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穆斯林
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伊斯兰恐惧袭击后的公共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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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6649888134189056/pl/kwC3bSeD9C7xtng1.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查看全部
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6649888134189056/pl/kwC3bSeD9C7xtng1.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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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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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媒体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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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争议解读：特朗普转发引发安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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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索马里裔美国人、穆斯林儿童、政治转发和公共安全。报道记录了穆斯林组织、索马里社群和明尼苏达官员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查看全部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索马里裔美国人、穆斯林儿童、政治转发和公共安全。报道记录了穆斯林组织、索马里社群和明尼苏达官员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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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索马里裔美国人、穆斯林儿童、政治转发和公共安全。报道记录了穆斯林组织、索马里社群和明尼苏达官员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索马里裔美国人、穆斯林儿童、政治转发和公共安全。报道记录了穆斯林组织、索马里社群和明尼苏达官员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幼儿园视频解读：反穆斯林争议与儿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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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4244652916518912/pl/2UD1ZNhqR81n4sun.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查看全部
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4244652916518912/pl/2UD1ZNhqR81n4sun.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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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4244652916518912/pl/2UD1ZNhqR81n4sun.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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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申请启动：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关注安保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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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查看全部
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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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2026年德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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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
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弗里斯科市政府非官方最终选举结果：https://www.friscotexas.gov/Do ... Night
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查看全部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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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弗里斯科市政府非官方最终选举结果：https://www.friscotexas.gov/Do ... Night
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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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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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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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引发愤怒？明尼苏达穆斯林社群回应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2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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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查看全部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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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119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致信：国会发生了什么？为何他们公开反对“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6-09 05:11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查看全部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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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为什么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引发宪法争议？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4 次浏览 • 2026-06-09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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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查看全部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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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的历史是什么？美国国会为何面临结束对以军事支持的压力？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06-09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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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查看全部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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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无沙里亚美国党团”是谁？CAIR将其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揭露其极端立法意图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26-06-09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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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查看全部
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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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圣地亚哥枪击事件解读：一文读懂美国穆斯林社区如何把悲痛转化为行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6 次浏览 • 2026-06-05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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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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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2 次浏览 • 2026-05-31 19:30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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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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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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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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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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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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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 詹姆斯，《约翰·亨利主义与健康》，163–82；乌马吉与埃尔万，《拥抱不确定性》。
• 亚洲·本托与托尼·N·布朗，《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信仰与黑人劳动者的自雇就业》，载于《种族与民族研究》，2020年，1–18。
• 希瑟·朗与安德鲁·范·达姆，《黑人与白人的经济鸿沟与1968年一样巨大》，载于《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olds/。
•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 威廉·达里蒂、达里克·汉密尔顿、马克·保罗、艾伦·阿贾、安妮·普莱斯、安东尼奥·摩尔与卡特琳娜·基奥普里斯，《我们在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上犯了什么错》，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2018年4月，https://socialequity.duke.edu/ ... g.pdf。
• 克里姆·K·莱西、蒂娜·吉瓦特拉姆-内格隆与凯伦·鲍威尔·西尔斯，《遭受严重亲密伴侣暴力的黑人女性的求助行为与障碍：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发现》，载于《针对女性的暴力》，2020年6月，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17464；萨曼莎·M·斯布罗基，《性别薪酬差距：现在是发声的时候了》，载于《图罗法律评论》第35卷，第2期（2019年）：839。
•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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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兰经》41:33。
• 谢尔顿·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与彼得·J·伯克（Peter J. Burke），《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社会心理学季刊》第63卷第4期（2000年）：284–97；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我的孩子会是穆斯林吗？》 《年轻人宗教身份的发展》，Yaqeen，2020年1月16日，。
• 朱莉安娜·梅纳斯·霍洛维茨（Juliana Menasce Horowitz）、安娜·布朗（Anna Brown）与基亚娜·考克斯（Kiana Cox），《2019年美国的种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4月9日，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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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德娜·C·阿尔法罗（Edna C. Alfaro）、阿德里亚娜·J·乌马尼亚-泰勒（Adriana J. Umaña-Taylor）、梅琳达·A·冈萨雷斯-巴肯（Melinda A. Gonzales-Backen）、梅拉·Y· 巴马卡（Bámaca）与凯瑟琳·H·泽德斯（Katharine H. Zeiders），《拉丁裔青少年的学业成功：歧视、学习动机与性别的影响》，载于《青少年杂志》第32卷第4期（2009年）：941–62。
• 萨桑·R·艾哈迈德（Sawssan R. Ahmed）、玛丽亚姆·基亚-基廷（Maryam Kia-Keating）与凯瑟琳·H·蔡（Katherine H. Tsai），《阿拉伯裔美国青少年种族歧视、文化适应压力与文化资源的结构模型》，载于《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第48卷第3-4期（2011年）：181–92；邦妮·莫拉迪（Bonnie Moradi）与纳迪亚·塔拉勒·哈桑（Nadia Talal Hasan），《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的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载于《咨询心理学杂志》第51卷第4期（2004年）：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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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斯与沃森，91–102。
• 克里斯托弗·G·埃里森（Christopher G. Ellison）、杰森·D·博德曼（Jason D. Boardma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与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1995年底特律地区研究的发现》，载于《社会力量》第80卷第1期（2001年）：215–49。
• 杰弗里·S·莱文（Jeffrey S. Levin）与罗伯特·约瑟夫·泰勒（Robert Joseph Taylor），《非裔美国人宗教参与与幸福感的面板分析：同期效应与纵向效应的对比》，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37卷第4期（1998年）：695–709；埃里森、博德曼、威廉姆斯与杰克逊，《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215–49；宋俊章（Sung Joon Jang）与拜伦·R·约翰逊（Byron R. Johnson），《解释宗教对非裔美国人心理困扰的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3卷第2期（2004年）：239–60。
• 艾哈迈德、基亚-基廷与蔡，《种族歧视的结构模型》，181–92。
• 奈拉·R·布兰斯科姆（Nyla R. Branscombe）、迈克尔·T·施密特（Michael T. Schmitt）与理查德·D·哈维（Richard D. Harvey），《感知非裔美国人所受的普遍歧视：对群体认同与幸福感的影响》，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7卷第1期（1999年）：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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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说，约翰·亨利（John Henry）作为凿岩工的技能是在一场与蒸汽动力凿岩机的比赛中衡量的。 他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比赛，却在胜利时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衰竭，最终手握锤子离世；引用资源：Sherman A James, “John Henryism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American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8 (1994): 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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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dura,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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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 《古兰经》13:2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等，《非裔美国人对牧师支持的使用：一项焦点小组研究》，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77卷，第2期（2007年）：249–58；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等，《压力、应对与黑人心理健康：一项全国性研究的初步发现》，载于《人类服务预防》第2卷，第3期（1983年）：5–29。
•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 亚历克斯·比尔曼（Alex Bierman），《宗教是否能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种族带来的不同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5卷，第4期（2006年）：551–65。
• 威兹多姆·鲍威尔·哈蒙德（Wizdom Powell Hammond）等，《非裔美国男性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与对种族歧视的宽恕：直接与交互关系》，载于《性别角色》第55卷，第9–10期（2006年）：679–92。
• 布鲁斯·布莱恩（Bruce Blaine）与詹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宗教信仰、种族与心理健康：探索社会心理中介因素》，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第21卷，第10期（1995年）：1031–41。
• 杰克·L·丹尼尔（Jack L. Daniel）与日内瓦·史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我如何克服：黑人社区中的沟通动态》，载于《言语季刊》第62卷，第1期（1976年）：26–39；詹姆斯·H·科恩（James H. Cone），《灵歌与蓝调》（纽约玛丽诺尔：Orbis Books，1991年）。
• 阿尔伯特·J·拉博托（Albert J. Raboteau），《迦南之地：非裔美国人的宗教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卡罗尔·A·王（Carol A. Wong）等，《种族歧视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青少年学校及社会情感适应的影响》，载于《人格杂志》第71卷，第6期（2003年）：1197–232；大卫·H·蔡（David H. Chae）等，《歧视、归因与种族群体认同：对美国生活全国调查（2001–2003）中黑人心理困扰的启示》，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81卷，第4期（2011年）：498。
• 罗利（Rowley）等人，《种族认同与自尊》，第715页；卡马拉·菲利斯·琼斯（Camara Phyllis Jones），《种族主义的层面：理论框架与园丁的故事》，载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0卷，第8期（2000年）：1212。
• 罗伯特·M·塞勒斯（Robert M. Sellers）与 J·妮可·谢尔顿（J. Nicole Shelton），《种族认同在感知种族歧视中的作用》，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5期（2003年）：1079。
• 洛里·S·霍加德（Lori S. Hoggard）等，《种族线索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和应对种族歧视的启示》，载于《黑人心理学杂志》第43卷，第4期（2017年）：409–32。
• 霍加德（Hoggard）、琼斯（Jones）与塞勒斯（Sellers），409–32。
•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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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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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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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蒂斯与沃森，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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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拉·R·布兰斯科姆（Nyla R. Branscombe）、迈克尔·T·施密特（Michael T. Schmitt）与理查德·D·哈维（Richard D. Harvey），《感知非裔美国人所受的普遍歧视：对群体认同与幸福感的影响》，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7卷第1期（1999年）：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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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说，约翰·亨利（John Henry）作为凿岩工的技能是在一场与蒸汽动力凿岩机的比赛中衡量的。 他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比赛，却在胜利时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衰竭，最终手握锤子离世；引用资源：Sherman A James, “John Henryism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American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8 (1994): 16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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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rris Rosenberg, Carmi Schooler, Carrie Schoenbach, and Florence Rosenberg,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141–56.
• Stephanie J. Rowley, Robert M. Sellers, Tabbye M. Chavous, and Mia A. Sm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al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第3段 (1998): 715.
• Monique Bolognini, Bernard Plancherel, Walter Bettschart, and Olivier Halfo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第3段 (1996): 233–45.
