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2 次浏览 • 2026-10-07 08:33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摘要:
深度解读1930年代拍摄于云南蒙化平原(现大理巍山县)的珍稀历史老照片。重温纳润章大阿訇等先贤开办新式中学的教育强国之路,见证近百年前西南穆斯林村落中式古寺、学堂与民众的历史印记。
云南蒙化平原,当地有十八个穆斯林村庄。
云南蒙化县(即现在的巍山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在校门口的集体照,1934-1935年。前排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
原图标注为Na Hsiao-chang,应该是指纳校长,即纳润章。
纳润章(1900~1971年),名荣璸,号润章,通海纳家营人,出身经学世家。1928年,应保山回教群众礼聘,创办了中阿文并授的保山中阿学校。1942年,保山遭日本侵略军飞机滥炸,他携家眷避难大理下关,应巍山县回教协会聘请,创办兴建中学任首任校长。
云南蒙化,当地穆斯林。
云南蒙化,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
马注(1640-1711)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生于云南保山,经名优素福。根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谱》,马注是圣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45世孙,因他是布哈拉的圣裔、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他16岁中秀才,18岁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任中书,后任锦衣侍御。清军推翻南明政权后,他“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30岁时,他离家到北京,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回云南后继续在穆斯林社团中教学,一生中著有宏著《清真指南》、文集《经权集》、《樗樵录》等。
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前排左二、右二均为阿訇。
大理五里桥清真寺宣礼塔上,左边一人持木锤敲报五番礼时间的云板,1934-1935年。
云南蒙化县回辉登清真寺的胡哈吉,手持镜框安放的麦加克尔白(天房)像,1934-1935年。
昆明最古老清真寺内的壁龛(米哈拉布)、宣教台(敏拜尔)和祈祷毯。
一座清真寺内的礼拜场景,位置不详。根据窑窝中画的花草图案,推测为云南地区的清真寺,大概是蒙化地区十八座清真寺之一。
几名男子和男孩们在清真寺祈祷,一名男孩转过头来看着镜头,具体地点不详。根据窑窝的风格,猜测是云南蒙化一带的清真寺与穆斯林。
照片出自毕敬士相册。
Claude L. Pickens,中文名为毕敬士。1926年,毕敬士与妻子受海内外宣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后迁往上海,在上海加入穆民交际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并担任秘书,妻子为该会编辑通讯。
1927年,在汉口传教一直到1937年。1933年,毕敬士陪同岳父在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进行调查。1936年,毕敬士再次带领他的考察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居住区考察和传教。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用影像记录了中国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阿訇、伊斯兰教的礼拜、穆斯林习俗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这些照片并不是毕敬士拍摄,而是由在云南传教的朱佩儒(William J. Drew)拍摄后寄给毕敬士的。 查看全部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摘要:
深度解读1930年代拍摄于云南蒙化平原(现大理巍山县)的珍稀历史老照片。重温纳润章大阿訇等先贤开办新式中学的教育强国之路,见证近百年前西南穆斯林村落中式古寺、学堂与民众的历史印记。

云南蒙化平原,当地有十八个穆斯林村庄。

云南蒙化县(即现在的巍山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在校门口的集体照,1934-1935年。前排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

原图标注为Na Hsiao-chang,应该是指纳校长,即纳润章。
纳润章(1900~1971年),名荣璸,号润章,通海纳家营人,出身经学世家。1928年,应保山回教群众礼聘,创办了中阿文并授的保山中阿学校。1942年,保山遭日本侵略军飞机滥炸,他携家眷避难大理下关,应巍山县回教协会聘请,创办兴建中学任首任校长。

云南蒙化,当地穆斯林。

云南蒙化,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
马注(1640-1711)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生于云南保山,经名优素福。根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谱》,马注是圣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45世孙,因他是布哈拉的圣裔、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他16岁中秀才,18岁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任中书,后任锦衣侍御。清军推翻南明政权后,他“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30岁时,他离家到北京,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回云南后继续在穆斯林社团中教学,一生中著有宏著《清真指南》、文集《经权集》、《樗樵录》等。

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前排左二、右二均为阿訇。

大理五里桥清真寺宣礼塔上,左边一人持木锤敲报五番礼时间的云板,1934-1935年。

云南蒙化县回辉登清真寺的胡哈吉,手持镜框安放的麦加克尔白(天房)像,1934-1935年。

昆明最古老清真寺内的壁龛(米哈拉布)、宣教台(敏拜尔)和祈祷毯。

一座清真寺内的礼拜场景,位置不详。根据窑窝中画的花草图案,推测为云南地区的清真寺,大概是蒙化地区十八座清真寺之一。

几名男子和男孩们在清真寺祈祷,一名男孩转过头来看着镜头,具体地点不详。根据窑窝的风格,猜测是云南蒙化一带的清真寺与穆斯林。
照片出自毕敬士相册。
Claude L. Pickens,中文名为毕敬士。1926年,毕敬士与妻子受海内外宣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后迁往上海,在上海加入穆民交际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并担任秘书,妻子为该会编辑通讯。

1927年,在汉口传教一直到1937年。1933年,毕敬士陪同岳父在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进行调查。1936年,毕敬士再次带领他的考察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居住区考察和传教。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用影像记录了中国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阿訇、伊斯兰教的礼拜、穆斯林习俗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这些照片并不是毕敬士拍摄,而是由在云南传教的朱佩儒(William J. Drew)拍摄后寄给毕敬士的。
被抹去的历史,从未真正消失: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我们该如何面对文明的记忆?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0 次浏览 • 2026-10-07 05:49
【导读与核心背景】
从西班牙到西西里,穆斯林曾深刻塑造了欧洲。为何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被视为“局外人”?
【核心内容概要】
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历史的深度剖析,揭示了权力更迭背后的文化清洗与记忆抗争。他指出,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焚书和驱逐来抹去文明痕迹,但记忆始终在民间流传。阿里将这段历史与当代的巴勒斯坦困境、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及全球政治危机相联系,强调历史不应成为怀旧的牢笼,而应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构建未来的资源,以对抗排他性的政治叙事。
图注: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它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辉煌的象征。
作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兴衰史的追溯,揭开了那段伴随着焚书与共同记忆丧失的沉重往事。
安达卢斯的历史,绝不仅仅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兴衰的故事。对于英籍巴基斯坦裔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来说,这更是一个关于记忆、身份、文化毁灭以及过去如何持续塑造当下政治的故事。
在一次深入的对谈中,阿里回顾了穆斯林统治西班牙的数百年历史,探讨了穆斯林被驱逐和强制改宗、手稿被毁、以及那些曾塑造欧洲的智识交流,并强调了尽管历史试图被抹去,但记忆依然顽强存在。他还将当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的遭遇,与当代面临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文明记忆的毁灭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进入西班牙南部,开启了一个时代,最终孕育出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与智识社会之一。几个世纪后,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为终点,结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统治。
但阿里认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终结,紧接着就是一场试图消除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语言痕迹的运动。
他回忆道,1499年在格拉纳达,基督教军队公开焚烧了大量穆斯林手稿。对阿里而言,这些书籍的毁灭不仅仅是物理载体的消失,更代表着一种试图摧毁集体记忆、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然而,历史比征服者预想的更难被抹去。
在西班牙进行研究时,阿里发现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地名,以及在西班牙家庭中口耳相传的记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她的祖先曾被捆绑、转运并送往北非。她的家族曾是穆斯林,被迫改宗或离开。
这些邂逅成为了他小说《石榴树的阴影》的灵感来源。阿里认为,通过摧毁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录来抹去穆斯林身份的努力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记忆在家庭和社区中存活了下来。
安达卢斯与共存的记忆
阿里还挑战了那种将安达卢斯简单化为“理想天堂”或“永久冲突时代”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在某些时期,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曾共同生活,甚至跨越宗教界限结成政治联盟。
他认为,阿尔罕布拉宫是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最后绽放的最有力象征。安达卢斯的遗产并不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知识分子和官员占据了重要职位,而许多在1492年后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最终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避难所。
阿里还强调,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并非仅仅是统治欧洲人口的外国阿拉伯人。许多人是当地的改宗者,他们已经成为了伊比利亚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
他提到了一个西班牙国王的案例,该国王拒绝了将西班牙穆斯林送往美洲矿山做奴隶的提议,理由是他们也是西班牙人。对阿里来说,这些插曲让那种认为穆斯林是“收复失地运动”后从西班牙彻底消失的完全外来人口的传统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图注:中世纪手稿的保存与流传,是连接古代智慧与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桥梁。
阿里认为,驱逐的记忆也出现在欧洲文学中。他指出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认为尽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但关于穆斯林被驱逐及其带来的历史创伤的痕迹,依然在作品中得以留存。
对阿里而言,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即便官方机构试图压制,历史经验仍能深植于社会之中。他还将这种历史经验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在那里,流离失所和对历史记忆的争夺依然是核心议题。
伊斯兰知识如何塑造欧洲
阿里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考虑通过穆斯林世界传播的知识,就能理解欧洲智识发展的观点。
他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超越西班牙的更广泛的智识网络相连。例如,西西里岛成为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社会之间另一个重要的接触点。
许多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哲学著作,在被翻译成拉丁语并进入欧洲智识生活之前,都由穆斯林学者保存、研究并发展。
阿里还指出了数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特别是代数,被视为与阿拉伯-伊斯兰智识传统相关的重要贡献之一。他还提到了穆斯林医学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萨莱诺作为早期欧洲医学和医院机构发展的重要地点。
在这种解读下,欧洲文艺复兴并非完全孤立地产生。它也与跨越地中海的数百年智识交流息息相关。
超越“文明冲突”
阿里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必然由“文明冲突”定义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冲突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是关于权力、领土、财富和政治控制的斗争。天主教与新教欧洲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仅凭宗教身份无法解释政治冲突。
西西里岛的历史,即穆斯林与诺曼基督徒有时合作的例子,提供了跨越宗教界限结盟的又一例证。
“9·11”事件后,阿里写下了《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在书中审视了自己所认为的不同形式的政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互动。
他将基地组织和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他所描述的、与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相关的福音派及帝国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比较。
图注: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在探讨安达卢斯历史时,强调了文化记忆在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韧性。
在他看来,两者都依赖于选择性的、理想化的历史版本。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国家支持的原教旨主义拥有大得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这使得其后果可能更具破坏性。
伊斯兰恐惧症与替罪羊政治
阿里将当代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置于欧洲和美国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背景下。
他指出了民族主义和极右翼运动,包括德国的AfD、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相关的政治体制、美国的MAGA政治以及英国极右翼。他认为,这些运动经常依赖于将穆斯林和移民描绘成现有国家身份威胁的叙事。
“大置换”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的一种表现:社会和经济焦虑被转化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恐惧,而穆斯林往往被当作方便的攻击目标。
阿里将一些当代的反穆斯林言论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部分媒体中出现的反犹太言论进行了比较。他更广泛的论点是,经历政治不满和经济不安全的社会,往往会寻找群体来指责。
因此,移民可能成为替罪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更广泛挫败感的方便目标。
与此同时,阿里指出,当成功的移民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或获得社会显赫地位时,也会引发怨恨。
排斥政治背后的经济逻辑
对阿里来说,偏见无法与经济状况剥离。
他认为,历史上就业相对强劲的时期往往会降低对移民敌意的政治可见度,而经济不安全感则会加剧寻找替罪羊的行为。
这一论点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移民的攻击以及对加沙战争的政治反应,揭示了西方政治内部更深层的矛盾。
他还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21世纪的核心发展之一,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必然共同发展。
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
图注:当代巴勒斯坦的流离失所问题,在阿里看来与历史上穆斯林被驱逐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阿里讨论巴勒斯坦时,安达卢斯的历史记忆具有了当代的政治意义。
这种联系通过驱逐、剥夺和保护身份的斗争等主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寻求其他地方的庇护。而今天面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则面对着不同的现实:许多人没有可以返回的安全家园。
阿里描述了与巴勒斯坦朋友的谈话,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有归属感,同时又无处可去。
他也从个人经历谈到了流离失所。他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美国、土耳其和德国驱逐的经历,但他表示从未觉得应该离开英国。对他而言,离开就意味着接受失败。
因此,他给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面临政治压力的人的信息是:不要惊慌,也不要放弃你们的社会。他认为,抵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写作、组织、工会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参加反战示威。
历史不应成为牢笼
然而,阿里也警告不要将安达卢斯的记忆变成纯粹的怀旧。
他认为,铭记过去不应意味着试图永久生活在一个消失的时代。穆斯林不应仅仅向后看,将安达卢斯视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并将其带入当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有哪些元素可以被提取、保存并“重新种植”到新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可以为未来提供资源,但它不能取代现在。
对阿里来说,这最终是安达卢斯历史的核心教训。文明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当局宣布它们结束就消失。它们的语言、记忆、思想和文化影响可以在政治权力消失后长期存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关于身份和归属感的冲突。试图抹去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会摧毁档案、书籍和机构,但它们未必能消除记忆。
因此,安达卢斯的故事之所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是因为它属于遥远的中世纪,而是因为关于共存、驱逐、身份、文化记忆和政治归属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里的解读中,教训不仅仅是哀悼失去的东西。而是要足够了解历史,从而决定应该传承什么——以及应该为下一代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查看全部
【导读与核心背景】
从西班牙到西西里,穆斯林曾深刻塑造了欧洲。为何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被视为“局外人”?
【核心内容概要】
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历史的深度剖析,揭示了权力更迭背后的文化清洗与记忆抗争。他指出,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焚书和驱逐来抹去文明痕迹,但记忆始终在民间流传。阿里将这段历史与当代的巴勒斯坦困境、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及全球政治危机相联系,强调历史不应成为怀旧的牢笼,而应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构建未来的资源,以对抗排他性的政治叙事。

图注: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它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辉煌的象征。
作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兴衰史的追溯,揭开了那段伴随着焚书与共同记忆丧失的沉重往事。
安达卢斯的历史,绝不仅仅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兴衰的故事。对于英籍巴基斯坦裔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来说,这更是一个关于记忆、身份、文化毁灭以及过去如何持续塑造当下政治的故事。
在一次深入的对谈中,阿里回顾了穆斯林统治西班牙的数百年历史,探讨了穆斯林被驱逐和强制改宗、手稿被毁、以及那些曾塑造欧洲的智识交流,并强调了尽管历史试图被抹去,但记忆依然顽强存在。他还将当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的遭遇,与当代面临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文明记忆的毁灭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进入西班牙南部,开启了一个时代,最终孕育出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与智识社会之一。几个世纪后,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为终点,结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统治。
但阿里认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终结,紧接着就是一场试图消除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语言痕迹的运动。
他回忆道,1499年在格拉纳达,基督教军队公开焚烧了大量穆斯林手稿。对阿里而言,这些书籍的毁灭不仅仅是物理载体的消失,更代表着一种试图摧毁集体记忆、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然而,历史比征服者预想的更难被抹去。
在西班牙进行研究时,阿里发现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地名,以及在西班牙家庭中口耳相传的记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她的祖先曾被捆绑、转运并送往北非。她的家族曾是穆斯林,被迫改宗或离开。
这些邂逅成为了他小说《石榴树的阴影》的灵感来源。阿里认为,通过摧毁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录来抹去穆斯林身份的努力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记忆在家庭和社区中存活了下来。
安达卢斯与共存的记忆
阿里还挑战了那种将安达卢斯简单化为“理想天堂”或“永久冲突时代”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在某些时期,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曾共同生活,甚至跨越宗教界限结成政治联盟。
他认为,阿尔罕布拉宫是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最后绽放的最有力象征。安达卢斯的遗产并不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知识分子和官员占据了重要职位,而许多在1492年后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最终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避难所。
阿里还强调,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并非仅仅是统治欧洲人口的外国阿拉伯人。许多人是当地的改宗者,他们已经成为了伊比利亚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
他提到了一个西班牙国王的案例,该国王拒绝了将西班牙穆斯林送往美洲矿山做奴隶的提议,理由是他们也是西班牙人。对阿里来说,这些插曲让那种认为穆斯林是“收复失地运动”后从西班牙彻底消失的完全外来人口的传统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图注:中世纪手稿的保存与流传,是连接古代智慧与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桥梁。
阿里认为,驱逐的记忆也出现在欧洲文学中。他指出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认为尽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但关于穆斯林被驱逐及其带来的历史创伤的痕迹,依然在作品中得以留存。
对阿里而言,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即便官方机构试图压制,历史经验仍能深植于社会之中。他还将这种历史经验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在那里,流离失所和对历史记忆的争夺依然是核心议题。
伊斯兰知识如何塑造欧洲
阿里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考虑通过穆斯林世界传播的知识,就能理解欧洲智识发展的观点。
他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超越西班牙的更广泛的智识网络相连。例如,西西里岛成为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社会之间另一个重要的接触点。
许多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哲学著作,在被翻译成拉丁语并进入欧洲智识生活之前,都由穆斯林学者保存、研究并发展。
阿里还指出了数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特别是代数,被视为与阿拉伯-伊斯兰智识传统相关的重要贡献之一。他还提到了穆斯林医学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萨莱诺作为早期欧洲医学和医院机构发展的重要地点。
在这种解读下,欧洲文艺复兴并非完全孤立地产生。它也与跨越地中海的数百年智识交流息息相关。
超越“文明冲突”
阿里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必然由“文明冲突”定义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冲突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是关于权力、领土、财富和政治控制的斗争。天主教与新教欧洲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仅凭宗教身份无法解释政治冲突。
西西里岛的历史,即穆斯林与诺曼基督徒有时合作的例子,提供了跨越宗教界限结盟的又一例证。
“9·11”事件后,阿里写下了《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在书中审视了自己所认为的不同形式的政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互动。
他将基地组织和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他所描述的、与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相关的福音派及帝国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比较。

