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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开启全新高级别对话：深化防务合作，全方位推进粮食与能源安全战略伙伴关系

2026 年 8 月 21 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两国高级部长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双边高级别会谈，重点就深化两国防务安全合作、加强粮食与能源安全保障等核心战略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约诺（Sugiono）表示，双方致力于确保这一全新的双边对话机制能够切实取得实质性进展，全面推进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海上事务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的战略合作优先事项。

 
 
图片说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吉约诺在雅加达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图源：美联社）

统筹发展与安全：王毅呼吁共同反对单边霸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谈中表示，印尼与中国一致同意在国家发展与安全这两大关键优先领域加强战略协调，从而为两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王毅在双方联合声明中指出：“我们将共同反对单边霸凌和强权政治。我们也必须对本地区任何企图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倒退历史车轮的危险行径保持高度警惕。我们应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合法权益。”

苏吉约诺表示，双方深入讨论了通过大力发展支撑国家战略韧性的关键产业，全面强化粮食、能源和矿产安全。在未来，两国的合作还将延伸至人工智能（AI）、联合研制通信卫星以及其他前沿尖端科技创新项目。

苏吉约诺在联合声明中补充道：“我们还一致同意促进双边贸易便利化，包括共同开拓新市场，并为印尼的主打旗舰大宗商品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

王毅指出，开启这一全新的双边对话机制，将“向全世界发出我们这两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紧密团结与精诚合作的明确信号”。

两国防长举行会谈：邀请中国军队参加“和平神鹰”联合演习

在防务安全领域，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沙姆苏丁（Sjafrie Sjamsoeddin）与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举行了专门的双边防务会谈，深入磋商了扩大两军全方位防务合作，涵盖军事装备与物资合作、军事人员交流培训以及两国国防工业体系对接等重要议题。

沙姆苏丁防长表示：“我们还正式邀请中国武装力量参加印尼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例如‘和平神鹰’（Heping Garuda）联合演习，这是印尼国民军与中国军队之间深厚务实伙伴关系的具体范例。”

经贸投资蓬勃发展：基础设施与清洁能源合作持续深化

近年来，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经贸联系蓬勃发展，双边贸易总额在 2025 年已攀升至约 1670 亿美元。

中国已稳居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地位，并在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中累计投入了数百亿美元资金，其中包括著名的雅万高铁（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way），以及位于西爪哇水库区、距首都雅加达 130 公里的东南亚最大漂浮式光伏电站奇拉塔项目（Cirata）。

尽管双方在个别项目的定价细节与建设工期进度上偶有协商，但中方始终坚定推进相关重大工程落地，这与共建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保持着高度战略契合。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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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拟引进中国技术与资金，全力扩建高加索地区唯一的原铝生产基地

据全球权威铝业行业资讯平台《铝圈》（AL Circle）报道，阿塞拜疆国家铝业公司（Azeraluminium）正在积极寻求与中国顶尖工业企业展开深度合作，计划引进先进的现代电解铝冶炼技术与产业资本，全面升级并大幅扩建位于占贾（Ganja）的整个高加索地区唯一的原铝生产工业基地。

 
 
图片说明：阿塞拜疆国家铝业公司（Azeraluminium）生产车间与扩建规划图。

推动非石油经济多元化，打造高加索工业制造枢纽

阿塞拜疆近年来一直在大力推动摆脱过度依赖石油天然气的经济多元化战略。本次占贾铝厂的扩建工程计划将现有原铝年产能翻倍提升，以满足欧洲和中东国际市场对高品质、低碳铝材日益增长的需求，并进一步巩固阿塞拜疆作为连接中亚、高加索与欧洲交通工业走廊的关键枢纽地位。

国际供应链审查与合规风险考量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阿塞拜疆在敲定最终合作企业时，也在密切评估国际贸易合规要求。特别是针对部分可能涉及国际强迫劳动预防清单的合作方，阿塞拜疆有关部门正在进行细致的可行性论证与合规评估，以确保未来生产出的铝产品能够顺畅出口欧美主流市场。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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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直言：我明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东南亚必须保持和平自主

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在公开表态中直言：“我明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像马来西亚的一个省如果要独立不得不动用武力一样，中国收复台湾也可使用武力。”这显示出软硬实力在东南亚不仅奏效，而且已经结出了实实在在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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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接受媒体专访就两岸局势与国际关系发表谈话视频

图片说明：马来西亚首相安瓦尔就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接受访谈。

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与战略自主

安瓦尔首相在讲话中强调，马来西亚长期以来一直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是马中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双边关系能够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石。他指出，维护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符合周边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东盟（ASEAN）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战略中立路线，绝对不能沦为任何大国搞阵营对抗的工具。

深化经济务实合作与多边友好交流

谈到东南亚区域内的经贸发展时，安瓦尔表示，马来西亚将全力深化同各大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务实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他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平等对话与外交协商来妥善管控分歧，一起为区域经济复苏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相关表态引发了国际舆论与东南亚各界的广泛热议。 查看全部

Ferdi KRBSN 在 X 上发帖：
两名中国裔姐妹诵读清真言皈依伊斯兰教
这些真挚而感人的瞬间在短时间内吸引了广泛关注，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了大量点赞。
近期，关于来自不同文化和地域的人们选择皈依伊斯兰教过程的分享，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强烈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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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将43家总部位于中国的公司加入了《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实体清单，这是防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进口到美国以及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关键工具 [1]。于2021年颁布的《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旨在阻止受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强迫劳动污染的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追究参与此类行为的实体责任 [2]。

新列入清单的实体与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生产和销售商品或使用维吾尔人及《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中指定的其他群体强迫劳动有关。涵盖海鲜、黄金、铜、交通基础设施、铝、西红柿、棉花、服装和冷冻食品等 [3]。这些新增实体使得《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上的实体总数达到了187个 [4]。

强迫劳动扭曲了市场，并允许外国行为者滥用全球贸易体系 [5]。通过扩大《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特朗普政府正采取行动从全球供应链中清除强迫劳动，为美国人恢复公平市场，同时减少全球范围内的强迫劳动现象 [6]。美国期望我们全球的贸易伙伴制定并执行类似法律，禁止使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 [7]。

今天的行动由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FLETF）采取，该工作组由跨部门伙伴组成，致力于监督执行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的禁令，包括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所规定的职责 [8]。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由国土安全部主持，其投票成员包括国务院、劳工部、商务部、司法部、财政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9]。详情请参阅国土安全部的新闻稿 [10]。


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引用资源：
[1] 美国国务院官方新闻公告，2023年。
[2] 《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UFLPA）法案背景资料。
[3] 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FLETF）实体清单更新说明。
[4] 同上。
[5] 负责政治事务办公室政策声明。
[6] 特朗普政府供应链安全政策简报。
[7]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际贸易准则。
[8] 强迫劳动执法工作组（FLETF）职能宪章。
[9] 美国国土安全部机构设置说明。
[10]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官方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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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简称 HRW）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实际上已禁止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少数群体获得护照。这家总部位于纽约的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当局实施护照发放“双轨制”，导致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极难出境出国。法新社援引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Sophie Richardson）的话说：“如果你是一个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宗教少数派，想要办到护照几乎是不可能的。”人权观察的报告披露，这种双轨制度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汉族人在15天内更容易拿到新护照；如果出现延误，当局还必须通知申请人。

相反，护照管理部门会故意阻挠维吾尔穆斯林或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办护照拖延长达五年，甚至在不给出任何法律认可理由的情况下直接拒绝申请。人权观察报告称，2012年，拥有65万人口的西藏七个地级行政区之一的昌都地区，仅发放了区区两本护照。

报告指出：“越来越多报告显示，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维吾尔人及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居民，在出境旅行方面也面临着类似的限制。”人权组织此前表示，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中国少数群体成员通过非法途径前往其他国家，以逃避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的压迫。

去年，数百名为了逃离中国宗教迫害而非法入境的维吾尔人在泰国丛林中被扣留。近200名维吾尔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已被允许前往土耳其，而另外109人（包括24名妇女）头上套着黑袋子被强行遣返回中国。土耳其当局、人权组织和国际社会强烈谴责遣返讲突厥语的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担忧他们在中国可能会面临残忍的酷刑、失踪甚至处决。泰国当局周一表示，对维吾尔人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并补充说，剩下的60名维吾尔人将根据其个人意愿被送往土耳其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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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政府将包括铝业生产商在内的 43 家中国企业列入强迫劳动清单，这再次表明汽车企业必须切断与涉及维吾尔强迫劳动的供应商的合作。

根据 2021 年《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美国政府维护着一份与强迫劳动相关的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企业清单，即“实体清单”。该法案规定了一项推定，即清单上企业生产的商品均涉及强迫劳动，不得进口至美国。目前，该清单已囊括五家总部位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大型铝业生产商。

人权观察组织 2024 年 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生产的铝有超过 15%（占全球供应量的 9%）来自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中国当局在该地区对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犯下了反人类罪。

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铝业生产商以及为其供电的煤矿和发电厂，参与了中国政府的劳动力转移计划，强迫维吾尔人及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在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及其他地区就业。2024 年 7 月，美国政府将铝业列为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法案的高优先级领域。

从发动机气缸体、车架到车轮以及电动电池箔，数十种汽车零部件都要用到铝，这些零部件被中国的汽车制造厂商采用，并出口给全球各地的车企。

为确保其车辆或零部件在入境美国时不被扣留，汽车公司应与供应商协作，深入原材料层面全面梳理其铝供应链，并切断与任何被发现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采购零部件或原材料的供应商的合作。

汽车公司不应容忍其供应链与中国政府的强迫劳动项目存在任何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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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已经生效了一个多月。

北京方面声称，该法律将促进凝聚力并保护少数民族的权益。

而实际上，它所产生的效果已经适得其反。

生效仅一个月，这项法律就已经在对维吾尔人、其他族群以及异见人士造成伤害。

在为时已晚之前，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果断行动质疑这项法律，并保护海外流散群体。

正如许多消息人士警告的那样，这项新法律以法律形式固定了对哪怕是形式上的区域自治承诺的彻底摒弃，转而将习近平的强制同化运动融入到政府和公共生活的几乎每一个层面。

这样做本身就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

2017年，一位中国官员总结了政府针对维吾尔人的策略：“断其血脉，断其根，断其联系，断其源头。”从那时起，中国当局系统性地拆解了维吾尔人的社会、文化和宗教生活；美国政府和多个国家议会已正式将这一行为认定为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

维吾尔人在拘留营中遭受的洗脑——即当局试图用对中共的忠诚取代伊斯兰教和维吾尔身份认同——如今正在维吾尔人的故乡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日常生活中全面贯彻。

变化在于：曾经只能被称为区域性运动的政府行为，如今已被植入到国家立法之中。

这些限制措施将变得更容易扩张，也更难受到挑战。

新法律规定学校、宗教机构、各级政府乃至家庭都有责任灌输和执行中共对“民族团结”的定义。它要求家长“教育引导未成年人热爱中国共产党”，从学前教育开始用普通话取代双语教育，并要求宗教机构坚持宗教的“中国化”。

换句话说，所有孩子都必须被培养成热爱中共，所有语言都必须为普通话让路，而任何信仰只有在被重塑为服务于国家时才被允许存在。

这项法律的影响已经显现出来。

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城市街道上的维吾尔语标识正在被拆除，并换成中文。

在中共干部的监视下，维吾尔人无法反抗，甚至不敢表现出悲伤。

任何消极反应都可能被贴上对抗“民族团结”的标签，使人面临审问、拘留和逮捕的风险。

据报道，就在该法生效仅三天后，两名维吾尔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因向远在土耳其的另一位姐妹寄送商品而被捕。

她们因协助其生意而被指控“支持恐怖主义”。

虽然当局因维吾尔人联系海外亲人而惩罚他们并非新鲜事，但民族团结法赋予了这个本就充满侵害的体制更广泛的措辞，将正常的家庭联系、文化表达和海外联系定性为对国家团结的威胁。

这种危险还延伸到了中国国境之外的个人。

正如许多人警告的那样，该法第63条规定，海外组织和个人如果从事北京声称破坏民族团结或制造民族分裂的活动，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中国官员公开为政府根据该条款针对海外人员的权力进行辩护，为针对维吾尔人、藏人、南蒙古人以及其他海外流散群体或异见人士的跨国镇压制造了又一个借口。

在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以及其他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有联系的人表示，自该法颁布以来，他们“感到了压力”。

多鲁坤·艾沙（Dolkun Isa）——一位知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前主席以及德国公民——最近在前往参加宗教自由会议途中在摩洛哥被拘留并驱逐出境。

此类案例表明，中国如何利用其影响力施压其他国家政府，代表其限制或恐吓维吾尔人。

海外个人可能因“破坏民族团结”而承担法律责任这一主张，应当引起每一个政府的警惕。

维吾尔人、藏人、香港人、法轮功学员、中国异见人士和台湾倡议者不应该陷入担忧：在海外行使自由权利是否会让自己或亲人陷入危险。

迄今为止，国际社会的反响还远远不够，仅限于口头声明，缺乏可操作的行动承诺。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图尔克（Volker Turk）呼吁废除该法律。

8名联合国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表达了严重关切。

欧洲议会敦促中国废除该法，欧洲联盟和台湾则对其域外效力提出了警告。

据报道，澳大利亚官员向中国官员提出了关切。

尤其是美国显得异常安静，特朗普政府尚未公开发表立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该措施“存在问题”，国会议员也敦促作出更强烈的回应，但非正式表态和国会声明是远远不够的。

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应当公开发表明确谴责，要求废除该法，并明确指出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合法言论没有任何管辖权。

此外，各国政府应当进行协调，保护海外流散群体不受该法律所许可的跨国镇压。

为在美国实现这一点。国会应当通过《2025年维吾尔政策法案》（维吾尔 Policy Act of 2025）和《跨国镇压政策法案》（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Policy Act）。

中国民族团结法所造成的危害已不再仅仅是假设。

在强制同化和跨国镇压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之前，各国政府必须紧急作出回应。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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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新书回顾了中国穆斯林少数群体在一段充满猜疑与压制时期的历史。

作者：Benno Weiner，Qianyu Ma，2026年7月30日

《现代中国的穆斯林跨国主义：关于回族身份与伊斯兰改革的辩论》，作者：Hale Eroğlu。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伊斯兰中国：一部亚洲史》，作者：Rian Thum。哈佛大学出版社


每当我们公开谈论中国穆斯林时，人们经常问我们指的是不是维吾尔。这不无道理。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宗教、文化和身份持续进行且相对广为人知的运动——一些专家将其称为文化灭绝——使人们对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地区突厥裔穆斯林的困境给予了迟来的关注。然而，许多人惊讶地发现，中国最大、且按不同统计方式来看也是最古老的穆斯林群体——即今天所称的回族——在语言、文化甚至外貌上，与汉族主体民族在很大程度上并无二致。为了将他们与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的突厥语系穆斯林（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和柯尔克孜族）区分开来，他们常被称为中国穆斯林或汉族穆斯林。回族人口超过1100万，分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每一个省份，其中以西部地区最为集中。他们是经由海上路线（后来又通过丝绸之路陆路）抵达中国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后裔，也是蒙古帝国时期被迁往中国的士兵和行政人员的后裔。

