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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沪宁东突厥斯坦视察：社会稳定、宗教治理与维吾尔人权

背景：王沪宁东突厥斯坦视察释放什么信号？

王沪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官方报道显示，他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视察时强调社会稳定和宗教事务管理。

摘要

据Uyghur Times报道，王沪宁近期视察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要求继续把“社会稳定”放在优先位置。文章关注这对维吾尔人权处境的影响。


图片说明：中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视察，官方报道称他强调继续维护“社会稳定”。

据官方媒体报道，中国最高政治顾问王沪宁在近期视察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期间，呼吁继续将“社会稳定”放在首位，并加强对该地区的治理。

王沪宁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他于6月5日至6月9日期间访问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多个地点。他的行程包括哈密（Qumul）和和田，并在当地考察了工业项目、医疗设施和社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王沪宁强调，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始终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呼吁加强社会治理，继续推行北京所称的“依法常态化反恐”措施，并进一步推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位高级官员还敦促当局全面贯彻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加强国家对宗教事务的管理。

然而，许多维吾尔人和国际人权组织对这些词有不同理解。他们认为，“社会稳定”、“反恐”和“民族团结”常常对应严厉安保、大规模监控、宗教限制，以及把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同化进汉族主流文化的政策。

人权组织和独立研究人员记录了在以打击极端主义和维护稳定为名所实施的政策下，当地普遍存在拘留、强迫劳动项目、家庭分离，以及对维吾尔语和伊斯兰传统使用的限制。北京否认这些指控，称其行动是打击恐怖主义、消除贫困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合法努力。

在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强调了经济现代化，呼吁根据当地条件发展新兴产业，并扩大就业机会，特别是在该地区的南部。中国当局经常将工业化和劳动力转移项目作为扶贫工作的一部分进行推广。

然而，批评人士指出，该地区的许多劳动力转移项目是在强制条件下运作的，且对维吾尔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引发了人们对工人能否自由拒绝参与的担忧。

官方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王沪宁在和田的一个村庄走访了维吾尔居民，考察了哈密的能源项目，并视察了当地的医疗服务。此次访问正值北京继续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描绘为稳定繁荣之际，同时对独立记者和国际调查人员进入该地区保持严格管控。

中国政府坚称，其在该地区的政策带来了安全、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研究人员和人权组织继续呼吁提高透明度，并要求获得独立访问权，以评估这些政策对维吾尔人口的影响。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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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争议：联合国警告少数群体权利受限

背景：《民族团结法》争议是什么？

中国全国人大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将于2026年7月1日生效。人权组织担心，该法会加强同化政策，削弱少数群体权利。

摘要

据Uyghur Times报道，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呼吁中国废除《民族团结法》，并结束相关同化和反恐政策。


图片说明：联合国人权高专沃尔克·图尔克在报告中对维吾尔、藏人和其他少数群体处境表达关切。

日内瓦，2026年6月15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在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2届会议作全球情况通报时，对中国影响维吾尔、藏人及其他少数群体的政策表示关切。

图尔克表示，他对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西藏和内蒙古的反恐及同化政策感到担忧。他警告称，中国新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在语言、教育、宗教、文化、表达和和平集会方面的自由。

“我对中国的反恐和同化政策深感忧虑，特别是这些政策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内蒙古和西藏地区少数群体的影响。这部新的民族团结法有加剧限制语言、教育、宗教实践、文化、表达和集会自由的风险，并可能惩罚少数群体行使权利的和平行为。我呼吁废除该法律，并终止这些做法。”图尔克说道。

该法由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26年3月通过，定于7月1日生效，旨在根据中国政府的政策促进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人权组织和研究人员担心，该法可能会进一步削弱对维吾尔、藏族和蒙古族语言、文化及宗教习俗的保护。

图尔克还对更广泛的全球人权挑战发出警告，指出许多国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日益增加，对人权捍卫者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人权组织“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对联合国人权高专废除该法的呼吁表示欢迎。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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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波访谈：东突厥斯坦警务、夜间抓捕与维稳逻辑

背景：张亚波访谈是什么？

张亚波曾在中国警务系统任职，目前在德国寻求庇护。他在采访中谈到自己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警务政策的观察。

摘要

据Uyghur Times报道，前中国警察张亚波接受维吾尔记者采访，描述维吾尔人在警务和维稳系统中被视为可疑目标的机制。


图片说明：维吾尔记者哈比布拉·伊兹奇采访前中国警察张亚波，讨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警务和镇压政策。

维吾尔记者哈比布拉·伊兹奇（Habibulla Izchi）采访了张亚波，他曾是一名中国警察，目前正在德国寻求庇护。在采访中，张亚波描述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政策、中国的警务系统，以及他在该地区担任警察期间的所见所闻。

在这次纪录片采访中，伊兹奇向张亚波提出了近30个问题。《维吾尔时报》正以系列报道的形式向读者呈现他们的对话。

哈比布拉·伊兹奇：在东突厥斯坦，一个维吾尔人要做什么才会被视为“罪犯”？

张亚波：按照独裁体制的逻辑，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不需要做任何违法的事，就会被视为罪犯。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就被认为已经足够“有罪”了。在所谓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上，有无数的行为和情况会导致一个人被视为可疑对象或成为拘留目标。

例如，这可能包括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或者其直系亲属曾被拘留或曾出国。在体制眼中，这被视为有“污点血缘或社会关系”，你自然就会被当作罪犯对待。

还有一类被称为“日常行为异常”。例子包括突然给车辆加满油、填写某些文件、无故缺席社区升旗仪式，或拒绝配合政府强制的劳动力转移计划。甚至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也被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

其根本目的是实施绝对的意识形态控制，并确保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实现心理上的服从。

当局将普通的宗教活动与暴力极端主义等同起来，制造出一种荒谬的叙事，即“阅读《古兰经》和祈祷是走向极端主义的第一步”。

基层警察和维稳人员被分配了具体的每周逮捕或识别目标的配额。当他们找不到足够的人来拘留时，那些明显践行宗教传统且最容易识别的人——比如留胡子的老年男性或家里藏有《古兰经》的家庭——就成了基层维稳人员完成配额时最容易下手的受害者。

即使是家里书架上摆满从普通书店购买书籍的人，也可能被指定为重点监控对象。那些受过相对良好教育、在社区中受人尊敬或在公众中享有声望的人，可能会被视为思想未来可能发生变化的人。他们同样会被这个一体化系统贴上罪犯的标签。

这是最可怕的一点：体制根本不在乎你是否真的伤害过任何人。它只在乎你是否完全“服从”，以及你是否已经被充分“驯服”。

哈比布拉·伊兹奇：根据你在东突厥斯坦的经历，你是如何看待我们维吾尔人的？你认为维吾尔人真的像中国政府告诉你的那样危险吗？

张亚波：实际上，维吾尔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勤劳善良，渴望过上平静的生活。他们关心的都是普通的生活琐事：养家糊口、教育子女和收获庄稼。

“危险”和“恐怖主义”等词汇，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为了使大规模监控、压迫性维稳措施和侵犯人权的行为合法化，而蓄意制造和夸大的政治谎言。

为了完成上级政府强加的“拘留配额”，体制将普通人贴上“危险”的标签。这不仅是对我们维吾尔兄弟姐妹的严重不公；体制还利用恐惧来控制基层的普通民众以及辅警。

哈比布拉·伊兹奇：在你开始担任警察之前以及服役期间，国家是如何向你描述维吾尔人的？他们是否教导你要恐惧我们，或者将我们视为敌人？

张亚波：在我开始工作之前以及在体制内的整个期间，内部宣传和培训确实教导我们要恐惧你们，并将你们视为潜在的“敌人”。

从我进入体制的第一天起，我的上级和内部培训材料就不断试图向我们灌输“敌我”心态。在他们的言论和文件中，普通的维吾尔宗教信仰、传统服饰，甚至使用母语，都被描绘成“不忠”或“有极端主义倾向”的迹象。

我们被不断告知：“不要相信表面的平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隐藏的威胁。你们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别的警惕。

这种长期的、高压的内部宣传，旨在在中国警察中制造一种对你们的集体恐惧和敌意。只有通过恐吓我们，他们才能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体制的工具。

但当我到基层工作，与普通的维吾尔居民面对面接触时，我意识到这种描述是多么荒谬。我所看到的是善良、普通的人们，他们只是在努力谋生。

体制教我把你们看作敌人，但我的良知——以及我亲眼所见的现实——告诉了我完全不同的东西。

哈比布拉·伊兹奇：你所见证的现实与你最初被告知的内容之间有什么区别？

张亚波：事实是，这种不受制约的独裁统治建立了一座巨大的监狱，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残酷的控制手段，彻底剥夺了维吾尔人的文化、自由和尊严。

我被告知的内容与我亲眼所见之间的巨大鸿沟，最终粉碎了我的信仰，这也是我背离该政权的根本原因。

哈比布拉·伊兹奇：我在家乡时曾多次在夜间被拘留，许多其他人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们的家经常在夜间被搜查。为什么人们经常在夜间被逮捕？

