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真的是个基督教国家吗？
作者：5Pillars (DH)
2026年2月23日

迪利·侯赛因认为，英国充其量只是在仪式和文化上保留了基督教色彩，但在国家结构和社会运作上，它完全是个世俗国家。他指出，极右翼分子所谓的“捍卫基督教遗产”，不过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昨天，我不大耐烦地看了一场 TalkTV 的辩论，简直是浪费时间。参加者是英国改革党的伦敦市长候选人莱拉·坎宁安和几位右翼评论员，他们在那儿争论英国到底是不是基督教国家。

整个过程让人尴尬。倒不是说这个问题本身不该问，这其实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尴尬的是这场讨论一点深度都没有，逻辑混乱，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欠缺。这些自诩为资深政客和专家的人，整场辩论都没离开过那些狭隘的口号和所谓的“文化战争”套路。

所以，咱们还是把这个前提说明白。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二战后的全球秩序中，也就是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当今世界大约由197个被承认的主权国家组成。每个国家都有明确的边界，理论上都拥有主权，并且受国际法约束，不能用武力扩张领土。这就是目前世界秩序的骨架。

但说实话，大家都清楚，国际法在执行上是不平等的。它约束不了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中国、俄罗斯这些核大国，却能死死限制住那些没核武器的弱国。这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但从法律和结构上讲，国际体系确实是以主权国家为核心建立的。这是第一点。

世俗化的主权国家
第二点：这些国家中，绝大多数都是世俗国家。我说的“世俗”，并不是说他们全是无神论者。我的意思是，在管理国家方面，宗教要么完全不沾边，要么只剩下一点象征性的位子。
法律不是从经文里来的，治理国家不靠神学，社会的道德底线也不归宗教法管。

在近200个国家里，你满打满算只能找出几个真正把宗教教义当成治理根基的国家：梵蒂冈、沙特阿拉伯、伊朗、阿富汗和文莱。也许还有几个模糊的地带，但这五个是最典型的。在这些国家，宗教是融入国家法律结构的，公共道德也据此管理。

穆斯林世界
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其实也是世俗主权国家。没错，有些国家国名里带着“伊斯兰”字样，宪法里也写着伊斯兰教是国教。有些国家的刑法、教育大纲或公共风化法里确实吸收了沙里亚法（Sharia）的内容。

但他们的整个法律体系基本上还是民法和世俗法。他们的治理模式无论是议会制、总统制还是君主制，都是在现代宪法框架下运行的。他们并没有像正统伊斯兰法理学所要求的那样，全面实施宗教法。

基督教国家也是一个道理。全世界每一个基督教人口占多数的国家——除了梵蒂冈——全都是世俗国家。没有一个是按照《圣经》法律治理的，也没有一个是从基督教神学里引申立法的。他们的权力来源是议会、宪法和民事法。
你可能会问：既然大多数穆斯林国家也是世俗国家，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他们看起来明显比西方更保守、更有宗教氛围？简单的答案是：平均来看，全球穆斯林群体对信仰的虔诚度更高，更希望伊斯兰的价值观和道德感能影响社会生活。而西方的世俗基督教社会，甚至包括南半球的一些地方，这种愿望要淡薄得多。

这种社会层面的虔诚度差异，而不是政府或法律结构的差异，解释了人们看到的现象。当然，这也和伊斯兰教从诞生到现代，与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之间完全不同的历史走向有关。但这话题太长，咱们以后再聊。

宗教多元化
世俗国家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宗教多元化。
在不同程度上，这些国家允许宗教少数派存在，允许他们礼拜、盖清真寺或教堂、过宗教节日，甚至在言论自由的框架下传教。当然，有些国家对少数派的限制比别处多，但宗教多元化的框架在整个世俗世界是普遍存在的。
说回英国。英国是一个世俗的自由民主国家，实行议会制和君主立宪制。没错，国王是英国国教的名义领袖；没错，基督教是国教；没错，主教在公墓院（上议院）里有席位；没错，法律最后得由国王签署。

