主义的“他者”。

因此，永恒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尤其是在学术界。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和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都是永恒主义者。 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查尔斯三世国王都是永恒主义者。 甚至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也是一位永恒主义者。 永恒主义的思想和感性在北美宗教文化中甚至更为普遍。 请记住，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神学的确定性和排他性是一个强大的触发因素，被认为会导致政治暴力和压迫。 许多人确实担心，为了成功地宽容他人，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神学是有效的。 值得庆幸的是，伊斯兰教可以理清这些顾虑。

真正的永恒真理，请站出来好吗？

尽管永恒主义者有种种缺点，但他们确实察觉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即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合理地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造物主来源，而非人类来源。 然而，他们在识别这一共同线索是什么以及解读其含义方面，却严重偏离了目标。

永恒主义者紧紧抓住神秘主义这一线索，将其视为所有宗教的共同本质。 然而，为了使这一观点站得住脚，他们不得不刻意淡化各宗教之间根本且无法调和的差异，转而强调外在宗教与内在宗教之间的鸿沟。 在执着于后者时，永恒主义者成了自身固有观念的受害者，这种观念带有鲜明的欧洲色彩，即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持怀疑态度。

更成问题的是传统主义者的解释，他们认为所有当代宗教都是失落的原始宗教不完美但有效的表现形式。 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疏漏：即假设所有现存宗教都只拥有真理的残余。 这对基督教来说或许属实，但传统主义者却想当然地认为，适用于基督教的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宗教。 他们没有尽职调查是否存在真正完整保存了原始教义的宗教，而是以偏概全，转而推崇“失落的原始宗教”这一概念。

真正的原始宗教现在是，且一直都是伊斯兰教。 永恒主义者苦苦寻找却未能发现的共同线索，实际上就是认主独一（tawḥīd）。 安拉说：

“在我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伊斯兰教并没有淡化当今各宗教之间往往是根本性且互不相容的差异，而是承认并解释了这些差异，

“曾受天经的人，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才因互相嫉妒而分歧。”

这些人为造成的差异，加上早期先知使命的区域性特征，使得派遣后续先知变得必要，以引导人们回归认主独一（tawḥīd）的原始教义。 如果人类交流在任何时间点实现了全球化，且神圣的启示得到了完整保存，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更多的神圣启示或先知了。

基督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性宗教，它以显著的方式（往往伴随着暴力）传播到了每一个大洲。 然而，传达给先知尔萨（耶稣）的教诲已经失传，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变得至关重要。 安拉以其他任何神圣启示都无法比拟的方式保存了《古兰经》，使其成为理解造物主意愿的标准，取代了之前所有宗教的残余，并彻底终结了未来出现先知或神圣启示的可能性。 安拉说：

“我降示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它之前所有的经典，并作为衡量它们的准则。” “因此，你要根据安拉所降示的来裁决他们，不要追随他们的私欲而背离你所获得的真理。”

因此，伊斯兰教是安拉唯一认可的宗教，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

“谁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其他宗教，那他所寻求的绝不会被接受，他在后世将是亏折的人。”

这正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批评圣门弟子、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阅读《托拉》（Torah）的原因，他宣称如果摩西当时还活着，除了追随穆罕默德之外别无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安拉强调，生活在先知 ﷺ 时代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追随他才能获得引导，他说：

“如果他们信仰你们所信仰的，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正确的）引导；但如果他们背离，他们就陷入了分裂之中，安拉足以让你抵御他们。” “他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是从崩溃的基督教废墟中产生的，因此它不可磨灭地打上了日益后基督教化（post-Christian）的欧洲所面临问题的烙印。 作为穆斯林，后基督教时代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成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接受将神学确定性与政治暴力挂钩的做法。 事实上，我们可以借鉴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教导他人：一个人既可以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断然拒绝他人的信仰，同时仍然可以在相对和平与和谐中并肩生活。

北美穆斯林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有生之年从非欧洲地区移民过来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新地方定居，也意味着要介入一场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往往充满争议的思想对话。 我们必须仔细推断在我们到达之前对话中说了些什么，以理解导致对话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原因。

如果你走进两个正在激烈辩论的人中间，匆忙加入争论并支持其中一方，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做会排除以更友好的方式结束辩论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你作为一名外部观察者，拥有一些能够帮助双方的见解的话。 作为穆斯林，加入反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合唱还为时过早，这也会错失一个机会，即从我们所处环境特定的宗教历史创伤中，去救赎和治愈这一空间。

我们穆斯林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的经典在启示时就被完整保存了下来，我们的学者群体是去中心化且独立的，我们的传统定义在于尊重专业权威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平衡。 我们的遗产在于将坚定的信仰与公平及对生命的尊重结合起来。

伊斯兰教是世界学习这一教训的最后希望。 回到林斯（Lings）的意象，它不仅仅是那个作为背景、如阴影般山脉的神秘失落的原始宗教。 其他所有宗教，由于偏离了最初的神圣启示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也都处于背景之中，被阴影和迷雾所笼罩。 唯有伊斯兰教这座山峰矗立在前景中，清晰可见，作为造物主为全人类提供的最终且被完整保存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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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一书对来源保持着严谨而详尽的忠诚，其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语言运用既真实又鼓舞人心，反映了其所讲述故事的简洁与宏大。”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07年），封底。

• 例如，林斯观察到，人类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在象征意义上已被太空探索所取代，这被视为一种“向上及超越”的唯物主义等价物（24页）；人文主义因忽视了我们的精神潜能，实际上导致了人性的废除（30页）；而现代医学因忽视了灵魂的疾病，则导致了健康的废除。 马丁·林斯，《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剑桥：Arche Type出版社，2019年），31页。

• 林斯，《古代信仰》，8、15、18–23、32–33、43、47–48、53、56、58–59页。

• 林斯，《古代信仰》，15页。

• 林斯，《古代信仰》，19页。

• 林斯，《古代信仰》，19页。

• 林斯，《古代信仰》，53页。

• 林斯，《古代信仰》，63页。

• 林斯，《古代信仰》，62页。

• 《古兰经》3:85。

• 《古兰经》4:115；另见48:13。 这些段落更为明确，因为它们削弱了这样一种主张，即3:85中的“伊斯兰”实际上是“小写的伊斯兰”，即以任何形式顺从造物主，而不一定是通过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

• 林斯，《古代信仰》，56页。

• 关于对原罪的驳斥，见《古兰经》6:164、17:15、35:18、39:7和53:38。 关于对三位一体论的驳斥，见《古兰经》3:59、4:171、5:73和5:116。

• 《古兰经》6:21。

• 阿布·比拉勒·穆斯塔法·卡纳迪（Aboo Bilaal Mustafaa al-Kanadee），《马丁·林斯先知传记中的永恒主义毒素》，。另见G. F. 哈达德（G. F. Haddad），《对马丁·林斯〈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的批判性阅读》，。

• 马丁·林斯与克林顿·米纳尔（Clinton Minnaar），《基础宗教：永恒哲学导论》（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世界智慧出版社，2007年）。

• 塞奇威克（Sedgwick），《传统主义》，359页。

• “普遍主义依然广受欢迎，尽管这个词现在并不常用。 在基督教葬礼上朗读鲁米（Rumi）或纪伯伦（Kahlil Gibran）诗歌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都是普遍主义者。 普遍主义是许多当代西方人的默认立场，即使这种立场并不常被命名。”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33页。

• 在提交本文草稿时，我将永恒主义比作一个令人恼火的对话者，他坚持认为自己所说的和你所说的是同一回事，或者认为你们之间的分歧只是语义上的，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同意你的观点，你们之间的分歧相当实质。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27–29页。

• “因此，费奇诺（Ficino）提出了一种古代神学的传承，从摩西和琐罗亚斯德开始，传至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俄耳甫斯（Orpheus）、扬布里科斯（Iamblichus，普罗提诺的追随者）、毕达哥拉斯，最后是柏拉图。 这种传承链条在当前知识体系下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但在十五世纪似乎是合理的。”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28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30–31页。

• 具体而言，宇宙从一个普遍灵魂中流溢出来，而该灵魂又从一个不可描述的单一造物主那里流溢出来，生命的目的是通过神秘主义的修行来超越并回归到“唯一者”那里。 参见塞奇威克（Sedgwick）所著《西方苏菲主义》（Western Sufism），第18–23页。

• 这些特质既是对安拉的定义，也是源于他尊名（如 al-Barr 至善者、al-Raḥmān 至仁者、al-Rahīm 至慈者、al-Hādī 引路者）的必然结果。

• 关于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关系的更多讨论，参见萨巴·马哈茂德（Saba Mahmood）的《虔诚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在一定限度内可能会出现细微差异，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 《古兰经》21:25。

• 例如，雨神无处不在的观念，或者神圣存在可以拥有后代的观念。

• 《古兰经》5:48。

• 《古兰经》中的例子包括安息日，它曾为犹太人制定，但后来被穆斯林废止。 参见《古兰经》4:47、7:163、16:124；6:146；3:49。

• 这是基督教神学中最明显的缺陷之一，即耶稣在新约中宣讲并由教会权威确立的造物主观念，与亚伯拉罕和摩西在旧约中宣讲的造物主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和渐进启示论（progressive revelation）的教义隐含地承认了这一问题。

• 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Al-Muthannā ʿAbd Al-Fattāḥ）博士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古兰经》注释学（tafsīr）教授。

•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的《大都会：现代性的隐藏议程》（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在《重申东方主义》（Restating Orientalism）中写道：“在最终脱离了传统道德原则的人类理性指挥下，[启蒙运动的]项目旨在创造一种普世文明，这种文明建立在特定的理性、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自主性，以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对自然的统治之上。” 瓦埃勒·哈拉克，《重申东方主义：对现代知识的批判》（Restating Orientalism: A Critique of Modern Knowled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8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9页。

•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87年），第210–11页。

• 虽然这段历史很重要，但世俗现代性确实夸大并利用了这种历史记忆，以神话化其自身在欧洲历史中的救赎角色。 参见威廉·T·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的《宗教暴力的神话》（The Myth of Religious Violenc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人论》（Essay on Man），第三书信，引自图尔敏的《大都会》，第131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第45页。

•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反启蒙运动》，载于《逆流而行：思想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 马克·J·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从阿拔斯王朝到新时代》（Western Sufism: From the Abbasids to the New Ag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1页。

• 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世俗主义》，第69页，引自哈拉克的《重申东方主义》，第55页。

• 让-皮埃尔·洛朗（Jean-Pierre Laurant），《勒内·盖农眼中的隐藏意义》（Le sens caché selon René Guénon，洛桑：L’Age d’homme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欧仁-阿尔贝·皮尤·德·普沃维尔（Eugène-Albert Puyou de Pouvourville）也加入了昂科斯（Encausse）的马丁派教团。 另见塞奇威克的《反对现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第58页。

•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长青哲学》（The Perennial Philosophy，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 赫胥黎，《长青哲学》，第210页。

• 灵斯（Lings），《古代信仰》（Ancient Beliefs），第56页。

• 重要的是，安拉接受了阿丹（亚当）的忏悔。 《古兰经》2:37。

• 在另一个例子中，盖农的合作者伊万·古斯塔夫·阿奎利（Ivan Gustaf Aguéli）为他们共同工作的期刊《灵知》（La Gnose）撰写了一篇关于“道教与伊斯兰教教义同一性”的文章。 参见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勒内·盖农与西方未来：一位20世纪形而上学家的生平与著作》（René Guén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20th-Century Metaphysician，希尔斯代尔：Sophia Perennis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 沃尔特·E·克拉克（Walter E. Clark），《评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的〈印度教与佛教〉》，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8卷，第I期（1944年3月），第63–70页。 引自塞奇威克的《反对现代世界》，第35页。

• 塞奇威克，《反对现代世界》，第22页。

• 塞奇威克，《反对现代世界》，第22页。

• 这是长青哲学（Perennialist）作家几乎普遍的特征，包括盖农、他的传记作者沃特菲尔德、灵斯、舒昂（Schuon）、赫胥黎等人。 同样的人物和运动被反复引用：印度教的吠檀多，基督教的埃克哈特（Eckhart）和默顿（Merton），伊斯兰教的伊本·阿拉比（Ibn ʿArabī）和鲁米（Rumi）等。对于印度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内部那些与这些来源构建的长青哲学叙事相矛盾的传统，几乎没有严肃的处理。

• 参见，例如，https://www.rumiwasmuslim.com/ 。

• 鲁米，《玛斯纳维》（Masnawi），第1卷，第11部分，译者 @sharghzadeh，https://www.rumiwasmuslim.com/translations 。

• 莎拉·科诺弗（Sarah Conover）和陈慧（Chen Hui），《和谐：给孩子和家长的中国智慧宝库》（Harmony: A Treasury of Chinese Wisdom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斯波坎：东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 科诺弗和陈慧，《和谐》，第19页。

