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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球员信念解读：一句关于造物主的名言再次被转发

背景：Paul Pogba为何常被穆斯林球迷关注？

Paul Pogba 是法国足球运动员，他的公开信仰表达经常被穆斯林球迷和体育账号转发。

摘要

据 X 账号 Muslim 发布的帖子，Paul Pogba 的一句信仰语录被再次转发，内容强调无论处境如何都要保持对造物主的信心。


图片说明：“永远保持对造物主的信心，因为造物主也相信你。”

“永远保持对造物主的信心，因为造物主也相信你。”

——Paul Pogba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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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帖文解读：耐心、努力与造物主安排

背景：Djed Spence是谁？

Djed Spence 是英格兰足球运动员，这条 X 帖关注他在社交媒体上谈到穆斯林信仰与个人反思。

摘要

据 X 账号 Muslim 发布的帖子，英格兰球星 Djed Spence 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对穆斯林信仰的感悟，内容聚焦信仰、努力和造物主的安排。


图片说明：耐心、努力与造物主的安排。


图片说明：Djed Spence在英格兰队比赛中跪地举手祈祷。

英格兰足球明星 Djed Spence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对穆斯林信仰的思考。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re-all-religions-the-same-islam-and-the-false-promise-of-perennialism
原文标题：Are All Religions the Same? Islam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erennialism
作者：Tom Facchine
作者简介：汤姆·法钦（Tom Facchine）：汤姆·法钦伊玛目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伊斯兰与社会研究主任。他同时也是莱格西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nternational Online High School）的讲师，教授古兰经注释学（Tafseer）和伊斯兰历史。他于2011年获得瓦萨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并于2015年至2020年在麦地那求学，获得了伊斯兰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学士学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治思想和解构当代意识形态方面。

副标题：一文读懂宗教比较：从真理主张、救赎观到伊斯兰信仰边界
摘要：本文回应“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说法。作者说明，永恒主义看似包容，却会抹平不同宗教的核心真理主张，而伊斯兰既承认先知传统，也坚持启示真理。



图：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吗？ 伊斯兰教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宗教体验与信仰的“播放列表化”

从一开始，永恒主义就通过强调古代智慧的传承，而牺牲了间歇性的启示和先知的干预，从而将经典边缘化。 它通过运用深奥与浅显的二分法进一步边缘化了经典，借此，永恒主义者可以轻易地驳回那些违反永恒主义论点的经典内容。 取而代之的是，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在揭示真理方面的首要地位。 马克·塞奇威克在展示这一特征如何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时写道：

这一精神过程的结果就是神秘体验：普罗提诺所说的“与神相似”（homoiosis to theo），苏菲派所说的“湮灭”（fana），以及其他目的下的“合一”。 根据普罗提诺的后继者扬布里科斯的说法，合一的一个结果是，达到“与神相似”境界的人可以获取并传达神圣知识。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合一赋予了修行者获取神圣知识的独特途径。 东方学家总体上，特别是永恒主义者，甚至在其他传统中寻找表面上相似的概念，以此作为一种便捷的手段，来削弱人们对有组织宗教及其权威和教义的认同。

在当代西方语境下，我们担心的与其说是神秘体验被过度强调，不如说是个人对宗教的体验被注入了一种准神秘的权威，以至于它被视为比神圣启示本身更真实、更正确。 正如一位非穆斯林大学生对我直言不讳地说的那样：“我不希望外部的宗教权威告诉我，我的精神体验是不对的。”

这种转变促使穆斯林青年中出现了一种新兴情绪，即他们认为从其他宗教传统和精神实践中获益，会排挤或边缘化伊斯兰的实践。 有些人声称从瑜伽和冥想中获得的益处比从礼拜（ṣalāt）中获得的更多，尽管后者在我们神圣法律中作为感恩的最崇高表达，其地位是崇高且明确的。 将那些并非由我们的造物主或最优秀的创造物直接传达的实践置于优先地位，掩盖了一种将个人体验置于启示之上的个人倾向。 在这里，经典受到了与有组织宗教同样的轻蔑对待。 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有问题的并非“有组织宗教”整体，而是基督教会组织和行使权力的特定方式。 意识到欧洲的宗教体验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使我们能够以比“有组织/无组织”这种粗糙二分法更细致的方式来思考宗教。 现在我们可以问：“是谁在进行组织？” 或者，“我的宗教是根据什么原则和方法被组织的？” 当我们真正的问题是更具体的东西（例如欧洲基督教的教会威权主义）时，抨击整个“有组织宗教”对我们毫无益处。 事实上，我们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矫枉过正。

信念和承诺必须由某人以某种方式进行组织。 没有人的信念和承诺是随机的；即使人们自称为“有灵性但无宗教信仰”，其表面之下仍然存在着组织这些承诺的结构。 因此，“有灵性”并不代表处于宗教组织之外的空间，而是指修行者自己承担起组织自身信仰和实践的责任的情况。

用这些术语来说，你自己组织宗教实践时可能出现的未预见问题就变得更加清晰了。 主要问题之一是避免确认偏误。 我的一位亲戚曾对我说：“我不需要去教堂敬拜造物主。” 从技术上讲这或许没错，但如果你没有第三方——即你自身之外的人——的输入，你怎么能确定自己不是在制造一个回音室，只听那些你想听的肯定性信息，却避开了那些促使你承担责任并成长的信息呢？ 或者，如果你倾向于自我批评，又有什么能保证你不是在用那些让你自我感觉糟糕的负面信息包围自己，而不是去寻找那些能激励你的信息呢？ 永恒主义（Perennialism）因对有组织宗教的怀疑，高估了个人公平且全面地组织自身宗教实践的能力。

社交媒体算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在浏览信息流时，我们可能会觉得一切尽在掌握，甚至会对我们所能接触到的海量内容感到印象深刻。 但我们没有看到算法是如何利用我们的偏好，来限制我们接触那些我们永远无法知晓的事物。 当我们自行负责组织宗教和精神实践时，结果就是信仰的“播放列表化”，即我们自身的偏好和对肯定（或自我批评）的渴望，可能会阻碍我们接触到精神上真正需要的东西。

在被启蒙运动的过度理性边缘化之后，重新发现身体重要性的趋势进一步巩固了这些感官认知。 像贝塞尔·范德考克（Bessel van der Kolk）所著的《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这类书成为了畅销书，它们迟来地关注了创伤的影响，并以认识论的方式认真对待身体。 但是，正如历史钟摆的每一次摆动一样，我们需要确保保持平衡，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身体感知和体验的局限性这一事实，应该让我们对个人经验揭示神圣真理的能力保持适度的不确定性。

有一句中国成语反映了这一现实：“杯弓蛇影”。 它指的是一个关于客人被主人招待喝茶的古老故事。 客人低头看杯子时，发现里面好像有一条虫子，但他不想冒犯主人，还是把茶喝了下去。 客人回到家后，一直担心自己吞下了虫子。 果然，第二天醒来时，他感到极度恶心和发烧。 他在床上病了好几天，直到那位请他喝茶的朋友来探望他。 病人坦白说，那天茶杯里有一条虫子，为了不显得失礼，他把它吞了下去。 朋友感到很惊讶，急忙跑回家看看茶里是否真的有虫子。 然而，当他倒上一杯茶时，他意识到根本没有虫子——那只是挂在墙上的弓，倒映在茶杯里。 他急忙跑回去告诉朋友这个好消息，当得知真相后，病人的症状瞬间消失了。

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了给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辩护，也不是为了否认他人的经历，而是为了承认身体及其带来的经验是有局限性的。 换句话说，身体里有真理，但身体并不垄断真理。 如果自我之外没有真理，宗教实际上就毫无用处。

这里还有一个讽刺之处：如果我们像永恒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因为怀疑他人的宗教解读而排斥有组织的宗教和宗教权威，那么是什么让我们对自己如此自信呢？ 这种片面的怀疑论只有在我们假设他人曲解经文仅仅是因为他们动机不纯，或者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权力和特权地位时，才说得通。 但宗教误读背后还有其他因素，例如妄想、利益冲突和一厢情愿。 更重要的是，如果宗教权威都无法免受这些力量的影响，又是什么让我们认为自己可以呢？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清醒的事实：我们无法免疫，误读背后的因素不仅是政治和历史性的，它们也是道德层面的，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永恒主义并没有真正处理这一现实。

在人类经验能否抵达神圣真理的问题上，伊斯兰教占据了中间立场。 一方面，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被问及罪的本质时，他回答说应该问问自己的内心。 先知 ﷺ 也曾提到体验“信仰的甜蜜”，如果我们的个人经验毫无价值，这种说法就毫无意义。

话虽如此，关于人类经验的局限性，仍有重要的警示。 安拉说：

“也许你们厌恶某事，而那对你们是有益的；也许你们喜爱某事，而那对你们是有害的。” “安拉知道，而你们不知道。”

安拉也告诉我们，魔鬼之所以如此成功，正是因为它让邪恶看起来像是善行。 安拉说，易卜劣厮（Iblīs）曾说：

“我必诱导他们，我必使他们产生（罪恶的）私欲，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将割掉牲畜的耳朵；我必命令他们，他们将改变安拉的创造。” 凡舍安拉而以撒旦为盟友的人，确实遭受了明显的损失。 撒旦应许他们，并诱发他们的私欲。 但撒旦对他们的应许，不过是欺骗。

这些经文表明，我们需要一种超越我们自身的权威，来帮助规范我们的体验，组织我们的宗教实践，并对我们进行约束。 如果没有这种约束，我们所体验到的所谓“精神成长”，实际上可能是一种自我毁灭。 尽管世俗学者声称宗教主要是一种人类活动，但它实际上是由造物主传达的一套内在状态和外在实践体系，被造物主视为有效的感恩表达。 “爱的语言”这一概念在此很有启发意义；正如我可能浪费时间、金钱和精力去给一个对花过敏的配偶买花一样，我也可能在某件事上辛苦劳作，认为（或体验到）自己在崇拜造物主，但安拉在后世却告诉我，那根本不是崇拜，也不是有效的感恩表达。

当然，在崇拜中，我们的主观体验确实有一席之地，比如品尝信仰的甘甜，对造物主心怀敬畏，以及像亲眼见到安拉那样去崇拜。 但我们绝不能将崇拜中那种崇高的体验误认为是目的本身。 它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即天堂和安拉的喜悦。 当我们把崇拜的体验置于崇拜的对象之上时，我们自己的崇拜体验就成了目的本身，甚至可能导致我们愿意离开伊斯兰教坚实的根基，去别处追求那种崇高的体验，从而实际上是以自我及其体验为中心，而非以造物主为中心。 历史上确实不乏自封的导师和假先知带来的警示故事。 看看弗里特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关于圣母玛利亚的神秘幻象。 引用塞奇威克（Sedgwick）的话很有价值，他利用舒昂自己的日记和通信，记录了舒昂为自己陷入迷途所做的内心辩解。

舒昂起初并不确定该如何解读他1965年的那些经历。 第一个问题是，这些经历究竟是真实的幻象还是虚假的幻象。 舒昂认为，真实的幻象可以通过它对接受者产生的有益影响来与虚假的幻象区分开来，而这次幻象产生的有益影响是让他摆脱了对书籍、报纸和戏剧的迷恋，他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沉溺于其中了。 在这种背景下，舒昂没有考虑他幻象的另一个影响：“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要像她（圣母玛利亚）的婴儿那样赤身裸体的需求”。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舒昂只要独自在家，就会脱掉衣服。 一旦舒昂认定他的经历是真实的幻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解读它们。 他最终的结论是，这一幻象标志着“与天堂建立了一种特殊关系”的到来。 “[...]” 显而易见，舒昂认为这标志着他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从阿拉维教团（Alawiyya）的谢赫（这是他在1937年早期的幻象中被赋予的职位）转变为一个超越伊斯兰教的、更普遍的角色。

舒昂后来的丑行包括绘制圣母玛利亚的裸体画、多次性不端行为，以及一系列邪教般的怪异行径。 他对圣母玛利亚的处理方式以及随后的风流韵事，甚至让他的同僚“永恒主义者”们都感到震惊，加剧了舒昂与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之间早先的分裂。 如果主观体验是我们主要的指南，那么魔鬼就在我们身边，随时准备欺骗我们。

在我们的伊斯兰传统中，有一个关于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Shaykh ʿAbd al-Qādir al-Jilānī）的著名故事，他经历了一次起初看起来像是神秘幻象的事情。 云层聚集，从遥远的彼岸传来一个轰鸣的声音，宣称它正是安拉本人，并说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吉拉尼已经达到了如此高深的灵性境界，以至于现在被允许做其他人所不被允许做的事情。 谢赫立即厌恶地吐了口唾沫，并诅咒了那个声音，随后那个声音显露了原形，原来竟是撒旦。 在故事的一个版本中，撒旦表示很惊讶自己被识破了，因为在吉拉尼之前，它已经欺骗了无数的学者和崇拜者。

确实，体验只能带我们走这么远，之后它就容易陷入幻觉。 安拉的尊名之一是“真理”（al-Ḥaqq），因为他是终极实在，也是关于何为“真实”的最可靠的指引来源。 无论是我们对宗教文本的研读，还是对自身体验的解读，我们都需要一个外部权威来保持我们的诚实，防止我们自己的偏见引导我们走上自我放纵的毁灭之路。 事实上，我们宗教的名字——由安拉而非我们所选择——就是“顺从”，即伊斯兰（Islam）。

永恒主义被征用

尽管永恒主义在许多重要方面存在分歧，但它已被另一种同样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且更为强大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所放大并征用，那就是世俗主义。 世俗主义最初是一个描述从修道生活向教士生活过渡，进而指代教会财产向平民转移的术语，最终演变为现代性中几种霸权政治方案之一，从根本上重塑了大部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体验。

这种转变之一，就是用一种超越性的政治身份取代了以往的宗教社会身份。 这种转变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人主要以民族国家及其公民身份来思考和认同，而将穆斯林群体（ummah）、基督教世界或其他灵魂共同体置于次要地位。 永恒主义也采取了类似的举措，但它不是用政治范畴取代宗教范畴，而是用一种所谓的“更具超越性”的灵性身份，去取代另一种灵性身份。

法国神秘主义者杰拉德·恩考斯（Gérard Encausse）在总结这种情绪时说得很好：

真理是唯一的，没有任何流派或宗教可以独自宣称拥有它……在每一个宗教中，都能找到单一真理的显现。

因此，永恒主义将自己标榜为一种“元信仰”，一种超越性的真理，它胜过其他宗教那些所谓的超越性（但在其看来是狭隘的）真理。

世俗主义和永恒主义在宣称中立的同时，掩盖了它们在历史上的根深蒂固以及各自特定的形而上学承诺体系。 两者都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尽管世俗主义受到的影响更深。 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依赖启蒙运动式的怀疑论来清除其他对超越性真理的宣称者，但其核心内容实际上是重新包装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

世俗权力迫使宗教在被超越和被纳入治理的过程中发生改变。 永恒主义在进行超越的过程中，同样也在摧残其他信仰传统。 为了维持“所有宗教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深奥核心”这一论点，永恒主义必须剔除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不便教义和实践，通常会以“外在主义”的指控来否定它们。

这一点，加上永恒主义以牺牲个人宗教体验为代价对启示和经典的边缘化，也很好地契合了世俗主义和唯物主义的自我观，即将信仰概念化为非本质的、可替代的，从而也是可抛弃的东西。 同样，永恒主义强调神圣知识的传承而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启示，这与世俗主义认为宗教是人类事业而非神圣事业的假设如出一辙。

在将外在主义描述为宗教和救赎的附带而非本质特征时，永恒主义利用了它与世俗主义共同持有的对宗教权威、组织化宗教和正统教义的怀疑与蔑视。

世俗主义的超越意志本意是通过发现一个令人满意的“最低共同点”来促进政治稳定和可治理性。 永恒主义采取了类似的举措，寻找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点，并在此过程中淡化和去政治化了其真理概念。 这种被阉割的愿景，反过来为世俗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工具，用以中和那些对超越性真理的竞争性宣称以及替代性的超越性政治想象。 永恒主义为其他宗教提供神学合法性的方案，与自由主义政治中关于宽容、包容和多元文化的价值观相契合。 事实上，永恒主义、普遍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破坏对终极真理的替代性宣称的意识形态，实际上都是世俗主义的关键征用对象，它们被允许繁荣发展，以削弱世俗主义的“他者”。

因此，永恒主义者比你想象的要多，尤其是在学术界。 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和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都是永恒主义者。 尤利乌斯·埃佛拉（Julius Evola）、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和查尔斯三世国王都是永恒主义者。 甚至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也是一位永恒主义者。 永恒主义的思想和感性在北美宗教文化中甚至更为普遍。 请记住，从欧洲的经验来看，神学的确定性和排他性是一个强大的触发因素，被认为会导致政治暴力和压迫。 许多人确实担心，为了成功地宽容他人，我们也必须承认他们的神学是有效的。 值得庆幸的是，伊斯兰教可以理清这些顾虑。

