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穆斯林
Malcolm X 如何影响马来世界？黑人穆斯林榜样的全球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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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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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Al Ghazali，《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雪兰莪：PTS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 Malcolm X，《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纽约：Ballantine出版社，1964年），第69–70页。
•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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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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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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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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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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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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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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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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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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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穆斯林市长是谁？在 KKK 发源地执政的美国穆斯林故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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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黑人穆斯林学生需要什么支持？校园教导师如何赋能边缘化青年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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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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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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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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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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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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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 特里西娅·塞弗特（Tricia Seifert），“理解基督教特权：管理精神多元化的张力”，《关于校园》第12卷，第2期（2007年），10–17，https://doi.org/10.1002/abc.206。
•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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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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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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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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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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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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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 特里西娅·塞弗特（Tricia Seifert），“理解基督教特权：管理精神多元化的张力”，《关于校园》第12卷，第2期（2007年），10–17，https://doi.org/10.1002/abc.206。
•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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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历山大·W·阿斯廷（Alexander W. Astin）、海伦·S·阿斯廷（Helen S. Astin）和詹妮弗·A·林德霍姆（Jennifer A. Lindholm），《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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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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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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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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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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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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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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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关于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MalcolmX，你应该知道的5件事
评论 •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7 次浏览 • 2023-02-24 07:01
MalcolmX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位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跟同期的马德路德金，拳王阿里一样，收到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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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X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位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跟同期的马德路德金，拳王阿里一样，收到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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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 X 如何影响马来世界？黑人穆斯林榜样的全球传播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6 次浏览 • 3 天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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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Al Ghazali，《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雪兰莪：PTS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 Malcolm X，《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纽约：Ballantine出版社，1964年），第69–70页。
•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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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Al Ghazali，《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雪兰莪：PTS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 Malcolm X，《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纽约：Ballantine出版社，1964年），第69–70页。
•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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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Al Ghazali，《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雪兰莪：PTS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 Malcolm X，《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纽约：Ballantine出版社，1964年），第69–70页。
•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mythicization-and-mobilization-of-malcolm-x-in-the-malay-world
原文标题：A Global Model: The Mythiciz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Malcolm X in the Malay World
作者：Khairudin Aljunied