中国穆斯林在我们的意识中缺席，这很奇怪，但正如两本新书所展示的那样，这既不新鲜也不出人意料。在《伊斯兰中国：一部亚洲史》（2025年）中，历史学家Rian Thum指出，“既是穆斯林又是中国人的人”往往不被纳入伊斯兰教或中国的通史中。尽管伊斯兰教自唐代（公元618–907年）以来就一直存在于中国，这使得中国与伊斯兰教的接触几乎与伊斯兰教本身一样古老。诚然，在伊斯兰教首次传入中国后的几个世纪里，一个独特的讲汉语的穆斯林群体才逐渐形成。在《现代中国的穆斯林跨国主义：关于回族身份与伊斯兰改革的辩论》（2025年）中，历史学家Hale Eroğlu写道，正是在明代（公元1368–1644年）。“中国境内多种外来起源、语言各异的穆斯林群体融合并被同化”，从而使伊斯兰教成为中国穆斯林与其非穆斯林邻居之间主要的区别标志。


今天，回族在中国55个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中独树一帜，因为是他们的宗教——而非语言或领土——将他们与汉族主体区分开来。与此同时，正是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以及他们与全球其他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运动的联系，在过去一个世纪的不同时期，使他们在汉族主导的国家眼中变得忠诚可疑。目前“宗教中国化”的努力就是最好的证明。该运动由习近平于2015年发起，目标是所有被认为过于“外国”的宗教习俗，但对回族的打击尤为严厉。诚然，我们尚未看到针对维吾尔和其他突厥语系穆斯林的那种程度的安全化和大规模监禁。尽管如此，回族清真寺的“阿拉伯风格”圆顶和宣礼塔已被拆除，回族阿訇的讲道受到监控，回族的阿拉伯语图书馆（包括《古兰经》）已被没收，回族经堂学校（宗教学校）受到严格监管或已被完全关闭。在清真寺之外，回族出版社被关闭，回族书籍被禁，许多回族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被捕或流亡海外。国家还将监控触角延伸至国界之外，指示中国驻外外交使团协助对从事宗教学习的海外中国穆斯林进行“教育和引导”。在国内，即使是那些原本平淡无奇的回族标志，例如标明餐厅获得清真认证的阿拉伯语标识，也已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导致一些回族人担心。那些提供社区凝聚力——并使他们区别于广大汉族主体——的传统和习俗正面临被清除的风险。

因此，Thum和Eroğlu的开创性新书显得尤为及时。两者都将目光投向了关于伊斯兰教和中国的误导性、本质主义的假设——这些观念认为伊斯兰教和中国本质上是不相容的（Thum称之为“不相容的神话”），或者认为它们的融合需要某种程度的妥协和适应。从而损害了各自的真实性。结果，中国穆斯林常常被视为一种异类——既不是完全的穆斯林，也不是完全的中国人。

Thum和Eroğlu利用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以及汉语资料，向读者介绍了17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穆斯林思想家，他们的生活和著作挑战了关于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简单化但普遍的假设。Thum在《伊斯兰中国》的开头大胆宣布了他的目标：“旨在达成一种伊斯兰中国历史的理解，使中国的穆斯林不再令人惊讶，甚至变得平凡。” 他写道，虽然“中国和伊斯兰教在公元7世纪仅有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相互孤立的现象存在，但学者们不断试图将它们拆解，并根据那短暂的隔绝时刻来解读随后一千年的纠葛历史。”

Thum是在回应主流历史，在这些历史中，读者往往只在危机和冲突时期——最常见的是在19世纪席卷中国西南和西北的大起义期间——才会见到中国穆斯林。从而抹杀了中国穆斯林经历中平凡、普通、不间断的日常性。与此同时，Thum——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争议地——挑战了近几十年来主要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文献。这些文献通过本土化中国伊斯兰教，令人钦佩地反驳了“不相容的神话”。最显著的方式是推广了一套被称为“汉克塔布”（Han Kitab）的汉语伊斯兰文献。这些文献似乎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带有儒家色彩的“融合”伊斯兰教观。然而，正如Thum所指出的，融合主义既不代表这一方也不代表那一方，而是一种“混合”形式的中国伊斯兰教，它脱离了伊斯兰世界其他地方的实践，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版本显得既非凡又充满争议。

历史学家很久以前就推翻了那种认为中国在19世纪中叶被西方武力强行打开之前是一个孤立、封闭、不变的帝国的旧假设。然而，一个平行的假设，即中国穆斯林几个世纪以来实际上与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隔绝，因此产生了一种与中东等地正统观念截然不同的伊斯兰教形式，却被证明出奇地顽固。《伊斯兰中国》通过挖掘中国穆斯林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持续且反复地”与更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互动并嵌入其中的多种方式。突出了在中国穆斯林社区中流传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资料（这些资料在20世纪之前在数量上远超汉语的“汉克塔布”文本），从而对抗了这种孤立神话。

Thum通过他所谓的“传记方法”实现了这一点，他认为这种方法“优先考虑路线而非领土。” 虽然领土是“国家的专属领域”，但Thum转而关注欧亚大陆上成熟的流通和交换网络中的运动——他认为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超越国家这种制造范畴的现象进行思考。” 作为一个例子，Thum讲述了“两本普通书”的故事。第一本是由中国穆斯林教育家马联元（1841–1903）编写的汉语“汉克塔布”入门书。第二本是由一位名叫Nūr al-Ḥaqq的人在印度出版的伊斯兰法律注释，他在南亚穆斯林知识分子网络中以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宗教文本进行注释而闻名。这两个人——我们惊讶地发现（剧透预警！）——其实是同一个人。Thum拒绝使用混合性或融合主义，他坚持认为“马联元与Nūr al-Ḥaqq的纠葛并非合并、迁就或妥协，而是一个连贯的整体，显得天衣无缝且平淡无奇。”

在整部《伊斯兰中国》中，像马联元/Nūr al-Ḥaqq这样的旅行者以及许多其他人，连同思想和物品。跨越了边界并超越了范畴。这些范畴阻碍了对主体性和团结的领土划分。而这种划分后来成为民族国家所引入的边界感的核心。Thum写道：“我们的惊讶感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在抽象层面上多么热切地拒绝本质主义，当我们试图理解世界文化和知识的多样性时，它依然紧紧地束缚着我们。”

在时间和主题上，《现代中国的穆斯林跨国主义》承接了《伊斯兰中国》的结尾：20世纪初，Thum所摒弃的那些范畴突然成为了现代政治主体不可或缺的标志。随着清朝帝国秩序的崩溃和中华民国的缓慢成型，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面对并辩论了一个艰巨的挑战。即如何将“多民族和多宗教”王朝统治下的穆斯林臣民“转变为汉族主导的世俗中国民族国家的自觉、积极、现代和平等的公民”。出人意料的是，Eroğlu表明，中国穆斯林精英并没有回避Thum所描绘的网络，而是通过“加深他们与更广阔穆斯林世界的跨国联系”来解决中国与伊斯兰教之间新出现的范畴困境。

杰出的中国穆斯林曾借鉴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殖民时期的印度以及埃及各地伊斯兰学术中心的思想资源。通过采纳这些理念，他们探讨了各种融合模式，旨在既能确保自身在中国国家内部的生存空间，又能保持其宗教身份。埃罗卢（Eroğlu）列举的例子中包括备受争议的阿赫迈底亚运动，该运动由自称先知的米尔扎·古拉姆·艾哈迈德（1835–1908）在英属印度旁遮普邦创立。事实上，埃罗卢和萨姆（Thum）的著作都揭示了中国穆斯林与伊斯兰印度之间长期被忽视的联系。尽管中国穆斯林普遍拒绝承认古拉姆·艾哈迈德的先知地位。但他们采纳了阿赫迈底亚改良主义的其他方面。这些思想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伊斯兰视角。使他们能够在非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和平共处。同时又不损害其道德和宗教信仰”。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穆斯林内部辩论中最公开的层面在于：中国的穆斯林究竟属于宗教少数群体还是民族少数群体。许多杰出的中国穆斯林最初倾向于通过种族和文化主张来寻求融入。他们批评那些“将宗教与民族混为一谈”的人，并主张中国穆斯林本质上就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汉族人。这一立场之所以具有吸引力，部分原因在于它符合蒋介石对由单一“中华民族”构成的中国国家的政治构想。然而，这种平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了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民族而非宗教已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公认标志。在此背景下，中国穆斯林知识分子利用大日本帝国和中国共产党——两者都承诺在中国西北部为穆斯林开辟自治空间——的推进，要求在国民大会中与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获得代表权。1947年，中国政府迈出了正式承认回族为独立于汉族多数和东突厥斯坦（中国政府称为新疆）突厥语穆斯林之外的“独特群体”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随后将其定性为回族。因此，埃罗卢指出，中国穆斯林并非可以任由党内官僚随意塑造的民族宗教黏土。她认为，现代回族身份并非“国家强加的类别”，而是“讲汉语的穆斯林精英为争取文化和宗教自治而奋斗数十年的结果”。

然而，正如政治理论家萨巴·马哈茂德（Saba Mahmood）所言，少数群体地位带有无法解决的张力。少数群体被期望成为国家建设中的平等伙伴，但其独特的宗教或文化身份往往被多数群体视为潜在威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时，曾高调承诺民族平等、文化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然而，不到十年，那些被认定为少数民族的人群因表达了共产党所称的“地方民族主义”而受到怀疑。就回族而言，这一指控指向了他们“外国”色彩的宗教及其跨国联系——例如通过“天下穆斯林是一家”这一日常口号所表达的那样——这被视为潜在不忠的证据。随后是长达二十年的系统性国家压制，并在中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峰。清真寺被毁，宗教精英被监禁甚至处决，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学术研究遭到攻击，日常祈祷和斋戒等普通的伊斯兰习俗也被禁止。其结果之一是，中国穆斯林与更广泛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联系或许首次被切断，同时摧毁了那些代代相传文化和宗教知识的人与物。

1976年毛泽东逝世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宗教活动和其他文化差异表达的限制逐渐解除，这使中国穆斯林有机会重建他们延续数百年的伊斯兰传统。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重建跨国网络，以振兴和验证伊斯兰知识与实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过程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政权的支持下完成的，该政权本身也急于与伊斯兰世界建立经济和战略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一段时间里，回族常被视为中国的模范少数民族，特别是当他们与维吾尔和藏人等民族群体形成对比时，后者的忠诚度在当时看来似乎不那么稳固。

不再是模范少数民族：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那些曾使回族宗教和文化生活重焕活力的跨国网络与联系，再次成为引发人们质疑中国穆斯林“中国性”的焦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自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开始以来，这种情绪已感染了许多拥有穆斯林少数群体的国家和社会，包括中国。然而，这也是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即倾向于将中国穆斯林视为“不够中国”或“过于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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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comparative-studies-in-society-and-history/article/sinicizing-chinas-world-muslim-city-spatial-politics-national-narratives-and-ethnoreligious-assimilation-in-the-prc/01111AFDD7513C21EBC56A9572793833

世界穆斯林城为何消亡？宗教中国化下的空间重构

世界穆斯林城（WMC）是宁夏曾为促进经济与中阿外交而建设的开发项目。受习近平“宗教中国化”政策影响，该项目因被视为“非中国化”元素而于2018年后被迫整改与停摆，标志着中国民族政策从多元文化主义向同化融合的重大转向。

背景：宗教中国化是什么？

“宗教中国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近年来推行的政策导向，旨在要求各宗教在教义、礼仪、建筑及组织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党国叙事相融合，剥离被官方视为“非中国”的宗教符号，以加强党对宗教领域的全面控制。

摘要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习近平提出要“振兴”中国传统文化、“宗教中国化”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呼吁反映出当局正在进行一场更宏大的努力，旨在重塑国家叙事并加强共产党的控制。本文探讨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对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世界穆斯林城”（WMC）的兴衰来展开论述——这是一个位于中国西部的开发项目，它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的身份认同和传统。世界穆斯林城的建设得益于一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以及一个长期在地方层面鼓励政策变通和偏差的碎片化威权政治体系。该项目的停摆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宗教中国化”运动正是导致世界穆斯林城消亡的直接原因。该项目的消亡也突显了当局目前正在努力加强党对政府、商业以及党内各级人员的控制。此外，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揭示了宗教中国化的空间维度，以及中国过去和现在的文化治理方式。借用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的话来说，宗教中国化包含了一系列“空间实践”，它将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商业场所，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

民族国家既是一个叙事和观念工程，也是一个空间和领土工程。民族国家的潜在建设者们会利用叙事和集体身份的分类，来证明他们统治不同民族和地区的合法性。通过编造神话、历史和法律，政权对国民进行质询，以期确保他们的效忠（阿尔都塞，2001[1970]）。当不断变化的环境削弱了国家故事的连贯性时，这类工程就容易受到修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放弃了革命社会主义，这使得它必须重构其存在理由，而这一过程至今仍在继续。经济改革带来的多元化，对中国民族成员身份的种族和文化标准提出了新的问题。习近平呼吁通过“振兴”其“优秀传统文化”来“复兴”国家，旨在以明确的措辞解决这些问题（杨，2017）。

本文考虑了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工程对中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回族）的影响。回族通常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十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中汉化程度最高、使用汉语的群体。文章通过分析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开发项目——世界穆斯林城来探讨这一问题，该项目曾为了经济和外交目的，动员了回族（发音为hway）的身份认同和文化。世界穆斯林城（以下简称WMC）于2009年启动，多年来一直得到北京和宁夏高层官员的支持。在其话语和雄心中，WMC呼应了中央政府开发中国贫困西部以及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为WMC以穆斯林为中心的议程创造了话语和战略空间。该项目还通过我此前研究中称之为“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的理念获得了合法性，这是一种权威性的叙事，将中国定义为一个“多民族、多族群的民族国家”，其中“多样性是值得赞颂的”，且“所谓的‘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麦卡锡，2009：4）。WMC的支持者们提出了一种互补的叙事，将宁夏及其庞大的回族人口描绘成中国增长故事中的核心主角，对国家的外交和经济未来不可或缺。如今，WMC已基本不复存在。主要的子项目要么被关闭，要么处于停滞状态。

WMC的消亡凸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和话语中日益增长的排斥穆斯林和排斥宗教的倾向。在过去十年中，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已被对“民族融合”（minzu ronghe）的追求所取代（格拉瑟曼，2023）。对更具同化色彩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呼吁，早于习近平的任期，并在2000年代末西藏和东突厥斯坦发生暴力民族冲突后愈演愈烈（莱博尔德，201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向民族融合的转变伴随着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读。与其他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相比，习近平更致力于重塑中国历史的叙事，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些叙事已被改写，旨在将习近平与毛泽东、邓小平并列，置于“时代定义领导人的官方群星中”（巴克利，2021）。他谴责“历史虚无主义”，即那些关注党所犯错误并违背官方认可叙事的历史解读。习近平的修正主义民族主义也体现在“宗教中国化”运动中，这是WMC消亡的直接原因。中国化影响了所有五个政府认可的宗教，包括道教——这是五个宗教中唯一发源于中国的。然而，它特别针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

中国化是一项空间工程：象征性的空间和空间性的象征是其民族主义信息的媒介。除其他措施外，它要求剥离宗教和部分世俗建筑中表面上的“非中国”元素，从公共领域根除宗教符号，并将以党为中心的意象和仪式纳入在宗教场所开展的活动中。这场运动揭示了话语和空间如何在民族国家（重）建过程中汇合。在中国，空间——建筑环境及其划定的区域——长期以来一直是传播政权认可的规范和叙事的手段。毛泽东之后，由于城市规划和财产分配的权力被下放并部分私有化，党对空间及其意义的控制有所减弱。今天，空间再次在党定义国家身份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努力中占据重要地位（苗，2020；斯托科尔斯，2023）。一个复兴的中国在沙子、碎石和水泥的混合体中变得具体化。

