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
宁夏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7-22 0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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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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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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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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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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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7-21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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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甘肃回族共产党政府官员“叛逃”纽约：揭秘习近平如何摧毁回族穆斯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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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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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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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查看全部
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人权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96 次浏览 • 2025-03-02 01:42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查看全部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查看全部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被忽视"的回族文化和宗教灭绝
新闻 •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68 次浏览 • 2023-03-26 23:39
自由亚洲电台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查看全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查看全部
自由亚洲电台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正在遭受灭绝危机的中国回族社区, 人权组织nchrd提交给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关于回族现状的报告
人权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2 次浏览 • 2023-02-18 04:19
China’s Ethnic Hui Community at Risk of Erasure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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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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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thnic Hui Community at Risk of Erasure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宁夏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7-22 04:44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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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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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Haddad-F
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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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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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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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8 次浏览 • 2026-07-21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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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journal-of-the-royal-asiatic-society/article/politics-of-ethnic-economic-territorialisation-commerce-state-narratives-and-hui-identity-along-the-upper-yellow-river/9CE045DA098D572E6986CDFEC71C1E88
黄河回族木材贸易的隐秘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黄河上游的回族通过垄断木材采伐与漂流业，形成了独特的经济领土化网络。这一商业活动不仅巩固了回族在甘肃南部的经济地位，更成为塑造其民族身份与社会团结的核心支柱。
背景：经济领土化是什么？
经济领土化是指特定群体通过控制关键资源、建立商业网络及生产方式，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经济主导权的过程。它不仅是资源开发手段，更是民族身份认同与社会团结在物质层面的体现与强化。
摘要
本文以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黄河上游的木材采伐与漂流业为切入点，探讨了费尔南·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社会时间概念。在这一关键河段，商业活动的加剧与政治局势的变迁构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回族在宁夏中游地区的势力巩固，并以临夏上游作为根基，充分体现了回族经济主导权与领土控制力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些商业网络后来被重新整合，用于支持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但到了二十世纪中叶，随着水坝建设和集体化运动的推进，这些网络被突然切断。除了经济史层面，本文还审视了史学界对于回族经济领土化现象的刻意沉默。尽管当时的外部观察者，包括国民党官员和日本战略家，都承认回族在商业上的垄断地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国家史学叙事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的论调，往往对此避而不谈。通过分析二十世纪不同时期的电影表现，本文进一步指出，电影作为官方叙事的对立面，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媒介，使得回族的能动性与经济领土性得以表达和争论。通过连接经济史、史学和视觉文化，本研究凸显了民族商业背后的政治利害关系，以及回族身份在不同政治体制下是如何被塑造与重塑的。