•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 《古兰经》13:2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等，《非裔美国人对牧师支持的使用：一项焦点小组研究》，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77卷，第2期（2007年）：249–58；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等，《压力、应对与黑人心理健康：一项全国性研究的初步发现》，载于《人类服务预防》第2卷，第3期（1983年）：5–29。
•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 亚历克斯·比尔曼（Alex Bierman），《宗教是否能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种族带来的不同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5卷，第4期（2006年）：551–65。
• 威兹多姆·鲍威尔·哈蒙德（Wizdom Powell Hammond）等，《非裔美国男性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与对种族歧视的宽恕：直接与交互关系》，载于《性别角色》第55卷，第9–10期（2006年）：679–92。
• 布鲁斯·布莱恩（Bruce Blaine）与詹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宗教信仰、种族与心理健康：探索社会心理中介因素》，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第21卷，第10期（1995年）：1031–41。
• 杰克·L·丹尼尔（Jack L. Daniel）与日内瓦·史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我如何克服：黑人社区中的沟通动态》，载于《言语季刊》第62卷，第1期（1976年）：26–39；詹姆斯·H·科恩（James H. Cone），《灵歌与蓝调》（纽约玛丽诺尔：Orbis Books，1991年）。
• 阿尔伯特·J·拉博托（Albert J. Raboteau），《迦南之地：非裔美国人的宗教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卡罗尔·A·王（Carol A. Wong）等，《种族歧视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青少年学校及社会情感适应的影响》，载于《人格杂志》第71卷，第6期（2003年）：1197–232；大卫·H·蔡（David H. Chae）等，《歧视、归因与种族群体认同：对美国生活全国调查（2001–2003）中黑人心理困扰的启示》，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81卷，第4期（2011年）：498。
• 罗利（Rowley）等人，《种族认同与自尊》，第715页；卡马拉·菲利斯·琼斯（Camara Phyllis Jones），《种族主义的层面：理论框架与园丁的故事》，载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0卷，第8期（2000年）：1212。
• 罗伯特·M·塞勒斯（Robert M. Sellers）与 J·妮可·谢尔顿（J. Nicole Shelton），《种族认同在感知种族歧视中的作用》，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5期（2003年）：1079。
• 洛里·S·霍加德（Lori S. Hoggard）等，《种族线索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和应对种族歧视的启示》，载于《黑人心理学杂志》第43卷，第4期（2017年）：409–32。
• 霍加德（Hoggard）、琼斯（Jones）与塞勒斯（Sellers），409–32。
•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 詹姆斯，《约翰·亨利主义与健康》，163–82；乌马吉与埃尔万，《拥抱不确定性》。
• 亚洲·本托与托尼·N·布朗，《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信仰与黑人劳动者的自雇就业》，载于《种族与民族研究》，2020年，1–18。
• 希瑟·朗与安德鲁·范·达姆，《黑人与白人的经济鸿沟与1968年一样巨大》，载于《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olds/。
•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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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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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 塞勒斯等人，18–39页。
• 《古兰经》41:33。
• 谢尔顿·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与彼得·J·伯克（Peter J. Burke），《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社会心理学季刊》第63卷第4期（2000年）：284–97；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我的孩子会是穆斯林吗？》 《年轻人宗教身份的发展》，Yaqeen，2020年1月16日，。
• 朱莉安娜·梅纳斯·霍洛维茨（Juliana Menasce Horowitz）、安娜·布朗（Anna Brown）与基亚娜·考克斯（Kiana Cox），《2019年美国的种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4月9日，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 ... 2019/。
• 罗纳德·C·凯斯勒（Ronald C. Kessler）、克里斯汀·D·米克尔森（Kristin D. Mickelson）与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美国感知歧视的普遍性、分布及心理健康相关性》，载于《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第40卷第3期（1999年）：208–30。
• 托尼·N·布朗（Tony N. Brow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米里亚姆·托雷斯（Myriam Torres）、谢里尔·L·塞勒斯（Sherrill L. Sellers）与肯德里克·T·布朗（Kendrick T. Brown），《“身为黑人却感到忧郁”：种族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后果》，载于《种族与社会》第2卷第2期（2000年）：117–31；凯斯勒、米克尔森与威廉姆斯，《感知歧视》，208–30；种族歧视与较低水平的心理功能有关，通过感知压力、抑郁症状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衡量。
• 埃德娜·C·阿尔法罗（Edna C. Alfaro）、阿德里亚娜·J·乌马尼亚-泰勒（Adriana J. Umaña-Taylor）、梅琳达·A·冈萨雷斯-巴肯（Melinda A. Gonzales-Backen）、梅拉·Y· 巴马卡（Bámaca）与凯瑟琳·H·泽德斯（Katharine H. Zeiders），《拉丁裔青少年的学业成功：歧视、学习动机与性别的影响》，载于《青少年杂志》第32卷第4期（2009年）：941–62。
• 萨桑·R·艾哈迈德（Sawssan R. Ahmed）、玛丽亚姆·基亚-基廷（Maryam Kia-Keating）与凯瑟琳·H·蔡（Katherine H. Tsai），《阿拉伯裔美国青少年种族歧视、文化适应压力与文化资源的结构模型》，载于《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第48卷第3-4期（2011年）：181–92；邦妮·莫拉迪（Bonnie Moradi）与纳迪亚·塔拉勒·哈桑（Nadia Talal Hasan），《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的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载于《咨询心理学杂志》第51卷第4期（2004年）：41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与卡罗琳·R·沃森（Carolyn R. Watson），《宗教与灵性》，载于《非裔美国人心理学手册》，海伦·A·内维尔（Helen A. Neville）、布伦德莎·M·泰恩斯（Brendesha M. Tynes）与肖恩·O·厄特西（Shawn O. Utsey）编（洛杉矶：Sage出版社，2009年），91–102。
• 马蒂斯与沃森，91–102。
• 克里斯托弗·G·埃里森（Christopher G. Ellison）、杰森·D·博德曼（Jason D. Boardma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与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1995年底特律地区研究的发现》，载于《社会力量》第80卷第1期（2001年）：215–49。
• 杰弗里·S·莱文（Jeffrey S. Levin）与罗伯特·约瑟夫·泰勒（Robert Joseph Taylor），《非裔美国人宗教参与与幸福感的面板分析：同期效应与纵向效应的对比》，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37卷第4期（1998年）：695–709；埃里森、博德曼、威廉姆斯与杰克逊，《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215–49；宋俊章（Sung Joon Jang）与拜伦·R·约翰逊（Byron R. Johnson），《解释宗教对非裔美国人心理困扰的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3卷第2期（2004年）：239–60。
• 艾哈迈德、基亚-基廷与蔡，《种族歧视的结构模型》，181–92。
• 奈拉·R·布兰斯科姆（Nyla R. Branscombe）、迈克尔·T·施密特（Michael T. Schmitt）与理查德·D·哈维（Richard D. Harvey），《感知非裔美国人所受的普遍歧视：对群体认同与幸福感的影响》，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7卷第1期（1999年）：135。
• “吉姆·克劳时代”，《美国民权简史》，乔治城大学法律图书馆，https://guides.ll.georgetown.e ... 72697。
• 娜丁·弗雷德里克（Nadine Frederique），《大英百科全书在线》，参见词条“COINTELPRO”，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COINTELPRO。
• 利比·尼尔森（Libby Nelson）与达拉·林德（Dara Lind），《学校到监狱的管道解析》，司法政策研究所，2015年2月24日，http://www.justicepolicy.org/news/8775。
• 金伯利·费恩（Kimberly Fain），《黑色华尔街的毁灭》，JSTOR Daily，2017年7月5日，https://daily.jstor.org/the-de ... reet/。
• 伊丽莎白·尼克斯（Elizabeth Nix），《塔斯基吉实验：臭名昭著的梅毒研究》，History，2017年5月16日，2019年7月29日更新，https://www.history.com/news/t ... study。
• 丹妮尔·所罗门（Danyelle Solomon）、康纳·麦克斯韦（Connor Maxwell）与阿布里尔·卡斯特罗（Abril Castro），《系统性不平等与经济机会》，美国进步中心，2019年8月7日，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 ... nity/。
• 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对穆斯林美国青年发展的见解》，Yaqeen，2020年2月25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hu ... ment/。
• 根据传说，约翰·亨利（John Henry）作为凿岩工的技能是在一场与蒸汽动力凿岩机的比赛中衡量的。 他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比赛，却在胜利时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衰竭，最终手握锤子离世；引用资源：Sherman A James, “John Henryism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American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8 (1994): 163–82.
• Mary O. Odafe, Temilola K. Salami, and Rheeda L. Walker, “Race-Related Stress and Hopelessness in Community-Based African American Adults: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3, 第4段 (2017): 561.
•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第2段 (1977): 191.
• Bandura, 191.
• Osman Umarji and Hassan Elwan, “Embracing Uncertainty: How to Feel Emotionally Stable in a Pandemic,” Yaqeen , 2020年3月30日, 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emic/ .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and Kylie Francis, “Brief Report: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Worry,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 第6段 (2004): 835–42.
• Morris Rosenberg, Carmi Schooler, Carrie Schoenbach, and Florence Rosenberg,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141–56.
• Stephanie J. Rowley, Robert M. Sellers, Tabbye M. Chavous, and Mia A. Sm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al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第3段 (1998): 715.
• Monique Bolognini, Bernard Plancherel, Walter Bettschart, and Olivier Halfo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第3段 (1996): 233–45.