中国化的影响超出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的范畴，限制了区域发展战略、省级外交和私人资本。WMC的关闭不仅凸显了政权在民族宗教优先事项上的转变，也反映了扩大党对政府、商业及党内各级人员控制的推动力（海尔曼，2016；科斯，2021；王和牟，2021）。此前关于WMC的记述倾向于将其描述为党国的一个项目（何，2013；普塔奇科娃，2020；马尔泽，2020a；孙，2022）；然而，本文强调了私人和省级以下党国行为体在推进该计划——以及促成其消亡——中的作用。WMC的几个子项目触犯了土地使用法，地方当局有时会抵制执行这些法律的努力。通过这种方式，WMC揭示了“碎片化威权主义”，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在鼓励地方政策变通的同时，也挫败了北京确保地方忠实于其指令的努力（利伯塔尔和奥克森伯格，1988；默萨，2009）。正如南来曹在谈到浙江省早期针对基督教象征的运动时所写的那样，理解宁夏发生的事件需要“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地方治理进行系统性和全面整顿的国家背景”（2017：35）。WMC的消亡可以被解读为习近平寻求整合党国这一故事中的一个情节。

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首先概述WMC，并将其置于中国化运动启动前宁夏的发展雄心背景下。接下来，我将探讨中国化的目标和方法，以及回族穆斯林对此的反应。在此过程中，我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其他建筑环境理论家的见解，分析空间和意识形态叙事如何在中国化以及中国过去国家建设的努力中交汇。随后，我将深入探讨WMC的案例，阐明用于推广该项目的叙事、其充满问题的轨迹以及最终的命运。最后一部分将回到习近平的修正主义国家工程及其民族宗教影响。我的论点和发现基于对中国政府文件、已发表的访谈、新闻报道、新闻稿、视频、照片、卫星图像、网站、社交媒体帖子、法院案件和学术出版物的定性、解释性分析。这些材料揭示了中国化是一套“空间实践”，通过这些实践，习近平式的“空间表征”被强加于人们生活的“表征空间”之上，从清真寺和社区，一直到主题公园和豪华度假村（列斐伏尔，1991：38–40）。

世界穆斯林城与宁夏的发展议程

2018年3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工人们开始拆除市中心商务区一个大型凉亭的圆顶屋顶。该凉亭位于中阿之轴的中心，这是一条为庆祝中国与阿拉伯世界贸易和外交关系而修建的宏伟大道。在拆除该建筑的球状顶部后，工人们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建造了替代品——一个凹陷的八角形双层屋顶，从中心点向下弯曲，然后在屋檐处升起。他们还拉直了凉亭的支撑柱，以消除它们之间的尖拱。在向东几百米处，拱形的金属凉棚被替换为“悬山”风格的坡屋顶版本。附近，一座新月雕塑被换成了一个类似于巨大玉璧的雕塑，这是一种与中国古代丧葬仪式有关的甜甜圈状玉盘（见图1）。数千个这样的玉璧在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即中国文明曙光的墓葬遗址中被出土（孙，1993）。当被问及为什么这些结构在安装仅几年后就被“整改”时，城市官员解释说，“将原有的阿拉伯风格景观转变为反映中国文化元素的景观”，将营造出一种更加“喜庆、和平、团结与和谐的氛围”（星岛，2018）。

中阿之轴建筑整改前后的对比。左图由HT Kou Shi Xin Fei拍摄，2017年4月，汇图。右图由郑觉拍摄，2018年12月，汇图。

这些对中阿之轴——随后更名为“团结路”——的修改，标志着WMC的暂停，这是一个耗资36亿美元的开发项目，中阿之轴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WMC是由宁夏的国家和私人行为体所倡导的一项宏大事业，是利用中国与穆斯林世界日益增长的联系这一广泛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巧妙的框架构建，回族“国家过去的创业者”（张，2021）将这一开发计划宣传为将省级落后地区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支点”和中阿合作“桥头堡”的一种方式（马、白、彭，2014）。WMC说明了长期以来授予省份和地方在北京设定的广泛政策参数内进行变通，并动员一切可用资源来刺激增长的余地。在宁夏，多年来这意味着动员回族穆斯林的身份认同和传统。

宁夏（发音为ning-hsia）是一个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中心附近的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其地理位置类似于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而且像南达科他州一样，宁夏的部分地区是荒地，地形干旱且饱受日晒，几乎无法耕种（见图2）。就面积而言，宁夏是中国大陆最小的省份，其七百万人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准来看也很少。相比之下，邻近的陕西省拥有近四千万人口。宁夏人口中略超过三分之一是回族。被指定为少数民族自治区为宁夏的回族居民提供了一些有限的好处，尽管这远未达到真正的自治。

中国地图，标示出宁夏。来源：TUBS，CC BY-SA 3.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通过维基共享资源。

尽管在地图上处于中心位置，但宁夏无疑是边缘化的。它被认为是通往中国西北的门户，该地区以干旱和欠发达而闻名。像西北其他地区一样，宁夏很贫穷。气候是罪魁祸首：1970年代的一份联合国报告将宁夏南部的西海固地区描述为“不适合人类居住”，尽管那里居住着数十万人（艾、方、谢，2020）。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政府已将超过一百万西海固居民搬迁到水资源和经济机会更为充足的新定居点。由于其孤立和人口稀少，宁夏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革命斗争中被证明对中国共产党有利。宁夏的部分地区与约瑟夫·埃舍里克（2022）所称的中共“意外圣地”重叠，即陕甘宁边区，这是党在长征结束时撤退到的地方，也是它彻底改革革命方法的地方。

从一开始，WMC就被宣传为减轻宁夏落后和孤立状况的一种手段。政府、企业和非营利部门的支持者声称，它将“加强宁夏、中国与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并提升自治区在“中国向西开放”中的地位（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3：26–27）。通过这种方式，WMC与21世纪初的国家发展倡议保持一致，特别是旨在使中国经济国际化的“走出去”战略；在整个中国内陆和西部进行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西部大开发”运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宁夏自身的“走出去”战略呼吁“建设一个向穆斯林世界开放的前沿”，部分通过鼓励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企业“走进来”，即投资于该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2011：32–34，75–79）。受“西部大开发”运动刺激的银川城市改造反映了这些目标（马尔泽，2020b）。2011年，银川官员批准了在旧城中心以北约8公里的农村郊区建设新中央商务区（CBD）的计划。按照设想，阅海湾CBD将拥有时尚的摩天大楼和充满艺术气息的公共空间，居民和游客可以在那里放松身心，享受城市的前沿天际线。中阿之轴和其他几个WMC事业旨在成为该区的关键要素，也是首批完成的CBD项目之一。像其他阅海湾建筑一样，这些建筑建在转化的农村土地上；中阿之轴横穿了一个直到2010年还是村庄的区域。

WMC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而是一个多地点的事业，子项目分散在银川各地以及银川城市核心区南部的永宁县。事实上，WMC有两个迭代版本，原因我将在文章后面讨论。最初的版本，在此称为WMC 1.0，于2009年启动，包括13个子项目，价格标签为8亿元人民币（1.17亿美元）。WMC 2.0于2012年启动，承诺有23个子项目，预算为230亿元人民币，约合36亿美元。2009年7月举行了正式的奠基仪式，出席的有大批宁夏官员以及来自巴林、土耳其、阿曼和科威特的政要（白，2009）。这些政要的出席突显了WMC早期对外国穆斯林支持的依赖。13个原始子项目的部分资金由来自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捐赠者和投资者提供。科威特尤其是一个主要的资本来源。教育和慈善子项目的资金来自科威特宗教基金和伊斯兰事务部、其天课局以及科威特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的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永宁县政府免费提供了用于慈善和教育子项目的土地（赵，2015）。

正如这份资金来源清单所表明的那样，WMC在其最初的化身中试图将利润追求与慈善恩惠结合起来。13个原始子项目强调文化、教育和慈善，以及零售和休闲。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民俗文化街”的计划，这是一个由零售商店和展览馆组成的步行街，展示了几十个穆斯林多数国家的艺术、建筑和手工艺品；一个“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一个安置因城市改造而流离失所的回族村民的“穆斯林民俗村”；一所专门从事阿拉伯语教学的职业学校；以及宁夏穆斯林孤儿院的新设施。还计划建设一个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其二楼将包括一座清真寺（周、罗，2010）。除了少数几个外，这些子项目都计划在永宁县的3000亩土地上建设（刘、王、唐，2011：101）。WMC 1.0完工后的风格化效果图描绘了一个绿树成荫的飞地，三面被人工湖环绕，拥有商店、博物馆、公园、住宅、学院和孤儿院，而在飞地的中心，是一座高耸的清真寺。

凭借其折衷主义的事业组合，WMC承诺“为……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创造一个友好的合作平台”（谭，2010）。展示伊斯兰身份和传统是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子项目借鉴了各种审美主题和风格。没有哪一种伊斯兰教版本或伊斯兰美学占据主导地位；表现形式从（伪）传统和显而易见的（例如，装饰购物中心的伪尖塔）到现代和抽象的都有。一些结构试图传达公开的宗教意义。例如，（从未建成的）古兰经清真寺和世界伊斯兰历史博物馆的四面外观，本应被塑造成“四本打开的古兰经的形状”，其圆顶屋顶上有114个装饰窗，象征着古兰经的114个章节。整个结构将由五根柱子支撑，这是对伊斯兰教五功的建筑暗示。

宁夏国际会堂作为中阿博览会的永久会址，体现了一种更抽象的伊斯兰美学方法（见图3）。该会堂位于阅海湾CBD中阿之轴的西端，2015年开业时，其内部特色是伊斯兰艺术中典型的几何设计，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元素，如龙纹和红色的大量使用。会堂的外观被包裹在一个不对称的、类似纱布的钢网中，旨在唤起“回族人的帽子和面纱”以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佩戴的方格头巾（keffiyeh）（宁夏国际会堂，2015）。中阿之轴同样结合了中国和伊斯兰元素，尽管方式更为具象。这条大道长2公里多，宽90米，东西向穿过阅海湾CBD中部。在南北边缘的道路之间是人行道和广场，点缀着喷泉、雕塑花园和装饰性凉亭。中阿之轴的部分路段展示了中国文化，拥有瓷瓶和青铜鼎的超大复制品，鼎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作为“国家权威和神圣权力的杰出象征”的礼器（Childs-Johnson，2012：164）。其他部分展示了各种穆斯林文化形式和物品：莫卧儿圆顶、摩洛哥拱门、直接出自迪士尼“阿拉丁”的巨型油灯等等。

宁夏国际会堂，银川，2017年9月。新华社/阿拉米。

在审美和主题借用方面，WMC追随了一个独立企业的脚步，即中国回乡文化园，这也是一个位于永宁县的穆斯林主题公园。最初的WMC遗址实际上就在主题公园的马路对面，在同一个乡镇。该公园于2002年在回族村庄纳家户启动，因其引人注目的伊斯兰建筑而受到关注（见图4）。公园内的建筑唤起了泰姬陵等全球穆斯林地标。其他展览强调了回族无可争辩的中国性，凯尔·哈达德-方达（2016）观察到，这证明了“回族一直融入中国社会”。多年来，该主题公园实际上是外国穆斯林代表团访问宁夏的必到目的地。在公园停留通常会结合参观历史悠久的纳家户清真寺，这是一座以其色彩鲜艳的瓦顶和上翘的飞檐而闻名的砖木结构建筑（见图5）。2009年，中国国务院将中国回乡文化园指定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单位”（尹，2015）。

金顶礼仪大厅，回乡文化园，永宁。照片由Takeafancytoraining拍摄，2019年12月，汇图。

纳家户清真寺正门。照片由吴道生拍摄，2015年，维基共享资源。访问日期：2024年2月14日，CC BY-SA 4.0，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jpg。

作为空间和意识形态实践的中国化

在2010年代的上半年，宁夏以穆斯林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似乎正在为自治区带来回报。在此期间，成千上万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政要和投资者访问了宁夏，参加贸易论坛并开展业务。2012年，当国务院批准创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和银川综合保税区时，宁夏的全球雄心得到了提升，这些区域为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型产业提供了税收优惠。宁夏清真食品国际贸易认证中心于2014年在吴忠市开业，这是增加自治区对穆斯林世界食品出口努力的一部分。2013年和2015年，银川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每届都吸引了超过七千名与会者。2015年的博览会签署了163个中外企业合作项目，价值超过250亿美元（李、朱，2016）。

鉴于这些趋势，几年后WMC的消亡显得令人费解。然而，当将其置于2016年宣布的中国化运动背景下时，这就开始变得有意义了。中国化——中文为中国化（zhongguo hua）——是一项全国性的政策，主要针对宗教，尽管它也影响其他事业，从建筑到社会工作。正如习近平所解释的那样，该政策旨在“将宗教教义与中国文化融合……[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新华社，2016）。为此，习近平告诫党政官员和宗教领袖“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自马德森，2021：1）。宗教团体被要求将以党为中心的仪式和符号，包括习近平的形象，纳入其礼仪实践和礼拜场所。在理论上，“基本信仰、核心教义和礼仪制度”只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符合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就可以保留（中共中央，2018）。中国化的目的不是消灭宗教，而是确保它们服从于其至善（summum bonum），即中国共产党。

然而，毫无疑问，中国化旨在压制各种趋势和实践。这场运动特别针对表面上“外国”的宗教标志，这些标志在近几十年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各地的公共空间中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伊斯兰教而言，这些包括“在建筑、服饰、宗教礼仪、经典解读和伊斯兰场所使用阿拉伯语方面出现的‘沙特化’和‘阿拉伯化’迹象”，党领导人坚持认为“必须坚决遏制并积极正确引导”（中共中央，2018）。个人虔诚的表现受到了攻击，穆斯林因佩戴头巾、留胡须和在斋月期间禁食而受到骚扰。通过这种方式，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与“去清真化”（qu qingzhenhua）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伊斯兰恐惧症、社交媒体驱动的努力，旨在削减伊斯兰品牌实践并向穆斯林公民施压，要求他们以适当的“中国”方式行事（伊利，2016b；尤苏波夫，2021）。

在宁夏和其他地方，中国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建筑上的。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强行拆除了清真寺、学校和企业外观上的圆顶、尖塔和阿拉伯文（斯特鲁普，2019；尤苏波夫，2023）。规划、建设和宗教事务部门的干部被要求“严格监督”穆斯林宗教场所的建设和翻新，以确保它们“突出中国风格”（中共中央，2018）。官员和信徒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国风格”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术语所指的内容缺乏明确性。这种模糊性与其说是缺陷，不如说是特征；正如“清零”政策一样，它可能会加剧地方官员在执行政策时走极端的倾向，以免显得对目标不够坚定。韦山黄（2021）认为，这种缺乏明确性表明，中国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传统，不如说是“传统主义”。借鉴爱德华·希尔斯对两者的区分，黄解释说，虽然传统是可塑的且易于解释的，但“传统主义”将文化遗产转化为某种“神圣的、因此是不可改变的和排他的东西”（同上：65）。对实际中国传统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无关紧要。相反，黄认为，中国化是一场“将中国传统指定为现代民族主义身份的政治运动”。用中共中央（2018）的话说，这场运动旨在“引导”信徒“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到目前为止，中国化不如在东突厥斯坦对维吾尔人实施的国家恐怖严重，后者似乎旨在根除维吾尔身份和文化（罗伯茨，2020；曾，2019）。中国化似乎意味着对于遵守其规定的中国天主教徒、新教徒、佛教徒、道教徒和（部分）穆斯林来说，存在被纳入政治共同体的可能性。许多清真寺和教堂即使在屋顶被整改后仍然开放。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对信徒来说仍然是痛苦的，他们的礼拜场所被一个此前批准其建设的国家所破坏或摧毁。对于许多回族人来说，中国化被视为一个长期鼓励他们与全球温玛（ummah）建立联系的政权的背叛。

