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
为什么总问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西方暴力与替罪羊机制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指控深度解读：为什么穆斯林总被放在审判席上（下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指控深度解读：为什么穆斯林总被放在审判席上（上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为什么总问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西方暴力与替罪羊机制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why-dont-muslims-condemn-terrorism-western-violence-and-scapegoating-in-an-age-of-islamophobia
原文标题：“Why Don’t Muslims Condemn Terrorism?” Western Violence and Scapegoating in an Age of Islamophobia
作者：Todd Green
作者简介：托德·格林（Todd Green）：托德·格林是路德学院的宗教副教授。作为一位全国公认的伊斯兰恐惧症专家，他曾于2016年至2017年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富兰克林研究员，期间就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问题提供了专业见解。他著有《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和《被推定有罪：为什么我们不应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以下文章基于后一本书。
副标题：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穆斯林回应：谁被要求解释暴力，谁被免于追问
摘要：本文回应“穆斯林为什么不谴责恐怖主义”这一常见质问。作者指出，这种问题往往把穆斯林集体当作嫌疑对象，却忽视西方国家暴力、战争责任和选择性道德审判背后的替罪羊机制。
图：“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伊斯兰恐惧症时代的西方暴力与替罪羊化
2015年2月，奥巴马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发表讲话时，正值一场新的全球危机：ISIS的崛起与蔓延。 当时，关于ISIS斩首西方记者、活活烧死约旦飞行员的新闻报道，以及要求谴责此类暴力的呼声此起彼伏，笼罩着整个活动。奥巴马在早餐会的致辞中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揭露并谴责了ISIS的暴行。
但奥巴马也敏锐地意识到，ISIS的罪行可能会在美国国内引发反穆斯林的情绪。 因此，奥巴马决定用两句话提醒听众：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
“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特例。请记住，在十字军东征和宗教裁判所时期，人们也曾以基督的名义犯下滔天罪行。”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奴隶制和吉姆·克劳法案也常常以基督的名义被辩护。”
奥巴马的这番言论迅速招致了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的谴责。 美南浸信会的拉塞尔·摩尔称奥巴马的评论是“一种错误的道德比较，是一次令人遗憾的尝试”。 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吉姆·吉尔摩称奥巴马的言论是“我这辈子听过总统发表的最令人反感的言论”。 当时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里克·桑托勒姆坚称奥巴马的言论“侮辱了每一位有信仰的人”，而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路易斯安那州州长鲍比·金达尔则嘲讽道：“总统先生，中世纪的基督教威胁已经得到控制了。”
在随后的周日，NBC的《会见媒体》节目中，外交事务记者安德烈娅·米切尔毫不客气地斥责了奥巴马。 她说：“在一名飞行员被活活烧死的这一周，你不应该费尽心思去对前人的罪孽进行哲学式的探讨。”
奥巴马到底做了什么如此糟糕的事？ 他谈论了错误的暴力类型。 他谈论了白人基督徒的暴力。 他谈到了父辈的罪孽。 他并没有谈论太久。 在一场二十分钟的演讲中，他竟然花了整整二十四秒来谈论这个话题。 但很明显，这二十四秒实在是太多了。
从比尔·马赫（Bill Maher）到阿亚安·希尔西·阿里（Ayaan Hirsi Ali），伊斯兰教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们认为，西方太害怕批评伊斯兰教，也不敢坦率地谈论伊斯兰教与暴力之间的关系。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无法坦诚讨论的，其实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所犯下的暴力行为。 但要把伊斯兰教和暴力联系起来？ 那几乎是目前唯一被热议的话题。
布什政府发动战争时，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将反恐战争中面临的威胁冠以“伊斯兰激进主义”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标签，甚至臭名昭著地将这场战争称为“十字军东征”。 自“9·11”事件以来，登记计划、拘留、驱逐出境、非常规引渡、监视、侧写、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倡议、穆斯林禁令、反伊斯兰教法法律以及其他政府行为，都预设了暴力是伊斯兰教固有的，并认为必须将穆斯林视为一个可疑的、需要安全管控的群体，认为他们天生就有从事恐怖主义的倾向。
除了国家支持的政策外，将伊斯兰教与暴力和恐怖主义联系起来，似乎已成为跨越意识形态光谱的记者和政客们最喜欢的消遣。 当穆斯林被要求（或以其他方式被命令）谴责恐怖主义时，我们最能明显地看到这一点。
例如，《纽约时报》的罗杰·科恩（Roger Cohen）坚持认为，除非温和的穆斯林真正站出来，真正说出“这不是我们的宗教”，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应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福克斯新闻的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问道：“著名的穆斯林领袖会谴责并对抗像ISIS、哈马斯等组织，并谴责且打击那些不可思议的恐怖主义行径吗？” 科恩和汉尼提分别代表了左翼和右翼媒体，但他们从根本上一致认为，穆斯林在抵制恐怖主义方面做得还不够。 在政客中，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有人在。 大卫·卡梅伦、斯科特·莫里森、巴拉克·奥巴马和唐纳德·特朗普等人，都曾公开呼吁穆斯林采取更多行动或发表更多言论来抵制恐怖主义。
为什么穆斯林不谴责恐怖主义？ 温和派穆斯林什么时候才会站出来反对恐怖主义？ 这些问题随处可见。 它们也是种族主义的体现。 但这些问题短期内不会消失。 这是因为它们服务于一个更大、更阴险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转移注意力。
著名的非裔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曾说：“种族主义的功能，其非常严重的功能，就是转移注意力。” 她当时谈论的是美国的反黑人种族主义，但她的见解同样适用于反穆斯林种族主义，因为从根本上讲，这就是伊斯兰恐惧症的本质——种族主义。
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手段，它阻碍了我们正视自身暴力的历史，也阻碍了我们去面对自己在当今暴力世界秩序中持续存在的共谋行为。 为了本文论述的需要，当我使用“我们”、“我们的”和“我们”这类词汇时，我主要指的是白人和白人基督徒。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同时却对正视我们自身暴力遗产做得如此之少，这其中包含着彻底的虚伪。
值得深思的是，在美国，白人美国人对于公开纪念可怕的暴力事件几乎没有什么心理负担，尤其是当我们把自己视为这些暴力的受害者时。 但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不义暴力、针对平民、无辜者或边缘群体的暴力的肇事者时，我们往往会竭尽全力去美化历史记录，或者干脆将这些暴力从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抹去。
我们不遗余力地纪念“9·11”事件。 我们在全国各地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来铭记这场暴力。 位于纽约市规模宏大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就是为了纪念那场可怕的暴力事件而建立的。 “永不忘记”的口号已渗透到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并被张贴在广告牌、保险杠贴纸和建筑物上，以确保我们实际上“永不忘记”美国在那可怕的一天遭到了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袭击。
但白人的暴力呢？ 或者白人基督徒的暴力呢？ 特别是如果这种暴力针对的是平民或边缘化群体？ 我们通常不会为这类暴力建立纪念碑或构思座右铭。 这是我们努力想要遗忘的暴力。 我们利用穆斯林来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并在主流媒体及其将伊斯兰教定性为暴力的执念的推波助澜下完成。
研究表明，媒体在很大程度上将伊斯兰教描绘在暴力和恐怖主义的语境中。 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虽然在2006年至2015年间，穆斯林极端分子在美国实施的恐怖袭击仅占12.4%，但这些袭击获得媒体报道的可能性却是其他非穆斯林袭击的四倍半。 2015年的另一项研究显示，《纽约时报》对伊斯兰教的描绘比对酒精、癌症和可卡因的描绘更为负面，许多关于伊斯兰教的报道都集中在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上。
伴随着持续的负面媒体报道，记者们也明确地试图在“伊斯兰国”（ISIS）的暴行与伊斯兰教之间建立一种内在联系。 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2015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被广泛引用的文章，题为《ISIS真正想要什么》。 伍德认为，“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其言下之意是，尽管恐怖主义研究领域普遍认为ISIS的暴行主要源于政治和社会条件，但这些暴行实际上源于伊斯兰教自身意识形态基因中根深蒂固的东西。
推而广之，这意味着ISIS所犯下的最严重的暴力行为——奴役、酷刑、种族灭绝——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解释的事情，因为所有穆斯林都被推定因其与伊斯兰教的联系而怀有暴力倾向，从而被视为有罪。 因此，所有穆斯林都被迫处于防御状态，被关于他们所谓与恐怖主义共谋的质疑和指控所困扰。
但感到困惑的不仅仅是穆斯林。 我们也同样感到困惑。 只要穆斯林处于守势，我们就无需去思考“伊斯兰国”（ISIS）的种种暴行——奴役、酷刑、种族灭绝——其实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历史之中。 这三个例子，连同其他案例，每一项都构成了西方暴力史上的一个篇章。 只是我们不愿铭记这段历史，也不愿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西方国家与境内外平民及边缘群体打交道的方式中，非正义的暴力行为依然在发挥作用。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动产奴隶制及其基于种族劣等假设对非洲人进行的彻底残暴与征服，铸就了现代美国的种族鸿沟；这种鸿沟至今仍在执法人员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性以及大规模监禁制度中显现出来。 奴隶制也为美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铺平了道路。 现代美国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奴隶（包括穆斯林奴隶）的背脊之上的。 奴隶制时期弥漫的种族主义和暴力，在奴隶制结束后转化为其他形式的种族恐怖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暴力，从私刑到吉姆·克劳法案，无一例外。