张亚波：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作为曾经执行过此类命令的人，深感自责。

偏好在夜间进行逮捕和搜查，完全是基于极其残酷和经过算计的政治考量，以及施加心理压力的欲望。

首先，这是为了制造恐惧和心理崩溃。在夜间，人们在心理上最为脆弱，防备心也最弱。在深夜突然逮捕某人，或在人们熟睡时搜查房屋，会给个人及其家庭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并制造恐怖。

通过制造这种恐惧，体制旨在彻底摧毁人们的反抗意愿。

其次，夜间行动确保了一定程度的“社会隐形”，减少了反抗的可能性并限制了目击者数量。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街上逮捕某人或在众目睽睽之下搜查房屋，可能会导致邻居聚集、围观甚至抗议。当局将此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警察部队在夜间悄悄进出，在不引起公众注意的情况下拘留人员。

第三，基层追求的是“行动效率”。在夜间，目标人物更有可能在家，这使得逮捕和搜查成功的几率更高。

因此，基层警察和维稳人员经常选择这种方法——一种最不尊重普通人尊严的方法。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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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藏人抗议者在联合国前自焚？维吾尔与藏人社群共同反对中共压迫

背景：藏人与维吾尔社群为何共同关注这起事件？

藏人和维吾尔社群都长期批评中国政府的同化政策、宗教压制和跨境打压。联合国总部前的自焚事件，让这种共同处境再次进入公共视野。

摘要

据Istiqlal English在X平台发布的文章，52岁的藏人活动人士洛嘎·让珍在联合国总部前自焚，以抗议中国压迫政策。文章把这起事件与维吾尔、藏人共同反对同化和政治压迫的处境联系起来。


图片说明：联合国总部前自焚事件引发藏人与维吾尔社群共同关注。

位于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常被誉为全球正义与人权的象征。然而，2026年7月2日发生在联合国大门前的悲剧——52岁的西藏活动人士洛嘎·让珍（洛桑帕丹）为抗议中国的压迫政策而自焚——成为了对世界政治沉默最苦涩、最炽热的质问。

他选择的不是武装暴力，而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试图唤醒国际社会麻木的良知。即便在烈火焚身的恐怖时刻，他依然紧紧握着西藏旗帜和一条写着“中国，滚出西藏！”的横幅。当火焰吞噬他的身体时，他的双眼依然燃烧着对家园的绝对热爱和对自由的坚定决心。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死亡；这是在烈火中传递出的信息，是我们所有人所能承受的最沉重的见证。洛嘎·让珍展现了对民族和家园非凡的奉献与忠诚，这种深沉的爱，世间许多人或许永远无法真正理解。他为自己所信仰的神圣事业——西藏的彻底自由——献出了生命。在自焚前一天录制的视频信息中，他宣称北京的政策正在“摧毁藏族人民”，并留下了最后的遗言：

“不要为我哭泣，不要哀悼。继续抗争！没有独立，这就是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我所做的一切并非出于个人原因；完全是为了我的家园和人民。”中国自7月1日起实施的《民族团结法》不过是强制同化和文化灭绝的邪恶工具。这项法律不仅旨在抹杀中国占领下被俘民族的灵魂，以锻造单一、同质的中国身份；它还旨在瓦解海外反抗北京暴政的民主力量。洛嘎·让珍在这项法律生效后立即以身殉道，向世界发出了尖锐的呼声：“空谈是不够的。采取具体行动吧！”受这一警告的政治分量驱动，全球流亡藏人完全取消了原定于7月5日举行的达赖喇嘛尊者91岁寿辰的所有大型庆祝活动，将全部重心转向纪念洛嘎·让珍的终极牺牲。

7月7日，由荷兰藏人组织发起的“纪念英雄洛嘎·让珍全球团结抗议”在阿姆斯特丹历史悠久的达姆广场举行。应荷兰藏人社区的特别邀请，我有幸参加了这场庄严的纪念集会，并代表维吾尔人民发表了演讲。站在我们的藏族兄弟姐妹面前，我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维吾尔人和藏人不仅是地理上的邻居，更是命运与共、苦难相连的兄弟。

我们太清楚中国政府于7月1日颁布的《民族团结法》背后的血腥真相了。中国所谓的“团结”，本质上就是强制同化和彻底根除一个民族的身份。正是中国政权这种破坏性的政策，驱使西藏的英雄之子洛嘎·让珍做出了终极牺牲。他身上升腾的火焰是对中国政府最有力的拒绝，它击碎了世界为捍卫人类尊严而保持的共谋沉默。


图片说明：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的纪念抗议现场，参与者声援藏人和维吾尔人的自由诉求。

洛嘎·让珍的精神在向我们诉说：“我们的日子就是西藏的日子！藏族人民今天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烈士，但他的精神将与这个民族永存。当火焰在西藏土地上和联合国前燃烧时，其烟雾映照出我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乌鲁木齐街头被屠杀的烈士们的灵魂。

这种历史性的团结证明，维吾尔人和藏人正肩并肩地对抗着同一个殖民压迫机器。降临在西藏的日子就是我们的日子，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也是西藏的日子。在阿姆斯特丹达姆广场，我们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凭借共同的抗争意志，成为了北京独裁者们的终极噩梦。我们绝不退缩！我们绝不沉默！我们将继续共同的抗争，直到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彻底获得自由！

愿我们兄弟洛嘎·让珍在烈火中传递的信息，永远在我们心中燃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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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吾尔男子被迫认罪文件发生了什么？宗教压制争议再被关注

背景：为什么一份“悔过书”会引发愤怒？

海外维吾尔社群认为，这类文件反映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长期存在的宗教压制和强迫认罪问题。

摘要

据Istiqlal English在X平台发布的信息，一份维吾尔男子的所谓“悔过书”在网上流传。帖子称，这份文件显示宗教实践可能被当局定性为违法，并引发对重刑和强迫认罪的关注。


图片说明：网上流传的“悔过书”画面，引发外界对维吾尔宗教压迫和重刑问题的关注。

近日，一份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男子的强制“悔过书”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强烈愤慨。发布者称，这份文件再次显示，当地的宗教压迫已经非常严重。

在这份显然是被迫写下的“悔过书”中，一名叫阿卜杜拉·麦提库尔班（Abdullah Metqurban）的维吾尔男子称，自己因为“法律意识淡薄”而受影响。文件还称，他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毒害”，因此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文件同时列举了中国当局认为违法的行为。

这份文件把2005年至2013年期间的许多日常宗教实践列为所谓“宗教极端”行为。其中包括：参加周五礼拜、听宗教讲道、留胡须、举手祈祷、封斋、举行宗教婚礼（尼卡），以及鼓励或允许妻子佩戴面纱和穿长袍。

文件还列出其他行为，包括参加邻里宗教慈善聚会、为清真寺建设提供无偿劳动和捐款、带礼拜毯去清真寺。它还提到在家吃饭时使用传统桌布（dastarkhan）、饭后祈祷、购物时区分清真与非清真、用伊斯兰方式问候他人、请毛拉为孩子起名，以及在假期期间教女儿宗教知识。

据帖文称，阿卜杜拉·麦提库尔班在2017年以所谓“极端主义”罪名被捕，并被判处九年徒刑。

2014年，中国发布了一份名为所谓“宗教极端主义的75种具体表现”的文件，把基本宗教礼拜和习俗定为犯罪，并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推广。发布者称，基于这份文件，当地有大量维吾尔人被任意拘留，关押在惩戒营和监狱中。

证人证词和多个组织的报告早已指出，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比公开文件显示的范围更广。帖文称，这份“悔过书”进一步支持了这些报告。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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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谷爆炸案判决发生了什么？两名维吾尔被判死刑并准备上诉

背景：2015年曼谷爆炸案为何仍受关注？

2015年曼谷四面佛爆炸案造成重大伤亡。案件又与泰国遣返维吾尔人、中国压力和司法程序争议联系在一起。

摘要

据国际媒体报道，泰国法院判处两名维吾尔男子死刑，指他们与2015年曼谷爆炸案有关。文章重点呈现案件判决、上诉计划以及维吾尔人被遣返问题带来的国际争议。

泰国一家法院判处两名来自中国西北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维吾尔男子死刑，罪名是他们参与了2015年曼谷市中心的一起爆炸案，该案造成20人死亡。

爆炸发生在曼谷市中心的四面佛神庙，该地区是外国游客常去的地方。除了20人死亡外，另有120人受伤。死者中有5人来自中国大陆，2人来自香港。

法院声明称：“两名被告的行为构成了多项独立罪名”，并补充说判决包括对蓄意谋杀罪的惩罚，该罪名导致了死刑判决。

他们的律师之一查伦·帕诺帕卡孔（Chamroen Panompakakorn）表示，两名被定罪者此前否认所有指控。阿德姆·卡拉达格（Adem Karadag）和尤素福·米埃拉利（Yusufu Mieraili）将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别害怕，还有三个法院（可以上诉），”他说。