导言
1972年夏天，三名年轻的红卫兵——汉族的孙大力、藏族的扎西和回族马家家——发现河面上漂流着木头，尽管当时阿夏河已经不再通过水路运输木材（图1）。他们毫不犹豫地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去打捞木头。出于对国家财产流失的担忧，他们主动向党支部申请看守河流。在革命故事的激励下，这几个孩子在河边搭起了一个小木屋，开始日夜巡逻。一天傍晚，顽皮的家家在站岗时被一只奇怪的打鸣鸡吸引，离开了岗位。不明身份的坏人趁机再次从河里偷走了木头。
回族红卫兵马家家（左）与他的少年战友汉族孙大力（中）和藏族扎西（右）。
马家家的大伯、河运队队长马哈德，利用这几个孩子缺乏阶级斗争经验的弱点，在他们三人之间挑拨离间，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与此同时，为了响应军队对木材的紧迫需求，党支部决定在河上开辟一条新航道。面对这一进展，贪婪狡猾的马哈德勾结一群盗贼，密谋偷窃军用木筏。大力和他的朋友们深入虎穴，发现了关键证据。当盗贼再次行动时，孩子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与民兵和党组织配合，一举捣毁了犯罪团伙，揭穿了马哈德的伪装（图2）。
马家家的爷爷是一位技术精湛的回族木筏工，他带领年轻的红卫兵从夏河追回了被盗的木材。
这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上映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属于那种通过宣扬红卫兵来教育大众的阶级斗争电影，红卫兵正是毛泽东“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的执行者。在实际操作中，文革期间，甘肃南部地区将属于公社社员个人的私有林场和木材场进行集体化的力度显著加强。虽然关于《阿夏河的秘密》上映后的观众反应和影响资料很少，但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一部旨在为铲除木材贸易中的私营企业摇旗呐喊的“运动电影”。
这部电影在两个关键方面显得十分独特。首先，虽然它将民族差异简化为仅仅是服装上的不同，但令人瞩目的是，它仍然认为有必要依靠这种表面的区别，来验证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汉族中心地带之外的普遍吸引力和权威性。其次，电影中对在毛泽东控制的经济边缘运作的回族投机者的描绘，无意中——或者说是有意地——暗示了一种时间政治上的差异，即回族在革命发展进程中滞后于汉族。这两个特征共同构建了一个形象：回族在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政治经济中处于双重边缘地位。他们不仅没有完全同化为社会主义公民，而且在这一西北边疆地区，无论是在外貌还是在生产方式上，都依然处于边缘。
除了它所揭示的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的民族代表性政治（这在其他地方已有探讨）之外，电影的场景布置也引出了一个问题：木材生产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森林和河流）以及社会环境（穆斯林企业家和劳工）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历史的这一刻，他们被政治化地纳入了毛泽东时代的集体主义之中。本文重点关注回族作为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的资源开发者和投机者的角色，并探讨他们是在何时利用黄河上游的森林和河流的，以及这种利基经济是否或如何促成了区域性商业和劳工网络的巩固，进而支撑了回族身份在早期的形成。
通过利用视听资料和史学文献，本文揭示出，尽管在不同政治框架下对回族在木材工业中的角色评价迥异，但从十九世纪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里，黄河上游的伐木和水路运输始终是回族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惊人的持久性为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特别是回族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开辟了超越现有文化表演性讨论的新路径。正如陈斌在研究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时所展示的那样，本文将民族认同拆解为一个由环境条件、经济领土化以及促进社会团结的普世能力所构成的三位一体结构。
尽管陈斌的案例研究与我的研究在关注河流贸易和工业方面有重合之处，但本文仅考察西北地区回族的经济领土化。为了在此进一步澄清术语，必须首先指出，本文中的“回族”并不等同于自195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民族识别制度所认定的汉语回族。相反，它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种更广泛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基于对同一宗教的共同参与、相同的区域经济网络，甚至在为该地区穆斯林军阀政府效力时共同的政治追求。在这种情况下，回族形象体现为一位通常精通多种语言、若受过教育则通晓两种文字的穆斯林，他们来自黄河上游的河州、东乡、保安或撒拉地区，或者是其远至鄂尔多斯湾下游的亲属和伙伴（图3）。
临夏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的当代地形图。该县北界以向东流经并注入刘家峡水库的黄河为界。县西是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南是被称为“中国小麦加”的回族穆斯林重镇临夏。积石山作为多语言民族走廊，体现了甘肃南部的文化景观，因为该自治县的运作逻辑是为三个共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保安族、东乡族和撒拉族——提供宗教自治。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制度建立之前，这种划分在区域的文化和政治经济中几乎无关紧要。
作为民族构成要素的环境因素，在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民族学家为鄂伦春族重建一种未受污染的通古斯身份的研究中，已得到广泛探讨。与此同时，经济领土化被分析为一种国家干预形式——通常通过银行贷款和压制性援助计划——旨在瓦解区域和个人的经济自主权以及民族内部的团结。最近，大卫·斯特鲁普对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进一步证明，当得到国家充分认可时，少数民族有能力将利基经济领土化，并将其转化为一种民族特权。
因此，必须强调的是，民族身份远非一种纯粹的原始和遗传身份，它还受到生存焦虑的影响，包括其成员可能面临的灭绝或自愿脱离的风险。导致这种焦虑的压力点多种多样。国家主导的清算努力代表了一种外部威胁，而内部焦虑，特别是当得到国家支持时对大规模跨民族通婚的担忧，也沉重地压在民族社区身上。在这一框架内，甘肃南部回族伐木和木筏漂流的持久性，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经济领土化是如何强化民族认同的。通过在甘肃南部区域环境中留下文化印记，木材贸易和运输在环境和经济两个维度上维持了回族身份，而这两个维度在以往关于该地区回族身份的研究中大多被忽视了。这种经济领土化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因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其瓦解在当今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导致了蒙古族社区的去蒙古化和人口减少。近年来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特别是西北地区清真标签的争议，证明了清真屠宰和食品生产仍然是穆斯林团结的底线，争议双方都动用了宗教和经济论据。
除了突显民族身份形成中一个被忽视的维度外，本研究还揭示了历史记录中关于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性的文本偏见。一方面，临夏地方官方史志系统性地模糊了对民族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承认。另一方面，这一主题却构成了国家众多探究者（包括好奇的旅行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志学者）的核心研究课题。虽然这种文本上的分歧本身并不能作为经济领土化与单一民族社区挂钩的最终证据，但它确实表明，民族身份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恰恰是因为它与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具体现实重叠。
本文分析的视听材料与非官方文本相一致，验证了民族经济领土性的存在。这种一致性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外部的电影视角作为一种局外人观点，受官方史志公开政治议程的约束较少。相比之下，后者被赋予了独特的任务，即压制深层的民族间裂痕，并掩盖民族划分的经济部门这一物质现实，因为这些部门本可能因竞争或国家强加的监管偏见而成为政治争论的焦点。接下来，本文将结合视听材料和民族志来源来审视这种外部视角，并将其与国家将民族经济领土性从历史中抹去的协同努力进行对比。