一些回族人公开抵制了这场运动。2018年8月，宁夏数百名回族人抗议了数周，反对拆除韦州村大清真寺的计划，该清真寺仅在两年前完工（斯特鲁普，2019）。他们的抗议部分成功：清真寺依然屹立，尽管在2019年其圆顶被拆除，并被圆形的凹陷顶部所取代。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2023年5月，纳家营村爆发了抗议活动，以回应改变其主清真寺的计划。在沙甸村，当有关中国化其大清真寺的计划的消息传出后，紧张局势也随之升温，这是一座巨大的圆顶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旅游收入和当地骄傲的来源。由于鲁斯兰·尤苏波夫（2023）所描述的沙甸回族与国家关系的“紧张”性质，这座清真寺的整改被推迟了多年。该社区是1975年沙甸事件的发生地，这是一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袭击，造成了超过一千四百名回族村民死亡。1979年，党国正式为“事件”道歉，并开始了涉及重建沙甸清真寺和支持其伊斯兰宗教生活的赔偿（尤苏波夫，2021；2023）。

空间、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

中国化的建筑执念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建立“正确的祖国观”需要对宗教和世俗空间进行适当的排序。在中国和其他地方，建筑环境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传播政治理想和叙事的媒介。阿莫斯·拉波波特认为，空间拥有交流能力是人类倾向于“通过使用认知分类法、范畴和图式将意义强加于世界”的结果，而且“建筑形式，像物质文化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这些图式和领域的物理表达”（1982：15）。丹尼斯·劳伦斯和塞塔·洛指出，地点、空间及其包含的结构本身就是象征，因为它们“浓缩了强大的意义”，并“构成了用于表达社会关系的交流系统中的关键要素”（1990：466）。中国思想家长期以来认识到有序空间环境对于传播和灌输规范与价值观的重要性。正如孔子所言，“席不正不坐”（论语10:7）（2021）。

空间“表达社会关系”的观念是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1991）的核心见解。在那部著作中，列斐伏尔提出，社会空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由三个“时刻”组成的辩证三元组：“空间实践”、概念性的“空间表征”和生活的“表征空间”（同上：38–40）。第一个，即“空间实践”，指的是自上而下的、权威性的划定和创造空间的努力，如城市规划、测绘、勘测和圈地。此类实践受到关于空间应如何组织及其应服务于何种目的的类似权威性规范概念（即“表征”）的影响。权威性的空间实践和表征对生活世界及其内部开展的日常活动——劳动、消费、社交、礼拜等——的“表征空间”施加了限制，但也受到其塑造。列斐伏尔的表述使我们能够将一系列努力理解为空间实践，包括上述的去清真化运动。尽管去清真化主要针对穆斯林的身体和行为，但它在关注点和影响上仍然是空间性的。在纪律化中国穆斯林的服饰、举止和消费习惯时，去清真化将汉族中心的中国性“表征”强加于穆斯林的“表征空间”及其内部开展的世俗追求之上。毕竟，如果充斥空间的身体和物品仍然标志着“外国”穆斯林的身份和信仰，那么中国化建筑环境又有什么用呢？

对于列斐伏尔来说，空间既不是中立的，也不是惰性的，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同上：41）。与此同时，意识形态依赖于空间。列斐伏尔问道：“如果没有一个它所指涉的空间，一个它所描述的空间，一个它利用其词汇和联系的空间，一个它体现其代码的空间，那么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基于地点及其名称：教堂、忏悔室、祭坛、圣所、圣餐龛，那么宗教意识形态——比如犹太-基督教——还能剩下什么？……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干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并从而在其中获得身体，才能获得一致性。意识形态本身可以说主要由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组成”（同上：44）。列斐伏尔进一步认为，关于“社会空间论述”的表达涉及权力的行使。对于现代国家而言，空间“已成为……首要重要性的政治工具。国家以确保其对地点的控制、其严格的等级制度、整体的同质性和部分的隔离的方式使用空间”（1979：288）。

国家权力的空间维度在我们对主权的思考中显而易见，主权在今天与对领土（即国家空间）的控制同义。除此之外，政权还部署空间战略以从其臣民那里获得服从。政治空间被配置为使其居民可见，从而可被治理（福柯，1979；斯科特，1999）。在其他情况下，空间配置使那些存在使政权偏好叙事复杂化的人变得不可见（瓦康，2000）。或者，空间实践寻求将政治权威神圣化或自然化，既是为了增强国家权力，也是为了掩盖其偶然的起源——正如皮埃尔·布迪厄所言，“使我们忘记[国家]源于一系列漫长的制度化（在主动意义上）行为”，从而赋予它“所有自然的外观”（1994：4）。虽然一些措施旨在胁迫和控制，但另一些措施寻求将政治意义注入空间，并打造建筑环境以表达和加强这些意义。此类实践可归类为“空间文化治理”：利用象征性空间和空间化象征来推进国家偏好的叙事、规范和价值观（麦卡锡，2022；奥克斯，2019；佩里，2013）。然而，即使是强制性的空间实践也可以是表达性的。在东突厥斯坦，限制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营地和检查站也传达了政权令人恐惧的权力。

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建立和行使长期以来都依赖于象征性的空间策略。早在秦朝（公元前221-206年），皇帝的祭祀巡游、立碑以及亲临视察，就是将帝国权威的标志和光环注入边远领土的手段（Chang 2007；Sanft 2008）。虽然这些策略服务于实际的政治和军事目标，但它们也促进了马拉·洛夫曼（Mara Loveman，2005）所说的“象征权力的原始积累”；也就是说，国家建设者通过那些“将历史斗争和人类创造的产物表现为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从而也是非政治性的”努力，获得了“支配社会生活”的权力（同上：1654-55）。这些策略不仅受到军事和领土考量的影响，也受到道德和意识形态考量的驱动。帕特里夏·桑顿（Patricia Thornton）强调，中国的国家建设长期以来是一个“深刻的规范化和正常化过程，它不仅寻求强加一种特定的道德秩序，使国家能够宣称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且还试图使国家在这一总体愿景中心的存在显得既自然又必要”（2007：4）。桑顿认为，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国家的边界划定能力：即政权将自身构建为一个自主道德主体的能力，使其既独立于想象中的政治共同体，又嵌入其中。”

空间塑造政治认同和行为的力量很早就被中国共产党所认识。毛泽东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赞扬了湖南农民夺取或摧毁寺庙、宗族祠堂以及其他体现“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的绅权空间（“十四件大事”）。取而代之的是，共产主义革命者建立了贫农协会、生产合作社以及其他农民权力的避风港。为了获取发动革命所需的资源，这些空间及其衍生的活动使普通民众习惯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实践，如阶级斗争和群众路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政权许多最雄心勃勃（也最臭名昭著）的政策在方法上都是明确的空间化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城市单位制（danwei）的建立以及人民公社。正如洪长泰（Chang-tai Hung）所言，中共的空间实践既产生了壮观的景象，也产生了日常的琐事，这些纪念碑式的建筑项目是“党在宏大建筑中表达其宏伟愿景的有力体现”（2011：258）。套用列斐伏尔的话说，党部署了“空间实践”，将社会主义的“空间表征”与生活的“表征空间”（即日常经验的场所）融合在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改造。

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央政府对公共空间的控制因改革而减弱，改革将规划权力下放给地方，并催生了房地产市场。因此，除了对增长的承诺外，政权在以反映其意识形态承诺的方式塑造建筑环境方面的能力有所丧失。空间文化动员虽然以高度分散的形式通过发展地方经济的尝试得以保留。这种动员往往倾向于促进而非限制多元的文化认同和传统，特别是在那些将民族遗产商品化视为经济增长途径的少数民族地区。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空间文化治理中，动员与控制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特别是在涉及宗教时。考虑到政权公开宣称的无神论以及曹南来（Nanlai Cao）所称的“空间现代性的世俗观念”（2017：36），促进宗教发展会带来问题。鉴于这种张力，少数民族宗教的经济动员经常产生替代性的文化形式和民族宗教媚俗，这并不令人惊讶。正如唐纳德·萨顿（Donald Sutton）和康晓飞（Xiaofei Kang）所言，政权优先考虑的是“民族间的和谐”，而不是“宗教场所的准确和完整修复”，也不是其他“可能分裂或削弱对国家爱国忠诚的认同对象”（2010：115）。其策略一直是“利用（宗教的）市场力量，但停留在物理表面上——将宗教简化为民俗”（同上：122）。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即使是物理表面也可能成为问题，中阿之轴的整改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动员回族认同作为软实力政治

动员的驱动力和控制的冲动在世界穆斯林城的案例中都很明显。如前所述，多年来，世界穆斯林城一直享有北京和宁夏领导层的支持。2008年，国务院派出了一支由27个部委组成的150人团队前往该自治区考察，并制定了发展规划。该团队建议鼓励“穆斯林国家在宁夏投资兴业”，并将宁夏发展成为“中国-阿拉伯经贸投资平台”——这些目标得到了国务院的批准，世界穆斯林城也承诺实现（Tan 2010）。

这一发展战略最高调的支持者之一是王正伟，他于2008年至2013年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府主席。王正伟是回族，后来被提拔为北京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在2008年接受采访时，王解释说，在发展宁夏经济时，推广其“独特优势”，特别是其鲜明的回族认同和文化，是有意义的（Wang and Lian 2008）。这些优势包括穆斯林的饮食禁忌。在宁夏任职期间及之后，王大力推动了该地区清真食品加工和认证产业的标准化与国际化。

官方对以穆斯林为重点的发展战略的支持是值得注意的，因为正如何伟业（Wai-Yip Ho）所言，宁夏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对强调其伊斯兰遗产并与穆斯林温玛建立联系持犹豫态度”（2013：84）。然而，到了2000年代，官员们“渴望重新强调（宁夏的）伊斯兰过去，并重新发现与穆斯林世界的联系”。领导人已经开始将相对同化的回族——王玉婷（Yuting Wang，2018）所描述的中国“好穆斯林”——的认同和文化视为中国在与穆斯林国家交往中的软实力资产。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在这些会议和出版物中强调的主题之一是回族的跨国混合性。在这些叙述中出现的回族少数民族总是现代的，如果不是后现代的话——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民族，擅长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国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游刃有余。

对于这一发展战略的支持者来说，使回族成为实现中国全球野心的资产的，不仅是民族或文化，而是他们不可磨灭的穆斯林属性，这使他们嵌入了全球温玛之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时任副会长从恩霖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点。回族的从恩霖断言，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大量穆斯林人口，中国的穆斯林在帮助实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方面具有独特地位。他将“一带一路”描述为“不仅仅是贸易之路”，而是“宗教和文化交流之路”，并主张“穆斯林人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Enlin 2016：270-71）。政府对朝觐（hajj）的支持也是必要的，因为正是通过朝觐活动，“中国穆斯林与世界各地穆斯林之间的友谊得到了加强，政府之间的互信关系也得以建立”（同上：269）。从恩霖解释说，充分发挥“宗教资源”的作用，将使中国的穆斯林公民“传播中国智慧，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声音，使中国的公共外交更加生动，更加深入人心”。

从恩霖的言论强调了“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叙事和理想的持久性，这种理想几十年来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广袤土地上不同民族的治理（McCarthy 2009）。多民族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即占多数的汉族与多个少数民族的和谐融合——的观念最早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旨在反击支撑反满、反清民族主义的汉族至上主义论调（Jenco 2019；Jin 2022；Leibold 2007；Tam 2023）。随着中共努力争取居住在广阔中国领土上的非汉族人民的支持，多元文化叙事在共产主义革命期间变得更加突出。大卫·斯特鲁普（David Stroup）写道，党维持“前清帝国广阔而多样……地理实体”的愿望，导致它“援引了一种更宏大的中国性概念，暗示了在党的领导下的多元文化、和谐与平等”（2022：37）。

毛泽东时代之后，政权鼓励少数民族恢复其独特的文化习俗和认同，尽管它仍然对它所认为的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保持警惕。这种鼓励超越了单纯的容忍，因为官员们积极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复兴——作为一种合法化策略，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或者因为他们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成员。民族文化复兴可以而且确实起到了一种抵抗模式的作用，例如通过使少数民族能够重塑集体认同，摆脱毛泽东社会主义下所遭受的污名和创伤（Litzinger 1998；Mueggler 2001；Makley 2005）。然而，对于许多少数民族人民来说，民族和宗教差异的表达构成了作为中国国家成员的宣示。换句话说，“成为少数民族（成为）……成为国民的一种方式”（McCarthy 2009：10）。

尽管宁夏的发展战略和世界穆斯林城借用了这种多元文化的国家叙事，但它们的表述却扰乱了其情节和特征。在作为中国国家故事的成长小说中——一个关于过去荣耀、屈辱、斗争和最终胜利的故事——汉族被定位为主要主角。尽管共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包容性——它确实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因为它在国家想象中为不同群体创造了空间——但在中国国家走向自我实现之旅的故事中，少数民族被视为配角，如果不是情节工具的话。这一叙事的一个核心比喻是汉族作为“老大哥”民族的观念，他通过提供文明和技术知识将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从落后中解救出来（Harrell 1996；Jin 2022）。在更先进的汉族的帮助下，少数民族被推动经历了发展的各个阶段，从“原始”和“半封建”的停滞状态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然而，在宁夏表达的发展构想中，回族不是被当作小角色，而是被当作主角，对于情节的发展和中国的全球野心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企业家与地方官员在打造世界穆斯林城中的角色

尽管有北京领导层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许多方面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当地企业家以及市、县官员牵头。前者包括银川商人、在中东拥有广泛人脉的非正式外交官余志义（Cao 2009）。有一段时间，余志义担任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负责人，并持有相当大的股份。作为宁夏本地人，拥有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位，余志义是宁夏穆斯林国际语言学校的创始人和校长，这是一所私立职业学校，也是世界穆斯林城的首批子项目之一（Liu, Wang, and Tang 2011：92）。他曾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任职，代表教育界。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余志义还共同创立并领导了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这是一个在世界穆斯林城起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该协会成立于2001年，在宁夏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大约15年的时间里，它将数千万人民币的外国穆斯林援助资金引导至宁夏的人道主义事业。2007年，它促成了科威特“天课之家”和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亚洲穆斯林委员会捐赠200万元人民币，用于建立宁夏穆斯林孤儿院（Wu 2012）。由于该协会的努力，孤儿院和余志义的职业学校都被纳入了世界穆斯林城1.0的规划中。因此，这些实体从外国穆斯林援助组织（包括国家支持的和私人的）那里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额外捐款。

余志义和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所扮演的角色，突显了世界穆斯林城在早期阶段的慈善和外交维度。慈善是较富裕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手段。由于其庞大的穆斯林人口和作为回族自治区的地位，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这种慈善外交的焦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寻求展示其对穆斯林的善意和对伊斯兰教的宽容的舞台。宁夏穆斯林福利协会在宁夏外事办公室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注视下，帮助协调了这些工作（Liu, Wang, and Tang 2011：105-6）。它利用余志义在中东的广泛人脉，确定了宁夏需要帮助的回族社区，并分发来自外国穆斯林组织的资金以支持这些社区的项目：安装水井、翻修破旧房屋、建造清真寺等。该协会还促进了宁夏官员与到访的穆斯林政要之间的非正式会面，通常由余志义担任东道主和翻译。正是通过这些外交和慈善互动，世界穆斯林城的规划开始成形（同上：101-3）。

