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责任
罗兴亚种族灭绝完整始末：穆斯林为什么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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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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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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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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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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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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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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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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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兴亚难民危机解读”，联合国难民署，2024年8月22日，https://www.unrefugees.org/new ... ined/。
• 阿里·穆罕默德·阿萨拉比，《欧麦尔·本·哈塔卜：生平与时代》，译本。 纳西鲁丁·哈塔布，《第一卷》（利雅得：国际伊斯兰出版社，2007年），第412页。
• 伊斯蒂汉·赛姆·卡亚迪比，《伊斯兰法中的法理偏好原则》（吉隆坡：伊斯兰图书信托，2010年），第120页；另见阿布·阿米娜·埃利亚斯，“欧麦尔论哈杜德：饥荒期间暂停对盗窃罪的惩罚”，《每日圣训在线》，https://abuaminaelias.com/dail ... mine/。
• 高蒂尔·H·A·朱因博尔译，《塔巴里史》，第13卷，《伊拉克、波斯西南部和埃及的征服：欧麦尔哈里发统治的中期，公元636–642年/回历》 15–21年（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 乔·范·斯汀伯根，《十五世纪穆斯林领导与朝觐文学史中的哈里发与王权》（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第209页。
• M·M·巴达维，“中世纪阿拉伯诗歌中修辞的功能：阿布·塔马姆关于阿莫里姆的颂诗”，《阿拉伯文学杂志》第9期（1978年）：第54–55页；另见阿卜杜勒·马利克·穆贾希德，《被应允的祈祷的黄金故事》（利雅得：达鲁萨拉姆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 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扎姆，《萨拉丁：逊尼派复兴的胜利》（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14年），第40–41页。
• 阿扎姆，《萨拉丁》，第42页。
• 沃尔特·里士满，“切尔克斯：在大博弈中迷失的小国”，载于《被隐藏的种族灭绝：权力、知识、记忆》，编者：亚历山大·拉班·辛顿、托马斯·拉·庞特和道格拉斯·欧文-埃里克森（伦敦：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 沃尔特·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伦敦：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10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18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24页。
• 泽内尔·阿比丁·贝斯莱尼，《土耳其的切尔克斯侨民：政治史》（米尔顿公园，阿宾顿，牛津郡：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 贝斯莱尼，《切尔克斯侨民》，第56–58页。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0 次浏览 • 2026-05-12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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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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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26-05-12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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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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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罗兴亚种族灭绝完整始末：穆斯林为什么必须承担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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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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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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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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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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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systematic-rohingya-genocide-and-the-muslim-moral-imperative
原文标题：The Systematic Rohingya Genocide and the Muslim Moral Imperative