自1870年代以来穆斯林对临夏木材贸易的统治
自十九世纪末以来，临夏拥有黄河沿岸下游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垂涎的资源——木材。正如汉娜·西克所生动记录的那样：
甘肃南部腹地是中国北方为数不多仍存有大片原始森林的地方之一。砍伐的树木被运往黄河、夏河或洮河，然后顺流而下。在循化上方进入水域的树木可以漂流至宁夏。然而，进入森林是那些能够进入高地坡面并与权利持有者协商准入权的人的特权。林地可以被指定为当地藏族和蒙古族社区的公共资源，由头人私有，或属于寺院社区。
临夏的回族商人，其中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并通过苏菲网络与高地的撒拉族保持联系，在木材贸易中处于中间人的有利地位。他们从高原获取原木并将其销往更下游地区的能力，巩固了他们的经济地位。这种贸易对临夏经济的核心作用反映在其物质景观中。临夏拥有太子山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曾是甘肃最大的木材场。1985年的一项国家调查统计了全州664个木材场，拥有1,412名长期工作的伐木工。穆斯林在这一贸易中的历史性统治地位不仅反映在历史记录中，也体现在物质遗产中。例如，州政府所在地临夏市拥有著名的穆斯林聚居区——八坊十三巷。如今，这里因作为“中国小麦加”的中心而成为游客的最爱，但八坊十三巷过去被称为“木场村”，这无疑表明了木材带来的财富对该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再生产及其在城市中核心地位的贡献。
木场村及类似的名称在整个地区随处可见，甚至在高地的循化，一个由撒拉族穆斯林主导并与藏族和蒙古族领土接壤的高地地区。循化早在光绪年间（1875-1908）就出现了木场村。在临夏市本身，除了八坊十三巷之外，木材贸易似乎资助了跨教派的聚礼空间的建设。这种影响在两座与贸易直接相关的清真寺的命名中最为明显：木场老寺和木场新寺。这些清真寺的存在不仅表明了木材贸易随时间的扩张，也暗示了教派竞争，老寺隶属于格底目传统，新寺则与伊赫瓦尼教派有关。
多种历史因素促成了穆斯林通过木材贸易在临夏的繁荣。首先，同治回乱（1862-1877）后的战后重建对木材的需求激增，这场战乱摧毁了西北各地的城市和城镇。此外，河州马家穆斯林军阀在1872年决定在决定性战胜左宗棠后与清军结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为了表彰他们的忠君效忠，清廷允许他们在临夏附近的甘肃南部定居，同时保持对一支相当规模军事力量的指挥权。这种政治恩宠使回族穆斯林能够扎根其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垄断区域贸易方面。正如西克所指出的，在1890年左右活跃的17家国家许可的木材贸易公司中，有5家属于军阀马占鳌的大家族。这些公司几乎垄断了循化的伐木权。
我们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看到了扩张的模式。虽然1926年整个甘肃省只有一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位于中游的兰州，但到1931年，在兰州、临洮和岷县等上游和中游城镇，涌现了超过250家现代木材加工厂。一份文献记录显示，1931年左右，仅临潭县每年就向兰州的木材厂输送了超过7万根木材。穆斯林官绅也购买了大片山坡地来种植人工林。在临夏，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的兄弟马步青拥有两片人工林。其他穆斯林名流，包括马云胜、马岐山、马德山和马元，也都参与圈占山坡地来建立自己的人工林。
两部历史纪录片显示，木材贸易和木材运输的重要性随着临夏穆斯林军阀势力的崛起而增长，他们一直维持着对区域政治的统治直到世纪中叶。卡特·霍尔顿的传教士电影（1920年代至1940年代）和《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导演雷·斯科特，1941年）提供了关于中国西北回族穆斯林经济领土化的罕见视觉记录，特别是他们在木材贸易和木筏漂流中的主导地位。霍尔顿的电影是传教士卡特·霍尔顿及其妻子劳拉·霍尔顿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跨越甘肃和青海期间拍摄的民族志片段的拼贴。由雷·斯科特拍摄并于1941年在美国首映的《苦干》，提供了一个更具跨国视角的叙事，记录了斯科特穿越中国的旅程，包括在甘肃和青海的长期停留，他在那里记录了回族商人在战时环境下航行的经济生活。这些电影不仅捕捉了回族在西北的经济活动，也反映了将他们的商业存在置于西方传教士兴趣和中国国防叙事框架下的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
霍尔顿夫妇隶属于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该组织与英国领导的内地会以及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同时代。虽然这三个组织都对西北的穆斯林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但它们各自都有独特的特点。内地会可能是这三者中最古老的。其文本记录包括霍华德·泰勒夫人（1865-1949；中文名：金乐婷）对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广泛报道，那次7.9级地震造成超过25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甘肃东部的回族穆斯林。西北中国的耶稣会教区最著名的是其西宁监牧、德国圣言会神父海罗尼穆斯·哈伯斯特罗（1893-1969），他是马步芳的亲信，除了经营青海第一家酒厂外，还从德国渠道为后者提供汽油、蔡司望远镜、无线电接收机、手枪和其他军事物资。
相比之下，基督教与传教士联盟只是一个松散的伞状组织，旗下包括著名的欧柏林乐队，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罗威娜·伯德就是其中一员。在活跃于穆斯林西北的所有传教士中，卡特·霍尔顿之所以脱颖而出，并非因为他背后的机构支持，而是因为他在伊斯兰神学和穆斯林事务方面的专业知识——他在1934年至1935年休假期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师从塞缪尔·茨默博士学习阿拉伯语和穆斯林宗教文化，之后恢复了他在甘肃和青海的工作。霍尔顿夫妇很可能也是装备最好的，因为他们随身携带了一台电影摄影机，记录了他们30年间的部分旅行。
霍尔顿的电影最初是无声影像，没有录音。罗伯特·卡尔森和罗伯特·舒斯特在1995年添加了旁白，因此对于准确理解影像背景帮助不大。然而，这些无声片段符合民族志摄影的定义，因为所记录的大多数场景，包括穿越危险道路的骡马队和在白浪中漂流木材的水手，似乎都是高度偶然的行为，没有任何电影制作人干预的痕迹（图4）。唯一连贯的主题主要是戴着白帽的成年男性，这是他们穆斯林身份的明确标志，忙于经济活动——在马背、骡背、渡船和马车上装卸货物，以及在急流中漂流木材。
一名穆斯林男子在临夏附近的黄河上漂流木材。
除了证实临夏穆斯林擅长长途驼队贸易的刻板印象外，霍尔顿的电影还证明了他们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夏河和洮河关键水域上的劳动力社会再生产，这种现象通常只在流经甘肃省会兰州的小河段被观察到。这种劳动力的社会再生产补充了西克关于穆斯林对国家许可的伐木公司垄断的分析，因为劳动力和资本的再生产在甘肃南部民族走廊中往往紧张的民族间关系背景下，协同作用以加强穆斯林的经济生产力。用更具体的话说，穆斯林名流对区域政治和商业垄断的控制，创造了一个民族内部的社会流动复合体，吸引了穆斯林社会的底层有利可图地附属于其各个部门，如从军、文官官僚、陆路和水路长途运输，以及伐木和木筏漂流。
这些经济实践也受益于该地区的地理和环境，因为它们重新校准了穆斯林可支配的资源：广泛的跨区域贸易和宗教网络、多种语言能力、在畜牧业（特别是驮畜）方面的传统优势、在崎岖水域的航行技能，以及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工林业。世纪之交，其中一些资源因军国主义的兴起和伊斯兰改革的跨国传播而得到加强，尽管这种影响是局部性的，但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教育和民政中独特的穆斯林现代主义，以及对政治自治的内生愿望的吸引力。其他与草根劳动力更相关的技能，也随着西北地区基础设施现代化的推进，在运输道路建设、工厂建设和战争物资方面找到了新的用途，即使该地区日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国战场，斯科特1941年获奖纪录片《苦干：中国不可战胜的秘密》很好地记录了这段历史。
《苦干》是一部于1941年6月23日在纽约市伦特-方丹剧院（前身为环球剧院）首映的纪录片。它在美国许多城市巡回放映，并获得了1942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学者们还指出，该片于1941年1月1日被呈送给白宫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据称影响了他决定向蒋介石提供大量贷款和援助，作为美中抗日联盟的一部分，这比美国正式加入太平洋战争早了许多个月。
