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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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查看全部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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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播客笔记｜走进叙利亚的新开始：沙姆、革命与穆斯林应当学到的现实智慧（上篇）
视频·音频 • yehaya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1 次浏览 • 2026-08-20 07:32
2026年8月19日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查看全部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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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查看全部
2026年8月19日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6 次浏览 • 2026-07-23 00:49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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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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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HTS religious policy and Shafiʿi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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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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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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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aenni, P., & Drevon, J. (2022).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HTS.
4. Loyle, E. M., et al. (2021).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in Rebel-Held Terr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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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alafi NGOs in Syria’s religious landscape.
13. HTS religious policy and Shafiʿi 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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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HT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Brotherhood-style Islamism.
16. Idlib population statistics (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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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nahel program impact assessment.
19. Private school tuition and economic barriers in Idlib.
20. Dropout rates in Idlib (2024).
21. DWS graduation statistics (2024–25).
22. DWS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tazkiya requirements.
23. DWS curriculum and Qurʾanic memorization standards.
24. General Zakat Authority and DWS financial support.
25. Displacement and teacher availability in northwestern Syria.
26. Teacher salary comparisons in Id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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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SSG official presence at DWS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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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nd civil service representation.
32. Bayt al-Mal and Islamic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33. Social welfare and orphans in DWS curriculum.
34. Bab al-Hawa economic role in text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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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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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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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1. Al Sakbani, M., & Beaujouan, J. (2023). Education in Syria: A Tool for Power Consolidation.
2. Fieldwork interviews, Idlib, January–February 2025.
3. Haenni, P., & Drevon, J. (2022). The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HTS.
4. Loyle, E. M., et al. (2021). Governance and Education in Rebel-Held Territories.
5. Quaynor, L. J., et al. (2020).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Fragile Contexts.
6. Roy, O. (2017). The Salafi Turn and Its Discontents.
7. Roy, O., & Blanc, T. (2023). Post-Salafism: A New Framework.
8. Merone, F., et al. (2022). Pragmatic Salafism in Tunisia.
9. Pall, Z. (2018).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slamic Authority.
10. Pall, Z. (2020). Citizenship and Belonging in Post-Salafi Movements.
11. Kuwaiti Salafi network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2012–2014).
12. Salafi NGOs in Syria’s religious landscape.
13. HTS religious policy and Shafiʿi scholarship.
14. HTS Shariʿa Council fatwa regulations.
15. HTS political evolution and Brotherhood-style Islamism.
16. Idlib population statistics (2013–2017).
17. SSG Ministry of Education staffing reports.
18. Manahel program impact assessment.
19. Private school tuition and economic barriers in Idlib.
20. Dropout rates in Idlib (2024).
21. DWS graduation statistics (2024–25).
22. DWS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tazkiya requirements.
23. DWS curriculum and Qurʾanic memorization standards.
24. General Zakat Authority and DWS financial support.
25. Displacement and teacher availability in northwestern Syria.
26. Teacher salary comparisons in Idlib.
27. DWS dress code and recruitment criteria.
28.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teacher compliance.
29. SSG official presence at DWS events.
30. Binnish teacher dismissal incident.
31.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nd civil service representation.
32. Bayt al-Mal and Islamic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33. Social welfare and orphans in DWS curriculum.
34. Bab al-Hawa economic role in textbooks.
35. HTS coalition-building an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39. Pre-war Syrian national curriculum in SSG areas.
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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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维吾尔战士为何引争议？流亡社群与安全风险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47 次浏览 • 2026-05-24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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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查看全部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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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9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新闻 • ismail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9 次浏览 • 2023-02-11 20:41
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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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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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文章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0 次浏览 • 1 天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查看全部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终身监禁
一家叙利亚法院判处前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雷丁·哈松（Ahmad Badreddin Hassoun）终身监禁，罪名是煽动暴力和宗派冲突。他是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最著名的宗教支持者之一。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今天在经过六次庭审后做出了这一判决。这是对与前政府有关的宗教界人士最引人注目的起诉之一。
法官法赫尔·丁·阿里安（Fakhr al-Din al-Aryan）表示，诉讼期间提交的证据表明，哈松参与了在叙利亚近14年冲突中犯下的反人类罪和战争罪。
现年77岁的哈松是逊尼派穆斯林，2005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叙利亚大穆夫提。2011年叙利亚起义爆发后，他成为了阿萨德的高调辩护者。
法院认定哈松犯有企图煽动内战和宗派冲突的行为，因此被判处终身监禁。
他还因教唆故意杀人、共谋故意杀人、滥用职权以及煽动宗派和种族紧张局势而被追加监禁刑期。
法院还下令没收哈松的资产收归国有，并处以巨额经济罚款。
对阿萨德战争的宗教支持
此次起诉的核心是哈松涉嫌利用其宗教权威，为阿萨德政权暴力镇压反对派的行为赋予合法性。
据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阿里安法官表示，阿萨德领导下的该国官方宗教机构已被用来为军事和安全行动提供宗教掩护。
法院认定，由哈松领导的宗教机构协助为针对反对派控制区的袭击辩护，包括在人口稠密的街区使用桶装炸弹。
哈松因为政权军事战术辩护而与之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反对者经常称他为“桶装炸弹穆夫提”。
法院还发现，哈松定期向“圣城旅”（Liwa al-Quds）提供经济援助，这是一支在冲突期间与阿萨德部队并肩作战的以巴勒斯坦人为主的民兵组织。
庭审期间出示的证据指控哈松或他的儿子向该组织领导层提供了数万美元。
哈松还被指控公开支持卷入暴行的军方高层人物，并强烈支持俄罗斯和伊朗帮助阿萨德继续掌权的干预行动。
他赞扬的人物包括伊朗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Qassem Soleimani）和叙利亚共和国卫队将军伊萨姆·扎赫雷丁（Issam Zahreddine），两人都是镇压阿萨德反对者的军事行动中的杰出人物。
报道庭审的媒体称，证人还指控哈松与叙利亚令人恐惧的情报机构保持着长期关系。
一名证人声称，哈松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与安全机构合作，并向情报官员提供在阿勒颇参加他的宗教课程的人员信息。
其他证词集中在哈松在叙利亚革命早期的行为上。
在一个案例中，证人指控他在2011年抗议者被杀后前往德拉省的阿尔-萨纳曼（Al-Sanamayn），并敦促居民不要反抗该国的统治者。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哈松否认了这些指控。他辩称自己的公开声明被断章取义，并坚称自己没有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是试图帮助受其影响的叙利亚人。
谁是艾哈迈德·哈松？
哈松1949年出生于阿勒颇的一个逊尼派宗教家庭。他在巴沙尔·阿萨德上台之前很久，就学习了伊斯兰科学，并在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机构中晋升。
在成为阿勒颇的穆夫提之前，他曾在1990年至1998年间担任叙利亚议会议员。
2005年，阿萨德任命他为叙利亚大穆夫提，使他成为该国官方承认的最高级别的逊尼派宗教权威。
在他任期的早些年里，哈松在国际上赢得了跨信仰对话倡导者的声誉，并经常参加与基督教和其他宗教领袖的会议和会晤。
然而，在2011年反政府抗议活动爆发后，他的声誉变得越来越具争议性。
随着阿萨德的安全部队以不断升级的暴力回应抗议活动，哈松成为了政府最重要的宗教捍卫者之一。
他采纳了该政权的论点，即叙利亚正面临外国支持的阴谋，并多次将反对阿萨德的武装和民间组织描绘成恐怖主义。
批评者指责他将国家权威置于作为宗教学者的责任之上，并为政府的军事行动提供伊斯兰的合法性。
哈松自己的家庭也受到了冲突的波及。2011年，他22岁的儿子萨里亚（Sariya）在一次伏击中被枪杀，当时这次袭击被归咎于武装反对派战士。
尽管他对政府长期忠诚，但阿萨德在2021年意外地废除了大穆夫提办公室，并将其部分宗教职责移交给了学者委员会。
阿萨德倒台后被捕
在2024年12月阿萨德政府戏剧性地垮台后，哈松躲藏了起来。
2025年3月，他在试图离开叙利亚时在大马士革国际机场被捕，随后根据新当局发出的逮捕令被拘留。
对他的定罪是阿萨德后叙利亚当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旨在起诉被指控对阿萨德家族五十多年统治期间所犯下的虐待行为负责的人。
前政权的几位高级人物已经面临起诉，尽管在政权垮台后，包括巴沙尔·阿萨德本人在内的许多最有权势的官员都逃离了该国。