他们的另一位律师楚查特·坎派（Choochat Kanpai）表示，法院在辩护中未考虑多项因素，并补充说他将申请延长上诉期限。根据泰国法律，这些上诉必须在判决后一个月内提出。

此案历时10多年才进入审判阶段，检察官收集了数百名证人的证据。他们还曾为寻找合适的嫌疑人翻译而苦恼。

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次爆炸负责，但安全专家表示，这是对前一个月泰国强制遣返100多名维吾尔人的报复行为。

中国因其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对宗教和文化自由实施的严厉限制而受到批评，那里是维吾尔人的主要聚居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周四表示，支持泰国法院的判决。“肇事者行径极其残忍，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说。

去年，泰国不顾联合国人权专家的呼吁，又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专家们曾表示，如果被遣返，他们将面临酷刑、虐待和“不可挽回的伤害”的风险。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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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新民族同化法引发联署抗议？海外社群担心跨境打压

背景：为什么多个社群共同反对这项法律？

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社群都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身份管控、政治压迫和跨境打压。

摘要

据Tibetan Review报道，39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文章重点呈现海外社群如何把这项法律视为身份消除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继续受到国际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的真实目的，是同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7月15日，代表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社群的39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抗议活动。

中国声称该法律旨在为其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一种“共享的”国家认同。然而，这是一部惩罚性法律，它还将矛头指向了海外对该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批评者。

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创始人、声明共同组织者理查德·卢（Richard Lue）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可能影响人权倡导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部法律将中国境内的强制同化制度化，同时将北京的威权触角延伸到了国界之外，”报道援引7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我们团结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声援，以警告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的升级行为。”

报道称，虽然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方式抗议该法律（包括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生的抗议性自焚事件），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本月初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他表示，新法律本质上已经将压制言论自由“合法化”，并使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成为“刑事犯罪”。

冯博士指出，新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还允许北京对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海外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图片说明：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团体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

社区团体“澳大利亚香港连线”主席简·潘（Jane Poon）表示，该法律与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她补充说，然而，这部新法律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台湾，台湾国家联盟执行长陈清坤表示，新法律可能会阻碍台湾民众表达政治观点。

“那些支持维持两岸现状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人，可能会面临捏造的指控，”他说。

报道还援引佐伊·贝德福德博士（Dr Zoë Bedford）的话说，中国希望人们自我审查，不要发声，不要说真话，也不要继续参与推广非汉族身份的社群空间。贝德福德是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ATC）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发言人此前告诉ABC，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关切，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相关问题。发言人还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不论国籍如何，都受澳大利亚法律保护，并享有政治自由。

然而，来自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的理查德·卢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远不够”，它“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些关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卢先生、潘女士和贝德福德博士呼吁澳大利亚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针对立法责任人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潘女士表示，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将继续抗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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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团结进步法是什么？维吾尔人权组织称其扩大政治控制

背景：民族团结进步法为何引发担忧？

维吾尔人权组织认为，中国以“民族团结”为名推动的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

摘要

据维吾尔人权项目中文文章分析，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被批评为把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政策写入制度。文章重点解释这项法律如何影响维吾尔身份、语言、宗教和公共生活。


图片说明：维吾尔人权项目文章截图，主题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法》及其对维吾尔人的影响。

当一个政府不断强调“民族团结”时，人们首先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需要用法律来规定“团结”？

真正的团结，从来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塑造出来的，而是在自由、平等和相互尊重中自然形成的。当一种法律要求人民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方式去认同、去思考、去表达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它所维护的往往不是民族团结，而是政治控制。

近年来，作为象征性权利机构的中国各级人大，包括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自治区人大，相继通过了《民族团结进步条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并积极推动制定《民族团结进步法》。中国官方单方面宣称，这是为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所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然而，对于正在经历大规模人权迫害的维吾尔人而言，这部法律所代表的，并不是民族平等的新发展，而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强制同化、种族灭绝、文化清洗政策，以法制名义的新包装及制度化。

自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官方长期宣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通过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官方也勉强承认，在中共统治下存在五十六个不同民族，其中包括维吾尔、藏人、南蒙古等群体。

在新的政策体系中，维吾尔人、图伯特人、蒙古人等民族越来越不被视为拥有独特文化和历史主体性的民族，而被要求首先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这一伪造的政治共同体。

但是，如果把这个恶法放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近十年的现实背景下观察，其真实的邪恶目的便一目了然。

自2017年以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发生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维吾尔种族灭绝暴行。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2022年的评估报告指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相关做法可能构成国际法认定的反人类罪行。大量国际研究机构、法律专家以及多个国家的议会认为，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政策涉及危害人类罪，而部分政府和学者进一步认定其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所界定的种族灭绝要件。

——以所谓“零就业”为名实施强制劳动，包括把维吾尔人强制转移到中国各省血汗工厂。

——通过政府出台的物质鼓励政策，推动汉人以各种名义迁入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从而重组并改变当地民族人口比例。

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一套系统性的民族改造，或更准确一点地说是一种没有硝烟的种族灭绝工程。

《民族团结进步法》并没有改变这一恐怖暴政的现实，相反，它试图把这些破坏性政策纳入所谓的法律框架，使其获得更加稳定、更具持续性、更为隐蔽性的制度保障。

问题在于，当这种“交融”发生在国家权力以恐怖暴政高度介入、文化资源被一党独大的大汉民族主义者掌控背景下，它往往意味着非汉民族被迫不断向主体民族单向靠拢。

根据《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种族灭绝不仅包括直接杀害，还包括故意造成群体严重身心伤害、强制转移儿童，以及采取措施破坏一个民族延续其文化和群体存在能力等行为。

今天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所发生的一系列暴政，正体现出一种以国家力量使用暴力恐怖主义强制推动种族灭绝性政策，以重塑民族身份之过程。

其目标并非仅仅改变维吾尔人的行为方式，而是在长期过程中逐渐灭绝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存在状态。

它将意识形态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将行政政策上升为国家制度，使针对维吾尔人的强制同化工程拥有更加稳定的法律基础。

真正的民族团结，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拥有同一种语言、同一种文化、同一种历史记忆，也不是要求所有民族放弃自身身份而融入某一种单一民族叙事。

真正的民族团结，应建立在国际人权法所确认的原则之上：民族平等、文化权利、宗教自由、语言自由以及非主体的被压迫各民族维护自身身份认同的权利。

维吾尔人反对的是以“团结”之名剥夺民族权利，以“共同体”之名否定民族主体性，以“进步”之名推进文化清洗和灭绝。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强大的行政力量改变学校、媒体、法律，甚至改变地图上的名称，却无法真正灭绝一个民族追求尊严、自由和延续自身文化的意志。

《民族团结进步法》或许能够把同化政策写入法律，却无法赋予其真正的正当性。

法律可以规范国家权力，但不应成为掩盖系统性人权侵犯的外衣；更不应成为一个民族失去语言、文化、宗教与历史记忆的工具。

真正值得世界铭记的，不是任何一部强迫不同民族“必须团结”的法律，而是每一个民族在自由、平等和尊严中生活的权利。唯有建立在这些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团结，才是真正持久而有生命力的团结。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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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东突厥斯坦独立诉求仍被强调？维吾尔流亡政治的核心问题

背景：东突厥斯坦独立诉求为何持续存在？

对许多海外维吾尔人来说，东突厥斯坦不仅是地名，也代表身份、历史记忆和政治诉求。

摘要

据X平台相关帖文观点，作者批评维吾尔社群内部的失败主义和沉默，呼吁重新强调东突厥斯坦独立诉求。帖子呈现的是流亡政治、身份认同和行动方向之争。


图片说明：东突厥斯坦独立诉求相关图片，强调流亡社群的政治主张。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独立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理论，它是植根于整个维吾尔民族心中的最深切渴望，也是指引他们生活的最高尚理想。

今天，中国继续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进行系统且残酷的种族灭绝。当国际社会保持沉默和冷漠时，维吾尔侨民和组织内部的消极、绝望、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以及内部分裂，无异于一种民族背叛——这是对我们民族事业不可饶恕的罪行。

仅仅停留在组织活动的范围内，或者仅仅呼吁自由和人权，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必须大胆地向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迈进。理想必须转化为果断、具体的行动。

然而，在这个最脆弱、最敏感的关头，我们却悲剧性地陷入了麻木不仁的沉睡之中。这种未能觉醒的状态正迅速演变成一场民族灾难。

我们必须紧急重振我们的独立意志。我们必须加深对压迫者的仇恨。我们必须加强对未来一代、我们的人民以及家园自由的希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失去抵抗精神之前找回我们的觉悟。Hidayet OGHUZKHAN 东突厥斯坦教育运动 东突厥斯坦公民外交中心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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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对海外维吾尔有什么影响？加拿大被要求明确表态