斯科特在英国香港短暂停留后正式开始了中国之旅，他在那里从边境对面看到广东已经被日军占领。随后他决定从香港乘飞机前往越南海防。从海防开始，他继续前往广西首府南宁，同时记录了在滇缅公路上艰难行进的卡车。从南宁出发，他向北到达贵阳，然后抵达蒋介石的战时首都重庆。在重庆停留几天后，他向西前往成都，从成都开车向北到达兰州。随后他进入青海，在西宁、塔尔寺和青藏边境城镇东嘎度过了行程中最长的时间。之后，他包机从西宁飞回重庆。
正是在黄河的兰州段，斯科特首次介绍了西北穆斯林的作用，这位基督教电影制作人称他们为“穆罕默德部落”。他的镜头向我们揭示了这些穆斯林作为木筏工运输羊毛和动物皮毛，以换取俄罗斯军事物资和石油的重要性。斯科特指出：“木筏是用充气的羊皮制成的，可以载重15到50吨。”他还评论说：“兰州是俄罗斯补给路线的中国终点，这条路线从北部的东突厥斯坦和苏联延伸而来。”斯科特的观察得到了关于这条北部路线对盟军援助重要性的最新研究的证实。正如马克·贝克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新建的西北公路从苏联哈萨克斯坦向兰州运送了大量战争物资。1937年12月至1941年6月间，通过这条路线的苏联援助平均每月1,000吨，不包括燃料和捐赠卡车的重量。与此同时，刘志记录道，仅1939年一年，就有4,400挺机枪、1亿发子弹、250门火炮、14万发炮弹以及1,000辆运输卡车被运送到东突厥斯坦与甘肃边境的星星峡，交给中国国民党。在对兰州黄河水道进行实地考察时，曾任伦敦《每日电讯报》记者的斯科特总结道：“南部的滇缅公路和北部的‘红色路线’确实是唯一能够从外部世界运入急需物资的道路，缓慢、费力且昂贵。”
关于水手的作用，斯科特表达了他的着迷，即穆斯林不仅在运输关键的战争物资，还在运输干草、西瓜和其他农产品，这证明了木筏漂流的技能在当地商业和贸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图5）。但在重庆政权与日本之间军事斗争加剧的背景下，国民党（KMT）理所当然地希望从苏联获得更多、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然而，这种增长完全取决于交通运输的改善，或者正如斯科特向观众所描述的那样：“中国这一部分的真正发展取决于交通问题的解决，缓慢而痛苦地，这片广袤的土地正在为未来的中国做准备，并在维护今天的中国中发挥其严峻的作用。”
两名穆斯林青年在兰州附近的黄河上漂流西瓜。
对于该地区的穆斯林来说，这意味着在公路建设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包括适合机动汽车的公路和铁路——那个时代货运的真正王者。可以预见，这两项事业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当地人力和资源。斯科特直观地解释道：“在这个边疆国家，我不断被提醒，100年前美国的先驱们正在这样的地形中挣扎，与同样顽固的自然作斗争并征服它，为建立一个伟大的现代工业社会奠定基础。”没有其他群体比马步芳的军队更适合美国先驱的形象，他们参与了道路建设。正如斯科特所观察到的：“成百上千的工人在路边劳作。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为什么自然和日本炸弹都无法切断中国的生命线。”与斯科特同时代、大约在同一时间也前往青海的另一位美国记者阿瑟·多克·巴尼特详细解释说，马步芳的军队不仅在修建公路，而且还在使它们变得更漂亮、更永久。
青海平坦的碎石公路两旁都种满了绿色的柳树和杨树苗。事实上，一项密集的植树造林计划使青海东部的山谷成为中国最绿色的地方……青海没有植树节；它有植树双周。每年春天，全省每个人都会到农村去植树。在过去的十年里，已经种植了6,100万棵树，平均全省每个人每年种植超过六棵树。
然而，公路建设和植树造林无法足够快地满足重庆对从苏联治下的突厥斯坦运来的日益增加的外国援助的贪婪需求。一项更雄心勃勃的铁路建设尝试也在进行中。1941年11月11日，天成铁路局局长凌鸿勋显然是为了回应蒋介石本人的信息请求，声明他的局已经完成了755公里铁路的路线勘测，该铁路在连续三年内每年需要8,500万元的惊人投资。凌进一步补充说，这条铁路将向西延伸两条线路，一条是从天水到兰州的400公里线路，另一条是从兰州到肃州（今天的酒泉）的860公里线路。仿佛为了说服蒋介石为这个昂贵的项目提供资金的紧迫性，凌提出玉门油田产量急剧增加，证明了在勘测完成后立即启动该路段建设并花费4,000万元是合理的。
然而，这一由国民党发起的项目，除了其高昂的成本外，在建筑材料上还有一个明显的缺口——枕木用的木材。河西走廊（兰州是其最大的大都市）因戈壁沙漠的侵蚀而完全荒芜，使得拟议中从兰州到肃州的860公里线路完全成了空中楼阁。即使是天兰线也因缺乏大量木材而不切实际。这种情况再次对甘肃南部高地的木材提出了迫切需求。斯科特没有统计数据给我们看，但他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穆斯林水手将木材从积石山峡谷漂流下来运往兰州，这些孤独的身影必须进一步砍伐黄河上游的森林，以确保通往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保持畅通。
值得注意的是，甘肃第一家火柴制造厂——兰州光明火柴厂的成立，也体现了回族马家军在该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在公司总计400股股份中，马步芳和马鸿逵共同控制了240股，确立了绝对多数控股权，巩固了他们对该企业的掌控。马家核心人物马福祥持有40股，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控制力。其余股份由临夏县长邓龙持有40股，剩下的80股则通过众筹方式由广大投资者持有。这种股权分配说明了马家是如何利用直接的金融投资和政治联盟来主导甘肃新兴产业的。他们对高地木材，特别是白杨树的垄断，是该公司成功的关键。他们的多数股权确保了决策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网络中，使工业发展与他们更广泛的经济和政治野心保持一致。1939年，马步芳创办了海洋化学厂。一年后，通过收购光明火柴厂在西宁的分厂设备，他将海洋化学厂改组为自己的青海火柴厂，并配备了六台德国制造的基础火柴生产机器。
在目前分析的三部电影——《阿夏河的秘密》、霍尔顿电影和《苦干》中，对回族木材商人和放排工的描绘，随着各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要求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在20世纪初的霍尔顿电影中，回族商人和劳工被表现为技术娴熟、独立的经济主体，他们在黄河上游的航运专长支撑了区域商业。这些电影记录了他们劳动的社会再生产，突显了他们在木材运输以及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更广泛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他们的角色是其历史上参与贸易和运输的自然延伸，不受国家干预或意识形态审查的束缚。然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苦干》将他们的劳动重新置于民族生存的叙事中。这部纪录片将回族放排工呈现为中国抗战的关键力量，通过运输木材和物资来维持对日军事斗争。在这里，他们的传统技能被吸纳进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框架中，将他们的工作转化为一种战时动员行为。因此，回族的存在不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中国抗战中的一项战略资产。
相比之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制作的《阿夏河的秘密》，则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视角，重塑了回族参与木材运输的形象。电影的核心冲突围绕着集体财产的盗窃展开，回族运输队长马哈德被塑造成反派——一个密谋利用集体资源谋取私利的投机分子。他的形象反映了毛泽东时代对独立经济参与者，特别是那些在党直接控制之外拥有深厚社区网络的人的普遍怀疑。包括回族男孩马加加在内的年轻主角们，必须学会识别并打击这些阶级敌人，这体现了该片在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功能。与早期电影中回族放排工是国家自主或爱国的贡献者不同，《阿夏河的秘密》将他们置于意识形态的审判之下，认为只有当他们的工作与党的利益保持一致时，才是合法的。总的来说，这三部电影勾勒出了一条历史轨迹：以木材贸易和运输为中心的回族经济领土化，从一种有机的、长期的实践，转变为一个政治化且充满争议的国家干预场所。
临夏回族商人史学中经济领土化的政治
甘肃南部回族经济领土化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中也成为了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官方史料系统性地掩盖了对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任何明确承认。另一方面，国家的好奇代理人——从民国官员到帝国主义探险家和民族主义民族志学者——却将这一主题视为关键的研究课题。这种表述上的差异，不仅揭示了临夏商业与民族的纠葛，也揭示了不同参与者如何界定、强调或掩盖回族商人的经济力量。
国民党时代的外部观察
例如，周振鹤于1938年撰写的青海经济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说明了外部观察者如何关注西北地区的经济部门和民族主导地位。报告详细描述了该地区不发达的工业基础：煤矿仍然依赖苦力劳动，当地铁匠只从事小规模冶炼，生产的是手工刀具和匕首，而非工业钢材。虽然青海拥有铁矿、铅矿和铜矿，但这些资源的开采和加工仍处于严格的前工业化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周的报告是受国民党政府委托的，其核心目标之一是评估青海的区域霸主马步芳及其以回族为主的军队——回回军，是否具备独立制造枪支的能力。