一些人权组织对叙利亚快速发展的过渡司法系统能否保证被告得到公平审判和正当程序表示担忧。
与此同时，许多叙利亚人——尤其是在前政府统治下遭受监禁、酷刑、流离失所或亲属被杀的受害者和家庭——要求更快地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叙利亚的起义始于2011年3月基本上和平的反对阿萨德的示威游行，随后政府的镇压和随后的武装叛乱将其转变为一场毁灭性的战争。
在2024年12月反对派部队推翻阿萨德之前，估计约有5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播客笔记｜走进叙利亚的新开始：沙姆、革命与穆斯林应当学到的现实智慧（上篇）
视频·音频 • yehayau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71 次浏览 • 2026-08-20 07:32
2026年8月19日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查看全部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查看全部
2026年8月19日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真正的成功不是靠口号，而是靠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以及在原则中学习治理。”
整理 & 编译：SalaamAlykum 中文编辑部
主持人：亚西尔·卡迪
节目源：用户上传 YouTube 字幕
原标题：Inside Syria's New Beginning
播出日期：原字幕未提供
利益声明：本文为公益翻译与媒体化整理，用于中文穆斯林读者学习参考。
内容说明：本文采用双层结构。前半部分为媒体深度编辑版，后半部分为完整中文翻译核查版。
该视频播客谈到的核心关键词：叙利亚、沙姆、阿萨德、阿拉伯之春、哈马屠杀、赛德纳亚监狱、达伊沙、正当抵抗、吉哈德、伊德利卜、朱拉尼、艾哈迈德·沙拉、叙利亚重建、穆斯林团结、务实与理想主义
[b]要点总结[/b]
- 这篇讲座从沙姆地区的宗教和历史地位讲起：这里不只是现代政治地图上的叙利亚，而是《古兰经》和圣训中被赐福、被称赞、与乌玛命运紧密相连的土地。
- 主讲人把叙利亚的现代灾难放回长期历史中理解：法国殖民、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独裁，以及阿萨德家族的铁腕统治。
- 讲座最强烈的部分，是对哈菲兹·阿萨德与巴沙尔·阿萨德暴政的描述：哈马屠杀、儿童遇害、政治监狱、化学武器、数百万难民和被摧毁的城市。
- 主讲人强调，当一个政权杀害自己的人民、折磨信仰者、摧毁家庭和城市时，人民的武装自卫不能被简单污名化；在伊斯兰语境中，这可以被称为正当的吉哈德。
- 同时，他非常清楚地区分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前者主要是当地叙利亚人为保护家庭和尊严而战，后者则以全球支配、滥杀穆斯林和强迫效忠为核心。
- 讲座认为，当前叙利亚新政府不是完美的，也不应被神圣化，但与过去的暴政相比，已经是巨大转变，穆斯林应当给予祈祷、支持和建设性忠告。
- 主讲人从叙利亚经验中提炼出的关键教训是：真正的成功需要长期战略、耐心、适应现实、治理能力、外交智慧，以及在分歧中为更大善共同合作。
- 结尾部分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叙利亚祈祷、支持重建、去旅行、投资、帮助人民，同时不要在网上用轻率批评破坏脆弱的新局面。
[b]精彩观点摘要[/b]
- 沙姆不是普通国家，而是一片被信仰记忆包围的土地： 主讲人用《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和学者墓地来说明：理解叙利亚，不能只从新闻和政治地图开始。
- 暴政不是抽象词，而是一个个家庭、孩子和城市的毁灭： 从哈马到雅尔穆克，从哈姆扎·哈提卜到赛德纳亚监狱，讲座把暴政还原成具体的人命和土地。
- 正当抵抗和极端主义必须分开看： 主讲人最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不能把当地人民的自卫、自由诉求，与达伊沙式狂热混为一谈。
- 年轻人的愤怒如果没有知识，会被错误路线利用： 他提醒西方穆斯林青年：看到不公而愤怒可以理解，但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地投入战场，可能会被极端组织吞噬。
- 新叙利亚最需要的是治理智慧，而不只是口号： 公正、基础设施、社会稳定、外交和多元社会治理，比执着细枝末节更能体现沙里亚的大原则。
- 穆斯林内部的合作必须大于派别标签： 他从叙利亚各团体联合中看到一个教训：在更大威胁面前，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分歧不能成为彼此毁灭的理由。
[b]正文[/b]
一、叙利亚不是一条普通新闻，而是沙姆这片土地的新转折
这篇讲座从一个很私人化的经历开始：主讲人第一次来到沙姆地区。对很多穆斯林来说，叙利亚不只是一块现代国土，也不只是过去十几年新闻里的战争现场。它是一片被《古兰经》、圣训、圣门弟子、学者和末世叙事包围的土地。
因此，当他谈叙利亚的新开始时，真正谈的不是一次旅行，而是一个乌玛如何看待希望、灾难、抵抗和现实治理的问题。
二、阿萨德政权的暴政，是理解这场转变的前提
讲座花了很长篇幅回顾阿萨德家族的统治。法国殖民留下的分而治之、阿拉维派在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复兴党的反宗教意识形态、哈菲兹·阿萨德对哈马的摧毁，以及巴沙尔·阿萨德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对人民的镇压，都构成了这场灾难的背景。
这里的关键词不是“政治分歧”，而是暴政。孩子被抓走、尸体被送回，城市被炸毁，数百万人流亡，监狱地下层里的人失去姓名，化学武器被用在平民身上。这些细节让主讲人的判断变得很清楚：不能把人民的反抗简单说成混乱，更不能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放在同一水平线上。
三、正当抵抗必须和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
这篇讲座最重要的分界线，是把当地叙利亚人的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极端主义分开。前者主要是当地人民为了保护家庭、尊严、自由和信仰而战；后者则带着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强迫效忠，把不同意自己的人都视为叛教者。
主讲人反复提醒，西方媒体常常看不懂这一区别：只要看到棕色皮肤、听到“安拉至大”、看到穆斯林形象，就把所有人归为一类。但对穆斯林来说，这种区分必须非常清楚。正当自卫是一回事，以伊斯兰名义屠杀穆斯林、袭击孤儿和背诵《古兰经》的孩子，是完全另一回事。
四、新政府不是天使，但和过去相比是巨大的转变
主讲人没有把当前叙利亚新政府描述成完美。他一再说，没有人完美，他们也会犯错。但他强调，对比对象不能是天使吉卜利勒，而应该是过去的暴政。和阿萨德时代相比，今天的叙利亚有家庭在夜里散步，有孩子在街上玩，有不同宗教群体重新生活在一起，有监狱被打开，有政府尝试重建行政和基础设施。
这也是他呼吁支持的原因：不是因为一切已经理想，而是因为这片土地终于出现了不一样的可能。
五、这场经验给穆斯林的最大教训：原则要坚定，方法要成熟
讲座后半部分真正进入反思。主讲人把叙利亚经验总结为几个关键词：战略、耐心、适应、外交、务实、团结。仅有善意和口号不够，真正的转变需要长期规划。仅有军事胜利也不够，治理国家需要外交、制度、基础设施、经济和对多元社会的理解。
他对过度理想主义的批评很直接：如果只盯着衣着等细枝末节，却忽略正义、公平、平等、反任人唯亲和人民基本生活，那么其实没有理解沙里亚的大原则。
六、在分歧中合作，是叙利亚经验给乌玛的提醒
主讲人最欣慰的观察之一，是不同团体最后学会了合作。他们在信条、法学派和方法论上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明白有更大的问题要面对。苏菲、萨拉菲、不同运动和不同背景的人，必须在更大善上联合。
这条信息不只属于叙利亚，也属于整个乌玛。加沙如此，沙姆如此，任何穆斯林共同体在危机面前都是如此。
七、支持叙利亚重建，不只是情绪，而是行动
讲座最后把责任落到普通穆斯林身上：为他们祈祷，帮助他们，去那里旅行，支持经济，鼓励投资，在网上少做破坏性的批评。如果有忠告，就直接、负责任地提出，而不是在脆弱局势中公开拆台。
对主讲人来说，叙利亚的新开始是黑暗世界中的一束光。它仍然脆弱，仍然不完美，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乌玛用智慧去保护它。
[b]完整中文翻译[/b]
一、为什么沙姆不是普通土地
我们今天称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曾经到过那个地区。是什么时候？是在赫蒂彻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这是我们从这件事里看到的最重要教训之一：在坚持总体愿景的同时学会适应。愿安拉成全，人民想要的是善，想要的是自由，也想要伊斯兰的精神气质。但你治理的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今天这一场是特别讲座。平常我们的讲座是在宵礼之后，但这个题目会讲得久一些，而宵礼之后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晚了。所以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把时间放在宵礼之前，这样就有完整一个小时来讨论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要先声明：这里表达的是我个人的看法，不代表清真寺，也不代表任何其他人。这只是一个分析，我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经历、见闻和分析。成功来自安拉。这些问题非常艰难，真与假并不总是清清楚楚，中间有很多模糊地带。所以我会尽量梳理过去十五年来发生的一些事情，从中提取教训和启示。我们向安拉祈求在这些艰难问题上的正道和引导。
从个人角度说，我三十多年前还在学习伊斯兰时，就一直想去叙利亚。但因为各种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我一直没能去。后来我终于有能力旅行时，那个国家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所以虽然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却从来没有去过沙姆地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到那里。通常我从某个国家回来后，会和大家分享我的见闻。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和乌玛连接起来，从乌玛的其他地方学习。但今天关于叙利亚的讲座不一样。因为首先，叙利亚不是普通土地。沙姆地区是一片非常特殊的土地。从伊斯兰、历史和地理上说，它都不同于其他地方。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古兰经》中提到那一带土地，把它称为神圣之地。我们说“我们赐福其周边的神圣土地”时，并不只是指耶路撒冷，而是整个沙姆地区。耶路撒冷是其中一部分。尊贵崇高的安拉在《夜行章》开头说：赞美那位使他的仆人夜间从禁寺行至远寺者，我们赐福了那远寺周边。也就是说，不只是远寺本身，而是“我们赐福了它周边”。
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也特别提到沙姆地区，他说：“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他把沙姆称为“我们的沙姆”，归属于我们这个乌玛。要知道他说这句话时，沙姆还是拜占庭帝国、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沙姆被征服。他一生中没有见到沙姆被征服。可是他说：这是我们的土地。“安拉啊，请赐福我们的沙姆。”还有十多段传述称赞那个地区和那个地区的人。那个地区在末世也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本人也曾旅行到沙姆地区。这是他少数几次离开阿拉伯半岛的旅行之一；严格学术地说，它很可能是他实际到过的唯一一个阿拉伯半岛之外的地方。当然，这是指哪一次旅程呢？不是。是商旅那一次。夜行登霄到耶路撒冷也没错，但这里具体说的是我们今天所称现代叙利亚的那个国家。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曾经到过那个地区。什么时候？就是赫蒂彻愿安拉喜悦她让他负责商队的时候。他去了哪座城市？大声一点。巴士拉在伊拉克。是布斯拉。
不是带法塔哈发音的巴士拉。是布斯拉。布斯拉在大马士革外面。那座城市的遗迹今天还在那里。所以我们的先知愿安拉赐他平安与祝福确实亲身旅行到大马士革附近，在那里买卖经商，然后返回，先知传记的后续也从那里继续展开。所以沙姆地区是一片承载历史的土地。那里是一片土地，也是一座城市，尤其是大马士革，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几乎一直有人居住。尤其是叙利亚和大马士革，这是一个历史事实。世界上有两三座城市彼此争论，谁才是地球上最长久持续有人居住的城市。其中有耶利哥，也就是阿里哈；还有大马士革。这两座城市，我们无法精确知道最早什么时候开始连续有人居住，但已经超过一万年，或至少八千年。有记载以来一直有人生活在那里，在那之前安拉最清楚。这就是大马士革。所以当先知归真时，军队已经向北推进，艾布·伯克尔负责那些军队。当艾布·伯克尔接任哈里发后，局势一稳定，他就坚持让那些军队继续向北推进。征服在艾布·伯克尔·西迪格的哈里发时期开始，并在欧麦尔哈里发早期继续。
这是阿拉伯半岛、希贾兹之外的第一次征服。由此可见这个地区多么重要。征服它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哈立德·本·瓦利德，以及另一位被许诺乐园的十位圣门弟子之一。也就是伟大的圣门弟子艾布·欧拜达。他们两人征服了沙姆地区，特别是大马士革。同一片沙姆地区埋葬着三百多位圣门弟子。这次访问中，我非常幸运，也深感蒙福，能站在哈立德·本·瓦利德的坟墓前。他埋葬在那里，那里有一整片区域。在大马士革，我还站在比俩勒的坟前。比俩勒埋葬在霍姆斯。这太不可思议了。那可是曾经宣礼的人。那个说“独一，独一”的人，就埋葬在大马士革，因为他晚年定居在沙姆。他请求艾布·伯克尔，后来又请求欧麦尔，让他加入那场远征。起初他们说不行，不行。但他坚持去了，最后以烈士身份归真。这就是他想要的。他埋葬在大马士革外面，他的坟就在那里。还有许多圣门弟子也埋葬在那里。伍麦叶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也埋葬在那里。阿卜杜勒·马利克·本·马尔旺，这位伟大的哈里发之一，也埋葬在那里。
欧麦尔·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也埋葬在沙姆地区。这类例子还有很多。当然，沙姆地区也是学者之地。它一直都是知识之地。那里有数百位著名学者。我拜访了很多人的坟墓。哈菲兹·伊本·阿萨基尔在那里，伊本·凯西尔在那里。伊本·盖伊姆也在那里。我拜访了伊本·盖伊姆的坟墓。当然还有我最敬爱的伊本·泰米叶，我也拜访了他的坟墓。我们为伊本·泰米叶祈祷。这些标志性人物都埋葬在大马士革。所以赞颂安拉，当我们谈到沙姆地区时，它确实不是普通国家。它非常不同。如果仅仅因为这些历史原因，它已经足够独特了。但考虑到过去十五年的事情，我们面对的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是历史因素，那也足以单独讲一场。
二、从历史圣地到现代灾难：叙利亚为什么必须被认真理解
但主要原因不只是历史，而是沙姆地区最近发生的事情。因为叙利亚发生的事，在我们这一代的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现在要知道接下来会怎样，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大声、坚定、毫不含糊、清清楚楚地说一个主题，除安拉外不惧任何人，愿安拉成全：支持沙姆地区正在发生的这些项目，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这个乌玛的一员，我们有共同责任去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尽自己能力给予支持。因为这是一种我们这一代从未见过的成功。这样说可能有些尴尬，你们知道为什么，这里面有很多政治因素。但我相信，在尊贵崇高的安拉看来，这才是正确立场。最终真相交给安拉。但我坚定相信，作为穆斯林，我们有宗教责任发声、支持、祈祷、尽己所能，并从中学习教训。没有任何事情是完美的，发生的事情当然也不完美，但赞美安拉，它发生了。我们感谢安拉让它发生，这一切可以说是一个小奇迹。
毫无疑问，任何还有一丝信仰、还有一点正面理智的人，都会感谢安拉让今天的状况取代过去那个暴君、那个压迫者、那个罪犯、那个我们时代的法老对那片土地的统治。无论别人说什么负面的东西，今天的情况都好得不可比拟。这两个状况怎么能比较呢？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理解、汲取教训，看看自己能做什么来帮助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今天，愿安拉成全，我们会简要总结我认为的一些历史方面，然后讲我个人推导出的益处。关于这一切的真相，安拉最清楚。现在我不想详细讲叙利亚历史。我已经在其他讲座中讲过一些。但有一点你们要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了那一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决定必须离开，但他们制定了分而治之的政策。这一直是殖民者的手段。他们按照教派倾向来分化和统治。就是按教派倾向来分化。那里有一个边缘群体，叫阿拉维派。我在其他地方和图书馆聊天中讲过他们的信仰。这个运动是一种极端运动，他们的信仰根本不是主流伊斯兰。事实上，这是少数几个被乌玛大多数人认为已经脱离伊斯兰范围的群体之一。
一般来说，我们非常包容，我们的伞很大，但我们也有红线。如果有人否认宗教中必然已知的事项，如果他们声称受造物拥有神性能力，而这个群体正有这样的主张；如果他们相信灵魂转世这类奇怪观念，那我们就必须划线。如果一个群体不礼拜、不斋戒、不诵读《古兰经》，而这个群体就是如此，我们在某些地方必须划线。因此学者共识认为，这个群体以及极少数其他运动，被视为在伊斯兰范围之外。尽管如此，他们在沙姆地区已经生活了几个世纪。他们有自己的聚居地，一直住在那里。法国人注意到了他们，并意识到这些人可以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人。于是法国人为他们建立特殊军校，给他们权力位置，把他们编入军队。结果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群体从边缘化、只住在某个地区，变成进入大马士革并占据政府最高层的人。法国离开时，阿拉维派在权力体系中被过度代表。尽管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是少数，而且过去一直和逊尼派、什叶派分开生活。逊尼派和什叶派都远离这个群体。这个群体有自己的体系。
但法国人把他们整合进去，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军事学员和将领。于是法国人离开后，这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拥有更多权力。慢慢地，他们中有一位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当时有一个政党叫社会主义阿拉伯党，也就是复兴党。复兴党是反宗教的政党。复兴党有两个分支：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一支，叙利亚的哈菲兹·阿萨德一支。这两支彼此也不喜欢，但双方都反宗教。他们是社会主义者，对治理国家有非常独特的理解，而且都是独裁者。在复兴党内部，将军哈菲兹·阿萨德崛起，对其他领导人发动政变，把他们关进监狱。从1970到1971年以后，他成为这个国家唯一的独裁者、唯一的控制者，并以最残酷的铁腕之一统治它。他不是唯一残暴的独裁者，但他是最坏的独裁者之一；从某些方面看，他甚至是自己那个时代最坏的独裁者。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那个时代还有卡扎菲、萨达姆等很多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还有一大批人。伊朗国王也曾是残暴的独裁者。不要以为他说一口英式英语，就不是独裁者。他也是非常邪恶的独裁者。