我们不愿铭记的是酷刑在我们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指的不仅仅是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或前现代时期的猎巫运动。 我说的是现代史。 我说的是纳粹及其使用攻击犬、鞭笞、电击和水刑，更不用说他们对活体人类进行的“科学”实验。
我说的是法国帝国从越南到马达加斯加再到阿尔及利亚所实施的酷刑。 保罗·奥萨雷斯（Paul Aussaresses）是法国军官，他在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年）期间负责监督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使用的大部分酷刑，他多年后曾说：“我们在夜间审讯的囚犯，很少有人能活到第二天早上。”
我说的是大英帝国从马来西亚到肯尼亚所实施的酷刑。 在肯尼亚的茅茅起义（1952–1960）中，英国人在拘留营中广泛使用酷刑作为镇压殖民地叛乱的手段，依靠殴打、阉割、强奸和强迫劳动来制服异见人士。
我指的是越南战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凤凰计划”，该计划针对并折磨平民，以揭露所谓的越共同情者。 该计划可能导致多达四万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人是无辜的，并未犯下被指控的罪行。
我指的是美国在拉丁美洲支持的酷刑政权和独裁统治，拉丁美洲许多高级军事独裁者和军官都是在佐治亚州本宁堡的美洲学校接受酷刑训练的。
我指的是阿布格莱布监狱和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中的酷刑，近年来这些细节已变得更加清晰。 受害者在这些地点遭受的酷刑类型包括剥夺睡眠和感官刺激、冰水“洗澡”、强制直肠喂食、强奸、模拟处决和水刑。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轻描淡写地将其中一些酷刑称为“少数害群之马”的行为，而多年后，奥巴马总统却宣称酷刑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拉姆斯菲尔德和奥巴马都错了。 酷刑一直是美国以反恐战争为名所使用的一种广泛且系统性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恰恰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 如果没有美国盟友的共谋，这些酷刑中的大部分是不可能实现的，包括欧洲国家在恐怖嫌疑人的非常规引渡中提供的协助。
而我们正是那些不愿记住种族灭绝在西方历史上占据核心地位的人。 这包括20世纪中叶欧洲的大屠杀，当时数百万犹太人及其他人被驱逐、饿死、折磨、毒气杀害并被灭绝。 但这同时也包括北美洲的种族灭绝，特别是旨在消灭该大陆原住民人口的行动。 当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首次“发现”美洲时，原住民人口有数百万之多，当时居住在该大陆的人数可能多达1600万。 根据人口普查，到1900年，仅剩下约237,000名原住民。 这种人口减少的部分原因是蓄意清除原住民的行径，例如1864年的沙溪大屠杀，以及19世纪末对北加州尤基人的系统性灭绝。
在这一切之中，我们不愿承认白人基督徒是其中的核心参与者。 白人基督徒通过援引《圣经》文本和主题来为动产奴隶制辩护，从《旧约》中“含的诅咒”的故事（《创世记》9:25），到《新约》中要求奴隶“战战兢兢地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的命令。 白人基督徒制定并执行了奴隶法典，以及维持奴隶“服从”的系统性暴力。 在1877年至1950年间，白人基督徒领导了私刑暴徒，殴打、残害并杀害了超过4,000名非裔美国人。 白人基督徒竭力维持吉姆·克劳法下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在必要时使用暴力来抵制民权活动家的非暴力直接行动。 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来信》中严厉批评的正是那些温和派白人基督徒，因为当非裔美国人在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遭受严重不公和暴力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只会说些“虔诚的废话和道貌岸然的琐事”。
从中世纪开始，白人基督徒就一直在折磨犹太人、穆斯林、政治对手和囚犯。 白人基督徒对酷刑的支持一直持续至今。 2014年，《华盛顿邮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6%的白人天主教徒、69%的白人福音派教徒和75%的白人主流新教徒认为中央情报局的“强化审讯技术”是合理的。
殖民时期的美国白人基督徒向造物主祈祷，希望“我们的以色列”能够战胜“被诅咒的亚玛力人”。 这是对《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5章故事的引用，其中造物主命令扫罗王消灭亚玛力人——包括妇女、男人和儿童。 清教徒基督徒很容易将自己视为建立新以色列的人，并认为自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要将这片新的应许之地从原住民（即新的亚玛力人）手中清洗干净。
白人基督徒援引“昭昭天命”来为他们针对原住民的运动辩护，声称要“使之基督教化并文明化，去发号施令并被服从，去征服并统治”，并要“将红皮肤的魔鬼赶进洞穴并埋葬他们”。 白人基督徒通过基督教传教士学校，按照白人基督教的标准来“教化”原住民，从而实施了文化灭绝。
德国的“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与纳粹联手，为种族灭绝的国家行为提供了神学基础。 他们通过利用德国基督教反犹太主义的传统，包括马丁·路德那篇臭名昭著的论文《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达成了这一目的。
当然，白人基督徒所做的远不止这些。 他们也曾为废奴而战，参加塞尔玛游行，抗议中央情报局（CIA）的酷刑，并抵制纳粹的拉拢。 但如果不谈白人基督徒所扮演的角色，就无法完整讲述此处讨论的暴力事件。
可悲的是，这段历史我们一直极力掩盖或试图遗忘。 毕竟，针对原住民种族灭绝的纪念馆在哪里？有类似“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样的存在吗？ 我能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里找到关于中央情报局（CIA）酷刑的展览吗？ 在白人基督徒占主导的美国，那些要求我们“永志不忘”奴隶制和私刑的保险杠贴纸和广告牌在哪里？
不断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段。 这迫使穆斯林去解释自己、证明清白、捍卫自己的人格。 然而，我们其他人对他们的努力依然不买账。 所以我们不断地问同样的问题。 一遍又一遍。
但要求穆斯林谴责恐怖主义也分散了我们自己的注意力。 这使我们无法正视自己的暴力历史，也无法认识到西方国家之所以崛起并掌握权力，是建立在令人发指的残酷暴力之上的。 这使我们无法提出批判性的问题，即我们当前的国家安全倡议和外交政策，是如何为一种暴力的世界秩序辩护的，而这种秩序至今仍带有白人至上主义和西方霸权的烙印。 这使我们无法用“恐怖分子”一词来形容那些长相与我相似、拥有相同文化或宗教背景，或在我政府中任职的暴力分子。
当我们如此分心时，我们便对这种彻头彻尾的虚伪视而不见：即要求穆斯林去拒绝那些我们自己几乎从未被要求拒绝，更不用说去赎罪的暴力行为。
归根结底，当涉及伊斯兰教与暴力的问题时，穆斯林无需向我、向像我这样的人、向美国政府，或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媒体精英做出任何解释或辩护。 无需任何解释。
我们需要向穆斯林解释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以国家安全、反恐战争和帝国之名对穆斯林所说和所做的一切进行补偿。
我们需要讲述关于我们自身暴力历史的真相，并正视“父辈的罪孽”——以及他们的后代所犯下的罪孽。
我们需要消除干扰，集中精力拆解军工复合体、战争机器以及我们协助建立的酷刑制度，正是这些制度助长了滋生如此多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条件。
我们需要鼓起勇气，不再将穆斯林视为对手，而是将他们视为盟友和共同的建设者，共同努力推翻建立在剥削、贪婪、破坏和死亡之上的旧世界秩序，并重建一个反映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最高原则——正义、仁慈、同情与和平——的新世界秩序。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总统在全国祈祷早餐会上的讲话”，白宫，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cn32e29 。
• 朱丽叶·艾尔佩林（Juliet Eilperin），“奥巴马在祈祷早餐会上谈及十字军东征和奴隶制后遭到批评”，《华盛顿邮报》，2015年2月5日，https://tinyurl.com/yb4zdy4e 。
•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总统有史以来发表的‘最冒犯性’言论”，《大西洋月刊》，2015年2月6日，https://tinyurl.com/y74xp6my 。
• 亚历山德拉·贾菲（Alexandra Jaffe），《奥巴马因十字军东征的比较而受到抨击》，CNN，2015年2月7日，https://tinyurl.com/yc3vumgf 。
• 《〈会见媒体〉节目文字记录——2015年2月8日》，NBC新闻，2015年3月18日，https://tinyurl.com/y9bbzobd 。
•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国家民主基金会讨论反恐战争》，白宫，2005年10月6日，https://tinyurl.com/y7rzsb6w 。
• 阿伦·昆德纳尼（Arun Kundnani），《穆斯林来了！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伦敦：Verso出版社，2014年）；托德·H·格林（Todd H. Green），《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明尼阿波利斯：Fortress出版社，2015年），第267–76、279–84、286–87、299–302页；《美国的反伊斯兰教法法案》，南方贫困法律中心，https://tinyurl.com/yctqv2h6 。
•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温和派穆斯林也难辞其咎》，视频，1:55，CNN，2015年1月9日，https://tinyurl.com/y7upgaa5 。
• 艾莉·桑德迈尔（Ellie Sandmeyer）与米歇尔·梁（Michelle Leung），《穆斯林领袖已全面谴责伊斯兰国，但保守派媒体不会告诉你这些》，美国媒体事务组织（Media Matters for America），2014年8月21日，https://tinyurl.com/y7zygmep 。
• 引用自 T·埃隆·丹西二世（T. Elon Dancy II），《黑人男性身体与（后？）殖民大学：身份政治与精英管理的暴政》，载于《学院里的黑人：韧性、成就与成功叙事》，编者：布莱恩·L·麦高恩（Brian L. McGowan）、罗伯特·T·帕尔默（Robert T. Palmer）、J·卢克·伍德（J. Luke Wood）及大卫·F·希布勒二世（David F. Hibbler Jr.）（汉普郡：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6年），第165页。
• 艾琳·卡恩斯（Erin Kearns）、艾莉森·贝图斯（Allison Betus）与安东尼·勒米厄（Anthony Lemieux），《是的，媒体确实低估了一些恐怖袭击的报道。只是并非大多数人所想的那样》，《华盛顿邮报》，2017年3月13日，https://tinyurl.com/ycdswbq7 。