• 道格拉斯·伍德（Douglas Wood）和程启奇（Cheng-Khee Chee），《老海龟》（Old Turtle，纽约：学乐出版社，2001年）。

• 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第252页。

• 关于“无宗教信仰者”（the nones）和“精神性但非宗教性者”（SBNRs）日益增长的现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 ... ious/ 和 https://www.mdpi.com/2077-1444/11/10/513。

• 关于对《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一书的重要批判，请参阅克里斯汀·马丁（Kristen Martin）的文章《〈身体从未忘记〉以自助之名提供了不确定的科学》。 它并非孤例，《华盛顿邮报》，2023年8月2日，www.washingtonpost.com/books/2023/08/02/body-keeps-score-grieving-brain-bessel-van-der-kolk-neuroscience-self-help/。

• http://www.admissions.cn/culture/349792.shtml。这被称为“反安慰剂”效应，与更为人熟知的安慰剂效应相反。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webmd.com/balance/ ... ealth。

• 《艾哈迈德穆斯纳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18028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941段。

• 《古兰经》2:216。

• 《古兰经》4:119–20。

• 塞奇威克（Sedgwick），《反抗现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第150–51页。

• 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153页。

• 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173–74页。

•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所有宗教都一样吗？伊斯兰如何看待永恒主义的误区（下篇）》。

• 参见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世俗的形成》（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

• 热拉尔·昂科斯（Gérard Encausse）创立了马丁派教团（Martinist Order），盖农（Guénon）曾在此接受入会仪式。 引自马克·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传统主义与二十世纪的秘密知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 “然而，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传统主义者，他从伊利亚德（Eliade）的神话理解中得出的结论，与那些明确借鉴盖农、埃沃拉（Evola）和舒昂（Schuon）的传统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具有可比性。 。 。 彼得森（Peterson）的永恒哲学（perennialism）与伊利亚德的一样，都持不可知论态度。 他将神话视为人类智慧的宝库，而非任何形式的启示产物。 他本人并未深入研究神话，而是主要依赖伊利亚德的叙述。”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第59页。

• 关于该主题的优秀论述，请参阅威廉·T·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宗教暴力的神话：世俗意识形态与现代冲突的根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古兰经》21:25。

• 《古兰经》3:19。

• 《古兰经》5:48。

• 《古兰经》3:85。

• 《艾哈迈德穆斯纳德圣训集》，第14736段；被阿尔巴尼（al-Albānī）评为“优良”（ḥasan）。

• 《古兰经》2:137。

•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大都会：现代性的隐藏议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在《重述东方主义》（Restating Orientalism）中写道：“在最终脱离了传统道德原则的人类理性指挥下，[启蒙运动的]计划旨在创造一种普世文明，这种文明基于特定的理性、物质性、个人主义、自主性观念，以及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对自然的统治。” 瓦埃勒·哈拉克，《重述东方主义：对现代知识的批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8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9页。

•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三十年战争》（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7年），第210–211页。

•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人论》（Essay on Man），第三书信，引自图尔敏，《大都会》，第131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第45页。

•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反启蒙运动》，载于《逆流而行：思想史论文集》（1979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 这并不是说永恒哲学始于十九世纪。 早期的永恒哲学倡导者包括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卒于1499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本文稍后将阐明的，费奇诺本人正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复兴者。 但永恒哲学直到十九世纪才产生影响。

• 马克·J·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从阿拔斯王朝到新时代》（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1页。

• 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世俗主义》，第69页，引自哈拉克，《重述东方主义》，第55页。

• 让-皮埃尔·洛朗（Jean-Pierre Laurant），《勒内·盖农眼中的隐藏意义》（洛桑：L’Age d’homme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欧仁-阿尔贝·皮尤·德·普武维尔（Eugène-Albert Puyou de Pouvourville）也曾在昂科斯的马丁派教团中接受入会。 另见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58页。

• 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永恒哲学》（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 赫胥黎，《永恒哲学》，第210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re-all-religions-the-same-islam-and-the-false-promise-of-perennialism
原文标题：Are All Religions the Same? Islam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erennialism
作者：Tom Facchine
作者简介：汤姆·法钦（Tom Facchine）：汤姆·法钦伊玛目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伊斯兰与社会研究主任。他同时也是莱格西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nternational Online High School）的讲师，教授古兰经注释学（Tafseer）和伊斯兰历史。他于2011年获得瓦萨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并于2015年至2020年在麦地那求学，获得了伊斯兰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学士学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治思想和解构当代意识形态方面。

副标题：一文读懂宗教比较：从真理主张、救赎观到伊斯兰信仰边界
摘要：本文回应“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说法。作者说明，永恒主义看似包容，却会抹平不同宗教的核心真理主张，而伊斯兰既承认先知传统，也坚持启示真理。



图：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吗？ 伊斯兰教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永恒主义者马丁·林斯

大多数讲英语的穆斯林都很熟悉马丁·林斯所著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 作为读书俱乐部的常备书目，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广受赞誉，这是实至名归的。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它著作。 在《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一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他尖锐地批判了进化论、作为目标的自由，以及进步这一概念本身。 他所建立的一些联系不仅精辟，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伊斯兰教在《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中基本上（尽管并非完全）是缺席的。 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判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 林斯并没有将这些宗教传统视为与伊斯兰教根本对立，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其为“视角”问题，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不是林斯著作中的边缘元素。 林斯经常提出大胆、笼统的陈述，例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保持不变”、“所有宗教在什么是真正根本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以及“在更普遍的方面，（各宗教的）正统观念在根本上总是相同的”。

在一段意味深长的段落中，林斯写道：

……世界各大宗教高耸入云——无需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广阔的山脉，有着圣洁的雪峰。 在背景中，偶尔也会隐约出现一种更原始宗教的阴影，它必须被取代或重申，因为它的人民在背离它之后已经遗忘了它。

山脉的意象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也令人不安。 林斯仅仅是在指出伊斯兰教是安拉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事物的基本信仰吗？ 还是说，林斯在倡导一种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教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种？

林斯的言辞和意象将读者推向了后一种解释。 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非为了取代所有其它宗教。 其它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及其它——也同样取代了失落的原始宗教，因此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 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的宗教都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在多个地方都能找到的真理。 这将其与普世主义区分开来，普世主义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 由于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永恒主义者必须接触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至少在本质上拥有相同的真理。

永恒主义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诠释他们在所接触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关于排他性真理的主张来实现的。 当面对宗教中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高于启示和经典。 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的彻底漠视，有时甚至近乎反感。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验证伊斯兰教（及其它宗教）为真，又拒绝了使伊斯兰教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教自身关于排他性地、准确地代表造物主真理和命令的主张。 事实上，伊斯兰教确实有一个可辨识的本质，它由救赎所必需的信仰和实践支柱构成。 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与伊斯兰教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义相矛盾，并使伊斯兰教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整个伊斯兰事业本身，变得多余。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其它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的。”（《古兰经》3:85）

更明确地说：

“谁在正道被阐明之后，违背使者，并遵循非信士的道路，我将任由他选择他所选择的道路，并使他坠入火狱——那真是糟糕的归宿！”（《古兰经》4:115）

确实，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信仰伊斯兰教呢？ 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成立，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及其追随者从其他群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他本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什部落，并试图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寻找所谓的“真理核心”。 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承认偶像崇拜属于唯一的真理，《古兰经》也理应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视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灵斯（Lings）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然而，安拉明确地驳斥并否定了这些观点。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想相反，伊斯兰教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 事实上，伪造启示和篡改经典——甚至是不合时宜地以造物主的名义发言——是最令人憎恶的罪行之一。 安拉说：

“伪造谎言以诬蔑安拉，或否认其迹象的人，有谁比他更不义呢？”（وَمَنْ أَظْلَمُ مِمَّنِ افْتَرَىٰ عَلَى اللَّهِ كَذِبًا أَوْ كَذَّبَ بِآيَاتِهِ） “犯罪的人，确不得成功。”（إِنَّهُ لَا يُفْلِحُ الْمُجْرِمُونَ）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有这种罪过，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教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是真诚的。 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绕过启示，并以此为代价，人为地构建出一种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点”。 永恒主义者在提出所有真正的启示都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他们最终犯了错误，试图通过自己选择性的阅读和带有动机的解读来重构这一共同脉络。 伊斯兰教关于认主独一（tawḥīd）的核心信仰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宗教多样性问题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这是一种严重依赖于外在宗教与内在宗教之间夸大区别的应对方式——并根据伊斯兰教自身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应对方式进行了评估。 文章论证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内在真理，实际上它是基督教崩溃和启蒙运动兴起后，（现代）欧洲思想的产物。 文章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为了支撑其论点，系统性地歪曲了外来的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教。 最后，文章探讨了世俗宽容是如何在拥有与永恒主义不同的知识谱系的情况下，为了其削弱真理的目标，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定义永恒主义、传统主义和普遍主义

《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出版于2001年，即他去世前四年，相比他几十年前撰写的先知传记，这本书可能更准确地代表了灵斯（Lings）坦诚的信仰，因为那部传记受限于传记体裁，无法包含灵斯太多的个人思想。

尽管如此，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受过训练的眼睛即使在灵斯的先知传记中也能察觉到永恒主义的教义和解读。 灵斯本人尽管正式否认了永恒主义的指控，但他本人就是一本名为《潜在的宗教：永恒哲学导论》一书的编辑！

因此，灵斯对伊斯兰教在当代宗教中地位的理解，并非源于伊斯兰世界观。 相反，它属于灵斯与其主要影响者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和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所共有的永恒主义哲学。

从技术上讲，盖农、舒昂和灵斯都是传统主义者，这是一个以永恒主义为主要支柱的哲学运动。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所解释的那样，“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永恒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永恒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 传统主义将永恒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一种衰落的历史叙事结合起来，这种叙事将过去视为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地。 因此，传统主义者会拒绝新纪元灵性和宗教融合主义，而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则会接受这些运动为有效的。 永恒主义也不应与普遍主义混为一谈，后者对真理的理解更为客观。 总之，普遍主义认为存在多种真理；永恒主义认为存在一种在多处发现的真理；而传统主义认为存在一种在多处发现的真理，但这种真理在过去更容易、更清晰地被发现。 本文将把永恒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涵盖其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两种形式。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永恒主义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对宗教多样性问题以及非基督教民族（特别是古希腊人）提出的替代性真理主张的回应。 将这些神学问题重新表述为疑问：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自己掌握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 以及，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拥有与我们相似的教义这一事实？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包括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阿戈斯蒂诺·斯图科，并没有将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斥为异教徒，而是试图为他们平反，将其视为古代神学家，认为他们传授并传承了与基督教教义源自同一神圣源头的“永恒智慧”。 他们的主张并非认为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是真正接受了与《圣经》先知相同启示的先知，而是认为他们仅仅是传播了相同的神圣知识。 这些早期的永恒主义者编造了如今已被证伪的传承链条，以解释特定的教义是如何从古代世界流传到他们那个时代的。

如果说古希腊教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重合之处，那么它们之间肯定也存在分歧，甚至矛盾。 该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呢？ 毕竟，古希腊人崇拜众神，而基督教神学家至少自认为是认主独一的。 在近代早期写作的下一波永恒主义者，包括拉尔夫·卡德沃思、威廉·沃伯顿和约翰·托兰，提出这些古代民族并非真正的多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愚昧的大众和公共秩序，将他们真实、秘密的一神论教义包裹在多神论的外壳之下。 这种对希腊哲学中早期关于隐传教义与显传教义之区分的重新利用，对于永恒主义的生存能力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外部的修行，即宗教的显传层面，是一种偶然的特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甚至与其他宗教相矛盾。 然而，永恒的真理并非显传，而是隐传，通过口耳相传秘密地流传至今。 显传与隐传之间的这种区分，为永恒主义学者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摒弃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教义，并肯定那些与之相符的教义。

因此，永恒主义最初是对一个特定神学问题的回应。 然而，这种回应并不可信。 首先，早期永恒主义者提供的传承链条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笑柄。 为了挽救这一论点，永恒主义者淡化了永恒哲学是如何传承的，转而强调永恒哲学的内容是什么。 但这种回应同样令人无法满意。 首先，永恒哲学的内容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几乎没有区别。 此外，利用隐传/显传的二元对立来解释宗教多样性充满了问题：它假设了一个遥远且冷漠的造物主概念，低估了异端对人类救赎构成的危险，淡化了启示的重要性，给人们验证外国宗教传统真理的任务增加了过重的负担，低估了错误的传承或善意的谎言如何改变或掩盖本质真理，并且其内容通常过于主观。 在反思伊斯兰教如何解释宗教多样性之后，这些问题变得显而易见。

伊斯兰教与宗教多样性

伊斯兰教为宗教多样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强调了启示的重要性、本质和历史。

伊斯兰教教导说，安拉对我们怀有善意、怜悯和慈悯，因此他希望我们获得救赎。 为此，安拉通过他的引导表达了他的关怀和善意。 他引导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是他通过先知传达的言语。 安拉非被造的言语是他直接的指示，而他的先知则将他的言语传达给人类，并展示其正确的体现和应用。 这些并不能穷尽安拉所有的引导方式——还有梦境以及人们在进行“伊斯提哈拉”（祈祷）后试图观察到的吉兆——然而安拉的言语和他的先知是至高无上且首要的。