他们做的主要事情，不只是剥削人民的钱财，自己过奢华生活；老实说，那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压迫、暴政、监禁和处决。只要有一点点反对的气味，不是真正的反对，甚至不是实际威胁，哪怕只是被含糊怀疑可能会成为反对者。只要有这种嫌疑，就会被抓走、处决、酷刑、关押。他们在这方面都很相似，尤其是这个人和八十年代的卡扎菲都反宗教。他们认为宗教性会威胁自己的现状。所以如果你是年轻人，被人看到礼拜，被带走、从此消失，或者二十年后才再出现，这都一点不奇怪。没有审判，什么都没有，只有严重酷刑。如果你参加学习圈，如果你和宗教有任何关系，更不用说政治活动，秘密警察就会来把你带走。当然，与此同时，还有压迫、生活艰难、经济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他的亲信拿走所有合同，其他人都在受苦。
这些都是标准独裁模式。但他做的一两件事，使他比那个时代任何其他独裁者都更糟。特别必须提到1981到1982年发生的屠杀，也就是哈马城事件。当时出现了一些宗教活动，尤其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开始组织学习圈，出现了一点自由空间，因为那座城市多数是他们的人。阿拉维派在那里是少数，无法直接控制。因为有这种自由的假象，他们也许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演讲，某些事情发生了，于是哈菲兹·阿萨德决定拿哈马城杀鸡儆猴。1981年，他派出自己的亲弟弟去摧毁这座城市、轰炸自己的城市。你们要理解，他派叙利亚军队去摧毁一座叙利亚城市。并进行屠杀。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可能多达四万名平民。这些人包括妇女、儿童。建筑被夷为平地，炸弹落下，摧毁的不是一个街区，而是一整座城市。几天前我去了哈马，我就在哈马。那是一座从八十年代后重建的新城市。八十年代以前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有留下。它被摧毁，被夷为平地。那里所有建筑基本都是1985年以后的。
老城已经没了，因为被摧毁了。我们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杀。飞机轰炸后，他的部队挨家挨户进去屠杀、杀人。你能想象一支军队屠杀自己的平民吗？但他这样做，是为了给所有人立规矩：你们别敢以为自己在这个国家有任何力量。所以当时的评论者基本都说，哈菲兹·阿萨德做了没有哪个独裁者做到这种程度的事：如此大规模屠杀自己的人民。这就让你看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哈菲兹有很多儿子，长子巴塞勒原本被培养成接班人。但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原本在伦敦当医生的弟弟巴沙尔被带回来。巴沙尔本来不是要掌权的人。顺便说一句，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些人的邪恶，有一次巴塞勒和一个叙利亚团体赛马。巴塞勒输给了另一个人。当时他父亲还在执政。为了显示他们的心态，这就像萨达姆儿子那种心态。他把赢了那场比赛的人关进监狱，并酷刑折磨了二十二年。那人做了什么？就因为他竟敢在比赛中赢我？直到最近，现任总统上台后，这个人才从监狱里被释放。
三、巴沙尔政权如何把国家推入深渊
为了尊重他，人们让他骑马游行，给他荣誉。因为这就是一名政治犯。我刚才说了，这算什么政治？这些人能够干出多么严重的压迫，你们可以想象。总之，巴塞勒死于车祸，于是小儿子巴沙尔被带回来。赞颂安拉，这就是安拉的前定，还能怎么说呢？据所有人的说法，他原本是个温和、说话轻声、像书呆子一样的人，和政治毫无关系。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他是哈菲兹·阿萨德的儿子。他看起来只是一个安静、温和的人。所以当他被带回来时，很多人还有一点高兴：好吧，他过过正常生活。他曾在伦敦当医生，也许还有些常识。结果证明，他比他父亲更糟。这种东西像是流在血里。他变得比父亲更糟。甚至在阿拉伯之春之前，他已经展现铁腕，使用了很多和父亲一样的手段。后来阿拉伯之春开始了。大家都知道，2010到2011年，整个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对独裁的抗议。事情从突尼斯开始，蔓延到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又传到埃及等地。这些国家后来发生了大家知道的那些事情。在叙利亚，因为铁腕统治，信不信由你，抗议比埃及少得多。
由于独裁统治，抗议被压得很低。事实上，那些抗议者甚至一开始并没有要求推翻政权，只是说：给我们一些基本生活条件、工作、自由，让我们有工作，给我们普通人应有的东西。巴沙尔家族照常掠夺国家财富，他的亲信也是如此。他的表兄拿着手机合同，另一个表兄掌管石油，你们知道这种套路。这就是典型现实。谁在受苦？整个国家。所以抗议开始时，人们只是要求多一点经济自由、工作机会、生活改善等等。某个地区的孩子在墙上写下：“轮到你了，医生。”意思是：轮到你了，巴沙尔医生。孩子们在墙上写涂鸦，有人拍了照片，这张照片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这是2011年。巴沙尔下令找到这些孩子，把他们送进监狱并处决。其中有一个孩子，哈姆扎·哈提卜，十三岁。你们在网上到处都能看到他的照片。他就是其中之一。那些卫兵找到了这个孩子，把他从母亲身边强行带走。一个月没有任何消息。然后尸体被送了回来。
从头到脚都是淤青、骨折、血痕、伤口，还有香烟烫痕。一个死去的孩子，全身都是伤。后来发现，一些邪恶的卫兵竟然用旧手机拍了视频，并且为了挑衅又把视频上传。视频里能看到这个孩子哭着，被折磨到死。这只是很多例子中的一个。接下来当然会发生什么？人民极度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你们怎么敢这样做？于是他的街区和那座城市的人们出去抗议。也就是从那里，整场内战——如果你愿意这样称呼——被点燃了。我们可以正式说，叙利亚革命开始于2011年3月15日。这是在阿拉伯之春几个月之后。穆巴拉克在2011年2月辞职，而叙利亚这些事情在2011年3月开始。从2011年到2024年，整整十三年。我现在非常简略地总结：巴沙尔向自己的人民开战。超过七百万叙利亚人被迫成为难民，因为炸弹不断落下，人们无处可去，饥饿笼罩。你们都还记得那个艾兰小男孩被海水冲到岸边的照片吧？那个两岁的孩子，穿着红色上衣，还记得吗？那就是巴沙尔手段的后果。
所有人只能逃命。无辜的妇女、家庭，只能逃跑。半个国家不得不逃离。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一个独裁者邪恶到愿意摧毁自己的国家，只为了保住自己的椅子。所以我才说这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暴君，这个压迫者，我毫不犹豫称他为我们时代的法老。他对自己的人民做的事，不能和其他独裁者相提并论。这可是他的国家，他怎么能这么做？但当一个人失去现实感时，就会这样。至于被杀人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尸体到现在还没有被发现。至少有二十五万人被叙利亚军队杀害，而他们杀的是叙利亚平民。当然我去过那个国家，我告诉你，那感觉像好莱坞末日电影。你看到的不是几栋房子被毁，而是整片区域。想象你开车穿过普莱诺，整个城市破败、死寂、毁坏，没有生命迹象。一点生命迹象都没有。这个国家无数地区都是这样。非常超现实。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像是在看某种好莱坞电影，这不可能是真的。我去过大马士革外面的雅尔穆克营地。雅尔穆克是大马士革的一个郊区。
雅尔穆克对大马士革来说，就像普莱诺对达拉斯一样，已经连在一起。但雅尔穆克起来反抗巴沙尔，所以在大马士革，他们摧毁了整个雅尔穆克地区。一栋接一栋建筑，只要目光所及，全部被毁，到处坍塌。那里没有人居住，甚至连动物都没有。全都没了。这个人疯狂到这种程度。更糟糕的是，整个世界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加沙一样。视频画面不断出现，但没有人采取行动。联合国谴责，可谁在乎？没人做任何事。巴拉克·奥巴马有一句著名的话：“我们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其实他一直说红线，红线。他不停地画红线，就好像巴沙尔说：你想要红线？我给你看。每次奥巴马说红线，巴沙尔都继续，直到奥巴马似乎说：最后的红线是化学武器。巴沙尔就像说：好啊，看我的。然后他真的做了。他向自己的人民使用了化学武器。顺便说一句，化学武器连联合国都禁止。不是说这有什么实际作用，但联合国居然也有某种“怎么杀人”的规矩。显然，有些杀法可以，有些杀法不行。化学武器的影响当然很可怕，会破坏环境，伤害人和动物的生命。
尽管如此，这个人连化学武器都用了。那么问题来了。这就开始尴尬了。但我还是要讲，因为这就是现实。
四、当人民被逼到绝路，正当抵抗为什么出现
当这种事情发生在人民身上时，你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办？归根到底，人数是在人民一边，不在军队一边。军队有多少？五十万？人民有八百万、九百万、一千万，整个国家有一千五百万。那么你觉得会怎样？正义、人性、战争规律会怎样？先别用吉哈德这个词，就用常识。会发生什么？当你自己的政府这样对待你时，会发生什么？你们看到乌克兰人反抗俄罗斯时，西方鼓掌。那些喝茶时翘着小指的建国先贤，因为茶税上涨，就可以杀英国士兵，那叫自由，那叫正义。但当一个穆斯林说“安拉至大”，为了尊严和自由而战时，世界就无法理解这个逻辑。这就是根本问题。这就是根本症结。所以人民说：够了，我们不能再忍受。你们在杀所有人，我们必须站起来保护自己。叙利亚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几百人，也不是几千人，而是几十万人。很多人做不到，当然只能逃走，老人等等。但很多人说：我们不能允许这种事情继续发生。尤其当你的兄弟在监狱里，你的妻子也可能被牵连。他们有臭名昭著的监狱，像赛德纳亚监狱、塔德穆尔监狱。
这些监狱在地下好几层。不要说窗户了，连阳光都没有。八层、九层、十层在地下。条件比老鼠和动物还差，人在那里遭受彻底酷刑、强奸，这些都广为人知。没有任何制衡。你一旦进了监狱，连名字都可能消失。几十年过去，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家人知道有人失踪，却不知道他们是死在什么地方还是怎样。安拉最清楚。所以当压迫达到这种程度时，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就是，一群群人说：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时局势变得混乱，因为没有统一力量。事实上出现了许多旅。一位兄弟告诉我，很多社区里的男人都站出来说：我们要组成一个旅，保护我们的妇女和孩子。基本上整个国家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妇女、孩子和老人。他们还能做什么？于是许多团体开始形成。这里就变得非常混乱，也许将来会有人把所有名字和细节都写下来。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可以简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当地人，也就是当地叙利亚人，占绝大多数。他们为保护自己的尊严、价值、妇女和孩子而战。他们是在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任何人都应该明白，这是一场合理的抗争。确实有一些外国人加入他们，但主体是当地叙利亚人。他们的目标只是自卫、自由，过正常生活。这是绝大多数运动的情况。当然，因为他们是穆斯林，是逊尼派穆斯林，而他们主要对抗的人并非主流穆斯林，是阿拉维派。顺便说一句，我见到了现任穆夫提。我和他有一次私人会面。他告诉我，2011、2012年初他在那里时，后来不得不逃命，因为他们威胁要杀他。所以他逃到土耳其十年。在逃离之前，他在首都讲呼图白，尽力保护人民，尽量不要制造太大的纷争，在当时采取一种中间立场。他直接对我说，我们开始听到大量报告，说他们不只是折磨无辜的人，还强迫人说：“除巴沙尔·阿萨德外，别无神明。”很多人只要说这句话就会被释放。这简直像艾布·贾赫勒。这就是艾布·贾赫勒。这是伊布利斯式的手段。其实连伊布利斯都没有这样做吧？无法无力，唯凭安拉。所以人们来找穆夫提。穆夫提说：我去找部长本人。
我对他说，如果你不阻止这件事，我们别无选择，我只能发表呼图白，我们会抗议。你们必须阻止。这是在摧毁人民的信仰，这是明显的不信。据说部长回答：不不，这不是我们的政策。穆夫提说：无论你们是否正式批准，它都发生在你们眼皮底下，而你们没有阻止。事情继续发生，所以穆夫提发表了一篇呼图白。他告诉我这段呼图白应该在网上。我不知道链接在哪里，但他说他公开讲了这件事，说人们正在以这种方式受折磨，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不能继续。于是我们以一种方式去抗议：不能让你们嘲弄安拉和他的使者。我们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即使你把一个人折磨至死，指安拉发誓，这已经是压迫。但如果你对他说：只要你辱骂安拉，我们就放你自由。这种压迫比单纯杀死他还要严重。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我并不是在为杀人开脱。我是说，这已经到了一种无法辨认的人性崩坏程度。这就是这个群体达到的程度。让人说“除巴沙尔外别无神明”，我说出来都感到难受，我只是转述。
他们说出这句话就能被释放。当然，他们像阿玛尔·本·亚西尔那样，在被强迫情况下是被宽恕的。但你能想象他们的感受吗？你能想象他们去找穆夫提求助，说我们该怎么办吗？于是他说，事情没有停止，我必须再讲一篇呼图白。随后我收到消息，说我会被刺杀。所以我只能隐藏自己，想办法逃到土耳其。他在那里待了十年，然后回来。那时他还不是穆夫提，只是一位著名讲师。现在他是现任政府的穆夫提。重点是，当这一切发生时，你指望会怎样？必然会出现武装冲突。我们不回避这个说法。如果有人不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双重标准。这里存在正当的武装抵抗。如果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称它为正当的吉哈德。这样说没有问题。这个词可能被其他团体劫持了，但正当的吉哈德是存在的。当你的妻子和孩子被杀时，你还能怎么办？所以那一类团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团体基本放在一个类别之下。不幸的是，还有另一类。他们人数更少，但声音更大。这一类主要不是叙利亚人。两个阵营里都有一些非叙利亚人，但第一阵营主体是叙利亚人，也有外人来帮助他们。
第二阵营主体则是非叙利亚人。他们带着一种不只是防御的意识形态进入叙利亚，而是一种全球支配的意识形态。那是一种“我们对抗全世界”的意识，一种“我们是安拉选中的人，安拉选择我们在大地上建立哈里发体制，我们要在叙利亚这片土地上建立这个哈里发，任何反对我们的人都是安拉和使者的敌人”的想法。
五、必须区分正当抵抗与达伊沙式狂热
这个团体后来被称为达伊沙，或也就是所谓“伊斯兰国”这一类团体。虽然从人数上说他们更少，但他们有很精明的媒体团队，在媒体操作上很熟练。你们中还记得当年的人会知道，他们会做宣传片、发布视频谈论自己等等。再加上他们的野蛮行为，新闻媒体就疯狂报道他们。他们烧死记者，斩首医生和护士，开设奴隶营，把被征服的平民当奴隶，在公开市场上出售，女奴就这样被卖掉。他们对平民发动自杀式袭击。第一阵营总体上不会做自杀式袭击，他们的目标是巴沙尔的军队。第二阵营则对伊斯兰有一种非常怪异的理解。当然，这个团体劫持了新闻媒体。大多数非穆斯林分不清这两类人。你皮肤是棕色，你说“安拉至大”，你礼拜，在他们眼里你们全都一样。这就是外部世界的根本问题。现在的政府来自第一类，而不是第二类。现在掌权的人来自第一类。他们是当地人，是为了防御而战。他们从未谈论什么全球哈里发。他们从未谈论要对抗全世界。他们说的是：我们是自由的人，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6 次浏览 • 2026-07-23 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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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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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DWS registration procedures and tazkiya requirements.
23. DWS curriculum and Qurʾanic memorization standards.
24. General Zakat Authority and DWS financ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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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HTS coalition-building an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39. Pre-war Syrian national curriculum in SSG areas.
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41. [此处原文未提供具体文献，翻译时保留引用编号]
42. [此处原文未提供具体文献，翻译时保留引用编号]
43. [此处原文未提供具体文献，翻译时保留引用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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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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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39. Pre-war Syrian national curriculum in SSG areas.
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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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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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Bayt al-Mal and Islamic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33. Social welfare and orphans in DWS curriculum.
34. Bab al-Hawa economic role in textbooks.
35. HTS coalition-building an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39. Pre-war Syrian national curriculum in SSG areas.