图注: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在探讨安达卢斯历史时,强调了文化记忆在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韧性。
在他看来,两者都依赖于选择性的、理想化的历史版本。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国家支持的原教旨主义拥有大得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这使得其后果可能更具破坏性。
伊斯兰恐惧症与替罪羊政治
阿里将当代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置于欧洲和美国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背景下。
他指出了民族主义和极右翼运动,包括德国的AfD、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相关的政治体制、美国的MAGA政治以及英国极右翼。他认为,这些运动经常依赖于将穆斯林和移民描绘成现有国家身份威胁的叙事。
“大置换”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的一种表现:社会和经济焦虑被转化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恐惧,而穆斯林往往被当作方便的攻击目标。
阿里将一些当代的反穆斯林言论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部分媒体中出现的反犹太言论进行了比较。他更广泛的论点是,经历政治不满和经济不安全的社会,往往会寻找群体来指责。
因此,移民可能成为替罪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更广泛挫败感的方便目标。
与此同时,阿里指出,当成功的移民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或获得社会显赫地位时,也会引发怨恨。
排斥政治背后的经济逻辑
对阿里来说,偏见无法与经济状况剥离。
他认为,历史上就业相对强劲的时期往往会降低对移民敌意的政治可见度,而经济不安全感则会加剧寻找替罪羊的行为。
这一论点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移民的攻击以及对加沙战争的政治反应,揭示了西方政治内部更深层的矛盾。
他还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21世纪的核心发展之一,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必然共同发展。
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

图注:当代巴勒斯坦的流离失所问题,在阿里看来与历史上穆斯林被驱逐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阿里讨论巴勒斯坦时,安达卢斯的历史记忆具有了当代的政治意义。
这种联系通过驱逐、剥夺和保护身份的斗争等主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寻求其他地方的庇护。而今天面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则面对着不同的现实:许多人没有可以返回的安全家园。
阿里描述了与巴勒斯坦朋友的谈话,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有归属感,同时又无处可去。
他也从个人经历谈到了流离失所。他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美国、土耳其和德国驱逐的经历,但他表示从未觉得应该离开英国。对他而言,离开就意味着接受失败。
因此,他给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面临政治压力的人的信息是:不要惊慌,也不要放弃你们的社会。他认为,抵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写作、组织、工会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参加反战示威。
历史不应成为牢笼
然而,阿里也警告不要将安达卢斯的记忆变成纯粹的怀旧。
他认为,铭记过去不应意味着试图永久生活在一个消失的时代。穆斯林不应仅仅向后看,将安达卢斯视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并将其带入当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有哪些元素可以被提取、保存并“重新种植”到新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可以为未来提供资源,但它不能取代现在。
对阿里来说,这最终是安达卢斯历史的核心教训。文明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当局宣布它们结束就消失。它们的语言、记忆、思想和文化影响可以在政治权力消失后长期存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关于身份和归属感的冲突。试图抹去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会摧毁档案、书籍和机构,但它们未必能消除记忆。
因此,安达卢斯的故事之所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是因为它属于遥远的中世纪,而是因为关于共存、驱逐、身份、文化记忆和政治归属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里的解读中,教训不仅仅是哀悼失去的东西。而是要足够了解历史,从而决定应该传承什么——以及应该为下一代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其他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5 次浏览 • 2026-06-19 07:29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中国清真美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在举办国际文化节,上周参加了北航的(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这周又参加了北邮的。有朵斯提留言问怎么才能查到信息,其实我也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经常刷,有信息就关注而已。
北邮国际文化节在体育馆里举办,温度很宜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很多摊位都有特色饮食,很多在北京一般都吃不到。
首先吃到摩洛哥的鸡肉派Bastilla和小煎饼Baghrir。2020年光华路驼队餐吧老板跑路以后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摩洛哥菜了,之前我去广州吃了一家,这次在北京又吃到了。
Bastilla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起源自奥斯曼王朝,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由阿尔及利亚移民带到摩洛哥北部,至今许多摩洛哥北部人仍认为这道菜是土耳其菜。在摩洛哥Bastilla一般有鸽子、鸡肉和海鲜三种馅儿。鸡肉馅儿咸香酥脆,层层叠叠。在制作前先要用洋葱碎、欧芹和藏红花在内的各种香料把鸡肉炖到软烂,然后去骨撕碎,浓鸡汤中加入鸡蛋做成酱汁。
Baghrir使用粗粒小麦制作,布满细小的孔洞,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喜欢把它们浸在蜂蜜黄油中,是经典的开斋小吃。
然后吃到了突尼斯的蒸粗麦Couscous、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春卷和Assidat zgougou地中海松布丁。这次突尼斯的摊位准备的美食最丰富。
蒸粗麦Couscous是突尼斯的国菜,我之前去突尼斯的时候基本天天都会吃。
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是突尼斯的经典开斋小吃,是用薄饼皮Malsouka炸的春卷,馅儿有牛肉末、虾、金枪鱼末好几种,还可以加土豆泥、鸡蛋和奶酪。
Assidat zgougou是突尼斯经典甜点,是突尼斯人每年圣纪必吃的小吃。Assidat zgougou由地中海松粉、面粉、牛奶和糖制成,上面撒有松仁和开心果碎。Assidat zgougou起源于1864-1867年间的突尼斯大饥荒时期。当时突尼斯西北部的居民发现当地地中海松子磨成粉,与小麦粉混合后可以充饥,后来发展为突尼斯人的经典圣纪甜点。
Bambalouni是一种突尼斯甜甜圈,在突尼斯街头快餐店和景区非常常见。突尼斯人喜欢在Bambalouni上撒糖和蜂蜜。
在巴基斯坦展厅喝到了南亚经典开斋饮品薄荷玫瑰露RoohAfza。RoohAfza1906年由英属印度朵斯提Hakim Hafiz Abdul Majeed根据阿拉伯-波斯传统Unani医学发明。他挑选了多种草药和水果糖浆后制成一种防暑浓缩饮品,非常有助于缓解封斋期间的脱水情况。1947年印巴分啊裂后,他的后代分别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开办公司,使得RoohAfza在南亚各地流行开来。
巴基斯坦人的舞蹈
在印尼摊位喝到了草莓糖浆气泡饮
苏莱曼体验了柬埔寨锣鼓,非常开心。 查看全部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中国清真美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在举办国际文化节,上周参加了北航的(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这周又参加了北邮的。有朵斯提留言问怎么才能查到信息,其实我也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经常刷,有信息就关注而已。
北邮国际文化节在体育馆里举办,温度很宜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很多摊位都有特色饮食,很多在北京一般都吃不到。

首先吃到摩洛哥的鸡肉派Bastilla和小煎饼Baghrir。2020年光华路驼队餐吧老板跑路以后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摩洛哥菜了,之前我去广州吃了一家,这次在北京又吃到了。



Bastilla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起源自奥斯曼王朝,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由阿尔及利亚移民带到摩洛哥北部,至今许多摩洛哥北部人仍认为这道菜是土耳其菜。在摩洛哥Bastilla一般有鸽子、鸡肉和海鲜三种馅儿。鸡肉馅儿咸香酥脆,层层叠叠。在制作前先要用洋葱碎、欧芹和藏红花在内的各种香料把鸡肉炖到软烂,然后去骨撕碎,浓鸡汤中加入鸡蛋做成酱汁。

Baghrir使用粗粒小麦制作,布满细小的孔洞,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喜欢把它们浸在蜂蜜黄油中,是经典的开斋小吃。

然后吃到了突尼斯的蒸粗麦Couscous、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春卷和Assidat zgougou地中海松布丁。这次突尼斯的摊位准备的美食最丰富。


蒸粗麦Couscous是突尼斯的国菜,我之前去突尼斯的时候基本天天都会吃。

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是突尼斯的经典开斋小吃,是用薄饼皮Malsouka炸的春卷,馅儿有牛肉末、虾、金枪鱼末好几种,还可以加土豆泥、鸡蛋和奶酪。

Assidat zgougou是突尼斯经典甜点,是突尼斯人每年圣纪必吃的小吃。Assidat zgougou由地中海松粉、面粉、牛奶和糖制成,上面撒有松仁和开心果碎。Assidat zgougou起源于1864-1867年间的突尼斯大饥荒时期。当时突尼斯西北部的居民发现当地地中海松子磨成粉,与小麦粉混合后可以充饥,后来发展为突尼斯人的经典圣纪甜点。

Bambalouni是一种突尼斯甜甜圈,在突尼斯街头快餐店和景区非常常见。突尼斯人喜欢在Bambalouni上撒糖和蜂蜜。

在巴基斯坦展厅喝到了南亚经典开斋饮品薄荷玫瑰露RoohAfza。RoohAfza1906年由英属印度朵斯提Hakim Hafiz Abdul Majeed根据阿拉伯-波斯传统Unani医学发明。他挑选了多种草药和水果糖浆后制成一种防暑浓缩饮品,非常有助于缓解封斋期间的脱水情况。1947年印巴分啊裂后,他的后代分别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开办公司,使得RoohAfza在南亚各地流行开来。




巴基斯坦人的舞蹈


在印尼摊位喝到了草莓糖浆气泡饮


苏莱曼体验了柬埔寨锣鼓,非常开心。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其他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1 次浏览 • 2026-06-19 07:29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社会观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举办了国际文化节,各国留学生展示本国文化,非常有意思。可惜的是大多数学校的文化节都是工作日,一些还不对外开放,5月24日终于赶上了北航的国际文化节。
虽然是文化节不是美食节,但也能品尝一些国家的特色饮品和小吃。我们先喝了土耳其红茶和摩洛哥的薄荷茶,然后吃了巴基斯坦的特色面条奶Pheni,这也是巴基斯坦人经典的斋月小吃。
最重磅的是吃到了冈比亚朵斯提出散的辣味花生、Wonjo洛神花茶和牛奶甜点Chakery。这个国家的小吃真是我第一次品尝。冈比亚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是全非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横跨撒哈拉沙漠来到冈比亚进行贸易,并在9世纪将教门传入冈比亚。如今96%的冈比亚人属于马利克学派的朵斯提。
Wonjo是将洛神花浸泡后加入糖和薄荷做成的冰饮,是冈比亚人经典的夏日冰镇饮料。冈比亚就是洛神花的原产地之一,这里喝洛神花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Chakery是加了小米的牛奶甜点,是西非人经典的餐后甜点,不同宗教的人在节庆过后都会将Chakery送给邻居,展现出跨越宗教的友谊。
孟加拉小哥深情弹唱,塞内加尔朵斯提热情奔放,加纳兄弟鼓声阵阵,我儿子苏莱曼也喜欢上了非洲鼓。
从北航国际文化节出来,去第七食堂四层吃晚饭,这里正在举办“美食航行文化节”请到了宁夏驻京办宁夏大厦行政总厨张拴强来指导做菜。我们吃了小炒牛肉、蒜香鱼片和大盘鸡,总体来说非常实惠,小炒牛肉非常下饭,蒜香鱼片也很开胃,很羡慕北航的师生们。 查看全部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社会观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举办了国际文化节,各国留学生展示本国文化,非常有意思。可惜的是大多数学校的文化节都是工作日,一些还不对外开放,5月24日终于赶上了北航的国际文化节。
虽然是文化节不是美食节,但也能品尝一些国家的特色饮品和小吃。我们先喝了土耳其红茶和摩洛哥的薄荷茶,然后吃了巴基斯坦的特色面条奶Pheni,这也是巴基斯坦人经典的斋月小吃。





最重磅的是吃到了冈比亚朵斯提出散的辣味花生、Wonjo洛神花茶和牛奶甜点Chakery。这个国家的小吃真是我第一次品尝。冈比亚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是全非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横跨撒哈拉沙漠来到冈比亚进行贸易,并在9世纪将教门传入冈比亚。如今96%的冈比亚人属于马利克学派的朵斯提。

Wonjo是将洛神花浸泡后加入糖和薄荷做成的冰饮,是冈比亚人经典的夏日冰镇饮料。冈比亚就是洛神花的原产地之一,这里喝洛神花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Chakery是加了小米的牛奶甜点,是西非人经典的餐后甜点,不同宗教的人在节庆过后都会将Chakery送给邻居,展现出跨越宗教的友谊。



孟加拉小哥深情弹唱,塞内加尔朵斯提热情奔放,加纳兄弟鼓声阵阵,我儿子苏莱曼也喜欢上了非洲鼓。









从北航国际文化节出来,去第七食堂四层吃晚饭,这里正在举办“美食航行文化节”请到了宁夏驻京办宁夏大厦行政总厨张拴强来指导做菜。我们吃了小炒牛肉、蒜香鱼片和大盘鸡,总体来说非常实惠,小炒牛肉非常下饭,蒜香鱼片也很开胃,很羡慕北航的师生们。








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文章 • maliang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42 次浏览 • 2026-05-13 06:03
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2023年7月2日,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昭威鲁的穆斯林从四面八方齐聚昭通市昭阳区八仙大寺,因为这里今天将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古尔邦佳节和毕业班学生毕业庆典。
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本寺别名【昭威鲁清真古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坐落于云南省昭通市守望回族乡八仙营,其间经历过损毁和重建。1983年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论阿訇(1898——1938年)任教十年,该寺成为昭通境内知名“海乙”寺,他本人曾出任昭属36寺总教务长,其弟子马维海(云南知名阿林、曾任中国伊协委员)任教时(1942——1956年)曾创办【昭威鲁国教联立崇真师范学校】。八仙古寺翠柏环绕,环境幽静,校舍齐备。运筹帷幄的学校领导,精干卓越的师资队伍,科学完善的教学大纲,舒适典雅的图书室,无微不至的后勤服务。“学校、书院、宣传”一体的办学定位、“教育学术兼容,伊儒文化会通”的办学理念、四个兼容的办学特色,即“学业与就业兼容、经学与汉学兼容、传统与现代兼容、主修与选修兼容”。八仙大寺以“文化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恭候您的到来,因为每一个八仙大寺的老师、寺管会和告姆始终坚信“成功源自正确的选择”。为培养爱国爱教、学识过硬、品德高尚、乐于奉献的年轻一代学者型阿訇和阿訇型学者而孜孜努力与奉献!
昭阳区的八仙大寺、毛货街清真寺、鲁甸县的拖姑清真寺、铁家湾清真寺、文屏清真寺和龙头山清真寺这几所清真寺是昭通市辖区内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数百年来,这几所清真寺始终把办教育放在首位,直到今天这几所著名的清真寺也基本都还多多少少每个寺都有几十名或者上百名孜孜求学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这几所清真寺每年都为昭威鲁的教门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让这个民族的信仰得以很好传承。
八仙大寺,我每年都要从她的围墙下面的大马路上路过,但是我从未进来看看她。就像我在《写给清真寺的小诗》里关于八仙大寺的那部分里说的“ 每次乘车去舅舅家 /我都会从你脚下路过 /但是从来没有走进里面去了解你 /我对你的形象就是 /庄严 /宏伟 /历史气息厚重” 那样。今天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八仙大寺,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一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段曲径通幽且历史痕迹极浓重的石条铺的小路,但是因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的踩踏,厚厚的石条也出现了很深很深的“脚印”。这一刻我相信了李白“铁杵磨成针”和“水滴石穿”的故事,我认为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一切皆有可能。石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左边是厢房,再往下就是水房。天井的右边厢房是当年解放昭通市的解放军四十三师的师部所在地,紧接着的就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装修的也是很古老的纯木结构,一根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像极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为民请命不怕牺牲一切的英雄们,柱子支撑着横七竖八的梁,这些梁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里那些积极支持顶梁柱英雄们的人吗?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群体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些顶天立地的柱子们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精神,那么这些积极支持英雄们的人就是这个人的脊梁。这个民族因为有了精神和脊梁,才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来到会场,主席台上的一副对联让我发自内心的触动,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信仰救心 信仰不兴心死,文化救族 文化不昌族亡”!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短短的二十个字,但是在我看来这二十个字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一片赤诚期盼。在我看来,能写出这幅对联的人绝对是一个能整日把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牵挂于心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教育看的如此透彻!能有这样忧患意识的阿訇,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不会差,不!他们一定能成为像他们老师一样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
看到毕业生们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听到毕业生代表激情澎湃、扣人心弦的演讲,让人不得不由衷的感叹一句“年轻真好”。曾几何时,我也曾作为毕业生坐在主席台上、也曾作为毕业生代表做过激情澎湃的演讲。一转眼已是十多年,十多年时间足够让整个大环境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我也从那个自诩为“拥有特种兵身体素质”的青涩小伙变成了如今随时可能因为病魔夺去生命的中年糟老头。
马校长对毕业生的谆谆教诲像极了一个老父亲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嘱托,可以看得出来马校长内心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是又包含着对孩子们丝丝的不舍。骄傲和自豪的是今天放眼我们整个昭威鲁能办学的清真寺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自己的学生能受得住世俗的干扰、经得住经济浪潮的冲击最后能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学子即将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的老师骄傲和自豪呢?但是想到自己教授了多年的学生即将远离自己选择新的生活,毕竟这么多年的师生情你让老师怎么会舍得呢?所以,马校长一再的对自己的学生嘱托,这些嘱托让我这个来参加活动的“外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回到家礼下“火夫滩”拜来,我坐在沙发上思考着,我觉得我应该为八仙大寺写点什么。特别是让我们这个民族里的有志青年能够来到八仙大寺,在八仙大寺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于是乎,我提笔写下这篇长长的推文。
马校长:13087486664 微信:ztmyt123
马主任:15925514131 微信:15925514131
风里雨里,八仙大寺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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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2023年7月2日,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昭威鲁的穆斯林从四面八方齐聚昭通市昭阳区八仙大寺,因为这里今天将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古尔邦佳节和毕业班学生毕业庆典。
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本寺别名【昭威鲁清真古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坐落于云南省昭通市守望回族乡八仙营,其间经历过损毁和重建。1983年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论阿訇(1898——1938年)任教十年,该寺成为昭通境内知名“海乙”寺,他本人曾出任昭属36寺总教务长,其弟子马维海(云南知名阿林、曾任中国伊协委员)任教时(1942——1956年)曾创办【昭威鲁国教联立崇真师范学校】。八仙古寺翠柏环绕,环境幽静,校舍齐备。运筹帷幄的学校领导,精干卓越的师资队伍,科学完善的教学大纲,舒适典雅的图书室,无微不至的后勤服务。“学校、书院、宣传”一体的办学定位、“教育学术兼容,伊儒文化会通”的办学理念、四个兼容的办学特色,即“学业与就业兼容、经学与汉学兼容、传统与现代兼容、主修与选修兼容”。八仙大寺以“文化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恭候您的到来,因为每一个八仙大寺的老师、寺管会和告姆始终坚信“成功源自正确的选择”。为培养爱国爱教、学识过硬、品德高尚、乐于奉献的年轻一代学者型阿訇和阿訇型学者而孜孜努力与奉献!
昭阳区的八仙大寺、毛货街清真寺、鲁甸县的拖姑清真寺、铁家湾清真寺、文屏清真寺和龙头山清真寺这几所清真寺是昭通市辖区内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数百年来,这几所清真寺始终把办教育放在首位,直到今天这几所著名的清真寺也基本都还多多少少每个寺都有几十名或者上百名孜孜求学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这几所清真寺每年都为昭威鲁的教门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让这个民族的信仰得以很好传承。