•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 《古兰经》13:2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等，《非裔美国人对牧师支持的使用：一项焦点小组研究》，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77卷，第2期（2007年）：249–58；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等，《压力、应对与黑人心理健康：一项全国性研究的初步发现》，载于《人类服务预防》第2卷，第3期（1983年）：5–29。
•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 亚历克斯·比尔曼（Alex Bierman），《宗教是否能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种族带来的不同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5卷，第4期（2006年）：551–65。
• 威兹多姆·鲍威尔·哈蒙德（Wizdom Powell Hammond）等，《非裔美国男性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与对种族歧视的宽恕：直接与交互关系》，载于《性别角色》第55卷，第9–10期（2006年）：679–92。
• 布鲁斯·布莱恩（Bruce Blaine）与詹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宗教信仰、种族与心理健康：探索社会心理中介因素》，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第21卷，第10期（1995年）：1031–41。
• 杰克·L·丹尼尔（Jack L. Daniel）与日内瓦·史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我如何克服：黑人社区中的沟通动态》，载于《言语季刊》第62卷，第1期（1976年）：26–39；詹姆斯·H·科恩（James H. Cone），《灵歌与蓝调》（纽约玛丽诺尔：Orbis Books，1991年）。
• 阿尔伯特·J·拉博托（Albert J. Raboteau），《迦南之地：非裔美国人的宗教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卡罗尔·A·王（Carol A. Wong）等，《种族歧视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青少年学校及社会情感适应的影响》，载于《人格杂志》第71卷，第6期（2003年）：1197–232；大卫·H·蔡（David H. Chae）等，《歧视、归因与种族群体认同：对美国生活全国调查（2001–2003）中黑人心理困扰的启示》，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81卷，第4期（2011年）：498。
• 罗利（Rowley）等人，《种族认同与自尊》，第715页；卡马拉·菲利斯·琼斯（Camara Phyllis Jones），《种族主义的层面：理论框架与园丁的故事》，载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0卷，第8期（2000年）：1212。
• 罗伯特·M·塞勒斯（Robert M. Sellers）与 J·妮可·谢尔顿（J. Nicole Shelton），《种族认同在感知种族歧视中的作用》，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5期（2003年）：1079。
• 洛里·S·霍加德（Lori S. Hoggard）等，《种族线索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和应对种族歧视的启示》，载于《黑人心理学杂志》第43卷，第4期（2017年）：409–32。
• 霍加德（Hoggard）、琼斯（Jones）与塞勒斯（Sellers），409–32。
•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 詹姆斯，《约翰·亨利主义与健康》，163–82；乌马吉与埃尔万，《拥抱不确定性》。
• 亚洲·本托与托尼·N·布朗，《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信仰与黑人劳动者的自雇就业》，载于《种族与民族研究》，2020年，1–18。
• 希瑟·朗与安德鲁·范·达姆，《黑人与白人的经济鸿沟与1968年一样巨大》，载于《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olds/。
•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 威廉·达里蒂、达里克·汉密尔顿、马克·保罗、艾伦·阿贾、安妮·普莱斯、安东尼奥·摩尔与卡特琳娜·基奥普里斯，《我们在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上犯了什么错》，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2018年4月，https://socialequity.duke.edu/ ... g.pdf。
• 克里姆·K·莱西、蒂娜·吉瓦特拉姆-内格隆与凯伦·鲍威尔·西尔斯，《遭受严重亲密伴侣暴力的黑人女性的求助行为与障碍：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发现》，载于《针对女性的暴力》，2020年6月，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17464；萨曼莎·M·斯布罗基，《性别薪酬差距：现在是发声的时候了》，载于《图罗法律评论》第35卷，第2期（2019年）：839。
•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上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4 次浏览 • 2026-05-31 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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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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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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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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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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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如需下载“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认同调查”数据集，请点击此处 。
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伊斯兰是死亡崇拜吗？深度解读殉道、美国穆斯林想象与误解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0 次浏览 • 2026-05-30 10:12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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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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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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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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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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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美国穆斯林如何扎根祖辈知识？用伊斯兰建立文化抵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2 次浏览 • 2026-05-28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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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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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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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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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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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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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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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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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05-28 18:41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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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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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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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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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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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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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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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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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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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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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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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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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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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深度解读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26-05-28 18:41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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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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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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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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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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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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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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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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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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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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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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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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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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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穆斯林领袖为何谴责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之后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2 次浏览 • 2026-05-24 05:22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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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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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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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特朗普言论为何越过穆斯林红线？一名美国穆斯林的回答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5 次浏览 • 2026-05-24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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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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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5-24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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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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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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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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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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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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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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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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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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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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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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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伊斯兰恐惧袭击后的公共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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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6649888134189056/pl/kwC3bSeD9C7xtng1.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查看全部
美国街道纪念巴勒斯坦男孩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半岛英语公开社交媒体内容，背景是美国伊利诺伊州一条街道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摘要
报道的来源信号集中在巴勒斯坦裔美国人、伊斯兰恐惧症、儿童受害者和地方公共纪念。文章说明警方所称的袭击动机以及纪念行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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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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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图片说明：伊利诺伊州布里奇维尤村的街道路牌，以遇害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瓦迪亚命名。
警方称，瓦迪亚被房东刺了 26 刀，因为他的家人都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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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条街道以瓦迪亚·法尤姆命名，他是一名六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男孩，在 2023 年的一次仇视伊斯兰教的袭击中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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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争议解读：特朗普转发引发安全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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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摘要