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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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journal-of-middle-east-studies/article/toward-an-exceptional-quranic-generation-how-dar-alwahy-alsharif-schools-shape-islam-identity-and-power-in-northwest-syria/4C982C855F484136200BAE5BFB3F2E44
叙利亚伊德利卜：HTS如何通过DWS学校重塑下一代？
2017年至2025年间，沙姆解放组织（HTS）在叙利亚伊德利卜地区通过赞助“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网络，将《古兰经》教育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旨在通过公民教育巩固其行政治理合法性并培养忠诚的下一代。
背景：高贵启示之家（DWS）是什么？
“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是叙利亚西北部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网络，成立于2017年，由沙姆解放组织（HTS）赞助。它通过融合《古兰经》学习与政治社会化课程，在HTS控制区内发挥着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道德重建及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核心作用。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伊斯兰公民教育如何成为在反政府武装控制下的叙利亚西北部（2017–2025年）阐述和实施意识形态治理的渠道。文章通过对“高贵启示之家”（Dar al-Wahy al-Sharif，简称DWS）学校网络的深入民族志和文本分析，剖析了这一过程。DWS成立于2017年，在“沙姆解放组织”（Hayʾat Tahrir al-Sham，简称HTS）的赞助下，已发展成为该地区规模最大的教育机构，将《古兰经》学习与民族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学法融为一体。本研究基于2025年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分析了DWS如何在HTS统治所构建的政治环境中运作并巩固这一环境，从而培养一代“杰出的古兰经世代”，并塑造民众的忠诚模式和家长的政治立场。文章将DWS置于HTS的“后萨拉菲”转型及其更广泛的国家建设工程背景下，认为该学校系统既是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场所，也是后冲突时期伊斯兰治理逐渐成型的竞技场。
构建“杰出的古兰经世代”
2011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扰乱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并改变了该国的教育部门，尤其是在西北部。在与政府军及敌对派系进行了多年冲突后，沙姆解放组织（HTS；其前身为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2016年宣布断绝关系并与国际圣战组织保持距离）于2017年巩固了权力。HTS并未直接统治，而是建立了技术官僚性质的“叙利亚救国政府”（SSG），将日常行政管理下放给学者、商人和部落首领等当地精英，同时保留对安全和战略政策的控制权。同年，在HTS的赞助下，武装人员创办了“高贵启示之家”（DWS）学校，旨在教育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这标志着在一个新的治理框架内将伊斯兰教育制度化的努力正式开始。
在雄厚资金和政治支持下，DWS网络迅速扩张。到2024–2025学年，它已在七十多个机构中教育了约1.6万名儿童。其校训“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naḥw jīl Qurʾānī farīd）强调了《古兰经》学习在旨在结合宗教、道德和社会教育的课程中的核心地位。除了《古兰经》背诵外，DWS还是政治和社会教育的载体，反映了HTS更广泛的国家建设议程。
萨克巴尼（Al Sakbani）和博茹昂（Beaujouan）观察到，在叙利亚反对派和政府控制区，课程都高度政治化，服务于权力巩固而非社会凝聚，私立学校和外部行为体将教育作为软实力的工具。尽管这一观察大体成立，但DWS代表了一个不同的案例：在HTS将野心扩展到全国之前，其主要目标是在叙利亚西北部巩固社会和道德秩序，同时保持民族统一的愿望。本文将DWS视为HTS治理环境中的关键机构，描述了它如何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渠道，并促进了更广泛的政治巩固进程。在简要概述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的教育格局后，我通过当地报告和访谈追溯了DWS的出现，强调了它与HTS行政框架的融合。随后，我探讨了DWS如何通过加强自身权威并利用儿童社会化来强化伊斯兰内部的凝聚力，从而推进HTS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DWS发挥了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场所的作用，是一个共同培育道德重建、集体认同和政治忠诚的竞技场。
我的分析重点在于该网络的宗教导向、它在学生中培养的认同感，以及它在圣战和少数群体关系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研究基于2025年1月和2月在伊德利卜进行的实地考察，主要依据是对4名DWS领导层成员、2名SSG教育局官员、5名教师和8名在校学生家长的半结构化访谈，以及与来自其他当地学校家长的非正式讨论。这些访谈揭示了DWS的目标和世界观，以及促使其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环境。鉴于该话题的敏感性，仅引用领导层成员的姓名。DWS在社交媒体上广泛记录其活动；因此，其Facebook和YouTube频道成为我研究的关键来源，并辅以当地在线新闻媒体的信息。本分析侧重于教育实践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而非教育者个人的意图或诚意，许多教育者主要从宗教义务、道德修养和社区服务的角度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它并非将DWS视为一个由中央设计的政治工具，而是将其视为在事实统治下，制度逻辑、道德承诺和治理实践相互重叠的产物。
理解DWS需要追溯其政治赞助者HTS的意识形态演变。在这方面，本文建立在帕特里克·哈尼（Patrick Haenni）和杰罗姆·德雷翁（Jérôme Drevon）的开创性研究基础上，该研究认为HTS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意识形态转型。尽管DWS推广的是植根于萨拉菲传统的保守伊斯兰精神，但它在显著方面背离了古典萨拉菲主义，反映了HTS的“后萨拉菲”转向。为了解读这一转变，我借鉴了奥利维耶·罗伊（Olivier Roy）和泰奥·布兰（Théo Blanc）的理论框架，将HTS（进而包括DWS）置于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潮流中。然而，这两个案例都表明该框架存在局限性：即使在应用时采取务实态度，某些概念仍以萨拉菲术语进行表述。
这种转型也体现在HTS通过教育在忠诚家庭中巩固权威的努力中。正如洛伊尔（Loyle）及其同事所言，这种服务是治理的核心机制，反政府武装通过它寻求行使权威、收集信息并培养平民合作。在世界各地的反对派控制区，教育倡议一直是治理的工具，旨在动荡中重建秩序。DWS网络展示了在这些环境中，学校教育如何既发挥社会重建作用，又发挥政治巩固作用——这是后冲突时期公民教育理论的核心双重角色。这一框架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解释HTS如何利用教育在其新兴的国家结构中培养道德秩序和政治归属感，从而在事实治理下产生了一种本土化的公民教育形式。正如奎诺（Quaynor）等人所观察到的，脆弱环境下的公民教育是在治理、合法性和教学法的严重制约下展开的，但对于重建集体认同和社会凝聚力仍然至关重要。
在此框架内，DWS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反政府武装的公民教育形式：它将儿童（重新）社会化到一个与其实施的更广泛“后萨拉菲”政治项目相一致的道德秩序中，同时在战争导致的社会碎片化中重建社区。与其他地方的公民教育倡议一样，DWS利用课程设计、教师培养和课堂仪式来重新定义归属感和道德公民身份。但在这里，公民身份表现为一种混合形式，将公民和民族理想与《古兰经》伦理、殉道叙事以及对革命温玛（穆斯林社群）的忠诚融合在一起。调查这些特征至关重要，因为考虑到他们在社区中的人数和影响力，在DWS受教育的学生不仅可能塑造叙利亚西北部的宗教格局，还可能在未来几年塑造整个国家的宗教格局。
叙利亚西北部作为“后萨拉菲”空间
为了将DWS置于其更广泛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环境中，本节考察了作为“后萨拉菲”空间的叙利亚西北部，该空间由HTS不断演变的宗教和政治重建项目所塑造。根据奥利维耶·罗伊的观点，萨拉菲主义寻求通过将圣行（sunna）普遍化，并将伊斯兰教与当地文化背景剥离，敦促信徒严格按照经文生活，从而重建第一代穆斯林的理想社群。与此同时，中东地区的“后萨拉菲主义”指的是那些对国家体制内的学者和激进的圣战主义都感到失望，并寻求更灵活、基于具体背景的伊斯兰认同的行为体。正如罗伊和布兰所观察到的，它涉及对古典萨拉菲主义的选择性修正，即保留认主独一（tawhīd）和经文主义，同时拒绝排斥（takfīr）、过度字面主义和反教法学派（madhhab）的立场。许多人因萨拉菲主义与极端主义和过去僵化做法的关联而避免使用这一标签，即使他们的信仰仍然相似。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指出，突尼斯萨拉菲派务实地拥护马立克学派，这种转变类似于HTS和DWS转向沙斐仪学派。通过融合新传统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甚至自由主义的影响，“后萨拉菲主义”将权威从海湾地区的学者（ʿulamaʾ）分散到当地学者、社交媒体传教士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正如帕尔（Pall）的观察，将归属感从全球温玛重新定义为本土化的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融入民族国家，这正是DWS通过其后冲突时期的道德和公民教育明确推动的理想。
2012年至2013年间，叙利亚冲突深受以主流萨拉菲派为主的跨国筹款网络的影响，其中许多人常驻海湾地区，主要是科威特。到2014年，由于战场失利、内部斗争以及海湾国家捐款减少，他们的影响力逐渐减弱。然而，萨拉菲网络通过在援助和宗教机构中保持活跃的非政府组织和教士得以延续，使他们能够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
作为激进的萨拉菲圣战组织成立的“努斯拉阵线”（Jabhat al-Nusra）向HTS的转型，标志着叙利亚萨拉菲圣战主义的关键转变。HTS及其盟友（如受萨拉菲影响的“沙姆自由人组织”）逐渐认识到，僵化的治理会疏远社区并损害其合法性。作为回应，HTS与跨国萨拉菲网络保持距离，提升当地沙斐仪学派的学术地位，以符合叙利亚的宗教规范并遏制极端主义影响。HTS禁止个人发布排斥（takfīr）声明，将其权力仅限于沙里亚委员会的教法委员会。此外，未经委员会事先审查和批准，禁止发布教法判令（fatwas）和宗教裁决。
HTS的重心日益转向政治生存和针对共同对手的战略联盟形成，使该组织更接近穆斯林兄弟会式的伊斯兰主义。本文将HTS视为一个“后萨拉菲”组织，并从这一角度分析DWS及其教育方法。
“高贵启示之家”的出现
DWS的迅速扩张得益于反政府武装控制的叙利亚西北部公共教育的崩溃。2013年至2017年间，冲突和流离失所使伊德利卜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从约150万增加到300万——压垮了本已脆弱的学校系统。叙利亚救国政府（SSG）于2017年成立后，其教育部只能支付行政人员的工资，并依赖约4000名志愿者教师，与约20个当地组织进行协调。
“Manahel”（2018–2023）等外国项目覆盖了超过60万名儿童，但伊德利卜只有64%的学校获得了任何支持，且大多仅限于小学阶段。私立学校（到2022年约有450所）每年收费200至300美元，这对于月收入约100美元的家庭来说是负担不起的。到2024年，估计有38.6万名儿童辍学，这还不包括8.4万名流离失所的学生。教育机会越来越依赖于收入，并因战火重燃而时常中断。在SSG的控制下，四年级以上禁止男女同校。
在伊德利卜这个保守的逊尼派占多数的地区，孩子们曾经上午上公立学校，下午上清真寺课程。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受访者估计，在阿萨德统治下，30%到40%的男孩跟随当地谢赫学习。随着国家教育系统的崩溃，基于清真寺的教学获得了新的重要性。
2017年，即SSG成立的那一年，“Dar al-Wahyayn”倡议启动，旨在为抵达伊德利卜市的HTS附属伊斯兰武装人员的子女提供宗教教育。该项目在各清真寺举办，由反政府武装人员担任教员，他们大多没有正式的宗教资历，但被认为对《古兰经》有足够的了解。随着2019年西北部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平息，以及2020年3月俄土调解达成停火协议，空袭减少，正规学校教育逐渐恢复。随着正常生活的回归，许多武装人员开始意识到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多年，从而引发了对子女教育的担忧。
作为回应，一位出生于加沙的HTS成员，以其战争代号“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为人所知，提议将“Dar al-Wahyayn”转型为注册学校——DWS，将宗教和世俗课程结合起来。正如我的一位密切关注此事的受访者所回忆的那样，加齐从加沙哈马斯运营的教育系统中获得灵感，他通过担任当地中学校长的兄弟了解到了这一点。加齐主张在伊德利卜实施类似的模式。根据该计划，男孩上午上课，女孩下午上课，这样孩子们每天只需离开家一段时间。这种从武装斗争向学校教育制度化的转变，标志着典型的后冲突时期转型，将圣战的逻辑转化为新兴伊斯兰政体中道德公民教育的逻辑。
在短短几年内，DWS经历了快速发展。到2024–2025学年，该机构已发展到为约1.6万名学生提供服务，并拥有1800名员工。它运营着七十多所学校和二十八所幼儿园，每年有900至1000名男孩和同样数量的女孩完成六年级学业。新学生通常只被录取进入一年级，且年龄不得超过六岁。入学名额主要保留给之前就读于DWS附属幼儿园的儿童、父母是武装派系成员的儿童，或在冲突中失去父母的儿童。只有在班级名额未满、该地区刚开设新的学校分校，或学生持有行政人员或学校主管的正式推荐信（tazkiya）时，才会破例录取。其他申请人无需参加正式入学考试；相反，名额按先到先得的原则分配，通常在开放注册的一小时内就会报满。
外国武装人员的子女几乎总是被准许进入DWS学校。这一政策反映了HTS将忠诚派系及其家庭整合到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更广泛战略。到2021年，HTS已经解散或吸收了大多数曾经挑战其权威的外国组织，纳入了来自阿拉伯、乌兹别克、高加索、维吾尔、伊朗、俾路支、阿尔巴尼亚和塔吉克背景的武装人员。像“突厥斯坦伊斯兰党”和“高加索士兵旅”（Ajnad Kavkaz）这样的忠诚组织保持了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子女自动进入DWS学校，这些学校成为了家庭社会化的关键空间。虽然DWS没有记录外国学生的数量，但管理人员指出，他们很少占多数；即使在外国学生最集中的学校，他们也不超过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这种安排促进了与叙利亚同龄人的日常接触，并促进了逐步融合。一位与乌兹别克学生一起工作的老师评论说，除了阿拉伯语语法外，大多数学生几乎没有语言障碍，并且在《古兰经》背诵方面往往优于叙利亚同学。在继续深造时，外国儿童通常选择宗教教育。据同一位老师说，叙利亚学生和外国学生之间的关系通常很和谐，偶尔的争执被视为仅仅是“孩子的事”（shughl awlād）。
幼儿园实行男女同校，但从一年级开始，学生和教职员工实行严格的性别隔离。男孩穿着像学者一样的深灰色长袍和无檐小便帽，而女孩则穿着黑色或灰色的阿巴亚（abaya），遮住头部和面部，直到六年级。每天以背诵《古兰经》和吟唱开始，学校以毕业时有多少学生能够完整背诵《古兰经》来衡量成功。