八仙大寺,我每年都要从她的围墙下面的大马路上路过,但是我从未进来看看她。就像我在《写给清真寺的小诗》里关于八仙大寺的那部分里说的“ 每次乘车去舅舅家 /我都会从你脚下路过 /但是从来没有走进里面去了解你 /我对你的形象就是 /庄严 /宏伟 /历史气息厚重” 那样。今天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八仙大寺,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一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段曲径通幽且历史痕迹极浓重的石条铺的小路,但是因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的踩踏,厚厚的石条也出现了很深很深的“脚印”。这一刻我相信了李白“铁杵磨成针”和“水滴石穿”的故事,我认为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一切皆有可能。石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左边是厢房,再往下就是水房。天井的右边厢房是当年解放昭通市的解放军四十三师的师部所在地,紧接着的就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装修的也是很古老的纯木结构,一根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像极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为民请命不怕牺牲一切的英雄们,柱子支撑着横七竖八的梁,这些梁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里那些积极支持顶梁柱英雄们的人吗?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群体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些顶天立地的柱子们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精神,那么这些积极支持英雄们的人就是这个人的脊梁。这个民族因为有了精神和脊梁,才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来到会场,主席台上的一副对联让我发自内心的触动,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信仰救心 信仰不兴心死,文化救族 文化不昌族亡”!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短短的二十个字,但是在我看来这二十个字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一片赤诚期盼。在我看来,能写出这幅对联的人绝对是一个能整日把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牵挂于心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教育看的如此透彻!能有这样忧患意识的阿訇,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不会差,不!他们一定能成为像他们老师一样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


看到毕业生们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听到毕业生代表激情澎湃、扣人心弦的演讲,让人不得不由衷的感叹一句“年轻真好”。曾几何时,我也曾作为毕业生坐在主席台上、也曾作为毕业生代表做过激情澎湃的演讲。一转眼已是十多年,十多年时间足够让整个大环境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我也从那个自诩为“拥有特种兵身体素质”的青涩小伙变成了如今随时可能因为病魔夺去生命的中年糟老头。
马校长对毕业生的谆谆教诲像极了一个老父亲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嘱托,可以看得出来马校长内心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是又包含着对孩子们丝丝的不舍。骄傲和自豪的是今天放眼我们整个昭威鲁能办学的清真寺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自己的学生能受得住世俗的干扰、经得住经济浪潮的冲击最后能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学子即将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的老师骄傲和自豪呢?但是想到自己教授了多年的学生即将远离自己选择新的生活,毕竟这么多年的师生情你让老师怎么会舍得呢?所以,马校长一再的对自己的学生嘱托,这些嘱托让我这个来参加活动的“外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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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校长:13087486664 微信:ztmyt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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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文章 • maliang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05-13 06:02
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近年来,“极端皇汉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性民族主义思潮,频繁引发争议。其核心特征是将汉族视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贬低甚至敌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合法性。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也掺杂了现实矛盾与意识形态偏见。本文将从历史叙事、现实冲突、思想根源三个维度,剖析极端皇汉主义者的逻辑困境与危害。
一、历史叙事的曲解:单向度的“汉本位”视角
极端皇汉主义者常以“华夷之辩”为旗号,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简化为“汉与非汉”的对立。他们片面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如朱元璋《谕中原书》)的历史口号,却选择性忽略民族融合的复杂进程。例如:
1. 秦汉时期的和亲与战争:汉匈关系并非单纯的敌对,汉武帝前长期通过和亲维持和平,汉宣帝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通过政治整合实现多民族共治。
2. 元清两代的多元互动:元朝推行“内蒙外汉”、清朝实行“内汉外满”政策,虽各有侧重,但均促进了文化交融。例如,清朝通过盟旗制度、理藩院管理边疆,同时吸纳儒家治国理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3. 民族融合的常态性:南北朝时期的蛮族汉化、隋唐的胡汉混血,均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民族互动。极端皇汉主义者将“汉文化”视为静态的纯粹实体,实则违背了历史动态性。
历史曲解的根源:极端皇汉主义者往往以“受害者叙事”为中心,放大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的统治“压迫性”,却淡化汉人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同化与征伐(如秦始皇对西南夷的征服、汉武帝开边战争)。这种双重标准本质是对历史复杂性的逃避。
二、现实矛盾的投射:身份焦虑与资源竞争
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不仅是历史观的偏颇,更与当代社会矛盾密切相关:
1. 经济差距与政策争议:部分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因素享有特殊政策(如高考加分、财政补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视为“逆向歧视”。他们忽略这些政策旨在弥补发展不平衡的初衷,反而将其归咎于“民族特权”。
2. 文化冲突的误读:推广普通话被曲解为“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自治被污名化为“分裂隐患”。例如,国家民委明确强调“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并行不悖”,但极端言论常断章取义,制造对立。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在西方“民族自决”思潮冲击下,部分汉族群体担忧“汉族主体性”被削弱,转而以极端民族主义寻求安全感。这种焦虑被投射为对少数民族的敌视。
典型案例:清朝灭亡后,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满清统治”,进而否定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合法性。这种逻辑忽视了清朝对疆域整合的贡献(如设立伊犁将军、理藩院),也无视近代化失败的复杂原因。
三、思想根源的偏狭:种族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
极端皇汉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其理论构建依赖以下谬误:
1. 血统论的迷思:将“汉族”定义为纯血统群体,否定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例如,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汉族基因中包含大量古代少数民族成分(如鲜卑、匈奴)。
2. 文化等级论:将汉文化视为唯一“先进文明”,贬低游牧、山地民族的文化价值。例如,清朝的盟旗制度、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均是基于当地社会形态的适应性治理,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斥为“落后”。
3.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如元朝推动东西方交流、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均被简化为“异族殖民”。
危害性:这种思想不仅破坏民族团结,更助长民粹主义。例如,网络上的“皇汉”群体常以“驱逐鞑虏”为名攻击少数民族同胞,甚至美化历史上的民族清洗(如清朝初期的“剃发易服”被片面解读为“汉人反抗”,却忽略其暴力本质)。
四、破局之道:重构包容性的民族叙事
化解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需从历史教育、制度保障、文化对话三方面入手:
1. 历史教育的纠偏: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正视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教科书中应增加元清两代治理边疆的细节,而非仅聚焦战争冲突。
2. 法律与政策的平衡: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减少因资源分配引发的误解。例如,通过经济协作而非单向补贴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3. 文化对话的深化:鼓励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鉴。如蒙古族的生态智慧、藏族的宗教艺术,均可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而非被简单视为“他者”。
结语 :极端皇汉主义者的敌意,本质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片面化、情绪化回应。中华文明的伟大,恰恰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唐朝“天可汗”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是多元共生的见证。唯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守护真正的文化自信。正如民委官员所言:“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荣”。摒弃敌意,走向和解,才是多民族国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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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近年来,“极端皇汉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性民族主义思潮,频繁引发争议。其核心特征是将汉族视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贬低甚至敌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合法性。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也掺杂了现实矛盾与意识形态偏见。本文将从历史叙事、现实冲突、思想根源三个维度,剖析极端皇汉主义者的逻辑困境与危害。
一、历史叙事的曲解:单向度的“汉本位”视角
极端皇汉主义者常以“华夷之辩”为旗号,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简化为“汉与非汉”的对立。他们片面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如朱元璋《谕中原书》)的历史口号,却选择性忽略民族融合的复杂进程。例如:
1. 秦汉时期的和亲与战争:汉匈关系并非单纯的敌对,汉武帝前长期通过和亲维持和平,汉宣帝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通过政治整合实现多民族共治。
2. 元清两代的多元互动:元朝推行“内蒙外汉”、清朝实行“内汉外满”政策,虽各有侧重,但均促进了文化交融。例如,清朝通过盟旗制度、理藩院管理边疆,同时吸纳儒家治国理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3. 民族融合的常态性:南北朝时期的蛮族汉化、隋唐的胡汉混血,均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民族互动。极端皇汉主义者将“汉文化”视为静态的纯粹实体,实则违背了历史动态性。
历史曲解的根源:极端皇汉主义者往往以“受害者叙事”为中心,放大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的统治“压迫性”,却淡化汉人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同化与征伐(如秦始皇对西南夷的征服、汉武帝开边战争)。这种双重标准本质是对历史复杂性的逃避。
二、现实矛盾的投射:身份焦虑与资源竞争
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不仅是历史观的偏颇,更与当代社会矛盾密切相关:
1. 经济差距与政策争议:部分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因素享有特殊政策(如高考加分、财政补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视为“逆向歧视”。他们忽略这些政策旨在弥补发展不平衡的初衷,反而将其归咎于“民族特权”。
2. 文化冲突的误读:推广普通话被曲解为“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自治被污名化为“分裂隐患”。例如,国家民委明确强调“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并行不悖”,但极端言论常断章取义,制造对立。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在西方“民族自决”思潮冲击下,部分汉族群体担忧“汉族主体性”被削弱,转而以极端民族主义寻求安全感。这种焦虑被投射为对少数民族的敌视。
典型案例:清朝灭亡后,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满清统治”,进而否定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合法性。这种逻辑忽视了清朝对疆域整合的贡献(如设立伊犁将军、理藩院),也无视近代化失败的复杂原因。
三、思想根源的偏狭:种族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
极端皇汉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其理论构建依赖以下谬误:
1. 血统论的迷思:将“汉族”定义为纯血统群体,否定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例如,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汉族基因中包含大量古代少数民族成分(如鲜卑、匈奴)。
2. 文化等级论:将汉文化视为唯一“先进文明”,贬低游牧、山地民族的文化价值。例如,清朝的盟旗制度、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均是基于当地社会形态的适应性治理,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斥为“落后”。
3.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如元朝推动东西方交流、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均被简化为“异族殖民”。
危害性:这种思想不仅破坏民族团结,更助长民粹主义。例如,网络上的“皇汉”群体常以“驱逐鞑虏”为名攻击少数民族同胞,甚至美化历史上的民族清洗(如清朝初期的“剃发易服”被片面解读为“汉人反抗”,却忽略其暴力本质)。
四、破局之道:重构包容性的民族叙事
化解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需从历史教育、制度保障、文化对话三方面入手:
1. 历史教育的纠偏: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正视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教科书中应增加元清两代治理边疆的细节,而非仅聚焦战争冲突。
2. 法律与政策的平衡: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减少因资源分配引发的误解。例如,通过经济协作而非单向补贴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3. 文化对话的深化:鼓励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鉴。如蒙古族的生态智慧、藏族的宗教艺术,均可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而非被简单视为“他者”。
结语 :极端皇汉主义者的敌意,本质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片面化、情绪化回应。中华文明的伟大,恰恰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唐朝“天可汗”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是多元共生的见证。唯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守护真正的文化自信。正如民委官员所言:“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荣”。摒弃敌意,走向和解,才是多民族国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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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9 次浏览 • 2026-05-13 04:37
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新加坡不仅仅有我们上期介绍过的南印度风格清真寺(詹美回教堂),还有这种南印度风格的拱北(Nagore Dargah)。
这座拱北就在天福宫隔壁,很好找,目前已经改成了印度穆斯林历史馆,进门前要登记一下,参观免费。其实里面本来就没有墓葬,这点让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拱北没有墓葬,还能叫拱北吗?
当然了,他们叫dargah,dargah就是印度南部对于拱北的叫法。
那么真正的墓葬在哪里呢?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图十三)纳加帕蒂纳姆,为纪念苏菲贤者沙胡尔·哈米德而修建,那座拱北修的很气派,有许多座白色高塔。
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的老物件,还有一些对于早期印度穆斯林移民的介绍。
从入口直走可以看到象征性的墓室,墓室内墙四周有泰米尔纳德邦那座nagore dargah的照片、绘画和模型。以后有机会我还真想去南印度看看那个地方。
墓室内有个细节让我挺感兴趣的,那就是左右的小壁龛(图十六),这种壁龛可以用来放蜡烛、油灯之类的东西,提供照明。
这种设计在印度很常见,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印度特色的。
博物馆里不断有各国游客进来参观,上次我记得有个韩国游客问印度裔的管理员,好像是关于新加坡伊斯兰教族裔组成的问题,印度管理员说马来人是穆斯林还有印度裔也有穆斯林之类的。
具体说了什么,记不太清了。
这回又碰到两个新加坡华人问身边的马来裔类似的问题。马来人回答说印度人也有穆斯林。
我猜可能是大家都以为印度人的信仰比较单一吧,但其实印度人虽然大多是印度教徒,但是伊斯兰教徒也不少,此外印度还有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社区、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等等等等。
此处的管理员告诉我,这里没有做礼拜的地方,做礼拜可以去附近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指的不是詹美回教堂,而是更近的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那么下期就带大家看这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吧。 查看全部
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新加坡不仅仅有我们上期介绍过的南印度风格清真寺(詹美回教堂),还有这种南印度风格的拱北(Nagore Dargah)。
这座拱北就在天福宫隔壁,很好找,目前已经改成了印度穆斯林历史馆,进门前要登记一下,参观免费。其实里面本来就没有墓葬,这点让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拱北没有墓葬,还能叫拱北吗?
当然了,他们叫dargah,dargah就是印度南部对于拱北的叫法。
那么真正的墓葬在哪里呢?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图十三)纳加帕蒂纳姆,为纪念苏菲贤者沙胡尔·哈米德而修建,那座拱北修的很气派,有许多座白色高塔。













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的老物件,还有一些对于早期印度穆斯林移民的介绍。
从入口直走可以看到象征性的墓室,墓室内墙四周有泰米尔纳德邦那座nagore dargah的照片、绘画和模型。以后有机会我还真想去南印度看看那个地方。
墓室内有个细节让我挺感兴趣的,那就是左右的小壁龛(图十六),这种壁龛可以用来放蜡烛、油灯之类的东西,提供照明。