但国王不起草法律，他不靠经文统治，也不发圣旨治国。如果哪位国王（或首相）敢阻碍议会的民主意志，宪法制度分分钟就能否决他。

英国在宪法、文化和历史上确实是基督教色彩的。它的遗产、符号和许多传统都源自基督教。但这并不代表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它不归《圣经》管，不用基督教法理来管理社会，也不按基督教教义来维持治安。根据最后一次人口普查，认同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只占46.2%，它甚至连“基督徒占多数的国家”都算不上了。

如果英国真是个基督教国家，那后果会非常明显：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神权国家必须按照《圣经》教义来管理婚姻和性行为。同性关系和婚前性行为在法律上将不被承认，也不能公开表达。同性恋自豪节会被取缔。当街喝醉是犯罪。博彩公司和赌场得关门。基于利息（高利贷）的金融体系会受到根本性的挑战。公共场所的言行准则会严格得多。很可能还会有一套源自经文的刑法，甚至死刑都会回来。
换句话说，现代英国的整个社会和道德架构都会彻底翻转。而那些喊着“英国是基督教国家”的人，其实没一个真心想要那种生活。

极右翼空洞的宗教口号
不管是“恢复英国党”、改革党、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还是各种种族民族主义者，他们都不希望英国变成基督教版的沙特、阿富汗、伊朗或者梵蒂冈。现在不想，以后也不想。
因为他们那些空洞的宗教口号和狂热，根本不是为了建立神权国家。那只是身份政治和文化标签。他们只是在应对世俗自由主义带来的道德真空，以及抛弃基督教生活方式后的后果。

此外，我觉得这还跟抹黑、歧视和限制穆斯林有关。他们看不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在英国这个世俗、多元、多元文化社会中日益增长的存在感。

欧洲自己花了几个世纪才从宗教权威和神权控制中挣脱出来，进入世俗宪法秩序。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议会主权和君主立宪，这些发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宗教专制和教条的反抗。

极右翼心里明白得很。他们是世俗自由民主制度的受益者。他们享受这里的自由，依赖这里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私生活或公共生活被《圣经》接管没有任何胃口，因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不只是靠怀旧和贬低伊斯兰教就能办到的；那需要真正的信仰、纪律和牺牲。那意味着要放弃世俗自由主义提供的许多享乐和“自由”，而这个代价，他们几乎没一个人愿意付。

所以，咱们实话实说吧。英国在宪法上是基督教的，在某些象征意义上也是基督教的。但在结构和法律上，它是一个世俗自由民主国家。除非它的整个治理体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把《圣经》变成法律和公共道德的头号来源，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依然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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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的英籍埃及活动人士 Alaa Abd el-Fattah 为过去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道歉

作者：Haris Tagari —— 2025年12月29日

一位曾经被关押在埃及臭名昭著的政治监狱、现已获释的英籍埃及活动人士，在回到英国后遭遇了政治舆论的猛烈抨击，他已为此前的多条历史社交媒体言论公开道歉。
Alaa Abd el-Fattah 在从埃及长期监禁中获释几天后发出了道歉声明。此前，他在网上一些批评英国、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的旧帖被翻了出来，其中一些言论被部分人形容为“反白人”和“倾向暴力”。
 