地方共产党官员也推动了世界穆斯林城。世界穆斯林城启动时担任永宁县汉族县委书记的夏曦云，在《共产党员》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2009），详细介绍了该县“打造回族文化旅游名城”的计划（引自Jiang 2013：50-51）。在一次采访中，夏预测世界穆斯林城将“确立（永宁）为穆斯林品牌”，“实现回族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并将该县转变为“世界各地穆斯林的旅游目的地”（Wang et al. 2009：2）。夏于2010年被提拔为银川市金凤区委书记，悦海湾中央商务区所在地。在该职位上，夏负责监督中阿之轴建设的委员会（Miu 2018）。

实现世界穆斯林城的愿景不仅取决于党的支持，还取决于国家的支持——市、县、乡各级的政府官员和官僚机构。子项目需要土地资源、财政、建设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的各种许可和批准。对于计划在农村土地上建设的子项目尤其如此，根据中国法律，这些土地归农村集体（即村庄）所有。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在永宁，当地官员还负责为被诱导放弃房屋和土地以支持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农村村民提供补偿和搬迁援助（Jiang 2013；Zhang 2014b）。

尽管得到了宁夏强有力官员的大力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1.0在启动后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该项目估计8亿元人民币的预算中，只有一部分由外国穆斯林捐赠者提供，其余部分则由世界穆斯林城的母公司在中东寻求融资。不幸的是，该公司在获取证明其有权开发永宁某些地块的国家证书方面遇到了延误，这意味着它缺乏获得贷款所需的抵押品。到2010年中期，世界穆斯林城资金短缺，难以支付供应商和承包商的费用。当时，职业学校的建筑中只有一座完工（Zhao 2015）。

2011年，当世界穆斯林城母公司的多数股权被出售给北京的三弦集团（一家从事房地产开发和文化旅游的投资公司）时，世界穆斯林城获得了新生。三弦集团与魅力十足且充满争议的商业大师刘一秒（刘“一秒”）有关，他是斯巴达教育集团的创始人，这是一家“商业智慧传播公司”，其成功培训课程的费用高达30万元人民币（超过4.2万美元）（English China News 2011）。收购完成后，世界穆斯林城的预算激增至230亿元人民币，子项目从13个增加到23个。2012年8月，世界穆斯林城2.0举行了盛大的（重新）开业仪式，500多人参加，其中包括王正伟和其他宁夏主要官员（Zou jin Shijie 2014）。

即使子项目成倍增加，三弦集团仍坚持其将遵守世界穆斯林城以穆斯林为中心的愿景。在2012年的仪式上，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强调了其致力于“向世界展示宁夏独特的回族文化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并建立“中国与穆斯林文化和谐融合的示范城市”（同上：2014）。尽管如此，这次收购将世界穆斯林城的重点从慈善和教育转向了房地产和休闲，并将其地理范围从永宁县扩展到了银川的中央商务区。三弦集团宣布的新项目包括中阿之轴、宁夏国际会堂、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一个“城市体育公园”。一些从未实施的世界穆斯林城1.0子项目被转入三弦集团的计划中，其中包括“一千零一夜”主题公园和丝绸之路博物馆的构想。其他项目则被放弃，包括古兰经清真寺。数英亩未完工的乡村展览馆被拆除，为高端住宅腾出空间。

从理论上讲，这些世界穆斯林城项目的折衷主义具有协同效应。一旦建成，子项目将为向中东投资者推销的金融和工业项目提供文化和娱乐补充。来自科威特或迪拜的高管可以在宁夏国际会堂参加贸易博览会，并由世界穆斯林城资助的职业学院的毕业生提供阿拉伯语翻译协助。之后，他们可以享受世界穆斯林城的休闲产品——博物馆、灯光秀、清真餐馆、高尔夫等——然后回到他们在永宁的三弦智慧湾（世界穆斯林城的度假社区）的别墅休息。多亏了宁夏的回族穆斯林文化和宗教资源，高管们可以在确信履行其伊斯兰精神和饮食义务的情况下享受这些设施。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

世界穆斯林城的问题并没有随着三弦集团的收购而结束。子项目遇到了更多的监管困难，其中一些是三弦集团自己造成的。该公司和当地官员的行为使世界穆斯林城陷入了法律纠纷，导致主要项目被叫停。2013年，在永宁的豪华度假村开发项目和邻近的体育公园开工建设后，这些项目被认定违反了国家禁止建设独栋别墅和未经批准将农田转为非农用地的土地使用法。调查报道还揭露，三弦集团在从国家获得土地转让证书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两个项目的工作，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而县建设、财政以及土地和资源部门要么促成了这一行为，要么对此视而不见（Zhang 2014a）。在三弦的宣传材料中被描绘为有利于健康的生态友好型绿色空间的“城市体育公园”（Yi 2014），结果是一个36洞的高尔夫球场，这违反了2004年禁止在全国范围内建设新球场的法律。当被记者问及时，县土地资源局局长否认了高尔夫球场的存在，称该局已调查了该物业，“没有发现一个洞”（Zhang 2014b）。

更糟糕的是，一些非法用于球场和度假村的农村土地是从农民手中非法征用的，而这些土地本已租赁给他们。当农民反抗时，官员批准强行征收租赁土地并摧毁他们的庄稼和温室。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部责令其永宁局没收高尔夫球场物业，并对三弦集团处以1700多万元人民币的罚款。然而，不久之后，县局（非法）将球场物业归还给三弦集团，表面上是为了让该公司进行维护，防止其恶化。高尔夫球场建设得以恢复，尽管后来再次被叫停，国家再次没收了该物业（Zhang 2014b）。其他子项目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永宁一个政府办公大楼的建设在发现三弦集团和县官员都没有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规划部门的批准（所有新政府大楼都必须获得该批准）后被叫停（Shengye Construction v. Yongning County 2019）。如今，世界穆斯林城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在法院的诉讼中苟延残喘。

无论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还是尽管有其宏大的野心，世界穆斯林城支持者的行事方式使子项目陷入了争议，导致其被暂停和终止。很少有子项目完工，许多项目从未开始。据一位观察家称，根本问题在于世界穆斯林城的“宏伟蓝图”与现实严重脱节，三弦集团的数百亿人民币投资是一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经济泡沫”（Zhao 2015）。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事业，世界穆斯林城的命运很可能是由高层的事件，特别是习近平的言行所决定的。2018年，宁夏官员加强了他们的“中国化”努力，移除了整个自治区建筑中所谓的“沙特”和“阿拉伯”元素，并使建筑环境“符合中华文化精神和时代进步”（中央委员会 2018）。在此之前大多避免争议的公开穆斯林项目成为了该运动的牺牲品，例如中阿之轴。回乡文化园也进行了中国化：其名称在2018年改为宁夏民俗园，2020年公园建筑顶部的圆顶和宣礼塔被拆除（见图6）。由于失去了其主要吸引力——异国情调的建筑，公园陷入了失修和破产。2022年，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撤销了其作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的认证（Er Shuai Xiong 2022）。

世界穆斯林城并非一个完全失败的计划。几个主要子项目已经完工，包括宁夏国际会堂，尽管其网状外观后来被修改，使其看起来不那么像穆斯林头巾。前中阿之轴，现在被称为团结路，仍然是一条喷泉、广场和经习近平批准的雕塑和凉亭的大道。三弦集团的宁夏子公司保留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小部分，并将其重新命名为“快乐大本营”，这是一个用于露营、烧烤和企业团建的活动场所（永宁县广播电视台 2021）。一个部分成功的案例是余志义创办的职业学校。2014年，更名为宁夏国际语言学校的学校搬到了银川一个更现代、更宽敞的校园，该校园部分由世界穆斯林城的资金建造。次年，科威特投资银行董事长捐赠2200万元人民币，在该校建立了一个阿拉伯语教师培训中心（Wu 2016）。2023年，该校再次更名为宁夏商务职业学校。虽然该校曾经渴望成为“中国最大的阿拉伯语人才培训基地”（Han 2013），但如今对阿拉伯语的强调已大大减弱。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尽管进行了中国化，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穆斯林民族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近年来有所增加。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庇护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和基础设施领域实施了200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合作成果惠及双方近20亿人口”（外交部 2023）。中国继续举办一系列中阿峰会和会议。除了贸易、技术和能源外，文化仍然是这些活动的重点。2022年，第五届阿拉伯艺术节在江苏省东部的景德镇举行，为这座中国传统的瓷都带来了一丝“异国情调”（Yang 2023）。

然而，在习近平领导下，宁夏或中国的回族穆斯林文化似乎并不是这些论坛和会议讨论的话题，更不用说是外交或经济动员的焦点了。相反，正是中国五千年（或者是六千年？）文明的文化因促进国际合作而受到赞誉。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所解释的那样，“中华文明和阿拉伯文明各有其体系和特点”，中国和阿拉伯世界“从彼此的文明中积极汲取智慧和养分”（2023）。为了展示中阿友谊及其对相互宽容的承诺，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支持了一项联合国决议，将3月15日定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国际日”。

结论

世界穆斯林城的推广和辩护是基于开发中国西部和与穆斯林世界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国家使命。它是由一种鼓励回族认同和传统经济动员的多元文化国家叙事所促成的。该项目还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庞大治理机构碎片化特征的推动，这种体制几十年来允许在地方层面进行政策即兴创作和偏离。尽管得到了北京高层领导的支持，但世界穆斯林城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项地方性的事业，由市、县官员和私人企业家所倡导。这一案例揭示了区域发展计划在中国是如何构思和实施的，以及官方叙事和政策如何为追求地方议程创造了空间，或者在过去曾这样做过。这一案例还表明，官方叙事的动员可能会掩盖“真实”故事的要素，如贪婪、炒作和非法征地，这些在中国追求增长的过程中是熟悉的主题。

世界穆斯林城的终结突显了在习近平领导下对国家和传统的日益狭隘的看法。对于回族等少数民族而言，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有界限、连贯的文明实体的官方言论，限制了偏离世俗、汉族主导的主流的文化、宗教甚至商业活动。地方政策即兴创作的空间也已缩小。习近平对控制的追求包括加强党内纪律，并确保政策的实施符合中央政府的指令。支撑这一议程的是一场反腐败运动，现在已进入第二个十年，它已经卷入了成千上万的党政官员。其中包括世界穆斯林城的支持者、永宁县原县委书记夏曦云。夏曦云于2015年因腐败受到调查，被开除党籍，随后因受贿和其他罪行被定罪，目前正在服13年有期徒刑（Shen 2017）。202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原副书记王正伟成为腐败调查的对象（Chin 2022）。此前，在2016年，王正伟在任职仅三年后就被免去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据称是因为他倡导清真标准化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关切。

这些惩罚性措施突显了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标不仅包括宗教组织和实体建筑，还包括党政官员。这场运动依赖于官员，他们被期望忠实地执行其指令，从而展示对中共及习近平本人的服从。在分析作为全国中国化先驱的浙江拆除教堂十字架运动时，曹南来指出，浙江的努力“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党建运动并行发展”（2017：35）。曹断言，即使该运动在“遏制中国基督教大规模增长”方面未达预期，它在建立“政治纪律和在全社会构建世俗国家道德的强制性环境”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同上：45）。通过空间整改，“国家成功地在地方社区重新确立了其意识形态权力和现代主义愿景……”。他认为，浙江的事件表明，在习近平领导下，“宗教工作已成为党建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境推进宗教和世俗空间中国化的推动力，情况也是如此。这场运动是中国国家建设（和重建）项目长链中的一环——积累或重新积累象征权力的努力——旨在对政权的职能人员进行纪律约束和灌输美德。

正如在中阿之轴的整改中所见，中国化的策略突显了中共对空间文化治理的持续依赖。文化治理通常避免强制，而是试图通过将权力包裹在具有文化共鸣的外衣中来诱导同意。然而，中国化几乎没有掩盖政权的强制权力。相反，它清楚地传达了这种权力，无论具体指令多么模糊。这场运动表明了布尔迪厄（1994：12）格言的一个推论，即“最残酷的武力关系总是同时也是象征性关系”：它表明象征性关系可以是行使武力的手段，或者展示行使武力能力的方式。中国化是否在其目标群体中培养了同意尚不清楚。毫无疑问，它已经引起了服从。

回到列斐伏尔，中国化是一种“关于社会空间的论述”，它促进了统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是革命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习近平主义、民族主义和党的控制的意识形态。其空间实践将习近平主义的“空间表征”强加于经验性的“表征空间”，从清真寺和主题公园到像中阿之轴这样的场所。建筑环境是一种媒介，通过它，抽象的概念——习近平的权威、中国传统、民族复兴——被具体化。中国化的空间实践运作方式非常类似于政治仪式：重复的、模式化的、象征性的行动，引导权力并确认道德政治秩序。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中国化的建筑、礼仪和空间是否真正地具有中国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化的仪式得以实施：圆顶被拆除，屋顶线被整改，国旗在周五聚礼（Jum’ah）祈祷前在清真寺升起。这些实践在中国各地的地点重复进行，表达并放大了政权的权力。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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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Malzer, K. (2020b). Urban Redevelopment.

27. Bai, X. (2009). WMC Groundbreaking.

28. Zhao, Z. (2015). Charitable Subprojects.

29. Liu, P., Wang, X., Tang, L., & Haiding (2011). WMC Construction.

30. Zhou, Z., & Luo, L. (2010). World Islamic History Museum.

31. Tan (2010). Cooperation Platform.

32. Childs-Johnson, E. (2012). State Authority Symbols.

33. Haddad-F

11.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2. 2016年，他利用自己在该咨询机构的地位，倡导增加政府对阿拉伯语教育的资助。

13. 国家批准既是向集体以外的实体转让使用权所必需的，也是将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如旅游和工业）所必需的。

14. 这一观点得到了智库和大学研究人员的支持，他们组织会议并出版专著，详细阐述了宁夏独特的文化、地理和经济特征如何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发展目标（Fang 2017；Zhuo and Jiang 2016）。

15. 商务阿拉伯语仍然是一个研究领域，但除此之外，课程设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等职业学院相当典型。

16. 这些与纪律约束官员和私营部门的其他措施相吻合，不仅推进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还推进了正统行为，即在中国政治体制治理中的正确做法。 查看全部

网络转帖
来源：BBC中文
副标题：海外异议者、藏人、维吾尔人与内蒙古社群为何担忧这部新法？
摘要：BBC中文报道讨论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否可能被用于针对海外批评者。文章围绕民族团结法、海外异议者、藏人维吾尔人与内蒙古社群、跨境压力和言论风险，梳理外界对这部法律外溢影响的担忧。


居于海外的中国政府批评者担心这项新法律会对他们带来影响

碧嘉兰（Laura Bicker）

BBC驻中国记者

2026年7月1日

23岁的张雅笛，又名Tara，原本应在英国一所著名大学就读。

然而，外界相信，她现正被关押于中国。

她于社交平台X的其中一则最后的发文中，她祝愿达赖喇嘛90岁生日快乐。她在法国求学期间，曾经协助一个促进西藏人权的中文网上平台进行编辑工作。

她在海外发表支持西藏人的言论，被认为是导致她入狱的原因。

北京将这位流亡精神领袖视为分裂分子，并认为其于1950年并入的西藏自治区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据报道，张雅笛于去年7月到访中国云南省香格里拉期间被捕，并被认为正面临“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指控。

在一项新法律生效之际，她的经历让外界看到中国对异见人士、或其所称的分裂行为的容忍度：该法律甚至可能赋予政府针对境外人士的权力。

北京长期被指控在海外恐吓异议人士，包括向维吾尔活动人士施压、追踪流亡的政府批评者，以及悬赏通缉香港的民主派人士。然而，星期三（7月1日）生效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为中国政府这些行动提供法律依据。