背景：加拿大维吾尔组织为何不满意政府回应？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律引发海外维吾尔组织担忧。他们认为，这类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制度化，并扩大对海外社群的压力。

摘要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维吾尔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只给出笼统回应，而应更明确地反对中国相关法律。文章聚焦海外维吾尔社群、跨国镇压和加拿大外交表态。

OTTAWA - Ottawa


图片说明：加拿大维吾尔组织要求政府就中国“民族团结”法律给出更明确回应。

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渥太华对中国一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反应冷淡，未能兑现加拿大阻止外国政府威胁海外侨民的承诺。

该法律于7月初由北京方面颁布，为中国政府起诉中国境外被认为损害“民族团结”进程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是跨国压迫的教科书式案例，”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梅赫梅特·托蒂（Mehmet Tohti）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正在一天天、一周周地减弱。此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跨国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消息了。”

中国方面称，该法律旨在促进国内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占该国14亿人口的不到9%。4亿人口。该法律规定将普通话作为教育中的主要语言。

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有义务“依法依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可能会影响到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群体，他们过去曾对北京的政策提出抗议，包括采取暴力手段。

维吾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拘留和后续监禁运动的目标。虽然据称短期拘留营已于2019年关闭，但数千人最终被送入监狱，专家指出他们是因为自身身份而非实际犯罪而遭到针对。

加拿大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彼得·麦克杜格尔（Peter MacDougall）在6月1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声明。声明把这项法律列为渥太华正在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份声明是对一份全球人权年度报告的回应。

“我们也对中国的民族团结法表示关切，并呼吁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他在谈及阿富汗、伊朗和乌克兰等不相关问题时说道。

托蒂表示，他感到震惊的是，渥太华对于该法律可能被用于迫害加拿大及其他地区民众的风险竟只字未提。

“这是一份模糊且非常软弱的声明，”托蒂说。“中国跨国镇压的本质，这一层面几乎被忽略了。而这本应是加拿大的关注重点。”

托蒂表示，中国尤其存在发布逮捕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在前往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如韩国）时被捕。此前，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已被用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通缉。

他表示，渥太华应发起全球行动以保护中国异见人士免受该法律侵害，但他担心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1月份访问北京以来，政府已放弃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托蒂指出，卡尼政府在去年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将跨国镇压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现在我们几乎放弃了议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变得软弱了。我们不再过多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他说。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将对各国采取的各项政策提出异议。

发言人萨曼莎·拉弗勒尔（Samantha Lafleur）写道：“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她还补充说，渥太华的外交政策，是由重视国内多元化的加拿大人塑造的。

自202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争取2028年至2030年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守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Melissa Lantsman）称该法律是中共“盖上法律印章的压迫”。

“北京新的‘民族团结法’只是中共控制手段中的最新工具，从在国内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到在国外威胁台湾。威权主义并不会因此止步于国界，”她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欧盟和美国国务院已表示，不会允许中国的新法律在其领土内适用。加拿大尚未明确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和欧洲对该法律的抵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继坤（音译）并未解释为何该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

“某些国家根深蒂固地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选择对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断章取义，恶意诋毁中国的民族政策，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郭在7月3日的官方翻译中说道。

“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通过炒作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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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海产品被美国议员盯上？强迫劳动和非法捕捞成焦点

背景：美国为何关注中国海产品供应链？

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部分中国海产品供应链可能涉及强迫劳动、非法捕捞和进口执法漏洞。

摘要

据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新闻稿，跨党派委员敦促美国总统采取行动，禁止与强迫劳动有关的中国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文章重点呈现供应链、人权执法和贸易监管之间的联系。

华盛顿消息，美国参议员丹·沙利文（共和党，阿拉斯加州）和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共和党，新泽西州）发布联名信。两人分别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的主席和共同主席。

他们敦促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禁止中国关联船只捕捞、或在中国加工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众议员戴尔·斯特朗（共和党，阿拉巴马州）和汤姆·苏奥齐（民主党，纽约州）也作为 CECC 委员参与联署。

议员们写道：“中国海产品往往是通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并以诚实的美国渔民无法匹敌的价格进入我们的市场。”“这并非竞争。”“这是被运往美国的虐待行为。”

议员们赞扬了总统于2025年4月签署的旨在恢复美国海产品竞争力的行政令。他们敦促政府采取下一步行动，禁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迫劳动和非法捕捞行为有关的海产品进入美国市场。

议员们还警告称，中国的远洋捕捞船队不仅仅是商业企业，更是“一支受补贴的海上力量，它掠夺资源、向沿海国家施压，并扩张北京的影响力。”他们敦促总统效仿现行对俄罗斯海产品的限制措施，采取进口禁令，旨在防止通过转运、重新贴标、重新包装或在第三国加工等方式规避监管。

信中详细列举了中国海产品行业存在的虐待行为，包括债务奴役、没收护照、暴力虐待、劳工贩运、可避免的死亡事故以及强制劳动力转移。这些虐待行为影响了渔船上、海产品加工厂以及水产养殖作业中的工人，其中包括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和西藏有关的作业。信中还指出，美国劳工部已将中国远洋捕捞船只捕获的鱼类列为强迫劳动关注对象，而国土安全部已根据《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将海产品指定为高优先级执法领域。信中进一步提到了长期以来关于从中国进口海产品的食品安全担忧。

议员们补充道：“美国无法检查每一艘船只，也无法监管中国惯常违背的每一项协议，但我们可以决定什么能进入我们的市场。”“如果你参与非法捕捞并使用奴隶劳工，就不应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准入权。”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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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亚波是谁？前中国警察谈维吾尔人在警务系统中的处境

背景：张亚波采访为何重要？

张亚波曾在中国警务系统工作，后来在德国寻求庇护。他的说法让外界看到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基层警务与维吾尔人处境之间的关系。

摘要

据Uyghur Times在X平台发布的信息，前中国警官张亚波接受维吾尔记者采访，谈到维吾尔人如何因身份而被怀疑。帖子关注中国警务系统、东突厥斯坦政策和维吾尔人的现实处境。


图片说明：前中国警官张亚波接受维吾尔记者采访，谈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警务系统。

专访：前中国警官张亚波——“维吾尔人仅仅因为他们的身份就被视为有罪”

维吾尔记者哈比布拉·伊兹奇（Habibulla Izchi）采访了目前正在德国寻求庇护的前中国警官张亚波。在采访中，张亚波描述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政策、中国的警务系统，以及他在该地区担任警官期间的所见所闻。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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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生了什么？柏林会议聚焦承认之后的责任

背景：为什么这次维吾尔论坛受到关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集中营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已有多年。文章关注的是：承认伤害之后，世界如何继续推动问责。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文章报道与反思，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文章强调，十年之后，维吾尔议题不能只停留在“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必须进入责任、行动和长期支持。


图片说明：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现场，与会代表在柏林讨论维吾尔人权议题。

前方的任务、中国的威胁，以及绝不屈服的决心。当举办一场会议成为一种抵抗行为。

自中国政府发起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压迫运动之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2016年伊始，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被任意拘禁在一个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虽然其中一些设施此后已被关闭或更名，但导致这些设施出现的政策并未消失。相反，它们演变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监控、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破坏和强制同化的系统。

尽管这些罪行极其严重，但维吾尔种族灭绝正逐渐淡出国际视野。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虽然这些危机确实需要紧急关注，但维吾尔人民的苦难并未因为全球新闻头条的转移而结束。


图片说明：论坛现场展示维吾尔良心犯相关海报。

在此背景下，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柏林召开。该论坛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代表了一种集体努力，旨在确保维吾尔种族灭绝不会从全球良知中消失。论坛汇集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人权捍卫者、记者、法律专家和维吾尔社区领袖，共同评估过去十年，审视当前挑战，并为未来的国际行动规划方向。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拘留营十年：从承认到责任——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标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针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以及十一个国家的议会和参议院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在经过十八个月的调查，包括证人证词、专家证据和大量文件记录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对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在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言。

这些进展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打破了多年的否认，并就针对维吾尔人民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然而，仅有承认并不能改变实地的现实。尽管世界的认知已经演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仍在继续。大规模的任意拘禁只是发生了转变，而非被废除。强迫劳动项目已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维吾尔儿童继续通过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清真寺、圣地、墓地以及其他维吾尔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仍处于系统性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复杂的数字监控系统和跨国镇压手段使中国政府能够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国界之外。

这正是论坛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一辩论已基本定论），而是“承认之后应承担何种实质性责任”的原因。如果各国政府承认种族灭绝，它们负有什么义务？国际机构如何才能超越关切声明，迈向具体的问责？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保护维吾尔人、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确保责任人受到追究？这些问题构成了为期三天论坛讨论的基础。

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全球集会


图片说明：“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在论坛发言。

论坛汇集了来自24个国家的220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80多位代表了广泛专业领域和经验的发言人。与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外交官、学者、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领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组织代表。