启示的本体论必要性和首要性导致了两个后果。 其一是它产生了一种区分真假启示的迫切要求。 如果启示是我们引导的主要渠道，那么辨别真伪就成了一个紧迫的认识论问题。 如果你能确认启示是真实的，你就可以自信地接受其教义并加以应用，即使它们违背直觉或不合你的心意。 在这种架构下，虚假的启示是我们救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将我们原本追求真理的良好意图引入歧途，导致无根据的崇拜和徒劳的奉献。

永恒主义的论点始于对造物主的一种糟糕看法。 它假设神圣的引导并非直接且断断续续地启示给我们，而是通过遥远过去的一小撮大师秘密传承下来的。 永恒主义的遥远造物主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辨别真假启示的认识论必要性，而是让我们去进行一场救赎性的寻宝游戏，让我们先去猜测什么是永恒的教义（或者听信永恒主义者的一面之词），然后在各种传统中去寻找它们。 这是一种隐含的命令，要求进行“istiqrāʾ”（穷尽式研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或训练，这反而给寻求真理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对古代智慧的准确传承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撇开在母语之外探寻永恒真理的困难不谈，永恒主义的架构内并没有任何机制来验证或证伪一个人对“永恒哲学”本身内容的断言。 只有各种主张和用来证明这些主张的证据，却缺乏最终的仲裁者或标准来定夺此事。 因此，我可以简单地创造一种“反永恒哲学”，声称一位人格化的造物主（而非新柏拉图主义中不可言说的“太一”）才是永恒真理，甚至可以声称根本不存在造物主。 如果有人挑战我版本的永恒哲学，我可以诉诸与永恒主义者相同的策略，声称对造物主的信仰仅仅是为维护公共秩序而创造的宗教外在表现，而内在的真理实际上是无神论。 事实上，这本身与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相差无几。

伊斯兰教中启示至上性的第二个后果，是对偶像崇拜及其他异端邪说所带来的危险的认知。 永恒主义将偶像崇拜轻描淡写为一种为公共秩序而设计的单纯外在表现，从而将造物主眼中最可憎的罪恶和对人类救赎最严重的威胁，降格为一种虽有功能性目的但仅属不便的小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忽视了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带来的生存威胁，也未能充分解释外在实践对于促进内在状态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的行为和异端信仰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外部或外在层面；它们必然会损害一个人的内在状态。 在任何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都不可能在体现外在多神崇拜的同时，坚持内在的（假定为一神论的）真理。

启示的解剖：信仰与实践

伊斯兰教通过首先界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宗教差异的问题。 古典伊斯兰学术将启示的语言内容归类为“khabr”（消息/陈述）或“inshāʾ”（指令/创制）。 “Khabr”代表关于现实的信息，而“inshāʾ”则代表基于这些现实事实所作出的行为（或禁止行为）的指令。 这种二分法大致对应于神学（ʿaqīda，教义）和法律（sharīʿa，沙里亚）领域。 在“khabr/ʿaqīda”领域中，重大的宗教分歧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不可能同时为真。 地狱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 轮回与“barzakh”（坟墓与复活之间的过渡阶段），以及耶稣是被真实钉死还是仅仅看起来被钉死，这些都不可能同时为真。 因此，这类重大的宗教分歧总是表明至少有一方处于错误和迷误之中（或者双方皆错），在此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启示声称者的真实性呢？ 安拉说，真正启示的终极标志是它呼吁人们信仰同一神学：认主独一（tawḥīd）。

“在我之前，我没有派遣任何使者，除非我启示他：‘除我之外，没有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任何声称或被认为声称除“认主独一”之外的其他内容的所谓启示，都被断然拒绝为虚假，原因要么是该主张由伪先知提出，要么是真先知的启示在其去世或消失后遗失或被篡改了。

虽然该领域中重大的分歧确实表明了确凿的错误，但反过来说，任何达成一致的内容并不一定就代表永恒的真理。 这是永恒主义者反复陷入的一个逻辑错误。 谎言和真理一样，都可以被共同持有。 偶像崇拜本身遵循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追溯到。

关于“inshāʾ/sharīʿa”，宗教差异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 合法的差异源于安拉赋予每个先知群体独特的“sharīʿa”。 安拉说：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了一种教律和法程。” “如果安拉意欲，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在宗教上统一），但他把你们分成不同的民族，以便考验你们对于他所赐予你们的……”

这并非一种普世主义的主张；它仅仅承认“sharīʿa”——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maṣlaḥa）——是可以改变的，而“ʿaqīda”则不然。 因此，如果不同的先知群体拥有不同的法律，这不必令人困扰，也不必被视为虚假启示的迹象。 然而，如果关于造物主、灵魂、来世等方面的教导存在分歧，则表明至少有一方必然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足够重视启示，以至于关心如何区分真正的启示与伪造的启示，我们就需要一部关于启示和先知使命的历史，来解释宗教信仰与实践之间真实且可观察到的差异。 启示容易遗失和被篡改的事实，使得派遣更多带来新启示的先知（相同的信仰，不同的律法）成为必要。 新先知的到来会抹去旧有的记录，使当代人有责任遵循新先知的教导，而不是试图去重建那些在历史中遗失的教导。 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叙事比永恒主义的叙事少了很多猜测。因为穆斯林不是乐观地依赖人类自古以来在文明中传递信息，而是依赖安拉在历史中不断介入并降下更多启示，直到这些启示得到保存，正如《古兰经》的情况一样。

对于那些传统上未被公认为“有经人”的世界主要宗教，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是伪先知，因为他们的经典中充满了与我们直接矛盾的教义？ 未必如此。 在伊斯兰的框架内，有一种观点支持世界主要宗教具有神圣起源。 我们已经从《古兰经》中确切地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初是由安拉的真正使者建立的有效宗教团体，但后来这些教义因经典的伪造和篡改而受到污染。 佛教、印度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也可能最初源于安拉的某位使者，只是后来被人类的干预所腐蚀。

请看《古兰经》中的以下经文：

“有些使者，我确已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你了；有些使者，我还没有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你。”（وَرُسُلًا قَدْ قَصَصْنَاهُمْ عَلَيْكَ مِن قَبْلُ وَرُسُلًا لَّمْ نَقْصُصْهُمْ عَلَيْكَ） “安拉曾与穆萨直接对话。”（وَكَلَّمَ اللَّهُ مُوسَىٰ تَكْلِيمًا）

阿尔-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博士在评论这段经文时说，我们不能排除当今世界宗教起源于真正神圣指引的可能性。 如果尔萨（耶稣）的福音书能如此迅速且剧烈地被篡改以证明对耶稣的崇拜是合理的，那么安拉派遣到更远东方、且我们知之甚少的使者们，也可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种遥远但可能的共同神圣起源，可以解释各宗教在祈祷、斋戒、施舍和朝觐等某些特征上的松散相似性，而无需诉诸永恒主义的论点——即这些松散的共同点证明了每个宗教都拥有相同的深奥核心，且按目前的形式来看都是有效的。

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永恒主义

永恒主义坚持将深奥的真理与外在的形式剥离，其隐含之意是对宗教权威、有组织宗教和官方宗教教义的蔑视。 如今，这些观念非常流行，在许多地方甚至已成为默认的共识。 但无论这些观念看起来多么不言自明，它们必然有其来源。 如果我们挖掘并探究我们的观念，就能追溯它们的谱系——有时会发现令人惊讶的起源。 现代人对有组织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的不信任，并非仅仅是经验的智慧之声，也不是理性进步所揭示的普遍真理。 相反，它源于一套植根于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形而上学承诺。

当然，一定程度的认知谦逊是必要且有益的。 例如，在伊斯兰教中，除非有经典的依据，否则我们不会对特定个人的最终归宿发表评论。 当针对新问题发布教法判例（fatwa）时，以“安拉最知晓”作为结尾是标准做法。 这是因为安拉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不知道。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受到对人类局限性显著敏感的影响。 伊拉斯谟和蒙田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后者曾有名言：“我知道什么？”

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棱两可最终让位于彻底的怀疑主义。 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连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极其重大的事件：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欧洲宗教战争。

根据曾撰文论述这一时期态度转变的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的说法：

“在中世纪盛期，基督教神学……比16世纪末之后要宽松和具有冒险精神得多……简而言之，教会运作时享有学术自由，而一旦新教和反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陷入对抗，这种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特伦托会议后，罗马的教会审查机构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监控各省教会神学家的工作；圣职部以人们所熟知的手段铲除“异端”，其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天主教教义首次固化为不再允许批判性讨论的论点（或称“教条”），即便是同情的信徒也不例外。出于对屈服于新教异端的恐惧，在政治上必须坚持这些教条的不可动摇的真理性。 17世纪不再推崇自由发挥的《神学大全》，而是被灌输了由中央授权的《手册》；罗马当局开始通过对道德问题制定一般性裁决（即“回应”）来正式干预道德神学，并赋予其充分的权威……随着从《神学大全》向《手册》的转变，从推测性且可修正的教义向不可动摇、绝对正确的“教条”的转变，神学与理性主义进入了一种暧昧的联盟。

这一神学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时期产生了政治后果。 图尔敏阐述道：

尽管动荡不安且宗教分裂，但相比之下，16世纪仍是一个温和理性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被广泛重视的时代。 从1610年开始，尤其是1618年之后，争论变得激烈、血腥且刺耳。 现在每个人都扯着嗓子说话，人文主义者关于有限性和宽容必要性的平静讨论，再也无人问津。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随着1618年至1648年间三十年战争达到顶峰，欧洲在1700年代之前一直饱受宗教动机冲突的蹂躏。 代价是巨大的；仅三十年战争就使德国部分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这些宗教战争对欧洲人对待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无论暴力制造者是虔诚的信徒，还是仅仅将宗教作为借口，这都不重要；不可否认的结果是，人们厌倦了战争，也厌倦了被用来为战争辩护的绝对主义宗教主张。

亚历山大·蒲柏生活在这些冲突的余波中，他写下了这段话，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政府形式何必争，治理得当即为尊；信仰方式何必斗，生活正道即为真。

事实上，真正兴起于欧洲宗教战争余波中的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欧洲如何应对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暴力。 由于神学上的确定性现在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自然的反应就是将确定性建立在其他地方，例如人类理性或经验主义。

将欧洲基督教经验普遍化

基督教机构、权威和教义成为了这种新怀疑主义的主要目标。 新教改革已经为这种怀疑主义打开了大门，在此期间，由神学家主导的历史批判方法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有效经文解释的垄断。 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时，怀疑主义的大门已被彻底撞开。 哲学自然主义在门外等待，再加上科学发现的飞速发展，只会加速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基督教正处于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还能信任前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多少？ 在这一时期及其后出现的各种信仰和宗教认同的重构，根据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落入了一个光谱之中。 保持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代表着对所继承的西方基督教的完全信任，而彻底的无神论则意味着完全拒绝它。 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主流新教教派和重洗派运动，显然比无神论更接近天主教，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基督教的启示基本上是真实的，但天主教徒劫持了其解释和应用。 与此同时，新近流行的自然神论——坚持相信造物主但拒绝启示——在这个光谱上比天主教更接近无神论。

长青哲学（Perennialism）提供了另一种现成的选择，介于自然神论和新教教派之间。 长青哲学比自然神论更接近传统基督教，因为它肯定了启示的现象。 然而，长青主义者并没有仅仅批评教会对启示的解释，而是声称基督教并不垄断启示，因此基督教虽然有效且真实，但并非唯一。 长青主义者本质上愿意放弃基督教对唯一真理的主张，以换取作为整体的宗教所被赋予的普遍有效性。 这是一笔精明的交易，因为它将针对基督教的腐蚀性怀疑转移到了宗教这一范畴之外。

话虽如此，永恒主义在最初阶段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永恒主义的论点在历史上缺乏可信度。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思想家们强调神圣知识的历史传承，却忽视了独特的启示事件，并在古代文明之间虚构了充满想象力的传播路径。 正是那些曾让新教教义学者得以攻击天主教会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同样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早期永恒主义者所提出的传播路线。

永恒主义不得不等待19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将焦点从永恒真理如何在各地传播，转向了永恒真理本身究竟是什么。 传统主义永恒主义也利用了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日益增长的幻灭感，因为当东方宗教文本开始在欧洲语言中广泛流传时，启蒙运动的负面后果（例如环境退化）也开始显现。 这使得传统主义永恒主义与以赛亚·伯林所称的“反启蒙运动”中的其他运动处于同一行列。 永恒主义在思想上的同僚包括超验主义，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