2025年7月，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出席祈祷活动。

这一切发生之际，北京正致力于改善其海外形象，并巩固其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

中国正在向外国领袖和游客打开大门。多位国际领袖，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及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都曾经走过人民大会堂外的红地毯，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握手。

随着放宽签证限制及网上的宣传活动，中国正鼓励多达77个国家的民众前来旅游，其中包括大部分欧洲国家。社交媒体上，网红们分享他们走访中国各地的经历，包括到访西藏和新疆等严格管控的地区，内容聚焦于国家多元化的地理环境与自然美景。

这项新法律或许有助习近平控制中国海外的批评者，因为他们的说法与叙事挑战北京及其自身的名声。然而，该法律亦可能对其带来损害。

欧洲议会的成员已致函警告各成员国考虑暂停与中国的引渡条约，并表示若该法律针对欧洲公民，可能“对欧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

为何海外批评者感到忧虑？

这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于中国56个民族之间建立其形容为“团结”、“社会和谐”及“共同”的国家认同，其中包括过去曾反抗中国统治的藏人与维吾尔人。

然而，批评人士担心，该法将进一步削弱西藏、新疆及内蒙古等地少数民族群体的权利。

该法律中隐藏着一条条款，特别引起了许多海外中国公民的关注。

第63条赋予中国当局权力，可对中国境外“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组织及个人采取行动。这似乎为中国政府提供法律依据，针对居于海外的少数民族倡议者。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副区域主任白舒然（Sarah Brooks）表示：“这项法律并非保护多元与平等，而是要求一致性。”

“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和平方式倡议中国少数民族的权利，都可能被界定为破坏‘民族团结’。这项法律为那些严重侵害维吾尔人、藏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全国层面的法律框架。”


在伦敦皮卡迪利广场的集会，抗议者出席声援西藏。

该法律在外国难以执行，专家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为了阻止任何辩论。

对于身处海外、但仍有家人在中国的知名活动人士而言，这是一个讯号，即使相隔遥远，他们所说的话也可能对国内的亲人带来实际后果。而他们亦可能无法再安全返回家乡。

多位身处海外、曾就中国政府对藏人、维吾尔人及蒙古人等少数民族的待遇表达关注的知名人士向人权团体表示，过去一年，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正面临日益加剧的威胁。

流亡的藏人特别忧虑，因为该法律于达赖喇嘛91岁生日前数日生效。

中国的“中国化”

自200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其形容为“中国化”的少数民族政策，旨在透过将各民族同化至以汉族为主的文化，建立更为统一的国家认同。汉族人口占中国14亿总人口的九成以上。

习近平本人亦多次呼吁少数民族加强融合，曾表示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建设更强大的中国。

这项新法律相关努力的一部分。从文件上看，该法声称将透过教育与住屋等措施，促进以汉族为主导、各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法例规定，所有儿童在入读幼稚园前，直至高中毕业期间都需要学习普通话。以往，学生可用自身民族的语言完成大部分课程，包括藏语、维吾尔语或蒙古语。

北京方面认为，此举旨在为下一代提供机会，因为学习普通话——即中国各省多数人使用的语言——有助提升少数民族的就业前景。

但批评人士指出，同化政策往往强加于少数民族身上——在习近平对异见与抗议采取更强硬立场的情况下，这一国家主导的政策已在加速。

在西藏，当局曾经拘捕僧人，并且接管寺院的控制，以确保他们不会崇拜达赖喇嘛。BBC去年7月曾走访一座曾是藏人抗争核心的寺院，当地僧人表示他们生活在恐惧与威吓之中。

在新疆，人权组织记录显示，多达一百万名维吾尔穆斯林被拘押于中国政府所称的“再教育”营中，而联合国则指控北京存在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


2017年新疆喀什街头的维族女士

2020年，中国北方的蒙古人曾罕见地举行集会，反对加强汉语教学及减少以蒙古语授课。有家长甚至拒绝让子女上学以示抗议，部分蒙古族人认为此举威胁其文化身份。当局迅速展开打压，抗议活动随即沉寂下来。

这项新法律同时为起诉家长或监护人提供法律依据，若他们向儿童灌输被形容为“有害”、影响民族和谐的观点。法律亦提出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导致以少数民族为主的社区被拆散。

在上月介绍该法律的记者会上，司法部副部长胡卫列批评外国媒体将其形容为“长臂管辖”是对法律的“抹黑”。他表示，该法律是“正当合法、必要且可行的法律规定”。

他补充说：“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与社会稳定，是各国的主权，也是国际法确立的基本准则。”


在蒙古国，一场抗议北京对内蒙古政策的示威。

但批评人士持相反意见。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笔会（PEN America）与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发表一份报告，声称记录了中国网络平台上，蒙古语内容被系统性清除的情况——社交媒体群组被关闭、帐号被删除，以及非正式的数码社群被解散。

美国笔会芭比写作自由中心（PEN/Barbey）高级经理埃里卡·阮（Erika Nguyen）表示：“随着《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中国政府将持续收紧其锁压的手段，并将毫不掩饰地把文化机构、科技及媒体武器化，以进一步推行国家控制的蒙古文化版本。”

她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母语：中国境内对蒙古文化的网络打压与消除》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

她认为，该法第63条应“被视为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呼吁，以加强对流亡藏人、维吾尔人、蒙古族这些民族的作家、艺术家、记者与活动人士的保护与支持，他们在继续自身工作的时候，亦承受着巨大的个人风险”。

随着该法律生效，人权团体认为，少数民族的语言将会被进一步排除于学校教育及官方生活之外，在中国境内，只有更少地方可以教授或使用这些语言。他们亦害怕，这项法律会堵塞讨论其意义的空间，甚至延伸至中国境外。 查看全部

资料照片：一名身穿少数民族服饰的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国人大开幕式结束后离开。(2026年3月5日)
 
《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下简称《团结法》)从7月1日起开始实施。星期二(6月30日)，14名来自共和与民主两党的美国众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要求卢比奥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团结法》。议员们指出，这部法律是强制同化、意识形态控制及跨国镇压的工具。

这封信由民主党众议员吉姆·麦戈文(Jim McGovern)、罗·卡纳(Ro Khanna)和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牵头联署。信中写道，《团结法》非但没有促进各民族间的真正平等，反而将中国共产党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及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以法律形式固定并加以扩大”。

议员们恳请国务院“公开且有力”地对该法案作出回应，并“明确表明美国拒绝接受中共试图将强制同化伪装成‘民族团结’的作法”。

议员们在信中向卢比奥和国务院特别提出了五点请求：公开谴责《团结法》；向中国直接询问《团结法》相关问题，并与志同道合的政府协调，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相关联合国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针对该问题采取行动；通过美国的政策与项目，优先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加强美国应对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强化《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的执行，并与美国的盟友合作以扩大执行范围。

《团结法》的境外追责条款引发高度关注

《团结法》由中国人大于今年3月通过，共设序言及七章六十五条，北京称该法确立了中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基本规范与法律责任，将建立一种国家认同感并增强中国国内的凝聚力。

《团结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境外追责的规定，是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根据这条规定，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针对中国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行为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4名众议员的联署信特别提到这条“特别需要引起警惕”的规定，称相关表述为中国当局针对居住在境外(包括美国)的藏人、维吾尔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倡导者及其他人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

信中强调：“这应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广泛的跨国镇压行径的一部分，并被视为对海外社群及人权倡导者，包括美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和立法人员的权利与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

其他参与联署的众议员包括10位民主党议员和一位共和党议员。

与此同时，史密斯众议员和麦戈文众议员星期二联袂向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提交了一项跨党决议案，谴责《团结法》以及中共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强制同化运动”。

该决议案还敦促北京在不设前提条件的情况下，与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对话、释放因行使基本权利而被拘留的政治犯，并敦促美国总统、国务卿及财政部对执行《团结法》及相关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和实体实施制裁等等。

6月26日，几名参议员--共和党人匡希恒(John Curtis)和吉姆·班克斯(Jim Banks)以及民主党人杰基·罗森(Jacky Rosen)和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参议院联袂提出一项谴责《团结法》的跨党派决议。

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星期一(6月29日)在官网发表一份声明，批评该法“具有反乌托邦色彩且名称极具欺骗性”。

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John Moolenaar)在声明中指出，“这部法律标志着中共的残暴与偏执进一步升级”,他表示中国不仅计划利用这部法律“继续骚扰和恐吓身处境外的批评人士”，中国还将利用该法进一步实施暴行，并为其“针对藏人、维吾尔人、其他有信仰人士以及被其归类为少数民族群体的虐待行为寻求合法性”。

国际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纷发警告

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中共一直致力于推动新疆、西藏及其它少数民族首先认同自己为爱国公民。人权组织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团结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将这场同化运动法典化了。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亚洲区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告诉美国之音(VOA)，该法律是中国政府收紧意识形态管控过程中又一个令人警惕的举措。她说：“《团结法》旨在为现行的镇压行径和针对少数族群的强制同化政策寻求正当性，并进一步管控中国国内外的言论表达。”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星期二(6月30日)发布新闻稿，批评该法为那些“已经严重侵害”维吾尔族、藏族及其他非汉族裔群体权利的政策“提供了国家层面的法律框架”。

好莱坞知名演员理查·基尔(Richard Gere)6月28日在《华尔街日报》(WSJ)上发表题为《中国的“民族团结”法意味着无国界的镇压》(China's‘Ethnic Unity’Law Means Repression Without Borders)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决策者应认清《团结法》的本质，即该法“宣告了北京的意识形态管辖权已延伸至其国界之外”。

长期担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Tibet)组织主席的基尔在文中强调，“这部法律以及针对西藏的压迫，正处于更广义的自由与专制之间的斗争的关键节点上。” 查看全部

 
 
 
 
美国国会
华盛顿特区 20515
2026年6月29日
尊敬的马可·卢比奥
国务卿
西北C街2201号
华盛顿特区 20520

亲爱的卢比奥国务卿：

我们写这封信，是想对中国新出台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达深深的担忧。这部法律是全国人大在2026年3月12日通过的，7月1日就要正式实施了。这部法律根本没有促进各民族之间的真正平等，反而用法律的形式，把中共对藏族、维吾尔族、南蒙古族（内蒙古）以及其他非汉族群体的强制同化运动给固定了下来，还扩大了范围。

2020年您还在当参议员的时候就曾说过，西藏出台类似的“民族团结”规定，等于是“中共公开宣布要改造西藏文化”。这部新的国家法律把同样的模式推向了全中国。执政党单方面规定了什么是“中华民族”，并用法律强迫各民族、宗教、语言和文化特色都必须服从这个规定。

这部法律第一条就说，它的核心目的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种国家观念完全是由统治精英决定、属于他们并为他们服务的。它体现了一种等级观念：精英阶层的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被定成了国家认同，其他民族、文化和宗教观念的人只能被迫服从。这就是强制同化。

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把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和身份，都压在一个以汉族为主导的单一国家认同之下。这部法律可不仅仅是个政治口号。它发动了学校、课本、博物馆、媒体、家庭、干部、财政资金、安全机关以及海外侨务机构，来强制推行统一的思想观念。“团结”不再被看作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维护的社会状态，而是变成了一个需要被设计、监控和强制执行的行政目标。

对藏族人来说，这部法律威胁到了母语教育的存活和藏传佛教的信仰活动，也让家庭和社区很难再把自己的身份认同传给下一代。它违背并破坏了中国自己宪法和法律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承诺，包括宪法里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条款，以及1984年出台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它强调推行普通话教育和思想忠诚，这更加快了母语教育和文化自主权的消亡。

这部法律对维吾尔族、南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被迫同化的群体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在新疆，中共把这种“民族团结”的逻辑推向了极端。他们打着这个幌子，再加上被无限扩大的国家安全概念，堂而皇之地搞大规模监控、随便抓人、强迫劳动转移、拆散家庭，还要抹除维吾尔族的宗教、语言和文化。去年您说得很对，中国在新疆的所作所为就是“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在内蒙古自治区，类似的政策已经限制了蒙语教育，还镇压了和平抗议。这部新法律给了这些政策一套名正言顺的国家级法律外衣。

尤其让人害怕的是，这部法律还想管到国外去。它的第10条排斥所谓的“外部势力”，不准别人“打着民族、宗教或人权的幌子”批评中国。第63条更是规定，哪怕是“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只要被认定破坏了“民族团结进步”或者“制造民族分裂”，就可能会被起诉。这种说法让中国官方有借口说自己有法可依，去对付住在国外的藏族人、维吾尔族人、南蒙古人、香港人、民主人士以及其他人，连住在美国的人也不放过。大家必须明白，这是中国政府扩大跨国镇压范围的一部分，它直接威胁到了海外华人社区和人权人士的权利与安全，就连美国的民间组织和议员也受到了威胁。

我们恳请国务院在2026年7月1日这部法律生效前，公开且强硬地作出回应，并向外界表明：中共试图把强制同化包装成“民族团结”，美国绝不接受。具体来说，我们希望您做到以下几点：
1. 公开谴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指出它就是用来搞强制同化、思想控制和跨国镇压的工具；
2. 直接向中国官员提出关于这部法律的问题，并跟想法相近的国家联手，在双边对话、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联合国的相关条约机构和特别程序中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3. 在美国对中国的人权外交中，把保护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母语教育、宗教自由和文化传承放在首位，并给独立的广播机构提供项目支持；
4. 加大美国打击中国跨国镇压的力度，包括反击针对美国和海外侨民的威胁、监视、骚扰和恐吓。我们要争取对“跨国镇压”定下一个统一的标准，并考虑对那些执行强制同化政策的官员进行精准制裁；
5. 更严格地执行《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同时加把劲，拉拢跟美国想法一致的盟友和伙伴，让他们也出台并执行相关法律，一起抵制来自中国的强迫劳动。
中共新出台的这部“民族团结”法，绝不能被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内行政规定来看待。他们是在搞一场大运动，想把所有包容民族差异的痕迹抹得一干二净，这部法律就是其中一部分。美国一直都支持受压迫的人民去保护他们自己的语言、宗教、文化和身份认同。我们恳请您确保这个原则始终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
感谢您的领导力，也感谢您关注这件十万火急的事。
真诚地（敬上），
詹姆斯·P·麦戈文 / 国会议员
(注：信件末尾包含其他13位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合签名及头衔，格式与此一致，)
 
脚注参考资料：
1. 莉莉·郭，《中国希望少数民族融入其中。现在这成了法律》，2026年3月12日，《纽约时报》。
2. 理查德·芬尼，《西藏要求“民族团结”的新法律引发担忧》，2020年1月15日，自由亚洲电台。
3. 乔纳·赖斯博德，《民族团结法将“中国人”身份写入法律》，2026年3月27日，詹姆斯敦基金会。
4. 马可·卢比奥，《关于泰国将维吾尔族人强行遣返中国》，2025年2月27日，美国国务院。
5. 《中国新的民族团结进步法强制同化藏人，违背国内和国际法》，2026年3月13日，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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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回族政府官员逃亡纽约:我亲手建造了压迫穆斯林同胞的数字监控系统
 
在曼哈顿中城一家清真餐厅的后厨,50岁的马瑞林手持擀面杖,熟练地拉扯着面团。很难想象,这位如今在异国他乡制作手工拉面的中年男子,曾是中国共产党宗教事务系统的中层干部——一个亲手参与设计监控穆斯林同胞的监视系统的人。
 