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索马里裔美国人、穆斯林儿童、政治转发和公共安全。报道记录了穆斯林组织、索马里社群和明尼苏达官员的回应。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查看全部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洛杉矶时报》，背景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毕业视频后，引发反穆斯林偏见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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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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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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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儿童视频完整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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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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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索马里和穆斯林社群谴责。
索马里和明尼苏达州的穆斯林社区再次谴责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帖子，称其传达了针对儿童的“反穆斯林偏见”。
特朗普发布了一段 14 秒的视频片段，显示孩子们穿着毕业服装唱歌，女孩们还戴着头巾。
孩子们的肩带一侧写着“幼儿园”，另一侧写着“毕业”。
周一发布的视频似乎来自索马里电视台明尼苏达州的新闻片段，该片段拍摄了圣路易斯一所特许学校的仪式。
特朗普的 TruthSocial 帖子中包含来自 6 月份首次发布该视频的 X 帐户的标题屏幕截图。
标题说：“圣路易斯的公立学校”。
每个女孩都戴着头巾...在幼儿园。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索马里美国伙伴关系和明尼苏达州州长的声明。
CAIR 国家和明尼苏达州分会的一份声明表示：“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领导人多次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仇外和种族主义攻击。
特朗普在12月多次专门点名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称他们为“垃圾”。
“索马里裔美国人是明尼苏达州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索马里裔美国人伙伴关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孩子的潜力应该得到认可，而不是被用来助长恐惧、分裂或反穆斯林和反移民的言论。
“拥有公共平台的人有责任保护儿童，而不是危及他们。在 X 的一份声明中，沃尔兹指责特朗普“因为一群幼儿园学生上学时穿的衣服而攻击他们。索马里美国合作组织是一个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旨在协助索马里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该组织计划于周三举行新闻发布会，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反索马里和反穆斯林言论氛围”。近几个月来，明尼苏达州穆斯林社区的成员多次引用此类言论表达了对其安全的担忧。
五月，社区成员将这些言论与莱克维尔一座清真寺的骚乱联系起来，几天前，圣地亚哥一座清真寺造成三人死亡。
去年秋天，CAIR 明尼苏达州分会执行主任杰拉尼·侯赛因 (Jaylani Hussein) 表示，过去三年里，清真寺发生了 40 多起破坏、纵火或其他骚乱事件，比任何其他州都多。
侯赛因说，损失总计超过 300 万美元。
他当时表示，针对明尼苏达州穆斯林机构的仇视伊斯兰言论“完全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特朗普转发穆斯林幼儿园视频解读：反穆斯林争议与儿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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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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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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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查看全部
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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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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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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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4244652916518912/pl/2UD1ZNhqR81n4sun.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视频解读：一文读懂背景与影响
背景：
这篇报道来自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声明，核心背景是特朗普转发一段明尼苏达穆斯林儿童幼儿园毕业视频后，引发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不满。
摘要
这篇文章的来源信号聚焦反穆斯林言论、儿童安全和清真寺袭击后的社群恐惧。报道指出，政治人物放大针对穆斯林儿童的内容，可能进一步刺激偏见和现实安全风险。
媒体资料
https://video.twimg.com/amplify_video/2074244652916518912/pl/2UD1ZNhqR81n4sun.m3u8?tag=28&v=cfc
视频说明：原文嵌入视频
正文
图片说明：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穆斯林儿童在幼儿园毕业典礼上唱歌，此画面被特朗普转发后引发争议。
特朗普总统利用他的全球平台放大反穆斯林偏见并针对这所小学的穆斯林儿童，这是在将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就在两个月前，两名白人至上主义者袭击了圣地亚哥的一座清真寺和挤满儿童的私立学校。孩子们应该在学校和社区中感到安全。当政治领导人认可仇恨言论时，就为偏执者针对少数族裔儿童开了绿灯。我们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拒绝这种危险的宗教仇恨升级。
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申请启动：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关注安保资金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0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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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查看全部
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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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摘要
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美国安全拨款政策解读：穆斯林机构如何关注申请窗口
背景：NSGP是什么？
NSGP 是美国非营利安全拨款项目，面向面临安全威胁的宗教、教育和社区非营利机构提供安保相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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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CAIR National 在 X 上发布的声明，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安全拨款。
图片说明：CAIR呼吁穆斯林机构申请FY2026非营利安全拨款。
“面临安全威胁的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穆斯林非营利机构，应该认真考虑申请可用的 NSGP 资金，以帮助保护他们的会众、学生、员工和访客。
我们注意到，FY2026资金机会通知似乎排除了此前资助周期中让利益相关方担忧的移民合作条件，对此我们表示认可。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应提供明确保证：参与无关的国土安全部项目不会影响拨款决定，穆斯林机构也不会因为其信仰或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倡议行动而面临歧视或额外审查。”
2026年德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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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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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链接是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弗里斯科市政府非官方最终选举结果：https://www.friscotexas.gov/Do ... Night
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查看全部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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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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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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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发生了什么？反穆斯林竞选信息为何失效
背景：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什么？
弗里斯科市长选举争议，是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郊区弗里斯科市的市长决选，如何变成一场关于多元化和反穆斯林竞选信息的公共检验。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2026年得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以58%得票率击败使用反伊斯兰言论的罗德·维尔豪尔。
达拉斯郊区市长选举中，选民拒绝了反伊斯兰候选人。
图片说明：马克·希尔在德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长决选中获胜，选民拒绝以反伊斯兰言论为核心的竞选信息。
得克萨斯州弗里斯科市的市长选举，演变成了一场关于多元化的全民公投，也成为大选中反穆斯林信息是否有效的一次测试。
周六，曾在当地校董会任职的保守派律师马克·希尔（Mark Hill），赢得了弗里斯科一场充满分歧的市长决选。
这场选举也变成了对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公投，并成为检验反穆斯林信息影响力的试验场。
希尔击败了退休建筑公司老板罗德·维尔豪尔（Rod Vilhauer）。维尔豪尔曾承诺阻止“恐怖分子”在弗里斯科站稳脚跟，并防止伊斯兰教法，也就是伊斯兰宗教准则，凌驾于地方和联邦法律之上，因此在极右翼群体中获得追随者。
这场无党派竞选，是今年较早检验反伊斯兰攻击能否打动更广泛选民群体的选举之一。今年，这类攻击在共和党政客和初选候选人中越来越常见。
根据该市公布的非官方最终结果，希尔以58%的得票率胜出。
他的胜利可能会削弱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中继续使用这类信息的热情，尤其是在达拉斯郊区这类拥有大量穆斯林和南亚裔居民的地方。
维尔豪尔把竞选的大部分重点，放在反对弗里斯科快速增长和人口结构变化上。弗里斯科距离达拉斯约30英里。
他还质疑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的地位。
他在3月的一次播客采访中说：“当他们冲着我们来的时候，你不能告诉我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他说：“它是一个恐怖组织。”
希尔自称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承诺降低政治温度，把这座城市中的不同群体团结起来，因此联合了多方反对维尔豪尔的人。
他警告说，如果维尔豪尔获胜，可能会把人们赶出弗里斯科，也会让企业以后不愿搬到这里。
弗里斯科曾经只是一个小社区，但近几十年来已经迅速发展成一个人口密集、富裕的郊区。
这里吸引了企业办公室，也吸引了来自美国其他州的迁入者和海外移民，尤其是来自南亚的移民。
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弗里斯科人口约24.5万，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亚裔，大约是十年前的两倍；与此同时，白人人口比例已降至不到一半。
近几个月来，弗里斯科已经成为许多极右翼网红和活动人士关注的焦点。
其中一些人出现在争议激烈的市议会会议上，抨击当地领导人。
维尔豪尔在上个月第一轮投票中，从众多候选人中意外脱颖而出。他提出的方向，与此前赞美这座城市多元化的市政府形成鲜明对比。
但周六，选民拒绝了这种改变，转而选择希尔。希尔承诺修复弗里斯科作为一个欢迎不同背景人群的地方的形象，并把重点放在市政事务上，而不是文化战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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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斯科市政府非官方最终选举结果：https://www.friscotexas.gov/Do ... Night
3月播客采访：https://youtu.be/j2lPfgVLVrA%3 ... D1427
为什么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引发愤怒？明尼苏达穆斯林社群回应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2 小时前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查看全部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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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
我是这个国家的希望之花
我努力，我努力，我去上学
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我是一名学生，我是一名学生，我是黎明之光
我奔跑，我奔跑，我去参加考试
为了获取知识，造福我的国家
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造物主啊，支持我，阿门，阿门。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发生了什么？幼儿园毕业典礼如何变成反穆斯林争议
背景：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什么？
特朗普转发索马里儿童视频争议，是指他转发明尼苏达幼儿园毕业典礼视频及相关评论后，引发反穆斯林和反移民批评。
摘要
据《纽约时报》报道，特朗普转发明尼苏达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当地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强烈愤怒。
本周，特朗普总统混乱的社交媒体动态中，这些帖子几乎被淹没在了一堆关于经济的吹嘘，以及华盛顿地标建筑身着独立日盛装的照片之中。
图片说明：特朗普转发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儿童毕业典礼视频后，明尼苏达穆斯林和索马里社群表达愤怒。
但它们确实出现了，那是一段索马里裔美国幼儿园小朋友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参加毕业典礼时，身穿蓝色学士服、头戴学士帽的视频。视频再次出现时，配上了一个名为“终结觉醒”（End Wokeness）的匿名右翼账号的评论：“每个女孩都戴着希贾布……还在上幼儿园。”在这段14秒的视频中，孩子们正在唱一首欢快的索马里教育歌曲。
如果说特朗普先生分享这些视频帖子并未引起全国范围的轩然大波，那么它们却让明尼苏达州庞大的穆斯林和索马里社区感到战栗。社区成员们表示，总统再次诋毁他们，并以孩子为目标进行攻击，这让他们感到愤怒和难以置信。
“这是一条红线，”总部位于圣保罗的跨宗教组织“以赛亚与信仰”（Isaiah and Faith）的社区组织者哈立德·奥马尔（Khalid Omar）说。“孩子们只是在庆祝，想打扮得像她们的母亲一样——先别提希贾布的事——她们只是享受快乐、见到家人、唱歌的孩子。他去针对这些孩子，这太可怕了，太危险了，太不人道了，这是错误的。”
一年多来，特朗普先生在一系列排外言论中不断攻击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社区。他贬低索马里移民是“垃圾”，应该“滚回他们来的地方。”他将他们的孩子描绘成学校的负担。他还妖魔化了来自明尼苏达州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包括嘲笑她的希贾布是“小头巾”。
他利用明尼苏达州索马里社区集中的福利欺诈丑闻，发起了移民打击行动，威胁要削减联邦儿童保育资金，并启动了多项调查。一位法官认定，这些调查旨在“骚扰和报复”该州的民主党官员。
即便经历了这一切，特朗普先生周一向他近1300万粉丝发布的帖子，依然触动了人们特别敏感的神经。
“他是一个偏执的恶霸，”阿拉伯裔美国人研究所（Arab American Institute）主席詹姆斯·J·佐格比（James J. Zogby）说。“他欺负弱势群体——女性、移民——但欺负5岁的孩子，这对他来说也太卑劣了。”
白宫发言人阿比盖尔·杰克逊（Abigail Jackson）多次拒绝就总统的帖子发表评论。相反，她为他之前关于索马里学童给明尼苏达州公立学校造成负担的言论进行了辩护。
“特朗普总统是对的，”杰克逊女士说。“那些来到我们国家、抱怨他们有多讨厌美国、对我们的经济毫无贡献、敲诈美国人并拒绝融入我们社会的外国人，不应该待在这里。这其中没有任何种族主义成分。”
本周，全国民权组织和州领导人加入了当地活动人士的行列，对这些帖子进行了谴责。
“当唐纳德·特朗普利用他的平台煽动对黑人、棕色人种或移民社区的攻击时，我已不再感到惊讶——但我总是感到厌恶，”该州总检察长基思·埃里森（Keith Ellison）说。
但另一方面，支持特朗普先生帖子的信息——充斥着种族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反穆斯林言论——也在增加。
作为对这些帖子的回应，特朗普先生的追随者称这些学生为“未来的恐怖分子”，并称戴着希贾布的孩子是“耻辱。”他们呼吁他“驱逐所有穆斯林”并禁止伊斯兰教。一个拥有超过百万粉丝的账号宣称，特朗普先生揭露了一个“可怕的现实”，美国正在被“征服”。
这并不是特朗普先生第一次针对索马里儿童。
去年4月，特朗普先生曾说：“像明尼苏达州这样的州，学校系统在难民儿童的重压下正在崩溃，尤其是来自索马里的难民儿童。”
去年11月，他哀叹道：“明尼阿波利斯曾经充满活力、美丽的社区，消失了。”
“它已经面目全非了，”他说。“有些孩子去上学时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他们什么都不会说，老师们只能哭着入睡。”
长期以来，特朗普先生一直利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放大种族主义意象并诋毁移民群体。今年，当他发布了一段将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和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描绘成猿猴的种族主义视频时，反弹之迅速且跨党派，以至于特朗普先生删除了该帖子。（他拒绝道歉，并将责任归咎于一名助手）。
本周，特朗普先生还发布了一张经过篡改的图片，显示奥巴马夫妇在“空军一号”上挥手，图片上有包括“BLM”缩写和阿拉伯文字的涂鸦。当他谈到这位前总统时，经常使用他的中间名“侯赛因”（Hussein）。
一些批评这些帖子的人指出，特朗普先生已将打击反宗教偏见，特别是针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偏见，作为他第二个任期的基石。他们表示，他最近的帖子清楚地表明，这种关切似乎只适用于特定群体。
州参议员扎伊纳布·穆罕默德（Zaynab Mohamed）是一位民主党人，也是明尼苏达州参议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女性，同时也是该院首位女性穆斯林成员。她说，她不相信如果视频中显示的是任何其他宗教团体，特朗普先生会发布它。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孩子是戴着小圆帽的孩子，”她说。“想象一下人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都会感到愤怒，因为我们本该如此，因为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美国人。而这些戴着希贾布的孩子，和那些穿着特定校服去天主教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是美国人。”
追踪伊斯兰恐惧症上升趋势的全国性倡导组织表示，特朗普先生的帖子是反穆斯林仇恨和贬低性言论正常化趋势的一部分，这种趋势已经导致了暴力，并可能导致更多暴力。