真正的永恒真理，请站出来好吗？

尽管永恒主义者有种种缺点，但他们确实察觉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即世界各大宗教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共性，而这种共性合理地指向了一个共同的造物主来源，而非人类来源。 然而，他们在识别这一共同线索是什么以及解读其含义方面，却严重偏离了目标。

永恒主义者紧紧抓住神秘主义这一线索，将其视为所有宗教的共同本质。 然而，为了使这一观点站得住脚，他们不得不刻意淡化各宗教之间根本且无法调和的差异，转而强调外在宗教与内在宗教之间的鸿沟。 在执着于后者时，永恒主义者成了自身固有观念的受害者，这种观念带有鲜明的欧洲色彩，即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持怀疑态度。

更成问题的是传统主义者的解释，他们认为所有当代宗教都是失落的原始宗教不完美但有效的表现形式。 这种解释存在一个重大疏漏：即假设所有现存宗教都只拥有真理的残余。 这对基督教来说或许属实，但传统主义者却想当然地认为，适用于基督教的情况也适用于所有宗教。 他们没有尽职调查是否存在真正完整保存了原始教义的宗教，而是以偏概全，转而推崇“失落的原始宗教”这一概念。

真正的原始宗教现在是，且一直都是伊斯兰教。 永恒主义者苦苦寻找却未能发现的共同线索，实际上就是认主独一（tawḥīd）。 安拉说：

“在我之前，我所派遣的使者，都奉到我的启示：除我之外，绝无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伊斯兰教并没有淡化当今各宗教之间往往是根本性且互不相容的差异，而是承认并解释了这些差异，

“曾受天经的人，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才因互相嫉妒而分歧。”

这些人为造成的差异，加上早期先知使命的区域性特征，使得派遣后续先知变得必要，以引导人们回归认主独一（tawḥīd）的原始教义。 如果人类交流在任何时间点实现了全球化，且神圣的启示得到了完整保存，那么就不再有任何理由需要更多的神圣启示或先知了。

基督教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世界性宗教，它以显著的方式（往往伴随着暴力）传播到了每一个大洲。 然而，传达给先知尔萨（耶稣）的教诲已经失传，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使命变得至关重要。 安拉以其他任何神圣启示都无法比拟的方式保存了《古兰经》，使其成为理解造物主意愿的标准，取代了之前所有宗教的残余，并彻底终结了未来出现先知或神圣启示的可能性。 安拉说：

“我降示你（先知穆罕默德 ﷺ）这部包含真理的经典，以证实它之前所有的经典，并作为衡量它们的准则。” “因此，你要根据安拉所降示的来裁决他们，不要追随他们的私欲而背离你所获得的真理。”

因此，伊斯兰教是安拉唯一认可的宗教，正如他明确指出的那样：

“谁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其他宗教，那他所寻求的绝不会被接受，他在后世将是亏折的人。”

这正是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批评圣门弟子、第二任正统哈里发欧麦尔·本·赫塔卜阅读《托拉》（Torah）的原因，他宣称如果摩西当时还活着，除了追随穆罕默德之外别无选择。 这也是为什么安拉强调，生活在先知 ﷺ 时代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必须追随他才能获得引导，他说：

“如果他们信仰你们所信仰的，那么他们就获得了（正确的）引导；但如果他们背离，他们就陷入了分裂之中，安拉足以让你抵御他们。” “他是全聪的，是全知的。”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是从崩溃的基督教废墟中产生的，因此它不可磨灭地打上了日益后基督教化（post-Christian）的欧洲所面临问题的烙印。 作为穆斯林，后基督教时代的问题不一定非得成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不需要接受将神学确定性与政治暴力挂钩的做法。 事实上，我们可以借鉴我们自己的传统来教导他人：一个人既可以坚定自己的宗教信仰，并断然拒绝他人的信仰，同时仍然可以在相对和平与和谐中并肩生活。

北美穆斯林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有生之年从非欧洲地区移民过来的。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新地方定居，也意味着要介入一场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往往充满争议的思想对话。 我们必须仔细推断在我们到达之前对话中说了些什么，以理解导致对话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原因。

如果你走进两个正在激烈辩论的人中间，匆忙加入争论并支持其中一方，这并没有什么意义。 这样做会排除以更友好的方式结束辩论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你作为一名外部观察者，拥有一些能够帮助双方的见解的话。 作为穆斯林，加入反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合唱还为时过早，这也会错失一个机会，即从我们所处环境特定的宗教历史创伤中，去救赎和治愈这一空间。

我们穆斯林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的经典在启示时就被完整保存了下来，我们的学者群体是去中心化且独立的，我们的传统定义在于尊重专业权威与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平衡。 我们的遗产在于将坚定的信仰与公平及对生命的尊重结合起来。

伊斯兰教是世界学习这一教训的最后希望。 回到林斯（Lings）的意象，它不仅仅是那个作为背景、如阴影般山脉的神秘失落的原始宗教。 其他所有宗教，由于偏离了最初的神圣启示而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也都处于背景之中，被阴影和迷雾所笼罩。 唯有伊斯兰教这座山峰矗立在前景中，清晰可见，作为造物主为全人类提供的最终且被完整保存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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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一书对来源保持着严谨而详尽的忠诚，其叙事风格通俗易懂，语言运用既真实又鼓舞人心，反映了其所讲述故事的简洁与宏大。” 马丁·林斯（Martin Lings），《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剑桥：伊斯兰文本协会，2007年），封底。

• 例如，林斯观察到，人类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在象征意义上已被太空探索所取代，这被视为一种“向上及超越”的唯物主义等价物（24页）；人文主义因忽视了我们的精神潜能，实际上导致了人性的废除（30页）；而现代医学因忽视了灵魂的疾病，则导致了健康的废除。 马丁·林斯，《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剑桥：Arche Type出版社，2019年），31页。

• 林斯，《古代信仰》，8、15、18–23、32–33、43、47–48、53、56、58–59页。

• 林斯，《古代信仰》，15页。

• 林斯，《古代信仰》，19页。

• 林斯，《古代信仰》，19页。

• 林斯，《古代信仰》，53页。

• 林斯，《古代信仰》，63页。

• 林斯，《古代信仰》，62页。

• 《古兰经》3:85。

• 《古兰经》4:115；另见48:13。 这些段落更为明确，因为它们削弱了这样一种主张，即3:85中的“伊斯兰”实际上是“小写的伊斯兰”，即以任何形式顺从造物主，而不一定是通过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

• 林斯，《古代信仰》，56页。

• 关于对原罪的驳斥，见《古兰经》6:164、17:15、35:18、39:7和53:38。 关于对三位一体论的驳斥，见《古兰经》3:59、4:171、5:73和5:116。

• 《古兰经》6:21。

• 阿布·比拉勒·穆斯塔法·卡纳迪（Aboo Bilaal Mustafaa al-Kanadee），《马丁·林斯先知传记中的永恒主义毒素》，。另见G. F. 哈达德（G. F. Haddad），《对马丁·林斯〈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来源的生平〉的批判性阅读》，。

• 马丁·林斯与克林顿·米纳尔（Clinton Minnaar），《基础宗教：永恒哲学导论》（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州：世界智慧出版社，2007年）。

• 塞奇威克（Sedgwick），《传统主义》，359页。

• “普遍主义依然广受欢迎，尽管这个词现在并不常用。 在基督教葬礼上朗读鲁米（Rumi）或纪伯伦（Kahlil Gibran）诗歌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都是普遍主义者。 普遍主义是许多当代西方人的默认立场，即使这种立场并不常被命名。”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33页。

• 在提交本文草稿时，我将永恒主义比作一个令人恼火的对话者，他坚持认为自己所说的和你所说的是同一回事，或者认为你们之间的分歧只是语义上的，而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真正同意你的观点，你们之间的分歧相当实质。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27–29页。

• “因此，费奇诺（Ficino）提出了一种古代神学的传承，从摩西和琐罗亚斯德开始，传至赫尔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us）、俄耳甫斯（Orpheus）、扬布里科斯（Iamblichus，普罗提诺的追随者）、毕达哥拉斯，最后是柏拉图。 这种传承链条在当前知识体系下没有任何历史意义，但在十五世纪似乎是合理的。”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28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30–31页。

• 具体而言，宇宙从一个普遍灵魂中流溢出来，而该灵魂又从一个不可描述的单一造物主那里流溢出来，生命的目的是通过神秘主义的修行来超越并回归到“唯一者”那里。 参见塞奇威克（Sedgwick）所著《西方苏菲主义》（Western Sufism），第18–23页。

• 这些特质既是对安拉的定义，也是源于他尊名（如 al-Barr 至善者、al-Raḥmān 至仁者、al-Rahīm 至慈者、al-Hādī 引路者）的必然结果。

• 关于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关系的更多讨论，参见萨巴·马哈茂德（Saba Mahmood）的《虔诚的政治》（Politics of Piety，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

• 在一定限度内可能会出现细微差异，但这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 《古兰经》21:25。

• 例如，雨神无处不在的观念，或者神圣存在可以拥有后代的观念。

• 《古兰经》5:48。

• 《古兰经》中的例子包括安息日，它曾为犹太人制定，但后来被穆斯林废止。 参见《古兰经》4:47、7:163、16:124；6:146；3:49。

• 这是基督教神学中最明显的缺陷之一，即耶稣在新约中宣讲并由教会权威确立的造物主观念，与亚伯拉罕和摩西在旧约中宣讲的造物主观念存在巨大差异。 时代论（dispensationalism）和渐进启示论（progressive revelation）的教义隐含地承认了这一问题。

• 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Al-Muthannā ʿAbd Al-Fattāḥ）博士是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古兰经》注释学（tafsīr）教授。

•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的《大都会：现代性的隐藏议程》（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在《重申东方主义》（Restating Orientalism）中写道：“在最终脱离了传统道德原则的人类理性指挥下，[启蒙运动的]项目旨在创造一种普世文明，这种文明建立在特定的理性、物质主义、个人主义、自主性，以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对自然的统治之上。” 瓦埃勒·哈拉克，《重申东方主义：对现代知识的批判》（Restating Orientalism: A Critique of Modern Knowledge，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8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9页。

•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的《三十年战争》（The Thirty Years’ War，纽约：劳特里奇出版社，1987年），第210–11页。

• 虽然这段历史很重要，但世俗现代性确实夸大并利用了这种历史记忆，以神话化其自身在欧洲历史中的救赎角色。 参见威廉·T·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的《宗教暴力的神话》（The Myth of Religious Violence，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人论》（Essay on Man），第三书信，引自图尔敏的《大都会》，第131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Traditionalism），第45页。

•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反启蒙运动》，载于《逆流而行：思想史论文集》（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 马克·J·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从阿拔斯王朝到新时代》（Western Sufism: From the Abbasids to the New Age，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1页。

• 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世俗主义》，第69页，引自哈拉克的《重申东方主义》，第55页。

• 让-皮埃尔·洛朗（Jean-Pierre Laurant），《勒内·盖农眼中的隐藏意义》（Le sens caché selon René Guénon，洛桑：L’Age d’homme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欧仁-阿尔贝·皮尤·德·普沃维尔（Eugène-Albert Puyou de Pouvourville）也加入了昂科斯（Encausse）的马丁派教团。 另见塞奇威克的《反对现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第58页。

• 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长青哲学》（The Perennial Philosophy，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 赫胥黎，《长青哲学》，第210页。

• 灵斯（Lings），《古代信仰》（Ancient Beliefs），第56页。

• 重要的是，安拉接受了阿丹（亚当）的忏悔。 《古兰经》2:37。

• 在另一个例子中，盖农的合作者伊万·古斯塔夫·阿奎利（Ivan Gustaf Aguéli）为他们共同工作的期刊《灵知》（La Gnose）撰写了一篇关于“道教与伊斯兰教教义同一性”的文章。 参见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勒内·盖农与西方未来：一位20世纪形而上学家的生平与著作》（René Guénon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a 20th-Century Metaphysician，希尔斯代尔：Sophia Perennis出版社，2002年），第30页。

• 沃尔特·E·克拉克（Walter E. Clark），《评阿南达·K·库马拉斯瓦米的〈印度教与佛教〉》，载于《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8卷，第I期（1944年3月），第63–70页。 引自塞奇威克的《反对现代世界》，第35页。

• 塞奇威克，《反对现代世界》，第22页。

• 塞奇威克，《反对现代世界》，第22页。

• 这是长青哲学（Perennialist）作家几乎普遍的特征，包括盖农、他的传记作者沃特菲尔德、灵斯、舒昂（Schuon）、赫胥黎等人。 同样的人物和运动被反复引用：印度教的吠檀多，基督教的埃克哈特（Eckhart）和默顿（Merton），伊斯兰教的伊本·阿拉比（Ibn ʿArabī）和鲁米（Rumi）等。对于印度教、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内部那些与这些来源构建的长青哲学叙事相矛盾的传统，几乎没有严肃的处理。

• 参见，例如，https://www.rumiwasmuslim.com/ 。

• 鲁米，《玛斯纳维》（Masnawi），第1卷，第11部分，译者 @sharghzadeh，https://www.rumiwasmuslim.com/translations 。

• 莎拉·科诺弗（Sarah Conover）和陈慧（Chen Hui），《和谐：给孩子和家长的中国智慧宝库》（Harmony: A Treasury of Chinese Wisdom for Children and Parents，斯波坎：东华盛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6页。

• 科诺弗和陈慧，《和谐》，第19页。

• 道格拉斯·伍德（Douglas Wood）和程启奇（Cheng-Khee Chee），《老海龟》（Old Turtle，纽约：学乐出版社，2001年）。

• 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第252页。

• 关于“无宗教信仰者”（the nones）和“精神性但非宗教性者”（SBNRs）日益增长的现象数据，请参阅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 ... ious/ 和 https://www.mdpi.com/2077-1444/11/10/513。

• 关于对《身体从未忘记》（The Body Keeps the Score）一书的重要批判，请参阅克里斯汀·马丁（Kristen Martin）的文章《〈身体从未忘记〉以自助之名提供了不确定的科学》。 它并非孤例，《华盛顿邮报》，2023年8月2日，www.washingtonpost.com/books/2023/08/02/body-keeps-score-grieving-brain-bessel-van-der-kolk-neuroscience-self-help/。

• http://www.admissions.cn/culture/349792.shtml。这被称为“反安慰剂”效应，与更为人熟知的安慰剂效应相反。更多信息，请参阅 https://www.webmd.com/balance/ ... ealth。

• 《艾哈迈德穆斯纳德圣训集》（Musnad al-Imām Aḥmad），第18028段。

• 《布哈里圣训实录》（Ṣaḥīḥ al-Bukhārī），第6941段。

• 《古兰经》2:216。

• 《古兰经》4:119–20。

• 塞奇威克（Sedgwick），《反抗现代世界》（Against the Modern World），第150–51页。

• 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153页。

• 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173–74页。

•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所有宗教都一样吗？伊斯兰如何看待永恒主义的误区（下篇）》。

• 参见塔拉勒·阿萨德（Talal Asad），《世俗的形成》（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加利福尼亚州雷德伍德城：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年）。

• 热拉尔·昂科斯（Gérard Encausse）创立了马丁派教团（Martinist Order），盖农（Guénon）曾在此接受入会仪式。 引自马克·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传统主义与二十世纪的秘密知识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页。

• “然而，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传统主义者，他从伊利亚德（Eliade）的神话理解中得出的结论，与那些明确借鉴盖农、埃沃拉（Evola）和舒昂（Schuon）的传统主义者所持的观点具有可比性。 。 。 彼得森（Peterson）的永恒哲学（perennialism）与伊利亚德的一样，都持不可知论态度。 他将神话视为人类智慧的宝库，而非任何形式的启示产物。 他本人并未深入研究神话，而是主要依赖伊利亚德的叙述。”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第59页。

• 关于该主题的优秀论述，请参阅威廉·T·卡瓦诺（William T. Cavanaugh），《宗教暴力的神话：世俗意识形态与现代冲突的根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古兰经》21:25。

• 《古兰经》3:19。

• 《古兰经》5:48。

• 《古兰经》3:85。

• 《艾哈迈德穆斯纳德圣训集》，第14736段；被阿尔巴尼（al-Albānī）评为“优良”（ḥasan）。

• 《古兰经》2:137。

• 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大都会：现代性的隐藏议程》（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5页。

• 瓦埃勒·哈拉克（Wael Hallaq）在《重述东方主义》（Restating Orientalism）中写道：“在最终脱离了传统道德原则的人类理性指挥下，[启蒙运动的]计划旨在创造一种普世文明，这种文明基于特定的理性、物质性、个人主义、自主性观念，以及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的——对自然的统治。” 瓦埃勒·哈拉克，《重述东方主义：对现代知识的批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37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8页。

• 图尔敏，《大都会》，第79页。

•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三十年战争》（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1987年），第210–211页。