在周一发表的公开声明中，Abd el-Fattah 表示，十几年前使用的某些词句是错误的，并造成了伤害，他还补充说，这些话并不代表他现在的信仰或价值观。
“我对自己的话所造成的伤害感到后悔，”他说，并表示会为自己用过的言语承担责任，向受影响的人道歉。
他承认，有好几篇帖子是在中东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自己极度愤怒的时刻写下的，并强调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个人处境与现在完全不同。
在此之前，英国政界人士和媒体人物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们指出，在他抵达英国后不久，网上就出现了他过去关于抗争、暴力和锡安主义的历史言论。
政治风波
Abd el-Fattah 在埃及监狱度过了约 12 年后，于上周五回到了英国。
在 2021 年 Boris Johnson 领导的保守党执政期间，出于家庭纽带和人权问题的考虑，他被授予了英国公民身份。随后，在英国政府持续的外交压力下，他最终获释。
英国政府曾多次向埃及当局提及他的案件，他的遭遇也成了 Abdel Fattah el-Sisi 总统统治下镇压行动的典型缩影。
资深政治人物曾将他的获释视为外交胜利。首相 Keir Starmer 表示，他对 Abd el-Fattah 重获自由感到“非常高兴”。
然而，他过去在网上的言论被重新翻出，迅速改变了政治风向。
2014 年，Abd el-Fattah 退出了萨哈罗夫奖（Sakharov Prize）的评选，因为当时一个支持组织表示，他们发现他在 2012 年发的一条推文被视为支持对以色列人使用暴力。
“我感到非常震惊。就在我 12 年来第一次与家人团聚时，我的一些历史推文被重新发布，并被用来质疑和攻击我的人格与价值观，甚至有人叫嚣要取消我的国籍，”Abd el-Fattah 说道。
“现在回头看这些推文——那些意思还没被彻底扭曲的推文——我确实能理解它们是多么令人震惊和痛苦。为此，我毫无保留地道歉。”
一些反对派人士对政府是否应该支持他回国提出质疑，称过去的这些言论“不可接受”，并要求进一步澄清。
Abd el-Fattah 否认了有关他支持暴力或仇视任何宗教团体的说法，表示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是反对专制和捍卫公民自由。
他提到了自己多年来为支持该地区的政治犯、少数群体和国家暴力受害者所做的活动。
背景情况
长期以来，Abd el-Fattah 以对巴勒斯坦问题和地区不公现象发表直率见解而闻名。支持者辩称，他在网上的言论反映了在以色列军事暴力高峰时期的挫败感，这种语言在当时活动人士的讨论中很常见。
人权组织警告称，不要利用历史社交媒体言论来破坏反对政治镇压的运动，认为这有可能会分散人们对专制国家仍在进行的虐待行为的注意力。
在过去的十年中，Abd el-Fattah 大部分时间都在条件恶劣的监狱中度过，这引发了国际组织和联合国专家的谴责。他在 2011 年埃及起义后多次入狱，人权组织表示，他反复被剥夺正当法律程序和应有的医疗照护。
自获释以来，Abd el-Fattah 表示他打算陪伴家人并休养，尚未宣布恢复公开政治活动的计划。
这一事件也凸显了英国国内在言论自由、巴勒斯坦倡议以及对历史网络言论追责问题上持续存在的紧张局势。 查看全部

英国警用“便携式”头巾正式问世：为穆斯林女性警员安全保驾护航



一款专为女性穆斯林警察设计的、具备磁吸“快拆系统”的头巾（hijab）现已正式投入生产，旨在提升她们在外勤巡逻时的安全性。

这款头巾由 De Montfort University (DMU) 的研究人员与 Leicestershire Police 共同开发。其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磁性连接装置：如果警员在冲突中被歹徒拽住头巾，下半部分会瞬间脱落。这样既能防止警员被勒伤甚至窒息，又能同时顾及宗教礼仪，保护她们的体面。

学生警员 PC Seher Nas 表示，戴上这款作为警察制服一部分的头巾，让她感到“作为一名穆斯林女性非常自豪，充满力量”。

目前，除了英国各地的警队表现出浓厚兴趣外，DMU 表示还收到了来自 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信托基金、急救人员以及私营部门的咨询。


历时三年的安全革新

Leicestershire Police 穆斯林警察协会的创始人 Det Sgt Yassin Desai 指出，这款设计耗时三年才研发成功。

这款被称为“蓝光头巾”（Blue Light Hijab）的新装备已经通过了多轮女警实测，最终确定由 DMU 负责生产。

Det Sgt Desai 解释说：“当头巾受到拉扯时，底部会自动脱离，而警员依然能保持她的尊严。经过三年的研发，我们终于把设计做对了，并能共同推动它的应用，这太令人欣喜了。”