这种设计在印度很常见,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印度特色的。
博物馆里不断有各国游客进来参观,上次我记得有个韩国游客问印度裔的管理员,好像是关于新加坡伊斯兰教族裔组成的问题,印度管理员说马来人是穆斯林还有印度裔也有穆斯林之类的。
具体说了什么,记不太清了。
这回又碰到两个新加坡华人问身边的马来裔类似的问题。马来人回答说印度人也有穆斯林。
我猜可能是大家都以为印度人的信仰比较单一吧,但其实印度人虽然大多是印度教徒,但是伊斯兰教徒也不少,此外印度还有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社区、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等等等等。
此处的管理员告诉我,这里没有做礼拜的地方,做礼拜可以去附近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指的不是詹美回教堂,而是更近的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那么下期就带大家看这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吧。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0 次浏览 • 2026-05-13 04:37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提到地下清真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一期杂志里提到的,说是中亚哪个国家,在苏联时期,人们为了逃避苏联对于宗教的压制,在地下挖了一个洞,里面撑着几根木头。
人们在里面偷偷礼拜。但是新加坡这个清真寺不一样,寺方在商务区有寺产,和大华银行签订了协议后,双方协定,寺方用地上的寺产,交换大华银行地下一楼的部分空间作为清真寺。
清真寺历史简介(图七)里还流露着几分自豪,说相信各位也很少见过建于地下的清真寺吧。
我逛完南印度拱北、天福宫还有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后,往驳船码头街那边走,不一会就看到了地下清真寺入口(图一),说实话,和地铁口还有小区地下车棚有点像。
但是旁边有清真寺的立牌,所以并不容易认错。
我第一次去这边,差点一头扎进女性礼拜殿入口。因为这座清真寺,男女入口是分开的。驳船码头街这边进去就是男礼拜殿,朱利亚街入口这边进入就是女礼拜殿。
我去的是男礼拜殿,走台阶下去之后,玄关处有洗小净的地方,而且有厕所。洗小净很方便的。
洗完小净进礼拜殿,我发现这个面积还不小嘞,能站好多人。而且配置很齐全,里面装修简单大方,看着很干净整洁。
前面的墙上贴着着古兰经第一章,也就是开端章,话说上期那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的墙上也是这一章。
礼拜殿里空调很足,而且甚至配了除颤器(图十二),可以用来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配备了心脏除颤器的清真寺。
离开这里,外面就是驳船码头,可以欣赏水景,河对面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里面有一层宗教展区,有一间单独的伊斯兰教展区。
这个上回拍了,可惜照片没了,这回想拍,结果博物馆部分展区翻新,伊斯兰教展区暂时去不了了。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看了。 查看全部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提到地下清真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一期杂志里提到的,说是中亚哪个国家,在苏联时期,人们为了逃避苏联对于宗教的压制,在地下挖了一个洞,里面撑着几根木头。
人们在里面偷偷礼拜。但是新加坡这个清真寺不一样,寺方在商务区有寺产,和大华银行签订了协议后,双方协定,寺方用地上的寺产,交换大华银行地下一楼的部分空间作为清真寺。
清真寺历史简介(图七)里还流露着几分自豪,说相信各位也很少见过建于地下的清真寺吧。







我逛完南印度拱北、天福宫还有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后,往驳船码头街那边走,不一会就看到了地下清真寺入口(图一),说实话,和地铁口还有小区地下车棚有点像。
但是旁边有清真寺的立牌,所以并不容易认错。
我第一次去这边,差点一头扎进女性礼拜殿入口。因为这座清真寺,男女入口是分开的。驳船码头街这边进去就是男礼拜殿,朱利亚街入口这边进入就是女礼拜殿。
我去的是男礼拜殿,走台阶下去之后,玄关处有洗小净的地方,而且有厕所。洗小净很方便的。
洗完小净进礼拜殿,我发现这个面积还不小嘞,能站好多人。而且配置很齐全,里面装修简单大方,看着很干净整洁。
前面的墙上贴着着古兰经第一章,也就是开端章,话说上期那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的墙上也是这一章。
礼拜殿里空调很足,而且甚至配了除颤器(图十二),可以用来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配备了心脏除颤器的清真寺。





离开这里,外面就是驳船码头,可以欣赏水景,河对面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里面有一层宗教展区,有一间单独的伊斯兰教展区。
这个上回拍了,可惜照片没了,这回想拍,结果博物馆部分展区翻新,伊斯兰教展区暂时去不了了。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看了。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3 次浏览 • 2026-05-13 04:36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是本阶段狮城探寺系列的最后一座清真寺了,更新完这个,我就要写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座清真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宣礼塔样式,和平时看到的宣礼塔不太一样。很明显借鉴了西方建筑,乍看上去,我还真的以为是基督教堂呢。
清真寺门口有介绍牌,上面写着这里建于1845到1846年之间,寺址上,原本是一个名叫哈贾・法图麦的人的家。哈贾・法图麦是一个富有的马来女人,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
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联系真的是很紧密。之前的新加坡天猛公回教堂,直接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领土。
说回正题,1830年代末期,这位慷慨的女士把她的房产捐了出来,修了这座清真寺。
清真寺的设计者是一个英国建筑师,名字已经不得而知了。也难怪清真寺的宣礼塔看起来很像教堂的尖塔。
有天我逛完花穹附近,来到这座清真寺,天色已晚,九点多了,寺门还是开着。谷歌地图上显示这座清真寺九点关门。我还想呢,这都过九点了,清真寺还开着,看来谷歌地图出错了呀。
但结果我洗完小净后,礼拜殿真的就关门了。我只能悻悻而归,第二天上午再来这里拍礼拜殿的照片。反正这里离我的住处不远。第二天我来到这里,如愿拍到礼拜殿里面。
大殿里正在办学经班,有老师正在礼拜殿里教孩子们诵读古兰经。殿外也有。
临走穿鞋时,我注意到地上的瓷砖(图十一)其实也不简单,这瓷砖的每个色块都是单独一块,整个图案需要拼接才能成型。
我记得一些老西式酒店才会使用这种瓷砖。
最后那张图是我那天晚上在清真寺旁边的社区活动中心看到的,活动中心里面好多人在打羽毛球还是网球,外面门头上挂着彩灯,写着Salamat Hari Ray,也就是马来语的开斋节快乐。 查看全部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是本阶段狮城探寺系列的最后一座清真寺了,更新完这个,我就要写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座清真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宣礼塔样式,和平时看到的宣礼塔不太一样。很明显借鉴了西方建筑,乍看上去,我还真的以为是基督教堂呢。
清真寺门口有介绍牌,上面写着这里建于1845到1846年之间,寺址上,原本是一个名叫哈贾・法图麦的人的家。哈贾・法图麦是一个富有的马来女人,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
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联系真的是很紧密。之前的新加坡天猛公回教堂,直接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领土。
说回正题,1830年代末期,这位慷慨的女士把她的房产捐了出来,修了这座清真寺。
清真寺的设计者是一个英国建筑师,名字已经不得而知了。也难怪清真寺的宣礼塔看起来很像教堂的尖塔。
有天我逛完花穹附近,来到这座清真寺,天色已晚,九点多了,寺门还是开着。谷歌地图上显示这座清真寺九点关门。我还想呢,这都过九点了,清真寺还开着,看来谷歌地图出错了呀。
但结果我洗完小净后,礼拜殿真的就关门了。我只能悻悻而归,第二天上午再来这里拍礼拜殿的照片。反正这里离我的住处不远。第二天我来到这里,如愿拍到礼拜殿里面。
大殿里正在办学经班,有老师正在礼拜殿里教孩子们诵读古兰经。殿外也有。
临走穿鞋时,我注意到地上的瓷砖(图十一)其实也不简单,这瓷砖的每个色块都是单独一块,整个图案需要拼接才能成型。











我记得一些老西式酒店才会使用这种瓷砖。
最后那张图是我那天晚上在清真寺旁边的社区活动中心看到的,活动中心里面好多人在打羽毛球还是网球,外面门头上挂着彩灯,写着Salamat Hari Ray,也就是马来语的开斋节快乐。



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意义及其当代启示:从康斯坦丁·祖雷克到萨勒曼·阿布·西塔
评论 • Hassan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0 次浏览 • 2026-05-04 06:03
作者: 赫尔加·鲍姆加滕(Helga Baumgarten)
摘要
本文审视了祖雷克(Zurayk)的著作《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这部作品既是对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首批阿拉伯学术回应之一,也是呼吁阿拉伯世界进行根本性自我批判和变革的最重要声音之一。文章探讨了祖雷克的主要论点——包括他对阿拉伯失败原因的分析、他对阿拉伯社会深层改革的呼吁,以及他关于巴勒斯坦悲剧更广泛意义的思考——并将这些论点置于当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语境中。此外,文章还借鉴了萨勒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将祖雷克的反思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这一持续性议题联系起来。
本文认为,祖雷克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阿拉伯世界结构性弱点的诊断——在七十多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相关性。灾难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塑造着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对整个地区的政治产生着深远影响。
1 引言:祖雷克与《灾难的意义》
康斯坦丁·祖雷克(1909-2000)是叙利亚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数十年。他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在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迅速撰写了《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一书。这本小册子于1948年8月出版,距离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大规模流离失所仅数月之久。
祖雷克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灾难"(Nakba)一词来描述阿拉伯人在1948年所遭受的失败和损失。这个术语后来成为巴勒斯坦集体记忆中的核心概念。他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失败,深入探讨了导致这场灾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
祖雷克将1948年的失败视为阿拉伯世界深层危机的症状,而非偶然事件。他认为,阿拉伯社会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的无能为力,反映了更广泛的现代化失败、政治分裂和社会落后。他呼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改革、科学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2 祖雷克对阿拉伯失败的分析
祖雷克的分析围绕几个核心论点展开:
首先,他指出阿拉伯世界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和有效的组织能力。面对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阿拉伯各国的回应是分散的、矛盾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各阿拉伯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非为巴勒斯坦事业协调一致的战略。
其次,祖雷克批评了阿拉伯社会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落后。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对现代 education、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
第三,他强调了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问题。阿拉伯社会中盛行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和现代国家建设。这些传统社会结构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时显得尤为脆弱。
3 从灾难到持续的占领
祖雷克的预见性在于,他认识到1948年的灾难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灾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持续七十多年的占领、流离失所和系统性压迫的过程。
1948年的事件导致了超过7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他们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等地建立了难民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这些难民及其后代至今仍在等待回归权的实现。
1967年的六月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军事占领。定居点的不断扩张、隔离墙的建设和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系统性限制,构成了一个被许多国际法学者和人权组织描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体系。
4 萨勒曼·阿布·西塔与回归权
萨勒曼·阿布·西塔是一位巴勒斯坦研究者和地图学家,他的工作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阿布·西塔通过详尽的地图绘制和人口研究,记录了1948年被摧毁和清空的531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
阿布·西塔的研究表明,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不仅在法律上有据可依(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他的分析显示,大多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土地至今仍然人口稀少,或者被用作军事用途或农业用途,而非建造了大规模的以色列定居点。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挑战了以色列方面长期以来关于"回归在物理上不可能"的论点,为和平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结论:灾难的持续意义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祖雷克的分析依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他所诊断的许多问题——政治分裂、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在阿拉伯世界中仍然存在。而巴勒斯坦人继续面临着占领、封锁和流离失所的现实。
灾难(Nakba)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章节。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在继续的流离失所、土地没收和权利剥夺。理解灾难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学术练习,更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
祖雷克呼吁的深层变革——基于理性、科学和公正的社会改造——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阿拉伯世界才能有效地应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它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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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ttps://www.euppublishing.com/ ... .0372 查看全部
作者: 赫尔加·鲍姆加滕(Helga Baumgarten)
摘要
本文审视了祖雷克(Zurayk)的著作《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这部作品既是对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首批阿拉伯学术回应之一,也是呼吁阿拉伯世界进行根本性自我批判和变革的最重要声音之一。文章探讨了祖雷克的主要论点——包括他对阿拉伯失败原因的分析、他对阿拉伯社会深层改革的呼吁,以及他关于巴勒斯坦悲剧更广泛意义的思考——并将这些论点置于当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语境中。此外,文章还借鉴了萨勒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将祖雷克的反思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这一持续性议题联系起来。
本文认为,祖雷克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阿拉伯世界结构性弱点的诊断——在七十多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相关性。灾难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塑造着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对整个地区的政治产生着深远影响。
1 引言:祖雷克与《灾难的意义》
康斯坦丁·祖雷克(1909-2000)是叙利亚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数十年。他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在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迅速撰写了《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一书。这本小册子于1948年8月出版,距离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大规模流离失所仅数月之久。
祖雷克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灾难"(Nakba)一词来描述阿拉伯人在1948年所遭受的失败和损失。这个术语后来成为巴勒斯坦集体记忆中的核心概念。他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失败,深入探讨了导致这场灾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
祖雷克将1948年的失败视为阿拉伯世界深层危机的症状,而非偶然事件。他认为,阿拉伯社会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的无能为力,反映了更广泛的现代化失败、政治分裂和社会落后。他呼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改革、科学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2 祖雷克对阿拉伯失败的分析
祖雷克的分析围绕几个核心论点展开:
首先,他指出阿拉伯世界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和有效的组织能力。面对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阿拉伯各国的回应是分散的、矛盾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各阿拉伯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非为巴勒斯坦事业协调一致的战略。
其次,祖雷克批评了阿拉伯社会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落后。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对现代 education、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
第三,他强调了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问题。阿拉伯社会中盛行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和现代国家建设。这些传统社会结构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时显得尤为脆弱。
3 从灾难到持续的占领
祖雷克的预见性在于,他认识到1948年的灾难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灾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持续七十多年的占领、流离失所和系统性压迫的过程。
1948年的事件导致了超过7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他们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等地建立了难民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这些难民及其后代至今仍在等待回归权的实现。
1967年的六月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军事占领。定居点的不断扩张、隔离墙的建设和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系统性限制,构成了一个被许多国际法学者和人权组织描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体系。
4 萨勒曼·阿布·西塔与回归权
萨勒曼·阿布·西塔是一位巴勒斯坦研究者和地图学家,他的工作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阿布·西塔通过详尽的地图绘制和人口研究,记录了1948年被摧毁和清空的531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
阿布·西塔的研究表明,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不仅在法律上有据可依(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他的分析显示,大多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土地至今仍然人口稀少,或者被用作军事用途或农业用途,而非建造了大规模的以色列定居点。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挑战了以色列方面长期以来关于"回归在物理上不可能"的论点,为和平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结论:灾难的持续意义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祖雷克的分析依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他所诊断的许多问题——政治分裂、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在阿拉伯世界中仍然存在。而巴勒斯坦人继续面临着占领、封锁和流离失所的现实。
灾难(Nakba)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章节。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在继续的流离失所、土地没收和权利剥夺。理解灾难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学术练习,更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
祖雷克呼吁的深层变革——基于理性、科学和公正的社会改造——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阿拉伯世界才能有效地应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它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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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ttps://www.euppublishing.com/ ... .0372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文章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2 次浏览 • 2026-10-07 08:33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摘要:
深度解读1930年代拍摄于云南蒙化平原(现大理巍山县)的珍稀历史老照片。重温纳润章大阿訇等先贤开办新式中学的教育强国之路,见证近百年前西南穆斯林村落中式古寺、学堂与民众的历史印记。
云南蒙化平原,当地有十八个穆斯林村庄。
云南蒙化县(即现在的巍山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在校门口的集体照,1934-1935年。前排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
原图标注为Na Hsiao-chang,应该是指纳校长,即纳润章。
纳润章(1900~1971年),名荣璸,号润章,通海纳家营人,出身经学世家。1928年,应保山回教群众礼聘,创办了中阿文并授的保山中阿学校。1942年,保山遭日本侵略军飞机滥炸,他携家眷避难大理下关,应巍山县回教协会聘请,创办兴建中学任首任校长。
云南蒙化,当地穆斯林。
云南蒙化,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
马注(1640-1711)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生于云南保山,经名优素福。根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谱》,马注是圣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45世孙,因他是布哈拉的圣裔、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他16岁中秀才,18岁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任中书,后任锦衣侍御。清军推翻南明政权后,他“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30岁时,他离家到北京,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回云南后继续在穆斯林社团中教学,一生中著有宏著《清真指南》、文集《经权集》、《樗樵录》等。
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前排左二、右二均为阿訇。
大理五里桥清真寺宣礼塔上,左边一人持木锤敲报五番礼时间的云板,1934-1935年。
云南蒙化县回辉登清真寺的胡哈吉,手持镜框安放的麦加克尔白(天房)像,1934-1935年。
昆明最古老清真寺内的壁龛(米哈拉布)、宣教台(敏拜尔)和祈祷毯。
一座清真寺内的礼拜场景,位置不详。根据窑窝中画的花草图案,推测为云南地区的清真寺,大概是蒙化地区十八座清真寺之一。
几名男子和男孩们在清真寺祈祷,一名男孩转过头来看着镜头,具体地点不详。根据窑窝的风格,猜测是云南蒙化一带的清真寺与穆斯林。
照片出自毕敬士相册。
Claude L. Pickens,中文名为毕敬士。1926年,毕敬士与妻子受海内外宣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后迁往上海,在上海加入穆民交际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并担任秘书,妻子为该会编辑通讯。
1927年,在汉口传教一直到1937年。1933年,毕敬士陪同岳父在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进行调查。1936年,毕敬士再次带领他的考察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居住区考察和传教。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用影像记录了中国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阿訇、伊斯兰教的礼拜、穆斯林习俗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这些照片并不是毕敬士拍摄,而是由在云南传教的朱佩儒(William J. Drew)拍摄后寄给毕敬士的。 查看全部
珍贵历史影像:1930年代云南巍山蒙化平原清真寺、新式教育与穆斯林群像考
摘要:
深度解读1930年代拍摄于云南蒙化平原(现大理巍山县)的珍稀历史老照片。重温纳润章大阿訇等先贤开办新式中学的教育强国之路,见证近百年前西南穆斯林村落中式古寺、学堂与民众的历史印记。

