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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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团体谴责中国民族同化法:香港、藏人、维吾尔与台湾社群联署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9 次浏览 • 2026-07-19 00:35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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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新民族同化法引发联署抗议?海外社群担心跨境打压

背景:为什么多个社群共同反对这项法律?

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社群都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身份管控、政治压迫和跨境打压。

摘要

据Tibetan Review报道,39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文章重点呈现海外社群如何把这项法律视为身份消除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继续受到国际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的真实目的,是同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7月15日,代表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社群的39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抗议活动。

中国声称该法律旨在为其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一种“共享的”国家认同。然而,这是一部惩罚性法律,它还将矛头指向了海外对该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批评者。

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创始人、声明共同组织者理查德·卢(Richard Lue)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可能影响人权倡导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部法律将中国境内的强制同化制度化,同时将北京的威权触角延伸到了国界之外,”报道援引7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我们团结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声援,以警告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的升级行为。”

报道称,虽然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方式抗议该法律(包括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生的抗议性自焚事件),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本月初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他表示,新法律本质上已经将压制言论自由“合法化”,并使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成为“刑事犯罪”。

冯博士指出,新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还允许北京对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海外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图片说明: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团体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

社区团体“澳大利亚香港连线”主席简·潘(Jane Poon)表示,该法律与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她补充说,然而,这部新法律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台湾,台湾国家联盟执行长陈清坤表示,新法律可能会阻碍台湾民众表达政治观点。

“那些支持维持两岸现状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人,可能会面临捏造的指控,”他说。

报道还援引佐伊·贝德福德博士(Dr Zoë Bedford)的话说,中国希望人们自我审查,不要发声,不要说真话,也不要继续参与推广非汉族身份的社群空间。贝德福德是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ATC)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发言人此前告诉ABC,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关切,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相关问题。发言人还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不论国籍如何,都受澳大利亚法律保护,并享有政治自由。

然而,来自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的理查德·卢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远不够”,它“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些关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卢先生、潘女士和贝德福德博士呼吁澳大利亚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针对立法责任人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潘女士表示,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将继续抗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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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新民族同化法引发联署抗议?海外社群担心跨境打压

背景:为什么多个社群共同反对这项法律?

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社群都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身份管控、政治压迫和跨境打压。

摘要

据Tibetan Review报道,39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文章重点呈现海外社群如何把这项法律视为身份消除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继续受到国际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的真实目的,是同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7月15日,代表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社群的39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抗议活动。

中国声称该法律旨在为其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一种“共享的”国家认同。然而,这是一部惩罚性法律,它还将矛头指向了海外对该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批评者。

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创始人、声明共同组织者理查德·卢(Richard Lue)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可能影响人权倡导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部法律将中国境内的强制同化制度化,同时将北京的威权触角延伸到了国界之外,”报道援引7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我们团结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声援,以警告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的升级行为。”

报道称,虽然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方式抗议该法律(包括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生的抗议性自焚事件),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本月初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他表示,新法律本质上已经将压制言论自由“合法化”,并使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成为“刑事犯罪”。

冯博士指出,新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还允许北京对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海外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图片说明: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团体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

社区团体“澳大利亚香港连线”主席简·潘(Jane Poon)表示,该法律与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她补充说,然而,这部新法律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台湾,台湾国家联盟执行长陈清坤表示,新法律可能会阻碍台湾民众表达政治观点。

“那些支持维持两岸现状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人,可能会面临捏造的指控,”他说。

报道还援引佐伊·贝德福德博士(Dr Zoë Bedford)的话说,中国希望人们自我审查,不要发声,不要说真话,也不要继续参与推广非汉族身份的社群空间。贝德福德是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ATC)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发言人此前告诉ABC,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关切,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相关问题。发言人还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不论国籍如何,都受澳大利亚法律保护,并享有政治自由。

然而,来自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的理查德·卢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远不够”,它“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些关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卢先生、潘女士和贝德福德博士呼吁澳大利亚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针对立法责任人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潘女士表示,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将继续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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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被促回应中国民族团结法:维吾尔组织警告跨国镇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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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对海外维吾尔有什么影响?加拿大被要求明确表态

背景:加拿大维吾尔组织为何不满意政府回应?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律引发海外维吾尔组织担忧。他们认为,这类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制度化,并扩大对海外社群的压力。

摘要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维吾尔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只给出笼统回应,而应更明确地反对中国相关法律。文章聚焦海外维吾尔社群、跨国镇压和加拿大外交表态。

OTTAWA - Ottawa


图片说明:加拿大维吾尔组织要求政府就中国“民族团结”法律给出更明确回应。

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渥太华对中国一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反应冷淡,未能兑现加拿大阻止外国政府威胁海外侨民的承诺。

该法律于7月初由北京方面颁布,为中国政府起诉中国境外被认为损害“民族团结”进程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是跨国压迫的教科书式案例,”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梅赫梅特·托蒂(Mehmet Tohti)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正在一天天、一周周地减弱。此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跨国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消息了。”

中国方面称,该法律旨在促进国内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占该国14亿人口的不到9%。4亿人口。该法律规定将普通话作为教育中的主要语言。

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有义务“依法依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可能会影响到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群体,他们过去曾对北京的政策提出抗议,包括采取暴力手段。

维吾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拘留和后续监禁运动的目标。虽然据称短期拘留营已于2019年关闭,但数千人最终被送入监狱,专家指出他们是因为自身身份而非实际犯罪而遭到针对。

加拿大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彼得·麦克杜格尔(Peter MacDougall)在6月1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声明。声明把这项法律列为渥太华正在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份声明是对一份全球人权年度报告的回应。

“我们也对中国的民族团结法表示关切,并呼吁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他在谈及阿富汗、伊朗和乌克兰等不相关问题时说道。

托蒂表示,他感到震惊的是,渥太华对于该法律可能被用于迫害加拿大及其他地区民众的风险竟只字未提。

“这是一份模糊且非常软弱的声明,”托蒂说。“中国跨国镇压的本质,这一层面几乎被忽略了。而这本应是加拿大的关注重点。”

托蒂表示,中国尤其存在发布逮捕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在前往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如韩国)时被捕。此前,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已被用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通缉。

他表示,渥太华应发起全球行动以保护中国异见人士免受该法律侵害,但他担心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1月份访问北京以来,政府已放弃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托蒂指出,卡尼政府在去年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将跨国镇压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现在我们几乎放弃了议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变得软弱了。我们不再过多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他说。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将对各国采取的各项政策提出异议。

发言人萨曼莎·拉弗勒尔(Samantha Lafleur)写道:“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她还补充说,渥太华的外交政策,是由重视国内多元化的加拿大人塑造的。

自202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争取2028年至2030年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守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Melissa Lantsman)称该法律是中共“盖上法律印章的压迫”。

“北京新的‘民族团结法’只是中共控制手段中的最新工具,从在国内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到在国外威胁台湾。威权主义并不会因此止步于国界,”她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欧盟和美国国务院已表示,不会允许中国的新法律在其领土内适用。加拿大尚未明确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和欧洲对该法律的抵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继坤(音译)并未解释为何该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

“某些国家根深蒂固地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选择对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断章取义,恶意诋毁中国的民族政策,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郭在7月3日的官方翻译中说道。

“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通过炒作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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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对海外维吾尔有什么影响?加拿大被要求明确表态

背景:加拿大维吾尔组织为何不满意政府回应?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律引发海外维吾尔组织担忧。他们认为,这类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制度化,并扩大对海外社群的压力。

摘要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维吾尔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只给出笼统回应,而应更明确地反对中国相关法律。文章聚焦海外维吾尔社群、跨国镇压和加拿大外交表态。

OTTAWA - Ottawa


图片说明:加拿大维吾尔组织要求政府就中国“民族团结”法律给出更明确回应。

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渥太华对中国一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反应冷淡,未能兑现加拿大阻止外国政府威胁海外侨民的承诺。

该法律于7月初由北京方面颁布,为中国政府起诉中国境外被认为损害“民族团结”进程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是跨国压迫的教科书式案例,”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梅赫梅特·托蒂(Mehmet Tohti)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正在一天天、一周周地减弱。此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跨国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消息了。”

中国方面称,该法律旨在促进国内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占该国14亿人口的不到9%。4亿人口。该法律规定将普通话作为教育中的主要语言。

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有义务“依法依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可能会影响到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群体,他们过去曾对北京的政策提出抗议,包括采取暴力手段。

维吾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拘留和后续监禁运动的目标。虽然据称短期拘留营已于2019年关闭,但数千人最终被送入监狱,专家指出他们是因为自身身份而非实际犯罪而遭到针对。

加拿大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彼得·麦克杜格尔(Peter MacDougall)在6月1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声明。声明把这项法律列为渥太华正在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份声明是对一份全球人权年度报告的回应。

“我们也对中国的民族团结法表示关切,并呼吁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他在谈及阿富汗、伊朗和乌克兰等不相关问题时说道。

托蒂表示,他感到震惊的是,渥太华对于该法律可能被用于迫害加拿大及其他地区民众的风险竟只字未提。

“这是一份模糊且非常软弱的声明,”托蒂说。“中国跨国镇压的本质,这一层面几乎被忽略了。而这本应是加拿大的关注重点。”

托蒂表示,中国尤其存在发布逮捕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在前往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如韩国)时被捕。此前,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已被用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通缉。

他表示,渥太华应发起全球行动以保护中国异见人士免受该法律侵害,但他担心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1月份访问北京以来,政府已放弃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托蒂指出,卡尼政府在去年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将跨国镇压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现在我们几乎放弃了议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变得软弱了。我们不再过多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他说。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将对各国采取的各项政策提出异议。

发言人萨曼莎·拉弗勒尔(Samantha Lafleur)写道:“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她还补充说,渥太华的外交政策,是由重视国内多元化的加拿大人塑造的。

自202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争取2028年至2030年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守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Melissa Lantsman)称该法律是中共“盖上法律印章的压迫”。

“北京新的‘民族团结法’只是中共控制手段中的最新工具,从在国内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到在国外威胁台湾。威权主义并不会因此止步于国界,”她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欧盟和美国国务院已表示,不会允许中国的新法律在其领土内适用。加拿大尚未明确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和欧洲对该法律的抵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继坤(音译)并未解释为何该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

“某些国家根深蒂固地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选择对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断章取义,恶意诋毁中国的民族政策,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郭在7月3日的官方翻译中说道。

“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通过炒作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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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十年集中营之后的问责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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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生了什么?柏林会议聚焦承认之后的责任

背景:为什么这次维吾尔论坛受到关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集中营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已有多年。文章关注的是:承认伤害之后,世界如何继续推动问责。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文章报道与反思,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文章强调,十年之后,维吾尔议题不能只停留在“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必须进入责任、行动和长期支持。


图片说明: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现场,与会代表在柏林讨论维吾尔人权议题。

前方的任务、中国的威胁,以及绝不屈服的决心。当举办一场会议成为一种抵抗行为。

自中国政府发起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压迫运动之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2016年伊始,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被任意拘禁在一个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虽然其中一些设施此后已被关闭或更名,但导致这些设施出现的政策并未消失。相反,它们演变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监控、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破坏和强制同化的系统。

尽管这些罪行极其严重,但维吾尔种族灭绝正逐渐淡出国际视野。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虽然这些危机确实需要紧急关注,但维吾尔人民的苦难并未因为全球新闻头条的转移而结束。


图片说明:论坛现场展示维吾尔良心犯相关海报。

在此背景下,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柏林召开。该论坛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代表了一种集体努力,旨在确保维吾尔种族灭绝不会从全球良知中消失。论坛汇集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人权捍卫者、记者、法律专家和维吾尔社区领袖,共同评估过去十年,审视当前挑战,并为未来的国际行动规划方向。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拘留营十年:从承认到责任——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标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针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以及十一个国家的议会和参议院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在经过十八个月的调查,包括证人证词、专家证据和大量文件记录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对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在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言。

这些进展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打破了多年的否认,并就针对维吾尔人民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然而,仅有承认并不能改变实地的现实。尽管世界的认知已经演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仍在继续。大规模的任意拘禁只是发生了转变,而非被废除。强迫劳动项目已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维吾尔儿童继续通过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清真寺、圣地、墓地以及其他维吾尔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仍处于系统性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复杂的数字监控系统和跨国镇压手段使中国政府能够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国界之外。

这正是论坛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一辩论已基本定论),而是“承认之后应承担何种实质性责任”的原因。如果各国政府承认种族灭绝,它们负有什么义务?国际机构如何才能超越关切声明,迈向具体的问责?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保护维吾尔人、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确保责任人受到追究?这些问题构成了为期三天论坛讨论的基础。

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全球集会


图片说明:“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在论坛发言。

论坛汇集了来自24个国家的220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80多位代表了广泛专业领域和经验的发言人。与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外交官、学者、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领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组织代表。

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议议程包括六场专家小组讨论、八场圆桌会议、四场平行边会,以及一场记录维吾尔种族灭绝现实的摄影展。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与会者探讨了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动态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反应。会议审议了北京方面不断演变的民族政策、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与会者还讨论了欧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华民国(台湾)和西藏的事态发展,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在应对持续暴行中的作用。

论坛不仅是一个团结的平台,更是一个进行战略思考的空间。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实际的倡导策略、法律机制和外交倡议交换了意见,旨在将承认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在对维吾尔危机的关注面临减弱风险之际,论坛证明了持续的国际参与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出席论坛。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组织一场国际会议似乎只是后勤工作——预订场地、邀请发言人、安排行程和协调议程。然而,对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及其合作伙伴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聚会都涉及完全不同的事情:抵制中国政府为阻止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系统性努力。

自2004年成立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直面临通过外交压力、经济胁迫、虚假信息宣传和跨国镇压来破坏其活动的持续尝试。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在国际上孤立该组织,还旨在让那些寻求和平倡导人权和问责的维吾尔人的声音沉默。

压力在会议开幕前很久就开始了。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06年,当时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的外交使团分别联系了德国政界人士,敦促他们不要参加此次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德国议会议员还是选择参加,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民主机构不会允许外国政府来决定民选代表可以会见谁。

多年来,这些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接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的酒店经常收到中国官员的直接接触。酒店经理接到电话,甚至被当面拜访,并被敦促取消预订。在某些情况下,酒店被警告称,接待维吾尔会议将导致中国游客流失或现有预订被取消。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高价诱使场地提供方撤销与组织者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发生在2024年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之前。除了外交压力外,据报道,还有人伪装成游客入住会议酒店,试图监控活动、挑起事端并制造安全隐患。因此,组织此类活动不仅需要与当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还需要聘请专业的私人安保服务。

压力并不局限于机构。维吾尔代表本人也经常成为目标。许多与会者报告称,他们收到威胁,称如果他们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亲属将面临进一步的骚扰、任意拘禁或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告知,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或与中国当局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家人的处境。这种策略试图将亲情武器化,迫使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行使基本自由和保护仍处于中国控制下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运动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在线虚假信息宣传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大活动期间的常态。匿名或协调一致的社交媒体账户网络经常针对组织者和发言人进行人身攻击、散布虚假指控,并试图破坏该组织的信誉。其目的不仅是损害声誉,更是为了阻碍参与、制造混乱并削弱国际团结。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也不例外。论坛开始前,有人造访会议场地,拍摄会议设施,并打听有关活动的信息。据报道,酒店管理层收到了暗示,称举办该论坛可能导致中国游客和旅行社的抵制。类似的压力在往年也有记录,这构成了试图干扰维吾尔团体在海外组织活动这一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压力,酒店仍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论坛完全按计划进行。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会议。这表明,当民主机构、私营合作伙伴和公民社会选择捍卫基本自由时,来自威权政府的持续压力并不一定会得逞。

组织方还要感谢德国警方及相关安全部门的专业精神与配合,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与会者能够和平、安全地聚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承诺,体现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观。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公民社会的空间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它更关乎捍卫一种可能性,即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讨论种族灭绝、问责和正义问题。有时,确保对话能够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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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生了什么?柏林会议聚焦承认之后的责任

背景:为什么这次维吾尔论坛受到关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集中营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已有多年。文章关注的是:承认伤害之后,世界如何继续推动问责。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文章报道与反思,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文章强调,十年之后,维吾尔议题不能只停留在“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必须进入责任、行动和长期支持。


图片说明: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现场,与会代表在柏林讨论维吾尔人权议题。

前方的任务、中国的威胁,以及绝不屈服的决心。当举办一场会议成为一种抵抗行为。

自中国政府发起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压迫运动之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2016年伊始,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被任意拘禁在一个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虽然其中一些设施此后已被关闭或更名,但导致这些设施出现的政策并未消失。相反,它们演变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监控、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破坏和强制同化的系统。

尽管这些罪行极其严重,但维吾尔种族灭绝正逐渐淡出国际视野。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虽然这些危机确实需要紧急关注,但维吾尔人民的苦难并未因为全球新闻头条的转移而结束。


图片说明:论坛现场展示维吾尔良心犯相关海报。

在此背景下,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柏林召开。该论坛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代表了一种集体努力,旨在确保维吾尔种族灭绝不会从全球良知中消失。论坛汇集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人权捍卫者、记者、法律专家和维吾尔社区领袖,共同评估过去十年,审视当前挑战,并为未来的国际行动规划方向。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拘留营十年:从承认到责任——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标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针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以及十一个国家的议会和参议院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在经过十八个月的调查,包括证人证词、专家证据和大量文件记录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对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在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言。

这些进展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打破了多年的否认,并就针对维吾尔人民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然而,仅有承认并不能改变实地的现实。尽管世界的认知已经演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仍在继续。大规模的任意拘禁只是发生了转变,而非被废除。强迫劳动项目已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维吾尔儿童继续通过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清真寺、圣地、墓地以及其他维吾尔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仍处于系统性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复杂的数字监控系统和跨国镇压手段使中国政府能够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国界之外。

这正是论坛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一辩论已基本定论),而是“承认之后应承担何种实质性责任”的原因。如果各国政府承认种族灭绝,它们负有什么义务?国际机构如何才能超越关切声明,迈向具体的问责?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保护维吾尔人、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确保责任人受到追究?这些问题构成了为期三天论坛讨论的基础。

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全球集会


图片说明:“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在论坛发言。

论坛汇集了来自24个国家的220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80多位代表了广泛专业领域和经验的发言人。与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外交官、学者、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领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组织代表。

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议议程包括六场专家小组讨论、八场圆桌会议、四场平行边会,以及一场记录维吾尔种族灭绝现实的摄影展。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与会者探讨了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动态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反应。会议审议了北京方面不断演变的民族政策、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与会者还讨论了欧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华民国(台湾)和西藏的事态发展,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在应对持续暴行中的作用。

论坛不仅是一个团结的平台,更是一个进行战略思考的空间。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实际的倡导策略、法律机制和外交倡议交换了意见,旨在将承认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在对维吾尔危机的关注面临减弱风险之际,论坛证明了持续的国际参与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出席论坛。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组织一场国际会议似乎只是后勤工作——预订场地、邀请发言人、安排行程和协调议程。然而,对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及其合作伙伴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聚会都涉及完全不同的事情:抵制中国政府为阻止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系统性努力。

自2004年成立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直面临通过外交压力、经济胁迫、虚假信息宣传和跨国镇压来破坏其活动的持续尝试。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在国际上孤立该组织,还旨在让那些寻求和平倡导人权和问责的维吾尔人的声音沉默。

压力在会议开幕前很久就开始了。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06年,当时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的外交使团分别联系了德国政界人士,敦促他们不要参加此次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德国议会议员还是选择参加,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民主机构不会允许外国政府来决定民选代表可以会见谁。

多年来,这些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接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的酒店经常收到中国官员的直接接触。酒店经理接到电话,甚至被当面拜访,并被敦促取消预订。在某些情况下,酒店被警告称,接待维吾尔会议将导致中国游客流失或现有预订被取消。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高价诱使场地提供方撤销与组织者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发生在2024年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之前。除了外交压力外,据报道,还有人伪装成游客入住会议酒店,试图监控活动、挑起事端并制造安全隐患。因此,组织此类活动不仅需要与当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还需要聘请专业的私人安保服务。

压力并不局限于机构。维吾尔代表本人也经常成为目标。许多与会者报告称,他们收到威胁,称如果他们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亲属将面临进一步的骚扰、任意拘禁或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告知,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或与中国当局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家人的处境。这种策略试图将亲情武器化,迫使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行使基本自由和保护仍处于中国控制下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运动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在线虚假信息宣传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大活动期间的常态。匿名或协调一致的社交媒体账户网络经常针对组织者和发言人进行人身攻击、散布虚假指控,并试图破坏该组织的信誉。其目的不仅是损害声誉,更是为了阻碍参与、制造混乱并削弱国际团结。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也不例外。论坛开始前,有人造访会议场地,拍摄会议设施,并打听有关活动的信息。据报道,酒店管理层收到了暗示,称举办该论坛可能导致中国游客和旅行社的抵制。类似的压力在往年也有记录,这构成了试图干扰维吾尔团体在海外组织活动这一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压力,酒店仍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论坛完全按计划进行。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会议。这表明,当民主机构、私营合作伙伴和公民社会选择捍卫基本自由时,来自威权政府的持续压力并不一定会得逞。

组织方还要感谢德国警方及相关安全部门的专业精神与配合,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与会者能够和平、安全地聚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承诺,体现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观。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公民社会的空间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它更关乎捍卫一种可能性,即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讨论种族灭绝、问责和正义问题。有时,确保对话能够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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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和茹仙·阿巴斯是谁?奥斯陆自由论坛上的维吾尔跨国镇压证词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1 次浏览 • 2026-06-08 19:02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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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镇压对海外维吾尔人有什么影响?从奥斯陆自由论坛看风险

背景: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什么?

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汇集全球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的年度国际会议。该论坛旨在通过分享倡导策略、非暴力行动经验及数字安全知识,为全球受压迫群体提供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及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据《维吾尔时报》报道,她们在会上重点揭露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及《民族团结法》带来的持续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外

挪威奥斯陆,6月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Zumretay Arkin)完成了奥斯陆自由论坛为期一年的“自由奖学金”项目,与来自全球的其他11位人权捍卫者共同参与了这项密集的领导力与倡导行动计划。


图片说明: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强调维吾尔种族灭绝与跨国镇压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金在挪威、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地参加了培训项目,接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倡导策略、领导力发展、数字安全、运动建设、公开演讲、筹款、人工智能、心理健康以及叙事构建等方面的指导。

在奖学金项目结束时,阿金发表了一场“点燃演讲”(Ignite Talk),重点阐述了全球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及其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维吾尔运动(CFU)执行主任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参加了一场题为“因信仰而受迫害”(Persecuted for Belief)的小组讨论。该讨论审视了威权政府如何针对个人的信仰、身份和倡导活动进行打压。

阿巴斯警告称,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通过日益强硬的政策不断演变,其中包括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她还提请各界关注无辜维吾尔人被持续监禁的问题,其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目前仍被中国当局关押。

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维吾尔运动还举办了一场题为“揭露中国的罪行:现代奴隶制与民族团结”的圆桌讨论,重点强调了对强迫劳动以及北京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持续担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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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镇压对海外维吾尔人有什么影响?从奥斯陆自由论坛看风险

背景: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什么?