马鹤天（1887–1962）是一位著名学者，他曾作为国民党代表团成员，于1935年陪同九世班禅喇嘛从南京返回塔尔寺。他也对回族在临夏商业中的主导地位做了详细观察。在他的日记中，这篇最早提倡对西北进行经济投资的国民党时代文本之一，马鹤天强调了临夏独特的公立学校资助体系，该体系依赖于对洮河和夏河征收的水路税收。这些河流从积石山峡谷奔流而下，汇入黄河，为当地学校，特别是回族小学教育提供了关键的财政资源。
作为山西人，马鹤天对临夏的商会特别感兴趣。他仔细记录道，在他访问前的17年里，临夏的商业公司数量从2000多家锐减至仅300家。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投资总额的下降。相反，主要是外地公司——特别是来自他家乡山西省和邻近陕西省的公司——遭受了剧烈缩减，从二十多家减少到仅剩四家。许多公司在贷款高利率的重压下倒闭。相比之下，当地公司不仅存活下来，还巩固了资产甚至有所扩张，这清楚地表明了回族资本商业垄断地位的增强。
马鹤天对回族主导临夏水路及该地区普遍商业竞争的关注，与国家资助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贸易网络，特别是利润丰厚的羊毛产业——形成了对比。例如，日本对青海的高品质羊毛特别感兴趣，特别是有一种名为sawaru（意为触摸）的品种，被认为优于中国其他所有地区的羊毛。大多数青海羊毛通过天津出口到日本，后来又通过内蒙古包头的转运港出口。对日本调查人员来说，从西北出口的羊毛就是回族羊毛的代名词。早在1918年，马麒就在天津开设了他家族企业德义恒和德顺昌的分店。例如，在1924年至1927年间，惊人的2900万斤（约合1.6万公吨）青海羊毛从天津港运出。贸易统计数据反映了与日本深度的经济融合：尽管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从青海进口的羊毛仍激增了77.3%。
这种经济融合显然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依然持续。民国官员的报告指出，朱绍良省长（1891–1963）曾在1938年向蒋介石抱怨，西宁的羊毛正被奸商通过包头和呼和浩特进行贩运。然而，考虑到马步芳的军事政权严格控制着羊毛贸易，这些交易很可能是被默许的，而非非法。极有可能的是，那些将羊毛从青海漂流运往包头的船工，正是周振鹤和马鹤天所记录的同一批回族人。
与日本华北占领区保持一致的回族知识分子话语
虽然西北地区的外部观察者表现出更实证的兴趣，但隶属于日本华北占领政权的当代报纸《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则直接参与了关于回族商业身份的论述问题，将其构建为一种独特的国民经济基础，而非区域贸易的偶然方面。通过报纸的编辑议程，华北地区的回族精英不仅承认，而且积极推动了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他们对回族国民/民族经济（回族经济）的阐述，标志着一种在战时秩序内界定回族商业影响力边界的蓄意尝试。
华北政权的常规行政职能已由杜赞奇进行了深入分析。然而，使该政权与众不同的是两个专门为培养基层政治支持而设计的组织：新民会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新民会成立于1942年，旨在华北青年中推广日本的扩张主义议程。与此同时，1940年成立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试图将该地区的穆斯林人口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引导其影响力来加强日本对抗重庆国民党和延安共产党的地位。总部的所在地突显了它们的重要性：这两个组织都在中南海办公，那是旧皇宫的一部分，也是华北占领政权和华北方面军司令部的神经中枢。
《回教周报》是阐述华北政权下回族政治、经济和社会愿望的核心平台。当中国回教总联合会致力于巩固回族政治凝聚力时，《回教周报》则带头努力将回族经济活动构建为一项独特的民族事业，将回族商业网络提升到地方或宗教归属之外，进入更广泛的民族政治框架。通过强调回族经济的独立性，该报试图在日本帝国秩序内划定回族领土化，将回族商业呈现为华北经济版图中的一股自主力量。
一个名为回族经济史料的常设专栏，编纂了历史上由回族垄断或至今仍占主导地位的行业，包括制蜡、皮革加工以及干鲜果品贸易。这些经济活动被构建为不是孤立的行业，而是统一的回族国民经济（回族经济）的组成部分。该专栏反复强调回族经济遗产，发出了明确的界定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望，在加强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同时，在回族和汉族经济领域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日本的民族志调查加强了这种经济区分。正如凯利·哈蒙德的研究中所述，日本官员确定了北京回族的六大职业：果蔬小贩、驮畜商、骆驼商、牛羊肉屠宰及销售商、鸭子小贩和玉石商人。这些对战时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为回族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杠杆作用。《回教周报》将他们的经济角色构建为回族自给自足的基础，认为他们在这些行业中历史和当代的统治地位，验证了他们对自主经济身份的主张。
该联合会的宣传部长金吉堂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愿景，将回族的商业成功定位为他们独特民族性格的证据。该报频繁引用东京大学的日本民族学家须田照义（他调查了蒙疆和华北的回民族）以及为田英一郎（其关于回族的研究被期待为使回族身份在日本帝国话语中合法化的里程碑式研究）的研究。该报热衷于推广这些研究，强化了这样一种观点：回族经济活动不仅仅是中国商业生活的副产品，而是独立民族身份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种经济愿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对回族自治具有实际意义。该报记录了新的回族主导行会的出现，例如最近由一位回族领袖担任主席的蔬菜小贩行会。这些组织被构建为回族政治自主的延伸，其经济组织既是其独特身份的反映，也是其在日本控制秩序内独特身份的强化。总之，华北政权内的回族平台为回族提供了阐明和巩固其政治和经济身份的制度基础。虽然日本行政当局将这些发展视为战时控制的机制，但《回教周报》的回族编辑们战略性地利用这一时刻，主张一种回族经济领土化的愿景——这种愿景超越了眼前的政治偶然性，设想了一个回族经济主权能够持久的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史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将回族穆斯林认定为一个社会主义民族，这在斯大林主义正统观点来看是一个反常现象，因为后者通过四个共同特征来定义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当应用于县级或县级以下的回族社区聚落时，这四个要素可以说是可以识别的。然而，除了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共同心理素质外，从宏观民族视角来看，其他三个特征在回族身上都不成立。正如德鲁·格拉德尼和我所论证的，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出现，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企业身份——一种将广泛分散的人群统一在一个单一标题下的混合体，而对历史或文化凝聚力的关注有限。
因此，负责定义新颁布的回族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首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1951年主张，回族拥有一个基于天课（穆斯林向礼拜场所缴纳的强制性慈善捐款，随后分配给社区穷人）和苏菲门宦（监督教派内权力传承的自治、等级森严的宗教组织）宗教政治体系的独特经济体系。虽然这两个主张都可以得到历史证据的支持，但两者都不专门适用于讲中文的回族。天课制度同样被维吾尔族所实践，而门宦结构虽然在大西北——包括新疆、宁夏和甘肃——很普遍，但却排除了中国东部和中部的数百万回族。面对这些不一致之处，社会主义民族学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努力为回族共同经济生活阐述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
甘肃南部在区域上或许可以提供一个关于经济共同性的论点，但在政治上却很不方便。在那里对民族身份或经济领土化的任何明确主张，都有可能唤起该地区作为马家军阀政权堡垒的近期历史。事实上，到1950年代末，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将临夏和宁夏的民族经济领土化残余作为地方民族主义的表现进行打击，将该地区定性为回汉矛盾的一个特殊区域。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展示的那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的集体化运动，没有给这种形式的民族经济自主留下任何空间。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随着宗教的复兴和多元一体官方话语的提出——民族经济领土化的概念才作为一种合法的历史叙事重新出现，尽管这种出现是谨慎且勉强的。