 
2024年2月,当马瑞林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困扰他十年之久的噩梦终于停止了。在那个反复出现的梦境中,他站在一片污秽的土地上,就像一个露天厕所。“我自由了,“他说,“终于与自己和解了。”
这是一个关于信仰、良知与体制冲突的故事。它揭示了在习近平治下,中国如何通过精密的官僚机器和先进的监控技术,系统性地压制宗教自由,以及一个曾经的执行者如何在这场运动中经历了精神觉醒和道德挣扎。
 
双面人生的开始
马瑞林的职业生涯始于1999年,当时他从大学商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甘肃省兰州市郊的一个乡镇担任基层公务员。2004年,他被调入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重大跃升。凭借勤奋和智慧,他在2011年成为副处级干部。
 
作为回族穆斯林,马瑞林生长在甘肃省一个回族人口占四分之三的小镇。他的祖父曾是当地伊斯兰教派的长老,但到了马瑞林这一代,家庭的宗教实践已经淡化。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中时期,几位因参与1989年民主抗议而被流放到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教师,在他心中埋下了质疑的种子。
 

 
然而,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马瑞林的社交圈几乎全是汉族。他很少去清真寺,为了融入党内同事,他喝酒,过着世俗的生活。他是一个”文化穆斯林”,而非虔诚的信徒。
 
监控之网的建造者
2008年,马瑞林参与设计了一个追踪清真寺位置、联系信息、教职人员姓名和信众规模的数据库。作为一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干部,他当时认为这能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这个横跨千里的省份的宗教机构和活动。
“当时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他回忆说,“我想我可以展示自己的聪明和勤奋。”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系统后来会成为压制穆斯林的武器。随着宗教政策的强硬化,清真寺入口安装了人脸识别监控摄像头,记录谁来了、多久来一次、和谁一起来。这些数据被记录、分析,可能导致警察询问、失业、旅行禁令,甚至意识形态再教育。
根据人权观察组织2023年发布的报告,在宁夏和甘肃两省,自2018年以来,数百座清真寺被拆除、关闭或改建。研究人员估计,仅宁夏就有三分之一的清真寺自2020年以来被关闭。
 
“我意识到,我在2008年帮助建立的系统,已经成为穆斯林的枷锁,“马瑞林说,“我把恶魔的鞭子交给了国家,用来对付我自己的社区。”
 

 
麦加朝圣的精神觉醒
转折点发生在2015年。作为甘肃省宗教事务局伊斯兰事务处处长,马瑞林带领朝觐代表团前往麦加。这是他第五次去麦加,但这一次,他经历了他所说的”精神启蒙”。
 
在中国这个拥有2500万穆斯林的国家,每年只有约1万人被允许前往麦加朝圣——这是身体和经济条件允许的穆斯林的宗教义务。马瑞林说,等待时间可能长达多年。他创建了一个排队系统,使过程更公平、更透明。

但当局利用这些数字记录筛选被认为不合格的朝圣者,包括那些被视为麻烦制造者的人、党员和福利救助接受者。
从麦加回来后,马瑞林戒了酒和烟,开始定期祈祷。他也开始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己的世界,尤其是他的工作。

 
“要成为一名成功的干部,你必须有强烈的党性,但没有人性,“马瑞林说,“你被训练成把其他人视为需要管理或支配的对象。”
 
宗教”中国化”运动的加速
2016年,在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呼吁所有宗教”中国化”后,当局加强了针对伊斯兰教的运动。他们拆除了圆顶和宣礼塔,禁止公开展示阿拉伯文字。那也是新疆维吾尔族穆斯林大规模拘留开始的时候。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报告,到2020年,新疆65%的清真寺遭到破坏或摧毁。这一”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彻底改造”维吾尔社区的思想和行为。
 
在甘肃,这场运动同样残酷。2020年,临夏回族自治州当局减少并合并了10座清真寺,改变了31座清真寺的伊斯兰建筑特征。2023年8月,兰州著名的西关清真寺——一座建于明代晚期的历史性建筑——开始被”中国化”改造,四座宝塔式尖塔被拆除。
甘肃的学者们向美国之音报告说,他们被大学当局召见,被告知在网上和线下批评甚至提及西关清真寺的破坏行为是被禁止的。违反者将面临失业或更严重的后果。
 
体制内的挣扎与抵抗
马瑞林开始挣扎于他在这些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2022年,当政府决定拆除兰州的一座历史性清真寺时,他试图在内部争辩,认为这可能会引发穆斯林社区的反弹。在去麦加的旅行中,他没有阻止朝圣者访问维吾尔人在沙特阿拉伯拥有的商店,无视中国国家安全官员的规定。他有时会在那些商店购物,甚至会雇用维吾尔司机。

 
近十年来,他过着双重生活。
白天,他执行用于控制穆斯林的政策。晚上,他去清真寺祈祷。为了躲避监控摄像头,他进入时戴着摩托车头盔。
他在工作中形成了午餐时间祈祷的习惯。下午1点左右,当大多数同事午睡时——这是许多中国政府机构的惯例——他会进行乌杜(祈祷前的仪式清洗)。然后他会锁上办公室的门,在地板上铺一条毛巾,祈祷。
 
到2020年,去清真寺变得更加冒险。甘肃省每座清真寺的入口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在清真寺被摄像头拍到的党员会被报告给他们的工作单位并受到纪律处分。那时马瑞林开始用摩托车头盔遮住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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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后的网络仇恨与恐惧
大约在2015年左右,一波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充斥中国互联网。马瑞林认为这是国家容忍甚至鼓励的。他知道政府只需一个电话就能轻松关闭任何在线账户或对话。然而,反穆斯林的恶意言论却自由流动。
他相信,政府的目标是煽动敌意,为诸如将新疆100多万维吾尔族穆斯林送入再教育营和监狱等政策创造公众支持基础。
 
最让他痛苦的是社交媒体上流行的一句话,告诉中国穆斯林”回到你在中东的祖籍”。
“据我所知,“马瑞林说,“我的血统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他第一次作为体制内的回族官员直面自己的身份。
回族是中国1100万穆斯林中最大的群体,是1000多年前抵达中国的穆斯林移民的后裔。他们的祖先大部分来自于中亚说波斯语的地区。在明朝朱元璋和满清统治中国期间，这个穆斯林群体屡次遭受种族灭绝和文化灭绝，战争和文化灭绝政策让大部分人已经丧失说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能力，但大多数依旧保留了伊斯兰信仰和穆斯林身份认同。他们在西北地区有很大的存在,也生活在中国各地的飞地。回族在外貌上与汉族相似,汉族占中国总人口的91%,而且大多是世俗的。
 
在毛泽东时代,所有中国人都生活在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很少有人敢公开信教。20世纪80年代,党放松了对宗教的控制。穆斯林建造了更大的清真寺,更多人参加礼拜和朝圣。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党大大收紧了控制,出于对恐怖主义和公开反抗其统治的恐惧,打压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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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往自由与发声的决心
2023年,在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前往纽约州北部——她将在一所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之后,马瑞林看到了一条出路。他于2024年2月抵达纽约。
他短暂地做过Uber Eats送餐员。去年,他搬到纽约市,在两家由中国穆斯林移民拥有和经营的清真餐厅工作,现在担任经理。
 
对于一名中国党政官员——国家统治阶层的一员——移民到美国是极不寻常的。像马瑞林这样的人公开反对他曾服务的制度就更罕见了。他的旅程从干部到批评者,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如何控制宗教的内部运作的窗口。
 
他说,他决定发声,是因为他希望其他在黑暗中绝望的回族穆斯林知道他们并不孤单。
他将他们的经历比作在沙特阿拉伯沙漠夜间驾驶的记忆,称其为绝望的。“没有光,没有星星,没有地标,没有参照点,只有你车头灯的小光束,“他说。
“即使路边有人点燃一根火柴,仅仅那一丝火焰也能让我感到希望,“他说,“我想成为那根火柴。”
马瑞林知道,他的发声可能会给他自己和他的家人带来风险。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在境外追踪和骚扰持不同政见者。但他选择了和平与自由,而不是沉默。
 
坐在他现在工作的中城曼哈顿清真餐厅里,他对自己的新生活感到自在。他在当地皇后区法拉盛的清真寺定期礼拜,不再需要戴头盔遮脸。他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信仰,而不用担心被监控或惩罚。
“白天,我的脸看起来和我的同事一模一样,“他回忆起在中国的日子,“晚上,我跪在祈祷毯上,成为一个不同的人。”
 
现在,他只是一个人。一个自由的人。 查看全部

在中国西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尽管针对清真寺的“中国化”整治运动已开展多年，但最新的迹象表明，即便已经完成初期外观“改造”的宗教场所，仍面临着被进一步拆除甚至彻底消失的命运。

近日，位于宁夏六盘山地区的一座标志性清真寺现场传出影像资料，显示大型工程吊车已进入寺院内部。目击者称，该寺原本具有典型伊斯兰风格的宣礼塔正在被吊装拆除。

从“改造”到“拆解”

这座位于回族聚居区的清真寺此前已根据官方政策完成了“去宗教化”整治。为了符合所谓的建筑美学和“中国化”要求，该寺已经拆除了圆顶，并将原本的宗教元素替换为更具中式风格的构件。

然而，当地信众发现，暂时的妥协并未换来长久的保存。有分析人士指出，此次针对宣礼塔的拆除行动，标志着该地区的政策重点已从“风格调整”转向了更具彻底性的“结构性移除”。

官方政策的延伸

自2016年起，北京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宗教中国化”政策，旨在使宗教场所的建筑风格、装饰及内部礼仪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宁夏和甘肃，数以千计的清真寺被移除了圆顶和宣礼塔。

人权观察组织及多位独立学者指出，这种分阶段的推进方式极具代表性。在早前的报道中曾披露过部分地区的宗教场所被改造成文化站或展示中心，但六盘山地区的最新动向显示，即便是在“改造”完成后的建筑，其宗教性象征物仍被视为整治目标。

“这只是过渡”

“所谓的‘改造’并不是保护，而是一个过渡步骤，”一位不愿具名的宗教问题研究学者对此表示，“先通过‘风格整治’降低社会敏感度，随后利用更隐蔽的行政手段进行物理拆除，最终达到‘清零’或彻底改变用途的目的。”

对于生活在六盘山地区的信众而言，清真寺不仅是宗教中心，更是社区文化的灵魂。宣礼塔的消失，被当地人视为宗教自由空间进一步缩减的沉重信号。

目前，宁夏地方政府尚未对该清真寺的具体拆除工作作出官方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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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从“斩杀线”说开去

      中文群体在讨论美国“斩杀线”。
      这个新名词，本是游戏场上的黑话，意指血量一旦跌落至此，便只有引颈受戮的份。人们现在拿它形容异邦的街头，飘飘然生优越之感。然而，这难道是异邦才有的洋货么？翻开墙国这几千年的账本，你会发现，“斩杀线”其实是他们的老土产。不仅有，而且划得极细，极密，横七竖八地交织在每个人的脖颈边。
      美国“斩杀线”，据他们的说法，在医疗和账单上，即在经济维度。经济维度的斩杀，固然是水深火热的，但仍可依赖国家的一些法律保障、慈善或社会救济，有通过努力来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实现“美国梦”者有许多，于兹不赘。而墙国“斩杀线”，是多维度的。体制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死症，构成政治“斩杀线”。那些不愿交出自由的人，会被推至该线。线在这一层面，分割了奴隶与公民。神州大地多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数斩于该线，殊堪悲戚。该线，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体制化与非体制化。凡是不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者，会被标记于线，打成“国家公敌”。
      在人的身份、信仰与族群认同上，墙国有一种更为残酷的划线逻辑。只要人的核心身份，譬如宗教、语言、文化传统，与国家所要求的一致性发生冲突，便会被推至斩杀线。这是民族/宗教“斩杀线”，专门针对那些不愿交出灵魂的人。——阿訇、牧师、方丈必须在讲台上宣讲政策、赞美体制，否则就会被吊销证件，剥夺其职务。这条“斩杀线”，是一道国家权力深度渗透进私人灵魂领域的绞索。
      但比这更残酷的，是他们那条划在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的血线。它与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合流，在国家造成一种极具排他性的氛围。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祖宗的糟粕，如今披上了一层“中国化”的新皮，已成了对国家少数群体最锋利的铡刀。一些伪自由派人士，对此满脸堆笑，摆出一副赞许的姿态。在他们看来，若你不读他们的经书，不穿他们的衣服，不跟他们一起做“中国梦”，就会被推至这血线，受到从官家到知识分子的集体的身份暴力。这种逻辑将任何不彻底“汉化”的行为，都视为对国家安全和“大一统”的潜在威胁。这条血线，带着他们对回民、维吾尔人、藏民、蒙古人等少数群体“非我族类”的狰狞。你只要在信仰里还有一点不愿归顺的底色，只要你的语言/文化里还留着族群的余温，它便如影随形。当身份本身被定义在线外时，这种斩杀是全方位的。
      在墙国，你要么是一颗螺丝钉，要么是一块抹布。你必须将自己切割成某种形状，方能塞进体制化的铁盒子里，获得一种安全的幻觉。凡是不愿切割的，想保留一点个人形状的，也就是那些拒不体制化的人，便立刻被推至政治斩杀线。你所谓的自由，在他们眼里不过是流民的任性。只要你稍一抬头，稍一开口，那线便冷冷地掠过你的喉咙，让你活在一种随时被从国家抹去的恐惧中。
      咱们这片土地上的“造线”手段，就这样让洋人那条线相形见绌了。
      这片土地上的人，最是精通一种活命哲学。他们天生就有一种政治的“觉悟”，仿佛基因里就刻着那条线的坐标，知道什么时候该站出来“爱国”，用心甚苦也。为了活在线上，人们自发地阉割了作为大写的“人”所拥有的自由与正义，退化为一种生物性存在。但，在这种体制下，没有谁是绝对安全的，所谓的“安全区”并不存在。共和国史上最忠诚的螺丝钉，亦未逃过政治红线的轻轻一划，死在开封了。这是“斩杀线”的不可知性造成的。它随权力的任性，在朝令夕改中变换。在线的这种不确定性中，顺民与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人，命运并无二致。这即是笔者在旧文《红线》中所说过的。不过，那些不愿交出自由的人，那些不愿交出灵魂的人，在斩杀线，生活固然是水深火热的，但依然能在暮色里，留下一点充满人性光芒的残影。
      聊作今年笔墨的收尾。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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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委员会：中国对“宗教自由的打压”威胁到了美国

作者： Madalaine Elhabbal

发自： Washington, D.C.（华盛顿特区）新闻室，2025年11月20日 / 下午5:30

CECC（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的两位联席主席表示，中国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持续打压”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的国家安全。


前参议员 Sam Brownback（他曾在 Trump 第一任期内担任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大使）在11月20日告诉委员会，美国必须把中国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

Brownback 引用了一份报告，上面列出了10位被中国政府关押的天主教主教。他特意强调说：“那是十位天主教主教啊！”接着他补充道：“大众甚至知道他们被关在监狱里吗？”

Brownback 呼吁 Trump 政府制裁中国，他指出，尽管中国已经被列为“特别关注国”（CPC），但这个政权因为侵犯宗教自由而付出的代价“连一毛钱都没有”。

ChinaAid（对华援助协会） 的创始人兼主席 Bob Fu 向专家组讲述了他移民 U.S. 后为中国宗教自由奔走的经历。他透露，2020年他在 Texas（德克萨斯州）的家曾被中国共产党的特工包围，这些人威胁他的家人和孩子，想逼他停止在 ChinaAid 的工作。

Grace Jin Drexel 也在会上发了言，她的父亲 Ezra Jin 牧师上个月在一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被捕。她回忆了父亲被关押的情况，表示非常担心父亲的健康，并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和他的狱友。

