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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1959年后迁入印度的社区，如何面对公民身份、教育和发展限制
摘要：《外交家》报道了克什米尔藏族穆斯林的历史。他们多数是1959年后从西藏迁入印度的家庭，既有克什米尔祖源，也面对身份、教育、住房和发展机会不足等长期问题。



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

一个几乎被遗忘的群体，已经在克什米尔山谷作为难民生活了60年。

2012年1月，在印度克什米尔斯利那加一个寒冷的日子里，一位流亡的西藏妇女抱着裹在羊毛毯里的孩子。 10日。

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斯利那加——63岁的西藏穆斯林阿曼努拉·卡尔莫拉（Amanullah Kharmohra）像珍藏圣物一样保存着他的旅行许可证。这张边缘磨损的许可证被严密地塑封在一张透明聚乙烯薄膜内，上面印有6岁时的卡尔莫拉、他的父母以及两个兄弟姐妹的照片。正是这份文件，确保了卡尔莫拉一家在1959年西藏人反抗中国统治失败后，能够安全进入印度。

1959年3月，一场由该地区绝大多数佛教徒领导的起义招致了中国政府的残酷镇压。这次镇压也导致了最著名的藏传佛教精神领袖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出于对中国当局迫害的恐惧，成千上万的佛教徒追随他们精神领袖的脚步，在印度定居下来。

“但我们选择（定居在）克什米尔，因为那是我们祖先的来源地，”阿曼努拉·卡尔莫拉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夏季首府斯利那加，他那间政府分配的两居室住所里对《外交家》杂志说道。

卡尔莫拉一家是获中国政府允许从西藏返回印度的129个西藏穆斯林家庭之一。这一许可是在印度驻西藏领事馆与中国政府进行紧张磋商后获得的。

1959年9月24日，新德里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一份照会中写道：

原文摘录：……凡永久居所仍在查谟和克什米尔邦、不时访问印度、且其父母或祖父母中有一人出生在未分裂的印度的人，均为潜在的印度公民。正是这群人，曾多次向中国当局声明他们是印度公民。他们显然已经书面提交了登记为印度公民的申请，并有权根据宪法和《公民法》规定的条款主张印度国籍的福利。

在获准进入印度后，这些家庭在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区待了一段时间，随后前往克什米尔山谷。

“我们最初被安置在斯利那加Eidgah广场的临时帐篷里。然而，冬天一到，我们就被当局转移到了政府提供的住所，”卡尔莫拉回忆道。

西藏的克什米尔人

专家认为，作为西藏少数群体的西藏穆斯林，其起源可追溯到西藏周边的四个主要地区：克什米尔、拉达克、中国和尼泊尔。

“1959年之前，大约有3000名西藏穆斯林居住在西藏中部。他们是穆斯林商人的后裔，这些商人主要在14至17世纪之间从克什米尔、拉达克、尼泊尔和中国来到西藏，娶了藏族妇女，并在此定居。他们说藏语，并遵循大多数藏族习俗，”佛教导师兼翻译家亚历山大·伯金（Alexander Berzin）博士在一篇关于西藏穆斯林历史的文章中写道。

据卡尔莫拉说，西藏的克什米尔裔穆斯林被当地藏人称为“Kachee Yul”。在藏语中，“Kachee”意为克什米尔人，“Yul”意为国家。西藏穆斯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他们拥有如Lone、Mir、Ganaie和Butt等克什米尔姓氏。

克什米尔的西藏缩影

如今，克什米尔山谷居住着超过1500名西藏穆斯林。这些家庭居住在政府分配的宿舍和租用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中，主要集中在斯利那加的老城区。

尽管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社区一直在强调他们的克什米尔根源，但这并没有转化为他们获得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永久公民身份。这实际上剥夺了该社区申请政府工作和拥有不动产的资格。根据印度宪法，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立法机构有权定义该邦的“永久居民”，并授予他们政府工作、购置房产和奖学金等特殊权利。

社区领袖断言，这是该邦阻碍西藏穆斯林社区经济提升的主要原因。“我们中没有人能获得政府工作，也不能购买房产。我们大多数人从事低薪的私人工作或自己创业，”斯利那加的社区成员哈菲兹·艾哈迈德（Hafeez Ahmad）说。

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西藏美食和布艺手工派上了用场。尽管他们的人口规模并不大，但西藏文化和美食的影响在整个山谷随处可见。例如，出售西藏食物的餐馆随处可见。同样，当地称为“Bota Tilla”的西藏刺绣是克什米尔时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娘的必备品。

“最初的三年里，我挣扎得很辛苦。克什米尔没有西藏食物的概念。但慢慢地，它流行起来了，”42岁的哈米德·巴特（Hamid Butt）说，他是斯利那加最古老、最受欢迎的西藏餐馆之一的老板。

2005年，巴特决定放弃刺绣工作，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的父母懂得烹饪传统的西藏食物，所以我们试了一下。今天，有三个西藏家庭依靠这项事业维持生计，”巴特解释道。

巴特出生在斯利那加，他已经学会了当地克什米尔文化的方方面面。他能说流利的克什米尔语，并会像当地人一样与顾客坐在一起询问他们的近况。像大多数西藏家庭一样，巴特甚至在家里也更喜欢当地的克什米尔菜肴。“我只是外表看起来像西藏人。除此之外，我是一个纯粹的克什米尔人……我们像克什米尔人一样吃米饭，也喝咸茶（nun-chai），”他说。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巴特对西藏没有感情。他的餐馆装饰着拉萨的风景画和标志性的布达拉宫。“我们也对达赖喇嘛怀有极大的敬意，因为他是西藏的王。几个世纪前，正是达赖喇嘛给了克什米尔穆斯林在西藏定居的土地，”他说。

文化同化

几十年来，在克什米尔共享家园的经历，使西藏穆斯林与当地克什米尔社会的文化越走越近。在克什米尔婚礼上，会为客人提供一种当地称为“Waazwan”的多道菜宴席。西藏穆斯林也采用了这种宴席来庆祝婚礼——尽管有一个前提。

“虽然当地克什米尔婚礼通常准备8到10道菜，但我们严格制定了不超过四道菜的准则，”73岁的社区长者阿卜杜勒·拉赫曼·隆（Abdul Rehman Lone）说。

在服饰方面，当地人和西藏穆斯林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西藏社区的传统服装——一种及踝的长袍“chuba”，只在婚礼期间穿着。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也对克什米尔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相关问题表现出了一些关注。例如，达赖喇嘛本人曾提供资金帮助建设斯利那加西藏公立学校的基础设施。斯利那加的一个社区卫生中心也得到了西藏流亡政府（CTA）卫生部的援助。

“学校里大约有680名学生，但其中超过85%是当地的克什米尔人。尽管达赖喇嘛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但学校是由西藏穆斯林青年联合会运营的，这是一个由当地西藏穆斯林青年管理的非政府组织，”学校负责人马苏德·巴特（Masood Butt）解释道。

据新德里贾米亚米利亚伊斯兰大学的社会学家阿德弗·拉希德·沙阿（Adfer Rashid Shah）博士称，该社区在文化上已经融入了克什米尔社会，但在“心理上”还没有。

“克什米尔人已经接纳了他们，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他们住在这里，当地克什米尔人和他们之间没有任何摩擦。他们已经与当地社区融合，但仍然存在隔阂。他们认为自己是独特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显得独特。否则，在这样的时代，完全的文化同化是可能的，”曾深入研究该社区的沙阿对《外交家》杂志说。

这种隔阂最终被弥合的一个迹象是，当地克什米尔人和西藏穆斯林之间的跨族通婚趋势正在增加。据社区成员称，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六七起这样的婚姻。

没有发展空间

由于在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没有获得政府工作的希望，且缺乏私营部门，该社区正目睹受过教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迁移到德里等印度大陆城市以及海湾国家。他们往往最终从事艰苦的呼叫中心工作，以维持生计并继续深造。

每年，26岁的莫因·艾哈迈德·谢赫（Moin Ahmad Sheikh）都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待上五个月，销售夹克。一年中的其余时间，谢赫在他父亲位于斯利那加Eidgah区的刺绣店工作。在通过10年级考试后，谢赫为了养家糊口放弃了学业。

“我是父母唯一的儿子，我父亲已经无法像以前那样打理店铺了。起初，我找了一份推销员的工作，但最终我学会了刺绣。即使我继续深造，生活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没有资格在这里找到工作，”谢赫解释道。

西藏穆斯林年轻人的父母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40岁的萨尔玛（Salma）对儿子的未来感到焦虑。萨尔玛在一家当地西藏餐馆当厨师，她和丈夫勉强维持着自己和独生子埃赫提沙姆（Ehtisham）的生活。

“现在他上12年级了。我们计划送他去德里找份私人工作，并继续他的学业，”萨尔玛感叹道，并补充说她“别无选择”。

沙阿认为，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冲突掩盖了西藏穆斯林面临的问题，并阻碍了解决方案的出现。“克什米尔是一个战区，对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笼罩着这里。在这样一个地区，大多数人口被视为二等或三等公民，指望有人谈论西藏穆斯林的困境是可笑的，”沙阿说。

“克什米尔的主要问题是冲突，所有其他问题都会自动被边缘化，”他说，并补充道“他们的问题将继续得不到解决。”

但虽然该地区的政治不确定性构成了山谷中的主要话语，沙阿认为，在克什米尔内部，对于该社区还存在一种“学术冷漠和学术兴趣缺失”。

破碎的家庭

73岁的艾莎（Aisha）在离开西藏前往印度时年仅13岁。她的父亲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是几位反抗中国政府以争取权利的西藏穆斯林领袖之一。在他们移民时，中国政府将贾米和其他四位穆斯林领袖拘留了。

“中国当局告诉我们离开，并向我们保证我父亲会在西藏边境附近与我们会合。我和母亲以及四个姐妹等了一个星期，但父亲没有出现。当我们到达西孟加拉邦的噶伦堡时，我们也一直在那里等待。那次等待持续了七年。最后，我们搬到了克什米尔。我父亲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艾莎回忆道。

艾莎的故事并非个例。该社区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戚仍居住在西藏。成员们几乎没有途径了解家人的状况，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多年来，严格的审查制度和繁琐的旅行许可证程序意味着这些离散家庭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

“我已故大哥的两个儿子在80年代中期来看过我们，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尽管我知道我在那里有哥哥的家人和亲戚，但（感觉就像）他们根本不存在一样，”斯利那加Hawal的社区长者、73岁的阿卜杜拉·贾米（Abullah Jami）说。

萨夫瓦特·扎尔加（Safwat Zargar）是一位来自斯利那加的记者，他的作品曾发表在Scroll.in、《印度快报》和ScoopWhoop上。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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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卡切身份、拉萨清真寺到克什米尔社群，理解藏族与穆斯林身份如何并存
摘要：RFA报道介绍了中国和印度藏族穆斯林的处境。他们既保持伊斯兰信仰，也延续藏族语言与文化，并在不同政治环境下面对身份、传统和宗教空间的挑战。



当来自尼泊尔的年轻藏族穆斯林萨基娜·巴特（Sakina Batt）结束了在印度达兰萨拉流亡藏人政府为期四年的工作时，她获得了一项罕见的荣誉：觐见藏人精神领袖达赖喇嘛。

“当我走进房间时，我彻底崩溃了，”她说。“当时的环境和氛围让我感到非常特别，尽管这只是一次虚拟的觐见。”

“仅仅因为我是少数群体，仅仅因为我是一名在行政部门工作的藏族穆斯林，我就获得了这个机会，”巴特补充道。

“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藏族穆斯林的存在，”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RFA）藏语部。

“当然，宗教是虔诚的穆斯林与藏传佛教徒之间唯一的区别，”她告诉自由亚洲电台。“除此之外，一切都一样。我们有相同的文化，有相同的传统和语言，吃的东西一样，穿的衣服也一样。”

据总部位于纽约的藏族文化机构“美国西藏之家”（Tibet House 美国.）网站上的信息显示，30岁的巴特来自一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群体，当时来自尼泊尔、中国、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开始在西藏定居。

这些移民与藏传佛教女性通婚，她们随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同时采用了藏语和藏族习俗。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大卫·阿特威尔（David Atwill）在其2018年的著作《伊斯兰香格里拉：跨亚洲关系与拉萨的穆斯林社区，1600年至1960年》（Islamic Shangri-La: Inter-Asian Relations and Lhasa's Muslim Communities, 1600 to 1960）中写道，到了16世纪，这些被称为“卡切”（Khache）的藏族穆斯林已成为西藏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阿特威尔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在[西藏自治区]，大多数‘卡切’在被迫选择官方认定的民族身份时……即使他们继续信仰伊斯兰教并前往当地清真寺进行日常祈祷，他们仍将自己认定为藏族。”

1950年中国接管西藏，九年后达赖喇嘛流亡到达兰萨拉，许多藏族穆斯林为了保护他们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受到威胁的宗教和身份，离开了该地区前往邻近地区。

据《尼泊尔时报》（Nepali Times）2018年5月的一篇文章报道，他们最大的社区居住在克什米尔，但在印度西孟加拉邦喜马拉雅山麓的大吉岭和噶伦堡，以及尼泊尔加德满都（那里居住着120户藏族穆斯林家庭）也能发现较小的聚居点。

由于克什米尔的渊源，他们获得了印度公民身份。如今，藏族穆斯林在西藏是一个极小的少数群体。

阿特威尔说，在西藏自治区，穆斯林在首府拉萨地区至少有五座清真寺进行礼拜，并与佛教徒和平共处。

他写道：“像他们的藏族佛教同胞一样，藏族穆斯林在保持藏族身份、保持年轻一代藏语流利程度，以及在政治困难时期寻找促进其藏族身份认同的方法方面，面临着一系列挑战。”

他说：“虽然在西藏自治区，他们继续努力跨越藏族和穆斯林之间的民族宗教鸿沟，但当穆斯林身份被等同于回族（而非藏族）时，这种处境尤为艰难。”

阿特威尔表示，中国政府之所以选择以不同于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对待藏族穆斯林，很可能是出于“谨慎的权宜之计”，以及不希望将“卡切”推向与“藏族多数群体”结成“共同联盟”，因为后者中有许多人希望西藏脱离中国独立。

他说：“话虽如此，‘卡切’和中国各地的穆斯林一样，对近期政策中明显的反宗教转向保持着警惕和担忧。”

在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发起了一场宗教“中国化”运动，要求信徒将忠诚置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之下。

在西藏北部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估计有180万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少数民族被关押在庞大的拘留营网络中，在那里他们遭受暴力和强迫劳动。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藏传佛教与文化研究达赖喇嘛讲席教授何塞·卡贝松（José Cabezón）表示，现任达赖喇嘛曾于2012年访问过克什米尔斯利那加的藏族穆斯林社区，经常接见他们的代表，并参加过跨宗教活动。

“达赖喇嘛认为藏族穆斯林是藏族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怀有极大的尊重，”卡贝松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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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2888703_Socio-Economic_Status_of_Tibetan_Muslims_in_Kalimpong
原文标题：Socio-Economic Status of Tibetan Muslims in Kalimpong
作者：Rubia Biswas; Hassan Momin
作者简介：鲁比亚·比斯瓦斯（Rubia Biswas）是阿利亚大学地理系的研究学者。哈桑·莫明（Hassan Momin）是加尔各答大学加尔各答发展研究所的研究学者。本文发表于2019年4月《Pratidhwani: The Echo》第七卷第四期。

副标题：基于20户样本的调查，梳理印度大吉岭山区藏族穆斯林的生活图景
摘要：这篇研究以印度西孟加拉邦噶伦堡的20户藏族穆斯林家庭为样本，分析他们的教育、职业、住房、收入、文化认同和社会经济地位，并保留原PDF页面图供核对。

哈桑·莫明

摘要

伊斯兰教是印度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精髓，并长期延续至今。因此，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也不例外。在这些穆斯林群体中，西藏穆斯林是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重要的移民族群之一。他们是从西藏迁移而来的。他们曾经历过各种移民带来的问题，但最终克服了所有这些困境。如今，他们被视为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发展较好的穆斯林群体之一。他们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状况与印度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并不相同。由于在整个地区内，他们与同宗教及其他宗教群体相比拥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因此面临着身份和人格危机的问题。尽管如此，藏族人民（尤其是年轻人）在现代化的冲击下，依然谨慎地应对着挑战，并保持着与族人和邻居的联系。同时，他们依然遵循《古兰经》中的教导，践行着自己的文化和宗教准则、仪式与传统。其他非穆斯林群体也会通过登门拜访的方式，支持并参与他们的节日庆典。本文旨在探讨印度西孟加拉邦噶伦堡山区西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

关键词：穆斯林群体，西藏穆斯林，社会经济状况，大吉岭喜马拉雅，噶伦堡。

引言：

大吉岭的穆斯林不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在人口数量上（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占比为5.69%）都是一个少数群体。大吉岭的殖民历史表明，在19世纪，大量从事各种职业的穆斯林群体涌入该镇，为欧洲人及其当地同伴服务。他们来自印度境内外的不同地区，后来与当地女性通婚，并永久定居在山区（Chatterjee, 2015）。

他们的民族、地域和神学差异已趋于中和。在这些差异中，他们也采纳了一些山区人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大吉岭山区的穆斯林深受本土及当地文化的影响，这反映在他们多元的文化中。穆斯林人口主要集中在山区城镇，且多聚居在清真寺周边区域。山区穆斯林具有多样的民族和地域差异，大致可分为四类：

• 比哈尔穆斯林：从比哈尔邦和北方邦各地区迁移而来，具有不同的职业背景。
• 克什米尔穆斯林：从印度查谟和克什米尔邦迁移而来，具有不同的民族背景和职业专长，特别是从事木制手工艺品和羊绒制品贸易。
• 尼泊尔穆斯林：他们是源自不同尼泊尔种姓的家庭，其文化是伊斯兰传统与尼泊尔传统的结合。
• 西藏穆斯林或不丹/博特穆斯林：1962年后从西藏避难而来，习惯于西藏文化（Chatterjee, 2015）。加德满都及尼泊尔其他地区的穆斯林被分为五个群体。他们包括克什米尔穆斯林、印度穆斯林、西藏穆斯林、特莱（平原地区）穆斯林以及山区穆斯林（Haque, 2013）。许多研究者，如Mondal（1983、1997和2005年）、Chatterjee（2015年）、Hossain（2012年）、Roy和Sarker（2016年）以及Haque（2013年），都对印度穆斯林群体这一少数且欠发达的社会群体进行了研究。他们还探讨了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经济生活、宗教地位、政治立场以及穆斯林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还指出，《古兰经》和圣训赋予了男女平等的权利与责任。然而，现实社会在教义文本与实际背景之间造成了巨大的鸿沟。这种不断扩大的教义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对穆斯林社会产生了毁灭性的后果，体现在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领域，并导致了社会碎片化、经济落后、社会不公和思想停滞等问题。穆斯林女性贫困和文盲的状况实际上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大吉岭山区的穆斯林从事着各种边缘职业，他们仍按照传统的种姓职业从事着传统工作，并以自雇为主。从经济上讲，比哈尔邦和尼泊尔的穆斯林群体并不富裕。只有克什米尔和西藏穆斯林家庭生活较为宽裕（Chatterjee, 2015）。在殖民时期，这两个群体一直从事羊毛服装和羊绒生意。

西藏穆斯林也从事商业和酒店业。他们对西藏社会和文化做出了贡献。他们既能保持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精神，又能同时吸收新的外部文化潮流。随着工业化、现代化和西化进程，该群体在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本研究重点关注噶伦堡西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生活以及生活方式。

噶伦堡穆斯林社区的历史背景：噶伦堡山区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有着历史背景，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由来自平原地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组成的。噶伦堡镇穆斯林的迁徙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米尔·朱姆拉（Mir Jumllah）和侯赛因·沙（Hussain Shah）对特莱和杜尔斯地区的政治渗透，带来了许多穆斯林苏贝达尔（Subedars）、福吉达尔（Faujdars）和拉斯卡尔（Laskars）。后来，与当地国王和地主的政治关系鼓励了众多穆斯林官员、思想家、工匠和其他职业群体迁徙至此。印度独立后，大量来自东巴基斯坦或西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人口在此避难。

因此，北迪奈普县的伊斯兰普尔分区变成了穆斯林聚居区。这些人大多是季节性移民、工资劳工、伊玛目和家庭仆人。他们并非该镇的永久居民。合法的居住权往往是迁徙来的单身汉与当地女孩通婚的结果。这种婚姻也使这些人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永久居民权。值得注意的是，噶伦堡镇的大量穆斯林实际上是早期移民家庭的后裔，他们甚至有与当地山区居民通婚的历史。此外，中国对西藏的管辖也促使1960年后更多的穆斯林家庭（124户）从西藏迁往噶伦堡。由于他们是印度裔，他们立即获得了印度公民身份，并在噶伦堡定居下来（Roy & Dulon, 2016）。

研究目标：本研究的基本目标是呈现大吉岭噶伦堡山区西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研究表明，他们在种族上与其他穆斯林群体不同，但在宗教和文化上并无二致。

数据库与方法论：为了评估研究区域内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生活，数据收集自第一手和第二手来源。第一手数据是通过观察、问卷调查和访谈方法，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收集的。第二手信息来源于人口普查报告（2011年）、各种专题论文、不同期刊的相关文献以及各类地方和全国性报纸。在收集到相关数据和信息后，对提取的数据应用了一些统计技术。

最后，社会地位指数（SSI）和经济地位指数（ESI）描述了社会和经济地位价值的百分比。

社会地位指数（SSI）和经济地位指数（ESI）：

社会地位指数（SSI）和经济地位指数（ESI）是通过引用 Islam, Ali, Salehin 和 Islam (2008) 的加权公式计算得出的。在该公式中，wi 代表权重，fi 代表受访者，m 代表受访者人数乘以总权重。

研究区域：

噶伦堡（Kalimpong）是印度西孟加拉邦的一个山地车站。它位于北纬27.06度、东经88.47度，总面积为1,056.5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250米（4,101英尺）。该镇被定为已宣布成立的噶伦堡区的总部。噶伦堡以其教育机构而闻名，其中许多机构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建立的。在中国吞并西藏和中印战争之前，它曾是西藏与印度之间贸易的门户。“噶伦堡”这一名称的准确词源意为“国王之地”。镇中心位于连接两座山丘（迪奥洛山和杜尔平山）的山脊上。提斯塔河在下方的山谷中流淌，将噶伦堡与锡金邦隔开。噶伦堡地区的土壤通常呈红褐色。像大多数喜马拉雅山麓一样，西瓦利克山脉坡度陡峭，表土松软，导致季风季节频繁发生山体滑坡。噶伦堡的原住民是雷布查人，尽管大多数人口是尼泊尔裔，此外还有许多土著民族（如不丹人、夏尔巴人、林布人、拉伊人、切特里人、塔库里人、古隆人、塔芒人、约尔莫人等）。藏人是外来群体，他们在逃离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后逃到了噶伦堡。印度教是最大的宗教（65.69%），其次是佛教（16.41%）和基督教（12.60%）。该镇的穆斯林人口比例仅为4.27%，其中大多数是1959年中国入侵西藏后逃离的西藏穆斯林。

噶伦堡市西藏穆斯林的社会经济状况：

森林覆盖的山脉、山谷和山麓，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流和溪流，赋予了该地独特的自然背景。除了独特的自然背景外，该地区还是大量土著和移民民族及部落群体的家园，每个群体都有其独特的体质和文化。这里的人们在社会文化多样性和民族性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呈现出一幅惨淡的图景。除了少数克什米尔和西藏穆斯林外，大吉岭的大多数穆斯林属于低收入群体。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优于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的其他穆斯林。他们也从事第三产业经济活动。本课题旨在探讨居住在大吉岭喜马拉雅地区噶伦堡市的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状况和处境。研究选取了20户家庭作为样本。受访者的年龄范围在22岁至65岁之间。

性别人口分布：

在西孟加拉邦，穆斯林社区属于其他落后阶层（OBC），但西藏穆斯林属于表列部落类别。在研究区域内发现了两种家庭制度，即父权制（由父亲决定）和母权制（由母亲决定）。

通常，在部落社区和山区，母权制是其社会中非常普遍的传统。在研究区域内，共有87名西藏穆斯林，其中男性37人，女性50人。男性人数少于女性。

在本次调查中发现，许多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

图1

按性别划分的人口分布

家庭规模：

家庭主要被视为一种共同的社会群体。它是一个主要群体，在发展个人个性和社会自然历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穆斯林家庭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家庭的重视。传统上，印度的穆斯林家庭结构为联合家庭和大家庭，通常跨越三代或更多代。这种大家庭结构提供了许多优势，包括稳定性、凝聚力，以及在出现问题时提供身体和心理上的支持。但这种家庭结构目前在山区穆斯林中受到相当大的威胁，因为由于各种社会经济原因，核心家庭的形成已成为一种新兴趋势。

图2

家庭规模

在研究区域内，可以推断家庭结构主要是核心家庭。许多家庭（65%）是核心家庭结构，只有5%是拥有7名成员的联合家庭。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追求独立、从事高等教育、为了在其他地方获得更好的住宿条件以及婚姻选择。

这些因素正在推动传统大家庭结构的碎片化。

教育状况：

识字水平和教育能力是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的发展指标。它们是衡量发展的关键变量，反映了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意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穆斯林女性的识字状况因其各种宗教仪式而在社会中处于令人担忧的水平。然而，宗教文本（《古兰经》）始终支持穆斯林社区中女性在追求教育和知识方面享有平等地位（Chatterjee, 2015）。“求知对于所有穆斯林男女都是天职”（Mondal, 2005）。但在现实中，穆斯林社区在不同地区和群体之间往往存在差异。研究区域内大多数西藏穆斯林社区受过教育，其教育水平达到小学和高中阶段。

这是因为他们在家庭事务上较为保守。研究区域的识字率在95%以上，而文盲率仅为4.6%（图3）。在山区其他穆斯林中，藏人的识字率较高（Chatterjee, 2015）。他们中有些人是文盲，因为他们在童年时期面临过移民和难民问题。因此，他们没有继续并完成学业。

图3

识字状况

研究区域的教育水平在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图4）。最高比例的人口（37.35%）处于本科阶段，而最低比例处于研究生阶段（3.61%）。绝大多数老年人因移民问题而在小学阶段就中断了学业。在小学、中学、高中和研究生阶段，女性的比例（分别为13.25%、6.02%、9.64%和2.14%）高于男性（分别为7.24%、2.41%、3.62%和1.2%）。仅在本科毕业阶段，男性比例高于女性（分别为21.69%和15.66%）。在小学高年级和高等教育阶段，男女比例处于同一水平（均为6.02%和2.41%）。在更高层次上，部分人口从事研究工作、工程和医学（M.B.B.S.）等领域。因此，这强调了藏族穆斯林社区的识字率与印度其他穆斯林社区并不相同。

图4

各阶段识字率

职业结构：

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土地数量、技能水平和家庭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各异。职业更多地被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单纯的经济标准。职业不仅决定了受访者的地位和身份，还决定了其日常生活的性质。

图5

按性别划分的劳动者类别

研究区域内藏族穆斯林的主要职业是服务业和商业。主要的经济活动在各家庭之间大同小异。如图5所示，男性挣钱成员或劳动者人数多于女性。超过56%的男性人口和54%的女性人口从事各种职业。

图6

职业结构

在研究区域内，总人口的一半从事商业，特别是刺绣、贸易、手摇织机、帽子制作和纤维加工。有些人经营手提包和服装生意，有些人则是店主。这是因为他们缺乏土地且居住在城市，因此发展了贸易作为职业。一部分人口（20%）从事学校、学院、空乘和电影行业等服务工作。约30%的人口同时从事上述两类（服务业和商业）工作。藏族穆斯林家庭的女性经常照看她们的生意。她们通常在节日高峰期负责接待顾客。她们对家庭及其家族企业的经济贡献不容忽视（Chatterjee, 2015）。

月支出：

家庭的各项月支出包括口粮成本、教育、服装、医疗、储蓄等。主要收入来源因家庭而异；因此支出也从10000卢比到超过20000卢比不等。

据受访者称，随时间推移增长最快的支出是食品和教育。有些家庭有3到4名以上成员从事各种职业并获取资本。他们可能是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

图7

月支出（卢比）

图（图7） 显示，超过75%的家庭收入超过20000卢比；他们要么从事服务业和商业，要么两者兼顾。另一方面，5%的家庭收入低于10000卢比，这些家庭成员从事司机或小店主工作。

住房条件：

住房条件是衡量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也取决于家庭的月支出。在该研究区域，人们的月支出状况尚可。因此，他们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优于其他社区的人们。从故土（西藏）迁徙后，他们面临土地所有权问题。随后，他们改善了生计机会，并作为土地所有者在此定居。大多数家庭（70%）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

图8

土地所有权

只有30%的家庭是租房居住，他们来自尼泊尔、大吉岭和锡金等邻近地区，目的是经商或工作。这里所有的房屋都是砖混结构和现代化的多层建筑。房屋材料显示了家庭较好的经济状况。建筑材料包括砖、水泥、钢筋、大理石、花岗岩和玻璃。

图9

房间数量

其中，65%的家庭居住在两间以上的房间内，并拥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设施。其余家庭拥有四间以上装修良好的房间。饮用水设施也很好。饮用水来源为自有的管道。

但在丘陵地区，缺水是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该地区的人们面临着与其他社区相同的问题。每个家庭都有电力设施；没有人使用煤油作为照明来源。

图10

燃料使用

在研究区域内，90%的家庭使用燃气作为燃料。只有10%的家庭同时使用燃气和木柴。他们从周边地区收集木柴。但如今由于森林砍伐，人们主要依赖燃气作为燃料。

每家都有不同类型的资产，如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车、电视和电话等。

宗教与文化：

伊斯兰教赋予了女性多种权利。伊斯兰教保障了女性的基本财产权。从意识形态上讲，男女之间没有区别（Mondal, 2005）。就人们（藏人）的社会生活而言，宗教的作用十分突出；老年男女受宗教影响的程度更深。他们朴实、诚实、谦逊且非常热情好客。藏族穆斯林信徒属于逊尼派。据他们所言，从西藏迁徙纯粹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宗教信仰，免受共产主义中国压迫。根据观察和现有信息，藏人遵循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没有种姓制度；婚姻按照伊斯兰教法以简单的方式进行。他们不早婚。与其他穆斯林社区一样，寡妇再婚在这个穆斯林社区是被广泛接受的。在调查时，我们发现大多数女性在16-25岁之间结婚。总女性人口中有三分之一在26-30岁之间结婚。根据这项调查，我们发现一些受访女性选择不婚，并已成为成功的女商人。

藏人的主要传统服装是长袍，具有高领和长袖。在藏语和文化中，它被称为“Chuba”。它用一种类似丝带的布料系住，称为“Kera”。 Chuba由羊毛或其他凉爽的布料制成，具体取决于季节。在Chuba里面，还会穿一件类似衬衫的小衣服，有时也会穿毛衣。它非常简单且传统。它通常是紫色的。男女的Chuba没有太大区别。但目前的藏族穆斯林社区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现代服装样式。只有一些老年男女穿着传统的“Chuba”。这里的藏人已经开始穿牛仔裤、棉布衣服、裤子、衬衫、萨尔瓦卡米兹（shalwar-kameez）、披肩（dupattas）等。这是由于可及性、文化适应、现代化、移民影响，以及逃避身份和人格危机的方式。新环境迫使他们做出改变。此外，年轻人容易受到各种新时尚的影响，坚持传统习俗被视为过时。该社区本质上更具同质性，因为所有人都分担了流离失所的痛苦和新环境下的危机。种姓没有意义，在家庭、婚姻、亲属关系等社会制度中不被视为障碍。职业也没有太大区别，大多数人从事针线活、刺绣或纺织生意等。藏族穆斯林社区的节日与其他穆斯林社区并无太大不同。宗教的影响在他们的生活中显而易见。节日观察和庆祝活动简单而传统，家中会准备藏式菜肴。他们可以满怀热情地庆祝每一个节日，市场上也能买到维持仪式所需的一切物品。他们会邀请非穆斯林朋友和邻居参加两个重要且盛大的节日——开斋节（Id-ul-Fitr）和宰牲节（Id-ul-Azha），并共同享受节日的快乐。在宰牲节期间，他们会宰杀动物，这是一种仪式，当地称为“Bakri-Id”。藏人庆祝洛萨（Losar，藏历新年）；这是藏历中最重大的节日。他们会庆祝大约一周，并享用美味的食物，如特制的藏式包子（momos）。他们还在伊斯兰历第一个月（该月第9和第10天）庆祝阿舒拉节（Muharram），纪念侯赛因（Hasan）对抗叶齐德（Yezid）的战斗，并举行描绘模拟战斗的街头游行。另一个重要的节日是庆祝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诞辰（Milad-un-nabi）。

藏族穆斯林的社会地位指数（SSI）：有六个变量，即教育水平、家庭资产拥有情况、住房条件、厨房设施可用性、燃料使用和卫生设施，用于衡量噶伦堡（Kalimpong）藏族穆斯林社区的社会地位指数。从表1中发现，平均社会地位指数为48.75%。在各种地位中，最高比例的家庭属于中等群体，占35%，而只有10%的受访者或家庭处于非常好的社会地位。

表1：家庭社会地位指数

• 非常低：权重0；家庭数量2；家庭比例15%。
• 低：权重1；家庭数量5；家庭比例20%。
• 中等：权重2；家庭数量7；家庭比例35%；社会地位指数为48.75%。
• 好：权重3；家庭数量4；家庭比例20%。
• 非常好：权重4；家庭数量2；家庭比例10%。
• 总计：20户；100%。
资料来源：实地调查。

藏族穆斯林的经济地位指数（ESI）：为了确定藏族穆斯林社区的经济状况，使用了一种称为经济地位指数（ESI）的维度指数。该指数由四个指标计算得出，即家庭月收入、职业结构或生计模式、家庭或住户中总挣钱成员的数量以及未来储蓄。计算后，表（表2）

显示了研究区域的平均经济地位指数（47.5%）。结果显示，最大比例的家庭属于非常低、低和中等群体，比例分别为25%、30%和30%。

表2：家庭经济地位指数

• 非常低：权重0；家庭数量5；家庭比例25%。
• 低：权重1；家庭数量6；家庭比例30%。
• 中等：权重2；家庭数量6；家庭比例30%；经济地位指数为47.5%。
• 高：权重3；家庭数量1；家庭比例5%。
• 非常高：权重4；家庭数量2；家庭比例10%。
• 总计：20户；100%。
资料来源：实地调查。

发现与结论：藏族穆斯林尽管在新环境中定居，但仍能保持其社会、文化和民族认同。教育和经济上的落后是他们发展中的核心困境。失业是丘陵地区的一个大问题。但藏族穆斯林社区也因其自身特点而有所进步。在西孟加拉邦，所有穆斯林都属于其他落后群体（OBC）

但藏族穆斯林属于部落群体（Scheduled Tribe）。他们的教育资格优于该邦乃至全国的其他穆斯林。他们是非常勤劳的人，大多数人从事服装生意。

年轻人大多从事刺绣工作。大多数藏族青年从事商业和缝纫、针线活、织锦及其他刺绣工作。该社区从事贸易等传统职业，并以此闻名。男女都从事这种传统职业。许多老年人思想开明且受过良好教育，特别是在宗教教育领域。月收入高于丘陵地区的其他穆斯林。因此，月支出也较高。人们的社会经济状况良好。大多数藏族穆斯林家庭由单户组成，居住在建造良好的砖混房屋中。因此，这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饮用水来源为自有的管道，但他们面临缺水问题，因为饮用水问题是噶伦堡地区乃至丘陵地区最重要的难题之一。生活方式简单，所有场合都以宗教热情庆祝。谈到婚姻、节日和其他仪式，除了目前出现的变化外，只遵循伊斯兰教法范围内的做法。然而，藏族穆斯林社区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特别是年轻人容易受到各种新变化模式的影响。尽管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但观察表明，身份危机、人格危机和认同问题是促使藏人（特别是年轻人）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而改变，并使自己与当地人和邻居保持同步的一些因素。穆斯林遵循的宗教仪式确实反映了该地区传统的或“大众伊斯兰文化”。根深蒂固的社会习俗、正统观念和过去的传统将继续被掌握权力的男性以伊斯兰教法的名义合法化，而穆斯林社区的女性将继续被剥夺其全面发展的需求，并被剥夺赋权的机会（Haque, 2013）。

萨查尔委员会（Sachar Committee）的报告显示，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地区或邦在社会经济发展版图上远远落后。在大吉岭丘陵地区，穆斯林人口比例非常低，从未引起媒体炒作。在丘陵地区，穆斯林几乎是“被困的少数群体”。在丘陵地区实施各种发展进程，实际上减少了经济和社会障碍，并增强了全体人民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尊重。穆斯林同样被普遍要求站出来，实现自身的赋权。穆斯林群体自身应当觉醒。正如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尔所言：“安拉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现状，除非他们努力改变自己”（Chatterje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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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Ahmed, I. (1973)。 《印度穆斯林的种姓与社会分层》。新德里：Manohar出版社。

[2] Chatterjee, R. (2015)。 《西孟加拉邦大吉岭镇穆斯林女性的地位》。 《南亚人类学家》，15(1), 33-43。

[3] Haque, Z. (2013)。 《尼泊尔少数群体穆斯林的文化与宗教习俗》。 《国际经济发展与研究会议论文集》，64(9), 41-44。

[4] Hossain, I. (2012)。 《西孟加拉邦的穆斯林女性：对其少数群体地位的探究》。 《人文与社会科学杂志》，4(3), 14-21。

[5] https://www.eurasiareview.com/ ... lysis

[6] Islam, M., Ali, R., Salehin, M., & Islam, A. (2008)。 《农村妇女与贫困：孟加拉国RDRS在减贫中作用的研究》。 《孟加拉国农业大学学报》， 6(2), 415-421。

[7] Mondal, S. (1983)。 《关于印度穆斯林的社会学理解》。 《NBU评论》，6(2), 95-108。

[8] Mondal, S. (1997)。 《西里古里的穆斯林——其社会、文化及与大都市关系的层面》。新德里：客观研究学会。

[9] Mondal, S. (2005)。 《农村穆斯林女性：角色与地位》。新德里：北方图书中心。

[10] Roy, D., & Dulon, S. (2016)。 《噶伦堡镇穆斯林女性的地位：一项微观研究》。 《地理分析师》，6, 42-53。

[11] Sultana, T. (1998)。 《发展项目对农村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影响：以库米拉地区部分地区的CVDP为例》。未发表的理学硕士论文，孟加拉国农业大学，迈门辛。

[12] ResearchGate公共全文文件的网页存档PDF快照：https://web.archive.org/web/20 ... n.pdf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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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斋戒、开斋饭到家庭传承，加德满都藏族穆斯林如何过日子
摘要：这篇文章记录尼泊尔藏族穆斯林在莱麦丹期间的生活。他们既属于尼泊尔穆斯林少数群体，也属于藏族穆斯林这个更小的社群，并通过家庭、食物和礼拜延续传统。

少数群体中的少数群体

尼泊尔的藏族穆斯林以斋戒和宴席迎接斋月



63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ehman）在泰米尔区经营着一家珠宝精品店，他俯身越过摆满彩色珠子和手镯的柜台，解释着为什么他整天滴水未进。

“我们在克制自己，”拉赫曼说，“如果我们能坚持一个月，那么在剩下的十一个月里我们也同样能做到。”

斋月随着新月出现于上周开始。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尼泊尔的穆斯林在白天进行为期一个月的斋戒，以进行自我克制、祈祷和精神反思。

尽管尼泊尔只有4.2%的人口是穆斯林，但它是该国继印度教和佛教之后的第三大宗教。然而，像拉赫曼这样的藏族穆斯林是这个少数群体中的少数，人数仅在300到400人之间。



巴兹尔·爱德华·特奥（BASIL EDWARD TEO）摄 - 用餐时间：周二，一个藏族穆斯林家庭在斋月期间开斋前进行祈祷。

由于有着共同的迁徙历史和苦难经历，藏族穆斯林社区联系紧密。 1959年中国占领西藏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逃往了尼泊尔。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次迁徙纯粹是基于宗教原因，”拉赫曼说。“长辈们当时想：‘我们留下来没关系，但孩子们未来怎么办？’ 所以他们选择了迁徙。”

克什米尔穆斯林过去常与西藏进行贸易，16世纪时，第五世达赖喇嘛曾邀请他们中的一些人留下来，并授予他们宗教自由和权利。他们与当地社区通婚，并使一些人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卜杜勒·拉赫曼的侄子埃纳亚特·塔科（Enayat Tako）表示，穆斯林和藏族身份对他而言同样重要。“我们想要保护我们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大多在社区内部通婚，”他说。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拉赫曼和塔科的家庭因与印度的祖籍联系，最初逃往了克什米尔和大吉岭，后来为了寻求经济机会又搬到了尼泊尔。

尽管存在文化和语言差异，藏族穆斯林已经很好地融入了尼泊尔的其他伊斯兰社区。克什米尔、印度和藏族穆斯林都在同一座清真寺里一起祈祷，并共同庆祝斋月。

“穆斯林就是穆斯林，我们不分彼此，”拉赫曼说。



54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与文中提到的另一位同名）正通过智能手机上的微信，向身在拉萨的哥哥展示晚餐的菜肴。巴兹尔·爱德华·特奥（Basil Edward Teo）