1993年出版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志》，在当地许多回族干部的编辑影响下，是改革开放时代第一部在描述回族商业主导地位时表现出谨慎模糊性的官方史学著作。它避免了关于民族经济领土化的直接主张。相反，它提供了一种抽象且去政治化的描述：
他们善于经商。他们对各种手工艺、轻工业加工和餐饮业的专业化广为人知，并独树一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临夏的回族商队走遍了北京、天津、上海、四川、陕西、云贵、青藏、新疆等地，使自己成为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关键力量。
该志书没有阐述回族商人历史上主导或垄断贸易的具体行业，只是对他们在商业交换中的作用进行了模棱两可的承认。这种模糊性与学术界和官僚机构对回族经济代理人的持续迷恋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中国改革时代民族政策的架构师费孝通，明确将回族定性为青藏贸易的主要贸易代理人，强调了他们在为牧民运送物资和开辟新丝绸之路方面的历史作用。他在1986年访问临夏期间的观察，强调了一种民族分工，即回族在商业方面的专长与藏族牧民被认为的经济被动性以及汉族商人不适合高海拔贸易的特点形成了对比。
这种对识别由回族网络定义的经济地理学的持续兴趣一直延伸到二十世纪末，特别是在研究回族商人历史作用的中国学者中。到19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学术研究建立在这些早期国家资助的调查基础上，但以反映当代敏感性的方式构建了讨论。
1994年，马占魁和丁华发表了一项名为临夏回族商业发展历史与特点的研究，系统地追踪了回族商业扩张的历史轨迹。在承认回族商人在临夏市场历史地位的同时，该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将他们的主导地位构建为一种民族垄断。相反，它强调了回族商人对不同部门的适应性，与官方史学谨慎的辞令保持一致。
对回族网络经济领土化的更明确参与出现在马平1996年的文章中，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这项研究考察了临夏的回族商人如何调解中国内地市场与藏区之间的商业，揭示了一个深入青海和四川的整合良好的经济网络。马平的研究重申了回族商业主导地位的历史深度，然而，像其他二十世纪末的中国研究一样，它没有就民族经济自主得出明确的政治结论。
棉卫忠在2005年的文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中采取了更广阔的历史视角。这项研究将时间线推回清代早期，证明了回族在促进汉族主导的中国与藏族牧区之间贸易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晚清或现代现象，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通过将回族商业网络嵌入到更长期的民族间交流轨迹中，棉卫忠的工作强化了回族经济独特性的概念，同时坚持了国家偏向于民族间合作叙事而非经济竞争叙事的立场。
史学上的对比是显而易见的：外部观察者——无论是民国官员、日本帝国战略家还是现代民族志学者——都习惯性地强调回族领土化的经济主导地位，而地方官方史学则系统性地避免做出此类主张。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学术文献反映了这种紧张关系，在承认甘肃南部回族经济网络的同时，符合淡化民族经济分工的官方史学趋势。这种紧张关系揭示了西北地区围绕民族商业网络的政治敏感性。虽然回族在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的贸易存在对外部观察者来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地方史学更倾向于回避对经济领土化的明确讨论，留下的记录因其沉默和肯定而同样引人注目。
结论
二十世纪上半叶，从青藏高原东缘的循化到内蒙古河套地区的包头，黄河上游木材和放排活动的激增，最好通过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社会时间概念来理解。关键资源（最显著的是木材和羊毛）的交换，与该地区穆斯林政治权力的崛起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本文所展示的那样，经济活动的急剧增加既是穆斯林军阀所领导的深刻政治变革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这种政治变革的一个关键指标是宁夏（河套地区以南）落入了穆斯林的牢固控制之下，他们的原籍地和上游堡垒都在临夏。
然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这种社会时间戛然而止。包括刘家峡水库在内的大型水坝工程，以及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建造的众多较小工程，使得长途漂流成为不可能，而正如电影《阿夏河的秘密》所反映的那样，社会主义集体化进一步扼杀了私人创业活动。虽然现在已成为过去式的遗迹（除了穿过兰州的一小段黄河），但漂流和木材贸易的历史为理解二十世纪初回族民族身份的形成，及其随后几十年与国民党国家及其继任者共产党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关键见解。
临夏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处理，反映了民族商业在不同权力体制下如何被构建的更广泛的紧张关系。日本华北政权下的回族精英积极拥护并阐述了他们的经济独特性，将其构建为回族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和《回教周报》，回族知识分子试图将商业主导地位重构为一种资产而非负担，将回族经济网络定位为民族身份中必不可少的、自给自足的支柱。这种自我呈现不仅与当时中国官方的观察相背离，也反映了战时合作更广泛的政治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帝国赞助允许以中国民国统治下无法维持的方式表达经济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中国地方史学，特别是在后革命时代，一直混淆这一问题，以抽象、去政治化的术语描绘回族经济活动。这种对比不仅仅是学术方法上的差异，更说明了更深层的政治焦虑：对回族经济自主的公开承认，有可能扰乱民族和谐和国家统一的官方叙事。二十世纪末中国学者尽管有明确的历史证据，却不愿明确参与回族经济领土化的讨论，这说明了民族经济力量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话题。
本文的电影分析——分析回族社区及其经济网络的电影表现——通过提供一个视觉镜头来补充这些史学见解，通过该镜头，经济领土化的政治不仅被记录，而且被表演。参与回族身份复杂性的电影往往反映并放大了这些社区所面临的民族紧张局势和历史斗争。在电影描绘中，回族不仅仅是国家叙事的被动主体，而是塑造自己经济网络和领土感的主动代理人。国家资助的民族志与电影意象之间的相互作用，突显了视觉媒体在保存和挑战官方叙事方面的工具性作用。
最终，围绕回族经济领土化的史学沉默，与其在日本占领下的明确阐述一样具有启发性，展示了经济身份作为政治谈判和历史抹除工具的流动性。通过学术话语和电影表现的镜头，我们看到回族商业身份的构建远非静态——它不断被政治议程所重塑，无论是在中国民国、日本战时治理还是当代国家话语的背景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影媒介为理解民族经济领土化的多面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允许以书面历史（受政治压力限制）可能无法完全捕捉的方式表达回族自决。
致谢
我感谢汉娜·西克、大卫·斯特鲁普以及中国伊斯兰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他们在2025年春季于俄亥俄州哥伦布市举行的亚洲研究协会（AAS）会议上首次对本文提出了反馈。我也衷心感谢城山智子教授和今泉明日香教授，让我有机会在东京大学CIRJE展示这项工作，我从中受益于富有启发性和深思熟虑的讨论。我同样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和深刻的意见。
利益冲突
无。
附录
1. 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2. 见相关历史档案与甘肃南部林业集体化记录。
3. 关于《阿夏河的秘密》的发行与宣传目的分析。
4. 关于毛泽东时代高压政治下回族边缘化地位的分析。
5. 关于毛泽东时代民族代表性政治的既有研究。
6.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木材运输持续性的历史研究。
7. 关于中国民族研究中文化表演性与穆斯林宗教归属感的研究。
8. 陈斌关于长江中下游回族穆斯林商人网络的研究。
9. 1950年代以来的民族识别制度。
10. 关于黄河上游多民族走廊的地理与人口分布。
11. 关于蒙古族游牧、哈萨克族游牧及鄂伦春族身份重构的研究。
12. 关于经济领土化作为国家干预手段的分析。
13. 大卫·斯特鲁普关于当代中国化隆回族穆斯林拉面经济的研究。
14. 关于民族身份焦虑与跨民族通婚的研究。
15. 关于甘肃南部回族身份与环境经济联系的研究。
16. 关于清末民初蒙古社区去蒙古化与人口减少的研究。
17. 关于中国穆斯林社区清真标签争议的论述。
18. 汉娜·西克关于甘肃南部森林资源与木材运输的记录。
19. 1985年甘肃省木材场调查数据。
20. 关于临夏八坊十三巷及其历史渊源的研究。
21. 循化木场村的历史记录。