•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人论》（Essay on Man），第三书信，引自图尔敏，《大都会》，第131页。

• 塞奇威克，《传统主义》，第45页。

•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反启蒙运动》，载于《逆流而行：思想史论文集》（1979年；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2页。

• 这并不是说永恒哲学始于十九世纪。 早期的永恒哲学倡导者包括马尔西利奥·费奇诺（Marsilio Ficino，卒于1499年）。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本文稍后将阐明的，费奇诺本人正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主要复兴者。 但永恒哲学直到十九世纪才产生影响。

• 马克·J·塞奇威克，《西方苏菲主义：从阿拔斯王朝到新时代》（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61页。

• 吉尔·阿尼贾尔（Gil Anidjar），《世俗主义》，第69页，引自哈拉克，《重述东方主义》，第55页。

• 让-皮埃尔·洛朗（Jean-Pierre Laurant），《勒内·盖农眼中的隐藏意义》（洛桑：L’Age d’homme出版社，1975年），第53页。

欧仁-阿尔贝·皮尤·德·普武维尔（Eugène-Albert Puyou de Pouvourville）也曾在昂科斯的马丁派教团中接受入会。 另见塞奇威克，《反抗现代世界》，第58页。

• 阿尔道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永恒哲学》（纽约：哈珀常青出版社，2005年），第210页。

• 赫胥黎，《永恒哲学》，第210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re-all-religions-the-same-islam-and-the-false-promise-of-perennialism
原文标题：Are All Religions the Same? Islam and the False Promise of Perennialism
作者：Tom Facchine
作者简介：汤姆·法钦（Tom Facchine）：汤姆·法钦伊玛目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伊斯兰与社会研究主任。他同时也是莱格西国际在线高中（Legacy International Online High School）的讲师，教授古兰经注释学（Tafseer）和伊斯兰历史。他于2011年获得瓦萨学院政治学学士学位，并于2015年至2020年在麦地那求学，获得了伊斯兰大学伊斯兰教法学院的学士学位。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治思想和解构当代意识形态方面。

副标题：一文读懂宗教比较：从真理主张、救赎观到伊斯兰信仰边界
摘要：本文回应“所有宗教都一样”的说法。作者说明，永恒主义看似包容，却会抹平不同宗教的核心真理主张，而伊斯兰既承认先知传统，也坚持启示真理。



图：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吗？ 伊斯兰教与永恒主义的虚假承诺

永恒主义者马丁·林斯

大多数讲英语的穆斯林都很熟悉马丁·林斯所著的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书名为《穆罕默德：基于最早文献的生平》。 作为读书俱乐部的常备书目，这本书因其可读性、博学和叙事风格而广受赞誉，这是实至名归的。 然而，很少有穆斯林熟悉林斯的其它著作。 在《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一书中，林斯对现代社会提出了深刻的见解，这些见解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他尖锐地批判了进化论、作为目标的自由，以及进步这一概念本身。 他所建立的一些联系不仅精辟，而且表达得非常优美。

然而，任何敏锐的穆斯林读者都会很快发现，伊斯兰教在《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中基本上（尽管并非完全）是缺席的。 相反，林斯将他的许多批判建立在印度教和基督教神学的基础上。 林斯并没有将这些宗教传统视为与伊斯兰教根本对立，而是始终淡化它们与所有宗教之间的差异，称其为“视角”问题，或者仅仅是“表达方式”。

这种对宗教差异的否定也不是林斯著作中的边缘元素。 林斯经常提出大胆、笼统的陈述，例如“（这些宗教所表达的）真理保持不变”、“所有宗教在什么是真正根本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以及“在更普遍的方面，（各宗教的）正统观念在根本上总是相同的”。

在一段意味深长的段落中，林斯写道：

……世界各大宗教高耸入云——无需提及它们的名字——每一座都像广阔的山脉，有着圣洁的雪峰。 在背景中，偶尔也会隐约出现一种更原始宗教的阴影，它必须被取代或重申，因为它的人民在背离它之后已经遗忘了它。

山脉的意象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也令人不安。 林斯仅仅是在指出伊斯兰教是安拉引导的最终形式，旨在取代之前一切事物的基本信仰吗？ 还是说，林斯在倡导一种永恒主义立场，即伊斯兰教仅仅是众多有效宗教中的一种？

林斯的言辞和意象将读者推向了后一种解释。 在他的叙述中，伊斯兰教的出现是为了取代作为所有当代宗教基础的神秘原始宗教，但它并非为了取代所有其它宗教。 其它的“山脉”——印度教、基督教及其它——也同样取代了失落的原始宗教，因此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路径。 按照林斯的说法，所有现存的宗教都没有权利宣称自己是绝对真理。

永恒的问题

永恒主义认为，存在一个在多个地方都能找到的真理。 这将其与普世主义区分开来，普世主义认为不存在唯一的真理，而是存在多种真理。 由于永恒主义坚持唯一的真理，永恒主义者必须接触多种宗教传统，并证明这些传统至少在本质上拥有相同的真理。

永恒主义者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他们是通过经常省略、忽视或重新诠释他们在所接触的宗教传统中发现的任何关于排他性真理的主张来实现的。 当面对宗教中难以与永恒主义调和的特征时，永恒主义者强调个人神秘体验高于启示和经典。 这或许是永恒主义的主要问题：它对启示的彻底漠视，有时甚至近乎反感。

通过边缘化启示和经典，永恒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种姿态：既验证伊斯兰教（及其它宗教）为真，又拒绝了使伊斯兰教独特的一切，包括伊斯兰教自身关于排他性地、准确地代表造物主真理和命令的主张。 事实上，伊斯兰教确实有一个可辨识的本质，它由救赎所必需的信仰和实践支柱构成。 然而，永恒主义声称所有宗教最终都是可替代的，因此加入其中任何一个都足以获得救赎。

因此，永恒主义的论点与伊斯兰教关于救赎排他性的教义相矛盾，并使伊斯兰教的许多特征，如果不是整个伊斯兰事业本身，变得多余。 安拉在《古兰经》中说：

“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其它宗教的人，他所寻求的宗教，绝不被接受，他在后世是亏折的。”（《古兰经》3:85）

更明确地说：

“谁在正道被阐明之后，违背使者，并遵循非信士的道路，我将任由他选择他所选择的道路，并使他坠入火狱——那真是糟糕的归宿！”（《古兰经》4:115）

确实，如果所有宗教都拥有相同的终极真理，为什么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不教导这一点，而是专门号召人们信仰伊斯兰教呢？ 如果永恒主义的论点成立，先知穆罕默德 ﷺ 就没有必要将自己及其追随者从其他群体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特的宗教团体；他本可以简单地加入古莱什部落，并试图在他们的偶像崇拜中寻找所谓的“真理核心”。 即使永恒主义者拒绝承认偶像崇拜属于唯一的真理，《古兰经》也理应将基督教的三位一体和原罪教义视为有效的真理——正如包括灵斯（Lings）在内的其他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然而，安拉明确地驳斥并否定了这些观点。

与永恒主义者的幻想相反，伊斯兰教教导说，启示和经典对于正确的引导是绝对必要的。 事实上，伪造启示和篡改经典——甚至是不合时宜地以造物主的名义发言——是最令人憎恶的罪行之一。 安拉说：

“伪造谎言以诬蔑安拉，或否认其迹象的人，有谁比他更不义呢？”（وَمَنْ أَظْلَمُ مِمَّنِ افْتَرَىٰ عَلَى اللَّهِ كَذِبًا أَوْ كَذَّبَ بِآيَاتِهِ） “犯罪的人，确不得成功。”（إِنَّهُ لَا يُفْلِحُ الْمُجْرِمُونَ）

永恒主义作者习惯性地犯有这种罪过，即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在试图捍卫伊斯兰教或赋予其特殊地位时是真诚的。 现实情况是，永恒主义试图绕过启示，并以此为代价，人为地构建出一种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最低共同点”。 永恒主义者在提出所有真正的启示都有共同的神圣起源这一点上是正确的，但他们最终犯了错误，试图通过自己选择性的阅读和带有动机的解读来重构这一共同脉络。 伊斯兰教关于认主独一（tawḥīd）的核心信仰才是真正的永恒真理，而不是永恒主义者创造性的重构。

本文将永恒主义置于宗教多样性问题的背景下进行探讨——这是一种严重依赖于外在宗教与内在宗教之间夸大区别的应对方式——并根据伊斯兰教自身的解决方案对这种应对方式进行了评估。 文章论证了永恒主义远非一种普遍的内在真理，实际上它是基督教崩溃和启蒙运动兴起后，（现代）欧洲思想的产物。 文章进一步表明，永恒主义者为了支撑其论点，系统性地歪曲了外来的宗教传统，尤其是伊斯兰教。 最后，文章探讨了世俗宽容是如何在拥有与永恒主义不同的知识谱系的情况下，为了其削弱真理的目标，征用了永恒主义的思想。

定义永恒主义、传统主义和普遍主义

《古代信仰与现代迷信》出版于2001年，即他去世前四年，相比他几十年前撰写的先知传记，这本书可能更准确地代表了灵斯（Lings）坦诚的信仰，因为那部传记受限于传记体裁，无法包含灵斯太多的个人思想。

尽管如此，正如其他人所指出的，受过训练的眼睛即使在灵斯的先知传记中也能察觉到永恒主义的教义和解读。 灵斯本人尽管正式否认了永恒主义的指控，但他本人就是一本名为《潜在的宗教：永恒哲学导论》一书的编辑！

因此，灵斯对伊斯兰教在当代宗教中地位的理解，并非源于伊斯兰世界观。 相反，它属于灵斯与其主要影响者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和弗里乔夫·舒昂（Frithjof Schuon）所共有的永恒主义哲学。

从技术上讲，盖农、舒昂和灵斯都是传统主义者，这是一个以永恒主义为主要支柱的哲学运动。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所解释的那样，“所有的传统主义者都是永恒主义者，但并非所有的永恒主义者都是传统主义者。” 传统主义将永恒主义与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一种衰落的历史叙事结合起来，这种叙事将过去视为真理和智慧的所在地。 因此，传统主义者会拒绝新纪元灵性和宗教融合主义，而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则会接受这些运动为有效的。 永恒主义也不应与普遍主义混为一谈，后者对真理的理解更为客观。 总之，普遍主义认为存在多种真理；永恒主义认为存在一种在多处发现的真理；而传统主义认为存在一种在多处发现的真理，但这种真理在过去更容易、更清晰地被发现。 本文将把永恒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涵盖其传统主义和非传统主义两种形式。

宗教多样性的问题

永恒主义最早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对宗教多样性问题以及非基督教民族（特别是古希腊人）提出的替代性真理主张的回应。 将这些神学问题重新表述为疑问：如果我们相信只有我们自己掌握真理，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的存在？ 以及，我们该如何解释其他宗教团体拥有与我们相似的教义这一事实？ 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包括马尔西利奥·费奇诺、乔瓦尼·皮科·德拉·米兰多拉和阿戈斯蒂诺·斯图科，并没有将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斥为异教徒，而是试图为他们平反，将其视为古代神学家，认为他们传授并传承了与基督教教义源自同一神圣源头的“永恒智慧”。 他们的主张并非认为前基督教时代的哲学家是真正接受了与《圣经》先知相同启示的先知，而是认为他们仅仅是传播了相同的神圣知识。 这些早期的永恒主义者编造了如今已被证伪的传承链条，以解释特定的教义是如何从古代世界流传到他们那个时代的。

如果说古希腊教义与基督教之间存在重合之处，那么它们之间肯定也存在分歧，甚至矛盾。 该如何解释这些矛盾呢？ 毕竟，古希腊人崇拜众神，而基督教神学家至少自认为是认主独一的。 在近代早期写作的下一波永恒主义者，包括拉尔夫·卡德沃思、威廉·沃伯顿和约翰·托兰，提出这些古代民族并非真正的多神论者，他们只是为了愚昧的大众和公共秩序，将他们真实、秘密的一神论教义包裹在多神论的外壳之下。 这种对希腊哲学中早期关于隐传教义与显传教义之区分的重新利用，对于永恒主义的生存能力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外部的修行，即宗教的显传层面，是一种偶然的特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甚至与其他宗教相矛盾。 然而，永恒的真理并非显传，而是隐传，通过口耳相传秘密地流传至今。 显传与隐传之间的这种区分，为永恒主义学者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他们能够摒弃那些与其论点相矛盾的教义，并肯定那些与之相符的教义。

因此，永恒主义最初是对一个特定神学问题的回应。 然而，这种回应并不可信。 首先，早期永恒主义者提供的传承链条现在已成为学术界的笑柄。 为了挽救这一论点，永恒主义者淡化了永恒哲学是如何传承的，转而强调永恒哲学的内容是什么。 但这种回应同样令人无法满意。 首先，永恒哲学的内容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几乎没有区别。 此外，利用隐传/显传的二元对立来解释宗教多样性充满了问题：它假设了一个遥远且冷漠的造物主概念，低估了异端对人类救赎构成的危险，淡化了启示的重要性，给人们验证外国宗教传统真理的任务增加了过重的负担，低估了错误的传承或善意的谎言如何改变或掩盖本质真理，并且其内容通常过于主观。 在反思伊斯兰教如何解释宗教多样性之后，这些问题变得显而易见。

伊斯兰教与宗教多样性

伊斯兰教为宗教多样性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可信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强调了启示的重要性、本质和历史。

伊斯兰教教导说，安拉对我们怀有善意、怜悯和慈悯，因此他希望我们获得救赎。 为此，安拉通过他的引导表达了他的关怀和善意。 他引导人类最重要的手段，是他通过先知传达的言语。 安拉非被造的言语是他直接的指示，而他的先知则将他的言语传达给人类，并展示其正确的体现和应用。 这些并不能穷尽安拉所有的引导方式——还有梦境以及人们在进行“伊斯提哈拉”（祈祷）后试图观察到的吉兆——然而安拉的言语和他的先知是至高无上且首要的。

启示的本体论必要性和首要性导致了两个后果。 其一是它产生了一种区分真假启示的迫切要求。 如果启示是我们引导的主要渠道，那么辨别真伪就成了一个紧迫的认识论问题。 如果你能确认启示是真实的，你就可以自信地接受其教义并加以应用，即使它们违背直觉或不合你的心意。 在这种架构下，虚假的启示是我们救赎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因为它可能会将我们原本追求真理的良好意图引入歧途，导致无根据的崇拜和徒劳的奉献。

永恒主义的论点始于对造物主的一种糟糕看法。 它假设神圣的引导并非直接且断断续续地启示给我们，而是通过遥远过去的一小撮大师秘密传承下来的。 永恒主义的遥远造物主并没有创造出一种辨别真假启示的认识论必要性，而是让我们去进行一场救赎性的寻宝游戏，让我们先去猜测什么是永恒的教义（或者听信永恒主义者的一面之词），然后在各种传统中去寻找它们。 这是一种隐含的命令，要求进行“istiqrāʾ”（穷尽式研读），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工具或训练，这反而给寻求真理者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对古代智慧的准确传承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态度。

撇开在母语之外探寻永恒真理的困难不谈，永恒主义的架构内并没有任何机制来验证或证伪一个人对“永恒哲学”本身内容的断言。 只有各种主张和用来证明这些主张的证据，却缺乏最终的仲裁者或标准来定夺此事。 因此，我可以简单地创造一种“反永恒哲学”，声称一位人格化的造物主（而非新柏拉图主义中不可言说的“太一”）才是永恒真理，甚至可以声称根本不存在造物主。 如果有人挑战我版本的永恒哲学，我可以诉诸与永恒主义者相同的策略，声称对造物主的信仰仅仅是为维护公共秩序而创造的宗教外在表现，而内在的真理实际上是无神论。 事实上，这本身与唯物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相差无几。

伊斯兰教中启示至上性的第二个后果，是对偶像崇拜及其他异端邪说所带来的危险的认知。 永恒主义将偶像崇拜轻描淡写为一种为公共秩序而设计的单纯外在表现，从而将造物主眼中最可憎的罪恶和对人类救赎最严重的威胁，降格为一种虽有功能性目的但仅属不便的小事。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忽视了偶像崇拜和异端邪说带来的生存威胁，也未能充分解释外在实践对于促进内在状态的重要性。 换句话说，偶像崇拜的行为和异端信仰的影响不能仅局限于外部或外在层面；它们必然会损害一个人的内在状态。 在任何合理的情况下，一个人都不可能在体现外在多神崇拜的同时，坚持内在的（假定为一神论的）真理。