虽然头巾作为警服的一部分在英国已有多年历史（例如 North Yorkshire Police 在 2020 年就引入过两件式设计），但这次的磁吸快拆技术是重大的安全突破。2021 年，Leicestershire Police 还曾在全英率先试用了 New Zealand Police 开发的外勤头巾。


“梦想成真”

23 岁的学生警员 PC Nas 说，当警察是她“儿时的梦想”。虽然她加入 Leicestershire Police 才三周，但她从 2021 年起就一直在新闻里关注这款头巾的进展。

“现在作为首批真正戴上它的人，我感到非常自豪，”PC Nas 说道，“日常戴起来非常方便，五分钟就能搞定出门。比起我以前戴的头巾，过去我总是担心执勤时会被人勒住脖子。现在有了这份信任和保护，感觉完全不同，警队确实考虑得很周到。”

Insp Marina Waka 补充道：“这款头巾将被作为警员的‘个人防护装备’（PPE）配发。知道它既舒适安全，又显得干练专业，这让人很安心。我希望这能激励更多穆斯林女性考虑加入警队，因为她们知道，有一款头巾能在满足宗教要求的社交同时，保护她们的安全。” 查看全部

在学术界和人权界，有越来越多的说法称，中国政府对研究维吾尔族的学者所施加的压力和学术限制，甚至已经扩大到了西方学术机构。
 


最近几天在欧洲学术界被广泛讨论的Laura Murphy教授的案例，就是这些指控的最新例证。

据国际新闻媒体报道，由于中国政府的威胁和商业压力，位于英国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因向Laura Murphy教授施压而受到审查，Laura Murphy教授在过去两年中一直在进行人权和现代奴役方面的研究，而此次审查是源于她针对维吾尔族相关的工作。

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The Guardian）根据2022年至2024年的大学内部通信进行报道，揭示了该大学被迫在其商业利益和学术自由之间做出选择。

2022年，中国政府因为Murphy教授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限制了该大学可以与中国学生连接的网站和通信网络。2024年4月，三名中国国家安全部官员访问了该大学在中国的办公室，对工作人员就未来的研究课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讯问，并明确表示该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是由于“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

同年，中国政府谴责Murphy教授关于强迫劳动的研究是“诽谤”，并提出了正式投诉。在该诉讼之后，该大学援引正在进行的法律程序，宣布不会公布该研究的发现。
在2025年初，该大学表示将暂停对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研究，理由是“研究保险覆盖范围到期以及其对英国员工的责任”。

Murphy教授提起了法律上诉，以便她主要由维吾尔族人组成的研究团队能够继续他们的工作。在国际媒体介入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正式道歉并允许她恢复研究。
当该事件在西方媒体获得关注时，我与Laura Murphy教授进行了交谈。她说她将继续对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相关的某些技术和战略基础设施进行研究，并补充说，许多研究维吾尔族问题的突厥学家都害怕来自大学行政部门的压力。她表示：“我希望我们大学发生的这件事能作为一个例子，防止行政人员再次干涉我们记录和反对压迫维吾尔族社区的自由。”

社会学家兼欧洲维吾尔研究所所长Dilnur Reyhan博士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欧洲国家研究和高等教育资金的减少，使得大学越来越依赖富裕的、威权主义的国家——这种令人不安的局面一直在加深，尤其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她评论道：“Laura Murphy教授身上发生的事情，对那些自视为自由捍卫者的西欧国家来说，是巨大的耻辱。”
著名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研究员Abduweli Ayup表示，Laura Murphy是少数坚持不懈揭露中国现代奴役政策的西方学者之一。他认为，该大学在中国面前的退缩无异于接受奴役，他补充说：“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科学。不捍卫学术自由，我们就无法抵制势力范围。不抵制势力范围，我们就无法反对威权主义。我们希望此类事件永远不会再发生。”
该大学因涉嫌直接与中国情报机构谈判，以维持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学生市场的渠道，而面临来自人权倡导者和学术界的严厉批评。
中国对西方学术机构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意味着对敏感话题的审查更加严格，对研究人员的恐吓也日益加剧。
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专家Yalqun Ulughyo’l指出，近年来，中国“正在利用各种方法，通过利用民主国家的法律机制来压制海外活动家、批评性学者和维吾尔族人。”他补充说：“这些最近的事件对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强烈的警告。各国政府必须保护学者和活动家免受中国跨国镇压策略的侵害。”