• 多尔汉·阿布萨利姆（Dorgham Abusalim），《研究：《纽约时报》对伊斯兰的描绘比酒精、癌症和可卡因更负面》，《Mondoweiss》新闻网站，2016年3月5日，https://tinyurl.com/ybxjk35y 。
• 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伊斯兰国真正想要什么》，《大西洋》月刊，2015年3月，https://tinyurl.com/mb5os8d 。
• 爱德华·E·巴普蒂斯特（Edward E. Baptist），《从未被讲述的一半：奴隶制与美国资本主义的形成》（纽约：Basic Books出版社，2014年）；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一部全球史》（纽约：Vintage出版社，2014年）；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必然的帝国：新世界的奴隶制、自由与欺骗》（纽约：Metropolitan Books出版社，2014年）。
• 引用自布鲁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所著《恐怖主义内部》（Inside Terrorism）（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0页；另见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所著《野蛮的和平战争：阿尔及利亚1954–1962》（A Savage War of Peace: Algeria 1954–1962）（纽约：纽约书评经典出版社，2006年）。
• 大卫·安德森（David Anderson）所著《被绞死者的历史：肯尼亚的肮脏战争与帝国的终结》（Histories of the Hanged: The Dirty War in Kenya and the End of Empire）（纽约：W.W. 诺顿公司，2005年）；卡罗琳·埃尔金斯（Caroline Elkins）所著《帝国清算：英国在肯尼亚古拉格集中营的未述历史》（Imperial Reckoning: The Untold Story of Britain’s Gulag in Kenya）（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2005年）。
• 西摩·赫什（Seymour M. Hersh），“移动的目标：伊拉克的反叛乱计划会重蹈越南的覆辙吗？”，《纽约客》，2003年12月15日，https://tinyurl.com/y6wtof3q；迈克尔·奥特曼（Michael Otterman）所著《美国酷刑：从冷战到阿布格莱布监狱及以后》（American Torture: From the Cold War to Abu Ghraib and Beyond）（伦敦：冥王星出版社，2007年），第71页。
• 莱斯利·吉尔（Lesley Gill）所著《美洲学校：美洲的军事训练与政治暴力》（The School of the Americas: Military Training and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Americas）（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
• 关于反恐战争中美国支持的酷刑的完整报告，请参阅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关于中央情报局拘留与审讯计划的研究报告》，2014年12月3日，https://tinyurl.com/hltk455。
• 埃德·皮尔金顿（Ed Pilkington），“参议员就虐待被拘留者指控拉姆斯菲尔德”，《卫报》（英国），2008年12月11日，https://tinyurl.com/ychmtfgs；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关于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报告的声明”，白宫，2014年12月9日，https://tinyurl.com/yajx9uo5。
• 克里斯·马托·努帕（Chris Mato Nunpa），“芬芳的祭品：种族灭绝、《圣经》与美国原住民，精选案例”，收录于史蒂文·伦纳德·雅各布斯（Steven Leonard Jacobs）编辑的《直面种族灭绝：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Confronting Genocide: Judaism, Christianity, Islam）（兰哈姆，马里兰州：列克星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 亚当·琼斯（Adam Jones）所著《种族灭绝：综合导论》（Genocide: 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6年），第73–75页；本杰明·马德利（Benjamin Madley）所著《美国种族灭绝：美国与加利福尼亚印第安人的灾难，1846–1873》（An American Genocid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alifornia Indian Catastrophe, 1846–1873）（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16年）。
• “美国的私刑：直面种族恐怖的遗产”，平等正义倡议组织（Equal Justice Initiative），访问于2018年12月28日，https://tinyurl.com/yck9x3d8。
•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伯明翰监狱来信”，宾夕法尼亚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63年4月16日，https://tinyurl.com/y9xqb2xn。
• 莎拉·波斯纳（Sarah Posner），《基督徒比非宗教信仰的美国人更支持酷刑》，载于《宗教快讯》（Religion Dispatches），2014年12月16日，https://tinyurl.com/m3nybrf。
• 约翰·科里根（John Corrigan），《新以色列，新亚玛力：圣经中关于宗教暴力的劝诫》，载于《从耶利米哀歌到圣战：宗教、暴力与美国》，由约翰·D·卡尔森（John D. Carlson）和乔纳森·H·埃贝尔（Jonathan H. Ebel）编辑（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4页。
• 布伦丹·C·林赛（Brendan C. Lindsay），《谋杀之州：加利福尼亚州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1846–1873年》（林肯：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7页。
• 乔治·E·廷克（George E. Tinker），《传教士的征服：福音与美洲原住民的文化灭绝》（明尼阿波利斯：堡垒出版社，1993年）。
• 罗伯特·P·埃里克森（Robert P. Ericksen），《大屠杀中的共谋：纳粹德国的教会与大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年）；多丽丝·L·伯根（Doris L. Bergen），《扭曲的十字架：第三帝国的德国基督教运动》（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96年）；苏珊娜·赫舍尔（Susannah Heschel），《雅利安耶稣：纳粹德国的基督教神学家与圣经》（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年）。
•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论犹太人及其谎言》，载于《新教改革》，由汉斯·J·希勒布兰德（Hans J. Hillerbrand）编辑（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9年），第137–149页。
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指控深度解读：为什么穆斯林总被放在审判席上（下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恐怖组织意识形态分析——极端分子如何将伊斯兰教变成暴力神话
以下是一个经常被知识分子和善意人士忽视的讨论部分，但它却是最关键的。 许多穆斯林急于否认任何将伊斯兰教与暴力联系起来的说法，他们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即把某件事归结为纯粹的政治事件，而忽略了这些恐怖组织如何利用宗教修辞作为其极权主义和仇外意识形态发展的关键工具。 相反，许多作者只讨论其意识形态层面，并假设这些恐怖运动是在社会政治真空状态下产生的。 他们没有关注政治不稳定、压迫和战争对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日常焦虑的影响。 甚至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也说过，
（将焦点完全集中在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学者从未与来自其他社会和国家的穆斯林生活在一起，也往往从未与他们交谈过。
许多专家和论辩者继续指责伊斯兰教，却未能将伊斯兰教与主流穆斯林的实践，以及犯罪组织所发展的意识形态教条区分开来，而正是这些教条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其他穆斯林信徒区分开来。 他们声称必须正确使用“伊斯兰”这个词来识别敌人。 是的，如果我们不能识别敌人的意识形态，那是很危险的。 但如果将他们的意识形态简化为与全球五分之一人口共享的“伊斯兰”标签，从而故意忽视是什么区分了这些群体以及是什么在刺激他们的运动，那就更加危险了。 那么，推动这些组织的主要宗教教义是什么？ 这些思想是如何演变的，它们与主流穆斯林的信仰有何不同？ 这些组织创造了什么原则，使他们从其他穆斯林的视角来看，从神学走向了神话？ 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专注于这些激进群体思想的历史谱系，他们追踪了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影响，以及这些思想产生的背景。 伊斯兰世界中的许多声音开始强调后殖民时代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运动和对西方化的抵制。 在这个时代，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在独裁统治下受苦，这些政权经常被视为试图压制自由，并积极试图将国家转向世俗化。 一些政治活动家试图动员国民反对压迫他们的政府，声称伊斯兰教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按照伊斯兰教义领导的政府，并废除世俗统治。 这种修辞最终被极端分子采纳，并将其与普遍教义和反对非伊斯兰统治的持续冲突结合起来。 1979年，当阿富汗被苏联入侵时，出现了呼吁全世界穆斯林加入其运动的抵抗组织，称保卫伊斯兰国家免受外来侵略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只有通过身体力行的圣战，伊斯兰的辉煌才能在现代重现。 由于这一目标与情感混杂在一起，这种修辞变得越来越极端，也越来越偏离真正的伊斯兰教义。 1996年，奥萨马·本·拉登呼吁穆斯林对美国进行圣战，理由是美军在沙特阿拉伯的存在、美国通过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导致穆斯林丧生、对伊拉克的经济制裁以及他们在伊斯兰世界其他地区冲突中的介入。 通过操纵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不满情绪，奥萨马·本·拉登成功扩大了影响力和吸引力，但他违反了伊斯兰道德准则中重要的一条禁令，即禁止攻击平民。 尽管他呼吁穆斯林抛弃内部争端和分歧，团结起来以获得更强大的政治力量，但随着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ISIS的出现，这一呼吁也被忽视了，转而优先考虑危险、极权、不宽容且暴力的宗派主义。 对于ISIS来说，战争不是一种手段，而是目的，流血和暴力被他们所崇拜。 因此，意识形态的演变逐渐演变成一种邪教，进而变成了一种暴力神话。 那么，定义像ISIS这样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意识形态的关键组成部分是什么？ 他们的动机可以概括为五个主要因素：1）哈里发乌托邦；2）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3）排斥主义（Takfeerisme）；4）极权主义圣战；以及5）末世论。 每一项教义都需要一篇单独的文章来探讨其含义和起源。 但目前，仅提供简要说明。