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汇集全球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的年度国际会议。该论坛旨在通过分享倡导策略、非暴力行动经验及数字安全知识,为全球受压迫群体提供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及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据《维吾尔时报》报道,她们在会上重点揭露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及《民族团结法》带来的持续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外

挪威奥斯陆,6月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Zumretay Arkin)完成了奥斯陆自由论坛为期一年的“自由奖学金”项目,与来自全球的其他11位人权捍卫者共同参与了这项密集的领导力与倡导行动计划。


图片说明: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强调维吾尔种族灭绝与跨国镇压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金在挪威、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地参加了培训项目,接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倡导策略、领导力发展、数字安全、运动建设、公开演讲、筹款、人工智能、心理健康以及叙事构建等方面的指导。

在奖学金项目结束时,阿金发表了一场“点燃演讲”(Ignite Talk),重点阐述了全球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及其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维吾尔运动(CFU)执行主任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参加了一场题为“因信仰而受迫害”(Persecuted for Belief)的小组讨论。该讨论审视了威权政府如何针对个人的信仰、身份和倡导活动进行打压。

阿巴斯警告称,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通过日益强硬的政策不断演变,其中包括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她还提请各界关注无辜维吾尔人被持续监禁的问题,其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目前仍被中国当局关押。

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维吾尔运动还举办了一场题为“揭露中国的罪行:现代奴隶制与民族团结”的圆桌讨论,重点强调了对强迫劳动以及北京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持续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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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对全球异见人士及民主制度有什么影响?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04 次浏览 • 2026-06-07 06:13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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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解读:一文读懂物理暴力、深伪骚扰与代理胁迫

背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

跨国镇压是指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此手段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并塑造全球叙事,以确保其政治权威与政府稳定。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通过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将审查与强制手段延伸至国界之外。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涉及了全球23%的跨国镇压案例,严重威胁海外异见人士、侨

主要发现


图片说明:CECC《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报告封面,聚焦海外异见人士、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社群面临的压力。


图片说明:CECC报告用图表概括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对象与手段,包括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身体暴力、代理胁迫、法律战和政治干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对人权和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恐吓并审查了身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合法居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套全球性的强制手段,针对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进行打压,这些手段包括人身攻击、人工智能辅助的性骚扰、威胁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旨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是在中国境外也是如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利用隐蔽和强制手段扭曲公众辩论,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民主国家的决策,从而破坏民主治理、机构完整性,以及美国应对专制干预的有效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行动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权利;当其他政府在其领土内协助、促成、容忍或未能阻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强制行为,或将受害者遣返回面临迫害或虐待风险的地区时,这些政府也可能因此助长了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益寻求将其审查和强制手段延伸至中国国界之外。当批评者、侨民社区、大学、文化机构、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发表的言论、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倡导挑战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所偏好的叙事时,他们都面临着压力。这些努力不仅旨在让个人噤声,还意在警告他人:批评中共在中国境外也会带来后果。

十多年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委员会)通过听证会、公开报告、受害者证词和两党立法倡议,持续追踪这一模式。2020年,为应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域外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长的认识,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增加了一个新章节,题为“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侵犯”。该章节记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策略和目标,包括针对批评者和侨民社区的威胁与恐吓;针对外国公司的经济胁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海外开发项目相关的虐待行为;在民主制度中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强迫遣返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以及破坏国际人权机构的努力。

自那时起,关于这些侵权行为的范围和策略的公开报道有所增加。曾经看似零星的事件,现在已被理解为对人权、民主自由、机构独立性以及中国境外民众在无惧报复的情况下自由言行能力的全球性挑战。

为了更全面地应对这些事态发展,委员会现在将发布一份年度审查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境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定期在《中国观察》中发布更新。本报告标志着这一转变:从将这些侵权行为作为更广泛年度报告的一部分进行记录,转变为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持续公众关注和协调政策应对的独特且不断扩大的威胁。

本报告记录的案例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恐惧、审查和强制手段在海外延伸控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针对中国境外的中共批评者、侨民社区成员、人权倡导者、民选官员、研究人员、艺术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打压。虽然策略各异,但所有案例似乎都是为了压制批评、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共的权威。

本报告的一个核心重点是“跨国镇压”,美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2026年,自由之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所有国家中持续领先的跨国镇压实施者,对2014年以来记录的23%的案例负有责任。


图片说明:CECC报告标题页配图,说明报告主题是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说明页介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设立背景和职责,为报告后文的跨国镇压审查提供机构背景。

除了通过跨国镇压针对个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还试图通过“恶意影响力”针对外国政客和政府,并影响海外的民主进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进行的颠覆性、未公开的、强制性的或犯罪性的活动”。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民众或政治态度、认知或行为,以推进其自身利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往往相辅相成,其共同点是中共旨在控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策的全球叙事。中共寻求控制国内外的公众叙事,目的是确保政府的稳定及其自身的政治生存。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集中控制,推动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并增加了资源以扩大党的影响力。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负责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影响力和宣传工作。在国内方面,统战部针对“非中共社会团体、关键人物和非国家组织,如八个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习近平在2023年表示,海外华人社区是推动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代理人”。统战系统旨在“塑造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人物”。这些行动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华人侨民,转而针对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批评态度的全球声音。

本报告综合了开源信息与个人访谈,记录了中共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现实。虽然并不详尽,但本报告展示了2025年期间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在中国境外施加控制的尝试。报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使用的各种策略进行组织,尽管某些案例揭示了多种策略的融合。同样,一些案例模糊了“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但所有案例都揭示了对海外个人权利的侵犯,包括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

跨国镇压最明显的形式或许是对海外异见人士的人身暴力。这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的明显镇压行为虽然报道不多,但确实存在,甚至在美国境内也有发生。在2023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官和亲共侨民团体骚扰并人身攻击了抗议习近平访问的个人。虽然倡导团体和民主活动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聚集在峰会外,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但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有组织的亲共示威者的人身攻击和骚扰。袭击手段包括用金属杆和旗杆殴打、抢夺倡导团体的横幅,以及夺走活动人士的手机并将其扔进附近的水中。多名反共抗议者受了伤,包括骨折和头部创伤,其中两名抗议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详细调查揭露,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策划了一场协调行动,为反抗议者支付酒店和餐饮费用,并雇佣了至少60名保安在冲突期间“保护”这些反抗议者。

尽管有明确记录显示发生了此类恶劣的身体攻击,但美国官方对APEC峰会期间暴力事件的回应却不尽相同。旧金山警察局多次推诿,拒绝提供与该事件相关的公开逮捕记录。峰会结束后,委员会立即于2023年12月致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要求对反抗议者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在回复中表示,联邦调查局(FBI)“非常重视”此类指控,但不会披露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存在或状态。《华盛顿邮报》随后报道称,截至2024年12月,FBI正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2025年4月,有消息称塞尔维亚执法部门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的崔光海(音译)和英国的约翰·米勒,理由是他们涉嫌协调对一名在峰会期间抗议的在美人士进行骚扰和恐吓。2025年9月的报告显示,两人已从塞尔维亚的软禁中逃脱,截至2026年4月,仍下落不明。

基于性别的骚扰是跨国镇压的另一种策略,形式多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来恐吓异见人士。刘家仪和许智峰是两位流亡海外的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被香港警方通缉,他们在2025年成为了此类行动的目标。身份不明的人员从澳门寄出一封信,并分发给刘家仪在英国的邻居,利用深度伪造图像将刘家仪虚假地描绘成性工作者。2025年在澳大利亚,包括许智峰的一名同事在内的几个人收到了相关材料,将许智峰的妻子描绘成“香港寂寞主妇”,并附有一份伪造的“性服务菜单”。许智峰认为这是“由香港政权组织或默许的北京忠诚派团体”所为,并表示澳大利亚警方告诉他,这些电子邮件可以追溯到一个香港的IP地址。刘家仪告诉委员会,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骚扰“绝对是基于性别的”。她指出,在涉及许智峰的案件中,目标是他的妻子“而不是许智峰本人”,并补充说,这些针对女性的行动也发生在藏人和维吾尔人社区,反映了一种中国文化刻板印象,即“女性从政一直是不洁的”。刘家仪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她将其部分描述为努力让自己变得“隐形”,但这并不能完全降低风险。

加拿大籍华人活动人士张尧也同样成为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露骨色情深度伪造的目标,并遭受了网络骚扰和“人肉搜索”。在张尧的案例中,镇压还结合了另一种策略——通常被称为代理人胁迫——据报道,中国当局向她在中国的姨妈和祖母施压,试图在张尧2024年支持台湾独立的行程后让她噤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将一场新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行动——包括使用机器人和露骨的色情深度伪造图像——“高度确信”地归咎于中国政府,张尧表示加拿大当局告知她,她是与此行动相关的首个有记录的案例。

代理人胁迫

“代理人胁迫”是一种跨国镇压策略,即政府通过惩罚、骚扰或以其他方式恐吓居住在国外的异见人士的亲属,以迫使海外活动人士噤声。中国当局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今年发生的几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香港惩罚家庭成员

2026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活动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彦生八个月监禁,原因是他试图取消一份与其女儿相关的保险单。此案是首个已知的海外活动人士家属因与香港《国家安全法》下“潜逃者”涉嫌金融资产相关的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例。郭凤仪警告称,这种起诉反映了一种“劫持人质”和跨国镇压的模式。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强调,郭女士的案件凸显了提高警惕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对海外个人的胁迫构成了“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绝不能允许其在阴影中运作。


图片说明:郭凤仪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CECC报告借这一案例说明,海外活动人士及其家人可能同时面临法律压力、代理人胁迫和跨国镇压。

策略的汇合:独立中国电影节

2025年11月在纽约市取消首届独立中国电影节,说明了多种跨国镇压策略的运用,特别是网络骚扰和代理人胁迫。该独立电影节原计划放映中国纪录片和短片,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的新冠疫情封控、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一场旨在清洗中共内部异见人士的政治运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截图显示,独立中国电影节的社交媒体帖子下出现多条攻击性评论,英文翻译由委员会添加。

委员会认定,恐吓始于社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数字行动。大量可疑账户针对电影节的Instagram平台进行攻击,试图使该活动失去合法性。这些可疑的Instagram账户创建于2025年10月,大约在电影节宣布片单的同时。在电影节的帖子下,这些账户发布了针对参与者的人身攻击,散布未经证实的财务不当指控,并质疑参与导演的专业资格。例如,可疑账户之一的用户名“ondonantu697”在多个帖子下反复评论称,“独立电影的头衔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并且“这种‘导演’只会拍一种电影:骗局纪录片”。与此同时,其他账户质疑独立电影是否被用作筹款工具。这些账户创建的时间和信息模式的相似性表明,这是一场旨在抹黑电影节及其组织者的协调行动。

在这些网络攻击之后,电影节策展人朱日坤和几位参与导演报告称,他们通过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了压力。朱日坤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他接到中国父亲清晨打来的电话,警告他“永远不要做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情”。尽管朱日坤的父亲否认是在胁迫下行事,但其他电影节参与者报告称,中国警方联系了他们的亲属,敦促他们将影片从电影节撤下。11月6日,即电影节原定开幕前两天,朱日坤发表声明取消了电影节,表示他希望这一决定能“阻止某些不明势力骚扰所有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强制遣返: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试图强迫个人返回中国,以便当局在国内对其进行起诉并施加更多控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司法外机制向其认定的“逃犯”施压并迫使其回国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两项大规模行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启动。监测亚洲人权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2025年初估计,这两项行动在2014年至2024年间已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0人遣返回中国。

2025年初,首起针对“猎狐行动”的美国审判中,三名男子因试图恐吓并施压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府官员回国而被判刑。该行动的目标徐进(音译)曾任武汉市官员,他在中国面临贿赂指控,但他对此予以否认。徐进及其妻子声称,他们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政治而成为目标的。肇事者朱勇(音译)、郑聪颖(音译)以及已退休的纽约市警察局警长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 在徐进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中对其进行骚扰,并在其门上留下了威胁性字条。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安排徐进年迈的父亲飞往美国与他会面,并恳求他回国。

同样在2025年初,在另一起“猎狐行动”案件中,知名中国商人安全忠(音译)在纽约被判刑,原因是他向另一名来自中国的“逃犯”施压,迫使其回国。安全忠还曾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员,并领导过纽约山东同乡会,这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紧密挂钩。五年多来,安全忠多次威胁美国永久居民刘申祥(音译)。刘申祥因被指控从一家国有企业挪用超过28.5万美元,于201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列为100名“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刘申祥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于2000年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美国定居。从2017年到2022年被捕期间,安全忠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向刘申祥施压,迫使其回国。他安排刘申祥的侄子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一同前往美国探望刘申祥,并警告刘申祥,如果他不留在美国,他在中国的家人将面临威胁。2025年3月,一名联邦法官判处安全忠20个月监禁,罪名是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以及强迫刘申祥回国。

学术审查: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自2021年起,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U)的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博士开展了研究,记录了全球各类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发现,以及她所在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强迫劳动实验室(Forced Labour Lab)团队的研究,已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议会及政策讨论所引用,并为美国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

墨菲在2023年11月至2025年初期间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休假,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此期间,来自中国针对她研究的压力加剧,包括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纺织服装制造商对该校提起的诽谤诉讼。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以及担心无法维持中国学生市场,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最终叫停了墨菲的研究。在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后,该校于2025年10月向墨菲正式道歉,并允许其研究继续进行。然而,该校此前决定不发布报告并将资金退还给总部位于海牙的非营利组织“全球权利合规”(Global Rights Compliance),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种被视为代表外国政府进行审查的行为,可能会破坏英国《2023年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墨菲的经历说明了跨国镇压如何通过外交压力、武器化诉讼和隐蔽恐吓来削减学术研究项目,有时甚至迫使独立研究遭到审查和撤回。事件经过详见下表。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学术审查时间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贴上“反华势力先锋”的标签”。

• 影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 墨菲研究中引用的香港纺织服装制造商“Smart Shirts”在英国法院对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提起了诽谤诉讼。

• 影响:在诽谤投诉后,该校的保险公司撤销了承保。

• 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北京办公室对一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员工进行了两小时的审讯,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研究。

• 影响:2024年9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管理人员私下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门,他们将不再发布后续研究。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下令墨菲停止工作,并将墨菲领导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从公共领域移除。

• 影响:2025年晚些时候,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解除了对墨菲研究为期八个月的禁令,并向她正式道歉。

艺术审查

这种在中国对政治敏感话题的强制审查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在泰国,曼谷艺术文化中心在2025年7月举办展览“共谋的星座:可视化威权团结的全球机器”(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开幕三天后,撤下了相关艺术品。此前,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官员曾到访并要求移除特定内容。被审查的艺术品包括一件西藏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而其他带有“香港”和“维吾尔”字样的作品则被修改和遮盖。据报道,该中心承认压力是通过其主要赞助方——泰国外交部和曼谷市政府传达的,并表示除了做出调整(包括遮盖艺术家身份)外,“别无选择”。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缅甸艺术家赛(Sai)声称,在泰国警方试图寻找他之后,他离开了该国。他说,这一事件对该地区的流亡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法律战

法律战,或如一位法律专家所描述的“在[外国]法院提起无理诉讼,以对异见人士施加经济和心理成本”,已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最频繁的肇事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可以利用民事诉讼、刑事指控、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或其他准法律机制,针对中国境外的异见人士和流亡批评者,利用外国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进行打击。本报告年度观察到了一些此类策略:

马聚:一场美国法院的中国诉讼

马聚是一名回族穆斯林,于2019年来到美国,寻求避难以逃避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穆斯林日益加剧的运动。他的案例展示了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判决追随异见人士进入美国法院时,商业诉讼如何成为跨国镇压的工具。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天柱煤业有限公司隶属于窑街煤电集团,于2023年12月在美国法院起诉马聚,声称他欠款近1200万美元。由于这起诉讼发生在他十多年来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之后,马聚声称该诉讼基于“捏造的事实”,其目的更像是为了让他噤声并耗尽其财务,而非寻求正义。特别是在2023年,马聚通过联合国报告、国会简报以及针对中国清真寺拆除和改建的抗议活动,扩大了他的公开倡导工作。

一名美国法官认定中国法院的文件有效,并于2024年8月裁定马聚确实欠款1200万美元,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司法体系整体上缺乏公正性或缺乏对正当程序要求的遵守”。 截至2025年3月,马聚及其法律团队正致力于撤销该命令,并计划提出上诉。马聚的案例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利用美国法院进行域外滥权,给异见人士施加经济惩罚,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法院目前缺乏应对此类威胁的能力。


图片说明: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沈伯洋:通过法律战针对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日益将法律战整合到其针对台湾的更广泛战略中。一个突出的案例涉及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他于2024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名单,随后于2025年10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所谓的“顽固台独分裂分子”为由正式立案调查”。这是中国司法机关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文件后,首位被针对的台湾立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中国教授告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可以利用国际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或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开展跨境行动并逮捕沈伯洋。中国当局正从行政制裁升级为域外刑事起诉——沈伯洋案即为典型——这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叙事。台湾外交部谴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逮捕沈伯洋的说法,并将其标记为中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一个例子。

政治干预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境外骚扰和压制特定个人一样,他们也寻求从外国政府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并散布虚假信息,作为其叙事塑造战略的一部分。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政策分析部门前主任萨曼莎·卡斯特(Samantha Custer)在2025年1月表示:“中国寻求在公共外交、信息、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之间建立协同效应,作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以扩大其叙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多种不同手段扩大其在外国政府官员中的影响力,从而推进符合中国共产党目标的政策;近期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点:

同乡会

2025年8月,《纽约时报》讨论了“同乡会”——即由具有相似地区背景的成员组成的中国侨民团体,其中许多被归类为免税非营利组织——是如何被用作“中国驻曼哈顿中城总领事馆的工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有53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组织推动其成员支持或为纽约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在这53个组织中,至少有19个是注册慈善机构,它们无视联邦税法中关于禁止支持政治候选人的规定。《纽约时报》发现了2016年以来的视频,显示了35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官员牵头的仪式,他们带领团体负责人宣读了包括承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祖国伟大复兴”以及其他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内容。《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报道称,前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及后来的州长霍楚(Kathy Hochul)的前助手孙雯(Linda Sun)与同乡会成员保持联系,参加了其中一些团体组织的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美的抗议活动,并前往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美国司法部于2024年9月对孙雯提出10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于2025年6月增加了更多指控,尽管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25年12月因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而宣布审判无效。


图片说明:CECC报告第17页配图显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活动现场。报告将此图用于说明同乡会、侨民组织和政治影响力网络之间的关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

在线宣传

“Spamouflage”是一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行动,自2017年以来,它在数十个网站上使用了数千个社交媒体账户,以推动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者,包括人权组织。该网络还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话语,有时还试图推广批评外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叙事。 Meta已将该行动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法部门有关联的个人联系起来。 Spamouflage的观察参与度和影响力总体上仍然有限。

2025年1月,进行社交媒体分析的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Spamouflage在多个主流和替代平台上创建了“冒充总部位于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人权组织的内容,利用瓦伦西亚的致命洪水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被推翻”。这是Graphika首次观察到该网络鼓动推翻外国政府。此外,加拿大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Canada)检测到Spamouflage每天在X、Facebook、TikTok和YouTube上发布100到200条帖子。加拿大官员表示,该行动涉及“在属于各政府实体和加拿大媒体机构的X和Facebook账户的评论区分享篡改过的视频——即深度伪造(deepfakes)”。

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在2026年2月报告称,一个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网络中,超过330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五个在线平台上向“美国和美国伙伴国家的受众发表虚假断言”,其策略与早期的Spamouflage行动如出一辙。这些账号试图抹黑维吾尔活动人士,声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应对促成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美勾结”阴谋负责,否认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香港和西藏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散布关于其他议题的虚假主张。

颠覆针对IPAC成员的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是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成立于2020年,旨在协调民主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应对措施。 IPAC由来自9个国家的18名立法者创立,此后已扩展至全球40多个立法机构的近300名议员。它也是台湾以成员身份参与的少数国际组织之一,其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与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称作“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形成对比。这种能见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IPAC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压制外国政客来破坏和动摇其运作。


图片说明:IPAC会议现场图片,由 Octavian Carare 拍摄。CECC报告用这张图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IPAC 成员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施压。

在2026年1月接受委员会采访时,IPAC执行主任Luke de Pulford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2025年11月在欧洲议会举行IPAC峰会的策略,该峰会期间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发表了演讲。据de Pulford称,受邀的12名非洲代表中最终只有2人出席。他推测原因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

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干预导致肯尼亚外交部在议员出发前仅24小时撤销了他们的旅行许可。de Pulford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导致赞比亚的一名联合主席在峰会后辞职,这将迫使赞比亚完全退出IPAC,因为成员资格要求每个国家至少有两名立法者。此类针对性行动阻碍了IPAC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扩张,赞比亚的案例反映了此前马拉维和冈比亚立法者的退出。

滥用国际机制

自2018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内利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s)的策略。据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称,这些GONGO不仅宣传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排挤独立声音,还充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额外耳目”,用于监视、恐吓或干扰独立的公民社会行动者。维吾尔和藏族活动人士报告称,在联合国会场遭到对抗、拍照和监视,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受到当局压力,被要求敦促他们停止参加联合国会议或活动。

个人和组织应当能够自由地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而不必担心恐吓或报复,这一原则体现在《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及其他国际标准中。根据ISHR对联合国秘书长年度报复报告的汇编,中国是此类报复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之一,2010年至2024年间至少有41起记录在案的案例,全球排名第四。据ISHR称,他们记录的所有案例至今仍未解决,这反映出对于“涉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依然缺乏问责或补救措施”。

2025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系统以追捕海外个人(包括异见人士和商业人士)的行为。在报告中,ICIJ指出多个国家的法院拒绝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两家法院明确认定这些请求具有政治性质。

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对红色通缉令系统进行了改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将通缉令发布到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之前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新流程并不要求对案件的潜在实质内容进行独立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请求方的诚信。这些限制造成了漏洞,使得出于政治动机的红色通缉令得以继续发布。美国已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跨国镇压问责与预防法》(TRAP)条款对此作出了回应。 TRAP条款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国际刑警组织被滥用的情况,并禁止美国政府仅凭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引渡任何人。尽管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报告称美国不会仅基于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逮捕或拘留人员,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滥用风险方面仍面临挑战。

通过针对特定个人进行恐吓、散布关于外国政府和政客的虚假信息,以及颠覆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将其压制的“长臂”延伸至国界之外。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加强外交和执法努力的必要性。以下建议包含在CECC的2025年度报告中。

制定应对跨国镇压的战略

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使联邦机构能够应对新兴风险,加强国际伙伴关系,并支持侨民社区。

• 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法》(S.2525 / H.R.4829),以扩大美国执法部门和美国国务院打击美国境内跨国镇压行为的权力。

• 要求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其他相关联邦机构提交一份跨国镇压威胁报告,以评估美国挫败跨国镇压的努力。该报告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已开展的调查、起诉和民事补救措施。

• 跨部门协调和培训倡议。

• 与侨民社区的接触,以及对寻求揭露跨国镇压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 反击外国宣传和基于恐惧的影响力行动的公共外交运动。

• 新兴威胁,以及对高风险侨民或流亡社区的联络工作。

• 委托司法部提交一份差距分析报告,评估现行美国法律是否足以将跨国镇压定罪并起到威慑作用,并建议为填补法律空白(特别是围绕外国情报代理人和数字骚扰工具方面)所需的任何法定变更。

• 深化国际协调与情报共享,通过召开半年一次的多边演习——在七国集团(G7)跨国镇压框架的基础上——交流关于强制手段的实时情报,并识别参与跨境恐吓的关键行为者。

• 评估并报告用于恐吓的外国数字平台,通过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评估微信、TikTok和小红书等平台如何被用于审查、监视、散布宣传、选举干预以及对美国居民的恐吓。该报告应包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联系,并优先考虑政策和执法建议。

• 通过扩大心理咨询、法律服务及其他援助的获取渠道,根据《酷刑受害者救济再授权法》(Public Law No. 106-87)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法律补救;《犯罪受害者法》(34 U.S.C.§§ 20101– 20111)以及其他旨在解决跨国镇压目标所遭受的创伤、孤立和公民权利损害的措施。

• 推进全球问责机制,通过——

• 支持设立联合国跨国镇压任务,例如特别报告员或同等职位,负责记录域外侵犯人权行为(例如绑架、威胁、强制遣返)、协调民间社会意见,并发布年度调查结果。

• 创建制裁和执法工具包,传播示范性制裁授权和执法培训模块,帮助盟友和伙伴发现、调查和起诉跨国镇压案件。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

一种统一的、两党支持的方法——结合执法、透明度、社区保护和能力建设——可以应对中国共产党隐蔽影响力网络带来的人权影响,提升弱势群体地位,并加强美国政治、学术和民间社会机构的完整性。

• 通过《针对中共的盾牌法案》(H.R.708 / S.1625),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改善网络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打击中共对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

• 建立跨部门影响力中心,责成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观察站”,吸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商务部以及民间社会联络员参与。