即使永恒主义的根源比近代早期欧洲更为久远，将其置于我们对基督教幻灭感的谱系中，有助于凸显其更具现实意义的历史地位，即作为欧洲对宗教战争及随后的启蒙运动所作出的多种回应之一。 当时基督教正处于退潮期，每一个新兴运动都在决定该将责任归咎于何处，以及该从基督教中挽救些什么。 新教徒将天主教会视为问题所在，而永恒主义者则指责基督教绝对且排他的真理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对自身外在形式的沙文主义式执着，未能看到贯穿所有宗教的本质真理。 主要在工业革命之后进行写作的传统主义永恒主义者，也指责现代社会背离了古代智慧。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基督教的问题，因此他们呼吁所有宗教回归本源，并推测回归到它们共同的本质上。

区分对基督教的批判与对整个宗教的批判，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关键点。 永恒主义者不会将自己定义为基督徒，但不可否认的是，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与基督教紧密相连，是作为“填补基督教结构崩溃后留下的空白”的多种欧洲回应之一。

奇怪的是，永恒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将焦点从基督教本身移开了，因为探讨广义上的“宗教”意味着所有宗教，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外在形式，都遭受着与基督教相同的缺陷。 正如吉尔·阿尼贾尔所言：“基督教通过将‘宗教’作为一个通用范畴和批判目标置于前台，使自身变得越来越容易被遗忘。”

在这种语境下，一些永恒主义者坦承他们有拯救欧洲和西方的愿望，这为这种过度概括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潜在动机。 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结论是：对基督教的幻灭感被体验为对整个宗教的幻灭感。 法国东方学家兼神秘主义者德·普沃维尔总结了这一观点，他说：“热爱宗教，但要不信任各个宗教。” 作为一名永恒主义者，德·普沃维尔暗示“宗教”象征着内在的真理，而“各个宗教”则是人类为了诠释、践行和传播该真理而作出的外在的、局部的且不完美的尝试。

马丁·林斯并不是唯一一位因一部并非明显属于永恒主义的作品而闻名的永恒主义作家。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就是一位狂热的永恒主义者。 他在那本标题恰如其分的宣言《永恒哲学》中，重申了永恒主义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典型批判。 赫胥黎在书中讲述了“船的寓言”，这是一个苏菲派故事，据称安拉向一位神秘主义者展示了一个幻象：船只沉入大海，只有木板漂浮在水面上，但最终木板也会沉没。 神秘主义者被告知，那些试图乘船渡海或紧抓木板的人将会灭亡，而那些跳入海中的人将会得救。

赫胥黎在评论这一寓言时写道：

这个寓言相当清晰。 那些载着个体航行者穿越生命之海的船只，就是教派和教会，是教条和宗教组织的集合体。 而最终也会沉没的木板，则是所有未能达到彻底自我奉献的善行，以及所有不及对造物主合一认知那般绝对的信仰。

这里的主要结论是，教派和教会、教条和宗教组织都应受到绝对的怀疑。 它们掩盖了真理并阻碍了正道，而非阐明真理并促进旅程。 再次注意，最初针对基督教的批评是如何被扩大到适用于整个宗教的。

永恒主义并不一定导致了当今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的普遍怀疑。 然而，随着基督教的衰落和启蒙运动式怀疑论的兴起，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求助于它。 无论是传统主义还是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他们不仅吸引了那些已经对传统宗教形式感到幻灭的人，还积极助长并推动了对“有组织宗教”的怀疑。

永恒主义的征召者

赫胥黎求助于苏菲主义来阐明他的观点，这一点意义重大。 赫胥黎遵循了永恒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即通过挑选那些似乎支持永恒主义立场的陈述和概念，来歪曲外国宗教传统，从而使这些立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具普遍性。

在《古代信仰》一书中，灵斯（Lings）在短短一段话中，就设法将印度教的轮回概念、基督教的原罪概念以及伊斯兰教的“天性”（fiṭra，即与生俱来的禀赋）结合起来，以此证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肩负着先于其出生的责任。 这种对“天性”（fiṭra）的挪用，显然与伊斯兰教关于儿童本质纯洁和罪孽不可继承的教义相矛盾。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阿南达·肯蒂什·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的作品中找到，他是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早期的重要合作者，也是一位永恒主义者。 库马拉斯瓦米原本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写了一本名为《印度教与佛教》的书，试图证明这两种宗教都是原始“永恒哲学”的表现形式。 这本书在学术界遭到了严厉抨击。 一位评论家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写道：“任何受这种固定观念驱动的解释，往往会强行曲解词汇和段落的词源与含义，以使其符合预设的观点。”

灵斯和库马拉斯瓦米在这方面都追随盖农，盖农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印度教教义研究导论》为题出版）就因同样缺乏历史依据和带有意识形态动机而被拒绝。 考虑到当时学术界的实证主义性质，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他们偏离事实有多远，以至于招致了这种准确但讽刺的批评。

永恒主义者不仅从宗教传统中挖掘证据来证明他们自己的哲学，还采取了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声称他们比这些宗教传统的绝大多数信徒更了解这些传统。 由于意识到必须解释他们自己的解释与本土大众的解释之间的差异，永恒主义思想家往往依赖于他们前述的欧洲反教权主义遗产。 就像赫胥黎用船只作比喻一样，他们认为大众理解错了，执着于排他性的信条和制度，而这些实际上是教权机构的产物，而非宗教本身。 换句话说，每当一个宗教似乎支持那些声称对真理或救赎拥有排他性途径的教义时，都可以归咎于僵化教士的愚蠢或操纵。 而永恒主义者，始终掌握着真正的真理。

如前所述，永恒主义者还极度依赖他们对宗教的区分：即作为公共秩序目的的宗教外在躯壳，以及更符合永恒主义叙事的宗教内在或神秘形式。 永恒主义作者经常推崇他们偏好的神秘主义流派，并草率地否定其余部分，将其标榜为传统的真正代表，也是唯一值得信任的代表。

就伊斯兰教而言，像赫胥黎这样的永恒主义者急切地抓住苏菲主义作为切入点来歪曲伊斯兰教，甚至试图将苏菲主义描绘成一种独立于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 苏菲主义和伊斯兰教被当作两个空洞的能指：前者被西方思想投射上他们自己的宗教理想，后者则被投射上他们的宗教恐惧，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对基督教创伤性经历的影响。 人们只需看看西方想象中的苏菲诗人（如鲁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理解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真实的鲁米可以且必须被奉为正统伊斯兰教的典范。 相反，重点仅仅在于引起人们对永恒主义者及其同时代人以不忠实、不准确的方式参与、解释和征召外国宗教文本与人物以达到其自身目的的行为的关注。 鲁米的话在此很有启发性：

卑劣者窃取苏菲之言，向愚民编造荒诞故事。 真正之人的作品将熠熠生辉，卑鄙者只有无耻的伎俩，而非光明。

修正主义传统

以新颖方式征召古老传统的做法在今天仍在继续，尽管方式更为隐蔽。 在现代，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传统故事是“盲人摸象”。 莎拉·科诺弗（Sarah Conover）收集并改编了来自不同传统的数十个古老故事，并将它们出版成系列丛书，其中一本名为《Ayat Jamilah：美丽的迹象》（Ayat Jamilah: Beautiful Signs），穆斯林读者可能对此并不陌生。 该系列的其他书目包括佛教故事集《善良》（Kindness），以及中国故事集《和谐》（Harmony）。 科诺弗在后一本书《和谐》中重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 像许多古老的故事一样，它始于一位陷入困境的国王：

这位国王是佛陀的追随者，他每天研读圣典并进行冥想。 但在当时的王国里，许多其他宗教也吸引了各自的信徒。 在公园和市场，在寺庙和学校里，不同哲学思想的捍卫者之间爆发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理解了生命最深层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结果，国王的臣民们日夜争吵不休。

撇开宗教与哲学的混淆不谈，科诺弗的现代演绎将冲突和不和归咎于宗教差异，尤其是归咎于神学上的确定性。 故事含蓄地告诉我们，认为自己正确而排斥他人，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分裂。

国王决定给他的臣民上一堂睿智的课。 他召集了几位天生失明的人，并让人牵来一头大象。 然后，他召集王国所有的臣民来到广场，观看接下来的景象。 国王问那些盲人：

“你们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吗？” “想！”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但你们看不见，那你们要如何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 国王问道。 “我们会去摸它！” 一个人回答道。 “我们会去触碰它，”另一个人说。 “我们会去听它，”第三个人说。

这些人慢慢靠近大象，开始触摸它。 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大象的不同部位，所以他们向国王汇报的描述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在科诺弗的版本中，盲人们还嘲笑彼此对大象的描述，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 人群在旁观看，感到好笑并准备接受国王的教诲，国王最后说道：“你们这些不遵循佛陀教义的人，似乎也相当确信只有你们自己掌握了生命的本质……而且你们还想为此争论不休……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你们就像这些争吵的盲人一样困惑，只知道大象的一小部分，却对整体如此确信？”

讲故事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它陈述了什么，而在于它暗示了什么。 在科诺弗的版本中，那些声称拥有某种形而上学真理的人被比作盲人。 在这里，对某种信仰的断言是应受指责的，因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会造成分裂和冲突。 如果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主要代言人是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那么这些代言人就犯有散布分裂和冲突的罪过。

科诺弗对这个故事的重述、对宗教与哲学的混淆，以及整个系列丛书的概念，都带有明显的永恒主义色彩。 用灵斯（Lings）的话来说，整头大象代表着原始真理那高耸而阴影重重的山脉，而盲人的观察则是当今的世界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

但故事是可以解读的，进一步审视后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在控诉永恒主义，而不是在为它辩护。 注意盲人试图了解大象的方式：依靠他们的感官。 这个故事展示了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如果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启示的认知，那就为时过早了。 我们假设自己是故事中的盲人——但那些拥有先知真实启示的人，是更像盲人，还是更像那位能看到整头大象并以此评估他人描述的国王呢？ 或许，这个故事应该被重述为：我们需要服从那位知晓幽玄（unseen）的先知的引导，而不是服从那些像永恒主义者一样，可疑地声称能代表所有宗教的人。 或许，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才是那些盲人。

在流行的儿童读物《老海龟》（Old Turtle）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宗教态度。 作为1993年美国书商协会年度最佳儿童读物的获奖作品，《老海龟》的基本情节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原本和谐共处，直到它们开始争论关于造物主的问题。 每种动物都以呼应自身独特体验的方式来描述造物主，而当睿智的老海龟以权威的口吻告诉大家，造物主就是他们所描述的一切，甚至远不止于此，他们的争论才得以平息。 故事继续预言了人类的到来，他们最初享受的和谐时期，随后便是他们因争论造物主而堕落，紧接着是战争和生态灾难。 老海龟告诉我们，当人们停止争论造物主，并学会从彼此身上看到造物主时，和谐就会恢复。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宗教，但很明显，宗教——作为一种界定造物主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对神圣事物做出真理主张的事业——已经成为了老海龟的批判目标。 老海龟告诉我们，关于造物主，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定论；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就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所说的话并不比其他人所说的更有说服力。 正如科诺弗对古代故事的现代演绎一样，若有不同的想法，不仅会招致冲突，还会带来灾难。

这些故事所蕴含的主题在当代社会中非常流行，甚至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有组织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受到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嘲讽。 但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还是仅仅是一种现代姿态？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re-all-religions-the-same-islam-and-the-false-promise-of-perennialism
原文标题：Are All Religions the Same? Islam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erennialism
作者：Tom Facchine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多年生主义者马丁·林斯

大多数讲英语的穆斯林都熟悉马丁·林斯 (Martin Lings) 撰写的先知穆罕默德ﷺ传记，题为穆罕默德：基于最早资料的他的一生。作为读书俱乐部的主要内容，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性和叙事风格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高度赞扬。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他作品。在一本这样的书《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中，林斯提供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刻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他严厉批评进化论、作为目标的自由以及进步的概念。他所建立的一些联系不仅精彩，而且表达精美。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古代信仰和现代迷信中基本上（尽管不是完全）伊斯兰教不存在。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评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林斯并没有将这些宗教传统视为从根本上与伊斯兰教相矛盾，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传统之间的差异。宗教，称其为“观点”、 或仅仅是“表达方式”问题。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认也不是林斯作品中的边缘元素。 Lings 经常提出大胆而全面的声明，例如“[这些宗教] 所表达的真理保持不变”“所有宗教在真正的根本问题上都达成一致” 以及“在更普遍的方面，[跨宗教] 的正统观念在根本上始终是相同的。”

林斯在一篇生动的文章中写道：


……那里矗立着世界上伟大的宗教——无需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个都像一座巨大的山脉，拥有白雪覆盖的圣峰。在背景中，到处隐约可见一种更原始​​宗教的阴暗顶峰，这种宗教必须被取代或重申，因为它的人民已经远离它，已经忘记了它。



山脉的意象非常令人回味，但也令人不安。林斯是否只是指出伊斯兰教是真主指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的一切的基本信念？或者林斯是否主张长期主义立场，即伊斯兰教只是其他宗教中的一种有效宗教？