伊斯兰信仰与藏族文化的结合，正通过家庭和社区的共同努力传承给年轻一代。塔科17岁的女儿和14岁的儿子在加德满都的一所世俗学校上学。但他们在家里阅读《古兰经》，并在周五前往贾米清真寺（Jame Masjid）礼拜。在街上，他们说尼泊尔语，但在家里，他们说藏语。

共同的迁徙历史和保护遗产的努力，在尼泊尔的藏族穆斯林社区内建立了牢固的纽带。而每年共同经历的斋月，让这种纽带更加稳固。

藏族穆斯林、Banu's Total Fitness健身房创始人阿米娜·巴努（Amina Banu）描述了社区每晚如何聚在一起进行开斋（iftar），以及这个神圣的月份如何提供了拉近与造物主及彼此之间距离的机会。

巴努说：“开斋总是在我姐姐家进行。大家聚在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做饭，就像过节一样。我们整晚都待在一起。”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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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拉萨卡切到斯利那加学校，看一段被边界改变的身份史
摘要：BBC报道梳理了藏族穆斯林从西藏迁往克什米尔后的身份与归属问题。他们与克什米尔有历史联系，却也在教育、语言和法律身份之间面对现实困境。


以克什米尔为家的西藏穆斯林



在最近一次访问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时，安德鲁·怀特黑德偶然发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他们在离开家园数个世纪后又回到了这里。

有时，当你以为自己了解一个地方时，却会发现它崭新的一面，这提醒着你，你对它的了解是多么浅薄。

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定期访问克什米尔。我曾去过哈里帕尔巴特堡，那是一座宏伟的莫卧儿时代古迹，俯瞰着斯利那加的天际线。但我以前从未发现那个栖息在它阴影下、安静的小社区。

两千多名藏人已在斯利那加安家落户。他们是西藏穆斯林。西藏首府拉萨仍有少数穆斯林家庭，一些人住在边境山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已定居在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

因为他们是，或者曾经是，克什米尔人。

然而，他们的故事充分说明了曾经赋予克什米尔财富的古老贸易联系——说明了这些联系是如何因敌对民族国家的兴起而断裂的——也说明了在喜马拉雅山脉间回荡的复杂身份认同问题。

偶然间，我听人提到了当地人所说的“西藏人聚居区”，它靠近杏园，就在斯利那加古城墙内。当我发现一个卖藏式饺子的小吃摊时，我就知道我找对地方了。在一条后街，我看到一群群妇女在闲聊，老人们慢悠悠地走向清真寺——他们看起来都具有鲜明的藏族特征。

在拐角处矗立着该社区的核心——现代且气派的西藏公立学校。



一位成功的年轻商人纳西尔·卡齐带我参观了这里。他是西藏穆斯林青年联合会的负责人，该组织监管着这所管理完善的学校，其影响范围远超该社区本身。“我感到很自豪，”卡齐先生告诉我，“这所学校是我们为克什米尔兄弟姐妹提供的一份心意。”

在走廊里，达赖喇嘛访问的照片被显眼地展示着。西藏穆斯林并不把达赖喇嘛视为他们的宗教领袖。“但我们确实尊敬他，”卡齐先生说，“而且他非常爱我们。”

该社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沿着古丝绸之路旅行的商人们。他们是来自克什米尔及邻近拉达克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大约四百年前，当时的达赖喇嘛在西藏首府赐予了他们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娶了藏族女性，掌握了藏语，并习惯了藏式饮食。他们在拉萨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群体，拥有自己的清真寺：他们生活富足、备受尊重，并且以擅长藏族音乐而闻名。

“卡切”（Khache）

但他们在西藏从未被视为藏人。他们被称为“卡切”——意为克什米尔人。这个词后来成为了西藏所有穆斯林的统称，无论他们来自何方。

在反对中国共产党统治的起义失败后，达赖喇嘛和数千名佛教信徒于1959年翻越喜马拉雅山脉逃亡。当时，西藏的穆斯林社区也感到不安。

一些藏人认为他们是新中国统治者的合作者。经过一番外交博弈，在印度政府的关注下，穆斯林被允许离开西藏。大多数人行使了这一选择权。

一旦踏上印度土地，这些穆斯林就不再被视为无国籍难民，而是被视为回归的印度人。曾经，“卡切”这个身份第一次赋予了该社区地位。他们告诉印度当局，他们来自克什米尔，并坚持要回到自己的家园。

如今，他们大多数人在斯利那加工作，但不再从事贸易——古老的路线现在已被现代边界严密封锁。相反，他们从事着报酬低得多的工作，比如刺绣罩袍，或者为卖给游客的T恤做最后的加工。

卡齐先生告诉我，几十年前，当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短暂缓和时，他的母亲终于得以回拉萨探亲。卡齐先生在那里有表亲，但他从未能见到他们，甚至从未踏足那个赋予他身份认同的地方。



“我们属于这片土地，克什米尔的土地，”卡齐先生坚持说。然而，该社区的地位是模糊的。在印度管辖的克什米尔，只有能证明其祖先来自该邦的人才能拥有土地并享有完全的权利。这对藏人来说很棘手——他们的克什米尔血统对于这一要求来说太遥远了。

在一个不属于这里、或被视为外来者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地区，该社区保持着低调。他们似乎在克什米尔过得很满足。但他们注定会反思一个痛苦的悖论。

在西藏，他们是克什米尔人。在克什米尔，他们是藏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们仅仅做回他们自己。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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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拉萨迁徙到斯利那加，这个社区如何靠饮食、手艺和邻里关系延续身份
摘要：VOA报道了约1500名藏族穆斯林在克什米尔的生活。他们从西藏迁来后，在斯利那加经营餐馆、刺绣和服装生意，同时继续保留藏族语言、饮食和伊斯兰信仰。



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社区蓬勃发展

作为一个约1500人的社区，他们受到印度人口最多的穆斯林聚居区的欢迎，被视为同教信徒。他们不仅保留了自己的文化和传统，还通过开设越来越受欢迎的餐馆等方式，赢得了邻居们的喜爱。

据斯利那加大道（Boulevard Road）拉萨餐厅的经理艾哈迈德·卡迈勒·扎里夫（Ahmad Kamal Zarief）介绍，年轻的克什米尔人特别喜欢西藏美食，比如一种名为“馍馍”（Momos）的蒸饺。



“我们的大多数顾客都是克什米尔人，”扎里夫告诉美国之音（VOA）。他解释说，这家餐厅对他父亲阿卜杜勒·雷曼·扎里夫（Abdul Rehman Zarief）来说意义重大，他于1976年创办了这家店。

“我父亲非常珍视他的西藏血统，”扎里夫深情地回忆道。“西藏美食是他通往祖籍村庄的桥梁，将他与家人和童年的记忆连接在一起。通过这家餐厅，我父亲在重温那些珍贵的时刻中找到了慰藉。”

据斯利那加西藏公立学校前校长阿曼努拉·马利克（Amanullah Malik）介绍，对于那些在1959年反抗北京的起义失败后，因中国军队控制拉萨而逃离的西藏穆斯林来说，前往克什米尔的旅程与其说是流亡，不如说是回归故里。

马利克解释说，几个世纪前，该社区的祖先从克什米尔迁往拉萨，在那里他们与藏族女性通婚，学习藏语，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区。“我们享有自由，可以实践我们的宗教，建造我们的清真寺，并毫无阻碍地开展业务，”他说。

自抵达克什米尔以来，大多数新移民定居在斯利那加靠近18世纪哈里帕尔巴特堡（Hari Parbat Fort）的地方——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繁荣的社区，到处都是西藏餐馆和其他体现居民文化根源的标志。



其中包括像穆罕默德·优素福·达尔巴（Mohmmad Yousuf Dalba）经营的那种刺绣店。他告诉美国之音，他需要三天时间才能完成一件传统女式斗篷上的针线活，这种斗篷饰有闪闪发光的金银线，用于重要仪式。

虽然不常见，但藏族和克什米尔人之间确实存在跨社区通婚。 30多岁的尼加特·卡齐（Nighat Qazi）嫁给了一名藏族男子，并育有三个孩子。

2011年，当卡齐与社区外的人结婚时，她遭到了家人的抵制。然而，卡齐说：“现在我的家人和整个家族都很高兴，并支持我的决定，”她补充道，“应该有更多的跨社区婚姻。”

年轻的藏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回到祖籍地的希望，那里目前处于中国的控制之下。这种情绪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因为他们越来越多地采纳克什米尔人的习俗和语言。

在达赖喇嘛曾于2012年发表演讲的西藏公立学校，大多数学生是当地的克什米尔人。七年级学生法蒂玛·特兰布（Fatima Tramboo）告诉美国之音，她喜欢跆拳道，但父母希望她成为一名医生。“我很高兴能与我的克什米尔朋友分享这些事情，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克什米尔人，”特兰布说。

“我们将永远居住在克什米尔，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前校长马利克承认道。“看看下一代就知道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曾被送走。虽然他们可能拥有西藏血统，但他们的行为、语言和偏好都明显是克什米尔式的。”



尽管如此，扎里夫坚持认为，藏人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在家里，我们说我们的语言，这是藏语中最优美的方言之一，”他说。

尽管在克什米尔生活了六十多年，但直到2019年印度联邦政府撤销该地区的半自治地位后，藏人才获得了公民身份和永久居留权。

这一决定激怒了该地区的许多人，导致了严厉的安全封锁和武装分子对一些非本地社区的袭击，但没有关于藏人受到伤害或困扰的报道。

“在我们生活在克什米尔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从未受到过骚扰。克什米尔人是非常好的东道主，他们对待我们很好，”扎里夫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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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从克什米尔商人到加德满都家庭，看这个群体如何保留信仰与文化
摘要：这篇文章介绍藏族穆斯林的来源、拉萨清真寺、迁徙到尼泊尔和印度后的生活，以及他们如何在藏族文化和伊斯兰信仰之间保持身份连续性。



西藏也有穆斯林。

Duksangh Sherpa · 2018年5月23日

西藏的穆斯林分批定居在尼泊尔，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斋月。

艾哈迈德·杜拉（Ahmed Dulla）和20个月大的女儿梅赫林（Meherin）在一起，他正在享用全天禁食后的开斋饭。图片：Bikram Rai。

提到西藏，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达赖喇嘛和佛教。然而，穆斯林和佛教徒一样，也是西藏文化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很难将藏族穆斯林与他们的佛教同胞区分开来，因为他们有着相同的语言、饮食、服饰、文化和传统。无论定居在世界何处，藏族穆斯林也为保护西藏文化做出了贡献。只有信仰将他们区分开来。

历史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于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定居西藏。他们获准建造清真寺并拥有墓地，同时还享有购买土地和继续经商等其他特权。他们开始与藏族佛教女性通婚，这些女性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随着社区的扩大，后来也包括了尼泊尔裔的藏人。

拉萨至今仍有四座清真寺，其中第一座是1716年建造的巴达清真寺（Bada Masjid），另一座较小的建于20世纪20年代。其余两座清真寺位于墓地所在的江达林卡（Gyangda Linka）。在日喀则和昌都还有另外两座清真寺。

拉萨的藏族穆斯林一直被允许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但在1950年中国接管后，大多数穆斯林随达赖喇嘛和其他藏人移居尼泊尔和印度。

“西藏的生意一直很好，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依然兴隆。政治紧张局势并没有阻碍我们的贸易，但出于对宗教的担忧，我们离开了西藏，”68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Abdul Rehman，见上图）回忆道，他出生于拉萨，但在20世纪60年代移居印度。大学毕业后，他于28年前搬到加德满都，在泰米尔区（Thamel）创办了自己的珠宝生意。

从贾米清真寺（Jame Masjid）做完下午礼拜回来，拉赫曼坐在他的古董珠宝店里，表达了尼泊尔大多数藏族穆斯林的感受：“这些年来，在尼泊尔，我从未感到自己是个外人。旅游生意很好，人们也非常友好。”

加德满都约有120户藏族穆斯林家庭，其中一些像拉赫曼一样是克什米尔裔，他们为了贸易和生意搬到了加德满都。由于贸易往来紧密，西藏、尼泊尔和印度之间一直有着特殊的联系，这促成了新的社区，例如主要追溯祖先至克什米尔和拉达克的藏族穆斯林。

尼泊尔的藏族穆斯林进一步分为“卡切”（Khache，来自克什米尔并持有印度护照）和“卡扎尔”（Khazar，拥有尼泊尔血统和国籍）。两者唯一的区别在于，“卡切”视达赖喇嘛为藏族领袖并会庆祝他的生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通婚，模糊了两者之间的界限。

30岁的艾哈迈德·杜拉出生于尼泊尔，是第九代藏族穆斯林。他的家人在20世纪70年代从拉萨搬到加德满都，因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尼泊尔。杜拉在印度学习，八年前回到尼泊尔开始经营鞋业。他的妻子布什拉·优素福（Bushra Yusuf）是一位克什米尔裔的藏族穆斯林。

“我们藏族穆斯林在各地都有亲戚。我们在拉萨、拉达克、克什米尔，以及噶伦堡（Kalimpong）和大吉岭（Darjeeling）仍有家人。我们只是地理上分开了，但在文化和宗教上，我们都是一样的，”杜拉告诉我们。

杜拉的叔叔卡里穆拉（Karimullah，55岁）出生于拉萨，1969年移居加德满都。他的祖父是一位在尼泊尔驻拉萨领事馆工作的尼泊尔印度教徒，祖母是一位尼泊尔佛教徒。他们在西藏时都皈依了伊斯兰教，并融入了藏族穆斯林社区。

尽管是一个小群体，但加德满都的藏族穆斯林是一个强大且紧密的社区，这个月他们像世界各地的穆斯林一样在进行斋月，全天禁食，并在日落后享用盛宴开斋。

“斋月的目的是净化思想并控制自己。它有助于唤起我们的自我意识，”杜拉说，他用传统的椰枣开斋，随后享用了各种烤肉串、咖喱以及像西瓦伊（sewai）和米布丁（kheer）这样的甜点。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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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andrewwhitehead.net/blog/a-week-in-kashmir-the-tibetan-colony
原文标题：A week in Kashmir: the Tibetan colony
作者：Andrew Whitehead
作者简介：Andrew Whitehead 是该原文的发布机构或作者；本文仅对原文内容进行中文翻译整理。

副标题：Andrew Whitehead 走访斯利那加藏族穆斯林社区，记录家庭、学校和日常生活
摘要：本文翻译 Andrew Whitehead 的博客文章，保留原文11张图片，呈现克什米尔斯利那加藏族穆斯林社区的定居历史、学校建设、刺绣工作和身份归属。





在断断续续往返克什米尔二十多年后，我原以为自己对斯利那加已经相当了解了。但今天，我发现了这座城市对我而言全新的一面。斯利那加拥有全球最大的藏族穆斯林社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已有200多个家庭（约2000人）在此定居。他们主要居住在被称为“西藏殖民地”的区域，靠近奇妙的杏仁花园（Badamwari），坐落在哈里帕尔巴特堡（Hari Parbat fort）的阴影之下。据我所知，在印度东北部的大吉岭和噶伦堡，以及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也有规模较小的藏族穆斯林社区。目前仍有约一百个家庭居住在拉萨。





这个小群体的故事反映了该地区古老的贸易路线，以及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破坏了这些商业和移民模式。如果追溯到几个世纪前，藏族穆斯林其实源自克什米尔（及拉达克穆斯林）。前往拉萨的克什米尔商人有时会定居在那里，娶藏族女性为妻，并将子女培养成穆斯林。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在藏语中被称为“Kachee”，意为“克什米尔人”。尽管没有明显的歧视，但他们在西藏一直被视为外来者，即便他们说着藏语、吃着藏餐。



1959年，当许多藏人逃离中国统治时，北京给予了穆斯林社区一个选择：想留下的留下，想走的走。与许多历经艰辛翻越喜马拉雅山的佛教徒不同，离开的穆斯林（占该社区的大部分）被允许带走他们的财产。一旦抵达印度，他们被视为回归的印度人，而非难民。与藏传佛教难民不同，藏族穆斯林持有印度护照，享有完全的投票权和其他权利。

他们抵达了噶伦堡，但拒绝了印度当局将他们与其他藏人一起安置在印度南部的提议。他们认为，作为克什米尔裔藏人，他们应该被允许回到克什米尔，而且他们更倾向于前往伊斯兰倾向于去一个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地区。“我们属于这片土地，”纳西尔·卡齐（Nasir Qazi）告诉我。他是一位常驻斯利那加的商人，担任藏族穆斯林青年联合会主席。他在克什米尔出生，从未能前往拉萨去见他在西藏仅存的几位亲戚。斯利那加的许多藏族穆斯林从事刺绣工作，用传统的克什米尔风格装饰布卡（burqas）和女性服装，或者为销往偏远拉达克地区（有时被称为“印度西藏”）的高端T恤进行刺绣。



藏族穆斯林社区并不将达赖喇嘛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但尊崇他为西藏曾经的君主。“我们尊敬他，”卡齐说，“他也非常爱我们。”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帮助下，该社区在斯利那加创办了一所备受推崇的学校——西藏公立学校。







在700名学生中，男孩和女孩的年龄都在15岁以下，其中不到三分之一是藏族人，其余都是当地的克什米尔人。校长和大多数教职员工都是克什米尔人。但学校是由藏族穆斯林社区运营的。



这个班里只有五名藏族学生。“我感到自豪的是，这是我们为克什米尔兄弟姐妹所做出的贡献，”卡齐说。他也感到欣慰的是，学校成功地将学费控制在每月600卢比（约7.50英镑）的亲民水平。达赖喇嘛五年前曾到访过，当时的照片正陈列在展示区。同样展示在那里的，还有学生们在达赖喇嘛面前许下的誓言：“我将通过言行维护所有人类价值观，绝不成为任何其他生命痛苦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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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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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ambedkar-university.pdf
原文标题：Tibetan Muslims: Ambedkar University Article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第二部分讨论共同体内部的教育、家庭网络和迁徙后的身份延续
摘要：本篇继续翻译 Ambedkar University 论文，重点关注藏族穆斯林如何通过教育、家庭和社群组织保存共同体。

最后，也有人提到“宇宙的主宰”或星辰的主人（skar-ma'i-bdag-po）。有趣的是，《古兰经》中有许多段落将安拉称为宇宙的主宰。“你们的主确是安拉，他在六日内创造了天地，随后升上宝座。” “他以黑夜覆盖白昼，（另一黑夜）迅速地追随它；他创造了太阳、月亮和星辰，它们都受他的命令所支配。” “真的，创造和命令只归于他；安拉是众世界的主，他是崇高的。” （7:54）“黑夜与白昼、太阳与月亮都是他的迹象。” “你们不要向太阳或月亮叩头，如果你们确实崇拜他，那就向创造它们的安拉叩头吧。” （41:37）22 尼古拉斯·博马里托（Nicolas Bommarito），《卡切·帕鲁：翻译与解读》，《西藏研究杂志》（Revue d'Etudes）第39期，2016年4月，第60-132页。（西藏文献图书馆）围绕皮尔·普鲁阿拉的神迹，存在许多口头传统（上文提到过其中一些版本），这些神迹吸引了穆斯林和佛教徒共同前往他的圣陵。这种对神迹的强调是苏菲主义的核心，同时也存在于西藏的密宗修行中。因此，可以推测，西藏佛教徒与穆斯林关系的基础（尽管是隐含的）在于双方对精神导师地位的相互认可，更重要的是，认可这些精神导师拥有行使政治权力的权利。可以说，皮尔（苏菲导师）与僧侣在各自的社会中扮演着相似的角色。重新构想西藏宗教景观的任务，不仅在于看到伊斯兰教在西藏历史上的存在，更在于剖析这两种宗教之间那些不太显眼的交汇点。这些交汇点对于拉萨回族（Khachees）社区的诞生至关重要，并在更大范围内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西藏社会文化生活。因此，当有人问我“哪种身份对你更重要？”时，我介绍自己是“西藏穆斯林”而非单纯的“西藏人”或“穆斯林”，这是因为正如我们上文所见，作为西藏人与我们作为穆斯林的经历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这种独特的身份不仅代表了文化与宗教的融合，它本身就是两种文化（西藏文化与克什米尔文化）和两种宗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历史性交汇的产物。因此，身为西藏穆斯林，并不意味着要在“西藏人”和“穆斯林”这两种身份之间寻求平衡，因为在这种语境下，它们并非可以彼此剥离的独立身份。相反，它指向的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在身份认同上，还是在实际生活经验中，一旦将两者分开，它们都将失去全部意义。1951年至1959年期间，在昌都战役之后，西藏见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各大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占领的开始。这些士兵接到严格指示，不得在社会中制造动荡，而是要以一种能够打动并说服藏人相信其高尚意图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试图在当地人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特别是在拉萨市中心的市场区域，那里有卡切（Khachees，即西藏穆斯林）的。

店铺。据我父亲所说，中国士兵特别热衷于与穆斯林商人建立关系，因为他们掌握着拉萨的经济命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频繁光顾各大店铺，购买商品时甚至会支付三倍于标价的费用。一些西藏穆斯林女商人学会了流利的普通话，这一事实足以证明这些士兵在城市中心地带的广泛存在。“索莫拉”（Somola）是我的一位90岁女性亲戚，她是为数不多依然在世的第一代西藏穆斯林之一。在西藏时，她被尊为最精明的女商人之一，曾成功经营着拉萨的两家大型店铺。她是社区里最早学习普通话的人之一，她将其描述为“女商人的必需品”，以便能够“与那些出手阔绰、给钱多于要价的士兵进行沟通”。尽管藏人对中国士兵的持续存在仍存疑虑，但这些中国军人看起来并不具有直接的威胁性。在此期间，一些西藏穆斯林男孩还被派往中国内地，通过全额奖学金进行深造。他们学习的是当时被视为“世俗教育”的课程。然而，局势在1959年发生了剧变，西藏人目睹了中国当局制造的极端流血和暴力事件。佛教徒和穆斯林都遭受了残酷对待，任何反抗都会招致死亡，西藏突然成为了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日常生活受到监视和控制，基本权利被剥夺，寺院和清真寺被摧毁，宗教信仰自由被彻底限制。索莫拉（Somola）讲述了中国人如何日夜高喊“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口号，对他们来说，这很快成了人类所能说出的最令人恐惧的话语。除了拆毁礼拜场所外，中国人还逮捕了任何他们怀疑具有潜在威胁的人。拉萨克什米尔人（Lhasa Khachees）潘奇委员会（Panch committee）的成员也被关进了监狱，他们的家人从此再也没有他们的消息。以下是这些人的姓名和详细信息：

哈吉·哈比布拉·沙米（Haji Habibullah Shami）。他是潘奇委员会的主席，而这正是他被监禁的唯一原因。2. “拜”阿卜杜勒·加尼·拉（'Bai' Abdulghani La）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被指控在起义期间通过张贴反对中国人的海报来煽动民众。拉普斯·哈米杜拉（Rapse Hamidullah）与西藏贵族和上层人士关系密切，被指控参加了他们所有的会议并动员反抗。4. 阿卜杜勒·阿哈德（Abdul Ahad）也被指控参与了积极反抗。5. 哈吉·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Haji Abdul Qadir Jami）。6. 哈吉·阿卜杜勒·加尼·塔普奇·沙瓦勒（Haji Abdul Ghani Thapchi Shawa-le）。随着达赖喇嘛的离开以及他们的穆斯林领袖被监禁，拉萨克什米尔人动员起来，决定在不冒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离开西藏。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宣称自己是仅为经商目的而居住在西藏的印度爱国者。他们联系了当地政府，但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他们拥有印度公民身份，理由是该群体没有任何实质性证据来支持这一主张。然而，经过大量的研究和审议，他们意识到，即使在居住于西藏和中国的不同穆斯林群体中，他们的姓氏（例如巴巴、巴特、奈克、瓦尼）在该地区是独有的，而在克什米尔却并非如此。尽管他们在西藏长期定居，但他们的父系血缘依然将他们与克什米尔联系在一起。此外，卡切人（Khachees）还指出，他们享有的特殊待遇，如免税权以及通过“潘查”（Panch）进行的自治，是他们作为政治独立少数群体的额外证明。然而，由于没有正式文件可以提交，中国当局并不认同；其立场是，这些穆斯林属于藏族，因此属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中国少数民族。作为最后的手段，卡切人联系了印度驻西藏大使馆，并向时任印度总领事P.N.考尔（PN Kaul）寻求帮助，后者随后联系了印度政府。政府的初步回应令人失望，它宣布只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拥有永久居留权，且其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未分裂的印度”的人，才具备成为该国公民的资格。然而，印度很快改变了立场，承认西藏穆斯林起源于克什米尔，从而使他们具备了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资格。这项新政策概述在一份名为“1959年9月24日印度外交部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照会”的重要文件中，该文件是1954年至1959年间印度和中国政府之间交流的白皮书系列的一部分。

巴特，马苏德。(1994)。《西藏的穆斯林》。《西藏公报》（1月-2月）：8-9，16页。放弃他们对印度公民身份的要求。领事馆大门口的中国武装哨兵坚决阻止这些人进入……当地当局显然因为这些人坚持要求被视为有别于西藏国民，而对他们进行了威胁和恐吓。登记表……被中国地方当局没收……总领事馆没有获得任何便利来会见被中国当局拘留的印度社区成员。那些急于寻求印度总领事馆援助的人被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便利。尽管面临所有这些外部强加的限制，西藏穆斯林并没有退缩，反而开始秘密组织与考尔先生（Mr. Kaul）的会面。我父亲讲述了他从家人那里听来的故事，说我祖父曾和其他几个人一起，在拉萨商店里的小储藏室里会见考尔先生。西藏穆斯林坚持他们拥有印度国籍的主张，在印度随之而来的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事实。1960年，约120个家庭被中国官员用军车护送出西藏，并由印度政府在噶伦堡和甘托克接收。索莫拉讲述了中国官员态度的突然转变，他们变得极其客气，甚至归还了一些之前强行掠夺的财物和金钱。直到今天，社区成员们依然记得印度领事馆为确保我们的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如今几乎每一位西藏穆斯林都知道考尔先生是谁，以及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迁徙（Hijarat）成功了，他们正前往一个允许他们享有宗教自由的地方，一个并不太陌生的地方，那本应是我们的祖居之地。终于有了一丝解脱感，但整个旅途中大家一言不发。对许多人来说，直到那时才意识到他们可能永远无法回到家乡了。我美丽的家园，请不要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感到被背叛。当我离开你那白雪皑皑的山峦时，我只想奔回你的怀抱。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如果我留下，我的孙辈们可能永远无法了解你；如果我留下，我将无法向造物主交代。我美丽的家园，请不要因为我而感到被背叛。我知道他们正在伤害你，试图慢慢地扼杀你，但我承诺，绝不让你消亡。我会让你在我家中永存，我会把你的照片挂在墙上。我的孩子们会以最纯粹的方式传唱你的歌谣，他们或许永远无法与你相见，但如果有一天相遇，他们永远知道该如何向你致意。

我承诺会让你在克什米尔美丽的园林中活下去，在那里我会像我们在罗布林卡时那样铺开餐布。我知道他们正试图伤害你，他们想摧毁关于你、关于我们的一切痕迹。但尽管布达拉宫今天看起来有所不同，它在我墙上的照片里依然如故。我承诺会让你活下去。从罗布林卡到克什米尔的莫卧儿花园：延续了藏族穆斯林非常喜爱的“林卡”（意为野餐）传统。据我祖母说，正是他们将全天野餐的概念引入了克什米尔。1960年的迁徙（Hijarat）随着中国政府实施的大规模暴行，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Khachees）不仅开始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开始担忧实践伊斯兰教的自由。任何宗教倾向的表达都会受到谴责，并招致残酷的后果。因此，该群体宣布有必要以“迁徙”（Hijarat）的名义离开西藏，这是他们的宗教义务。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藏族穆斯林而言，印度公民身份及其附带的权利和特权并非他们的首要目标。为了理解该群体赋予1960年事件及其后印度生活的意义，我们首先需要仔细审视《古兰经》和圣训中描述的伊斯兰教“迁徙”（Hijarat）概念。“迁徙”（Hijarat）可以定义为一种宗教性迁移，其前提是当前的处境或地理位置受到了反伊斯兰势力的污染。公元622年，先知穆罕默德 ﷺ 与他的同伴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第一次“迁徙”，标志着伊斯兰历的开始。在《古兰经》中，为了维护个人宗教价值观和保护宗教本身而进行正义迁移的主题多次出现，这表明了它在伊斯兰教中的重要性。不同先知所进行的各种“迁徙”案例中，其核心主题都是对教义和/或道德堕落的英勇抵抗。这次迁徙之所以高尚，是因为其目标在于保持一神论信仰与正直行为的火种，是因为迁徙者甘愿接受随之而来的牺牲，最终，是因为那些承担迁徙的人对造物主展现了崇高的信赖。因此，正如伊斯兰研究学者达乌德·卡塞维特（Daoud Casewit）所指出的，希吉拉（迁徙）是“具有永恒意义的里程碑”，它“代表了选择‘更高’而非‘更低’的抉择，以及坚定不移地拒绝与邪恶妥协的英雄气概”。这是一次神圣的迁徙，因为它植根于这样一种认识：后世是至高无上的，而“尘世”并非如此。“从最深层的意义上讲，希吉拉是形而上学层面在绝对与相对之间进行辨析的物理实现，因此也是对死亡的预演。”“我们确属于造物主，我们也终将归于他。”

冒着可能永远失去财产所有权和习惯性生计来源的风险，并非易事。然而，放弃这一切被视为为了能够公开宣扬和实践伊斯兰教而付出的可接受的代价。因此，迁徙（hijirat）不仅仅是为了逃离无法忍受的处境，更是一种反抗性的外化表现，体现了对后世而非现世的选择，对精神同伴而非敌对亲族的选择，以及对神圣启示而非传统习俗与信仰的选择。此外，根据《古兰经》，那些有机会迁徙却未能迁徙的人，事后不能以曾受压迫为由，来为自己背离伊斯兰教的行为辩解：“天使们使那些亏待自己灵魂的人死亡时，会问他们：‘你们处于什么境地？’”（注：对应《古兰经》4:97） 他们回答说：“我们在大地上被视为弱者。” （天使们）说：“难道安拉的大地不宽广吗？你们难道不能在其中迁徙吗？” 火狱是他们的归宿，那真是个糟糕的结局！（4:97）迁徙也被视为一种精神上的重生，因为它提供了摆脱过去罪孽包袱的可能性：“确实，皈依伊斯兰教可以抹去之前的一切罪孽，迁徙也可以抹去之前的一切罪孽。” 最后，《古兰经》指出，一旦迁徙完成，虔诚的迁徙者仍有责任去履行他们的宗教功课。吉哈德（Jihad，字面意思是奋斗或努力）被视为迁徙的延续。然而，特别是在迁徙背景下的吉哈德，其形象并非当代社会和媒体所描绘的那样。30 菲特纳（Fitna）：重大的世俗动荡。例如内战或宗教迫害，或者是精神上腐蚀性的失衡。此处进行的吉哈德不必仅仅被理解为外在的军事对抗，因为我们内心也存在着需要与之斗争的未转化因素，这被称为“更大的圣战”。以下的圣训支持这种解读：“在顺从的纯正性方面，最好的信士是那些让穆斯林免受其舌头和手伤害的人；在信仰方面，最好的信士是道德品行最优秀的人；最好的迁士（muhajiriin）是那些放弃了安拉（至高者）所禁止之事的人；最好的圣战者是那些为了安拉的本质——愿他受尊崇与赞颂——而与自己的私欲作斗争的人。”31 这种真诚努力的观念，即“圣战”（jihad），特别适用于穆斯林在移居所带来的艰难外部环境下，依然忠于信仰支柱，并克服物质和情感上的失落感的情况。

在阅读了关于“希吉拉”（Hijarat，迁徙）的《古兰经》含义后，我决定去查阅它在英语中的字面翻译。与伊斯兰教的解释相反，英语词典将这一行为定义为“逃离”（flight）。而“逃离”本身被定义为“逃跑或奔逃的行为或实例；仓促离开”。甚至凯斯威特（Casewit）在他的论文中也把这个词与“逃离”当作同义词使用。这种严重的过度简化，不仅抹去了情感，还抹去了“希吉拉”内在的奋斗意义。这种误读可能会丧失这一行为的根本基础——即为伊斯兰教做出牺牲的自豪感。鉴于此，我将尝试介绍西藏穆斯林在1960年从西藏迁徙到印度的案例。尽管面临中国的强烈反对，该群体仍坚持证明其克什米尔血统，这挑战了将“希吉拉”视为“快速逃跑”的误解。使他们能够离开西藏的严密规划和不懈游说，至今仍被他们引以为豪地回忆着。在向印度的移民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可以察觉到神圣启示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能看到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因此，离开拉萨将西藏穆斯林置于一个广泛的泛伊斯兰叙事中，在这一叙事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及其追随者于622年进行的“希吉拉”，成为了他们应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实践时，定义该群体身份的神圣典范。塔巴拉尼（al-Tabarani）。阿尔巴尼（al-Albani）所著《卡比尔》（Kahbir）。《萨希赫》（Sahih），第1129段。此解释由达乌德·凯斯威特（Dauod Casewit）提供。他们代表了自己的麦地那；因此，在对安拉信仰的激励下，他们追随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榜样），开启了属于他们自己的迁徙（Hijarat）。西藏穆斯林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注入了一种神圣的光环。在这一叙事框架内，卡切人（Khachee）作为“被遣返的印度人”离开拉萨，构成了一个小型穆斯林群体战胜强大共产主义政权的英雄式胜利——这一胜利对他们而言，是卡切人对伊斯兰教坚定承诺的历史证据。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及其追随者于622年进行的迁徙（Hijarat），成为了人们记忆和重述1959年事件时所参照的神圣典范。事实上，1986年，西藏穆斯林在斯利那加的哈瓦尔（Hawal）西藏定居点建造了一个象征他们从西藏前往克什米尔旅程的永恒标志：迁徙清真寺（Hijra Masjid）。此外，该群体并不将他们的苦难视为流亡的境遇，而是将其视为对他们信仰的真正考验。他们如何理解逆境，如何赋予自身经历意义，不能仅仅通过将其理解为流亡或流离失所来完全解释，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眼中，他们不是“难民”，而是迁徙者（Mujahirs）。忽视这一点，就是否定了一个特定群体如何赋予其“创伤”意义并从中汲取意义的重要性。如果我们想要接近西藏穆斯林的经历，那么创伤如何在迁徙（Hijarat）中被解读，是我们必须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正如《古兰经》将迁徙（hijarat）描述为一种受其所处社会政治背景影响的多面现象一样，我想探讨西藏穆斯林的案例在何种程度上有所不同，特别是考虑到切断个人过去的社会联系和生活方式这一行为。一些《古兰经》经文指出，为了实现精神重生，必须原则性地切断与过去关系和身份的联系。在当前案例中，希吉拉（Hijarat）并不意味着与西藏身份彻底决裂，也不意味着“回避”与佛教邻居的所有联系。这里所谓的“邪恶”并非指西藏这个国家或藏族人民，而是指那些给穆斯林和佛教徒的生活都带来苦难的外部入侵者。这场冲突并非发生在两种宗教的信徒之间，而是源于以“改革”之名进行的暴力且非人道的意识形态强制。尽管克什米尔穆斯林（Khachees）争取印度公民身份，但这仅仅是一种政治举措，旨在获得印度政府的保护，以抵御中国。这里的希吉拉并没有抹去西藏及其对我们当下的意义，而是一种必要的离开，远离那些敌视我们宗教信仰的势力所控制的地理空间。信仰。理解希吉拉，进而理解西藏穆斯林的具体案例，将有助于我们理解该群体在印度的现状。因此，当我问索莫拉（Somola）她与西藏的联系还剩下什么时，她说：“没有任何联系了，因为中国仍然控制着那片土地。” 我知道这并不意味着她否认失去的家园，因为对她而言，今天的西藏已不再是她出生时的那个国家。它被中国控制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才不得不离开。虽然与这个西藏已无联系，但人们可以感受到，她童年的生活依然珍藏在她心中。这种怀旧之情体现在她孙女们说藏语的美妙方式中，体现在她床下保存的旧相册里，体现在剪下的传统藏族服饰杂志图片中，也体现在她描述西藏往事时所唤起的生动画面中，让我仿佛身临其境。

回到陌生的家园希吉拉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Lhasa Khachees）身处一个安全的国家，生命不再受到直接威胁。他们以印度归国侨民的身份离开了西藏，但实际上，印度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本节将描述西藏穆斯林作为刚离开家园的印度公民，是如何重新组织他们生活的。1960年，约300个家庭的社区跨越边境，进入了印度的噶伦堡、大吉岭和甘托克等边境城镇。印度政府为他们提供了临时住所，但在1961年至1964年间，超过200个家庭搬迁到了克什米尔。回到西藏时，当PN·考尔询问这些克什米尔穆斯林（khachees）想在哪里定居时，他们选择了克什米尔，因为那是他们的祖籍地。尽管他建议说，由于克什米尔当时的政治气候，那里并不是国内最适合定居的地方，但这些克什米尔穆斯林回应称，只有在穆斯林占多数的邦生活，且那里是他们祖先最初接触伊斯兰教的地方，他们的迁徙（Hijarat）才有意义。他们被印度政府安置在斯利那加伊德加（Idd-Gah）的三栋建筑里。印度政府和达赖喇嘛办公室都为确保拉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福祉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某些情况下，双方共同努力解决了该社区在印度面临的问题。例如，1975年达赖喇嘛首次访问克什米尔会见这些克什米尔穆斯林时，他向时任首席部长巴克希·古拉姆·穆罕默德提出了相关事宜。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缺乏足够的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努力重新组织生活，从事各种工作以满足基本需求。由于他们大多数人在西藏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只能找到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服务员等工作，女性则开始编织并销售西藏羊毛毛衣和手套。由于长期暴露在处理羊毛的环境中，他们中许多人患上了肺结核和其他呼吸系统疾病。我的祖母告诉我，女人们会装满一整壶“chadam”（茶），在工作期间一直喝，这导致一些女性病得很重。他们继续在那种条件下工作，直到西藏流亡政府为女性开设了一个地毯编织中心，该中心承诺提供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条件。年轻的西藏穆斯林在达兰萨拉接受了地毯制作培训。男人们开始从事T恤和藏袍（ferans）的刺绣生意，这一职业一直延续至今。在拉达克常见的那些带有刺绣的T恤，大多是由西藏穆斯林供应的。

达赖喇嘛还鼓励成立了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该协会开始为斯利那加社区的经济和教育提升规划项目。在西藏流亡政府、印度政府以及纽约西藏基金会的共同资助下，一个手工艺中心、一家合作商店和西藏公立学校得以建立。在曾在沙特阿拉伯度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藏族同胞白·伊斯马图拉（Bai Ismatullah）的帮助下，西藏穆斯林难民福利协会得以从那里获得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帮助建造了希吉拉清真寺（Hijra 清真寺），还提供了用于学校运营的年度捐款。他们还从沙特获得了资金，用于在哈里帕尔巴特（Hari Parbat）后面的一片新区域建造144栋房屋，这片土地由时任首席部长谢赫·阿卜杜拉（Sheikh Abdullah）提供。作为来自西藏的印度公民，并与全球更广泛的穆斯林社区保持联系，拉萨回族（Lhasa Khachees）获得了充足的资金，以保障在斯利那加的基本教育、医疗和生计。孩子们被送入当地学校就读，我的祖母回忆起最初几年是多么艰难，因为课程设置不同，而且总的来说，语言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障碍。她还提到了一些当地孩子种族歧视的例子，这些孩子不得不与这些不速之客“共享”教室空间。然而，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初期阶段，很快，像她一样的西藏穆斯林孩子就与几位同学成为了朋友。她讲述了一件至今仍作为家庭聚会中趣事被反复提及的事情，我认为这准确地捕捉到了该社区在克什米尔初期挣扎的现实。我祖母和她学校里的克什米尔朋友们决定一起庆祝开斋节，但她的家人很担心，因为和她那些家境优越的朋友相比，我祖母在节日里没有什么体面的衣服可穿。

“我们当时只有从西藏带来的衣服，大多是藏袍（chubas），所以我只能选择穿蓝色的校服或者灰色的藏袍。” “但我决定不让这些阻碍我，因为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和真正的朋友们好好庆祝开斋节。”按照克什米尔的传统，家人和邻居不仅在开斋节当天，甚至在节后的一周内都会互相走访。在朋友家待了一会儿后，莫莫拉（Momola）决定带她们回自己家。住在同一屋檐下的索莫拉（Somola）开了门，看到她们时惊慌失措，因为她没想到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会有克什米尔客人来访。这让她脑子里乱成一团，藏语、汉语和克什米尔语词汇混在了一起。在那种惊慌和困惑的时刻，她竟然用汉语大喊了一声：“欢迎来到我们家，开斋节快乐！”这段叙述反映了拉萨回族（Lhasa Khachees）在克什米尔早期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西藏“难民”与当地人之间的经济差距让前者感到非常尴尬，尤其是因为这种经历与他们在西藏时截然不同，那时他们曾是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语言是一个核心问题，它在工作、学校甚至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困扰。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母语毫无用处，会让人内心产生一种不安的沉默。另一个捕捉到这一问题的叙述是一位藏族女士去当地商店买鸡蛋的故事。由于无法用语言向店主表达她想要什么，她最后竟然模仿母鸡下蛋的样子来比划！幸运的是，这次沟通成功了。即使在今天，这些故事仍是亲友聚会时的谈资。我总是观察到，当他们谈起早年那些尴尬的适应过程时，大家都会开怀大笑，最后以一句“ShukranAllah”（感谢安拉）收尾，意思是他们感谢造物主，让他们如今能达到一个阶段，回首往事时，这些经历只剩下幽默的色彩。