作者简介：凯鲁丁·阿尔朱尼德（Khairudin Aljunied）：凯鲁丁·阿尔朱尼德（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也是乔治城大学瓦利德穆斯林与基督徒理解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曾任马来西亚东南亚伊斯兰教讲席教授）。他著有多部书籍，近期作品包括《殖民主义、暴力与东南亚穆斯林：玛丽亚·赫托格争议及其后果》（Routledge出版社，2009年）、《激进分子：殖民地马来亚的抵抗与抗议》（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2016年）、《穆斯林世界主义：比较视角下的东南亚伊斯兰教》（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汉卡与伊斯兰教：马来世界的世界主义改革》（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18年）以及《马来西亚的伊斯兰教：一段交织的历史》（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的研究涵盖宗教世界主义、社会运动和思想史等领域。目前，他正在撰写一本名为《东南亚伊斯兰教的塑造者》的新书，该书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纽约，2021年）出版。
副标题：Malcolm X 的历史是什么？从美国黑人解放到东南亚穆斯林想象
摘要：本文分析 Malcolm X 如何在马来世界被记忆、神话化和动员。作者说明，他的形象不仅属于美国黑人穆斯林历史，也被东南亚穆斯林用来表达反殖民、正义、尊严和伊斯兰复兴。
图：全球典范：马来世界中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与动员
摘要
本文探讨了马尔科姆·X的生平与思想如何在当代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当今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中被神话化，并被用作思想、社会和政治动员的灵感来源。 我考察了马来裔穆斯林活动家参与马尔科姆思想神话化与动员过程中的小说作品、数字资源及演讲内容。 马尔科姆·X的演讲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马来-印尼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因此，本文旨在填补关于马尔科姆·X研究中日益增长的一个巨大空白：他的思想和生平故事如何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之外被重塑。
引言
很少有非裔美国穆斯林人物能像马尔科姆·X那样在欧美学术界之外引起如此多的学术关注。他勇敢、真诚、直言不讳且富有口才，他的名声可以归功于这样一个事实：他是“第一位直面凶残的白人种族主义、毫不退缩，并活得足够久，能以大胆而反抗的方式向美国揭露这种公然虚伪真相的真正黑人代言人”。 但马尔科姆·X并不只是将白人种族主义放在他的修辞砧板上。 他逐渐开始关注影响全人类绝大多数人的各种不公正和剥削，即那些居住在非洲、亚洲和更广泛的穆斯林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底层十亿民众。 在他英年早逝之前，他的思想从一种以种族为导向的立场，逐渐转向更接近伊斯兰普世主义理想的立场。 这种转变源于马尔科姆·X在美国之外的旅行，他的足迹甚至远至东南亚。
尽管马尔科姆·X关注全球受压迫人民的困境，并在全球思想家和普通民众心中拥有影响力，但关于他在欧美世界之外影响力的研究却寥寥无几。 他被特定化为一个典型的美国活动家，将伊斯兰教、黑人的苦难和人权话语融合为一种强有力的政治神学。 这并不是说这种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局部聚焦是我们分析他巨大贡献过程中的倒退。 远非如此。 相反，我在此想要论证的是，马尔科姆·X具有比此前假设更广泛的超地方意义，而且美国之外的思想、经验和模式如何塑造了他的话语，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凸显出来。 因此，我的目的是加入“日益壮大的跨学科研究者群体，他们的工作扩展了恢复马尔科姆·X激进人文主义及其全球遗产的计划，这些工作共同挑战了‘马尔科姆·X的美国化’”。
事实上，马尔科姆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个典范，他的人生旅程、个人反思和公开声明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他相距甚远的广大群体中，引起了深刻的共鸣和意义。 马尔科姆·X的自传和思想被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美国之外的穆斯林群体中被吸收、改编、挪用并本土化，从而在马尔科姆本人并不十分熟悉、却从中获得过许多智力启发的环境中，催生了关于正义、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新颖表述。
我在此关注的是马来世界的穆斯林如何投射出不同的马尔科姆·X形象，以服务于不同的目的。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审视了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过程，即他的生平故事被小说化，旨在展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如何最终成为边缘群体的捍卫者。 随后是马尔科姆·X的动员，当代穆斯林将他推崇为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的资源。 在此，我考察了利用马尔科姆·X的形象来推动特定宗教、社会和政治议程的做法。 马尔科姆·X生平与思想的神话化和动员，揭示了马尔科姆·X在当代穆斯林世界中广泛且不断扩展的用途。
神话化
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马尔科姆·X都是神话的永恒源泉，有时被爱戴，有时被谴责。 在批评者眼中，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暴力的传教士和一个激进分子，还有许多其他负面标签。 在那些钦佩他敢于对权势说真话的勇气的人眼中，他被美化为弱者的思想家、人类尊严的捍卫者、革命变革的推动者以及被排斥者的代言人。 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使他超越了他生命中许多维度和转变的总和。 正因如此，他的主体性往往被淹没在崇拜英雄的叙事和偶像破坏式的批评混合体中，从而使他陷入非此即彼的境地：要么是珍贵的理想主义者，要么是恶魔般的煽动者。
在此，我想对当前将马尔科姆·X神话化为值得钦佩和追随的偶像的尝试进行批判性分析。 这种神话化应当被视为一个问题，因为它将揭示马尔科姆·X遗产中某些方面被放大的方式和原因，有时是以牺牲他生命中其他侧面为代价的。 我将审视由阿尔·加扎利·苏莱曼（Al Ghazali Sulaiman）撰写的一部近期且相对流行的小说。 该书在马来西亚出版，自2017年发行以来已重印两次。 阿尔·加扎利撰写了二十部历史小说，旨在让他的马来语读者了解杰出历史人物的生平，作为他们面对复杂未来的有用借鉴。 因此，他的小说并非纯粹的通俗读物，而是对真实历史人物的小说化重构，其叙事方式服务于特定功能：改造社会。
最近让阿尔·加扎利获得最多关注的历史小说名为《马尔科姆·X：美国黑人的捍卫者》（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 书名本身就暗示了作者的叙事框架。 这部小说旨在揭示一位英雄人物的塑造过程，其标志性成就是为美国历史上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代言。 副标题中使用的“黑人（hitam）”一词，为故事定下了基调，展示了一位勇敢的有色人种如何在白人统治面前进行抗争。 阿尔·加扎利所建立的这种“黑人对白人”的二元对立，是关于马尔科姆·X的众多神话之一，这些神话尤其在那些希望将他定位为白人统治社会受害者和黑人社区代言人的作家中流传。 小说的前九章（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强化了这一点，阿尔·加扎利追踪了马尔科姆·X如何在白人激进组织的持续威胁下受苦，这最终导致了他父亲的死亡和家庭的破碎。
不仅如此。 尽管小说的整体结构反映了马尔科姆·X的自传，但它也在几个重要方面偏离了自传。 首先，像大多数旨在让读者对主要历史人物产生同情或亲近感的此类文本一样，它“唤起了强烈的情感，令人困惑和不解。 它激发了对传统教条的不信任，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的思想和意图进行常常是痛苦的审视。” 阿尔·加扎利通过将真实人物和事件的描述与这些人物之间的对话交织在一起，实现了这一点。 其中一些对话和描述极具感染力。 例如，五岁的马尔科姆·X在父亲的葬礼上悲痛欲绝，他对哥哥威尔弗雷德说：“我很害怕。” 威尔弗雷德自信地回答道（这是作者展现黑人在面对悲剧时所持有的自信的一种方式）：“没什么好怕的。 我们的父亲也是凡人。 他的大限已到。” 马尔科姆注视着哥哥的眼睛回答说：“我担心我们的家会再次遭到袭击并被烧毁。 如果家变成了灰烬，我们该住哪儿呢？” 随后，加扎利以一种更悲剧的基调结束了这一感人的章节，这进一步戏剧化了马尔科姆那段塑造了他最终性格的凄惨童年。 “马尔科姆当时只有五岁，太小了，无法接受痛苦生活的现实。 厄尔的离世不过是一个小挫折。 他们[马尔科姆的家人]万万没想到，更大的麻烦正潜伏在地平线上。”
其次，加扎利的这部历史小说淡化了马尔科姆·X的许多个人缺点，作者试图以此提供一份关于马尔科姆作为黑人权利活动家这一表面角色的线性叙述。 一个例子是马尔科姆·X与一位非裔美国女性的关系。 《马尔科姆·X自传》中整整一章都在讨论劳拉，以及马尔科姆·X为了与一位名叫索菲亚的白人女性开始一段充满犯罪色彩的关系而抛弃她，这对她造成了多大的伤害。 马尔科姆·X公开承认：“多年来我一直背负着一个耻辱，那就是我为这一切责怪自己。 为了一个白人女性而那样对待她[劳拉]，让这种打击变得加倍沉重。 我唯一能给出的借口是，就像今天许多黑人兄弟一样，我当时又聋、又哑、又瞎。” 当然，现实比马尔科姆·X所承认的要复杂得多。 尽管如此，加扎利还是选择删去了马尔科姆人生故事中这一重要部分，而这一部分恰恰表明他不仅仅是环境的受害者。 马尔科姆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也曾是对自己族人施加不公的加害者，这是一个他公开披露过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正如亚历山德罗·曼佐尼所言，历史小说家所做的不仅仅是复述“历史的骨架，而是更丰富、更完整的东西。 在某种程度上，你希望他能为历史这具骨架填补血肉”，那么加扎利在对马尔科姆·X的描写中反而剔除了更多的血肉，尽管这本是虚构作品，本可以有更细腻的刻画。加扎利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确保马尔科姆·X能被穆斯林视为一个参考榜样。
最重要的是，加扎利的小说美化了其传主作为纯粹伊斯兰形式殉道者的美德。 这种美化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将马尔科姆·X与对其个性和事迹的深入审视隔离开来，从而无法达成对他更人性化的刻画。 即便如此，神话化并不总是一件坏事：它可以作为社区凝聚力的强大工具，作为身份认同形成的手段，也可以作为后人的灵感来源。 加扎利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这一点。 第一种是展示马尔科姆·X如何从一名黑人民族主义者彻底转变为一名承认全人类平等的穆斯林。 在标题引人深思的第35章“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兹”中，加扎利讲述了马尔科姆·X在完成朝觐后回到纽约市时发生的彻底转变。 马尔科姆·X告诉媒体，他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观点是错误的，他现在已经接受了白人也可以与有色人种携手消除不公正现象的事实。 这一章以夸张的手法结尾。 马尔科姆·X在驾驶他的奥兹莫比尔汽车时，在交通路口遇到了一对白人夫妇。 车里的男人认出了马尔科姆·X并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随后问道：“你愿意与白人握手吗？” 马尔科姆·X回答说：“我与人类握手没有任何问题。” 他接着补充道：“你愿意这样做吗？” 正如加扎利所叙述的那样，马尔科姆的回答展示了他如何告别了自己种族主义的过去。
总之，加扎利对马尔科姆·X的神话化模糊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 事实上，认为现实和虚构是两个独立“领域”的观点是非常误导人的，因为它使人忽视了两者之间更微妙的置换和溢出效应，以及它们之间或内部可能产生的矛盾或异化模式的特殊且多变的本质。 加扎利挑战了马尔科姆·X既定的生平故事，引入了他自己对各种事件、人物和其他背景的解读，正是这些因素造就了这位享誉全球的非裔美国活动家。 通过淡化马尔科姆的弱点，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他向一个“只要人权和平等得到维护，他的名字就永远会被铭记”的人的彻底转变上，加扎利的这部小说助推了围绕马尔科姆·X这一人物的神话构建事业的国际化和本土化。马尔科姆·X的虚构人生，或者说他被神话化的传记，成为了马来世界穆斯林共享遗产的一部分，这是作者试图将其塑造为全球效仿榜样的努力。
动员
如今，随着美国应对少数群体（特别是美国黑人）被边缘化和受虐待的问题，美国国内对马尔科姆·X的兴趣出现了复苏。 马尔科姆·X的形象现在被重塑、复活并动员起来，以“代表他们[非裔美国人]内心愤怒和挫败感的表达”。 对马尔科姆·X的推崇本质上变成了一种巫毒娃娃——一种可以向白人挥舞并说：“我不快乐。 我还不满足。”的东西。 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并没有经历与美国少数群体相同的挑战。 即便如此，马尔科姆·X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动员工具，也是凸显尖锐偏见的有效手段。 马尔科姆·X对于马来世界的大多数穆斯林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他的思想回应了三个主要群体的关切：穆斯林青年、传教士和政治活动家。 我将在此探讨这三个群体如何为了各自的事业动员马尔科姆·X，以及他们如何利用他的思想在各自社会中实现积极变革。 换句话说，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就是利用马尔科姆的思想进行建设性的变革。 由于篇幅限制，我将仅讨论每个群体中几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对于马来世界的穆斯林青年来说，马尔科姆·X是勇气、理想主义和自力更生的缩影。 这些特质应该体现在各种项目中。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来西亚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Semalaysia），通常被称为ABIM。 这个拥有4万名成员、全球公认的运动将马尔科姆·X奉为现代伊斯兰历史中的偶像人物，他改变了年轻穆斯林的生活。 因此，马尔科姆·X不仅被描述为一名非裔美国穆斯林，正如艾哈迈德·阿扎姆（ABIM前主席之一）所描述的那样，他还是“一位与一切形式的压迫进行斗争的人”。 马尔科姆·X的演讲、思想和生平故事经常被ABIM引用、宣传、讨论，并转化为马来世界青年的实践活动。