林斯的文字和图像将读者推向后一种解释。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教逐渐取代了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的原始宗教，但它并没有取代所有其他宗教。其他“山脉”——印度教、基督教等等——也取代了失落的原始宗教，因此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道路。正如林斯所说，所有现存的宗教都没有权利声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长期存在的问题

常年论认为，在多个地方都可以找到一个真理。这与普遍主义不同，普遍主义认为不存在单一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因为多年生论坚持一个真理，所以多年生论者必须参与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至少在本质上拥有相同的真理。

多年生论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只是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解释他们所从事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唯一真理的任何主张。当面对一种特别难以与常年论调和的宗教特征时，常年论者强调个人的神秘体验高于启示和圣经。这也许是常年论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完全漠不关心，有时甚至近乎反感。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圣经，常年论同时采取了一种态度，承认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是真实的，同时拒绝一切使伊斯兰教独特的东西，包括伊斯兰教自己声称唯一且准确地代表上帝的真理和命令。事实上，伊斯兰教确实具有明显的本质，它是由救赎所必需的信仰和实践的支柱构成的。然而，常年论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替代的，因此加入任何一种宗教就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常年论的论点与伊斯兰教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义相矛盾，并使伊斯兰教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伊斯兰教本身的整个冒险）变得多余。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无论谁寻求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他都不会接受这种宗教，他在后世将成为失落者。



而且，更明确地说，


但是，无论谁在得到明确的指导后，反对使者，并走上与信徒不同的道路，我们将把他留在他所走的[道路]上，我们将使他在地狱中燃烧——这是多么邪恶的旅程的结局！



确实，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为什么末代先知ﷺ没有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呼吁伊斯兰教？如果常年论的论点是正确的，先知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和他的追随者分开作为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他本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什人，并试图发现他们偶像崇拜的“真理核心”。即使永恒论者拒绝将偶像崇拜视为单一真理之外的事物，《古兰经》仍应颂扬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教义和原罪作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林斯在内的其他永恒论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相反，阿拉断然驳斥并驳斥了它们。

与永恒论的幻想相反，伊斯兰教教导说，启示和经文对于正确的指导是绝对必要的。事实上，伪造启示和操纵圣经——甚至不合时宜地为上帝说话——是最可憎的罪孽之一。安拉说，


还有谁比编造关于安拉的谎言或否认他的经文的人更不公正呢？事实上，不法之徒不会得逞。



常年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了这个错误，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真诚地试图捍卫伊斯兰教或赋予伊斯兰教特殊地位。现实情况是，常年论试图回避启示，并人为地构建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公分母。多年生论者正确地假设所有真正的启示都有一个共同的神圣起源，但最终错误地试图通过他们自己对宗教传统的选择性阅读和有动机的解释来重建这一共同线索。伊斯兰教对tawḥīd的核心信仰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的创造性重建。

本文将常年论视为对宗教多样性问题的回应——这种回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外教和深奥宗教之间的夸大区别——并​​根据伊斯兰教自己的解决方案评估了这种回应。它表明，多年生论远非普遍的深奥真理，实际上是基督教崩溃和启蒙运动兴起后形成的（现代）欧洲思想的产物。它进一步表明，多年生论者系统地错误描述外国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教，以支持他们的论点。最后，它探讨了世俗宽容虽然具有与常年主义不同的知识谱系，但却如何为了自己破坏真理的目标而征召常年主义思想。

定义多年主义、传统主义和普遍主义

《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于 2001 年出版，距他去世仅四年，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可能比他的预言传记更准确地代表了林斯的坦率信仰，后者是几十年前写的，并且受到传记体裁的限制，无法包含林斯自己的大部分思想。

尽管如此，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训练有素的眼睛甚至可以在林斯的预言传记中发现常年论的教义和解释。林斯本人，尽管正式否认常年论的指控，但他不亚于一本名为基础宗教：常年哲学简介的书的编辑！

因此，林斯对伊斯兰教在当代宗教中的地位的理解并不是伊斯兰教世界观的固有内容。相反，它属于林斯与其主要影响者雷内·盖农 (René Guénon) 和弗里斯约夫·舒恩 (Frithjof Schuon) 所分享的常年主义哲学。

从技术上讲，Guénon、Schuon 和 Lings 都是传统主义者，这是一场以常年主义为主要支柱的哲学运动。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 (Mark Sedgwick) 所解释的那样，“所有传统主义者都是多年生主义者，但并非所有多年生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传统主义将多年生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衰落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将过去视为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地。因此，传统主义者会拒绝新时代的灵性和融合主义，而非传统主义者的常年主义者则会接受这些运动的有效性。永恒主义也不能与普遍主义相混淆，普遍主义对真理有更主观的理解。总而言之，普遍主义认为存在多种真理，永恒主义认为在多个地方发现一个真理，而传统主义则认为在多个地方发现一个真理，但在过去更容易、更清楚地发现。本文将把多年生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包括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形式。

宗教多样性问题

常年论首先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对非基督教民族（尤其是古希腊人）提出的宗教多样性和另类真理主张问题的回应。将这些神学问题重新表述为问题：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自己的宗教团体掌握真理，我们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而且，我们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也有一些与我们相似的教义这一事实？包括马西利奥·菲奇诺 (Marsilio Ficino)、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和阿戈斯蒂诺·斯图科 (Agostino Steuco) 在内的文艺复兴学者并没有将前基督教哲学家视为异教徒，而是试图将他们恢复为古代神学家，他们教导和传承与基督教教义同源的“永恒智慧”。这一说法并不是说前基督教哲学家实际上是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先知。与圣经先知相同的启示，但他们只是传播相同的神圣知识。这些早期的多年生论者发明了现在已经不可信的传播链来解释特定的教义如何从古代世界传播到他们自己的时代。

如果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教义之间存在重叠点，那么也肯定存在背离点，甚至是矛盾点。如何解释这些？毕竟，古希腊人崇拜众多神灵，基督教神学家至少将自己视为一神论者。包括拉尔夫·库德沃斯 (Ralph Cudworth)、威廉·沃伯顿 (William Warburton) 和约翰·托兰德 (John Toland) 在内的下一波近代早期的多年生论者提出，这些古代民族并不是真正的多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无知的大众和公共秩序而将其真实、秘密的一神论教义包裹在多神论的外壳中。希腊哲学早期对深奥教义和通俗教义的区分被证明对于常年论的可行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外在的实践，即宗教的外在方面，是一个偶然的特征，可能有很大差异，甚至与其他宗教相矛盾。然而，永恒的真理并不是通俗的，而是深奥的，是秘密地、口头地流传到今天的。通俗与深奥之间的区别为常年论学者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可以驳回与他们的论点相矛盾的教义，并肯定与之相符的其他教义。

多年生论因此开始作为对特定神学问题的回应。然而，这种回应并不可信。首先，早期多年生论者提供的传播链现在成为学术嘲笑的对象。为了挽救论文，常年论者不再强调常年哲学如何传播，而是强调常年哲学是什么。但这样的回应也并不令人满意。首先，常青哲学的内容与新柏拉图哲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此外，用深奥/通俗的二元论来解释宗教多样性也充满了问题：它假设了一种遥远的、冷漠的上帝概念，低估了异端对人类救赎构成的危险，淡化了启示的重要性，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负担来验证宗教的真理。外国宗教传统，低估了有缺陷的传播或善意的高尚谎言如何改变或掩盖基本真理，并且其内容通常过于主观。在反思伊斯兰教如何解释宗教多样性后，这些问题变得显而易见。

伊斯兰教和宗教多样性

伊斯兰教为宗教多样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加可信的解决方案，一个强调启示的重要性、性质和历史的解决方案。

伊斯兰教教导安拉对我们有善意、怜悯和怜悯，因此希望拯救我们。为此，安拉通过他的指导表达了他的关怀和善意。他引导人类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先知所传达的言语。安拉的非受造言语是他的直接指示，而他的先知则向人类传达他的言语并展示其正确的体现和应用。这些并没有穷尽安拉引导的所有类型——人们在祈祷后试图观察到梦想和幸福istikhāra——但是安拉的言语和他的先知是至高无上的和首要的。

启示的本体论必要性和首要性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它迫切需要区分真实的启示和捏造的启示。如果启示是我们指导的主要渠道，那么区分真假就成为一个紧迫的认识论问题。如果您可以确认该启示是真实的，您就可以自信地接受其教义并应用它们，即使它们违反直觉或不符合您的喜好。在这种结构中，错误的启示是对我们得救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会改变我们原本良好的意图，追随真理，进入无根据的敬拜和徒劳的奉献的死胡同。

常年论的论点始于对上帝的不良看法。它假设神圣的指导不是直接和间歇性地向我们揭示的，而是通过遥远的过去精选的几位大师秘密传递的。永恒论的遥远上帝并没有创造一种认识论命令来区分真假启示，而是派我们去进行一场救赎性的寻宝游戏，让我们首先猜测永恒教义是什么（或者相信永恒论者的话），然后搜索各种传统以发现它们。这是执行istiqrāʾ（详尽阅读）的隐含命令，但没有必要的工具或培训来执行此操作，因此使真理寻求者负担过重，同时对古代智慧的准确传播抱有不合理的乐观态度。

抛开在母语之外寻找永恒真理的困难不谈，在永恒主义结构中并没有任何机制来验证或证伪一个人对永恒哲学本身内容的断言。只有整理的主张和证据来证明它们，没有最终的仲裁者或标准来解决问题。因此，我可以简单地创造一种反永恒的哲学，声称拟人化的上帝（而不是新柏拉图主义不可言喻的上帝）是永恒的真理，甚至根本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人要挑战我对常年哲学的看法，我可以采取与常年论者相同的策略，说对上帝的信仰只是为了公共秩序而创建的宗教的一种通俗特征，而深奥的真理实际上是无神论。事实上，这本身与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并不遥远。

伊斯兰教中启示至上的第二个后果是承认偶像崇拜和其他异端的危险。常年论淡化偶像崇拜，将其视为纯粹为公共秩序而设计的通俗特征，从而将上帝眼中最可憎的憎恶和对人类拯救的最严重威胁视为仅仅是一种不便，但仍具有功能性目的。这种处理除了忽视了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的生存威胁之外，还没有充分考虑到外部实践对于促进内部国家至关重要的方式。换句话说，偶像崇拜实践和异端信仰不能仅限于外部或外在的影响;它们也必然会损害一个人的内在状态。一个人在坚持深奥的（大概是一神论的）真理的同时又体现了通俗的多神教，这是不可能的。

启示录的剖析：信仰与实践

伊斯兰教解决宗教差异问题首先要解决问题的范围。古典伊斯兰学术将启示的语言内容分为khabr或inshāʾ。 Khabr 表示有关现实的信息，而 inshāʾ 表示在给定现实事实的情况下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指示。这种双重区别大致对应于神学 (ʿaqīda) 和法律 (sharīʿa) 领域。 khabr/ʿaqīda领域内显着的宗教多样性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事情不可能同时成立。地狱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转世和barzakh，耶稣实际受难与表面上受难不能同时成立。因此，这种显着的宗教多样性总是表明至少有一方存在错误和误导（或两者都有），而这里的显着差异是不合法的。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声称启示者的真实性呢？安拉说，真正启示的最终标志是它呼唤相同的神学：tawḥīd。


在你们之前，我们没有派遣过任何使者，除了我们向他透露：“除了我之外，再无神灵，所以崇拜我。”



任何先知声称或据说声称除 tawḥīd 之外的所谓启示都将被断然拒绝为错误，因为该声明是由假先知提出的，或者是因为真先知的启示在他死亡或失踪后丢失或损坏。

虽然该领域的显着多样性确实表明肯定存在错误，但反过来说，任何一致的事情都必然表明永恒的真理。这是多年生论者一再犯的逻辑错误。谎言和真理一样可以有共同点。偶像崇拜本身遵循模式，而这些模式可以跨越时代和文化。

就inshāʾ/sharīʿa而言，宗教多样性不一定是有问题的。合法的差异源于安拉赋予每个先知团体独特的sharīʿa这一事实。安拉说：


对于你们每个人，我们规定了一条法律和一种方法。如果安拉愿意，他会让你们成为一个国家[在宗教上团结]，但[他打算]在他所给予你们的方面考验你们......