• 取缔中共隐蔽网络,终止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警务站”(又称“服务站”)及其附属实体在美国的任何运作,并制裁那些协助这些网络的人员,包括冻结资产或吊销签证。

• 提升情报共享,通过为主要盟友和伙伴提供关于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FMIC)调查结果的季度简报,并建立一个安全门户网站,向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分发解密的FMIC威胁评估。

• 保护高风险社区,将联邦调查局的“受保护的声音”项目扩展为全国性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研讨会、热线电话和社区

研讨会——帮助记者、学者和侨民团体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入侵、人肉搜索和恐吓。

• 通过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向在美国最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和数字恐吓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族裔社区中心推出更新的入侵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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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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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a Gorokhovskaia 和 Grady Vaughan,“合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2026年4月。

• “我们的工作”,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访问日期:2026年4月23日。关于什么是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的策略的更多信息,见,例如,Michael A.Weber,“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与人权:国会的工具与考量”,国会研究处,更新于2024年1月4日,28–29;Kamya Yadav, Martin J.Reidl, Alicia Wanless 和 Samuel Woolley,“什么使影响力行动具有恶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3年8月7日,1–4;“反击中国在美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Glenn Tiffert,胡佛研究所中国全球锐实力项目联合主席兼杰出研究员的记录陈述),2023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恶意影响力——情况正在恶化”,Congress.gov,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Kelley E.Currie,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及驻联合国大会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陈述),202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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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3月19日,委员会访问了31个Instagram账户资料。

• IndieChina (@indiechinafilmfestival),“2025 IndieChina电影节片单!!IndieChina电影节全片单,” Instagram,来自@lin的评论。daily09:“独立电影?倒像独立融资。” [独立电影?看起来更像是独立筹款。];来自@xixibuxixi697的评论:“独立电影的名义,不该成个人作秀的幌子。” [独立电影的名义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202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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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莉,“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 [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不明白播客,2025年12月6日;Vivian Wang,“中国如何将触角伸向纽约以阻止一场小型电影节”,《纽约时报》,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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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nnifer Peltz,“男子因给前中国官员留下恐吓信被判跟踪罪,在美国入狱”,美联社,2025年1月22日;Jennifer Peltz,“男子因协助强迫前官员回国,在美国被判入狱2年”,美联社,2025年1月15日;“私家侦探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州跟踪和骚扰中国公民被判入狱”,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2025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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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tul Nerkar,“皇后区商人因充当中国代理人被判入狱”,《纽约时报》,2025年3月19日;James Areddy,“纽约华人社区的支柱是如何为北京干脏活的”,《华尔街日报》,2025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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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leine Spence,“她站出来反抗中国。现在她揭露了她的大学是如何屈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2025年11月23日;Damian Grammaticas,“文件显示,中国恐吓英国大学放弃人权研究”,BBC,2025年11月3日。

• Laura Murphy 和 Shawn Bhimani,“提交给《2020年海关修正案(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法案》调查的意见书”,澳大利亚议会,2021年2月;

• Eliot Chen,“问答:Laura Murphy谈中国如何强迫她的大学停止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Wire China,2025年11月3日;Damian Grammaticas,“文件显示,中国恐吓英国大学放弃人权研究”,BBC,202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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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博雷特(Amy Borrett)与劳拉·休斯(Laura Hughes),“学者称英国大学对中国学费的依赖助长了自我审查”,《金融时报》,2025年12月8日;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英国大学在压力下叫停了有关中国的人权研究”,《卫报》,2025年11月3日。

• 波比·麦克弗森(Poppy McPherson)与纳帕特·韦萨萨塔(Napat Wesshasartar),“独家:泰国画廊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撤下以中国为主题的艺术品”,路透社,2025年8月10日;塔拉·科巴姆(Tara Cobham),“因展览揭露威权政权而遭审查并逃往英国的艺术家称‘感到极度不安全’”,《独立报》,2025年8月26日;亚瑟·考夫曼(Arthur Kaufman),“审查丑闻席卷泰国与法国艺术博物馆”,(网页),《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8月13日

• 玛丽·蔡(Marie Tsai),“他逃离了中国。骚扰跟随他到了纽约的法庭”,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3月19日。

• 玛丽·蔡(Marie Tsai),“他逃离了中国。骚扰跟随他到了纽约的法庭”,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3月19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定期审议与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马聚,回族穆斯林人权活动人士的证词),2024年2月1日。

• “天祝煤业有限公司诉窑街煤电集团马聚案”,Justia美国法律网,2024年8月12日。

• 陈虹瑾,“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 [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法律依据抓捕台湾公民?解码中共在跨国镇压中使用的法律战],镜周刊,2026年1月22日。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司法部,2024年6月21日。

• “新闻周刊丨沈伯洋的“台独”绝路难逃法网!”[新闻周刊/沈伯洋的“台独”绝路难逃法网],中央电视台,2025年11月8日。

• 陈虹瑾,“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 [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镜周刊,2026年1月22日。

• “外交部针对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关沈伯洋的不实指控所作之回应”,台湾外交部,2025年11月9日。

• “2025年1月会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外交努力’”,美国国务院,2025年1月16日。

• 迈克尔·福赛斯(Michael Forsythe)等人,“中国如何影响美国最大城市的选举”,《纽约时报》,2025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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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纽约州政府高级雇员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未公开代理人”,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24年9月3日;胡鲁比·梅科(Hurubie Meko)和威廉·拉什鲍姆(William Rashbaum),“纽约州官员被控收受金钱、旅游和家禽以协助中国”,《纽约时报》,2024年9月5日;“前纽约州政府高级雇员及其丈夫被控在个人防护装备欺诈案中收受回扣”,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25年6月26日;桑图尔·内卡(Santul Nerkar)和阿努莎·巴亚(Anusha Bayya),“纽约州官员案审判无效”。Y.“官员被控为中国工作”,《纽约时报》,2025年12月22日。

• 伊莉斯·托马斯(Elise Thomas),“亲中共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2024年4月1日;“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伊莉斯·托马斯,“亲中共的‘垃圾伪装’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2024年4月1日;“加拿大成为与‘垃圾伪装’有关的中国跨国镇压新运动的目标”,加拿大政府,2025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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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莉斯·托马斯,“亲中共的‘垃圾伪装’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2024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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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达克(Dake Kang),“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卢克·德·普尔福德(Luke de Pulford),IPAC执行主任,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采访,2026年1月7日;“萧副总统在布鲁塞尔IPAC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网页),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2025年11月11日;“IPAC在布鲁塞尔启动第五届年度峰会”,(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5年11月6日。

• 康达克,“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2025年4月28日,第36-37页;塔姆辛·李-史密斯(Tamsin Lee-Smith)和耶莱娜·科西奇(Jelena Cosic),“在中国,中国正在部署一支日益壮大的傀儡组织大军来监视和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2025年4月28日。

• “人权捍卫者宣言”,联合国,1998年12月9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第19条。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页。参见,例如。“与联合国及其代表和人权领域机制的合作——秘书长报告”,联合国,A/HRC/60/62,2025年9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39页。

• 西拉·阿莱奇(Scilla Alecci)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

• 西拉·阿莱奇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协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6年4月16日。

• “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法第117-81号,第6503。

• “评估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出于政治动机和其他非法目的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扩散通报及其他通讯的行为”,美国司法部与美国国务院,2022年8月,第5页;泰德·布罗蒙德,“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如何助长跨国镇压”,新线政策研究所,2025年7月,第12-24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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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解读:一文读懂物理暴力、深伪骚扰与代理胁迫

背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

跨国镇压是指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此手段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并塑造全球叙事,以确保其政治权威与政府稳定。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通过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将审查与强制手段延伸至国界之外。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涉及了全球23%的跨国镇压案例,严重威胁海外异见人士、侨

主要发现


图片说明:CECC《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报告封面,聚焦海外异见人士、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社群面临的压力。


图片说明:CECC报告用图表概括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对象与手段,包括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身体暴力、代理胁迫、法律战和政治干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对人权和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恐吓并审查了身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合法居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套全球性的强制手段,针对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进行打压,这些手段包括人身攻击、人工智能辅助的性骚扰、威胁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旨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是在中国境外也是如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利用隐蔽和强制手段扭曲公众辩论,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民主国家的决策,从而破坏民主治理、机构完整性,以及美国应对专制干预的有效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行动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权利;当其他政府在其领土内协助、促成、容忍或未能阻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强制行为,或将受害者遣返回面临迫害或虐待风险的地区时,这些政府也可能因此助长了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益寻求将其审查和强制手段延伸至中国国界之外。当批评者、侨民社区、大学、文化机构、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发表的言论、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倡导挑战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所偏好的叙事时,他们都面临着压力。这些努力不仅旨在让个人噤声,还意在警告他人:批评中共在中国境外也会带来后果。

十多年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委员会)通过听证会、公开报告、受害者证词和两党立法倡议,持续追踪这一模式。2020年,为应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域外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长的认识,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增加了一个新章节,题为“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侵犯”。该章节记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策略和目标,包括针对批评者和侨民社区的威胁与恐吓;针对外国公司的经济胁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海外开发项目相关的虐待行为;在民主制度中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强迫遣返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以及破坏国际人权机构的努力。

自那时起,关于这些侵权行为的范围和策略的公开报道有所增加。曾经看似零星的事件,现在已被理解为对人权、民主自由、机构独立性以及中国境外民众在无惧报复的情况下自由言行能力的全球性挑战。

为了更全面地应对这些事态发展,委员会现在将发布一份年度审查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境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定期在《中国观察》中发布更新。本报告标志着这一转变:从将这些侵权行为作为更广泛年度报告的一部分进行记录,转变为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持续公众关注和协调政策应对的独特且不断扩大的威胁。

本报告记录的案例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恐惧、审查和强制手段在海外延伸控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针对中国境外的中共批评者、侨民社区成员、人权倡导者、民选官员、研究人员、艺术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打压。虽然策略各异,但所有案例似乎都是为了压制批评、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共的权威。

本报告的一个核心重点是“跨国镇压”,美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2026年,自由之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所有国家中持续领先的跨国镇压实施者,对2014年以来记录的23%的案例负有责任。


图片说明:CECC报告标题页配图,说明报告主题是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说明页介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设立背景和职责,为报告后文的跨国镇压审查提供机构背景。

除了通过跨国镇压针对个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还试图通过“恶意影响力”针对外国政客和政府,并影响海外的民主进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进行的颠覆性、未公开的、强制性的或犯罪性的活动”。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民众或政治态度、认知或行为,以推进其自身利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往往相辅相成,其共同点是中共旨在控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策的全球叙事。中共寻求控制国内外的公众叙事,目的是确保政府的稳定及其自身的政治生存。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集中控制,推动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并增加了资源以扩大党的影响力。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负责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影响力和宣传工作。在国内方面,统战部针对“非中共社会团体、关键人物和非国家组织,如八个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习近平在2023年表示,海外华人社区是推动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代理人”。统战系统旨在“塑造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人物”。这些行动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华人侨民,转而针对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批评态度的全球声音。

本报告综合了开源信息与个人访谈,记录了中共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现实。虽然并不详尽,但本报告展示了2025年期间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在中国境外施加控制的尝试。报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使用的各种策略进行组织,尽管某些案例揭示了多种策略的融合。同样,一些案例模糊了“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但所有案例都揭示了对海外个人权利的侵犯,包括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

跨国镇压最明显的形式或许是对海外异见人士的人身暴力。这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的明显镇压行为虽然报道不多,但确实存在,甚至在美国境内也有发生。在2023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官和亲共侨民团体骚扰并人身攻击了抗议习近平访问的个人。虽然倡导团体和民主活动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聚集在峰会外,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但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有组织的亲共示威者的人身攻击和骚扰。袭击手段包括用金属杆和旗杆殴打、抢夺倡导团体的横幅,以及夺走活动人士的手机并将其扔进附近的水中。多名反共抗议者受了伤,包括骨折和头部创伤,其中两名抗议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详细调查揭露,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策划了一场协调行动,为反抗议者支付酒店和餐饮费用,并雇佣了至少60名保安在冲突期间“保护”这些反抗议者。

尽管有明确记录显示发生了此类恶劣的身体攻击,但美国官方对APEC峰会期间暴力事件的回应却不尽相同。旧金山警察局多次推诿,拒绝提供与该事件相关的公开逮捕记录。峰会结束后,委员会立即于2023年12月致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要求对反抗议者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在回复中表示,联邦调查局(FBI)“非常重视”此类指控,但不会披露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存在或状态。《华盛顿邮报》随后报道称,截至2024年12月,FBI正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2025年4月,有消息称塞尔维亚执法部门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的崔光海(音译)和英国的约翰·米勒,理由是他们涉嫌协调对一名在峰会期间抗议的在美人士进行骚扰和恐吓。2025年9月的报告显示,两人已从塞尔维亚的软禁中逃脱,截至2026年4月,仍下落不明。

基于性别的骚扰是跨国镇压的另一种策略,形式多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来恐吓异见人士。刘家仪和许智峰是两位流亡海外的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被香港警方通缉,他们在2025年成为了此类行动的目标。身份不明的人员从澳门寄出一封信,并分发给刘家仪在英国的邻居,利用深度伪造图像将刘家仪虚假地描绘成性工作者。2025年在澳大利亚,包括许智峰的一名同事在内的几个人收到了相关材料,将许智峰的妻子描绘成“香港寂寞主妇”,并附有一份伪造的“性服务菜单”。许智峰认为这是“由香港政权组织或默许的北京忠诚派团体”所为,并表示澳大利亚警方告诉他,这些电子邮件可以追溯到一个香港的IP地址。刘家仪告诉委员会,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骚扰“绝对是基于性别的”。她指出,在涉及许智峰的案件中,目标是他的妻子“而不是许智峰本人”,并补充说,这些针对女性的行动也发生在藏人和维吾尔人社区,反映了一种中国文化刻板印象,即“女性从政一直是不洁的”。刘家仪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她将其部分描述为努力让自己变得“隐形”,但这并不能完全降低风险。

加拿大籍华人活动人士张尧也同样成为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露骨色情深度伪造的目标,并遭受了网络骚扰和“人肉搜索”。在张尧的案例中,镇压还结合了另一种策略——通常被称为代理人胁迫——据报道,中国当局向她在中国的姨妈和祖母施压,试图在张尧2024年支持台湾独立的行程后让她噤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将一场新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行动——包括使用机器人和露骨的色情深度伪造图像——“高度确信”地归咎于中国政府,张尧表示加拿大当局告知她,她是与此行动相关的首个有记录的案例。

代理人胁迫

“代理人胁迫”是一种跨国镇压策略,即政府通过惩罚、骚扰或以其他方式恐吓居住在国外的异见人士的亲属,以迫使海外活动人士噤声。中国当局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今年发生的几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香港惩罚家庭成员

2026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活动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彦生八个月监禁,原因是他试图取消一份与其女儿相关的保险单。此案是首个已知的海外活动人士家属因与香港《国家安全法》下“潜逃者”涉嫌金融资产相关的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例。郭凤仪警告称,这种起诉反映了一种“劫持人质”和跨国镇压的模式。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强调,郭女士的案件凸显了提高警惕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对海外个人的胁迫构成了“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绝不能允许其在阴影中运作。


图片说明:郭凤仪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CECC报告借这一案例说明,海外活动人士及其家人可能同时面临法律压力、代理人胁迫和跨国镇压。

策略的汇合:独立中国电影节

2025年11月在纽约市取消首届独立中国电影节,说明了多种跨国镇压策略的运用,特别是网络骚扰和代理人胁迫。该独立电影节原计划放映中国纪录片和短片,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的新冠疫情封控、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一场旨在清洗中共内部异见人士的政治运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截图显示,独立中国电影节的社交媒体帖子下出现多条攻击性评论,英文翻译由委员会添加。

委员会认定,恐吓始于社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数字行动。大量可疑账户针对电影节的Instagram平台进行攻击,试图使该活动失去合法性。这些可疑的Instagram账户创建于2025年10月,大约在电影节宣布片单的同时。在电影节的帖子下,这些账户发布了针对参与者的人身攻击,散布未经证实的财务不当指控,并质疑参与导演的专业资格。例如,可疑账户之一的用户名“ondonantu697”在多个帖子下反复评论称,“独立电影的头衔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并且“这种‘导演’只会拍一种电影:骗局纪录片”。与此同时,其他账户质疑独立电影是否被用作筹款工具。这些账户创建的时间和信息模式的相似性表明,这是一场旨在抹黑电影节及其组织者的协调行动。

在这些网络攻击之后,电影节策展人朱日坤和几位参与导演报告称,他们通过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了压力。朱日坤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他接到中国父亲清晨打来的电话,警告他“永远不要做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情”。尽管朱日坤的父亲否认是在胁迫下行事,但其他电影节参与者报告称,中国警方联系了他们的亲属,敦促他们将影片从电影节撤下。11月6日,即电影节原定开幕前两天,朱日坤发表声明取消了电影节,表示他希望这一决定能“阻止某些不明势力骚扰所有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强制遣返: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试图强迫个人返回中国,以便当局在国内对其进行起诉并施加更多控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司法外机制向其认定的“逃犯”施压并迫使其回国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两项大规模行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启动。监测亚洲人权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2025年初估计,这两项行动在2014年至2024年间已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0人遣返回中国。

2025年初,首起针对“猎狐行动”的美国审判中,三名男子因试图恐吓并施压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府官员回国而被判刑。该行动的目标徐进(音译)曾任武汉市官员,他在中国面临贿赂指控,但他对此予以否认。徐进及其妻子声称,他们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政治而成为目标的。肇事者朱勇(音译)、郑聪颖(音译)以及已退休的纽约市警察局警长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 在徐进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中对其进行骚扰,并在其门上留下了威胁性字条。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安排徐进年迈的父亲飞往美国与他会面,并恳求他回国。

同样在2025年初,在另一起“猎狐行动”案件中,知名中国商人安全忠(音译)在纽约被判刑,原因是他向另一名来自中国的“逃犯”施压,迫使其回国。安全忠还曾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员,并领导过纽约山东同乡会,这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紧密挂钩。五年多来,安全忠多次威胁美国永久居民刘申祥(音译)。刘申祥因被指控从一家国有企业挪用超过28.5万美元,于201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列为100名“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刘申祥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于2000年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美国定居。从2017年到2022年被捕期间,安全忠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向刘申祥施压,迫使其回国。他安排刘申祥的侄子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一同前往美国探望刘申祥,并警告刘申祥,如果他不留在美国,他在中国的家人将面临威胁。2025年3月,一名联邦法官判处安全忠20个月监禁,罪名是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以及强迫刘申祥回国。

学术审查: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自2021年起,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U)的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博士开展了研究,记录了全球各类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发现,以及她所在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强迫劳动实验室(Forced Labour Lab)团队的研究,已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议会及政策讨论所引用,并为美国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

墨菲在2023年11月至2025年初期间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休假,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此期间,来自中国针对她研究的压力加剧,包括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纺织服装制造商对该校提起的诽谤诉讼。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以及担心无法维持中国学生市场,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最终叫停了墨菲的研究。在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后,该校于2025年10月向墨菲正式道歉,并允许其研究继续进行。然而,该校此前决定不发布报告并将资金退还给总部位于海牙的非营利组织“全球权利合规”(Global Rights Compliance),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种被视为代表外国政府进行审查的行为,可能会破坏英国《2023年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墨菲的经历说明了跨国镇压如何通过外交压力、武器化诉讼和隐蔽恐吓来削减学术研究项目,有时甚至迫使独立研究遭到审查和撤回。事件经过详见下表。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学术审查时间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贴上“反华势力先锋”的标签”。

• 影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 墨菲研究中引用的香港纺织服装制造商“Smart Shirts”在英国法院对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提起了诽谤诉讼。

• 影响:在诽谤投诉后,该校的保险公司撤销了承保。

• 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北京办公室对一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员工进行了两小时的审讯,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研究。

• 影响:2024年9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管理人员私下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门,他们将不再发布后续研究。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下令墨菲停止工作,并将墨菲领导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从公共领域移除。

• 影响:2025年晚些时候,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解除了对墨菲研究为期八个月的禁令,并向她正式道歉。

艺术审查

这种在中国对政治敏感话题的强制审查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在泰国,曼谷艺术文化中心在2025年7月举办展览“共谋的星座:可视化威权团结的全球机器”(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开幕三天后,撤下了相关艺术品。此前,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官员曾到访并要求移除特定内容。被审查的艺术品包括一件西藏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而其他带有“香港”和“维吾尔”字样的作品则被修改和遮盖。据报道,该中心承认压力是通过其主要赞助方——泰国外交部和曼谷市政府传达的,并表示除了做出调整(包括遮盖艺术家身份)外,“别无选择”。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缅甸艺术家赛(Sai)声称,在泰国警方试图寻找他之后,他离开了该国。他说,这一事件对该地区的流亡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法律战

法律战,或如一位法律专家所描述的“在[外国]法院提起无理诉讼,以对异见人士施加经济和心理成本”,已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最频繁的肇事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可以利用民事诉讼、刑事指控、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或其他准法律机制,针对中国境外的异见人士和流亡批评者,利用外国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进行打击。本报告年度观察到了一些此类策略:

马聚:一场美国法院的中国诉讼

马聚是一名回族穆斯林,于2019年来到美国,寻求避难以逃避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穆斯林日益加剧的运动。他的案例展示了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判决追随异见人士进入美国法院时,商业诉讼如何成为跨国镇压的工具。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天柱煤业有限公司隶属于窑街煤电集团,于2023年12月在美国法院起诉马聚,声称他欠款近1200万美元。由于这起诉讼发生在他十多年来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之后,马聚声称该诉讼基于“捏造的事实”,其目的更像是为了让他噤声并耗尽其财务,而非寻求正义。特别是在2023年,马聚通过联合国报告、国会简报以及针对中国清真寺拆除和改建的抗议活动,扩大了他的公开倡导工作。

一名美国法官认定中国法院的文件有效,并于2024年8月裁定马聚确实欠款1200万美元,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司法体系整体上缺乏公正性或缺乏对正当程序要求的遵守”。 截至2025年3月,马聚及其法律团队正致力于撤销该命令,并计划提出上诉。马聚的案例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利用美国法院进行域外滥权,给异见人士施加经济惩罚,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法院目前缺乏应对此类威胁的能力。


图片说明: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沈伯洋:通过法律战针对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日益将法律战整合到其针对台湾的更广泛战略中。一个突出的案例涉及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他于2024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名单,随后于2025年10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所谓的“顽固台独分裂分子”为由正式立案调查”。这是中国司法机关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文件后,首位被针对的台湾立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中国教授告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可以利用国际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或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开展跨境行动并逮捕沈伯洋。中国当局正从行政制裁升级为域外刑事起诉——沈伯洋案即为典型——这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叙事。台湾外交部谴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逮捕沈伯洋的说法,并将其标记为中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一个例子。

政治干预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境外骚扰和压制特定个人一样,他们也寻求从外国政府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并散布虚假信息,作为其叙事塑造战略的一部分。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政策分析部门前主任萨曼莎·卡斯特(Samantha Custer)在2025年1月表示:“中国寻求在公共外交、信息、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之间建立协同效应,作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以扩大其叙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多种不同手段扩大其在外国政府官员中的影响力,从而推进符合中国共产党目标的政策;近期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点:

同乡会

2025年8月,《纽约时报》讨论了“同乡会”——即由具有相似地区背景的成员组成的中国侨民团体,其中许多被归类为免税非营利组织——是如何被用作“中国驻曼哈顿中城总领事馆的工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有53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组织推动其成员支持或为纽约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在这53个组织中,至少有19个是注册慈善机构,它们无视联邦税法中关于禁止支持政治候选人的规定。《纽约时报》发现了2016年以来的视频,显示了35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官员牵头的仪式,他们带领团体负责人宣读了包括承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祖国伟大复兴”以及其他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内容。《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报道称,前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及后来的州长霍楚(Kathy Hochul)的前助手孙雯(Linda Sun)与同乡会成员保持联系,参加了其中一些团体组织的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美的抗议活动,并前往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美国司法部于2024年9月对孙雯提出10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于2025年6月增加了更多指控,尽管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25年12月因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而宣布审判无效。