“哈里发”乌托邦
许多此类激进组织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幻想通过复兴“哈里发统治体系”或“哈里发国”来创造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社会。 但什么是哈里发？ 哈里发（Khilafah），从语言学上讲意味着继承，但从历史上看，它指的是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导权。 无法确定使用的是哪种政治领导类型，因为哈里发这个词既被赋予了由社区选举产生的人（例如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也被用作君主制体系（如倭马亚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王朝所实行的），或者仅仅是一个没有任何权力的领袖头衔（如布韦希王朝和塞尔柱帝国时期的阿拔斯王朝统治）。 为了在现代民族国家和国际关系的时代给哈里发概念和伊斯兰政府下定义，人们试图给出许多不同的定义，描述了宪政民主、伊斯兰宪法与世俗宪法的区别以及人民主权等各种概念（关于这些作品的综述和书目，请参考安德鲁·F·马奇的《政治伊斯兰：理论》，2015年）。 更重要的是，激进运动并不关心任何连贯的政治政府体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表面的象征或形象。 哈里发这个词激发了人们对前殖民时代的强烈怀旧感，那时穆斯林按照自己实施的价值观管理自己的国家。 全世界的穆斯林一直在讨论伊斯兰科学的黄金时代，以及伊斯兰学术、大学和医院的历史传统，这些都是在伊斯兰世界率先开创的。 但仔细想想，仅仅提到哈里发这个词，一个辉煌灿烂的文明突然出现在沙漠中，这仅仅是一种幻想。 这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意识到，衡量的标准不是领导者的头衔，而是实际的政府形式以及伊斯兰宪法中伦理原则的建立——公正、透明并维护人民的权利。 伊斯兰学者指出，伊斯兰国家的重要要素是公正和安全体系的稳固建立。 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和仆人，而不是皇帝。 如果不重新引入这些伦理治理原则，伊斯兰国家的情况将无法解决。
以“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为名的否定人权
“忠诚与背离”（Walaa’ wal-Baraa’）是神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指保持与造物主所尊崇和喜爱的一切事物的联系，同时努力与不道德和造物主所憎恶的事物隔绝。 但在激进组织的解释下，这一概念已成为将所有人粗暴分类为善与恶的工具，声称所有非穆斯林都是邪恶的，犯有罪行，必须受到恶劣对待。 通过将世界置于“我们对抗他们”的冲突中，他们否定了外来者的人权，也否定了他们的福祉。 任何与非穆斯林交朋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穆斯林个人，都将被视为叛徒，并被归类为罪犯。 这也违背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实践和教导。 先知欢迎其他宗教的信徒以及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如何对待纳吉兰的基督徒外交官和麦地那的犹太家庭，他也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权利，正如我们在他参与“盟誓”（Hilf al-Fudul，麦地那几个部落之间保护受压迫者的协议）中所看到的那样。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非穆斯林表现出尊重和赞赏，例如穆提姆·伊本·阿迪（Mut’im ibn Adi），他曾反对古莱什人对穆斯林的抵制。 他还教导追随者，他们可以在非穆斯林部落中和平安宁地生活，正如他告诉他的同伴富代克（Fudayk）的那样（《伊本·希班圣训集》）。 《古兰经》（9:60）中也明确指出，伊斯兰教的目标，包括天课（Zakat），是为了吸引非穆斯林的心向往伊斯兰社会，这不可能通过暴力实现。 早期穆斯林世代非常理解这一原则；当欧麦尔·伊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担任伊斯兰帝国统治者时，一位来自埃及的基督徒农民来见他，向他投诉一位穆斯林王子，欧麦尔发现该王子确实压迫了农民，便下令让农民获得赔偿（《Kanz al-Ummal》）。 激进组织引用来支持生存冲突意识形态的经文，往往是对那些指代穆斯林与麦加古莱什人之间状况的经文的误读。 例如《古兰经》60:1节，开头提到：
“你们不要以我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为盟友。”
但随后解释说，这节经文指的是古莱什人，他们……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将你（从圣地麦加）驱逐，也是因为你信仰安拉——你的造物主（《古兰经》60:1）。
这段经文随后以先知易卜拉欣为例，当他的追随者拒绝其教导并试图将他投入火中时，先知易卜拉欣便离开了他们。 显然，这些经文并没有教导如何与和平的非穆斯林进行常规互动，而这段经文的后续部分明确指出：
“安拉不禁止你们善待那些未曾因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未曾把你们从家园驱逐出去的人，安拉确实喜爱公正的人。” （《古兰经》60:8）。
绝对化的“塔克菲尔”（Takfeer）
这些恐怖组织的核心教条是排斥任何不同意其原则的穆斯林。 在阿拉伯语中，这被称为“塔克菲尔”（takfeer）——即指责或宣布某人为异教徒的行为。 《古兰经》禁止这种傲慢的行为：
“你们不要（急于）对向你们表示和平的人（通过致以问候或念诵清真言）说：‘你不是信士’”（《古兰经》4:94）。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谴责这种行为，他说道：
“凡是称呼其兄弟为异教徒的人，他自己反而有罪”（《布哈里圣训实录》）。
这种“塔克菲尔”行为是早期异端团体“哈瓦利吉派”（Khawarij）的主要特征。 该团体反对先知的圣门弟子，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才是修行最好、最纯洁的群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预言过哈瓦利吉派的出现，并描述了他们的特征——一群缺乏学者指导、充满激情的年轻人，外表虔诚但缺乏真正的灵性，口号响亮但行为邪恶。 恐怖组织也利用“塔克菲尔”来宣布所有由“以非安拉启示的方式进行统治”的政府所管辖的伊斯兰国家为异教徒国家。 他们受到对现有独裁统治不满情绪的驱动，这种情绪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很普遍，因此他们能够招募民众，意图重建基于真正信仰的统治。
“被进攻者（穆斯林）已获准作战，因为他们受到了压迫；安拉确实有能力援助他们（取得胜利）。他们被无理驱逐出家园，仅仅因为他们说：‘我们的主是安拉’。” “如果安拉不让一部分人去抵御另一部分人的侵略，那么（基督徒的）修道院、教堂、（犹太人的）会堂以及（穆斯林的）清真寺——这些常被纪念安拉之名的地方——必将被拆毁。安拉必会援助那些援助他宗教（伊斯兰教）的人。” （《古兰经》22:39–40）
极权主义的“圣战”
“圣战”（Jihad）是一个在伊斯兰词汇中常被误用的词。 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词意为“奋斗”，先知穆罕默德 ﷺ 曾说：
“真正进行圣战的人，是那些为了安拉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艾哈迈德圣训集》）。
《古兰经》中也存在身体力行的圣战概念——如果为了抵御敌人的攻击（《古兰经》22:39）和拯救他人免受压迫（《古兰经》4:75），这是一种合法且公正的军事行为。 《古兰经》禁止对平民或未参与对抗穆斯林战斗的人实施暴力（2:190）。 然而，在恐怖组织的计划中，这是他们最有价值的武器。 对他们而言，圣战意味着善恶之间永恒的冲突，他们坚持认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必须永远充满暴力和流血，直到世界末日。 他们还无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倡导的和平努力，例如《侯代比亚和约》中体现的精神，或安拉关于一旦敌人停止战斗就应停止战斗的命令：
“如果他们停止战斗，那么除了对不义者外，不得再有敌对行为。” （《古兰经》2:193）
这些团体声称，这种暴力动荡是恢复哈里发统治的唯一途径。 教育、社会改革、医疗保健、就业——这些都被该意识形态的追随者所忽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对伊斯兰社会来说是不完整的解决方案。 在他们的思维中，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暴力来拯救。 值得问他们的是：暴力是否曾解决过伊斯兰世界的任何问题？ 谁从这些暴力中获益了？ 伊斯兰国家的压迫程度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无辜者的生命是被拯救了，还是依然在被杀害？ 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和针对信徒的犯罪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 显然，这种方式只会带来恶劣和负面的后果。
末世论
这种极端主义信仰神话结构的最后一部分，是一种荒谬的观念，即他们是世界末日的代理人，是末日降临的迎接者。 穆斯林相信世界末日，伊斯兰末世论经常讨论“末时”，即暴力和残酷变得更加明显的时期。 然而，ISIS的末世愿景与其他穆斯林的区别在于，他们坚信自己将带来世界末日，并将在达比克（Dabiq，他们以该地名命名其杂志）开启善恶之间的终极战争。 由于他们对末世论的极端解读，他们认为奴隶制在末世将变得更加普遍，因此他们必须通过奴役妇女来重启奴隶制。 他们的方法忽略了伊斯兰神学中几个重要的基本原则。 首先，世界末日不会在人类的帮助下发生，它只会根据造物主的意愿发生。 人类只需要在地球上的生命中坚持行善。 其次，仅仅因为某事看起来像末日的迹象，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据此提出宗教观点。 声称因为末世会有很多奴隶，所以一个人就应该奴役他人是错误的——在伊斯兰教中，奴役他人是错误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在审判日，奴役自由人的人将面对安拉作为他的敌人（《布哈里圣训实录》），《古兰经》也提到释放奴隶是通往安拉的道路（90:11-16）。 第三，一个人不能强行解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预言的末日迹象。 例如，关于“奴隶将生下他们的主人”这一圣训，最权威的解释认为，这是指年轻人对父母的负面态度。
结论
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是最崇高的志向。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你们中最好的人，是那些对他人最有益的人”（《塔巴拉尼圣训集》）。 伊斯兰教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将人类通往安拉的灵性旅程与关怀他人的道德旅程结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由历史上伟大的文明所展现的生活方式，今天，它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所坚守的生活方式。 当今世界中这种暴力且被诅咒的意识形态是一场威胁我们所有人的灾难，必须从各个层面进行集体抵制。 然而，当专家和政客们参与伊斯兰恐惧症的修辞，并将伊斯兰教本身贴上敌人的标签时，他们做了一件危险的事——他们划出了一条线，将穆斯林置于敌对阵营。 他们利用对海外犯罪组织的仇恨，来煽动对自己国家内穆斯林家庭的仇恨。 间接地，他们自己也助长了这些恐怖组织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这种修辞会孤立这个少数群体，并使他们相信针对伊斯兰教的战争确实存在。 仇视伊斯兰教的派别和暴力狂热分子所推崇的叙事，必须通过对伊斯兰教和暴力话题进行客观、基于事实的分析来予以反击。 本讨论集中于几个要点：暴力并不专属于某种信仰体系，而是恐怖组织吸收了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文化或任何非宗教意识形态的理念，以构建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 伊斯兰教代表着16亿信徒的社区，他们坚守慈爱的价值观，正如经文所言：“你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回击（针对你的恶行）；这样，那个与你敌对的人，会立刻变得如同你的挚友。” （《古兰经》41:34），以及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宽容和怜悯所有人的实践。 恐怖组织操纵宗教修辞，并重塑伊斯兰词汇以服务于他们自己的议程。 尽管他们自认为是伊斯兰的，但经过重新评估，他们在价值观和实践方面与世界各地绝大多数穆斯林毫无共同之处，并完全无视圣经的教导和伊斯兰的基本原则。