作者：Dr. Naved Bakali、Hassam Munir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还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9/11事件后穆斯林青年的身份认同、难民及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等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著有《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并联合编辑了《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等著作。哈萨姆·穆尼尔（Hassam Munir）：哈萨姆·穆尼尔目前正在多伦多大学攻读地中海与中东历史硕士学位。他是公共历史项目“iHistory”的创始人，并于2017年获得多伦多遗产奖（Heritage Toronto Awards）的“新兴历史学家”称号。他在新闻和公共关系领域也拥有丰富的经验。
副标题：罗兴亚危机对全球穆斯林有什么影响？
摘要：本文梳理罗兴亚穆斯林长期遭受迫害、驱逐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与现实。作者强调，这不只是地区政治问题，也是在考验穆斯林的道德责任、共同体意识和对受压迫者的持续关注。
图：系统性的罗兴亚种族灭绝与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引言
罗兴亚难民危机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 截至2025年7月，自2017年8月以来，已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被驱逐出他们在缅甸若开邦的家园。 仅在2024年1月至2025年中期之间，就有超过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这是自2017年大规模危机以来最大规模的涌入。 成千上万的人经常遭到最可怕、最残忍的袭击和杀害。 受害者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仅仅因为属于穆斯林少数民族群体而成为攻击目标。 联合国官员将这场危机描述为种族清洗。 然而，用“种族灭绝”来形容罗兴亚人的遭遇更为贴切。 2018年9月，加拿大承认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犯下的罪行构成种族灭绝，并敦促联合国安理会采取行动。 2019年11月，冈比亚向海牙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缅甸犯有种族灭绝罪。 2024年11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申请对缅甸军事领导人敏昂莱发出逮捕令，理由是其与2017年导致超过73万罗兴亚人流离失所的军事行动有关的危害人类罪。
本文概述了导致这场可怕悲剧的一些关键问题和事件，并探讨了穆斯林为应对这场危机而采取必要变革的道德责任。 历史上，穆斯林领导层曾多次介入，以减轻穆斯林世界各地穆斯林社区的苦难。 从希吉拉历（迁徙历）的第一世纪，即正统哈里发（Khulafāʾ al-Rāshidūn）时期，一直到19世纪中叶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我们的历史上充满了穆斯林领导层在面对灾难时采取果断行动以维护穆斯林生命尊严的例子。 这些例子展示了穆斯林传统上是如何应对困扰穆斯林社区的危机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讨论穆斯林对积极和建设性行动负有道德责任的基础。
罗兴亚种族灭绝及其随后的难民危机并非凭空发生，也并非毫无预兆。 像所有的种族灭绝一样，它是系统性的、程序化的，并且经过了多年的酝酿。 正如雅金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此前发表的文章所描述的那样，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的许多过程可以被描述为“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即通过旨在压迫和边缘化穆斯林的针对性立法，使伊斯兰恐惧症的行为和待遇在社会中常态化。 罗兴亚种族灭绝的悲剧案例展示了未经挑战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所带来的最可怕后果。 种族冲突和暴力领域的历史学家和学者将种族灭绝描述为一个通常分为八个阶段的过程。 这八个阶段分别是：分类、符号化、非人化、组织化、极化、准备、灭绝和否认。 下面我们概述这些阶段是如何最终导致罗兴亚种族灭绝及随后的难民危机的。
罗兴亚危机与种族灭绝案例
分类和符号化是世界各地少数群体所经历的常见过程。 它们仅仅涉及将社会中的民族、宗教或文化群体分类和归类为“他者”。 许多被其所认同的社会视为“非规范性”的群体都经历过这种情况。 非人化和组织化阶段涉及剥夺一个群体的人性，以及非正式或国家认可的团体形成并组织起来，以对抗、攻击或谋杀边缘化群体。 在罗兴亚人的案例中，他们通过政治话语、广播节目和其他形式的国家宣传被诋毁和非人化，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的军政府统治时期。 罗兴亚人的极化以多种形式出现，最明显的例子是禁止佛教女性与穆斯林男性通婚的法律，以及限制罗兴亚人生育子女数量的法律。 这些都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付诸实施以压迫和边缘化罗兴亚穆斯林人口的明确例证。 通过这项立法，罗兴亚人被限制只能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措施有效地削弱了该民族的自然人口增长。
关于准备阶段，在2017年的暴力事件发生之前，许多罗兴亚人被安置在缅甸实兑海岸沿线的内部营地中，这是一种将他们与缅甸其他社会隔离开来的隔离形式。 通过这一过程，罗兴亚人被剥夺了获得医疗保健、行动自由、教育和谋生经济机会的权利。 这一阶段的进一步迹象可以从2017年8月至2017年9月期间超过9000名罗兴亚人被杀害的巨大死亡人数中推断出来。 如果没有某种形式的有组织、协调一致的军事化和佛教极端主义暴徒动员，如此巨大的伤亡人数在逻辑上是无法理解或解释的。 灭绝是种族灭绝中最明显的阶段，涉及对经历过上述阶段的群体进行大规模屠杀。 不可否认，自2017年8月以来，这种情况已经在罗兴亚人身上发生了。
关于否认阶段，我们仍处于早期阶段；然而，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很可能会发生。 在2017年8月的暴力事件之前及其之后，军方以及时任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所推行的国家言论声称，罗兴亚人作为一个独特的民族并不存在。 相反，罗兴亚人一直被称为孟加拉人或穆斯林。 因此，在种族灭绝发生之前，罗兴亚人的历史和集体身份就已经被缅甸国家所否认。 昂山素季还声称，关于2017年爆发的暴力事件，双方都在实施暴力。 此外，她在国际法院针对种族灭绝指控的自愿证词中，坚定地为缅甸军方进行了辩护。
罗兴亚人的历史