22. 关于临夏清真寺教派分布与木材贸易关系的研究。
23. 关于马占鳌家族木材公司垄断的研究。
24. 1926-1931年甘肃木材加工业的发展数据。
25. 关于临潭县木材输出的数据。
26. 关于马步青及其他穆斯林名流拥有人工林的记录。
27. 关于临夏穆斯林军阀与木材贸易的纪录片分析。
28. 金乐婷关于1920年海原大地震的报道。
29. 关于德国神父哈伯斯特罗在青海的活动记录。
30. 卡特·霍尔顿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学术背景。
31. 霍尔顿电影中关于穆斯林经济活动的影像分析。
32. 关于穆斯林社会内部流动性与经济部门关联的研究。
33. 关于西北军国主义与伊斯兰改革的研究。
34. 关于穆斯林现代教育与民政的研究。
35. 关于西北穆斯林政治自治愿望的研究。
36. 关于二战期间西北基础设施现代化的研究。
37. 《苦干》电影首映及获奖记录。
38. 关于《苦干》对罗斯福政府对华援助决策影响的分析。
39. 马克·贝克关于西北公路与苏联援助的研究。
40. 刘志关于1939年苏联援华物资的数据。
41. 阿瑟·多克·巴尼特关于青海植树造林的记录。
42. 凌鸿勋关于天成铁路的勘测报告。
43. 关于玉门油田产量增加与铁路建设紧迫性的记录。
44. 见相关档案记录及关于临夏商业史的早期地方志研究。
45. 参见关于青海火柴工业发展的工业史料及马步芳相关传记资料。
46. 周振鹤，《青海经济调查报告》，1938年。
47. 同上。
48. 马鹤天，《西北考察记》，1935年。
49. 同上。
50. 日本驻华领事馆关于西北贸易的机密调查报告，1930年代。
51. 天津海关贸易统计资料，1924-1927年。
52. 关于中日战时贸易的经济分析报告，1938年。
53. 朱绍良呈蒋介石密电，1938年。
5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华北占领政权的研究。
55.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蜡业的报道。
56.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皮革业的报道。
57. 《回教周报》关于回族干鲜果贸易的报道。
58. 凯利·哈蒙德（Kelly Hammond），关于日本对北京回族民族志研究的分析。
59. 金吉堂，关于回族经济与民族身份的论述。
60. 同上。
61. 须田照义，关于蒙疆回民族的调查研究。
62. 为田英一郎，关于回族身份的学术研究。
63. 德鲁·格拉德尼（Dru Gladney），关于回族作为社会主义民族的构建研究。
64. 白寿彝，关于回族经济体系的论述，1951年。
65. 地方民族主义批判相关文件，1950年代末。
66.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1993年版。
67. 费孝通，关于西北民族经济的考察报告，1986年。
68. 马占魁、丁华，《临夏回族商业发展的历史与特点》，1994年。
69. 马平，《近代甘肃、青海、四川藏区与内地贸易中的回族中间人》，1996年。
70. 棉卫忠，《清代早期河湟地区回藏贸易小议》，2005年。
71.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关于社会时间的概念。
甘肃回族共产党政府官员“叛逃”纽约：揭秘习近平如何摧毁回族穆斯林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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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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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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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查看全部
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人权 • history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96 次浏览 • 2025-03-02 01:42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查看全部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查看全部
文化大革命2.0：中国对回族穆斯林的新镇压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关键词： 新疆，中国，伊斯兰教，回族，中国化，镇压，文化革命
作者简介
安德斯·科雷（Anders Corr）拥有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政府学博士学位。他是科雷分析公司（Corr Analytics Inc.）的出版商，著有《权力的集中：制度化、官僚机构和党的国家》（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Institutionalization, Bureaucracy, and the Party-State）（2021年）一书。
1. 引言
2017年，中国共产党（CCP）对包括数百万回族穆斯林在内的中国穆斯林发动了新的镇压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Sinicization），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虽然这似乎是一个良性的目标，但中国化导致了对回族穆斯林宗教自由的广泛限制，以及对他们的文化和宗教习俗的日益侵蚀。
回族是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一千万。他们主要居住在中国西北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信奉伊斯兰教。然而，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回族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的镇压运动对回族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回族穆斯林的镇压是中国对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所有穆斯林进行更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拘留营中拘留了一百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这些营地被描述为政治灌输和文化同化的场所。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2. 中国穆斯林：历史背景
伊斯兰教在中国有着悠久而复杂的历史，早在7世纪就已传入中国。在唐朝（618-907年），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进行贸易，一些人定居下来并与汉族妇女结婚。这些早期的穆斯林社区被称为“蕃客”，他们被允许保留自己的宗教习俗和信仰。
在元朝（1271-1368年），中国穆斯林社区进一步壮大，许多中亚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元朝政府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许多穆斯林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职务。
然而，在明朝（1368-1644年），中国穆斯林社区开始面临歧视和迫害。明朝政府试图限制穆斯林的权力，并禁止他们担任某些公职。这导致了中国穆斯林社区的几次起义。
清朝（1644-1911年）对穆斯林的态度更加复杂。清朝政府的一些官员对穆斯林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而另一些官员则试图限制他们的权力。18世纪和19世纪，中国穆斯林社区发生了几次大规模起义，包括杜文秀起义和哲赫忍耶起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最初对穆斯林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然而，在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期间，穆斯林与其他宗教团体一起遭受了迫害。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宗教自由政策，但对宗教活动仍保持警惕。
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了对穆斯林的控制，实施了限制其宗教习俗和促进文化同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包括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3. 2017-2023年的镇压：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2017年，中国共产党启动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运动。这标志着中国穆斯林宗教自由的重大转变。中国化运动旨在使伊斯兰教的实践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目标相一致。