云南蒙化平原,当地有十八个穆斯林村庄。

云南蒙化县(即现在的巍山县)永建乡兴建中学的穆斯林师生在校门口的集体照,1934-1935年。前排有云南著名大阿訇、学者和教育家纳润章先生。

原图标注为Na Hsiao-chang,应该是指纳校长,即纳润章。
纳润章(1900~1971年),名荣璸,号润章,通海纳家营人,出身经学世家。1928年,应保山回教群众礼聘,创办了中阿文并授的保山中阿学校。1942年,保山遭日本侵略军飞机滥炸,他携家眷避难大理下关,应巍山县回教协会聘请,创办兴建中学任首任校长。

云南蒙化,当地穆斯林。

云南蒙化,小围埂附近的马注墓。
马注(1640-1711)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四大经学家之一,也是用汉文译著伊斯兰教经典的开创者之一。他生于云南保山,经名优素福。根据《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家谱》,马注是圣裔,自称是先知穆罕默德45世孙,因他是布哈拉的圣裔、元代云南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的第15世孙。他16岁中秀才,18岁在南明永历帝小朝廷任中书,后任锦衣侍御。清军推翻南明政权后,他“辟隐教读,笔耕自膳”,钻研儒学和佛学。30岁时,他离家到北京,学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同时学习伊斯兰教经典。回云南后继续在穆斯林社团中教学,一生中著有宏著《清真指南》、文集《经权集》、《樗樵录》等。

兴建中学教宣一队和二队到大理喜洲村宣教后接受大理穆斯林赠授的锦旗后与喜洲穆斯林的合影。前排左二、右二均为阿訇。

大理五里桥清真寺宣礼塔上,左边一人持木锤敲报五番礼时间的云板,1934-1935年。

云南蒙化县回辉登清真寺的胡哈吉,手持镜框安放的麦加克尔白(天房)像,1934-1935年。

昆明最古老清真寺内的壁龛(米哈拉布)、宣教台(敏拜尔)和祈祷毯。

一座清真寺内的礼拜场景,位置不详。根据窑窝中画的花草图案,推测为云南地区的清真寺,大概是蒙化地区十八座清真寺之一。

几名男子和男孩们在清真寺祈祷,一名男孩转过头来看着镜头,具体地点不详。根据窑窝的风格,猜测是云南蒙化一带的清真寺与穆斯林。
照片出自毕敬士相册。
Claude L. Pickens,中文名为毕敬士。1926年,毕敬士与妻子受海内外宣教差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在南京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后迁往上海,在上海加入穆民交际会(Society of Friends of the Moslems in China)并担任秘书,妻子为该会编辑通讯。

1927年,在汉口传教一直到1937年。1933年,毕敬士陪同岳父在中国西北穆斯林地区进行调查。1936年,毕敬士再次带领他的考察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居住区考察和传教。在他的考察过程中,他用影像记录了中国各地著名的清真寺、阿訇、伊斯兰教的礼拜、穆斯林习俗等内容,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穆斯林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大量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
这些照片并不是毕敬士拍摄,而是由在云南传教的朱佩儒(William J. Drew)拍摄后寄给毕敬士的。
被抹去的历史,从未真正消失: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我们该如何面对文明的记忆?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0 次浏览 • 2026-10-07 05:49
【导读与核心背景】
从西班牙到西西里,穆斯林曾深刻塑造了欧洲。为何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被视为“局外人”?
【核心内容概要】
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历史的深度剖析,揭示了权力更迭背后的文化清洗与记忆抗争。他指出,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焚书和驱逐来抹去文明痕迹,但记忆始终在民间流传。阿里将这段历史与当代的巴勒斯坦困境、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及全球政治危机相联系,强调历史不应成为怀旧的牢笼,而应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构建未来的资源,以对抗排他性的政治叙事。
图注: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它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辉煌的象征。
作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兴衰史的追溯,揭开了那段伴随着焚书与共同记忆丧失的沉重往事。
安达卢斯的历史,绝不仅仅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兴衰的故事。对于英籍巴基斯坦裔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来说,这更是一个关于记忆、身份、文化毁灭以及过去如何持续塑造当下政治的故事。
在一次深入的对谈中,阿里回顾了穆斯林统治西班牙的数百年历史,探讨了穆斯林被驱逐和强制改宗、手稿被毁、以及那些曾塑造欧洲的智识交流,并强调了尽管历史试图被抹去,但记忆依然顽强存在。他还将当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的遭遇,与当代面临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文明记忆的毁灭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进入西班牙南部,开启了一个时代,最终孕育出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与智识社会之一。几个世纪后,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为终点,结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统治。
但阿里认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终结,紧接着就是一场试图消除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语言痕迹的运动。
他回忆道,1499年在格拉纳达,基督教军队公开焚烧了大量穆斯林手稿。对阿里而言,这些书籍的毁灭不仅仅是物理载体的消失,更代表着一种试图摧毁集体记忆、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然而,历史比征服者预想的更难被抹去。
在西班牙进行研究时,阿里发现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地名,以及在西班牙家庭中口耳相传的记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她的祖先曾被捆绑、转运并送往北非。她的家族曾是穆斯林,被迫改宗或离开。
这些邂逅成为了他小说《石榴树的阴影》的灵感来源。阿里认为,通过摧毁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录来抹去穆斯林身份的努力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记忆在家庭和社区中存活了下来。
安达卢斯与共存的记忆
阿里还挑战了那种将安达卢斯简单化为“理想天堂”或“永久冲突时代”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在某些时期,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曾共同生活,甚至跨越宗教界限结成政治联盟。
他认为,阿尔罕布拉宫是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最后绽放的最有力象征。安达卢斯的遗产并不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知识分子和官员占据了重要职位,而许多在1492年后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最终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避难所。
阿里还强调,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并非仅仅是统治欧洲人口的外国阿拉伯人。许多人是当地的改宗者,他们已经成为了伊比利亚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
他提到了一个西班牙国王的案例,该国王拒绝了将西班牙穆斯林送往美洲矿山做奴隶的提议,理由是他们也是西班牙人。对阿里来说,这些插曲让那种认为穆斯林是“收复失地运动”后从西班牙彻底消失的完全外来人口的传统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图注:中世纪手稿的保存与流传,是连接古代智慧与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桥梁。
阿里认为,驱逐的记忆也出现在欧洲文学中。他指出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认为尽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但关于穆斯林被驱逐及其带来的历史创伤的痕迹,依然在作品中得以留存。
对阿里而言,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即便官方机构试图压制,历史经验仍能深植于社会之中。他还将这种历史经验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在那里,流离失所和对历史记忆的争夺依然是核心议题。
伊斯兰知识如何塑造欧洲
阿里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考虑通过穆斯林世界传播的知识,就能理解欧洲智识发展的观点。
他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超越西班牙的更广泛的智识网络相连。例如,西西里岛成为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社会之间另一个重要的接触点。
许多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哲学著作,在被翻译成拉丁语并进入欧洲智识生活之前,都由穆斯林学者保存、研究并发展。
阿里还指出了数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特别是代数,被视为与阿拉伯-伊斯兰智识传统相关的重要贡献之一。他还提到了穆斯林医学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萨莱诺作为早期欧洲医学和医院机构发展的重要地点。
在这种解读下,欧洲文艺复兴并非完全孤立地产生。它也与跨越地中海的数百年智识交流息息相关。
超越“文明冲突”
阿里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必然由“文明冲突”定义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冲突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是关于权力、领土、财富和政治控制的斗争。天主教与新教欧洲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仅凭宗教身份无法解释政治冲突。
西西里岛的历史,即穆斯林与诺曼基督徒有时合作的例子,提供了跨越宗教界限结盟的又一例证。
“9·11”事件后,阿里写下了《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在书中审视了自己所认为的不同形式的政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互动。
他将基地组织和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他所描述的、与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相关的福音派及帝国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比较。
图注: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在探讨安达卢斯历史时,强调了文化记忆在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韧性。
在他看来,两者都依赖于选择性的、理想化的历史版本。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国家支持的原教旨主义拥有大得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这使得其后果可能更具破坏性。
伊斯兰恐惧症与替罪羊政治
阿里将当代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置于欧洲和美国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背景下。
他指出了民族主义和极右翼运动,包括德国的AfD、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相关的政治体制、美国的MAGA政治以及英国极右翼。他认为,这些运动经常依赖于将穆斯林和移民描绘成现有国家身份威胁的叙事。
“大置换”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的一种表现:社会和经济焦虑被转化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恐惧,而穆斯林往往被当作方便的攻击目标。
阿里将一些当代的反穆斯林言论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部分媒体中出现的反犹太言论进行了比较。他更广泛的论点是,经历政治不满和经济不安全的社会,往往会寻找群体来指责。
因此,移民可能成为替罪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更广泛挫败感的方便目标。
与此同时,阿里指出,当成功的移民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或获得社会显赫地位时,也会引发怨恨。
排斥政治背后的经济逻辑
对阿里来说,偏见无法与经济状况剥离。
他认为,历史上就业相对强劲的时期往往会降低对移民敌意的政治可见度,而经济不安全感则会加剧寻找替罪羊的行为。
这一论点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移民的攻击以及对加沙战争的政治反应,揭示了西方政治内部更深层的矛盾。
他还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21世纪的核心发展之一,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必然共同发展。
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
图注:当代巴勒斯坦的流离失所问题,在阿里看来与历史上穆斯林被驱逐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阿里讨论巴勒斯坦时,安达卢斯的历史记忆具有了当代的政治意义。
这种联系通过驱逐、剥夺和保护身份的斗争等主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寻求其他地方的庇护。而今天面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则面对着不同的现实:许多人没有可以返回的安全家园。
阿里描述了与巴勒斯坦朋友的谈话,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有归属感,同时又无处可去。
他也从个人经历谈到了流离失所。他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美国、土耳其和德国驱逐的经历,但他表示从未觉得应该离开英国。对他而言,离开就意味着接受失败。
因此,他给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面临政治压力的人的信息是:不要惊慌,也不要放弃你们的社会。他认为,抵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写作、组织、工会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参加反战示威。
历史不应成为牢笼
然而,阿里也警告不要将安达卢斯的记忆变成纯粹的怀旧。
他认为,铭记过去不应意味着试图永久生活在一个消失的时代。穆斯林不应仅仅向后看,将安达卢斯视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并将其带入当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有哪些元素可以被提取、保存并“重新种植”到新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可以为未来提供资源,但它不能取代现在。
对阿里来说,这最终是安达卢斯历史的核心教训。文明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当局宣布它们结束就消失。它们的语言、记忆、思想和文化影响可以在政治权力消失后长期存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关于身份和归属感的冲突。试图抹去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会摧毁档案、书籍和机构,但它们未必能消除记忆。
因此,安达卢斯的故事之所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是因为它属于遥远的中世纪,而是因为关于共存、驱逐、身份、文化记忆和政治归属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里的解读中,教训不仅仅是哀悼失去的东西。而是要足够了解历史,从而决定应该传承什么——以及应该为下一代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查看全部
【导读与核心背景】
从西班牙到西西里,穆斯林曾深刻塑造了欧洲。为何时至今日,他们依然被视为“局外人”?
【核心内容概要】
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历史的深度剖析,揭示了权力更迭背后的文化清洗与记忆抗争。他指出,尽管统治者试图通过焚书和驱逐来抹去文明痕迹,但记忆始终在民间流传。阿里将这段历史与当代的巴勒斯坦困境、欧洲伊斯兰恐惧症及全球政治危机相联系,强调历史不应成为怀旧的牢笼,而应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构建未来的资源,以对抗排他性的政治叙事。

图注:位于西班牙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它是伊斯兰文明在伊比利亚半岛最后辉煌的象征。
作家塔里克·阿里通过对安达卢斯兴衰史的追溯,揭开了那段伴随着焚书与共同记忆丧失的沉重往事。
安达卢斯的历史,绝不仅仅是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统治兴衰的故事。对于英籍巴基斯坦裔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来说,这更是一个关于记忆、身份、文化毁灭以及过去如何持续塑造当下政治的故事。
在一次深入的对谈中,阿里回顾了穆斯林统治西班牙的数百年历史,探讨了穆斯林被驱逐和强制改宗、手稿被毁、以及那些曾塑造欧洲的智识交流,并强调了尽管历史试图被抹去,但记忆依然顽强存在。他还将当年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的遭遇,与当代面临流离失所和被剥夺财产的巴勒斯坦人的经历联系在了一起。
文明记忆的毁灭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进入西班牙南部,开启了一个时代,最终孕育出了中世纪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与智识社会之一。几个世纪后,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以1492年格拉纳达的陷落为终点,结束了穆斯林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政治统治。
但阿里认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终结,紧接着就是一场试图消除穆斯林社会文化与语言痕迹的运动。
他回忆道,1499年在格拉纳达,基督教军队公开焚烧了大量穆斯林手稿。对阿里而言,这些书籍的毁灭不仅仅是物理载体的消失,更代表着一种试图摧毁集体记忆、语言和文化的企图。
然而,历史比征服者预想的更难被抹去。
在西班牙进行研究时,阿里发现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地名,以及在西班牙家庭中口耳相传的记忆。一位老妇人告诉他,她的祖先曾被捆绑、转运并送往北非。她的家族曾是穆斯林,被迫改宗或离开。
这些邂逅成为了他小说《石榴树的阴影》的灵感来源。阿里认为,通过摧毁语言、文化和历史记录来抹去穆斯林身份的努力永远无法彻底成功,因为记忆在家庭和社区中存活了下来。
安达卢斯与共存的记忆
阿里还挑战了那种将安达卢斯简单化为“理想天堂”或“永久冲突时代”的刻板印象。他指出,在某些时期,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曾共同生活,甚至跨越宗教界限结成政治联盟。
他认为,阿尔罕布拉宫是伊斯兰文明在西班牙最后绽放的最有力象征。安达卢斯的遗产并不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在穆斯林统治下,犹太知识分子和官员占据了重要职位,而许多在1492年后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最终在奥斯曼帝国找到了避难所。
阿里还强调,安达卢斯的穆斯林并非仅仅是统治欧洲人口的外国阿拉伯人。许多人是当地的改宗者,他们已经成为了伊比利亚穆斯林社会的一部分。
他提到了一个西班牙国王的案例,该国王拒绝了将西班牙穆斯林送往美洲矿山做奴隶的提议,理由是他们也是西班牙人。对阿里来说,这些插曲让那种认为穆斯林是“收复失地运动”后从西班牙彻底消失的完全外来人口的传统形象变得复杂起来。

图注:中世纪手稿的保存与流传,是连接古代智慧与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桥梁。
阿里认为,驱逐的记忆也出现在欧洲文学中。他指出了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认为尽管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查,但关于穆斯林被驱逐及其带来的历史创伤的痕迹,依然在作品中得以留存。
对阿里而言,这提供了另一个例证,说明即便官方机构试图压制,历史经验仍能深植于社会之中。他还将这种历史经验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起来,在那里,流离失所和对历史记忆的争夺依然是核心议题。
伊斯兰知识如何塑造欧洲
阿里拒绝接受那种认为不考虑通过穆斯林世界传播的知识,就能理解欧洲智识发展的观点。
他指出,伊斯兰文明与超越西班牙的更广泛的智识网络相连。例如,西西里岛成为了穆斯林与基督徒社会之间另一个重要的接触点。
许多被翻译成阿拉伯语的希腊哲学著作,在被翻译成拉丁语并进入欧洲智识生活之前,都由穆斯林学者保存、研究并发展。
阿里还指出了数学和医学方面的进步。特别是代数,被视为与阿拉伯-伊斯兰智识传统相关的重要贡献之一。他还提到了穆斯林医学知识对欧洲的影响,以及萨莱诺作为早期欧洲医学和医院机构发展的重要地点。
在这种解读下,欧洲文艺复兴并非完全孤立地产生。它也与跨越地中海的数百年智识交流息息相关。
超越“文明冲突”
阿里强烈反对那种认为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必然由“文明冲突”定义的观点。
他认为,欧洲历史上的许多重大冲突并非不同文明之间的战争,而是关于权力、领土、财富和政治控制的斗争。天主教与新教欧洲的历史本身就证明,仅凭宗教身份无法解释政治冲突。
西西里岛的历史,即穆斯林与诺曼基督徒有时合作的例子,提供了跨越宗教界限结盟的又一例证。
“9·11”事件后,阿里写下了《原教旨主义的冲突》,他在书中审视了自己所认为的不同形式的政治与宗教原教旨主义之间的互动。
他将基地组织和ISIS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与他所描述的、与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相关的福音派及帝国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比较。

图注:历史学家塔里克·阿里在探讨安达卢斯历史时,强调了文化记忆在面对政治压迫时的韧性。
在他看来,两者都依赖于选择性的、理想化的历史版本。但有一个重要区别:国家支持的原教旨主义拥有大得多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这使得其后果可能更具破坏性。
伊斯兰恐惧症与替罪羊政治
阿里将当代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置于欧洲和美国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危机背景下。
他指出了民族主义和极右翼运动,包括德国的AfD、匈牙利维克多·欧尔班相关的政治体制、美国的MAGA政治以及英国极右翼。他认为,这些运动经常依赖于将穆斯林和移民描绘成现有国家身份威胁的叙事。
“大置换”理论就是这种政治的一种表现:社会和经济焦虑被转化为对人口结构变化的恐惧,而穆斯林往往被当作方便的攻击目标。
阿里将一些当代的反穆斯林言论与20世纪30年代英国部分媒体中出现的反犹太言论进行了比较。他更广泛的论点是,经历政治不满和经济不安全的社会,往往会寻找群体来指责。
因此,移民可能成为替罪羊,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出身或宗教,而是因为他们成为了更广泛挫败感的方便目标。
与此同时,阿里指出,当成功的移民在政治上具有影响力或获得社会显赫地位时,也会引发怨恨。
排斥政治背后的经济逻辑
对阿里来说,偏见无法与经济状况剥离。
他认为,历史上就业相对强劲的时期往往会降低对移民敌意的政治可见度,而经济不安全感则会加剧寻找替罪羊的行为。
这一论点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更广泛批判的一部分。在他看来,对移民的攻击以及对加沙战争的政治反应,揭示了西方政治内部更深层的矛盾。
他还将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21世纪的核心发展之一,挑战了西方传统的假设,即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必然共同发展。
从安达卢斯到巴勒斯坦