1996年4月11日至17日，ABIM在吉隆坡太子世界贸易中心组织了一场关于马尔科姆·X的纪录片公开放映活动，以配合瓦里苏丁·穆罕默德伊玛目的访问，他是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正是他将伊斯兰民族组织转型为以逊尼派为主流的运动。 这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ABIM）为纪念马尔科姆·X的激进主义以激励青年而组织的众多活动之一。 最近，在2016年4月，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该国所有青年组织的联合机构）举办了一场公开论坛，以批判性地讨论马尔科姆·X的演讲，特别是《马尔科姆·X对年轻人讲话》。 该活动的一位发言者是马来西亚穆斯林青年运动协会的副主席Jufitri Joha。 此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让年轻人了解马尔科姆·X，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重要性。 论坛上的发言者都强调了马尔科姆在面对生活挑战时非凡的韧性。 马尔科姆·X被树立为青年榜样，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社会和其他基层事业。
马尔科姆·X的思想和生平故事被年轻人用来鼓励他们成为社会的主要推动者和变革催化剂；在马来世界的穆斯林传教士中，他是任何致力于传播伊斯兰教义的穆斯林的典范。 在谷歌上以“Malcolm X”+“dakwah”为关键词进行快速搜索，会得到数百个使用马来语-印度尼西亚语撰写的网站，这些网站都在赞扬马尔科姆·X在伊斯兰传教工作中的作用（马来语中的da’wah或dakwah）。 其中许多文章解释了他如何使数千人皈依伊斯兰教，并引起了全世界对解决非洲裔美国人困境的关注。 例如，印度尼西亚备受赞誉且屡获殊荣的记者兼诗人Goenawan Mohamed将马尔科姆·X的穆斯林传教工作描述为超越了种族主义枷锁，而是认识到伊斯兰教所倡导的普遍正义观。 根据Goenawan的说法，马尔科姆·X的传教精神对印度尼西亚人来说是相关的。 “但我们知道马尔科姆活在世上。 那个超越了仇恨甚至死亡的人。”
对于当今印度尼西亚最受欢迎的传教士之一Ustaz Abdul Somad来说，马尔科姆·X是著名穆斯林榜样Bilal bin Raba的现代体现，Bilal bin Raba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最亲密的非洲裔伙伴之一。 像Bilal一样，马尔科姆·X向非穆斯林传教，而不仅仅是向穆斯林传教。 反思这一点，Abdul Somad批评马来世界的穆斯林教士只向已皈依者传教，他们让穆斯林变得更穆斯林化，而不是像马尔科姆·X那样将伊斯兰教的讯息传播给非穆斯林。 Abdul Samad强调，马尔科姆·X的传教是面向所有人类的，马尔科姆·X视他们为自己的兄弟。
最后，我想在此强调政治活动家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 对现有文献的粗略调查表明，马来世界没有一位在任政治家曾在其演讲和著作中提及马尔科姆·X，其原因不难猜测。 马尔科姆的思想会暴露许多现行的病态政策，尤其是在少数群体边缘化领域。 出于同样的原因，马尔科姆·X的演讲和生平故事主要在主流政治的反对派中找到了吸引力，作为煽动变革的一种方式。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前执政党（现已执政）人民公正党（PR）成员对马尔科姆·X的使用。 在2014年10月4日的一次演讲中，为配合哈芝节（纪念朝觐月份的庆祝活动）的庆祝活动，反对派执政的雪兰莪州首席部长Azmin Ali提请人们注意马尔科姆·X的精神。他敦促公众支持民主、人权和宽容，这些都是马尔科姆·X在生命最后阶段所倡导的议题。 几个月后，在一次冗长的采访中，人民公正党青年领袖Nik Nazmi提到马尔科姆·X如何影响了他对马来西亚种族平等的看法，以及对一种能够纠正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新型政治的需求。 同月，人民公正党领袖（现任总理候选人）Anwar Ibrahim在推特上引用了马尔科姆·X关于报纸可能传播虚假信息的名言，间接批评执政政府操纵媒体以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权力和霸权。 对于马来世界的反对派政治家来说，马尔科姆·X是他们的指路明灯，也是对抗其宿敌的武器。
总而言之，与神话化一样，对马尔科姆·X的动员不可避免地是他多面生活的选择性和浓缩的视角。 马尔科姆·X值得注意的特质和成就被用于动员目的，而他的不完美之处则被删减和扭曲，从而将负面因素转化为个人和社会重建的有用教训。
结论
Emin Poljarevic在对马尔科姆·X遗产的深刻解读中，强调了当代学术分析中的认识论偏见，这些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一位标志性民权领袖的伊斯兰维度”。 Poljarevic进一步指出，马尔科姆·X“对正义和平等的无畏承诺，仍然是当代美国少数族裔以及可能还有欧洲少数族裔的伟大道德资源”。 接下来的篇章进一步阐述了Poljarevic的观点，认为马尔科姆·X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来源，不仅对少数族裔，而且对那些寻求实现马尔科姆·X关于公正平等社会的梦想的多数族裔也是如此。
马尔科姆·X揭示了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的斗争是少数族裔对抗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观念。 正如他尖锐地说过的，“如果我们不环顾整个地球，你我都不可能知道自己的立场。” 他的旅行重塑了他对争取社会正义斗争的方法，并因此，他成为一个偶像，一个榜样，他的言行被他的马来同胞所效仿。 未来还会出现哪些形式的挪用马尔科姆·X的现象，仍有待观察。 就目前而言，马尔科姆·X的影响已传播到马来世界的遥远角落，这证明了他的信息的普遍性以及他为人类福祉所做的独特人生故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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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Cornel West，《Race Matters》（纽约：Beacon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 Dustin J. Byrd，“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载于Dustin J. Byrd和Seyed Javad Miri编，《Malcolm X: From Political Eschatology to Religious Revolutionary》（莱顿：Brill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Edward E. Curtis IV，《Islam in Black America: Identity, Liberation, and Difference in African-American Islamic Thought》（纽约州奥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 Zareena Grewal，“1965 and the Global Intellectual Afterlife of Malcolm X”，《American Studies》第54卷，第2期（2015年）：第11页。
• Maria Josefina Saldana-Portillo，“Consuming Malcolm X: Prophecy and Performative Masculinity”，《Novel: A Forum on Fiction》第30卷，第2期（1997年），第307页。 对马尔科姆·X最新的颠覆性解读来自Manning Marable的《Malcolm X: A Life of Reinvention》（纽约：Viking出版社，2011年）。 对Manning对马尔科姆·X传记不平衡且高度推测性的方法进行尖锐而有见地的批判，可以在bell hooks的《Writing beyond Race: Living Theory and Practice》（纽约：Routledge出版社，2013年），第71–80页中找到。
• 参见Regina Jennings，《Malcolm X and the Poetics of Haki Madhubuti》（北卡罗来纳州：McFarland & Company出版社，2006年），第5–28页。
• Martha C. Nussbaum，《Poetic Justice: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Public Life》（波士顿：Beacon出版社，1995年），第5页。
• Al Ghazali，《Malcolm X: Pembela Kulit Hitam Amerika》（雪兰莪：PTS出版社，2017年），第33页。
• Malcolm X，《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纽约：Ballantine出版社，1964年），第69–70页。
• Alessandro Manzoni，《On the Historical Novel》，译者： 桑德拉·伯曼（林肯，内布拉斯加州：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1984年），67–68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6页。
•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历史、政治与小说》（伊萨卡，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87年），206页。
• 安萨里，《马尔科姆·X》，219页。
• 达伦·W·戴维斯与克里斯蒂安·达文波特，“马尔科姆·X的政治与社会相关性：非裔美国人政治态度的稳定性”，《政治学杂志》第59卷，第2期（1997年）：561页。
• “纪念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麦地那之光》（博客），2009年2月21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伊玛目瓦里斯丁·穆罕默德”，《麦地那之光》（博客），2008年9月19日，https://ahmadazam.blogspot.com ... .html。
• “书评：马尔科姆·X与年轻人对话”，马来西亚青年理事会，2016年4月19日，http://belia.org.my/wp/2016/04 ... ple/.
• 古纳万·穆罕默德，《边注》，第10卷（雅加达：涂鸦出版社，2012年），70页。
• “马尔科姆·X - 阿卜杜勒·索马德乌斯塔兹（伊斯兰教法硕士）”，2019年3月18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8ffcNb4J68。
• “阿兹敏在开斋节致辞中引用马尔科姆·X”，《马来邮报》，2014年10月4日，https://www.malaymail.com/news ... 57945。
• 丽塔·钟，“马尔科姆·X教给我的课程”，《聚焦马来西亚》，2014年12月18日，10–11页。
• 安瓦尔·易卜拉欣（@anwaribrahim），“马尔科姆·X的好名言”，Twitter，2014年12月6日，下午5:27，https://twitter.com/anwaribrah ... 93376。
• 埃敏·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载于《马尔科姆·X：从政治末世论到宗教革命》，编者：达斯汀·J·伯德与赛义德·贾瓦德·米里（莱顿：布里尔出版社，2016年），227–228页。
• 波尔贾雷维奇，“马利克·沙巴兹的自我解放实践”，245–246页。
• 马尔科姆·X，《马尔科姆·X演讲集》（纽约：格罗夫出版社，1965年），163页。
黑人穆斯林市长是谁？在 KKK 发源地执政的美国穆斯林故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6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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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the-black-muslim-american-mayor-in-the-home-of-the-kkk
原文标题：The Black Muslim American Mayor in the Home of the KKK
作者：Dr. Khalil Abdurrashid