罗兴亚人是一个独特的穆斯林民族，原籍是阿拉干地区，即现今缅甸的若开邦。 他们是居住在缅甸的众多民族和语言多样的群体之一，与缅甸主体民族不同。 罗兴亚人究竟何时迁徙到阿拉干尚不清楚。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三千多年前迁徙到该地区的印欧民族的后裔。 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的祖先是由16至18世纪历史上统治该地区的各个王朝的组合而成。 关于罗兴亚人可以确定的是，在英国对现今缅甸进行殖民统治期间，人口普查信息显示存在一个名为“Rooinga”的土著穆斯林少数群体，他们在1820年代英国统治之前就已经居住在那片土地上。 因此，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阿拉干地区的土著居民。 有些人可能会问，如果罗兴亚人是那片土地的土著，为什么他们与阿拉干和缅甸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调查罗兴亚人历史时，有一个关键点需要理解：现今的若开邦位于缅甸西缘，与孟加拉国接壤，在历史上并非缅甸族群统治领域的一部分。 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阿拉干地区曾先后落入缅甸本土统治者、莫卧儿帝国以及孟加拉王朝的手中。 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一个名为“若开人”的缅甸族群发生了大规模迁徙，进入了阿拉干地区。 阿拉干曾是多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的家园；然而，随着这次大规模迁徙，若开人逐渐主导了该地区，该地区最终被称为若开邦。 正是通过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今被称为若开邦的地区才正式成为缅甸本土的一部分，并最终演变为今天的缅甸。
罗兴亚人的这段背景故事至关重要，因为在罗兴亚人大规模出逃和种族灭绝事件中，冲在最前线的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所使用的言论，反复强化了一种叙事：即罗兴亚人是殖民时期由英国人带来的外来者。 虽然英国人确实从印度引进了劳工，让他们在殖民地的各个农业部门工作，但这些人大多是印度教徒。 有充分证据表明，罗兴亚人在缅甸的存在比殖民占领早了几个世纪，在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劳工到来之前，他们就被认为是该地区居住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之一。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军政府统治期间，罗兴亚人与这些劳工移民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这是导致罗兴亚人紧张局势加剧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冲突的起源
如前所述，在殖民时期之前，罗兴亚人是阿拉干地区众多原住民少数群体之一。 虽然这些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群体之间偶尔会发生冲突和不和，但他们总体上生活得相对平静与和平。 这种情况在英国殖民时期开始发生变化。 在英国统治该地区期间，正如在许多殖民地的常见做法一样，殖民者在社会流动和殖民地行政管理方面，给予穆斯林少数群体比佛教多数群体更多的优待。 这成为了这些宗教和民族社区之间紧张关系的起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缅甸遭到了日本的入侵。 缅甸佛教多数派与日本人结盟，而罗兴亚人则保持了对英国的忠诚。 英国人曾因罗兴亚人在冲突中的忠诚，向他们承诺过土地和自治权；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些承诺并未兑现。 二战结束后，由于缅甸人认为罗兴亚人存在忠诚度冲突，缅甸多数派与罗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了。 在1947年印巴分治期间，当罗兴亚人请愿要求将若开邦的部分地区并入东巴基斯坦时，这些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 当这次吞并未能实现时，佛教多数派开始严重怀疑罗兴亚人的忠诚度。 在1947年的《缅甸宪法》中，罗兴亚人与其他若开邦的少数民族一样，没有获得公民身份，但获得了“国民登记证”，这赋予了他们完全的法律权利和投票权。 罗兴亚人被告知，他们不需要申请公民证书，因为他们已被承认为缅甸联邦的原住民种族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尽管缅甸各民族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但罗兴亚人当时被视为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待，并且最终应该会有一个入籍程序。 遗憾的是，这一切从未实现，因为军政府统治彻底改变了缅甸的政治格局。
1962年，奈温通过政变使缅甸进入了军政府统治时期。 在军政府统治下，罗兴亚人的权利不断丧失，并因1974年的《紧急移民法》而经历了重大转变。 该法律设立了基于种族的身份证件，即“国民登记证”，用于识别缅甸国民。 罗兴亚人被发放了“外国人登记证”，将他们定性为非国民。 此外，1974年宪法第145条规定：“凡父母双方均为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民者，均为联邦公民。” 第145条连同《紧急移民法》实际上使罗兴亚人沦为无国籍者，因为在他们居住了几个世纪的土地上，他们被视为外国人。 当军政府面临经济危机时，这些严苛的公民法在政治上显得非常“实用”。 他们认为，通过本土主义法律和针对少数群体的宣传，强化以佛教身份作为公民身份基础的观念，可以实现国家统一。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针对罗兴亚人日益严苛的法律，导致缅甸佛教多数派对这一少数群体实施了大规模的暴力和虐待。 国家对罗兴亚人的公开针对，最终导致1978年有2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1991年至1992年间又有25万人逃离。 在这两次事件中，孟加拉国政府将大多数逃亡的罗兴亚人遣返回缅甸，他们回到家园后发现土地已被没收和重新分配，许多人被迫在曾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沦为劳工。 归根结底，针对罗兴亚人的迫害是军政府灾难性统治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副产品。 军政府认为有必要寻找内部敌人，以转移公众对国家陷入经济危机的注意力。 这是通过将罗兴亚人塑造为“他者”，以及通过缅甸佛教民族身份来宣扬本土主义来实现的。 罗兴亚人是一个容易且安全的攻击目标，因为他们在种族、宗教和语言上都与缅甸佛教多数派不同。 此外，与若开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相比，他们的军事化程度较低。
当前的危机
在军政府统治期间，曾有过多次民主化缅甸的尝试，但均以失败告终。 2008年一场名为“纳尔吉斯”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情况开始缓慢改变。 “纳尔吉斯”气旋对缅甸造成了毁灭性影响，摧毁了该国65%的稻田和三角洲地区95%的建筑物。 据信，这场猛烈的气旋造成了约13.
8万人死亡。 在军政府统治下，国家对灾难应对的管理极其混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大规模不满。 为了缓解这些紧张局势，军政府被迫允许在2010年举行新的选举。 通过政党抵制选举和公众不满情绪的不断发酵，一个民主政府最终于2015年在缅甸上台。 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LD）的胜利，被世界誉为民主进步的标志，以及该国拥有光明未来的潜力。