启示的解剖：信仰与实践

伊斯兰教通过首先界定问题的范围，解决了宗教差异的问题。 古典伊斯兰学术将启示的语言内容归类为“khabr”（消息/陈述）或“inshāʾ”（指令/创制）。 “Khabr”代表关于现实的信息，而“inshāʾ”则代表基于这些现实事实所作出的行为（或禁止行为）的指令。 这种二分法大致对应于神学（ʿaqīda，教义）和法律（sharīʿa，沙里亚）领域。 在“khabr/ʿaqīda”领域中，重大的宗教分歧本质上是有问题的，因为两个相互矛盾的事物不可能同时为真。 地狱不可能既存在又不存在。 轮回与“barzakh”（坟墓与复活之间的过渡阶段），以及耶稣是被真实钉死还是仅仅看起来被钉死，这些都不可能同时为真。 因此，这类重大的宗教分歧总是表明至少有一方处于错误和迷误之中（或者双方皆错），在此类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是不合理的。 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来评估启示声称者的真实性呢？ 安拉说，真正启示的终极标志是它呼吁人们信仰同一神学：认主独一（tawḥīd）。

“在我之前，我没有派遣任何使者，除非我启示他：‘除我之外，没有应受崇拜的，所以你们应当崇拜我。’”

任何声称或被认为声称除“认主独一”之外的其他内容的所谓启示，都被断然拒绝为虚假，原因要么是该主张由伪先知提出，要么是真先知的启示在其去世或消失后遗失或被篡改了。

虽然该领域中重大的分歧确实表明了确凿的错误，但反过来说，任何达成一致的内容并不一定就代表永恒的真理。 这是永恒主义者反复陷入的一个逻辑错误。 谎言和真理一样，都可以被共同持有。 偶像崇拜本身遵循一定的模式，这些模式可以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中追溯到。

关于“inshāʾ/sharīʿa”，宗教差异并不一定是有问题的。 合法的差异源于安拉赋予每个先知群体独特的“sharīʿa”。 安拉说：

“我已为你们中每一个民族制定了一种教律和法程。” “如果安拉意欲，他必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在宗教上统一），但他把你们分成不同的民族，以便考验你们对于他所赐予你们的……”

这并非一种普世主义的主张；它仅仅承认“sharīʿa”——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利益（maṣlaḥa）——是可以改变的，而“ʿaqīda”则不然。 因此，如果不同的先知群体拥有不同的法律，这不必令人困扰，也不必被视为虚假启示的迹象。 然而，如果关于造物主、灵魂、来世等方面的教导存在分歧，则表明至少有一方必然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足够重视启示，以至于关心如何区分真正的启示与伪造的启示，我们就需要一部关于启示和先知使命的历史，来解释宗教信仰与实践之间真实且可观察到的差异。 启示容易遗失和被篡改的事实，使得派遣更多带来新启示的先知（相同的信仰，不同的律法）成为必要。 新先知的到来会抹去旧有的记录，使当代人有责任遵循新先知的教导，而不是试图去重建那些在历史中遗失的教导。 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叙事比永恒主义的叙事少了很多猜测。因为穆斯林不是乐观地依赖人类自古以来在文明中传递信息，而是依赖安拉在历史中不断介入并降下更多启示，直到这些启示得到保存，正如《古兰经》的情况一样。

对于那些传统上未被公认为“有经人”的世界主要宗教，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团体的创始人是伪先知，因为他们的经典中充满了与我们直接矛盾的教义？ 未必如此。 在伊斯兰的框架内，有一种观点支持世界主要宗教具有神圣起源。 我们已经从《古兰经》中确切地知道，犹太教和基督教最初是由安拉的真正使者建立的有效宗教团体，但后来这些教义因经典的伪造和篡改而受到污染。 佛教、印度教、道教及其他宗教也可能最初源于安拉的某位使者，只是后来被人类的干预所腐蚀。

请看《古兰经》中的以下经文：

“有些使者，我确已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你了；有些使者，我还没有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你。”（وَرُسُلًا قَدْ قَصَصْنَاهُمْ عَلَيْكَ مِن قَبْلُ وَرُسُلًا لَّمْ نَقْصُصْهُمْ عَلَيْكَ） “安拉曾与穆萨直接对话。”（وَكَلَّمَ اللَّهُ مُوسَىٰ تَكْلِيمًا）

阿尔-穆萨纳·阿卜杜勒-法塔赫博士在评论这段经文时说，我们不能排除当今世界宗教起源于真正神圣指引的可能性。 如果尔萨（耶稣）的福音书能如此迅速且剧烈地被篡改以证明对耶稣的崇拜是合理的，那么安拉派遣到更远东方、且我们知之甚少的使者们，也可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这种遥远但可能的共同神圣起源，可以解释各宗教在祈祷、斋戒、施舍和朝觐等某些特征上的松散相似性，而无需诉诸永恒主义的论点——即这些松散的共同点证明了每个宗教都拥有相同的深奥核心，且按目前的形式来看都是有效的。

作为欧洲意识形态的永恒主义

永恒主义坚持将深奥的真理与外在的形式剥离，其隐含之意是对宗教权威、有组织宗教和官方宗教教义的蔑视。 如今，这些观念非常流行，在许多地方甚至已成为默认的共识。 但无论这些观念看起来多么不言自明，它们必然有其来源。 如果我们挖掘并探究我们的观念，就能追溯它们的谱系——有时会发现令人惊讶的起源。 现代人对有组织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的不信任，并非仅仅是经验的智慧之声，也不是理性进步所揭示的普遍真理。 相反，它源于一套植根于欧洲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形而上学承诺。

当然，一定程度的认知谦逊是必要且有益的。 例如，在伊斯兰教中，除非有经典的依据，否则我们不会对特定个人的最终归宿发表评论。 当针对新问题发布教法判例（fatwa）时，以“安拉最知晓”作为结尾是标准做法。 这是因为安拉确切地知道这些事情，而我们不知道。 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也受到对人类局限性显著敏感的影响。 伊拉斯谟和蒙田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后者曾有名言：“我知道什么？”

但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文艺复兴时期的模棱两可最终让位于彻底的怀疑主义。 这种转变可以归因于连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极其重大的事件：新教改革以及随后的欧洲宗教战争。

根据曾撰文论述这一时期态度转变的英国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的说法：

“在中世纪盛期，基督教神学……比16世纪末之后要宽松和具有冒险精神得多……简而言之，教会运作时享有学术自由，而一旦新教和反宗教改革的神学家们陷入对抗，这种自由便不复存在了。” 特伦托会议后，罗马的教会审查机构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监控各省教会神学家的工作；圣职部以人们所熟知的手段铲除“异端”，其范围更广、力度更大；天主教教义首次固化为不再允许批判性讨论的论点（或称“教条”），即便是同情的信徒也不例外。出于对屈服于新教异端的恐惧，在政治上必须坚持这些教条的不可动摇的真理性。 17世纪不再推崇自由发挥的《神学大全》，而是被灌输了由中央授权的《手册》；罗马当局开始通过对道德问题制定一般性裁决（即“回应”）来正式干预道德神学，并赋予其充分的权威……随着从《神学大全》向《手册》的转变，从推测性且可修正的教义向不可动摇、绝对正确的“教条”的转变，神学与理性主义进入了一种暧昧的联盟。

这一神学和意识形态两极分化的时期产生了政治后果。 图尔敏阐述道：

尽管动荡不安且宗教分裂，但相比之下，16世纪仍是一个温和理性的声音能够被听到并被广泛重视的时代。 从1610年开始，尤其是1618年之后，争论变得激烈、血腥且刺耳。 现在每个人都扯着嗓子说话，人文主义者关于有限性和宽容必要性的平静讨论，再也无人问津。

剩下的就是历史了。 随着1618年至1648年间三十年战争达到顶峰，欧洲在1700年代之前一直饱受宗教动机冲突的蹂躏。 代价是巨大的；仅三十年战争就使德国部分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半。

这些宗教战争对欧洲人对待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的态度所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无论暴力制造者是虔诚的信徒，还是仅仅将宗教作为借口，这都不重要；不可否认的结果是，人们厌倦了战争，也厌倦了被用来为战争辩护的绝对主义宗教主张。

亚历山大·蒲柏生活在这些冲突的余波中，他写下了这段话，很好地捕捉到了这种情绪：

政府形式何必争，治理得当即为尊；信仰方式何必斗，生活正道即为真。

事实上，真正兴起于欧洲宗教战争余波中的启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讲述了欧洲如何应对其根深蒂固的宗教暴力。 由于神学上的确定性现在与政治暴力联系在一起，自然的反应就是将确定性建立在其他地方，例如人类理性或经验主义。

将欧洲基督教经验普遍化

基督教机构、权威和教义成为了这种新怀疑主义的主要目标。 新教改革已经为这种怀疑主义打开了大门，在此期间，由神学家主导的历史批判方法的发展，打破了天主教会对有效经文解释的垄断。 到欧洲宗教战争结束时，怀疑主义的大门已被彻底撞开。 哲学自然主义在门外等待，再加上科学发现的飞速发展，只会加速基督教的衰落。

欧洲基督教正处于十字路口，每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人们还能信任前宗教改革时期的基督教多少？ 在这一时期及其后出现的各种信仰和宗教认同的重构，根据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落入了一个光谱之中。 保持对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代表着对所继承的西方基督教的完全信任，而彻底的无神论则意味着完全拒绝它。 从宗教改革中产生的主流新教教派和重洗派运动，显然比无神论更接近天主教，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基督教的启示基本上是真实的，但天主教徒劫持了其解释和应用。 与此同时，新近流行的自然神论——坚持相信造物主但拒绝启示——在这个光谱上比天主教更接近无神论。

长青哲学（Perennialism）提供了另一种现成的选择，介于自然神论和新教教派之间。 长青哲学比自然神论更接近传统基督教，因为它肯定了启示的现象。 然而，长青主义者并没有仅仅批评教会对启示的解释，而是声称基督教并不垄断启示，因此基督教虽然有效且真实，但并非唯一。 长青主义者本质上愿意放弃基督教对唯一真理的主张，以换取作为整体的宗教所被赋予的普遍有效性。 这是一笔精明的交易，因为它将针对基督教的腐蚀性怀疑转移到了宗教这一范畴之外。

话虽如此，永恒主义在最初阶段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永恒主义的论点在历史上缺乏可信度。 回想一下，永恒主义思想家们强调神圣知识的历史传承，却忽视了独特的启示事件，并在古代文明之间虚构了充满想象力的传播路径。 正是那些曾让新教教义学者得以攻击天主教会的历史研究方法，也同样否定了文艺复兴时期及近代早期永恒主义者所提出的传播路线。

永恒主义不得不等待19世纪的传统主义者来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将焦点从永恒真理如何在各地传播，转向了永恒真理本身究竟是什么。 传统主义永恒主义也利用了人们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日益增长的幻灭感，因为当东方宗教文本开始在欧洲语言中广泛流传时，启蒙运动的负面后果（例如环境退化）也开始显现。 这使得传统主义永恒主义与以赛亚·伯林所称的“反启蒙运动”中的其他运动处于同一行列。 永恒主义在思想上的同僚包括超验主义，以及德国和英国的浪漫主义。

即使永恒主义的根源比近代早期欧洲更为久远，将其置于我们对基督教幻灭感的谱系中，有助于凸显其更具现实意义的历史地位，即作为欧洲对宗教战争及随后的启蒙运动所作出的多种回应之一。 当时基督教正处于退潮期，每一个新兴运动都在决定该将责任归咎于何处，以及该从基督教中挽救些什么。 新教徒将天主教会视为问题所在，而永恒主义者则指责基督教绝对且排他的真理主张，认为这是一种对自身外在形式的沙文主义式执着，未能看到贯穿所有宗教的本质真理。 主要在工业革命之后进行写作的传统主义永恒主义者，也指责现代社会背离了古代智慧。 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而不仅仅是基督教的问题，因此他们呼吁所有宗教回归本源，并推测回归到它们共同的本质上。

区分对基督教的批判与对整个宗教的批判，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关键点。 永恒主义者不会将自己定义为基督徒，但不可否认的是，永恒主义在历史上与基督教紧密相连，是作为“填补基督教结构崩溃后留下的空白”的多种欧洲回应之一。

奇怪的是，永恒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将焦点从基督教本身移开了，因为探讨广义上的“宗教”意味着所有宗教，或者至少是它们的外在形式，都遭受着与基督教相同的缺陷。 正如吉尔·阿尼贾尔所言：“基督教通过将‘宗教’作为一个通用范畴和批判目标置于前台，使自身变得越来越容易被遗忘。”

在这种语境下，一些永恒主义者坦承他们有拯救欧洲和西方的愿望，这为这种过度概括的批判提供了一个潜在动机。 但对我们而言，重要的结论是：对基督教的幻灭感被体验为对整个宗教的幻灭感。 法国东方学家兼神秘主义者德·普沃维尔总结了这一观点，他说：“热爱宗教，但要不信任各个宗教。” 作为一名永恒主义者，德·普沃维尔暗示“宗教”象征着内在的真理，而“各个宗教”则是人类为了诠释、践行和传播该真理而作出的外在的、局部的且不完美的尝试。

马丁·林斯并不是唯一一位因一部并非明显属于永恒主义的作品而闻名的永恒主义作家。 《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就是一位狂热的永恒主义者。 他在那本标题恰如其分的宣言《永恒哲学》中，重申了永恒主义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的典型批判。 赫胥黎在书中讲述了“船的寓言”，这是一个苏菲派故事，据称安拉向一位神秘主义者展示了一个幻象：船只沉入大海，只有木板漂浮在水面上，但最终木板也会沉没。 神秘主义者被告知，那些试图乘船渡海或紧抓木板的人将会灭亡，而那些跳入海中的人将会得救。

赫胥黎在评论这一寓言时写道：

这个寓言相当清晰。 那些载着个体航行者穿越生命之海的船只，就是教派和教会，是教条和宗教组织的集合体。 而最终也会沉没的木板，则是所有未能达到彻底自我奉献的善行，以及所有不及对造物主合一认知那般绝对的信仰。

这里的主要结论是，教派和教会、教条和宗教组织都应受到绝对的怀疑。 它们掩盖了真理并阻碍了正道，而非阐明真理并促进旅程。 再次注意，最初针对基督教的批评是如何被扩大到适用于整个宗教的。

永恒主义并不一定导致了当今对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官方宗教教义的普遍怀疑。 然而，随着基督教的衰落和启蒙运动式怀疑论的兴起，它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框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求助于它。 无论是传统主义还是非传统主义的永恒主义者，他们不仅吸引了那些已经对传统宗教形式感到幻灭的人，还积极助长并推动了对“有组织宗教”的怀疑。

永恒主义的征召者

赫胥黎求助于苏菲主义来阐明他的观点，这一点意义重大。 赫胥黎遵循了永恒主义者的惯用伎俩，即通过挑选那些似乎支持永恒主义立场的陈述和概念，来歪曲外国宗教传统，从而使这些立场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具普遍性。

在《古代信仰》一书中，灵斯（Lings）在短短一段话中，就设法将印度教的轮回概念、基督教的原罪概念以及伊斯兰教的“天性”（fiṭra，即与生俱来的禀赋）结合起来，以此证明人类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肩负着先于其出生的责任。 这种对“天性”（fiṭra）的挪用，显然与伊斯兰教关于儿童本质纯洁和罪孽不可继承的教义相矛盾。

另一个例子可以在阿南达·肯蒂什·库马拉斯瓦米（Ananda Kentish Coomaraswamy）的作品中找到，他是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早期的重要合作者，也是一位永恒主义者。 库马拉斯瓦米原本是一位艺术史学家，他写了一本名为《印度教与佛教》的书，试图证明这两种宗教都是原始“永恒哲学”的表现形式。 这本书在学术界遭到了严厉抨击。 一位评论家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写道：“任何受这种固定观念驱动的解释，往往会强行曲解词汇和段落的词源与含义，以使其符合预设的观点。”

灵斯和库马拉斯瓦米在这方面都追随盖农，盖农的博士论文（后来以《印度教教义研究导论》为题出版）就因同样缺乏历史依据和带有意识形态动机而被拒绝。 考虑到当时学术界的实证主义性质，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他们偏离事实有多远，以至于招致了这种准确但讽刺的批评。

永恒主义者不仅从宗教传统中挖掘证据来证明他们自己的哲学，还采取了一种极其傲慢的姿态，声称他们比这些宗教传统的绝大多数信徒更了解这些传统。 由于意识到必须解释他们自己的解释与本土大众的解释之间的差异，永恒主义思想家往往依赖于他们前述的欧洲反教权主义遗产。 就像赫胥黎用船只作比喻一样，他们认为大众理解错了，执着于排他性的信条和制度，而这些实际上是教权机构的产物，而非宗教本身。 换句话说，每当一个宗教似乎支持那些声称对真理或救赎拥有排他性途径的教义时，都可以归咎于僵化教士的愚蠢或操纵。 而永恒主义者，始终掌握着真正的真理。

如前所述，永恒主义者还极度依赖他们对宗教的区分：即作为公共秩序目的的宗教外在躯壳，以及更符合永恒主义叙事的宗教内在或神秘形式。 永恒主义作者经常推崇他们偏好的神秘主义流派，并草率地否定其余部分，将其标榜为传统的真正代表，也是唯一值得信任的代表。