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去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3%的穆斯林报告称经历过宗教歧视。在有K-12年级子女的穆斯林中，47%的人报告称他们的孩子在过去一年中因宗教身份而受到欺凌，这一比例约为普通人群的两倍。近一半子女受到欺凌的穆斯林家庭表示，欺凌者是成年人。
“这就是穆斯林长期以来在美国生活的背景，”该研究所的研究主任萨赫尔·塞洛德（Saher Selod）博士说。“人们对穆斯林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的底线已经被拉得太低了。我们正在等待所有人认识到这种非人化行为有多么严重。”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Association of North America）主任优素福·阿卜杜勒（Yussuf Abdulle）伊玛目负责监督全国三打以上的伊斯兰中心和团体。他说，在“垃圾”言论之后，他年幼的孩子问他关于特朗普先生的事：“爸爸，我们还好吗？我们对他做了什么？他恨我们吗？”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我们的总统没有放过我们社区中最脆弱的人，”他说。“他的心中对我们没有怜悯。”
“如果幼儿园毕业典礼都不能让你快乐，那还有什么能让你快乐呢？”他补充道。“如果那让你感到愤怒，那就没有幸福可言了。”
但他表示，在那一天，学生们捕捉到了该社区在美国依然坚持的希望。
这首名为《我是一名学生》的歌曲，表达了文化自豪感、教育成就和集体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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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尽我所有的努力，造物主啊，帮助我，阿门，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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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致信：国会发生了什么？为何他们公开反对“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0 次浏览 • 2026-06-09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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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查看全部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穆斯林如何回应“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在国会的歧视性立法提案？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宗教宽容，并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及各类歧视行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宣布，119名参众两院议员联署致信，明确谴责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信函不仅反对该组织推动的歧视性法案，更强调了对美国穆斯林宪法权利的捍卫，被视为穆斯林社区倡导工作的重大胜利。据cair.com报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对一封由119名美国参众两院议员联署的信函表示欢迎。该信函谴责了反穆斯林仇恨，并对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的成立表示“反对”和“严重关切”。该组织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旨在推动法西斯式的立法和政策，企图将美国穆斯林排斥在他们的国家之外。
图片说明：CAIR对119名参众议员签署反对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的国会信函表示欢迎
这封信由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James E. Clyburn）、安德烈·卡森（André Carson）、罗莎·德劳罗（Rosa DeLauro）、汉克·约翰逊（Hank Johnson）、罗·康纳（Ro Khanna）、杰里·纳德勒（Jerry Nadler）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Chris Van Hollen）牵头。信中警告称，该仇恨核心小组所推动的立法歧视美国穆斯林，并破坏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宗教自由的保障。
CAIR此前已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定性为一个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指出其意图借政策制定之名行偏见之实。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以信仰和公民责任为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措施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议员们在致国会领导层的信中写道。
在一份声明中，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表示：
“我们欢迎这封来自119名国会议员的强有力且立场鲜明的信函。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有权享有与其他任何社区相同的宪法保护。我们感谢今天站出来反对歧视、反对那些因穆斯林践行信仰而对其进行污名化的立法的国会议员们。
“让我们明确一点：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非严肃的政策努力。它是一个反穆斯林仇恨团体，也是大选年里伪装成国会核心小组的干扰手段。其提案植根于伊斯兰恐惧症的阴谋论，而非任何合法的立法需求。国会拒绝那些试图孤立美国穆斯林并破坏我们宪法的企图是正确的。
“在支持这封信的过程中，美国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安德烈·卡森、罗莎·德劳罗、汉克·约翰逊、罗·康纳、杰里·纳德勒以及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霍伦——以及加入他们的其他113名国会议员——展现了原则性的领导力，明确传达了该反穆斯林仇恨核心小组在国会没有立足之地的信号。
倡导日优先事项转化为具体的国会行动
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第11届年度全国穆斯林国会山倡导日的三大议程之一，该活动由美国穆斯林组织理事会（USCMO）组织。创纪录的1000名穆斯林代表敦促国会议员拒绝该核心小组并反对其歧视性法案。
今天的信函代表了国会对这一行动呼吁的直接回应，也是穆斯林社区为捍卫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进行的协调努力取得的重大胜利。
关于歧视性法案的背景
这119名议员特别谴责了与该反穆斯林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三项措施：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H.R. 5722 / S. 3009）
《无沙里亚法案》（H.R. 5512 / S. 3008）
《保护幼犬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H.R. 7611）
信中指出，这些提案：“没有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并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关切”，并强调美国宪法已经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驳回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议员们在信中进一步解释道：“沙里亚与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通过几个世纪的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来说，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
像签署这封信的119名国会议员一样，CAIR将继续敦促所有国会议员和国会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性的承诺；
拒绝植根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提及的立法列入全会审议日程。
为什么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谴责“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并引发宪法争议？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4 次浏览 • 2026-06-09 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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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查看全部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vs 宪法宗教自由：区别是什么？
背景：什么是“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
“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是一个由部分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其核心主张是推动针对伊斯兰教法（Sharia）的限制性立法。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及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会领导层，强烈谴责新成立的“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据vanhollen.senate.gov报道。
今天，美国参议员克里斯·范·荷伦（马里兰州民主党籍）以及众议员詹姆斯·E·克莱伯恩（南卡罗来纳州第6选区）、民主党信仰工作组主席安德烈·卡森（印第安纳州第7选区）、罗莎·德劳罗（康涅狄格州第3选区）、杰里·纳德勒（纽约州第12选区）、汉克·约翰逊（佐治亚州第7选区）以及罗·康纳（加利福尼亚州第17选区）共同带领119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谴责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该小组旨在推动歧视美国穆斯林信仰传统的立法。丑陋的声音正变得越来越响亮，威胁要剥夺我们根据宪法第一修正案自由实践信仰的权利，并违反宪法关于政府不得偏袒某一宗教的禁令。我们必须反对那些散布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播下更多无知与仇恨种子的行为。
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议员们在信中谴责了这一充满仇恨的核心小组，并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任何歧视和污名化特定宗教群体的倡议。
议员们写道：“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以各种身份服务于这个国家，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他们受信仰和公民责任的指引，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这些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议员们谴责了与“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相关的以下立法：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议员们继续写道：“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尊重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尊敬的议长约翰逊、领袖杰弗里斯、领袖图恩和领袖舒默：
我们作为国会议员致信，对成立两院制、反穆斯林的所谓“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及其与反穆斯林立法的联系表示严重关切，这些立法专门针对美国穆斯林的信仰传统，而这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塑造美国的众多信仰传统之一。该核心小组及其相关措施背后的前提，反映的是长期存在的伊斯兰恐惧症叙事和反穆斯林情绪，而非任何实际的政策需求。
该仇恨核心小组相关成员正在推进的立法包括：
《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众议院第5722号 / 参议院第3009号）
《无沙里亚法案》（众议院第5512号 / 参议院第3008号）
《保护小狗免受沙里亚侵害法案》（众议院第7611号）
这些提案并未解决美国法律中任何可识别的空白，反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担忧。美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联邦和州法律管辖民事和刑事事务，法院也已多次废除那些针对特定宗教进行歧视性对待的措施。在Awad诉Ziriax案（2013年）中，美国第十巡回上诉法院永久禁止了俄克拉荷马州的“沙里亚禁令”，认为其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国会面临着紧迫的国家优先事项。将议会时间用于根植于宗教针对性的立法，是对有限机构资源的滥用。领导层在决定推进何种立法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恳请不要将这些措施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我们进一步敦促领导层明确反对污名化宗教群体的倡议。明确针对天主教教会法或犹太教哈拉卡的立法理应被视为歧视而遭到拒绝；针对伊斯兰教习俗的提案也应受到同样的对待。允许此类努力继续进行，有使国会内部的宗教歧视正常化的风险。
基于这些原因，我们恳请众议院和参议院领导层：
公开重申国会对宗教自由和中立的承诺；
拒绝根植于反穆斯林偏见的努力；以及
避免将上述立法列入议会审议日程。
沙里亚，就像天主教教会法和犹太教哈拉卡一样，是一个经过几个世纪宗教研究发展而来的个人宗教指导体系。对于美国穆斯林而言，它主要管辖信仰和道德事务，如祈祷、慈善、诚实、家庭责任和服务他人，并不凌驾于美国法律之上。伊斯兰教义强调，穆斯林应当遵守其所居住国家的法律。
明确地说，美国穆斯林在各个岗位上为这个国家服务，并享有与其他所有美国人相同的宪法保护。在信仰和公民责任的双重指引下，他们尊重美国宪法，遵守法律，并为各自的社区以及他们称之为家的国家做出积极贡献。国会绝不能使那些破坏上述保护或在我们所代表的人民之间制造分裂的反穆斯林提案合法化。
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也感谢您在捍卫团结我们国家的宪法原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的历史是什么？美国国会为何面临结束对以军事支持的压力？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06-09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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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查看全部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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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谁？其在推动黎巴嫩停火与民权倡导中的角色与争议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游说和公众教育，捍卫美国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就国际冲突中涉及穆斯林群体的议题发表立场。
摘要
2026年6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正式呼吁国会支持《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该组织指出，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已造成超3400名平民死亡及120万人流离失所，要求国会立即停止未经授权的军事参与，防止黎巴嫩沦为“下一个加沙”。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呼吁国会每一位议员支持由众议员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提出、众议员迪莉娅·拉米雷斯（Delia Ramirez）共同领导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预计最早将于今日进行议会辩论，并可能在明天或未来几天内进行投票。
图片说明：国会决议页面显示《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相关信息，CAIR呼吁议员支持该决议。
CAIR表示，国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进行的非法且毁灭性军事行动的一切参与。该行动已造成超过3400名黎巴嫩平民死亡，逾1万人受伤，并导致超过120万人流离失所，整个社区被摧毁，黎巴嫩南部正迅速沦为“下一个加沙”。
CAIR政府事务主任罗伯特·S·麦考（Robert S. McCaw）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国会必须支持特莱布-拉米雷斯提出的《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结束美国对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进行种族清洗的一切参与。美国不能允许以色列利用美国的武器和支持，继续将黎巴嫩变成下一个加沙；在那里，整个社区被抹平，平民遭到屠杀，医院和医护人员成为攻击目标，学校被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礼拜场所遭到亵渎。
“国会既有宪法赋予的权力，也有道德义务去阻止美国未经授权参与这些敌对行动。每一天的拖延都意味着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立法者必须在正义、问责和人类尊严，与对一个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政府进行无条件支持之间做出选择。
“我们的国家不能继续利用美国的武器、情报和外交掩护，使以色列能够犯下战争罪行，因为它正在黎巴嫩实施与在加沙相同的暴行。以色列不断升级的袭击也威胁到与伊朗之间脆弱的停火谈判，这可能引发一场美国人民不愿看到、且国会从未授权的更大规模地区战争。
尽管停火协议要求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但以色列军队仍在黎巴嫩各地发动了造成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仅在一天内就造成至少254人死亡，超过1165人受伤。
超过120万黎巴嫩平民已从黎巴嫩南部及周边地区流离失所，整个边境社区在轰炸下变得空无一人。
有记录显示，以色列士兵正在摧毁基督徒和穆斯林村庄——包括艾塔沙布（Aita al-Shaab）、亚伦（Yaroun）、拉米什（Rmeish）、马尔瓦欣（Marwahin）和卡法基拉（Kfar Kila）——并在被占领的黎巴嫩城镇洗劫平民住宅，据报道指挥官对此知情却未加干预。
以色列军队对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次“连环打击”（triple tap），杀害并伤害了正在响应先前袭击的救援人员。
以色列的袭击击中了清真寺、教堂、学校和医疗设施，导致整个村庄的居民流离失所，迫使家庭逃离，却在避难所再次遭到轰炸。
CAIR敦促国会议员投票赞成《黎巴嫩战争权力决议案》，并采取立即行动，结束所有使以色列能够在黎巴嫩、加沙和西岸继续实施暴行的美国军事援助和支持。
“无沙里亚美国党团”是谁？CAIR将其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并揭露其极端立法意图
人权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 次浏览 • 2026-06-09 0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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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查看全部
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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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美国国会反穆斯林立法提案最新政策解析
背景：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什么？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是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其宗旨是通过法律援助、政治参与和公众教育，捍卫穆斯林的公民权利，促进社会正义，并致力于消除针对穆斯林的偏见与歧视。
摘要
2026年2月，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在其32年历史上首次将国会“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该组织指出，该党团推进的系列法案旨在剥夺穆斯林的宗教自由，甚至将伊斯兰教实践定为非法，引发了对美国宗教自由格局的严重担忧。据cair.com报道。
这是该民权组织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图片说明：CAIR将众议院的“无沙里亚法核心小组”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作为全美最大的穆斯林民权与倡导组织，今日宣布将众议院所谓的“无沙里亚美国党团”定性为反穆斯林仇恨团体。这是CAIR 32年历史上首次将一个国会党团定性为极端主义组织。
在今日发布的定性声明中，CAIR指出该党团正在推进相关立法，若这些法案获得通过，实际上将使伊斯兰教的实践在美国成为非法。CAIR还指出，该党团最突出的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曾表示支持消灭所有“主流穆斯林”，并于近期将穆斯林贬低为狗。该党团共有来自19个州的40名成员，其中德克萨斯州（10名）、佛罗里达州（6名）、亚利桑那州（3名）和弗吉尼亚州（3名）的代表人数最多。