Laura Murphy强调，西方机构应立即向地方当局报告外国政府的威胁，并将解决权留给本国政府。她补充说：
“我从我的维吾尔族同事那里汲取灵感，他们因拒绝保持沉默而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我将通过我的研究继续支持他们。我们不能允许中国掩盖其行为。仔细且有充分记录的研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中国对研究维吾尔族的西方研究人员的威胁和限制早已为人所知。丹麦人类学家Rune Steenberg曾对维吾尔族拘留营进行研究，他被禁止进入中国。2025年，他还被拒绝进入哈萨克斯坦。Steenberg表示，中国试图通过威胁、间谍活动和恐吓来阻挠从事维吾尔族问题研究的研究人员，他说：“受中国镇压影响最深的是海外的突厥民族，例如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我们知道与我合作或交谈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受到了中国的伤害。这些压力使我们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

Steenberg还指出，中国当局一直积极试图阻止通过欧盟区域发展项目资助的维吾尔族研究，但欧盟和帕拉茨基大学（Palacký University）都拒绝屈服于北京的威胁。
Dilnur Reyhan博士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投诉而接受了三年的审判，她表示中国正试图通过欧洲机构操纵和利用学术自由的概念。她表示：
“针对我的威胁旨在阻止我通过我的著作、讲座和会议揭露中国政府的真面目——它的罪行。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手段，抵制中国利用其金融影响力破坏欧洲大学学术自由的企图。”

最后，尽管人权捍卫者和研究维吾尔族问题的突厥学家面临的压力日益增加，种类和严重程度也在加剧，但西方政府和法律机构尚未就如何保护这些学者的安全和学术自由发表明确声明。

本报告译自新成立的维吾尔语媒体《维吾尔邮报》（The Uyghur Post）上发表的文章。
İhsan Ismail Umun是一位常驻巴黎的维吾尔族记者、编辑和分析师，拥有社会学和法国研究背景。他为新成立的维吾尔语媒体《维吾尔邮报》（The Uyghur Post）撰写人权、侨民问题和全球事务方面的文章。他毕业于土耳其阿克登尼兹大学（Akdeniz University）（2020年），曾为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并为土耳其媒体如Medyascope、Gazete Duvar和Serbestiyet撰稿。他的工作涵盖新闻、分析和文学，诗歌发表在维吾尔语诗集。İhsan使用维吾尔语、土耳其语和法语写作。 查看全部

限制移民入境英犹矛盾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迅猛增加。英国殖民大臣1939年7月20日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到5500人。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内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320人。因此,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以移民人数限额已满为理由不再为非法移民签发入境证件。但是,只要移民人数在委任统治政府规定的限额之内,一般还是准许入境的。高级专员政府之所以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也有其自己的考虑。首先,由于犹太移民的增加,其失业或者只有临时工作的人已达到2.5~3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已占到犹太人总数的1/4。其次,英国害怕非法移民的猛增,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构成对英国在中东利益的严重威胁。再次,在战争期间,德国曾组织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发给他们伪造的入境许可证。想以此来作为制造英阿之间纠纷的手段;此外也怀疑其敌人可能会利用非法移民渠道,派遣密探或特务。于是,英国政府决心不让非法移民入境,但病人、孕妇、孤儿例外。对此,英国的通常作法是给难民在英国殖民地提供一个避难处。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海岸截获了两艘非法移民船,共有1171名移民,被英国当局带到海法,不久又来了第三艘船,船上移民也没有入境许可证。因此,委任统治当局没有让他们上岸。这件事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抗议。11月20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发动总罢工抗议英国。后来,高级专员政府决定用一艘名叫“佩塔里亚”轮船把他们全部送往毛里求斯。但是,在11月25日,轮船爆炸沉入海底,250人死亡,其中还有英国警察。船上的1500名难民大部分获救被收容。这件事再次激起了犹太人的义愤,发生了一场反对委任统治政府、特别是高级专员的运动,并且导致了犹太恐怖活动的增加。事后查明,爆炸事件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所为,原想只破坏船上的发动机,不料用炸药太多,炸沉了船。总之,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英国对非法移民是严格限制的,但是委任统治当局只阻止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非法入境者一直没有间断。