图注:当代巴勒斯坦的流离失所问题,在阿里看来与历史上穆斯林被驱逐的经历有着深刻的共鸣。
当阿里讨论巴勒斯坦时,安达卢斯的历史记忆具有了当代的政治意义。
这种联系通过驱逐、剥夺和保护身份的斗争等主题表现得尤为明显。那些被驱逐出西班牙的穆斯林,至少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寻求其他地方的庇护。而今天面临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则面对着不同的现实:许多人没有可以返回的安全家园。
阿里描述了与巴勒斯坦朋友的谈话,他们感到自己不再有归属感,同时又无处可去。
他也从个人经历谈到了流离失所。他回忆起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美国、土耳其和德国驱逐的经历,但他表示从未觉得应该离开英国。对他而言,离开就意味着接受失败。
因此,他给巴勒斯坦人和其他面临政治压力的人的信息是:不要惊慌,也不要放弃你们的社会。他认为,抵抗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写作、组织、工会活动、政治运动以及参加反战示威。
历史不应成为牢笼
然而,阿里也警告不要将安达卢斯的记忆变成纯粹的怀旧。
他认为,铭记过去不应意味着试图永久生活在一个消失的时代。穆斯林不应仅仅向后看,将安达卢斯视为一个失落的黄金时代。更重要的问题是,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并将其带入当下。
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过去有哪些元素可以被提取、保存并“重新种植”到新的历史环境中。过去可以为未来提供资源,但它不能取代现在。
对阿里来说,这最终是安达卢斯历史的核心教训。文明不会仅仅因为政治当局宣布它们结束就消失。它们的语言、记忆、思想和文化影响可以在政治权力消失后长期存在。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当代关于身份和归属感的冲突。试图抹去一个民族的历史可能会摧毁档案、书籍和机构,但它们未必能消除记忆。
因此,安达卢斯的故事之所以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不是因为它属于遥远的中世纪,而是因为关于共存、驱逐、身份、文化记忆和政治归属的问题在今天依然悬而未决。
在阿里的解读中,教训不仅仅是哀悼失去的东西。而是要足够了解历史,从而决定应该传承什么——以及应该为下一代建立什么样的未来。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其他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5 次浏览 • 2026-06-19 07:29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中国清真美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在举办国际文化节,上周参加了北航的(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这周又参加了北邮的。有朵斯提留言问怎么才能查到信息,其实我也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经常刷,有信息就关注而已。
北邮国际文化节在体育馆里举办,温度很宜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很多摊位都有特色饮食,很多在北京一般都吃不到。
首先吃到摩洛哥的鸡肉派Bastilla和小煎饼Baghrir。2020年光华路驼队餐吧老板跑路以后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摩洛哥菜了,之前我去广州吃了一家,这次在北京又吃到了。
Bastilla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起源自奥斯曼王朝,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由阿尔及利亚移民带到摩洛哥北部,至今许多摩洛哥北部人仍认为这道菜是土耳其菜。在摩洛哥Bastilla一般有鸽子、鸡肉和海鲜三种馅儿。鸡肉馅儿咸香酥脆,层层叠叠。在制作前先要用洋葱碎、欧芹和藏红花在内的各种香料把鸡肉炖到软烂,然后去骨撕碎,浓鸡汤中加入鸡蛋做成酱汁。
Baghrir使用粗粒小麦制作,布满细小的孔洞,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喜欢把它们浸在蜂蜜黄油中,是经典的开斋小吃。
然后吃到了突尼斯的蒸粗麦Couscous、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春卷和Assidat zgougou地中海松布丁。这次突尼斯的摊位准备的美食最丰富。
蒸粗麦Couscous是突尼斯的国菜,我之前去突尼斯的时候基本天天都会吃。
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是突尼斯的经典开斋小吃,是用薄饼皮Malsouka炸的春卷,馅儿有牛肉末、虾、金枪鱼末好几种,还可以加土豆泥、鸡蛋和奶酪。
Assidat zgougou是突尼斯经典甜点,是突尼斯人每年圣纪必吃的小吃。Assidat zgougou由地中海松粉、面粉、牛奶和糖制成,上面撒有松仁和开心果碎。Assidat zgougou起源于1864-1867年间的突尼斯大饥荒时期。当时突尼斯西北部的居民发现当地地中海松子磨成粉,与小麦粉混合后可以充饥,后来发展为突尼斯人的经典圣纪甜点。
Bambalouni是一种突尼斯甜甜圈,在突尼斯街头快餐店和景区非常常见。突尼斯人喜欢在Bambalouni上撒糖和蜂蜜。
在巴基斯坦展厅喝到了南亚经典开斋饮品薄荷玫瑰露RoohAfza。RoohAfza1906年由英属印度朵斯提Hakim Hafiz Abdul Majeed根据阿拉伯-波斯传统Unani医学发明。他挑选了多种草药和水果糖浆后制成一种防暑浓缩饮品,非常有助于缓解封斋期间的脱水情况。1947年印巴分啊裂后,他的后代分别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开办公司,使得RoohAfza在南亚各地流行开来。
巴基斯坦人的舞蹈
在印尼摊位喝到了草莓糖浆气泡饮
苏莱曼体验了柬埔寨锣鼓,非常开心。 查看全部
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邮吃到摩洛哥开斋小吃和突尼斯圣纪甜点”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中国清真美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在举办国际文化节,上周参加了北航的(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这周又参加了北邮的。有朵斯提留言问怎么才能查到信息,其实我也就是在一些网络平台上经常刷,有信息就关注而已。
北邮国际文化节在体育馆里举办,温度很宜人。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很多摊位都有特色饮食,很多在北京一般都吃不到。

首先吃到摩洛哥的鸡肉派Bastilla和小煎饼Baghrir。2020年光华路驼队餐吧老板跑路以后北京已经很多年没有摩洛哥菜了,之前我去广州吃了一家,这次在北京又吃到了。



Bastilla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一般认为起源自奥斯曼王朝,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由阿尔及利亚移民带到摩洛哥北部,至今许多摩洛哥北部人仍认为这道菜是土耳其菜。在摩洛哥Bastilla一般有鸽子、鸡肉和海鲜三种馅儿。鸡肉馅儿咸香酥脆,层层叠叠。在制作前先要用洋葱碎、欧芹和藏红花在内的各种香料把鸡肉炖到软烂,然后去骨撕碎,浓鸡汤中加入鸡蛋做成酱汁。

Baghrir使用粗粒小麦制作,布满细小的孔洞,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喜欢把它们浸在蜂蜜黄油中,是经典的开斋小吃。

然后吃到了突尼斯的蒸粗麦Couscous、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春卷和Assidat zgougou地中海松布丁。这次突尼斯的摊位准备的美食最丰富。


蒸粗麦Couscous是突尼斯的国菜,我之前去突尼斯的时候基本天天都会吃。

Swabaa Fatma法图麦手指是突尼斯的经典开斋小吃,是用薄饼皮Malsouka炸的春卷,馅儿有牛肉末、虾、金枪鱼末好几种,还可以加土豆泥、鸡蛋和奶酪。

Assidat zgougou是突尼斯经典甜点,是突尼斯人每年圣纪必吃的小吃。Assidat zgougou由地中海松粉、面粉、牛奶和糖制成,上面撒有松仁和开心果碎。Assidat zgougou起源于1864-1867年间的突尼斯大饥荒时期。当时突尼斯西北部的居民发现当地地中海松子磨成粉,与小麦粉混合后可以充饥,后来发展为突尼斯人的经典圣纪甜点。

Bambalouni是一种突尼斯甜甜圈,在突尼斯街头快餐店和景区非常常见。突尼斯人喜欢在Bambalouni上撒糖和蜂蜜。

在巴基斯坦展厅喝到了南亚经典开斋饮品薄荷玫瑰露RoohAfza。RoohAfza1906年由英属印度朵斯提Hakim Hafiz Abdul Majeed根据阿拉伯-波斯传统Unani医学发明。他挑选了多种草药和水果糖浆后制成一种防暑浓缩饮品,非常有助于缓解封斋期间的脱水情况。1947年印巴分啊裂后,他的后代分别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开办公司,使得RoohAfza在南亚各地流行开来。




巴基斯坦人的舞蹈


在印尼摊位喝到了草莓糖浆气泡饮


苏莱曼体验了柬埔寨锣鼓,非常开心。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其他 • ygh09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91 次浏览 • 2026-06-19 07:29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社会观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举办了国际文化节,各国留学生展示本国文化,非常有意思。可惜的是大多数学校的文化节都是工作日,一些还不对外开放,5月24日终于赶上了北航的国际文化节。
虽然是文化节不是美食节,但也能品尝一些国家的特色饮品和小吃。我们先喝了土耳其红茶和摩洛哥的薄荷茶,然后吃了巴基斯坦的特色面条奶Pheni,这也是巴基斯坦人经典的斋月小吃。
最重磅的是吃到了冈比亚朵斯提出散的辣味花生、Wonjo洛神花茶和牛奶甜点Chakery。这个国家的小吃真是我第一次品尝。冈比亚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是全非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横跨撒哈拉沙漠来到冈比亚进行贸易,并在9世纪将教门传入冈比亚。如今96%的冈比亚人属于马利克学派的朵斯提。
Wonjo是将洛神花浸泡后加入糖和薄荷做成的冰饮,是冈比亚人经典的夏日冰镇饮料。冈比亚就是洛神花的原产地之一,这里喝洛神花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Chakery是加了小米的牛奶甜点,是西非人经典的餐后甜点,不同宗教的人在节庆过后都会将Chakery送给邻居,展现出跨越宗教的友谊。
孟加拉小哥深情弹唱,塞内加尔朵斯提热情奔放,加纳兄弟鼓声阵阵,我儿子苏莱曼也喜欢上了非洲鼓。
从北航国际文化节出来,去第七食堂四层吃晚饭,这里正在举办“美食航行文化节”请到了宁夏驻京办宁夏大厦行政总厨张拴强来指导做菜。我们吃了小炒牛肉、蒜香鱼片和大盘鸡,总体来说非常实惠,小炒牛肉非常下饭,蒜香鱼片也很开胃,很羡慕北航的师生们。 查看全部
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
摘要:本文围绕“在北航品尝非洲最小国家的美食”整理原文要点,保留原文段落与图片顺序,适合关注穆斯林生活、伊斯兰文化和中文伊斯兰文章的读者阅读,也方便搜索斋月、历史、社会观察等相关内容。
5月以来北京各大高校都举办了国际文化节,各国留学生展示本国文化,非常有意思。可惜的是大多数学校的文化节都是工作日,一些还不对外开放,5月24日终于赶上了北航的国际文化节。
虽然是文化节不是美食节,但也能品尝一些国家的特色饮品和小吃。我们先喝了土耳其红茶和摩洛哥的薄荷茶,然后吃了巴基斯坦的特色面条奶Pheni,这也是巴基斯坦人经典的斋月小吃。





最重磅的是吃到了冈比亚朵斯提出散的辣味花生、Wonjo洛神花茶和牛奶甜点Chakery。这个国家的小吃真是我第一次品尝。冈比亚位于西非大西洋沿岸,是全非洲最小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早在一千年前阿拉伯商人横跨撒哈拉沙漠来到冈比亚进行贸易,并在9世纪将教门传入冈比亚。如今96%的冈比亚人属于马利克学派的朵斯提。

Wonjo是将洛神花浸泡后加入糖和薄荷做成的冰饮,是冈比亚人经典的夏日冰镇饮料。冈比亚就是洛神花的原产地之一,这里喝洛神花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Chakery是加了小米的牛奶甜点,是西非人经典的餐后甜点,不同宗教的人在节庆过后都会将Chakery送给邻居,展现出跨越宗教的友谊。



孟加拉小哥深情弹唱,塞内加尔朵斯提热情奔放,加纳兄弟鼓声阵阵,我儿子苏莱曼也喜欢上了非洲鼓。









从北航国际文化节出来,去第七食堂四层吃晚饭,这里正在举办“美食航行文化节”请到了宁夏驻京办宁夏大厦行政总厨张拴强来指导做菜。我们吃了小炒牛肉、蒜香鱼片和大盘鸡,总体来说非常实惠,小炒牛肉非常下饭,蒜香鱼片也很开胃,很羡慕北航的师生们。








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文章 • maliang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42 次浏览 • 2026-05-13 06:03
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2023年7月2日,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昭威鲁的穆斯林从四面八方齐聚昭通市昭阳区八仙大寺,因为这里今天将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古尔邦佳节和毕业班学生毕业庆典。
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本寺别名【昭威鲁清真古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坐落于云南省昭通市守望回族乡八仙营,其间经历过损毁和重建。1983年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论阿訇(1898——1938年)任教十年,该寺成为昭通境内知名“海乙”寺,他本人曾出任昭属36寺总教务长,其弟子马维海(云南知名阿林、曾任中国伊协委员)任教时(1942——1956年)曾创办【昭威鲁国教联立崇真师范学校】。八仙古寺翠柏环绕,环境幽静,校舍齐备。运筹帷幄的学校领导,精干卓越的师资队伍,科学完善的教学大纲,舒适典雅的图书室,无微不至的后勤服务。“学校、书院、宣传”一体的办学定位、“教育学术兼容,伊儒文化会通”的办学理念、四个兼容的办学特色,即“学业与就业兼容、经学与汉学兼容、传统与现代兼容、主修与选修兼容”。八仙大寺以“文化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恭候您的到来,因为每一个八仙大寺的老师、寺管会和告姆始终坚信“成功源自正确的选择”。为培养爱国爱教、学识过硬、品德高尚、乐于奉献的年轻一代学者型阿訇和阿訇型学者而孜孜努力与奉献!
昭阳区的八仙大寺、毛货街清真寺、鲁甸县的拖姑清真寺、铁家湾清真寺、文屏清真寺和龙头山清真寺这几所清真寺是昭通市辖区内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数百年来,这几所清真寺始终把办教育放在首位,直到今天这几所著名的清真寺也基本都还多多少少每个寺都有几十名或者上百名孜孜求学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这几所清真寺每年都为昭威鲁的教门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让这个民族的信仰得以很好传承。
八仙大寺,我每年都要从她的围墙下面的大马路上路过,但是我从未进来看看她。就像我在《写给清真寺的小诗》里关于八仙大寺的那部分里说的“ 每次乘车去舅舅家 /我都会从你脚下路过 /但是从来没有走进里面去了解你 /我对你的形象就是 /庄严 /宏伟 /历史气息厚重” 那样。今天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八仙大寺,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一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段曲径通幽且历史痕迹极浓重的石条铺的小路,但是因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的踩踏,厚厚的石条也出现了很深很深的“脚印”。这一刻我相信了李白“铁杵磨成针”和“水滴石穿”的故事,我认为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一切皆有可能。石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左边是厢房,再往下就是水房。天井的右边厢房是当年解放昭通市的解放军四十三师的师部所在地,紧接着的就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装修的也是很古老的纯木结构,一根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像极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为民请命不怕牺牲一切的英雄们,柱子支撑着横七竖八的梁,这些梁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里那些积极支持顶梁柱英雄们的人吗?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群体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些顶天立地的柱子们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精神,那么这些积极支持英雄们的人就是这个人的脊梁。这个民族因为有了精神和脊梁,才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来到会场,主席台上的一副对联让我发自内心的触动,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信仰救心 信仰不兴心死,文化救族 文化不昌族亡”!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短短的二十个字,但是在我看来这二十个字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一片赤诚期盼。在我看来,能写出这幅对联的人绝对是一个能整日把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牵挂于心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教育看的如此透彻!能有这样忧患意识的阿訇,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不会差,不!他们一定能成为像他们老师一样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
看到毕业生们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听到毕业生代表激情澎湃、扣人心弦的演讲,让人不得不由衷的感叹一句“年轻真好”。曾几何时,我也曾作为毕业生坐在主席台上、也曾作为毕业生代表做过激情澎湃的演讲。一转眼已是十多年,十多年时间足够让整个大环境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我也从那个自诩为“拥有特种兵身体素质”的青涩小伙变成了如今随时可能因为病魔夺去生命的中年糟老头。
马校长对毕业生的谆谆教诲像极了一个老父亲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嘱托,可以看得出来马校长内心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是又包含着对孩子们丝丝的不舍。骄傲和自豪的是今天放眼我们整个昭威鲁能办学的清真寺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自己的学生能受得住世俗的干扰、经得住经济浪潮的冲击最后能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学子即将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的老师骄傲和自豪呢?但是想到自己教授了多年的学生即将远离自己选择新的生活,毕竟这么多年的师生情你让老师怎么会舍得呢?所以,马校长一再的对自己的学生嘱托,这些嘱托让我这个来参加活动的“外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回到家礼下“火夫滩”拜来,我坐在沙发上思考着,我觉得我应该为八仙大寺写点什么。特别是让我们这个民族里的有志青年能够来到八仙大寺,在八仙大寺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于是乎,我提笔写下这篇长长的推文。
马校长:13087486664 微信:ztmyt123
马主任:15925514131 微信:15925514131
风里雨里,八仙大寺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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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门希望——记参加八仙大寺古尔邦节暨学生毕业活动所思所想!