昂山素季能够赢得选举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她获得了各佛教团体的支持。 通过建立这种联盟，全国民主联盟得以赢得了大众的广泛支持。 然而，尽管缅甸政府表面上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但军方早已设下制衡机制，以确保其在政府内部的经济主导地位和影响力。 前军政府通过联邦巩固与发展党（USDP）保留了议会25%的席位，从而实现了向民主制的过渡；该党实际上是军方维持对国家事务重大控制权的幌子。 由于军方在议会中占据关键职位，昂山素季为了维持其民众支持基础，必须在顺从军方要求和迎合佛教极端主义精英之间走钢丝。 本质上，她那“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深陷复杂的权力博弈之中，这要求全国民主联盟（NLD）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对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针对罗兴亚人的残酷压迫与暴力视而不见，以维持缅甸政府作为进步民主政权的假象。
因此，2015年大选后，对罗兴亚人的压迫和虐待进一步加剧。 这种镇压行为被一个代表缅甸迈向现代化的民主选举政府所粉饰。 通过这个政府，军方和佛教暴徒可以肆无忌惮地针对并攻击罗兴亚人。 这种民主化后缅甸境内重燃的暴力与镇压，导致了新一波罗兴亚难民逃离缅甸，前往邻国孟加拉国以及马来西亚。 罗兴亚人的大逃亡在2017年8月25日达到顶峰，当时罗兴亚武装组织“若开罗兴亚救世军”（ARSA）袭击了警察哨所，打死十二名警察，以报复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和镇压。 这些杀戮引发了极其巨大且不成比例的报复，导致军方和佛教极端分子采取了焦土政策，包括焚烧整个罗兴亚村庄、大规模强奸妇女和女童，以及对包括男女老少在内的平民进行残酷屠杀。 根据无国界医生组织的一项调查，2017年8月25日至9月24日期间，缅甸若开邦约有9400名罗兴亚人死亡，其中至少730名受害者是儿童。 这场灾难性的生命损失发生在最近一次暴力冲突爆发后的一个月内。 迄今为止，这场种族灭绝运动造成的罗兴亚人死亡确切人数尚不清楚。 在针对此次种族灭绝的正式国际调查完成之前，无法确定真实准确的死亡人数。 然而，估计数字从数万人到更多不等。
自2012年若开邦发生严重的政府镇压以来，罗兴亚难民一直源源不断地涌向孟加拉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2017年8月种族灭绝事件发生后，绝大多数罗兴亚难民逃往孟加拉国的科克斯巴扎尔。 据联合国难民署称，超过110万罗兴亚难民“被安置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的33个高度拥挤的营地中。 自2021年以来，作为孟加拉国政府旨在缓解营地拥挤状况的项目的一部分，约有35000名难民被重新安置到诺阿卡利区的巴赞查尔岛。”
我们中的一人（Bakali）曾有机会在2018年1月和2019年10月两次访问这些营地。 在2017年第一波大规模难民潮期间，援助组织优先考虑的是难民的基本生活需求。 这些需求包括食物、住所和基本医疗设施。 尽管营地的基础设施和为罗兴亚人提供的服务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他们的处境依然令人担忧和不安。 他们被迫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且看不到解决困境的希望。 我访问孟加拉国罗兴亚难民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罗兴亚难民儿童的教育现状，以及通过教育项目实现社会流动的潜力。 令人沮丧的现实是，为罗兴亚难民儿童提供的教育项目严重滞后，由不合格的教师管理，且高度政治化，导致罗兴亚群体感到极度不稳定。 鉴于这一惨淡的现实，以下问题随之产生：1）在伊斯兰历史上，是否曾有穆斯林集体援助像罗兴亚人这样受压迫群体的先例，以试图改善或缓解他们的处境？2）鉴于当前的危机，我们作为穆斯林能做些什么？3）伊斯兰历史中是否有可以指导我们思考的案例？
从历史上的穆斯林干预中汲取的教训
关于罗兴亚难民危机，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为什么穆斯林，特别是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没有支持这个被联合国描述为“世界上受迫害最严重的少数群体”的穆斯林团体？ 历史上可以找出几个类似的情况，当时有影响力的穆斯林积极动员支持受迫害的穆斯林少数群体。
在讨论一些例子之前，有三点重要事项需要牢记。 首先，比较既可以起到说明作用，也可能造成混淆；必须谨慎使用，并立足于每种情况的背景。 其次，原则性和前瞻性的“人道主义”支持往往与政治利益交织在一起。 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对于那些真正依赖这些支持来维持生存的人来说，支持背后的不同动机有多大意义？ 最后，这些比较并非指导方针。 例如，军事干预在9世纪的安纳托利亚可能被认为是适当的应对措施，提及该事件或许能为今天的强力行动提供道德激励，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干预是当今缅甸局势下的适当应对措施。
历史上，帮助受迫害或更广泛意义上受苦难的穆斯林的干预措施采取了不同形式。 在某些情况下，穆斯林领导层不仅采取具体行动以声援受苦难的穆斯林，还安排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以援助难民。 公元639年，在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哈塔卜（ʿUmar ibn al-Khaṭṭāb）时代，被称为“荒年”（ʿĀm al-Ramādah，意为“灰烬之年”）。 （“灰烬之年”）。 这指的是当年影响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的一场大旱灾及随之而来的饥荒。 尽管麦地那本身也深受饥荒影响，但仍有大批难民涌入城中寻求帮助；在城郊建立的一个难民营容纳了多达6万人。 欧麦尔制定了一项政策，不拒绝任何难民，并尽可能公平地分配城市有限的资源，甚至考虑将所有难民与城中家庭进行配对安置，直到饥荒结束。 他还暂停了饥荒期间对偷窃行为的法定惩罚，考虑到当地居民和难民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 为了表达他的声援并践行他对正义的承诺，欧麦尔本人选择不吃任何比普通人更好的食物，直到饥荒结束。 历史提供了许多例子，说明帝国中心的此类危机曾被边缘地区的人们利用，以主张独立并追求自身利益。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和埃及的省份立即做出反应，派遣了救援物资，埃及的阿慕尔·本·阿绥（ʿAmr ibn al-ʿĀṣ）甚至修复了一条连接巴比伦（Bāb al-Yūn）和苦湖的拜占庭时代运河，以便能更快地运送援助物资。 在前往港口观看救命船只抵达贾尔（al-Jār）的路上，欧麦尔宣布：“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安拉从法老的土地上为我们送来的船只吧。” 危机很快就结束了。
其他的干预行动则是对要求报复、正义以及援助受压迫穆斯林的呼声所作出的回应。 830年代末，消息传到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宫廷，称拜占庭皇帝狄奥菲洛斯（Theophilos）开始对安纳托利亚的穆斯林驻军城镇进行骚扰。 尽管阿拔斯王朝的穆阿台绥姆（Muʿtaṣim）皇帝正忙于镇压胡拉姆派叛乱，但据说（对此应持保留态度）齐巴特拉（Zibatra，今多安谢希尔）发生的一件事迫使他采取了行动。 一名被拜占庭人俘虏的穆斯林妇女大喊：“Wā Muʿtaṣimāh”（“噢，穆阿台绥姆”），仿佛在呼求阿拔斯统治者的保护。 她的举动招致了俘虏者的嘲笑，他们讥讽她是否认为巴格达的哈里发能听见她的呼喊。 据报道，穆阿台绥姆听到后回答说：“Labbayki, yā ukhta”（“我在此回应你的呼求，我的姐妹”），并立即下令发动战役，且“放弃了婚床的享乐……” “以及睡眠，以回应那位齐巴特拉妇女的呼吁。” 他亲自率领军队攻陷了拜占庭王朝的发源地、也是其帝国最重要的城市之一——阿莫里乌姆（Amorium）。