DWS通过庞大的内部官僚机构进行组织。伊贾扎（Ijazah）部门根据哈夫斯（Hafs）诵读法为学生的《古兰经》背诵进行认证，迪万（Diwan）办公室管理行政沟通和文档。教职员工和学生记录由专门部门处理，指导、课程和培训部门负责教学质量、课程开发和教师培训。媒体制作和机构品牌推广是媒体部门的一部分，监督和问责属于检查部门，数据管理属于统计部门。财务部门监督预算、工资单和财务报告，车辆办公室协调交通物流。一个裁缝车间生产校服以加强纪律和视觉认同，公共关系部门管理合作伙伴关系和外部沟通。在HTS的授权下，DWS在教育部的许可下运营，并使用教育局征用的基础设施。中央行政部门位于伊德利卜前警察总部，这是目前在SSG管辖下的内政部财产。
DWS的月运营预算估计为55万美元。据熟悉其财务状况的受访者称，虽然据报道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些支持，但该机构几乎完全由HTS资助。一个关键的收入来源是教育和学习费，即对所有通过巴布哈瓦（Bab al-Hawa）与土耳其边境口岸进口的货物征收10%的附加费。这些资金直接转入DWS国库。当来自HTS和边境税收的收入不足时，隶属于HTS的“总天课管理局”会介入，以支付该机构剩余的财务需求。
得益于稳定的财政支持，DWS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了叙利亚西北部教育面临的经济和后勤挑战。虽然公立学校的班级规模往往超过60名学生，但DWS将每班人数限制在30人以内。与昂贵的私立学校不同，它每学期仅收取50土耳其里拉（约10美元）的象征性费用，对于在冲突中失去父亲的儿童则免收费用。学校还提供免费交通、供暖教室（在该地区很少见）和校服，许多家庭已经买不起这些东西了。
我采访的家长强调了DWS强大的沟通实践，指出老师们使用Telegram群组向他们通报孩子的进步——这在拥挤的公立学校中是不存在的。许多人还称赞学校的学术质量，称其可以与私立机构媲美。一名二年级学生的父亲解释说：“私立学校只为富人开设，但DWS提供了同样水平的教育，还教授价值观。”另一位家长补充说：“人们认为DWS只关注《古兰经》，但他们的科学和数学老师也非常优秀。去年，心算比赛中几乎所有的顶尖学生都来自这里。”这些观点表明，家庭的教育选择不仅受到宗教承诺的影响，还受到在后冲突背景下对稳定和道德秩序的渴望的影响。
在教师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些更广泛的社会转型。由于来自大马士革、霍姆斯和哈马等城市的一波又一波流离失所，叙利亚西北部合格教师的供应量相对较高，这些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古兰经》教育传统。但当地政策限制公立学校仅聘用2017年前抵达、在西北部以外获得认证的教师。这使得许多流离失所的教师无法获得公共部门的工作，迫使他们转向私立机构。因此，像DWS这样的学校已成为该地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就业来源。
然而，叙利亚西北部的教师面临着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和不足的薪水。大学毕业生的月薪很少超过150美元，而学历较低的教师通常在100美元左右。在非非政府组织支持的学校中，SSG支付的工资往往比这些数字低10到20美元。相比之下，DWS的教师在2023年初每月收入160美元，且工资发放定期、无拖延。到2024年底，他们的月薪增加到了180美元。
DWS通过社交媒体公告招聘教师，主要是从其他地区流离失所的叙利亚国民。申请人不仅要在各自的领域接受测试，还要在《古兰经》诵读、伊斯兰法律和道德方面接受测试，并且必须遵守严格的着装规范——男性穿及踝长袍，女性穿遮脸的阿巴亚。候选人被期望体现学校的价值观；有些人因拒绝传统服饰或胡须（被视为虔诚的标志）而被拒绝。与此同时，受访者分享了一些做出调整的例子。一位老师尽管吸烟（这在DWS被视为宗教上不被鼓励的（makrūh），因此被视为给学生树立了坏榜样）仍被录用。尽管如此，该老师在承诺戒烟后还是被接受了，他随后也确实戒了烟。另一位老师指出，她不得不放弃一些以前的教学实践，例如在课堂上使用歌曲，以符合机构规范。
塑造HTS的合法性
除了财务联系外，DWS还嵌入在连接它与HTS和叙利亚救国政府的制度、个人和行政关系的密集网络中。这一点从SSG部长们在高级别活动和新学校开学典礼上的经常出席就可以看出。值得注意的是，SSG负责人阿里·基达（ʿAli Kida）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都参加了几次DWS的重大仪式。
2024年6月，当全省爆发针对SSG和HTS的抗议活动时，学校的政治忠诚得到了明确展示。作为回应，DWS中央行政部门解雇了其在宾尼什（Binnish）学校的一名教师，原因是他通过社交媒体鼓励参与示威活动。然而，该学校网络并非作为政治权威的指令机构，而是一个具有社会显著性的机构，其日常实践与现行的统治结构相交织，通过常规教育而非公开的政治信息，使行政秩序、公共服务提供和道德权威正常化。
课程，特别是社会研究教科书，通过强调组织公共服务的努力，加强了叙利亚西北部行政秩序的合法性。主题包括执法、医疗保健和民防（白头盔）。在《古兰经》引用的支持下，教科书还解释了国库（Bayt al-Mal）是如何分配给被认为对穆斯林社群至关重要的项目的。这些项目包括支持为主道而奋斗（jihād fī sabīl Allāh）、建造清真寺和《古兰经》学校，以及修建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
其中一课题为“社会福利的重要性”，将慈善义务框架化为非公民义务，而是植根于信仰和集体认同的核心伊斯兰责任。它将照顾孤儿和烈士家属呈现为一种道德要求和穆斯林公共生活的核心原则，对于培养一个公正和虔诚的社会至关重要。
在其他地方，一课向学生介绍了该地区的经济，将巴布哈瓦确定为关键枢纽，并强调了该地区对HTS主要政治盟友土耳其的经济依赖。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与土耳其的合作以及2017年在伊德利卜部署土耳其军事检查站——这对HTS和SSG的生存至关重要——在更激进的派系中仍然存在争议。
在派系间建立团结
DWS的作用不仅限于复制HTS权威被视为合法的治理叙事；它作为一个旗舰机构，通过他们的子女促进了前萨拉菲圣战武装人员的社会（再）融合。在此过程中，它在相对和平时期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叙利亚和外国武装人员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认同框架。
自2016年以来，HTS一直试图建立一个以政治项目为基础的统一军事联盟，以代表叙利亚的解放区。尽管HTS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了一些创始团体，但它继续寻求建立联盟，保持与主要地方和外国（muhājir）派系的结盟。同时，它驱逐了像“阿克萨旅”（Liwa al-Aqsa）这样不妥协的分子，并强调通过和平机制解决内部纠纷。DWS通过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内教育来自不同派系的武装人员子女，并为他们迎接更和平的时代做准备，从而加强了这一团结努力。
“迈向杰出的古兰经世代”这一口号在受访家长中产生了强烈共鸣。一位来自霍姆斯的叙利亚前武装人员，其儿子现在就读于DWS，他表示希望孩子能在和平时期茁壮成长，并通过将一生奉献给造物主来“继续圣战”。同样，另一位父亲强调了学校在按照《古兰经》教导孩子方面的作用，将他的女儿塑造成理想的母亲。许多家长也被DWS提供的制度化途径所吸引：通过与伊德利卜教育部的协议，其毕业生可以自动进入“沙里亚中学”（al-Thanawiyya al-Sharʿiyya）就读。大约一半的学生走这条路；其他人则在别处注册或辍学。值得注意的是，从DWS毕业的外国武装人员子女无一例外地继续接受宗教教育——如果他们继续深造的话。这表明DWS毕业生将在塑造叙利亚未来的宗教格局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该网络由具有武装背景的受人尊敬的人物指导，在伊斯兰主义选民中获得了信誉。自成立以来，DWS董事会一直由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担任主席，他是SSG前教育部副部长，他与教育部的持续联系加强了该机构的政治整合。更具影响力的是阿布·贾比尔·哈希姆·谢赫（Abu Jabir Hashim al-Shaykh，生于1968年），一位资深的圣战领袖。作为“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前埃米尔，他曾在伊拉克作战，在叙利亚被监禁至2011年，后来领导了包括“征服军”（Jaysh al-Fath）和“沙里亚支持者”（Ansar al-Shariʿa）在内的主要联盟，之后于2017年与“沙姆自由人组织”的大部分早期领导层一起加入了HTS。他的权威使得阿布·穆罕默德·朱拉尼（现任总统艾哈迈德·沙拉）退位，让他成为HTS的第一位正式领导人。本研究采访的家长将阿布·贾比尔的参与描述为DWS宗教和意识形态可靠性的保证，其中一人评论道：“我们的孩子是DWS和阿布·贾比尔手中的信托（ʾamāna）。”其他几位领导人和教师，如公共关系总监奥马尔·苏瓦丹（Omar Suwaydan），也有武装过去，这加强了学校的伊斯兰资历。
DWS学校主要服务于当地社区，大多数学生就读于最近的机构。反映了HTS在共同的伊斯兰项目下统一不同派系的更广泛战略，DWS课程还培养了对已故伊斯兰领袖的集体记忆。例如，五年级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包含了六位已故叙利亚伊斯兰人物的图片，留出他们的名字让学生辨认。虽然这些人中的一些人曾经与“努斯拉阵线”和HTS竞争，但他们2017年之前的死亡，或与HTS权威的结盟或认可，使得他们的加入具有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功能。
另一课纪念了阿卜杜勒-巴斯特·萨鲁特（ʿAbd al-Basit al-Sarut），这位从足球运动员转变为武装人员的战士，以其反政权口号而闻名，将其描绘成勇敢和信仰的青年模范，其跨派系的吸引力使他成为一个统一的革命象征。《古兰经语言5》（Lughat al-Qurʾan 5）教科书包含了一个专门章节，介绍阿卜杜勒-卡迪尔·萨利赫（ʿAbd al-Qadir al-Salih），也称为阿布·穆萨布（Abu Musʿab，1979–2013），他是“统一旅”（al-Tawhid Brigade）的创始人，该旅于2012年7月在叙利亚自由军的框架下成立。他因在统一分散的反政府武装派系方面的作用以及倡导强调保护少数群体和平民的伊斯兰治理模式而受到赞誉。通过这些象征性的整合，DWS实施了一种后冲突时期的公民教学法，将战场上的团结转化为共享的归属感和道德责任叙事。
“后萨拉菲”教育方法
在SSG控制的地区，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学校遵循统一的教育计划，该计划主要基于战前的叙利亚国家课程。由于阿萨德统治下的国家课程高度政治化，一旦学校教育恢复，其修订就不可避免。所有对阿萨德政权的提及，以及被认为与保守的伊斯兰解释不相容的材料都被删除了。
《礼仪与古兰经》作为一门新学科在公立和私立学校中引入，从基本的诵读开始，后来发展到背诵短小的苏拉（章节）。到2025年，课程已通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伊德利卜教育部、卡塔尔基金会作为资助者以及其他地区利益相关者合作领导的调解进程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私立学校通常允许更大的灵活性，使伊斯兰实践（例如用祈祷代替娱乐）在日常教育中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并加强宗教影响。由于与HTS的关系以及学生群体的特定社会构成，DWS享有更大的自主权。虽然正式获得了教育部的许可，但教育部并不干涉DWS的事务。相反，学校根据自己的内部系统运作，由独立委员会监督。他们设计、印刷和分发自己的课程，只有宗教教科书是在咨询伊德利卜宗教事务部（Wizarat al-Awqaf）后开发的。
正如总监阿布·艾哈迈德·沙维所解释的那样：“革命是伊斯兰的，但环境和教育系统没有反映社会的意愿，因此课程修改（taʿdīl al-manāhij）变得必要。”在许多方面，DWS可以被视为阿萨德时代正式沙里亚学校的意识形态对应物。《古兰经》占据了核心地位：学生如果不能证明自己具备诵读能力，就无法升入一年级以上，而升入四年级或五年级以上则需要背诵全部或大部分经文，同时还要学习伊斯兰法学和神学。
课程分为四个学科组。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宗教科目——伊斯兰研究（al-dirāsāt al-islāmiyya）、礼仪（adab）、《古兰经》诵读（tajwīd）和阿拉伯语（明确定义为“《古兰经》的语言”）。第二组涵盖自然科学（ʿulūm kawniyya），包括英语、数学和生物学。第三组是社会教育（tarbiya ijtimāʿiyya），结合了历史和地理。第四组是体育（tarbiya badanīyya）。
宗教主题渗透在课程之中：社会研究、生物、英语，甚至数学课本中都充斥着宗教引用。尽管这些科目的整体结构既符合西方标准，也符合叙利亚的传统标准，但其内容却是由伊斯兰教育的目标所塑造的。正如吉哈德·侯赛因（Jihad al-Husayn）所解释的那样，即使是自然科学的教学也带有“伊斯兰色彩”（ṣabgha islāmiyya）。这一点在通常不以宗教术语表述的学科中尤为明显。例如，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全球交流，更是为了与全球17亿穆斯林建立联系，并用于传教（daʿwa）。引用资源：41 同时，五年级生物（ʿulūm）课本的引言将该学科置于宗教世界观之下，指出：“这本科学课本包含了各种要素，侧重于培养基本技能、发展概念，并塑造一个全面发展的伊斯兰人格。它向学习者灌输伊斯兰价值观，将科学知识与源自《古兰经》和纯洁圣训（Sunna）的伊斯兰真理相结合。”正如课程开发团队的一名成员向我解释的那样，其总体的解释框架建立在“造物主的创造力”（ibdaʾ al-khāliq）之上。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科学和生物现象是用与主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古兰经》引文来解释的。在某些情况下，宗教习俗被赋予了世俗的理由。例如，在“你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这一标题下，课本将礼拜前的净礼（wuḍūʾ）作为卫生自我保健的一个例子。引用资源：42
伊斯兰符号甚至融入了数学：像花拉子米（al-Khwarizmi）这样的人物既被描绘成代数先驱，也被视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练习题将几何和计算与《古兰经》引文和圣地联系起来——例如在计算克尔白（Kaʿba）体积的同时引用《古兰经》2:127——将虔诚的反思与技术推理融合在一起。
总的来说，复兴党（Baʿthist）意识形态的元素、部分世界文学作品以及任何被认为与伊斯兰教不相容的内容都被删除了。取而代之的是取材于《古兰经》、逊尼派伊斯兰历史和叙利亚起义的故事。中立且道德上可接受的叙事被保留了下来。例如，一年级的《古兰经语言》（Lughat al-Qurʾan）课本中包含了拉封丹的寓言《蚂蚁和蚱蜢》，这在伊本·穆加法（Ibn al-Muqaffaʿ）的《卡里莱和笛木乃》中也广为人知。
课堂上的后萨拉菲主义
DWS宣称的使命是培养杰出的《古兰经》一代，连同其言论以及制服和教室装饰等外在符号，可能暗示了一种萨拉菲倾向。这种印象因其对伊本·盖伊姆·贾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教育思想”的认可而得到加强，他是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的主要弟子，也是萨拉菲经典中的重要人物。引用资源：43 然而，反映出更广泛的后萨拉菲趋势以及沙姆解放组织（HTS）自身的意识形态转变，DWS并不自称为萨拉菲或“超越教法学派（madhāhib）之上”，而是将自己与沙斐仪（Shafiʿi）学派保持一致。“我们遵循沙斐仪教法学派，因为这是这片土地人民的教法学派，”阿布·艾哈迈德·沙维（Abu Ahmad al-Shawi）解释道——这种方法与梅罗内（Merone）及其同事在突尼斯的研究发现相呼应。引用资源：44 在实践中，五年级和六年级的伊斯兰研究课程将伊斯兰教置于以圣行和大众（Ahl al-Sunna wa-l-Jamaʿa）方法论为框架的广泛逊尼派正统之中。四大教法学派没有被明确命名，教法上的分歧也被省略了，尽管在礼仪事项上，课本规定了一套单一的规则，而没有提及其他选择。
我将DWS的伊斯兰研究和社会研究课本与机构实践结合起来阅读，发现其中混合了萨拉菲和后萨拉菲的元素。例如，尽管课程设计者承认描绘面部，尤其是眼睛，是不可取的，但课本中大多数插图人物都有完整的面部。由于缺乏内部插画师，DWS依赖于免费提供的图片和阿拉伯语卡通片的截图，这些图片描绘了文化上熟悉的场景和服饰。结果导致了不一致：即使是同一页，也可能既包含面部完整的形象，也包含面部被擦除的形象。
与主流萨拉菲话语一致，社会研究课本的引言将当代知识界描述为一个在教义、社会和教育上发生扭曲的领域。他们认为无神论占据主导地位，现代思想已脱离伊斯兰教，并将这种衰落与穆斯林曾是知识和科学领袖的过去进行了对比。课本感叹道：“打破人类脊梁的最大灾难是将这种宗教从生活中剔除”，并呼吁进行一场新的“知识斗争”，将伊斯兰教重新融入存在的各个方面。