一些有经济能力的家庭意识到，克什米尔的局势并不适合建立长期生意。大约25个家庭搬回了大吉岭和噶伦堡，尝试从事不同的行业。索莫拉和她的丈夫最初在噶伦堡经营了一项临时出租车服务，随后开了一家名为“沙利马尔”（Shalimar）的鞋店。如今，他们的家族拥有镇上最受欢迎的两家商店。由于北孟加拉是夏季热门的旅游胜地，一些家庭租下建筑经营酒店。在大吉岭，人们至今仍能找到位于商业街（Mall Road）中心地带的“社会酒店”（Society Hotel），它是由一个西藏穆斯林家庭创办的。渐渐地，女性开始利用她们的商业技能开店，而孩子们则承担起前往加尔各答和德里采购批发商品的任务。当地主要的购物中心——马哈卡尔市场（Mahakal Market）和龙之市场（Dragon Market），如今主要由西藏穆斯林经营。小时候，我对亲戚拥有一家摆满漂亮衣服的商店感到非常着迷，我常请求他们让我帮忙看管一会儿。有一次我正在看店时，两位来自德里的女士走了进来，以为我和她们一样是顾客。她们挑选好商品，站在收银台前等待店主出现。我立刻走到柜台后面报出了价格，这让她们感到非常惊讶。她们用印地语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我说这是我亲戚的店。我至今仍记得她们的反应：“但你显然不是本地人啊！” “难道我们城市的人也来大吉岭开店了吗？！” 从巴雷尔维派到德奥班迪派：1960年后该群体宗教实践的变迁。决定在噶伦堡和大吉岭定居，不仅使这些家庭在经济上受益，也标志着整个群体宗教信仰和实践彻底改变的开始。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他们在1960年之前的宗教倾向深受苏菲派影响。广义而言，南亚的逊尼派穆斯林主要分为两大支派，即德奥班迪派和巴雷尔维派，它们均以19世纪在印度各自的发源地命名。德奥班迪派严格反对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圣徒致敬，甚至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也不例外。其核心指导哲学是回归本源，即。

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以及被他们视为“正统引导者”的前三位哈里发的时代。而巴雷尔维派则与伊斯兰教的苏菲教团联系在一起，并将他们的传承追溯至先知穆罕默德 ﷺ。他们通常是那些抵达印度海岸并向大众传播伊斯兰教的伊斯兰传教士的追随者。对于巴雷尔维派来说，先知是一位无处不在的超人形象；他是“哈齐尔”（hazir，即在场的）；他不是“巴沙尔”（bashar，即物质或肉体），而是“努尔”（nur，即光）。同样尊崇先知的德奥班迪派则认为，他是“完美的人”（insan-i-kamil），但终究只是一个凡人。巴雷尔维派强调对穆罕默德 ﷺ 的爱，认为他是一位拥有独特先知的半神形象。德奥班迪派拒绝这种关于穆罕默德 ﷺ 的观点，强调伊斯兰教是一种个人宗教，而非社会宗教。在印度，巴雷尔维派的影响力在克什米尔地区显现，随后由穆斯林商人带到了西藏。如今，德奥班迪派在该国占多数，印巴分治后，两派之间的冲突已基本消散。

另一方面，巴基斯坦拥有相当多数的巴雷尔维派信徒，两派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在该国的政治领域最为明显。32 在西藏穆斯林的语境下，巴雷尔维派（Barelvi）思想主导了该群体的宗教生活，前一章也曾推测，这种思想与1959年之前的西藏藏传佛教存在相似之处。当他们开始在噶伦堡定居后，意识到他们的一些伊斯兰习俗需要按照“主流”印度穆斯林的标准进行“改革”。当噶伦堡当地的伊玛目听说有来自西藏的新定居者时，他主动承担起与他们接触的责任。他很快发现，他们的伊斯兰教实践中带有浓厚的苏菲主义色彩。例如，我父亲回忆说，在圣纪节（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诞辰）那天，大家会在清真寺里诵读赞圣词（darood shariff），并分发糖果或祭品（prasad），而这种做法是被德奥班德派（Deobandis）严厉禁止的。小时候，他常听到母亲与社区其他女性交谈，提到当地的穆斯林是如何称呼他们的伊斯兰教方式为离经叛道的“以物配主”（shirk）。然而，在伊玛目以及来自加尔各答和比哈尔邦的其他穆斯林邻居的引导下，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Lhasa Khachees）逐渐摒弃了旧习，转而接受了德奥班德派的生活方式。我对这段历史完全不了解，因为我一直以为该群体始终保持着严格的清教徒倾向。我们总是被告知不要相信对圣徒陵墓（dargah）的崇拜。小时候，我曾听非穆斯林朋友谈起他们去参观著名的苏菲派圣陵，这让我感到好奇：为什么身为穆斯林，我的家人却不鼓励这种行为。直到最近，在与父亲和祖母的交谈中，我才了解到该群体与巴雷尔维派之间深厚的历史渊源。但我并不确定促成这一转变的机制是什么，竟让分布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300多个家庭放弃了他们沿袭已久的信仰和习俗。就在那时，我了解到了噶伦堡那位伊玛目的作用，他如此投入于教育藏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道”的过程，以至于他开始流利地说藏语。

2012年，在斯利那加等待迎接达赖喇嘛尊者的西藏穆斯林。印度公民，西藏难民：挑战“公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在“公民”与“他者”之间 1959年的危机导致数千名西藏难民涌入印度，同时也包括300多户作为印度遣返人员从西藏“回归”的家庭。正如前几章所提到的，他们与克什米尔的直接联系早在12世纪就已中断，因为他们无法将自己的祖籍追溯到任何特定地区，也无法在祖居地维持广泛的家族联系。他们与印度的接触仅限于贸易，这要求男性在加尔各答和巴特那等城市短期停留，他们的身份是西藏商人，而非在国外建立业务的印度人。然而，1959年中国对西藏的占领迫使拉萨克什米尔人（Lhasa Khachees）不得不完全强调他们的克什米尔血统。正如在关于“希吉拉”（Hijarat，迁徙）的章节中所述，在印度的这个群体并没有割断他们与西藏过去的联系。他们并没有为了获得印度公民身份而否认自己的西藏身份，因为那仅仅是为了保障他们宗教信仰自由而采取的一种政治举措。目前北孟加拉和斯利那加的西藏穆斯林定居点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当你被认定为西藏人，并因此被归入“难民”这一类别时，成为一名印度公民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同时也是其他被认定为“外国人”的西藏人东道国的合法公民，这又意味着什么？拉萨克什米尔人与印度政府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如何影响他们与新的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反之亦然？当你的文化认同将你与西藏以及流亡中的西藏同胞联系在一起时，那些证明公民身份的国家法律文件还有什么效力？在这种背景下，在民族国家所创造的“公民”与“难民”的严格二元对立中，西藏穆斯林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公民身份传统上被理解为一种正式的法律地位，公民被定义为“特定领土国家的成员，有资格享有该身份所附带的权利”（Axford, 2003）。这些权利通过国家签发的物质身份证明具体化，从而产生了排斥与包容的规范，划定了“我们”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因此，这种二元对立存在于政治生活的正当主体与其原型“他者”——难民之间。Beck (2003) 将公民身份定义为“在有边界领土内的成员资格，其归属感与民族国家的正式边界相重合”。在当前语境下，西藏穆斯林处于一种中间状态，同时挑战了公民和难民的分类。因为按照Beck的定义，对有边界领土的成员资格预设了与既定地理边界相重合的归属感。尽管第一代西藏穆斯林在纸面上是以公民身份进入印度的，但他们并没有特别感受到对这个国家的归属感。此外，西藏穆斯林未被授予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邦民身份，但自1960年以来，他们一直以印度公民的身份居住在那里，居住地现在被称为“西藏难民聚居区”。在克什米尔长大的第三代西藏穆斯林将那里视为“家乡”，但他们并未被官方认可和登记为邦民，这使他们受到了一定的限制。他们不被允许购买土地，这意味着他们的住所将永远被称为“难民聚居区”，此外他们也不被允许在该邦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在这种背景下，解构“归属感”这一概念变得至关重要，因为归属感实际上取决于国家如何认可和分类其人民。西藏穆斯林的处境如何反驳了公民与难民的差异化分类问题，也可以通过考察那些仅提供给民族国家公民的书面文件或“权力技术”（福柯，1979）来衡量。作为国家与个人之间关键接口的载体，身份证件（如护照、居留许可和选民证）控制着个人的合法权利、资源获取途径及其行动自由然而，在当前背景下，一些本应固定且稳定的法律文件，实际上却遭到了地方当局对西藏穆斯林的质疑、斥责、挑战和否认。2000年，斯利那加当地护照办公室因西藏穆斯林与流亡藏人在文化上的明显相似性，将他们与其余藏人混为一谈，从而停止了向他们签发印度护照。该社区不得不利用手头所有可用的文件来说服外交部，证明他们是印度公民，且其政治地位在书面上至少与西藏佛教徒是不同的。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入户调查，并经过长达一年的对所提交其他文件真实性的审议后，禁令才得以解除。

1988年，一群西藏穆斯林男子与达赖喇嘛在斯利那加的合影。这一事件直接挑战了公民与难民之间严格的界限，以及对政治身份本质化的看法，特别是当一个群体的政治地位处于持续不稳定状态，且与作为藏人的文化身份矛盾并存时。它间接揭示了影响身份证明文件实质性地位的“官僚混乱”（麦康奈尔，2011），从而产生了一个不断变化、不稳定且受到威胁的“公民”政治范畴。这种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身份认同及作为国家政治主体日常体验的官僚混乱，也体现在广泛存在的非正式、个人化及暗箱操作的游说行为中。在某些情况下，西藏穆斯林成功在斯利那加购买了土地，或者一些学生成功进入了邦立医学院就读。因此，现实中那些区分公民与难民，或区分邦内定居者与“外来居民”的既定规则和规范，实际上是不稳定的、易于被操纵的分类，完全掌握在政治人物手中。因此，公民身份不应被传统地理解为仅限于政治身份及其表现形式，而应被视为一种社会性的、现实的建构（Benhabib, 2004）。西藏穆斯林的案例证明了在英美和欧洲视角之外研究公民身份体验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我们需要在具体语境中去解读公民身份的实践与理解。

最后，探讨西藏穆斯林与西藏流亡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作为一个视角，用以重新阐述对公民身份的传统理解。西藏流亡政府最近提出了西藏公民身份的概念，其中包括1963年《宪法草案》和《流亡藏人宪章》中所规定的定义、标准、权利和义务。尽管西藏穆斯林的案例并未被明确写入文件，但西藏流亡政府多次向该群体提供帮助，并在与印度政府的对话中充当了他们的代表。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达赖喇嘛建议年轻的西藏穆斯林为在印度的西藏行政机构工作，并举了该群体中两名在国际关系部门担任重要职务的人员为例。这一立场随后也扩展了该群体作为印度公民的政治地位，将其文化认同所特有的重要历史关系也纳入其中。然而，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机构并不允许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独立共存，相反，这种“矛盾”和模糊性在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即一方总是面临着被另一方抵消的威胁。与当代情况相比，1959年之前的西藏。对待“卡切”（Khachees，即西藏穆斯林）问题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由于西藏国家性质的缘故，克什米尔裔西藏穆斯林的存在并未被视为一种反常现象，也不是一种令人费解的政治和社会存在。麦康奈尔（McConnel, 2011）写道：“西藏国家与其居民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个人在社会经济等级制度中的土地所有权和地位，而非基于排斥或包容的规范。”（McConnell, 2011）。然而，在当代，西藏穆斯林实际上成了分类上的反常现象，因为他们处于主导我们世界认知的各种身份分类的夹缝之中。他们模糊的地位实际上揭示了这些分类的社会建构本质，以及标签化过程中固有的权力关系。为了准确理解印度西藏穆斯林的主体地位，我意识到我们需要转变思路，不再局限于封闭的类别和二元对立，而是转向“通过实践、过程和关系来审视那些看似普遍和标准的观念”。

麦康奈尔研究了印度藏人的地位，认为他们未必是无国籍者，因为尽管身处东道国，西藏流亡政府仍在积极推动“西藏公民身份”这一理念。然而，西藏穆斯林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因为在单一民族国家的眼中，他们既是公民又是难民。阿甘本（Agamben）写道：“难民身份始终被视为一种临时状态，最终应导向入籍或遣返。” 西藏穆斯林的情况——他们既被承认为公民，有时又被归入更广泛的西藏流亡难民群体——揭示了“公民”这一范畴的临时性。这提出了一个问题：西藏穆斯林的公民身份地位是否会变得永久、无可争议且明确无误，从而不再影响其成员及后代的日常生活？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彻底割舍作为藏人的文化认同？我们是否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未来：在社会和文化生活领域中实践的公民身份，能够包容那些“矛盾”的身份认同？2000年，我有幸在达兰萨拉的办公室里见到了达赖喇嘛。结论在印度，藏族穆斯林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仍不为人所知，他们的历史也缺乏研究。通过这篇论文，我试图呈现并以此为自己留存一段正逐渐消逝的历史。这个群体的身份——非佛教徒的藏人和印度公民——打破了人们对边界和类别的传统认知。但这篇论文并非旨在探讨身份认同本身，而是转向历史，去理解藏族穆斯林的身份是如何形成的。我强调这些事件、习俗、过程和关系的历史，不仅是为了通过拉萨回族（Lhasa Khachees）的案例呈现出一个不同侧面的西藏形象，也是我个人努力回归自我中那些未被整合、此前未被表达的部分。文化体验与我们内心世界中自主自我的发展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一生都在外漂泊，我常常感到社区归属感的缺失。撰写这篇论文是我重写人生剧本的过程，最终将这个群体纳入其中。这不仅涉及与我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物的对话，也包括与那些早已离世的人们的对话，他们过着我们其他人可能无法企及的生活。

完成这部作品也让我摒弃了过去对藏族穆斯林持有的一些固有观念。首先是关于宗教认同是否会压倒文化认同的问题，现在我明白，这种看法不仅简化了我们的身份，也简化了其背后广阔的历史。一位西藏穆斯林对伊斯兰教的信仰以及作为一名虔诚教徒的自豪感，并非仅仅是因为生活在印度（特别是斯利那加），或者因为考虑到该国当前的社会政治气候，使得穆斯林少数群体更加关注自身身份，从而与西藏隔绝所导致的。但正如前几章所提到的，该群体一直处于生活核心地位的宗教信仰，是通过进行“希吉拉”（迁徙）而外显出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须真正断绝与西藏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转向暴力的是外部力量，而非他们自己的邻居，还因为“西藏穆斯林”这一范畴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作为西藏人的经历与我们作为穆斯林的身份紧密相连，反之亦然。斯利那加西藏聚居区的希吉拉清真寺的伊玛目，依然坚持用藏语而非乌尔都语或克什米尔语进行布道，因为藏语仍然是他们最亲近的母语。正是这种语言唤起了情感、团结感和归属感，这些感受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正是通过这一点，人们可以注意到各个家庭是如何保持着33 唐纳德·温尼科特，《文化体验的位置》，《游戏与现实》（1971: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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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tina-harris.pdf
原文标题：Tibetan Muslims and Trade Networks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记录商贸路线如何塑造藏族穆斯林的身份、迁徙和家庭联系
摘要：本文翻译 Tina Harris 的相关资料，讨论藏族穆斯林在拉萨、尼泊尔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贸易网络、流动经验和身份关系。

麦加的大幅照片，足以让人在流亡近40年后，从不同视角审视生活。了解藏族伊斯兰文化的更好方式，莫过于倾听那些鲜为人知的女性的声音。入口处的告示牌写着：“林卡内禁止赌博或饮用青稞酒。”“康乃馨是花园的装饰：当它们盛开生长时，花园便处于最美的状态。” “伟大的君主是国家的装饰。” “如果他遵循法律，他的疆域将辉煌而强大。”非常遗憾的是，藏族穆斯林没有正规的文字记载历史，口述历史也相当模糊且存疑。许多学者撰写过相关文章，试图梳理穆斯林的起源，但对于他们多样的起源仍缺乏明确的定论。除了7世纪与阿富汗和波斯有过短暂接触外，大多数藏族穆斯林可以将他们的起源追溯到15至17世纪左右。那几个世纪里，无数商队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西藏之间进行商品贸易（主要是藏红花）。事实上，藏语中“穆斯林”一词为“Kha-che”，该词也源自“克什米尔”一词。一种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大多数西藏穆斯林主要源于克什米尔商人，他们每年在拉萨停留数月，并与在贸易点结识的藏传佛教女性通婚。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注意到了这些定居的穆斯林商人的“善良与真诚”，于是决定划拨土地用于修建清真寺和墓地（因为伊斯兰传统要求土葬，而非西藏的天葬传统）。因此，他在布达拉宫附近的一座山上射出四支箭，以此划定了今天被称为“Kha-che linka”（穆斯林公园）的边界。西藏的另一群穆斯林是18世纪定居在安多（主要在西宁）的一群人的后裔，他们定居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与拉萨商人进行贸易。最终，这些穆斯林定居在一个叫作“霍巴林卡”（Hobalinka）的地方，因此至今仍被称为“霍巴林卡穆斯林”。他们也被称为“Gya Kha-che”（中国穆斯林），但不应将其与近期从中国西部和东突厥斯坦等地迁入拉萨、旨在销售商品的中国回族穆斯林混为一谈。此外，还有一个关于西藏穆斯林起源的口头传说可以追溯到1841年，当时克什米尔的多格拉军队在成功袭击拉达克后进入了西藏。随着冬季临近，藏军击败了多格拉克什米尔人；因此，他们俘虏了700多名无法忍受严寒的多格拉战俘。尽管如此，他们后来获准留在西藏，并且像克什米尔商人一样，最终有许多人与藏族女性通婚并定居在该国。由于他们中许多人的名字叫“辛格”（Singh），因此他们被称为“辛格Kha-che”，但据自称是辛格Kha-che后裔的尼洛弗·贾米（Nilofur Jami）及其表亲希达伊图拉（Hidaidullah）称，他们与Kha-che本身几乎无法区分。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进入西藏前后，2 西藏穆斯林开始注意到，和他们的佛教徒同胞一样，他们也绝对无法免受宗教迫害。事实上，能否践行伊斯兰教是大多数西藏穆斯林离开家园的主要原因。据马苏德·巴特（Masood Butt）所言，“他们的机构，如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都被关闭了。” 他们甚至不被允许按照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葬礼。他们被禁止在境内旅行。商品。他们持有的商品要么被直接冻结，要么被中国政府以任意价格收购。庞吉委员会（Ponj在乌尔都语中实际上是数字“5”的意思）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主要负责确保拉萨的西藏穆斯林社区不违反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并向印度政府申诉，希望被视为印度（克什米尔）公民，从而逃避迫害。所有五名成员（包括尼洛弗·贾米（Nilofur Jami）的祖父阿卜杜勒·卡迪尔·贾米（Abdul Qadir Jami））都遭到了酷刑和监禁。中国政府。然而，1960年，印度政府同意允许西藏穆斯林进入印度，大多数人在获得印度许可后得以离开西藏。在撰写本文时，在阿曼杜（Amandu）和大吉岭（Darjeeling）有繁荣的流亡社区，但迄今为止，最大的西藏穆斯林群体居住在印度的克什米尔邦。希达伊杜拉·贾米（Hidaidullah Jami）曾是西藏穆斯林青年组织（因克什米尔的问题现已解散）的成员，他谈到了斯利那加（Srinigar）的一群年长西藏穆斯林妇女，她们成立了一个组织（在乌尔都语中字面意思是“志愿女士”），她们会坐在政府办公室外，直到有人为斯利那加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福祉采取行动。尽管她们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作为已婚夫妇关系出现问题时的调解人，但她们也因在Si nm地区遭遇严重定居点冲毁时，为社区争取（并获得）电力以及修复道路而闻名。

“无论她出身多么高贵，女人都是魔鬼的一面。” “如果你听信她说的任何话，你就会陷入麻烦。” “如果你任由她随心所欲，那会让你精神崩溃。” 在处理流亡社区问题时，必须将背景纳入考量。显然，在流亡40年后，加德满都藏族穆斯林社区女性所发表的言论，与居住在拉萨的藏族穆斯林女性的观点并不相同。同样，并非所有女性在着装、宗教习俗等方面的严格程度都有相同的看法。尽管如此，我所交谈过的所有女性…… ……和印度（的女性）并没有佩戴头巾；但她们确实穿着不同组合的藏袍（chubas）、库尔塔长衫（kurtas）和西式服装。另一方面，在拉萨，所有的女性都佩戴头巾。拉齐亚·奇什蒂（Razia Chishti）谈到了“实行普尔达”（purdah，即遮盖面部和头部，并伴有遮掩的手势）带来的不便。她说：“藏族穆斯林没有实行普尔达，因为所有糟糕的事情——强奸、恶劣的关系，都是在保持这种距离和遮盖面部时发生的。” 尽管她在外出时会戴上头巾，但拉齐亚指出：“《古兰经》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说女性必须待在家里。” “我们不戴头巾的原因是，从未发生过藏族穆斯林实施强奸的事件。”尼洛弗认为，有时戴上头巾是件好事，“这样男人就不会产生错误的念头”。但随后她拿出了一张1989年在斯利那加拍摄的照片，照片里的她穿着全黑的罩袍（从头到脚的黑色遮盖物）。“我来加德满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在学校时必须完全遮盖自己。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我离开（斯利那加）后，他们会向任何没有戴头巾的女孩泼酸。” 这更加凸显了一个事实：加德满都几乎所有的女性都表示，作为一名西藏穆斯林，她们感到非常高兴，这与尼泊尔或印度的穆斯林女性形成了对比。

另一个类似的故事标志着流亡社区与斯利那加之间的差异，那是拉齐亚去斯利那加探望她嫂子时发生的事情。一位邻居印度教女孩来到家里，开始与拉齐亚友好地交谈。听到她们的聊天，她的嫂子倒吸一口凉气说：“别跟那个女孩说话，她是印度教徒。” 拉齐亚无法相信她嫂子的态度，回应道：“你在这里待得太久了——你已经不再是西藏穆斯林了，为什么要仇视一个和你一样的人呢？” 特别是萨利玛·巴努·伊齐，她在加德满都的穆斯林社区中留下了一些印记。萨利玛称自己为“卡萨拉”（在藏语中字面意思是“骡子”），她是尼泊尔人和西藏穆斯林的混血儿。当我问及拉萨女性在清真寺礼拜的氛围时，她说，那里的女性并不是坐在后面，而是待在不同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男女在礼拜时想到对方，他们的心思就会偏离宗教。她满足地评论道，在健身中心成长为一名西藏穆斯林，“来自一个穆斯林社会，穿着紧身衣跳舞是完全无法接受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她说西藏穆斯林社区意识到她并没有饮酒或“勾引男人”（萨利玛的说法）。皈依了伊斯兰教。在我卸下对珠宝狂热的游客伪装，并解释说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研究“西藏穆斯林女性”后，索菲亚评论道：“你真的想做一个科学研究，那我就只是个普通的女人。” “如果你想要信息，你应该去研究那些勤劳的西藏穆斯林。” 在店里从早待到晚，情况恰恰相反。我见过的所有女性都……每天微薄的生意。因此，经济因素在加德满都的“西藏穆斯林女性”角色中占据很大比重。正如拉齐亚·奇什蒂（她非常友善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所言，西藏穆斯林女性在珠宝店柜台后的普遍存在。显然时代变了；也就是说，过去女性从不在外工作。但在过去几年里，也许是因为购物业的衰退，“现在所有的游客只想去徒步旅行，在加德满都待上一天，而过去他们会待上一周甚至两周……” 拉齐亚的兄弟埃纳亚特评论道。为了供养在大吉岭上学的两个孩子，拉齐亚和她的丈夫阿齐兹都必须工作，让店铺一直开到深夜。老绿松石，随着5 尼泊尔卢比由于中国对古董出口的限制，价格在过去一年里从每克35卢比涨到了65卢比，而且还在上涨。“他们真诚地催促我在明年离开之前买下一块好的绿松石，因为到那时他们可能得花上一百多卢比才能买到。”

齐卡福斯1987年关于西藏穆斯林社区的记述他提到“十年后，随着生活更加安定，西方的影响可能会更加显著”。琳迪借给我看了她的婚礼录像，其中包括一场传统的伊斯兰仪式，一群穿着印花藏袍的女性，以及第二天的一场西式招待会，在那里她们伴着比利·艾多尔的《白色婚礼》跳舞。明天或后天，“不要推迟到明天；如果你推迟了你的修行，召唤者（即死亡）随时会来；到那时你就会后悔。”宗教，我走进尼洛弗·贾米（Nilofur Jami）的珠宝店，这一次，她的兄弟打招呼说：“加德满都 = Kha-che Mindu？” 它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穆斯林，就不要来加德满都，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太少了。” 所有的西藏穆斯林都遵循逊尼派传统。与在西藏生活不同，在尼泊尔，女性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因此她们只能在家中进行礼拜（伊斯兰教的五大支柱之一）。在加德满都市区，男性会去尼泊尔贾米清真寺（Nepali Jami Masjid）做礼拜。由于西藏穆斯林女性必须在家中礼拜，我询问了她们是如何进行礼拜的，得到的回答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表示她们通常每天只礼拜两次，或者“想起来的时候就做”。拉齐亚（Razia）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看着我，说道：“你可以戴上面纱，或者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戴着白帽子，每天礼拜五次，但如果你这样做却依然憎恨每一个人，那又有什么用呢？” 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别人看，而不是为了造物主。如果你只是偶尔礼拜，但依然努力工作且心地纯洁，那么造物主会知道的。” 多么深刻。再一次，我的真诚——EE 10 乔安娜·克莱尔（Joanna Claire，一位研究加德满都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和索菲亚（Sophia）都向我解释说，西藏穆斯林在某种意义上更为严格，因为他们不实践任何苏菲派形式的伊斯兰教，因此不去加德满都的克什米尔清真寺，而在该处允许进行聚会和野餐。

和索菲亚（Sophia）都有这种感觉，即他们不……加德满都的阿米里清真寺（Amiri 清真寺）。“所有穆斯林都很严格”的说法被推翻了。这和我当初认为“所有僧侣都是虔诚的佛教徒”的误解破灭时如出一辙，当时我看到博达哈（Bouddha）的一位僧侣在赌博，还买了一张暴露的印度电影明星海报。许多学者对“藏传佛教徒与穆斯林对话”这一现象很感兴趣。一方面，比阿特丽斯·米勒（Beatrice Miller）提到：“幸运或不幸的是，佛教没有一个容易识别的、与一神论相对应的核心。” 另一方面，亚历克斯·伯津（Alex Berzin）指出了一些非常显著的相似之处，例如将安拉和佛陀理解为超越人类的存在，且两者都没有开始也没有终结。在《西藏商队》（Caravane Tibétaine）一书中，拉杜（Radhu）写道：“尽管我们的精神中心是麦加，但我们的家始终是西藏。” 拉杜的父亲总是坚持伊斯兰教的内学（Batir）层面，而非外学（Zehir）层面；“我祖父那种自然的（内学）虔诚表明，他拥有一种直觉品质，使他能够感觉到佛教并非像扎基尔（Zakir）那些心胸狭隘的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粗俗的（即卡菲尔/不信道者）形式。”尽管外在表现不同，拉杜认为这两种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耐心和超脱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米米（Mimi，又名 卡迪扎/Khadiza）最近（通过婚姻）从藏传佛教徒改信了伊斯兰教。虽然这是一场自由恋爱而非包办婚姻，但她声称起初她的父母很难接受她嫁给一位穆斯林，事实上，“起初我很难改变，但一年后就没问题了”。当被问及为什么困难时，米米回答说，在藏传佛教中，“处理问题的方式是……”

如果你遇到了问题，就去找喇嘛，付一点钱请他做一场祈祷（puja），然后你就没事了。而在伊斯兰教中，一切都必须由你自己完成，比如祈祷。《西藏商队》（Caravane Tibetaine）。尼洛弗（Nilofur）谈到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她说：“这太令人困惑了。” “我的朋友今天信奉一位造物主，第二天她又点上吉祥痣（tika）去崇拜另一位神——神太多了，我搞不懂。” “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来自天上——那佛教和印度教呢？” “我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它们是相同的神话……” “就像印度电影或肥皂剧一样。” 几乎任何西藏穆斯林都会自豪地提到，历史上没有关于西藏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战争的记载，而且双方的关系一直都很和谐。除了稍后会提到的近期矛盾外，这无疑是世界其他地区可以学习的一种特质。几乎每一位西藏穆斯林都有亲近的佛教徒亲戚；例如，塔希拉·塔科（Tahira Tako）提到，在洛萨节（藏历新年）期间，她的佛教徒亲戚（包括僧侣）会邀请她的家人到家中做客，并专门为这一场合订购清真肉食。1997年7月，凯特！伴随着祝福者们对那些即将前往麦加朝觐的加德满都穆斯林的良好祝愿。此时，西藏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们正在吃着馍馍，并向即将踏上旅程的4位西藏穆斯林献上哈达。当我向尼洛法（Nilofur）、拉齐亚（Razia）和塔希拉（Tahira）谈及朝觐这一支柱时，她们对“你们什么时候去朝觐？”这个问题表现出了一丝兴奋。尼洛法说：“当我准备好时，我就会去。”她们提到，现在准备去朝觐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件麻烦事，因为这意味着要穿上全套罩袍，并且“必须非常严格地遵守教规”。

“如果国王睡到很晚，他将不会知道社会正陷入冲突的流血之中。”冲突：尽管关于穆斯林与佛教徒和谐相处的历史在最初的观点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政治层面上，情况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首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造成了一些紧张局势；其次，西方放大的穆斯林刻板印象阻碍了人们口中所谓的“完美的宗教和谐”。1960年授予印度公民身份一事引起了一些不安。举例来说，在过去几年里，西藏穆斯林……有一天，拉齐亚正坐在她的珠宝店里，一位僧侣走进来浏览琥珀。突然，他开始攻击西藏穆斯林，称他们并不像他们自诩的那样伟大，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得不像我们其他人一样逃离；有了印度公民身份，他们就不想再做西藏人了。拉齐亚很快反驳道，如果那位僧侣也处于必须通过任何绝望手段才能生存的境地，他也会申请外国公民身份的。许多西藏穆斯林声称他们的身份并不明确。一方面，克什米尔人绝对不认为他们是克什米尔穆斯林，但他们自己往往也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西藏人。西藏穆斯林的身份困境不断提醒着他们，印度宪法第370条规定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本地人才被允许寻求工作或拥有土地。（注：原文第370条内容已整合至上一句中，此句为原文拆分后的补充部分，现译为：）印度宪法第370条规定，只有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本地人才被允许寻求工作或拥有土地。页码。在撰写本文时，克什米尔与巴基斯坦的边界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带，因此，西藏人显然不在援助名单的首位。塔希拉（Tahira）提到：“有时我们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由于所有西藏穆斯林都取穆斯林名字（我相信我交谈过超过二十个叫法蒂玛、萨利玛和阿卜杜勒的人），她在讲述一个故事时提到了这一点，故事中两名西藏穆斯林妇女 从拉萨前往加德满都（身穿藏袍）接受医疗。然而，她们没有获得西藏难民的特殊医疗费率，因为她们有穆斯林名字，卫生窗口的工作人员说她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西藏身份”。类似的故事还包括一位朋友试图在达尔豪斯继续深造，但被要求将名字改为丹增；还有一位叔叔在20世纪60年代达兰萨拉流亡政府工作初期，不得不被称为切登（Chéden）而不是阿卜杜勒，以“确保西方组织能够提供外国援助”。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西藏人会提供留学资助或奖学金，而他们缺乏认可的问题在流亡社区中似乎正在升级。正如杰弗里·阿姆（Jeffrey am）所言：“西藏穆斯林曾试图联系富裕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但几乎没有取得任何成功。” 此外，达兰萨拉政府或达赖喇嘛也没有提供资金，尽管他们曾经获得过一笔小额贷款。他们的处境尤为艰难，因为他们无法联系到像“救助儿童会”等援助组织。""4 很少有人知道西藏穆斯林的存在，这一事实直到最近才引起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的注意。我采访了至少三个人（卡里穆拉、优素福和乌拉），他们都参加了在……举行的首届西藏穆斯林与伊斯兰正道会议。

（原文为OCR乱码，无法翻译） （原文为OCR乱码，无法翻译）（原文为OCR乱码，无法翻译）非洲与中东办公室（新闻与国际关系部），西藏中央行政，1995年7月26日，亲爱的邀请函：首届西藏穆斯林会议 1995年11月13日至18日，达兰萨拉。自第五世达赖喇嘛尊者时代以来，西藏穆斯林在西藏历史上一直占有特殊地位。众所周知，历代达赖喇嘛都非常关照他们。当中国占领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和许多藏人不得不于1959年离开西藏并建立流亡政府时，许多年轻且受过教育的西藏穆斯林贡献了他们的服务。然而，西藏穆斯林社区的现状、儿童的教育以及社区的未来前景令人深感忧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届西藏穆斯林会议将于1995年11月13日至18日在达兰萨拉召开。届时，来自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吉岭、噶伦堡、尼泊尔及其他地区的西藏穆斯林——无论老少、经验丰富者还是受过教育者，无论是曾为社区服务的人，还是未来有潜力服务的人——都将参加此次会议。因此，诚挚邀请您出席本次会议。如果您能在1995年8月31日前对本次邀请给予积极回复，我们将不胜感激。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您诚挚的，法利·彭措，代表（DUR）地址：印度新德里，拉杰帕特纳加尔四区，邮编110024电话：(011) 6474708, 6473386, 6218548；传真：(011) 6461914；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PEN EO: mud LEER LAs SS ELSE } <4? 中东办公室（信息与国际关系部）西藏流亡政府首届西藏穆斯林会议，1995年11月3日至18日，达兰萨拉 议程：

西藏穆斯林的现状西藏穆斯林独特的文化与宗教传统西藏穆斯林社区的未来前景行动计划或建议等（如有）。Hf。地点与时间。iil。参会人员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吉岭噶伦堡尼泊尔其他 FOTAL。35 lV。自由且非正式地讨论，旨在将西藏穆斯林聚集在一起，共同探讨西藏穆斯林社区的事务。鉴于这是西藏穆斯林的首次会议，希望各界能给予认真且积极的配合，且各地参会人数不得少于第二部分所列人数。参会人员至！11月12日下午所有关于会议的信函应寄往本办公室。应寄往本办公室。回族人并不是唯一被批评为最终“唯利是图”的群体。当与尼洛芙（Nilofur）讨论克什米尔藏人的身份和贫困问题时，她笑着说，美国援助无法增强对这些穆斯林支持的原因有很多。“a）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b）即使我们是穆斯林，美国也不会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没有政治导向。” 藏族穆斯林常被比作美洲原住民——随着非原住民为了支持旅游业而迁入保留地，原本靠兜售绿松石和牛仔饰品为生的原住民社区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困境。（此处原文无意义，已忽略）16 孙明珍（Mingzhen, Sun），《“世界屋脊”上的穆斯林》，《大公报》，1983年6月9日，星期四。“如果你想以后吃到杏子，现在就必须种下一棵杏树；你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扎下根基。”*17 贡献：藏族穆斯林绝对没有脱离藏族文化的典型特征；事实上，正如我反复从交谈对象那里听到的那样，他们与藏族人“除了宗教信仰外，没有任何区别”。当你看到一位身穿藏袍、系着围裙、戴着头巾的藏族女性，或者一位穿着超长藏袍（称为tsecham）并戴着白帽的男性时，很容易会多看两眼。同样，藏族穆斯林的婚礼等仪式会将传统的伊斯兰仪式（包括婚约和嫁妆）与藏族传统结合起来，例如为新郎和新娘献上哈达。萨利玛（Salima）指出，在藏族穆斯林社会中，嫁妆比其他穆斯林国家更为重要；“这只是为了保障，以防离婚——而且，藏族穆斯林很幸运，因为他们不必在收到钱的瞬间就将其交给丈夫。” 同样，一夫多妻制在藏族穆斯林社会中极少实行——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索菲亚（Sophia）和尼洛芙（Nilofur）都笑了；“如果能和睦相处，谁需要一个以上的妻子呢？” “那太荒谬了！” “如果娶了不止一个妻子，但她们没有得到平等待遇，那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大多数相似之处都与饮食有关。4月17日，宰牲节（穆斯林纪念易卜拉欣献祭易斯马仪的节日）在各地广泛庆祝。

。IS观察，减去“y ant”部分，感谢萨利玛的婚礼视频，10月 27日至28日。社区；例如，在加德满都，男人们吃过一种用牛奶和面条做的甜食（seuni）后，会去清真寺，然后回家享用藏式餐点，如面片汤（thukpa）和酥油茶。根据伊斯兰教法，禁止饮酒，因此青稞酒（chang）是不可能的，但清真饺子（momo）和其他藏式菜肴在维吾尔穆斯林家庭中绝非例外。藏族穆斯林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或许就是那部名为《卡切·帕鲁的劝诫》（Kha-che Phalu's Advice）的谚语集——即《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卡切·帕鲁这个名字可能是穆斯林名字“法伊祖拉”（Faizullah）的讹传，其言简意赅的格言至今仍被全国各地的藏族人广泛使用，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源自伊斯兰教。基于三部波斯文学作品：《古利斯坦》（Gulestan）、《布斯坦》（Bostan）和《潘塔纳纳》（Pantanana），其中对伊斯兰教的引用非常生动。例如：在藏语中，“最珍贵者”以及在我们的语言中，“造物主啊！”（Godhar） 当向拉齐亚（Razia）提到这本相当著名的书时，她眼睛一亮，从玻璃珠宝展示柜里拿出一卷被老鼠咬过的卷轴，说道：“这是一份原始的《卡切·帕鲁》。” 我丈夫（阿齐祖拉·巴巴）的曾祖父在日喀则时，一些僧侣把它送给了他，并说：“你是藏族穆斯林。这是你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 这卷卷轴（无论是否为原件）代代相传，不仅对藏族穆斯林社区，而且对整个藏族社会都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谚语文学往往比口头文学更能反映一种文化的思维方式。萨基拉·塔科（Sakila Tako）是卡切·帕鲁的直系后裔，她的“Godhar”是安拉的另一个称呼。

。（OCR修正）关于18世纪以后在西藏社区的各种贡献，他（指达赖喇嘛）尤其精通；例如，从铸造银币开始，到19世纪末拥有两家电影院。尼洛法（Nilofur）的祖父曾是伊沙奇·法尤（Ishaschy Phaiu）建议下的西藏穆斯林居民的屠夫。初步探讨，第NXT卷，第...期。打磨抛光，它便成了宝石。如果你打磨金属，它便成了镜子。“孩子，要接受全面的教育。”在西藏各地的定居点散布着许多伊斯兰经文学校（教授古兰经、阿拉伯语和藏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像尼洛法、萨利玛（Salima）、米米（Mimi）和拉齐亚（Razia）这样的大多数西藏穆斯林女性，她们的早期教育都是在天主教修道院学校（如噶伦堡的圣约瑟夫学校）完成的。尼洛法回忆起她在修道院的日子说：“修女们不允许我们和男生说话，不允许穿现代服装，而且我们每周都必须去教堂。” 我当时有点怀疑这是如何实现的，于是问起伊斯兰教的教义。她回答说：“不，这并没有什么冲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信仰唯一的造物主，所以适应起来并不困难。” 当头一棒！我再次被西方影响下的刻板印象重重地击中了头部，并非所有的穆斯林都是如此。当然，这与基督徒是相容的。也许我被潜移默化地灌输了完全不相容的观念。相关的、经济恐怖主义的宣传！在20世纪80年代成长……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有着多元血统历史背景的孩子，我所受的教育揭示了不止一点，即无论一个人来自哪里，宗教和国籍都不重要。拉齐亚再次告诉我，她回忆起童年时去朋友家做客，装饰圣诞树或在额头上点吉祥痣（tika）的情景。印度教节日，以及邀请人们在斋月后共同开斋。这种宗教间的关系可能源于西藏穆斯林的历史并不那么悠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世世代代都是穆斯林。此外，流亡的西藏穆斯林几乎总是有直系的佛教徒亲属，因此由于这种关系，宗教对抗似乎被保持在最低限度。“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我们都在镜中注视着彼此。人类的存在就像回声；我们不断地回应着对方。” 作为一名商人，卡切·帕鲁（Khache Phalu）在西藏社会中处于一个战略性的位置。作为一名归化者，他是参与者；但作为一名穆斯林，他又是观察者。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商人，他得以观察西藏社会的各个阶层…… 事实上，一位穆斯林的作品被西藏佛教徒视为己有，这恰恰说明了其成功之处。能够描绘出西藏人精神的本质情绪。当我回想起与各位西藏穆斯林的交谈时，尤其是那些在泰米尔（Thamel）街头兜售珠宝的“商人”们。一种“参与观察者”的背景，审视着西藏社区。尽管如此，如果我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能为理解该社区最核心的思想提供线索的话，那就是西藏穆斯林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尽管对这一少数群体的认可可能会考虑到他们自身：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最令人期待的是，更广泛的关注将不仅仅是持续的西藏穆斯林会议，也不仅仅等同于“佛教”……研究方法在虎标万金油小贩处，除了上述在珠宝店和……进行的侦探工作外，面对那些怀疑我能否见到西藏穆斯林女性的研究人员，我想，开展一个专门针对加德满都西藏穆斯林女性的研究项目应该会相对容易。恰恰相反。并非所有的西藏穆斯林想法都一样。准许了。我试图展开诸如宗教和（显而易见的）女性视角等主题，但这些主题取决于它们所处的背景。在像噶伦堡、巴黎和1959年的西藏这样迥异的地方成长，我所面对的确实是一个‘美式汉堡’。此外，还有其他因素加剧了复杂性。