恐怖组织并非在真空中出现，而是在政治不稳定、动荡、意识形态狂热追随者以及战争创伤的环境中滋生。 存在一种将这些恐怖组织与伊斯兰教其他信徒隔离开来的教义，应关注于反击这些教义，并支持伊斯兰社区，使他们能够通过真正的伊斯兰教导，在社区内部抵制这种修辞。 这是解决此问题的唯一途径：孤立激进的修辞，并消除任何关于它是“伊斯兰”的说法。 只有通过支持培养慈爱、怜悯、公正和相互尊重价值观的教育努力，我们才能朝着解决当今挑战的方向迈进。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加州州立大学仇恨与极端主义研究中心最近指出，2016年反穆斯林犯罪比前一年增加了89%。这正如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html 中所讨论的那样。
•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 ... c1e90 。
• http://nypost.com/2016/08/15/m ... tant/ 。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 ... .html 。
• http://www.nytimes.com/2011/07/25/us/25debate.html 。
•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每日战争）。 杰森·特纳（Jason Turner）。
• http://necrometrics.com/20c5m.htm 。
• 《无神论者的时代》（The Age of Atheists）。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 第10章——布尔什维克科学无神论运动。 他引用了保罗·弗罗斯（Paul Froese）的《杀害造物主的阴谋：苏联世俗化实验的发现》作为引用资源。
• 《政府造成的死亡》（Death by Government）。 R.J. 拉梅尔（Rutgers,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4）。
• 1998 格雷戈里·H·斯坦顿（Gregory H. Stanton）。http://www.genocidewatch.org/a ... .html 。
• 冲突边界的脆弱性也是研究的对象。 例如，弗朗切斯科·卡塞利（Francesco Caselli）和威尔伯·约翰·科尔曼（Wilbur John Coleman）提出了一个关于暴力和“种族距离”的模型，他们将其广义定义为包含“身体、宗教、语言和其他文化差异”的累积效应。 卡塞利，F. 和科尔曼，W. J. (2013), 《种族冲突理论》（On The Theory Of Ethnic Conflict）。 《欧洲经济协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1: 161–192。
• 关于宗教和语言对群体内部凝聚力联系的讨论，请参阅 Oromiya-Jalata Deffa。 《同质性对群体内部凝聚力的影响：西方侨民中少数群体社区的宏观层面比较》。 《多语言与多元文化发展杂志》（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第37卷，第 4期，2016年。
• http://www.holocaustmuseumswfl ... e.pdf 。
• http://www.nytimes.com/2009/03 ... .html 。
• https://www.theguardian.com/sc ... ology 。
• 这种错误在《大西洋月刊》2015年广泛发表的文章《ISIS真正想要什么》中也很明显，作者格雷姆·伍德（Graeme Wood）加入了空洞的陈述：“事实是，伊斯兰国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如果不说明我们是使用恐怖分子的伊斯兰定义，还是主流伊斯兰社会的定义，这根本毫无意义。 这篇文章试图通过零星引用文学作品来提出这一奇怪的断言，而没有参考主流伊斯兰社会权威机构对相同经文的规范性解释。 事实上，该文章的主要学术引用来源，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伯纳德·海克尔（Bernard Haykel）在2015年2月的CNN采访中承认：“我不是决定ISIS是否偏离[伊斯兰教]的人…… 你必须是一名穆斯林和伊斯兰法学家才能做出判断。” 然而，这一重要的承认并没有在伍德的文章中提到，更不用说世界各地的学者、伊玛目和伊斯兰领袖宣布ISIS与伊斯兰教相抵触的声明了。 奇怪的是，伍德的文章更多地集中在试图区分ISIS教义和基地组织教义，而不是区分这两个组织与主流伊斯兰教。
• 阿乔曼德，赛义德·阿米尔（Arjomand, Saïd Amir）。 “麦地那宪法：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乌玛’（穆斯林社群）行为的社会法律解读”，《中东研究国际期刊》41.4 (2009): 555-75。 网页
• 赛义德·伊本·穆赛耶布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经常向一个犹太家庭捐赠钱财，这种做法在先知去世后，仍被穆斯林社会长期延续。 《钱财之书》（Kitab al-Amwal），阿布·乌拜德·卡西姆·伊本·萨拉姆（卒于回历224年），第727–728页，达尔·舒鲁克出版社，1989年。
• 《伊本·希沙姆传》，第2卷，第239页。
• 汗·M.N.（Khan MN） “与人类和谐相处：伊斯兰教与非穆斯林”，SpiritualPerception.org。
• 汗·M.N.（Khan MN） “对《古兰经》的五大误引”，SpiritualPerception.org。
• 参见下文标题为“当穆斯林男女表达对沙里亚的渴望时，他们指的是什么？”的讨论 出自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所著的《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第52–63页，他们在书中解释了为何这一点对于解读任何有关穆斯林态度的资料至关重要。
• 阿布·伊斯哈格·沙提比（卒于回历790年），《一致性》（al-Muwafaqat），第1卷，第38页。
• 这是法学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被称为“as taghayyur al-fatwa bi-taghayyur al-zaman”（法律裁决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83年）指出，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的大部分法律裁决都被他的学生阿布·优素福（卒于回历182年）和穆罕默德·伊本·哈桑·沙伊巴尼（卒于回历189年）修改过，这种改变并非因为不同意经典，而仅仅是因为社会状况随时代发生了变化（《Mabsut》第8卷，第178页）。 如果如此多涉及社会事务（mu'amalat）的裁决在短短一代人内就会发生改变，那么在后工业时代重新评估和语境化这些裁决就显得更加必要。 这一点将在未来关于前现代马尔萨斯经济在语境化中世纪法学家话语中作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安拉意欲如此（InshaAllah）。
• 伊本·盖伊姆，《伊拉姆·穆瓦基恩》（I’lam al-Muwaqi’een），第4卷，第337页，伊本·贾兹出版社第1版。
• “世界穆斯林：宗教、政治与社会”（2013年4月30日）。 皮尤研究中心。
• 参见，例如，萨拉赫西（卒于回历490年）、布尔汉丁·哈纳菲（卒于回历616年）、伊本·萨阿提（卒于回历694年）、阿布·巴拉卡特·纳萨菲（卒于回历710年）。 伊本·胡马姆（卒于回历861年）在《Fath al-Qadeer》中解释了将对抗能力归因于穆斯林的原因（第5卷，第311页）。 这一理解也得到了先知关于此事的传述证实，即惩罚适用于那些分裂和对抗社会的人——al-mufariqu li’l-jama’ah（《布哈里圣训实录》）。
•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麦加居民达成了协议。 这被称为《侯代比亚和约》，其中一条明确允许离开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返回麦加居民的怀抱。
• 皮尤调查结果在此处得到了准确报道，并得到了该研究中心詹姆斯·贝尔的证实：http://empethop.blogspot.ca/20 ... html. 然而，这位博主的个人评论及其试图进行的解读，反映出他并不了解穆斯林社会的基本动态.
• 正如约翰·埃斯波西托和达莉亚·莫加赫德在《谁代表伊斯兰教说话》中所讨论的那样，第73–74页。
• 关于此主题的不同视角和辩论的概述，可在阿尔苏菲（AlSoufi RHA）的“伊斯兰传统中安拉的刑罚（Hudud Allah）及其惩罚的辩护策略”中找到。 （爱丁堡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 卡萨尼，《Badaa’i al-Sanaa’i》，第9卷，第250页。
• 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法律基础，即“布莱克斯通准则”，以英国法律从业者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卒于1780年）的名字命名，他在《英国法律评注》（1760年）中提出了这一观点。
• https://thinkprogress.org/conw ... 2358.
• 在2014年比尔·马赫的HBO节目中，反伊斯兰论战者萨姆·哈里斯声称，和平的穆斯林是“并未完全信仰的挂名穆斯林”。 换句话说，唯一不暴力的穆斯林是那些实际上并不践行其宗教教义的假穆斯林。 这种解读在此处得到了更详细的处理（《偏执的策略》，汗·M.N.，SpiritualPerception.org）。
• 伊斯兰历史学教授蔡斯·罗宾逊写道：“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字面主义者’，即他们并非死守《古兰经》和先知圣训的字面意义。” 相反，他们强调那些符合其意识形态的经文，而忽略或拒绝那些与他们意识形态不符的经文。” （罗宾逊，《三十个人生中的伊斯兰文明：最初的1000年》。 2016年。 第211页）。
• 2001年10月21日对记者泰瑟尔·阿卢尼的采访
• ISIS也利用这种报复逻辑作为杀害美国记者史蒂文·索特洛夫的辩护。在《达比克》第四期中，他们写道：“他的被杀是美国政府傲慢和违规的结果，同时也要求全体美国公民承担责任，因为这是由他们通过投票、选举和税收所选择、批准和支持的政府所为。”引自：http://www.independent.co.uk/n ... html. 索特洛夫的母亲在引用《古兰经》经文“一个负罪的人，不负别人的罪”时，对伊斯兰教有着更好的理解.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控制麦加后废除了这种复仇杀戮的做法，他首先拒绝了自己部落为报复其堂弟拉比阿·伊本·哈里斯之死而提出的复仇要求。
• 由于现代学术界高度孤立的性质，这三个因素在不同的文献中被分别讨论：社会学家关注环境因素和社会不公如何引发民众行动，政治科学家关注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运动中的影响，而心理学家则关注社会疏离、孤立和复杂创伤的影响。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讨论相关，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
• 托比·克雷格·琼斯。 “美国、石油与战争”，《中东美国历史杂志》2012年，99: 208–218。
• 理查德·加菲尔德。 “1990年至1998年伊拉克儿童的发病率与死亡率：评估海湾战争和经济制裁的影响”。
• 吉尔伯特·伯纳姆等。 “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的死亡率：一项横断面聚类抽样调查”。 《柳叶刀》，第368卷，第9545期，1421–1428。
• https://raniakhalek.com/2013/0 ... ima/.