同样，伊斯兰研究课本坚持完全依赖《古兰经》、纯正圣训以及早期世代的榜样。一节题为“圣行和大众在信仰上的方法论”的章节确定了这两个来源，并将“虔诚先贤（al-salaf al-ṣāliḥ）的共识”作为信仰的来源，敦促“对造物主保持崇拜的纯洁（tawhīd），并避免以物配主（shirk）和异端（innovations）”作为核心义务。这种观点与叙利亚政府学校强调公民民族价值观的课程形成了鲜明对比。引用资源：45
该课程的教义内容与萨拉菲教义高度一致。学生们被教导信仰必须源于传承（naql）而非理性（ʿaql），这是萨拉菲认识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引用资源：46 在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认主独一（tawhīd）被呈现为“最大的义务”，并被划分为经典的萨拉菲组成部分：主权（rubūbiyya，造物主的主宰权）、崇拜（ulūhiyya，对造物主的独有崇拜）和名称与属性（asmāʾ wa-ṣifāt，造物主的名称和属性）。引用资源：47 尽管这些主题没有深入阐述，但关于以物配主（shirk）的例子——例如指向造物主以外的任何人的崇拜——反映了熟悉的萨拉菲对苏菲派和什叶派（Shiʿi）虔诚实践的批评，尽管没有明确点名。引用资源：48
课程还非常强调打击“非伊斯兰”的异端（bidʿa），这是萨拉菲思想的另一个标志。六年级的一课将异端定义为“用造物主或祂的使者未规定的方式崇拜造物主”，并宣布每一种宗教异端在原则上都是被禁止的，同时列举了其危险和后果的例子。
尽管DWS课程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萨拉菲教义，但其机构实践却显示出明显的混合性。在几个实际领域——特别是那些具有直接社会和政治相关性的领域——DWS背离了传统的萨拉菲立场，采取了更符合当地文化规范和沙姆解放组织政治目标的做法。例如，一些萨拉菲学者拒绝在宗教背景下进行任何形式的诗歌表演，而DWS则积极推广和展示享有社会合法性的民间诗人，包括阿布·赛义德·菲贾尼（Abu Saʿid al-Fijani）等人物。引用资源：49 这是通过引用沙斐仪伊姆兰（Imam al-Shafiʿi）的推理来证明其合理性的，他认为诗歌是传达和内化宗教意义的宝贵工具。引用资源：50 从公民教育的角度来看，这种务实的重新诠释表明，后萨拉菲教学法可以在维持社会凝聚力和行为纪律的同时，将教义的僵化重新定义为公民道德。
尽管伊德利卜并没有正式禁止音乐，但DWS领导层明确认为器乐是禁忌（haram）。因此，学校没有音乐教育，学校活动只进行声乐表演，有时使用数字处理过的声音来模仿乐器。同样的谨慎态度也延伸到了戏剧：尽管在主流萨拉菲思想中传统上被视为禁忌，但在一定限度内是被允许的。伊德利卜的文化中心（Markaz Thaqafi）和DWS学校偶尔会上演将革命主题与道德指导相结合的戏剧。女学生虽然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帖子中背诵《古兰经》或发表符合DWS叙事的演讲，但她们并不参与这些戏剧表演。其中一部戏剧描绘了萨拉丁（Salah al-Din）和塔里克·伊本·齐亚德（Tariq ibn Ziyad）从过去归来，在道德上引导两名体现了无所事事和不尊重他人等负面刻板印象的当代青年。引用资源：51 在另一部戏剧中，孩子们描绘了一个未来的场景，前DWS学生成年后重聚，每个人都在追求受人尊敬的职业，同时坚持在校期间灌输的宗教道德。引用资源：52
一种新的身份：穆斯林、叙利亚人、革命者
自2018年以来，沙姆解放组织（HTS）已远离萨拉菲主义，并开始通过推广一种鲜明的叙利亚身份与更广泛的公众接触。这种转变体现在其对革命符号的拥抱上，例如2022年分发给学校的叙利亚反对派旗帜。引用资源：53 与其他教育机构一样，DWS学校在课堂环境和公共仪式中都融入了民族符号。与此同时，他们保持了一种宗教身份，使他们有别于公立学校。“我们将叙利亚视为一个穆斯林社会，并在该框架内展示其文化多样性（al-tanawwuʿ al-thaqāfī），”当我问及通过学校课程传达的身份叙事时，校长这样解释道。
这种叙事在英语课本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一名学生这样介绍自己：“我的名字是奥马尔，我是穆斯林。我住在叙利亚。我们说阿拉伯语。我们的民族服装是男性的长袍（thowb）和女性的罩袍（abaya）。我们正在学习《古兰经》、圣训以及穆罕默德 ﷺ 的良好品行。我们正在练习在每件事上追随他。”引用资源：54
这段话将宗教身份置于国籍、种族或年龄之上。奥马尔的介绍包含了文化标记和性别特定的萨拉菲风格服饰。通过将萨拉菲风格的服饰标记为“民族服装”，它使这些着装规范正常化——呼应了DWS的制服——同时将伊斯兰信仰与叙利亚民族主义和革命主题融合在一起。理想的叙利亚人被描绘成植根于温玛（umma）、忠于革命，并致力于殉道和实施伊斯兰治理。这种分层的身份反映了奎诺（Quaynor）所描述的公民身份在道德和集体叙事中的重新嵌入——在这里通过《古兰经》温玛和民族国家的习语表达出来。引用资源：55
五年级社会课本通过连续的章节构建了分层的身份。开篇课程“生活在伊斯兰社会中”将孩子呈现为全球穆斯林社区的一部分——“一群共享一种宗教——伊斯兰教，并向同一个朝向——麦加礼拜的个体。”引用资源：56 接下来的章节“了解我的国家”通过将“挚爱的沙姆（al-Sham）”介绍为家园和圣地，使身份本土化：“叙利亚是沙姆土地的一部分，造物主在《古兰经》中祝福过这片土地。”引用资源：57 叙利亚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出现，而且作为一个受神眷顾的空间，大马士革——“历史上最古老的首都”——被誉为伊斯兰文明的象征。
第3课“黎凡特是伊斯兰民族的一部分”扩展了这个框架，通过《古兰经》3:110（“你们是为世人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民族”）将叙利亚与全球穆斯林温玛联系起来，培养了一种道德优越感和神圣使命感。引用资源：58 最后一层，即革命身份，出现在“受祝福的黎凡特革命”一章中，该章节将伊德利卜理想化为英雄般的、纯洁的避难所——“绿色省份”和自由与真正伊斯兰教的最后堡垒。引用资源：59 该章节突出了主要的起义中心——德拉、霍姆斯、大马士革和哈马——展示了“革命广场”以及那张因被捕而引发起义的德拉儿童的照片。最后一道练习题问学生：“我们对叙利亚革命的烈士以及所有叙利亚省份的伤员和流离失所者有什么义务？”给出的答案宣称：“在受祝福的革命道路上保持坚定，继续与犯罪政权及其支持者进行斗争和吉哈德（jihād）。”
这种表述将叙利亚政府描绘为“犯罪团伙”，而非合法权威，并认为其应对种族清洗和强迫流离失所负责。同样，俄罗斯和伊朗等外国行为体被描绘为占领者（muḥtallīn），而非叙利亚国家的盟友，这一术语旨在使其在叙利亚的存在和干预失去合法性。引用资源：60 课文指责政权、俄罗斯和伊朗通过无差别的轰炸造成流离失所，同时将土耳其描绘为避难所——这反映了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对土耳其保护和经济支持的依赖。引用资源：61
（重）写历史
历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的，而是包含在其他课程（如《古兰经》语言、社会研究和英语）中，主要关注特定的事件，特别是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以及杰出穆斯林人物的生平。
关于被认为重要的人物的故事出现在许多地方，但六年级社会课本用了一个25页的章节来专门介绍他们，包括像花拉子米和奥马尔·海亚姆这样的学者，以及像穆萨·本·努赛尔（“北非的第二位解放者”）、塔里克·伊本·齐亚德（“安达卢西亚的征服者”）、萨拉丁（“耶路撒冷的解放者”）和穆罕默德·法提赫（“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这样的征服者。在复兴党时代的教育中，像柏柏尔人塔里克·伊本·齐亚德或库尔德人萨拉丁这样的非阿拉伯人物通常被描绘成阿拉伯人，而在这里，他们的宗教身份反而得到了强调。引用资源：62 在塔里克·伊本·齐亚德的例子中，明确提到了他的柏柏尔血统，强调了他斗争的泛伊斯兰性质。引用资源：63 那些可能削弱DWS宗教方法的历史事实被忽略了。例如，在讨论奥马尔·穆赫塔尔（Omar al-Mukhtar）及其与利比亚意大利殖民者的斗争时，没有提到他与塞努西（al-Sanusi）苏菲教团的隶属关系。引用资源：64 当我问及此事时，课本开发委员会的一名成员简短地回答说：“我们视他为伟大的穆斯林和圣战者（mujahid）。”与此同时，被许多萨拉菲派理想化的伊本·泰米叶被称为“伊斯兰的谢赫”，被描绘成勇气、反抗和精神清晰的永恒典范。他的生平是通过宗教义务、抵抗和牺牲的视角来叙述的，将其描绘为与当代叙利亚背景特别相关的人物。引用资源：65
课程还突出了女性榜样：鲁法伊达（Rufaida），先知的同伴和早期医学先驱；西特·沙姆（Sitt al-Sham），萨拉丁的妹妹，女性领导力的象征；以及努赛巴·宾特·卡布（Nusaybah bint Kaʿb），因在伍侯德战役中保卫先知而受到赞誉。引用资源：66 通过展示强大的女性榜样并将伊斯兰教描绘为支持女性参与科学和公共生活，该课程挑战了限制女性公共角色的父权制和僵化的萨拉菲观念。
六年级社会课本中题为“叙利亚与伊斯兰历史”的章节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对过去的主题性处理，勾勒出从阿拔斯王朝经马穆鲁克王朝到奥斯曼哈里发国这一伊斯兰伟大的线性叙事，其突出地位可能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与土耳其的关系。课文培养了对哈里发国的怀旧之情，不仅赞美了伊斯兰统治在文化和行政上的成就，还将其视为神圣治理和军事力量的理想典范。随附的插图为所有三个帝国使用了一张地图来描绘伊斯兰土地，据课本贡献者称，这旨在象征哈里发国对穆斯林的普遍权威。
第二单元“十字军东征与欧洲殖民主义”将伊斯兰历史、政治不满和神圣符号编织成一个统一的、动员性的不间断抵抗叙事。引用资源：67 课程采用了文明冲突的视角，将历史描绘为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西方之间持续的斗争。它始于十字军东征，侵略者盾牌上带有十字架，从事“野蛮行为”（aʿmāl waḥshiyya），而穆斯林则被塑造为圣地的虔诚捍卫者。故事跳跃到《赛克斯-皮科协定》（Sykes–Picot Agreement）——这被描述为现代背叛，分裂了穆斯林团结并促成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被视为重燃的基督教复仇，古罗将军（General Gouraud）访问萨拉丁墓及其据称所说的话“我们回来了，哦萨拉丁”就是例证。这种逻辑延伸到了今天：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干预被比作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东正教神职人员祝福战机以及普京在萨拉丁墓前的照片，强化了西方持续侵略和基于宗教的穆斯林抵抗的叙事。
巩固时代的吉哈德
到2025年大马士革被征服时，沙姆解放组织（HTS）尚未为其新兴的冲突后身份阐明清晰的叙事。引用资源：68 尽管全球许多圣战者，包括叙利亚内战中大量的外国战士，都渴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通过将穆斯林统一为一个去领土化的温玛来扩展一种伊斯兰化的家园感，但DWS在与沙姆解放组织的议程保持一致的情况下，保持了对叙利亚的重点关注。“流淌在沙姆土地上的烈士鲜血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我们向造物主承诺，继续吉哈德的道路，直到胜利，”一课中这样写道。引用资源：69 一个加框的方框明确问道：“我们对革命烈士有什么义务？”列出的答案是：“保卫受祝福的沙姆土地”和“继续吉哈德”。引用资源：70
吉哈德的话题在DWS的背景下特别敏感，因为许多学生是圣战派系战士的孩子。它在课程中被显性地和隐性地处理，出现在伊斯兰研究、《古兰经》语言和英语等学科中。教材将吉哈德呈现为一场英雄般的斗争，直接将历史上的穆斯林战士（mujahidin）与现代战争概念联系起来。例如，关于过去和现在时态的英语课包含这样一句话：“过去，我们的穆斯林圣战者没有坦克、子弹、炸弹或机关枪，但他们有剑、盾牌和箭。”引用资源：71 圣战者被描绘为历史伊斯兰力量的基石，而放弃吉哈德与穆斯林世界的衰落直接相关。正如上述关于十字军东征的章节所言，“穆斯林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因为他们致力于在造物主的道路上进行吉哈德。”引用资源：72 此外，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程用整整一章来介绍吉哈德，将其呈现为一种精神义务和变革性的社会力量。它将宗教虔诚与强调吉哈德道德和生存意义的叙事相结合，包括提及放弃吉哈德的后果。引用资源：73
自2017年以来，叙利亚西北部一直处于反政府武装的统治之下，2020年与政权部队建立了停火协议，武装斗争对叙利亚拯救政府（SSG）和沙姆解放组织来说已退居次要地位。在冲突后的转变中，DWS课本通过强调道德和象征性行为（如祈祷、慈善和传播关于战士的消息）而非身体战斗，为孩子们拓宽了吉哈德的概念。通过题为“热爱吉哈德”的课程，课程旨在灌输对圣战者心态的钦佩，并鼓励适合年龄的参与形式，包括祈祷（duʿāʾ）、施舍（ṣadaqa）以及提高对圣战者的认识。引用资源：74
尽管沙姆解放组织已与全球吉哈德保持距离，但六年级伊斯兰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节关于“当代向不信者宣战的圣战运动”的内容，向学生介绍了阿富汗、巴勒斯坦、克什米尔、车臣和菲律宾的各种武装冲突，称其为合法且受神圣认可的吉哈德场所。引用资源：75 课本谴责无领导或无政府状态的暴力，指出吉哈德必须由伊斯兰政府宣布。然而，它立即通过将来自这些地区的团体标记为“合法运动”（ḥarakāt mashrūʿa）来削弱这一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叙利亚西北部的许多圣战者的原籍国，如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各个阿拉伯国家，并未出现在所列冲突中，这使得跨国吉哈德的概念成为一个很大程度上抽象的问题，且几乎没有政治风险。
随着沙姆解放组织采取行动巩固其地位——特别是在处理其对以色列的立场及其与美国的关系时——DWS创始人阿卜杜勒-拉赫曼·加齐（ʿAbd al-Rahman al-Ghazzi）作为巴勒斯坦事业的著名倡导者，在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后被学校解雇。在冲突的两年中，DWS经常表达对加沙人民的声援，但其关于以色列的公开声明仍然保持着明显的克制。通过这种方式，DWS将吉哈德重新定义为一种道德和教育原则，而非武装号召，这使其与沙姆解放组织的后萨拉菲道德治理项目以及培养纪律严明的伊斯兰公民的目标保持一致。
与非穆斯林的共存
2013年至2015年间，叙利亚西北部的德鲁兹派和基督徒社区在圣战分子的内斗中面临流离失所、绑架和强迫改宗。在巩固控制权后，沙姆解放组织试图通过确保他们的安全和有限的宗教自由来重建关系，并将此作为其治理能力的证明。引用资源：76 与沙姆解放组织保持一致，DWS促进对非穆斯林的共存和道德行为，而非敌意或强迫改宗。
DWS将叙利亚起义定义为一场神圣的斗争，课本中的一句话就是例证：“在那受祝福的一天，2011年3月15日，我们骄傲的人民发动了反对努赛里（Nusayri）异教徒政权的革命。”引用资源：77 尽管使用了符合伊斯兰反对派言论的宗派语言，但DWS课本并没有直接批评阿拉维派的教义。像这样关于起义的声明并不关心教义上的争论，而是倾向于针对反对阿拉维派主导政权的政治动员目标。课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其他信仰社区或教派，这也暗示了一种以道德为导向的与宗教“他者”的接触。例如，伊斯兰研究课本指导说：“不要急于将他人描述为罪人或悖逆者……这不是你的角色。”引用资源：78 课程借鉴先知传统，鼓励善良、正直和孝顺，即使是对非穆斯林也是如此。学生们被教导，向非穆斯林亲属提供慈善和经济援助是允许的，这反映了一种超越宗教界限的亲属伦理。无论信仰如何，尊重父母的义务都得到了强调，肯定了感恩和服从是超越宗派分歧的价值观。课程强调伊斯兰教提倡在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保持温和、仁慈和公平，将宗教描绘为包容和道德的，而非狭隘或好斗的。这些价值观通过学生的练习得到强化，这些练习将伦理视为宗教传播的工具。例如，一张工作表要求学生将行为分类为那些吸引或排斥他人接触伊斯兰教的行为，将善良、仁慈和值得信赖与撒谎、不尊重、盗窃甚至巫术进行了对比。同样，社会研究课本中包含了一课关于先知互动的内容，指导学生对非穆斯林邻居和熟人要诚实和友善。练习要求他们选择先知的正确态度，例如“对他们诚实，不对他们撒谎”以及“履行与他们的契约和协议”，同时排除侮辱或欺骗等选项。
尽管课程没有涉及非穆斯林在社会和政治中的地位，或他们的齐米（dhimmī，伊斯兰统治下的非穆斯林臣民）身份，但其对个人道德而非对宗教他者的教义接受的关注，为有利于共存的解释留下了空间。正如阿布·艾哈迈德·沙维对我所说，“叙利亚就像一个家庭。”
结论：道德治理与后萨拉菲公民的塑造