CAIR研究与倡导主任科里·赛勒（Corey Saylor）表示：“众议员兰迪·法恩、奇普·罗伊（Chip Roy）、基思·塞尔夫（Keith Self）以及该所谓党团的其他成员，自封为宗教警察，妄图指挥美国人如何进行祈祷。”“这些立法者将‘取消文化’推向了极端，并将其施加于整个信仰群体之上。该党团所使用的偏执言论，类似于反天主教政客曾经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所散布的仇恨。
赛勒补充道：“伊斯兰教是一种美国信仰，已存在超过250年。无论是宪法起草者还是此后的执法者，从未授权这些立法者去挑选哪些宗教有权在美国存在。
CAIR在定性声明中指出，这些成员将穆斯林非人化，并将伊斯兰教本身描绘成对美国的威胁。这些手段常被用于煽动公众对极端政策的支持。党团成员、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通过鼓吹消灭“主流穆斯林”，支持了大规模的宗教迫害。
其他成员称伊斯兰教的信徒为“渗透者”，指责他们不文明、“野蛮”、“激进”、拒绝西方文明，并带来“暴力的服从与压迫”。” 成员们将伊斯兰宗教实践描绘成对美国或西方文明生存的内在且紧迫的威胁。
CAIR的分析还指出了以下内容：
“由党团成员支持的立法，例如众议员奇普·罗伊（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提出的H.R.6225号法案——《2025年暂停法案》以及H.R.5722号法案《维护无沙里亚美国法案》，以及众议员兰迪·法恩（共和党，佛罗里达州）提出的H.R.5512号法案《无沙里亚法案》，这些法案以信仰作为歧视特征，剥夺了这一世界第二大宗教信徒的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法律面前的平等保护。非公民将面临意识形态纯洁性测试，如果他们的祈祷和慈善选择受到伊斯兰教规的指导，就会被筛选排除。
“如果这些极端政策得以实施，可能会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国际收养、跨国婚姻、商业仲裁以及涉及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法律的继承纠纷产生重大影响。
“他们极端政策提案中的反穆斯林偏见，对国内宗教格局具有深远影响。任何被这些立法者视为不悦的信仰信徒，其传统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因为党团成员试图通过政府审批来决定哪些宗教才有资格被称为美国宗教。
CAIR近期赞扬了在上周众议院司法小组委员会反穆斯林听证会上所展现的跨党派捍卫宗教自由的行为，该听证会旨在炒作反穆斯林政客近几个月来一直鼓吹的“沙里亚骗局”。
圣地亚哥枪击事件解读：一文读懂美国穆斯林社区如何把悲痛转化为行动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6 次浏览 • 2026-06-05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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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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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圣地亚哥枪击后美国穆斯林发生了什么？从哀悼到公共行动
背景：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是什么？
北美伊斯兰协会（Islamic Circle of North America）是美国主要的穆斯林组织之一，致力于通过教育、社会服务和社区参与，促进穆斯林群体在美国社会中的权利与福祉，并推动跨宗教对话
摘要
2026年5月，在圣地亚哥清真寺枪击事件导致三人遇难后，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据半岛电视台报道，社区领袖呼吁将悲痛转化为政治行动，以应对日益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及针对巴勒斯坦权利倡导的打压。
超过25,000名美国穆斯林齐聚一堂，参加一年一度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大会，演讲者们在会上鼓励大家积极投身社会活动。
图片说明：5月23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会议上，去年曾被以色列军队监禁的巴勒斯坦裔美国少年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中）与前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被拘留者莱卡·科迪亚（右二）合影留念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美国巴尔的摩——上周两名枪手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开火，造成三人死亡，美国穆斯林群体对此深感悲痛。
但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北美伊斯兰协会（ICNA）年度大会上，社区领袖们强调，必须将这份悲伤转化为行动，刻不容缓。
周六和周日举行的年度活动吸引了近25,000人参加。演讲者们谈到了最近的枪击事件，指出三名受害者的勇气在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当下，为广大社区树立了榜样。
“我们欠他们的不仅仅是哀悼。我们欠他们的是决心，”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的律师莉娜·马斯里（Lena Masri）说道。
她解释了受害者们——一名保安、一名看护人和一名邻居——是如何为了拯救他人而牺牲生命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Amin Abdullah）与枪手交火，而另外两名受害者曼苏尔·卡齐哈（Mansour Kaziha）和纳迪尔·阿瓦德（Nadir Awad）则冲上前去提供帮助并呼叫了紧急救援服务。
“他们保护了我们社区的物理空间：清真寺、学校、孩子们、老师们和礼拜者们，”马斯里解释道。
“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我们社区的公民空间：礼拜的权利、言论的权利、组织的权利、捍卫巴勒斯坦的权利以及建立机构的权利。”
这是本次大会反复出现的主题：美国穆斯林社区不能消极被动，必须利用自身力量来抵制偏见与仇恨。
演讲者们强调了投票、组织活动以及向社区机构和与美国穆斯林立场一致的候选人捐款的重要性。他们还强调，必须让官员承担责任，并推动结束以色列在巴勒斯坦的暴行。
“我们欠加沙的不仅仅是悲伤。我们欠加沙的是一种不会因恐吓而沉默的倡导，”马斯里说。
伊斯兰恐惧症与巴勒斯坦人的非人化
在大会上，随处可见巴勒斯坦的象征，从印有西瓜图案和旗帜的包袋，到带有头巾图案的围巾、衬衫和水瓶。
在一个汇集了数十家商贩的集市上，与会者在一个帐篷上留下了声援信息，该帐篷将由慈善机构“生命救援与发展”（LIFE）送往加沙。
在演讲和小组讨论中，倡导者们将美国国内的反穆斯林偏见与以色列在加沙、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黎巴嫩的暴行联系了起来。
美国国内一些最激进的伊斯兰恐惧症推手同时也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其中包括右翼评论员劳拉·卢默（Laura Loomer）和国会议员兰迪·法恩（Randy Fine）。
卢默和法恩都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盟友，特朗普政府曾发起镇压行动，驱逐居住在美国但非公民身份的以色列批评者。
霍华德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教授阿尔塔夫·侯赛因（Altaf Husain）表示，反巴勒斯坦的声音正试图通过“恐吓”穆斯林来压制对以色列的批评。
“他们想阻止这一切，所以这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侯赛因告诉半岛电视台。
他说，ICNA大会的高出席率表明，社区并没有被吓倒，也不会退缩。
在回应圣地亚哥枪击事件时，侯赛因指出，社区为受害者家庭筹集了超过3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50万美元，并采取行动加强了穆斯林机构周边的安保。
ICNA主席萨阿德·卡兹米（Saad Kazmi）表示，该组织依靠三层保护来确保本周末活动的安保：自己的保安人员、一家外部安保公司以及巴尔的摩当地的执法机构。
图片说明：5月24日，ICNA会议的与会者在一顶帐篷上写下声援信息，这些帐篷将被送往加沙 [阿里·哈布/半岛电视台]
他说，尽管社区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和特朗普的移民镇压感到焦虑，但美国穆斯林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与政治光谱中“理智”的人士合作，共同击败仇恨。
“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宪法和法律统治的国家，”卡兹米告诉半岛电视台。
卡兹米补充说，圣地亚哥的枪击事件只会增加社区维护和保护自身权利的决心。他指出，袭击发生后，该市的伊斯兰中心并没有关闭。
“如果说这件事有什么结果的话，那就是来清真寺的人更多了，更多人相信前进的道路是壮大我们自己，壮大我们的社区，并继续前行，”卡兹米说。
枪击事件发生后，卢默变本加厉地发表反穆斯林言论，呼吁移民当局针对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采取行动。
她还呼吁将所有穆斯林从美国驱逐出境，称他们为“入侵物种”。但很少有共和党人公开谴责卢默，她与白宫保持着密切联系。
相反，自去年12月“无沙里亚美国核心小组”（Sharia-Free America Caucus）成立以来，已有超过60名国会议员加入。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AIR）已将该核心小组定性为仇恨团体。
在州一级，州长和地方立法者在诋毁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在推动惩罚巴勒斯坦权利倡导活动。
例如，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将CAIR贴上“恐怖主义”组织的标签，同时实施针对“沙里亚法”的措施，批评者认为这些措施是反穆斯林的暗语。
今年3月，在CAIR就“恐怖主义”标签起诉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后，一家联邦法院阻止了该标签的强加。
马克·沃克（Mark Walker）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德桑蒂斯的行政命令（EO）针对的是整个穆斯林社区。
“任何人都不应忽视被告的行政命令针对的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组织之一，目的是间接压制言论。但正如我们所知，当权者很容易针对少数群体，且几乎不会遭到反抗，”沃克写道。
“可悲的是，历史告诉我们，往往是少数宗教群体发现自己成为了攻击目标。”
周六，几个小组讨论赞扬了美国的法律体系以及保护宗教和言论自由的法律。但小组成员认为，人权不会自动保护自己；人们必须挺身而出保护它们。
“你必须把权利想象成一片领土，你必须占领那片领土。如果你不积极占领那片领土，那片领土就会被夺走。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自新泽西州的伊玛目汤姆·法钦（Tom Facchine）说。
去年，巴勒斯坦移民莱卡·科迪亚（Leqaa Kordia）发现自己的权利岌岌可危，当时移民局特工敲开了她的门，并因她反对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战争的活动而拘留了她。
科迪亚在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拘留中心度过了一年多，直到今年3月一名移民法官下令将其释放。
但仍在抗争驱逐令的科迪亚周六告诉ICNA大会的与会者，她并不后悔，并鼓励他们保持政治活跃和参与。
“发声是有代价的……它让我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付出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是我的自由，而且我生活在不确定之中，不知道明天我还能不能留在这里，还是会被驱逐出境，”她说。
“它是有代价的，但这是值得的。这是值得的，因为沉默的代价远比发声要高得多。”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2 次浏览 • 2026-05-31 19:30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 塞勒斯等人，18–39页。
• 《古兰经》41:33。
• 谢尔顿·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与彼得·J·伯克（Peter J. Burke），《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社会心理学季刊》第63卷第4期（2000年）：284–97；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我的孩子会是穆斯林吗？》 《年轻人宗教身份的发展》，Yaqeen，2020年1月16日，。
• 朱莉安娜·梅纳斯·霍洛维茨（Juliana Menasce Horowitz）、安娜·布朗（Anna Brown）与基亚娜·考克斯（Kiana Cox），《2019年美国的种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4月9日，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 ... 2019/。
• 罗纳德·C·凯斯勒（Ronald C. Kessler）、克里斯汀·D·米克尔森（Kristin D. Mickelson）与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美国感知歧视的普遍性、分布及心理健康相关性》，载于《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第40卷第3期（1999年）：208–30。
• 托尼·N·布朗（Tony N. Brow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米里亚姆·托雷斯（Myriam Torres）、谢里尔·L·塞勒斯（Sherrill L. Sellers）与肯德里克·T·布朗（Kendrick T. Brown），《“身为黑人却感到忧郁”：种族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后果》，载于《种族与社会》第2卷第2期（2000年）：117–31；凯斯勒、米克尔森与威廉姆斯，《感知歧视》，208–30；种族歧视与较低水平的心理功能有关，通过感知压力、抑郁症状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衡量。
• 埃德娜·C·阿尔法罗（Edna C. Alfaro）、阿德里亚娜·J·乌马尼亚-泰勒（Adriana J. Umaña-Taylor）、梅琳达·A·冈萨雷斯-巴肯（Melinda A. Gonzales-Backen）、梅拉·Y· 巴马卡（Bámaca）与凯瑟琳·H·泽德斯（Katharine H. Zeiders），《拉丁裔青少年的学业成功：歧视、学习动机与性别的影响》，载于《青少年杂志》第32卷第4期（2009年）：941–62。
• 萨桑·R·艾哈迈德（Sawssan R. Ahmed）、玛丽亚姆·基亚-基廷（Maryam Kia-Keating）与凯瑟琳·H·蔡（Katherine H. Tsai），《阿拉伯裔美国青少年种族歧视、文化适应压力与文化资源的结构模型》，载于《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第48卷第3-4期（2011年）：181–92；邦妮·莫拉迪（Bonnie Moradi）与纳迪亚·塔拉勒·哈桑（Nadia Talal Hasan），《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的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载于《咨询心理学杂志》第51卷第4期（2004年）：41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与卡罗琳·R·沃森（Carolyn R. Watson），《宗教与灵性》，载于《非裔美国人心理学手册》，海伦·A·内维尔（Helen A. Neville）、布伦德莎·M·泰恩斯（Brendesha M. Tynes）与肖恩·O·厄特西（Shawn O. Utsey）编（洛杉矶：Sage出版社，2009年），91–102。
• 马蒂斯与沃森，91–102。
• 克里斯托弗·G·埃里森（Christopher G. Ellison）、杰森·D·博德曼（Jason D. Boardma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与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1995年底特律地区研究的发现》，载于《社会力量》第80卷第1期（2001年）：215–49。
• 杰弗里·S·莱文（Jeffrey S. Levin）与罗伯特·约瑟夫·泰勒（Robert Joseph Taylor），《非裔美国人宗教参与与幸福感的面板分析：同期效应与纵向效应的对比》，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37卷第4期（1998年）：695–709；埃里森、博德曼、威廉姆斯与杰克逊，《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215–49；宋俊章（Sung Joon Jang）与拜伦·R·约翰逊（Byron R. Johnson），《解释宗教对非裔美国人心理困扰的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3卷第2期（2004年）：239–60。
• 艾哈迈德、基亚-基廷与蔡，《种族歧视的结构模型》，18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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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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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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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 威廉·达里蒂、达里克·汉密尔顿、马克·保罗、艾伦·阿贾、安妮·普莱斯、安东尼奥·摩尔与卡特琳娜·基奥普里斯，《我们在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上犯了什么错》，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2018年4月，https://socialequity.duke.edu/ ... g.pdf。
• 克里姆·K·莱西、蒂娜·吉瓦特拉姆-内格隆与凯伦·鲍威尔·西尔斯，《遭受严重亲密伴侣暴力的黑人女性的求助行为与障碍：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发现》，载于《针对女性的暴力》，2020年6月，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17464；萨曼莎·M·斯布罗基，《性别薪酬差距：现在是发声的时候了》，载于《图罗法律评论》第35卷，第2期（2019年）：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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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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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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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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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 塞勒斯等人，18–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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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传说，约翰·亨利（John Henry）作为凿岩工的技能是在一场与蒸汽动力凿岩机的比赛中衡量的。 他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比赛，却在胜利时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衰竭，最终手握锤子离世；引用资源：Sherman A James, “John Henryism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American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8 (1994): 163–82.
• Mary O. Odafe, Temilola K. Salami, and Rheeda L. Walker, “Race-Related Stress and Hopelessness in Community-Based African American Adults: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3, 第4段 (2017): 561.
•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第2段 (1977): 191.
• Bandura, 191.
• Osman Umarji and Hassan Elwan, “Embracing Uncertainty: How to Feel Emotionally Stable in a Pandemic,” Yaqeen , 2020年3月30日, 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emic/ .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and Kylie Francis, “Brief Report: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Worry,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 第6段 (2004): 835–42.
• Morris Rosenberg, Carmi Schooler, Carrie Schoenbach, and Florence Rosenberg,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141–56.
• Stephanie J. Rowley, Robert M. Sellers, Tabbye M. Chavous, and Mia A. Sm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al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第3段 (1998): 715.