作者简介：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博士（Dr. Khalil Abdurrashid）：哈利勒·阿卜杜拉希德是哈佛大学首位全职穆斯林校牧，哈佛神学院穆斯林研究讲师，以及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讲师。他为哈佛大学的所有穆斯林学生提供服务，负责管理哈佛大学校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担任哈佛大学宗教、精神与伦理生活委员会成员。他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出生并长大，在南卫理公会大学获得了美国伊斯兰教自由研究博士学位，并拥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法与中东研究硕士学位及哲学硕士学位。他获得了佐治亚州立大学社会工作学士学位，并曾在佐治亚州担任过几年社会工作者。随后，他通过学术和传统方式深造伊斯兰研究，这使他前往中东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多年。在伊斯坦布尔期间，哈利勒博士在马尔马拉大学攻读了比较伊斯兰法硕士学位，并获得了两项伊斯兰科学的高级伊斯兰神学院博士级许可（ijaza）。他曾在纽约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多门关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法的课程，并在佐治亚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他是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纳德学院首位受薪的穆斯林校牧，并曾担任纽约警察局局长的顾问。他还曾在纽约市担任过几年伊玛目，并在北达拉斯的一家大型伊斯兰中心担任过几年驻院学者。他与妻子共同创立了位于达拉斯的美国伊斯兰神学院，并曾在南卫理公会大学的自由研究研究生项目中担任伊斯兰研究讲师。他通过指导、项目、讲座、跨宗教工作以及在神学院和肯尼迪政府学院开设的课程，为哈佛大学的整个穆斯林社区提供服务。
副标题：完整始末：黑人穆斯林如何在美国种族历史深处赢得公共信任
摘要：本文讲述一位黑人穆斯林美国市长在三K党历史阴影浓重之地的经历。文章通过个人故事和地方历史，展示穆斯林身份、黑人身份、公共服务和美国种族现实之间的复杂交汇。
图：石山镇的黑人穆斯林市长与三K党大本营
引言
1915年，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组织——现代三K党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诞生。 三K党最初是在内战后的重建时期形成的。 这个早期组织在1871年左右消亡，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死灰复燃。正是这个现代三K党变得臭名昭著，并在全国范围内蔓延。 三K党的纲领宣扬白人至上，仇视天主教徒和犹太人，并对民权运动持强烈的反对态度。 正是在那个时代，佐治亚州的白人至上主义律师詹姆斯·维纳布尔（James Venable）站了出来，复兴了三K党，并将其总部设在佐治亚州的石山镇。 他曾于1946年至1949年担任该市市长，并领导三K党长达25年之久！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个人后来支持我父亲竞选石山镇市议员，并最终支持他成为石山镇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我第一次分享我父亲的故事，既是为了纪念他的一生和遗产，也是为了提醒我们，美国穆斯林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父亲查尔斯·伯里斯（Charles Burris）于1951年3月5日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亚历山大市。 他是个孤儿，婴儿时期就被遗弃在我后来称之为“妈妈”的养母家门口。 尽管直到他去世那天，他本人以及我和姐妹们都不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谁，但他的养父母是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育工作者。 我的祖母“妈妈”名叫佛蒙特·伯里斯（Vermont Burris），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 她的丈夫西摩·伯里斯（Seymour Burris）是一名小学老师，后来失明了。 我父亲小时候常帮着照顾他，因此很早就养成了重视教育和帮助弱势群体的习惯。 在父亲上一年级之前，祖母就教他数学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让他背诵其中的片段。 我的祖父母也是社区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非常活跃的志愿者。 他们过去常带着我父亲一起去帮助社区里的其他黑人进行选民登记。 16岁那年，我父亲从路易斯安那州的皮博迪高中毕业，并于1967年作为美林学者被莫尔豪斯学院录取。 在本科期间，他曾在学生会担任过各种职务，参加过游泳和跳水队，为校报撰稿，并参加了马丁·路德·金博士亲自授课的莫尔豪斯周六研讨会。
有一天，我父亲上课迟到了，在与人发生争执后才走进教室。 金博士注意到了我父亲的神情和举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 我父亲告诉金博士，是另一个人挑衅他，导致了冲突。 金博士回答说：“孩子，只要你允许别人诱导你走向攻击，你就永远是个奴隶！” 这些话深深印在了我父亲心中，他致力于通过理智而非武力来对抗不公，这也是他后来多次教导我的道理。
我父亲一直积极参与地方政治，因为他坚信自己的使命是通过改善政府运作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他称这是他一生的社会使命。 1968年，他参与了梅纳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的副市长竞选活动，后者后来成为了亚特兰大市首位非裔美国人市长。 1970年，他参与了安德鲁·杨（Andrew Young）大使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珍妮·道威尔（Jeannie Dowell），两人坠入爱河并结为连理。
他是莫尔豪斯学院Alpha Phi Alpha兄弟会的成员，他和母亲经常去坎特伯雷之家跨宗教中心，也就是亚特兰大大学校园内的阿布萨洛姆·琼斯圣公会中心。 那里也是许多逊尼派穆斯林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举行周五聚礼。 我的父母经常观看穆斯林学生礼拜。 我父亲一直有宗教倾向，不断地在寻找真正的信仰。 校园牧师经常允许进行跨宗教对话，正是在那种环境下，我父亲第一次接触到了伊斯兰教。 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古兰经》并开始阅读，他注意到书中所述的“与《圣经》中的造物主是同一位”。 被亲生父母遗弃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父亲，他始终无法释怀。 但当他打开《古兰经》读到第93章时，其中的信息深深地触动了他：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以晨光发誓，以静谧的黑夜发誓；你的主没有抛弃你，也没有厌恶你。后世对于你，必比前世更好。你的主必将赏赐你，以致你喜悦。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是孤儿，而收留了你吗？发现你迷茫，而引导了你吗？发现你贫穷，而使你富足吗？ 所以，你不要苛待孤儿，不要呵斥乞求者；你应当宣扬你主的恩惠！ （《古兰经》93: 1-11）
读完这一章后，我父亲于1975年10月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作为一名美国穆斯林归信者，每当他阅读或听到这段《古兰经》经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也特别喜欢诗歌，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是著名的黎巴嫩裔美国诗人纪伯伦（Gibran Khalil Gibran）。 我父亲在伊斯兰教中了解到，“哈利勒”（Khalil）是先知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尊称，于是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查尔斯·哈利勒·伯里斯”。 两年后，他通过法律程序将我的名字也改成了哈利勒。
我父亲在亚特兰大接触过各种早期的美国穆斯林社区。 首先是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社区。 他很钦佩他们对书籍的热爱，并阅读过关于什叶派的内容，尽管后来他对第十二任伊玛目隐遁的教义表示过怀疑。 他进入亚特兰大的约翰·马歇尔法学院学习，并获得了法律学位。 1979年，也就是我父亲法学院毕业并通过佐治亚州律师资格考试的那一年，他所属的什叶派社区在伊朗革命后迁往了伊朗。 随后，我父母搬到了由美国最著名的伊玛目之一——贾米勒·阿明（Imam Jamil al-Amin）领导的社区。 贾米勒伊玛目原名H·拉普·布朗（H. Rap Brown），于1971年在赖克斯岛监狱皈依伊斯兰教，成为20世纪末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穆斯林领袖之一。 贾米勒伊玛目领导着一个在加勒比地区和北美迅速扩张的、拥有超过25个穆斯林社区的网络。 亚特兰大西区是该网络的总部，社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曾经的囚犯，他们在狱中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誓言要洗心革面——就像马尔科姆·X兄弟一样！
我父母的家（当时位于Atwood街646号）充当了社区的临时原始图书馆。 我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坐下来阅读关于伊斯兰教的新书，这些书他们以前从未听说过，比如《布哈里圣训实录》和《穆斯林圣训实录》，这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两部经典著作。 作为孩子，我在贾米勒伊玛目的清真寺里长大，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他的街角小店里度过，与他交谈并探讨各种话题。 当时我父亲与贾米尔伊玛目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尽管我父亲非常尊重他，视其为一位公认的领袖，但这些分歧还是导致我父亲与他保持了一种他所谓的“亲近但健康的距离”。 在此期间，我父亲在亚特兰大市担任研究员和犯罪分析师，这一职位他做了两年。 正是在那时，他与另一位伊玛目建立了更深厚的关系，即伊玛目 W. D. 穆罕默德世界社区的普莱蒙·阿尔-阿明伊玛目。 D. 穆罕默德。 普莱蒙伊玛目是哈佛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他在哈佛毕业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希望帮助他的社区摆脱毒品和越战带来的危害，这两者都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 我父亲和普莱蒙伊玛目成了朋友，正是在普莱蒙伊玛目的清真寺里，我父亲遇到了他的精神导师——来自尼日利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 我父亲曾跟随沙特阿拉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毕业的阿卜杜勒-拉希德谢赫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这位谢赫对我父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我父亲在法律上将我们的姓氏从他原来的姓（伯里斯）改为了“阿卜杜勒-拉希德”。 从1980年起，我和我父亲在法律上都成了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他是长辈，我是晚辈。 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皈依家庭，我们就是“阿卜杜勒-拉希德”一家。 我母亲也把她的名字从珍妮·道威尔改成了吉汉·阿卜杜勒-拉希德。
在谢赫的建议下，我父亲决定搬到沙特阿拉伯，在那里寻找一个社区并深入学习伊斯兰教。 那是1980年，当时美国新兴的伊斯兰教氛围令人感到沮丧。 许多皈依穆斯林的挫败感核心在于那条模糊的界限，使得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伊斯兰之间的边界变得无法区分。 我父亲和他的另外两位朋友被麦地那大学录取，并前往那里学习。
我父亲在那里待了一年，于1981年返回。 他当时对伊斯兰教的发源地麦地那的生活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怀旧愿景。 作为南方长大的孩子，而且肤色特别深，他在美国经历的种族主义与南方许多其他黑人的经历如出一辙。 我父亲小时候曾亲眼目睹自家草坪上燃烧的十字架；在大学里，他曾受教于马丁·路德·金博士并深受其影响；我父亲在莫尔豪斯学院的同学包括塞缪尔·杰克逊和斯派克·李。 作为一名“阿尔法”兄弟会成员，他非常了解身为美国黑人的挣扎。 他以为自己能在前往阿拉伯的旅途中找到马尔科姆·X所发现的东西，于是怀着希望和乐观出发了，但他足够聪明，决定先独自一人去考察环境。 他撇下当时的我母亲、我和我的三个姐妹，前往阿拉伯，结果带回了负面经历，这些经历永远地烙印在他的意识深处。
除了两件事之外，我不太了解我父亲在阿拉伯那一年发生了什么：1）他学习了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研究；2）那里的一些人过去常称呼他为“男孩”（boy），这让他既愤怒又受伤。 有些人试图解释称呼他为“男孩”的原因，说他们第一眼以为他是非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仿佛这真能成为什么正当理由似的。 一年后，我父亲带着伤痕回国了，他将那段经历称为“本应更懂事的穆斯林所患的种族主义疾病”。 我父亲告诉母亲，阿拉伯不是非裔美国人应该抚养孩子的地方，我们的工作是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让穆斯林的生活变得有意义。