比尔特莫尔纲领

随着英犹关系的紧张,双方矛盾的不断加剧,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日甚一日。1942年5月6日到11日,大约600名美国和67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一家名叫比尔特莫尔的旅馆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被称之为比尔特莫尔纲领。决议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的;废除1939年的白皮书;要求建立一支犹太军队;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为建立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巴勒斯坦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成为新民主世界结构中的一员。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钱姆·魏兹曼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本一古里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抛弃了英国转而投向了美国,同时也表明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亲美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虽然是英犹关系变化的产物但又为以后的英犹关系恶化,特别是给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同英国的对抗注入催化剂。

英犹全面对抗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虽然对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就欧洲和中东战场而言,战争已基本结束了。英国和犹太人共同的敌人已经打败了,双方在战时联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正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言,“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从此开始,英犹关系就从战时的既合作又对抗变为全面对抗。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的运动。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但是在竞选演说中,工党曾明确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前,在1944年12月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声称,“除非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达到多数,否则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是无意义的;应该鼓励阿拉伯人在犹太人进入的时候迁移出去;对他们的土地应给予优厚的补偿,阿拉伯人毕竟有自已最广阔的领土,不应该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地面上排除出去”。这个决议曾受到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1日,即在英国大选工党获胜的结果公布周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伦敦召开大会,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本-古里安向犹太人发出号召:“(英国工党政府)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用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此外,“抵抗、战斗、进攻、斗争”等口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调。

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对欧洲10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事持保留态度,更加引起犹太人的不满。1945年9月,哈加纳司令摩西·斯奈给驻伦敦办事处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为给其的一种警告。这个建议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进入了对英国进行暴力行动的新阶段。

从此以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英国的军事机构、交通、通讯设施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同年10月,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伊尔贡(包括莱希)结成联盟,组成“希伯来抵抗运动”。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政治权力。新统一的抵抗运动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进攻。10月31日晚到11月1日凌晨,总共有800人,50个帕尔马赫(犹太人武装)小分队炸坏了铁路线153处;还炸毁了用来防止非法移民的3艘海岸巡逻艇;伊尔贡袭击了利达火车站和军事设施。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的雷达站,8名英国空军人员受伤;两天后,又袭击了3个巴勒斯坦警察营地;25日,三个机场上的15架飞机被伊尔贡和莱希炸毁,造成损失达75万英镑。6月7日,帕尔马赫炸毁了5座铁路桥和4座公路桥,造成的损失高达25万英镑。7月22日,伊尔贡炸毁了英国行政和军事人员办公机构所在地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一角,死91人,伤45人,主要是阿拉伯和犹太文职人员。总之,不管怎样说,到这时,犹太人的反英情绪已达到高潮,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将矛头指向英国委任统治当局。1946年秋,伊尔贡已同哈加纳分手。面对着委任统治当局最严厉的军事控制,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也达到顶点。1947年5月,伊尔贡攻入阿克监狱,释放了大约30名被关的伊尔贡和莱希分子和大约200名其他犯人。对此,曾任英国委任统治第一任高级专员的赫伯特·塞缪尔(英籍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1947年3月在英国上院的演说中说:“今天,在犹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帮刺客,他们用假军装伪装起来,袭击士兵和警察,乱扔炸弹,炸毁列车……我不能不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犹太代办处是应该受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已经给所有的犹太人带来的耻辱的祸害加以清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10月20日期间,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士兵已有127人死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