• http://www.telegraph.co.uk/com ... html.
• http://www.nytimes.com/2014/08 ... %3D0.
• 特鲁尔斯·哈尔伯格·通内森，“扎卡维还是萨达姆的继承人？ 伊拉克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之间的关系”，《恐怖主义视角》，第9卷，第4期，2015年8月。
• 艾伦·特拉维斯。MI5报告挑战了关于英国恐怖主义的观点，《卫报》，2008年8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 ... ism1.
• 人类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兰奇概述了学术界关于暴力运动兴起辩论中通常出现的以下三个论点：“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更容易受到暴力和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布鲁斯 2000）；原教旨主义者是具有政治目标的穆斯林，他们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而操纵伊斯兰教（埃斯波西托 2002，哈菲兹 2003，米尔顿-爱德华兹 2005）；最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是作为历史进程，由具有魅力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支持者（如毛杜迪、班纳和库特布）所开启。” （马兰奇，《理解穆斯林身份——重新思考原教旨主义》。 2008年。 第21页）。
• 同上。 第58页。
• 米尔顿-爱德华兹在其著作《1945年以来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2005年）中，提供了关于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塑造了许多现代运动的见解。
• 例如，赛义德·库特布对“贾希利叶”（非伊斯兰的蒙昧）一词的解释，即“一方对另一方的统治”，有时被用来支持伊斯兰教与其它文明对立，且不能与非伊斯兰政府共存的观点（威廉·谢泼德。 “赛义德·库特布的‘贾希利叶’学说”。 《中东研究国际期刊》，第35卷，第4期，第521–545页）。 尽管恐怖分子热衷于利用这些思想，但也有人认为库特布的著作必须在反对压迫政权的背景下理解，并参考了被恐怖分子所忽视的人权主张；赛义德·库特布写道：“强迫改宗是对最不可侵犯的人权的最严重侵犯…… 信仰自由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人权，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 （《古兰经》荫下：FI Zilal al Quran的英文翻译，第1卷，第212页）。 库特布的英文译者阿迪尔·萨拉希在评论极端分子对库特布著作的使用时说：“也许可以说，或许有一定道理，赛义德·库特布的论点过于强硬，这为极端主义提供了平台。 在这里，我们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作者在多大程度上应该为被读者误解而负责？ 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案例中，他的大多数读者坚持认为他反映了伊斯兰教所践行的中道”（第7卷，xii），并且“暴力被[赛义德·库特布]所憎恶，正如它被那些珍视正义和自由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思想者所憎恶一样”（第8卷，xv）。
• https://en.wikisource.org/wiki ... _War.
• 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写道：“宗教法律的目的是在人类中建立正义，因此任何能够实现正义和公平的方法都被视为宗教教义的一部分，并不与之冲突”（《Turuq al-Hukmiyyah fi Siyasah al-Shar’iyyah》，第11页）。
• 伊玛目阿布·哈尼法（卒于回历150年）：“将特定土地称为‘伊斯兰之地’或‘不信之地’（kufr）的目的，并非关于伊斯兰教或不信本身。 它区分的是安全与不安全”（引自卡萨尼的《Bada’i al-Sana’i》）。
• 如需简要概述，请参阅艾哈迈德·赖苏尼博士在《革命法学》（2013年）中对该主题的讨论，第22-27页。
• 为了加强这一观点，人们经常引用那些生活在帝国征服时代并支持对敌对政治势力进行持续“扩张”政策的中世纪法学家的思想。 然而，正如谢尔曼·杰克逊教授所指出的，像伊本·鲁世德（卒于回历595年）等法学家的主要担忧，实际上是为了确保面临外国入侵威胁的伊斯兰领土的安全（杰克逊·S，《圣战与现代世界》。 《伊斯兰法律与文化杂志》第7卷（1），第17页）。 相反，极端运动损害了全人类的安全，并参与了毫无意义的流血事件，因此，他们的方法与伊斯兰教义完全背道而驰。
• 伊本·哈杰尔·阿斯卡拉尼（卒于回历852年）在《Fath al-Bari》（1/122）中提到。 另请参阅卡斯塔拉尼的《Irshad al-Sari》和卡什米里的《Fayd al-Bari》中的替代观点，这是一种语言学方法，指代一般事物的反面。
伊斯兰与恐怖主义指控深度解读：为什么穆斯林总被放在审判席上（上篇）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1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selamanya-dihakimi-islam-pertuduhan-tentang-keganasan
原文标题：Selamanya Dihakimi: Islam & Pertuduhan Tentang Keganasan
作者：Dr. Nazir Khan
作者简介：纳齐尔·汗博士（Dr. Nazir Khan）：纳齐尔·汗博士是一位医学博士、临床神经科学家、伊斯兰神学家，也是古兰经科学专家。他目前担任麦克马斯特大学助理教授，同时也是诺丁汉大学伊斯兰神学专业的博士候选人。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背诵了整部《古兰经》，获得了《古兰经》全部十种诵读法（ijāzāt）的主要和次要传述路径的认证，并获得了六部圣训集以及多部伊斯兰神学著作的传授认证。他担任志愿伊玛目多年，也是曼尼托巴伊斯兰协会教法委员会的顾问。在医学院毕业后，他在曼尼托巴大学完成了放射诊断学的住院医师培训，并在卡尔加里大学完成了神经放射学的专科培训，拥有双重委员会认证。他在医学科学和伊斯兰神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独特地应对有关信仰、理性和科学的当代挑战性问题。他是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并曾担任雅金研究所加拿大分部的创始主席。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如何回应“伊斯兰支持暴力”的指控？
摘要：本文分析为什么每当暴力事件被冠以伊斯兰名义，穆斯林就常被迫为整个信仰辩护。作者区分宗教、极端主义、政治暴力和伊斯兰恐惧症，说明更准确的讨论方式才能真正理解暴力根源。
图：永远被审判：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指控
著名文章《ISIS想要什么？》 摘自《大西洋月刊》，文中写道：“现实情况是，伊斯兰国确实是伊斯兰的。 非常伊斯兰。” 当然，如果不解释“伊斯兰”一词的含义、谁有权对其进行解读，以及为什么主流社区中的每一个权威机构都宣布ISIS的意识形态违反了伊斯兰教的戒律，那么这句话就毫无意义。 本文将就极端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宗教暴力提供一些见解。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 ——唐纳德·J·特朗普，美国总统。如今，伊斯兰教已成为媒体和公共话语中的热门话题，经常在政治家、政治分析家、活动人士、学者甚至普通民众之间进行辩论。 各种暴力事件经常以伊斯兰教的名义发生，因此，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时，穆斯林群体对媒体中针对其信仰的指控早已习以为常。 这些指控认为伊斯兰教本身应对这些暴力事件负责，并间接暗示所有信徒都因支持一种宣扬暴力的教义而有罪。 受这种言论的影响，许多人对穆斯林采取了行动，导致西方国家的仇恨犯罪数量增加。 2016年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堪萨斯州逮捕了一个名为“十字军”的右翼激进组织，该组织被发现储存了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并企图袭击当地的穆斯林移民群体，因为他们信奉“只有死掉的穆斯林才是好穆斯林”这句话。 2016年8月，一名伊玛目和他的助手在离开纽约清真寺时头部中弹身亡。 他们是被一名曾公开表达对穆斯林仇恨的男子枪杀的。 2016年6月，珀斯的一座清真寺外发生汽油弹爆炸，当时数百名信徒正在里面礼拜。 2011年，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在挪威杀害了77人，以引起公众对其宣言的关注。该宣言宣扬反伊斯兰斗争，声称伊斯兰教是对欧洲的巨大威胁，并反复引用了美国伊斯兰恐惧症者的言论不少于64次。 穆斯林儿童因其信仰在学校经常受到欺凌，穆斯林女性因佩戴头巾在公共场所遭到袭击，而清真寺和社区中心也成为了不负责任者的攻击目标。
这些反应中没有一个能为任何暴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无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做了什么，在回答这些暴力是如何产生的、他们如何通过宗教教义来表达这些暴力，以及他们的宗教理解为何与社区应有的实践不同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巨大的困惑。 这些都是应该被澄清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阐明以伊斯兰教名义实施暴力的运动的性质，来纠正当代的话语。 我们需要一种更具建设性的话语，以确保社会超越当前的偏执和言论趋势，并开始合作解决当下的挑战。 本文将讨论以下四个问题：
- 将宗教与暴力挂钩 -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 - 伊斯兰世界暴力运动的起源 - 暴力运动的意识形态分析
当我们听到有关以宗教名义进行的暴力或大规模暴行的新闻标题时，这些行为很快被用作证明某个宗教是邪恶的证据，因此它必须被消灭。
但所谓“宗教是暴力根源”的真正含义是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任何宗教的存在、表达或实践都需要某种暴力行为？ 如果一个人花时间深入思考大多数宗教信徒并不暴力这一事实，就会改变这种看法。 或者我们实际上是指，相比于基于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其他任何“主义”的激进意识形态，宗教意识形态更容易产生暴力的信徒？ 试想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基于民族主义的冲突，夺走了1500万人的生命；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涉及的法西斯主义，夺走了大约6000万至8000万人的生命。 而与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原则相关的法国大革命，竟有近4万人被送上断头台！ 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人们凭什么认为宗教意识形态比其他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战争潜力？