这不是一个普遍主义的主张；相反，它只是认识到最终关乎人类利益的sharīʿa（maṣlaḥa）会发生变化，而ʿaqīda则不会。因此，如果不同的预言团体有不同的法律，这不一定是令人不安的，也不一定是虚假启示的迹象。但是，对于上帝、灵魂、来世等有不同的教义，表明至少有一方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足够认真地对待启示，关心区分真正的启示和捏造，我们就需要一部启示和先知的历史来解释宗教信仰和实践之间存在的真正可观察到的差异。启示很容易丢失和损坏，这一事实需要委托更多的先知带来新的启示（相同的ʿaqīda，不同的法律）。新先知的出现将历史抹去，让同时代的人负责遵循新先知的教义，而不是试图重建那些被历史遗忘的教义。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记载比多年生论的记载要少得多，因为穆斯林不是乐观地依赖人类自远古以来将事物传递给不同的文明，而是依靠安拉以更多的启示来干预历史，直到该启示被保存下来，就像《古兰经》的情况一样。

这对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圣书之民”的世界主要宗教意味着什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是假先知，因为他们的经文充满了与我们的教义直接矛盾的教义？未必。在伊斯兰体系中，有一个关于世界主要宗教的神圣起源的争论。我们已经从《古兰经》中确切地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初是由真主的真正使者建立的有效宗教团体，但后来其教义因伪造和篡改经文而受到污染。佛教、印度教、道教和其他宗教也有可能始于安拉的一位使者，但后来因人为干预而腐化。

考虑古兰经的以下经文，


还有[我们派遣]我们之前曾向你们讲述过[他们的故事]的使者，以及我们尚未与你们讲述过的使者。安拉用[直接]言语对摩西说话。



在评论这节经文时，Al-Muthanna ʿAbd Al-Fattāḥ博士说，我们不能排除当今世界宗教起源于真正神圣指导的可能性。如果ʿIsā的福音能够如此迅速和戏剧性地被破坏以证明对耶稣的崇拜是合理的，那么类似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在安拉派遣到更远的东方的使者身上，我们对他们的可靠信息知之甚少。这种遥远但可能的共同神圣起源可以解释不同宗教之间某些特征的松散相似性，例如祈祷、斋戒、施舍和朝圣，而无需诉诸常年论的论点，即这些松散的共性证明每种宗教拥有相同的深奥核心，并且按照目前的解释是有效的。

多年生论作为欧洲意识形态

常年论坚持将深奥的真理与通俗的形式分开，这隐含着对宗教权威、有组织的宗教和官方宗教教义的蔑视。今天，这些情感非常流行，甚至在许多地方可能是默认的。但情感，无论看起来多么不言而喻，都必须来自某个地方。如果我们挖掘并探索我们的情感，我们就可以追踪他们的家谱——有时甚至可以追溯到令人惊讶的起源。现代对有组织的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的不信任不仅仅是经验的明智声音，也不是理性进步所揭示的普遍真理。相反，它源于一套牢固植根于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形而上学承诺。

当然，一定程度的认知谦逊是必要的，也是好的。例如，在伊斯兰教中，我们不会评论特定个人的最终命运，除非我们有圣经依据这样做。当针对新问题发布追令时，标准做法是以“真主最了解”结尾。那是因为安拉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却不知道。在欧洲历史中，文艺复兴时期也因对人类局限性的明显敏感而活跃。伊拉斯谟和蒙田代表了这种态度，后者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我知道什么？”

但当启蒙运动兴起时，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棱两可的说法后来被全面的怀疑主义所取代。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连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极其重要的事件：新教改革和随后的欧洲宗教战争。

英国哲学家史蒂芬·图尔明 (Stephen Toulmin) 写下了这一时期发生的态度转变，根据他的说法，


在中世纪中期，基督教神学……比 16 世纪末之后变得更加轻松和冒险……简而言之，一旦新教和反宗教改革神学家加入对抗，教会的学术自由就不再存在。特伦特会议之后，罗马的教会审查员开始以新的方式监视各省教会神学家的工作；神圣办公室以人们所熟悉的方式根除“异端”，变得更加广泛和有力。天主教的教义第一次硬化为论点（或“教条”），不再接受批判性讨论，即使是同情的信徒，而且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其不变的真理，因为担心屈服于新教徒的异端邪说。 17 世纪不是随心所欲的总结，而是以中央授权的手册为食。罗马当局开始正式干预道德神学，以完全的权威制定关于道德问题的一般性裁决，或回应……随着从《摘要》到《手册》，从思辨和可修订的教义到一成不变和绝对正确的“教条”的转变，神学和理性主义进入了一种模棱两可的联盟。

这段神学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时期产生了政治后果。图尔明详细阐述，

[quote]
尽管存在种种动荡和宗教分歧，相比之下，16 世纪仍然是一个甜蜜理性的声音被听到并受到广泛重视的时代。从 1610 年开始，尤其是 1618 年之后，争论变得活跃、血腥和激烈。现在每个人都大声说话，人文主义者对有限性和宽容的必要性的安静讨论不再赢得倾听。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1618 年至 1648 年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达到顶峰，欧洲在 1700 年代经历了大量由宗教引发的冲突。成本是天文数字；仅三十年战争就使德国部分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这些宗教战争对欧洲对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的态度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暴力肇事者是否真诚地信奉宗教，或者只是以宗教为借口，这不是重点。不可否认的后果是，人们厌倦了战争，厌倦了用来为战争辩护的绝对主义宗教主张。

亚历山大·波普 (Alexander Pope) 生活在这些冲突之后，他在写道时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对于政府形式，让傻瓜去竞争；

管理最好的就是最好的；

对于信仰模式，让无礼的狂热分子去斗争；

谁的生活是正确的，他就不会错



事实上，启蒙运动在欧洲宗教战争之后立即开始，部分是欧洲如何应对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暴力的故事。由于神学的确定性现在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自然的反应是在其他地方建立确定性，例如人类理性或经验主义。

普及欧洲基督教经验

基督教机构、权威和教义成为新怀疑论的主要目标。这种怀疑论的大门已经被新教宗教改革打开了，在宗教改革期间，神学家主导的历史批评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有效圣经解释的垄断。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时，怀疑主义的大门已经被炸断了。哲学自然主义在另一边等待，与科学发现的惊人步伐一起只会加速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基督教正处于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们对宗教改革前的基督教有多少信任？在此期间和之后出现的各种信仰和宗教身份的重新配置根据人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落在一个范围内。保持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代表着对西方基督教的完全信任，而全面的无神论则意味着完全拒绝它。宗教改革中出现的主流新教信仰和再洗礼运动肯定更接近天主教而不是无神论，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基督教的启示基本上是真实的，但天主教徒劫持了其解释和应用。与此同时，新近流行的自然神论教义——维持对造物主的信仰，但拒绝启示——在光谱上更接近无神论而不是天主教。

常年论提供了另一种现成的替代方案，介于自然神论和新教信仰之间。常年论比自然神论更接近传统基督教，因为它肯定了启示现象。然而，常年论者不仅批评教会对启示录的解释，还声称基督教并不垄断启示录，因此基督教虽然有效和真实，但并不完全如此。多年生论者本质上愿意放弃基督教对排他性真理的主张，以换取赋予整个宗教的普遍有效性。这是一项精明的交易，因为它将对基督教的腐蚀性怀疑论从宗教本身的范畴转移开。

话虽这么说，多年生论一开始只享有有限的吸引力。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常年论的论点在历史上并不可信。回想一下，多年生论思想家强调神圣知识的历史传播，而忽视了独特的启示事件，发明了古代文明之间富有想象力的传播路径。允许新教学术攻击天主教会的历史方法也使文艺复兴和早期现代多年生论者提出的传播路线失去了可信度。

永恒主义必须等待 19 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来解决这个问题，将焦点从永恒真理如何从一个地方传播到另一个地方，转而关注永恒真理实际上是什么。传统主义永恒主义还利用了对启蒙理性主义日益增长的幻灭作为其消极因素。在东方宗教文本开始以欧洲语言更广泛传播的同时，人们开始感受到环境退化等后果。这使得传统主义的常年主义与以赛亚·柏林所谓的反启蒙运动的其他运动处于同一行列。与常年主义知识分子同行的有超验主义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

即使常年论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现代欧洲，但将其置于我们基督教幻灭的范围内有助于突显其更相关的历史，作为欧洲对欧洲宗教战争和随后的启蒙运动的几种反应之一。基督教正在退却，每一个新兴运动都在决定应该归咎于何处以及如何拯救基督教。新教徒认为天主教会是问题所在，而常年论者则指责基督教的绝对和排他性真理主张，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通俗形式的沙文主义依恋，未能看到贯穿所有宗教的基本真理。传统主义的多年生主义者大多在工业革命的另一边写作，他们也指责现代时代已经偏离了古老的智慧。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基督教的问题，因此他们呼吁所有宗教回归其根源，大概回归它们的共同点。

批评基督教与批评整个宗教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具有持久重要性的关键区别。多年生论者不会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年生论在历史上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是“填补基督教结构崩溃后的空白”的几种欧洲反应之一。

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常年论的批评实际上让人们不再关注基督教本身，因为一般而言，解决“宗教”意味着所有宗教，或者至少是它们的通俗形式，都遭受着与基督教相同的缺点。正如吉尔·阿尼贾尔 (Gil Anidjar) 所说，“基督教将宗教作为一个通用类别和批评目标，从而使自己越来越被遗忘。”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常年论者承认了拯救欧洲和西方的愿望，为这种过于笼统的批评提供了潜在的动机。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收获是对基督教的幻灭变成了对整个宗教的幻灭。法国东方学家和神秘主义者 De Pouvourville 总结了这一概念，他说：“热爱宗教，但不信任宗教。” De Pouvourville，一位多年生论者，暗示宗教意味着深奥的真理，而宗教是人类解释、生活和传播该真理的外在、片面和不完美的尝试。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并不是唯一一位因作品与常年主义没有明显联系而出名的常年主义作家。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是一位热心的多年生论者。他在其标题恰当的宣言《常年哲学》中再现了对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典型常年主义批评。赫胥黎有一次讲述了“船的寓言”，这是一个苏菲派故事，据称安拉向一位神秘主义者展示了一种幻象，其中有沉入大海的船只和漂浮在水面上的木板，最终也会沉没。神秘主义者被告知，那些试图乘船穿越大海或抓住木板的人将会灭亡，但那些跳海的人将会被拯救。

赫胥黎在评论这个寓言时写道，


这个寓言相当清楚。承载个体航海者穿越生命之海的船只是教派和教堂，是教条和宗教组织的集合。最终也沉没的木板都是善行，缺乏完全的自我投降，所有信仰都比上帝的统一知识更不绝对。



这里的主要内容是，教派和教会、教条和宗教组织都应该受到绝对怀疑的对待。他们掩盖了真理并阻碍了正确的道路，而不是阐明真理并促进其旅程。再次注意，最初对基督教的批评是如何扩大到适用于整个宗教的。

常年论并不一定会导致今天对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如此猖獗的怀疑。然而，它代表了一个现成的框架，随着基督教的衰落和启蒙运动式的怀疑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人诉诸于这个框架。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的常年主义者不仅吸引了已经对传统宗教形式幻灭的人们，而且还积极促进和加深了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怀疑。

常年主义的应征者

赫胥黎诉诸苏菲主义来表达他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赫胥黎遵循常年主义的剧本，通过挑选似乎支持常年主义立场的陈述和概念来错误描述外国宗教传统，从而使这些立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普遍。

在古代信仰中，林斯成功地用一小段的篇幅整理了印度教中的轮回概念、基督教中的原罪以及伊斯兰教中的fiṭra（即先天性格），作为人类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肩负着早在出生之前就承担的责任的证据。 这种对fiṭra的盗用显然违背了伊斯兰教关于儿童基本无罪和罪孽不可遗传的教义。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阿南达·肯特什·库马拉斯瓦米 (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 的作品中找到，他是雷内·盖农 (René Guénon) 的重要早期合作者，也是多年生学家。库马拉斯瓦米最初是一名艺术史学家，写了一本名为印度教和佛教的书，试图证明这两种宗教都是原始常青哲学的表达。这本书在学术界受到了嘲笑。一位评论家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中写道，“任何由这种固定观念引发的解释都倾向于将词源和含义强加于单词和段落，以使它们符合先入为主的观念。”

Lings 和 Coomaraswamy 在这方面都追随 Guénon，后者的博士论文后来发表为印度教教义研究概论，但因同样的非历史性和意识形态动机而被拒绝。考虑一下当时学院的实证主义性质，你就会真正意识到距离有多远。他们要激起这种准确但讽刺的批评。

常年论者不仅挖掘宗教传统来寻找证明自己哲学合理性的证据，他们还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姿态，表示他们比绝大多数这些传统的实践者更了解这些宗教传统。多年生主义思想家意识到他们必须解释自己的解释与本土群众的解释之间的差异，因此常常依赖于他们前面提到的欧洲反教权主义的继承。就像赫胥黎的船舶寓言一样，大众也犯了错误，他们坚持排他性的信条和制度，而这些信条和制度实际上是神职机构的产物，而不是宗教本身。换句话说，每当一种宗教似乎信奉声称只有获得真理或救赎的唯一途径的教义时，它就可能被归咎于僵化神职人员的愚蠢或操纵。多年生论者总是能够接触到真正的真理。

如前所述，常年论者还严重依赖于以公共秩序为目的的通俗宗教外壳与更适合常年论叙述的深奥或神秘形式的宗教之间的区别。多年生主义作家经常拥护他们偏爱的神秘派系，并草率地驳斥其余派系，将它们视为传统的真正代表和唯一值得信任的派系。