在另一个例子中，穆斯林领袖们受到启发，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搁置了他们琐碎的分歧。 法学家阿里·伊本·塔希尔·苏拉米（Alī ibn Ṭāhir al-Sulamī，卒于1106年）在他于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占领耶路撒冷后不久出版的《圣战之书》（Kitāb al-Jihād）中，启发了大马士革的统治者努尔丁·赞吉（Nūr al-Dīn Zangī）。 苏拉米呼吁穆斯林认识到，十字军东征不仅仅是暂时的拜占庭式突袭，而是由“法兰克人”进行的大规模、深远的占领。 他敦促穆斯林领袖搁置“旧恨与秘密敌意”，团结他们琐碎的地方王国，甚至建议逊尼派和伊斯玛仪派什叶派穆斯林为了广大穆斯林群体的集体利益而进行合作。 赞吉采纳了这一愿景的大部分内容，并在1168年，即耶路撒冷解放前很久，就让人制作了一个敏拜尔（讲坛），准备放置在阿克萨清真寺（Masjid al-Aqsa）中，该讲坛一直使用到1969年。 更重要的是，赞吉将这一愿景传给了他的门生萨拉丁·阿尤比（Salāḥ al-Dīn Ayyūbī），后者于1187年解放了耶路撒冷。
历史上穆斯林干预最有力的例子之一，是奥斯曼帝国在切尔克斯种族灭绝（1864年）期间及之后，为切尔克斯人及其文化的生存所发挥的作用。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了解到穆斯林领导层是如何支持难民重新安置，而没有强迫他们同化或丧失自己的文化。 在此处无法对伊斯兰历史上这一被遗忘的事件进行详尽分析，但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罗兴亚人的经历惊人地相似。 切尔克斯人（也称为阿迪格人）是高加索地区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据信在过去4000年里一直居住在黑海东岸。 从17世纪开始，由于受到邻近奥斯曼帝国的强烈影响，大量切尔克斯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切尔克斯人独特文化的许多方面使他们成为俄罗斯帝国扩张的障碍，他们对俄罗斯死敌——奥斯曼帝国的忠诚也被视为一种威胁。 19世纪60年代，在击败了车臣和达吉斯坦著名的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后，俄罗斯人将注意力转向从高加索地区清除切尔克斯人。
俄罗斯人的焦土政策旨在通过饥饿迫使切尔克斯人屈服。 到1863年冬天，成千上万的人被驱赶到黑海沿岸，许多人死于饥饿、疾病、暴露以及狼和熊的袭击。 根据保守估计，至少有65万切尔克斯人，即总人口的大约一半，在俄罗斯的战役中丧生。 奥斯曼帝国最终出手，将切尔克斯人从海岸边拯救出来。 奥斯曼帝国以人道主义为由请求俄罗斯停止战役，最初以他们是前往麦加和麦地那的朝觐者为借口，允许大量切尔克斯人进入奥斯曼领土；1864年6月，奥斯曼发布声明，鼓励切尔克斯人来到奥斯曼领土以挽救生命。 奥斯曼帝国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不单纯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这可能反而加剧了许多切尔克斯人的苦难。 然而，这次干预很可能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以及他们的文化和身份。
鉴于奥斯曼帝国对处理难民危机准备不足，切尔克斯人在奥斯曼领土上试图建立新生活时面临许多挑战。 一些人被安置在巴尔干半岛，随着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对该地区的控制，他们再次面临亲俄政权的迫害。 这导致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难民危机；1878年，伊斯坦布尔有18万难民，其中近三分之一是切尔克斯人，奥斯曼政府“每天都要拨出巨款来养活这些人，并不得不呼吁慈善组织帮助提供食物和衣物。”
成千上万的切尔克斯人被重新安置在奥斯曼统治下的黎凡特地区。 尽管他们因被视为经济困难地区的负担而经常面临歧视，但也出现了一些更有希望的迹象，例如在大马士革设立新税以帮助安置难民，并允许他们经营自己的法庭，以此作为保护其身份和传统的一种方式。 19世纪70年代，切尔克斯村庄在巴勒斯坦建立，不久之后又在戈兰高地建立。 在长期荒废的戈兰高地，切尔克斯人有机会向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展示他们的坚韧。 到1900年，这片土地上果园遍布，库奈特拉（Quneitra）市已成为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 1907年，许多切尔克斯人还受雇成为保卫大马士革至麦地那之间汉志铁路的骑兵部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保卫了这条铁路。
奥斯曼帝国还试图通过允许组建由切尔克斯军官领导的纯切尔克斯部队，来安置军队中的切尔克斯人。 到1910年代初，尽管他们仅占帝国人口的百分之二，但他们和其他高加索群体构成了奥斯曼军队军官的四分之一以上。 他们还在其他领域找到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小说家和剧作家之父的艾哈迈德·米特哈特（Ahmed Mithat）就是这样一位切尔克斯人，他创造了一种基于阿拉伯字母的切尔克斯字母表，以帮助确保该语言的生存。 1899年，切尔克斯统一协会在奥斯曼（尽管由英国控制）的开罗成立，并记录了切尔克斯人的经历。 1908年，切尔克斯团结协会在伊斯坦布尔诞生，该协会成功为切尔克斯语创建了罗马字母脚本，出版了第一份切尔克斯期刊，并开设了教授切尔克斯历史和文化的学校——因此，奥斯曼帝国1908年至1913年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切尔克斯文艺复兴”。 本节提到的事件提供了一些穆斯林在类似情况下采取行动的义务范例，并让我们感到一丝希望，即在面对穆斯林社区受压迫时，集体行动是可能的。
结论
有超过110万罗兴亚人定居在难民营中。 营地里的居民们饱受着无数令人心碎的折磨与苦难，这些经历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根据所有合理的评估，2017年发生在若开邦的事件是一场针对少数族裔的有组织灭绝，若将其称为种族灭绝之外的任何词汇，都是一种蓄意的无知。 仅仅因为族裔身份而对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系统性屠杀，这种行径不容任何委婉的修饰。 罗兴亚人的灭绝与种族屠杀，是多年来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未受遏制所导致的极端后果。 然而，我们不想再重述这场悲剧的恐怖，而是希望传递一份希望的信息。 这份希望在营地的肮脏与苦难中闪烁。 是的，痛苦确实存在；它是残酷的、赤裸的，且超乎想象。 但在幸存者可见与不可见的伤疤背后，这些营地里孩子们的脸上依然闪耀着希望的光芒。 那份希望比任何阴影都要明亮，即便这些阴影是由意图毁灭一个民族的邪恶军队、在父母面前残忍杀害婴儿的暴徒，以及对这些野蛮与残暴行径同流合污的政府所投下的。 营地里孩子们脸上的希望，正是人类精神的希望。 它证明了即便面对他人的卑劣行径，人性、爱、力量与尊严依然能够存续并蓬勃发展。
当我们进入营地时，孩子们会立刻跑过来迎接我们，与我们握手，并带着微笑欢迎我们。 这些孩子对我们没有任何索求，他们只是很高兴看到有人来探望他们，而这些人想必对他们及其困境怀有一丝关怀。 他们并没有伸出手来乞讨施舍。 他们是尊严而亲切的主人，欢迎外来者来到他们那——姑且称之为——家的地方。 他们与我们分享。 并非分享物质财富，因为他们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分享。 大多数孩子赤脚奔跑，有的甚至衣不蔽体。 然而，他们与我们分享了无人能夺走的宝贵财富：他们的韧性、尊严与人性。