那么，源于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暴力又该如何解释呢？ 例如，人们如何看待苏联共产主义政权实施的反宗教暴力？他们试图积极消灭宗教，并以“科学无神论”取而代之。 由于相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语）和“难以言喻的粗暴”（列宁语），并认为它应该被消灭，苏联政权杀害了数千名神职人员，摧毁了教堂、清真寺和宗教学校，以实现他们想要的乌托邦。 苏联政权造成的杀戮极其严重，据估计有近6200万人丧生。
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可以说明，一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或世俗内容并不是暴力潜力的决定因素。 相反，是排外和极权主义的性质使其能够服务于旨在消灭政治对手和扩张领土的暴力组织的利益。 任何需要统一和排斥外来者的意识形态都有可能导致暴力。
通过《种族灭绝的八个阶段》一文，乔治梅森大学的格雷戈里·斯坦顿教授揭示了非人化（去人性化）的危险：“否定他人的基本人性是允许在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况下进行杀戮的第一步。” 他还强调了反对仇恨言论和宣传的重要性，这些言论否定了少数群体的基本人性，并制造了针对他们的敌对行为。
这也成为了评估一种意识形态的试金石——如果它宣扬对非信徒的残酷批评和敌对态度，那么它就必须受到抵制；如果某种宗教的解读导向了上述方向，那么它也必须受到主流信徒的抵制（下文概述了主流穆斯林社会如何拒绝和否定恐怖组织对伊斯兰教的操纵）。
排外主义和极权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具体取决于它们发展的背景。 试图获取权力和资源的团体将利用社会中现有的界限。 当暴力运动出现在具有强烈民族认同的社会中时，他们通常会利用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来推动其政治议程。 当暴力在具有强烈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地区爆发时，这些激进运动将利用种族问题作为其策略。 因此，在坚持强烈宗教认同的地区，暴力运动的言论将围绕宗教意识形态展开，并操纵宗教经典中的神圣经文，为世俗的剥削提供来自后世的辩护，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这是否意味着宗教与暴力之间的联系仅仅是一种副作用，是其他地缘政治因素的副产品？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简单化。
当冲突爆发时，人们会聚集在最能给他们带来情感力量和最强群体内部团结感的认同周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常被视为个人加入武装运动动机的解释。 由于宗教具有极强的培养情感和社会团结的能力，政治上对宗教认同的利用在人类文明史上反复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宗教要求暴力，而是因为对宗教的承诺会培养出强烈的情感，并强调社区、目标、牺牲和真理。 这种强烈的情感刺激成为了外部激进分子利用宗教来构建极权意识形态的肥沃土壤。 但在这方面它并不独特，因为其他世俗意识形态和情感，如民族主义自豪感、文化、种族和/或语言，也同样容易被这些恐怖组织所吸收。 之前的历史讨论已经对此给出了准确的描述。 犯罪组织对宗教的滥用并不意味着对宗教本身的否定；在冲突中，科学和技术进步也经常被滥用。 我们不会因为纳粹的优生学、红色高棉的人体实验或颅相学而否定所有科学；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宗教是人们在冲突中依赖的强大社会认同，就否定宗教。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讨论并非毫无实际影响的空谈。 现代将宗教作为暴力主要根源的论战偏执的危险在于，它并不能阻止仇恨和暴力，反而通过制造另一种威胁——即针对特定宗教信徒的排外主义——加剧了问题。 它根本没有为解决世界复杂冲突提供批判性的视角，反而为持续的敌对言论营造了一种有毒的氛围。 为了迈向实际且有效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超越这种言论，共同团结起来，相互建设。
将伊斯兰教与暴力挂钩——指责伊斯兰教及其信徒
不幸的是，在今天，任何与暴力相关的事物都会被与伊斯兰教联系起来，更不用说那些在每次实施暴力时都将自己与伊斯兰教挂钩的恐怖组织的存在了。 结果，全球超过16亿穆斯林不得不面对将自己与他们并未犯下的罪行区分开来的挑战。 事实上，每一个权威的伊斯兰组织、全球的伊玛目和清真寺都多次谴责了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但遗憾的是，这些声音往往被媒体所强调的虚假信息所掩盖——人们会忽略媒体不关注的内容——他们只会看到恐怖组织与被反复提及的“伊斯兰”一词之间的联系，而不会听到大多数穆斯林谴责这些恐怖组织行为的声音。
甚至，媒体和政治家们已经将焦点转向讨论“伊斯兰教”本身是否暴力，以及这些恐怖组织是否配得上“伊斯兰”的称号。 但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谁更有资格定义“I-S-L-A-M”这个词？ 很明显，当恐怖分子说出“伊斯兰”这个词时，其含义与超过15亿自认为是该宗教真正代表的男女老少口中说出同一个词时的含义截然不同。 标签上的名字可能相同，但内容却大相径庭。
《古兰经》谴责暴力：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至仁主的仆人，是在大地上谦逊而行的；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祝你们平安。’” (25:63) “你们当在安拉的道上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安拉确是不爱过分者的。” (2:190) “对于没有因为你们的宗教而攻击你们，也没有把你们从故乡驱逐出境的人，安拉并不禁止你们善待他们，公平对待他们。” (60:8)
穆斯林心中的伊斯兰教
对于主流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代表着一种通往造物主的精神旅程，即只崇拜他并关爱他的创造物（《古兰经》4:36）。 全球穆斯林坚信，仁慈与爱（阿拉伯语为rahmah）是全能造物主（《古兰经》1:1）、他的使者先知穆罕默德 ﷺ（《古兰经》21:107）以及伊斯兰教（仁慈的宗教）的基本属性。 伊斯兰价值观通过《古兰经》中的多处经文展现出来，即始终以善报恶（例如《古兰经》25:63, 41:34），即使对那些憎恨和敌视我们的人也要保持公正（《古兰经》5:8），只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对抗（例如《古兰经》2:190），并以善意和公正对待那些不攻击我们的人（《古兰经》60:8）。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为穆斯林树立了榜样，即使面对那些迫害他和他的追随者的人，他也给予宽恕，并教导穆斯林要始终怜悯世间万物（《提尔米济圣训集》），并“对所有人施舍，即使信仰不同”（《伊本·阿比·谢巴圣训集》）。 《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严厉谴责暴力；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凡枉杀一人的，如杀众人；凡救活一人的，如救活众人。” (5:32)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只要一个人不流血，他就会保持平静。”（《布哈里圣训实录》）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建立了一份著名的契约，宣布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基督徒神职人员受到他的保护，他还制定了著名的《麦地那宪章》，宣布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相互支持，并确立了两个社区的宗教自由。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成为了每一位穆斯林应与非穆斯林保持积极关系的榜样。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曾亲自资助并设立持续性基金，以支持麦地那贫困的犹太家庭。他还曾在自己的清真寺里接待来自纳吉兰的基督徒，并允许他们在寺内进行礼拜。这些言行代表了全球主流穆斯林社会心中伊斯兰教真正的慈悲本质。 关于伊斯兰教中有关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互动教导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此文章。
恐怖分子眼中的伊斯兰教
然而，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伊斯兰教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 它被他们的政治议程所操纵和编排，仅仅是为了统治世界，并意图消灭他们的反对者。 这些恐怖分子总是寻找能为其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依据的经文。正如其他伊斯兰恐惧症者一样，他们会选择性地引用并曲解《古兰经》中的经文，在完全无视文本背景、历史语境以及伊斯兰学者解释的情况下，进行泛泛的解读。 例如，他们引用了一段关于麦加居民向穆斯林发动战争的经文：“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古兰经》2:191），却完全忽略了紧随其后的经文：“你们当为安拉而战，以反抗那些与你们作战的人”，以及下一句：“如果他们停止了，那么除了对那些作恶者外，不得再有敌意。” 他们这种错误且虚假的解读缺乏学术价值（详见此文章的详细阐述），除了得到志同道合的罪犯和反穆斯林的仇外群体认可外，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但穆斯林难道不支持沙里亚法吗？
“沙里亚”一词经常被讨论和争论，但它在主流穆斯林心中的含义，与被极权主义运动和媒体所过滤、歪曲后的含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从阿拉伯语角度来看，“沙里亚”意为道路或路径。其原则建立在学者们讨论的“沙里亚五大目标”（Maqasid al-Shari’ah）之上：保护生命、信仰、理智、财产和家庭。 它代表了一种旨在提升社会福祉的全面方法。 沙里亚必须与“费格赫”（Fiqh，伊斯兰法理学）相结合，即人类在特定语境下，如何将神圣法律和原则应用于现实世界的解释。 费格赫是动态的，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更重要的是，人类对其的解释必须始终与伊斯兰神学原则保持一致，即坚持慈悲、公正和智慧。 正如伊斯兰神学家伊本·盖伊姆（卒于回历751年）所言：
沙里亚的整体精神就是公正、慈悲、智慧和福祉。 因此，任何将公正替换为不公、将慈悲替换为残暴、将福祉替换为混乱、或将智慧替换为愚昧的裁决，都不应属于沙里亚的范畴，即使某些解释声称它是。