回国后，在梅纳德·杰克逊担任亚特兰大市长（1974-1982年）期间，我父亲担任了该市的城市规划师。 在那段时间里，一群在佐治亚理工学院留学的外国穆斯林学生聚在一起，在亚特兰大市中心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名为法鲁克清真寺，现在是亚特兰大最大的清真寺。 他们招募我父亲来协助这个项目。 我父亲是当时亚特兰大市政厅里唯一的穆斯林，他成功地为该项目争取到了土地特许权，并促成了清真寺的建立。 清真寺建成并开始施工后，最初的创始人（包括我父亲和其他现在已是职场专业人士的学生）却拒绝给我父亲在清真寺董事会中留一个位置。 虽然我当时还不到10岁，但我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在清真寺里的争论，记得他认为自己有权在社区担任董事会成员，以及他如何被排挤而让位于他人。 我父亲带着这件事进了坟墓，并认为这是那些虚伪之人的背叛行为。 虽然我不了解所有细节，但我可以说，我父亲将这件事的原因归咎于来自阿拉伯和南亚背景的美国移民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我可以对付穿着白袍的敌人，但我无法对付草丛里的毒蛇，它会在你毫无防备时从背后咬你一口。” 我父亲预言，只要穆斯林内部的种族主义持续存在，美国穆斯林社区就永远无法发挥其全部潜力。 他过去常对我说：“哈利勒，因为种族主义，穆斯林还没准备好迎接黄金时代！” 他始终无法从海外社区和当地清真寺带给他的伤害中走出来，这个问题后来导致了他和我母亲的分居及最终离婚。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一直相爱，但社区的分裂深深地割裂了他们。因为当他觉得受创太深而无法在穆斯林社区工作时，我母亲为了照顾当时的我及三个年幼的妹妹，觉得她有责任让孩子们继续扎根于社区之中。 我父亲在受创后需要寻找并滋养自己，他决定在另一个战线上工作，以便既能治愈自己，也能致力于治愈他人。 他决定继续做一名穆斯林，但做一名“隐形穆斯林”，从不去清真寺或参加任何活动，即使在斋月期间也是如此，但他坚持礼拜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原则。 他依靠在麦地那大学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以及从谢赫那里学到的精神和教义实践，让自己在没有社区的情况下，在信仰领域里自我引导。
我父亲退出了美国穆斯林社区，转而重返当地美国政坛，并在法律上将他的名字从“哈利勒·阿卜杜勒-拉希德”改回了原来的查尔斯·伯里斯。 有些人称他为叛教者，但另一些了解他立场的人则否认这一点，他们决定不再打扰他，并在远处支持他。
他搬到了佐治亚州的石山，那是当时三K党的根据地，他每年都能在市中心的主街上看到三K党的游行和庆祝活动。 那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他曾在迪卡尔布县学校董事会任职，随后于1991年至1996年担任石山市议会议员。 他担任过多个政府高级职位，包括曾为已故参议员兼佐治亚州州务卿马克斯·克莱兰工作。 1994年，我父亲创办了自己的计算机软件公司作为副业，名为MountainWare Ltd。
在公共服务期间，我父亲对他过去在宗教社区中遇到的种族主义以及当地社区持续不断的三K党游行感到深深的困扰。 他也希望石山能成为一个更注重家庭、更多元化的地方。 他曾经抱怨石山的人行道不够多，有人对他说：“与其抱怨，为什么不自己做点什么呢？” 他后来告诉我，这就是他竞选市议员并最终竞选市长的动力！
我父亲开始竞选石山市市长，当时这个小镇有6700名居民；这里是马丁·路德·金博士在“我有一个梦想”演讲中提到的世界最大邦联纪念碑所在地，当时三K党正活跃在主街上游行，并在石山地产旁焚烧十字架。 我父亲过去常出版并分发一份名为《伯里斯报告》的通讯，详细阐述他的目标和愿景。 正是这份刊物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詹姆斯·维纳布尔。
詹姆斯·维纳布尔先生是三K党的大巫师，担任该组织领导人长达25年，他和他的父亲及叔叔共同拥有这座山，直到1958年佐治亚州从他们手中买下。 三K党过去常在山顶焚烧十字架，直到60年代末，此后他们便在维纳布尔先生位于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焚烧。 维纳布尔先生的祖先将石山——世界上最大的一块裸露花岗岩——变成了采石场，并通过向大型建筑项目出售石料而致富。 众所周知，当时由三K党拥有的石山为布鲁克林大桥、巴拿马运河、诺克斯堡、美国国会大厦台阶、美国财政部以及苏伊士运河的建设提供了原材料。 维纳布尔先生本人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律师，他的辩护记录包括为亚特兰大希伯来慈善会堂爆炸案的肇事者辩护，该会堂是一个改革派犹太教众团体，他也曾为一些被控犯罪的黑人辩护。 据称，他曾为一名被控谋杀的黑人赢得了无罪判决，后来又为两名在路易斯安那州因清真寺遭警方突袭而获罪的黑人穆斯林赢得了上诉。 据传他从那场诉讼中赢得的2.5万美元被注入了他的三K党组织。
维纳布尔先生对父亲的支持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但对于了解我父亲的人来说却并不意外。 我父亲说服了他投票给自己，父亲一直相信，只要了解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就能努力将仇恨转化为希望。 他更喜欢与那些直率、坦诚的人打交道，完全无法与虚伪共事。 前佐治亚州众议员、我父亲的挚友比利·米切尔曾说，我父亲“非常平易近人，非常勤奋，我想连维纳布尔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在父亲竞选市议员时，维纳布尔先生甚至在自家前院张贴了竞选标语以示支持。 六年后的维纳布尔先生去世几年后，我父亲竞选市长并获得了胜利。
此外，他还买下了维纳布尔先生的房子并搬了进去，在担任市长期间一直住在那里。 起初，我父亲拒绝了购买这栋房子的提议，但后来他意识到，自己对这栋房子的厌恶也是基于偏见，而为了有效地领导城市，他必须克服这种偏见。 他说：“直到我们真正了解这个地方并给它一个机会；直到我们打开门走进去看，我们才意识到我们喜欢这栋房子，并不在乎它曾经属于谁。” 当时我父亲已经再婚，他和继母一起买下了这栋房子并居住在那里。 搬进去的第一晚，父亲拿出一张金博士的装裱照片，挂在了卧室墙上。 我在那里和父亲度过了许多夜晚，对与他在一起的经历记忆犹新。 我们过去常一起在院子里散步，谈论领导力、服务、生活和人生经验。 正如我所称呼的那样，“那栋房子”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这是我第一次在私密空间里亲身接触到仇恨与种族主义的遗产。 我在那里睡的第一晚是最难熬的，因为我总是忍不住想象在我之前住在这里的人是什么样；他们恐吓并摧毁了多少人的生活，而我怎么能住在一个被仇恨标记的地方呢？ 父亲帮助我接受了这次经历，面对这个本应是第二个家（当时却是一个反向的家）的地方。他教导我，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免于改变的可能性，但这种改变可能是双向的，既可能向好，也可能向坏；我们有时会把自己囚禁在偏见的牢笼中，这会导致道德和社会堕落，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成为我们所激励他人去追求的那种改变。 我从“那栋房子”和住在里面的父亲身上学到，可耻的过去对于塑造今天的我们至关重要，将过去置于眼前有助于我们将昨天的视野与今天的曙光融合，这是塑造充满希望的明天的关键要素。 在我大学早年，“那栋房子”是我进行深度思考和反思这些事情的地方。 每当我想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我就会去“那栋房子”，那是一个与我家不同但同样意义非凡的空间。
“那栋房子”曾属于维纳布尔先生的女儿金杰·伯茨，她与我父亲和继母保持了多年的友谊。 她常说：“他们真是很棒的人！” 她父亲去世后，她担心市政府不会指定一条以维纳布尔命名的街道，于是向我父亲提出了这个担忧。 正如《纽约时报》关于此事的报道，
伯里斯先生察觉到机会，告诉伯茨女士，如果她的家族不再允许三K党人在山脚下的私人领地上举行集会（每年劳动节周末，他们都会在那里焚烧60英尺高的十字架），他会很高兴。 交易达成了……这让三K党落得个盛装打扮却无处可去的下场！
尽管取得了这一成功，且父亲对三K党深恶痛绝，并对3岁时自家院子里焚烧十字架的场景记忆犹新，但他从未在城市里取缔三K党。 他于1997年至2001年担任市长。 关于这一点，我父亲常说：“造物主确实有幽默感！” 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他说：“石山有了新的三K党（Klan），只是拼写变成了C：C-L-A-N，即‘像邻居一样生活的公民’（Citizens Living As Neighbors）。” “我想我就是那个黑人龙王！” 我父亲对金博士和詹姆斯·维纳布尔同一天生日（1月15日）感到很有趣。为了进一步巩固金博士在镇上的遗产并以希望取代仇恨，2000年2月26日，我父亲在市中心主街中央放置了“自由之钟”以纪念金博士，铭文写道：“让自由从佐治亚州石山响起。”
作为市议员和市长期间，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了新的人行道，阻止了三K党在主街游行，提高了警察和消防员的工资，降低了老年人的房产税评估，清理了城里所有的毒品屋，使城市公园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建立了城市回收计划，倡导保护历史遗迹，并重塑了城市形象。 为纪念金博士领导的“向华盛顿进军”30周年，我父亲组织了“自由列车”，从亚特兰大市中心开往石山主街的市政厅。 他常说：“也许情况正在好转一点点。” “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希望我的当选能让人们知道石山市是一个好城镇，这里欢迎每一个人，任何人搬到这里并结识朋友和邻居都没有任何障碍。” 在市议会任职6年后，在获得石山镇黑人和白人市民的广泛支持后，他决定竞选市长。 他的竞选主张是平等，并通过振兴城市商业利益来实现经济发展。 尽管石山镇的市长职位在官方定义上是兼职，但他却全职投入市长工作，每月仅领取300美元的薪水。 我父亲后来回忆起他接到的一通电话，对方是一位92岁的白人女性，她是石山镇的终身居民。 她问他会成为什么样的市长，是会成为黑人的市长，还是白人的市长，亦或是所有人的市长？ 我父亲温和而坚定地向她保证，他会成为所有人的市长！ 她回答说：“那好吧，我想只要你们这些黑人能表现得体，我不介意把这座城市交给你们！”
我父亲担任市长期间，制定了多项计划，旨在培养石山镇居民的社区意识。 他将一个旧体育馆改造成社区电影院，并启动了一个名为“市长周六电影之夜”的项目。 家庭和社区导向的电影免费向公众放映；爆米花和茶点由市长办公室免费提供。 我父亲在市内增设人行道的项目，鼓励了家庭和其他邻居一起步行前往活动现场，这促进了人们在往返途中相互了解。 他致力于通过在石山镇各地铺设人行道，将城市打造为一个行人友好的城镇，从而将商业区、社区和主街连接起来。 我父亲曾说：“我想看到人们步行进城购物，带孩子去吃冰淇淋。 当人们在镇上行走时，他们会认识自己的邻居，这增强了他们的社区感。” 意识到石山镇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以及这座城市黑暗的过去，我父亲常说：
这个地区历史悠久。 其中一些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是痛苦的。 我想以一种人们能够从中获益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事实。 这里应该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参与其中的地方，不仅是黑人和白人居民，还包括拉美裔和亚裔……这个地方有着复杂的历史——这里较早的开发项目之一是建立在美洲原住民的墓地上。 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教育他人并帮助治愈旧伤的方式，审慎且尊重地审视过去。
我父亲当选为该镇首位黑人市长，创造了地方和国家的历史。 1998年，他受克林顿总统邀请作为贵宾出席国情咨文演讲，并与第一夫人同坐。 2001年市长任期结束后，我父亲担任了南方区域委员会的执行主任，这是一个成立于1944年的非营利组织，旨在在美国南部建立种族平等并避免种族暴力。 作为该组织目标的一部分，我父亲致力于加强选民登记和政治意识。 2007年，他离开公共服务部门进入私营领域，并搬迁至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高级IT经理。 同年，我父亲突然病倒并住院，被诊断出患有一种罕见的绝症，称为淀粉样变性，即异常蛋白质在人体器官和组织中积聚。 他非常渴望参加巴拉克·奥巴马的就职典礼，但因病重无法离开病床。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晚上，他因术后并发症去世，享年57岁。 我的姐妹们，萨莎·阿卜杜勒-拉希德、卡迪嘉·阿卜杜勒-拉希德和贾米拉·阿卜杜勒-拉希德也都是他的女儿；而我的母亲尽管后来再婚并育有两个女儿（法蒂玛·阿布-哈布和鲁亚·马哈茂德），却从未改回婚前姓氏，至今仍保留着杰汉·阿卜杜勒-拉希德这个名字。
结论
我父亲度过了极其独特且非凡的一生。 他白手起家，并活到了改变南方历史的时刻。 他常告诉我，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以一种能够面对镜子里的自己、并能坦然接受自己所做决定的人生方式去生活。 他曾告诉我，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没有所谓的小事，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所采纳的哪一个圣行，就会成为带你进入天堂的那一个！ 帮助社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使命。 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种族主义是腐蚀人性中最美好部分的最恶劣的人类疾病。 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他的答案，但他发现当时穆斯林群体的品格存在问题——因为他看到在太多情况下，一些穆斯林为了短期利益而放弃了他们最优秀的价值观，转而追求最恶劣的人性特征，却带来了长期的后果。