2023年7月2日,阳光明媚,天空万里无云,昭威鲁的穆斯林从四面八方齐聚昭通市昭阳区八仙大寺,因为这里今天将要举行一年一度的古尔邦佳节和毕业班学生毕业庆典。
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本寺别名【昭威鲁清真古寺】。始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坐落于云南省昭通市守望回族乡八仙营,其间经历过损毁和重建。1983年昭通八仙清真大寺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马明论阿訇(1898——1938年)任教十年,该寺成为昭通境内知名“海乙”寺,他本人曾出任昭属36寺总教务长,其弟子马维海(云南知名阿林、曾任中国伊协委员)任教时(1942——1956年)曾创办【昭威鲁国教联立崇真师范学校】。八仙古寺翠柏环绕,环境幽静,校舍齐备。运筹帷幄的学校领导,精干卓越的师资队伍,科学完善的教学大纲,舒适典雅的图书室,无微不至的后勤服务。“学校、书院、宣传”一体的办学定位、“教育学术兼容,伊儒文化会通”的办学理念、四个兼容的办学特色,即“学业与就业兼容、经学与汉学兼容、传统与现代兼容、主修与选修兼容”。八仙大寺以“文化互通,兼容并蓄的精神恭候您的到来,因为每一个八仙大寺的老师、寺管会和告姆始终坚信“成功源自正确的选择”。为培养爱国爱教、学识过硬、品德高尚、乐于奉献的年轻一代学者型阿訇和阿訇型学者而孜孜努力与奉献!
昭阳区的八仙大寺、毛货街清真寺、鲁甸县的拖姑清真寺、铁家湾清真寺、文屏清真寺和龙头山清真寺这几所清真寺是昭通市辖区内最早修建的清真寺。数百年来,这几所清真寺始终把办教育放在首位,直到今天这几所著名的清真寺也基本都还多多少少每个寺都有几十名或者上百名孜孜求学如饥似渴的莘莘学子。这几所清真寺每年都为昭威鲁的教门输送了大量的新鲜血液,让这个民族的信仰得以很好传承。

八仙大寺,我每年都要从她的围墙下面的大马路上路过,但是我从未进来看看她。就像我在《写给清真寺的小诗》里关于八仙大寺的那部分里说的“ 每次乘车去舅舅家 /我都会从你脚下路过 /但是从来没有走进里面去了解你 /我对你的形象就是 /庄严 /宏伟 /历史气息厚重” 那样。今天我终于走进了心心念念的八仙大寺,完成了我多年来的夙愿。
一进大门,迎面而来的是一段曲径通幽且历史痕迹极浓重的石条铺的小路,但是因为数百年来人们不断的踩踏,厚厚的石条也出现了很深很深的“脚印”。这一刻我相信了李白“铁杵磨成针”和“水滴石穿”的故事,我认为只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向着同一个目标奋斗,一切皆有可能。石条小路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天井”,天井的左边是厢房,再往下就是水房。天井的右边厢房是当年解放昭通市的解放军四十三师的师部所在地,紧接着的就是清真寺的大殿。大殿面积不是很大,而且装修的也是很古老的纯木结构,一根根顶天立地的柱子像极了我们这个民族中为民请命不怕牺牲一切的英雄们,柱子支撑着横七竖八的梁,这些梁难道不是我们这个民族里那些积极支持顶梁柱英雄们的人吗?如果说把我们这个民族、这个群体比喻成一个人的话,那些顶天立地的柱子们是我们这个群体的精神,那么这些积极支持英雄们的人就是这个人的脊梁。这个民族因为有了精神和脊梁,才得以源远流长经久不衰!
来到会场,主席台上的一副对联让我发自内心的触动,这幅对联是这样写的“信仰救心 信仰不兴心死,文化救族 文化不昌族亡”!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不过是短短的二十个字,但是在我看来这二十个字正是对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一片赤诚期盼。在我看来,能写出这幅对联的人绝对是一个能整日把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牵挂于心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对教育看的如此透彻!能有这样忧患意识的阿訇,教出来的学生一定不会差,不!他们一定能成为像他们老师一样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


看到毕业生们意气风发、英姿飒爽的样子,再听到毕业生代表激情澎湃、扣人心弦的演讲,让人不得不由衷的感叹一句“年轻真好”。曾几何时,我也曾作为毕业生坐在主席台上、也曾作为毕业生代表做过激情澎湃的演讲。一转眼已是十多年,十多年时间足够让整个大环境发生沧海桑田的巨变,而我也从那个自诩为“拥有特种兵身体素质”的青涩小伙变成了如今随时可能因为病魔夺去生命的中年糟老头。
马校长对毕业生的谆谆教诲像极了一个老父亲对即将出远门的孩子的嘱托,可以看得出来马校长内心是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是又包含着对孩子们丝丝的不舍。骄傲和自豪的是今天放眼我们整个昭威鲁能办学的清真寺已经是屈指可数了,自己的学生能受得住世俗的干扰、经得住经济浪潮的冲击最后能顺利毕业的更是少之又少,想到这些学子即将成为昭威鲁教门的顶梁柱,这怎么能不让他们的老师骄傲和自豪呢?但是想到自己教授了多年的学生即将远离自己选择新的生活,毕竟这么多年的师生情你让老师怎么会舍得呢?所以,马校长一再的对自己的学生嘱托,这些嘱托让我这个来参加活动的“外人”都感动的热泪盈眶……

回到家礼下“火夫滩”拜来,我坐在沙发上思考着,我觉得我应该为八仙大寺写点什么。特别是让我们这个民族里的有志青年能够来到八仙大寺,在八仙大寺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于是乎,我提笔写下这篇长长的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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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文章 • maliang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79 次浏览 • 2026-05-13 06:02
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近年来,“极端皇汉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性民族主义思潮,频繁引发争议。其核心特征是将汉族视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贬低甚至敌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合法性。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也掺杂了现实矛盾与意识形态偏见。本文将从历史叙事、现实冲突、思想根源三个维度,剖析极端皇汉主义者的逻辑困境与危害。
一、历史叙事的曲解:单向度的“汉本位”视角
极端皇汉主义者常以“华夷之辩”为旗号,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简化为“汉与非汉”的对立。他们片面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如朱元璋《谕中原书》)的历史口号,却选择性忽略民族融合的复杂进程。例如:
1. 秦汉时期的和亲与战争:汉匈关系并非单纯的敌对,汉武帝前长期通过和亲维持和平,汉宣帝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通过政治整合实现多民族共治。
2. 元清两代的多元互动:元朝推行“内蒙外汉”、清朝实行“内汉外满”政策,虽各有侧重,但均促进了文化交融。例如,清朝通过盟旗制度、理藩院管理边疆,同时吸纳儒家治国理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3. 民族融合的常态性:南北朝时期的蛮族汉化、隋唐的胡汉混血,均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民族互动。极端皇汉主义者将“汉文化”视为静态的纯粹实体,实则违背了历史动态性。
历史曲解的根源:极端皇汉主义者往往以“受害者叙事”为中心,放大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的统治“压迫性”,却淡化汉人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同化与征伐(如秦始皇对西南夷的征服、汉武帝开边战争)。这种双重标准本质是对历史复杂性的逃避。
二、现实矛盾的投射:身份焦虑与资源竞争
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不仅是历史观的偏颇,更与当代社会矛盾密切相关:
1. 经济差距与政策争议:部分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因素享有特殊政策(如高考加分、财政补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视为“逆向歧视”。他们忽略这些政策旨在弥补发展不平衡的初衷,反而将其归咎于“民族特权”。
2. 文化冲突的误读:推广普通话被曲解为“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自治被污名化为“分裂隐患”。例如,国家民委明确强调“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并行不悖”,但极端言论常断章取义,制造对立。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在西方“民族自决”思潮冲击下,部分汉族群体担忧“汉族主体性”被削弱,转而以极端民族主义寻求安全感。这种焦虑被投射为对少数民族的敌视。
典型案例:清朝灭亡后,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满清统治”,进而否定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合法性。这种逻辑忽视了清朝对疆域整合的贡献(如设立伊犁将军、理藩院),也无视近代化失败的复杂原因。
三、思想根源的偏狭:种族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
极端皇汉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其理论构建依赖以下谬误:
1. 血统论的迷思:将“汉族”定义为纯血统群体,否定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例如,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汉族基因中包含大量古代少数民族成分(如鲜卑、匈奴)。
2. 文化等级论:将汉文化视为唯一“先进文明”,贬低游牧、山地民族的文化价值。例如,清朝的盟旗制度、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均是基于当地社会形态的适应性治理,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斥为“落后”。
3.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如元朝推动东西方交流、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均被简化为“异族殖民”。
危害性:这种思想不仅破坏民族团结,更助长民粹主义。例如,网络上的“皇汉”群体常以“驱逐鞑虏”为名攻击少数民族同胞,甚至美化历史上的民族清洗(如清朝初期的“剃发易服”被片面解读为“汉人反抗”,却忽略其暴力本质)。
四、破局之道:重构包容性的民族叙事
化解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需从历史教育、制度保障、文化对话三方面入手:
1. 历史教育的纠偏: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正视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教科书中应增加元清两代治理边疆的细节,而非仅聚焦战争冲突。
2. 法律与政策的平衡: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减少因资源分配引发的误解。例如,通过经济协作而非单向补贴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3. 文化对话的深化:鼓励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鉴。如蒙古族的生态智慧、藏族的宗教艺术,均可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而非被简单视为“他者”。
结语 :极端皇汉主义者的敌意,本质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片面化、情绪化回应。中华文明的伟大,恰恰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唐朝“天可汗”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是多元共生的见证。唯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守护真正的文化自信。正如民委官员所言:“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荣”。摒弃敌意,走向和解,才是多民族国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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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皇汉主义者为何对少数民族群体抱有很大敌意?——历史、现实与偏见的交织

近年来,“极端皇汉主义”作为一种排他性民族主义思潮,频繁引发争议。其核心特征是将汉族视为中华文明的唯一正统代表,贬低甚至敌视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与文化合法性。这种思想的形成,既源于对历史的片面解读,也掺杂了现实矛盾与意识形态偏见。本文将从历史叙事、现实冲突、思想根源三个维度,剖析极端皇汉主义者的逻辑困境与危害。
一、历史叙事的曲解:单向度的“汉本位”视角
极端皇汉主义者常以“华夷之辩”为旗号,将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简化为“汉与非汉”的对立。他们片面强调“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如朱元璋《谕中原书》)的历史口号,却选择性忽略民族融合的复杂进程。例如:
1. 秦汉时期的和亲与战争:汉匈关系并非单纯的敌对,汉武帝前长期通过和亲维持和平,汉宣帝最终设立西域都护府,通过政治整合实现多民族共治。
2. 元清两代的多元互动:元朝推行“内蒙外汉”、清朝实行“内汉外满”政策,虽各有侧重,但均促进了文化交融。例如,清朝通过盟旗制度、理藩院管理边疆,同时吸纳儒家治国理念,形成“多元一体”格局。
3. 民族融合的常态性:南北朝时期的蛮族汉化、隋唐的胡汉混血,均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多民族互动。极端皇汉主义者将“汉文化”视为静态的纯粹实体,实则违背了历史动态性。
历史曲解的根源:极端皇汉主义者往往以“受害者叙事”为中心,放大少数民族政权(如元、清)的统治“压迫性”,却淡化汉人政权对其他民族的同化与征伐(如秦始皇对西南夷的征服、汉武帝开边战争)。这种双重标准本质是对历史复杂性的逃避。
二、现实矛盾的投射:身份焦虑与资源竞争
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不仅是历史观的偏颇,更与当代社会矛盾密切相关:
1. 经济差距与政策争议:部分民族地区因历史、地理因素享有特殊政策(如高考加分、财政补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视为“逆向歧视”。他们忽略这些政策旨在弥补发展不平衡的初衷,反而将其归咎于“民族特权”。
2. 文化冲突的误读:推广普通话被曲解为“消灭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自治被污名化为“分裂隐患”。例如,国家民委明确强调“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并行不悖”,但极端言论常断章取义,制造对立。
3. 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焦虑:在西方“民族自决”思潮冲击下,部分汉族群体担忧“汉族主体性”被削弱,转而以极端民族主义寻求安全感。这种焦虑被投射为对少数民族的敌视。
典型案例:清朝灭亡后,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将近代中国的积弱归咎于“满清统治”,进而否定满族等少数民族的合法性。这种逻辑忽视了清朝对疆域整合的贡献(如设立伊犁将军、理藩院),也无视近代化失败的复杂原因。
三、思想根源的偏狭:种族主义与文化沙文主义
极端皇汉主义的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义,其理论构建依赖以下谬误:
1. 血统论的迷思:将“汉族”定义为纯血统群体,否定民族融合的客观事实。例如,分子人类学研究显示,现代汉族基因中包含大量古代少数民族成分(如鲜卑、匈奴)。
2. 文化等级论:将汉文化视为唯一“先进文明”,贬低游牧、山地民族的文化价值。例如,清朝的盟旗制度、西藏政教合一体制,均是基于当地社会形态的适应性治理,却被极端皇汉主义者斥为“落后”。
3. 历史虚无主义:否定少数民族政权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如元朝推动东西方交流、清朝奠定现代中国版图,均被简化为“异族殖民”。
危害性:这种思想不仅破坏民族团结,更助长民粹主义。例如,网络上的“皇汉”群体常以“驱逐鞑虏”为名攻击少数民族同胞,甚至美化历史上的民族清洗(如清朝初期的“剃发易服”被片面解读为“汉人反抗”,却忽略其暴力本质)。
四、破局之道:重构包容性的民族叙事
化解极端皇汉主义的敌意,需从历史教育、制度保障、文化对话三方面入手:
1. 历史教育的纠偏:强调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特征,正视少数民族的历史作用。例如,教科书中应增加元清两代治理边疆的细节,而非仅聚焦战争冲突。
2. 法律与政策的平衡:在坚持民族平等的前提下,优化区域发展政策,减少因资源分配引发的误解。例如,通过经济协作而非单向补贴促进民族地区发展。
3. 文化对话的深化:鼓励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互鉴。如蒙古族的生态智慧、藏族的宗教艺术,均可为现代社会提供启示,而非被简单视为“他者”。
结语 :极端皇汉主义者的敌意,本质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片面化、情绪化回应。中华文明的伟大,恰恰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到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从唐朝“天可汗”到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无不是多元共生的见证。唯有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才能守护真正的文化自信。正如民委官员所言:“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民族语言,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生共荣”。摒弃敌意,走向和解,才是多民族国家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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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9 次浏览 • 2026-05-13 04:37
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新加坡不仅仅有我们上期介绍过的南印度风格清真寺(詹美回教堂),还有这种南印度风格的拱北(Nagore Dargah)。
这座拱北就在天福宫隔壁,很好找,目前已经改成了印度穆斯林历史馆,进门前要登记一下,参观免费。其实里面本来就没有墓葬,这点让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拱北没有墓葬,还能叫拱北吗?
当然了,他们叫dargah,dargah就是印度南部对于拱北的叫法。
那么真正的墓葬在哪里呢?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图十三)纳加帕蒂纳姆,为纪念苏菲贤者沙胡尔·哈米德而修建,那座拱北修的很气派,有许多座白色高塔。
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的老物件,还有一些对于早期印度穆斯林移民的介绍。
从入口直走可以看到象征性的墓室,墓室内墙四周有泰米尔纳德邦那座nagore dargah的照片、绘画和模型。以后有机会我还真想去南印度看看那个地方。
墓室内有个细节让我挺感兴趣的,那就是左右的小壁龛(图十六),这种壁龛可以用来放蜡烛、油灯之类的东西,提供照明。
这种设计在印度很常见,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印度特色的。
博物馆里不断有各国游客进来参观,上次我记得有个韩国游客问印度裔的管理员,好像是关于新加坡伊斯兰教族裔组成的问题,印度管理员说马来人是穆斯林还有印度裔也有穆斯林之类的。
具体说了什么,记不太清了。
这回又碰到两个新加坡华人问身边的马来裔类似的问题。马来人回答说印度人也有穆斯林。
我猜可能是大家都以为印度人的信仰比较单一吧,但其实印度人虽然大多是印度教徒,但是伊斯兰教徒也不少,此外印度还有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社区、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等等等等。
此处的管理员告诉我,这里没有做礼拜的地方,做礼拜可以去附近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指的不是詹美回教堂,而是更近的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那么下期就带大家看这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吧。 查看全部
新加坡南印度风格的苏菲圣徒墓(拱北)
新加坡不仅仅有我们上期介绍过的南印度风格清真寺(詹美回教堂),还有这种南印度风格的拱北(Nagore Dargah)。
这座拱北就在天福宫隔壁,很好找,目前已经改成了印度穆斯林历史馆,进门前要登记一下,参观免费。其实里面本来就没有墓葬,这点让我觉得挺奇怪的,因为拱北没有墓葬,还能叫拱北吗?
当然了,他们叫dargah,dargah就是印度南部对于拱北的叫法。
那么真正的墓葬在哪里呢?
在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图十三)纳加帕蒂纳姆,为纪念苏菲贤者沙胡尔·哈米德而修建,那座拱北修的很气派,有许多座白色高塔。