罗兴亚危机是一场如此大规模的灾难，以至于试图减轻这些人苦难的努力看起来似乎令人望而生畏，且遥不可及。 然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小步骤，这些步骤可能会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面对灾难，我们首先应采取的行动是祈祷。 归根结底，安拉对万事万物拥有主权，唯有他能减轻所有的痛苦、磨难与困境。 为我们的罗兴亚兄弟姐妹祈祷是我们所有人的义务，也是我们能为他们做的最基本、最根本的事情。 其次，我们应该尝试协助罗兴亚难民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 有许多援助组织正在这些营地的一线开展出色的工作。 如果没有资金支持，这些组织将无法为罗兴亚难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请寻找一个您信任的组织并慷慨捐赠。 最后，提高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实现任何有意义变革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通过这样做，您将对如何以更有意义的方式提供帮助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知识就是光明，唯有借助光明，我们才能驱散无知与冷漠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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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孟加拉国的难民应对”，联合国难民署难民局势运营门户，更新于2025年6月30日，https://data2.unhcr.org/en/sit ... ugees。
• 联合国，“缅甸暴力升级，15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2025年7月11日，https://www.ungeneva.org/en/ne ... lence。
• “‘别无结论’，缅甸对罗兴亚人的种族清洗仍在继续——联合国高级人权官员”，联合国新闻，2018年3月6日，https://news.un.org/en/story/2018/03/1004232。
• “加拿大指控缅甸对罗兴亚人进行种族灭绝”，《卫报》，2018年9月20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wo ... ingya。
• 马利斯·西蒙斯，“缅甸种族灭绝诉讼在联合国法院提起”，《纽约时报》，2019年11月11日，更新于2020年1月23日，https://www.nytimes.com/2019/1 ... .html。
• 斯蒂芬妮·范·登·伯格和顺奈，“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就罗兴亚行动寻求对缅甸军事领导人发出逮捕令”，路透社，2024年11月28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1-27/。
• 伊斯兰学术界常用的术语，指伊斯兰教的前四位哈里发：阿布·伯克尔、欧麦尔·本·哈塔卜、奥斯曼·本·阿凡和阿里·本·阿比·塔利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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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加拉国的难民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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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蒂尔·H·A·朱因博尔译，《塔巴里史》，第13卷，《伊拉克、波斯西南部和埃及的征服：欧麦尔哈里发统治的中期，公元636–642年/回历》 15–21年（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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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巴达维，“中世纪阿拉伯诗歌中修辞的功能：阿布·塔马姆关于阿莫里姆的颂诗”，《阿拉伯文学杂志》第9期（1978年）：第54–55页；另见阿卜杜勒·马利克·穆贾希德，《被应允的祈祷的黄金故事》（利雅得：达鲁萨拉姆出版社，2013年），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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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扎姆，《萨拉丁》，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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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沃尔特·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伦敦：罗格斯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0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10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18页。
• 里士满，《切尔克斯种族灭绝》，第124页。
• 泽内尔·阿比丁·贝斯莱尼，《土耳其的切尔克斯侨民：政治史》（米尔顿公园，阿宾顿，牛津郡：劳特里奇出版社，2014年），第55页。
• 贝斯莱尼，《切尔克斯侨民》，第56–58页。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0 次浏览 • 2026-05-12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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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wont-back-down-when-righteous-anger-becomes-a-moral-duty
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穆斯林的道德责任
图：我们不会退缩：当正义的愤怒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有些图像永远不应该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需要道德反思和精神韧性的图像。巴勒斯坦父母抱着受伤、被杀或饿死的孩子的尸体。对医务人员和医院的残酷轰炸。故意扣留食物和援助。儿童被冷血处决。整个民族被迫日复一日地忍受系统性的羞辱。
这些并非战争事故。它们是一项深思熟虑的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确保定居者殖民主义并使之正常化，维持对非法占有土地的占领，并实施嘲弄每个人类良知的残酷种族隔离结构。
在这个时代，愤怒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基本的美德。
对愤怒的恐惧
压迫者最大的恐惧不仅仅是武器或政治压力，在更根本的层面上，他们最大的恐惧是觉醒的正义愤怒。一种无法轻易平息或压制的现象。持续压迫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统治，更是为了耗尽力量。让灵魂麻木。削弱决心。让人们对曾经引起愤怒的虐待行为漠不关心。