图片说明:CECC报告第17页配图显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活动现场。报告将此图用于说明同乡会、侨民组织和政治影响力网络之间的关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

在线宣传

“Spamouflage”是一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行动,自2017年以来,它在数十个网站上使用了数千个社交媒体账户,以推动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者,包括人权组织。该网络还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话语,有时还试图推广批评外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叙事。 Meta已将该行动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法部门有关联的个人联系起来。 Spamouflage的观察参与度和影响力总体上仍然有限。

2025年1月,进行社交媒体分析的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Spamouflage在多个主流和替代平台上创建了“冒充总部位于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人权组织的内容,利用瓦伦西亚的致命洪水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被推翻”。这是Graphika首次观察到该网络鼓动推翻外国政府。此外,加拿大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Canada)检测到Spamouflage每天在X、Facebook、TikTok和YouTube上发布100到200条帖子。加拿大官员表示,该行动涉及“在属于各政府实体和加拿大媒体机构的X和Facebook账户的评论区分享篡改过的视频——即深度伪造(deepfakes)”。

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在2026年2月报告称,一个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网络中,超过330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五个在线平台上向“美国和美国伙伴国家的受众发表虚假断言”,其策略与早期的Spamouflage行动如出一辙。这些账号试图抹黑维吾尔活动人士,声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应对促成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美勾结”阴谋负责,否认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香港和西藏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散布关于其他议题的虚假主张。

颠覆针对IPAC成员的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是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成立于2020年,旨在协调民主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应对措施。 IPAC由来自9个国家的18名立法者创立,此后已扩展至全球40多个立法机构的近300名议员。它也是台湾以成员身份参与的少数国际组织之一,其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与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称作“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形成对比。这种能见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IPAC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压制外国政客来破坏和动摇其运作。


图片说明:IPAC会议现场图片,由 Octavian Carare 拍摄。CECC报告用这张图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IPAC 成员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施压。

在2026年1月接受委员会采访时,IPAC执行主任Luke de Pulford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2025年11月在欧洲议会举行IPAC峰会的策略,该峰会期间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发表了演讲。据de Pulford称,受邀的12名非洲代表中最终只有2人出席。他推测原因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

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干预导致肯尼亚外交部在议员出发前仅24小时撤销了他们的旅行许可。de Pulford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导致赞比亚的一名联合主席在峰会后辞职,这将迫使赞比亚完全退出IPAC,因为成员资格要求每个国家至少有两名立法者。此类针对性行动阻碍了IPAC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扩张,赞比亚的案例反映了此前马拉维和冈比亚立法者的退出。

滥用国际机制

自2018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内利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s)的策略。据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称,这些GONGO不仅宣传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排挤独立声音,还充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额外耳目”,用于监视、恐吓或干扰独立的公民社会行动者。维吾尔和藏族活动人士报告称,在联合国会场遭到对抗、拍照和监视,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受到当局压力,被要求敦促他们停止参加联合国会议或活动。

个人和组织应当能够自由地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而不必担心恐吓或报复,这一原则体现在《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及其他国际标准中。根据ISHR对联合国秘书长年度报复报告的汇编,中国是此类报复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之一,2010年至2024年间至少有41起记录在案的案例,全球排名第四。据ISHR称,他们记录的所有案例至今仍未解决,这反映出对于“涉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依然缺乏问责或补救措施”。

2025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系统以追捕海外个人(包括异见人士和商业人士)的行为。在报告中,ICIJ指出多个国家的法院拒绝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两家法院明确认定这些请求具有政治性质。

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对红色通缉令系统进行了改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将通缉令发布到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之前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新流程并不要求对案件的潜在实质内容进行独立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请求方的诚信。这些限制造成了漏洞,使得出于政治动机的红色通缉令得以继续发布。美国已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跨国镇压问责与预防法》(TRAP)条款对此作出了回应。 TRAP条款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国际刑警组织被滥用的情况,并禁止美国政府仅凭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引渡任何人。尽管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报告称美国不会仅基于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逮捕或拘留人员,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滥用风险方面仍面临挑战。

通过针对特定个人进行恐吓、散布关于外国政府和政客的虚假信息,以及颠覆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将其压制的“长臂”延伸至国界之外。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加强外交和执法努力的必要性。以下建议包含在CECC的2025年度报告中。

制定应对跨国镇压的战略

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使联邦机构能够应对新兴风险,加强国际伙伴关系,并支持侨民社区。

• 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法》(S.2525 / H.R.4829),以扩大美国执法部门和美国国务院打击美国境内跨国镇压行为的权力。

• 要求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其他相关联邦机构提交一份跨国镇压威胁报告,以评估美国挫败跨国镇压的努力。该报告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已开展的调查、起诉和民事补救措施。

• 跨部门协调和培训倡议。

• 与侨民社区的接触,以及对寻求揭露跨国镇压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 反击外国宣传和基于恐惧的影响力行动的公共外交运动。

• 新兴威胁,以及对高风险侨民或流亡社区的联络工作。

• 委托司法部提交一份差距分析报告,评估现行美国法律是否足以将跨国镇压定罪并起到威慑作用,并建议为填补法律空白(特别是围绕外国情报代理人和数字骚扰工具方面)所需的任何法定变更。

• 深化国际协调与情报共享,通过召开半年一次的多边演习——在七国集团(G7)跨国镇压框架的基础上——交流关于强制手段的实时情报,并识别参与跨境恐吓的关键行为者。

• 评估并报告用于恐吓的外国数字平台,通过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评估微信、TikTok和小红书等平台如何被用于审查、监视、散布宣传、选举干预以及对美国居民的恐吓。该报告应包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联系,并优先考虑政策和执法建议。

• 通过扩大心理咨询、法律服务及其他援助的获取渠道,根据《酷刑受害者救济再授权法》(Public Law No. 106-87)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法律补救;《犯罪受害者法》(34 U.S.C.§§ 20101– 20111)以及其他旨在解决跨国镇压目标所遭受的创伤、孤立和公民权利损害的措施。

• 推进全球问责机制,通过——

• 支持设立联合国跨国镇压任务,例如特别报告员或同等职位,负责记录域外侵犯人权行为(例如绑架、威胁、强制遣返)、协调民间社会意见,并发布年度调查结果。

• 创建制裁和执法工具包,传播示范性制裁授权和执法培训模块,帮助盟友和伙伴发现、调查和起诉跨国镇压案件。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

一种统一的、两党支持的方法——结合执法、透明度、社区保护和能力建设——可以应对中国共产党隐蔽影响力网络带来的人权影响,提升弱势群体地位,并加强美国政治、学术和民间社会机构的完整性。

• 通过《针对中共的盾牌法案》(H.R.708 / S.1625),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改善网络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打击中共对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

• 建立跨部门影响力中心,责成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观察站”,吸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商务部以及民间社会联络员参与。

• 取缔中共隐蔽网络,终止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警务站”(又称“服务站”)及其附属实体在美国的任何运作,并制裁那些协助这些网络的人员,包括冻结资产或吊销签证。

• 提升情报共享,通过为主要盟友和伙伴提供关于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FMIC)调查结果的季度简报,并建立一个安全门户网站,向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分发解密的FMIC威胁评估。

• 保护高风险社区,将联邦调查局的“受保护的声音”项目扩展为全国性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研讨会、热线电话和社区

研讨会——帮助记者、学者和侨民团体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入侵、人肉搜索和恐吓。

• 通过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向在美国最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和数字恐吓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族裔社区中心推出更新的入侵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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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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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访问日期:2026年4月23日。关于什么是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的策略的更多信息,见,例如,Michael A.Weber,“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与人权:国会的工具与考量”,国会研究处,更新于2024年1月4日,28–29;Kamya Yadav, Martin J.Reidl, Alicia Wanless 和 Samuel Woolley,“什么使影响力行动具有恶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3年8月7日,1–4;“反击中国在美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Glenn Tiffert,胡佛研究所中国全球锐实力项目联合主席兼杰出研究员的记录陈述),2023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恶意影响力——情况正在恶化”,Congress.gov,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Kelley E.Currie,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及驻联合国大会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陈述),202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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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高级开源情报应对在线威胁”,Graphika,(网页),访问于2026年4月22日;“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加拿大成为与‘垃圾伪装’有关的中国跨国镇压新运动的目标”,加拿大政府,2025年1月31日。

• 玛丽亚·里奥弗里奥(Maria Riofrio)和马克斯·莱瑟(Max Lesser),“中国在线影响力行动散布反美阴谋论”,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2026年2月26日。

• “IPAC声明”,(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2024年4月29日。

• “IPAC成员达到100人里程碑”,(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0年6月11日。;“IPAC首页”(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问于2026年4月20日。

• 尼西德·哈贾里(Nisid Hajari),“台湾最高外交官如何看待世界”,《彭博社》,2023年3月21日;“IPAC,联盟,联合主席,中华民国(台湾)”,(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问于2026年4月20日;“台湾与国际社会”,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5年8月25日。

• 康达克(Dake Kang),“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卢克·德·普尔福德(Luke de Pulford),IPAC执行主任,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采访,2026年1月7日;“萧副总统在布鲁塞尔IPAC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网页),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2025年11月11日;“IPAC在布鲁塞尔启动第五届年度峰会”,(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5年11月6日。

• 康达克,“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2025年4月28日,第36-37页;塔姆辛·李-史密斯(Tamsin Lee-Smith)和耶莱娜·科西奇(Jelena Cosic),“在中国,中国正在部署一支日益壮大的傀儡组织大军来监视和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2025年4月28日。

• “人权捍卫者宣言”,联合国,1998年12月9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第19条。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页。参见,例如。“与联合国及其代表和人权领域机制的合作——秘书长报告”,联合国,A/HRC/60/62,2025年9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39页。

• 西拉·阿莱奇(Scilla Alecci)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

• 西拉·阿莱奇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协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6年4月16日。

• “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法第117-81号,第6503。

• “评估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出于政治动机和其他非法目的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扩散通报及其他通讯的行为”,美国司法部与美国国务院,2022年8月,第5页;泰德·布罗蒙德,“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如何助长跨国镇压”,新线政策研究所,2025年7月,第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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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信号看懂世维会呼吁:全球回应中国跨国镇压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20 次浏览 • 2026-05-24 04:00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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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何施压?跨国镇压进入全球议程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海外维吾尔倡议组织,长期关注维吾尔人权、文化权利和中国跨国施压问题。

摘要

2026年,据《论坛报》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谴责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慕尼黑,5月17日(ANI):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发布了其每周简报,重点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政治胁迫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在赞比亚举行的RightsCon会议突然取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会议原定于5月5日至8日举行,预计将有近3000名参与者出席。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

在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声称,此次活动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的。

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日益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

艾沙警告称,这种影响力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并削弱对公民社会和人权的保护。5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局势。

此次聚会由土耳其协会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和多里坤·艾沙发表了演讲。

演讲者指责中国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劳动以及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推行旨在抹杀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认同的政策。

组织者敦促更广泛的突厥世界展现更强有力的团结,并采取更果断的国际行动。5月1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主任奥马尔·卡纳特(Omer Kanat)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包括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和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内的被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案件。

几天后,维吾尔活动人士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敦促华盛顿就强迫劳动、海外恐吓以及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被拘留一事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5月14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维吾尔营地幸存者卡尔比努尔·西迪克(Kalbinur Sidik)的证词,她声称营地中的被拘留者在失踪前曾多次接受医学检查。

美国议员们形容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证据日益令人震惊,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问责措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两党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要求释放中国的政治犯,并称此举表明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处境的持续关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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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何施压?跨国镇压进入全球议程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海外维吾尔倡议组织,长期关注维吾尔人权、文化权利和中国跨国施压问题。

摘要

2026年,据《论坛报》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谴责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慕尼黑,5月17日(ANI):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发布了其每周简报,重点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政治胁迫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在赞比亚举行的RightsCon会议突然取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会议原定于5月5日至8日举行,预计将有近3000名参与者出席。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

在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声称,此次活动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的。

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日益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

艾沙警告称,这种影响力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并削弱对公民社会和人权的保护。5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局势。

此次聚会由土耳其协会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和多里坤·艾沙发表了演讲。

演讲者指责中国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劳动以及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推行旨在抹杀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认同的政策。

组织者敦促更广泛的突厥世界展现更强有力的团结,并采取更果断的国际行动。5月1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主任奥马尔·卡纳特(Omer Kanat)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包括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和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内的被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案件。

几天后,维吾尔活动人士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敦促华盛顿就强迫劳动、海外恐吓以及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被拘留一事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5月14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维吾尔营地幸存者卡尔比努尔·西迪克(Kalbinur Sidik)的证词,她声称营地中的被拘留者在失踪前曾多次接受医学检查。

美国议员们形容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证据日益令人震惊,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问责措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两党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要求释放中国的政治犯,并称此举表明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处境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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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议会保护维吾尔人:反击中国跨国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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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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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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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个团体谴责中国民族同化法:香港、藏人、维吾尔与台湾社群联署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9 次浏览 • 2026-07-19 00:35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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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新民族同化法引发联署抗议?海外社群担心跨境打压

背景:为什么多个社群共同反对这项法律?

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社群都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身份管控、政治压迫和跨境打压。

摘要

据Tibetan Review报道,39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文章重点呈现海外社群如何把这项法律视为身份消除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继续受到国际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的真实目的,是同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7月15日,代表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社群的39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抗议活动。

中国声称该法律旨在为其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一种“共享的”国家认同。然而,这是一部惩罚性法律,它还将矛头指向了海外对该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批评者。

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创始人、声明共同组织者理查德·卢(Richard Lue)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可能影响人权倡导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部法律将中国境内的强制同化制度化,同时将北京的威权触角延伸到了国界之外,”报道援引7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我们团结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声援,以警告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的升级行为。”

报道称,虽然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方式抗议该法律(包括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生的抗议性自焚事件),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本月初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他表示,新法律本质上已经将压制言论自由“合法化”,并使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成为“刑事犯罪”。

冯博士指出,新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还允许北京对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海外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图片说明: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团体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

社区团体“澳大利亚香港连线”主席简·潘(Jane Poon)表示,该法律与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她补充说,然而,这部新法律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台湾,台湾国家联盟执行长陈清坤表示,新法律可能会阻碍台湾民众表达政治观点。

“那些支持维持两岸现状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人,可能会面临捏造的指控,”他说。

报道还援引佐伊·贝德福德博士(Dr Zoë Bedford)的话说,中国希望人们自我审查,不要发声,不要说真话,也不要继续参与推广非汉族身份的社群空间。贝德福德是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ATC)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发言人此前告诉ABC,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关切,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相关问题。发言人还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不论国籍如何,都受澳大利亚法律保护,并享有政治自由。

然而,来自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的理查德·卢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远不够”,它“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些关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卢先生、潘女士和贝德福德博士呼吁澳大利亚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针对立法责任人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潘女士表示,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将继续抗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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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新民族同化法引发联署抗议?海外社群担心跨境打压

背景:为什么多个社群共同反对这项法律?

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社群都长期关注中国政府的身份管控、政治压迫和跨境打压。

摘要

据Tibetan Review报道,39个团体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文章重点呈现海外社群如何把这项法律视为身份消除和跨国镇压的一部分。

中国所谓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法》继续受到国际批评。批评者认为,这项法律的真实目的,是同化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7月15日,代表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以及澳大利亚和其他海外社群的39个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抗议活动。

中国声称该法律旨在为其国内55个少数民族群体建立一种“共享的”国家认同。然而,这是一部惩罚性法律,它还将矛头指向了海外对该法律及其执行情况的批评者。

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创始人、声明共同组织者理查德·卢(Richard Lue)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采访时表示,这项法律可能影响人权倡导者。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包括在澳大利亚的人,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部法律将中国境内的强制同化制度化,同时将北京的威权触角延伸到了国界之外,”报道援引7月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

“我们团结一致,在全球范围内声援,以警告国际社会注意这一严重的升级行为。”

报道称,虽然世界各地的藏人以不同方式抗议该法律(包括7月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发生的抗议性自焚事件),但在墨尔本,活动人士本月初举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表示,北京长期以来一直推行削弱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政策。他表示,新法律本质上已经将压制言论自由“合法化”,并使违反该法律的行为成为“刑事犯罪”。

冯博士指出,新法律中的一条条款还允许北京对被指控“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海外组织和个人采取法律行动。


图片说明:香港、藏人、维吾尔、台湾等团体联合声明,谴责中国新的民族同化法律。

社区团体“澳大利亚香港连线”主席简·潘(Jane Poon)表示,该法律与2020年出台的《香港国安法》有相似之处,后者赋予了中国政府更大的权力来镇压异见。她补充说,然而,这部新法律的影响范围要广泛得多。

在台湾,台湾国家联盟执行长陈清坤表示,新法律可能会阻碍台湾民众表达政治观点。

“那些支持维持两岸现状或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人,可能会面临捏造的指控,”他说。

报道还援引佐伊·贝德福德博士(Dr Zoë Bedford)的话说,中国希望人们自我审查,不要发声,不要说真话,也不要继续参与推广非汉族身份的社群空间。贝德福德是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ATC)首席执行官。

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发言人此前告诉ABC,澳大利亚政府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关切,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出相关问题。发言人还说,在澳大利亚的所有人,不论国籍如何,都受澳大利亚法律保护,并享有政治自由。

然而,来自西澳大利亚泛亚民主协会的理查德·卢表示,澳大利亚的反应“远不够”,它“只是向中国政府表达了一些关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卢先生、潘女士和贝德福德博士呼吁澳大利亚考虑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包括针对立法责任人的马格尼茨基式制裁——如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潘女士表示,她和其他活动人士将继续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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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被促回应中国民族团结法:维吾尔组织警告跨国镇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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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对海外维吾尔有什么影响?加拿大被要求明确表态

背景:加拿大维吾尔组织为何不满意政府回应?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律引发海外维吾尔组织担忧。他们认为,这类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制度化,并扩大对海外社群的压力。

摘要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维吾尔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只给出笼统回应,而应更明确地反对中国相关法律。文章聚焦海外维吾尔社群、跨国镇压和加拿大外交表态。

OTTAWA - Ottawa


图片说明:加拿大维吾尔组织要求政府就中国“民族团结”法律给出更明确回应。

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渥太华对中国一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反应冷淡,未能兑现加拿大阻止外国政府威胁海外侨民的承诺。

该法律于7月初由北京方面颁布,为中国政府起诉中国境外被认为损害“民族团结”进程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是跨国压迫的教科书式案例,”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梅赫梅特·托蒂(Mehmet Tohti)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正在一天天、一周周地减弱。此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跨国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消息了。”

中国方面称,该法律旨在促进国内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占该国14亿人口的不到9%。4亿人口。该法律规定将普通话作为教育中的主要语言。

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有义务“依法依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可能会影响到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群体,他们过去曾对北京的政策提出抗议,包括采取暴力手段。

维吾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拘留和后续监禁运动的目标。虽然据称短期拘留营已于2019年关闭,但数千人最终被送入监狱,专家指出他们是因为自身身份而非实际犯罪而遭到针对。

加拿大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彼得·麦克杜格尔(Peter MacDougall)在6月1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声明。声明把这项法律列为渥太华正在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份声明是对一份全球人权年度报告的回应。

“我们也对中国的民族团结法表示关切,并呼吁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他在谈及阿富汗、伊朗和乌克兰等不相关问题时说道。

托蒂表示,他感到震惊的是,渥太华对于该法律可能被用于迫害加拿大及其他地区民众的风险竟只字未提。

“这是一份模糊且非常软弱的声明,”托蒂说。“中国跨国镇压的本质,这一层面几乎被忽略了。而这本应是加拿大的关注重点。”

托蒂表示,中国尤其存在发布逮捕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在前往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如韩国)时被捕。此前,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已被用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通缉。

他表示,渥太华应发起全球行动以保护中国异见人士免受该法律侵害,但他担心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1月份访问北京以来,政府已放弃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托蒂指出,卡尼政府在去年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将跨国镇压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现在我们几乎放弃了议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变得软弱了。我们不再过多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他说。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将对各国采取的各项政策提出异议。

发言人萨曼莎·拉弗勒尔(Samantha Lafleur)写道:“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她还补充说,渥太华的外交政策,是由重视国内多元化的加拿大人塑造的。

自202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争取2028年至2030年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守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Melissa Lantsman)称该法律是中共“盖上法律印章的压迫”。

“北京新的‘民族团结法’只是中共控制手段中的最新工具,从在国内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到在国外威胁台湾。威权主义并不会因此止步于国界,”她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欧盟和美国国务院已表示,不会允许中国的新法律在其领土内适用。加拿大尚未明确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和欧洲对该法律的抵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继坤(音译)并未解释为何该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

“某些国家根深蒂固地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选择对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断章取义,恶意诋毁中国的民族政策,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郭在7月3日的官方翻译中说道。

“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通过炒作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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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团结法对海外维吾尔有什么影响?加拿大被要求明确表态

背景:加拿大维吾尔组织为何不满意政府回应?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法律引发海外维吾尔组织担忧。他们认为,这类法律可能把同化政策制度化,并扩大对海外社群的压力。

摘要

据加拿大《星报》报道,维吾尔组织要求加拿大政府不要只给出笼统回应,而应更明确地反对中国相关法律。文章聚焦海外维吾尔社群、跨国镇压和加拿大外交表态。

OTTAWA - Ottawa


图片说明:加拿大维吾尔组织要求政府就中国“民族团结”法律给出更明确回应。

一位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表示,渥太华对中国一项关于“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反应冷淡,未能兑现加拿大阻止外国政府威胁海外侨民的承诺。

该法律于7月初由北京方面颁布,为中国政府起诉中国境外被认为损害“民族团结”进程的个人或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

“这是跨国压迫的教科书式案例,”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执行主任梅赫梅特·托蒂(Mehmet Tohti)表示。

“我们对中国的反应正在一天天、一周周地减弱。此后,我们很少再听到关于跨国镇压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消息了。”

中国方面称,该法律旨在促进国内55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和谐,这些少数民族占该国14亿人口的不到9%。4亿人口。该法律规定将普通话作为教育中的主要语言。

法律规定,所有中国公民都有义务“依法依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可能会影响到藏族和维吾尔等少数群体,他们过去曾对北京的政策提出抗议,包括采取暴力手段。

维吾尔是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群体,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的拘留和后续监禁运动的目标。虽然据称短期拘留营已于2019年关闭,但数千人最终被送入监狱,专家指出他们是因为自身身份而非实际犯罪而遭到针对。

加拿大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彼得·麦克杜格尔(Peter MacDougall)在6月16日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交声明。声明把这项法律列为渥太华正在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份声明是对一份全球人权年度报告的回应。

“我们也对中国的民族团结法表示关切,并呼吁尊重少数群体的人权,”他在谈及阿富汗、伊朗和乌克兰等不相关问题时说道。

托蒂表示,他感到震惊的是,渥太华对于该法律可能被用于迫害加拿大及其他地区民众的风险竟只字未提。

“这是一份模糊且非常软弱的声明,”托蒂说。“中国跨国镇压的本质,这一层面几乎被忽略了。而这本应是加拿大的关注重点。”

托蒂表示,中国尤其存在发布逮捕令的风险,这可能导致相关人员在前往与中国签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如韩国)时被捕。此前,香港实施的全面国家安全法已被用于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海外活动人士发布悬赏通缉。

他表示,渥太华应发起全球行动以保护中国异见人士免受该法律侵害,但他担心自马克·卡尼(Mark Carney)总理1月份访问北京以来,政府已放弃公开提出人权问题。

托蒂指出,卡尼政府在去年主办七国集团(G7)峰会时,曾将跨国镇压列为优先事项。

“我们本应发挥领导作用。现在我们几乎放弃了议程中所有这些重要的筹码,所以我们现在的态度变得软弱了。我们不再过多谈论中国的人权问题了,”他说。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补充称,将对各国采取的各项政策提出异议。

发言人萨曼莎·拉弗勒尔(Samantha Lafleur)写道:“加拿大将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在全球范围内倡导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少数群体的权利。”她还补充说,渥太华的外交政策,是由重视国内多元化的加拿大人塑造的。