她说，自2018年以来，她父亲就被禁止离开中国，与在美国的家人分离了七年多。她还提到，在父亲被捕前，他的教会发展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每年能接触到数万名受迫害的人。


一个由两党参议员组成的小组——包括 Texas 的共和党人 Ted Cruz 和 Oregon（俄勒冈州）的民主党人 Jeff Merkley——正在敦促 Trump 政府出手帮助 Jin 牧师。

Drexel 说，中国地下教会的信徒并不是想颠覆国家，他们只是想在敬拜上帝的时候，“能够摆脱共产党的控制”，让上帝成为中心。

Drexel 还提到了她因为帮父亲发声而遭到的跨国骚扰。她说曾接到一个恐吓电话，对方假装是 U.S. 联邦探员，而且她在 Washington, D.C. 各处都遭到过 CCP（中共）人员的跟踪和骚扰。


她情绪明显很激动，说道：“不要用你们的沉默，来暗示我们向这种践踏人权的行为认输。”


(图片说明) 2025年11月20日，证人们在 CECC 委员会前作证。


在由 New Jersey（新泽西州）众议员 Chris Smith 和 Alaska（阿拉斯加州）参议员 Dan Sullivan 领导的委员会面前作证的，还有其他几位证人，包括回族穆斯林人权倡导者 Ismail “Ma ju” Juma，以及领导 ICT（国际声援西藏运动） 研究与监测部门的 Bhuchung Tsering。

委员会成员、Massachusetts（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 Jim McGovern 强调了宗教自由在宪法中的重要性，以及 U.S. 保护它的必要性。身为天主教徒的 McGovern 说，U.S. 需要先保护好国内的宗教自由，我们在国际上的立场才会真正有分量。


他提到了 Trump 政府的大规模驱逐行动及其对 U.S. 天主教会中移民群体的影响。他还特别提到了 San Bernardino（圣贝纳迪诺）的主教，这位主教在今年夏天曾特别准许教区里的移民不用来做主日弥撒，因为这些移民害怕被驱逐出境。




“如果美国能保护好生活在美国本土的人民的宗教自由，”他说，“那我们的声音会更有影响力。” 查看全部

致吾乡阿訇与学者们的一封信

转帖

2025年11月13日 


亲爱的阿訇们、学者们：


在这个时代，人们所面对的挑战前所未有，而我们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更需要智慧、胸怀、远见与团结。今天提笔，不为争辩谁对谁错，也不是去评判任何一个阿訇、学者，而是怀着一份沉重与真诚的心，希望能唤起一点共同的忧患意识、一点民族的担当、一点对信仰的温柔守护。

当下的苦难，不应再被忽视

这些年来，我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也亲身经历过很多让人心酸的事情——

有的地方清真寺关闭，祈祷的院子变成集市，

有的孩子自小被无神论灌输，不能去清真寺，也无法接受经学教育，信仰启蒙。

有的阿訇被限制讲经、受调查，甚至有人因信仰事务被踩缝纫机。

有的清真寺合并、拆除，高穆无处敬真主、区域化满拉招收，9人组合，其他人无处学习。

各种流言、污名、误解在社会上扩散，却少有人替穆斯林发声。。。

清真、阿拉伯文、宗教符号都成为敏感的词汇。




而， 一些本该承担精神引领的人，却忙于争论、分门别类、相互指责。


这一切，都真实发生着。

这一切，也都深深刺痛着无数普通穆斯林的心。




然而最让人心寒的，并不是外部的压力，

而是——
我们自己的群体内部——乱、散、分、争。

劝化不是指责，而是希望你们看到更远的未来

在当今信息与知识大爆炸的地球村，

许多阿訇、学者，确实学识有限，接触的信息匮乏。

许多人依靠零碎消息判断大局。

许多人重复着别人说过的“断言”，却没有思考其真实性。

许多人沉迷于教派之争、开学阿訇职位之争，权力之争，甚至互相否定、互相排斥。

可是，亲爱的阿訇们：

你们的每一句话，都在影响一群人。

你们的态度，决定着下一代的态度。

你们的眼界，限制着这一群穆斯林的未来。

在整体氛围都趋于收紧的时候，在国际环境风声鹤唳的时候，我们最需要的不是互相挑错、互相清算，

而是：

智慧、清醒、远见、团结、自省。

时代在变化，穆斯林需要新的“担当”

当下穆斯林的生存环境已经和过去不一样了。

过去的问题，靠简单的“斥责”解决。

今天的问题，靠智慧的选择、冷静的应对、深远的布局才能解决。
 


阿訇们应该意识到：
 
 今天最需要的是保护下一代的信仰根基

不是争论某个细枝末节的教法问题。

不是互相指责谁不清真、谁不正统。

不是在教派和局域里拉帮结派。

今天最需要的是智慧地保存传承的苗

在风声紧、压力大的时期，

智慧比勇敢更重要，沉默比冲动更有力。

今天最需要的是让穆斯林团结，而不是分裂

不同教派、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只要认主独一，就是兄弟。

而现在的西北，却被弄得——

一盘散沙、一地鸡毛。

互相举报，相互诋毁，吊销訇证，甚至送到铁门铁窗里。没有自由，没有发声的平台。只能是阶下囚。你说这，悲哀吗？痛苦嘛？心酸吗？绝望吗？明白嘛？清楚吗？疼惜嘛？可怜嘛？无情嘛？信仰嘛？

这不是别人造成的，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手造成的。


毛泽东时期，西北阿訇，学董被批斗、被污名化的时代（请自行参悟）
 
请、别再互相否定，别再放大成见
当清真寺被合并时，

大家却在争论“某派是不是异端”。

某人的“信仰”是不是有问题？

当经学被限制时，

大家却在讨论“谁有资格讲经”。

当孩子信仰被动摇时，

大家却忙着判断别人“是不是穆斯林”。

这一切，都是本末倒置。

此刻最应该做的，是——

让每个穆斯林都站在一起，而不是互相拆台。

阿訇是清真寺的脊梁

请扛起本该属于阿訇的责任

阿訇不是职位、不是权力，而是托付。

这是主赐予你们的责任。

守护信仰、教育下一代。

安抚苦难者、引导迷茫者。

在这个时代，真正的“阿訇”，应该做到：
 
有清醒：看到形势变化
有智慧：懂得保存实力
有担当：用最安全的方式守住大家的信仰
有宽容：包容不同的穆斯林
有远见：为下一代留下能继续走下去的道路
你们的一言一行，将决定未来几十年穆斯林的走向。

愿我们都能在困难中保持尊严

在风雨中守住信仰

时代或许艰难，但没有哪一段历史不是在苦难中孕育坚韧。
所有古清真寺的石墙都曾倒塌，
但只要心里的清真寺不倒，
信仰的光就不会熄灭。

 
（图片：无神论的中国政府强迫断绝穆斯林信仰传承，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教）
 
 
愿阿訇们、学者们都能看清当下。
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时代的考验。
而这个考验——
需要的是：
智慧，而不是冲动。
团结，而不是分裂。
远见，而不是偏执。
同心，而不是成见。


愿你们做时代的清醒者，而不是跟风者。

愿你们做这群体的脊梁，而不是裂缝。

愿你们做后生孩子的庇护，而不是负担。


愿真主赐恩 

让我们光明、坚忍、智慧与团结。

愿每一个阿訇都成为照亮前路的明灯。 查看全部

《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正式维权书》

致：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甘肃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及相关地方人民政府

主题：依法维护宗教信仰自由与民族文化尊严的维权声明书

鉴于近日各地出现以“整改清真寺”“去除阿拉伯文字”等名义的行政行为，部分通知要求：
“房檐梁上、钟表上、大殿内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需遮盖、拆除、更换。”
 
此类行为不仅违背宪法所保障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也损害了中国穆斯林公民的合法宗教权益和民族文化尊严。特此依据国家宪法与相关法律，提出如下正式维权声明。

一、法律依据与理由
 
（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六条

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

阿拉伯文字及“الله”“محمد”“السلام”等词语，是伊斯兰信仰的神圣象征，不是政治符号。

强行去除或禁止其出现在清真寺内，属于对宗教信仰形式的行政干涉，侵犯宪法保障的公民宗教自由权。

（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四条

“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风俗习惯的自由。”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在宗教语言体系中延续千年的传统。

这种语言与信仰的结合，是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禁止阿拉伯文字在清真寺出现，等同于否定民族文化与信仰的结合体，属于对少数民族合法权益的侵害。

（三）违反《宗教事务条例》（国务院令第686号，2022年修订）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国家依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维护宗教团体、宗教事务及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

“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

清真寺悬挂阿拉伯文经语、教义铭文，属于正常宗教活动范畴。

任何行政单位不得以“统一标准”“整治”为由擅自干预。

此类行为超越职权，违反了依法行政与宗教自治的原则。

（四）违反《行政处罚法》第三条与《行政许可法》第十二条

任何行政管理行为必须“有法可依、程序正当、内容适当”。

目前中国无任何国家法律规定“清真寺不得出现阿拉伯文字”。

地方性行政命令无权变更国家法律，因此此类文件的发布与执行均属越权行政。

（五）违反国际公约与人权原则

中国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均规定：

“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包括在公开或私下，以教授、礼拜、仪式等方式表现其信仰的自由。”

因此，去除阿拉伯文字、抹去宗教符号，是对信仰表达权的侵犯，违背国际义务与国家形象

二、合理诉求

    1.    立即停止针对清真寺内部阿拉伯文字的“去除整改”行动。

    2.    尊重宪法与法律的上位效力，不得以无厘头没有落款盖章的地方性会议纪要或行政命令替代国家法律。

    3.    建立协商机制：宗教事务部门应邀请清真寺民管会、伊玛目、学者参与决策与停止整改讨论和关注穆斯林群体的心理感受和信仰传承。

    4.    保护民族文化遗产：阿拉伯文经语、宗教装饰是信仰文化象征，理应纳入文化保护范畴。

    5.    防止歧视与激化矛盾：任何涉及宗教内容的管理，应以尊重、包容、依法为前提，避免伤害信众情感与社会稳定。


三、提示

阿拉伯文字，是中国穆斯林的信仰记忆与文化血脉。

清真寺，不仅是礼拜场所，更是文化与良知的归宿。

依法维权，不是对抗政府，而是维护宪法尊严。

尊重信仰，不是分裂国家，而是巩固团结与和谐。

我们坚信：

唯有在法治、公正、尊重与平等中，

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实现多元共生、文明共荣的未来。


提交单位-群体：

中国穆斯林公民代表，关注宗教自由的学者与信众


 日期：202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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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斯坦布尔到东突厥斯坦：努赫剧院为遭受种族灭绝的的维吾尔人发声

2025年10月22日 肖海提·侯舒尔

演一场戏剧，可以成为引起全世界关注一场无声种族灭绝的有力方式。

作者：肖海提·侯舒尔

这张是这部戏的海报。其他图片展示的是这部戏和演员们。

听说伊斯坦布尔的努赫剧院协会在10月11日演出了一部叫《蓝天在哪里？》的戏剧，为维吾尔人的遭遇发声，我们特别高兴。

这场艺术演出给我们这些流亡在外、思乡心切、饱受煎熬的东突厥斯坦（中国叫新疆）兄弟姐妹们带来了巨大的安慰和勇气。

我坚信，虽然这个消息可能不会马上或直接传到他们那里，但最终——哪怕是间接地——也会传到家乡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的同胞耳朵里。这会让他们感觉到，他们不是孤独的，这个世界没有完全抛弃他们。

组织和演出这部戏的人们，做的事情比他们想象的更有功德，因为他们在我们最黑暗的日子里支持了我们的人民。我们民族今天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悲剧——一场结合了现代科技、原始共产主义手段和残暴沙文主义思想的无声种族灭绝。

这场戏剧演出是否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或者吸引了大批观众，这些都不重要。把我们的遭遇和苦难搬上舞台，让人们围绕它聚集起来，这本身对我们来说就很珍贵。

今天的世界为那些死在炸弹下的人哀悼，却无视像我们这样被悄无声息地窒息的人。杀人流血的凶手会被谴责，但像中国这样喝血的杀手却擦干净嘴巴，站在国际舞台上大谈和平。更让人痛心的是，我们许多穆斯林兄弟和突厥民族国家还为这种虚伪鼓掌。

我们这些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尽管能力有限，冒着家人在国内遭殃的风险，也要让世界听到我们在集中营里的兄弟姐妹的呐喊。就在我们的处境开始在西方世界被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时候，我们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却被中国的钱收买，否认我们的存在。

比如说，巴勒斯坦领导人马哈茂德·阿巴斯和沙特阿拉伯的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把中国的罪行说成是”反恐措施”，为它辩护。迪拜来的假学者背叛我们，声称”维吾尔人生活得很幸福”。土耳其那些跟着多乌·佩林切克的人，被中国出钱的旅游和宴会诱惑，厚颜无耻地宣称”东突厥斯坦没有集中营”。甚至一些土耳其政客——我们曾经把他们看作民族主义者和穆斯林大家庭（乌玛）的捍卫者——竟然把我们千百倍的呐喊贬低为”美国的把戏”，无视我们的牺牲，伤透了我们的心。

在这样痛苦和悲伤的日子里，通过你们的戏剧，你们为我们正在被抹去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一部分苦难发出了声音。为你们的敏感点赞，愿真主赐福你们的忠诚。通过你们的演出和你们的品德，你们在对那些沉默地看着维吾尔人遭受种族灭绝、甚至站在压迫者一边的人的良心说话。通过这个平台，我们想对土耳其政客们说：如果我们的事业对你们来说成了负担，如果它跟你们的利益冲突，如果它危及你们从中国得到的援助，那么你们就反对我们吧。如果你们愿意，就叫我们”恐怖分子”或”分裂分子”吧。但请不要把我们神圣的独立斗争叫做”美国的把戏”。那会伤害我们的民族尊严。

如果你们那样说，你们不仅是在否定这项事业。你们会背叛这一代在国内外奋斗的维吾尔人，也会否定过去一个世纪为我们民族自由流血牺牲的数百万烈士。你们会抹去我们前任主席们——萨比特·达莫拉、和加·尼亚孜·哈吉、阿里汗·托热和艾合买提江·卡斯木——的历史地位，否定我们民族领袖麦麦提艾明·布格拉和伊萨·玉素甫·艾勒普特金为这个事业在流亡中奋斗了五十年的终生努力。美国基于人道主义向我们敞开大门已经二十多年了。但东突厥斯坦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维吾尔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千年。

我们的民族理想不否认任何人的合法权利。像我们的祖先一样，我们想在自己的家乡作为维吾尔突厥人生活。我们说：我们不会成为中国人，我们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会放弃伊斯兰。我们要求所有人享有的基本人权——言论和结社自由。当然，我们不会把我们被占领的家乡叫”新疆”，而是叫东突厥斯坦。

我们不想把任何人从地球上抹去；我们只要求中国退回到它自己的长城边界里。我们想和所有邻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和平友好地生活。

但中国不能接受这个。它靠我们地下和地面的财富养得肥肥的，现在对着全世界狂妄地咆哮。它通过我们家乡的战略位置向世界扩张。我们的土地，对中国来说，是称霸世界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是生存和尊严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也不会放弃这个事业，直到最后一个维吾尔人流尽最后一滴血。

今天，你们在支持这样一个神圣而关键的斗争。你们在给一个疲惫、被太阳晒焦、踉跄了一个世纪的英雄民族送上一滴水。愿真主丰厚地回赐你们。​​​​​​​​​​​​​​​​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