同样地，如果女性的视角各不相同，男性的视角也是如此。然而，没有男性的视角，女性的视角也就不存在。我所接触的男性虽然是堂表亲，但通过社区成员了解当今西藏穆斯林社会的基本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访谈（如果能称之为访谈的话）都是在午餐时或在陈列着圣物盒和未打磨孔雀石的珠宝柜台前进行的。只有在与三位长者——法蒂玛、卡里穆拉和哈比布拉交谈时才需要翻译，因为其他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正如大多数西藏人所说的那样，带有“甜美的声音”）。当一位美国学生第一次问仁波切时，他回答道：“你是美国人吗？” “因为你们有大汽车、大房子、大大的汉堡包。还有那张大嘴……” 西藏穆斯林倾向于使用敬语 * 资料：关于……的陈述。问题是“……”，这非常典型。在美国，汉堡包是为了……（研究西藏穆斯林的一个不幸方面被塞贝克·马苏德·巴特和何塞·卡贝赞提了出来。他们普遍缺乏对藏语的掌握。） 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与大多数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不同，我倾向于避开严格的历史视角。虽然书面历史肯定会使关心自身起源的西藏穆斯林受益，但我更关注的是‘当下的人们’。收集到的大多数文献信息都是近期的且未发表的（如ISP、《西藏杂志》），虽然口述信息可能远不如百科全书准确，但我相信与人们交流他们对身份认同的看法，能更好地洞察现代社会。一些统计数据（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流亡藏族穆斯林家庭的近似数量（截至1995年）：克什米尔：210户；尼泊尔：70户；噶伦堡/大吉岭：30户；中东：12户。总人数：2000人。藏语伊斯兰教相关资料……“真正的支持者：有益的人士与后续研究联系方式”达兰萨拉：

Mescod 和 Fatima Butt：转交印度办公室，DIR，西藏流亡政府，邮编 176215，传真：22457；Yusuf Naik：转交部门 卫生部，西藏流亡政府。邮编 176215，电话：22718，传真：24957 加德满都：Razia 和 Aziz：Aziz 礼品店，15/369 Chhetrapati 加德满都 - 3，电话：216074，传真：221544；Nilofur Jami：西藏企业，靠近廓尔喀宾馆，Chhetrapati。电话/传真：412679；Tahira 和 Enayat Tako：香格里拉礼品店，12/724 Thahity Tole，邮政信箱 1837号，电话：224371，传真：223194；Abdul 和 Sakila Tako：转交 Sunshine 手工织造工业。Maharaj Gunj。Sophie Sanu：Sophia 礼品店，4号及14号店面，JP 学校南面，Chhetrapati。电话：216946，传真：22945；Mimi (Khadiza)：S.M. 珠宝店，2号店面，JP学校对面，Chhetrapati；Abdul Rehman Batt：拉萨礼品店，泰米尔，电话：419208；Salima Banu Iezzi：Banu 综合健身有限公司，Kamal Pokhari，电话：415024 / 420830。同样在加德满都——非常感谢 Hubert Decleer 在压力巨大的时期翻译了《西藏商队》（Caravane Tibétaine），感谢 Habibullah Batt（Sophia 的叔祖父，当时恰好从拉萨到访加德满都），感谢 Bhatt（Tahire 和 Enayat 的父亲），感谢 Hidaidullah（Nilofur 的表亲，曾是西藏穆斯林青年组织成员），以及正在研究“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 Joanna Claire。可能的后续研究（即 我没时间探索的方面）：哪里还有现存的副本？作者身份的4种解释是什么？

《西藏的穆斯林》，《西藏杂志》，第15卷第4期，“西藏穆斯林‘法鲁’的建议：一部流行的佛教/伊斯兰文学论著的翻译。” 评论。第23卷，第2期和第3期，2月。及3月。1988年，黛布拉。斯利那加的西藏穆斯林社区。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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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Kha-che Phalu，第3页。3

[2] 在后天，“不要推迟到明天；如果你推迟了你的修行，召唤者（即死亡）随时会来，到那时你就会后悔。”走进尼洛弗·贾米的珠宝店，这一次，她的兄弟打招呼说：“你们在研究西藏穆斯林吗？” 你听过那句谚语吗：“加德满都 = Kha-che Mindu（藏语意为没有穆斯林）”？它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穆斯林，就别来加德满都，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太少了。所有西藏穆斯林都来自……（原文OCR缺失），不被允许……（原文OCR缺失）。与生活在西藏不同。每天五次礼拜是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在尼泊尔的清真寺或家中进行。在加德满都本地，男人们…… 去尼泊尔贾米清真寺（Nepali Jami Masjid）。西藏穆斯林女性必须在家中礼拜。我问她们是如何做礼拜（Namaz）的，得到的回答各不相同——大多数人说她们通常每天只礼拜两次，或者“当我……”。拉齐亚（Razia）眼中闪烁着戏谑的光芒看着我，说道：“如果你遵守面纱制度（purdah），或者留着长长的白胡子、戴着白帽子，每天礼拜五次，但如果你这样做却依然……” 憎恨每一个人，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你这样做只是为了给别人看，而不是为了造物主。如果你只是……并且拥有一颗纯洁的心，那么……即便还在工作，造物主也会知道的。” 多么深刻。再一次，我那些关于“Kha-che Phalu”（第3页）的刻板印象……乔安娜·克莱尔（Joanna Claire，一位研究加德满都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向我解释说，西藏穆斯林在实践上更为严格，不信奉任何苏菲派形式的伊斯兰教，因此他们不……“在清真寺里允许焚香和野餐……”

[3] 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第 7页

[4] 卡切·帕鲁，第 2页

[5] Naik, Yusuf。“我父亲的回忆。Abdul Ghani，在西藏。” 西藏17) Radhu。Abdu! Wahid。“穆斯林商队”，《西藏杂志》，第XVI卷，第4期。18) Sheikh。Abdul Gani。“西藏”。

[6] 将为参会人员安排觐见达赖喇嘛尊者。4. 参会人员往返旅费将在抵达达兰萨拉后予以报销，包括来自尼泊尔等地的机票费用。

[7] 第29页：1. 1959年以前西藏穆斯林的地位与状况

[8] 第29页：DIR大厅，1995年11月13日至18日，达兰萨拉

[9] 第44页：西藏地下室，达兰萨拉，1997年2月。

[10] 第45页：1983年6月9日，星期四

[11] 第45页：《西藏杂志》，第20卷第3期，1995年。

[12] 第45页：《杂志》，第20卷第3期，1995年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khache-phalu.pdf
原文标题：Khache Phalu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这部藏文作品把伦理劝诫、日常经验和穆斯林作者身份交织在一起
摘要：本文翻译关于《卡切帕鲁》的文章，介绍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生活智慧、宗教背景以及它在藏族文化中的特殊位置。

我们必须精通这两种语言，并深入了解这两种文化。我们努力将藏语诗歌翻译成对应的英语诗歌，并确保在此过程中没有丢失任何含义。因此，我们再次擅自将一行藏文拆分为两行或多行英文，以便“保留”原文的自然节奏和直白感。因此，无论何处。我们尽可能地尝试传达藏文的含义及其节奏与韵律，同时又不违背英语的习语或语法。如果它在“古典意义上”缺乏文学价值，那么这部非凡作品的价值究竟何在？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其价值存在于两个领域：首先，作为藏族人民的人类学世界观；其次，作为佛教西藏中的一段伊斯兰插曲。在这两方面，对于关注西藏宗教与社会的社会科学家而言，它都是一座民族志数据的宝库。它为我们提供了广泛议题的建议，例如宗教、死亡、不平等、知足、教育以及子女抚养等。如果可以对《卡切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进行哲学总结，那或许是：统治者应合法地治理其领地，父母应严格管教子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知晓自己的界限，并依照业力法则生活。达瓦诺布（Dawa Norbu），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NU），新德里，1987年11月第一章导言：嗡，吉祥！如果我要写下并告诉你们佛陀从十岁起在印度雅利安土地上所创造的无数奇迹和辉煌事迹，以及世界上，特别是上述地区出现的吉祥征兆和好兆头：邻近地区所发生的一切，那么即使穷尽此生乃至更多时间也无法写完。因此，简要告诉你们佛陀十岁时做了什么：他教授了以下内容：第一，真理的宝藏；第二，法则的起源；第三，真理之海，慈善之海；这是他基于根本权威的教义，其树木生长，枝叶繁茂。

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文字劝诫，或许只是人类文化海洋中的一滴水——涵盖了业力法则、羞耻感（与尊重）、爱与慈悲、风俗与传统等。这些串联成诗的珍贵建议，宛如一条觉悟的小溪。第二章：无论你说什么，都会说得恰到好处。无论你何时下饵，都会钓到合适的数量。宗教：如果你想前往那样的地方，必须具备三种基本素质。佛法的源头是金刚座；首先，你的心应当像镜子一样纯净清澈；其后是佛法的岩山——高耸入云；其次，你的承诺应当像特阿内波河（River Teanepo）一样纯粹；第三，你的勇气应当像狮子一样。无论春夏秋冬，无论昼夜，皆是如此。如果具备了这三种素质，那么你就已经到达了那个地方。夏天不热，冬天不冷；年轻人，为了到达那样一个气候完美的地方，你必须能够独立思考；否则，你可能会困在这个世界上。屋子里既没有黑暗，也没有阴影。不要把（宗教修行）推迟到明天或后天，这些就是宇宙中心的征兆。明天；若想从那样的地方前往更好的地方，如果你推迟修行，召唤者（即死亡）随时会来；我向万王之王顶礼膜拜！在藏语中，他是“最珍贵者”；到那时你将会后悔。而在我们的语言中是“造物主”！你可以在干石上种下一棵卡苏埃（Khasué）树苗；将黑色激情沉入海底；枝条会瞬间繁衍，每一根枝条都会拥有名字；欲望与执着的激情；（你必须）烧掉你的贪婪与嫉妒；（你必须）思考、冥想并只铭记那些，这样博学者的智慧才不会失传。如果你认为两者互不依赖，那么我的孩子，你必须为佛法做好准备。给首领的请求信，当你踏上旅程时，你自会明白。必须亲自呈交给首领。无论你做什么，都将是修行；无论你送出什么，方向都会正确；无论你希冀和渴望什么，你都会得到，就像世上的其他人一样。

（原文模糊，无法辨识）。作为今生和来世的保障，作为可以倾诉和信任的对象，愿我永远不要与这样的人分离！愿你用第三只眼看清这一切。宗教与世俗现实是分开的，请记住这一点。带着你的慈悲与爱，就像身心是分离的一样；愿明月照向灵（Ling）的方向，虽然心渴望通过苦行来解脱，但身体却渴望美食和幸福的生活。在那些存在着一千零五十二颗小星星的地方，你明白我写的内容了吗？黑色的文字中充满了白色的含义。无论（1）卡切·帕鲁（Khache Phalu）意识到并记住了什么——都是供奉。但肉体的快乐可能只持续三天，而精神上的痛苦却在未来笼罩着。如果你想要幸福，你的身体必须准备好接受苦行；如果你渴望肉体的享乐，你的心智必须经历磨难。如果你听我的，你必须保持身心分离。用黄金换取青铜的人是愚蠢的。如果你把绿松石误认为赝品，那你一定很愚蠢。如果你不明白今生与来世的价值差异，你就会虚度此生。不是一年或两年，即使是一百年后，你身体的元素也会消失在泥土中。就死亡而言，国王和街头的乞丐没有区别；两者都会死去。美好的滋味会持续……边吃边想；趁事情还在你手中时思考；生活琐事，当你弄丢了旅舍的钥匙，那便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即使是乞丐也能过完一生；国王或许快乐，但终究也会死去。过去有多少人死去，我们不得而知；未来又有多少人会死去，谁又能估量？人们来来往往。本质上，凡来到这世上的终将离去。这人生没有确定性，也没有永恒。在没有确定性的地方，谁又能知晓真相？这充满不确定且无常的人生，就像山后的落日；它终将离去，无法停留。许多人可能失去了双亲，正如许多孩子幸存下来一样。但在母亲去世后。孩子们不太可能（立即）随之而去。

每个人都度过自己被分配的时间，然后死去。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思考。为你孤独的旅程所做的准备，必须提前通过向穷人施舍来完成。你必须训练你的马小跑，并做好离开这个世界的准备。如果你想在来世富有，最好现在就考虑乞丐的贫困。如果你以后想吃杏子，现在就必须种下一棵杏树；如果你明智，你就会专注于本质，那你就是最伟大的英雄。否则，此生的劳作便毫无意义。这个世界不是永久的家；它就像一家旅舍。最好能有自己的规划。如果旅行者没有提前为旅程做好准备，他既不能把旅舍背在背上，也不能带走女主人。宗教的基本修行是保持人道主义的态度。宗教的本质是利益他人；如果你仅仅对满足自己的欲望感兴趣，那没有什么比酒精饮料更好的了。自我说：“我就是我，我就是我”；它宣称“我想要金钱和名誉”，“我是善良且英俊的”。（如果这样的人去朝圣）或进行冥想，他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即使他能通过冥想以风为食，你也必须净化你的心灵。一遍又一遍地冥想。这也是无用的。所有人都要警惕这种高级冥想其实是自我折磨；与其期待他人带来什么，不如说有修养的长者胜过百名自私的僧侣。自私的人不知羞耻；那些没有修养的人，无论是否听取劝告，即便某位女子装饰华丽、衣着考究，那也不足以让她成为受人尊敬的富人之妻。我已经写下了我的想法，我的笔已将它们穷尽。（接上文）即便某位女子装饰华丽、衣着考究，那也不足以让她成为受人尊敬的富人之妻。即使他们进行某种宗教修行却不专心，这也不会在纯洁的镜子中反映出来。磨坊里转圈的牛被眼罩遮住了眼睛，它可能整天都在转动，但到了晚上，它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如果你不能彻底解开欲望的绳索，那么即使是所谓的最佳宗教修行也是空洞的。

如果翅膀被绳子绑住，即使是秃鹫也无法飞翔。你必须发自内心地做出承诺并持之以恒。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心。这条道路是为那些头脑敏锐的人准备的。第四章关系：太阳和月亮如同伞盖，是天空的装饰；它们将黑暗变为光明，并用这种光芒照亮宇宙。康乃馨是花园的装饰；当它们盛开时，花园处于最美的状态。伟大的君主是国家的装饰。如果他的统治符合法律，他的王国将是荣耀的，他所有的愿望都将实现。如果他的统治符合法律，所有人都会幸福繁荣。如果大海震动，鱼儿自然会随之震动；如果国家变得贫穷，君主自然也会变得贫穷；如果贵族阶层兴盛，那是因为君主拥有土地。如果没有臣民，就不会有封建领主；没有臣民，一切都会衰落。贵族与臣民的关系如同放血与伤口：必须结合起来看。首先，必须仔细审视违规者的案件。其次，如果罪名成立，可以处以鞭刑；第三，邪恶的罪犯可以被清除（即处死），对这样的罪犯不能心慈手软。在羔羊被叼走之前，你必须先抓住狼。在社会动荡发生之前，你必须驱逐罪魁祸首。如果君主睡到日上三竿，直到社会陷入流血冲突，他都不会察觉。如果牧羊人沉迷于茶与酒，狼一定会叼走羊群。谁是专家，就把任务交给谁；擅长木工的人，未必擅长绘画。狼或许有其优点，但牧羊人不能信任它。谁信仰因果法则，就任命谁为权威。确保狼不会吃掉羊。受过教育的人专注于本质。如果你想要珍贵的珠宝，它们就在海底。外套。信任那些信守承诺的人。你无法怀疑坚如磐石的金刚。日夜向专家请教；因为即使是死狗掉进盐湖，也会变成盐。与那些深情厚谊的人，培养良好稳定的关系。懂得回报的人日后不会后悔，不要辜负那些为你付出过的人。

当你能够做到时。为他人做事，自然会有许多人为你做事。与那些信任你的人保持持久的关系，那么关于你的美名将传遍世界。趁着还有勇气，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良好的关系；也许会有紧急情况，那时你需要他的帮助。当你用财富填满国库时，要确保没有敌人留下偷窃。你必须制服敌人的原因有两个。敌人会出来偷窃你的财富；没有财富，你也不会吸引支持者，要寻求支持者，你必须拥有财富。如果你拥有这两样东西，敌人自然会蜂拥而至，用你的财富去帮助你的父母和孩子。听听长者的建议；他拥有许多幸福与苦难的经验。当你到达铁山时，拥有长者的经验比拥有年轻人的力量更好。如果你想立刻击败敌人，最好先保持友好并等待时机。如果你想通过策略实现目标，那么使用弓箭、刀剑和长矛是愚蠢的方法。如果你无法击败敌人，最好根本不要与他交战，否则为什么要树立那么多敌人呢。撇开丹玛（Denma）不谈；即使你是格萨尔王（Gesar），如果可能的话，最好还是和平解决问题；避免任何英雄式的对抗。如果是战略性射击，请从远处射击。但首先要尝试九十九种和平策略，如果你的策略在第一百次失败了。除了战斗别无选择。但如果没有水坝，水就会溢出。照顾小偷的儿子，就像去杀害商人一样糟糕。如果你让毒蛇活着，让它继续走它的路；它会伤害人们。如果你让狼活着，让它走三步，它就会伤害羊。当然，狗会咬人，如果你想和平实现目标，对敌人过于宽容，事情就会被搞砸；愤怒是无用的。如果你对他过于粗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他日后可能会报复你。这是你教养的体现：将宽容与严厉的惩罚结合起来。对于那些任由愤怒支配的人来说，这是愚蠢的。无论是对待朋友还是敌人，都要制定良好的应对策略。如果你能未雨绸缪，如果你想掌握权力，就应公正地坐在你的金王座上；

当机立断。考虑一下你的王国，任何人都能看出白海螺破碎了。一旦破碎就难以修复；所以如果敌人靠近你，要努力消除你的愤怒。晚上（离开王座后）要勤于宗教修行；用你的身体、言语和思想去祈祷。但要小心欺诈的诡计。为了获得最终的帮助，河流可能在中间流淌，要依靠“三宝”。如果你想在今世和后世获得幸福，就要铭记死亡。卡切·帕鲁（Khache Phalu）将精华呈现出来，就像串在绳子上的珍珠，社会中存在太多的不平等；有些人富有，有些人贫穷；你可以看到这里没有平等；一个接一个，知足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知足就在你面前，命运所决定的，我们无法改变。当进行评估时，最好遵循命运的安排。这条项链价值数百。即使是一个来自昌朗（Chang-rang）的驴子，情况也很糟糕吗？它必须背负它的重担。如果一个人有正确的态度，财富的多少并不重要。没有知足，国王也是乞丐；有了知足，乞丐比国王过得更好。国王靠着王国生活可能依然饥饿；一个碗里装满食物的乞丐是知足且自豪的。如果你对命运所决定的事情不满足，那么你就是在自寻烦恼。如果你知足，财富的多少并不重要。如果命运如此决定，敌人的财富也可能成为你的。如果命运没有这样安排，儿子想要继承父亲的财富可能会很困难。石头上长不出植被，第六章，愤怒或傲慢的行为也毫无益处。如果你想坠入爱河，夏天要照看好金属制品，做一个好父亲的儿子或女儿。冬天要照看好你的陶器。无论冬夏，都要让你的身体和心灵保持平静。管好你的舌头。摒弃所有恶习；即便对亲密的朋友，也要留意哪些秘密该说，多想想你父亲的安宁。儿子的幸福；有多少朋友最终反目成仇。你在今世的名声。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去请教他人。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去请教他人；建议虽多，但要妥善保管你的贵重物品；

即使保管人不在了，只要你有智慧，或许还能找回你的贵重物品。如果你让别人保守你的秘密，你可能会后悔。虽然食物美味，但要把内心深处的秘密藏在心底，闭上你的嘴。如果最高机密泄露，甚至可能代价是一条人命，到那时再后悔也无济于事。如果你说得太多，你可能会在余生中不断重复说：“早知道就不告诉别人了。” 如果你不管好自己的舌头，日后你的脑袋可能会遭殃。有些故事总有诉说的时机，但在泄露秘密后感到后悔是不好的。在说出秘密之前，你是自由的。即使你说了真话，也有被恶意曲解的危险。善意的建议落入敌人手中，可能会变成恶意的行为。相反，无论对朋友还是敌人，都要保持友善。智者能够制服恶人的邪念。诚实的人走在宗教的道路上，这是一种幸福的状态，无论现在还是永远，今生与来世的目标都同时实现了。这与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笔墨所言一致。这出自白纸上的黑字。作者或许已长眠地下，但其文字依然留存于世。有些人可能会发现它，并从中想起这些秘密的忠告。第七章人性：这个世界就像一面镜子，我们都在镜中注视着彼此。人类的存在就像回声；我们不断地回应着彼此。你所注视之处会映照在镜中；你所说的话会被群山回响。善行终得善报。恶行终得恶报，这就是生命循环往复的方式。即使你没有大众所追求的欲望，也不要向他人透露，并要小心谨慎地审视自己。每个人都可能改变，就像你的肤色一样。无论你做什么，都可能显露在你的掌心之中。别人喜欢什么，你就做什么。无论如何，以善报善，以恶报恶。毒树结不出杏子；如果你想要杏子，就去靠近杏树。如果你渴望珍宝，去丛林里寻找是徒劳的。如果你渴望他人的尊重，你就需要给予他人更多的尊重；

傲慢的人很难成为伟大的人。因此，最好放下傲慢。如果你心怀慈悲，即使是敌人也会变成朋友；过度的粗暴甚至会让儿子变得怨恨。那些额头纹路向上、牙齿洁白且常带微笑的人，深谙人性。多行善事，遵循正道；带着好名声离去吧，我的孩子。那些额头纹路向下的人，代表着毒蛇和疯狗的迹象。他们除了日夜咬人外什么也不做；他们只遵循恶行。好人所到之处，美名随之而来。这样的好人会带来好的结果，而坏人则带来坏的结果。（这就像是）套在疯子脖子上的枷锁。坏兆头和坏消息总是伴随着坏人。愿那黄色的印度笔迹，能清晰地印在心灵的白纸上。我已经将印度语翻译成了藏语，卡切·帕鲁（Khache Phalu）对此感到满意。第八章适度：凡事要谦逊忍耐，但要牢记你的目标；说别人喜欢听的话；运用好的策略来实现你的目标。这样，你就能用甜言蜜语达成你的目的。为了这些目的，谦逊一点更好。许多人都喜欢谦逊的人。许多人会帮助这些谦逊的人。你将享受喝茶和饮酒（chang）的生活。许多人会邀请你去他们家做客。就像野马被缰绳控制一样，你也必须有自制力。如果你知道何时拜访、停留多久、谈论什么、如何保持快乐、如何忍受痛苦、吃多少好食物以及何时穿好衣服，那么你就是最有教养的人。这样的人会受到星辰的眷顾。但更重要的是未来。要小心，不要让你的欲望超越界限，界限是由心设定的。不要和这样的疯子生活在一起。不要被这样的坏人所引导。（原文残缺）。如果工作不懂得节制，最终会毁掉；如果生意不懂得节制，最终会亏损。如果你的嘴不懂得节制，你的屁股就会挨打。如果勇气不懂得节制，勇敢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陷入哭泣。不要吃光所有的好食物，也不要穿尽所有的好衣服。

不要沦为口腹之欲的奴隶。你活着绝不是为了吃。人生的道路充满了斜坡和悬崖；胃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稍不留神就容易滑倒跌落。你必须知道适度饮食。走在这条路上要小心。如果你的胃贪图过多的食物，人生的声响就像游牧民在掷骰子。人会变得肥胖而懒惰。没有人知道骰子何时会掷出正面，要时刻铭记盈亏，继续这场游戏；要学会分辨得失。从损失中获得收益。与其吃猎人给的肉，不如吃自己抓的跳蚤。交配和睡觉，损失的道路应当被堵住。当你不知道如何衡量得失时，牛和驴子尚且知道。最好远离这场游戏。做这些事真的好吗，我的孩子？我，无边无际的卡切·帕鲁（Khache Phalu），已经超越了界限；珍贵的言语已落于纸上。当你估算代价时，不要犯错，我已经赢得了高额赌注，我的孩子。如果狗和胃失去了控制，它们可能会去追逐马肉和驴肉，这很危险。如果你不控制你的胃，你的好名声可能会被偷走。如果你想要好名声，最好缩减你的胃口。第10章：鱼儿因为在水中过于安逸而丧命。教育被困住了，因为它想吃肉；关于人生有两种观点；根据其中一种观点，教育很重要；父亲爱他的儿子，儿子尊重他的父亲，以摆脱其饥饿的本性。人们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他们有那样的想法，即便如此，父子之间的关系也会变得疏远。即使卡切·帕鲁（Khache Phalu）已经去世，人际关系依然恶化，愿他的著作长存。朋友也可能反目成仇。没有父母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双亲。他们（父母）在早年健在，但在晚年却不在了。他们，父与子，坚守着彼此的爱之承诺。这不等待任何人；要抓紧时间教育你的儿子。所有教育的成果都在于如何读写。这是教育之王。教育可以让人坐上金色的宝座，真正的教育可以成就他。

教育就是成果。如果你只谈论消极的一面，有了教育，你便属于有教养的门第。没有教育，孩子可能会误入歧途，沦为无知之辈。正如你打磨一块石头，它终会成为宝石。书写可能像弓一样弯曲，但它蕴含的意义却像箭一样笔直。愿你获得教育，我的儿子。对教育的渴望是普遍的。因此，渴望这种教育的人并不稀缺，但人们必须真正受到教育。财富来来去去，要铭记于心。它可能会丢失或被盗。但宝贵的教育是永恒的财富。趁年轻时教育你的儿子，这样当他长大后，你就不必再费心教育他了。柳树在幼小时最容易矫正；长大后强行矫正可能会折断。结交损友就像待在毒树旁：它会毒害你。损友就像黑暗。它的心可能会灼伤你，而它的寒冷可能会带来不良影响。思考得失；谈论优缺点。如果你只谈论优点，你可能会得到奖赏。当富人变成乞丐时，朋友就变成了敌人。如果你愿意倾听，我已经告诉了你其中的含义。如果你愿意观察，我已经为你指明了方向。教养：现在听着，那些贴近母亲心房的孩子们；她是那位最深情、最慈爱的母亲。孩子坐在母亲面前。如果说有人会宠坏孩子，那一定是母亲。母亲给孩子各种食物，为他们穿上各种衣裳。被母亲宠坏的儿子，最终连母亲自己都不喜欢。许多这样的儿子最终成了杀人犯。许多这样的儿子最终成了小偷。如果母亲不能克制自己的溺爱，她的孩子可能会让她精神崩溃。当他们偷窃时，要惩罚他们；当他们撒谎时，要纠正他们。如果你在他们偷鸡蛋时不处理，很快他们就会去偷母鸡和马匹。不要给他们太好的食物和太好的衣服。相反，要教导他们良好的礼仪。如果不知道如何工作，至少要教他们如何吃饭。狐狸的孩子不会从地上掉下来；如果骄傲之人的孩子从悬崖上跌落，那真是令人惋惜。乞丐的孩子继续乞讨；这是他们的业力。os 31。

第12章：遵循父母的方式。做事要感恩。现在听着，孩子们！你们的父母：你们感觉自己就像从森林中跃出的老虎和豹子。当孩子们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时，父母会说（他们的儿子）。他们因儿子的精神崩溃而极度依赖母亲。依赖他们的母亲。若非他们发出“啧啧”的啼哭声，他们不过是一块肉而已。即便父母亲切地将乳头送入他们口中，又有几人能懂得父母年迈的艰辛呢？又有几人能对他们心怀感激呢？他们尚且无法行走。他们有双耳，却应感到羞愧。他们有双耳，却无法听懂。这将会积累善功。他们有双眼，本应看见造物主，却只能看见母亲。他们有心智，本应认识造物主，却只能想到母亲；世上再没有比双亲更珍贵的生命了。这三者（指造物主与双亲）是至高无上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驱赶脸上的苍蝇。听从父母的劝告。从早到晚，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擦拭自己的眼睛。父母。当他们感到寒冷或饥饿时，会在夜里打扰父母的睡眠，即便给他们好吃的，他们也未必领情。孩子睡在干爽的地方，父母却睡在潮湿的地方；父母为他们讲述有趣的事，他们却未必懂得感激。孩子睡在舒适的地方，父母却睡在粗糙的地方。我们在今世的目标，若能在后世得以实现。如果父母不满意，那么今世和后世的一切都将徒劳无功。趁父母健在时，要心怀感激。可以被带来。父母离世后的悔恨是无济于事的。这种人很难找到。这种悔恨会持续很久，而其他的悔恨往往转瞬即逝。父母。听着，那些双亲健在的孩子们，应该感到羞愧，并将这份珍贵的忠告铭记在心。将其珍藏在你的内心深处。无论你能做什么，虚伪的伎俩或阿谀奉承，都可能会破坏父子之间的关系。甚至不如一条狗。

如果你这样做，你可能会坠入地狱。或者如果你待在这样的人身边，你的脚可能会变得冰凉。你可能听说过“朋友可能会变成敌人”。山丘和平原覆盖着积雪，草地上挂着露珠。它会变成一百。无论出身多么高贵，这都是给世人的坏榜样。“母牛吃了其他农夫的田地；女人是魔鬼的一面。”它挡住了其他所有母牛的路。如果你听从她所说的一切，就像例子中那样，你就会陷入麻烦。你应该改掉你的坏习惯。如果你任由她随心所欲，好好想想吧，父亲的儿子！这会让你精神崩溃。想清楚吧，兄弟的心！提防魔鬼和烈火。如果你想与精神为友，在你度过春夏秋冬的地方，冥想一位喇嘛。你就会前往解脱之地。你对奖赏抱有希望，对惩罚心存恐惧。那是该去的地方，我幸运的人们。我将国家置于井中；当你离开这如井般的人类生存状态；当你专注于死亡的本质时，它拥有孔雀的美丽和迦楼罗甜美的声音。你只能依靠造物主，愿幸福传播到四面八方！心中保持清醒的业力，并做好出发的准备。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记住善恶行为的记录，并做好准备。谈论业力的人很多，但真正践行业力的人却像黄金一样稀少。这就是我内心深处感到遗憾的原因；我今天所写的是疯子卡切·帕鲁（Khache Phalu）的胡言乱语。无知已经潜入了我内心的中心。我自己尚且不知，却去教导他人该怎么做。我看不见自己的过错，却去指责他人；我或许夸大了那些微小的裂痕。愿喇嘛宽恕我！愿我的言语能在实践中实现！愿色泽与味道和谐统一！流淌在纸上的这些文字，是卡切·帕鲁（Khache Phalu）思想海洋中宝贵的建议。藏式啤酒。这是作者是一位只吃清真肉食的穆斯林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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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者没有使用标准的“dKon-mCog”，而是使用了“dKon-mCog rinpoche”，从而坚持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这一行证实了之前的断言，“Goslliat”是安拉的众多名称之一，“唯一”再次指代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水果名称。这是对“gTsog-bu”的翻译。丹玛（Denma）是藏族史诗英雄格萨尔王麾下最著名的指挥官。据信这是拉萨附近塔什林（Tash Lwin）村珍藏的一种稀有宝石，传说那里的驴子总是超负荷工作。夏天金属容易生锈，冬天陶器更容易破碎。

[2] 父母。” 在面对各种困难时，他敦促读者依靠安拉的终极援助。由于他是在五六代人之前，即班禅额尔德尼·巴丹益西（1738-1780）时期在日喀则写下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没有制作过《喀什帕鲁传》（Khache Phalu's Namthar）的木刻版。虽然他坚持将伊斯兰教义作为信仰的基石，但从本质上讲，他展现出了一位文化融合者的形象。这是西藏的情况；作者的手稿在人们手中传阅，直到它成为最受欢迎的格言集（legs-bshed）之一，其地位或许仅次于《萨迦格言》（Sakya Legs-bshed）。《喀什帕鲁传》的这一方面应当引起比较宗教学研究者的兴趣。其受欢迎程度可以从第十二世达赖喇嘛曾审查该文本并删除了直接劝诫伊斯兰信仰和实践的诗句这一事实中看出。整部作品证明了西藏的穆斯林在与藏传佛教社会达成有效的精神共识方面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在西藏从未发生过佛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其部分隐晦的诗句确实已成为藏族常用表达的一部分。那么，在《传记》（namthar）中，这种精神共识在哪些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呢？作者赞赏西藏关于生命是一个需要在此生和来世去体验的连续体的哲学观点，而不是一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目前这一传统所依据的文本是由西藏文化印刷厂于1980年出版的。但这是首次进行的翻译工作。它反映了以不愿放弃今生或来世为象征的人类困境。由于该书在西藏从未进行过木刻印刷，很难说文本中可能混入了哪些错误。我们不知道这一行是什么意思，例如：“'Zoms-rtsa ster-la neously achieved（今生与来世的目标同时实现）。” 这与 Khache rgyag-thog med 的观点一致。与同类喇嘛教著作不同，Phalu 的作品并非出自文人之手。他再次告诫孩子们要孝顺父母，他说：“如果父母不满意，今生和来世都将徒劳无功。” 这正是其人类学价值所在——从源头直接获取最原始的素材。关于贯穿其作品始终的业力（Karma），作者感叹道：“谈论业力的人很多，但真正践行业力的人却像黄金一样稀少。” 但它也有一种与西藏日常口语非常接近的自然美。它的直白体现了西藏人的性格。事实上，在第一章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主题，如“业力法则、羞耻感、爱与慈悲、良好的传统等”，这些都是西藏人所关心的。作者从不拐弯抹角；他简单直接地说出自己想说的话。他的民间智慧贯穿于借用西藏农村日常生活的质朴意象中。事实上，除了偶尔提到的一些伊斯兰教内容，例如对一神论的坚持以及他对成本与收益商业主义的关注，整部作品可以被视为对西藏民间生活观和宇宙观相当客观的呈现。为了保持其民间风格，我采用了“意译”（dor-bsgyur）而非“逐字翻译”（tshig-bsgyur）的方法。将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存在特殊问题；它不仅要求我们精通这两种语言，还要求译者必须深入了解这两种文化。

[3] 第88页。第iii条，噶伦堡，1984年10月25日采访古拉姆·拉苏尔（Gulam Rasuy）；达瓦·诺布（Dawa Norbu）在孟加拉大学研讨会上的演讲《业力精神》（Karmic Ethos）（3月）。1984年10月8日采访拉希玛·卡通（Rahima Khatoon）。在此语境下，“Ngo-tsa”意指源于自尊心渴望的自我反省。

[4] 第1页：ISBN: 81-85102-64-3

[5] 第4页：ISBN: 81-85102-64-3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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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the-families-that-fled-tibet.pdf
原文标题：The Families That Fled Tibet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家庭逃离经历揭示宗教自由、国籍身份和流散生活之间的张力
摘要：本文翻译关于逃离西藏家庭的资料，呈现藏族穆斯林在迁徙过程中面对的家庭、信仰和归属问题。

偶尔，我的祖父法伊祖拉也会进行同样的旅程，去德里接他们。这张照片就是在其中一次旅程中拍摄的。熨烫整齐的翻领衬衫和半截裤，手里拿着一本书，在当时可能都是重要的展示道具，因为西藏的优质教育稀缺，只有少数人能接受英语教育。分离和艰苦的旅程一定给阿卜杜拉和他的父母都带来了负担，但我父亲说，他非常钦佩祖父的这些品质——他的内在力量、他放下问题的意志力以及他对全能造物主的信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父亲、他的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被鼓励去遥远的地方追求梦想的原因。到1962年，印度政府批准卡奇社区在印度定居，我的许多亲戚在德里、大吉岭、噶伦堡、西里古里、甘托克、克什米尔和斯利那加开始了新生活。我的祖父母一度靠卖服装为生。照片中的我的叔叔阿卜杜拉，在他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拉达克的卡吉尔从事全职教学工作。他在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去世，享年62岁。今天，在这张照片拍摄57年后，我，这个社区的孙辈，正在印度首都德里撰写这份证词。我的妹妹、我们的表兄弟姐妹和我，是这个国家和这座城市中出生并长大的第三代，我们现在自豪地称之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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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An%20Introduction%20on%20Tibetan%20Muslims%20Marc%20Gaborieu.pdf
原文标题：An Introduction on Tibetan Muslims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Marc Gaborieu 的介绍文章帮助读者快速理解藏族穆斯林的来源和特点
摘要：本文翻译 Marc Gaborieu 关于藏族穆斯林的入门文章，介绍他们的历史背景、贸易联系、宗教身份和社会处境。

斯姆里提·斯里尼瓦斯（Smriti Srinivas）则研究了附近努布拉地区的穆斯林社会与佛教社会相比的情况。土耳其斯坦、中国和西藏边境的穆斯林中国西藏以北地区存在着规模可观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他们与西藏的关系早已为人所知；但它们尚未得到充分记录。本期刊中讨论他们的两篇文章尤其具有创新性。其中一篇由蒂埃里·扎尔科内（Thierry Zarcone）撰写，基于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文献，带领我们来到东突厥斯坦，那里曾有穆斯林统治者和神秘主义者试图通过征服或和平手段来征服西藏：他重点关注了17世纪一个纳克什班迪耶（Naqshbandiyya）苏菲派的土耳其神秘主义者试图在中国西北部和西藏传播伊斯兰教的尝试；他可能皈依了一些藏人，尽管这一点记录不详。有趣的是，他声称与达赖喇嘛会面的故事，与克什米尔人讲述的印度苏菲派人物哈伊鲁丁（Khairu'ud-Din）与达赖喇嘛相遇的故事非常相似，而这个故事在我之前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克劳德·莫埃武斯（Claude Moevus）根据中文文献，研究了蒂埃里·扎尔科内提到的在中国西北部和西藏同一地区穆斯林商人的作用。她简要介绍了这些以与藏人贸易为生的中国血统人民的经济、宗教和社会生活；一些人成为西藏的新穆斯林定居者，并可能被藏化。所有这些文章都具有创新性，本期增进了我们对西藏穆斯林的了解。从阅读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教训，那就是总体而言，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但似乎最近在拉达克和北部边境都出现了紧张和冲突。希望这种社区主义的爆发不会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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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族穆斯林介绍：马克·加博里奥。发表于《藏族》本期特刊《藏族穆斯林》不仅讨论了西藏本土（现西藏自治区）的数千名穆斯林，还讨论了居住在西藏之外、与西藏有某种联系的众多穆斯林。后者分为两类。首先，是那些起源于西藏或具有西藏文化、居住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位于西藏西南部的穆斯林，他们可以被真正地称为藏族穆斯林。其次，是一类更为多样化的人群，他们居住在西藏北部，与西藏有政治和经济往来：有些人是藏族血统，有些人是突厥血统；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具有中国血统或文化、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即回族。西藏本土的穆斯林自17世纪初以来，西方通过前往不丹、西藏和尼泊尔的罗马天主教传教士的报告，以及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驻尼泊尔和西藏使节的报告，就已知晓西藏本土存在穆斯林，这些报告尤其收集了他们参与贸易的信息（Gaborieau 1973, pp.14 -15）。但直到本世纪才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研究：这项研究由东方学家 W. 巴特尔德发起，他在《伊斯兰百科全书》关于西藏的文章中概述了关于西藏穆斯林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了最重要的参考资源（Barthold 1938）。战后，相继出现了几篇更详细的出版物：希腊和丹麦王子彼得根据他在印度遇到的拉萨商人的访谈写的一篇论文（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1962）；我根据在尼泊尔发现的一份乌尔都语手稿以及从尼泊尔和印度的难民那里收集的数据写的一本书（Gaborieau 1973）；一位藏族穆斯林用乌尔都语写的一本书（Abu Bakr Amiru 'd-Din 1979）；以及最近从拉萨出版的一份汇编（Fang Jiangchang 1989）。