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议议程包括六场专家小组讨论、八场圆桌会议、四场平行边会，以及一场记录维吾尔种族灭绝现实的摄影展。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与会者探讨了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动态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反应。会议审议了北京方面不断演变的民族政策、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与会者还讨论了欧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华民国（台湾）和西藏的事态发展，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在应对持续暴行中的作用。

论坛不仅是一个团结的平台，更是一个进行战略思考的空间。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实际的倡导策略、法律机制和外交倡议交换了意见，旨在将承认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在对维吾尔危机的关注面临减弱风险之际，论坛证明了持续的国际参与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出席论坛。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组织一场国际会议似乎只是后勤工作——预订场地、邀请发言人、安排行程和协调议程。然而，对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及其合作伙伴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聚会都涉及完全不同的事情：抵制中国政府为阻止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系统性努力。

自2004年成立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直面临通过外交压力、经济胁迫、虚假信息宣传和跨国镇压来破坏其活动的持续尝试。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在国际上孤立该组织，还旨在让那些寻求和平倡导人权和问责的维吾尔人的声音沉默。

压力在会议开幕前很久就开始了。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06年，当时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的外交使团分别联系了德国政界人士，敦促他们不要参加此次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德国议会议员还是选择参加，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民主机构不会允许外国政府来决定民选代表可以会见谁。

多年来，这些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接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的酒店经常收到中国官员的直接接触。酒店经理接到电话，甚至被当面拜访，并被敦促取消预订。在某些情况下，酒店被警告称，接待维吾尔会议将导致中国游客流失或现有预订被取消。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高价诱使场地提供方撤销与组织者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发生在2024年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之前。除了外交压力外，据报道，还有人伪装成游客入住会议酒店，试图监控活动、挑起事端并制造安全隐患。因此，组织此类活动不仅需要与当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还需要聘请专业的私人安保服务。

压力并不局限于机构。维吾尔代表本人也经常成为目标。许多与会者报告称，他们收到威胁，称如果他们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亲属将面临进一步的骚扰、任意拘禁或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告知，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或与中国当局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家人的处境。这种策略试图将亲情武器化，迫使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行使基本自由和保护仍处于中国控制下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运动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在线虚假信息宣传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大活动期间的常态。匿名或协调一致的社交媒体账户网络经常针对组织者和发言人进行人身攻击、散布虚假指控，并试图破坏该组织的信誉。其目的不仅是损害声誉，更是为了阻碍参与、制造混乱并削弱国际团结。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也不例外。论坛开始前，有人造访会议场地，拍摄会议设施，并打听有关活动的信息。据报道，酒店管理层收到了暗示，称举办该论坛可能导致中国游客和旅行社的抵制。类似的压力在往年也有记录，这构成了试图干扰维吾尔团体在海外组织活动这一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压力，酒店仍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论坛完全按计划进行。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会议。这表明，当民主机构、私营合作伙伴和公民社会选择捍卫基本自由时，来自威权政府的持续压力并不一定会得逞。

组织方还要感谢德国警方及相关安全部门的专业精神与配合，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与会者能够和平、安全地聚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承诺，体现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观。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公民社会的空间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它更关乎捍卫一种可能性，即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讨论种族灭绝、问责和正义问题。有时，确保对话能够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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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时间线：开始 → 升级 → 结果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电视台，背景是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生效后，人权组织和外国官员担心它会加速少数民族同化。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集中在维吾尔、藏人、少数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权利和海外批评者风险。报道同时列出中国政府对相关批评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两名身穿传统服装的女性在北京街头行走。

批评人士称，这可能会加速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并导致中国境外的批评者成为攻击目标。然而，北京否认这些指控。

中国实施了新的《民族团结法》，人权组织和外国官员警告称，该法可能会加速对少数民族的强制同化。

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正式承认55个少数民族群体，合计约占中国大陆人口的8.9%。

北京还宣布，周三生效的新法律可能适用于境外个人，这引起了人权组织的进一步警惕，他们表示该法律可能会被用来针对海外批评中国的人。

然而，中国政府表示，西方媒体“曲解”了海外条款，中国只想行使打击海外分裂主义运动的权利。

以下是有关中国新法律及其对少数群体的影响的更多信息。

中国于 3 月 12 日通过了这项法律，在该国 56 个民族（占多数的汉族和 55 个少数民族）之间建立“共享”的国家认同。

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大的社区包括维吾尔（约 1100 万人）和藏族（约 700 万人）。维吾尔人口最多的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的省份。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娄勤俭今年三月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介绍了这项提案，他表示，这项法律得到了中国礼仪性立法机关的批准，旨在培养“中华民族各族人民更加牢固的共同体意识”。

该法律规定，所有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包括地方政府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国家附属团体，都需要促进民族团结。

但中国政府的批评者认为，北京此前也曾使用类似的听起来镇痛的规则和法律来证明限制民族多样性的表达是合理的，特别是在藏族和维吾尔中。

该法规定：“各族人民、国家一切组织、团体、武装力量、各党组织、各社会团体、各企业，必须依照法律和宪法，树立中华民族共同意识，并肩负起树立中华民族共同意识的责任。”

根据新法律第15条，所有儿童必须在幼儿园之前和义务教育剩余时间直至高中结束时学习普通话。

普通话已经成为内蒙古、西藏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这些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的主要教学语言，但新法律实质上规定少数民族语言不能成为全国的主要教学语言。

“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这项法律进一步缩小了有意义的文化和政治自治的空间，”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名誉教授詹姆斯·莱博尔德告诉半岛电视台。

“它告诉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和其他非汉族人民，他们的语言、历史和身份只有符合共产党所偏爱的单一中华民族的故事，才会受到保护，”研究中国现代历史和社会中的民族、种族和民族认同政治的莱博尔德说。

他解释说，在实际应用中，新法律可能会加大学校、媒体、公共文化、宗教生活和地方治理的压力，要求优先考虑普通话、对政党的忠诚和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认同。

“法律并没有开始这个过程，但它使它变得更加系统化，更难以挑战，并且更深入地融入日常管理中。

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代中国历史学家亚伦·格拉瑟曼（Aaron Glasserman）赞同莱博尔德的观点。

他告诉半岛电视台：“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可能会受到国家更大的同化压力，他们表达特定少数民族文化和身份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少，从语言到宗教习俗。”

直到最近几年，少数民族在学校教学中使用何种语言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

中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和“自治权”，而《民族区域自治法》则承诺给予这些群体有限的自治权，包括允许他们制定灵活的措施来发展自己的经济。

为什么该法律因其对少数群体的影响而受到批评？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与国际组织、人权组织和西方地缘政治对手的批评作斗争，指责中国虐待少数民族。

联合国在 2018 年表示，中国在北京所谓的再教育中心网络中关押了至少 100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维吾尔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北京否认了有关其强迫维吾尔人劳动的指控，并表示这些营地是职业培训中心，教授普通话和其他应对“极端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所需的技能。

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已在印度流亡60多年。尽管达赖喇嘛与中国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北京长期以来一直将他描述为“分裂分子”。

人权组织担心新法律可能会损害少数民族的文化和社会权利。

国际特赦组织区域副主任莎拉·布鲁克斯周二表示：“中国当局有人权义务，要求他们保护少数民族社区及其文化，但这项法律却适得其反。”

“它不是要庆祝差异，而是要推动维吾尔、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采用单一的国家定义的、以汉族文化为主的民族身份。

布鲁克斯补充说，“在中国境内已经存在巨大风险的活动——例如推广少数民族语言、记录侵犯人权行为或争取释放因表达文化、观点或信仰而被拘留的人——可能会被进一步定为犯罪。

该法律包括一项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人民和团体破坏“民族团结进步、煽动民族分裂主义”的行为将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引起了自治台湾的警惕，认为这可能为北京提供另一个法律依据来追捕被其视为分裂分子的台湾人。台湾外交部表示：“未来，任何国家的个人如果其言行不为中国所接受，都可能成为法律的目标或受到法律追捕。”北京坚称台湾属于中国，并且不排除以武力夺取台湾岛的可能性。

自认为是西藏流亡政府的藏人行政中央也谴责了这项新法律。

CT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虽然中国将该立法描述为促进‘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的机制，但它实际上将强迫同化政策编入法典。”“与现有措施 — — 包括扩大国营殖民地寄宿学校和其他影响藏族语言、宗教、教育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政策 — — 相结合，这项法律引起了对藏人身份长期生存的严重担忧。

中国拒绝接受对该法律的批评。它认为，在国内，该法律旨在促进少数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和谐，并更好地将边缘社区融入主流。

它认为，在国际上，中国只是在做其他国家所做的事情：维护其安全利益。

司法部副部长胡伟烈在北京举行的关于该法律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某些西方媒体（他没有透露姓名）“歪曲和曲解”了该法律适用范围超出中国的规定。

“这一规定立足于中国国情，符合法律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这是正当合法、必要可行的法律规定。”世界各国都有权通过国内立法防止分裂破坏活动，维护社会团结和正常秩序。