• Monique Bolognini, Bernard Plancherel, Walter Bettschart, and Olivier Halfo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第3段 (1996): 233–45.
•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 《古兰经》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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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 亚历克斯·比尔曼（Alex Bierman），《宗教是否能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种族带来的不同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5卷，第4期（2006年）：55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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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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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瑟·朗与安德鲁·范·达姆，《黑人与白人的经济鸿沟与1968年一样巨大》，载于《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olds/。
•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 威廉·达里蒂、达里克·汉密尔顿、马克·保罗、艾伦·阿贾、安妮·普莱斯、安东尼奥·摩尔与卡特琳娜·基奥普里斯，《我们在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上犯了什么错》，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2018年4月，https://socialequity.duke.edu/ ... g.pdf。
• 克里姆·K·莱西、蒂娜·吉瓦特拉姆-内格隆与凯伦·鲍威尔·西尔斯，《遭受严重亲密伴侣暴力的黑人女性的求助行为与障碍：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发现》，载于《针对女性的暴力》，2020年6月，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17464；萨曼莎·M·斯布罗基，《性别薪酬差距：现在是发声的时候了》，载于《图罗法律评论》第35卷，第2期（2019年）：839。
•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 塞勒斯等人，18–39页。
• 《古兰经》41:33。
• 谢尔顿·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与彼得·J·伯克（Peter J. Burke），《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社会心理学季刊》第63卷第4期（2000年）：284–97；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我的孩子会是穆斯林吗？》 《年轻人宗教身份的发展》，Yaqeen，2020年1月16日，。
• 朱莉安娜·梅纳斯·霍洛维茨（Juliana Menasce Horowitz）、安娜·布朗（Anna Brown）与基亚娜·考克斯（Kiana Cox），《2019年美国的种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4月9日，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 ...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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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桑·R·艾哈迈德（Sawssan R. Ahmed）、玛丽亚姆·基亚-基廷（Maryam Kia-Keating）与凯瑟琳·H·蔡（Katherine H. Tsai），《阿拉伯裔美国青少年种族歧视、文化适应压力与文化资源的结构模型》，载于《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第48卷第3-4期（2011年）：181–92；邦妮·莫拉迪（Bonnie Moradi）与纳迪亚·塔拉勒·哈桑（Nadia Talal Hasan），《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的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载于《咨询心理学杂志》第51卷第4期（2004年）：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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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ique Bolognini, Bernard Plancherel, Walter Bettschart, and Olivier Halfo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第3段 (1996): 233–45.
•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 爱德华·富兰克林·弗雷泽（Edward Franklin Frazier）与 C. 埃里克·林肯（C. Eric Lincoln），《美国的黑人教会》（纽约：Schocken Books，1974年）；本杰明·E·梅斯（Benjamin E. Mays），《美国黑人与基督教》，载于《黑人教育杂志》（1939年）：530–38。
• 《古兰经》13:2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等，《非裔美国人对牧师支持的使用：一项焦点小组研究》，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77卷，第2期（2007年）：249–58；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等，《压力、应对与黑人心理健康：一项全国性研究的初步发现》，载于《人类服务预防》第2卷，第3期（1983年）：5–29。
• 我们调查了对工作歧视的感知与约翰·亨利主义随年龄变化的差异，但未发现任何差异。
• 亚历克斯·比尔曼（Alex Bierman），《宗教是否能缓冲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种族带来的不同影响》，载于《宗教科学研究杂志》第45卷，第4期（2006年）：551–65。
• 威兹多姆·鲍威尔·哈蒙德（Wizdom Powell Hammond）等，《非裔美国男性的男性气质意识形态与对种族歧视的宽恕：直接与交互关系》，载于《性别角色》第55卷，第9–10期（2006年）：679–92。
• 布鲁斯·布莱恩（Bruce Blaine）与詹妮弗·克罗克（Jennifer Crocker），《宗教信仰、种族与心理健康：探索社会心理中介因素》，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公报》第21卷，第10期（1995年）：1031–41。
• 杰克·L·丹尼尔（Jack L. Daniel）与日内瓦·史密瑟曼（Geneva Smitherman），《我如何克服：黑人社区中的沟通动态》，载于《言语季刊》第62卷，第1期（1976年）：26–39；詹姆斯·H·科恩（James H. Cone），《灵歌与蓝调》（纽约玛丽诺尔：Orbis Books，1991年）。
• 阿尔伯特·J·拉博托（Albert J. Raboteau），《迦南之地：非裔美国人的宗教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
• 卡罗尔·A·王（Carol A. Wong）等，《种族歧视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青少年学校及社会情感适应的影响》，载于《人格杂志》第71卷，第6期（2003年）：1197–232；大卫·H·蔡（David H. Chae）等，《歧视、归因与种族群体认同：对美国生活全国调查（2001–2003）中黑人心理困扰的启示》，载于《美国矫正精神病学杂志》第81卷，第4期（2011年）：498。
• 罗利（Rowley）等人，《种族认同与自尊》，第715页；卡马拉·菲利斯·琼斯（Camara Phyllis Jones），《种族主义的层面：理论框架与园丁的故事》，载于《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第90卷，第8期（2000年）：1212。
• 罗伯特·M·塞勒斯（Robert M. Sellers）与 J·妮可·谢尔顿（J. Nicole Shelton），《种族认同在感知种族歧视中的作用》，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84卷，第5期（2003年）：1079。
• 洛里·S·霍加德（Lori S. Hoggard）等，《种族线索与种族认同：对非裔美国人如何经历和应对种族歧视的启示》，载于《黑人心理学杂志》第43卷，第4期（2017年）：409–32。
• 霍加德（Hoggard）、琼斯（Jones）与塞勒斯（Sellers），409–32。
• 维基·A·博根（Vicki A. Bogan）与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 Jr.），《文化与创业？ 《美国非裔与移民的自雇就业》，载于《社会经济学杂志》第37卷，第5期（2008年）：1999–2019；约翰·西布利·巴特勒，《黑人的创业与自助：对种族与经济的重新审视》（纽约：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12年）；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费城黑人：一项社会研究》，政治经济与公法系列，第14号（波士顿：宾夕法尼亚大学，1899年）。
• 詹姆斯，《约翰·亨利主义与健康》，163–82；乌马吉与埃尔万，《拥抱不确定性》。
• 亚洲·本托与托尼·N·布朗，《对系统性种族主义的信仰与黑人劳动者的自雇就业》，载于《种族与民族研究》，2020年，1–18。
• 希瑟·朗与安德鲁·范·达姆，《黑人与白人的经济鸿沟与1968年一样巨大》，载于《华盛顿邮报》，2020年6月4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olds/。
• 莫里茨·库恩、莫里茨·舒拉里克与乌尔里克·斯坦斯，《美国的财富与收入不平等，1949–2016》，载于《政治经济学杂志》，2019年。
• 教育程度的差异为3.9对4.1（4代表学士学位），而财富差异为4.1对5.1（4代表6万至7.9万美元的收入，5代表8万至9.9万美元的收入）。
• 伊布拉姆·H·罗杰斯，《黑人校园运动：黑人学生与高等教育的种族重构，1965–1972》（纽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2012年）；詹姆斯·D·安德森，《南方黑人的教育，1860–1935》（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玛丽贝斯·加斯曼与罗杰·L·盖格，《导言：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载于《民权时代前非裔美国人的高等教育，1900–1964》（新泽西州新不伦瑞克：交易出版社，2012年），7–22。
• 国家妇女法律中心，《黑人女性的薪酬差距：工作时间更长，收入却更少》，2019年8月19日，https://nwlc.org/resources/the ... less/。
• 威廉·达里蒂、达里克·汉密尔顿、马克·保罗、艾伦·阿贾、安妮·普莱斯、安东尼奥·摩尔与卡特琳娜·基奥普里斯，《我们在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上犯了什么错》，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2018年4月，https://socialequity.duke.edu/ ... g.pdf。
• 克里姆·K·莱西、蒂娜·吉瓦特拉姆-内格隆与凯伦·鲍威尔·西尔斯，《遭受严重亲密伴侣暴力的黑人女性的求助行为与障碍：来自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发现》，载于《针对女性的暴力》，2020年6月，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20917464；萨曼莎·M·斯布罗基，《性别薪酬差距：现在是发声的时候了》，载于《图罗法律评论》第35卷，第2期（2019年）：839。
• 贾米拉·A·卡里姆，《身为黑人、女性与穆斯林：关于美国穆斯林社群中种族问题的坦诚对话》，载于《穆斯林少数群体事务杂志》，2006年，225–33。
• 伊本·贾兹，《照亮黑暗：黑人与阿比西尼亚人的美德》，达尔·阿尔-阿卡姆出版社，201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5665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2586段。
• 穆罕默德·哈利法、奥马尔·苏莱曼、詹姆斯·赖特与尼莫·M·阿卜迪，《祖先知识与美国穆斯林：在伊斯兰中扎根文化抵抗》，载于《Yaqeen》，2019年2月21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slam/。
• 穆罕默德·哈利法与奥马尔·苏莱曼，《黑人历史、美国穆斯林与关于种族的对话》，载于《Yaqeen》，2020年2月14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mu ... race/。
• 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
• 拉蒂夫，《对美国穆斯林青年发展的见解》。
• 参见理查德·J·雷迪克，《我们在工作中也无法呼吸：约翰·亨利主义与种族主义对健康的影响》，载于《财富》，2020年6月19日，https://fortune.com/2020/06/19 ... lace/，了解与工作场所相关的案例。
• 玛莎·S·琼斯，《与生俱来的公民：美国内战前种族与权利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8年）；亨利·N·德鲁伊与H·多尔曼，《站立与繁荣：私立黑人学院及其学生》（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1年）。
• 黛安·J·钱德勒，《非裔美国人的灵性：通过另一个视角》，载于《灵性塑造与灵魂关怀杂志》第10卷，第2期（2017年）：159–81。
• 马丁·路德·金，《我们何去何从：混乱还是社区？》 ，第2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2010年）；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黑人苦难问题》（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
• 《布哈里圣训实录》，第13段；《穆斯林圣训实录》，第45段。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种族/宗教中心性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你的自我形象中占多大比重？ - 作为黑人/穆斯林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你是谁？ 种族/宗教私人关注
种族/宗教个人评价 - 你作为黑人有多快乐？ 种族/宗教公共关注
种族/宗教公众评价 - 总的来说，其他人有多尊重黑人/穆斯林？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感知到的工作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
约翰·亨利主义 不确定性容忍度
不确定性容忍度 - 不确定性让我感到不安、焦虑或压力。 宗教信仰程度
宗教信仰 - 你对先知穆罕默德了解多少？ - 你认为自己有多虔诚？ - 你多久读一次《古兰经》？ 黑人资源
黑人资源 - 对美国黑人问题的了解（使用1到4的李克特量表提问）你对以下内容了解多少：
• 监狱工业综合体
• 反情报计划（COINTEL PRO）
• 学校到监狱的管道
• 黑人华尔街
• 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
• 塔斯基吉梅毒实验
• 吉姆·克劳法
• 对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以1至4分的李克特量表询问）