英犹双方政策的调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英国被迫对其中东政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调整。英国已意识到,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承诺、迁就和一味偏袒不但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且也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更加担心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一旦同它的敌国结盟,不仅会直接威胁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而且也会给欧洲战场的前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英国调整政策,对阿拉伯人作出了某些让步,缓和其敌对情绪。这就成了英国发表1939年白皮书的真正用意之一。这时,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由前一段的“扶犹抑阿”变为“限犹拉阿”,即对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作出了某些限制,以此博得阿拉伯人的好感,将其拉入自己战略利益的轨道。

1939年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不满,声称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白皮书。于是,白皮书成为英犹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但是,犹太复国义十分清楚,他们和英国在二战中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如果德国在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不但会使欧洲犹太人面临着灭顶之灾,而且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陷落和民族之家的告终。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保证,他们之间的分歧将抛在一边,犹太人在战争中将同盟国站在一起,犹太人的人力、技术、能力和资源将由英国统一支配。当英国对德国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英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头面人物本一古里安号召,“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态度的真实写照。总之,在二战中,英犹关系基本上从前期的全面合作关系变为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即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反对德国;在巴勒斯坦,反对英国的限犹政策并与英国抗衡。

土地转让条例 英犹关系紧张

夭折的皮尔分治计划唤醒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意其购买土地中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优先考虑购买那些对于未来划定边界或者将来实施分治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从此之后,犹太国民基金会加速在巴勒斯坦北方地区、特别是在加利利地区、或者更靠近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的步法。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也加紧购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购置扩大了犹太人定居的中心,巩固了孤立的犹太定居点,扩大了皮尔分治计划中拟议的边境地区。1940年初,美国犹太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基金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可能为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的土地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两块之间夹着阿拉伯人的土地………,我们本应把这些土地弄到手,但是阿拉伯人已捷足先登,占有了这些土地。因此,我们只有贿赂英国人、贿赂阿拉伯村长和农民,尽量设法把这些土地弄回来;对有些土地,我们还采取起诉的办法;有些土地,我们使用武力对付少数阿拉伯人”。这就是乔治·柯克在《战时中东》一书中引用的犹太人自己供认的,他们购买土地所采用的三种方法。

为了防止无地的阿拉伯农民继续锐增,1940年2月28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按照1939年白皮书的规定,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条例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称A区,禁止土地转让,即犹太人不能在此区购买土地。第二个地区称B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第三个地区称C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不受限制。对此,犹太复国主义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犹太人在该区已拥有51%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63%的A区,却禁止土地买卖;在B区,犹太购置土地虽不被禁止而却受到限制,但该地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32%。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没有遵守,反而想方设法避开土地转让条例,串通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获得新的土地。从1940年到1947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占有的土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获得36.2万杜纳姆,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在“自由区”(即C区)以外得到的土地。此外,犹太人定居点的范围和分布地区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土地转让条例实施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书在加拿大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头一年里新建立了8个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指分治)到来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不仅仅是一部分。”1937年皮尔分治决议鉴于贝桑地区和加沙以北地区当时并无犹太人定居点,也就从来未考虑把这两个地区包括在拟议的犹太国范围内。所以到1947年时,犹太人在贝桑建立了22个定居点,在加沙以北地区建立30个定居点,致使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这两个地区划归给以色列。土地转让条例虽未能制止犹太复国主义兼并土地的进程,但却引起了犹太人对英国的不满。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

跨党派国会议员对 FCDO邀请中共维吾尔地区省长访问英国的决定表示愤慨。他们明确表示：取消任何官方邀请，并为这一令人震惊的错误决定向英国维吾尔社区道歉。
 
视频来源： https://video.twimg.com/ext_tw ... P.mp4 查看全部

在以色列恐怖主义政权对巴勒斯坦人民犯下一系列侵犯人权行为后，英国Leicester东部议员克Claudia Webbe，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 "以色列 "出售武器。从2022年初到目前，至少有46名儿童被以色列军警残暴地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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