我一直觉得，我敬爱的父亲站在石山背景前的那张标志性照片，展示了邦联总统杰斐逊·戴维斯以及邦联将军罗伯特·E·李和石墙杰克逊的雕刻，这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当今美国穆斯林所面临的挑战。 美国内战的阴影预示着非裔美国穆斯林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美国穆斯林叙事和领导层时所经历的挣扎。 美国内战的核心是一场种族斗争，在我父亲的意识中，阻碍穆斯林进入他所说的“黄金时代”的问题，根源在于种族敌意，这些敌意至今仍在隔离我们，并导致了我们今天所处的极其糟糕的个人和社区状况。 我们没有在彼此的心灵和思想中为对方开辟平等的空间，更不用说在清真寺、董事会和其他组织等许多物理场所了。 这种彼此之间等级森严的混乱，是由文化习俗和危险的意识形态引入的，这些习俗和意识形态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并锚定在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中。 我们也没有足够好地理解我们当地的历史和叙事，以确保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非裔美国穆斯林的历史及其对美国伊斯兰遗产的贡献是一座值得保存和认可的历史丰碑，这一事实往往被美国穆斯林社区不断多元化的现实所掩盖。 归根结底，定义我们的不是我们的出身或身份，而是我们的遗产。 我父亲那张“山前之人”的照片让我们思考：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遗产，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 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他的故事以及非裔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历史，或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伊斯兰教如何被视为美国经验中一种真实的本土特征，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外来的文化产物。
• 凯文·萨克，《三K党发源地选出黑人市长》，《纽约时报》，11月 22日，1997年。
黑人穆斯林学生需要什么支持？校园教导师如何赋能边缘化青年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5 次浏览 • 3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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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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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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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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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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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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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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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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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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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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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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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 贝敦，“穆斯林哀悼的颜色”。
•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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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 特里西娅·塞弗特（Tricia Seifert），“理解基督教特权：管理精神多元化的张力”，《关于校园》第12卷，第2期（2007年），10–17，https://doi.org/10.1002/abc.206。
•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1–64。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7。
• 亚历山大·W·阿斯廷（Alexander W. Astin）、海伦·S·阿斯廷（Helen S. Astin）和詹妮弗·A·林德霍姆（Jennifer A. Lindholm），《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2011年）。
•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和梅琳达·伦德奎斯特·丹顿（Melinda Lundquist Denton），《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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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蒙·梅尔（Damon Mayrl）与弗里登·厄尔（Freeden Oeur），“宗教与高等教育：现有知识与未来研究方向”，《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8卷，第2期（2009年），doi:10.1111/j.1468-5906.2009.01446.x 。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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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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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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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 贝敦，“穆斯林哀悼的颜色”。
•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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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 特里西娅·塞弗特（Tricia Seifert），“理解基督教特权：管理精神多元化的张力”，《关于校园》第12卷，第2期（2007年），10–17，https://doi.org/10.1002/abc.206。
•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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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lack-and-muslim-how-chaplains-can-empower-marginalized-students
原文标题：Black and Muslim: How Chaplains Can Empower Marginalized Students
作者：Anonymous Guest Contribut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穆斯林校园关怀指南：如何帮助被边缘化的学生获得尊严、归属与信仰力量
摘要：本文讨论黑人穆斯林学生在校园中面对的双重边缘化处境，并说明穆斯林教导师如何通过倾听、陪伴、身份支持和制度倡导，帮助学生建立归属感、信仰自信和实际支持网络。
图：黑人与穆斯林：校牧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
摘要
在学院或大学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既带来挑战，也蕴含机遇。 在霍华德大学或任何其他传统黑人学院或大学（HBCU）这样的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是另一回事，在那里，与黑人身份相关的一切都得到认可、欢迎、庆祝和拥抱。 然而，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校园里，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其经历往往截然不同。 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黑人穆斯林经常遭受其他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的微歧视和压迫。 本文为以白人为主的机构中的校牧及其他学术专业人士提供了经过研究的策略，旨在引导黑人穆斯林学生发现并坚持其宗教身份，让他们在穆斯林组织、活动和事务中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一员，并鼓励他们在穆斯林学生协会中参与和发挥领导作用，同时帮助他们加强和坚定自己的信仰。
引言
哈莉玛对进入州立大学感到非常兴奋。 她的父母曾就读于另一所州立学校，并向她讲述了在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美好故事，他们在那里结识了最好的朋友。 他们告诉她，作为年轻的穆斯林，他们在努力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参加了许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和项目，包括学习小组（halaqas）、精彩的演讲嘉宾，以及前往其他学校进行社交和结识其他年轻穆斯林的旅行。 哈莉玛也渴望拥有同样的经历。 她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始，怀着大一新生的热情，她参加了本学期的第一次穆斯林学生协会会议。 令她惊讶的是，她是现场仅有的几名黑人学生之一。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收到的目光让她更加惊讶。 哈莉玛将其归因于自己是新人，并认为学期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黑人学生参加。 但这并没有发生。 然而，哈莉玛并没有气馁。 她参加了每一次会议，但到了学期中，她意识到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总是被拒绝。 她心想，也许只是因为她是新生吧。 她坚持参加并不断尝试，直到在一次会议上，她建议下一次活动除了南亚或中东食物外，还可以提供更多样化的菜单。 其中一名学生咆哮着回应道：“你是想让我们吃豆馅饼吗？” “这主意不错，”她心想，但对方传达的信息很明确。 那是她最后一次参加穆斯林学生协会的会议。 她带着受伤的心情，开始参加黑人学生联合会的会议。 在那里，她因为种族身份而受到欢迎，但没有任何与她宗教相关的活动。 她感觉他们只是勉强容忍她去祈祷、容忍她要求“只要奶酪披萨，谢谢”，以及容忍她的头巾和端庄的着装。 哈莉玛发现自己处于种族与宗教的交汇点，许多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就读的黑人穆斯林大学生也是如此。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