他补充说，境外规定针对违法行为，用法治手段“防范境外各种涉及民族事务的违法行为”。

胡锦涛表示，执行该法的海外规定，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和各族人民的合法权益。

“这不会影响中国与其他国家正常的人文交流、学术讨论、经贸合作等活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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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背景是中国所谓“民族团结”法引发人权组织对强制同化的担忧。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显示，争议焦点不在“团结”表述本身，而在少数民族宗教身份、文化表达和维吾尔穆斯林权利是否会被进一步压缩。

正文


图片说明：CAIR新闻图指出，中国所谓“民族团结”法被批评为强制同化政策。

中国政府所谓的“民族团结”法并不是为了团结。这实际上是关于强迫服从。这项立法旨在使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通过强制同化消除维吾尔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的宗教和文化身份的运动合法化。

国际社会必须拒绝这项危险的法律，并追究中国政府持续迫害维吾尔人和其他受压迫人民的责任。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来源：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
副标题：这份基于中国官方检察数据的分析显示，维吾尔地区非汉人估计监禁率远高于全球已知最高监禁率国家
摘要：UHRP根据中国官方检察数据分析指出，维吾尔地区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其他非汉人估计占中国在押人数三分之一以上，非汉人监禁率约为汉人的47倍。本文围绕维吾尔地区监禁率、东突厥斯坦任意拘留和中国监狱人口数据，整理原文可见内容与图表。



据估计，维吾尔地区每 26 名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中就有 1 人被监禁，并占了全中国总在押人数的三分之一

2024 年 4 月 25 日

由维吾尔人权项目（UHRP）高级研究员 Ben Carrdus 和 UHRP 倡导与研究副主管 Peter Irwin 所共同撰写的 UHRP 观点洞见专栏。

维吾尔人权项目对中国官方数据的最新分析发现：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维吾尔地区的其他非汉人，尽管只占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但却占了中国估计在押人数的三分之一以上（34%）。 考虑到该地区的总人口，维吾尔地区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入狱率，估计每 10 万人中就有 2,234 人入狱。

监狱人口特指司法部管辖下的正式在押人数，并未计算那些仍被关押在该地区集中营和遭受其他形式的任意拘留中的人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XUAR）（也被许多维吾尔人称为东突厥斯坦）的国家检察机关发布之统计数据显示，该地区的维吾尔人、突厥族裔和其他非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为每 10 万人中有 3,814 人。

相比之下，中国各地的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 80 人。换句话说，维吾尔人和维吾尔地区其他非汉人的入狱率估计是汉人的 47 倍多一点。







这些估计是基于截至2022 年的六年官方统计数据，其中包括“严打”的高峰期，从 2017 年到 2022 年，累计刑事起诉总数为 578,645 起。

年度检察统计数据通常在次年初的地方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中公布；然而，它们并未包含在 2023 年的报告中，可能是因为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之前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同样，在人权观察的报告揭露官方统计数据称该地区 87% 的刑期至少为五年后，地区高级人民法院也于 2019 年停止公布监禁刑期细目。



然而，即使不知道自 2022 年以来起诉的确切数量或自 2019 年以来的量刑细目，维吾尔人权项目仍然估计，当前的监狱总人数可能仍与严打运动高峰期一样高。 鉴于 2018 年和 2019 年在持续严打氛围下的高起诉数量，有理由假设这些年的量刑模式仍然与 2017 年一样严厉。 例如，对新疆受害人数据库（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2016 年至 2024 年包含量刑资讯的 19,014 起案件之分析，可以得出平均刑期为 8.5 年。

虽然许多 2017 年及以后被判刑的人本应在 2024 年 4 月撰写本文时获释，但他们很可能已被 2022 年以来被起诉的人所取代，从而使监狱净人数基本保持稳定。

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监禁率可能远高于维吾尔人权项目的估计。 新疆检察院公布的统计数据不包括 2017 年已入狱且可能仍在服刑的人，也不包括遭到审前拘留的人，以及仍被任意关押在维吾尔地区集中营内的受害者。 此外，尚不清楚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包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又称 XPCC 或 Bingtuan）检察院的起诉，而这些不缺定性可能会使起诉总数增加数万起。

美联社对 2022 年泄露的官方文件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维吾尔地区的一个县，至少有二十五名维吾尔人中就有一人因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或宗教极端主义等相关罪名被 判入狱。 美联社的研究使用了疏附县（Konasheher county）的资讯，该县的人口绝大多数是维吾尔人：根据 2020 年的官方统计，维吾尔人占当地人口的 98%。 维吾尔人权项目的分析提供了类似的监禁率数字，但其基于整个地区的人口数据，包括其他非汉人居民。

维吾尔地区服刑人数和刑期的急剧增加不应被解释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族裔犯罪活动增加的反映。 相反，正如维吾尔人权项目最近关于东突厥斯坦女性宗教人士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维吾尔人相关案件在中国法院审理时，“犯罪与判刑之间存在显着的、令人震惊的不相称比例 ”。

根据对泄露的政府文件之分析，维吾尔人权项目的报告详细介绍了例如1976 年，当年仅五、六岁时，Ezizgul Memet 如何与母亲学习《古兰经》三天，并因此于2017 年被判处10 年 监禁；1974年，Tursungul Emet 也做了同样的事而被判处11年徒刑；Aytial Rozi 在2009 年至2011 年间学习《古兰经》并向一群妇女讲述经文，她因此被判处20 年监禁。 人权观察组织的记录显示，在喀什噶尔（Kashgar）的一个县，2017 年所有刑期中 99% 的刑期皆为五年起跳，而平均刑期高达 9.2 年。 这就是为什么维吾尔地区的监狱已经满员，而且还在不断挤入更多的人。

众所周知，维吾尔人死于监狱的可能性远高于中国其他任何人口。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被“司法”处决。死刑判决的统计数据在中国属于国家机密。但鉴于维吾尔人常因最无害的“罪行”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处决很可能司空见惯，令人痛心。

鉴于来自维吾尔地区的官方资讯受到严格限制和操纵，维吾尔人权项目出于分析目的仅采用这些官方统计数据的表面价值。 维吾尔人权项目之前另外一篇观点洞见文章描述了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挫折与挑战。 中共故意隐瞒有关维吾尔地区起诉数量和量刑模式的重要资讯是另一个例子，而且透明度每年都在降低。

我们的分析代表了我们对维吾尔地区当前监狱率的最佳估计，若要做出更具权威性的研究分析，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提高透明度。

这种透明度的缺乏令华盛顿特区的人权研究人员感到沮丧：他们必须做出许多谨慎的假设。 但对于东突厥斯坦数十万被监禁者的家人来说，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亲人究竟被监禁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他们所能做的就是猜测。

维吾尔人权项目感谢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们所提供之建议和帮助。 任何剩余的错误均由作者本人承担。

统计分析

以下文字介绍了维吾尔人权项目如何根据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估算维吾尔地区的监禁率。以下是我们分析的主要结果：

• 维吾尔人、突厥族裔等非汉人占中国总人口的1%，却占全国监狱人口的33.7%；
• 世界上目前已知监禁率最高的国家是萨尔瓦多，每 10 万人中有 1,086 人被监禁；
• 维吾尔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的监禁率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有 3,814 人，略高于萨尔瓦多的监禁率的 3.5 倍；
• 相比之下，中国各地的汉人被监禁的比例估计为每 10 万人中 80 人，比维吾尔地区非汉人的估计比例低 47.1 倍；
• 维吾尔人权项目估计，目前维吾尔地区每 26 名维吾尔人和其他非汉人中就有 1 人被监禁； 我们更进一步估计该地区目前维吾尔成年人中有十七分之一被监禁。

人权观察首先整理分析的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法庭起诉刑事被告人的机构）公布的维吾尔地区起诉人数统计显示，2017 年至2021 年间，共有 540,826 人被维吾尔地区的法院刑事起诉，2022 年又有 37,819 人被起诉，导致2017 年至2022 年起诉总数为 578,645 人。 这个数字与民事和行政起诉数量分开；

2022 年中国各地法院的定罪率为 99.975%，这意味着截至 2022 年的六年间，东突厥斯坦共作出有罪判决 578,500 件（往年定罪率仅略低于 2022 年因此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显着性）；

可能有少数案件进入法庭后就会被国家检察机关撤销，但根据全国数据得出的证据，这个数字也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意义；

这 578,500 名估计被起诉和定罪的人可能并未全部被监禁——其中一部分人可能受到了非监禁的制裁。 然而，考虑到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普遍存在的“严打”政策的影响，维吾尔人权项目认为这一数字也不太可能具有统计意义；

我们估计这 578,500 名罪犯应该皆遭受普遍监禁，一个关键指标是该地区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在这一数字被广泛报道后，法院停止公布刑期统计数据），根据该指标，在2017 年“ 严打”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被定罪的人中有87% 被判处最低五年徒刑。