[2] 本期有四篇文章完全或部分涉及克什米尔人：Pascale Dollfus 的文章提到了他们与拉达克的历史联系；Marc Gaborieau 分析了他们对穆斯林圣人的力量和权威的信仰；Yusuf Naik 在他父亲的简短传记中，描述了克什米尔穆斯林在西藏享有广泛的行政和司法自治权；并讲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959年中国人接管后逃离西藏前往印度后的悲惨命运，他们大多仍留在克什米尔（见 Tibetan Review 1976）。最后，Corneille Jest 描述了拉萨社群的现状，该社群已缩减到56个家庭，并附有他们清真寺的照片。关于中国穆斯林知之甚少。直到上个世纪末，他们的存在才在西藏得到记录。我们现在有了一个时间标志；Corneille Jest 的论文中描述的拉萨清真寺据说建于1716年。Claude Moevus 在研究中文资料时。在此发表了许多新信息：她将中国穆斯林在西藏的贸易追溯到17世纪。此外，据她说，中国穆斯林从18世纪开始定居西藏。他们不仅是人们常说的餐馆老板；他们活跃在商业的各个分支。自1959年以来，东突厥斯坦的克什米尔穆斯林数量急剧下降，而中国穆斯林的数量在新的经济政策出台后最近显著增加：他们越来越引人注目，这可能导致与藏族人口发生冲突。洪扎、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的藏族穆斯林西藏西南部是一个广阔的地区，最初受到西藏的影响，这里居住着许多具有藏族血统或文化的穆斯林，他们的祖先在邻近的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化后皈依了伊斯兰教。1849年，英国人击败锡克人后吞并了该地区；从那时起，行政官员、传教士、语言学家以及后来的民族学家收集了大量关于居住在该地区穆斯林的信息。该地区被1949年第一次印巴克什米尔战争后划定的停火线一分为二。停火线西北部是巴基斯坦控制的地区，这些地区自至少15世纪以来就已彻底伊斯兰化；居住在那里的人几乎全是穆斯林；他们大多是藏族血统，像巴尔蒂斯坦一样说藏语。在最西部的洪扎地区，被称为布鲁什人（Burusho）的人们说他们自己的语言布鲁沙斯基语（Burushaski），他们曾经是藏传佛教的信徒；在皈依伊斯兰教后，他们继续用布鲁沙斯基语演唱凯撒史诗的一个版本。本期没有一篇文章直接讨论巴基斯坦控制下的这个地区，尽管帕斯卡尔·多尔福斯（Pascale Dollfus）在她文章的开头提到了穆斯林征服巴尔蒂斯坦。在停火线东南部的拉达克地区，随着向东推进，穆斯林与当地佛教徒的比例逐渐下降。三篇文章与拉达克的穆斯林有关，他们占该地区人口的近一半。帕斯卡尔·多尔福斯（Pascale Dollfus）为我们讲述了伊斯兰教传入中部拉达克（佛教徒占多数的列城地区）的历史。另外两篇文章集中讨论西部拉达克（穆斯林占多数）：尼古拉·格里斯特（Nicola Grist）通过对穆哈拉姆节期间哀悼仪式的分析，研究了宗教领导的运作

[3] 第1页：Journal, Autumn 1995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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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J%20Cornelle%20Tale%20of%20Turqoise.pdf
原文标题：A Tale of Turquoise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通过商贸、身份和跨喜马拉雅联系，呈现尼泊尔语境中的藏族穆斯林
摘要：本文翻译《绿松石故事》相关资料，关注加德满都藏族穆斯林和卡切社群在贸易网络、身份认同和流散历史中的位置。

“康乃馨是花园的装饰品：当它们盛开生长时，花园就处于最佳状态。” 伟大的君主是国家的装饰品。如果他符合法律，他的王国将光荣而强大。”* 非常不幸的是，藏传穆斯林没有 proper 的书面历史，口述历史也相当模糊和可疑。学者们写了一些文章，试图笼统地了解穆斯林起源，但他们的各种起源仍不清楚。除了在7世纪与阿富汗和波斯有过短暂接触，可以追溯到17世纪左右，大多数藏传穆斯林：世纪，当时许多商队在克什米尔、拉达克和西藏之间交易商品（主要是藏红花）。事实上，藏语中“穆斯林”一词是“Kha-che”，这个词也源自克什米尔一词（）。最广为接受的说法之一是，大多数藏传穆斯林主要来自克什米尔商人，他们每年在拉萨待上几个月，并与他们在贸易站遇到的藏传佛教女性通婚。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注意到了定居穆斯林商人的“善良和真诚”，并决定拨出土地建造一座清真寺和墓地（因为伊斯兰传统要求土葬，而不是藏传的“天葬”）。因此，他从波亚拉附近的一座山上射了四支箭，并标记了今天被称为Kha-che linka（穆斯林公园）的边界。西藏的另一群穆斯林是18世纪定居在安多（主要在首府西宁）的一群人的后裔，他们也打算与拉萨商人进行贸易。最终，这些穆斯林定居在一个叫做Hobalinka的地区，因此至今仍被称为Hobalinka穆斯林。他们也被称为Gya Kha-che（“中国穆斯林”），但不应与最近从东突厥斯坦等地区迁往拉萨的中国回族穆斯林混淆，后者是为了在迅速扩张的市场中销售商品。还有一个藏传穆斯林的口述起源故事可以追溯到1841年，当时克什米尔的杜格拉军队在成功袭击拉达克后进入西藏。随着冬天临近，藏军俘虏了杜格拉克什米尔人；因此，他们能够俘虏700多名无法忍受严寒的杜格拉战俘。尽管如此，他们后来获准留在西藏，并像克什米尔商人一样，最终有许多人与藏族妇女通婚并在该国定居。由于他们中有许多人名叫Singh，他们是今天被称为Singh Kha-che的少数群体，但根据Nilofur Jami和她的表兄Hidaidullah的说法，他们几乎与Kha-che本人无法区分，他们声称自己起源于Singh Kha-che。

在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渗透西藏期间，两名藏传穆斯林开始注意到，就像他们的佛教同胞一样，他们肯定不会免受宗教迫害。事实上，能够实践伊斯兰教是大多数藏传穆斯林离开家园的主要原因。根据Masood Butt的说法，“他们像清真寺和伊斯兰学校这样的机构被关闭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按照宗教传统为死者举行最后的仪式。他们被禁止在全国各地旅行。商品。他们持有的商品被冻结或以任意价格被中国人购买。Ponj委员会（Ponj在乌尔都语中实际上是数字“5”）由五名成员组成，他们主要负责确保拉萨的藏传穆斯林社区不违反伊斯兰教法（Shari'at），并向印度政府请愿，要求被视为印度（克什米尔）公民，以逃避迫害。所有五名成员（包括Abdul Qadir Jami，Nilofur Jami的祖父）都遭到酷刑和监禁。中国人。然而，在1960年，印度政府同意允许藏传穆斯林进入印度，大多数人获得了印度的许可离开了西藏。在写作时，阿曼杜和大吉岭有繁荣的流亡社区，但迄今为止最大的藏传穆斯林群体来自印度克什米尔邦。Hidaidullah Jami，前藏传穆斯林青年组织成员（该组织因克什米尔问题已解散），谈到了一群年长的藏传穆斯林，他们曾在斯利那加组成了一个名为（在乌尔都语中字面意思是“志愿女士”）的组织，她们会坐在邦政府办公室外面，直到为斯利那加藏传穆斯林社区的福祉采取行动。尽管他们主要以在夫妻关系出现问题时充当调解人而闻名，但在严峻的定居点冲刷时期，他们也因争取（并获得）电力供应以及修缮道路而闻名！“无论她出身于多么好的家族，女人都是魔鬼的一个方面。” 如果你听她说的任何话，你都会陷入麻烦。如果你让她随心所欲，那会让你精神崩溃。” 女性：在与流亡社群打交道时，必须将背景置于视角之中。显然，经过40年的流亡，加德满都的藏族穆斯林社群中的女性所发表的评论，或者居住在加德满都的藏族穆斯林女性的评论，都不会说出什么。同样，并非所有女性在着装、宗教实践等方面都有相同的严格观念。尽管如此，我交谈过的所有女性。和印度都没有戴头巾；但她们确实穿着不同组合的藏袍、库尔塔和西式服装。另一方面，在拉萨，所有女性都戴头巾。Razia Chishti谈到了“戴面纱”（即遮盖面部和头部——总是——伴随着面纱的姿势）的不便。“藏族穆斯林不戴面纱，因为所有坏事——强奸、不良关系——都发生在有如此距离和隐藏面孔的时候。” 尽管她戴着头巾，但她认为“《古兰经》中没有任何地方说女性必须待在家里。” 我们不戴头巾的原因是从来没有发生过藏族穆斯林强奸事件。”

Nilofur认为有时戴头巾是好的，“这样男人就不会产生误解”，但随后她拿出了一张自己在1989年在斯利那加穿着全身黑袍（从头到脚的黑色遮盖物）的照片。“我来到加德满都的原因之一是我在学校里必须完全遮盖，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我离开[斯利那加]后，任何没有遮盖头部的女孩都会被泼酸。” 这突显了一个事实，即加德满都几乎所有女性都对作为一名藏族穆斯林而不是尼泊尔或印度穆斯林女性感到高兴。另一个相似的故事，标志着流亡社群与斯利那加之间差异的故事是Razia去拜访她嫂子在斯利那加的时候。一位邻居的印度教女孩来到家里，并与Razia开始了友好的交谈，作为对她聊天的回应，她嫂子惊呼道：“别和那个女孩说话，她是印度教徒。” 拉齐亚无法相信她丈夫的态度，她回应道：“你在这里待太久了——你不再是东突厥斯坦穆斯林了，为什么还要恨和我一样的人呢？” 特别是，萨利玛·巴努·耶齐在加德满都穆斯林社区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萨利玛自称是卡萨拉（在藏语中字面意思是“骡子”），她是半个尼泊尔人，半个藏族穆斯林。当我问她关于拉萨女性参加清真寺礼拜的氛围时，她说不像女性坐在后面，她们有不同的隔间，这主要是因为如果男女在祈祷时互相思念，他们的心思就会偏离宗教。她满意地表示，在一个穆斯林社会长大，在健身房里穿着紧身衣跳舞是不可接受的。“ 但过了一会儿，她说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社区意识到她不喝酒，也不“男性化”（萨利玛的说法。皈依了伊斯兰教。当我暴露了我是一个痴迷珠宝的游客的身份，并解释说我实际上对研究“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女性”很感兴趣时，索菲亚说：“你真的想做一个科学的故事，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如果你想获得信息，你应该研究勤奋的东突厥斯坦穆斯林。” 在去商店的路上，从早上到相反。我遇到的所有女性；

每天微薄的生意。因此，经济是加德满都“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女性”角色的重要因素。正如拉齐亚·奇什蒂（她非常友好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所说，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女性在珠宝店柜台后面。普遍的”显然时代变了；也就是说，女性从未在外面工作过，尤其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也许是因为购物行业的衰退。“现在所有的游客都只想去徒步旅行和一日游，而在过去他们会待上一周，也许两周……在加德满都，阿希拉的兄弟埃纳亚特说。为了支持在达尔jeeling的两个孩子上学，拉齐亚和她的丈夫阿齐兹都工作到深夜。旧绿松石，带有5个尼泊尔人必须继续营业，中国对古董出口的限制，在过去一年中从每克3卢比涨到了65卢比，并且还在继续上涨。‘我真诚地想在我明年去之前买到一块好的绿松石，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百多才能买到。他提到“十年后，随着更加稳定，西方影响可能会更加明显，其中包括传统的伊斯兰仪式，Lindiy 把她的婚礼视频借给了我，一群妇女穿着印花长袍，第二天在藏式招待会上，播放着比利·艾德尔的《White Wedding》。明天或后天‘不要推迟（推迟到明天）；如果你耽误了修行，召唤者（即死亡）随时会来；然后你就会后悔。’宗教我走进Nilofur Jami的珠宝店，这次，她哥哥迎接我‘加德满都=卡切明都？’ 意思是，如果你是穆斯林，就不要来加德满都，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所有藏传穆斯林都来自逊尼派。与生活在西藏不同，女性不允许在尼泊尔的清真寺礼拜，因此她们在家中进行每日五次礼拜——这是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在加德满都，男人们会去尼泊尔贾米清真寺礼拜。

和 Sophia 都说，他们不信奉阿米里清真寺。‘阿里穆斯林很严格’被枪杀。这与我“阿里僧侣是虔诚的佛教徒”的误解被打破时惊人地相似，当时我看到一位僧侣在Boudha赌博并购买了一张印度电影明星的性感海报。一些学者对“藏传佛教/穆斯林对话”现象很感兴趣。一方面，Beatrice Miller提到“幸运或不幸的是，佛教没有一个容易识别的核心来匹配一神教。” 另一方面，Alex Berzin指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相似之处，例如将安拉和佛陀理解为超越人性，并且两位神都没有开始和结束。在《Caravane Tibétaine》中，Radhu写道：“虽然我们的精神中心是麦加，但我们的家永远是西藏。” 拉杜的父亲总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内修（Batir）方面，而不是外显（Zehir）方面；“我祖父的自然（内修）虔诚表明他有一种直觉品质，让他能凭直觉感觉到佛教并非像扎基尔那样狭隘的穆斯林所认为的那样是粗俗的（即卡菲尔）形式。”尽管外表不同，拉杜通过耐心和超脱这两个方面看到了两种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相似之处。米米（又名 哈迪贾）最近通过婚姻从藏传佛教徒皈依为穆斯林。尽管这是一场自由恋爱而非包办婚姻，但她声称她的父母起初很难接受她嫁给一个穆斯林，而且，“起初我改变也很难，但一年后就好了。”当被问及为何困难时，米米回答说，在藏传佛教中，“处理问题是...如果一个人有问题，就去找喇嘛，给他一点钱做法事，然后就好了。在伊斯兰教中，一切都必须靠自己完成，比如祈祷。”藏族。付。，尼洛弗谈到了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这太令人困惑了。我的朋友曾经信奉一个造物主，另一天她又点上吉祥痣崇拜另一个造物主——有太多了，我不明白。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都来自天上——佛教和印度教呢？我不知道它们来自哪里，但它们是相同的神话…… 就像印度电影或肥皂剧一样。几乎所有的藏族穆斯林都会自豪地提到，历史上在穆斯林和佛教徒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而且双方关系一直很和谐。除了稍后将提到的近期敌对情绪外，这无疑是值得世界其他地方学习的一种特质。几乎所有的藏族穆斯林都有亲近的佛教亲戚；例如，塔希拉·塔科提到，在洛萨尔节期间，她的佛教亲戚（包括僧侣）会邀请她家人去他们家，并特意准备清真肉。

1997年7月，凯特！与祝福者们一起祝福前往麦加朝觐的加德满都穆斯林。这时，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成员们正在吃着藏式饺子：给四位要去朝觐的藏族穆斯林赠送哈达。当我与尼洛弗、拉齐亚和塔希拉谈论朝觐的支柱时，她们都对“你什么时候去朝觐？”这个问题表示赞同。“等我准备好了就去，”尼洛弗说。她们提到，现在准备朝觐将是件大事，很麻烦，因为这涉及到穿戴完整的罩袍，并且“必须非常严格。”“如果国王睡到很晚，他直到社会陷入冲突流血时才知晓。”13 冲突 尽管穆斯林与佛教徒关系的和谐历史在初步展望中随处可见，但政治方面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首先，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造成了一些紧张关系，其次，西方放大的穆斯林刻板印象阻碍了人人似乎都在谈论的“完美的宗教和谐”。1960年授予印度公民身份引起了一些新的问题。例如，在过去几年里，藏族穆斯林。一天，拉齐亚正在她的珠宝店里，一位僧侣进来浏览一些琥珀。突然，他开始攻击藏族穆斯林，说他们很了不起，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其他人一样不得不逃离；有了印度公民身份，他们就不想当藏族了。拉齐亚很快提到，如果那位僧侣处于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生存的境地，他也会申请外国公民身份。许多藏族穆斯林声称他们的身份不明确。一方面，他们肯定不被克什米尔人视为克什米尔穆斯林，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常常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的藏族。藏族穆斯林身份的困境不断提醒他们他们的处境。印度宪法第370条提到，只有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真正居民才能就业或拥有土地。印度宪法第370条提到，只有查谟/克什米尔邦的真正居民才能就业或拥有土地。

页。在撰写本文时，克什米尔/巴基斯坦边境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地区，因此，藏族显然不是援助的首选对象。塔希拉提到，“有时我们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 由于所有藏族穆斯林都拥有穆斯林名字（我相信我采访了二十多个法蒂玛、萨利玛和阿卜杜勒），她结合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点：两位藏族穆斯林女性。从拉萨前往加德满都（穿着藏袍）接受医疗治疗。然而，她们未能获得藏族难民的特殊医疗费率，因为她们有穆斯林名字，而健康柜台的人说她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藏族身份”。一个类似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朋友试图在达尔豪西继续学业，但被要求将名字改为丹增，还有一位叔叔在1960年代流亡政府早期在达兰萨拉工作时，不得不被称为“切登”而不是“阿卜杜勒”，以“确保西方组织已获得外国援助”。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藏人会资助或提供奖学金让他们出国学习，他们在流亡社群中缺乏认可的问题似乎在不断升级。正如杰弗里·安所说：“藏族穆斯林曾试图联系富裕的中东伊斯兰国家，但收效甚微或毫无成效。” 此外，达兰萨拉政府或达赖喇嘛没有提供任何资金，尽管他们曾经贷过一笔小款。他们的困境尤其艰难，因为他们无法联系到“拯救儿童组织”等援助组织。很少有人知道藏族穆斯林的存在，这一事实最近才引起达兰萨拉流亡藏族政府的注意。我与至少三个人（Karimullah、Yusuf 和 ullah）交谈过，他们参加了在 Straight Path of Islam 举行的第一届藏族穆斯林会议。a hy. eee LECCE EEA TL ComEd EASE EB ESEPRD WS非洲和中东办公室（信息与国际关系部）西藏行政中央 1995年7月26日 尊敬的第一届藏族穆斯林会议邀请函 1995年11月13日至18日，达兰萨拉 自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以来，藏族穆斯林在藏族历史上一直占有特殊地位。众所周知，历代达赖喇嘛都非常赞助他们。当中国人占领西藏，达赖喇嘛和许多藏族人在1959年被迫离开西藏，流亡政府正在建立时，许多年轻有为的藏族穆斯林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然而，目前藏族穆斯林社群的现状、儿童的教育以及社群未来的前景令人深感担忧。为解决这些问题，第一届藏族穆斯林会议将于1995年11月13日至18日在达兰萨拉举行。来自查谟和克什米尔、大吉岭、加尔各答、尼泊尔和其他地方的藏族穆斯林——无论老少、有经验还是受过教育的，无论是在社群中服务过还是有潜力在未来服务的人——都将参加此次会议。因此，我们诚挚地邀请您参加此次会议。如果您能在1995年8月31日之前积极回应此邀请，我们将不胜感激。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您真诚的，Faslli Phuntsok 代表（DUR）TO ING NOAD, LAJPAT HAGAN -IV, NEW DRI 110024 INDIA电话：(011) GA7A7OB, 6473386, B21B5AN: 传真：(011) 6161914 电子邮件：bureaustibdeluniv.ornet.in。

PEN EO: mud LEER LAs SS ELSE } 近期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穆斯林群体中，一个更有趣（也可能不幸）的发展是大量中国回族穆斯林涌入拉萨及东突厥斯坦其他地区。这可能是制造藏族社区内部紧张局势的借口，而且由于伊斯兰教对中国的威胁小于佛教，清真寺正以惊人的速度建造，就在寺庙旁边。正如人们想象的那样，1987年，在和尚与附近清真寺的礼拜者之间爆发了一些争吵，令人惊讶的祈祷声盖过了宣礼员的呼唤，反之亦然。根据佛教/穆斯林对话学者亚历克斯·伯津的说法，拉萨的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目前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主要是经济上的。回族人据说是非常大胆的商人，塔希拉举了一个例子，有些轻蔑地说：“回族人非常看重金钱。” 当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去朝觐时，他们（回族人）会请他们的藏族人帮他们把纪念品沙特黄金带回去《古兰经》。这非常糟糕。” 根据一家中国英文报纸的报道，在1950年代之前，“所有穆斯林通常都处于社会底层，因为喇嘛教与当地藏族政府融为一体…… 现在有100多名穆斯林担任该地区的官员“3 Kha-che Phalu，第政府* 问题是；这些政府官员是谁？他们是回族还是藏族？他们是藏族人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现在的藏族穆斯林伊玛目几乎都被中国选出的各种伊玛目取代了。嗯…… 这听起来有点像1959年之后转世活佛的选拔……回族人不是唯一被批评为“唯利是图”的群体。在与尼洛弗讨论克什米尔藏族人的身份和贫困问题时，她笑着说，美国之所以不会支持他们，有几个原因：“a)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以及 b) 即使我们是穆斯林，美国也不会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没有政治导向。援助将不会支持他们。“a) 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以及 b) 即使我们是穆斯林，美国也不会提供帮助，因为我们没有政治导向。东突厥斯坦穆斯林常常被比作美洲原住民——就像非原住民为了支持牛仔靴而搬进保留地一样，最初出售绿松石的牛仔靴子被旅游业所取代，社区陷入了更深的经济困境。

嗯嗯16 明珍，孙。“屋顶上的穆斯林”《大公报》，1983年6月9日，星期四。“如果你以后想吃杏子，现在就必须种一棵杏树；你必须为所有人的利益种下根。”*17 贡献东突厥斯坦穆斯林绝对不免于西藏文化的典型方面；事实上，正如我与我交谈过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的那样，“除了宗教，没有区别”。看到一个穿着楚巴、围裙和头巾的藏族女性，或者一个穿着不寻常的长楚巴（称为 tsecham：32a”）和白帽子的男人，很容易让人大吃一惊。同样，藏族穆斯林的婚礼等仪式将传统伊斯兰仪式（包括婚姻合同和嫁妆）与藏族传统（如给新郎新娘披哈达）相结合。萨利玛说，在藏族穆斯林社会中，嫁妆比其他穆斯林国家重要得多；“它只是为了安全，以防离婚——而且，藏族穆斯林很幸运，因为他们不必在收到钱的瞬间就把钱交给丈夫。” 同样，在藏族穆斯林社会中，一夫多妻制很少见——当我提起这个话题时，索菲亚和尼洛弗都笑了；“如果他们相处融洽，一个人需要不止一个妻子吗？这太荒谬了！不止一个妻子，但如果她们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那就会有很多问题。” 大多数方面都与食物有关。4月17日，宰牲节（一项纪念亚伯拉罕献祭以撒的穆斯林节日）在17 Kha-che Phalu，第。IS 观察，去掉“y ant”部分，感谢 Salima 的婚礼视频，10月。27-28日。社区；在吃了用牛奶煮的甜面食后，加德满都的男人们会去清真寺，然后回家吃藏餐，比如图克巴和酥油茶。根据伊斯兰教法，不能饮酒，所以查朗格是不可能的，但清真食品和其它藏族菜肴在藏族穆斯林家庭中绝非例外。也许藏族穆斯林最著名的贡献之一是收集谚语，标题为“Kha-che Phalu 的艺术建议”——Kha-che Phalu 的 Namthar。可能是穆斯林名字 Faizullah 的变体，Khache Phalu 质朴而感人的话语至今仍被全国各地的藏族人广泛使用，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其伊斯兰起源。基于三部波斯文学作品：《Gulestan》、《Bostan》和《Pantanana》，其中对伊斯兰教的提及非常生动。例如：在藏语中意为“最尊贵者”，而在我们的语言中意为“造物主！”？当提到这篇相当著名的文本时，Razia 眼前一亮，从一个玻璃首饰展示柜里拿出一卷被老鼠咬过的卷轴，她说：“这是一份原版的 Kha-che Phalu。” 我丈夫（Azizullah。Baba）的曾祖父在日喀则，一些僧人将这份卷轴赠予了他，并说‘你是一位藏族穆斯林。' 这是你们的财富，不是我们的。’ 代代相传，这份卷轴（无论是否是原版）不仅对藏族穆斯林社群，而且对整个藏族社会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它常常比口头文学更能反映一个文化的思维方式。Sakila Tako 是 Kha-che Phalu 的直系后裔，她的“Godhar”是安拉的另一个名字。ROMS Deere = Lt ord of copi in any form except for block uch after the 18 escapts discovere h century hatt was particularly versed on the various contributions gave to the Tibetan community; for example, starti 5 t by stamping silver coins, owning the two film cinemas in the late 1800' ca Dalai Lama, Nilofur's grandfather was the butcher for the residents of the of Ishaschy Phaiu's Advice Ue Tibetan Mustim alt?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a t 1 nRoview, Vol, NXT, Nas. 1。

soliska polish « it becomes a precious stone. If you polish a metal, it becomes a mirror. 要有全面的教育，我的儿子。”21 教育 藏族聚居区散布着许多伊斯兰学校（教授古兰经的学校，教授阿拉伯语和藏语），最令人惊讶的发现之一是，像 Nilofur、Salima、Mimi 和 Razia 这样的藏族穆斯林女性大多在天主教修道院（如加尔各答的圣约瑟夫学校）接受早期教育。Nilofur 回忆起她在修道院的经历：“修女们不允许我们和男生说话，不让我们穿时髦的衣服，我们每周都必须去教堂。” 我有点难以置信，想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并询问了伊斯兰教的……回答说：“不，这并不像……基督教，这很奇怪，因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信仰一位造物主，所以调整起来并不难。” Kerblaam! 我再次被“打破西方刻板印象的穆斯林”这个大块头击中了头。当然，与基督徒相比，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许我被巧妙地喂食了完全不相干的……相关的、经济上的恐怖宣传！我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长大的…… 尽管如此，作为一个有着混血背景的孩子，我接受了教育，这揭示了不止一个……它并不重要，无论你来自哪个宗教或国籍，Razia 再次告诉我，她记得小时候拜访朋友家，装饰圣诞树或戴蒂卡（tika）在……印度教节日，以及邀请人们过来开斋节。这种宗教间的关系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藏族穆斯林的历史并不悠久；也就是说，他们并非代代相传的穆斯林。此外，流亡的藏族穆斯林几乎总是有直系的佛教亲属，因此由于他们的……宗教对抗似乎被保持在最低限度。

s warid is like @ mirror into which we all look at each other Human existence is like an echo; we keep answering each other." 22 作为一名商人，Kha-che Phalu 在藏族社会中占据了战略地位。作为归化公民，他是一名参与者，但作为一名穆斯林，他是一名观察者。最重要的是，作为一名商人，他观察了藏族社会的各个阶层…… 事实上，穆斯林的作品被藏族佛教徒认领为自己的作品，这表明了……的成功。能够描绘藏族人本质的情绪。”25 我回想起与各种藏族穆斯林，特别是那些在加德满都泰米尔街头出售珠宝的“商人”的谈话。对藏族社区的“参与者-观察者”背景的看法。*4 然而，如果我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能提供任何线索，说明社区背后最重要的想法是什么，那么它就说明了藏族穆斯林首先是……即使这个少数群体的认可考虑了他们自己……与其他群体相比，最重要的是希望有更广泛的兴趣，例如持续的藏族-穆斯林会议将不仅仅等于“佛教……方法论在虎标万金油的卖家那里，在上述珠宝店和Sees bei的侦探工作中，但怀疑论的研究者们怀疑我能完全了解藏族穆斯林女性，我发现相对容易地制定一个专门针对加德满都藏族穆斯林女性的研究项目。恰恰相反。并非所有藏族穆斯林都以相同的方式生活。诚然。我试图展开诸如宗教和（显然）女性视角等主题，但这些都取决于她们成长的环境。在像卡林邦、巴黎和1959年的西藏这样多样的地方长大，我肯定是在和一位美国汉堡包打交道。此外，还有一些因素也使情况更加复杂。

“真正的”联系人：有帮助的人和进一步研究的联系方式达兰萨拉：“Mescod和Fatima Butt：印度事务处，中央藏族行政当局，176215，传真：22457 Yusuf Naik：卫生部，中央藏族行政当局。卫生部，中央藏族行政当局。176215，电话：22718，传真：24957 加德满都：Razia和Aziz：Aziz Gift House，15/369 Chhetrapati Kathmandu - 3 PP. 216074，传真：221544 Nilofur Jami：Tibet Enterprises，近Gorkha Guest House，Chhetrapati。电话/传真：412679 Tahira和Enayat Tako：Shangri - La Gift House，12/724 Thahity Tole P.O. Box 1837，电话：224371，传真：223194 Abdul和Sakila Tako：Sunshine Handloom Ind.公司。Maharaj Gunj。Sophie Sanu：Sophia Gift House，4号和14号商铺，JP。学校南面，Chhetrapati。电话：216946，传真：22945：Mimi（Khadiza）：S.M. Jeweilery，2号商铺，JP学校对面，Chhetrapati Abdul Rehman Batt：Lhasa Gift House，Thamel，电话：419208 Salima Banu Iezzi：Banu's Total Fitness Ltd.，Kamal Pokhari，电话：415024 / 420830，在加德满都也有——非常感谢Hubert Decleer在巨大压力下翻译了Caravane Tibstaine，Habibullah Batt（Sophia的曾叔祖父），他碰巧从拉萨来加德满都拜访，ah Bhatt（Tahire和Enayat的父亲），Hidaidullah（Nilofur的表弟，前藏族穆斯林青年组织成员），以及Joanna Claire，一位研究“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可能需要进一步跟进（即…… 我没时间探索的方面）哈鲁：仍然存在的副本在哪里？作者身份的解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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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引言... 2.) 历史。3.) 女性...... 4.) 宗教... 5.) 冲突 6.) 现在... 7.) 贡献... 8.) 教育... 9.) 结论。30.) 方法论 11.) 联系方式。1 Jest, Corneille。来自 Turauaise 的朝圣之旅。Vandal Bool: Point,加德满都：1985年，第。|。用黄金交换青铜的人是愚蠢的。如果你把绿松石误认为是假的，“你一定很蠢” 2 引言绿松石（yii -4）就像人一样；它们有生命，也会死亡…… 在藏族文化中，绿松石具有特别深远的象征意义。它既是“活”的石头，又容易被摧毁，因此它与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人类有着共同的命运。它唤起生命力，然后又消失。它既代表美丽和财富，也作为人类生命本身的“支撑”。术语 la-yii（字面意思是“生命-精神-绿松石”3-™g”）经常出现在神话和传说主题以及民间故事中，指的是人们相信拥有的生命精神、生存意志、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发挥作用的能力。绿松石正是守护、保存、保护和支持这种精神或力量的。"3 绿松石绝对是一种支撑方式。我想，在我四月份与十几个藏族穆斯林妇女交谈时，她们可能并没有真正意识到绿松石是“la-yit”；然而，毫无疑问，日复一日地被绿松石包围，为这些妇女所展现出的蓬勃生机创造了一个恰当的背景。在加德满都泰米尔区熙熙攘攘的游客群中，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躲避虎标万金油推销员、大麻贩子和急于卖地毯的人，不一定是一个月研究中最令人着迷的方式。尽管如此，坐在许多藏族穆斯林经营的珠宝店凉爽的庇护所里，嘲笑那些外国人2 扎切·法鲁关于生活艺术的建议。译。丹巴·诺布，藏文著作图书馆和档案馆，达兰萨拉：1987年，第 5件绿松石，页数+5。

[2] 既然藏传穆斯林女性必须在家礼拜，我问了她们如何进行礼拜，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回答——大多数人说她们通常只礼拜两次，或者“随心所欲”时礼拜。Razia带着一丝戏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可以戴面纱，或者留长白胡子戴白帽，每天礼拜五次，但如果你这样做却仍然憎恨所有人，那有什么用呢？” 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造物主。如果你只礼拜几次，但仍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并且心地纯洁，那么造物主会知道的。多么令人心酸。再一次，我的刻板印象——9 卡切法鲁，第 310 Joanna Claire（一位研究加德满都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和 Sophia 都向我解释说，藏传穆斯林更加严格，因为他们不信奉任何苏菲派伊斯兰教形式，因此不去加德满都的克什米尔清真寺，并且允许在...天之后‘不要推迟（推迟到明天）；如果你耽误了修行，召唤者（即死亡）随时会来，然后你就会后悔。’我走进Nilofur Jami的珠宝店，这次，她哥哥迎接我‘你们在研究藏传穆斯林吗？’ 你听说过这句话吗，加德满都=卡切明都？意思是，如果你是穆斯林，就不要来加德满都，因为我们人太少了。所有藏传穆斯林都来自逊尼派。与生活在西藏不同。每天礼拜五次，在尼泊尔的清真寺礼拜，并在家进行——这是伊斯兰教的支柱之一。在加德满都，男人们。去尼泊尔贾米清真寺礼拜。藏传穆斯林女性必须在家礼拜，我问了她们如何进行礼拜，得到了许多不同的回答——大多数人说她们通常只礼拜两次，或者“随心所欲”时礼拜。Razia带着一丝戏谑的目光看着我，说：“你可以戴面纱，或者留长白胡子戴白帽，每天礼拜五次，但如果你这样做却仍然... 憎恨所有人，那有什么用呢？” 你这样做只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造物主。如果你只礼拜几次，但仍然非常努力地工作，并且心地纯洁，那么造物主会知道的。多么令人心酸。再一次，我的刻板印象——卡切法鲁，第3页‘10 Joanna Claire（一位研究加德满都穆斯林的富布赖特学者）向我解释说，藏传穆斯林更加严格，因为他们不信奉任何苏菲派伊斯兰教形式，因此不去卡什米尔清真寺，并且允许在...

[3] Kha-che Phalu，第 19 页。2 页

[4] 同样，如果女性的视角不同，男性的视角也不同。然而，女性的视角并非独立于男性的视角而存在，我联系的男性虽然是姐妹或表亲，但通过社区成员了解当今藏族穆斯林社会的基本背景是至关重要的。大多数访谈（如果能称之为访谈的话）都是在午餐时或在陈列着圣物和未经打磨的孔雀石的珠宝柜台进行的。只有当我与三位年长者交谈时才需要翻译：Fatima、Karimullah和Habibullah，因为其他所有人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带着“甜美的声音”，就像一位美国学生第一次对Tibet Rinpoche说的那样，他回答说：“你是美国人吗？” 因为你们有大汽车、大房子、大汉堡包。如此大的嘴巴…… 藏族穆斯林倾向于使用尊称*参考某项研究。这个问题是“谁如此典型”。在美国，汉堡包是...研究藏族穆斯林的一个不幸方面是Masood Butt和José Caberzén提出的。他们普遍缺乏藏语知识。人们可能会注意到，与大多数关于该主题的研究不同，我倾向于避开纯粹的历史视角。虽然书面历史肯定会使关心其起源的藏族穆斯林受益，但我的重点倾向于“当下的人们”。收集到的大部分书目信息都是最近的且未发表的（ISPs、Tibet Journal），尽管口头收集的信息可能不如百科全书准确，但我相信与人们交流他们对身份的看法能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一些统计数据（以防你想知道……） 大约（截至1995年）流亡藏族穆斯林家庭数量：克什米尔：210户，尼泊尔：70户，卡林邦/大吉岭：30户，中东：12户。总人数：2000人。用藏语撰写的关于伊斯兰教的资料……

[5] 在佛教/伊斯兰教的联系以及西藏以外的藏族穆斯林和外来词汇。参考文献2 Beccin_ Alexander。关于佛教/伊斯兰教对话的讲座。酒店© Sax Mescod。西藏穆斯林：过去与现在（未发表的文章）© Cebesia。José Ignacio。西藏文化圈中的伊斯兰教。4篇文章，尼泊尔的少数民族。Nirala出版社：新5 Geborieau。Mare。“克什米尔苏菲的权力和权威”第21期。第XX卷。第3期。1995年 格雷厄姆。杰弗里 D. 以人为中心的轮子（关于传统的一种延伸）。现代性与藏族及其销售。ISP，1993年秋季 2-切和Gya Kha-che穆斯林社区在夏尔。第XX卷。第3期，1995年。关于生活艺术（Kha-che Pha-lu Namther）诺布。藏文作品与档案馆图书馆：达兰萨拉，附阿拉伯语对照文本（译著）。新泽西州。达伍德)。企鹅，UD Milley。比阿特丽斯·戴蒙德。“没有‘佛教’就没有藏族文化吗？”载于《藏族与喜马拉雅人类学》（编者：兰布尔，13）孙明珍。“世界之巅的穆斯林”《大公报》。奥维斯。克劳德。“藏区穆斯林贸易”。苏珊。新瓦尔商人等。种姓复杂性案例。ISP，1988年秋季

[6] 奈克，优素福。“我父亲的回忆。” 阿卜杜勒·加尼，在西藏。“ 西藏17) 拉杜。阿卜杜勒 瓦希德。穆斯林商队，《西藏杂志》，第XVI卷，第4期。18) 谢赫。阿卜杜勒·加尼。“Ti。藏族，《西藏杂志》，第XV卷，第4期，“藏族穆斯林‘Phalu’的建议：一部流行的佛教/伊斯兰文学论文选集。” 评论。第XXIII卷，第2&3期，2月。和3月。1988年 黛布拉。斯里那加尔的藏族穆斯林社区。ISP。

[7] 第29页：1.1959年前藏族穆斯林的地位和状况

[8] 第29页：DIR大厅，1995年11月13-18日，达兰萨拉

[9] 第44页：西藏地下室，达兰萨拉，1997年2月。

[10] 第45页：1983年6月9日，星期四

[11] 第45页：《西藏杂志》，第XX卷，第3期，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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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articles/Powers%20and%20Authorities%20of%20Sufis.pdf
原文标题：Powers and Authorities of Sufis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文章讨论圣徒、墓地、祈祷和权威结构如何影响社群生活
摘要：本文翻译关于苏菲圣徒权力与权威的文章，帮助读者理解藏族穆斯林传统中圣徒崇敬、社群秩序和宗教实践之间的关系。

中国边境的西宁。早在17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传教士就充分证实了他们在拉萨的存在。拉萨穆斯林的口头传统将克什米尔社区的建立时间定在同一时期，即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1642-1682年）。这些口头传统各版本的一个共同主要特征是，它们将一位圣徒描绘成穆斯林商人和达赖喇嘛之间的中间人。本文将研究这位圣徒的角色，以理解西藏穆斯林关于苏菲派的信仰。圣徒的权力为了解读下文分析的传统，有必要概述中世纪穆斯林的主要信仰。对他们而言，尽管安拉（归根结底）是万物之源，也是万物归宿，但他并不直接管理宇宙。他为此选择了那些作为他的朋友且与他非常亲近的人；他们被称为阿拉伯语词汇“wali”（复数形式为“auliya”），意为朋友和统治者，我们将其翻译为“圣徒”。因为造物主使圣徒成为宇宙的统治者…… 通过他们降临的祝福，雨水从天而降；通过他们生活的纯洁，植物从大地萌发。这是印度次大陆苏菲主义的第一位伟大理论家胡吉维里（Al-Hujwiri，卒于1072年，拉合尔）所言（Al-Hujwiri 1936, pp.212-213）。“wali”的等价词是波斯语“pir”，这是在印度、尼泊尔和西藏指代圣徒最常用的词。这些圣徒是神秘主义者，就像印度教的瑜伽士或佛教僧侣一样，他们在修行神秘道路的过程中获得了奇迹般的力量。特别是，他们能够行使奇迹。穆斯林神学将奇迹分为三类。类别：先知为证明他们从造物主那里得到的启示的真实性而施行的“mujizat”（神迹）；圣徒施行的“karamat”（圣迹）；以及非穆斯林为欺骗穆斯林信徒而施行的“istidraj”（字面意思：诱骗）（Subhan 1938, pp.108-111）。我们很快会在圣徒与达赖喇嘛的较量中遇到后两类；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不同类别之间的区别不在于奇迹力量的本质，而在于使用它们的目的。穆斯林相信，非穆斯林和穆斯林确实都拥有在空中飞行、变身为动物、同时出现在多个地方、知晓隐秘世界并对其施加影响的力量。作为中间人的圣徒中世纪信仰与地方圣徒传记穆斯林相信存在一个隐形的圣徒等级制度，“造物主选择他们作为他王国的统治者”（Al Hujwiri 1936, p.212），即宇宙的统治者。其中一个是“极”（qutb），宇宙围绕着他旋转；他有许多下属和代表，负责管理宇宙、各大洲、各国，最后是城镇和村庄；即使是最小的地方也有圣徒作为其保护者。这些大小不一的地方就是这些圣徒的领土（wilaya）。无论大小，他们都充当中间人，一方面连接着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穆斯林社区，另一方面连接着这些社区必须面对的各种自然和超自然力量。