DWS学校网络成立于叙利亚西北部反政府武装控制区政治巩固时期，开发了一种混合教育模式，将萨拉菲传统与由其政治和财政赞助人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后萨拉菲演变所塑造的务实调整相结合。DWS服务的规模和质量在基础设施、学生支持和教师薪酬方面超过了该地区的大多数公立学校。在沙姆解放组织和叙利亚拯救政府的支持下，DWS最初是为了教育伊斯兰战士的孩子而建立的，但此后已演变为国家建设的关键领域。通过其课程，学校系统强化了官方的政治叙事，同时帮助将战士的家庭融入社会。它在沙姆解放组织统治所塑造的政治忠诚和家长立场模式下运作，同时促进了一种叙利亚民族认同感，并将这些与儿童的教育和福祉联系起来。外国战士子女的纳入以及在后萨拉菲框架内宗教和民族身份的融合，进一步将DWS定位为在一个脆弱、分裂的环境中进行社会和政治巩固的战略领域。
DWS的发展轨迹表明，一场后萨拉菲运动正在将宗教复兴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教育形式，使学校教育成为道德和社会治理的核心领域。其课程反映了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努力，即通过将改良派萨拉菲学习与一种新的社区感和公民责任感相结合，超越传统萨拉菲主义的僵化教条主义和政治静默主义。DWS强调集体道德复兴、纪律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呼应了冲突后环境中公民教育的原则。通过《古兰经》学习、道德指导和牺牲的故事，DWS试图塑造一种后萨拉菲公民主体：一个保持萨拉菲伦理真实性，但被融入沙姆解放组织统治下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人。用公民教育的语言来说，这标志着从个人道德改革向制度化道德公民身份的转变，将宗教教育直接与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治理和合法性项目联系起来。
因此，DWS学校充当了后萨拉菲社会转型的场所，将神学变革转化为教育实践，并将萨拉菲道德资本转化为一种关于归属和秩序的新愿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考虑到DWS教育的儿童数量及其家庭的社会和政治角色，它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塑造叙利亚的宗教和政治未来。然而，在后阿萨德时代，当国家和政权建设的挑战超出省级层面时，DWS能否维持这一角色仍不确定。相关的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回应沙姆解放组织的温和转向将是决定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DWS是一个处于后萨拉菲改革和冲突后公民教育十字路口的实验；它通过《古兰经》道德语言重新定义了公民归属感，同时将其嵌入沙姆解放组织更广泛的政治正常化努力中。
2025年4月，伊德利卜的足球场举办了一场仪式，表彰1,500名《古兰经》背诵者。宗教捐赠部部长穆罕默德·阿布·海尔·舒克里（Muhammad Abu al-Khayr Shukri）的出席标志着DWS在新秩序中获得了正式承认。发言者赞扬了叙利亚的“解放”，学生和成年人表演了一首新国歌《我们响应你而来，哦DWS》。其音乐视频后来在YouTube上发布，穿插了沙姆解放组织的战士、安全部队和艾哈迈德·沙拉（Ahmad al-Sharaʿ）总统在倭马亚清真寺的胜利演讲，歌颂了圣战者（mujahidin）。这首歌赞美了圣战者，宣称：“你们引领我们——你们是骄傲 / 属于我们的温玛——你们恢复了 / 你们恢复了我们过去的荣耀。”随着歌曲的继续，它也提供了一个警告：“所以要小心，让我们小心，不要傲慢——即使是一刻！因为造物主的援助不会与那些不支持宗教的人同在。”随后，它继续道：“所以明白吧，我们挚爱的人，我们已经建议拒绝西方 / 我们再次举起真理——通过流淌在我们体内的沙里亚（sharīʿa）。”
考虑到沙拉（al-Sharaʿ）的温和政策，这一警告令人震惊。尽管是间接表达的，但它以和解的语气以造物主的名义向政府发表讲话，将一致性与微妙的告诫融合在一起。它还敦促沙姆解放组织和DWS的追随者在胜利后抵制傲慢（ghurūr），暗示了有条件的效忠，并重申了他们对革命遗产的道德监护权。
附录
引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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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Teacher salary comparisons in Idlib.
27. DWS dress code and recruitment criteria.
28.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teacher compliance.
29. SSG official presence at DWS events.
30. Binnish teacher dismissal incident.
31. Social studies textbooks and civil service representation.
32. Bayt al-Mal and Islamic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33. Social welfare and orphans in DWS curriculum.
34. Bab al-Hawa economic role in textbooks.
35. HTS coalition-building and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36. Fifth-grade social studies textbook images.
37. ʿAbd al-Basit al-Sarut in DWS curricula.
38. Lughat al-Qurʾan 5 textbook on ʿAbd al-Qadir al-Salih.
39. Pre-war Syrian national curriculum in SSG areas.
40. UNICEF-mediated curriculum revisions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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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维吾尔战士为何引争议？流亡社群与安全风险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47 次浏览 • 2026-05-24 0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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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查看全部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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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流亡如何变成战场？叙利亚维吾尔战士的政治与安全困局
背景：叙利亚维吾尔战士是什么？
文章讨论部分维吾尔人从中国出走后进入叙利亚战场的路径，并呈现流亡、军事训练、地方紧张关系和国际安全担忧。
摘要
据The Syrian Observer报道，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
图片说明：叙利亚北部一处临时墓地埋葬着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战士。
维吾尔武装分子在叙利亚的存在，已从内战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副产品，演变为一个紧迫的国际安全问题。目前有报道称，数千名维吾尔男子在叙利亚获得了丰富的战场经验，其中一些人仍与那些应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的跨国圣战网络保持着联系。
NPR（NPR）的一项新调查追踪了数千名维吾尔人从中国前往叙利亚的路径，并审视了这场冲突如何重塑了他们的军事结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长期抱负。
NPR记录了这场大迁徙是如何随着北京加强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镇压而开始的。许多维吾尔人经由土耳其逃离，最终定居在叙利亚西北部反对派控制的区域。最初为了逃避迫害的流亡，很快演变成了直接参与战斗，且往往是在植根于圣战意识形态的派系中。
接受NPR采访的维吾尔领导人估计，他们在叙利亚的群体规模约为2万人（包括家属），其中约有4000名现役武装人员。一些指挥官公开鼓励海外的维吾尔侨民迁往叙利亚。
该报道描述了为期数月的训练营，新兵在那里接受高强度的军事训练。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解放东突厥斯坦”，这是分裂主义活动人士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称呼。
对许多人来说，叙利亚提供了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重建武装网络、自由训练以及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进行招募的空间。叙利亚战场的碎片化提供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得维吾尔组织能够在此扎根。
圣战血统与跨国联系
NPR强调了几个维吾尔派系的圣战血统，特别是被中国列为恐怖组织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一些最早抵达叙利亚的维吾尔人，在转战叙利亚战场之前，曾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一起受训。
叙利亚北部的一处临时墓地，如今安葬着数百名在战争中阵亡的维吾尔武装人员。
报道还指出，一些维吾尔人加入了“伊斯兰国”（ISIS），而另一些人则与“沙姆解放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或类似的强硬派伊斯兰组织并肩作战。接受NPR采访的武装人员否认了目前与基地组织或ISIS的联系，并将他们的斗争描述为针对中国的民族斗争。尽管如此，他们所处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生态系统，仍然与全球萨拉菲-圣战主义潮流紧密交织。
近年来，一些维吾尔组织软化了关于“全球圣战”的言论，转向以对抗中国为核心的叙事。然而，这种调整并没有抹去他们强硬的意识形态根源，也没有切断他们与极端组织的历史联系。
财产没收与地方紧张局势
战争期间，维吾尔武装人员和其他外国武装分子占领了叙利亚北部的废弃房屋和农田——这些地方通常是因流离失所而空置的基督徒和什叶派村庄。NPR援引维吾尔武装副指挥官贾拉勒·丁（Jalal al-Din）的话称，叙利亚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可以搬进那些主人已经逃离的空房子里。
返回的居民发现他们的财产已被占据。75岁的丹妮丝·库里（Denise Khoury）发现她母亲的家被占用了。“如果人们想回到自己的家，他们却无法居住，因为房子已经被别人占了，”她告诉NPR。她还警告称，强硬的萨拉菲意识形态正在留下的邻居中蔓延。
在与新叙利亚政府和当地基督教领袖谈判后，一些维吾尔组织已开始归还房屋和土地，尽管关于农田的争议依然存在。
超越叙利亚的安全挑战
北京将维吾尔人在叙利亚的存在视为长期威胁，担心该国可能成为武装分子前往中亚或中国的训练基地和集结地。中国官员担心，在叙利亚获得的战斗经验可能会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重新引发武装分裂活动。
NPR还报道称，在阿萨德政权倒台后，一些维吾尔武装人员已被整合进新组建的叙利亚军事单位中——这种安排可能会使他们的武装存在在该国持续多年。
几名武装人员告诉NPR，他们打算“只要活着”就继续针对中国的斗争，这凸显了他们事业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层面已经超出了叙利亚战争本身。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9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blood-soaked-keys-to-jerusalem-why-we-must-stand-with-the-people-of-syria
通往耶路撒冷的血钥匙：为什么穆斯林必须支持叙利亚人民
图：“通往耶路撒冷的鲜血钥匙”：为什么我们必须与叙利亚人民站在一起
“如果耶路撒冷的钥匙沾满了伊德利卜儿童的鲜血交给我们，谁还敢动呢？” 在抵抗运动占领大马士革的几天前，一张巴勒斯坦标语牌上写道，这标志着阿萨德政权在该地区最残酷的独裁统治之一半个多世纪后于 2024 年 12 月 7 日垮台。尽管面临种族灭绝和空前的背叛，但仍然拒绝背叛叙利亚的兄弟姐妹的人们所做出的承认和框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光明。在我们开始应对当今穆斯林世界令人担忧和混乱的局势之前，这种团结和原则抵抗的情绪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提供一些重要的伊斯兰提醒和原则来指导我们度过这些困难时期。
图：据称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一名巴勒斯坦人举着标语牌
据报道，一名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西岸拉马拉举着标语牌
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穆斯林都在庆祝叙利亚人民的解放，同时也对近半个世纪前青少年时期被投入阿萨德地牢的老人、出生在最黑暗的监狱牢房中从未见过阳光或树木的孩子以及遭受难以形容的酷刑的妇女的消息感到震惊。庆祝他们的解放是信仰的标志和人性的标志，尽管我们仍然深切关注这对巴勒斯坦意味着什么，并为叙利亚人民未来漫长而艰巨的旅程祈祷。
尽管如此，围绕叙利亚问题仍存在许多不和、诽谤和分歧。当面对多重复杂的冲突时，有时很容易抛开伊斯兰道德，转而接受流行的或纯粹功利的立场。然而，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现实生活总是复杂的，如果我们不运用知识和智慧在复杂的情况下维持伊斯兰道德，我们就会陷入流行偏见的怀抱，陷入宗派主义、偏执和失去有意义的信仰。
如果不是事实的话，我们如何调和这样一种看法：一些反抗以色列定居者殖民国的人手上沾满了数十万叙利亚人的鲜血，更不用说数以百万计的人流离失所和遭受难以言喻的痛苦？那些在叙利亚反抗暴政但也有着曲折过去的人呢？穆斯林对现实情况的政治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但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为我们提供指导的伊斯兰道德原则是什么？
事实之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认识到随着新情况的出现，人们可以获得不同的事实，这些事实是由不同的网络和社交媒体回音室塑造的。事后诸葛亮是20/20，但远见需要信念、智慧和道德原则。因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并宽恕穆斯林同胞。
话虽如此，许多人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谬论：支持叙利亚受压迫的穆斯林会损害巴勒斯坦事业。然而，叙利亚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暴政之下——充满了屠杀和严厉的安全机构，以及这对生活、社会、道德甚至思想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此外，如果穆斯林国家由对其人民负责的人统治，加沙的种族灭绝和对圣地的占领将是不可想象的。
那些为叙利亚暴政辩护甚至欢呼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理由。有些人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借用的、过时的、激进的西方、无神论和/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复兴党。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认为反殖民的事业可以证明或忽视任何邪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相似之处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也认为屠杀整个人口以拯救他们所喜爱的族群是合理的。还有一些人被宗派主义蒙蔽了双眼。