进入博物馆,可以看到许多当时的老物件,还有一些对于早期印度穆斯林移民的介绍。
从入口直走可以看到象征性的墓室,墓室内墙四周有泰米尔纳德邦那座nagore dargah的照片、绘画和模型。以后有机会我还真想去南印度看看那个地方。
墓室内有个细节让我挺感兴趣的,那就是左右的小壁龛(图十六),这种壁龛可以用来放蜡烛、油灯之类的东西,提供照明。



这种设计在印度很常见,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挺有印度特色的。
博物馆里不断有各国游客进来参观,上次我记得有个韩国游客问印度裔的管理员,好像是关于新加坡伊斯兰教族裔组成的问题,印度管理员说马来人是穆斯林还有印度裔也有穆斯林之类的。
具体说了什么,记不太清了。
这回又碰到两个新加坡华人问身边的马来裔类似的问题。马来人回答说印度人也有穆斯林。
我猜可能是大家都以为印度人的信仰比较单一吧,但其实印度人虽然大多是印度教徒,但是伊斯兰教徒也不少,此外印度还有历史悠久的基督教社区、锡克教徒、佛教徒、耆那教等等等等。
此处的管理员告诉我,这里没有做礼拜的地方,做礼拜可以去附近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指的不是詹美回教堂,而是更近的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那么下期就带大家看这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吧。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0 次浏览 • 2026-05-13 04:37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提到地下清真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一期杂志里提到的,说是中亚哪个国家,在苏联时期,人们为了逃避苏联对于宗教的压制,在地下挖了一个洞,里面撑着几根木头。
人们在里面偷偷礼拜。但是新加坡这个清真寺不一样,寺方在商务区有寺产,和大华银行签订了协议后,双方协定,寺方用地上的寺产,交换大华银行地下一楼的部分空间作为清真寺。
清真寺历史简介(图七)里还流露着几分自豪,说相信各位也很少见过建于地下的清真寺吧。
我逛完南印度拱北、天福宫还有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后,往驳船码头街那边走,不一会就看到了地下清真寺入口(图一),说实话,和地铁口还有小区地下车棚有点像。
但是旁边有清真寺的立牌,所以并不容易认错。
我第一次去这边,差点一头扎进女性礼拜殿入口。因为这座清真寺,男女入口是分开的。驳船码头街这边进去就是男礼拜殿,朱利亚街入口这边进入就是女礼拜殿。
我去的是男礼拜殿,走台阶下去之后,玄关处有洗小净的地方,而且有厕所。洗小净很方便的。
洗完小净进礼拜殿,我发现这个面积还不小嘞,能站好多人。而且配置很齐全,里面装修简单大方,看着很干净整洁。
前面的墙上贴着着古兰经第一章,也就是开端章,话说上期那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的墙上也是这一章。
礼拜殿里空调很足,而且甚至配了除颤器(图十二),可以用来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配备了心脏除颤器的清真寺。
离开这里,外面就是驳船码头,可以欣赏水景,河对面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里面有一层宗教展区,有一间单独的伊斯兰教展区。
这个上回拍了,可惜照片没了,这回想拍,结果博物馆部分展区翻新,伊斯兰教展区暂时去不了了。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看了。 查看全部
新加坡为什么会有一座地下清真寺
提到地下清真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小时候看过的一期杂志里提到的,说是中亚哪个国家,在苏联时期,人们为了逃避苏联对于宗教的压制,在地下挖了一个洞,里面撑着几根木头。
人们在里面偷偷礼拜。但是新加坡这个清真寺不一样,寺方在商务区有寺产,和大华银行签订了协议后,双方协定,寺方用地上的寺产,交换大华银行地下一楼的部分空间作为清真寺。
清真寺历史简介(图七)里还流露着几分自豪,说相信各位也很少见过建于地下的清真寺吧。







我逛完南印度拱北、天福宫还有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后,往驳船码头街那边走,不一会就看到了地下清真寺入口(图一),说实话,和地铁口还有小区地下车棚有点像。
但是旁边有清真寺的立牌,所以并不容易认错。
我第一次去这边,差点一头扎进女性礼拜殿入口。因为这座清真寺,男女入口是分开的。驳船码头街这边进去就是男礼拜殿,朱利亚街入口这边进入就是女礼拜殿。
我去的是男礼拜殿,走台阶下去之后,玄关处有洗小净的地方,而且有厕所。洗小净很方便的。
洗完小净进礼拜殿,我发现这个面积还不小嘞,能站好多人。而且配置很齐全,里面装修简单大方,看着很干净整洁。
前面的墙上贴着着古兰经第一章,也就是开端章,话说上期那座阿尔阿布拉尔清真寺的墙上也是这一章。
礼拜殿里空调很足,而且甚至配了除颤器(图十二),可以用来抢救心脏骤停的患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配备了心脏除颤器的清真寺。





离开这里,外面就是驳船码头,可以欣赏水景,河对面就是亚洲文明博物馆,里面有一层宗教展区,有一间单独的伊斯兰教展区。
这个上回拍了,可惜照片没了,这回想拍,结果博物馆部分展区翻新,伊斯兰教展区暂时去不了了。只能等以后有机会再带大家看了。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清真寺信息 • Hasan09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3 次浏览 • 2026-05-13 04:36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是本阶段狮城探寺系列的最后一座清真寺了,更新完这个,我就要写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座清真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宣礼塔样式,和平时看到的宣礼塔不太一样。很明显借鉴了西方建筑,乍看上去,我还真的以为是基督教堂呢。
清真寺门口有介绍牌,上面写着这里建于1845到1846年之间,寺址上,原本是一个名叫哈贾・法图麦的人的家。哈贾・法图麦是一个富有的马来女人,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
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联系真的是很紧密。之前的新加坡天猛公回教堂,直接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领土。
说回正题,1830年代末期,这位慷慨的女士把她的房产捐了出来,修了这座清真寺。
清真寺的设计者是一个英国建筑师,名字已经不得而知了。也难怪清真寺的宣礼塔看起来很像教堂的尖塔。
有天我逛完花穹附近,来到这座清真寺,天色已晚,九点多了,寺门还是开着。谷歌地图上显示这座清真寺九点关门。我还想呢,这都过九点了,清真寺还开着,看来谷歌地图出错了呀。
但结果我洗完小净后,礼拜殿真的就关门了。我只能悻悻而归,第二天上午再来这里拍礼拜殿的照片。反正这里离我的住处不远。第二天我来到这里,如愿拍到礼拜殿里面。
大殿里正在办学经班,有老师正在礼拜殿里教孩子们诵读古兰经。殿外也有。
临走穿鞋时,我注意到地上的瓷砖(图十一)其实也不简单,这瓷砖的每个色块都是单独一块,整个图案需要拼接才能成型。
我记得一些老西式酒店才会使用这种瓷砖。
最后那张图是我那天晚上在清真寺旁边的社区活动中心看到的,活动中心里面好多人在打羽毛球还是网球,外面门头上挂着彩灯,写着Salamat Hari Ray,也就是马来语的开斋节快乐。 查看全部
拥有西式宣礼塔的哈贾・法图麦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是本阶段狮城探寺系列的最后一座清真寺了,更新完这个,我就要写一些总结性的文章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这座清真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宣礼塔样式,和平时看到的宣礼塔不太一样。很明显借鉴了西方建筑,乍看上去,我还真的以为是基督教堂呢。
清真寺门口有介绍牌,上面写着这里建于1845到1846年之间,寺址上,原本是一个名叫哈贾・法图麦的人的家。哈贾・法图麦是一个富有的马来女人,来自马来西亚马六甲。
从这里也能看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联系真的是很紧密。之前的新加坡天猛公回教堂,直接就是马来西亚柔佛州的领土。
说回正题,1830年代末期,这位慷慨的女士把她的房产捐了出来,修了这座清真寺。
清真寺的设计者是一个英国建筑师,名字已经不得而知了。也难怪清真寺的宣礼塔看起来很像教堂的尖塔。
有天我逛完花穹附近,来到这座清真寺,天色已晚,九点多了,寺门还是开着。谷歌地图上显示这座清真寺九点关门。我还想呢,这都过九点了,清真寺还开着,看来谷歌地图出错了呀。
但结果我洗完小净后,礼拜殿真的就关门了。我只能悻悻而归,第二天上午再来这里拍礼拜殿的照片。反正这里离我的住处不远。第二天我来到这里,如愿拍到礼拜殿里面。
大殿里正在办学经班,有老师正在礼拜殿里教孩子们诵读古兰经。殿外也有。
临走穿鞋时,我注意到地上的瓷砖(图十一)其实也不简单,这瓷砖的每个色块都是单独一块,整个图案需要拼接才能成型。











我记得一些老西式酒店才会使用这种瓷砖。
最后那张图是我那天晚上在清真寺旁边的社区活动中心看到的,活动中心里面好多人在打羽毛球还是网球,外面门头上挂着彩灯,写着Salamat Hari Ray,也就是马来语的开斋节快乐。



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意义及其当代启示:从康斯坦丁·祖雷克到萨勒曼·阿布·西塔
评论 • Hassan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0 次浏览 • 2026-05-04 06:03
作者: 赫尔加·鲍姆加滕(Helga Baumgarten)
摘要
本文审视了祖雷克(Zurayk)的著作《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这部作品既是对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首批阿拉伯学术回应之一,也是呼吁阿拉伯世界进行根本性自我批判和变革的最重要声音之一。文章探讨了祖雷克的主要论点——包括他对阿拉伯失败原因的分析、他对阿拉伯社会深层改革的呼吁,以及他关于巴勒斯坦悲剧更广泛意义的思考——并将这些论点置于当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语境中。此外,文章还借鉴了萨勒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将祖雷克的反思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这一持续性议题联系起来。
本文认为,祖雷克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阿拉伯世界结构性弱点的诊断——在七十多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相关性。灾难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塑造着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对整个地区的政治产生着深远影响。
1 引言:祖雷克与《灾难的意义》
康斯坦丁·祖雷克(1909-2000)是叙利亚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数十年。他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在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迅速撰写了《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一书。这本小册子于1948年8月出版,距离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大规模流离失所仅数月之久。
祖雷克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灾难"(Nakba)一词来描述阿拉伯人在1948年所遭受的失败和损失。这个术语后来成为巴勒斯坦集体记忆中的核心概念。他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失败,深入探讨了导致这场灾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
祖雷克将1948年的失败视为阿拉伯世界深层危机的症状,而非偶然事件。他认为,阿拉伯社会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的无能为力,反映了更广泛的现代化失败、政治分裂和社会落后。他呼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改革、科学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2 祖雷克对阿拉伯失败的分析
祖雷克的分析围绕几个核心论点展开:
首先,他指出阿拉伯世界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和有效的组织能力。面对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阿拉伯各国的回应是分散的、矛盾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各阿拉伯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非为巴勒斯坦事业协调一致的战略。
其次,祖雷克批评了阿拉伯社会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落后。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对现代 education、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
第三,他强调了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问题。阿拉伯社会中盛行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和现代国家建设。这些传统社会结构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时显得尤为脆弱。
3 从灾难到持续的占领
祖雷克的预见性在于,他认识到1948年的灾难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灾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持续七十多年的占领、流离失所和系统性压迫的过程。
1948年的事件导致了超过7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他们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等地建立了难民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这些难民及其后代至今仍在等待回归权的实现。
1967年的六月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军事占领。定居点的不断扩张、隔离墙的建设和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系统性限制,构成了一个被许多国际法学者和人权组织描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体系。
4 萨勒曼·阿布·西塔与回归权
萨勒曼·阿布·西塔是一位巴勒斯坦研究者和地图学家,他的工作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阿布·西塔通过详尽的地图绘制和人口研究,记录了1948年被摧毁和清空的531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
阿布·西塔的研究表明,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不仅在法律上有据可依(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他的分析显示,大多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土地至今仍然人口稀少,或者被用作军事用途或农业用途,而非建造了大规模的以色列定居点。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挑战了以色列方面长期以来关于"回归在物理上不可能"的论点,为和平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结论:灾难的持续意义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祖雷克的分析依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他所诊断的许多问题——政治分裂、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在阿拉伯世界中仍然存在。而巴勒斯坦人继续面临着占领、封锁和流离失所的现实。
灾难(Nakba)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章节。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在继续的流离失所、土地没收和权利剥夺。理解灾难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学术练习,更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
祖雷克呼吁的深层变革——基于理性、科学和公正的社会改造——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阿拉伯世界才能有效地应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它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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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 https://www.euppublishing.com/ ... .0372 查看全部
作者: 赫尔加·鲍姆加滕(Helga Baumgarten)
摘要
本文审视了祖雷克(Zurayk)的著作《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这部作品既是对1948年巴勒斯坦灾难的首批阿拉伯学术回应之一,也是呼吁阿拉伯世界进行根本性自我批判和变革的最重要声音之一。文章探讨了祖雷克的主要论点——包括他对阿拉伯失败原因的分析、他对阿拉伯社会深层改革的呼吁,以及他关于巴勒斯坦悲剧更广泛意义的思考——并将这些论点置于当前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的语境中。此外,文章还借鉴了萨勒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的研究,将祖雷克的反思与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这一持续性议题联系起来。
本文认为,祖雷克的分析——尤其是他对阿拉伯世界结构性弱点的诊断——在七十多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相关性。灾难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更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塑造着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并对整个地区的政治产生着深远影响。
1 引言:祖雷克与《灾难的意义》
康斯坦丁·祖雷克(1909-2000)是叙利亚裔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任教数十年。他最为人知的贡献是在1948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迅速撰写了《灾难的意义》(Maʿnā al-Nakba)一书。这本小册子于1948年8月出版,距离以色列建国和巴勒斯坦大规模流离失所仅数月之久。
祖雷克在书中首次使用了"灾难"(Nakba)一词来描述阿拉伯人在1948年所遭受的失败和损失。这个术语后来成为巴勒斯坦集体记忆中的核心概念。他的分析超越了单纯的军事失败,深入探讨了导致这场灾难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根源。
祖雷克将1948年的失败视为阿拉伯世界深层危机的症状,而非偶然事件。他认为,阿拉伯社会在面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时的无能为力,反映了更广泛的现代化失败、政治分裂和社会落后。他呼吁进行全面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改革、科学发展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2 祖雷克对阿拉伯失败的分析
祖雷克的分析围绕几个核心论点展开:
首先,他指出阿拉伯世界缺乏统一的政治意志和有效的组织能力。面对经过精心组织和准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阿拉伯各国的回应是分散的、矛盾的,甚至是相互竞争的。各阿拉伯政府追求各自的利益,而非为巴勒斯坦事业协调一致的战略。
其次,祖雷克批评了阿拉伯社会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落后。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所以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其对现代 education、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阿拉伯世界在这些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
第三,他强调了思想和文化层面的问题。阿拉伯社会中盛行的部落主义、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阻碍了民族团结和现代国家建设。这些传统社会结构在面对现代政治挑战时显得尤为脆弱。
3 从灾难到持续的占领
祖雷克的预见性在于,他认识到1948年的灾难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灾难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持续七十多年的占领、流离失所和系统性压迫的过程。
1948年的事件导致了超过700,000名巴勒斯坦人被驱逐或逃离家园。他们在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和加沙等地建立了难民营,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难民群体之一。这些难民及其后代至今仍在等待回归权的实现。
1967年的六月战争进一步加深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和东耶路撒冷,开始了持续至今的军事占领。定居点的不断扩张、隔离墙的建设和对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系统性限制,构成了一个被许多国际法学者和人权组织描述为种族隔离制度的体系。
4 萨勒曼·阿布·西塔与回归权
萨勒曼·阿布·西塔是一位巴勒斯坦研究者和地图学家,他的工作为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阿布·西塔通过详尽的地图绘制和人口研究,记录了1948年被摧毁和清空的531个巴勒斯坦村庄和城镇。
阿布·西塔的研究表明,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不仅在法律上有据可依(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在实际操作上也是可行的。他的分析显示,大多数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原来居住的土地至今仍然人口稀少,或者被用作军事用途或农业用途,而非建造了大规模的以色列定居点。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挑战了以色列方面长期以来关于"回归在物理上不可能"的论点,为和平解决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
5 结论:灾难的持续意义
七十多年后的今天,祖雷克的分析依然具有惊人的相关性。他所诊断的许多问题——政治分裂、教育落后、缺乏有效的制度建设——在阿拉伯世界中仍然存在。而巴勒斯坦人继续面临着占领、封锁和流离失所的现实。
灾难(Nakba)不仅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个章节。对于今天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每天都在继续的流离失所、土地没收和权利剥夺。理解灾难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学术练习,更是理解当代中东政治不可或缺的一环。
祖雷克呼吁的深层变革——基于理性、科学和公正的社会改造——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只有通过这样的变革,阿拉伯世界才能有效地应对巴勒斯坦问题以及它所面临的更广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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