人权观察还指出，根据泄露的统计数据，2017 年喀什地区维吾尔人占多数的县 99% 的囚犯被判处五年或以上徒刑，平均刑期为 9.2 年；

此外，维吾尔人权项目对 2016 年至 2024 年间新疆受害者数据库中 19,014 起案件的分析显示，平均刑期为 8.5 年；

因此，维吾尔人权项目以 578,500 人的数字作为 2022 年东突厥斯坦囚犯人数的代表，并认为这一数字今天可能保持不变甚至更高。 这 578,500 人的估计在押人数，不包括 2017 年已入狱或遭受审前拘留的人数（审前拘留与集中营行政拘留之间的界限似乎已相当模糊）；

此外，尚不清楚起诉统计数据是否包括那些将当前集中营拘留者直接转移到监狱的案件，因为一些证据表明集中营正在逐步淘汰。 也不清楚这些统计数字是否包括兵团法院的起诉——新疆高级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工作报告几乎没有提到兵团；

2021 年维吾尔地区的官方人口统计为 2589 万； 因此，预计该地区 2021 年的监禁率（25,890,000 人中有 578,500 人入狱）为每 100,000 人中有 2,234 人遭到监禁；

为了纠正种族问题，维吾尔人权项目首先从全中国监狱估计总人数中减去东突厥斯坦监狱估计人数（1,690,000 – 578,500），也就是说在中国维吾尔地区之外总共有 1,111,500 名囚犯；

总体而言，截至2021 年，中国的监禁率估计为每100,000 人120 人 ((1,690,000 ÷ 1,412,175,000) x 100,000)；然而，如果将维吾尔地区的监狱人口估计数排除在全国总数（减去维吾尔地区的人口）之外，中国其他地区的总平均监禁率为每10万人中80人 (1,111,500 ÷ ( 1,412,175,000 – 25,890,000) x 100,000)；

假设汉人在东突厥斯坦的监禁率与中国其他地区的估计相同— 即每 100,000 人中有 80 个人 — 那么：

2020 年，维吾尔地区的官方“少数民族”（非汉）人口为 14,932,200 人，其余汉人口为 10,957,800 人；因此，该地区的汉人囚犯数可估计为 8,766 人（即：(10,957,800 ÷ 100,000) × 80）；

当从该地区在押总人数估计的 578,500 人中减去 8,766 人时，剩下的数字为 569,734 人，代表维吾尔人权项目对2022 年东突厥斯坦非汉人囚犯总数的估计（而今日可能保持相似的数字 或什至更高）；

因此，东突厥斯坦非汉人族群的入狱率为每 100,000 人 3,814 人（569,622 人，占 14,932,200 人的 3.8%，即每 100,000 人 3,814 人），是中国汉人入狱率的 47.1 倍；

维吾尔地区非汉人族群总人口为14,932,200 人，相当于中国总人口的 1%（14,932,200 人占中国总人口1,412,175,000 人的比例）；维吾尔地区的非汉人族群在押人口占全中国总在押人口的 33.7%（即569,843 人占1,690,000 人的百分比）；

维吾尔人权项目估计，中国汉人在押人口占全国总在押人口的 60.4%，即 1,020,231 人（(1,111,500 x 0.91) + 8,766 = 1,020,231）；

2022 年东突厥斯坦的官方维吾尔人口为 11,774,538 人，这表明监狱中的维吾尔人（不包括其他非汉人族群）人口估计为 449,080 人（11,774,538 ÷ 100,000 x 3,814）；

该地区非汉人族群的总体入狱率相当于目前每 26 人中就有 1 人在监狱；该地区约有 7,720,000 名成年维吾尔人，可以进一步估计，东突厥斯坦成年维吾尔人的入狱率为每 100,000 人中有 5,817 人，或略高于十七分之一的成年维吾尔人口（449,080 人占 7,720,000 人口的百分比 = 5.8%；100,000 ÷ 5,817 = 17.2)。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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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界如何回应维吾尔人权议题？跨党派会议释放的政策信号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代表全球维吾尔人利益的国际性组织，总部位于德国慕尼黑。该组织致力于通过和平与民主手段，在国际社会为东突厥斯坦的维吾尔人争取人权、宗教自由及民族自决权，并持续揭露当地的人权侵犯状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在日本国会发表重要讲话。据《维吾尔时报》报道，他敦促日本政府支持对东突厥斯坦人权状况进行独立调查，并警示中国即将生效的新法可能加剧对维吾尔身份的压制。

东京，6月3日 ——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世维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在日本国会跨党派“日本维吾尔国会议员联盟”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呼吁国际社会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以应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目前针对维吾尔人的压迫。


图片说明：WUC President Turgunjan Alawdun Addresses Japanese Parliament, Urges Action on Uyghur Rights | Uyghur Times

此次活动于6月2日在日本国会举行，共有40多名与会者参加，其中包括日本国会议员、民间社会代表及记者。议员联盟主席古屋圭司（Keiji Furuya）与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艾合买提江（Ahmetjan）发表了开幕致辞。

阿拉乌敦在演讲中重点阐述了他所描述的“正在进行的维吾尔种族灭绝”、中国的虚假信息宣传活动，以及中国将于7月生效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所带来的风险。他警告称，该法律可能会进一步压制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并为针对海外活动人士和组织提供法律依据。

阿拉乌敦还提交了一份诉求信，敦促日本支持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出台日本版《防止强迫劳动法》，并加强对日本境内面临中国当局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的保护。

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宣传工作时，阿拉乌敦批评了中国政府组织的参观活动和媒体宣传，称这些活动在描绘维吾尔家园“正常状况”的同时，却持续拒绝接受独立调查。他强调，进行公正的国际调查仍然至关重要。

古屋圭司重申了他对维吾尔人民的支持，并表示尽管他本人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制裁，但日本的立场保持不变。

阿拉乌敦进一步强调，维吾尔人的斗争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非针对普通的中国公民，并表达了对未来和平关系的期许。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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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镇压对海外维吾尔人有什么影响？从奥斯陆自由论坛看风险

背景：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什么？

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汇集全球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的年度国际会议。该论坛旨在通过分享倡导策略、非暴力行动经验及数字安全知识，为全球受压迫群体提供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及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据《维吾尔时报》报道，她们在会上重点揭露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及《民族团结法》带来的持续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外

挪威奥斯陆，6月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Zumretay Arkin）完成了奥斯陆自由论坛为期一年的“自由奖学金”项目，与来自全球的其他11位人权捍卫者共同参与了这项密集的领导力与倡导行动计划。


图片说明：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强调维吾尔种族灭绝与跨国镇压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金在挪威、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地参加了培训项目，接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倡导策略、领导力发展、数字安全、运动建设、公开演讲、筹款、人工智能、心理健康以及叙事构建等方面的指导。

在奖学金项目结束时，阿金发表了一场“点燃演讲”（Ignite Talk），重点阐述了全球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及其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维吾尔运动（CFU）执行主任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参加了一场题为“因信仰而受迫害”（Persecuted for Belief）的小组讨论。该讨论审视了威权政府如何针对个人的信仰、身份和倡导活动进行打压。

阿巴斯警告称，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通过日益强硬的政策不断演变，其中包括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她还提请各界关注无辜维吾尔人被持续监禁的问题，其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目前仍被中国当局关押。

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维吾尔运动还举办了一场题为“揭露中国的罪行：现代奴隶制与民族团结”的圆桌讨论，重点强调了对强迫劳动以及北京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持续担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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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如何回应茹仙·阿巴斯揭露的维吾尔人权危机？

背景：茹仙·阿巴斯是什么？

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是一位美籍维吾尔人权活动家，也是“维吾尔运动”组织的执行主任。她长期致力于向国际社会揭露东突厥斯坦的人权状况，因其公开批评中国政府的政策而遭到北京方面的打压，其

摘要

2026年5月，维吾尔人权活动家茹仙·阿巴斯通过新书《坚不可摧》再次引发全球关注。她不仅记录了自己寻找失踪妹妹古丽仙·阿巴斯的艰辛历程，更揭露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压迫，呼吁国际社会打破沉默，共同对抗反人类罪行。

媒体资料


视频说明：《In Search of My Sister》纪录片相关视频，呼应原文中茹仙·阿巴斯寻找妹妹古丽仙·阿巴斯的经历。

她在唤醒世界关注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她在一本书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图片说明：2024年11月，如珊·阿巴斯（Rushan Abbas）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参加英国维吾尔社区的示威活动。摄影：露丝·英格拉姆（Ruth Ingram）。

对于身在美国的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来说，寻找失踪妹妹的两年历程在2020年圣诞节戛然而止。这位“维吾尔运动”组织的执行主任得知，她的妹妹、已退休的医生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早在两年前就被判处了20年监禁。

茹仙认为，这一判决是对她2018年在哈德逊研究所公开批评中国对待维吾尔人方式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后来证实了古丽仙的下落，并指责她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称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在那里“法律必须惩处违法犯罪活动”。”