就伊斯兰教而言，像赫胥黎这样的永恒主义者急切地抓住苏菲主义作为切入点来歪曲伊斯兰教，甚至试图将苏菲主义描绘成一种独立于伊斯兰教之外的宗教。 苏菲主义和伊斯兰教被当作两个空洞的能指：前者被西方思想投射上他们自己的宗教理想，后者则被投射上他们的宗教恐惧，这同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欧洲对基督教创伤性经历的影响。 人们只需看看西方想象中的苏菲诗人（如鲁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就能理解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真实的鲁米可以且必须被奉为正统伊斯兰教的典范。 相反，重点仅仅在于引起人们对永恒主义者及其同时代人以不忠实、不准确的方式参与、解释和征召外国宗教文本与人物以达到其自身目的的行为的关注。 鲁米的话在此很有启发性：

卑劣者窃取苏菲之言，向愚民编造荒诞故事。 真正之人的作品将熠熠生辉，卑鄙者只有无耻的伎俩，而非光明。

修正主义传统

以新颖方式征召古老传统的做法在今天仍在继续，尽管方式更为隐蔽。 在现代，一个被广泛引用的传统故事是“盲人摸象”。 莎拉·科诺弗（Sarah Conover）收集并改编了来自不同传统的数十个古老故事，并将它们出版成系列丛书，其中一本名为《Ayat Jamilah：美丽的迹象》（Ayat Jamilah: Beautiful Signs），穆斯林读者可能对此并不陌生。 该系列的其他书目包括佛教故事集《善良》（Kindness），以及中国故事集《和谐》（Harmony）。 科诺弗在后一本书《和谐》中重述了“盲人摸象”的故事。 像许多古老的故事一样，它始于一位陷入困境的国王：

这位国王是佛陀的追随者，他每天研读圣典并进行冥想。 但在当时的王国里，许多其他宗教也吸引了各自的信徒。 在公园和市场，在寺庙和学校里，不同哲学思想的捍卫者之间爆发了争论。 有些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理解了生命最深层的秘密，而另一些人则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结果，国王的臣民们日夜争吵不休。

撇开宗教与哲学的混淆不谈，科诺弗的现代演绎将冲突和不和归咎于宗教差异，尤其是归咎于神学上的确定性。 故事含蓄地告诉我们，认为自己正确而排斥他人，只会带来不必要的分裂。

国王决定给他的臣民上一堂睿智的课。 他召集了几位天生失明的人，并让人牵来一头大象。 然后，他召集王国所有的臣民来到广场，观看接下来的景象。 国王问那些盲人：

“你们想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吗？” “想！” 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但你们看不见，那你们要如何了解它是什么样的呢？” 国王问道。 “我们会去摸它！” 一个人回答道。 “我们会去触碰它，”另一个人说。 “我们会去听它，”第三个人说。

这些人慢慢靠近大象，开始触摸它。 他们每个人都抓住了大象的不同部位，所以他们向国王汇报的描述大相径庭。 不仅如此，在科诺弗的版本中，盲人们还嘲笑彼此对大象的描述，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 人群在旁观看，感到好笑并准备接受国王的教诲，国王最后说道：“你们这些不遵循佛陀教义的人，似乎也相当确信只有你们自己掌握了生命的本质……而且你们还想为此争论不休……现在你们明白了吗？你们就像这些争吵的盲人一样困惑，只知道大象的一小部分，却对整体如此确信？”

讲故事之所以有力量，不在于它陈述了什么，而在于它暗示了什么。 在科诺弗的版本中，那些声称拥有某种形而上学真理的人被比作盲人。 在这里，对某种信仰的断言是应受指责的，因为这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只会造成分裂和冲突。 如果形而上学确定性的主要代言人是有组织宗教、宗教权威和宗教教义，那么这些代言人就犯有散布分裂和冲突的罪过。

科诺弗对这个故事的重述、对宗教与哲学的混淆，以及整个系列丛书的概念，都带有明显的永恒主义色彩。 用灵斯（Lings）的话来说，整头大象代表着原始真理那高耸而阴影重重的山脉，而盲人的观察则是当今的世界宗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教。

但故事是可以解读的，进一步审视后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是在控诉永恒主义，而不是在为它辩护。 注意盲人试图了解大象的方式：依靠他们的感官。 这个故事展示了经验知识的局限性，但如果认为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对启示的认知，那就为时过早了。 我们假设自己是故事中的盲人——但那些拥有先知真实启示的人，是更像盲人，还是更像那位能看到整头大象并以此评估他人描述的国王呢？ 或许，这个故事应该被重述为：我们需要服从那位知晓幽玄（unseen）的先知的引导，而不是服从那些像永恒主义者一样，可疑地声称能代表所有宗教的人。 或许，永恒主义者实际上才是那些盲人。

在流行的儿童读物《老海龟》（Old Turtle）中，也能发现类似的宗教态度。 作为1993年美国书商协会年度最佳儿童读物的获奖作品，《老海龟》的基本情节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原本和谐共处，直到它们开始争论关于造物主的问题。 每种动物都以呼应自身独特体验的方式来描述造物主，而当睿智的老海龟以权威的口吻告诉大家，造物主就是他们所描述的一切，甚至远不止于此，他们的争论才得以平息。 故事继续预言了人类的到来，他们最初享受的和谐时期，随后便是他们因争论造物主而堕落，紧接着是战争和生态灾难。 老海龟告诉我们，当人们停止争论造物主，并学会从彼此身上看到造物主时，和谐就会恢复。

虽然没有明确提及宗教，但很明显，宗教——作为一种界定造物主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对神圣事物做出真理主张的事业——已经成为了老海龟的批判目标。 老海龟告诉我们，关于造物主，我们无法做出任何定论；如果我们试图这样做，就必须立即意识到，我们所说的话并不比其他人所说的更有说服力。 正如科诺弗对古代故事的现代演绎一样，若有不同的想法，不仅会招致冲突，还会带来灾难。

这些故事所蕴含的主题在当代社会中非常流行，甚至已经成了陈词滥调。 有组织宗教、正统观念和宗教权威受到了深刻的怀疑，甚至嘲讽。 但这真的是古老的智慧，还是仅仅是一种现代姿态？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pendamaian-semula-islam-dengan-dekri-suci-dan-kehendak-sendiri
原文标题：Pendamaian Semula Islam dengan Dekri Suci dan Kehendak Sendiri
作者：Anonymous Guest Author
作者简介：原文页面未提供作者简介

副标题：把人生选择完全归因于命运是 halal 吗？
摘要：本文解释伊斯兰如何同时肯定安拉的前定和人的责任。作者指出，极端决定论和完全自由意志都偏离正道；《古兰经》和圣行给出的中道，是承认安拉掌管万事，同时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图：伊斯兰教与神圣法令及个人意愿的重新和解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关于造物主命定（也称为天命或宿命）的讨论——即万事万物自永恒以来皆由安拉所定——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困扰着神学家和哲学家。 如何找到两个矛盾事实之间的平衡点：即安拉对他所有的创造物拥有绝对权力，而同时我们又必须为自己的所有行为负责？ 我们是被迫做出所有行为的，还是我们的选择确实产生了影响？

这个问题导致了穆斯林群体中最早的分裂之一。 这涉及了卡德里耶派（Qadariyah）和贾巴里耶派（Jabariyah）。 对于卡德里耶派来说，他们相信人类拥有绝对的自由意志（安拉无权控制我们）。 而贾巴里耶派则相信宿命论和顺从论（我们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为）。 这两个派别都发展出了极端且偏离正道的理论。 试想一下，如果安拉对我们没有权力，那么我们为何还要向他祈祷？ 相反，如果我们没有权力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命运，那么我们行善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问题不仅在伊斯兰教早期历史上引起了争议，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它也是宗教和世俗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 两千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严肃地撰写过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因为它对理解宇宙秩序、生命创造、人类自由和幸福具有深远影响。 今天，它已成为学术界复杂的辩论课题，即在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等科学领域中，属于“决定论”的范畴。 显而易见，我们对命运的理解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更重要的是，决定了我们在世上的行为。 穆斯林也因这一问题引发的哲学难题而产生过困惑。 伊斯兰教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

《古兰经》和圣训在两种观点之间采取了中间立场，即既支持安拉的权力，也支持人类的责任。 仅从理性角度来看，这两个方面似乎是相互排斥的。 换句话说，它们似乎不可能同时成立。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安拉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超越了遮蔽“幽玄世界”（Alam Ghaib）的宇宙帷幕。 相反，人类只能感知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现实。 造物主的命定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现实。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理性的头脑去感知它。

正因如此，安拉通过语言——特别是意象（al-taswir al-fanni）——来告知我们关于命运的现实，这在《古兰经》科学中涉及“通过感官能感知的意象来传达理性的含义”。 所利用的意象包括：笔（Kalam）、受保护的记录板（Luh Mahfuz）和功过记录簿。 它描述了命运的属性，即安拉对从最初所定之事到后来被抹去之事，拥有绝对的权力。 这既不是童话意象，也不是隐喻。 相反，这是宇宙的真实真理，甚至是一种现实。 总之，万事万物自永恒以来确实已经注定，但安拉有权根据我们的行为和决定来改变命运。 事实上，我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们的自由意志使我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即我们拥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但这一切都必须得到安拉的许可。

造物主命定的属性

在伊斯兰教中，命运被称为“前定与度量”（Al-Qada' wa’l-Qadar）。 从字面上看，它意味着“规定和尺度”。 两者的结合展现了命运的两个方面。 伊本·哈贾尔写道：“学者们说，造物主的规定（al-qada’）是完整且全面的决定，而造物主的度量（al-qadar）则是该决定的细节和具体化。”

尽管学者们有时对这两个术语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本文所呈现的定义基于《古兰经》和圣训中的两组文本：讨论绝对且不可改变的命运的文本，以及讨论命运改变的文本。 是的，这两组文本看起来确实相互矛盾，但它们是同一现实的两个方面。 所感知的矛盾仅仅是因为人类理性的能力有限。 事实上，这两组文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即引导我们行善，无论是对安拉还是对他的创造物。

关于“固定规定”的概念由“受保护的记录板”（al-lawh al-mahfuz）来描述，它包含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包括神圣的经文。

安拉说：

（其实你传达给他们的并非诗歌或巫术），这确是尊贵的《古兰经》，（被妥善地保护）在受保护的记录板（Luh Mahfuz）上。

这一术语通过物体的意象，即书写板或受保护的记录板，反映了造物主命定的绝对现实。 这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物体，尽管受保护的记录板并不像我们见过的任何书写板。

受保护的记录板的存在意味着安拉对万事万物无所不知，即使它们尚未发生。

安拉说：

难道你不知道安拉知道天地间的一切吗？ 这些确实记录在天经（受保护的记录板）中；这对安拉来说是非常容易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安拉大能者在黑暗中创造了众生，然后用他的光照亮了他们。 谁被那光触及，谁就得到了引导；谁远离它，谁就迷失了。 因此，我说笔在安拉永恒的知识中已经干涸了。

这意味着安拉不仅知道将要发生什么，而且他还拥有决定将要发生什么的绝对权力。 简而言之，安拉有权允许或拒绝某事物的存在。

安拉说：

主宰天地的主，他没有子女，在他的统治中没有伙伴；他创造了万物，并以完美的命定规定了万物的状态。

此外，每个人的生计、寿命、行为以及在后世的最终命运，在灵魂被吹入胎儿时就已经由天使记录下来了。 我们的人生记录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定好了。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你们中每个人的创造都在母亲的腹中汇集了40天，形成一滴精液，然后同样变成一块血块，再同样变成一块肉，即40天。 然后派遣天使，向他吹入灵魂，并被命令记录四件事：他的生计、他的寿命、他的行为、他的不幸与幸福。 那么，指安拉发誓，除他外别无主宰，你们中确实有人会行天堂之人的行为，直到他与天堂之间仅有一臂之遥。 突然，他的记录（命运记录）先于他，于是他开始行地狱之人的行为，最终进入了地狱。 而你们中确实有人会行地狱之人的行为，直到他与地狱之间仅有一臂之遥。 突然，他的记录先于他，于是他开始行天堂之人的行为，最终进入了天堂。

所以，当我们出生时，我们的人生记录就已经定好了。 然而，我们的行为和决定依然有意义，因为在安拉的许可下，正是这些行为和决定成为了我们命运改变的原因。 因此，由于安拉控制着我们的命运，获得美好命运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礼拜、祈祷和善行来接近他。 这是因为我们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命运。 换句话说，“笔已经抬起，纸页已经干涸。”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守护安拉的命令，他就会守护你。 守护安拉的尊严，你就会感受到安拉与你同在。 如果你要求某事，那就只向安拉祈求。 如果你寻求帮助，那就向安拉寻求帮助。 并且要知道，如果全人类聚集起来帮助你获得某种利益，他们也无法给你任何利益，除非是安拉已经为你写好的。 同样，如果他们聚集起来想要伤害你，他们也无法伤害你，除非是安拉已经为你写好的。 笔已被抬起，纸页已经干涸。

请注意，在这段圣训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他的同伴伊本·阿巴斯（愿安拉喜悦他）告诉我们，决定已经做出了。 纸页已经干涸。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命令我们：守护安拉的命令并向他寻求帮助。

必须理解的事实是，发生的一切都是在他的许可下，尽管安拉可能并不喜欢在他许可下发生的事情。 理解“安拉的意愿”有两种方式：普遍意愿和法律意愿。 普遍意愿涵盖了所有被允许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好是坏。 法律意愿则涵盖了安拉关于我们应该做的善行的所有意愿。

伊本·阿比·伊兹（Ibn Abi al-‘Izz），《塔哈维信条》的评论者，写道：

逊尼派学者说，安拉书中的“意愿”有两种：一种是决定的、普遍的和创造性的意愿；另一种是宗教的、命令的和成为法律的意愿。 因此，法律意愿包括安拉所喜爱和喜悦的事物，而普遍意愿是他所决定的事物，包括发生的一切。

导致伊斯兰教早期分裂的混乱，源于卡德里耶派和贾巴里耶派未能理解这一点。

伊本·阿比·伊兹继续说道：

这种错误源于将普遍意愿与法律意愿混为一谈，以及将爱与喜悦混为一谈。 因此，卡德里耶派和贾巴里耶派将两者等同起来，然后产生了分歧。 根据贾巴里耶派的说法，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在他的规定和度量下，因此，它们都是安拉所喜爱和喜悦的。 相反，根据卡德里耶派的说法，对他的违抗既不被安拉喜爱也不被他喜悦，因此，它不可能由他决定；它超出了他的意愿和创造。 然而，他的规定与他所喜悦的事物之间的区别已经在天经和圣训中得到了解释，并且听起来与本能相符。

简而言之，贾巴里耶派认为安拉决定了善与恶并喜爱两者，而卡德里耶派认为坏事不是他决定的——这意味着它是由其他力量创造的。 其后果是，贾巴里耶派否定了人类的道德责任，而卡德里耶派则否定了安拉的绝对权力。

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能够改变命运。 通过将我们的意愿与安拉的法律意愿保持一致——将我们的意愿交给安拉——我们的命运就会得到改善。

安拉说：

安拉抹去他所意欲的，他也确立他所意欲的。 在他那里有“天经之母”。

“天经之源”就是“天经之母”（Umm al-Kitab）。 它指的是受保护的记录板，其中记录了自永恒以来固定的规定。 然而，每个人的记录簿、我们的行为以及天使所记录的命运，可以根据我们的行为而改变。 伊本·阿巴斯解释这节经文说：“有两本书：一本是内容根据安拉的意愿被抹去的书，另一本是他那里的天经之母。”

事实上，每一天，天使都会记录各种事情，命运也会发生或改变。

安拉说：

天地间的众生都向他祈求。 他每一时刻都在处理事务（创造和管理他的创造物）！

阿布·达尔达（愿安拉喜悦他）向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询问这节经文，先知回答说：

他的事务包括：宽恕罪恶、消除困难、使一个民族尊贵，以及使另一个民族卑微。

穆贾希德（愿安拉怜悯他）也解释了这节经文：“他的行为包括：给予祈求者、释放受苦者、应答祈祷、治愈病人。” 他还说：“从困难中解脱、满足需求和宽恕罪恶。”

命运的改变并非源于我们自己的权力和能力，也不在安拉的知识之外。 相反，只有当我们顺从安拉的意愿时，我们的命运才会得到改善。

《布哈里圣训实录》的评论者伊本·哈贾尔写道：

安拉的知识既不会改变也不会被取代。 他允许改变并被其他事物取代的事物，看起来像是行为者发生了变化…… 因此，它被归类为抹去和确立，比如寿命的延长或缩短。 然而，就安拉的知识而言，它既没有被抹去也没有被确立，因为所有的知识都在安拉那里。

命运改变的催化剂取决于行为：意图、礼拜、祈祷和善行。 然而，我们的行为本身并不是改变命运的力量。 相反，命运的改变是当我们顺从他的意愿时，安拉赐予我们的奖赏。 基于此，人类必须为他们的所有行为负责。