自2023年以来,加拿大一直在争取2028年至2030年期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保守党副领袖梅丽莎·兰茨曼(Melissa Lantsman)称该法律是中共“盖上法律印章的压迫”。

“北京新的‘民族团结法’只是中共控制手段中的最新工具,从在国内镇压少数民族权利到在国外威胁台湾。威权主义并不会因此止步于国界,”她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

欧盟和美国国务院已表示,不会允许中国的新法律在其领土内适用。加拿大尚未明确表态。

当被问及美国和欧洲对该法律的抵制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继坤(音译)并未解释为何该法律包含域外适用条款。

“某些国家根深蒂固地抱有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选择对中国在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权保障方面取得的进步视而不见。相反,他们断章取义,恶意诋毁中国的民族政策,编造和散布虚假信息,”郭在7月3日的官方翻译中说道。

“这种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企图破坏中国的民族团结。我们坚决反对这些行为。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尊重事实,停止散布谎言,停止通过炒作民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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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十年集中营之后的问责呼声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8 次浏览 • 2026-07-19 00:34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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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生了什么?柏林会议聚焦承认之后的责任

背景:为什么这次维吾尔论坛受到关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集中营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已有多年。文章关注的是:承认伤害之后,世界如何继续推动问责。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文章报道与反思,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文章强调,十年之后,维吾尔议题不能只停留在“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必须进入责任、行动和长期支持。


图片说明: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现场,与会代表在柏林讨论维吾尔人权议题。

前方的任务、中国的威胁,以及绝不屈服的决心。当举办一场会议成为一种抵抗行为。

自中国政府发起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压迫运动之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2016年伊始,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被任意拘禁在一个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虽然其中一些设施此后已被关闭或更名,但导致这些设施出现的政策并未消失。相反,它们演变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监控、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破坏和强制同化的系统。

尽管这些罪行极其严重,但维吾尔种族灭绝正逐渐淡出国际视野。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虽然这些危机确实需要紧急关注,但维吾尔人民的苦难并未因为全球新闻头条的转移而结束。


图片说明:论坛现场展示维吾尔良心犯相关海报。

在此背景下,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柏林召开。该论坛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代表了一种集体努力,旨在确保维吾尔种族灭绝不会从全球良知中消失。论坛汇集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人权捍卫者、记者、法律专家和维吾尔社区领袖,共同评估过去十年,审视当前挑战,并为未来的国际行动规划方向。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拘留营十年:从承认到责任——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标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针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以及十一个国家的议会和参议院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在经过十八个月的调查,包括证人证词、专家证据和大量文件记录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对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在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言。

这些进展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打破了多年的否认,并就针对维吾尔人民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然而,仅有承认并不能改变实地的现实。尽管世界的认知已经演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仍在继续。大规模的任意拘禁只是发生了转变,而非被废除。强迫劳动项目已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维吾尔儿童继续通过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清真寺、圣地、墓地以及其他维吾尔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仍处于系统性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复杂的数字监控系统和跨国镇压手段使中国政府能够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国界之外。

这正是论坛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一辩论已基本定论),而是“承认之后应承担何种实质性责任”的原因。如果各国政府承认种族灭绝,它们负有什么义务?国际机构如何才能超越关切声明,迈向具体的问责?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保护维吾尔人、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确保责任人受到追究?这些问题构成了为期三天论坛讨论的基础。

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全球集会


图片说明:“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在论坛发言。

论坛汇集了来自24个国家的220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80多位代表了广泛专业领域和经验的发言人。与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外交官、学者、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领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组织代表。

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议议程包括六场专家小组讨论、八场圆桌会议、四场平行边会,以及一场记录维吾尔种族灭绝现实的摄影展。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与会者探讨了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动态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反应。会议审议了北京方面不断演变的民族政策、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与会者还讨论了欧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华民国(台湾)和西藏的事态发展,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在应对持续暴行中的作用。

论坛不仅是一个团结的平台,更是一个进行战略思考的空间。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实际的倡导策略、法律机制和外交倡议交换了意见,旨在将承认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在对维吾尔危机的关注面临减弱风险之际,论坛证明了持续的国际参与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出席论坛。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组织一场国际会议似乎只是后勤工作——预订场地、邀请发言人、安排行程和协调议程。然而,对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及其合作伙伴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聚会都涉及完全不同的事情:抵制中国政府为阻止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系统性努力。

自2004年成立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直面临通过外交压力、经济胁迫、虚假信息宣传和跨国镇压来破坏其活动的持续尝试。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在国际上孤立该组织,还旨在让那些寻求和平倡导人权和问责的维吾尔人的声音沉默。

压力在会议开幕前很久就开始了。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06年,当时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的外交使团分别联系了德国政界人士,敦促他们不要参加此次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德国议会议员还是选择参加,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民主机构不会允许外国政府来决定民选代表可以会见谁。

多年来,这些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接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的酒店经常收到中国官员的直接接触。酒店经理接到电话,甚至被当面拜访,并被敦促取消预订。在某些情况下,酒店被警告称,接待维吾尔会议将导致中国游客流失或现有预订被取消。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高价诱使场地提供方撤销与组织者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发生在2024年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之前。除了外交压力外,据报道,还有人伪装成游客入住会议酒店,试图监控活动、挑起事端并制造安全隐患。因此,组织此类活动不仅需要与当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还需要聘请专业的私人安保服务。

压力并不局限于机构。维吾尔代表本人也经常成为目标。许多与会者报告称,他们收到威胁,称如果他们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亲属将面临进一步的骚扰、任意拘禁或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告知,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或与中国当局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家人的处境。这种策略试图将亲情武器化,迫使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行使基本自由和保护仍处于中国控制下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运动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在线虚假信息宣传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大活动期间的常态。匿名或协调一致的社交媒体账户网络经常针对组织者和发言人进行人身攻击、散布虚假指控,并试图破坏该组织的信誉。其目的不仅是损害声誉,更是为了阻碍参与、制造混乱并削弱国际团结。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也不例外。论坛开始前,有人造访会议场地,拍摄会议设施,并打听有关活动的信息。据报道,酒店管理层收到了暗示,称举办该论坛可能导致中国游客和旅行社的抵制。类似的压力在往年也有记录,这构成了试图干扰维吾尔团体在海外组织活动这一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压力,酒店仍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论坛完全按计划进行。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会议。这表明,当民主机构、私营合作伙伴和公民社会选择捍卫基本自由时,来自威权政府的持续压力并不一定会得逞。

组织方还要感谢德国警方及相关安全部门的专业精神与配合,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与会者能够和平、安全地聚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承诺,体现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观。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公民社会的空间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它更关乎捍卫一种可能性,即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讨论种族灭绝、问责和正义问题。有时,确保对话能够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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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生了什么?柏林会议聚焦承认之后的责任

背景:为什么这次维吾尔论坛受到关注?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集中营问题被国际社会广泛讨论已有多年。文章关注的是:承认伤害之后,世界如何继续推动问责。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文章报道与反思,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在柏林举行。文章强调,十年之后,维吾尔议题不能只停留在“知道发生了什么”,还必须进入责任、行动和长期支持。


图片说明: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现场,与会代表在柏林讨论维吾尔人权议题。

前方的任务、中国的威胁,以及绝不屈服的决心。当举办一场会议成为一种抵抗行为。

自中国政府发起二十一世纪最大规模的压迫运动之一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年。2016年伊始,数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民族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被任意拘禁在一个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虽然其中一些设施此后已被关闭或更名,但导致这些设施出现的政策并未消失。相反,它们演变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监控、强迫劳动、家庭分离、文化破坏和强制同化的系统。

尽管这些罪行极其严重,但维吾尔种族灭绝正逐渐淡出国际视野。世界的注意力已转向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以及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冲突。虽然这些危机确实需要紧急关注,但维吾尔人民的苦难并未因为全球新闻头条的转移而结束。


图片说明:论坛现场展示维吾尔良心犯相关海报。

在此背景下,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于2026年6月11日至13日在柏林召开。该论坛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会议,更代表了一种集体努力,旨在确保维吾尔种族灭绝不会从全球良知中消失。论坛汇集了政策制定者、学者、人权捍卫者、记者、法律专家和维吾尔社区领袖,共同评估过去十年,审视当前挑战,并为未来的国际行动规划方向。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拘留营十年:从承认到责任——接下来该做什么?”这一标题反映了一个重要的现实。近年来,国际社会在承认针对维吾尔人民的暴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美国以及十一个国家的议会和参议院已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行为构成种族灭绝。2022年8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得出结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这些暴行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位于伦敦的独立维吾尔法庭在经过十八个月的调查,包括证人证词、专家证据和大量文件记录后,得出结论:中国政府根据国际法应对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承担责任。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在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发言。

这些进展标志着重要的里程碑,打破了多年的否认,并就针对维吾尔人民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建立了日益增长的国际共识。然而,仅有承认并不能改变实地的现实。尽管世界的认知已经演变,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仍在继续。大规模的任意拘禁只是发生了转变,而非被废除。强迫劳动项目已扩展至全球供应链。维吾尔儿童继续通过国家开办的寄宿学校与家人分离。清真寺、圣地、墓地以及其他维吾尔文化认同的表达方式仍处于系统性的攻击之下。与此同时,复杂的数字监控系统和跨国镇压手段使中国政府能够将其控制范围延伸至国界之外。

这正是论坛核心议题并非“是否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一辩论已基本定论),而是“承认之后应承担何种实质性责任”的原因。如果各国政府承认种族灭绝,它们负有什么义务?国际机构如何才能超越关切声明,迈向具体的问责?各国可以采取哪些实际措施来保护维吾尔人、防止进一步的暴行,并确保责任人受到追究?这些问题构成了为期三天论坛讨论的基础。

为共同事业而进行的全球集会


图片说明:“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在论坛发言。

论坛汇集了来自24个国家的220多名与会者,其中包括80多位代表了广泛专业领域和经验的发言人。与会者包括议员、参议员、外交官、学者、律师、记者、人权捍卫者、公民社会领袖、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吾尔组织代表。

在三天的时间里,会议议程包括六场专家小组讨论、八场圆桌会议、四场平行边会,以及一场记录维吾尔种族灭绝现实的摄影展。讨论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对侵犯人权行为的记录。与会者探讨了瞬息万变的地缘政治动态如何塑造国际社会对维吾尔种族灭绝的反应。会议审议了北京方面不断演变的民族政策、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和全球供应链。与会者还讨论了欧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战略竞争、中华民国(台湾)和西藏的事态发展,以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在应对持续暴行中的作用。

论坛不仅是一个团结的平台,更是一个进行战略思考的空间。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就实际的倡导策略、法律机制和外交倡议交换了意见,旨在将承认转化为实质性的国际行动。在对维吾尔危机的关注面临减弱风险之际,论坛证明了持续的国际参与既是可能的,也是必不可少的。


图片说明:多里坤·艾沙出席论坛。

对于外部观察者来说,组织一场国际会议似乎只是后勤工作——预订场地、邀请发言人、安排行程和协调议程。然而,对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及其合作伙伴而言,每一次重大的国际聚会都涉及完全不同的事情:抵制中国政府为阻止会议召开而进行的系统性努力。

自2004年成立以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一直面临通过外交压力、经济胁迫、虚假信息宣传和跨国镇压来破坏其活动的持续尝试。这些策略不仅旨在在国际上孤立该组织,还旨在让那些寻求和平倡导人权和问责的维吾尔人的声音沉默。

压力在会议开幕前很久就开始了。最早的例子之一发生在2006年,当时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二届大会。据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的外交使团分别联系了德国政界人士,敦促他们不要参加此次活动。尽管如此,许多德国议会议员还是选择参加,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民主机构不会允许外国政府来决定民选代表可以会见谁。

多年来,这些策略变得越来越复杂。接待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活动的酒店经常收到中国官员的直接接触。酒店经理接到电话,甚至被当面拜访,并被敦促取消预订。在某些情况下,酒店被警告称,接待维吾尔会议将导致中国游客流失或现有预订被取消。甚至有报道称,有人出高价诱使场地提供方撤销与组织者已经达成的协议。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或许发生在2024年萨拉热窝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第八届大会之前。除了外交压力外,据报道,还有人伪装成游客入住会议酒店,试图监控活动、挑起事端并制造安全隐患。因此,组织此类活动不仅需要与当地执法部门密切合作,还需要聘请专业的私人安保服务。

压力并不局限于机构。维吾尔代表本人也经常成为目标。许多与会者报告称,他们收到威胁,称如果他们参加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会议,他们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亲属将面临进一步的骚扰、任意拘禁或监禁。另一些人则被告知,与该组织保持距离——或与中国当局合作——可以改善其国内家人的处境。这种策略试图将亲情武器化,迫使生活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在行使基本自由和保护仍处于中国控制下的亲人之间做出选择。这是北京方面跨国镇压运动最明显的表现之一。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在线虚假信息宣传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重大活动期间的常态。匿名或协调一致的社交媒体账户网络经常针对组织者和发言人进行人身攻击、散布虚假指控,并试图破坏该组织的信誉。其目的不仅是损害声誉,更是为了阻碍参与、制造混乱并削弱国际团结。

在柏林举行的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也不例外。论坛开始前,有人造访会议场地,拍摄会议设施,并打听有关活动的信息。据报道,酒店管理层收到了暗示,称举办该论坛可能导致中国游客和旅行社的抵制。类似的压力在往年也有记录,这构成了试图干扰维吾尔团体在海外组织活动这一更广泛模式的一部分。

尽管有这些压力,酒店仍坚持了自己的承诺。论坛完全按计划进行。对于许多与会者来说,这一结果的意义远不止于成功组织了一场会议。这表明,当民主机构、私营合作伙伴和公民社会选择捍卫基本自由时,来自威权政府的持续压力并不一定会得逞。

组织方还要感谢德国警方及相关安全部门的专业精神与配合,他们的支持对于确保与会者能够和平、安全地聚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对保护集会和言论自由的承诺,体现了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观。

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公民社会的空间已成为保护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第三届国际维吾尔论坛的故事不仅仅关乎会议室里发生了什么。它更关乎捍卫一种可能性,即让人们能够聚在一起,公开讨论种族灭绝、问责和正义问题。有时,确保对话能够进行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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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和茹仙·阿巴斯是谁?奥斯陆自由论坛上的维吾尔跨国镇压证词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1 次浏览 • 2026-06-08 19:02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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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镇压对海外维吾尔人有什么影响?从奥斯陆自由论坛看风险

背景: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什么?

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汇集全球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的年度国际会议。该论坛旨在通过分享倡导策略、非暴力行动经验及数字安全知识,为全球受压迫群体提供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及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据《维吾尔时报》报道,她们在会上重点揭露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及《民族团结法》带来的持续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外

挪威奥斯陆,6月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Zumretay Arkin)完成了奥斯陆自由论坛为期一年的“自由奖学金”项目,与来自全球的其他11位人权捍卫者共同参与了这项密集的领导力与倡导行动计划。


图片说明: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强调维吾尔种族灭绝与跨国镇压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金在挪威、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地参加了培训项目,接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倡导策略、领导力发展、数字安全、运动建设、公开演讲、筹款、人工智能、心理健康以及叙事构建等方面的指导。

在奖学金项目结束时,阿金发表了一场“点燃演讲”(Ignite Talk),重点阐述了全球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及其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维吾尔运动(CFU)执行主任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参加了一场题为“因信仰而受迫害”(Persecuted for Belief)的小组讨论。该讨论审视了威权政府如何针对个人的信仰、身份和倡导活动进行打压。

阿巴斯警告称,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通过日益强硬的政策不断演变,其中包括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她还提请各界关注无辜维吾尔人被持续监禁的问题,其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目前仍被中国当局关押。

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维吾尔运动还举办了一场题为“揭露中国的罪行:现代奴隶制与民族团结”的圆桌讨论,重点强调了对强迫劳动以及北京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持续担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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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跨国镇压对海外维吾尔人有什么影响?从奥斯陆自由论坛看风险

背景:奥斯陆自由论坛是什么?

奥斯陆自由论坛(Oslo Freedom Forum)是一个汇集全球人权捍卫者、记者、政策制定者和技术专家的年度国际会议。该论坛旨在通过分享倡导策略、非暴力行动经验及数字安全知识,为全球受压迫群体提供

摘要

2026年6月,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及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茹仙·阿巴斯出席奥斯陆自由论坛。据《维吾尔时报》报道,她们在会上重点揭露了北京针对维吾尔人的跨国镇压、强迫劳动及《民族团结法》带来的持续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海外

挪威奥斯陆,6月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副主席祖姆热提阿伊·阿金(Zumretay Arkin)完成了奥斯陆自由论坛为期一年的“自由奖学金”项目,与来自全球的其他11位人权捍卫者共同参与了这项密集的领导力与倡导行动计划。


图片说明:祖姆热提阿伊·阿金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上强调维吾尔种族灭绝与跨国镇压问题

在过去的一年中,阿金在挪威、比利时、哥斯达黎加等地参加了培训项目,接受了关于非暴力行动、倡导策略、领导力发展、数字安全、运动建设、公开演讲、筹款、人工智能、心理健康以及叙事构建等方面的指导。

在奖学金项目结束时,阿金发表了一场“点燃演讲”(Ignite Talk),重点阐述了全球维吾尔人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跨国镇压威胁,及其对海外侨民社区的影响。

与此同时,维吾尔运动(CFU)执行主任兼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参加了一场题为“因信仰而受迫害”(Persecuted for Belief)的小组讨论。该讨论审视了威权政府如何针对个人的信仰、身份和倡导活动进行打压。

阿巴斯警告称,北京对维吾尔人的镇压正通过日益强硬的政策不断演变,其中包括近期通过的《民族团结法》。她还提请各界关注无辜维吾尔人被持续监禁的问题,其中包括她的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她目前仍被中国当局关押。

在2026年奥斯陆自由论坛期间,维吾尔运动还举办了一场题为“揭露中国的罪行:现代奴隶制与民族团结”的圆桌讨论,重点强调了对强迫劳动以及北京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民族的同化政策所引发的持续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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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对全球异见人士及民主制度有什么影响?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04 次浏览 • 2026-06-07 06:13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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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解读:一文读懂物理暴力、深伪骚扰与代理胁迫

背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

跨国镇压是指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此手段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并塑造全球叙事,以确保其政治权威与政府稳定。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通过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将审查与强制手段延伸至国界之外。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涉及了全球23%的跨国镇压案例,严重威胁海外异见人士、侨

主要发现


图片说明:CECC《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报告封面,聚焦海外异见人士、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社群面临的压力。


图片说明:CECC报告用图表概括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对象与手段,包括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身体暴力、代理胁迫、法律战和政治干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对人权和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恐吓并审查了身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合法居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套全球性的强制手段,针对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进行打压,这些手段包括人身攻击、人工智能辅助的性骚扰、威胁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旨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是在中国境外也是如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利用隐蔽和强制手段扭曲公众辩论,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民主国家的决策,从而破坏民主治理、机构完整性,以及美国应对专制干预的有效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行动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权利;当其他政府在其领土内协助、促成、容忍或未能阻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强制行为,或将受害者遣返回面临迫害或虐待风险的地区时,这些政府也可能因此助长了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益寻求将其审查和强制手段延伸至中国国界之外。当批评者、侨民社区、大学、文化机构、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发表的言论、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倡导挑战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所偏好的叙事时,他们都面临着压力。这些努力不仅旨在让个人噤声,还意在警告他人:批评中共在中国境外也会带来后果。

十多年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委员会)通过听证会、公开报告、受害者证词和两党立法倡议,持续追踪这一模式。2020年,为应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域外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长的认识,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增加了一个新章节,题为“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侵犯”。该章节记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策略和目标,包括针对批评者和侨民社区的威胁与恐吓;针对外国公司的经济胁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海外开发项目相关的虐待行为;在民主制度中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强迫遣返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以及破坏国际人权机构的努力。

自那时起,关于这些侵权行为的范围和策略的公开报道有所增加。曾经看似零星的事件,现在已被理解为对人权、民主自由、机构独立性以及中国境外民众在无惧报复的情况下自由言行能力的全球性挑战。

为了更全面地应对这些事态发展,委员会现在将发布一份年度审查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境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定期在《中国观察》中发布更新。本报告标志着这一转变:从将这些侵权行为作为更广泛年度报告的一部分进行记录,转变为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持续公众关注和协调政策应对的独特且不断扩大的威胁。

本报告记录的案例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恐惧、审查和强制手段在海外延伸控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针对中国境外的中共批评者、侨民社区成员、人权倡导者、民选官员、研究人员、艺术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打压。虽然策略各异,但所有案例似乎都是为了压制批评、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共的权威。

本报告的一个核心重点是“跨国镇压”,美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2026年,自由之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所有国家中持续领先的跨国镇压实施者,对2014年以来记录的23%的案例负有责任。


图片说明:CECC报告标题页配图,说明报告主题是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说明页介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设立背景和职责,为报告后文的跨国镇压审查提供机构背景。

除了通过跨国镇压针对个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还试图通过“恶意影响力”针对外国政客和政府,并影响海外的民主进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进行的颠覆性、未公开的、强制性的或犯罪性的活动”。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民众或政治态度、认知或行为,以推进其自身利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往往相辅相成,其共同点是中共旨在控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策的全球叙事。中共寻求控制国内外的公众叙事,目的是确保政府的稳定及其自身的政治生存。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集中控制,推动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并增加了资源以扩大党的影响力。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负责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影响力和宣传工作。在国内方面,统战部针对“非中共社会团体、关键人物和非国家组织,如八个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习近平在2023年表示,海外华人社区是推动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代理人”。统战系统旨在“塑造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人物”。这些行动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华人侨民,转而针对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批评态度的全球声音。

本报告综合了开源信息与个人访谈,记录了中共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现实。虽然并不详尽,但本报告展示了2025年期间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在中国境外施加控制的尝试。报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使用的各种策略进行组织,尽管某些案例揭示了多种策略的融合。同样,一些案例模糊了“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但所有案例都揭示了对海外个人权利的侵犯,包括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

跨国镇压最明显的形式或许是对海外异见人士的人身暴力。这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的明显镇压行为虽然报道不多,但确实存在,甚至在美国境内也有发生。在2023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官和亲共侨民团体骚扰并人身攻击了抗议习近平访问的个人。虽然倡导团体和民主活动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聚集在峰会外,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但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有组织的亲共示威者的人身攻击和骚扰。袭击手段包括用金属杆和旗杆殴打、抢夺倡导团体的横幅,以及夺走活动人士的手机并将其扔进附近的水中。多名反共抗议者受了伤,包括骨折和头部创伤,其中两名抗议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详细调查揭露,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策划了一场协调行动,为反抗议者支付酒店和餐饮费用,并雇佣了至少60名保安在冲突期间“保护”这些反抗议者。

尽管有明确记录显示发生了此类恶劣的身体攻击,但美国官方对APEC峰会期间暴力事件的回应却不尽相同。旧金山警察局多次推诿,拒绝提供与该事件相关的公开逮捕记录。峰会结束后,委员会立即于2023年12月致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要求对反抗议者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在回复中表示,联邦调查局(FBI)“非常重视”此类指控,但不会披露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存在或状态。《华盛顿邮报》随后报道称,截至2024年12月,FBI正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2025年4月,有消息称塞尔维亚执法部门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的崔光海(音译)和英国的约翰·米勒,理由是他们涉嫌协调对一名在峰会期间抗议的在美人士进行骚扰和恐吓。2025年9月的报告显示,两人已从塞尔维亚的软禁中逃脱,截至2026年4月,仍下落不明。