中国化运动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拆除清真寺。自2017年以来，中国各地有数千座清真寺被拆除。拆除清真寺的理由是它们是“极端主义”的象征。然而，许多被拆除的清真寺已经存在了数百年，被认为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化运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禁止阿拉伯语教学。阿拉伯语是伊斯兰教的语言，被全世界的穆斯林使用。中国共产党认为阿拉伯语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禁止在学校和清真寺中使用阿拉伯语。
中国化运动还包括限制销售清真食品。清真食品是按照伊斯兰教法制备的食品。中国共产党认为清真食品是对其统治的威胁，并限制其销售。
中国化运动对中国穆斯林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习俗，有些人被拘留或监禁。回族社区感到越来越边缘化和受到歧视。
中国共产党对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4.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
支持中国化政策的关键政策文件包括新疆臭名昭著的第10号文件和中国伊斯兰协会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
第10号文件是2017年发布的一份秘密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的政策。该文件呼吁对维吾尔族穆斯林进行大规模拘留，以及对他们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进行限制。第10号文件被广泛认为是危害人类罪的证据。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是中国伊斯兰协会发布的一份文件，概述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伊斯兰教的政策。该文件呼吁拆除清真寺、禁止阿拉伯语教学，以及限制销售清真食品。
这两份文件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镇压穆斯林的决心。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对包括回族在内的穆斯林的镇压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必须对这些侵犯行为采取行动。
中国共产党必须停止对穆斯林的镇压，并尊重他们的宗教自由。国际社会必须向中国施压，要求其改善人权记录。
词汇表
中国共产党（CCP）：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
回族： 中国最大的穆斯林少数民族。
维吾尔族： 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突厥民族。
伊斯兰教： 一个一神论宗教，以《古兰经》为中心。
中国化： 一个将非中国事物纳入中国文化或政治规范
"被忽视"的回族文化和宗教灭绝
新闻 •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68 次浏览 • 2023-03-26 23:39
自由亚洲电台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查看全部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查看全部
自由亚洲电台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新疆以"再教育营"囚禁上百万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行径，使维吾尔人的处境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外界估计，在被囚禁的穆斯林中，至少还包括十万名回族人，这一状况却鲜为人所知。近日，有人团体发布首份关于中国回族人的生存状况报告，揭示了他们面临的“灭顶之灾”。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RFA/Gemunu Amarasinghe）
人权组织“中国人权维护者网络”（Network of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和“希望之伞”（Hope Umbrella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HUIF）联合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回族生存现状的报告。
周一（3月21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协助举行活动，向外界揭示了回族穆斯林在中共治下的生存危机，以及回族文化和宗教面临被灭绝的危险。
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
报告详细叙述这个有一千万人口、分布在中国甘肃、宁夏、新疆等地的民族，如何被中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监控及拘押，并估计已有超过十万名回族人被拘禁在新疆“再教育营”。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人士马聚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这份报告对于在压迫中一直沉默的回族人而言，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发声。
马聚说：“世界上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存在，当很多专家、学者听到我说这个民族有一千多万人口，他们是中国前三大民族的时候，很多人震惊。这份报告就是意味着他们在世界上有了他们的一笔历史，记住了他们今天的苦难。”
被忽视的原因：因恐惧而沉默
马聚透露，已经有不少回族人或人权状况的关注者因为转发这份报告，或关注他在社交平台上的陈述，而在中国国内被警方传唤、抓捕。但是，这也是回族人恐惧和沉默的原因。
在周一的活动上，愿现身说法的回族人就只有马聚一人。而由他创办、旨在保护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团体“希望之伞”，也找不到其他回族人愿意和他一同在美国为该团体注册。
“已经完成”的种族灭绝
马聚表示，从1958年的“宗教改革”后，中国的回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就已被连根拔起。他形容回族人是比维吾尔人更早被“种族灭绝”，并且早已失去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特色。
报告发布者之一、回族人权活动家马聚
马聚说：“我今天在报告当中，在今天的委员会中，也明确地讲到了一点，就是维吾尔人是正在被种族灭绝的过程，而回族人已经被种族灭绝过了一次。现在就是对他们剩下的最后一点文化痕迹彻底铲除。”
马聚在会议中指出，自“911事件”后，中国政府就利用美国的反恐政策，在中国国内进行宣传战，使中国民众错误以为穆斯林都是“贼和颠覆国家的暴力分子”，近年当局更借此对穆斯林少数民族进行粗暴打压。
上述报告指出，中国政府除了以“反恐”之名监控、拘押和虐待回族人外，还以宗教“中国化”为名，破坏回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和民族特性，包括禁止回族人庆祝斋月和宰牲节、强制拆除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等。报告还指出，中国政府以“扶贫”和“生态移民”为名 ，拆散回族社群，迫使他们无法从事原有生计，而要从事报酬低下的工作。
正在遭受灭绝危机的中国回族社区, 人权组织nchrd提交给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关于回族现状的报告
人权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52 次浏览 • 2023-02-18 04:19
China’s Ethnic Hui Community at Risk of Er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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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Ethnic Hui Community at Risk of Erasure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
原文地址：https://www.nchrd.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CHRD-HUIF-ESCR-Submission-Hui.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