人类的意愿、行为与责任

《古兰经》和圣训对于人类的道德责任非常明确。

安拉说：

你说：“（在我认主独一并顺从他之后）我怎能寻找安拉以外的主宰呢？而他是万物的主宰？” 每个人所做的（罪恶），只有他自己承担；一个负重者不会承担他人的罪恶（只会承担自己行为的罪恶）；然后你们将回到你们的主那里，他将向你们说明你们所争论的事情。

是的，这就是生命的真正目的；如果审判不是公正且充满意义的，那么以审判日告终的伟大考验将毫无意义。 因此，安拉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以便他们能够行善。 在这种语境下，“自由意志”意味着我们不会被迫去做任何事情。 我们在后世所受的奖赏或惩罚，取决于我们如何运用安拉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

安拉说：

“除非安拉意欲，否则你们不能意欲；安拉确是全知的，至睿的。”（《古兰经》81:29）

安拉也说：

“这确是一个教诲，谁愿意，谁就当采取通往他主的正道。”（《古兰经》76:29） “除非安拉意欲，否则你们不能意欲；安拉确是全知的，至睿的。”（《古兰经》76:30）

伊本·泰米叶，这位神学家和罕百里学派法学家写道：

“先辈们及其领袖在关于前定与天命的信仰上达成共识：安拉创造了万物，他所允许的必将发生，他所不允许的绝不会发生；安拉使他意欲者迷误，引导他意欲者走上正道；仆人们拥有意志和能力，并根据安拉所允许他们的能力和意志去行动。” 诚然，仆人们若非安拉意欲，便不会有任何意欲。

因此，我们如何运用安拉赋予的自由意志，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简而言之，善行带来善终，而恶行则带来恶果。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善行可以抵御厄运。” “隐秘的施舍可以平息造物主的怒火，维系亲情，延年益寿，一切善行皆为施舍。” “在今世行善者，在后世亦为善人；在今世作恶者，在后世亦为恶人。” “而最先进入天堂的，是行善之人。”

伊本·阿巴斯（愿主喜悦之）说：

“善行会使面容焕发光彩，内心充满光明，增加给养，强健体魄，并赢得众生的喜爱。” “而恶行会使面容灰暗，内心与坟墓陷入黑暗，体质虚弱，给养匮乏，并招致众生的厌恶。”

特别地，维系亲情是安拉增加个人给养和延长寿命的途径。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谁希望自己的给养增加、寿命延长，就应当维系亲情。”

伊本·欧麦尔（愿主喜悦之）说：

“敬畏造物主并维系亲情的人，其寿命会延长，给养会增加，家人也会爱戴他。”

改变命运最重要的修行之一是祈祷和崇拜。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祈祷更能抵御厄运。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唯有祈祷能改变命运。” “唯有善行能增加寿命。”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说：

“大地上任何穆斯林向安拉祈祷，只要他不祈求罪恶之事或断绝亲情，安拉必会应答他的请求，或者为他消除相应的灾祸。”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本人也曾向安拉祈祷，祈求保护免受厄运，因为他深知唯有安拉拥有决定万物的全能：

“主啊，求祢引导我，如同祢引导那些受引导者；求祢护佑我，如同祢护佑那些受护佑者；求祢庇护我，如同祢庇护那些受庇护者；求祢赐福于祢所赐予我的一切；并求祢保护我，免受祢所定夺的灾祸。” 确实，唯有祢能定夺一切，无人能超越祢的定数。 确实，凡受祢庇护者，无人能使其蒙羞。 祢是施恩者，是我们全能的造物主。

艾布·胡莱勒（愿主喜悦之）传述：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常祈求安拉庇护，免受恶劣命运、苦难折磨、敌人的幸灾乐祸以及沉重考验的侵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门弟子及先贤们也常向安拉祈祷，祈求将他们的命运由坏转好。

艾布·奥斯曼·阿尔-印地曾见到欧麦尔·本·哈塔卜（愿主喜悦之）在环游天房时哭泣并说道：

安拉啊，若祢已将我列入受恩慈者之列，那就让这成为我的定数吧。 若祢已将我列入罪人与被诅咒者之列，求祢抹去它，并将我列入受恩慈者之列。 确实，祢抹去或确定祢所意欲的一切，而“天经之母”（指记录万物的母书）在祢那里。

伊本·麦斯欧德（愿主喜悦之）说：

安拉啊，若祢已将我列入被诅咒者之列，求祢抹去它，并将我列入受恩慈者之列。

沙基克·本·萨拉马（愿主慈悯之）说：

安拉啊，若祢已将我们列入被诅咒者之列，求祢抹去它，并将我们列入受恩慈者之列。 若祢已将我们列入受恩慈者之列，求祢使我们坚定于那份定数。 确实，祢抹去或确定祢所意欲的一切，而“天经之母”在祢那里。

我们的先辈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无论是好是坏——都是安拉的定数。 有一次，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前往叙利亚，抵达时，他的随行人员发现叙利亚正遭受瘟疫。 于是，他宣布他们将返回麦地那。 艾布·欧拜代问他：“您是在逃避安拉的定数吗？” 欧麦尔（愿主喜悦之）回答道：

艾布·欧拜代啊，真希望这话不是出自你之口。 没错，我们是在逃避安拉的一种前定，但我们正奔向安拉的另一种前定。 艾布·欧拜代，如果你的骆驼来到一个有两个山坡的山谷，一个山坡草木葱郁，另一个山坡荒芜干旱，你觉得如何？ 难道你让它在肥沃的山坡上吃草，不是在安拉的前定下进行的吗？而你让它在荒芜的山坡上吃草，不也是在安拉的前定下进行的吗？

欧麦尔（愿主喜悦之）明白，他随后的所有行动也都是安拉的定数。 因此，他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并考虑因果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他避开了瘟疫，因为他知道这会造成伤害。 许多人误以为相信安拉的定数意味着我们不需要采取行动，就像有些人不系安全带，因为他们认为这不会影响安拉已为他们定下的命运。 但欧麦尔（愿主喜悦之）的行为表明，对安拉的笃信意味着我们必须基于因果关系采取行动。

伊本·哈杰尔评论欧麦尔的言论说：

如果他那样做了，那也是安拉的定数，而避免伤害确实是安拉的命令。 安拉注定了那件事的发生，而他则选择了逃避。 无论他采取行动还是选择离开，这两者都是安拉的定数。 因此，这里有两个视角：依赖安拉的视角和因果关系的视角。

这就是真正依赖安拉（托靠）的方法。 这意味着要依靠安拉，并意识到安拉会为那些努力追求良善的人定下善果。 换句话说，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努力谋生，安拉就会赐予我们生计。

根据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的传述，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如果你们能真正地托靠安拉，安拉必会像供养鸟儿那样供养你们。” “鸟儿清晨饥肠辘辘地飞出去，傍晚饱腹而归。”

欧麦尔（愿安拉喜悦之）说：

“你们之中任何人都不应停止工作去谋生，只祈求安拉赐予生计，同时却明知天空不会降下金银之雨。”

这就是对造物主定夺的正确理解。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因果关系。 因此，我们基于能带来善果的因去努力，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些‘因’本身并没有决定我们命运的力量。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疾病没有传染性。” 这意味着所有疾病的传染都是在安拉的许可下发生的，同时，先知 ﷺ 也说：“不要让患病者与健康者混在一起”，这考虑到了世俗因果在治疗疾病中的作用。

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只依靠安拉来实现善果。 我们意识到，我们计划的所有行动只有在安拉的许可下才会发生。 这是因为我们知道，事情不会仅仅因为我们的能力和意愿而发生。

安拉说：

“你对于任何事情，不要说：‘我明天一定做这件事’。” “除非（加上）：‘如果安拉意欲’。” “如果你忘记了，就当记念你的主，并说：‘愿我的主引导我趋向比这更近的正确道路。’”

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如果没有安拉的许可，行动和因果就没有意义，尽管它们对于获得善果仍然是必要的。 在命运方面，信士总是被要求采取行动，即在命运发生之前和之后。

伊本·泰米叶写道：

“从命运的角度来看，仆人会经历两种状态：命运发生前和命运发生后。” “在命运发生之前，他的职责是祈求安拉的保护，依靠他并向他祈祷。” “如果发生的命运并非由他的行为引起，那么他需要忍耐并顺从。” “如果这是由他的行为引起的，且是一种恩典，那么他需要赞美安拉。” “如果这是由罪恶引起的，那么他需要向他祈求宽恕。”

在命运显现之前，我们需要祈求安拉的保护、向他祈祷、依靠他，并努力争取好的结果。 命运发生后，我们需要接受它并继续生活。 如果这种命运是与我们行为无关的灾难，例如自然灾害，那么我们需要将其视为生活的考验，并继续加强对他的信仰。 相反，如果这是一种恩典，那么我们赞美安拉并不断感谢他。 如果这是我们善行的结果，那么我们赞美安拉，因为他使我们的事务变得容易。 相反，如果这是由罪恶引起的，那么我们需要向他祈求宽恕，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赎罪。 因此，信士在任何时候都要通过努力来应对命运。

诚然，对安拉所定夺的灾难保持顺从，是生活中最艰难的考验之一。 事实上，“考验”（fitnah）一词的词根 fa-ta-na 意为“他将其放入火中，即金银，以分离或区分好坏”。 安拉考验我们，因为考验是我们道德和精神成长的媒介。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最严峻的考验展现了人身上最优秀的品质。

因此，当灾难发生时，我们需要顺从并继续努力。 我们不应该在脑海中反复重演那些事件，从而沉溺于旧日的悲伤。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不要说：‘如果我做了这样，就会变成那样。’” “而要说：‘这是安拉的定夺，他所意欲的必会发生。’” “因为‘如果’会打开撒旦之门。”

顺从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是灾难——是培养内心宽广的一种方式。 这是因为我们相信每件事背后都有智慧，而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它。 说“如果”会被撒旦利用来破坏平静的心灵。 脑威评论这段圣训说： “‘打开撒旦之门’意味着撒旦会插入诱导，让我们拒绝造物主的定夺，并以此来诱惑我们。” 因此，我们不必沉湎于过去。

然而，顺从命运并不意味着不从错误和负面经历中学习。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说：“信士不会两次被同一个洞里的毒物蛰伤。”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预防，就不应该重复错误或允许负面经历再次发生。

简而言之，生活充满了选择。 我们可以选择崇拜他并行善，也可以选择忽视他在每一个造物中留下的权能迹象。 无论如何，我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在后世永恒的命运。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

“没有人会进入天堂，除非他被展示了如果他曾经作恶本应进入的地狱位置，以便他更加感恩。” “没有人会进入地狱，除非他被展示了如果他曾经行善本应进入的天堂位置，以便他更加懊悔。”

我们每个人在天堂和地狱都有一个位置。 无论我们去向何处，我们都会被展示如果选择另一条路会发生什么，以此来奖励我们的感恩或惩罚我们的悔恨。

想象一下你带着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 你面临两种命运。 如果你拉绳打开降落伞，你就会活下来。 相反，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就会死。 事实上，这两种可能性都已经为你注定。 没有第三种选择。 你不能跳回飞机里。 选择并实现你想要的命运，取决于你自己。

我们是否会进入天堂或地狱也是如此。 我们无法逃避这种命运；没有办法改变从太初就已经开始的事情。 然而，通往天堂永恒幸福的道路已经展现在我们面前。 因此，我们利用“自由意志”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的命运。 是我们自己决定了是否要迈出通往幸福的第一步。

造物主定数的奥秘

为什么造物主的定数看起来似乎与人类的自由意志相矛盾？ 这是因为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理解，限制了我们理解超越时空范畴事物的能力。 我们无法理解存在于时空之外的现实，更不用说理解安拉（愿主福安之）超越时空的行动和定数的本质了。 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人类思维中不断浮现的现实。 因此，我们认为这违背了我们的直觉，即我们未来的一切行为其实在过去就已经被决定了。 但对于安拉（愿主福安之）而言，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不存在，因为他是时间的掌控者。 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言：“你们中任何人都不要诅咒时间，因为安拉本身就是时间。” 这意味着安拉（愿主福安之）是时间的创造者。 安拉（愿主福安之）不会在决定某事后等待它发生；他只需根据他的意愿决定该现实，正如《古兰经》所言：“安拉创造了天地（及其一切美好）；当他意欲（创造）某事时，他只需对它说：‘有！’”（《古兰经》2:117） 于是，它就有了。

最后，造物主的定数之所以成为一个谜，是因为我们理解存在于时空之外、超越因果关系的现实的能力有限。 这确实是一个谜，因为自由意志和天命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 其细节也充满了奥秘，因为我们往往无法得知在他的许可下所发生的灾难和不幸背后的智慧。

因此，学者们强调，天命是安拉（愿主福安之）的秘密，过度深究会导致迷失。

《塔哈维信条》指出：

天命的原则是安拉（愿主福安之）在其造物中隐藏的秘密，这个秘密既没有告知他身边的天使，也没有告知先知或使者。 深究我们能力之外的事物（al-ta’ammuq）并对此进行辩论，会导致失败、日益严重的否定和错误。 务必警惕，不要陷入此类辩论、思考和诠释之中。

此处的“深究”（al-ta’ammuq）是指过度沉迷于关于天命的哲学争议。 事实上，正是这种极端和过度的思考，导致了分裂，并产生了贾巴里耶派（Jabariyah）和卡达里耶派（Qadariyah）。 直到今天，仍有哲学家、神学家和科学家在争论这些观点，从而偏离了伊斯兰的中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禁止他的同伴争论天命。 在一次事件中，他们就此问题争论不休，先知穆罕默德 ﷺ 很生气，并说道：

这就是我所命令你们的吗？ 这就是我被派遣给你们的目的吗？ 你们之前的民族正是因为争论此事而灭亡的。 我坚决要求你们不要争论此事。

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还告诫我们在讨论天命时要保持警惕和纪律，他说道：“如果提到天命，请克制自己。”

因此，根据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的说法，其原则是：当定数发生时接受它，坚信“无论好坏，确认关于它的记载，并相信它，而不问为什么或如何。” 这就是“无如何”（bi la takyif）的原则，这也是指导我们诠释安拉（愿主福安之）尊名和属性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另一种体现是“止于文本”（al-tawqif）。 伊本·哈贾尔引用萨姆阿尼的话说：

关于此课题（天命）的知识方法是止于《古兰经》和圣训，而不依赖类比或纯粹的理性。 任何不停止（在文本上）的人，都会偏离并陷入困惑的海洋。 他将无法获得治愈心灵或满足内心的东西，因为天命是安拉（愿主福安之）的秘密之一。

由于安拉（愿主福安之）确实超出了我们的理解，因此我们通过与我们的现实进行比较来诠释“宝座”、“安拉之手”或“全视者”的含义是毫无意义的。 虽然我们理解所使用的词汇及其字面意思，但其背后的现实是我们无法感知的。 当我们通过“笔”、“受保护的记录板”（Luh Mahfuz）和“功过记录簿”等意象来理解天命的现实时，也是如此。 任何超越这种理解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只会误导我们。

是的，理性分析和哲学讨论确实有其作用，但某些神圣的现实超出了理性的能力。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盲目追随，而是理解这一事实需要我们在面对“幽玄世界”（Alam Ghaib）的现实时保持谦卑。 确实，超出我们感官范围的幽玄世界，是我们无法知晓的现实。

结论

信仰前定（qada and qadar）是信仰的支柱之一。 然而，它是最早引起争议的概念之一，从而导致了早期世代的分裂。 存在的矛盾在于安拉（愿主福安之）的权能与人类的责任之间。 由于他们无法调和两者，卡达里耶派和贾巴里耶派各执一词，否定对方，从而产生了一种不完整的神学。

《古兰经》和圣训为这两种极端思想提供了中道。 事实上，安拉（愿主福安之）对整个宇宙拥有主权，在事物发生前就全知全能，并以无限的权能创造了它们。 同时，安拉（愿主福安之）赋予人类自由意志以考验他们，而考验的结果将在审判日确定。

天命的现实是通过“笔”、“受保护的记录板”和“功过记录簿”等意象传达给我们的。 安拉（愿主福安之）在“受保护的记录板”中决定了一切，从绝对意义上讲，它是不会改变的。 然而，定数的实现方式可能会根据我们的行为而改变。 如果安拉（愿主福安之）为我们定下了不好的命运，如果我们真诚地祈祷或为了他而行善，他有能力改变它。 我们处于安拉（愿主福安之）意愿之下的自由意志，引导着最终发生的命运。 最后，每个人都走向后世的两个目的地，即天堂或地狱，我们只会到达其中之一。