就伊斯兰教而言，像赫胥黎这样的常年论者热切地抓住苏菲派作为歪曲伊斯兰教的切入点，甚至试图将苏菲派描绘成与伊斯兰教不同的独立宗教。苏菲主义和伊斯兰教被视为两个空洞的能指，西方思想可以在前者上投射自己的宗教理想，而在后者上他们可以投射自己的宗教恐惧，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受到欧洲基督教的创伤经历的影响。只要看看西方的想象与鲁米等苏菲派诗人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并不是说实际的鲁米可以而且必须被视为正统伊斯兰教的缩影。相反，重点只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多年论者及其同时代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参与、解释和征用外国宗教文本和人物的不忠实和不准确的方式。鲁米的话在这里很有启发：


一个坏蛋窃取了苏菲派所说的话语，

并向普通民众讲述荒唐的故事。

真正的男人的作品会闪闪发光，

卑鄙的人有无耻的伎俩 - 不轻。



修正主义传统

以新颖方式征兵古老传统的做法至今仍在继续，尽管方式更为微妙。现代一个广泛流传的传统是“盲人摸象”的故事。莎拉·科诺弗 (Sarah Conover) 收集并改编了数十个来自不同传统的古代故事，并将它们出版在一系列书籍中，其中一本《Ayat Jamilah：美丽的迹象》可能为穆斯林读者所熟悉。该系列的其他作品包括佛教故事集《善》和中国故事集《和谐》。康诺弗在后一本书《和谐》中重述了“摸象的盲人”的故事。像许多古代故事一样，它始于一位陷入困境的国王：


这位国王是佛陀的追随者，他每天学习圣书并冥想。但当时在他的王国里，许多其他宗教也吸引了追随者。在公园和市场，在寺庙和学校，不同哲学的捍卫者之间爆发了争论。有些人相信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生命最深层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结果，国王的臣民日夜争论。



撇开宗教和哲学的合并不谈，科诺弗的现代演绎将冲突和不和谐归咎于宗教差异，尤其是神学的确定性。我们被含蓄地告知，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排除其他人会带来不必要的分裂。

国王决定给他的臣民一个明智的教训。他召集了几个自出生以来就失明的人，并让人给他们带来了一头大象。然后他召集王国的所有臣民到城镇广场观看接下来的场面。国王问盲人，


“你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吗？”

“是的！”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但是你看不到它，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样子呢？”国王问道。

“我们会感觉到的！”一个人回答道。

“我们会触摸它，”另一个人说。

“我们会听到它，”第三个说。



男人们慢慢靠近大象并开始触摸它。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大象的不同部位，因此他们向国王报告的描述也大不相同。如果这还不够，在康诺弗的表演中，盲人嘲笑了其他对大象的描述，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只有他是对的。众人围观，被逗乐了，准备接受国王的教训，国王最后说道：“你们这些不遵循佛陀教义的人，似乎也深信只有你们才能掌握生命的本质……并且你们想为此争论不休……现在您是否明白，你们就像这些只知道大象的一小部分却对整体如此确定的争吵盲人一样困惑？”

讲故事的力量不是因为所讲述的内容，而是因为所隐含的内容。在康诺弗的演绎中，那些声称某些形而上学真理的人被比作盲人。在这里，某些信仰的主张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因为它们是绝对不可能的，只会造成分裂和冲突。如果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主要代言人是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那么这些代言人就犯了散布分裂和冲突的罪。

康诺弗对这个故事的重述、宗教与哲学的融合，以及整个系列丛书的概念，都具有明显的永恒主义色彩。在林斯的语言中，整头大象代表了原始真理的高耸、阴暗的山脉，而盲人的观察则代表了当今世界的宗教，其中包括伊斯兰教。

但故事是可以解释的，经过进一步检验，这个故事可能是对常年主义的控诉，而不是对其的论证。请注意盲人试图了解大象的方式：他们的感官。这个故事证明了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假设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启示知识还为时过早。我们假设自己是故事中的盲人，但那些从先知那里得到真正启示的人更像盲人，还是更像国王，可以看到整头大象，从而评估别人的描述？那么，也许这个故事应该被重述为表明需要服从一位了解看不见的先知的指导，而不是那些像常年论者那样可疑地声称代表所有宗教的人。也许多年生论者实际上是盲人。

流行的儿童读物《老海龟》中也存在类似的宗教态度。 《老海龟》荣获 1993 年美国书商年度儿童读物奖，其基本情节是地球上的所有生物都和谐相处，直到它们开始争论上帝的问题。每只动物都以一种与自己特定经历相呼应的方式描述上帝，只有当圣人般的老龟权威地告诉每个人上帝就是他们所描述的一切，甚至更多时，他们的争论才结束。这个故事接着预言了人类的到来，他们将享受最初的和谐时期，然后他们自己陷入对上帝的争论，接着是随后的战争和生态灾难。老龟告诉我们，当人们停止争论上帝并学会在彼此身上看到上帝时，和谐就会恢复。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宗教，但很明显，宗教——作为一种界定上帝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对神做出真理主张的事业——进入了老龟的瞄准目标。老龟告诉我们，我们真的无法对上帝说任何明确的话，如果我们尝试，我们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并不比其他人所说的更有效。正如科诺弗对古代故事的现代演绎一样，否则思考不仅会引发冲突，还会引发灾难。

这些故事的主题在当代社会中足够流行，以至于成为陈词滥调。有组织的宗教、正统教派和宗教权威受到深深的怀疑，甚至嘲笑。但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还是只是一种现代的姿势？

宗教体验和信仰的“播放列表化”

从一开始，多年生论就通过强调古代智慧的传播而忽视了圣经，而牺牲了间歇性的启示和预言的干预。它通过采用深奥/通俗二分法进一步边缘化圣经，通过这种二分法，多年生论者甚至可以轻松地驳回违反多年论论点的圣经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多年生论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对于揭示真理的重要性。马克·塞奇威克写道，展示了这一特征如何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


这种精神过程的结果是神秘的体验：普罗提诺的同质化到theo，苏菲派的fana，其他目的的“联盟”。根据普罗提诺后来的追随者扬布利库斯的说法，结合的一个结果是，实现同质性的人可以获取和交流神圣的知识。



这里的关键点是联合赋予实践者获得神圣知识的独特途径。一般的东方主义者和多年生主义者特别在其他传统中寻找哪怕是表面上相似的概念，作为破坏对有组织的宗教、其权威和教义的更明确形式的坚持的便捷途径。

在当代西方背景下，我们关心的并不是神秘体验被过分强调，而是一个人的个人宗教体验被注入了准神秘的权威，以至于它被视为比神圣启示本身更真实。正如一位非穆斯林大学生直言不讳地对我说的那样，“我不想让外部宗教权威告诉我，我的精神体验不好。”

这种转变在穆斯林青年中引发了一种新的情绪，即他们从其他宗教传统和精神实践中受益，从而取代或边缘化了伊斯兰传统和精神实践。有些人声称从瑜伽和冥想中受益比从ṣalāt中受益更多，尽管后者在我们神圣的法律中作为感恩的卓越表达具有崇高而明确的地位。优先考虑那些并非由我们的造物主或最优秀的创造物直接传达的实践，掩盖了重视个人经验胜过启示的个人倾向。圣经在这里受到了与有组织的宗教同样的轻蔑挥手。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问题的不是整个“有组织的宗教”，而是基督教会组织和行使权力的具体方式。认识到欧洲的宗教经验是特殊的而不是普遍的，这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思考宗教，而不是有组织/无组织的粗略二元关系。现在我们可以问：“谁在组织？”或者，“我的宗教是按照什么原则和方法组织起来的？”当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更具体的问题时，例如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威权主义，我们从整体上谴责“有组织的宗教”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事实上，我们让自己过度纠正到另一个极端。

信念和承诺必须由某人以某种方式组织。没有人的信念和承诺是随机的；即使人们将自己标榜为“精神但非宗教”，表面之下仍然存在组织这些承诺的结构。因此，“精神”并不是指宗教组织之外的空间，而是一种修行者自己承担组织自己信仰和实践责任的情况。

用这些术语来说，为自己组织宗教实践时潜在的不可预见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主要问题之一是避免确认偏差。我的一个亲戚曾经告诉我：“我不需要去教堂敬拜上帝。”这在技术上可能是正确的，但如果你没有第三方、你自己之外的人的意见，你怎么能确定你没有创造一个回音室，里面充斥着你想听到的所有肯定信息，同时避免挑战你承担责任和成长的信息？或者，如果你更倾向于自我批评，那么你周围的信息不是那些证实你糟糕的自我认知的负面信息，而是那些能让你坚强起来的信息，这又怎么说呢？由于对有组织的宗教的怀疑，常年论高估了个人公平和全面地组织自己的精神实践的能力。

社交媒体算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说明。滚动浏览我们的提要，我们可能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甚至对我们可以访问的材料数量印象深刻。但我们没有看到算法如何利用我们自己的偏好来限制我们接触我们永远不知道的事物。当我们负责组织自己的宗教和精神实践时，结果是一种信仰的“播放列表化”，我们自己的偏好和对肯定（或自我批评）的渴望可能会妨碍我们接触到我们真正需要的精神。

重新发现身体重要性的趋势（在被超理性启蒙运动边缘化之后）进一步增强了这些敏感性。像 Bessel van der Kolk 所著的《身体保持分数》这样的书是连续畅销书，它们早该关注创伤的影响，并以认知的方式认真对待身体。但是，就像历史钟摆的每一次摆动一样，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身体的感知和体验是有限的，这应该让我们对个人体验揭示神圣真理的能力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

中国有句俗话就反映了这个现实：“误杯中弓影为虫”。指主人给客人倒茶的古老故事。客人低头看着自己的杯子，发现杯子里有一条虫子，他以为杯子里有一条虫子，但为了不想冒犯主人，他还是把杯子里的东西喝了下去。客人回到家后，仍担心自己吞下了虫子。果然，第二天他醒来时感到恶心和发烧。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直到给他倒茶的朋友来看望他。病人承认，那天他的茶杯里有一条虫子，他把它吞了下去，以免显得像个坏客人。他的朋友很惊讶，赶紧回家看看他的茶里是否真的有虫子。然而，当他倒了一杯茶后，他发现里面并没有虫子——只有他挂在墙上的弓，倒映在茶杯里的东西里。他赶回朋友身边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得知事情的真相后，他的症状立刻消失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为煤气灯操纵或否认他人的经历辩护，而是承认身体和经验都有局限性。换句话说，身体里有真理，但身体并不垄断真理。如果自我之外没有真理，宗教其实就没用。

这里还有一个讽刺之处：如果我们因为怀疑别人的宗教解释而回避有组织的宗教和宗教权威，就像常年主义要求我们做的那样，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的宗教解释如此自信呢？只有当我们假设其他人仅仅因为他们的恶意或他们说话时的权力和特权地位而曲解圣经时，这种片面的怀疑才有意义。但宗教误解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例如错觉、利益冲突和一厢情愿。更重要的是，如果宗教权威无法免受这些力量的影响，那么是什么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免疫呢？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清醒的事实，我们也不能幸免，误解背后的因素不仅仅是政治和历史的，它们也是道德的，并且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多年生论并没有有意义地应对这一现实。

当谈到人类经验达到神圣真理的能力时，伊斯兰教占据中间立场。一方面，先知穆罕默德ﷺ在被问及罪恶的本质时回答说，人们应该问自己的心。先知ﷺ还提到体验“信仰的甜蜜”，如果我们的个人经历毫无意义的话，这是一个荒谬的概念。

话虽如此，对于人类经验的局限性有一些重要的警告。安拉说，


但也许你讨厌一件事，而它对你有好处；也许你喜欢某样东西，但它对你有害。阿拉知道，而你却不知道。



安拉还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他让邪恶看起来是善良的。安拉说，伊布利斯说，


“我会误导他们，我会激起他们的[罪恶]欲望，我会命令他们割断牲畜的耳朵，我会命令他们改变安拉的创造。”凡是接受撒但而不是安拉作为盟友的人，肯定会遭受明显的损失。撒旦向他们许诺并激发他们的欲望。但撒但除了妄想之外不会向他们许诺。



这些经文表明我们需要一个外部的权威来帮助规范我们的经历，组织我们的宗教实践，并控制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检查，我们所经历的精神发展实际上可能是自我毁灭。尽管有世俗学者的说法，宗教主要并不是人类的冒险，而是神圣传达的内在状态和外在实践的养生法，被造物主记录为有效的感恩表达。爱的语言的概念在这里很有启发性。就像我可以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为过敏的配偶买花一样，我可以辛勤地做一些我相信（或经历）的事情，那就是崇拜我的造物主，只是为了阿拉在来世告诉我，这实际上不是崇拜——根本不是有效的感激之情的表达。