但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伊玛目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 极其清晰地捕捉到了这一见解。他写道，
除了愤怒的排斥力之外，人们不会受到压迫。以此维护正义和公平。
quwwa ghadabiyya dafʿiyya（正义愤怒的排斥力量）的概念是保护正义和威慑暴政的必要道德力量。没有它，压迫就不会受到挑战，正义仍然是理论上的理想而不是现实。没有它，暴君就会毫无抵抗地统治。
与预言伦理调和
可以理解的是，有些人可能会问：先知ﷺ不是建议不要愤怒吗？一个著名的叙述讲述了一个人来寻求先知的建议。先知ﷺ回答说：“不要生气。” 当那人重复他的请求时，先知继续给出同样的答复：“不要生气。”
乍一看，这似乎与任何要求持续愤怒的呼吁相矛盾。但先知ﷺ并没有完全禁止愤怒。相反，他警告不要让愤怒占据并征服一个人的性格。冲动、自私的愤怒会影响判断力，导致不公正，或者转化为绝望。
在另一段叙述中，先知ﷺ澄清说：“强者不是在摔跤中战胜别人的人，而是在愤怒时控制自己的人。”
因此，重点不是消除愤怒，而是控制愤怒。《古兰经》本身描述了安拉对不公正和违法行为的愤怒，而先知ﷺ在安拉的神圣性受到侵犯时表现出了正义的愤怒。正确形式的愤怒不仅是自然的，而且是高尚的。
这是有目的的愤怒，有纪律的愤怒，一种与造物主的普遍法则相一致的愤怒，并且意识到并考虑到世界上的权力方程式。
以诚信抵制不公正
正义的愤怒不是狂野或飘忽不定的。它是有分寸和有原则的，能够抵制羞辱和邪恶的正常化。它反对退化而不变得退化。它反抗残酷而不变得残酷。它拒绝使压迫正常化，或者对其持续存在麻木不仁。
这种形式的愤怒是战略性的。它不盲目对抗，但也不接受永远的退却。它了解时机。它保留了它的力量。从长远来看，它维持着希望。最终，它知道抵抗有多种形式。有时，这种抵抗必须是公开的和挑衅的，并且在某些情况和地点，可能会迫使乌玛的某些部分过早发生对抗。其他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们的愤怒可能被认为是安静的，但它是有意的——学习、组织、教育。对于学生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在学习上取得优异成绩，为未来的领导能力奠定基础。对于父母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养育的孩子永远不会像平常一样接受这种邪恶和羞辱。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尊严和正义而进行的长期、耐心斗争的一部分。
我们想要一种愤怒，这种愤怒能够建立起一种抵抗力，足以抵御岁月的考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时机，并且有足够的智慧确保当它兴起时，它会占上风，而且不会成为另一个压迫者。因此，也许最大的危险不是愤怒本身，而是被扭曲的愤怒。
伊玛目沙斐仪的智慧提醒我们，他说：“谁被激怒而不生气，谁就是一头驴；谁寻求和解却拒绝，谁就是魔鬼。”
面对压迫不感到愤怒就是放弃人性。但与此同时，在正义得到伸张的情况下拒绝和解就等于陷入残酷。在有原则的抵抗和维护自己的道德操守之间需要取得平衡。
宽恕也必须放在正确的位置。宽恕一个持续伤害而不受惩罚的积极压迫者并不是美德，而是对邪恶的接受和伪装成虔诚的尊严的放弃。
最后的反思
在这些艰难时期，仅仅感到愤怒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 fitra——我们造物主赐予的指南针——被无休无止的头条新闻所蒙蔽。必须将愤怒转化为持久的东西。这不仅会带来反抗，还会带来复兴。我们需要的愤怒植根于我们的信仰，以我们的道德为指导，并指向一个尊严不是一种特权，而是所有人的权利的世界。
我们不能让我们为巴勒斯坦所做的努力消退，也不能让我们的灵魂疲惫到无所作为的地步。我们必须表现出压迫者最大的恐惧，培养一种正义的愤怒，这种愤怒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一条通往尊严、正义、今生胜利和来世救赎的道路。
引用资源
1 伊本·泰米亚 (Ibn Taymiyya)，Majmūʿ al-Fatāwā，15:435.
2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6段。
3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6114段。
4 例如，安拉说：“[记住]当你说：‘摩西啊！我们无法忍受[每天]吃同样的饭菜。因此，[只要]代表我们呼求你的主，他就会为我们带来一些地球上出产的草药、黄瓜、大蒜、扁豆和洋葱。” 摩西责备他们说：“你们用更好的东西来交换更坏的东西吗？[你可以]去任何一个村庄，你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他们遭受了耻辱和痛苦，并因拒绝安拉的迹象和不公正地杀害先知而招致安拉的愤怒。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2:61）。他还说：“无论他们走到哪里，他们都会蒙受耻辱，除非他们受到与安拉的盟约或与人民签订的条约的保护。他们招致安拉的愤怒，并因拒绝安拉的启示和不公正地谋杀[他的]先知而被打上痛苦的烙印。这是对他们不服从和违反行为的[公平的奖赏]”（《古兰经》3:112）。
5 例如，“每当安拉的使者ﷺ被给予两件事中的一项选择时，他会选择两件事中较容易的一个，只要这样做不是有罪的，但如果这样做是有罪的，他就不会这样做。安拉的使者ﷺ从来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对任何人]进行报复，但只有当安拉的界限被侵犯时，他才会为了安拉而进行报复。”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第3560段。
6 伊玛目沙斐仪，Ḥilyat al-Awliyāʾ，Abū Nuʿaym，9:143。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5 次浏览 • 2026-05-12 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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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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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hy-silence-is-not-neutral-the-bystander-effect-and-moral-responsibility-in-islam
沉默不是中立：伊斯兰如何看待旁观者效应与道德责任
图：为什么沉默不是中立的：伊斯兰的旁观者效应和道德责任
在现代心理学命名旁观者效应之前几个世纪，先知穆罕默德ﷺ就阐明了一个直接解决其危险的道德框架。他说：
那些尊重安拉的界限的人和那些违反安拉的界限的人的比喻就像是抽签后登船的人的比喻。其中一些位于其上层甲板，另一些则位于其下层甲板。当下层甲板上的人需要水时，他们会经过上面的人并说：“如果我们在船底撕开一个洞，我们就不会伤害我们上面的人。“如果上层甲板的人任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就会一起被毁灭。” 但如果制止他们，他们就会一起得救。
旁观者效应是社会心理学中一种有据可查的现象，描述了人群的存在如何降低任何个人干预有害或紧急情况的可能性。其他人的存在往往会分散责任，而不是增加安全性，导致每个观察者都假设其他人会采取行动。数十年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在独处时比在群体中更有可能提供帮助，即使他们感到共情或道德担忧。重要的是，旁观者效应并不是由残忍或冷漠产生的。它源于不确定性、顺从性和社会压力，这些压力悄然瘫痪了道德行为。