Chhuchun（的念珠）丢失了，整个城镇都陷入了不安。由于无法找到它，一些人来见这位圣徒并寻求帮助。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即任何人不得打听小偷的名字和特征。他闭上眼睛，念诵了一些祷词。然后他宣布，念珠就在某某街区，在拉萨的某某房子里，房子的墙上贴着晾干的牛粪，小偷把念珠藏在了其中一块牛粪下面。人们揭开牛粪，找到了念珠。书中后面在描述克什米尔人墓地时，同一作者讲述了这位圣徒——看起来与前述轶事中的是同一人——是如何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土地来建立这个墓地的：在藏语中，这个地方的名字“Gyank Dah Gan”意为“用箭标记边界的领地”；老人们说，在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穆斯林还没有墓地；他们过去常把死者埋葬在达赖喇嘛的冬宫（称为Zhiptala）后面。当达赖喇嘛得知这种情况时，他感到很担忧。当时，一位圣徒常在面对宫殿的一座山顶上，沉浸在对安拉的思考中。每当达赖喇嘛向这个方向望去，他都能看到一个人沉浸在对安拉的思考中。有一天，他派仆人牵着一匹马去叫这个人。当仆人们来到他身边并请他随行时，他告诉他们：“你们自己回去吧！我会自己过去。” 仆人们回答说：“路不好走，既危险又累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带了一匹马，马就拴在下面。” 圣徒让他们把马带走。他们回到达赖喇嘛那里；当他们正在讲述刚才发生的事情时，圣徒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没有骑马，也没有任何其他交通工具。当看到这些奇迹（karamat）时，达赖喇嘛请圣徒与他交谈。圣徒向他详细描述了穆斯林的宗教；他。向他解释了他们墓地的问题。几天后，达赖喇嘛在一块平坦土地的四个角落各射了一箭；然后他对穆斯林说：“把这四支箭之间的所有土地拿去作你们的墓地吧。”从那时起，这块土地就归穆斯林所有了（Abu Bakr Amiru'd-Din 1979, 第116-118页）。

一个19世纪的版本加德满都的克什米尔商人Khwaja Ghulam Muhammad（1857-1928）在1882-1883年于拉萨经商时，收集了一个更详细的版本。他将此版本以乌尔都语记录在他约1904年撰写的自传中，我已对其进行了编辑和翻译。以下是这个故事主要部分的翻译：在这座山谷（位于拉萨以南五英里处）的北面，有一个在穆斯林中广为人知的地方，名为“达尔加”（Dargah，波斯语中意为穆斯林圣徒的陵墓）；这座山的北坡正对着拉萨。众所周知，那位名叫海鲁丁（Khairu'd-Din）的圣徒，是一位来自巴特那（Patna）的克什米尔人，他曾乔装成商人居住在拉萨。他过去常常奇迹般地被传送到这个地方进行祈祷。据记载，几百年前，当时的达赖喇嘛从正对着这座山的布达拉宫看到了他正在祈祷；通过自己的神秘修行，达赖喇嘛认出了他。最终，在打听了他的情况后，达赖喇嘛派了一名信使去请他前来会面。但他拒绝了。达赖喇嘛随后又派了第二次信使，传话道：“好吧，我亲自来见你。” 但这位圣徒再次拒绝了。午后祈祷刚刚结束，圣徒就看见达赖喇嘛过来了。他奇迹般地将自己变成了一只鸽子，飞向了他的家乡（巴特那）。达赖喇嘛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于是通过他的神秘修行和超自然力量（istidraj），将自己变成了一只老鹰进行追赶；大约在傍晚祈祷时分，他们两人。到达了尼泊尔以北十五或十六里格（leagues）处的扬拉科特（Yanglakot）山。圣徒转向达赖喇嘛说：“你已经到达了你的极限（即你领土的边界；回去吧，否则你的力量将会消失）。” 达赖喇嘛停了下来。圣徒在此地做了傍晚祈祷，随后飞往巴特那。与此同时，在他精神导师（murshid）的修道院（khanqah）里，苏菲派信徒们正在准备日落祈祷。导师对领拜人（imam）说：

拉萨克什米尔人的传统似乎最初只提到了圣徒的一位对手，即达赖喇嘛。但这是一种错觉：达赖喇嘛实际上体现了三种不同的角色：他是转世神灵、魔法师和国王。整个圣徒的故事——在最后引用的Khwaja Ghulam Muhammad版本中——是建立在我刚才定义的轶事类型模型之上的：通过与拥有三重角色的达赖喇嘛竞争，他实际上是在同时与神灵、魔法师和政治权威进行斗争。在竞赛中。使用了魔法手段（包括空中飞行）；然而，参赛者们并没有像印度故事中那样使用飞毯，而是将自己变成了鸟。这纯粹是当地的发明吗？不是。正如所展示的那样，在穆斯林和前穆斯林传统中，圣人与鸟类的关联都非常普遍；飞行竞赛在宗教传说中是一个常见的主题（Digby 1990）。应当强调的是，拉萨传统中竞赛的赌注与印度轶事中的相同：其目的不仅是控制一个地点，更是为了感化达赖喇嘛，使西藏皈依伊斯兰教。这一目标近在咫尺：圣人的巴特那（Patna）导师责备他没有去见达赖喇嘛，也没有尝试感化他；在一些口头传统中，甚至有说法称达赖喇嘛曾秘密皈依。最后，北印度轶事与西藏轶事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结局：前者记录了圣人的彻底胜利；后者则在胜利前戛然而止；当地势力并未被征服，穆斯林不得不作为没有政治权力的宗教少数群体留存下来。因此，将西藏与其他穆斯林处于少数地位的地区进行比较最为恰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加德满都的克什米尔人。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展示的那样（Gaborieau 1977, pp.33-34; Gaborieau 1989, pp.221-222），他们保留了类似的传统，据此，一位名为加亚苏丁（Ghyasu d-Din）的当地圣人征服了当地神灵，击败了魔法师，并从国王那里获得了土地，用于建立清真寺、墓地和苏菲派修道院。

再往南，在印度南部，苏菲派圣人也作为穆斯林商人和当地印度教神灵、魔法师及国王之间的中间人出现（Bayly 1986, pp.41-58）。从上述对拉萨克什米尔穆斯林传统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是历史性的：这些。传说并非纯粹的当地发明；它们建立在圣徒传记模型之上，这些模型在尼泊尔和印度，甚至在中亚都有广泛的记载（见本卷中Thierry Zarcone的文章）。我的第二个结论是关于这些传统的内容：它们阐释了苏菲派的一种信仰，即圣人是穆斯林社区与当地势力（神灵、魔法师和国王）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通过利用他们的权威和力量来对抗这些势力，他们成为了当地穆斯林社区的创始人和保护者。苏菲派、瑜伽士和僧侣如今在印度，社群主义十分猖獗：在1947年印巴分治和1992年阿约提亚清真寺被毁之后，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对抗凸显出来。在拉达克，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敌对情绪也在加剧。与这些冲突及其政治利用形成对比的是，我们上面分析的传统（通过神秘主义者的媒介）强调了穆斯林、佛教徒以及在印度背景下的印度教徒所共有的特征。作为本文的结语，让我们强调这些共同特征。这里使用的轶事重点关注了在三种宗教中都超然物外的人物，即苦行者，也就是那些放弃世俗生活，将全部时间投入到宗教追求中的人。他们都修行神秘主义，并由此获得魔法力量。在穆斯林中，他们被称为苏菲派；在印度教徒中，正如印度苏菲派圣徒传记所描绘的那样，他们由瑜伽士（Jogis）代表；在佛教徒中，他们由在许多方面与瑜伽士相似的僧侣代表。在印度的苏菲派文献中，非穆斯林通常由瑜伽士代表，但关于他所说的。

关于他所说的，通常也可以说是关于佛教僧侣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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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通过研究当地社区的传统，我们能够对这些力量进行盘点。在过去30年里，拉萨克什米尔穆斯林的传统已有多个版本出版（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1962; Gaborieau 1973, 第、115-119页; Abu Bakr Amiru'd-Din 1979, 第94-97页及117-118页）。（接上文） 他们都提到了一位中间人，即一位圣徒，他有多种称呼，如Pir Pora'ola、Khairu'd-Din或Ya'qub。他是穆斯林商人与达赖喇嘛及其他西藏宗教权威之间的中间人。一个20世纪的版本根据最近出版的版本，在拉萨的克什米尔人墓地里，有几座非常高的坟墓和其他古迹，西藏穆斯林将其视为古代圣徒的陵墓（……） 他们曾在此传教并使许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中一位是Pir Pora'ola（……） 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的皮肤非常黑，所以被称为pora'o。没人知道他何时到达，也没人知道他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代代相传着关于他的故事。他过去常常保持完全沉默，沉浸在对安拉的思考中。据说他从未见过拉萨城。他待在一块距离拉萨一定距离的岩石上，那里被称为“道堂”（Dargah，波斯语中指穆斯林圣徒的陵墓）；人们至今仍能在那里找到古迹，包括一处在岩石上凿出的礼拜场所；岩石上还凿有用于存放炊具和其他物品的地窖。穆斯林过去常去这个地方朝圣，并在那里进行两次叩头的副功拜（supererogatory prayers）。这位圣徒过去常显现奇迹（karamat）；因此，两种宗教（穆斯林和佛教徒）的信徒都崇敬他，并常来向他祈求恩惠。每当他看到周围有许多人时，他就会教导他们如何礼拜，并给予他们许多劝诫和建议。关于他有一个著名的轶事。著名魔术师Ne Chun的念珠。

[2] “请稍微延长一下第一次叩头的时间：有客人要到了。” 最终，圣徒在导师的修道院里完成了日落祈祷。祈祷结束后，在他亲吻了导师的手之后，导师说道：“犯了一个大错：如果你当时见了达赖喇嘛，他或许就已经皈依伊斯兰教了。” “如果他皈依了，整个国家都会成为穆斯林国家。” “但造物主的旨意占了上风。” 圣徒想回到拉萨，但他的导师告诉他：“时机已过。” 因此，他最终在巴特那去世；他的陵墓位于一个叫Shah-ki imli的街区（资料：Gaborieau 1973, 第114-117页）。还有其他版本（Peter of Greece and Denmark 1961，第235-240页；Gaborieau 1973，第17-18页）。在其中一些版本中，结局有所改变：达赖喇嘛皈依了伊斯兰教，但由于害怕他的政府，他不得不将皈依之事保密；正是因为他皈依了，所以他对穆斯林才如此友善。传说的共同结构无论结局如何，所有版本都有共同的特征：克什米尔人的身份首先不是通过他们的职业，而是通过他们的宗教来识别的，而一位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圣徒是。穆斯林与当地势力（此处以达赖喇嘛为代表）之间的中间人。为了解读这些传说中达赖喇嘛所代表的含义，我们必须将它们与印度主流的苏菲派圣徒传记进行比较。在那里，在众多讲述苏菲派在特定圣地建立道场的传说中，有一类“关于魔法竞赛和皈依的轶事，具有区域性意义，即瑜伽士（Jogi）作为神圣或令人向往之地的代理人，被苏菲派谢赫（Shaykh）所取代”（Digby 1970，第7页）。这类传说中最完整的是关于穆因丁·奇什蒂（Mu'inu'd-Din Chishti，卒于1235年左右）的故事，他成功控制了拉贾斯坦邦的阿杰梅尔（Ajmer）圣地，并成为了整个穆斯林印度的保护者。根据后期的圣徒传记（Subhan 1938，第200-206页；Digby 1970，第14页；Digby 1986，第73页），他“战胜了三个不同的对手，即当地神灵或魔鬼（dev）、瑜伽士Ajay pal以及乔汉（Chauhan）统治者Rai Pithaura”（Digby 1970，第14页）。他首先制服了神灵，并在其神庙中建立了修道院；随后在包括空中飞行在内的魔法竞赛中击败了瑜伽士；最后，他通过吸引穆斯林军队击败了国王，从而导致了国王的垮台，并建立了德里苏丹国。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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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academic.oup.com/edited-volume/41330/chapter/352333065?login=false
原文标题：Reimagining Tibet Through the Lens of Tibetan Muslim History and Identity
作者：Rohit Singh
作者简介：原文来自学术出版平台或研究机构，内容聚焦历史、宗教、身份和社群研究。

副标题：Oxford Academic 章节通过克什米尔流散社群，重新理解西藏历史中的穆斯林声音
摘要：本文翻译 Rohit Singh 的学术章节，讨论藏族穆斯林如何通过历史记忆、迁徙叙事和伊斯兰身份，挑战单一佛教化的西藏叙事。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随着英国和俄罗斯对该领土的觊觎，西藏成为了西方想象的对象。在此期间，欧洲的著作中出现了将该地区浪漫化或妖魔化的形象。当代藏学学者们研究了这些描述如何持续塑造关于西藏的主流叙事。本文通过对居住在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进行历史和民族志研究，为这些主流叙事提供了一种替代视角。这是一个流散群体，在1959年中国政府全面控制西藏中部后，他们从拉萨迁移到了印度。对该群体历史和生活记忆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多元且独特的视角，用以审视西藏的历史、宗教和身份认同。

如何更准确地呈现西藏历史和身份认同，是近期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些著作可以分为两类：（a）强调西方对西藏霸权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研究；（b）对政治话语、宗教实践和美学中体现的西藏自我定义的民族志考察。第一类研究在“香格里拉范式”下运作，将当代西藏历史主流叙事和西藏身份认同视为基于欧美迷恋和权力利益的建构，在这种建构中，“真正的藏人”通过外国对西藏的描述来定义自己。在这些著作中，最清晰地阐述了殖民权力利益与西藏身份认同形成之间复杂关系的是洛佩兹（Lopez）的作品。据洛佩兹所言，欧洲对西藏的幻想产生于19世纪，当时英国和俄罗斯竞相争夺该地区的主权，“欧洲列强在政治上未能统治西藏，这增加了欧洲人的渴望并助长了幻想……对传统西藏高度浪漫化的描绘随之出现，其中一些至今仍有影响。” 当西藏难民在与外国受众的交流中接触到这些对西藏浪漫化的描述时，流亡的佛教徒便基于这些形象构建了自己的民族认同。

虽然这一类别的著作几乎完全处理东方主义和殖民主义问题，但过去二十年来出现了第二个领域，通过民族志研究探讨西藏身份认同，涉及广泛的主题，例如流散中的自我重定义、表演与自我表达、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治下宗教生活的适应，以及西藏的性别建构。这些学术研究关注西藏文化领域中当代声音的生活传统和多样性，突显了藏人在应对“现代性”时，定义和重定义其自我观念的复杂方式。然而，大多数关于西藏的学术研究仍然只关注佛教和佛教徒群体。少数宗教社区和族群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通过研究这些少数群体，学者们可以获得审视西藏历史的新视角，并为考察西藏身份认同提供更广阔的框架。

在本文中，我旨在通过提供一种在殖民和东方主义框架之外对“藏人”含义的理解，来拓宽对西藏的概念想象，使其超越永恒的“香格里拉”。我通过探索居住在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的经历、记忆和叙事来实现这一目标。该群体的成员是拉萨“卡切”（khache）的后裔，这是一个至少从17世纪起就居住在西藏中部的穆斯林聚居区。1959年，随着达赖喇嘛政府的倒台和中国共产党（CCP）在西藏掌权，大多数“卡切”穆斯林从拉萨大规模迁移到印度。口述历史和印度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交流显示，中国当局最初阻止了这些穆斯林离开西藏。然而，西藏穆斯林通过推广历史叙事，将他们的社区描述为具有克什米尔血统，从而获得了印度国民身份的资格，并得到了印度政府的外交支持，最终在1959年至1960年间获准迁移到印度北部。早期的定居者居住在印度东北部，主要是噶伦堡，并于1961年至1964年间逐渐转移到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

本文利用我在2009年于斯利那加西藏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时所做的口述历史访谈，呈现了西藏穆斯林对1959年前西藏的记忆和叙事，并讲述了他们如何理解和赋予其突然离开家园这一行为以意义。西藏穆斯林将1959年之前视为他们的祖国，在那里他们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经济繁荣，并与西藏佛教徒享有平等的地位。1959年前后的时期是他们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在此期间，西藏穆斯林失去了家园，因为一个共产主义政府掌权后，系统性地瓦解了他们的社会并暴力压制了宗教自由。他们运用伊斯兰教中“希吉拉”（迁徙）的概念，将从西藏到印度的旅程叙述为一场神圣的事件。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拉萨祖先受到先知穆罕默德 ﷺ 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的启发，英勇地从共产主义政权手中拯救了伊斯兰教。因此，这些集体记忆将西藏穆斯林的故事置于更广阔的泛伊斯兰历史之中，其核心身份是作为穆斯林，即全球信徒大家庭的一员，并按照先知的榜样生活。当我们接触西藏穆斯林的历史及其社区成员的个人声音时，我们便跳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框架，获得了观察西藏和喜马拉雅历史、宗教及身份认同的全新、独特且多元的视角。

伊斯兰教传入西藏

由于缺乏文献或实物证据，很难确定穆斯林首次进入西藏中部地区的具体时间。穆斯林在公元七至八世纪左右接触到该地区，当时阿拉伯、中国、突厥和西藏势力正在争夺中亚的控制权，这些势力通过贸易、外交和战争相互往来。从这些互动的记录中，我们可以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文献中找到关于伊斯兰教在西藏最早的一些记载，这些文献探讨了该国的地理构成、传教活动、改宗叙事以及政治效忠等问题。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穆斯林群体在很久之后才开始迁入西藏，当时经济利益通过各种贸易路线将他们引向那里。鉴于穆斯林群体所经过的亚洲贸易网络错综复杂，很难查明穆斯林商人进入西藏的所有确切路径。藏学学者何塞·卡贝松（José Cabezón）在其文章《西藏文化圈中的伊斯兰教》中，勾勒了伊斯兰教进入西藏中部的两条主要路径。其一是通过东部贸易网络，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经波斯和阿富汗传播，并通过中亚的丝绸之路抵达中国。从中国的不同地点，伊斯兰教传播到了藏东地区。中国穆斯林（即“甲卡切”）在藏东定居后，与西藏中部地区开展贸易，并最终迁往拉萨。另一条可能是西部路线，即伊斯兰教进入突厥斯坦、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地区。据卡贝松所述，沿着这条特定轨迹，伊斯兰教主要是从拉达克进入拉萨的。伊斯兰研究学者马克·加博里奥（Marc Gaborieau）追溯了另一条路径，即克什米尔穆斯林通过一个更大的商人网络从南亚进入西藏，这些商人定居在拉合尔、德里、贝拿勒斯、巴特那、达卡（孟加拉国）和加尔各答等城市。该行会的成员主要通过加德满都直接进入西藏，那里曾有一个克什米尔社区定居。最初为经商而来到该地区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随后逐渐在拉萨、日喀则、江孜、吉隆和泽当等西藏中部的主要城市定居下来。

十七世纪甘丹颇章政府治下的西藏穆斯林

到了十七世纪，在五世达赖喇嘛和甘丹颇章（Dga’ ldan pho brang）政府的庇护下，穆斯林少数群体已成为西藏社会中融合良好的成员。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在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并以牺牲敌对佛教教派为代价，于1642年建立了甘丹颇章政府。与人们印象中田园诗般、本质上和平的西藏不同，五世达赖喇嘛的崛起有时依赖于暴力手段来击败敌对政权。他甚至利用佛教神学来为这些暴力措施辩护并使其合法化。1642年在拉萨巩固地位后，甘丹颇章致力于建立一个由达赖喇嘛及其摄政王统治的政府，其中宗教和世俗部门协同工作（政教合一，chos srid gnyis ldan）。

这一新政府寻求对西藏行使神权和世俗双重权威。甘丹颇章通过达赖喇嘛这一形象获得了神权合法性。通过神话、公共仪式以及布达拉宫的建造，五世达赖喇嘛在藏人眼中成为了观世音菩萨（慈悲之佛）的现世化身。甘丹颇章通过努力将拉萨建设成一个富裕的国际化大都市，在世俗层面上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五世达赖喇嘛将拉萨设想为一个国际中心，来自亚洲和中东各地的旅行者都会来到这里进行朝圣、宗教教育和贸易往来。为了发展国内基础设施，并促进对外外交和贸易，甘丹颇章欢迎各种少数群体来到西藏中部，如亚美尼亚人、尼瓦尔人、蒙古人、汉人、印度人和克什米尔人。

在此背景下，至少有四个穆斯林聚居区在西藏中部定居：尼泊尔人、加里布人（Gharībs）、甲卡切或霍帕林巴人（Ho pa/ po gling pa），以及卡切人。在拉萨所有的穆斯林聚居区中，拉萨卡切人是融入西藏社会程度最深的一个群体。克什米尔的藏族穆斯林将拉萨的“卡切”（Khache）视为他们的祖先来源。根据斯利那加社区成员保存的口述历史，卡切人最早是在克什米尔发生饥荒和政治动荡期间，随各批克什米尔人逃往拉萨时抵达西藏的。他们的祖先将西藏视为一片“远离国家政治、没有世俗压力和物质主义，且不存在种姓或群体差异”的安全地带。抵达拉萨后，克什米尔男性与佛教女性之间发生了通婚，这些女性随后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五世达赖喇嘛掌权并给予他们免税、土地赠予和权利等支持后，藏族穆斯林获得了西藏中央政府的直接援助。拉萨的卡切人享有免税地位，这使他们能够将剩余收入用于社区的福祉。他们也不必向喇嘛或其他显贵鞠躬，在这些人面前也无需摘下头巾，并且在佛教圣月期间可以免除禁食肉类的限制。17世纪的西藏政府提供了土地，卡切人在上面建造了清真寺、公园、经学院和墓地。

五世达赖喇嘛的政府还授予了他们独特的特权，包括政治自治权。卡切人拥有自己的自治单位“潘奇”（Panch），负责监督社区的行政事务。该组织由五名官员组成，在最终选举结果经由噶厦办公室（Kashag Office）批准后，他们任职三年。上任后，成员们无偿管理民事事务，并代表当地藏族穆斯林充当与拉萨政府之间的中介。“潘奇”通过执行基于当地伊斯兰教法解释的法律体系来调解内部纠纷。作为拉萨精英阶层中享有盛誉的成员，他们会收到达赖喇嘛布达拉宫重大公共活动的邀请，并被安排在贵族中就座。

甘丹颇章政府对卡切人表现出的慷慨，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穆斯林在外交和经济领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些卡切人与拉萨的统治精英关系密切，经常担任佛教政权与外国势力打交道的使节，从而促进了国际商业关系以及西藏中央与邻国之间的外交。例如，在1679年至1684年的西藏-拉达克-莫卧儿战争之后，拉萨与列城（Leh）之间的关系通过1684年的《提米斯岗条约》（Gting mo sgang）实现了正常化，该条约规定拉达克每三年向达赖喇嘛进贡藏红花、披肩和其他商品，作为名为“洛恰”（Lo phyag）商队的一部分。拉萨一个显赫的卡切家族——赫瓦贾（Khwaja）家族，负责管理和组织这些交流。关于邻国中国，拉萨的卡切领袖曾在1909年被召集去仲裁与清朝之间的纠纷。当西藏领导人需要与英属印度进行外交时，他们经常要求藏族穆斯林担任调解人。大约在1774年至1775年间，卡切人会见了第一个英国驻西藏贸易使团，并向使团团长乔治·博格尔（1746–1781）承诺，拉萨将与他们合作，发展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在1788年廓尔喀入侵西藏前不久，班禅喇嘛派遣了两名藏族穆斯林作为特使前往加尔各答，请求总督援助以对抗廓尔喀国王。

然而，拉萨卡切人影响力最大的领域是西藏中部的经济。该社区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富有的贸易商和商人，他们通过拉达克的“洛恰”商队或尼泊尔贸易路线，促进了西藏与南亚之间的货物往来。他们从西藏采购羊毛、麝香和盐，并在印度换取披肩、布料、藏红花、干果、珠宝、药材和黄金。因此，他们为西藏产品在海外提供了市场，同时为当地人进口了实用商品，并为拉萨的城市精英进口了异国奢侈品。这些商品可以在拉萨的大型商店购买，这些商店通常由穆斯林女性管理，而她们的丈夫则外出进行贸易考察。众所周知，藏族穆斯林女性在“商业事务中拥有强大的话语权”。由于这些企业，许多卡切人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并在城中享有极高的声望。当法国传教士埃瓦里斯特·雷吉斯·胡克（Évariste Régis Huc）于1846年前往拉萨时，他观察到藏族穆斯林是拉萨最富有的商人，在货币事务上极具影响力，以至于人们几乎总能在西藏货币上找到波斯文字。这种财富和显赫地位将一些卡切人提升到了与拉萨贵族相同的社会地位。因此，当他们走在街上时，平民路人会移到一旁让他们通过，并伸出舌头以示尊重——这是一种通常用于迎接贵族的习俗。

因此，卡切人和甘丹颇章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卡切人（Khache）依靠西藏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庇护，不仅成功开展了商业活动，还在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中保留并践行了伊斯兰教。甘丹颇章（Ganden Palace）则反过来依靠这些西藏穆斯林，通过贸易、商业和外交来提升其政权的世俗合法性。西藏历史往往主要通过寺院佛教的视角来叙述，这造成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即西藏是一个同质化的佛教社会。研究西藏文化领域内政治政权与少数群体之间的互动（例如甘丹颇章与拉萨卡切人之间的互动），能为理解政府权力的复杂性、该地区的历史外交与经济发展，以及西藏社会宗教的多样性提供重要见解。

伊斯兰教与西藏文化

西藏文化常被视为佛教的产物。例如，藏学学者马修·卡普斯坦（Matthew Kapstein）写道：“从文化上讲，西藏的特点在于使用古典藏语作为文学媒介，拥有共同的艺术和工艺传统，以及藏传佛教宗教体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虽然卡普斯坦对西藏文化的定义提供了一种便于分析和比较的理想类型，但这强化了一种观点，即身为藏人就意味着是佛教徒。学术界需要更多地探讨“藏传佛教宗教体系”之外的少数群体（如拉萨卡切人）是如何采纳并促进西藏文化发展的。随着卡切人融入西藏社会，这些穆斯林在将西藏文化各方面伊斯兰化的同时，也将其宗教习俗和传统进行了藏化。这种“双向运动”发生在语言、服饰、烹饪艺术、建筑和宗教等领域。卡切人以讲最纯正、最地道的拉萨话（Lhasaké）而闻名，这是一种他们在商业往来及各种宗教场合中使用的城市方言。藏语是宗教教育、祈祷、节日庆典以及当地伊玛目布道的媒介。在服饰方面，卡切人采用了藏式服装——尤其是女性，她们以在节日和社交场合穿着精致的藏式长袍（chu bas）而闻名——但卡切人也通过头饰来彰显自己的身份：许多男性佩戴白色绣花帽（sozenis），女性则佩戴丝绸头巾（hijabs）。在日常饮食中，他们制作藏式食物和茶，并在婚礼和宗教仪式上供应特色的藏式菜肴。虽然他们食用大多数藏族主食，如蒸饺（mog mog）和糌粑（tsam pa），但卡切人只制作清真肉类，并避免食用伊斯兰教法中禁止的物品：猪肉（phag sha）、啤酒（chang）和酒精饮料（arak）。在城里居住时，他们住在拉萨风格的房屋中（去掉了佛教装饰），甚至将藏式设计融入了他们的清真寺。基于这些例子，卡贝松（Cabezón）观察到，卡切人的文化和习俗提供了“同时窥见两个世界的窗口：穆斯林与佛教徒，藏族与阿拉伯。”

拉萨卡切人还通过文学和音乐为西藏文化做出了贡献。一本著名的格言集《卡切帕鲁》（Khache Phalu）被认为是由拉萨穆斯林中一位博学之士法伊杜拉（Faidhullah）所写；甚至佛教徒也十分看重他的道德建议。拉萨穆斯林还在19世纪左右将一种名为“囊玛”（nang ma）的流行音乐风格引入了西藏。卡切音乐家受邀前往贵族家庭进行表演。贵族家庭。

重构西藏的宗教景观

西藏常让人联想到佛塔、华丽的寺院、神山，而在拉萨，则是达赖喇嘛的布达拉宫。非佛教社区（如西藏穆斯林）也有其独特的圣地，宗教生活和身份认同正是围绕这些空间形成的。根据我在斯利那加收集的口述历史，以及克什米尔西藏穆斯林社区成员阿布·巴克尔·阿米尔-乌丁·纳德维（Abu Bakr Amir-Uddin Nadwi）于1979年撰写的《西藏与西藏穆斯林》等文献记载，卡切人的墓地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圣地，因为墓地里安葬着苏菲派圣徒，西藏穆斯林会聚集在那里祈祷，寻求圣徒精神的庇护与物质援助。纳德维记载道：“在开斋节等节日期间……从清晨开始，人们就会前往墓地诵读‘法提哈’（Fateha），穆斯林委员会还会为访客提供食物。” 此类活动被称为“乌尔斯”（Urs）。在苏菲主义语境下，“乌尔斯”是苏菲派圣徒（pīrs）的忌日纪念活动，几个世纪以来，南亚许多地方都会在圣徒的陵墓（dārgah）举行此类活动。在这些节日期间，人们会准备宴席并诵读特别的祈祷词。据纳德维（Nadwi）所述，拉萨“有许多这样的‘达尔加’（dargahs），即与历代（穆斯林）圣徒名字相关的圣地，人们过去常去那里祈祷，祈求愿望达成。” 他们会从那里带回黄米，作为神圣的‘普拉萨德’（prasad，意为祭品/福食）。” 这些习俗源于苏菲派的世界观，根据这种观点，圣徒或皮尔（pīrs）在人类与造物主之间充当中间人。当地的皮尔（pīr）担任安拉的瓦利（walī，意为朋友与监护者）。造物主将代表他治理宇宙的责任赋予了这些圣徒。此外，这些人物的鲜活存在感就寄托在他们的墓地之中。因此，对于西藏的穆斯林而言，墓地中那些特殊的陵墓为他们提供了与神圣事物之间的鲜活纽带，而这些纽带就坐落在拉萨的土地上。

根据曾居住在加德满都并于1882年至1883年间前往拉萨的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卡瓦贾·古拉姆·穆罕默德（Khwājah Ghulām Muhammad）的旅行日记记载，卡切（Khache）人特别崇敬凯尔-乌德-丁（Khair-ud-dīn），他是该社区传说中的创始人，曾与第五世达赖喇嘛有过一次神奇的邂逅。在凯尔-乌德-丁拒绝了达赖喇嘛的会面邀请后（达赖喇嘛曾观察到这位圣徒在面对布达拉宫的一座山上礼拜），达赖喇嘛试图与凯尔-乌德-丁对质。当凯尔-乌德-丁看到达赖喇嘛走近时，他化作一只鸽子，飞回了他在比哈尔邦巴特那的家乡。但他这样做之后，达赖喇嘛化作一只老鹰紧追不舍。当圣徒刚进入印度时，他告诉达赖喇嘛：“你已经到了极限了。回去吧！否则你的力量将会消失。” 达赖喇嘛随即返回了西藏。凯尔-乌德-丁抵达巴特那后，受到了他导师的责备，导师认为如果圣徒当时见了达赖喇嘛，或许这位佛教领袖就会皈依伊斯兰教，从而为西藏的伊斯兰化铺平道路。

加博里奥（Gaborieau）在分析这个故事时，指出了苏菲派圣徒传记中常见的许多主题：苏菲派与当地宗教人物之间的法力较量、通过皮尔（pīr）击败非穆斯林实现皈依伊斯兰教，甚至还有圣人与鸟类相关的传说。这些元素“提供了一个苏菲派的例证，即圣徒是穆斯林社区与当地势力之间不可或缺的中间人……通过利用他们的权威和力量来对抗这些势力，他们表现为当地穆斯林社区的创始人和保护者。” 因此，凯尔-乌德-丁的形象为卡切（Khache）人提供了一位传说中的创始人，其力量和威望与他们佛教邻居的精神和世俗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不相上下。此外，对这一叙事的记忆呈现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即他们社区的起源地，从而将这些穆斯林的自我认知与苏菲派伊斯兰世界观及西藏的地理景观联系了起来。

1959年以前西藏的佛教徒与穆斯林邻居

在18和19世纪西方的语言学、传教士和学术著作中，佛教和伊斯兰教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形象。语言学家认为佛教是东方唯一科学且理性的宗教，这种宗教在传播到亚洲并与其他本土传统融合的过程中逐渐退化。另一方面，伊斯兰教被认为是一种野蛮、未开化且过度性化的宗教，与西方的价值观完全对立。在《世界宗教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World Religions）一书中，增泽知子（Tomoko Masuzawa）论证了在欧洲语言学中，这两种宗教之间的差异往往以种族术语来表达，佛教被视为一种基于梵语的雅利安传统，其本质上优于基于闪米特语的伊斯兰教。简而言之，在东方主义的框架内，佛教和伊斯兰教是互相对立的。这种观点并不被斯利那加那些对1959年以前的拉萨仍有记忆的西藏穆斯林所认同。根据他们的记忆，这两种宗教在拉萨共存并相互交融。

在2009年于斯利那加进行的口述历史访谈中，我询问了社区中出生于拉萨的成员，请他们回顾在拉萨的生活，特别是他们与佛教徒的互动。我采访的一位杰出人物是瓦利·乌拉（Walli Ullah）伊玛目，他是该聚居区的资深宗教领袖——即“巴拉伊玛目”（Bara Imam）——也是当时西藏穆斯林社区的主席。他出生于西藏中部的日喀则，在拉萨生活到15岁，随后他的家人像大多数其他卡切（Khache）人一样离开了西藏前往印度。他向我描述了两个宗教社区之间深厚而亲密的关系：

当我住在拉萨时，生活非常平静。那里有完全的自由……没有像我们在印度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气氛。人与人之间没有宗派隔阂。只有两种宗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西藏，佛教徒和穆斯林之间没有鸿沟。我们把自己视为一家人。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过去常会去询问对方。如果我们的家庭遇到任何困难，佛教徒邻居都会过来询问并帮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彼此之间生活得非常幸福。当我们离开西藏时，我们的邻居尽管是佛教徒，却还是哭着跑来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要走去印度？” “请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吧。”

伊玛目乌拉（Imam Ullah）在此指出了拉萨出生的那一代西藏穆斯林在讲述他们在西藏中部生活时的核心主题：那是一个佛教徒和穆斯林像“一家人”一样共同生活的时代，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敌意或隔阂。在拉萨，佛教徒和穆斯林作为朋友和邻居共同生活，他们互通有无、参加彼此的仪式，甚至偶尔还会通婚。他们的生活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卡切人（Khache，即西藏穆斯林）离开西藏对两个群体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情。

佛教和伊斯兰教在西藏也通过共同的宗教节日产生了交集。巴拉伊玛目（Bara Imams）回忆道：“在伊斯兰教中我们有两个开斋节，那时佛教徒会来参加；而当有佛教节日时，我们也会去参加。” 据伊玛目乌拉所说，在各自的节日期间，他们会交换礼物、一起聚餐，并“分享彼此的喜悦”。在这些场合，佛教徒也会顾及穆斯林邻居的饮食禁忌，不给他们提供酒精或猪肉。西藏的穆斯林每天五次前往清真寺进行主命拜功（namāz/ṣalāt）。偶尔当这些穆斯林去佛教邻居家参加社交活动时，他们会听到礼拜的召唤声。伊玛目乌拉回忆说，佛教徒非常尊重卡切人的宗教义务，每当礼拜召唤声响起，他们就会礼貌地请穆斯林离开宴席，对他们说：“我的朋友，去礼拜吧。”

西藏公立学校校长阿曼·马利克（Aman Malik）离开拉萨时年仅十一岁，但他对西藏的童年生活仍有许多生动而美好的回忆。他回忆道：“少数穆斯林——大约1000到1100人——生活得比居住在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还要独立……佛教徒称呼我们为‘Bhai-lags’（兄弟）。” “我们以从不欺骗、撒谎或偷窃而闻名。” 马利克校长在此提到了卡切人在拉萨所享有的政治自由和宗教多元化。由于被赋予了特殊权利，例如通过“潘查”（Panch）进行自治，西藏穆斯林能够管理自己的事务，从而作为一个宗教少数群体在佛教神权政治下独立生活。然而，他们的穆斯林聚居区从未与西藏社会的其他部分隔绝；相反，他们被其他藏人视为兄弟和同胞。马利克校长还讲述说，在神圣的斋月期间，凌晨3点会敲响锣声，唤醒居住在八廓街（bar khor）周围的穆斯林进行清晨礼拜（namāz）。尽管噪音也吵醒了佛教徒，但没有一个人抱怨。其他西藏穆斯林也与我分享了类似的宗教和谐记忆，他们怀念地描述了与佛教徒童年伙伴玩耍、与佛教徒同事做生意，以及参加彼此婚礼和宗教节日的经历。对于居住在斯利那加（Srinagar）的拉萨出生的穆斯林来说，毛泽东时代之前的西藏代表了一个黄金时代，那时佛教徒和穆斯林是一家人，被共同的语言、家园和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这种关于佛教与伊斯兰教之间宗教和谐的记忆，对这些穆斯林而言，体现了作为藏人所拥有的尊严与令人钦佩的一切。

西藏穆斯林的民族认同问题

西藏的民族认同通常被认为与佛教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据藏学学者乔治·德雷福斯（George Dreyfus）称，流亡藏人使用“传统话语将自己重新呈现为属于一个由其佛教价值观定义的独立国家”。这种佛教民族主义的概念排斥了非佛教的少数群体，例如居住在西藏的穆斯林聚居区。然而正如我们所见，拉萨的卡切人自甘丹颇章政府成立以来，一直是其重要的臣民。在西藏中央政府的支持下，西藏穆斯林成为了一个富裕的群体，为拉萨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可以自由地实践自己的宗教，并在拥有清真寺、经学院和圣徒陵墓（dārgahs）的城市中延续着他们的伊斯兰传统。关于海尔丁（Khair-ud-dīn）和其他圣徒（pīrs）的叙事使这片土地神圣化，并为卡切人提供了与拉萨的宗教联系。因此，对于这些穆斯林来说，西藏和他们的佛教邻居一样，都是他们的家园。对他们而言，公民身份的问题根本不存在。

在拉萨政府被中国共产党军队推翻以及随后1959年发生的动荡之后，卡切人被迫重新思考他们的民族认同。环境迫使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宣称自己是西藏民族身份，要么以克什米尔血统为由选择印度国籍。在新政权下，卡切人（Khache）认为选择何种国籍对于维护他们的穆斯林身份至关重要。1959年西藏的政治和社会动荡，迫使这些西藏穆斯林必须在“西藏人”和“穆斯林”的身份之间做出优先选择。拉萨卡切人对1959年政治局势的反应，展现了定义西藏民族身份时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1959年至1960年，在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后，大多数拉萨卡切人被迫放弃了他们在西藏的家园、生计和圣地，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而迁往印度。为了了解他们离开时的具体情况，我采访了斯利那加三位西藏伊玛目之一的阿卜杜勒·马吉德·马萨利（Abdul Majeed Massali）伊玛目。伊玛目萨希布（Imam Sahib，我这样称呼他）出生于拉萨，当他和家人离开拉萨前往印度开启新生活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他的父亲曾是“潘奇委员会”（Panch committee）的成员，1959年被中国当局逮捕，罪名是协助第十四世达赖喇嘛逃离西藏。我问他：“伊玛目萨希布，西藏穆斯林来到印度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他回答道。

我们离开西藏是为了伊斯兰教。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们不喜欢宗教在他们的领土上传播。他们过去常常禁止所有的宗教实践，无论是佛教还是伊斯兰教。我们的先辈认为，如果我们继续留在中国的统治下，总有一天他们会来，禁止西藏所有的伊斯兰教实践……当我们在西藏时，我们是非常少数的群体……过去这些年（在西藏），我们实践伊斯兰教并没有遇到任何问题。没有佛教徒禁止我们信奉伊斯兰教……但当中国入侵西藏后，中国政府开始禁止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实践。但我们的先辈认为，为了给后代保存伊斯兰教，我们必须以我们并非原籍西藏人为由迁往印度。我们原本是印度穆斯林，从印度各地（特别是克什米尔和拉达克）迁徙而来，随后在拉萨定居……所以我们联系了相关部门，说我们是印度人，所以我们想回到我们的国家。但我们离开的真正原因是为了伊斯兰教。

通过这些话，马吉德伊玛目总结了促使拉萨卡切人通过申请印度国籍而迁往印度的关键动因。几个世纪以来，卡切人在西藏享有完全的宗教自治。然而，随着中国共产党对西藏的吞并，卡切人预见到在新政权的政策下，他们的宗教传统将受到攻击，最终导致伊斯兰教在西藏的消亡。为了履行保护伊斯兰教传给后代的职责，西藏穆斯林声称自己是印度人而非西藏人，从而离开了西藏。通过这一举动，卡切人或许是第一次正式宣布了一种民族国籍，这种国籍要求他们否认与自十七世纪以来所居住的国家之间的任何联系。正如伊玛目萨希布所强调的，申请印度国籍的根本原因在于，印度代表了他们穆斯林传统的安全区，而西藏则不然。

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西藏人

1949年，毛泽东（1893–1976）和中国共产党巩固了对中国的统治。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核心目标是“解放西藏”，他们认为这一目标对于将“中国少数民族”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版图的宏大计划至关重要。这种“解放”包括两个阶段：首先是接管西藏的地理领土，其次是通过将西藏人从其宗教和阶级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从而赢得他们，进而将他们纳入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未来的愿景中。西藏的穆斯林和佛教徒最终都将这两个目标视为对其宗教身份和政治自治的威胁。