基于性别的骚扰是跨国镇压的另一种策略,形式多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来恐吓异见人士。刘家仪和许智峰是两位流亡海外的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被香港警方通缉,他们在2025年成为了此类行动的目标。身份不明的人员从澳门寄出一封信,并分发给刘家仪在英国的邻居,利用深度伪造图像将刘家仪虚假地描绘成性工作者。2025年在澳大利亚,包括许智峰的一名同事在内的几个人收到了相关材料,将许智峰的妻子描绘成“香港寂寞主妇”,并附有一份伪造的“性服务菜单”。许智峰认为这是“由香港政权组织或默许的北京忠诚派团体”所为,并表示澳大利亚警方告诉他,这些电子邮件可以追溯到一个香港的IP地址。刘家仪告诉委员会,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骚扰“绝对是基于性别的”。她指出,在涉及许智峰的案件中,目标是他的妻子“而不是许智峰本人”,并补充说,这些针对女性的行动也发生在藏人和维吾尔人社区,反映了一种中国文化刻板印象,即“女性从政一直是不洁的”。刘家仪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她将其部分描述为努力让自己变得“隐形”,但这并不能完全降低风险。

加拿大籍华人活动人士张尧也同样成为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露骨色情深度伪造的目标,并遭受了网络骚扰和“人肉搜索”。在张尧的案例中,镇压还结合了另一种策略——通常被称为代理人胁迫——据报道,中国当局向她在中国的姨妈和祖母施压,试图在张尧2024年支持台湾独立的行程后让她噤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将一场新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行动——包括使用机器人和露骨的色情深度伪造图像——“高度确信”地归咎于中国政府,张尧表示加拿大当局告知她,她是与此行动相关的首个有记录的案例。

代理人胁迫

“代理人胁迫”是一种跨国镇压策略,即政府通过惩罚、骚扰或以其他方式恐吓居住在国外的异见人士的亲属,以迫使海外活动人士噤声。中国当局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今年发生的几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香港惩罚家庭成员

2026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活动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彦生八个月监禁,原因是他试图取消一份与其女儿相关的保险单。此案是首个已知的海外活动人士家属因与香港《国家安全法》下“潜逃者”涉嫌金融资产相关的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例。郭凤仪警告称,这种起诉反映了一种“劫持人质”和跨国镇压的模式。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强调,郭女士的案件凸显了提高警惕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对海外个人的胁迫构成了“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绝不能允许其在阴影中运作。


图片说明:郭凤仪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CECC报告借这一案例说明,海外活动人士及其家人可能同时面临法律压力、代理人胁迫和跨国镇压。

策略的汇合:独立中国电影节

2025年11月在纽约市取消首届独立中国电影节,说明了多种跨国镇压策略的运用,特别是网络骚扰和代理人胁迫。该独立电影节原计划放映中国纪录片和短片,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的新冠疫情封控、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一场旨在清洗中共内部异见人士的政治运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截图显示,独立中国电影节的社交媒体帖子下出现多条攻击性评论,英文翻译由委员会添加。

委员会认定,恐吓始于社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数字行动。大量可疑账户针对电影节的Instagram平台进行攻击,试图使该活动失去合法性。这些可疑的Instagram账户创建于2025年10月,大约在电影节宣布片单的同时。在电影节的帖子下,这些账户发布了针对参与者的人身攻击,散布未经证实的财务不当指控,并质疑参与导演的专业资格。例如,可疑账户之一的用户名“ondonantu697”在多个帖子下反复评论称,“独立电影的头衔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并且“这种‘导演’只会拍一种电影:骗局纪录片”。与此同时,其他账户质疑独立电影是否被用作筹款工具。这些账户创建的时间和信息模式的相似性表明,这是一场旨在抹黑电影节及其组织者的协调行动。

在这些网络攻击之后,电影节策展人朱日坤和几位参与导演报告称,他们通过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了压力。朱日坤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他接到中国父亲清晨打来的电话,警告他“永远不要做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情”。尽管朱日坤的父亲否认是在胁迫下行事,但其他电影节参与者报告称,中国警方联系了他们的亲属,敦促他们将影片从电影节撤下。11月6日,即电影节原定开幕前两天,朱日坤发表声明取消了电影节,表示他希望这一决定能“阻止某些不明势力骚扰所有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强制遣返: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试图强迫个人返回中国,以便当局在国内对其进行起诉并施加更多控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司法外机制向其认定的“逃犯”施压并迫使其回国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两项大规模行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启动。监测亚洲人权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2025年初估计,这两项行动在2014年至2024年间已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0人遣返回中国。

2025年初,首起针对“猎狐行动”的美国审判中,三名男子因试图恐吓并施压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府官员回国而被判刑。该行动的目标徐进(音译)曾任武汉市官员,他在中国面临贿赂指控,但他对此予以否认。徐进及其妻子声称,他们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政治而成为目标的。肇事者朱勇(音译)、郑聪颖(音译)以及已退休的纽约市警察局警长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 在徐进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中对其进行骚扰,并在其门上留下了威胁性字条。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安排徐进年迈的父亲飞往美国与他会面,并恳求他回国。

同样在2025年初,在另一起“猎狐行动”案件中,知名中国商人安全忠(音译)在纽约被判刑,原因是他向另一名来自中国的“逃犯”施压,迫使其回国。安全忠还曾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员,并领导过纽约山东同乡会,这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紧密挂钩。五年多来,安全忠多次威胁美国永久居民刘申祥(音译)。刘申祥因被指控从一家国有企业挪用超过28.5万美元,于201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列为100名“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刘申祥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于2000年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美国定居。从2017年到2022年被捕期间,安全忠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向刘申祥施压,迫使其回国。他安排刘申祥的侄子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一同前往美国探望刘申祥,并警告刘申祥,如果他不留在美国,他在中国的家人将面临威胁。2025年3月,一名联邦法官判处安全忠20个月监禁,罪名是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以及强迫刘申祥回国。

学术审查: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自2021年起,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U)的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博士开展了研究,记录了全球各类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发现,以及她所在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强迫劳动实验室(Forced Labour Lab)团队的研究,已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议会及政策讨论所引用,并为美国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

墨菲在2023年11月至2025年初期间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休假,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此期间,来自中国针对她研究的压力加剧,包括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纺织服装制造商对该校提起的诽谤诉讼。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以及担心无法维持中国学生市场,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最终叫停了墨菲的研究。在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后,该校于2025年10月向墨菲正式道歉,并允许其研究继续进行。然而,该校此前决定不发布报告并将资金退还给总部位于海牙的非营利组织“全球权利合规”(Global Rights Compliance),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种被视为代表外国政府进行审查的行为,可能会破坏英国《2023年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墨菲的经历说明了跨国镇压如何通过外交压力、武器化诉讼和隐蔽恐吓来削减学术研究项目,有时甚至迫使独立研究遭到审查和撤回。事件经过详见下表。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学术审查时间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贴上“反华势力先锋”的标签”。

• 影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 墨菲研究中引用的香港纺织服装制造商“Smart Shirts”在英国法院对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提起了诽谤诉讼。

• 影响:在诽谤投诉后,该校的保险公司撤销了承保。

• 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北京办公室对一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员工进行了两小时的审讯,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研究。

• 影响:2024年9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管理人员私下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门,他们将不再发布后续研究。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下令墨菲停止工作,并将墨菲领导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从公共领域移除。

• 影响:2025年晚些时候,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解除了对墨菲研究为期八个月的禁令,并向她正式道歉。

艺术审查

这种在中国对政治敏感话题的强制审查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在泰国,曼谷艺术文化中心在2025年7月举办展览“共谋的星座:可视化威权团结的全球机器”(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开幕三天后,撤下了相关艺术品。此前,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官员曾到访并要求移除特定内容。被审查的艺术品包括一件西藏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而其他带有“香港”和“维吾尔”字样的作品则被修改和遮盖。据报道,该中心承认压力是通过其主要赞助方——泰国外交部和曼谷市政府传达的,并表示除了做出调整(包括遮盖艺术家身份)外,“别无选择”。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缅甸艺术家赛(Sai)声称,在泰国警方试图寻找他之后,他离开了该国。他说,这一事件对该地区的流亡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法律战

法律战,或如一位法律专家所描述的“在[外国]法院提起无理诉讼,以对异见人士施加经济和心理成本”,已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最频繁的肇事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可以利用民事诉讼、刑事指控、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或其他准法律机制,针对中国境外的异见人士和流亡批评者,利用外国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进行打击。本报告年度观察到了一些此类策略:

马聚:一场美国法院的中国诉讼

马聚是一名回族穆斯林,于2019年来到美国,寻求避难以逃避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穆斯林日益加剧的运动。他的案例展示了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判决追随异见人士进入美国法院时,商业诉讼如何成为跨国镇压的工具。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天柱煤业有限公司隶属于窑街煤电集团,于2023年12月在美国法院起诉马聚,声称他欠款近1200万美元。由于这起诉讼发生在他十多年来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之后,马聚声称该诉讼基于“捏造的事实”,其目的更像是为了让他噤声并耗尽其财务,而非寻求正义。特别是在2023年,马聚通过联合国报告、国会简报以及针对中国清真寺拆除和改建的抗议活动,扩大了他的公开倡导工作。

一名美国法官认定中国法院的文件有效,并于2024年8月裁定马聚确实欠款1200万美元,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司法体系整体上缺乏公正性或缺乏对正当程序要求的遵守”。 截至2025年3月,马聚及其法律团队正致力于撤销该命令,并计划提出上诉。马聚的案例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利用美国法院进行域外滥权,给异见人士施加经济惩罚,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法院目前缺乏应对此类威胁的能力。


图片说明: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沈伯洋:通过法律战针对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日益将法律战整合到其针对台湾的更广泛战略中。一个突出的案例涉及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他于2024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名单,随后于2025年10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所谓的“顽固台独分裂分子”为由正式立案调查”。这是中国司法机关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文件后,首位被针对的台湾立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中国教授告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可以利用国际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或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开展跨境行动并逮捕沈伯洋。中国当局正从行政制裁升级为域外刑事起诉——沈伯洋案即为典型——这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叙事。台湾外交部谴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逮捕沈伯洋的说法,并将其标记为中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一个例子。

政治干预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境外骚扰和压制特定个人一样,他们也寻求从外国政府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并散布虚假信息,作为其叙事塑造战略的一部分。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政策分析部门前主任萨曼莎·卡斯特(Samantha Custer)在2025年1月表示:“中国寻求在公共外交、信息、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之间建立协同效应,作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以扩大其叙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多种不同手段扩大其在外国政府官员中的影响力,从而推进符合中国共产党目标的政策;近期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点:

同乡会

2025年8月,《纽约时报》讨论了“同乡会”——即由具有相似地区背景的成员组成的中国侨民团体,其中许多被归类为免税非营利组织——是如何被用作“中国驻曼哈顿中城总领事馆的工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有53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组织推动其成员支持或为纽约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在这53个组织中,至少有19个是注册慈善机构,它们无视联邦税法中关于禁止支持政治候选人的规定。《纽约时报》发现了2016年以来的视频,显示了35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官员牵头的仪式,他们带领团体负责人宣读了包括承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祖国伟大复兴”以及其他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内容。《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报道称,前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及后来的州长霍楚(Kathy Hochul)的前助手孙雯(Linda Sun)与同乡会成员保持联系,参加了其中一些团体组织的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美的抗议活动,并前往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美国司法部于2024年9月对孙雯提出10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于2025年6月增加了更多指控,尽管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25年12月因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而宣布审判无效。


图片说明:CECC报告第17页配图显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活动现场。报告将此图用于说明同乡会、侨民组织和政治影响力网络之间的关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

在线宣传

“Spamouflage”是一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行动,自2017年以来,它在数十个网站上使用了数千个社交媒体账户,以推动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者,包括人权组织。该网络还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话语,有时还试图推广批评外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叙事。 Meta已将该行动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法部门有关联的个人联系起来。 Spamouflage的观察参与度和影响力总体上仍然有限。

2025年1月,进行社交媒体分析的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Spamouflage在多个主流和替代平台上创建了“冒充总部位于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人权组织的内容,利用瓦伦西亚的致命洪水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被推翻”。这是Graphika首次观察到该网络鼓动推翻外国政府。此外,加拿大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Canada)检测到Spamouflage每天在X、Facebook、TikTok和YouTube上发布100到200条帖子。加拿大官员表示,该行动涉及“在属于各政府实体和加拿大媒体机构的X和Facebook账户的评论区分享篡改过的视频——即深度伪造(deepfakes)”。

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在2026年2月报告称,一个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网络中,超过330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五个在线平台上向“美国和美国伙伴国家的受众发表虚假断言”,其策略与早期的Spamouflage行动如出一辙。这些账号试图抹黑维吾尔活动人士,声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应对促成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美勾结”阴谋负责,否认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香港和西藏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散布关于其他议题的虚假主张。

颠覆针对IPAC成员的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是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成立于2020年,旨在协调民主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应对措施。 IPAC由来自9个国家的18名立法者创立,此后已扩展至全球40多个立法机构的近300名议员。它也是台湾以成员身份参与的少数国际组织之一,其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与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称作“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形成对比。这种能见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IPAC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压制外国政客来破坏和动摇其运作。


图片说明:IPAC会议现场图片,由 Octavian Carare 拍摄。CECC报告用这张图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IPAC 成员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施压。

在2026年1月接受委员会采访时,IPAC执行主任Luke de Pulford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2025年11月在欧洲议会举行IPAC峰会的策略,该峰会期间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发表了演讲。据de Pulford称,受邀的12名非洲代表中最终只有2人出席。他推测原因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

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干预导致肯尼亚外交部在议员出发前仅24小时撤销了他们的旅行许可。de Pulford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导致赞比亚的一名联合主席在峰会后辞职,这将迫使赞比亚完全退出IPAC,因为成员资格要求每个国家至少有两名立法者。此类针对性行动阻碍了IPAC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扩张,赞比亚的案例反映了此前马拉维和冈比亚立法者的退出。

滥用国际机制

自2018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内利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s)的策略。据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称,这些GONGO不仅宣传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排挤独立声音,还充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额外耳目”,用于监视、恐吓或干扰独立的公民社会行动者。维吾尔和藏族活动人士报告称,在联合国会场遭到对抗、拍照和监视,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受到当局压力,被要求敦促他们停止参加联合国会议或活动。

个人和组织应当能够自由地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而不必担心恐吓或报复,这一原则体现在《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及其他国际标准中。根据ISHR对联合国秘书长年度报复报告的汇编,中国是此类报复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之一,2010年至2024年间至少有41起记录在案的案例,全球排名第四。据ISHR称,他们记录的所有案例至今仍未解决,这反映出对于“涉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依然缺乏问责或补救措施”。

2025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系统以追捕海外个人(包括异见人士和商业人士)的行为。在报告中,ICIJ指出多个国家的法院拒绝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两家法院明确认定这些请求具有政治性质。

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对红色通缉令系统进行了改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将通缉令发布到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之前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新流程并不要求对案件的潜在实质内容进行独立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请求方的诚信。这些限制造成了漏洞,使得出于政治动机的红色通缉令得以继续发布。美国已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跨国镇压问责与预防法》(TRAP)条款对此作出了回应。 TRAP条款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国际刑警组织被滥用的情况,并禁止美国政府仅凭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引渡任何人。尽管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报告称美国不会仅基于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逮捕或拘留人员,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滥用风险方面仍面临挑战。

通过针对特定个人进行恐吓、散布关于外国政府和政客的虚假信息,以及颠覆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将其压制的“长臂”延伸至国界之外。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加强外交和执法努力的必要性。以下建议包含在CECC的2025年度报告中。

制定应对跨国镇压的战略

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使联邦机构能够应对新兴风险,加强国际伙伴关系,并支持侨民社区。

• 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法》(S.2525 / H.R.4829),以扩大美国执法部门和美国国务院打击美国境内跨国镇压行为的权力。

• 要求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其他相关联邦机构提交一份跨国镇压威胁报告,以评估美国挫败跨国镇压的努力。该报告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已开展的调查、起诉和民事补救措施。

• 跨部门协调和培训倡议。

• 与侨民社区的接触,以及对寻求揭露跨国镇压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 反击外国宣传和基于恐惧的影响力行动的公共外交运动。

• 新兴威胁,以及对高风险侨民或流亡社区的联络工作。

• 委托司法部提交一份差距分析报告,评估现行美国法律是否足以将跨国镇压定罪并起到威慑作用,并建议为填补法律空白(特别是围绕外国情报代理人和数字骚扰工具方面)所需的任何法定变更。

• 深化国际协调与情报共享,通过召开半年一次的多边演习——在七国集团(G7)跨国镇压框架的基础上——交流关于强制手段的实时情报,并识别参与跨境恐吓的关键行为者。

• 评估并报告用于恐吓的外国数字平台,通过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评估微信、TikTok和小红书等平台如何被用于审查、监视、散布宣传、选举干预以及对美国居民的恐吓。该报告应包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联系,并优先考虑政策和执法建议。

• 通过扩大心理咨询、法律服务及其他援助的获取渠道,根据《酷刑受害者救济再授权法》(Public Law No. 106-87)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法律补救;《犯罪受害者法》(34 U.S.C.§§ 20101– 20111)以及其他旨在解决跨国镇压目标所遭受的创伤、孤立和公民权利损害的措施。

• 推进全球问责机制,通过——

• 支持设立联合国跨国镇压任务,例如特别报告员或同等职位,负责记录域外侵犯人权行为(例如绑架、威胁、强制遣返)、协调民间社会意见,并发布年度调查结果。

• 创建制裁和执法工具包,传播示范性制裁授权和执法培训模块,帮助盟友和伙伴发现、调查和起诉跨国镇压案件。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

一种统一的、两党支持的方法——结合执法、透明度、社区保护和能力建设——可以应对中国共产党隐蔽影响力网络带来的人权影响,提升弱势群体地位,并加强美国政治、学术和民间社会机构的完整性。

• 通过《针对中共的盾牌法案》(H.R.708 / S.1625),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改善网络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打击中共对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

• 建立跨部门影响力中心,责成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观察站”,吸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商务部以及民间社会联络员参与。

• 取缔中共隐蔽网络,终止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警务站”(又称“服务站”)及其附属实体在美国的任何运作,并制裁那些协助这些网络的人员,包括冻结资产或吊销签证。

• 提升情报共享,通过为主要盟友和伙伴提供关于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FMIC)调查结果的季度简报,并建立一个安全门户网站,向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分发解密的FMIC威胁评估。

• 保护高风险社区,将联邦调查局的“受保护的声音”项目扩展为全国性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研讨会、热线电话和社区

研讨会——帮助记者、学者和侨民团体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入侵、人肉搜索和恐吓。

• 通过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向在美国最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和数字恐吓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族裔社区中心推出更新的入侵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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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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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工作”,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访问日期:2026年4月23日。关于什么是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的策略的更多信息,见,例如,Michael A.Weber,“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与人权:国会的工具与考量”,国会研究处,更新于2024年1月4日,28–29;Kamya Yadav, Martin J.Reidl, Alicia Wanless 和 Samuel Woolley,“什么使影响力行动具有恶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3年8月7日,1–4;“反击中国在美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Glenn Tiffert,胡佛研究所中国全球锐实力项目联合主席兼杰出研究员的记录陈述),2023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恶意影响力——情况正在恶化”,Congress.gov,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Kelley E.Currie,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及驻联合国大会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陈述),2024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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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莉,“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 [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不明白播客,2025年12月6日;Vivian Wang,“中国如何将触角伸向纽约以阻止一场小型电影节”,《纽约时报》,2025年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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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页。参见,例如。“与联合国及其代表和人权领域机制的合作——秘书长报告”,联合国,A/HRC/60/62,2025年9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39页。

• 西拉·阿莱奇(Scilla Alecci)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

• 西拉·阿莱奇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协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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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解读:一文读懂物理暴力、深伪骚扰与代理胁迫

背景: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

跨国镇压是指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此手段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并塑造全球叙事,以确保其政治权威与政府稳定。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发布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通过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将审查与强制手段延伸至国界之外。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中国涉及了全球23%的跨国镇压案例,严重威胁海外异见人士、侨

主要发现


图片说明:CECC《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报告封面,聚焦海外异见人士、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社群面临的压力。


图片说明:CECC报告用图表概括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对象与手段,包括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身体暴力、代理胁迫、法律战和政治干预。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对人权和主权构成了重大威胁,恐吓并审查了身处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合法居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一套全球性的强制手段,针对香港人、维吾尔人、藏人、前中国政府官员及其他人进行打压,这些手段包括人身攻击、人工智能辅助的性骚扰、威胁中国境内的家属、施压要求回国、审查以及法律战。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旨在压制批评声音、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即便是在中国境外也是如此。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利用隐蔽和强制手段扭曲公众辩论,影响美国及其盟国民主国家的决策,从而破坏民主治理、机构完整性,以及美国应对专制干预的有效性。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和跨国镇压行动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所保护的权利;当其他政府在其领土内协助、促成、容忍或未能阻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强制行为,或将受害者遣返回面临迫害或虐待风险的地区时,这些政府也可能因此助长了侵权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益寻求将其审查和强制手段延伸至中国国界之外。当批评者、侨民社区、大学、文化机构、外国官员和国际组织发表的言论、采取的行动或进行的倡导挑战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所偏好的叙事时,他们都面临着压力。这些努力不仅旨在让个人噤声,还意在警告他人:批评中共在中国境外也会带来后果。

十多年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委员会)通过听证会、公开报告、受害者证词和两党立法倡议,持续追踪这一模式。2020年,为应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域外侵犯人权行为日益增长的认识,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增加了一个新章节,题为“美国及全球范围内的人权侵犯”。该章节记录了一系列不断扩大的策略和目标,包括针对批评者和侨民社区的威胁与恐吓;针对外国公司的经济胁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的海外开发项目相关的虐待行为;在民主制度中的恶意影响力活动;强迫遣返政治异见人士和难民;以及破坏国际人权机构的努力。

自那时起,关于这些侵权行为的范围和策略的公开报道有所增加。曾经看似零星的事件,现在已被理解为对人权、民主自由、机构独立性以及中国境外民众在无惧报复的情况下自由言行能力的全球性挑战。

为了更全面地应对这些事态发展,委员会现在将发布一份年度审查报告,重点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国境外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定期在《中国观察》中发布更新。本报告标志着这一转变:从将这些侵权行为作为更广泛年度报告的一部分进行记录,转变为将其视为一种需要持续公众关注和协调政策应对的独特且不断扩大的威胁。

本报告记录的案例显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如何试图通过恐惧、审查和强制手段在海外延伸控制。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针对中国境外的中共批评者、侨民社区成员、人权倡导者、民选官员、研究人员、艺术家和民间社会组织进行了打压。虽然策略各异,但所有案例似乎都是为了压制批评、孤立受害者、塑造公众叙事,和/或阻止他人挑战中共的权威。

本报告的一个核心重点是“跨国镇压”,美国司法部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为触及国界之外,以伤害、恐吓、威胁、骚扰或胁迫个人而采取的策略”。2026年,自由之家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性为所有国家中持续领先的跨国镇压实施者,对2014年以来记录的23%的案例负有责任。


图片说明:CECC报告标题页配图,说明报告主题是跨国镇压与恶意影响力行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说明页介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设立背景和职责,为报告后文的跨国镇压审查提供机构背景。

除了通过跨国镇压针对个人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还试图通过“恶意影响力”针对外国政客和政府,并影响海外的民主进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将其定义为“外国政府进行的颠覆性、未公开的、强制性的或犯罪性的活动”。旨在影响另一个国家的民众或政治态度、认知或行为,以推进其自身利益”。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往往相辅相成,其共同点是中共旨在控制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政策的全球叙事。中共寻求控制国内外的公众叙事,目的是确保政府的稳定及其自身的政治生存。

在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下,中共的社会治理模式加深了对社会各方面的集中控制,推动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灌输,并增加了资源以扩大党的影响力。成立于1942年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统战部)负责协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内外影响力和宣传工作。在国内方面,统战部针对“非中共社会团体、关键人物和非国家组织,如八个民主党派、少数民族、宗教团体、知识分子和私营企业”。习近平在2023年表示,海外华人社区是推动海外统战工作的主要“代理人”。统战系统旨在“塑造外国媒体对中国的叙事,针对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并拉拢有影响力的海外华人人物”。这些行动的范围已经超越了华人侨民,转而针对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持批评态度的全球声音。

本报告综合了开源信息与个人访谈,记录了中共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现实。虽然并不详尽,但本报告展示了2025年期间报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试图在中国境外施加控制的尝试。报告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使用的各种策略进行组织,尽管某些案例揭示了多种策略的融合。同样,一些案例模糊了“跨国镇压”和“恶意影响力”之间的界限——但所有案例都揭示了对海外个人权利的侵犯,包括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