对许多人来说，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意味着你往往因为太黑而不像穆斯林，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你又因为太像穆斯林而不像黑人。 当人们谈论黑人时，很少会同时谈论黑人穆斯林。 当人们谈论穆斯林时，也很少会包括黑人穆斯林。 美国媒体旨在污名化穆斯林的密集宣传运动，也对黑人穆斯林产生了负面影响。 黑人穆斯林同时面临着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对于女性来说，这种双重负担变成了三重负担，因为她们还面临着性别歧视。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在《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一书中解释说，黑人穆斯林必须通过那些来自移民群体和海外的“真正伊斯兰”持有者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一切。 我们都需要努力消除对黑人穆斯林的有意或无意边缘化，在他们与其他穆斯林互动的各种空间里，主动用“Salaams”（愿安拉赐你平安）来表示欢迎。 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对你的兄弟微笑是一种慈善行为。”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还包括经常不得不回答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被当作检验他们伊斯兰信仰的试金石。 “你是皈依者吗？ 你是什么时候皈依的？ 你是‘伊斯兰民族’（Nation）的成员吗？ 你是伊玛目社区的成员吗？ 告诉我你是如何接触到伊斯兰教的。” “本土出生美国（NbA）穆斯林”博客的创始人莱拉·阿卜杜拉-波洛斯在2018年的一篇Facebook帖子中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受够了那些移民或移民后裔穆斯林，他们不仅傲慢地认为自己是伊斯兰教的权威，还傲慢地认为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非裔美国人、美洲原住民、拉丁裔美国人及欧裔美国人）应该通过回答一堆愚蠢的问题来‘站出来证明’他们的信仰。” “你遵循圣行（Sunnah）吗？” “你知道先知们吗？” 天哪，你和你的那些蠢问题。” 她表达了无数本土出生的美国穆斯林的挫败感，他们感到当面对那些认为自己的“伊斯兰”更具力量或真实性的人时，总是不得不证明自己。
身为黑人且身为穆斯林的挑战在死亡面前也同样普遍。 你听说过阿卜迪萨马德·谢赫-侯赛因吗？ 2014年，这名15岁的少年差点双腿被截断，当时一名据堪萨斯城当地人称一直以反伊斯兰嘲讽和暴力威胁骚扰社区的男子，猛打方向盘撞向了这名男孩。 许多人称这是一起仇恨犯罪，但他的死亡及其背后的情况并未引起全国关注。 他只是又一个死去的年轻黑人，他的名字被加进了统计数据中。 次年，在教堂山，迪亚·巴拉卡特、尤瑟尔和拉赞·阿布-萨尔哈惨遭杀害，登上了国际头条。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一年后的2016年，三名年轻黑人——其中两名是穆斯林——在印第安纳州韦恩堡被枪杀。 纽约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主席努尔·罗斯图姆正准备在校园守夜活动上发言。 在他准备发言稿时，社区成员找到他，询问为什么穆斯林学生协会选择哀悼这些生命。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吗？ 如果南亚或阿拉伯穆斯林不认可该活动，传达出的信息就是它一定不是伊斯兰的。 这再次说明了穆斯林社区内部存在一种不成文的优先权等级制度。 研究非洲侨民中黑人穆斯林历史的律师兼纽约大学博士候选人阿莱娜·摩根表示，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一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 她说：“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的非裔美国人中，他们历史上也一直将中东和北非视为权威来源。” “南亚和阿拉伯伊玛目被认为更具真实性。” 在这种权威和真实性的等级制度中，黑人在这个等级体系中根本找不到位置。
在生与死的问题上，阿拉伯和南亚穆斯林的生命似乎比黑人穆斯林的生命重要得多。 这些价值观也有经济后果。 迪亚为叙利亚难民筹集牙科用品的资金，在他去世前为2万美元，去世后增加到了38万美元。 相比之下，当黑人穆斯林被谋杀时，他们的家庭往往难以支付账单。 2018年匹兹堡犹太会堂遇袭时，穆斯林组织为受害者和幸存者筹集了数十万美元。 然而，对于同一周在肯塔基州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杀害的两名黑人，他们却分文未筹。那名白人行凶前曾试图进入一家黑人教堂，但门锁着。 随后他去了克罗格超市，枪杀了莫里斯·斯塔拉德和维基·李·琼斯。 博士候选人、黑人穆斯林唐娜·奥斯顿为他们组织了一场募捐活动，筹集了5万美元。 再次请问，黑人的命也是命吗？ 黑人穆斯林的命也是命吗？ 他们有价值吗？ 显然，许多人认为没有。 许多人的行为表现得好像黑人穆斯林的命并不重要一样。 黑人穆斯林的生活被撕裂成两条战线：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社群抗争，以求被看见和尊重；另一方面要抵御针对性的国家暴力和私刑暴力。
身为黑人穆斯林的挑战，首先源于在美国身为黑人这一困境。 W.E.B.杜波依斯博士在世纪之交写道：“一个人总能感受到自己的双重性，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深色躯体里，两种相互冲突的理想在交战，唯有那顽强的力量才使它不至于被撕裂。” 作家兼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曾说：“在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黑人，如果还保持着相对的清醒，那几乎时刻都处于愤怒之中。” 当黑人与更广泛的穆斯林社群互动时，他会带着这种自我冲突感。 作为穆斯林可能会好一些，但在某种意义上，情况也可能变得更糟。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感觉，用一个带着戏谑、轻蔑和怜悯的世界的尺子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在许多方面，黑人穆斯林以安拉的名义，用一个移民压迫者（被视为“正统伊斯兰”的来源）取代了白人压迫者（白人至上主义的表现）。 黑人穆斯林通过移民穆斯林的眼光来看待自己。 这是一个他们极度渴望融入的世界，但却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 在美国穆斯林社群中作为一名黑人穆斯林，意味着要学会在两个边缘化群体的危险交汇处航行，既要争取穆斯林同胞的尊重，又要在一个国家暴力体系中寻求安全。
学院和大学的随行牧师肩负着一项独特而卓越的工作，即表达我们作为学者愿意成为一个社群，尽管并不完美，但仍致力于创造一个热情、公平、包容且积极参与的学术氛围。 当穆斯林学生走进我们的校园时，他们会受到基督教特权的冲击。 这种特权被定义为“在美国高校中，基督教信仰通常被赋予的自觉和潜意识的优势”。 这反映在大学校历与假期、饮食、节日庆典与礼拜、空间、课程与语言、基督教世俗化以及安全等方面。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和塔里卡·A·努里丁解释说，穆斯林学生可能会遇到：
- 欧洲中心主义的课程 - 饮食限制（无猪肉、无酒精） - 可能与穆斯林节日冲突的校历 - 校园内缺乏实体礼拜空间 - 与礼拜时间冲突的课程 - 威胁/骚扰/学生恐吓。 随行牧师如何让穆斯林学生在这种环境中更轻松地生存？ 当我们服务穆斯林学生时，我们谴责学术界和国家中存在的歧视、种族主义、帝国主义、特权和排他性的不义。 我们监督着年轻而好奇的、爱冒险的、脆弱的、困惑的、觉醒的、迷茫的、自以为是的、不知所措的，以及那些根据你的经验填补空白的人们之间的互动。 我们帮助那些经历信仰危机的人，那些渴望在好工作、房子和家庭之外寻求生活意义的人，以及那些渴望认识造物主及其在生命中意义的人。 对一些人来说，我们是黑暗小巷里的路灯；对另一些人来说，我们是温暖而关怀的提醒。 我们有幸与年轻人共事，他们正处于人生中最重要的决策时刻，从确定未来职业到拥抱寻找宗教身份的需求，再到辨别他们最深层的价值观，以及莎伦·达洛兹·帕克斯所称的“值得追求的梦想”：“在尊重年轻灵魂潜力的世界中，将自己想象为成年人。” 在个人和精神发展时刻支持学生、教职员工，一直是大学随行牧师明确的角色。 从随行牧师陪伴学生经历深刻转变的文化沉浸式朝圣，到提醒个人和机构回归更高使命的日常工作，再到在危机时刻以优雅姿态应对，随行牧师丰富了他们所在社群的生活。 我相信，随行牧师最有资格也最适合协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在以白人为主的机构（PWIs）中追求接纳、认可、自由、正义和平等。 以下是我帮助随行牧师在此项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建议。
建议
• 通过邀请学生使用校园专用礼拜空间来鼓励他们的精神发展，该空间应支持每日五次礼拜、主麻日礼拜、学习小组（halaqas）、研讨会、开斋节庆祝活动、斋月开斋饭（iftars）等活动。 给予他们个人的邀请。 在那个空间里，邀请黑人演讲嘉宾，而不仅仅是在黑人历史月期间。 如果你需要一份资深哈提布（khateebs，即主麻日讲道人）名单，我很乐意与你分享。 霍华德大学的主麻日讲道（khutbahs）99%由黑人伊玛目主持。 此外，不要在举办黑人历史月活动时只邀请白人演讲者。
《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一书解释说，“精神成长能提升其他大学成果，如学业表现、心理健康、领导力发展以及对大学的满意度。” 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许多学生正在努力寻找自我，寻找脱离家庭、脱离家庭结构后的自己。 当你身为黑人穆斯林并感到不被需要时，这变得更具挑战性。 让黑人哈提布主持主麻日礼拜并在其他活动中发言，能够赋予黑人学生力量；代表性很重要。 这也向其他学生展示了黑人伊玛目和伊斯兰学者的价值。 所有这些都将帮助学生在校园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优异成绩。
• 建立一个环境，让学生能够创造自己作为穆斯林的身份，而不仅仅是移民穆斯林的复制品。 许多人正在寻找具体而真实的东西，独立于媒体中常见的穆斯林刻板印象。 身为黑人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洲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加勒比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身为非裔拉丁裔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在《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中解释了会众在引导青少年精神成长并获取宝贵知识、能力和人脉时可以提供的三个“维度”（或行动集群），包括道德秩序、习得能力、社会与组织技能。 对于黑人学生来说，这三个因素至关重要，但如果他们感到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更大的群体之外，就很难实现。 必须通过非正式和正式两种邀请方式，让这些学生成为团体的一部分。 通过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与他们建立真正的联系。 当你在活动中没看到他们时，要主动关心他们的近况。 仅仅发送传单或发布邀请可能只会吸引一部分人，而无法触及其他人。 通过建立个人联系来主动接触他们。 处于边缘地位的黑人穆斯林学生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激励。 随行教士可以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一旦融入团体，学生们就能迅速学习道德准则和学习能力。 社会和组织技能的培养应包括让黑人学生担任领导角色。 他们将为正在进行的工作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将赋予他们力量，并打破任何关于黑人穆斯林不适合担任领导者的刻板印象。
• 创造一个空间，通过各种活动让学生们在伊斯兰教中共同学习。 这样可以建立起彼此间的纽带。 学生们的水平可能参差不齐，但可以实行“互教互学”。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建议，制定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对我们的工作和事工非常合适。 我相信这对学生们来说也很有益处。 如果他们拥有一个“情感健康的日程表”，使他们能够成为校园穆斯林团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将使他们能够作为穆斯林共同学习。 这个日程表可以包括周二的哈拉卡（学习小组）、周五的聚礼（Jummah）、第一个周四的穆斯林学生会（MSA）会议，以及每隔一周和每月重复的社交活动。 如果可能的话，核心点应该是祈祷空间，它可以作为一个聚会场所。
通过看到接纳黑人学生的价值，它也让其他学生能够制定“情感健康的日程表”。 两个群体都能学到共同工作的重要性，并带着可应用于清真寺领导工作的技能离开大学。 学生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伊斯兰知识来到这里，通过互相学习可以获益良多。 尽可能让每位学生负责教导另一位学生。 这让团体能够共同学习，并创造出持久的社交技能。 效仿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迁徙到雅特里布（即现在的麦地那）时的榜样。 早期的穆斯林除了对安拉的信仰外，一无所有。 先知穆罕默德将迁徙者与雅特里布的信士们结成了对子。 先知 ﷺ 建立的这种兄弟情谊基础，建立在相互的经济和心理支持以及彼此继承的原则之上，这反过来为迁徙者提供了支持，帮助他们克服了因思乡之情而感到的悲伤和痛苦。 建立伊斯兰学习小组，将新生与在校生配对，以交流学习。 帮助黑人穆斯林学生克服他们在以白人为主的大学（PWI）中感受到的悲伤和痛苦。
• 在活动中展示多元化的文化代表，如食物、纳希德（宗教歌曲）和口语艺术家，这些应代表所有学生的传统，而不仅仅是因为人们认为那是“伊斯兰的”就只展示中东或南亚文化。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博士希望宗教生活专业人士了解，青年群体是一个日益变化且多元化的人群：
现在已经没有一种“万能”的青年文化了。 那种文化确实存在于前两波青年文化浪潮中。 但很可能，它再也不会出现了。 在不久前的过去，普通高中的生活完全围绕着橄榄球运动员和啦啦队长转。 今天的高中……是各种亚文化的混合体……青年文化的碎片化给青年工作者带来了巨大的方法论困境，尤其是那些沉浸在“正确的项目就是答案”思维中的人。
真的存在所谓的“正确项目”吗？ 如果你认为一个项目就能适合所有学生，那你就走错路了。
当穆斯林学生会（MSA）只想提供他们认为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文化食物，或者只代表地球上某一个地区，而排斥全球其他多元化的伊斯兰文化代表时，这一点尤为重要。 提供披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提供鸡翅和薯条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只提供南亚或中东食物，可能会被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视为一种微歧视。 可以考虑 Native Deen 的纳希德（带打击乐的人声演唱），以及阿米尔·苏莱曼（Amir Suleiman）和/或阿里兄弟（Brother Ali）的口语表演。 一份菜单无法满足所有人。