中国进入西藏的过程常被简单地描述为：无神论的共产党人残酷地征服了爱好和平的佛教徒。然而，从1951年到1959年，毛泽东主席在西藏推行了渐进与和平改革的政策，鼓励当局在不流血的情况下，缓慢地争取达赖喇嘛和统治精英的支持。西藏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因多种原因恶化，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给西藏人带来的经济压力、对西藏未来的愿景冲突、康区和安多地区爆发的叛乱，以及西藏人对中国共产党反宗教意识形态的持续恐惧。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民众起义，迫使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紧张局势达到顶峰。1959年起义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断定，最初的渐进主义政策彻底失败了。随后，中国采取了暴力手段、宣传攻势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以巩固其在西藏的地位。在这场动荡中，西藏穆斯林和许多佛教徒邻居一样，认为逃离西藏是保护其社群的唯一途径。

关于西藏穆斯林身份的国际争端

大多数拉萨回族（Khache）在1960年通过“遣返”成功离开了西藏；然而，他们是在经历了一场艰难且代价高昂的争取印度公民身份的运动后才得以实现这一目标的。他们的领袖首先接触了拉萨当地政府，声称他们历史上起源于克什米尔，因此是印度国民。起初，中国当局驳回了他们的主张，理由是缺乏实质性证据。对此，西藏穆斯林、前西藏流亡政府官员优素福·奈克（Yusuf Naik）告诉我，回族人通过指出他们的穆斯林和克什米尔名字来与藏人划清界限：“起初中国人不同意。他们需要证据证明我们都来自查谟和克什米尔。于是我们四处寻找，通过家族背景了解到，西藏或中国并没有‘巴特’（Butt）或‘奈克’（Naik）这样的姓氏，但如果你去克什米尔，就会发现……巴特和奈克。” 他们通过北印度常见的姓氏辩称，他们的种族归根结底是克什米尔人，在西藏居住仅是为了贸易目的，且他们是印度公民。无论他们在西藏居住了多久，他们的父系血统仍将他们与克什米尔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拥有印度国民的所有权利。回族人还指出，他们享有的特殊特权（如免税）以及通过“潘奇”（Panch，即社区委员会）进行的自治，是他们作为政治独立少数群体的额外证明。然而，由于没有正式文件可提交，中国当局并不认同；其立场是，这些穆斯林是藏人，因此属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中国少数民族。

为了反击这种强硬立场，回族人向印度寻求援助。他们社群的一个代表团接触了印度驻拉萨大使馆，向总领事P. N.考尔（P. N. Kaul）求助，后者随后将他们的困境转达给了印度政府。印度官员最初的反应比较冷淡——很可能是担心与邻国中国产生进一步摩擦——因此，只有那些在查谟和克什米尔有永久居留权，且父母或祖父母出生于“未分裂的印度”的人，才被承认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然而，幸运的是，印度改变了立场，承认西藏穆斯林起源于克什米尔，使他们有资格获得印度公民身份。这项新政策概述在一份名为“White Paper”（白皮书）的重要文件中，该文件是1954年至1959年间印度和中国政府之间一系列交流文件的一部分。这份备忘录特别强调了印度政府接受回族人作为公民的理由，以及他们对中国官员反对意见的回应。正是这份文件，被克什米尔西藏穆斯林的领袖们作为历史证据，用以证明他们既是印度人又是克什米尔人的主张。这份备忘录中前提和主张的简要概述，揭示了拉萨回族成为“遣返印度人”的过程。

信件开头表达了对中国政府阻挠“在藏印度国民”返回印度之努力的沮丧：

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这种无益的态度深感惊讶和遗憾。他们希望在以下段落中澄清立场，并相信中国政府在重新考虑后，将允许有权获得印度公民身份的印度裔人士联系印度总领事馆，并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返回印度。

这些声明表明，中国政府担心允许西藏境内的任何人声称拥有外国国籍；这种主张会被视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该领土及其居民主权主张的威胁。白皮书确定了“1959年时居住在西藏”的三类不同群体，他们根据印度宪法第五条或第八条有资格获得印度国籍：已登记的印度国民、拉达克喇嘛以及克什米尔裔穆斯林。在最后一类群体中，政府确认在拉萨和日喀则地区至少有129个回族家庭，共600人有资格被遣返。

然而，中国政府官员坚持认为，回族人实际上是藏人，因此是中国国民。他们的藏族属性由多种因素证明：他们在历史上受西藏法院管辖；“潘奇”成员需要得到拉萨佛教领袖的确认；穆斯林承认第五世达赖喇嘛的领导；他们持西藏证件旅行；甚至一些回族人曾与藏军并肩作战，抵御外敌。印度领事馆针对这些考量回应称：“即便接受这些主张，它们本身也不足以构成关于其中国/西藏国籍的结论性证据。” 据印度大使馆称，卡切人（Khache）对达赖喇嘛的尊崇，可能仅仅是象征性地承认其作为甘丹颇章政府首脑的地位。此外，他们与西藏司法系统的任何往来，都是任何印度国民在所居住的外国政府管辖下履行义务的一部分。穆斯林接受西藏政府签发的旅行证件仅仅是为了方便。印度官员还声称，当卡切人居住在西藏时，“他们继续以传统方式生活，没有费心去登记为印度公民，因为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与祖国的联系会被随意切断。”

因此，从这份政府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1959年有两个国家在激烈争夺卡切人的国籍，一方强调他们的“西藏性”，而另一方则将他们与西藏的一切事物隔离开来，以证明他们的“克什米尔性”和印度国籍。在这样的外交争端中，中国当局试图绕过印度政府，强迫西藏穆斯林放弃其外国公民身份的主张。白皮书描述了其中一些措施：

7月14日[1959年]……[卡切]人士向印度总领事提交了一份联合书面陈述，提请注意……中国地方当局向他们施压，要求他们放弃对印度公民身份的主张。由于总领事馆大门的中国武装哨兵坚决阻止这些人进入……当地当局显然因为这些人坚持要求被视为有别于西藏国民，而对他们进行了威胁和恐吓。登记表……被中国地方当局没收……总领事馆没有获得任何便利去会见被中国当局拘留的印度社区成员。那些急于寻求印度总领事馆援助的人被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便利。

中国当局决定，如果印度坚持给予卡切人公民身份，且如果这些穆斯林继续公开声称自己是拥有离开西藏权利的克什米尔人，那么就需要采取强制措施将他们保留在中国少数民族的分类中。卡切人决定否认与西藏/中国国籍的联系并接受印度公民身份，这招致了地方当局的暴力惩罚。例如，在1959年至1960年间，该社区的所有领导人都以间谍罪、煽动叛乱罪以及煽动民众前往印度为由被捕。五名潘查（Panch）成员中有四人在入狱的前五年内因残酷的对待和恶劣的生活条件而死亡。地方当局可能认为此举会挫伤该社区的士气并使其不稳定，从而防止任何进一步动员争取印度公民身份的可能性。

尽管他们的所有领导人都被监禁，但卡切人仍继续为离开西藏而斗争，因为新政权破坏了他们的经济生计，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治权，并限制了他们的宗教活动。虽然多种因素促成了他们迁移的决定，但据马吉德（Majeed）伊玛目称，西藏穆斯林保护伊斯兰教的义务是他们离开的首要原因。伊玛目萨希布（Imam Sahib）告诉我，这是一项宗教义务，他们的祖先在神圣的权威面前必须对此负责：

我们坚信这是一个暂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后，我们还有死后的生命。一旦我们进入来世，站在安拉面前，我们将不得不回答：“既然你是穆斯林……你为什么要抛弃下一代？” “你为什么要让他们留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西藏？” 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天，我们在安拉面前会感到非常羞愧，因为我们遵循了伊斯兰教，却没能拯救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我们从西藏迁移到克什米尔的原因。

从1959年到1960年，这种信念激励着卡切人坚持他们作为印度公民的历史叙事。然而，这种公开的言论招致了共产主义当局的严厉惩罚。当局向卡切人做出虚假承诺，让他们相信可以用财产换取迁移到印度的机会；然而一旦他们交出了财物，中国当局仍然拒绝批准他们离开西藏。当局还宣布进行社会抵制，限制向西藏穆斯林出售食物或与他们进行商业往来。随着贸易路线被切断，且无法获得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许多年长的卡切人死于饥饿。作为对抵制的回应，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向西藏穆斯林提供了紧急物资。社区中一些渴望前往印度的成员被中国士兵围捕，并被排成一列，士兵在他们脚边和头顶上方开枪。每响一声枪，士兵就会发出死亡威胁，试图以此劝阻他们离开。尽管如此，西藏穆斯林仍坚持他们拥有印度国籍的主张，在印度随之而来的外交压力下，中国政府最终默许了。1960年，约120个家庭在中国官员的护送下离开西藏，并由印度政府在北印度的噶伦堡和甘托克接收。

西藏穆斯林的迁徙（Hijra）

这一历史节点标志着西藏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重大差异；前者拥有国际公认的途径来规避中国政府的管辖，而后者则不得不作为难民秘密离开西藏。今天，斯利那加的西藏穆斯林将他们的印度国籍视为一种独特的身份标志，使他们区别于其他西藏流亡社区。正如一位西藏穆斯林告诉我的：“我们不能说自己是西藏难民，因为我们持有印度护照，我们的地位与西藏佛教徒完全不同……他们没有这种印度护照；他们持有的是需要每几年更新一次的RC难民证。” 我们被当作印度人对待。”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对于西藏穆斯林而言，印度公民身份及其附带的权利和特权并非他们先辈的首要目标。正如优素福·奈克（Yusuf Naik）所言：“我们应该记住我们为什么要离开西藏。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盖房子、做生意、吃喝玩乐。我们来这里只有一个原因……为了坚守我们的宗教。” 因此，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纪念1959年的拉萨回族（Khache），首先是为了纪念他们为保护伊斯兰教所做出的牺牲。回族人声称拥有印度国籍仅仅是一种生存策略；因为如果他们公开承认自己是西藏人，在法律上他们就会落入中国政府的管辖范围。

拉萨回族从西藏到印度的迁徙，对当代西藏穆斯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因为这是他们口述历史中共同的参考点，也是他们集体身份的奠基性事件。在斯利那加期间，我遇到了许多跨越几代人的西藏穆斯林，他们对先辈们为了给后代保护伊斯兰教而克服巨大障碍、做出沉重牺牲感到无比自豪。一位二十五岁的西藏青年告诉我：“正是因为宗教，我们才来到克什米尔。我为我们的祖先为了伊斯兰教来到这里感到自豪。” 这段话是一位西藏穆斯林足球俱乐部（TMFC）的创始成员告诉我的，该俱乐部是2005年在斯利那加成立的一支业余足球队，旨在与当地克什米尔人比赛。在组建球队时，他和一名队友发生了争执，后者建议去掉TMFC中的“M”，因为整个山谷都知道他们是穆斯林，而且去掉这个字母，每件球衣可以节省50卢比，直接叫西藏足球俱乐部（TFC）即可。队长表示反对，坚持认为“M”是最重要的字母，因为社区来到克什米尔就是为了成为穆斯林；因此，球队必须以纪念他们祖先的迁徙为宗旨进行比赛。对于克什米尔这些年轻一代的西藏穆斯林来说，他们的队服象征着与离开拉萨的先辈们所经历的苦难和牺牲之间的联系。

1986年，西藏穆斯林在斯利那加的哈瓦尔（Hawal）西藏定居点建造了一个持久的纪念碑，以纪念他们从西藏到克什米尔的旅程：迁徙清真寺（Hijra Masjid）。在我第一次访问西藏社区时，社区的一位年轻学者阿里夫·卡齐（Arif Qazi）博士带我参观了这座清真寺。他向我解释说，社区选择“迁徙”（Hijra）这个名字，是为了将他们的故事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及其追随者的故事联系起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追随者在622年为了应对麦加部落首领的压迫和宗教迫害，从麦加迁徙到了麦地那。对于大多数穆斯林来说，这次迁徙是伊斯兰历史和伊斯兰历的开端，因为那些为了捍卫伊斯兰教而进行迁徙的人成为了第一批穆斯林社群（共同体）。因此，正如伊斯兰研究学者达乌德·卡塞维特（Daoud Casewit）所指出的，迁徙（hijra）作为“具有永恒意义的里程碑”，展示了“那些进行迁徙的人对造物主所表现出的崇高信心”，并被视为“一种选择‘崇高’而非‘卑下’的抉择，以及一种拒绝与邪恶妥协的坚定英雄主义行为”。当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讲述他们长辈的故事时，也体现了类似的主题。他们强调长辈们勇敢地放弃了所有财产，以安拉的名义进行迁徙，同时对那些试图阻碍他们迁徙的强大反伊斯兰政府毫无畏惧。

从教义上讲，对于许多穆斯林来说，迁徙（hijra）也意味着伊斯兰法律规定的一项义务，即从敌视伊斯兰教的国家迁徙到穆斯林可以自由实践其宗教的国家。正如奈克先生告诉我的那样，这种迫切的需求影响了1959年的拉萨克什米尔人（Lhasa Khache），他说：“我们离开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不允许我们实践伊斯兰教。” 在我们的宗教中，如果你是穆斯林，却不被允许实践伊斯兰教，那么你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 因此，离开拉萨将克什米尔人置于一种广泛的泛伊斯兰叙事之中，在这种叙事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及其追随者于622年进行的“希吉拉”（迁徙）成为了神圣的典范，用以定义西藏穆斯林群体在应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和做法时的立场。对于拉萨的克什米尔人来说，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治下的西藏已成为他们的麦加，而印度则代表了他们的麦地那；因此，在对安拉信仰的激励下，他们追随先知的圣行（sunna，即先知的言行典范），踏上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希吉拉”之旅。通过对祖先故事的缅怀与重述，并将1959年和622年作为综合的焦点，西藏穆斯林为他们自己的历史注入了一种神圣的光环。在这种叙事框架内，克什米尔人作为“被遣返的印度人”离开拉萨，构成的并非失去家园的创伤，而是一个小型穆斯林群体对强大共产主义政权的英雄式胜利——这场胜利对他们而言，是克什米尔人对伊斯兰教坚定承诺的历史见证。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认为，历史叙事将“假定的真实事件”置于一种想象的道德秩序之中，从而使被记忆的过去有助于创造社会秩序。布鲁斯·林肯（Bruce Lincoln）可能会对怀特的观点进行补充，他认为，通过将历史现象转化为一种能够唤起“社会赖以构建的情感”的“范式真理”，特定的过去事件可以被提升到“神话”的地位。在西藏穆斯林的案例中，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及其追随者于622年的“希吉拉”成为了神圣的模范，人们正是参照这一模范来记忆和重述1959年的事件。此外，正如先知及其追随者在神圣法律（沙里亚）的指引下从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一样，对于克什米尔人来说，服从造物主的旨意并对他负责——无论是在今生还是来世——都要求他们遣返回印度。在这种叙事结构中，克什米尔人可以将1959年的悲剧视为由宇宙的造物主和主宰所设计的宏大蓝图中的有限组成部分。因此，对于西藏穆斯林而言，叙事为他们离开西藏的经历赋予了多层意义——道德的、神话的和目的论的。通过记忆和重述他们的过去，并将1959年和622年作为综合参照点，他们将自己塑造为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穆斯林共同体，共同体）的一员，遵循先知的圣行（sunna），并参与到一段由神指引的泛伊斯兰历史中。

结论

非佛教群体，包括穆斯林、基督徒、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居住在更广阔的西藏文化圈内，如拉达克、西藏、蒙古、不丹、尼泊尔和印度东北部的喜马拉雅地区。研究这些群体可以深入了解西藏社会的异质性，从而否定那种对西藏历史和身份过于简单化的东方主义表述。在审视了西藏穆斯林的历史和记忆后，我们看到的西藏并非一个同质且永恒的“香格里拉”；相反，1959年之前的西藏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地区，从17世纪开始，拉萨克什米尔人等少数群体聚居区就与甘丹颇章政府合作，共同发展了西藏中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从西藏穆斯林的视角来看，简单地将西藏文化等同于藏传佛教是不够的；克什米尔人在服饰、语言、建筑和饮食等领域融合了伊斯兰宗教与西藏文化。通过以苏菲派圣陵为中心的实践和叙事，我们看到了西藏宗教景观更广阔的图景。身为藏人并不一定意味着必须是佛教徒。通过当代西藏穆斯林的声音，我们听到了关于西藏身份的观点，这些观点既不是佛教的产物，也不是西方霸权的产物。西藏穆斯林的自我认同围绕着独特的西藏文化和家园观念，以及对伊斯兰教深厚的宗教承诺而形成。当我们审视西藏穆斯林在1959年起义后对印度公民身份的主张，以及随后印度和中国政府的反应时，西藏民族身份的模糊性和可争议性便显现出来。西藏穆斯林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历史环境时，已经驾驭并协商了宗教、种族和民族等多层面的身份。当代西藏穆斯林通过伊斯兰教的“希吉拉”理想来叙述他们离开西藏前往印度的过程，通过将自己置于更广泛的泛伊斯兰时间、历史和群体观念中，从而优先考虑他们的穆斯林身份。因此，本案例研究表明，探讨西藏身份需要分析特定群体内部发现的多种自我认同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相互交织的。

西藏穆斯林的叙事为有关西藏的殖民主义和东方主义主导叙事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他们的历史构成了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所定义的“底层过去”，因为西藏穆斯林参与的是“被主流机构的宏大叙事所从属的生活世界”。像查克拉巴蒂这样的后殖民理论家详细讨论了西方的各种时间、历史和现代性观念如何始终处于欧美学术界的中心，从而导致了对“底层声音”的忽视与压制。一些近期的批评意见认为，后殖民研究和底层研究过于侧重解构殖民权力利益，而忽视了为底层群体书写历史。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将发掘“底层过去”的任务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转化为一项切实可行的学术事业？本文表明，与底层的“他者”接触并不意味着要对西方话语进行无休止的批判，而是应结合历史学与民族志方法，去探索像西藏穆斯林这样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是如何在历史上形成其本土的历史观与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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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introduction.php
原文标题：Introduction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从克什米尔商人到拉萨社区，藏族穆斯林历史比单一叙事更复杂
摘要：本文翻译 TibetanMuslims.com 的介绍页，说明藏族穆斯林的名称、来源、社群分布、宗教生活和迁徙背景。

谁是西藏穆斯林

拉萨回族（Lhasa-Khache）、皮巴回族（Pheoba-Khache）或西藏穆斯林（回族，Khaches）作为一个族群，并不广为人知。即使是那些有所了解的人，也不清楚他们的起源和族群构成。见到一张蒙古人种的面孔，却有着穆斯林的名字，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这显然非常令人困惑。学校里的许多朋友过去常觉得，这一定是父亲是穆斯林，母亲是藏族！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当克什米尔（包括拉达克、巴尔蒂和多格拉）商人娶了藏传佛教女性时，情况确实如此。常见的问题是：“你从哪里来？” 对基本回答不满意，他的下一个问题通常是：“西藏有穆斯林吗？” 是的，这让许多人感到惊讶，西藏怎么会有穆斯林呢。西藏被视为纯粹的佛教圣地，人们不知道其他宗教的存在。更不用说，拉萨回族的清真寺就位于藏传佛教徒最神圣的寺庙——大昭寺（Sheokhang）附近的八廓街。

一个人被称为西藏穆斯林（TM），或者用藏语称为“拉萨回族”，有时也称为“皮巴回族”——指本人或其家庭居住在西藏的人。他们的母语是藏语，并在文化上与主流藏传佛教社会融为一体。从族群上讲，他们大多属于藏蒙人种。所有人都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徒，这是这两个群体之间唯一的重大区别。然而，他们需要与中国穆斯林（即回族/哈巴林卡人/西宁人）以及居住在西藏的拉达克穆斯林和尼泊尔裔穆斯林（Khachars）区分开来。后两者拥有自己独立的身份、文化和起源。虽然西藏的拉达克穆斯林、尼泊尔穆斯林与西藏穆斯林有很多共同点，但在某些主要领域仍存在差异。例如，西藏穆斯林的母语是藏语，而西藏的拉达克穆斯林的母语是拉达克语，尽管他们也能说流利的藏语，且藏语和拉达克语非常相似。同样，拉达克穆斯林进入西藏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近期现象，而西藏穆斯林的首次定居可追溯至12世纪，并在17世纪第五世达赖喇嘛统治时期形成了相当大的规模。

起源与诞生：

这个群体在今天已成为一个单一的凝聚力社区，但在过去可能并非如此。这个群体形成于今天这种状态可能是一个较晚的现象，直到17世纪初第五世达赖喇嘛（1616-1682）时期才形成。不同的学者认为，通过与阿拉伯人的互动，早在8世纪就有穆斯林出现在西藏。藏人与阿拉伯人的首次互动可追溯至8世纪，当时西藏作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在边境与其他帝国进行了多次战争（克里斯托弗·I·贝克威思所著《中亚的吐蕃帝国》）。然而，直到第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这个松散的群体才开始变得具有凝聚力，并演变成一个独特的、可识别的社会群体。与此同时，迁徙到西藏的克什米尔商人数量也在增加。随着商人的到来，苏菲派和伊斯兰教导师也随之而来，继续向民众及其后代（主要是通过与藏传佛教女性通婚）传授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以及贸易路线上的地方，如拉达克、东突厥斯坦和西藏）通过来自伊朗和中亚的传教士传播的历史，与西藏主要城镇穆斯林人口的增长是紧密相连的。

组成：西藏穆斯林作为一个群体，根据其起源可分为两个子群体：（i）克什米尔裔，以及（ii）辛巴回族（多格拉人）。第一组占多数，他们的祖先从克什米尔经由拉达克而来（比哈尔邦的巴特那和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也是克什米尔商人前往西藏的两个出发点）。直到最近，商人们还经常从拉达克前往东突厥斯坦省的喀什、和田以及西藏西部等附近地区。1904年，弗朗西斯·荣赫鹏强迫藏人签署条约后，一条新的贸易路线在锡金边境的乃堆拉山口和则里拉山口正式开通。

辛巴回族（Singh/Sikh）最初是战败的佐拉瓦尔·辛格将军（1841年多格拉-西藏战争）的士兵，被西藏军队俘虏并带到拉萨，在娶了藏族妻子后，逐渐融入了西藏穆斯林社会。他们发现，与藏传佛教徒相比，会说一些波斯语和乌尔都语的回族在文化上更亲近。

苏菲派的角色：根据加博里奥（Gaborieau）和蒂埃里·扎尔科内（Thierry Zarcone）以及西藏穆斯林自己的说法，来自克什米尔的苏菲圣徒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为促进他们更顺利地进入拉萨并定居发挥了重要作用。皮尔·雅库布（Pir Yakub）、皮尔·波拉拉（Pir Pora la）、海鲁丁（Khairuddin）、马赫杜姆·萨希布（Makhdum sahib）、阿法兹·卡瓦贾（Afaz Khawaja）等苏菲派圣徒的故事，至今仍在代代相传。一段从早期世代流传下来的口述历史提到，拉萨附近的一块土地是当时的第五世达赖喇嘛为安葬一位穆斯林圣徒而赐予的。这个地方被称为“Chanda-gan”，后来成了西藏穆斯林（TMs）热门的野餐地点。

规模与分布：

大约有350个家庭分散在斯利那加、大吉岭、噶伦堡和加德满都地区。此外，许多个人也散居在世界各地。有些人仍然住在拉萨和日喀则。大多数人是小商贩和店主。移民后在印度出生的一代人缺乏正规教育，但当前这一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并开始从事专业工作。

在西藏的生活：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拉萨八廓街及其周边地区，部分居住在日喀则和泽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繁忙的贸易，从加尔各答运送消费品，并在噶伦堡卸下藏羊毛。在西藏期间，他们经营着销售消费品的商店，并专门制作藏式服装和帽子。拉萨的传教士菲利波·德·菲利皮（1712-1727）发现克什米尔商人“赚取了巨额财富”；朱塞佩·图齐则写道，这些卡切（khache）家庭“做一些零售贸易，其中一些人从事裁缝工作”。

尽管他们是虔诚的伊斯兰教信徒，但他们与西藏主流社会融合得很好，并将西藏及一切藏族事物视为自己的东西。然而，在河口慧海看来，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教义”。他还觉得“在一个佛教如此盛行的国家里，看到伊斯兰教平静地存在，真是奇怪”。在藏族文学和音乐领域，他们的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同样，拉萨方言的口语也是西藏穆斯林（TMs）擅长的另一个领域。对于尼赫鲁大学的达瓦诺布教授来说，他们“与西藏佛教社会达成了有效的精神共识”。

多年来，“克什米尔”特征逐渐消失，藏族特征占据了主导地位——无论是面部特征、文化、语言还是饮食。如今，他们身上几乎没有克什米尔色彩，更多的是藏族特色。在克什米尔，他们更广为人知的称呼是“Tibetti”（西藏人），被视为来自西藏的难民。

该群体的诞生和发展始于那些娶了藏族女性并定居西藏的少数克什米尔商人（包括拉达克人和巴尔蒂人）。本质上，新形成的卡切（Khache）群体在各方面都是西藏主流社会的一个民族亚群，过着非常地道的藏族生活。藏族妻子将她所有的藏族文化影响带入了家中。此外，西藏主要是一个母系社会——家中的事务由女性主导。因此，克什米尔移民的家庭很快变成了另一个藏族家庭，这并不令人惊讶。没过多久，除了其他藏族身份外，卡切一代的面部特征也完全变成了藏族模样。今天，你可以很容易地将拉萨卡切与克什米尔人区分开来，但要将他们与藏传佛教徒区分开来却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藏族方式庆祝自己的穆斯林节日。婚礼仪式严格按照伊斯兰教法进行，但随后会有典型的藏式欢乐和庆祝活动。例如，按照伊斯兰教法举行婚礼后，会有为期三天的野餐。伊斯兰教对酒类的禁令得到了严格遵守。

他们受西藏法律管辖，但他们的委员会“Panch”（其首领被称为“Khache Pompo”）负责裁决民事纠纷和小罪行。他们承认达赖喇嘛是他们的最高统治者，并对其保持忠诚。

这个群体也以好客而闻名。萨拉特·钱德拉·达斯在19世纪末访问泽当时，曾寄宿在一位卡切家中，受到了非常友好的接待。卡切人也是了解外部世界动态的纽带。他们是消息灵通人士，让西藏贵族随时了解最新的国际新闻。

很快，定居者与克什米尔的任何联系在他们定居西藏后就完全消失了，从此再无回头路。人们并不确切了解充满活力的克什米尔-拉达克-西藏贸易路线是何时以及如何关闭的，也不清楚为什么那些在西藏的商人无法继续回克什米尔探亲。然而，他们已经把这个新国家当作了自己的家园。但是，当1950年至1960年间发生中国入侵等政治事件时，这不仅摧毁了西藏的国家和文化，也给这个群体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们重新发现了自己在克什米尔的根源，并宣称自己是作为商人暂时居住的“外国人”。那是为了保护信仰而离开祖国的“希吉拉”（Hijra，迁徙）时刻。那些没能离开的人继续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压迫下受苦，遭受了巨大的折磨。许多被监禁的人死在了监狱里。（收听那些在西藏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卡切长者的音频采访。）

在印度的生活：

由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于1959年11月在议会提交的一份白皮书（可在本门户网站查阅）中，包含了与中国政府就西藏穆斯林的起源以及印度政府为确保他们安全撤离至印度所采取的措施而交换的照会和信件。

抵达印度后，印度政府出面并根据克什米尔血统将该社区成员登记为印度公民。查谟和克什米尔邦政府采取了主动措施，最初将他们安置在营地，后来安置在临时住所中。尊者（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也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援助。尊者还曾几次探访他们的聚居区。1995年，在达兰萨拉，首届西藏穆斯林会议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主持下召开。其主要目标是维持两个流亡社区之间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联系。会议还制定了未来的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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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stories/story-of-qasim.pdf
原文标题：Story of Qasim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一个家庭故事折射出流散、电影梦、职业选择和社群记忆
摘要：本文翻译《卡西姆的故事》，通过个人经历呈现藏族穆斯林家庭在印度社会中的迁徙、成长和人生选择。

说到时光，让我们回到最初。回到我故事开始的地方。如果少了母亲的故事，我作为电影制作人的故事将是不完整的，因为我潜移默化地从她那里培养了对音乐和电影的品味。和她的朋友们在繁忙的市场街区里。但这里重要的是，她家附近有一家放映印地语电影的电影院。她记得其中一部电影是拉兹·卡普尔（Raj Kapoor）的《Barsaat》。当然，她没能看成那部电影，但电影里的歌曲却大获成功。像《hawameinudtajaaye》这样的歌都是热门金曲，她小时候经常哼唱这些旋律。这就是印地语音乐在我母亲幼年时种下的第一颗种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成了印地语音乐的忠实听众。1961年，我的母亲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从西藏移民到了印度。那时她13岁，他们全家在噶伦堡定居下来。有一天，在噶伦堡当地的毛拉那里上完乌尔都语和阿拉伯语课后，她和朋友们去噶伦堡的坎昌电影院（Kanchan Cinema Hall）看了一场电影。那部电影是沙米·卡普尔（Shammi Kapoor）主演的《Junglee》，显然那是她看的第一部印地语电影。她也由此培养了对印地语电影的喜爱。时光飞逝，多年以后，我出生在这个美丽而宁静的噶伦堡小镇。但家里并非一切顺遂。命运总有办法打乱最精心的计划和最甜蜜的梦想。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甚至对他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记忆。家里的经济状况很糟糕，因为这个原因，我上学比别人晚了一些。母亲在附近开了一家小店来维持生计，我们一家五口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角落里搭了一个简易厨房。我就是在那个嘈杂、充满争吵的街区长大的。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醉汉在街上打架。猪在街上到处乱跑，随地排泄。

想去哪就去哪。瘾君子们就在我家拐角处进行着他们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作为孩子，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司空见惯的景象。我儿时的朋友包括一个卖槟榔小贩的儿子，是个比哈尔邦男孩。还有一个是理发师的儿子。另一个是卖菜人的儿子，诸如此类。生活就局限在那方圆100米的范围内。所以我是在一种非常浅薄、落后的心态中长大的，没有任何世界观。这就是我的现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想逃离这种现实。但在另一方面，当这一切发生时，我母亲在很小的时候就潜移默化地让我接触到了老印地语歌曲。我慢慢培养了对歌曲的喜爱，最终爱上了电影。有一天，母亲带我去了坎昌电影院看电影。那部电影是沙鲁克·汗主演的《疯狂》（Deewana）。那时我才10岁。电影里华丽的歌舞场面深深震撼了我。电影中展现的世界与我当时生活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住的街区有5家录像厅。我开始频繁出入这些昏暗的录像厅看电影。在外人看来，这些录像厅简直一无是处，但对于一个年轻男孩来说，这里是他逃离现实的避风港。通过电影，我进入了一个从未见过的世界。我看到了宽敞、装修考究的房子，宽阔整洁的道路，色彩斑斓的服装，还有那些表演着精彩歌舞的美丽人们。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我那消极的心态也慢慢开始转变，我开始学会用更乐观的眼光看待生活。时间总能让人看清事物的本质，所以等到我参加毕业会考时，我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影梦。怀揣梦想固然美好，但追逐梦想又是另一回事。中学毕业后，我进入加尔各答的圣泽维尔学院攻读社会学荣誉学位。这是我第一次真正体验城市生活。本科毕业后，我又去诺伊达攻读了电影硕士学位。在那之前，我只看过印地语电影和好莱坞电影，但在电影学院，我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电影。

虽然令人惊讶，但这些国际电影确实赋予了我极其匮乏的世界观。它教会我理解人性，教会我感悟生活，让我认识了不同性格的人，给了我地理常识，也给我上了一堂历史课等等。在学习了两年电影语言和全球电影后，我终于决定是时候前往“玛雅城”——梦想之都孟买去闯荡了。七月的一个雨天，我鼓起勇气，收拾好零散的思绪，背着一个小包离开了德里的家，前往尼扎穆丁车站，搭乘去往孟买的火车。我把一个大行李袋留在了德里的家里。那个袋子里装满了我所有的自负、脾气、邪念和贪婪。下午4点，火车终于开动了，我踏上了前往一座陌生城市的旅程，那里没有我的住处，也没有我认识的人。但我确定一件事，并为此感到自豪：我终于在追逐自己的梦想了。我不知道在孟买的最初日子里瘦了多少斤，但我确实变得非常消瘦。在宿舍住了几天后，我终于设法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是一个我和另外5个男孩合租的房间。我揣着电影制作的技艺，怀揣着对电影的热情，开始奔波于各个办公室和制片厂之间。日子一天天过去，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但我始终没有收到任何制片厂或办公室的回复。在孟买的第四个月底，我已经对所有的公交和火车路线了如指掌。想要在隧道尽头看到曙光变得越来越难。但有一天，埋藏已久的希望竟奇迹般地复苏了。我在电视行业得到了第一个机会。在奋斗期间，我像往常一样在各个制片厂奔波，偶然间发现了一个。位于孟买维尔索瓦地区的平房，那里常被用作拍摄场地。说来幸运，他们当场就聘请我担任助理导演。我以实习生身份入职，每天有100卢比的交通补贴，片场还提供免费餐食。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因为住得近，我每天步行去片场，省下了那100卢比。就这样，我顺利地从电视连续剧转向了电影制作，从此一往无前。

在与一线大牌演员合作了5部剧情片后，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加入了雅什拉吉电影公司。我在雅什拉吉电影公司工作了近7年，之后才独立出来制作自己的电影。执导我的第一部电影感觉如梦似幻。我至今仍记得拍摄的第一天。当我喊出“开拍”时，一切仿佛电影画面般浮现在眼前：多年来对梦想的呵护，在浴室里无数次练习的获奖感言，多年来观看的每一部电影，以及那所有的奋斗岁月。那真是一个感人的时刻。这部电影之所以特别，不仅因为它是我的处女作，更因为它让我成为了第一位执导长篇剧情片的西藏维吾尔穆斯林。我愿用我所有的未来，去换取那珍贵的一天。在结束我的故事之前，我想补充一点。由于不可抗力，我在成长过程中没能好好学习藏语，虽然我能听懂每一个字，但却无法流利地说出来。正因如此，我错过了社区里的许多事情，特别是与社区长辈们的交流，这有时会被人误解为无礼。所以我恳请大家教导自己的孩子学习藏语。尤其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或者至少在家里要和他们用藏语交流。孩子会从学校或同龄人那里学会其他语言，但母语永远是在家里学会的。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传承文化的重要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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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1页：我的母亲萨利玛·卡洛（Salima Khallow）于1948年出生在当时的自由西藏。她度过了她的童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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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special-vocabulary.php
原文标题：Special Lhasa Khache Vocabulary
作者：Tibetan Muslims
作者简介：TibetanMuslims.com 是一个教育性档案库，收集有关藏族穆斯林社区的文章、故事、词汇和历史资源。

副标题：这些短语记录了拉萨卡切人在日常生活中留下的语言记忆
摘要：本文翻译 TibetanMuslims.com 的拉萨卡切特殊词汇清单，保留原词并提供中文解释，帮助读者理解藏族穆斯林语言文化的一部分。

拉萨卡切语（Lhasa Khache）的特殊短语——现已几乎被遗忘

1. Aba rego, aba rego, gne pugo phuje jige? ——一首古老的流行童谣

2. Al lo gadang 真令人惊讶

3. Atum dum, dumba la ya phu chik ke 一首古老的流行童谣

4. Cho lo mo lo 琐事

5. Chabe nango 欢迎，请进

6. Da manda 各种事物

7. Faza lal 在此期间

8. Hang Shas 太惊讶了

9. Hu Thogi 厌倦透了

10. Hopcha Gobcha 突然，事先毫无预兆

11. Inzi minzi 强制性地

12. Ka na ran 是的（敬语）

13. Khanju manju 不重要的事情

14. Khore Gobto 他的头（咒骂语）

15. Khari Khartu 直截了当

16. Shu ten Chago 请坐

17. Tak ta shog re 说清楚/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

Wa Ajabla 什么，真是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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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www.tibetanmuslims.com/pdf/references-from-books.pdf
原文标题：References from Books on Tibetan Muslims
作者：Tibetan Musl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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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下篇继续整理旅行者、学者和档案资料中关于藏族穆斯林的关键摘录
摘要：本篇延续资料汇编，梳理书籍中关于拉萨清真寺、卡切身份、贸易、语言和跨区域联系的更多记录，方便中文读者系统查阅。

除了这些人之外，少数中国人、尼泊尔人和克什米尔人也逃过了驱逐禁令。“克什米尔穆斯林是拉萨唯一的其他外籍群体。” 奇怪的是，尽管这些克什米尔人按照长期以来的习俗被允许进入这座圣城，但其他印度人，无论是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却不被允许。一名来自克什米尔的人被允许从拉萨前往大吉岭并返回，但他不被允许带回可能居住在大吉岭的表亲”。“克什米尔人是英国臣民，我的访客，即该社区的领袖，曾被印度政府授予‘汗巴哈杜尔’（khan bahadur）头衔；由于没有任何欧洲人被允许居住在拉萨，他或多或少是印度政府在那里的非官方代表。然而，外交谈判并不经过他手，而是通过通信，或通过噶厦（kenchung）与英国贸易代理人或江孜的锡金政治官员之间的会议进行”。麦卡勒姆（McCallum）把枪握在身侧。那人在几英尺外停下，双手合十并举到额头前。他看起来不像印度人，也不像中国人”。“Asalaamalaikum（愿安拉的平安与你们同在），”那人说。麦卡勒姆认出了这个问候——来自他学过的印度斯坦语中的“愿平安与你同在”——并立即回应道：“Alaikum as salaam（愿平安也与你同在）”。“愿平安与你同在”。“那人鞠了一躬，用磕磕绊绊的印度斯坦语问麦卡勒姆从哪里来。麦卡勒姆告诉了他。他说，他和他的两个同伴没有恶意；他们是飞机坠毁的飞行员，现在需要食物、住所和温暖”。“问问他这是不是印度，”克罗齐尔（Crozier）说。麦卡勒姆照做了，那人摇了摇头。他指着地面。“西藏”。“西藏”？斯宾塞（Spencer）说。“他说的是‘西藏’吗？” 麦卡勒姆点了点头。“噢，我的天哪，”斯宾塞说，“西藏”。“那人说他的名字叫萨纳·乌拉（Sana Ullah），他是一名去过印度好几次的商人。他在那里见过英国人，所以他不像其他村民那样觉得西方人那么陌生。这里的人很友好。他们本无意吓唬这三名飞行员。他们只是好奇，因为以前从未见过西方人”。

只有名字不同：哈米德、阿布·巴克尔、萨利玛、法蒂玛。过去，他们大多数是商人，但有些人曾在达赖喇嘛政府中担任文书或翻译，并被允许穿戴特殊的宫廷制服。”“第二群拉萨穆斯林居住在布达拉宫之外，他们曾被第五世达赖喇嘛赐予一块土地。他们的伊玛目阿卜杜勒·加利布告诉我，他所在的小社区大多数人在20世纪50年代逃离了，现在只剩下几十个人了。阿卜杜勒·加利布长着一张中亚面孔，住在一个有鸡、牛、苹果树和老式水泵的果园旁。那是一片田园诗般的地方，但他知道他的世界很快就会消失。”“玛丽亚姆的叔叔，那位哈巴林克什米尔人的伊玛目，了解这段历史。他负责保管那些追溯到十二世纪的文件，记录了他们社区的重要联姻、传统是如何开始的、历代达赖喇嘛在拉萨授予他们的土地和特权，以及他们的祖先——那些商人和贸易者——是如何从中国沿海穿过群山来到西藏的。” 如今拉萨仅剩下约两千名本土藏族穆斯林，他们试图守护那些几乎被抹去的事物，但随着来自东部雄心勃勃的回族和汉族穆斯林的到来，他们的处境受到了削弱。“1969年，当红卫兵——他们全都是藏族人——前来清洗拉萨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区——河坝林（Thelpung Khang）时，出现了一阵困惑。河坝林的穆斯林因为信仰伊斯兰教，没有可以砸毁的偶像或雕像，没有可以涂抹的壁画，也没有可以撕毁的神圣画像。他们没有什么可破坏的。于是，红卫兵在撤退商议后，搜罗了账簿、旧法律文件、名册、头巾（dustar）或礼拜帽、地图、一份授予穆斯林在城郊拥有专属墓地的古老法令，以及每一本《古兰经》，包括伊玛目那本已有几百年历史的《古兰经》，并将它们在清真寺前的院子里堆成了一堆大火堆。河坝林穆斯林的历史就这样化为灰烬了。”