跨国镇压最明显的形式或许是对海外异见人士的人身暴力。这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施的明显镇压行为虽然报道不多,但确实存在,甚至在美国境内也有发生。在2023年11月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在美的中国外交官和亲共侨民团体骚扰并人身攻击了抗议习近平访问的个人。虽然倡导团体和民主活动人士在习近平访问期间聚集在峰会外,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但其中一些人遭到了有组织的亲共示威者的人身攻击和骚扰。袭击手段包括用金属杆和旗杆殴打、抢夺倡导团体的横幅,以及夺走活动人士的手机并将其扔进附近的水中。多名反共抗议者受了伤,包括骨折和头部创伤,其中两名抗议者被救护车送往医院。《华盛顿邮报》的一项详细调查揭露,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策划了一场协调行动,为反抗议者支付酒店和餐饮费用,并雇佣了至少60名保安在冲突期间“保护”这些反抗议者。

尽管有明确记录显示发生了此类恶劣的身体攻击,但美国官方对APEC峰会期间暴力事件的回应却不尽相同。旧金山警察局多次推诿,拒绝提供与该事件相关的公开逮捕记录。峰会结束后,委员会立即于2023年12月致信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要求对反抗议者实施的暴力行为进行调查。美国司法部在回复中表示,联邦调查局(FBI)“非常重视”此类指控,但不会披露任何正在进行的调查的存在或状态。《华盛顿邮报》随后报道称,截至2024年12月,FBI正在调查这起暴力事件。2025年4月,有消息称塞尔维亚执法部门应美国要求,逮捕了中国的崔光海(音译)和英国的约翰·米勒,理由是他们涉嫌协调对一名在峰会期间抗议的在美人士进行骚扰和恐吓。2025年9月的报告显示,两人已从塞尔维亚的软禁中逃脱,截至2026年4月,仍下落不明。

基于性别的骚扰是跨国镇压的另一种策略,形式多样,包括利用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技术来恐吓异见人士。刘家仪和许智峰是两位流亡海外的知名民主派政治人物,因涉嫌违反国家安全罪被香港警方通缉,他们在2025年成为了此类行动的目标。身份不明的人员从澳门寄出一封信,并分发给刘家仪在英国的邻居,利用深度伪造图像将刘家仪虚假地描绘成性工作者。2025年在澳大利亚,包括许智峰的一名同事在内的几个人收到了相关材料,将许智峰的妻子描绘成“香港寂寞主妇”,并附有一份伪造的“性服务菜单”。许智峰认为这是“由香港政权组织或默许的北京忠诚派团体”所为,并表示澳大利亚警方告诉他,这些电子邮件可以追溯到一个香港的IP地址。刘家仪告诉委员会,这种人工智能生成的骚扰“绝对是基于性别的”。她指出,在涉及许智峰的案件中,目标是他的妻子“而不是许智峰本人”,并补充说,这些针对女性的行动也发生在藏人和维吾尔人社区,反映了一种中国文化刻板印象,即“女性从政一直是不洁的”。刘家仪已经采取了安全措施,她将其部分描述为努力让自己变得“隐形”,但这并不能完全降低风险。

加拿大籍华人活动人士张尧也同样成为了人工智能生成的露骨色情深度伪造的目标,并遭受了网络骚扰和“人肉搜索”。在张尧的案例中,镇压还结合了另一种策略——通常被称为代理人胁迫——据报道,中国当局向她在中国的姨妈和祖母施压,试图在张尧2024年支持台湾独立的行程后让她噤声。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在一份声明中将一场新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行动——包括使用机器人和露骨的色情深度伪造图像——“高度确信”地归咎于中国政府,张尧表示加拿大当局告知她,她是与此行动相关的首个有记录的案例。

代理人胁迫

“代理人胁迫”是一种跨国镇压策略,即政府通过惩罚、骚扰或以其他方式恐吓居住在国外的异见人士的亲属,以迫使海外活动人士噤声。中国当局经常使用这种策略,今年发生的几个例子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香港惩罚家庭成员

2026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活动人士郭凤仪的父亲郭彦生八个月监禁,原因是他试图取消一份与其女儿相关的保险单。此案是首个已知的海外活动人士家属因与香港《国家安全法》下“潜逃者”涉嫌金融资产相关的行为而被定罪的案例。郭凤仪警告称,这种起诉反映了一种“劫持人质”和跨国镇压的模式。委员会主席、参议员丹·沙利文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参议员杰夫·默克利强调,郭女士的案件凸显了提高警惕和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他们认为,中国对海外个人的胁迫构成了“对我们主权和自由的攻击”,绝不能允许其在阴影中运作。


图片说明:郭凤仪在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CECC报告借这一案例说明,海外活动人士及其家人可能同时面临法律压力、代理人胁迫和跨国镇压。

策略的汇合:独立中国电影节

2025年11月在纽约市取消首届独立中国电影节,说明了多种跨国镇压策略的运用,特别是网络骚扰和代理人胁迫。该独立电影节原计划放映中国纪录片和短片,探讨的主题包括中国的新冠疫情封控、2019年香港抗议活动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运动(一场旨在清洗中共内部异见人士的政治运动)。


图片说明:CECC报告截图显示,独立中国电影节的社交媒体帖子下出现多条攻击性评论,英文翻译由委员会添加。

委员会认定,恐吓始于社交媒体上协调一致的数字行动。大量可疑账户针对电影节的Instagram平台进行攻击,试图使该活动失去合法性。这些可疑的Instagram账户创建于2025年10月,大约在电影节宣布片单的同时。在电影节的帖子下,这些账户发布了针对参与者的人身攻击,散布未经证实的财务不当指控,并质疑参与导演的专业资格。例如,可疑账户之一的用户名“ondonantu697”在多个帖子下反复评论称,“独立电影的头衔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并且“这种‘导演’只会拍一种电影:骗局纪录片”。与此同时,其他账户质疑独立电影是否被用作筹款工具。这些账户创建的时间和信息模式的相似性表明,这是一场旨在抹黑电影节及其组织者的协调行动。

在这些网络攻击之后,电影节策展人朱日坤和几位参与导演报告称,他们通过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了压力。朱日坤描述了一个转折点,当时他接到中国父亲清晨打来的电话,警告他“永远不要做任何损害国家的事情”。尽管朱日坤的父亲否认是在胁迫下行事,但其他电影节参与者报告称,中国警方联系了他们的亲属,敦促他们将影片从电影节撤下。11月6日,即电影节原定开幕前两天,朱日坤发表声明取消了电影节,表示他希望这一决定能“阻止某些不明势力骚扰所有导演、嘉宾、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强制遣返:猎狐行动与天网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试图强迫个人返回中国,以便当局在国内对其进行起诉并施加更多控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司法外机制向其认定的“逃犯”施压并迫使其回国这一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两项大规模行动——“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分别于2014年和2015年启动。监测亚洲人权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在2025年初估计,这两项行动在2014年至2024年间已将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0人遣返回中国。

2025年初,首起针对“猎狐行动”的美国审判中,三名男子因试图恐吓并施压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前政府官员回国而被判刑。该行动的目标徐进(音译)曾任武汉市官员,他在中国面临贿赂指控,但他对此予以否认。徐进及其妻子声称,他们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部政治而成为目标的。肇事者朱勇(音译)、郑聪颖(音译)以及已退休的纽约市警察局警长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 在徐进位于新泽西州的家中对其进行骚扰,并在其门上留下了威胁性字条。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安排徐进年迈的父亲飞往美国与他会面,并恳求他回国。

同样在2025年初,在另一起“猎狐行动”案件中,知名中国商人安全忠(音译)在纽约被判刑,原因是他向另一名来自中国的“逃犯”施压,迫使其回国。安全忠还曾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员,并领导过纽约山东同乡会,这使他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紧密挂钩。五年多来,安全忠多次威胁美国永久居民刘申祥(音译)。刘申祥因被指控从一家国有企业挪用超过28.5万美元,于2015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列为100名“百名红通人员”之一。刘申祥否认了这些指控,并于2000年离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往美国定居。从2017年到2022年被捕期间,安全忠协助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向刘申祥施压,迫使其回国。他安排刘申祥的侄子与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员一同前往美国探望刘申祥,并警告刘申祥,如果他不留在美国,他在中国的家人将面临威胁。2025年3月,一名联邦法官判处安全忠20个月监禁,罪名是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法代理人,以及强迫刘申祥回国。

学术审查: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

自2021年起,英国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SHU)的劳拉·墨菲(Laura Murphy)博士开展了研究,记录了全球各类供应链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强迫劳动之间的联系。她的研究发现,以及她所在的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强迫劳动实验室(Forced Labour Lab)团队的研究,已被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议会及政策讨论所引用,并为美国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立法工作提供了依据。

墨菲在2023年11月至2025年初期间从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休假,担任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高级政策顾问。在此期间,来自中国针对她研究的压力加剧,包括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以及一家总部位于香港的纺织服装制造商对该校提起的诽谤诉讼。为了应对这种压力,以及担心无法维持中国学生市场,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最终叫停了墨菲的研究。在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后,该校于2025年10月向墨菲正式道歉,并允许其研究继续进行。然而,该校此前决定不发布报告并将资金退还给总部位于海牙的非营利组织“全球权利合规”(Global Rights Compliance),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即这种被视为代表外国政府进行审查的行为,可能会破坏英国《2023年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

墨菲的经历说明了跨国镇压如何通过外交压力、武器化诉讼和隐蔽恐吓来削减学术研究项目,有时甚至迫使独立研究遭到审查和撤回。事件经过详见下表。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学术审查时间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将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海伦娜·肯尼迪国际正义中心(Helena Kenned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Justice)贴上“反华势力先锋”的标签”。

• 影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的网站在中国被屏蔽。

• 墨菲研究中引用的香港纺织服装制造商“Smart Shirts”在英国法院对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提起了诽谤诉讼。

• 影响:在诽谤投诉后,该校的保险公司撤销了承保。

• 三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人员在北京办公室对一名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员工进行了两小时的审讯,明确要求停止所有关于维吾尔强迫劳动的研究。

• 影响:2024年9月,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管理人员私下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门,他们将不再发布后续研究。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下令墨菲停止工作,并将墨菲领导的“强迫劳动实验室”网站从公共领域移除。

• 影响:2025年晚些时候,墨菲以侵犯学术自由为由威胁采取法律行动。

• 谢菲尔德哈勒姆大学解除了对墨菲研究为期八个月的禁令,并向她正式道歉。

艺术审查

这种在中国对政治敏感话题的强制审查并不局限于学术界。在泰国,曼谷艺术文化中心在2025年7月举办展览“共谋的星座:可视化威权团结的全球机器”(Constellation of Complicity: Visualizing the Global Machinery of Authoritarian Solidarity)开幕三天后,撤下了相关艺术品。此前,中国驻曼谷大使馆官员曾到访并要求移除特定内容。被审查的艺术品包括一件西藏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而其他带有“香港”和“维吾尔”字样的作品则被修改和遮盖。据报道,该中心承认压力是通过其主要赞助方——泰国外交部和曼谷市政府传达的,并表示除了做出调整(包括遮盖艺术家身份)外,“别无选择”。该展览的联合策展人、缅甸艺术家赛(Sai)声称,在泰国警方试图寻找他之后,他离开了该国。他说,这一事件对该地区的流亡艺术家和活动人士发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

法律战

法律战,或如一位法律专家所描述的“在[外国]法院提起无理诉讼,以对异见人士施加经济和心理成本”,已成为一种日益增长的跨国镇压趋势,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其中最频繁的肇事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及其代理人可以利用民事诉讼、刑事指控、国际刑警组织通告或其他准法律机制,针对中国境外的异见人士和流亡批评者,利用外国法律体系的开放性进行打击。本报告年度观察到了一些此类策略:

马聚:一场美国法院的中国诉讼

马聚是一名回族穆斯林,于2019年来到美国,寻求避难以逃避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穆斯林日益加剧的运动。他的案例展示了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判决追随异见人士进入美国法院时,商业诉讼如何成为跨国镇压的工具。中国的一家国有企业天柱煤业有限公司隶属于窑街煤电集团,于2023年12月在美国法院起诉马聚,声称他欠款近1200万美元。由于这起诉讼发生在他十多年来公开反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少数民族政策之后,马聚声称该诉讼基于“捏造的事实”,其目的更像是为了让他噤声并耗尽其财务,而非寻求正义。特别是在2023年,马聚通过联合国报告、国会简报以及针对中国清真寺拆除和改建的抗议活动,扩大了他的公开倡导工作。

一名美国法官认定中国法院的文件有效,并于2024年8月裁定马聚确实欠款1200万美元,并指出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司法体系整体上缺乏公正性或缺乏对正当程序要求的遵守”。 截至2025年3月,马聚及其法律团队正致力于撤销该命令,并计划提出上诉。马聚的案例说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如何利用美国法院进行域外滥权,给异见人士施加经济惩罚,同时也反映了美国法院目前缺乏应对此类威胁的能力。


图片说明: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马聚于2025年11月20日在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听证会上作证,主题为“中国的宗教战争:对宗教自由的威胁及其对美国的重要性”。

沈伯洋:通过法律战针对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日益将法律战整合到其针对台湾的更广泛战略中。一个突出的案例涉及台湾立法委员沈伯洋,他于2024年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名单,随后于2025年10月被重庆市公安局以所谓的“顽固台独分裂分子”为由正式立案调查”。这是中国司法机关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文件后,首位被针对的台湾立法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一位中国教授告诉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国可以利用国际机制——例如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或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刑事司法合作,开展跨境行动并逮捕沈伯洋。中国当局正从行政制裁升级为域外刑事起诉——沈伯洋案即为典型——这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叙事。台湾外交部谴责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在世界任何地方逮捕沈伯洋的说法,并将其标记为中国“长臂管辖”和跨国镇压的一个例子。

政治干预

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境外骚扰和压制特定个人一样,他们也寻求从外国政府官员那里获得支持,并散布虚假信息,作为其叙事塑造战略的一部分。威廉与玛丽学院全球研究所AidData政策分析部门前主任萨曼莎·卡斯特(Samantha Custer)在2025年1月表示:“中国寻求在公共外交、信息、影响力和经济合作之间建立协同效应,作为一种力量倍增器,以扩大其叙事的覆盖范围和影响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利用多种不同手段扩大其在外国政府官员中的影响力,从而推进符合中国共产党目标的政策;近期值得注意的例子包括以下几点:

同乡会

2025年8月,《纽约时报》讨论了“同乡会”——即由具有相似地区背景的成员组成的中国侨民团体,其中许多被归类为免税非营利组织——是如何被用作“中国驻曼哈顿中城总领事馆的工具”。《纽约时报》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至少有53个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组织推动其成员支持或为纽约的政治候选人提供资金。在这53个组织中,至少有19个是注册慈善机构,它们无视联邦税法中关于禁止支持政治候选人的规定。《纽约时报》发现了2016年以来的视频,显示了35场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官员牵头的仪式,他们带领团体负责人宣读了包括承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祖国伟大复兴”以及其他符合中国共产党立场的内容。《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报道称,前纽约州州长科莫(Andrew Cuomo)及后来的州长霍楚(Kathy Hochul)的前助手孙雯(Linda Sun)与同乡会成员保持联系,参加了其中一些团体组织的针对台湾前总统蔡英文访美的抗议活动,并前往北京庆祝中国共产党执政70周年。美国司法部于2024年9月对孙雯提出10项刑事指控,包括违反和共谋违反《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并于2025年6月增加了更多指控,尽管纽约的一名联邦法官在2025年12月因陪审团未能达成裁决而宣布审判无效。


图片说明:CECC报告第17页配图显示中国驻纽约总领馆活动现场。报告将此图用于说明同乡会、侨民组织和政治影响力网络之间的关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网站。

在线宣传

“Spamouflage”是一项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影响力行动,自2017年以来,它在数十个网站上使用了数千个社交媒体账户,以推动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批评者,包括人权组织。该网络还试图影响外国的政治话语,有时还试图推广批评外国政府和政治人物的叙事。 Meta已将该行动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法部门有关联的个人联系起来。 Spamouflage的观察参与度和影响力总体上仍然有限。

2025年1月,进行社交媒体分析的公司Graphika发布了一份报告,发现Spamouflage在多个主流和替代平台上创建了“冒充总部位于马德里的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人权组织的内容,利用瓦伦西亚的致命洪水暗示西班牙政府应该被推翻”。这是Graphika首次观察到该网络鼓动推翻外国政府。此外,加拿大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Rapid Response Mechanism Canada)检测到Spamouflage每天在X、Facebook、TikTok和YouTube上发布100到200条帖子。加拿大官员表示,该行动涉及“在属于各政府实体和加拿大媒体机构的X和Facebook账户的评论区分享篡改过的视频——即深度伪造(deepfakes)”。

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在2026年2月报告称,一个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联的网络中,超过330个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在2025年12月至2026年2月期间,在五个在线平台上向“美国和美国伙伴国家的受众发表虚假断言”,其策略与早期的Spamouflage行动如出一辙。这些账号试图抹黑维吾尔活动人士,声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国际共和学会应对促成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美勾结”阴谋负责,否认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香港和西藏存在侵犯人权的行为,并散布关于其他议题的虚假主张。

颠覆针对IPAC成员的国际组织

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PAC)是一个全球立法者网络,成立于2020年,旨在协调民主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政策和行为的应对措施。 IPAC由来自9个国家的18名立法者创立,此后已扩展至全球40多个立法机构的近300名议员。它也是台湾以成员身份参与的少数国际组织之一,其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台湾)”,这与它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称作“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称形成对比。这种能见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IPAC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标,后者旨在通过压制外国政客来破坏和动摇其运作。


图片说明:IPAC会议现场图片,由 Octavian Carare 拍摄。CECC报告用这张图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 IPAC 成员和国际组织活动的施压。

在2026年1月接受委员会采访时,IPAC执行主任Luke de Pulford详细介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阻挠2025年11月在欧洲议会举行IPAC峰会的策略,该峰会期间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发表了演讲。据de Pulford称,受邀的12名非洲代表中最终只有2人出席。他推测原因是受到了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

来自中国当局的干预。其中一个例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直接干预导致肯尼亚外交部在议员出发前仅24小时撤销了他们的旅行许可。de Pulford进一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导致赞比亚的一名联合主席在峰会后辞职,这将迫使赞比亚完全退出IPAC,因为成员资格要求每个国家至少有两名立法者。此类针对性行动阻碍了IPAC在非洲部分地区的扩张,赞比亚的案例反映了此前马拉维和冈比亚立法者的退出。

滥用国际机制

自2018年以来,中国扩大了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其他联合国机构内利用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GONGOs)的策略。据非政府组织国际人权服务社(ISHR)称,这些GONGO不仅宣传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叙事并排挤独立声音,还充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额外耳目”,用于监视、恐吓或干扰独立的公民社会行动者。维吾尔和藏族活动人士报告称,在联合国会场遭到对抗、拍照和监视,一些人认为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家人受到当局压力,被要求敦促他们停止参加联合国会议或活动。

个人和组织应当能够自由地与国际人权机制接触,而不必担心恐吓或报复,这一原则体现在《联合国人权捍卫者宣言》及其他国际标准中。根据ISHR对联合国秘书长年度报复报告的汇编,中国是此类报复行为的主要实施者之一,2010年至2024年间至少有41起记录在案的案例,全球排名第四。据ISHR称,他们记录的所有案例至今仍未解决,这反映出对于“涉嫌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依然缺乏问责或补救措施”。

2025年4月,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发布了一份报告,记录了中国政府滥用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系统以追捕海外个人(包括异见人士和商业人士)的行为。在报告中,ICIJ指出多个国家的法院拒绝将这些人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两家法院明确认定这些请求具有政治性质。

2016年,国际刑警组织对红色通缉令系统进行了改革,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在将通缉令发布到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之前进行审查。然而,这一新流程并不要求对案件的潜在实质内容进行独立评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请求方的诚信。这些限制造成了漏洞,使得出于政治动机的红色通缉令得以继续发布。美国已通过《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的《跨国镇压问责与预防法》(TRAP)条款对此作出了回应。 TRAP条款要求司法部长和国务卿向国会报告国际刑警组织被滥用的情况,并禁止美国政府仅凭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引渡任何人。尽管美国司法部和国务院报告称美国不会仅基于红色通缉令或扩散通知逮捕或拘留人员,但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最大限度降低进一步滥用风险方面仍面临挑战。

通过针对特定个人进行恐吓、散布关于外国政府和政客的虚假信息,以及颠覆国际组织和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将其压制的“长臂”延伸至国界之外。这些行动凸显了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加强外交和执法努力的必要性。以下建议包含在CECC的2025年度报告中。

制定应对跨国镇压的战略

国会和行政部门应致力于制定一项全政府战略,使联邦机构能够应对新兴风险,加强国际伙伴关系,并支持侨民社区。

• 通过《跨国镇压政策法》(S.2525 / H.R.4829),以扩大美国执法部门和美国国务院打击美国境内跨国镇压行为的权力。

• 要求国务卿、司法部长和其他相关联邦机构提交一份跨国镇压威胁报告,以评估美国挫败跨国镇压的努力。该报告应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已开展的调查、起诉和民事补救措施。

• 跨部门协调和培训倡议。

• 与侨民社区的接触,以及对寻求揭露跨国镇压的非政府组织的支持。

• 反击外国宣传和基于恐惧的影响力行动的公共外交运动。

• 新兴威胁,以及对高风险侨民或流亡社区的联络工作。

• 委托司法部提交一份差距分析报告,评估现行美国法律是否足以将跨国镇压定罪并起到威慑作用,并建议为填补法律空白(特别是围绕外国情报代理人和数字骚扰工具方面)所需的任何法定变更。

• 深化国际协调与情报共享,通过召开半年一次的多边演习——在七国集团(G7)跨国镇压框架的基础上——交流关于强制手段的实时情报,并识别参与跨境恐吓的关键行为者。

• 评估并报告用于恐吓的外国数字平台,通过开展全面的风险评估报告,评估微信、TikTok和小红书等平台如何被用于审查、监视、散布宣传、选举干预以及对美国居民的恐吓。该报告应包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力行动的联系,并优先考虑政策和执法建议。

• 通过扩大心理咨询、法律服务及其他援助的获取渠道,根据《酷刑受害者救济再授权法》(Public Law No. 106-87)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和法律补救;《犯罪受害者法》(34 U.S.C.§§ 20101– 20111)以及其他旨在解决跨国镇压目标所遭受的创伤、孤立和公民权利损害的措施。

• 推进全球问责机制,通过——

• 支持设立联合国跨国镇压任务,例如特别报告员或同等职位,负责记录域外侵犯人权行为(例如绑架、威胁、强制遣返)、协调民间社会意见,并发布年度调查结果。

• 创建制裁和执法工具包,传播示范性制裁授权和执法培训模块,帮助盟友和伙伴发现、调查和起诉跨国镇压案件。

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

一种统一的、两党支持的方法——结合执法、透明度、社区保护和能力建设——可以应对中国共产党隐蔽影响力网络带来的人权影响,提升弱势群体地位,并加强美国政治、学术和民间社会机构的完整性。

• 通过《针对中共的盾牌法案》(H.R.708 / S.1625),在国土安全部成立一个工作组,负责改善网络安全、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并打击中共对民主制度构成的威胁。

• 建立跨部门影响力中心,责成美国国务院主持一个“全球中华人民共和国影响力观察站”,吸纳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司法部、商务部以及民间社会联络员参与。

• 取缔中共隐蔽网络,终止统战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警务站”(又称“服务站”)及其附属实体在美国的任何运作,并制裁那些协助这些网络的人员,包括冻结资产或吊销签证。

• 提升情报共享,通过为主要盟友和伙伴提供关于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FMIC)调查结果的季度简报,并建立一个安全门户网站,向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分发解密的FMIC威胁评估。