但是，虽然心理学解释了人们犹豫的原因，但它并没有解决这样的伦理问题：当伤害明显显现时，沉默和不作为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接受。先知关于船的比喻将道德责任重新定义为集体的、不可避免的。伤害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或仅限于他人的。沉默并不是中立的。上层甲板的失败不是主动的错误行为，而是错误的不作为。生存不仅取决于个人避免犯罪，还取决于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伤害，都要阻止伤害。
劝善戒恶与被动的信仰的危险
这艘船的形象有力地预示了心理学后来所描述的责任分散，同时又认为它在道德上是不够的。这段圣训有力支持了《古兰经》和《圣训》中反复提出的行动呼吁。
《古兰经》将这种干预主义道德建立在义务而非个人偏好的基础上。安拉将信仰群体描述为人类最优秀的群体，因为他们劝善戒恶，将道德干预确立为信仰的一个决定性特征。
先知ﷺ 使这一义务更加明确，他说：“你们中间谁看到邪恶，就让他亲手改变它。如果他不能，那就用他的舌头。如果他做不到，那就用他的心，那是最弱的信仰。” 这段圣训直接直面被动旁观。先知ﷺ并没有将道德反应呈现为行动或沉默的二元关系。相反，他概述了责任层次结构。在安全且可能的情况下，亲手干预是第一位的。当身体行动不可行时，就会出现口头反对。只有当两者确实不可能时，内心的拒绝才足够，即便如此，它也被描述为最弱的信仰表达。
在这种框架下，沉默的反对不会受到赞扬，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而被容忍。圣训明确告诫人们不要将被动性常态化，特别是当伤害是可见且可预防的时候，《古兰经》的命令强化了这一原则，即使这样做涉及到我们自己或我们最亲近的人，也要维护正义：“你们相信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它是针对你们自己、父母或近亲。”
隶属关系、身份和选择性干预
Bibb Latané 和 John Darley 首先通过受控实验室实验发现了旁观者效应。他们证明，责任分散、对社会判断的恐惧和多元无知（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群体成员私下拒绝某种规范，但错误地认为大多数其他人接受它，导致他们公开遵守它）在抑制干预中发挥着核心作用。随后的研究通过解释为什么干预常常失败，为这一情况增添了细微差别。人们更有可能帮助那些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群体的人。Rovira 及其同事在 2021 年进行的一项虚拟现实研究表明，当受害者分享自己的社会身份时，参与者会更快、更频繁地进行干预。当受害者被视为局外人时，即使伤害的严重程度保持不变，犹豫也会增加。
当伤害针对明显弱势群体时，旁观者效应尤其可能发生。在许多西方国家，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尤其容易成为言语骚扰、恐吓和人身攻击的目标。许多记录在案的事件显示，姐妹们在公交站、校园或街道上遭到推搡、吐口水、威胁或公开羞辱，而人群却袖手旁观。
从心理上讲，这些情况都是教科书上的旁观者情景。目击者可能会感到不确定，担心事态升级，认为当局会干预，或者将其他人的沉默解释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的暗示。社会身份动态也发挥了作用。当受害者被视为外群体的一部分时，共情可能会受到削弱，道德责任也会进一步分散。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这种沉默并不是中立的。船的圣训直接适用。因为伤害似乎只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而允许伤害继续存在，忽视了对社区造成的更广泛的道德损害。先知ﷺ一贯强调保护弱势群体，并谴责不公正行为，无论是谁犯下的或谁遭受的。目睹这种伤害并保持被动就等于接受同一艘船被凿开。
社交媒体和数字旁观者效应
社交媒体为旁观者效应引入了新的维度。伤害经常通过屏幕被目睹，有时有数千人同时目睹。涉及穆斯林妇女和其他边缘群体的骚扰、羞辱或暴力的视频在被删除之前可能会迅速传播，将痛苦转化为内容。这些平台不是动员集体行动，而是往往扩大了责任和鼓励记录而不是干预。
当成千上万的人观看时，个人的责任感被淡化了。记录而不是干预的行为可能是为了追求社会关注和同伴认可而驱动的。《赫芬顿邮报》2016 年的一项调查调查了性侵犯被拍摄并分享而不是制止的案例。文章中引用的心理学专家指出，同伴认可、寻求关注和追求网络曝光可能会凌驾于共情反应之上，尤其是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他们指出，年轻人尤其容易受到这种动态的影响，因为同龄人的认可强烈影响青春期和成年初期的行为。
从先知的角度来看，在可能采取行动的情况下目睹伤害而不采取行动在道德上会产生后果，无论伤害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屏幕上发生。
基于证据的干预措施与先知教导的一致性
心理学研究提供了可靠地减少旁观者不作为的实用策略。责任框架提醒个人他们负有个人责任，显着提高了干预率。这反映了先知的坚持，即责任不能外包给该团体或另一个团体。
基于技能的旁观者干预培训通过为人们提供安全行动的具体方法来减少恐惧和犹豫。这与伊斯兰强调知识是道德行为的先决条件是一致的。心理演练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想象自己会进行干预的人更有可能在实际情况出现时采取行动。《古兰经》和《圣训》反复使用寓言和道德场景来培养危机爆发前的准备状态。
选择行动而不是沉默
旁观者效应在模棱两可、距离和集体沉默中盛行。先知教导的框架以清晰、责任和道德勇气面对它。船的寓言没有留下舒适的中立空间。关于制止恶行的圣训没有给被动的信仰留下任何空间。
安拉在《古兰经》中命令了同样的道德责任：“你们信道的人啊，作为安拉的见证人，坚定地维护正义，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你们的父母和亲戚不利。” 这节经文消除了干预的最后障碍。它要求信徒不仅在容易的时候采取行动，而且即使在感到不舒服、社会成本高昂或个人困难时也要采取行动。要么伤害被抑制，要么所有人都沉沦。要么采取行动，要么沉默变成同谋。
在一个以公共骚扰、网络残酷和正常观看（通常通过手机镜头）为标志的时代，本指南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信仰不是被动的。道德卓越性的衡量标准是当船只开始进水时——或者在其保护性船体被刺穿之前——采取行动的意愿。
引用资源
1 《圣训实录》 al-Bukhārī，Kitāb al-shirka，第2493段。
2 比布·拉塔内 (Bibb Latané) 和约翰·M. 达利，反应迟钝的旁观者：他为什么不帮忙？（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1970）。
3 《古兰经》3:110。
4 《穆斯林圣训实录》，Kitāb al-īmān，第49段。
5 《古兰经》4:135。
6 艾托·罗维拉、理查德·萨瑟恩、大卫·斯瓦普、克莱尔·坎贝尔、Jian J. 张、马克·莱文和梅尔·斯莱特，“旁观者关系影响干预行为：一项虚拟现实研究”，实验社会心理学杂志 95 (2021)：104117.
7 Tyler Kingkade，“为什么有人会拍摄强奸而不尝试阻止它？”，《赫芬顿邮报》，2016 年 4 月 21 日，https://www.huffpost.com/entry ... 8e07.
8 彼得·费舍尔、约阿希姆·I. Krueger、Tobias Greitemeyer、Claudia Vogrincic、Andreas Kastenmüller、Dieter Frey、Moritz Heene、Magdalena Wicher 和 Martina Kainbacher，“旁观者效应：元分析评论”，《心理通报》137，第4段（2011）：517-37.
9 《古兰经》4: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