这些意象是理解可能成为复杂哲学争议的事物的最好、最简单的方法。 基于此，学者们规定我们应止于文本，并避免因讨论此话题而产生的危险。

成功来自安拉（愿主福安之），安拉（愿主福安之）是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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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本·哈贾尔，《布哈里圣训实录注释》，第11卷第477页。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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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dakah-feminisme-masalahnya-mengapa-ideologi-ideologi-tidak-sesuai-dengan-islam
原文标题：Adakah Feminisme Masalahnya? Mengapa Ideologi-Ideologi Tidak Sesuai Dengan Islam
作者：Dr. Tesneem Alkiek
作者简介：Tesneem Alkiek 博士：Tesneem 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研究的本科学位。随后，她在乔治城大学完成了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专注于伊斯兰法。Tesneem 目前担任拓展学习主任，她与团队合作，为社区创建课程和其他资源，以便让社区能够参与 Yaqeen 的研究。她同时也是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哲学与宗教系的讲师。

副标题：穆斯林女性、社区空间与信仰原则的完整始末
摘要：本文指出，穆斯林必须认真面对女性在清真寺、家庭和社会中遭遇的不公，但解决之道不应是让世俗意识形态取代启示原则。作者强调，回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才能同时维护信仰、尊严与公正。



图：女权主义是问题所在吗？ 为什么各种意识形态与伊斯兰教不相容

[泰斯尼姆：] 当我听到谢赫的话语传入耳中时，我的思绪已经飘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伊斯兰学习课程上，“……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不需要背诵《古兰经》的原因。” 他刚才说了什么？ 那一年我刚好背诵完《古兰经》，所以我挺直了身子坐在椅子上。 “我的妹妹曾经背诵过《古兰经》，”他补充道，“但她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婴儿，以至于根本没时间复习，现在她已经全部忘记了。” “因此，女性最好不要背诵，因为她们在抚养孩子时无法保持记忆。” 我无法掩饰我的震惊，立即反驳说，我知道许多背诵过《古兰经》的男性，由于各种原因，也同样没有记住它。 但那次会面一直萦绕在我心头：他怎么能阻止女性同时追求两项最伟大的功课——背诵《古兰经》和抚养孩子呢？ 在那一刻，他夺走了给予我灵感、力量和宁静的东西——我投入的时间和我为背诵《古兰经》所付出的努力——这让我感到无比虚弱。

我们不能否认，伊斯兰社会在性别问题上存在困境。 一方面，穆斯林对他们所看到的性别不公正现象——无论大小——感到沮丧。 另一方面，许多穆斯林男性（以及一些女性）对他们所认为的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中日益增长的部分感到不安，这些部分谴责所有男性为性别歧视者，并将所有机构（包括宗教）视为纯粹的厌女症。

什么是女权主义？

19世纪末，“女权主义”（féminisme）一词在法国出现，并迅速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最终于1910年传到美国。 法语中的原始词汇揭示了该概念的根源：femme，意为“女性”；-isme，意为社会或政治意识形态。 然而，从一开始，女权主义这个标签就不容易被大多数女性接受，因为她们不同意其含义。 因此，自成立以来，何为女权主义一直处于不断流变的状态，随着文化和政治的功能而改变。 然而，该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保持了相对一致：女权主义通常旨在挑战与性别相关的期望和差距。 尽管如此，这场运动的各个部分仍在不断发展，一些分支代表了“成为女性”这一含义的革命性变化。 有时它涉及要求女性享有平等的职业机会；有时则涉及拒绝根植于宗教范式中的性别态度。

特别是在美国，主流白人女权主义的历史通常以“浪潮”的形式来描述。 第一波女权主义涉及女性选举权运动；它由著名人物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和苏珊·B·安东尼在1848年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发起。 这一浪潮出现在工业化背景下，重点是女性的平等就业机会。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与战后运动和民权运动紧密相关。 最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进入了第三波，这与许多其他运动一样，涉及后殖民问题。 当然，纵观历史，世界各地的女性一直在为自己和家人而战，无论她们是否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

女权主义本质上在不断演变。 今天，许多不同的运动、事业和团体都声称拥有该术语及其价值观，正如其他社会正义理念一样，它在应用中变得交叉。 现在，任何女权主义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对该术语有自己的理解。 一些女权主义者反对性侵犯和不公平的工资；另一些人则全面批评该运动的“白人至上”和阶级特权，同时要求在其中夺回她们独特的空间。 曾经被定义为关于性别和平等的运动，现在不得不与这两个术语中的不同概念，以及它们与种族、阶级、宗教、国籍、战争、帝国主义等方面的交叉点进行斗争。 因此，女权主义既由其历史定义，也由对该历史的批判所定义。

特别是伊斯兰女权主义运动的批评者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引导其追随者走上一条滑坡，始于对性别压迫的担忧，暗示对宗教的压迫，并最终因认为宗教机构和教义是父权制和厌女症的，而完全拒绝信仰。 这些论点大多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女权主义计划的一些基本方面与一般宗教并不冲突，甚至可能与伊斯兰教不相容（例如，将所有性别差异归结为社会决定因素，或“全盘”拒绝任何不同的性别角色）。 因此，女权主义的反对者认为，一些持有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会离开伊斯兰教，或者可能容易受到伊斯兰教虚假观念的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阐述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并评估了基于我们传统的最有效的前进道路。

问题所在

那么，为什么一些穆斯林女权主义者会离开伊斯兰教？ 虽然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但一个有用的第一步或许是提出一个不同的问题：“为什么穆斯林女性正在离开伊斯兰空间？” 2014年的“Unmosqued”研究调查了全国各地的清真寺，旨在评估当今在美国维持一个成功的穆斯林社区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发现是，穆斯林女性受这些挑战的影响最为严重。 当时，清真寺报告称，在周五礼拜等活动中，女性十年的平均出席率为18%，而男性出席率为77%。 当然，虽然这部分原因在于男性必须参加礼拜而女性则非强制，但数据也表明，总体而言，清真寺对女性来说并不是最友好的地方。 尽管许多清真寺设有针对女性的项目，但只有4%的清真寺将这些项目和活动放在优先位置，仅有3%的清真寺优先考虑女性团体和协会。 我们知道，从历史上看，女性在清真寺领导层中的代表性总体上是极低的，在活动、讲座和其他平台上的女性发声机会也同样匮乏。 物理空间的问题也非常突出：许多清真寺缺乏足够的女性空间，女性经常不得不面对狭窄、不卫生，且有时无法进入的礼拜空间。

在这些礼拜场所之外，穆斯林女性和所有女性一样，在家庭和社会中面临着挑战，包括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在某些情况下，施暴者利用宗教来为他们的行为辩护和背书——这个问题并非伊斯兰所独有。

最后，穆斯林女性承受着所有穆斯林——尤其是那些外表显眼的穆斯林——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即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 ISPU 2017年关于美国穆斯林的研究发现，在特朗普时代之后，穆斯林女性最容易遭受仇恨犯罪和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且她们也是最倾向于举报这些行为的群体。

因此，我们的责任在于建立一个社区，提供更多为穆斯林女性量身定制的空间，并致力于赋权她们，使她们能够发挥全部潜力并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为了实现这一点，一些穆斯林女性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仍在继续利用自身的主动性去追求卓越、成功、代表她们的信仰，并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 但通常情况下，她们会转向其他空间，这些空间认真对待她们的担忧——包括在她们自己的社区中缺乏支持、资源以及实质和象征意义上的空间——并将这些担忧置于更广泛的女性主义对抗父权制的斗争背景中。 这里经常引起关注的未必是意识形态本身，而是其解决穆斯林女性所面临的某些不公正现象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在许多伊斯兰空间的议程中并未得到体现。

那么我们应该做什么？

一些穆斯林正在推广一种伊斯兰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从西方社会文化规范中解放出来的观念，并将这些规范视为普世真理，以此来质疑与性别相关的《古兰经》和圣训教导的有效性。 他们主张穆斯林拥抱所有被贴上“女性主义”标签的事物，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种意识形态，以解决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挑战。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则将女性主义视为对伊斯兰完整性的外来威胁，认为它是一种毒药，通过强迫穆斯林改变宗教传统以采纳自由主义的西方理想和规范，从而逐渐摧毁伊斯兰的所有核心价值观。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抵制女性主义上，却忽视了最初推动女性走向女性主义的根本问题。

当然，教育自己了解女性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源及其与信仰的潜在冲突（无论是在其起源还是逻辑终点上）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鼓励我们在行动主义中保持警惕，并在批评中进行自我反思的一部分。 同时，将女性主义视为女性离开信仰的主要原因，至少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1) 这涉及处理我们所看到的穆斯林女性疏离感的症状，而非其根本原因；2) 这冒着将那些已经感到在穆斯林社区中没有立足之地的人进一步推开的风险。

更紧迫的是，首先要解决少数穆斯林男女转向世俗女性主义的原因。 与其接受我们社区中那些并非植根于伊斯兰的性别规范，并因此而纵容各种形式的性别歧视（无论大小），我们应该专注于创造一个赋权穆斯林女性的环境，并承认她们在伊斯兰传统中的核心地位——无论是在历史上、当下还是未来。 在列举女性主义为何不适合、也不可能适合伊斯兰的所有理由之前，我们需要加倍努力去理解伊斯兰处理性别问题的方法，并在我们的家庭、清真寺、组织和社区中加以实施。 与其指责那些将穆斯林从信仰中拉走的女性主义“妖魔”，我们首先应该为自己未能以符合先知穆罕默德 ﷺ 教导的方式行事而承担责任。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是什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教导，尽管其美丽而完美，却经常被滥用来助长对女性的负面对待。 经常，周五的讲道和晚间讲座充斥着脱离语境的圣训，这些圣训描绘了女性的卑微形象，并阻止女性充分参与她们自己的社群。 以所谓的宣布女性“nāqiṣāt ʿaql wa-dīn”（理性与宗教的缺陷）的圣训为例。 很容易就数不清有多少次，这则圣训被用来严厉指责听众，提醒他们男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更优越，更适合领导。 然而，经常被忽略的是先知穆罕默德 ﷺ 这句话的特定语境，它实际上并非关于性别话题的讲道，而是关于功修。 他在开斋节那天，在礼拜后对男女穆斯林讲话。 他转向男性，呼吁他们为安拉（至圣至尊）而怜悯他人。 然后他转向女性，以一种鼓励的方式，提醒她们也要增加自己的功修，并提到她们在经期等情况下，不必承担礼拜和斋戒的责任。 因此，通过建议她们增加功修，先知穆罕默德 ﷺ 指出了她们可以借此更接近安拉（至圣至尊）的其他途径。 当时在场的见证者立刻明白了这番话背后的意图。 Zaynab b. Abu Muawiyah 在开斋节礼拜后立即跑回家，急于遵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建议，用她的财富施舍。 这则圣训的重要语境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对女性相对于男性的相对价值或能力做出任何本体论的陈述，也没有描绘某种宇宙性别等级制度，认为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相反，他是在特定情境下，针对女性在其他领域责任减少以及对男性有巨大影响力这一事实，建议她们在功修方面领先。

现在想象一下，一位普通的伊玛目或宗教导师带领他的会众，认为女性也能成为学者和社群的领导者。 想象一下，你的大多数清真寺或组织领导层不仅持有这种看法，而且通过由男性和女性组成，并平等评价所有成员的声音和关切来积极实践它。 我们离这个现实还很远。 “父权制”的呼喊常常代表着女性的沮丧，她们的关切没有得到认真对待，也没有被视为对她们自己社会的重要性。 发动一场反对女权主义的战争，可能会无意中助长我们社群中那些试图否定和压制女性的人，他们将女性提出的每一个抱怨都归咎于女权主义。

当先知穆罕默德 ﷺ 收到女性教友的投诉时，他会认真倾听并严肃对待。 例如，有一个关于 Khawla bint Tha'labah（愿主喜悦她）的故事，她抱怨丈夫对她的不当行为。 对她投诉的回应来自安拉自己，被保存在《古兰经》中，作为永恒的榜样：“安拉已听到那个女人关于她丈夫的事与你（先知）争辩，并向安拉诉苦的话：安拉已听到你们俩的谈话。” [《古兰经》58:1] 在这节经文及其后续经文中，安拉（至圣至尊）树立了最佳榜样，他不仅承认了 Khawla（愿主喜悦她）的关切，而且通过整整一章《古兰经》以她的名字命名来确认她并提供解决方案。

事实是，伊斯兰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学者和各领域启蒙的领导者。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 Aisha（愿主喜悦她），她纠正了圣门弟子在圣训和法学方面的错误，到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一起战斗的 Nusayba bint Kaab（愿主喜悦她），再到她那个时代发现了最复杂的数学方程的 Sutayta al-Mahamli，以及保护了她王国的 Zaria 女王 Amina，伊斯兰女性在服务她们的社群方面树立了无与伦比的榜样。 然而，即使在如此丰富的历史中，我们也成功地抹去了对她们贡献的记忆，并根据我们自己对女性边缘化角色的期望重写了她们的故事。 我们有责任重燃这种精神，并激励我们年轻和年长的女性，赋予她们力量和动力，使她们能够充分发挥潜力，服务他人，侍奉造物主。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也许“女权主义”标签下有很多观点会让穆斯林感到困扰——有些观点可能与伊斯兰教对立。 但实际上，许多世俗思想在走向极端时，显然与伊斯兰教和道德信条相悖。 我们避免这些思想争斗的唯一方法是超越它们的标签，评估其概念本身，并从我们传统的坚实基础上接近它们。 如果我们对伊斯兰教及其来源和方法论有信心，我们就能应对这些教条。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复杂的理论来坚持什么是好的，并摒弃那些不符合我们宗教的东西。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穆斯林——甚至不是大多数穆斯林——都拥有这个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培训伊玛目和社群领袖，为那些在宗教信仰上挣扎的人提供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提问。 我们必须为所有人——尤其是那些边缘化群体，如女性、青少年、穆阿莱夫（新归信者）等——建立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表达对伊斯兰教的疑虑和困惑，而不是通过指责他们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来排斥他们的担忧。 如果这些担忧源于我们作为人类自身的不完美和缺陷，以及未能达到先知的理想，我们需要正视并解决这些问题。 只要我们不这样做，那些无法在自己的清真寺和社区中表达意见的人，必然会转向其他能为他们提供答案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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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Estelle Freedman, 《不回头：女性主义的历史与女性的未来》（纽约：兰登书屋出版集团，2002年），第18页。

• 同上，第17页。

• 同上，第20页。

• Mary Kassian, 《女性主义的错误》（惠顿：好消息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 Charlotte Krolokke 和 Anne Scott Sorensen，“女性主义的三波浪潮：从妇女参政论者到女孩”，载于《性别传播理论与分析：从沉默到表现》，（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第 1 - 25页。

• 关于交叉性，请参阅 Kimberle Crenshaw，“去边缘化种族与性别的交叉：对反歧视原则、女性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黑人女性主义批判”，《芝加哥大学法律论坛》1989:1，第8页。可从以下网址获取：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 ... ss1/8

• 参见，例如：https://muslimskeptic.com/2017 ... slam/

• http://www.unmosquedfilm.com/the-facts/

• Dalia Mogahed 和 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调：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https://www.ispu.org/american-muslim-poll-2017/.

• 这段圣训将在Yaqeen即将出版的刊物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 针对这段圣训被用于宣扬厌女修辞的方式，当代学者萨勒曼·奥达（Shaykh Salman al-`Awdah）评论道：“宗教的减少（nuqṣān al-dīn）并不涉及宗教虔诚度（tadayyun）的减少，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女性在虔诚度上超过了男性。相反，它意味着义务的减轻（takhfīf al-taklīf），因为女性在经期期间不礼拜也不封斋。”（2016年1月11日，IslamToday.net，http://www.islamtoday.net/alba ... 8.htm ）.