• 保护高风险社区,将联邦调查局的“受保护的声音”项目扩展为全国性的宣传活动——通过网络研讨会、热线电话和社区

研讨会——帮助记者、学者和侨民团体防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网络入侵、人肉搜索和恐吓。

• 通过国土安全部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向在美国最易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和数字恐吓的个人、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族裔社区中心推出更新的入侵检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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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跨国镇压”,国家安全司,美国司法部,访问日期:2025年3月24日。另见“跨国镇压”,自由之家,访问日期:2026年4月23日。

• Yana Gorokhovskaia 和 Grady Vaughan,“合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2026年4月。

• “我们的工作”,外国恶意影响力中心,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访问日期:2026年4月23日。关于什么是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的策略的更多信息,见,例如,Michael A.Weber,“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民主与人权:国会的工具与考量”,国会研究处,更新于2024年1月4日,28–29;Kamya Yadav, Martin J.Reidl, Alicia Wanless 和 Samuel Woolley,“什么使影响力行动具有恶意?”,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23年8月7日,1–4;“反击中国在美国的恶意影响力行动”,美国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Glenn Tiffert,胡佛研究所中国全球锐实力项目联合主席兼杰出研究员的记录陈述),2023年9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联合国的恶意影响力——情况正在恶化”,Congress.gov,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全球卫生、全球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Kelley E.Currie,前美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及驻联合国大会副代表,美国国务院的陈述),2024年4月10日。

• Audrye Wong,“北京如何看待海外华人与外国影响力:统战政策的原则与策略”,美国企业研究所,2025年5月12日。

• Nis Grünberg, Katja Drinhausen 和 Alexander Davey,“通过控制人民来服务人民:党如何重新介入日常生活”,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2025年8月20日。

• Paul Eckert,“解读:什么是中国的统战及其如何运作?”,自由亚洲电台,2024年11月3日;“统战:中国的‘法宝’卷入间谍争议”,BBC,2024年12月18日。

• “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新华社,2021年1月5日;Nis Grünberg, Katja Drinhausen 和 Alexander Davey,“通过控制人民来服务人民:党如何重新介入日常生活”,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2025年8月20日。,新华社,2021年1月5日;Nis Grünberg, Katja Drinhausen 和 Alexander Davey,“通过控制人民来服务人民:党如何重新介入日常生活”,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2025年8月20日。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发言摘登”,福建日报,2023年9月27日。

• Koh Ewe 和 Laura Bicker,“统战:中国的‘法宝’卷入间谍争议”,BBC,2024年12月18日;Alex Joske,“党为你代言:外国干涉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系统”,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2020年6月9日,7。

• Shibani Mahtani 等人。,“中国如何将其镇压延伸至美国城市”,华盛顿邮报,2024年9月3日。关于委员会此前对APEC抗议冲突的报道,见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024年年度报告”,美国政府出版局,2024年12月,293。

• Sun Cheng,“抗议者对习近平有什么要求?”,自由亚洲电台,2023年11月16日。

• Zhou Chenxing,“反习抗议者称旧金山警方在APEC期间无视殴打行为”,美国之音,2023年11月23日。

• Christopher J.Smith 和 Jeffrey A.Merkley,主席,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信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致美国司法部长Merrick Garland,2023年12月15日。

• 助理司法部长办公室,“信函”,致联合主席Merkley,2024年1月30日,存档于CECC。

• “两名外国公民在塞尔维亚被捕,因指挥针对居住在洛杉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批评者的跨州跟踪和骚扰计划”,公共事务办公室,美国司法部,2025年4月25日。

• “涉嫌走私军事技术的英籍与中国籍人士逃离塞尔维亚软禁”,法新社,2025年9月10日,转载于《香港自由新闻》,2025年9月10日。

• “通缉人士刘嘉敏”,香港警务处,2025年12月24日更新;“通缉人士许智峯”,香港警务处,2025年7月3日更新。

• 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日内瓦·阿卜杜勒(Geneva Abdul)和托里·谢泼德(Tory Shepherd),“针对流亡香港活动人士的色情信件被寄往英国和澳大利亚地址”,《卫报》,2025年12月11日。

• 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日内瓦·阿卜杜勒(Geneva Abdul)和托里·谢泼德(Tory Shepherd),“针对流亡香港活动人士的色情信件被寄往英国和澳大利亚地址”,《卫报》,2025年12月11日。

• 克里斯蒂·尼达姆(Kirsty Needham),“流亡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称他们成为虚假色情图像的目标”,路透社,2025年12月12日。

• 刘珈汶(Carmen Lau)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采访,2026年1月。

• 加埃唐·普利奥特(Gaétan Pouliot),“‘我不知道能相信谁’,魁北克YouTuber称遭中国政府骚扰”,加拿大广播公司新闻(CBC News),2025年12月7日。

• “加拿大快速反应机制检测到针对加拿大华语评论员及其家人的第二波‘垃圾伪装’(Spamouflage)行动”,加拿大全球事务部,2025年3月6日;张尧(@yaozhang02),“……她提到,我是加拿大第一个被用Spamouflage账号散播deep fake(深伪)影像的受害者,‘中国对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 [……(一位加拿大官员)她提到,我是加拿大第一个被用Spamouflage账号散播深伪影像的受害者。“中国对你所做的事情,我们第一次看到。”……],X平台,(张尧账号),2024年11月14日。

• “TNR观察:国内的胁迫,国外的压力”,自由之家,2023年9月5日。

• 梁凯怡(Hillary Leung),“被通缉活动人士之父因试图取消其保险被判入狱8个月”,《香港自由新闻》,2026年2月26日。

• 梁凯怡(Hillary Leung),“被通缉活动人士之父因试图取消其保险被判入狱8个月”,《香港自由新闻》,2026年2月26日。

• 郭凤仪(@AnnaKwokFY),“今天,我的父亲仅仅因为是我的父亲而被定罪。这就是香港政府对我及我所从事的民主倡导工作的报复。这是劫持人质。这是跨国镇压。”,X平台,2026年2月11日,下午1:44。

• 丹·沙利文(Dan Sullivan)和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中国正在美国领土上攻击公民。”,《华尔街日报》,2026年3月2日。

• IndieChina(@indiechinafilmfestival),“2025年IndieChina电影节片单!!IndieChina电影节全片单”,Instagram,2025年10月2日。

• IndieChina(@indiechinafilmfestival),“胶片电影工作坊 16mm & 8mm电影制作”,Instagram,来自@lin的评论。daily09:“不务正业的‘艺术家’,最擅长编故事。” [不务正业的“艺术家”最擅长编故事。],2025年10月23日;IndieChina(@indiechinafilmfestival),“江南故人”,Instagram,来自@lin的评论。daily09:“台词背不全的‘导演’,真敢演。” [台词背不全的“导演”,真敢演。],2025年10月19日;IndieChina(@indiechinafilmfestival),“我们选择电影摄影师刘勇宏作为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的‘焦点影人’。” [对于首届IndieChina电影节,我们选择了电影摄影师刘勇宏作为我们的焦点影人。],Instagram,来自@ade_595545的评论:“拿‘独立电影’当盾牌,骗术更高明了。” [以“独立电影”为幌子,骗子们越来越精明了。],2025年8月15日。

2026年3月19日,委员会访问了31个Instagram账户资料。

• IndieChina (@indiechinafilmfestival),“2025 IndieChina电影节片单!!IndieChina电影节全片单,” Instagram,来自@lin的评论。daily09:“独立电影?倒像独立融资。” [独立电影?看起来更像是独立筹款。];来自@xixibuxixi697的评论:“独立电影的名义,不该成个人作秀的幌子。” [独立电影的名义不应成为个人宣传的幌子。],2025年10月2日。

• Vivian Wang,“中国如何将触角伸向纽约以阻止一场小型电影节”,《纽约时报》,2025年11月11日。

• 袁莉,“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 [EP-184 朱日坤:中国独立电影的幻想与破灭(文字版)],不明白播客,2025年12月6日;Vivian Wang,“中国如何将触角伸向纽约以阻止一场小型电影节”,《纽约时报》,2025年11月11日。

• 关于“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公共活动的声明” [关于IndieChina电影节停止公共活动的声明],IndieChina电影节,(网页),2025年11月6日。

• Laura Harth 和 Yenting Chen,“追捕猎狐”,保护卫士,2024年4月16日。尽管经常被混为一谈,“天网行动”是“一项规模更大、更全面的行动”,其中包括“猎狐行动”。 此处描述的案件在公开报道中被称为“猎狐行动”的一部分。”

• “天网2024:中国的全球追逃行动持续不断”,保护卫士,2025年3月4日。

• Jennifer Peltz,“男子因给前中国官员留下恐吓信被判跟踪罪,在美国入狱”,美联社,2025年1月22日;Jennifer Peltz,“男子因协助强迫前官员回国,在美国被判入狱2年”,美联社,2025年1月15日;“私家侦探因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跨州跟踪和骚扰中国公民被判入狱”,美国司法部公共事务办公室,2025年4月16日。

• Jennifer Peltz 和 Darlene Superville,“特朗普赦免了曾因协助中国跟踪外籍人士而被定罪的前纽约警察”,美联社,2025年11月7日。2025年11月,特朗普总统赦免了迈克尔·麦克马洪(Michael McMahon),此前麦克马洪坚称他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利用的,他以为自己只是在为一家中国建筑公司从事普通的私家侦探工作。

• Santul Nerkar,“皇后区商人因充当中国代理人被判入狱”,《纽约时报》,2025年3月19日;James Areddy,“纽约华人社区的支柱是如何为北京干脏活的”,《华尔街日报》,2025年5月3日。

•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指挥的多年‘猎狐行动’遣返行动负责人被判入狱20个月”,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25年3月19日。

• Madeleine Spence,“她站出来反抗中国。现在她揭露了她的大学是如何屈服的。”,《星期日泰晤士报》,2025年11月23日;Damian Grammaticas,“文件显示,中国恐吓英国大学放弃人权研究”,BBC,2025年11月3日。

• Laura Murphy 和 Shawn Bhimani,“提交给《2020年海关修正案(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法案》调查的意见书”,澳大利亚议会,2021年2月;

• Eliot Chen,“问答:Laura Murphy谈中国如何强迫她的大学停止她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研究”,Wire China,2025年11月3日;Damian Grammaticas,“文件显示,中国恐吓英国大学放弃人权研究”,BBC,2025年11月3日。

• “2023年英国高等教育(言论自由)法案”,第16章-A3部分,英国议会,2025年8月1日生效。加拿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特别委员会,“加拿大投资基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人权风险”,加拿大下议院,2023年12月;Damian Grammaticas,“文件显示,中国恐吓英国大学放弃人权研究”,BBC,2025年11月3日。

• 艾米·博雷特(Amy Borrett)与劳拉·休斯(Laura Hughes),“学者称英国大学对中国学费的依赖助长了自我审查”,《金融时报》,2025年12月8日;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英国大学在压力下叫停了有关中国的人权研究”,《卫报》,2025年11月3日。

• 波比·麦克弗森(Poppy McPherson)与纳帕特·韦萨萨塔(Napat Wesshasartar),“独家:泰国画廊在来自北京的‘压力’下撤下以中国为主题的艺术品”,路透社,2025年8月10日;塔拉·科巴姆(Tara Cobham),“因展览揭露威权政权而遭审查并逃往英国的艺术家称‘感到极度不安全’”,《独立报》,2025年8月26日;亚瑟·考夫曼(Arthur Kaufman),“审查丑闻席卷泰国与法国艺术博物馆”,(网页),《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8月13日

• 玛丽·蔡(Marie Tsai),“他逃离了中国。骚扰跟随他到了纽约的法庭”,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3月19日。

• 玛丽·蔡(Marie Tsai),“他逃离了中国。骚扰跟随他到了纽约的法庭”,自由亚洲电台,2025年3月19日。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遍定期审议与中国真实的人权状况”,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听证会,第118届国会。(马聚,回族穆斯林人权活动人士的证词),2024年2月1日。

• “天祝煤业有限公司诉窑街煤电集团马聚案”,Justia美国法律网,2024年8月12日。

• 陈虹瑾,“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 [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法律依据抓捕台湾公民?解码中共在跨国镇压中使用的法律战],镜周刊,2026年1月22日。

•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司法部,2024年6月21日。

• “新闻周刊丨沈伯洋的“台独”绝路难逃法网!”[新闻周刊/沈伯洋的“台独”绝路难逃法网],中央电视台,2025年11月8日。

• 陈虹瑾,“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 [深度报道:中国凭什么抓台湾人?拆解中共跨国镇压法律战],镜周刊,2026年1月22日。

• “外交部针对中国中央电视台有关沈伯洋的不实指控所作之回应”,台湾外交部,2025年11月9日。

• “2025年1月会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共外交努力’”,美国国务院,2025年1月16日。

• 迈克尔·福赛斯(Michael Forsythe)等人,“中国如何影响美国最大城市的选举”,《纽约时报》,2025年8月30日。

• 詹姆斯·T·阿雷迪(James T. Areddy)和李明(Ming Li),“结识一名涉嫌中国代理人的朋友,其命运现交由陪审团裁决”,《华尔街日报》,2025年12月12日。

• “前纽约州政府高级雇员被控充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及中国共产党的未公开代理人”,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24年9月3日;胡鲁比·梅科(Hurubie Meko)和威廉·拉什鲍姆(William Rashbaum),“纽约州官员被控收受金钱、旅游和家禽以协助中国”,《纽约时报》,2024年9月5日;“前纽约州政府高级雇员及其丈夫被控在个人防护装备欺诈案中收受回扣”,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2025年6月26日;桑图尔·内卡(Santul Nerkar)和阿努莎·巴亚(Anusha Bayya),“纽约州官员案审判无效”。Y.“官员被控为中国工作”,《纽约时报》,2025年12月22日。

• 伊莉斯·托马斯(Elise Thomas),“亲中共的‘垃圾伪装’(Spamouflage)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rategic Dialogue),2024年4月1日;“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伊莉斯·托马斯,“亲中共的‘垃圾伪装’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2024年4月1日;“加拿大成为与‘垃圾伪装’有关的中国跨国镇压新运动的目标”,加拿大政府,2025年1月31日。

• 盖伊·罗森(Guy Rosen),“通过透明度和协作加强在线防御”,Meta,2023年8月29日。

• 伊莉斯·托马斯,“亲中共的‘垃圾伪装’运动尝试针对美国的新策略”,战略对话研究所,2024年4月1日。

• “利用高级开源情报应对在线威胁”,Graphika,(网页),访问于2026年4月22日;“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中国国家影响力”,Graphika,2025年1月29日,第3页。

• “加拿大成为与‘垃圾伪装’有关的中国跨国镇压新运动的目标”,加拿大政府,2025年1月31日。

• 玛丽亚·里奥弗里奥(Maria Riofrio)和马克斯·莱瑟(Max Lesser),“中国在线影响力行动散布反美阴谋论”,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2026年2月26日。

• “IPAC声明”,(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2024年4月29日。

• “IPAC成员达到100人里程碑”,(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0年6月11日。;“IPAC首页”(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问于2026年4月20日。

• 尼西德·哈贾里(Nisid Hajari),“台湾最高外交官如何看待世界”,《彭博社》,2023年3月21日;“IPAC,联盟,联合主席,中华民国(台湾)”,(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访问于2026年4月20日;“台湾与国际社会”,国会研究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25年8月25日。

• 康达克(Dake Kang),“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卢克·德·普尔福德(Luke de Pulford),IPAC执行主任,接受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采访,2026年1月7日;“萧副总统在布鲁塞尔IPAC年度峰会上发表讲话”,(网页),中华民国(台湾)总统府,2025年11月11日;“IPAC在布鲁塞尔启动第五届年度峰会”,(网页),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2025年11月6日。

• 康达克,“随着美国撤退,北京加大对非洲的外交压力”,美联社,2025年4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International Service for Human Rights),2025年4月28日,第36-37页;塔姆辛·李-史密斯(Tamsin Lee-Smith)和耶莱娜·科西奇(Jelena Cosic),“在中国,中国正在部署一支日益壮大的傀儡组织大军来监视和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2025年4月28日。

• “人权捍卫者宣言”,联合国,1998年12月9日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联合国,1948年12月10日通过,第19条。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页。参见,例如。“与联合国及其代表和人权领域机制的合作——秘书长报告”,联合国,A/HRC/60/62,2025年9月9日。

• “报告:中国阻挠公民社会进入联合国的努力”,国际人权服务社,2025年4月28日,第38-39页。

• 西拉·阿莱奇(Scilla Alecci)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

• 西拉·阿莱奇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中国当局利用国际刑警组织并强迫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去追捕目标”,国际调查记者同盟,2025年4月29日;“协作与抵抗:追踪2025年的跨国镇压”,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6年4月16日。

• “2022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公法第117-81号,第6503。

• “评估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国出于政治动机和其他非法目的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扩散通报及其他通讯的行为”,美国司法部与美国国务院,2022年8月,第5页;泰德·布罗蒙德,“滥用国际刑警组织如何助长跨国镇压”,新线政策研究所,2025年7月,第1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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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信号看懂世维会呼吁:全球回应中国跨国镇压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20 次浏览 • 2026-05-24 04:00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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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何施压?跨国镇压进入全球议程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海外维吾尔倡议组织,长期关注维吾尔人权、文化权利和中国跨国施压问题。

摘要

2026年,据《论坛报》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谴责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慕尼黑,5月17日(ANI):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发布了其每周简报,重点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政治胁迫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在赞比亚举行的RightsCon会议突然取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会议原定于5月5日至8日举行,预计将有近3000名参与者出席。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

在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声称,此次活动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的。

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日益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

艾沙警告称,这种影响力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并削弱对公民社会和人权的保护。5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局势。

此次聚会由土耳其协会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和多里坤·艾沙发表了演讲。

演讲者指责中国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劳动以及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推行旨在抹杀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认同的政策。

组织者敦促更广泛的突厥世界展现更强有力的团结,并采取更果断的国际行动。5月1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主任奥马尔·卡纳特(Omer Kanat)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包括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和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内的被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案件。

几天后,维吾尔活动人士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敦促华盛顿就强迫劳动、海外恐吓以及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被拘留一事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5月14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维吾尔营地幸存者卡尔比努尔·西迪克(Kalbinur Sidik)的证词,她声称营地中的被拘留者在失踪前曾多次接受医学检查。

美国议员们形容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证据日益令人震惊,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问责措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两党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要求释放中国的政治犯,并称此举表明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处境的持续关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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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为何施压?跨国镇压进入全球议程

背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什么?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海外维吾尔倡议组织,长期关注维吾尔人权、文化权利和中国跨国施压问题。

摘要

2026年,据《论坛报》报道,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谴责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慕尼黑,5月17日(ANI):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UC)发布了其每周简报,重点介绍了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政治胁迫以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虐待。在赞比亚举行的RightsCon会议突然取消后引发了巨大争议,该会议原定于5月5日至8日举行,预计将有近3000名参与者出席。


图片说明: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不断扩大的跨国镇压。

在5月10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维吾尔活动人士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声称,此次活动是在中国的压力下被迫取消的。

他认为,这一事件反映出中国正日益通过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投资,对发展中国家施加经济影响力。

艾沙警告称,这种影响力可能会破坏民主制度,并削弱对公民社会和人权的保护。5月11日在慕尼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与会者的注意力也转向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局势。

此次聚会由土耳其协会组织,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图尔贡江·阿拉乌敦(Turgunjan Alawdun)和多里坤·艾沙发表了演讲。

演讲者指责中国通过任意拘留、强迫劳动以及限制言论和行动自由,推行旨在抹杀维吾尔文化和宗教认同的政策。

组织者敦促更广泛的突厥世界展现更强有力的团结,并采取更果断的国际行动。5月12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主任奥马尔·卡纳特(Omer Kanat)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提出包括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和热依拉·达吾提(Rahile Dawut)在内的被监禁维吾尔知识分子的案件。

几天后,维吾尔活动人士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敦促华盛顿就强迫劳动、海外恐吓以及她姐姐古丽仙·阿巴斯(Gulshan Abbas)被拘留一事向中国施压。与此同时,5月14日美国国会举行听证会,听取了维吾尔营地幸存者卡尔比努尔·西迪克(Kalbinur Sidik)的证词,她声称营地中的被拘留者在失踪前曾多次接受医学检查。

美国议员们形容有关中国强摘器官的证据日益令人震惊,并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国际问责措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还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两党决议表示欢迎,该决议要求释放中国的政治犯,并称此举表明国际社会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受迫害群体处境的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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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议会保护维吾尔人:反击中国跨国骚扰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21 次浏览 • 2026-05-24 03:59 • 来自相关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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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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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为什么表态保护维吾尔人?跨国骚扰触发欧洲警觉

背景:中国跨国骚扰是什么?

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讨论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社区。

摘要

据Bitter Winter报道,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图片说明:作者与荷兰议员Stephan van Baarle合影,荷兰议会讨论保护维吾尔人免受跨国骚扰。

荷兰议会给中国镇压政策的一记耳光——也是阿姆斯特丹“孤独维吾尔人”的胜利。

“通往自由之路并不平坦。我们必须穿过恐惧的阴影,才能看到希望的曙光。”——纳尔逊·曼德拉。

过去几个月对我而言,是一段充满痛苦考验和历史转折的旅程。2026年2月14日,我在海牙市政厅内遭到中国政府安保人员的暴力袭击。被按倒在地、脖子和手臂被扭曲,这无疑证明了中国的跨国镇压已经延伸到欧洲中心,并渗透进了民主机构。然而今天,我不是以受害者的身份发言,而是作为正义胜利的见证者。

我于2026年2月27日在海牙的一次开斋节活动中,首次见到了受人尊敬的荷兰议会议员、DENK党领袖斯蒂芬·范·巴勒(Stephan van Baarle),我当时受邀出席了该活动。在那次会面中,我详细描述了2月14日我在和平抗议期间遭受中国安保人员暴力对待的经过。我向他展示了视频证据,并请求将中国对居住在荷兰的维吾尔人实施跨国镇压的威胁提交议会讨论。范·巴勒向我承诺他会采取行动。


图片说明:荷兰议会就中国跨国骚扰维吾尔人的问题进行辩论。

他信守了诺言。4月16日,他在荷兰议会提出了我的案件,向外交大臣汤姆·贝伦森(Tom Berendsen)提出尖锐质询,并要求政府明确立场。在他的努力下,一项动议被提交并于4月21日以150票中116票的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这116张选票向中国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自由在荷兰土地上绝不会被扼杀。

昨天,即2026年5月11日,我在议会办公室再次见到了范·巴勒。他详细介绍了议会辩论的情况、大臣的积极回应,以及这一决定对于维吾尔侨民安全的重要性。那次会面再次确认,我们维吾尔人在法律和道德斗争中并不孤单。

荷兰外交大臣贝伦森的回应令人深受鼓舞。他明确承认了我所遭受的暴力,并确认我——以及其他处于类似境遇的活动人士——将受到荷兰法律的全面保护,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慰藉。这是对民主价值观的有力肯定,也是对中国政府当之无愧的一记耳光。通过这一决定,荷兰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绝不允许“北京的长臂”破坏民主。

这场胜利是决心战胜恐惧的结果。如果中国侵略者认为他们可以通过暴力让我们噤声,那他们彻底失败了。他们的跨国镇压政策如今已以国际丑闻告终。这一成功是我对中国政府殖民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坚定抵抗的产物——尽管多年来面临死亡威胁、心理压力以及中国长臂对我家人的勒索,我始终坚持这种抵抗。

虽然这看起来像是我的个人胜利,但实际上,这是所有反对跨国镇压的维吾尔人以及所有捍卫正义者的集体胜利。如果我们生活在自由国家却因恐惧而保持沉默,中国政府将逐渐熄灭我们的声音。但如果我们通过法律保护自己,并以正义为旗帜,民主机构就会保护我们。我通过荷兰议会和政府的行动亲眼见证了这一点,我向他们表达最深切的感激。

我们必须向中国明确表示,他们在任何地方都无法让我们噤声。他们无法熄灭我们的声音。我们的斗争是反对殖民主义和中国政府不义行径的正义之战。在维吾尔人民获得彻底的自由与独立之前,我永远不会停止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