当然，我们在崇拜中的主观体验有一个作用，就是品尝信仰的甜蜜，敬畏造物主，崇拜真主，就好像我们在见证安拉一样。但我们绝不能误认为敬拜的崇高体验本身就是目的。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天堂和安拉的认可。当我们将崇拜的体验置于崇拜的对象之上时，我们自己的崇拜体验本身就成为了目的，甚至可能到了我们愿意离开伊斯兰教的坚实基础去追求其他地方的崇高体验的程度，从而实际上以自我及其体验而不是造物主为中心。历史上肯定有一些自封的大师和假先知的警示故事。想想弗里斯乔夫·舒恩 (Frithjof Schuon) 对圣母玛利亚深奥的想象。值得引用塞奇威克的话，他从舒恩自己的日记和信件中指出了舒恩陷入误导的内部理由。


Schuon 起初不确定如何解释他 1965 年的经历。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到底是真实的幻象还是虚假的幻象。舒恩认为，真实的幻象与虚假的幻象可以通过它对接受者产生的有益影响来区分，而这种幻象的有益作用是将他从对书籍、报纸和戏剧的热爱中解放出来，他发现自己不能再在其中迷失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舒恩没有考虑他的愿景的另一个影响：“几乎不可抗拒地需要像她（圣母玛利亚的）婴儿一样赤身裸体。”此后的一段时间，Schuon 每当独自在家时都会脱掉衣服。

一旦 Schuon 确定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幻象，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解释它们。他的最终结论是，这个异象标志着“与天堂的特殊关系”的到来。 “[...] 显然，Schuon 认为这是他角色的转变，从阿拉维派的谢赫（他在 1937 年的早期愿景中获得的职位）转变为超越伊斯兰教的更普遍的角色。



Schuon 后来的令人憎恶的行为包括描绘圣母玛利亚裸体、多处性猥亵行为以及一系列类似邪教的滑稽动作。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对待以及随后的风流韵事甚至让他的多年生派同僚感到震惊，加剧了早期的分裂舒恩和雷内·盖农之间。如果主观经验是我们的主要指导，那么魔鬼就在我们身边准备欺骗我们。

在我们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关于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的著名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经历了乍一看似乎是神秘的幻象。云层聚集，从远方传来一个洪亮的声音，宣布这不是别人，正是安拉本人，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已经达到了如此先进的精神状态，以至于他现在可以做其他人不允许的事情。谢赫立刻厌恶地吐了口口水，咒骂了这个声音，结果发现这个声音实际上是魔鬼。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魔鬼指出他对被揭露感到惊讶，他在 al-Jilānī 之前愚弄了无数学者和崇拜者。

事实上，经验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否则就会容易产生错觉。安拉的名字之一是al-Ḥaqq，因为他是终极现实，也是真实事物最可靠的指导来源。通过我们对宗教文本的接触以及对我们自己经历的解释，我们需要一个外部权威来让我们保持诚实，并防止我们自己的偏见导致我们走上自我放纵的毁灭之路。事实上，我们的宗教名称（由真主而不是我们选择）是服从，即伊斯兰教。

常年征兵制

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常年主义已经被另一种更强大、更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放大和征召，这种意识形态也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最初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从修道院生活到教规生活的转变，然后将教会财产转移给俗人，最终成为现代性的几个霸权政治项目之一，从根本上重新配置了人类在地球上经历生活的方式。

这样的转变之一就是用超越的政治身份取代以前的宗教社会身份。这种转变就是为什么世界上许多人首先思考和认同民族国家及其公民类别，其次才是乌玛、基督教世界或其他一些灵魂共同体。常年主义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但它不是用政治范畴取代宗教范畴，而是用一种超越的精神身份取代另一种据说更超越的精神身份。

法国神秘学家 Gérard Encausse 很好地总结了这种观点：


真理是一，任何学派、任何宗教都不能单独宣称它......在每个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单一真理的表现。



因此，常年论将自己定位为一种元信仰，一种超越的真理，胜过其他宗教所谓的超越（但在它自己看来是狭隘的）真理。

在声称中立性时，世俗主义和常年主义掩盖了它们的历史嵌入性和形而上学承诺的特定制度。两者都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世俗主义更是如此。常年论在历史上依靠启蒙运动式的怀疑论来扫清其他超验真理主张者的领域，但其实际内容是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的重新包装。

世俗权力迫使宗教在超越宗教并使其变得可治理的过程中发生变化。多年生论在其超越性行为中也损害了其他信仰传统。为了维持所有宗教实际上都存在一个共同的深奥核心这一论点，常年论必须剔除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不方便的信条和做法，通常会用通俗主义的指控来驳回它们。

除了常年论以牺牲个人宗教经验为代价将启示和圣经边缘化之外，这也很好地融入了世俗主义、唯物主义的自我概念，信仰被概念化为非必要的、可替代的，因此是可抛弃的。同样，常年论强调神圣知识的传播而不是通过先知的启示，这类似于世俗主义的假设，即宗教是人类的冒险而不是神圣的冒险。

常年主义将通俗主义描述为宗教和救赎的偶然而非本质特征，它利用了与世俗主义相同的对宗教权威、有组织的宗教和正统教义的怀疑和蔑视。

世俗主义的超越意志据说是为了通过发现一个令人愉快的最低公分母来促进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常年论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寻找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公分母，并在此过程中淡化其真理概念并使之非政治化。这种中性化的愿景反过来又为世俗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可以压制超越真理和另类超越政治想象力的对手。为其他宗教提供神学合法性的常年主义计划与宽容、包容和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由主义政治价值观紧密相连。事实上，除了普世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其他破坏对终极真理的替代主张的意识形态之外，常年主义实际上是世俗主义的关键征兵，它被允许蓬勃发展，以破坏其他者。

因此，多年生论者比你想象的更常见，尤其是在学术界。 Mircea Eliade、Huston Smith 和 Seyyed Hossein Nasr 都是多年生论者。朱利叶斯·埃沃拉（Julius Evola）、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查理三世国王都是多年生论者。甚至乔丹·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也是一位多年生论者。多年生论的思想和情感在北美宗教文化中几乎无处不在。请记住，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神学的确定性和排他性是一个强大的触发因素，被认为会导致政治暴力和压迫。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担忧，即为了成功地容忍他人，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神学是有效的。值得庆幸的是，伊斯兰教可以消除这些担忧。

真正的永恒真理请站起来吗？

尽管存在种种缺点，多年生论者还是意识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世界上主要宗教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共性，而这种共性似乎表明了共同的神性来源，而不是人类来源。然而，他们在识别共同线索是什么并解释其含义方面严重错过了重点。

多年生论者将神秘主义作为所有宗教的共同本质。然而，为了使这一点站得住脚，他们必须积极淡化宗教之间根本的、无法解决的差异，而是强调显宗宗教和深奥宗教之间的分歧。在抓住后者的过程中，常年论者成为了他们自己继承的情感的受害者，这种情感显然是欧洲人的，这种情感对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持怀疑态度。

更有问题的是传统主义者的解释，即所有当代宗教都是不完美的，但却是失落的原始宗教的有效表现。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疏忽：假设所有当前的宗教仅拥有真理的残余。基督教也是如此，但传统主义者认为基督教的真理也适用于所有宗教。他们并没有尽职尽责地确定是否确实存在一种正确保存原始教义的宗教，而是用同一画笔描绘所有传统，并转向一种失落的原始传统的观念。

真正的原始宗教是而且一直都是伊斯兰教。多年生论者一直在寻找但未能找到的共同线索实际上是tawḥīd。安拉说，


在你们之前，我们没有派出任何使者，除了我们向他透露：“除了我之外，再无神灵，所以崇拜我。”



伊斯兰教并没有淡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宗教之间经常存在的基本且相互排斥的差异，而是承认并解释了这些差异，


那些获得圣经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除非知识降临到他们身上——出于他们之间的嫉妒仇恨。



这些人为的差异，再加上早期预言使命的地区特征，使得后来的先知必须委托他们来将人们带回tawḥīd的原始教义。如果在任何时候人类交流变得全球性并且神圣的交流被保留，那么就没有理由再有任何神圣的启示或先知。

基督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宗教，以重要的方式传播（通常是暴力地）到每个大陆。然而，给予先知耶稣（as）的信息丢失了，需要穆罕默德ﷺ成为先知。安拉以没有其他神圣启示得到保存的方式保存了《古兰经》，使其成为理解造物主愿望的标准，取代了之前的残余，并对未来的先知或神圣启示的经文关上了大门。安拉说，


[穆罕默德啊]，我们已经向你启示了真理之书，证实了之前的圣经内容，并作为其标准。因此，请根据安拉的启示来判断他们，不要随从他们的倾向，偏离你所得到的真理。



因此，伊斯兰教是真主唯一可接受的宗教，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


无论谁渴望将伊斯兰教以外的宗教作为宗教，他都永远不会被接受，而他在后世将成为失败者之一。



这正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ﷺ批评同伴和第二位正统哈里发奥马尔·伊本·哈塔卜阅读《托拉》，宣称如果摩西当时还活着，他就别无选择，只能追随穆罕默德。这也是安拉强调基督徒和生活在先知ﷺ时代的犹太人必须跟随他才能得到指导，他们说：


因此，如果他们的信仰与你的信仰相同，那么他们就受到了[正确]的引导；但如果他们背离，他们只是在争执，安拉足以帮助你对抗他们。他是全聪的，全知的。



回想一下，多年生论是从基督教崩溃的废墟中出现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后基督教欧洲问题的烙印。作为穆斯林，后基督教的问题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接受神学确定性与政治暴力的结合。事实上，我们可以借鉴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教导他人，我们可以在确定自己的宗教信仰的同时断然拒绝他人的信仰，但仍然可以相对和平与和谐地毗邻共存。

在人们的记忆中，很大一部分北美穆斯林人口是从非欧洲土地迁移而来的。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新的地方安顿下来都需要进行一些想法的对话，而这种对话通常是有争议的，这种对话早在我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必须仔细注意在我们到达之前推断谈话中所说的内容，以了解使谈话达到当前目的的事情。

如果你走进两个正在进行激烈辩论的人，那么匆忙加入争论并支持一方而不是另一方就没多大意义。这样做会排除以更友好的方式结束辩论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你作为外部观察者拥有一些可以帮助双方的见解。作为穆斯林，加入反对有组织的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行列还为时过早，并且错失了挽救和治愈我们所生活的空间免受其特定宗教历史创伤的机会。

作为穆斯林，我们有不同的故事；我们的经文按照所揭示的方式保存下来，我们的学者是分散和独立的，我们的传统是通过尊重专业知识的权威和批判性思考之间的平衡来定义的。我们的遗产包括将某些信仰与公平和对生命的尊重结合起来。

伊斯兰教是世界吸取这一教训的最后希望。回顾一下林斯的意象，它不仅仅是隐藏在背景中的神秘山脉、失落的原始宗教。所有其他宗教都与其最初的神圣交流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也坐在幕后，笼罩在阴影和迷雾之中。只有伊斯兰教的山峰矗立在前景中，晶莹剔透，是神圣指导全人类的最终和保存的表达。

笔记

1. ^ “《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一丝不苟、详尽无遗地忠实于其来源，以易于理解的叙事风格呈现，但语言的使用真实且鼓舞人心，反映了它所讲述的故事的简单性和宏伟。” Martin Lings，《穆罕默德：他的生活基于最早的资料》（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07 年），封底。

2. ^ 例如，林斯观察到，人类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已经被象征性地取代为太空探索，作为物质主义等同于“向上和超越”（24），人文主义由于忽视了我们的精神潜力，实际上导致了人类的废除（30），而现代医学由于忽视了灵魂的疾病，导致了健康的废除。 Martin Lings，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剑桥：Arche Type，2019），31。

3. ^ Lings，古代信仰，8、15、18–23、32–33、43、47–48、53、56、58–59。

4. ^ Lings，古代信仰，15。

5。 ^ Lings，古代信仰，19。

6. ^ Lings，古代信仰， 19。

7. ^ Lings，古代信仰，53。

8. ^ Lings，古代信仰，63。

9. ^ Lings，古代信仰，62。

10。 ^《古兰经》3:85。

11。 ^《古兰经》4:115；另见 48:13。这些段落更加明确，因为它们破坏了 3:85 中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是“小写伊斯兰教”的主张，即以任何形式向真主投降，不一定是通过最后一位先知 ﷺ 的教义。

12. ^ Lings，古代信仰，56。

13. ^ 对于原罪的反驳，请参阅《古兰经》6:164、17:15、35:18、39:7 和 53:38。对于三位一体论的反驳，请参阅《古兰经》3:59、4:171、5:73 和 5:116。

14. ^《古兰经》6:21。

15。 ^ Aboo Bilaal Mustafaa al-Kanadee，“马丁·林斯先知传记中的常年毒药”，https://muslimanswersfiles.wordpress.com/2013/05/01/perennialist-poison-in-martin-lings-biography-of-the-prophet/。另请参阅 G. F. Haddad，“对马丁·林斯 (Martin Lings) 的穆罕默德的批判性解读：基于最早来源的他的生活”，[url]https://britishmisk.f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