我们在应对这些复杂的叙述时需要首先提醒的是，要真实地关注事实，而不管解释上不可避免的差异。如果没有这一点，有意义的道德评估是不可能的。人们无休止地争论“伊斯兰国”到底是中央情报局的阴谋，还是一个离经叛道、被误导的恐怖组织，还是其他什么东西。尽管如此，从伊斯兰道德的角度来看，任何人都不应该怀疑他们的堕落。毫无疑问，伊斯兰国通过谋杀无辜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非穆斯林少数群体所做的和所代表的事情确实是令人发指的。确实，叙利亚人民在阿萨德政权下遭受了巨大苦难，而他的军队在伊朗、安拉党和俄罗斯的支持下，杀害的无辜人民比伊斯兰国杀害的无辜民众多出许多倍（这一比例超过了 10 倍）。将叙利亚的所有抵抗运动与伊斯兰国或帝国主义阴谋等同起来，与以色列以 10 月 7 日的袭击为其预先计划的种族灭绝辩护没有什么不同。两者都试图操纵叙事来为暴力和压迫辩护。
我们还可以问，如果美国对加沙的种族灭绝负有同谋甚至直接责任，那么安拉党和伊朗为什么不对叙利亚的暴行负同样的责任呢？安拉党是为了应对 1982 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和屠杀而成立的。如今，作为安拉党三位创始人之一、唯一仍然活着的人，库布比·塔法伊利严厉谴责安拉党在叙利亚的角色及其对伊朗政治利益的屈从。伊朗的辩护者似乎已经屈服于犹太复国主义辩护者针对巴勒斯坦人所使用的同样堕落的推理。他们使叙利亚人失去人性，并将所有抵抗视为伊斯兰国恐怖主义。与任何其他民族国家一样，伊朗也受到现实政治的驱动——它对不惜一切代价生存所需的看法。正如邪恶的（前）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宣称，50万伊拉克儿童的死亡是美国某些想象中的外交政策目标值得付出的代价一样，伊朗的辩护者似乎暗示，50万叙利亚人的死亡，以及他们在最严重的暴政之一下的永久恐怖和痛苦状态——即使按照当代中东的标准——同样值得这个代价。指出伊朗和安拉党在叙利亚采取的可怕行动，部分原因是宗派仇恨，并不是要把它们列为这个深陷困境的地区所特有的邪恶行动。也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沙特安拉伯和阿联酋发动的残酷战争已夺去了 50 万人的生命，其中高达 60% 的人死于间接原因。这场冲突也是由民族国家逻辑驱动的，宗派偏见显然起了一定作用。同样，1979 年伊朗革命后，沙特和美国支持伊拉克对伊朗的侵略，这场战争持续了近十年，双方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主要是出于政治私利和宗派恐惧。此外，阿联酋支持的苏丹叛军的大规模暴行仍在继续。
对宗派谎言说不
在寻找我们今天面临的复杂问题的答案时，有一种诱人但明显错误的信念，即原因始终是某个特定群体，该群体本质上是邪恶的、无可救药的，是乌玛失败和苦难的根源。
最早反击十字军的穆斯林领导人之一是一位现在已被遗忘的学者，他是阿勒颇的卡迪，名叫阿布·法尔·伊本·哈什哈卜（Abū al-Faḍl ibn al-Khashshab，卒于 1977 年）。519/1125）。起初，他试图说服与法蒂玛王朝结盟的城市总督抵抗十字军（法蒂玛王朝是埃及的伊斯玛仪什叶派王朝，为十字军铺平了道路）。但没有成功，他于 1100 年前往巴格达寻求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支持，就在西欧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圣地并屠杀其穆斯林、犹太人和基督徒一年后。据报道，巴格达当地的乌里玛和苏菲派也加入了他向逊尼派哈里发的请求，但最终没有提供任何援助。1119 年，叛国总督死后，他终于回归，领导阿勒颇人民对抗安条克十字军。尽管一开始他因试图以戴头巾阶级的身份领导军队而受到嘲笑，但他最终被认为是英雄。除了苏丹基利杰·阿尔萨兰在安纳托利亚的最初胜利之外，这是针对十字军的第一次圣战。就像他之前的安萨里和之后的萨拉赫丁一样，伊本·哈沙卜意识到，如果没有穆斯林的团结，就不可能取得进步。这种团结受到了埃及法蒂玛王朝的威胁，甚至还受到了伊斯玛仪派的激进分支“哈什希什尤恩”（Hashīshiyūn）——刺客的威胁。哈什什尤尤恩人对十字军东征前夕穆斯林的无助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他们在十字军到来前几年刺杀了当时的穆斯林领导人。他们的受害者包括萨尔朱克苏丹马利克沙（Saljuq Sultan Malikshah）（卒于 1993 年）。485/1092) 和 Ṭūs 的 Niẓām al-Mulk (d. 485/1092) 485/1092）。后者是著名的波斯维齐尔，他是逊尼派宗教学校系统的设计者，也是像朱韦尼（卒于 1977 年）这样的杰出学者的赞助人。478/1085）和安萨里。几年后的 1125 年，他们也成功刺杀了伊本·卡什沙卜。许多其他乌里玛以及最终的军事领导人开始抵抗，直到 1187 年萨拉丁解放了耶路撒冷，而马穆鲁克国王拜巴尔（卒于 1977 年）也解放了耶路撒冷。676/1277）一个世纪后驱逐了最后一批十字军。
然而，这个故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伊本·哈什哈卜不是逊尼派，而是十二伊什叶派学者和他的宗教团体的领袖——这一事实并不罕见。例如，叙利亚的哈姆丹人（也称什叶派）曾代表逊尼派阿拔斯哈里发保卫叙利亚边境，对抗拜占庭人。当然，我本可以指出一些什叶派学者如何与蒙古人勾结，在摧毁巴格达哈里发方面发挥了作用，或者萨非王朝如何迫使伊朗皈依什叶派，并用这些例子来暗示教派冲突和敌意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样的概括是不真实的，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双方都可以列出针对对方的指控清单，列举背叛和违法行为。这并不是说神学差异是无关紧要的，所有教义都同样有效，对团结与和平的关注必须胜过对真理和正直的关注。相反，问题在于，宗派主义不仅蒙蔽、分裂和削弱我们作为穆斯林，而且甚至在宗教教义领域，也削弱了围绕真理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和融合的可能性。一直以来，我们真正的敌人都押注于我们完全无法团结起来并以穆斯林的身份行事，即使面对光天化日之下展开的种族灭绝，也无法将我们一一消灭。
我们的历史快照的要点很简单。这提醒我们，宗派主义不是答案，因为它让我们看不到乌玛面临的真正挑战。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分歧过去已经被克服和管理，并且可以再次克服和管理。即使对于那些否认和反对伊斯兰的人，我们也负有真理和公平的责任，如果这些不信者没有积极敌视我们的信仰，《古兰经》鼓励对他们施舍和仁慈（60:8-9）。对于穆斯林，即使是那些我们深信错误的穆斯林，我们当然欠得更多。
那些在加沙实施种族灭绝的人指望穆斯林的冷漠和对统治者的彻底背叛而不受惩罚，他们几乎赢了。然而，加沙暂时证明伊斯兰的敌人是错误的。几乎各个流派和各个派别的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抗议种族灭绝的敌人。如果说加沙精神驱散了宗派主义的乌云，那么叙利亚大规模屠杀和长期暴政的黑暗现在就有可能再次吞没我们。我们该如何抵抗黑暗呢？
伊斯兰原则的避风港
在这些冲突中，我们目睹了复杂的行为模式和道德困境。许多逊尼派占多数的国家的统治者明确背叛了巴勒斯坦，公开使种族灭绝实体合法化并为其提供援助，并且通常出于纯粹自私的世俗政治原因对穆斯林人口发动不公正的战争。相比之下，伊朗、安拉党和胡塞武装却挺身而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抵抗以色列的非法占领和种族灭绝，赢得了包括逊尼派在内的世界各地许多人的钦佩。当然，他们未能结束种族灭绝，其中一些行为者的真正动机值得审视，特别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更愿意在现实政治中利用宗教宗派主义，并有组织地针对逊尼派民众实施暴力。穆斯林的鲜血到处洒落而不受惩罚，我们该何去何从？事实是，穆斯林世界分为许多世俗小国，每个小国都对其穆斯林人口发动战争，从结构上来说，内讧、软弱、依赖外国主人是天生的，而且特别容易出现当代学者所说的“宗派化”。只有大胆回归安拉的宗教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而不是三心二意的捷径。
本着这种精神，让我们提醒自己一些众所周知的一般伊斯兰原则，它们在混乱的时代为我们带来了光明。
- 每个穆斯林——每个为信仰作见证的人——的血统、财产和荣誉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先知ﷺ反复强调这一点，包括在他的最后布道中。《古兰经》强调所有无辜生命的神圣性（5:32），特别是信徒之间相互的权利和责任具有高峰的紧迫感和严肃性。
-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先核实事实，然后再采取行动。当信息的传递者被证明不可靠时，我们必须特别谨慎，正如安拉所说：“你们信道的人啊，如果一个恶人向你们带来信息，你们应当调查，免得你们因无知而伤害人民，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49:6）。鉴于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充斥的大量信息都带有偏见，有时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这节经文中建议的谨慎成为紧迫的道德要求。根据证实我们偏见的新闻形成我们的观点，而不进行调查和谨慎，并分享此类新闻，是我们所有人时不时都会犯的错误。抵制这种认知上的不公正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斗争，我们将因此而得到回报。由于不可能单独核实每一条信息，也不允许我们生活在无知和冷漠中，因此我们作为穆斯林必须紧急创建、支持和依赖专业和公平的新闻机构和实践。
- 对穆斯林的关切和冲突漠不关心不是一种选择。当谈到穆斯林内部的冲突时，《古兰经》（49：9）确立了我们不能对穆斯林政党之间的冲突漠不关心的原则。相反，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找出错误并结束违法行为。它还要求我们以正义和公平而不是民族、种族或宗派归属作为解决冲突的指南。——抵制宗派主义并不意味着真理不重要，也不意味着各方平等。然而，穆斯林之间的神学辩论永远不应该、也从来没有通过暴力、偏执和错误信息得到真正解决。我们仍然必须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认为在神学上有错误的人。我们还必须避免一概而论和不公平的归因。社会心理学家指出了一种“基本归因错误”，即人类倾向于将另一个群体的错误归因于他们的本质（或神学，在这种情况下），而将我们自己的错误归因于意外、机会或环境。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将政治、经济或其他利益升华为最终宗教原则、将教义分歧政治化、为了邪恶目的制造和利用宗派仇恨的人对伊斯兰造成了最大的伤害。
-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能同时包含善恶的成分；他们在善的事上必须支持，在恶的事上必须反对和抵制。“你们要与仁爱和正义合作，不要与邪恶和过犯合作”（《古兰经》5：2）。
- 人们不应该被善良的安拉允许通过犯错的人发生的事情所愚弄或误导。先知ﷺ说：“安拉可能会在邪恶的人或没有善意的群体手中帮助这个宗教。” - 同样的道理，“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的观念也是一个谬论。有时安拉会通过另一个人来压制一个违法者。前面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把支持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人民的权利想象成一场零和游戏，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绝不能放松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和计划对巴勒斯坦其他地区进行的种族清洗的斗争。然而，公开反对叙利亚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最恶劣的专制极权暴政）及其盟友对叙利亚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既是道德上的必要性，也是伊斯兰的义务。
让我们回顾我们开幕时所张贴的巴勒斯坦标语牌的勇敢智慧。即使我们面临着邪恶的外国占领者的剥夺、饥荒和种族灭绝，以及我们周围穆斯林势力的背叛，尽管我们愿意为圣地牺牲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但我们拒绝任何以叙利亚儿童的鲜血为代价取得的胜利。这是道德清晰和伊斯兰团结的最高理想，我们所有人都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这一理想。
引用资源
1 复兴党是 20 世纪 40 年代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世俗主义者中兴起的一种泛安拉伯社会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萨达姆·侯赛因和阿萨德家族等独裁者。
2 关于处理长期存在的假新闻问题的伊斯兰指导，请参阅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ology 和 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islam
3 与政权部队相关的死亡人数超过 500,000 人，而与 ISIS 相关的死亡人数通常低于 40,000 人。有关叙利亚各方侵犯人权行为的详细报告，请参阅叙利亚人权观察站的报告：https://www.syriahr.com/en/ ；新闻摘要：https://www.france24.com/en/li ... tally 。
4 安拉党创始人之一、仍然忠于阿亚图拉霍梅尼的黎巴嫩什叶派著名学者苏布比·胡法伊利 (Ṣubḥī al-Ṭufaylī) 一再哀叹伊朗已成为利用宗派主义的波斯民族主义国家，安拉党在其影响下杀害了伊朗无辜的逊尼派平民和合法抵抗力量，而不是与伊斯兰国作战。请参阅：https://www.middleeasteye.net/ ... syria
5 一位勇敢的 Intercept 记者（具有什叶派背景）对伊朗在伊拉克所扮演角色的精彩报道，请参阅 https://theintercept.com/2020/ ... iraq/
6 请参阅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2vvjz652j1o
7 关于 Kilij Arsalan 最近重新发现的墓地，请参阅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 ... 6761/
8 关于抵抗和国际法，见：查尔斯沃思法官，宣言，国际法院关于以色列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政策和做法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咨询意见，2024 年，第 7 段。23，https://www.icj-cij.org/sites/ ... n.pdf ，联合国大会第 2105 号决议（1965 年），特别是第 10 段，https://documents.un.org/doc/r ... ement
9 参见 Nader Hashemi 和 Danny Postel（编辑）），宗派化：绘制中东新政治（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年）。
10 “基本归因错误：它是什么以及如何避免它”，https://online.hbs.edu/blog/po ... error
11 《圣训实录》 Ibn Ḥibbān，第4517，评级为健全。
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新闻 • ismail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9 次浏览 • 2023-02-11 20:41
自大地震袭击土耳其和叙利亚以来，在Jandaris 的萨拉赫丁清真寺举行了第一个星期五聚礼祈祷
视频来源：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1624125689153863681/vid/1920x1080/LyLkzfc43ma673mA.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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