• 鼓励学生参与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跨宗教活动，从而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穆斯林身份认同。
哈特福德神学院的阿代尔·卢米斯博士在讲座中解释说，对于21世纪的青少年，研究表明社会经济状况、种族、民族、出生国、父母家庭动态、家庭宗教参与以及他们在学校、会众或社区中遇到的其他青年，可能会以不同方式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未来的会众参与度。 青少年大多就读于学生来自不同宗教、教派、无特定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者的学校，因此他们会听到其他观点。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青少年会参与会众之外的体育、俱乐部和社交活动，这会占用他们的时间和兴趣，使其偏离宗教仪式和学习。
当黑人学生在校园里经历种族歧视时，受欢迎的穆斯林学生会（MSA）可以成为他们逃避现实世界的避风港，让他们只待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他们可能会产生较低的自我价值感，并变得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许多穆斯林学生也想探索并参与校园里的不同领域，但种族歧视的刺痛感可能会让他们望而却步。 穆斯林学生会可能是他们的起点，但随行教士可以鼓励他们参与其他活动，如学生会、跨宗教团体和替代春假活动。 随行教士可以留意学生之间的互动，并鼓励其他学生为可能感到被排斥的黑人穆斯林留出空间。 大家可以共同鼓励他们参与校园里的各种活动。 这些学生生活在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世界里，他们在校园里学到的东西，就是他们带到校外生活中去的东西。 在霍华德大学，我总是留意那些看起来迷茫或被冷落的学生。 我会想办法让他们参与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来。 我还会建议他们参与一些他们可能从未考虑过的活动。
• 鼓励穆斯林学生、教职员工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 卢米斯博士解释说：“我们不能再指望年轻人会自己走进会众的大门。 相反，我们必须优先走出我们的围墙，去接触这一代人，并共同创造真正繁荣的信仰社区。”
学生们很容易在校园生活的挑战中迷失方向。 哈莉玛（Halima）感到无处可去。 她只是逐渐远离了穆斯林学生会，转而投向了黑人学生会（BSU）。 这种挑战可以有积极的一面。 在黑人学生会与哈莉玛的经历对许多学生来说具有教育意义。 她让其他黑人学生接触到了伊斯兰教，而这些学生可能从未在社交和文化层面上与穆斯林学生互动过。 Alhamdullilah（赞美安拉）。 这在消除针对穆斯林的迷思和刻板印象方面是一次胜利。 然而，如果有一位穆斯林随军牧师注意到她缺席了活动，他本可以主动联系她，鼓励并引导她融入另一个真正充满活力的社区。 在与她交谈后，这位牧师还可以引导穆斯林学生协会（MSA）的领导层，让他们以更热情的态度对待哈莉玛（Halima）以及像她一样感到被边缘化的学生。 霍华德大学既有白人归信者，也有移民穆斯林，我特别努力确保他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中都拥有参与感。
• 通过适当的活动帮助学生建立兄弟姐妹般的情谊，并邀请教职员工担任导师参与其中。
弗恩·L·本格斯顿（Vern L. Bengtson）认为，青年在信仰传承方面受其直系亲属、父母和祖父母的影响最大。 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校园里，学生们互动的人也可以变得像家人一样。 这些成年人最有条件让黑人穆斯林学生感到受欢迎，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他们可以像父母那样，为学生树立恰当的行为榜样。 他们可以帮助学生应对在聚会中为他人腾出空间的挑战。 在霍华德大学，我们的主麻日礼拜由学生、教职员工共同参与，他们同时也参与了穆斯林学生协会的其他活动。
• 将学生与周边的校外社区联系起来，并寻找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方法。
达蒙·梅尔（Damon Mayrl）和弗里登·奥尔（Freeden Oeur）解释说：“加强学生宗教承诺水平的最佳活动包括：参与志愿工作、向慈善机构捐款、加入校园宗教组织，以及与同龄人、教职员工讨论宗教问题。” 鼓励所有穆斯林学生加入穆斯林学生协会，有助于创造出加强学生宗教承诺的最佳活动。 学生们可以建议开展社区服务项目，例如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物、提供指导和辅导等。 当所有学生的想法和建议都被纳入考量时，他们都会感到自己受到欢迎。 在霍华德大学，穆斯林学生协会曾与乔治城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美利坚大学、乔治梅森大学和马里兰大学的穆斯林学生协会合作，为无家可归者制作背包，里面装满了他们在校园里收集的洗漱用品。 这次活动将一群多元化的穆斯林学生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结论
黑人学生所面临的种族主义问题，并不会因为他们踏入美国任何一所主校区就消失。 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都曾发现过绞索，例如美利坚大学、马里兰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等，这仅是其中几例。 黑人学生通过标签 #feartheturtle（恐惧海龟），详细描述了他们在马里兰大学所经历的种族主义。
推文内容包括以下几条：
我在大学公园校区的第一周，一个白人孩子在派对上告诉我，奥巴马是只猴子，所有的黑人女孩都很丑 #FearTheTurtle
我在麦克尔丁（McKeldin）图书馆复习完中文期末考试后离开了。 我被校园警察拦下了。 “先生，我为什么被拦下？” “你看起来不属于这里。 你从哪儿来？” #FearTheTurtle
这些就是黑人学生在著名的马里兰大学的经历。 那么黑人穆斯林的处境又是如何呢？ 贾米拉（Jamillah）是霍华德大学的毕业生，目前在马里兰大学读研究生。 她经常回到霍华德大学参加主麻日礼拜和其他穆斯林学生协会的社交活动。 当我问及她在那里的参与情况时，她解释说那是一段痛苦的经历。 她想参与有关警察暴行的问题，但被告知那是“非伊斯兰的”，他们只关心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问题。 在他们看来，黑人穆斯林面临的问题被斥为非伊斯兰的。 回到优先权和权威的等级制度上来。 然而，对于黑人穆斯林和其他穆斯林来说，解决警察暴行问题绝对是伊斯兰的。
随军牧师的大部分工作集中在以我们所关怀的人可能甚至未曾察觉的方式，去支持学生、同事和机构生活。 黑人学生和穆斯林学生往往希望并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以使大学生活更有意义和价值。 我们作为牧师的工作，使我们处于传统与创新、世俗与神圣，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希望与绝望的交汇点上。 永远选择希望。 黑人穆斯林学生迫切需要牧师代表他们进行干预，而这些建议可以帮助牧师完成这项神圣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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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谢尔曼·A·杰克逊（Sherman A. Jackson），《伊斯兰教与黑人美国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位置 172–73，Kindle版。
• 《提尔米齐圣训集》：第1970段，被阿尔巴尼（al-Albani）判定为真实圣训。
• 乔安娜·沃尔特斯（Joanna Walters），“社区哀悼堪萨斯城仇恨犯罪中遇害的索马里穆斯林少年”，《卫报》，2014年12月6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s ... -hate。
• 奥马尔·埃特曼（Omar Etman），“对于黑人穆斯林学生来说，这是一场双管齐下的团结之战”，PBS，2016年8月13日，https://www.pbs.org/newshour/n ... llies。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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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立德·A·贝敦（Khaled A. Beydoun），“穆斯林哀悼的颜色”，半岛电视台，2015年2月15日，https://www.aljazeera.com/inde ... .html。
• 贝敦，“穆斯林哀悼的颜色”。
• 穆娜·米尔（Muna Mire），“迈向黑人穆斯林的抵抗本体论”，《新调查》，2015年4月25日，https://thenewinquiry.com/towa ... ance/。
• W·E·B·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黑人的灵魂》（纽约：口袋书出版社，2005年）。
• 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
• 埃特曼，“双管齐下的战斗”。
• 露西·A·福斯特-史密斯（Lucy A. Forster-Smith），《21世纪的大学牧师工作：美国校园事工实践的多信仰视角》（伍德斯托克，佛蒙特州：SkyLight Paths出版社，2013年），位置 87–89，Kindle版。
• 特里西娅·塞弗特（Tricia Seifert），“理解基督教特权：管理精神多元化的张力”，《关于校园》第12卷，第2期（2007年），10–17，https://doi.org/10.1002/abc.206。
• 约鲁巴·T·穆塔卡比尔（Yoruba T. Mutakabbir）和塔里卡·A·努里丁（Tariqah A. Nuriddin），《高等教育中的宗教少数群体学生》（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年）。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1–64。
• 福斯特-史密斯，《大学牧师工作》，位置 167。
• 亚历山大·W·阿斯廷（Alexander W. Astin）、海伦·S·阿斯廷（Helen S. Astin）和詹妮弗·A·林德霍姆（Jennifer A. Lindholm），《培养精神：大学如何提升学生的内心生活》（旧金山：乔西-巴斯出版社，2011年）。
•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Christian Smith）和梅琳达·伦德奎斯特·丹顿（Melinda Lundquist Denton），《灵魂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精神生活》（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马克·德弗里斯（Mark DeVries），《可持续的青年事工：为什么大多数青年事工无法持久以及你的教会能做些什么》（萨里山，新南威尔士州，澳大利亚：Read How You Want出版社，2010年）。
• “迁士与辅士之间的兄弟情谊”，伊斯兰问题网， 。
• 阿代尔·卢米斯（Adair Lummis），“应对青年问题”（讲座，哈特福德神学院，哈特福德，康涅狄格州，2017年1月1日）。
• 卢米斯，“应对青年问题”。
• 弗恩·L·本特森（Vern L. Bengtson），《家庭与信仰：宗教如何代代相传》（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3页。
• 达蒙·梅尔（Damon Mayrl）与弗里登·厄尔（Freeden Oeur），“宗教与高等教育：现有知识与未来研究方向”，《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8卷，第2期（2009年），doi:10.1111/j.1468-5906.2009.01446.x 。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99–200。
• 福斯特-史密斯（Forster-Smith），《学院与大学牧师服务》，位置。 188–189。
关于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MalcolmX，你应该知道的5件事
评论 • Nura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47 次浏览 • 2023-02-24 07:01
MalcolmX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位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跟同期的马德路德金，拳王阿里一样，收到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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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colmX是美国黑人平权运动中的知名人物，这位黑人穆斯林人权领袖跟同期的马德路德金，拳王阿里一样，收到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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