对于武装团体而言（不幸的是，由于媒体的影响，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沙里亚仅指一套被称为“侯杜德”（hudud）的刑事惩罚。 事实上，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经常被伊斯兰恐惧症者引用，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即主流穆斯林与这些武装团体并无区别——毕竟，这些残酷的惩罚在一些国家得到了很大比例穆斯林的支持，不是吗？ 然而，这是一种误解。 关于伊斯兰法律中有关“侯杜德”的讨论以及当代穆斯林对此话题的看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但这种调查方法本身存在问题，因为它使受访者的回答过于简单化（通常只有“是”或“否”），受访者几乎没有机会表达他们对所讨论宗教概念的理解或无知。 例如，“叛教”（ridda）在古典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并未被归类在刑事惩罚部分，而是被归类在战争部分，因为当时有一种特定的理解，即它适用于武装反抗者。 因此，将这些法律称为“叛教法”本质上是错误的，尽管大多数现代穆斯林对这些法律的历史背景和详细背景并不十分了解。 大多数学者一致认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确实践行了宗教自由原则。 此外，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也遗漏了一些对于正确解读数据至关重要的信息。 最常被引用的一部分是：88%的埃及人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 然而，一项子群体分析发现，那些拒绝沙里亚法的埃及群体，相比于那些希望实行沙里亚法的人（86.3%），反而更倾向于支持对叛教者处以死刑（95.7%）。 这可能是一个悖论，毕竟，为什么拒绝宗教法律的人，反而对宗教持有更强硬的看法呢？ 事实上，对叛教的强硬态度并不一定是由严格遵守神圣法律的宗教热情所决定的，更多是受到维护面子和荣誉的文化观念、反对西方化的政治立场，或是该国内部与其他群体（例如科普特基督徒）冲突的驱动。 （科普特基督徒） 穆斯林社区领袖也会认为，这一统计数据与一种更广泛的现象一致：即一些不太虔诚的信徒可能持有更强硬、更不宽容的宗教观点。当宗教的作用被降级为一种缺乏学者指导的身份标签时，这种情况通常会发生。 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则发现，谴责恐怖主义行为的穆斯林通常会引用宗教基础作为反对的理由，而那些表示支持的人通常引用的是政治理由。 回到所谓伊斯兰法律规定的残酷惩罚这一问题，调查再次忽略了重要的解释背景和历史语境。 当被问及《古兰经》中规定的惩罚经文是否有效时，当然会有许多人猜测绝大多数穆斯林会回答“是”。 但更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法律在今天是如何被理解和置于语境中的——例如从费格赫的角度来看。 这些法律在伊斯兰法律书籍中受到深入讨论，其中会根据严格的条件进行剖析和评估，仿佛其目的是让这些惩罚无法被执行——这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指出“侯杜德”是一种心理威慑，并鼓励追随者不要执行这些惩罚，他说：
“尽可能避免执行侯杜德；如果对被告有任何疑点，就不要执行。” “因为法官在宽恕时犯错，远好过在判刑时犯错。”
简而言之，伊斯兰学者之间关于沙里亚的讨论，远比伊斯兰恐惧症者、媒体和恐怖组织所描绘的要复杂和严谨得多。
媒体和公众眼中的伊斯兰教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大众媒体已经接受了恐怖分子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形象，并通过反复将其与每天发生的犯罪联系起来，间接地推广并将其正常化为伊斯兰教的真实写照。 甚至许多政客强调，在命名恐怖组织时必须加上“伊斯兰”一词。 “如果你不知道你在对抗谁，你就无法对抗敌人！” 他们严厉地说道。 但如果我们把恐怖分子与一个拥有15亿信徒的社区联系起来，这又能提供什么帮助呢？ 如果我们坚持对罪犯和安居乐业的社区成员使用相同的标签，这难道不会引起混乱吗？ 人类是简单的生物，这种“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连番轰炸，必然会导致反穆斯林情绪的增长以及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
当坏人经常被冠以各种称呼，如“激进伊斯兰”、“伊斯兰恐怖分子”等时，这些称呼中唯一反复出现的词汇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那个词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 这种情况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自豪地宣布了一项“击败伊斯兰的5步行动计划”，最终因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而撤回。 这促使我们思考——为什么你一定要坚持使用一种让你能够“说漏嘴”宣布对一个宗教发动战争，并将拥有16亿信徒的宗教信徒归类为罪犯的术语？ 为什么一个人非要使用那种——因为“说漏嘴”——而将盟友误认为是敌人的标签？ 将恐怖运动贴上代表伊斯兰教的标签，其诽谤性和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 更糟糕的是，16亿穆斯林被悄悄地描绘成伪穆斯林，因为这种说法含蓄地（有时甚至不加掩饰地）暗示他们实际上信奉的是不纯正的伊斯兰教，或者没有字面意义上地遵循经典。 “字面主义=激进主义”的假设虽然普遍，但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 武装团体也经常陷入复杂的争论和政治/情感修辞中，试图说服其他穆斯林，《古兰经》中指令的直接含义完全是错误的——他们声称《古兰经》中禁止自杀的规定（4:29）与自杀式爆炸（他们更喜欢称之为“牺牲性殉道行动”）毫无关系，或者《古兰经》中仅对抗那些对抗你的人的指令（2:190）必须以比喻的方式理解，以最广泛的形式将全世界所有人类都卷入这场“全球反伊斯兰战争”中。 例如，奥萨马·本·拉登曾因支持9/11袭击而受到质疑，因为先知穆罕默德 ﷺ 明确谴责任何涉及平民的袭击；他回应称该指令只是相对的：“我同意先知穆罕默德禁止杀害妇女和儿童。 “这是事实，但它不是绝对的……我们必须以牙还牙。” “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妇女和无辜者，我们也会杀害他们的妇女和无辜者，直到他们停止。” 这些恐怖分子将复仇作为力量的源泉，辩称敌人杀害妇女和儿童的行为，证明了他们杀害敌人阵营中妇女和儿童的报复行动是正当的——尽管这种出于复仇的杀戮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禁止的“蒙昧时代”（Jahiliyyah）陋习。 这些恐怖分子不仅远离字面解释，甚至还回避任何对他们政治利益造成阻碍的神圣经文。
伊斯兰世界恐怖运动的起源
如果伊斯兰教义明确谴责并反对这类杀戮，那么这种混乱是如何发生的呢？ 恐怖主义现象是一个新现象，因此任何解释其出现的科学努力都必须考虑近期的历史因素。 中东发生了什么，加速了这种动荡并导致了这种暴力政治运动的出现？ 哪些因素影响了基地组织及其后续组织ISIS等恐怖运动的发展？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一个人内心需要发生怎样的转变，才能使他变得暴力和残忍？ 对当代和过去案例的广泛研究或许能让我们了解到，这些恐怖组织的出现和蔓延虽然是多因素导致的，但可以归纳为以下因素：1) 政治压迫、动荡和不稳定；2) 人民遭受苦难和创伤；3) 具有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狂热领导人。
就像火需要空气、燃料和热量一样，上述三个要素是恐怖组织滋生的核心本质。 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中东近期的历史中发挥作用的。 世界上有许多伊斯兰国家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但中东地区在一个世纪以来一直遭受铁腕统治，人民被残酷统治，并被剥夺了任何基本人权和自由。 外部势力也经常对该地区表现出浓厚兴趣，并且在“石油战争”期间毫不介意动用军队，正如罗格斯大学中东历史教授托比·克雷格·琼斯（Toby Craig Jones）所指出的：
“始于70年代波斯湾的军事化模式，已成为美国支持和蓄意军事化运动以及脆弱的威权政权的产物。” 向石油独裁者大量出售武器，以及决定在海湾地区建立依赖并赋予当地领导人权力的地缘政治军事指挥部，导致了充满军事色彩的脆弱权力平衡。
在经历了数十年的铁腕政权统治（该政权在1991年至1998年间杀害了22.
7万名伊拉克儿童）后，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使局势进一步恶化，事实证明这对该地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有人估计，在入侵后的3年期间，有70万或更多的伊拉克人死亡。 该地区的苦难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以下统计数据或许能简单说明他们所经历的痛苦：仅在费卢杰市，由于辐射（来自武器中的贫铀），出生缺陷的病例数是广岛和长崎两地总和的14倍以上。 许多在新生儿身上出现的严重畸形，是医生们此前从未见过的。 一个遭受创伤的群体，就是一个脆弱的群体。 这创造了一个极其成熟的背景，从而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混乱恐怖运动。 心理学家兼神经科学家伊恩·罗伯逊教授解释说，无论是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吉普赛人或残疾人的大屠杀，还是塞尔维亚政权对波斯尼亚人的大屠杀，亦或是红色高棉政权对柬埔寨人民的屠杀——尽管意识形态各异，但针对人类的暴力起源往往是相似的。 他还指出，ISIS同样是由一个遭受暴力、压迫和复仇言论侵害的脆弱群体所驱动的。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当暴力成为常态，人类的心智就会变得扭曲，从而使最不道德、最不可理喻的事情得以发生。 当纳粹对犹太人的暴行发生时，集中营里的卡波（Kapo）囚犯管理制度使得这些暴行的受害者转而成为了施暴者。 在纳特·特纳起义的案例中，为了散布“恐惧和焦虑”，美国非裔奴隶的妇女和儿童被杀害——奴隶制暴行的受害者本身也成为了这种无差别暴力的牺牲品。 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既有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一个权力真空。 在一个曾经有三分之一婚姻发生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地区，一种新的暴力宗派政治品种出现了。 新政府通过类似的残酷迫害，继承了不同族群之间的隔阂。 此外，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们在随后的事态发展中依然发挥着作用。
《纽约时报》在2014年8月报道称，ISIS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前军官。 我们理应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些众所周知的世俗主义实践者、复兴党的前将领们会加入一个宗教运动？ 他们是经历了一夜之间的精神觉醒，还是更有可能是一群唯利是图、权力欲极强的个人，为了重掌权力而不惜一切代价，从而与ISIS合作并对抗政府？ 事实上，历史学家和研究员特鲁尔斯·哈尔伯格·托内森指出，许多美国监狱（如布卡营）成为了叛乱分子、小罪犯和复兴党官员的会面场所，他们共同分享对努里·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的仇恨，并建立了一个拥有新意识形态的新组织。 罪犯、军人、狂热分子、叛乱分子，所有人汇聚在一起，这种丑陋的结合导致了被称为ISIS的现代恐怖组织的成立。 这种意识形态的修辞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进行全球扩张的方式，并成为从世界各地招募追随者的平台。 在西方国家，加入ISIS的个人被西方与伊斯兰之间存在生存冲突的言论所诱惑（这种言论不断被西方媒体煽动）。 参与暴力的个人通常不善社交，往往通过互联网被激进化，与他们当地的穆斯林社区隔绝，且被发现缺乏足够的宗教教育。 一份被《卫报》讨论过的英国军情五处（MI5）研究文件引用道：
他们不是宗教狂热分子，绝大多数参与暴力的人并不是虔诚的宗教实践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宗教一无所知，可以被视为宗教实践中的初学者。 他们中很少有人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的，而且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新皈依宗教的人。 他们中有些人曾涉及吸毒、酗酒和嫖娼。 军情五处还发现证据表明，稳固的宗教信仰是抵制暴力激进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