图片说明：2024年11月，如珊·阿巴斯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外参加示威活动的另一张照片。摄影：露丝·英格拉姆。

2018年古丽仙的失踪，促使茹仙从国际项目管理的职业生涯中抽身，不仅是为了她的妹妹，更是为了全职投身于所有维吾尔人的倡导事业。她的回忆录《坚不可摧》（Unbroken）于去年出版（多伦多：Optimum），并于近期在加拿大发布，书中记录了此后八年的行动主义历程和个人创伤。她认为，古丽仙的命运与她自己对“极权政权反人类罪行和种族灭绝”的谴责息息相关。”

该书在加拿大的发布会恰逢国会议员迈克尔·马（Michael Ma）发表言论，他对中国维吾尔人强迫劳动的程度表示怀疑，称其为“道听途说”。”


图片说明：该书封面。

茹仙在书的前言中写道：“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所有拒绝沉默的人的故事，是所有决定站起来对抗中国政府这个‘歌利亚’的人的故事。”

追随父亲阿巴斯·布尔汉（Abbas Borhan）的脚步——他曾在回忆录《我所见证的》中记录了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的恐怖——茹仙将父亲的故事与自己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她主张，中国国家针对维吾尔人的暴行是古老历史模式的一部分。


图片说明：1985年，如珊·阿巴斯与父亲在乌鲁木齐的合影。这是她从美国度假回国时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照片选自《不屈》（Unbroken）。

对茹仙而言，维吾尔人的自由“与全球人类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以及自由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 她警告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利用我们的声音为人类权利挺身而出，明天留给我们的唯一声音将是悔恨的声音。” 她将这本书献给“那些仍在被监禁、仍未被听见的人们”。”

2018年初关于强迫失踪和大规模拘禁的消息激励了她。她在2018年3月发起的“一个声音，一个步骤”（One Voice, One Step）运动，让维吾尔女性走上街头要求正义，引发了一场波及联合国的全球抗议运动。


图片说明：2024年4月18日，如珊·阿巴斯及其丈夫阿卜杜勒哈基姆（Abdulhakim）与乔治·W·布什总统及第一夫人劳拉·布什在布什中心领导力论坛后的合影。照片选自《不屈》。

加拿大籍华裔研究员张肖恩（Shawn Zhang）提供的集中营网络卫星图像，为压迫规模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这份报告于2018年8月10日提交给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尽管中国予以否认，但它标志着维吾尔问题在全球舞台上的一个转折点。

但正是茹仙2018年9月5日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尖锐批评——她称其为“二战后针对一个族群最大规模的大规模监禁”——促使世界采取行动，这激怒了北京，也决定了她妹妹的命运。


图片说明：2016年，古丽仙（Gulshan）与如珊的女儿希琳（Shireen）、阿卜杜勒哈基姆以及如珊的合影，当时古丽仙前往美国探望刚出生的第一个孙女泽莉拉（Zelilah）。照片选自《不屈》。

尽管早期遭受网络攻击导致网站被毁、两年的文章被删除，她的组织“维吾尔运动”依然不断壮大。尽管北京试图通过威胁、恐吓、诽谤和抹黑运动来让她噤声，但他们的努力还是传达给了世界各国领导人、联合国大会、学者和主流媒体。

为了解释中国几十年的压迫，茹仙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中国政权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并非始于近期集中营的建立，”她引用父亲的回忆录写道。

维吾尔人深受毛泽东1956-57年“百花齐放”运动的打击，该运动声称要让“百家争鸣”，但实际上却冷酷地引诱异见者现身，随后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将他们粉碎，导致数百万人死亡。茹仙的父亲当时是东突厥斯坦大学（中国政府称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大学）生物系主任，他被撤职并接受洗脑。茹仙本人在婴儿时期就被从母亲怀中夺走，因为红卫兵带走了她的母亲去进行政治再教育。

学生们被贴上修正主义者、有外国联系或地方民族主义者的标签，并被指责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80%问题的根源。她的父亲被烙上“地方民族主义者”的印记，被迫与70-80名教师一起戴上高帽游街。当时的公开口号与21世纪的言论如出一辙：“铲除恶魔！”和“消灭所有害虫！””

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十一年对维吾尔文化、宗教的系统性破坏，以及对知识分子、作家和教师的监禁。阿巴斯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恐慌、威胁和恐惧”，六十年后被他的女儿茹仙重温，她写道，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掩盖了其反人类罪行，正如它在二十一世纪掩盖其当前的种族灭绝一样：将数百万维吾尔人大规模监禁在集中营中，并导致无数维吾尔精英失踪。”

邓小平时期随后出现了一段短暂的复兴。世纪80年代获释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重振了我们被压碎的精神和文化”，使其成为维吾尔身份认同蓬勃发展的罕见时期。学生们秘密集会，抗议计划生育限制、核试验、汉族移民、教育不平等和就业歧视。他们的不安引发了1985年和1988年的街头抗议。

这些是共产主义中亚地区最早的民主运动之一。然而，反击迅速到来：领导者受到迫害、监禁、驱逐，并留下了犯罪记录，其中一些记录至今仍然存在。

茹仙因其行动主义而引人注目，尽管签证多次被拒，她还是在1987年作为学生前往美国。在美国，她目睹了日益严重的迫害：大屠杀、“严打”运动，以及文化、语言和宗教的侵蚀。到2018年，看着这些恐怖事件的展开，她已准备好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这项事业。

作为倡导组织的创始人、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节目的记者，以及关塔那摩被拘留维吾尔人的翻译，她被中国列入了黑名单。她在推特上被封锁，被称为“关塔那摩酷刑者”和“中情局特工”，这些诽谤她将其视为“荣誉勋章”。”

《坚不可摧》的作者在不懈地环游世界、向国家元首、部长、学者和世界最高机构发表讲话后，抓住了导演兼制片人贾瓦德·米尔（Jawad Mir）提供的机会，将寻找妹妹的过程搬上了银幕。

于2022年12月10日人权日发布的《寻找我的妹妹》（In Search of My Sister）记录了她的寻找过程，并已在50个国家放映。中国审查机构和压力经常随其放映而至。

《坚不可摧》追溯了中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沉睡时几十年的崛起，邓小平“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建议被以“耐心、审慎的克制和战略欺骗”所遵循。”

如珊认为：“世界现在正逐渐意识到，中国并非仅仅是崛起，它通过操纵、超越，并在许多方面欺骗了那些相信它会和平融入现有世界秩序的人。”她警告说，习近平正通过债务陷阱、土地掠夺、定居者殖民和强迫劳动，推行其全球统治蓝图。

她说，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是习近平实现野心的“关键战略蓝图”，也是中国监控国家的试验场，目前这一模式已被输出到非洲的威权政权。中国通过债务、矿产控制、港口收购以及与伊斯兰国家的条约，使其影响力触及全球，并让许多潜在的批评者保持沉默。

“对维吾尔人民的剥削和种族灭绝并非什么微不足道的孤立事件，”她警告道。“事实上，这是中国对全人类构成威胁的核心问题。”

尽管面临挫折、无知和冷漠，这场运动仍取得了一些胜利。倡导工作推动了美国相关立法的通过，旨在保护维吾尔人权利并打击强迫劳动。在两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如珊拒绝停下脚步。

“沉默不是选项，”她写道。“一个人的声音可以打破冷漠，而坚持不懈地讲述真相，可以移山填海。”

“我们的故事是关于在不公面前的韧性，在绝望阴影下的希望，最重要的是，关于自由——这种自由并非政府所赐，而是在那些拒绝屈服的人心中燃烧的火焰。”这是关于爱——那种支撑着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场斗争的坚不可摧的爱。”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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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何施压？跨国镇压进入全球议程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海外维吾尔倡议组织，长期关注维吾尔人权、文化权利和中国跨国施压问题。

摘要

2026年，据《论坛报》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谴责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慕尼黑，5月17日（ANI）：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发布了其每周简报，重点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政治胁迫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在赞比亚举行的RightsCon会议突然取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会议原定于5月5日至8日举行，预计将有近3000名参与者出席。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

在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声称，此次活动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的。

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日益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

艾沙警告称，这种影响力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并削弱对公民社会和人权的保护。5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局势。

此次聚会由土耳其协会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和多里坤·艾沙发表了演讲。

演讲者指责中国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劳动以及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推行旨在抹杀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认同的政策。

组织者敦促更广泛的突厥世界展现更强有力的团结，并采取更果断的国际行动。5月1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主任奥马尔·卡纳特（Omer Kanat）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包括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和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内的被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案件。

几天后，维吾尔活动人士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敦促华盛顿就强迫劳动、海外恐吓以及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被拘留一事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5月14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维吾尔营地幸存者卡尔比努尔·西迪克（Kalbinur Sidik）的证词，她声称营地中的被拘留者在失踪前曾多次接受医学检查。

美国议员们形容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证据日益令人震惊，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问责措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两党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要求释放中国的政治犯，并称此举表明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处境的持续关注。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