• 安达卢西亚法学家伊本·哈兹姆（Ibn Hazm，卒于伊斯兰教历456年）解释了将这段圣训视为本体论描述的错误，他指出，任何提出这种主张的男性，显然是在承认自己在智慧和宗教上不如玛利亚姆（Maryam）、阿伊莎（Aisha）、法蒂玛（Fatima）、穆萨（Musa）的母亲以及萨拉（Sarah）等受人尊敬的伊斯兰人物。他解释说，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陈述指的是礼拜和斋戒的减少，以及见证的减少，而非对女性的批评。请参阅《教派与学说辨析》（Kitab al-fasl fi al-milal wa-al-ahwa' wa-al-nihal），第4卷，第104页，在线访问：http://www.islamport.com/w/aqd/Web/2595/552.htm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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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feminizm-bir-problem-midir-ideolojik-akimlar-neden-islama-tercih-ediliyor
原文标题：Feminizm Bir Problem Midir? İdeolojik Akımlar Neden İslâm’a Tercih Ediliyor?
作者：Dr. Tesneem Alkiek
作者简介：特斯尼姆·阿尔基克博士（Dr. Tesneem Alkiek）：特斯尼姆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研究的本科学位。随后，她在乔治城大学完成了伊斯兰研究博士学位，专注于伊斯兰法。特斯尼姆目前担任拓展学习主任，她与团队合作，为社区开发课程及其他资源，以帮助他们深入了解雅金（Yaqeen）的研究成果。她同时也是罗格斯大学卡姆登分校哲学与宗教系的讲师。

副标题：穆斯林可以用世俗女权主义解决性别不公吗？
摘要：本文指出，穆斯林社区确实需要正视女性空间不足、家庭暴力和性别不公等问题，但世俗女权主义不能替代伊斯兰的信仰原则。作者主张回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榜样，在传统内部恢复女性的尊严、声音和贡献。



图：女权主义是一个问题吗？ 为什么意识形态潮流会被置于伊斯兰教之上？

[Tesneem]：在我们每周举办的伊斯兰研究会议上，当伊玛目所说的话传进我耳中时，我开始失去所有的专注力。 “……所以女性不应该背诵《古兰经》。” 他刚才说了什么？ 那一年，我刚刚完成《古兰经》的自学背诵，所以我坐在椅子上惊呆了。 他说：“我姐妹背诵了《古兰经》”，然后继续说道，“但她忙于照顾刚出生的婴儿，没有时间复习背诵的内容，现在全都忘了。” “因此，女性最好不要背诵《古兰经》，因为她们在抚养孩子时无法保持背诵的熟练度。” 我无法掩饰我的困惑，立即回答道：我知道很多背诵了《古兰经》的男性，由于各种原因也无法保持他们的背诵。 然而，这种突如其来的冲突占据了我的思绪：他怎么能试图打击女性的积极性，让她们去做背诵《古兰经》和抚养孩子这两件可以同时进行的最美好的善行呢？ 那一刻，我心中所有的灵感、力量与宁静——那些为背诵《古兰经》而投入的无尽时光与奉献——仿佛都被他夺走了，这让我感到无力。

我们无法否认穆斯林群体在性别问题上存在困境。 一方面，穆斯林在面对性别问题时，因所见到的（无论大小）不公而感到失望；另一方面，许多穆斯林男性（以及一些女性）看到穆斯林女权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部分人指责所有男性都是性别歧视者，并声称包括宗教在内的所有机构在诞生之初就带有厌女症时，感到非常愤怒。

什么是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Féminisme）一词于19世纪末在法国出现。 并迅速传播到其他欧洲国家，最终于1910年传到了美国。 法语原词揭示了该概念的起源：“femme”意为“女性”，“–isme”后缀意为一种社会或政治意识形态。 然而，从一开始，由于对其含义存在分歧，女权主义这个标签并没有被大多数女性轻易接受。 因此，自诞生以来，作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直随着文化和政治的变化而不断变动。 尽管如此，这种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保持了相对一致：总的来说，女权主义试图质疑与性别相关的期望和不平等。 无论如何，这场运动继续分化发展，形成了代表关于“身为女性”意味着什么的革命性变革的各个分支。 这场运动有时呼吁女性应享有平等的职业机会；有时则拒绝那些根植于宗教理解中、针对性别的普遍歧视态度。

在美国，尤其是主流白人女权主义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不同的浪潮。 第一波女权主义是关于女性投票权的运动，由领军人物伊丽莎白·凯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和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在1848年的塞内卡福尔斯会议上提出。 这一浪潮出现在工业化背景下，专注于为女性争取平等的就业机会。 第二波女权主义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与战后运动及民权运动紧密相连。 最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女权主义进入了第三波，像许多其他运动一样，开始处理后殖民主义问题。 当然，无论是否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世界各地的女性在历史上一直都在为自己和家人而奋斗。

女权主义一直在自然地发展。 今天，许多不同的运动、事业和团体都声称拥有该术语及其价值，并像其他社会正义理念一样，在实践领域汇合在一起。 现在，那些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基于她们的经验，对这个术语有着独特的理解。 一些女权主义者站出来反对性侵犯和同工不同酬；而另一些人则因白人至上和阶级歧视而批评整个运动，同时要求在运动内部拥有属于她们的独特空间。 最初被定义为关于性别与平等的运动，现在不得不处理除了这两个术语之外的不同观点，以及种族、阶级、宗教、公民身份、战争、帝国主义以及更多与“性别与平等”相关的问题。 女权主义既由其历史的批判所定义，也由其自身历史所定义。

特别是那些批评穆斯林女权运动的人认为，该运动将追随者引向了一条滑坡：从对性别压迫的担忧开始，将其与宗教联系起来，最终因认为宗教机构和教义本质上是父权制和厌女的，而导致完全放弃信仰。 这一主张通常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女权主义方案的某些核心观点本质上与宗教不符，甚至与伊斯兰教无法调和（例如，试图用社会因素解释所有性别差异，或彻底拒绝任何性别角色）。 因此，女权主义的反对者认为，一些采纳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可能会脱离或倾向于脱离穆斯林群体。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将尝试定义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并评估在我们传统中根深蒂固的、最有效的未来发展方法。

问题

那么，为什么一些穆斯林女权主义者要离开伊斯兰教？ 这个问题没有单一的答案，但作为一个有益的第一步，或许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些穆斯林女性要离开穆斯林社区？” 2014年的《Unmosqued》研究调查了全国各地的清真寺，以评估今天在美国维持一个成功的穆斯林社区所面临的挑战。 主要结论是，穆斯林女性是受这些挑战影响最严重的人群之一。 据报道，在过去十年中，女性参加周五聚礼（主麻）等各种活动的平均比例为18%，而男性为77%。 当然，这部分是因为周五聚礼对男性是强制性的，而对女性不是，但数据表明，总体而言，清真寺并不是对女性非常友好的地方。 尽管许多清真寺有针对女性的项目，但只有4%的女性将这些项目和活动放在首位，且只有3%的清真寺优先考虑女性团体和协会。 我们从历史上很大程度上知道，尽管女性在活动、会议和其他平台上的声音很响亮，但女性在清真寺内部活动中的代表性仍然处于最低水平。 清真寺现有的空间问题也对这一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清真寺没有为女性预留足够的空间，女性通常不得不面对拥挤、卫生条件差或难以进入的礼拜区域。

除了这些清真寺，像所有女性一样，穆斯林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也面临着各种挑战，包括家庭暴力和性骚扰。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虐待行为的实施者利用宗教来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并为自己开脱，这是一个并非伊斯兰教所独有的问题。

最后，穆斯林女性承担着所有穆斯林——尤其是那些外表上看起来像穆斯林的群体——所面临的冲突重担，这些冲突加剧了伊斯兰恐惧症。 根据2017年关于美国穆斯林的ISPU研究，研究发现穆斯林女性在特朗普时代更有可能遭受仇恨犯罪和明显的伊斯兰恐惧症，并且更有可能报告这些事件。

因此，我们所面临的现状是，在一个社区中，允许穆斯林女性充分发挥潜力并做出有意义贡献的空间寥寥无几。 明确地说，尽管面临这些困难，一些穆斯林女性仍在继续利用自身资源，以期取得卓越成就、代表她们的信仰并领导各自的社区。 但很多时候，由于缺乏支持、资源以及在现实和象征意义上的空间，她们不得不将自己的关切转向其他领域，并将这些问题置于反对父权制的更广泛的女权主义斗争背景下。 这里通常吸引人的不一定是意识形态本身。 重要的是能够表达那些在大多数伊斯兰空间中未被提上议程，但穆斯林女性却正在面临的不公正待遇。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一些穆斯林支持一种将女性自由建立在西方社会文化规范之上的伊斯兰女权主义，他们将这些规范视为普遍真理，并据此质疑《古兰经》和圣训中关于性别的裁决的有效性。 这些人主张，穆斯林应该拥抱所有贴着“女权主义”标签的东西，并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这个意识形态群体，以解决社会中与性别相关的问题。 与此同时，其他穆斯林则将女权主义视为对伊斯兰完整性的外来威胁，并将其视为一种毒药，认为它会迫使穆斯林改变宗教传统、采纳西方自由思想和西方标准，从而逐渐侵蚀所有基本的伊斯兰价值观。 这些人中的一部分人将精力完全投入到反对女权主义的问题上，却忽略了解决女性转向女权主义阵营背后的根本问题。

当然，我们有必要了解女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起源，以及它在起源和逻辑目标上与信仰之间潜在的矛盾。 这种教育是我们保持谨慎反对，并鼓励自己在批评中展现良好品格的一部分。 同时，将女权主义视为女性背离宗教的主要原因，在两个方面存在问题：1) 这些说法仅表现了穆斯林女性思想疏离的症状，而非根本原因；2) 这存在着进一步疏远那些已经认为在穆斯林社区中没有自己位置的人的风险。

解决一些穆斯林男女转向世俗女权主义的原因是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我们不应接受那些根源并非来自伊斯兰的社会性别规则，也不应忽视各种大小的性别歧视，而应专注于营造一个环境，既能接纳穆斯林女性，又能承认她们在伊斯兰传统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核心地位。 在描绘女权主义与伊斯兰不兼容的所有原因之前，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去理解伊斯兰处理性别问题的方式，并将其应用到我们的家庭、清真寺、组织和社区中。 与其指责那些导致穆斯林远离信仰的男女女权主义“怪物”，我们首先应该因为自己没有按照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准则行事而承担责任。

什么是先知的榜样？

尽管先知的榜样是美好且完美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经常被滥用来鼓励对女性的负面对待。 周五的讲道和晚间讲座中，经常穿插着断章取义的圣训，暗示女性的低劣，并阻碍女性充分参与她们的社区。 例如，让我们看看那段表面上声称女性是“nâkısâtu’l-akli ve’d-dîn”（即“理智和宗教不完整”）的圣训。 这些圣训被无数次引用，旨在提醒听众，男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更优越，更适合担任领导职务。 然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先知穆罕默德 ﷺ 说这句话时并非在讨论性别问题，而是在谈论施舍（sadaka）的背景下提到的。 安拉的使者 ﷺ 是在节日那天，礼拜结束后向男性和女性讲道时说出这段圣训的。 先知 ﷺ 转过身对男性说，呼吁他们为了获得安拉的喜悦而进行施舍。 随后，他转向女性，为了鼓励她们，他含蓄地暗示女性在月经等特殊时期无需礼拜和斋戒，并提醒她们也可以像男性一样增加施舍。 因此，先知穆罕默德 ﷺ 通过建议她们增加捐赠，指出了她们可以接近安拉的其他机会。 他话语背后的意图，在场的见证者们立刻就明白了。 宰娜白·宾特·阿布·穆阿维叶（Zeyneb Binti Ebu Muaviye）在节日礼拜后立即回家，以遵循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建议并捐出她的财产。 这段圣训被引用的重要背景向我们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没有对女性相对于男性的价值或能力做出任何本体论上的陈述，也没有说男性在创造上处于比女性更高的等级；相反，他是在建议女性，在这些特殊时期，由于她们在其他领域的责任减轻，且对男性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应在行善方面发挥带头作用。

现在，想象一下，一位普通的伊玛目或宗教老师引导他的会众去思考女性有能力成为社会中的学者和领导者。 甚至想象一下，一个普通的清真寺或机构的董事会，不仅是作为一种假设，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由男女组成的委员会，重视所有成员的声音并平等地对待他们的关切，在实践中落实这一点。 我们离这种现实还很遥远。 呼吁“父权制”通常代表了那些关切未被认真对待、且不认为自己是社区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女性的挫败感。 与女权主义作斗争，可能会无意中动员那些试图通过将女性在社区中提出的每一项投诉都贴上女权主义标签，从而抹黑和压制女性的人。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在收到女性圣门弟子的投诉时，会仔细倾听并非常认真地对待此事。 例如，让我们看看哈芙拉·宾特·萨拉巴（Havle Binti Sa’lebe）的故事，她曾抱怨丈夫对自己不公正的行为。 对她投诉的回应，直接来自安拉，并作为榜样被保存在《古兰经》中，直到审判日：“安拉确已听见为丈夫而与你争论，并向安拉诉苦的那妇人的话了。” 安拉听见你们俩的对话。 安拉确是全聪的，确是全明的。 (《古兰经》第58章第1节) 在这节经文及随后的经文中，安拉（尊大且崇高）不仅接受了哈夫拉的申诉，而且在《古兰经》以她命名的篇章中，通过在相关章节里使她的申诉合法化并提供解决方案，树立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典范。

从问题的本质来看，穆斯林女性在历史上一直是学术领域的重要人物，也是各个领域中卓有成就的知识分子。 她们不仅能纠正男性同行在圣训和教法解释方面的言论，其中还包括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妻子阿伊莎（愿主喜悦她）。从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并肩作战的内西贝·宾特·卡布（Nesîbe Binti K’ab），到解开当时最复杂数学方程之一的苏塔伊塔·马哈姆里（Sutayta el-Mahamli），再到守护自己王国的扎里亚女王阿米娜（Amina），穆斯林女性在服务各自社群方面树立了独一无二的榜样。 然而，尽管有着如此丰富的历史，我们还是成功地抹去了关于这些女性所做贡献的所有记忆，并通过将她们的故事改写为符合我们自身期望的叙事，使她们沦为边缘人物。 为了增强当代人的能力，并支持后来者充分发挥潜力去服务他人和安拉（愿主赐他平安与吉庆），我们有责任重现这些榜样，为无论老少的女性注入力量与动力。

接下来可以怎么做？

在“女权主义”标签下发展起来的许多思想可能会给穆斯林带来问题，甚至有些思想可能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 但事实是，在该意识形态的极端部分，存在着大量与伊斯兰宗教和道德原则明显相悖的世俗观念。 要摆脱这些意识形态的陷阱，唯一的办法就是超越标签，直接评估思想本身，并以我们传统中可靠的资源为基础来审视它们。 如果我们信任伊斯兰教、其资源及其方法论，我们就能面对这些思想。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梳理复杂的理论，从而肯定好的部分，并剔除那些与我们宗教不符的内容。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别说全体穆斯林，即使是其中大多数人也不具备这种坚实的基础。 因此，我们必须致力于培训伊玛目和社区领袖，为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感到困惑的人提供可以提出批评和疑问的空间。 我们必须建立一些平台，让所有人——特别是女性、年轻人、新穆斯林以及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能够表达他们对伊斯兰教的疑虑和恐惧，而不是指责他们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从而掩盖了他们真正的担忧。 既然这些疑虑是我们自身缺陷、作为人类的不完美以及未能践行先知穆罕默德 ﷺ 榜样的结果，我们就必须正视并消除它们。 只要我们不这样做，那些在自己的清真寺和社群中无法充分表达自我的人，无疑会转向其他途径去寻找他们想要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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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埃斯特尔·弗里德曼（Estelle Freedman），《没有回头路：女性主义的历史与女性的未来》（No Turning Back: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and the Future of Women），纽约，兰登书屋出版集团，2002年，第2493段。 18.

• a.y, 17.

• a.y, 20.

• Mary Kassian，《女权主义的错误》，惠顿，好消息出版社，2005年，第页。 11.

• Charlotte Krolokke 和 Anne Scott Sorensen，“女权主义的三波浪潮：从妇女参政者到女孩”，载于《性别传播理论与分析：从沉默到表现》，千橡市，Sage出版社，2006年，第页。 1–25.

• 相关主题请参阅：Kimberle Crenshaw，“消除种族与性别的交叉边缘化：对反歧视原则、女权主义理论和反种族主义政治的黑人女权主义批判”，《芝加哥大学法律论坛》1989:1，第8页。参阅：http://chicagounbound.uchicago ... ss1/8

• 例如，参阅：https://muslimskeptic.com/2017 ... slam/

• http://www.unmosquedfilm.com/the-facts/

• Dalia Mogahed 和 Youssef Chouhoud，“2017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十字路口的穆斯林”，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https://www.ispu.org/american-muslim-poll-2017/

• 这段圣训将在Yaqeen即将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 当代学者谢赫·萨尔曼·奥达（Sheikh Salman Awdah）批评了将这些圣训用于厌女言论的做法，他说道：“宗教上的不足（nuksânu’d-din）并不意味着虔诚度（tedeyyun）的缺失；事实上，有许多女性在虔诚度上超过了男性。这句话更多是指女性在月经期间因无需礼拜或封斋而承担的义务较轻（tahfifu’t-teklîf）。” 访问日期：2016年1月11日。http://www.islamtoday.net/alba ... 8.htm

• 安达卢西亚法学家伊本·哈兹姆（卒于伊斯兰教历456年）指出，任何支持这种观点的人都必须承认，当将自己与圣母玛利亚、圣妻阿伊莎、圣女法蒂玛、先知穆萨的母亲以及圣妻萨拉等受人尊敬的伊斯兰人物相比时，他在智力和宗教修养上都远逊于她们。他以此解释了将这则圣训视为本体论定义的错误性。他阐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话语仅仅是指在礼拜和斋戒方面义务的减轻以及在作证方面的差异，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对女性的批评。引用资源：Kitabu’l-fasl fi’l-milal ve’l-ehvâ’ ve’n-nihal，第4卷，第104页，访问地址：http://www.islamport.com/w/aqd/Web/2595/552.htm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