“清真寺被改成了电影院，用于放映宣传片；农民和他们的牲畜被派去住在清真寺的院落和经学院里。伊玛目叶海亚（Yahya）当时约八十岁，他被戴上一顶圆锥形的白纸帽，上面写着‘鬼’字，在八廓街以东的街道上游行示众。后来他遭到掌掴和推搡，并被指责为剥削人民的人。”“‘但他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士，’玛丽亚姆（Mariam）不断重复着，拉扯着她黑色蕾丝头巾的带子，‘一个纯粹的宗教人士。’ 她说，他不久后就因悲伤而去世了。” (i) 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的伊斯兰教》一书所作的序言。“在自然规律中，老一代人总是要让位于年轻一代。然而，一种精神却从这一代传递到了下一代。西藏的年轻一代和那些记得中国占领前生活的人一样，决心维护自己的身份，并为自己土地上的正义与自由而奋斗。同样，我们的穆斯林兄弟姐妹也保留了他们祖先的精神，为能坚持自己作为藏人，特别是作为藏族穆斯林的身份而感到自豪。他们的团结是我们所有人宝贵的鼓励源泉。”“我最近很高兴在达兰萨拉见到了一群参加首届藏族穆斯林会议的藏族穆斯林。见到他们就像做梦一样，让我想起了我在拉萨的青年时代。当我们回首往事时，脑海中常浮现出克什米尔商人在市场上平静地做生意、进行热烈交谈的画面。他们是西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我们来自拉达克的穆斯林兄弟姐妹，在遵守自己宗教信仰的同时，在其他各方面似乎都遵循着藏族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曾指出，尽管西藏文化深受佛教影响，但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是两回事。” (ii) 西藏文化圈中的伊斯兰教。作者：何塞·伊格纳西奥·卡贝松（Jose Ignacio Cabezon）。第、14、15页：“正是在1991年访问拉萨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藏族清真寺。当然，像我这样的藏学家并非不知道穆斯林的存在，也知道他们在西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我们主要关注佛教，我们下意识地预设了西藏文化是单一的佛教文化。只有当面对挑战这一刻板印象的事物时，我们才会发现这种预设是多么毫无根据：拉萨市中心的一座清真寺，漫步在穆斯林聚居区，与一个看起来比藏人更像克什米尔人的人交谈。”

“伊斯兰教从两个方向传播到西藏。它从阿拉伯出发，经由波斯和阿富汗，通过中亚的古代丝绸之路抵达中国。从宁夏和中国其他地区，它进入了藏东（安多地区）。被称为回族的中国穆斯林最终定居在西宁及青海湖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开展与西藏中部的贸易。尽管许多商人永久定居在藏东，那里至今仍有大量穆斯林聚居区，但有些人像他们来自西部的兄弟一样，最终搬到了拉萨，在那里他们至今仍在一个小而紧密的社区中保持着自己的宗教和习俗。拉萨穆斯林社区由中国人、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拉达克人和皈依伊斯兰教的锡克人（后者是多格拉战争期间被俘者的后裔）组成。他们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子社区：小清真寺（Chota Masjid）的穆斯林，主要是克什米尔裔（尼泊尔、拉达克和锡克裔也隶属于该群体）；以及大清真寺（Bara Masjid）的穆斯林，他们主要是中国人。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领导人，并与西藏政府的不同部门保持行政联系。伊斯兰教也从西方传播而来：从突厥斯坦、巴尔蒂斯坦和克什米尔传入拉达克，并主要经由拉达克传播到西藏西部和拉萨。与拉达克不同，我们今天所认为的西藏地区既没有经历过穆斯林的征服，也没有经历过被迫改信伊斯兰教。各种藏文资料证实，藏族统治者曾征服了中亚的大片地区，直至波斯。也有关于穆斯林统治（甚至建立！）西藏的报道，但所有这些说法都必须结合语境来看待。在8世纪和9世纪，波斯人、维吾尔人、突厥人和藏人为了争夺中亚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而相互竞争。尽管藏人和阿拉伯人早在这一时期就已经有了接触，但穆斯林似乎直到12世纪才开始持续在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定居。虽然在17世纪之前，穆斯林商人就已经在拉萨和西藏的其他主要城市中拥有了稳固的地位，但第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的统治标志着伊斯兰教在西藏制度化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根据口头传统，17世纪居住在拉萨的一位阿洪（Pir of Ahon）经常在城市边缘的一座孤山上进行祈祷。第五世达赖喇嘛被称为“伟大的第五征服者”，他每天都能看到那个人在山上进行“叩拜”，于是要求将他带到自己面前。这位阿洪解释说，他是在按照自己宗教的教义进行礼拜，之所以在山上进行，是因为该地区没有清真寺。随后，达赖喇嘛派了一名代表前往山附近的一个地点，并让他向不同的方向射箭。在射箭的地点建造了一座房子。箭矢范围内的那块土地随后被赠予了穆斯林社区，该地区后来被称为“rGyangmdakhang”（意为“远射之箭的房子”）。它成为了第一座清真寺和墓地的所在地。但第五世达赖喇嘛为这些克什米尔裔穆斯林提供的不仅仅是土地。据说他给予了最初居住在这些地点的14位长者和30名年轻人官方的庇护。第五世达赖喇嘛对拉萨穆斯林的积极态度，似乎是他鼓励国内民族、文化和经济多样性这一更大政策的一部分。尽管禁止传教，但该政策在其他方面确保了完全的宗教实践自由，并免除了那些被认为基于佛教道德和习俗的限制（例如，在佛教神圣的萨嘎达瓦节期间禁止吃肉，以及在萨嘎达瓦节期间在僧团面前禁止遮盖头部）。此外，穆斯林在处理内部法律事务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即按照伊斯兰教法（Shari'ah）处理内部事务，开设自己的商店并自由贸易，无需纳税。传统上，西藏穆斯林一直遵守伊斯兰教的饮食法：只吃以适当方式屠宰的肉类（清真）。拉萨穆斯林社区中较富裕的成员一生中至少会去麦加朝觐一次，该社区的克什米尔部分甚至有代理人（与孟买的蒙纳拉清真寺有关联，以帮助他们处理相关事宜）。

今天，由第五世达赖喇嘛赠予的rGyangmdakhang也被称为“Kha chegling ga”（穆斯林公园）。因为这块土地的一部分被拉萨的穆斯林社区用作野餐场地和社区活动的场所。最近，人们建造了一座传统的藏式拱门或“大门”，以纪念最初那座房子所在的位置。最终，在拉萨市中心建造了一座清真寺（小清真寺）。但rGyangmdakhang的清真寺最初是唯一的祈祷和周五聚会场所，正因如此，它被称为“周五清真寺”。拉萨的穆斯林男子每周五都会步行几公里去参加聚会，然后一起分享传统的周五餐。剩下的食物会被带回拉萨，作为“受祝福的食物”与那些无法前来的人分享。虽然拉萨小清真寺是今天主要的日常礼拜中心，但rGyangmdakhang清真寺已经过重建，偶尔也会使用，特别是在节日期间。除了容纳墓地和公园外，该地区还是该社区伊玛目的住所。虽然穆斯林历史学家很早就了解佛教，但穆斯林学者从11世纪左右才开始认真撰写关于佛教的文章。另一方面，西藏佛教知识分子群体很可能是在于阗及中亚其他地区的僧侣因穆斯林入侵而向东移民时，才首次听闻伊斯兰教的。这些社区的男性娶西藏佛教徒为妻（随后她们皈依了伊斯兰教）的情况并不罕见。尽管西藏穆斯林女性有时会在特殊场合佩戴深色头巾，但她们从不蒙面；和她们的佛教徒姐妹一样，她们在西藏社会中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尤其在商业事务上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当然，佛教与伊斯兰教不仅在政治和民间层面，而且在艺术、科学和文学领域也相互影响。伊斯兰艺术和建筑对喜马拉雅地区同类事物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在音乐领域，巴特（Butt）提到了古典歌剧风格“囊玛”（Nang ma）的流行，他称这种风格是穆斯林在世纪之交引入西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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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1] 加里布卡切第27页：“除了上述主要与群体起源相关的划分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加里布’（ghārib，意为贫民）的第三类群体，似乎仅存在于拉萨。19世纪卡瓦贾·古拉姆·穆罕默德（Khwajah Gulam Muhammad）的记述描述了一个完全由卡切组成的穆斯林贫民行会，它与拉贾帕（Ragyapa，藏语：rags rgyab pa）平行（或者可能是其一个分支）。拉贾帕是西藏的一个世袭阶层，负责处理被藏人视为不洁或不受欢迎的事务，例如处理尸体和动物残骸，他们还承担其他职能，如看守和处决囚犯。鉴于大多数非藏人难以区分卡切和克什米尔人，很少有非藏文资料提及卡切拉贾帕的存在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因如此，卡瓦贾·古拉姆·穆罕默德在19世纪末的描述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它详细记录了一个拥有自己领导人和警察的高度组织化的协会。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他们得到了西藏政府的认可，甚至每月还能领取津贴。”“每月十五日，一群十二到二十或二十五名加里布会来到布达拉宫，竭尽全力地嚎叫和呼喊。然后每月领取十八坦卡（tanka），即相当于二十莫霍尔（mohors，金币）。这是他们自古以来就领取的津贴。” 第28页：“最近，擦绒·央金卓嘎（Tsarong Yangchen Dolkar）讲述说，拉萨最著名的乞丐之一是一个叫‘卡切波波’（Khache Powo）的人，他过去常唱着这样的台词乞讨：‘连天上的神灵都不如我们快乐。’ 关于加里布卡切的最新线索来自加博里奥（Gaborieau），他在1961年采访流亡印度的西藏穆斯林难民时，证实了这类穆斯林阶层的存在，并被告知有十几户这样的家庭从西藏逃到了印度。”

[2] “加里布卡切的职业定义——屠夫、垃圾收集者，以及通常作为监视力量——在卡切群体中并非独有。虽然很少像加里布卡切的世袭任务那样被严格执行，但每个卡切群体往往都会被特定的职业所定义，哪怕仅仅是基于名声。这种职业导向决定了各个卡切社区在拉萨境内的聚集地。”“卡切社区内部众多的亚群体表明，卡切的存在并非短暂、虚幻或匆匆而过，他们是拉萨和西藏社会中不可或缺且活跃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评论表明，整个西藏中部的藏人都清楚卡切内部的区别，并认为他们是西藏人。” 这种意识的产生，部分源于卡切（Khache）群体在西藏社会运作的关键商业、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卡切究竟是谁”的清晰定义，本质上与对“身为藏人意味着什么”，甚至与我们谈论“西藏”时所指为何的深刻理解紧密相连。原PDF第33页：“试图以单一视角谈论‘西藏穆斯林’的困境，很大程度上在于西藏的地理位置。” 几乎所有在西藏繁荣发展的西藏穆斯林群体，最初都是从非藏区移民而来的，且大多以商人的身份迁入。因此，与拉达克人、尼泊尔人甚至中国人不同，卡切人在抵达西藏中部后的几十年内，就已将自己视为完全的藏人，并被他人如此对待。在某些圈子里，许多人今天试图将穆斯林藏人定位为衡量西藏对内和对外关系的重要指标。例如，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经常引用西藏佛教徒与西藏穆斯林之间长达数世纪的友好关系，作为宗教间相互理解的典范。相反，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所谓“藏人与穆斯林”之间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摩擦，在历史上并不准确。更恰当的说法是，民族间的暴力冲突仅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即东藏安多地区以及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然而，随着世界开始日益侵蚀西藏的自治权，这挑战了外界赋予西藏穆斯林群体的多重身份认同。”

[3] 原PDF第54页：“克什米尔商人经由拉达克将货物运至山口顶部的库提（Kuti）以采购羊毛；他们的制品由此出发，部分在西藏使用，部分经由西宁销往中国，部分经由尼泊尔山谷运往巴特那。” 西藏商人将毛织品、矮马、披肩山羊、牦牛、绵羊、麝香、盐、硼砂、黄金、白银和纸张运往加德满都，喇嘛们则向尼泊尔铸币厂输送了大量金银块。来自印度的棉布、餐具、玻璃器皿、珊瑚、珍珠、香料、樟脑、槟榔和五金制品，经由尼泊尔翻越山口进入西藏。”原PDF第55页：“…… 尼瓦尔人和克什米尔人的商业活动，使爱好和平的喇嘛之国与那些从西伯利亚边境延伸至孟加拉湾沿岸的国家的人民建立了友好往来。”原PDF第109页：“9月2日，潘迪特（Pundit）抵达雅鲁藏布江岸边，并渡江前往北岸海拔14200英尺的塔杜姆（Tadum）寺院。在这里他了解到，克什米尔大君每两年会派遣一名商人携带大量货物前往拉萨，此人被称为‘洛恰克’（Lopchak）；而拉萨政府每年也会派遣一名被称为‘江卓本’（Jang Chogpon）的商人前往拉达克。潘迪特加入了克什米尔商队首领奇林·努尔帕尔（Chiring Nurpal）的队伍，他们带着七十头驮满货物的牦牛穿过塔杜姆，于10月3日一同启程前往拉萨。”原PDF第111页：“从江孜（Janglache）到日喀则镇，货物和人员通过宽阔且可通航的河流运输，使用的是蒙皮的船只。在这里，他们与克什米尔商队的第二部分汇合，该部分由105头驮满货物的牦牛组成；29日，他们抵达了海拔11800英尺的日喀则。”原PDF第112页：“拉萨城周长两英里半，中心矗立着一座大寺庙，内有镶嵌着黄金和宝石的精美佛像，寺庙周围是集市，店铺由藏族、克什米尔、拉达克和尼泊尔商人经营，其中许多人是穆斯林，中国商人也很多。”

[4] 原PDF第113页：“潘迪特随克什米尔商人（洛恰克）去拜见达赖喇嘛，那是一位大约十三岁、长相白皙英俊的男孩……”原PDF第117页：“潘迪特说，商人们在12月从四面八方将商品运到拉萨：来自中国和蒙古、康区和四川，从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翻越山口而来，以及来自克什米尔和拉达克…… 来自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藏红花和印度商品。” 原PDF第12页：“我听说一条大河构成了中国和西藏的边界，西藏通过克什米尔山谷接收欧洲商品。” 原PDF第44页：“致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的报告：在我抵达塔西逊布（Tassiudon）的前几天，一位来自班禅喇嘛（Teshu Lama）的信使抵达了，他递交了一封波斯语信件，并告知我他负责转交另一封他主人写给您的信，以及一些将于傍晚送达的礼物。”原PDF第48页：“据我所知，拉萨与低地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经由巴特那（Patna）和尼泊尔，通过莫卧儿人和克什米尔人之手进行。”原PDF第65页：“我们沿帕楚河（Pachu）向上游行进，于10月16日抵达了该省首府仁吉普（Rinjipu）。” 我被安置在寺庙旁的一间长厅里。这座宫殿是塔西逊布的微缩版。山谷宽阔，耕作良好，散布着许多独立的村庄。其中一个村庄里有一个集市，我相信这是该国唯一的集市，还有两家克什米尔商行；但这里还称不上是一个城镇。”原PDF第86页：“陪同我的克什米尔人米尔扎·塞塔尔（Mirza Settar）被安置在宫殿外。” 一位苦行僧从拉萨赶来，在向他带来了关于他兄弟的消息后，这位克什米尔人理应分给他一部分住处。” 原PDF第87页：“班禅喇嘛拥有的诸多美德之一便是仁慈，他有充足的机会去践行这一点。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世代以此为生的乞丐，此外，喇嘛还接待了许多从印度赶来的苦行僧。由于他能相当流利地说他们的语言，他每天都会从窗户与他们交谈，并借此了解印度斯坦（Hindustan）不同国家和政府的情况。”

[5] 原PDF第94页：“我们一直赶路，直到抵达雅鲁藏布江（Tsanpu）岸边。” 大约两千人聚集在那里，想要瞻仰并向圣者顶礼膜拜。河面上覆盖着大片浮冰。在对岸，克什米尔商人和一大群藏民正在等待。”原PDF第124页：“这个政府的天性，正如印度斯坦大多数古老王国一样，是支持商业的。货物不征收关税，贸易受到保护且免受勒索。许多外国商人受到这些优待的鼓励，或被获利的愿景所吸引，已在西藏定居。克什米尔人就像欧洲的犹太人或土耳其帝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一样，散布在亚洲的东方王国，在遥远的地区之间进行广泛的贸易，他们已在拉萨及该国所有主要城镇建立了据点。”原PDF第125页：“最重要的贸易分支是与中国的贸易。这项贸易由中国国民、克什米尔人以及喇嘛的代理人进行，他们前往西宁（Seling），有时甚至远达北京。克什米尔人自然而然地垄断了与他们国家的贸易。”原PDF第127页：“戈赛因人（Gosains）过去在尼泊尔拥有非常庞大的产业，但因向廓尔喀国王（Gorkha Rajah）的对手提供援助而招致其怨恨，被驱逐出该国；许多最富有的居民在被剥夺财产或遭受征服者勒索后，也纷纷逃离。目前仅剩下两家克什米尔商行，国王担心他们也会抛弃他，便强迫他们为那些需要派往其领土之外的代理人提供担保。”“孟加拉与西藏之间，经由德布国王（Deb Rajah）领土的贸易，过去完全由不丹人垄断。然而，两家从尼泊尔逃出的克什米尔商行，因不愿放弃他们此前一直从事的获利贸易，便在拉萨定居，并获得德布国王的许可，通过其领土运输货物，同时在孟加拉建立了代理机构。”

[6] 原PDF第132页：“班禅喇嘛慷慨仁慈，受到藏民、卡尔梅克人（Kalmuks）以及广大中国人的普遍爱戴和尊崇。我对他的评价可能显得有偏见；但我从他自己的臣民、克什米尔人和苦行僧那里得到了更强烈的印证……”“由于我向他转达了您希望在孟加拉和西藏居民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往来的愿望，他为此事写信给了格桑仁波切（GesubRimboche）。他还写信给了主要的商人们，包括克什米尔人和当地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或是亲自前来，或是派代理人前来拜访我。藏民们以孟加拉气候炎热且不健康为由，推辞了派遣代理人（gumashtas）前往孟加拉的请求。几家主要的克什米尔商行，曾因廓尔喀国王的压迫被迫放弃这项贸易，他们向我保证，一旦雨季结束，他们就会派代理人前往加尔各答，而喇嘛也承诺为他们争取通过德布国王领土的通行权。”原PDF第136页：“Tibet（西藏）是一个波斯语词汇。该国在印度的名称是Bhot（博特）。”第159页：“喇嘛进一步告诉我，廓尔喀国王去世的消息已得到证实，他已收到来自拉萨的信件，详细说明了此事，且戈赛因人和克什米尔人提供的消息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160页：“3月27日，一些克什米尔商人来见我，按照当地习俗献上丝绸手帕后，告知我他们是奉喇嘛之命前来；喇嘛已致信他们在拉萨的委托人，告知他们总督希望开通西藏与孟加拉之间的贸易，以便商人能在两国之间自由往来；此前通过尼泊尔由定居在那里的众多克什米尔商行进行的贸易，已因廓尔喀国王的压迫而受到严重阻碍……” 第163页：“他们（西藏商人）说，由于生于寒冷之地，他们害怕去炎热的地方；他们的人在孟加拉会死；根据传统，大约八百年前这个国家的人曾前往孟加拉，但十个人中有八个在返回前就死了；克什米尔人和戈赛因人可以去不同的国家旅行，但他们却不能。” 我回答说，……

[7] 如果他们担心派仆人去那里，克什米尔人和戈赛因人会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这对孟加拉和西藏居民来说是一样的。” 第164页：“随后，喇嘛给了我一份波斯文文件，里面包含了一些备忘录，他说希望我能记在心上。”第198页：“喇嘛还写信给拉萨和扎什伦布的商人们，这是西藏的两大主要城镇。” 他告知他们商人在孟加拉所享有的安全与保护，并建议他们派遣代理人（gumashtas）前往那里。克什米尔和戈赛因商人们后来向我保证，由于喇嘛提供的鼓励和帮助，以及我向他们承诺在孟加拉享有的自由与安全，他们打算在获得第巴国王（Deb Rajah）许可并获准穿过其领土的情况下，一旦雨季结束，就派遣代理人前往加尔各答采购商品……”第204页：“在我看来，为了对抗法国商品，扩大英国呢绒的销售，增加通常出口到西藏的商品销量，并为新商品开辟市场，最可行且有效的方法是鼓励克什米尔人、戈赛因人、不丹人和西藏人在冬季前往加尔各答。”第205页：“计划在下一个冬季前往加尔各答的克什米尔和戈赛因商人们，在持有扎什喇嘛的通行证后，在西藏境内旅行将不会遇到任何困难……”由Speaking Tigers Books LLP于2017年出版，第53页：“12月13日（1881年）——今天中午，约15000人聚集在集市上，观看克什米尔特使及其身着军装的卫队和随从的到来。” 日喀则的所有小巷、格萨尔拉康（Kesar Lha-）的庭院。以及邻近的花园里挤满了人，大家都在热切地等待着瞻仰（temo）。随行的有大君的特使和约五十名骑兵，他们都穿着制服；此外还有一百名来自不同民族的随从骑手，包括锡克教徒、留着飘逸胡须并戴着白色头巾的穆斯林、穿着笨重羊皮装的拉达克人、来自尼泊尔的穆尔米人、来自羌塘的卓巴人、几名尼泊尔人，以及一些来自吉隆的藏族人。

[8] 随特使而来的还有许多商人，他们穿着华丽，由身着丝绸和宽幅呢料制服的仆人随侍。他们的一些小马也装饰着银饰和金锦，显得十分华贵。据我了解，克什米尔政府每三年会派遣一名特使前往拉萨，向达赖喇嘛进献礼物（称为贡品）。西藏政府在收到使团出发的通知后，会在从拉达克边境到拉萨沿途的各个城镇和驿站，准备约500头小马和骡子作为接力（ta u），并安排苦力。尽管对于携带体积小巧的珍贵礼物的特使来说，并不需要如此庞大数量的小马和人员，但使团还是利用这一特权，将个人财物和商品运往拉萨或从拉萨运出。当使团经过时，我们听到人们议论说，所有这些排场和铺张都是由拉萨政府买单，却让西藏的贫苦百姓遭了殃。第54页：“克什米尔向拉萨进贡的由来如下：在征服拉达克、巴尔蒂和斯卡都之后，古拉布·辛格大君麾下著名的锡克教将军佐拉瓦尔·辛格于1840-41年将矛头转向了鲁多克和噶大克。” 这两个省份出产西藏最优质的羊毛，且拥有西藏最富有、最神圣的寺院，被西藏伟大的佛教统治者视为最珍贵的领地。这位锡克教将军试图征服它们，激怒了拉萨政府，拉萨政府向其宗主国中国皇帝求援，得以调动了超过一万人的军队。佐拉瓦尔·辛格率领约五千人入侵了这两个省份，总督逃往羌塘，将堡垒和整个地区留给敌人肆意蹂躏。这位将军在神圣的玛旁雍错湖附近驻扎，并派遣分遣队前往全国各地进行劫掠，在玛旁雍错和冈仁波齐最神圣的佛教圣地散布亵渎行为；他还派出一支部队驻扎在尼泊尔边境附近的普兰，以监视拉萨的军队。拉萨与中国的联军在一位噶伦的率领下向鲁多克进军。佐拉瓦尔·辛格对西藏士兵极为轻视，低估了对手的实力，只派出了几支小分队去阻击他们的推进。这些小分队被全歼，随后他亲自率领主力部队迎战拉萨军队。两军激战了两昼夜，未分胜负，但到了第三天，这位锡克教将军阵亡，胜利属于喇嘛一方。这是一场彻底的溃败，双方伤亡人数极其惨重。获胜的军队随后威胁拉达克，大君被迫求和。古拉布·辛格的代理人与拉萨政府缔结了条约，其中一项条款是每三年缴纳一次贡品。” 第155页：“剃了头并穿上我的喇嘛装束、戴上护目镜后，我们出发前往距离住处约一英里的邦杰夏。” 我们看到的商店大多由克什米尔人、尼泊尔人或中国人经营；藏人的商店很少，且货品匮乏。”

[9] 第168页：“目前，纳贾巴人的首领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男子，名叫阿布拉；他穿着一件红色哔叽长袍，戴着黄色头巾。纳贾巴人的命运是受诅咒的，如果有一天没有尸体被送到墓地，阿布拉就会遭受双重诅咒；因为人们相信，如果一天之内无人死亡，这对拉萨来说是不祥之兆。”第196页：“如果被定罪的商人是西藏臣民，其所有货物将被没收，并被判处一定年限的苦役。如果他是中国、蒙古、克什米尔或尼泊尔等外国政府的臣民，则会按法律规定处以罚款，其货物会被查封、清点，在妥善包装后，由警察押送并连同其本人一起移交给所属政府，同时附上一份投诉其行为并说明罚款金额的文件。”第230-231页：“穿过钦加尔村，我们进入了雅隆的首府泽当，这里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的向导为我们找了一位妇女的房子住下，她的丈夫是一位克什米尔人，在一年前左右去世了，现在她独自带着丈夫的儿子生活。这位克什米尔人对我们非常友善，但在与我简短交谈后，他对我真实的身份产生了警觉，并不断地将话题引向他在加德满都认识的英国人，以及英国女王的伟大。每当他谈起这些话题，我就转而询问关于佛教或我想参观的寺院的问题。”第231页：“泽当周围有四座寺院，镇上有大约十五家尼泊尔商店、二十家中国商店和十家克什米尔商店，此外还有来自西藏各地的本土商人。”伦敦。第177页：“在拉萨，我们有超过一千名最初来自克什米尔的西藏穆斯林。他们的妻子大多是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藏族人，对于这些皈依行为没有任何反对意见；但我们从未见过穆斯林皈依佛教，因为藏人平等地尊重所有宗教，且不会试图去改变他人的信仰。”

[10] 穆斯林不相信轮回，他们非常严格地执行斋戒和不收取借贷利息的习俗。”伦敦。第30页资料：“藏人称他们的国家为‘博’，称自己为‘博巴’。‘西藏’一词源自克什米尔语的‘Tibbat’，这是对上西藏或‘托博’（即西藏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接壤的部分）一词的讹传。” 第324页：“定居点的生活并不容易。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收入却很低。” 然而，这些定居者坚持了下来，其中一些人还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无论是迈索尔的大乘佛教徒、旁遮普的苯教修行者，还是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他们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西藏人。第180页：“拉萨拉达克社区的代表在曲水迎接我，并献上了一条欢迎哈达。” 这些来自拉达克的人有几百口人，全是穆斯林，他们在拉萨定居已数十年，靠经商为生。据信，这一聚居区的起源是那些……被西藏人俘虏的佐拉瓦尔·辛格（Zorawar Singh）麾下的多格拉军队士兵，他们曾在1841年试图进攻西藏西部，但以失败告终。”第21页：“在萨迦，总共十三户经商家庭中，只有三户是西藏籍，我们家就是其中之一。” 他们大多数是尼泊尔佛教徒和克什米尔穆斯林，这些人构成了我们社会中最富有、最进步的阶层。”第77页：“然而，同样的公正法律并不适用于西藏的两个外籍群体：尼泊尔人和克什米尔穆斯林。” 第、79页：“西藏的第二个外籍群体由穆斯林组成。” 在萨迦没有常住的穆斯林，但许多穆斯林商人每年都会在多钦节（Dochen festival）期间造访萨迦。在噶伦堡，我遇到过一些被称为‘卡切’（Khache）的西藏穆斯林。他们对西藏的热爱令我印象深刻；更令我惊叹的是，他们既能保持自己的族群认同，又能同时吸收西藏的社会和文化习俗。卡切人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的社会关系。在西藏，佛教徒和穆斯林和平共处，没有发生过宗教冲突。卡切清真寺就建在拉萨佛教圣地的内部。那里有教授乌尔都语和藏语的穆斯林学校，学生们也在学习《古兰经》。卡切帕鲁（Khache Phalu）是一位西藏穆斯林，也是一位伟大的西藏文学家，他撰写了一部广为流传的哲学著作，基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理想。卡切人穿着藏装，说着流利的藏语，吃着藏餐。他们中的一些男子娶了藏族妇女，这些妇女无一例外地改信了伊斯兰教。”“基于他们的克什米尔血统，西藏穆斯林认为自己是印度国民。” 1961年，约一千五百名西藏穆斯林从拉萨、日喀则和泽当被转移到印度的山地避暑胜地。我在噶伦堡遇到的一位卡切老人，他留着银白色的长胡须，满怀着对天堂般西藏的怀旧记忆。他告诉我：“即使在印度，我们也不可能比在西藏时更自由了。”

[11] “乌拉邀请飞行员们回村子。他说，他们可以住在他的房子里，那里会提供食物和休息的地方。麦卡勒姆鞠躬致谢，但当三名飞行员跟在乌拉身后时，人群再次围了上来，村民们抬头看着他们的脸，伸手去抓他们的手臂，拉扯他们的衣服”。第、248页：“定居在拉萨的是一小群穆斯林，他们是来自拉达克和克什米尔的移民商人的后裔。他们被称为拉达克人。他们的祖先在西藏经商已有数百年，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他们在拉萨有了永久定居点。他们是一个富裕的群体，受到西藏政府的善待，完全服从西藏政府的管辖，不享有任何治外法权。该社区已故的头人古拉姆·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考虑到他时常提供的帮助，我为他从印度政府那里获得了‘汗萨希布’（Khan Sahib）的荣誉头衔——以及他的儿子法伊祖拉（Faizulla），一直都是。我的朋友。我能够在许多事情上帮助他们及其社区成员，例如允许他们在江孜和印度之间旅行时占用我们的招待所，为他们提供印度银行的支票以兑换现金（因为现金在西藏难以大量携带），并为他们安排交通和补给。过去，他们的头人由社区选举产生，但最近是由西藏政府选拔和任命的。拉达克人是守法的人民，也是精明的商人，主要经营羊毛和皮草。” 他们还将中国砖茶出口到拉达克。过去几年里，他们一直声称自己拥有英国臣民的权利，但并未成功。只要他们定居在拉萨和日喀则，这种情况就不会改变，而后者城中确实居住着少数此类人。13. 《揭开拉萨的面纱：西藏的高空冒险》。作者：埃德蒙·钱德勒。初版于1905年，第273页：“克什米尔店主们缠着头巾，穿着屠夫蓝色的斗篷。他们、尼瓦尔人和中国人似乎垄断了这座城市的贸易。” 《西藏，西藏：一片失落土地的个人史》：作者：帕特里克·弗伦奇。初版于2003年。

[12] 第92页：“到七世纪末，西藏统治着广阔的领土，并有效控制了中亚的贸易路线，使中国的唐朝处于脆弱的境地。阿拉伯哈里发国是当时唯一有能力挑战藏人的势力，但正如辉煌时刻常发生的那样，西藏因内部纷争而衰弱。该国强大的家族陷入冲突，帝国疆域随之收缩。715年，藏人与阿拉伯军队结盟对抗中亚的费尔干纳王国，但同年被唐军击溃，中国指挥官将战败者斩首。”第107页：“每年，在‘莫朗钦莫’（即大祈祷法会）的倒数第二天，都会在扎基举行阅兵仪式”。“这就是西藏，独自重温其辉煌的过去”。“从象征意义上讲，帝国时代才是最重要的。” 在莫朗钦莫期间，几位藏族贵族会被临时授予蒙古头衔‘亚索’，使他们成为古代军队两翼的指挥官。他们身着镶有皮毛的华丽锦缎长袍，在贵族随从的簇拥下——就在萨尔瓦多·达利在伦敦穿着潜水服发表演讲的那个十年里——观看骑兵们穿着古老的锁子甲、插着孔雀羽毛出场，每位骑手都带着装有五支羽箭的箭袋。在他们前面骑行的是两名旗手，手持长矛和彩绘旗帜，戴着珍贵的头盔，这些头盔可能追溯到八世纪，正面用金丝镶嵌着安拉的名字。”“早在西藏成为欧洲人想象中的禁地之前，阿拉伯的影响力就未被藏人遗忘。过去依然鲜活。九世纪期间，吐蕃帝国的士兵曾骚扰中亚的穆斯林军队，并围攻撒马尔罕。相应地，受伊斯兰教传播激励的阿拉伯军队曾占领了克什米尔和瓦罕的部分地区，并将吐蕃将军（他们记录为‘阿尔-图巴特骑兵指挥官’）及其骑兵带回巴格达，像海湾战争期间被击落的飞行员一样被游街示众。”第161页：“起初，藏族穆斯林的概念让我感到惊讶；藏人似乎从定义上就是佛教徒，是佛法的追随者，尽管仔细想想，这个概念并不比藏人成为基督徒（这确实发生过）或意大利人成为佛教徒（一种普遍的皈依）更奇怪。哈巴林克什米尔人是传统拉萨社会和城市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是在一个外表统一的土地上的少数群体。据一位作家称，‘穆斯林们不受当地人干扰，可以自由开展任何他们想要的贸易，在激励下，他们成为了拉萨、日喀则、江孜和泽当等大城市的常见面孔’。”他们以操着纯正、文雅的拉萨方言而闻名，即使他们有时会吃中亚菜肴，这引起了藏人关于不要被甜言蜜语欺骗的警告：‘不要听穆斯林的巧言，要看他在吃什么’。”“大多数哈巴林克什米尔人在外貌上与其他藏人并无区别。

[13] 穆斯林也为藏医学做出了贡献，该领域最著名的从业者之一是卡切·班禅·拉巴蒙德加（kha che pan chenzLabamngondga），他撰写了几部著名的藏文医学著作。西藏最著名的穆斯林文学经典《卡切帕鲁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Kha chePhalu）已被翻译成英文。该书以“劝诫之言”为体裁，因其将穆斯林和佛教思想融合成一个和谐的整体而显得尤为有趣。正是这一事实使其深受穆斯林和佛教徒的喜爱，甚至被双方各自引以为傲。然而，书中对造物主的提及、对造物主独一性的强调以及对伊斯兰教其他教义的阐述，清楚地表明了帕鲁（Phalu）。（可能是法祖尔-安拉 Fazur-allah）是一位穆斯林。从这些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穆斯林为西藏的古典艺术和科学做出了持久的贡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作品甚至达到了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感，使观者能够同时窥见两个世界：穆斯林与佛教、西藏与阿拉伯。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案例外，在我看来，拉萨的清真寺建筑是这一现象的另一个绝佳例证。尽管拉萨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在经济、文化和语言上已很好地融入了西藏社会，但他们可能比边境地区的穆斯林保持了更强烈的宗教和民族自我认同感。考虑到他们致力于在周围压倒性的佛教世界中维护自己的宗教，这是意料之中的。但尽管他们对伊斯兰教有强烈的认同感，拉萨的穆斯林仍视西藏为家园。1959年，该社区的许多成员曾力求被视为外国国民（即印度公民），但这在他们看来主要是一种政治权宜之计。第81页：“随着与中国的关系迅速恶化，西藏再次表现出其对战略要地费尔干纳（Ferghana）的长期兴趣。西藏人与阿拉伯军队建立了一个短暂且鲜为人知的联盟。阿拉伯人和西藏人共同扶持了费尔干纳另一个王室成员阿鲁塔尔（Alutar）为新国王”。

[14] 第83页：“来自西方的阿拉伯人、来自东方的中国人，以及来自南方的西藏人——这三个中世纪早期亚洲最伟大的扩张主义国家——汇聚在了一起”。第108页：“在西藏盟友的帮助下，呼罗珊人（Khursanians）和突骑施人（Turgis）几乎将阿拉伯军队完全赶出了粟特地区（Sogdiana）”。第110页：“因此，西藏军队似乎在三年内至少第二次加入了突骑施军队。西藏与西突厥之间的旧联盟得以恢复，而中国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第111页：“732年，来自阿拉伯和突骑施的使节抵达了西藏宫廷。最终，在734年底，西藏与突骑施的联盟通过西藏公主卓玛洛（Dronmalod）与突骑施可汗的联姻正式确立”。第116页：“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西方，西藏与突骑施的合作仍在继续——但针对的是阿拉伯人，而非中国人。737年晚些时候，另一支由巴尔·斯凯斯赞多恩察布（Bal SkyesbzanIdorntsab）率领的西藏军队进入小勃律（Little Balur），并俘虏了其亲唐的国王。这次战役显然是为了确保西藏通过帕米尔高原向西的路线，并可能是针对阿拉伯远征的初步行动”。无论如何，由于这一成功，小贝卢尔西北部的整个帕米尔地区都落入了吐蕃手中：其周边二十多个国家全部向吐蕃臣服。进贡中国之事从此中断。原PDF第157页：“与此同时，吐蕃人已深度卷入与中亚西部阿拉伯人的长期战争中。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吐蕃人已能够通过帕米尔地区，在无人协助的情况下向兴都库什地区扩张。关于阿拉伯人与吐蕃人之间战争的首次记载，见于一份关于公元801年战役的报告，该战役的一方是吐蕃，另一方是唐朝和南诏。在吐蕃东部边境的卢水之战中，吐蕃人战败：“撒马尔罕和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军队，以及吐蕃指挥官，全部投降。两万套盔甲被缴获。很明显，这些中亚西部的士兵是被吐蕃人带到东方的，或许是作为战俘或人质。”

[15] 原PDF第158页：“关于吐蕃在西部活动的下一份报告来自公元808-809年，当时撒马尔罕的拉菲·本·莱斯（Rafi b Layth）叛乱达到顶峰。来自许多国家的众多中亚人，其中包括‘吐蕃军队’，加入了拉菲的一方。” 原PDF第162页，资料：“人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如此多印度佛教圣贤从克什米尔来到西藏中部，尤其是著名的乌仗那（Udyana）的莲花生大士，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吐蕃统治着该地区的大部分领土。”第107页：“拉萨唯一的印度社区是由拉达克裔的克什米尔穆斯林组成的，他们已经在拉萨、日喀则和其他城镇生活了一个多世纪。他们被称为‘卡切’（Khachis），即穆斯林。他们娶了藏族妇女并使她们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穿着与藏族人略有不同。该社区包括儿童在内，总共有一千多人。其中大多数人非常渴望离开西藏前往印度，经过一系列对话和信函往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获准离开。他们为在拉萨的两座清真寺及其房产获得了象征性的补偿。很少有人自愿留下，也有一些人未获准离开。一位自1959年3月起就被关在拉萨监狱的阿卜杜勒·哈米德（Abdul Hamid），在我离开时仍被关押在那里。阿卜杜勒·哈米德的家人在很晚的时候才到达尼泊尔，但他被认为至今仍被困在拉萨监狱中。在我任职期间，我也见过几个被关进监狱的克什米尔穆斯林，据我了解，在我离开后还有几个人被监禁，但天知道是因为什么罪名。

[16] 《出使西藏扎什伦布寺记》。塞缪尔·特纳（Samuel Turner）著。1800年伦敦初版，第430页：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波斯语翻译官。这些在班禅喇嘛宫廷里的波斯语翻译官是谁？3. 《乔治·波格尔西藏使团记及托马斯·曼宁拉萨之行》。克莱门茨·R·马卡姆（Clements R Markham）编。1876年伦敦初版。

[17] 《西藏三年》 作者：河口慧海 第562页：“最让我感到惊讶的事情之一是，在西藏发现了伊斯兰教，主要存在于中国人以及来自克什米尔的移民后裔之中。” 他们在拉萨和日喀则约有三百人，固守着他们的教义，在拉萨郊区有两座清真寺，并在远处的山边设有两处墓地。其中一座清真寺是为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准备的，另一座则是为华人准备的。在一个佛教如此盛行的国家里，看到伊斯兰教平静地存在，实在是一件奇事。西藏穆斯林所说的一件事非常引人注目。

[18] 《迷失西藏：五名美国飞行员、一架注定坠毁的飞机以及生存意志的未述故事》。作者：理查德·斯塔克斯（Richard Starks）和米里亚姆·默卡特（Miriam Murcutt）。出版于2004年（书中救助飞行员的那个人拼写为“Sana Ullah”。他的真名是“Ataullah”。我有机会在2000年采访了他的孙子古拉姆·纳比·古纳（Ghulam Nabi Goona）。古拉姆·纳比当时还是个少年，对细节记忆犹新。） 第42页：“他们再次排成一列，面对着村民们。人群慢了下来，嘈杂的说话声消失了。在短暂的沉默后，一个穿着厚重皮大衣、长袖垂过手掌的男人挤过人群，向他们走来。

[19] 《中亚的西藏帝国》 作者：克里斯托弗·I·贝克威思（Christopher I Beckwith）。出版于1987年。第37页：“西藏人此时已征服了中亚东部相当大的一片领土”。第38页：“唯一可能阻止西藏势力崛起的其他中亚强权是阿拉伯哈里发国”。

[20] 《西藏七年》——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由哈珀柯林斯印度出版公司出版。1953年伦敦初版，第157页：“从人数上看，穆斯林在拉萨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拥有自己的清真寺，并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藏族人民最好的品质之一就是他们对他人的信仰完全宽容。他们的僧侣政权从未试图强迫异教徒改宗。） 大多数穆斯林是从印度移民而来，并与藏族人通婚融合。他们的宗教热情起初促使他们要求藏族妻子改宗，但西藏政府介入并规定，当地妇女只有在保持自身信仰的情况下才能嫁给穆斯林。” 18。《边疆呼唤》——作者：P·N·考尔（P N Kaul），前印度驻拉萨总领事。

[21] 第21页：6。《西藏女儿：仁钦卓玛·塔林自传》。1970年出版。

[22] 第22页：7。《最后一位达赖喇嘛：传记》。作者：迈克尔·哈里斯·古德曼（Michael Harris Goodman）。1986年出版。

[23] 第22页：8。《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作者：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1992年首次印度版出版。

[24] 第23页：9。《西藏：前方的路》。作者：达瓦诺布（Dawa Norbu）。1997年出版。

[25] 第26页：12。《西藏二十年》。作者：大卫·麦克唐纳（David MacDonald）。1932年出版。

[26] 第30页：15。《西藏的伊斯兰教》。编辑：格雷·亨利（Gray Henry）。1997年出版。

[27] 第19页：5。《我的拉萨之旅》。作者：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1902年首次出版。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