你对以下人物了解多少：
- 马尔科姆·X - 马库斯·加维 - H·拉普·布朗（贾米勒·阿明） - 瓦里苏丁·穆罕默德 - 马丁·路德·金 - 罗莎·帕克斯 ## 表格
————————————
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西尔维安·A·迪乌夫，《安拉的仆人：美洲被奴役的非洲穆斯林》（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2013年）。
• 巴希尔·穆罕默德和杰夫·迪亚曼特，“黑人穆斯林占美国所有穆斯林的五分之一，其中约一半是皈依伊斯兰教者”，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1月17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fa ... slam/ 。
• 凯文·科克利、布列塔尼·霍尔-克拉克和达娜·希克斯，“少数族裔地位与心理健康：感知歧视的中介作用”，《心理健康咨询杂志》第33卷，第3期（2011年）：243–63页。
• 罗伯特·M·塞勒斯、米娅·A·史密斯、J·妮可·谢尔顿、斯蒂芬妮·A·J·罗利和塔比·M·查沃斯，“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对非裔美国人种族认同的重新概念化”，《人格与社会心理学评论》第2卷，第1期（1998年）：18–39页。
• 关于该主题的广泛概述，请参阅谢尔曼·A·杰克逊，《伊斯兰教与美国黑人：展望第三次复兴》（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
• 黑兹尔·马库斯和保拉·努里乌斯，“可能的自我”，《美国心理学家》第41卷，第9期（1986年）：954页。
• 关于信仰转变的一个有力例子是，当圣门弟子前往埃及，埃及统治者嘲笑他们由一位黑人圣门弟子乌巴达·本·萨米特（ʿUbādah ibn Ṣāmit）领导时。他们回应了他的种族主义言论说：“正如你所见，尽管他是黑人，但他却是我们中地位最高的人……在我们看来，肤色黑并不是什么坏事。”有关这次会面的详情可在此处找到：奥马尔·苏莱曼，“当圣门弟子遇到种族主义国王 | 虚拟演讲”，YouTube，2020年6月5日， 。
视频：
视频说明：原文配套视频，主题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下篇）》。
• 该主题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有充分文献记载，伊斯兰帝国许多学术中心都是由获得自由的有色人种奴隶领导的。 例如，黑人学者阿塔·本·阿比·拉巴赫（ʿAtāʾ ibn Abī Rabāḥ）曾是麦加的学术领袖。
• 引用自威廉·萨菲尔编，《借我你的耳朵：历史上的伟大演讲》（纽约：W·W·诺顿公司，1997年）。
• 查尔斯·C·海恩斯，“‘我是美国’”，自由论坛研究所，2016年6月8日，https://www.freedomforuminstit ... rica/ 。
•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黑人的灵魂》（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 自民权时代以来，许多学者提出压迫具有交叉性。 种族、阶级、性别、宗教和其他身份方面在歧视中可能会相互重叠。
• 尼萨·穆罕默德，“黑人与穆斯林：随军教长如何赋能边缘化学生”，Yaqeen，2020年2月22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ni ... ents/ 。
• 优素福·努鲁丁，“非裔美国穆斯林与身份问题：在传统伊斯兰教、非洲遗产与美国方式之间”，载于《美国化道路上的穆斯林》，伊冯·亚兹贝克·哈达德和约翰·L·埃斯波西托编（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215–62页。
• 塞勒斯等人，“种族认同的多维模型”，18–39页。
• 塞勒斯等人，18–39页。
• 《古兰经》41:33。
• 谢尔顿·斯特赖克（Sheldon Stryker）与彼得·J·伯克（Peter J. Burke），《身份理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于《社会心理学季刊》第63卷第4期（2000年）：284–97；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我的孩子会是穆斯林吗？》 《年轻人宗教身份的发展》，Yaqeen，2020年1月16日，。
• 朱莉安娜·梅纳斯·霍洛维茨（Juliana Menasce Horowitz）、安娜·布朗（Anna Brown）与基亚娜·考克斯（Kiana Cox），《2019年美国的种族问题》，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4月9日，https://www.pewsocialtrends.or ... 2019/。
• 罗纳德·C·凯斯勒（Ronald C. Kessler）、克里斯汀·D·米克尔森（Kristin D. Mickelson）与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美国感知歧视的普遍性、分布及心理健康相关性》，载于《健康与社会行为杂志》第40卷第3期（1999年）：208–30。
• 托尼·N·布朗（Tony N. Brow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哈罗德·W·内伯斯（Harold W. Neighbors）、米里亚姆·托雷斯（Myriam Torres）、谢里尔·L·塞勒斯（Sherrill L. Sellers）与肯德里克·T·布朗（Kendrick T. Brown），《“身为黑人却感到忧郁”：种族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后果》，载于《种族与社会》第2卷第2期（2000年）：117–31；凯斯勒、米克尔森与威廉姆斯，《感知歧视》，208–30；种族歧视与较低水平的心理功能有关，通过感知压力、抑郁症状和心理健康状况进行衡量。
• 埃德娜·C·阿尔法罗（Edna C. Alfaro）、阿德里亚娜·J·乌马尼亚-泰勒（Adriana J. Umaña-Taylor）、梅琳达·A·冈萨雷斯-巴肯（Melinda A. Gonzales-Backen）、梅拉·Y· 巴马卡（Bámaca）与凯瑟琳·H·泽德斯（Katharine H. Zeiders），《拉丁裔青少年的学业成功：歧视、学习动机与性别的影响》，载于《青少年杂志》第32卷第4期（2009年）：941–62。
• 萨桑·R·艾哈迈德（Sawssan R. Ahmed）、玛丽亚姆·基亚-基廷（Maryam Kia-Keating）与凯瑟琳·H·蔡（Katherine H. Tsai），《阿拉伯裔美国青少年种族歧视、文化适应压力与文化资源的结构模型》，载于《美国社区心理学杂志》第48卷第3-4期（2011年）：181–92；邦妮·莫拉迪（Bonnie Moradi）与纳迪亚·塔拉勒·哈桑（Nadia Talal Hasan），《阿拉伯裔美国人报告的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个人控制感的中介作用》，载于《咨询心理学杂志》第51卷第4期（2004年）：418。
• 杰奎琳·S·马蒂斯（Jacqueline S. Mattis）与卡罗琳·R·沃森（Carolyn R. Watson），《宗教与灵性》，载于《非裔美国人心理学手册》，海伦·A·内维尔（Helen A. Neville）、布伦德莎·M·泰恩斯（Brendesha M. Tynes）与肖恩·O·厄特西（Shawn O. Utsey）编（洛杉矶：Sage出版社，2009年），91–102。
• 马蒂斯与沃森，91–102。
• 克里斯托弗·G·埃里森（Christopher G. Ellison）、杰森·D·博德曼（Jason D. Boardman）、大卫·R·威廉姆斯（David R. Williams）与詹姆斯·S·杰克逊（James S. Jackson），《宗教参与、压力与心理健康：1995年底特律地区研究的发现》，载于《社会力量》第80卷第1期（2001年）：2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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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哈迈德、基亚-基廷与蔡，《种族歧视的结构模型》，181–92。
• 奈拉·R·布兰斯科姆（Nyla R. Branscombe）、迈克尔·T·施密特（Michael T. Schmitt）与理查德·D·哈维（Richard D. Harvey），《感知非裔美国人所受的普遍歧视：对群体认同与幸福感的影响》，载于《人格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第77卷第1期（1999年）：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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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比·尼尔森（Libby Nelson）与达拉·林德（Dara Lind），《学校到监狱的管道解析》，司法政策研究所，2015年2月24日，http://www.justicepolicy.org/news/8775。
• 金伯利·费恩（Kimberly Fain），《黑色华尔街的毁灭》，JSTOR Daily，2017年7月5日，https://daily.jstor.org/the-de ... reet/。
• 伊丽莎白·尼克斯（Elizabeth Nix），《塔斯基吉实验：臭名昭著的梅毒研究》，History，2017年5月16日，2019年7月29日更新，https://www.history.com/news/t ... study。
• 丹妮尔·所罗门（Danyelle Solomon）、康纳·麦克斯韦（Connor Maxwell）与阿布里尔·卡斯特罗（Abril Castro），《系统性不平等与经济机会》，美国进步中心，2019年8月7日，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 ... nity/。
• 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对穆斯林美国青年发展的见解》，Yaqeen，2020年2月25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hu ... ment/。
• 根据传说，约翰·亨利（John Henry）作为凿岩工的技能是在一场与蒸汽动力凿岩机的比赛中衡量的。 他通过不懈努力赢得了比赛，却在胜利时因压力过大导致心脏衰竭，最终手握锤子离世；引用资源：Sherman A James, “John Henryism and the Health of African-Americans,”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18 (1994): 163–82.
• Mary O. Odafe, Temilola K. Salami, and Rheeda L. Walker, “Race-Related Stress and Hopelessness in Community-Based African American Adults: Moderating Role of Social Support,”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3, 第4段 (2017): 561.
• Albert Bandur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 第2段 (1977): 191.
• Bandura, 191.
• Osman Umarji and Hassan Elwan, “Embracing Uncertainty: How to Feel Emotionally Stable in a Pandemic,” Yaqeen , 2020年3月30日, https://yaqeeninstitute.org/os ... emic/ .
• Michel J. Dugas, Andrea Schwartz, and Kylie Francis, “Brief Report: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Worry, and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8, 第6段 (2004): 835–42.
• Morris Rosenberg, Carmi Schooler, Carrie Schoenbach, and Florence Rosenberg, “Global Self-Esteem and Specific Self-Esteem: Different Concepts, Different Outcom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5): 141–56.
• Stephanie J. Rowley, Robert M. Sellers, Tabbye M. Chavous, and Mia A. Sm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acial Identity and Self-Esteem in African American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 第3段 (1998): 715.
• Monique Bolognini, Bernard Plancherel, Walter Bettschart, and Olivier Halfon, “Self-Esteem and Mental Health in Early Adolescence: Developmen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Journal of Adolescence 19, 第3段 (1996): 233–45.
• Robert M. Sellers, Stephanie A. J. Rowley, Tabbye M. Chavous, J. Nicole Shelton, and Mia A. Smith, “Multidimensional Inventory of Black Identity: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Reliability and Construct Valid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3, 第4段 (1997): 805.
• Kristine Buhr and Michael J. Dugas, “The 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 Scal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English Version,”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第8段 (2002): 931–45.
• 我们首先运行了分层凝聚聚类算法（沃德法）来确定最佳聚类方案。 随后执行了K-means聚类，通过将案例重新分配到最优聚类中来微调聚类的同质性。
• 椭圆形代表使用因子分析建模的潜变量。 矩形代表观测变量。
• 五聚类方案解释了57%的方差。
• “仅穆斯林中心/中等重视”群体的平均感知就业歧视得分为2.52，而所有其他群体的得分为3.39（满分五分）。 这一0.88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t = 4.1, p 小于 0.0.001）。
• 五个群体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和自尊方面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使用T检验来测量统计学显著差异（p 小于 0.0.001）。 各群体间的心理健康状况没有显著差异。
• 使用Stata 15运行该模型。 该模型使用全信息最大似然估计（FIML）进行估算。 该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χ(101) = 231.98, RMSEA = .051, CFI = .93。
• 标准化系数（B）的解释如下：在控制模型中所有其他变量（即保持其他变量的数值处于平均水平）的情况下，黑人中心性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就会增加0.12个标准差。 所有显著系数均达到 p 小于 0.0.05 的阈值。
• 黑人公众关注度对心理健康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间接影响。 约翰·亨利主义完全中介了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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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真实处境是什么？深度解读信仰、种族与身份（上篇）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4 次浏览 • 2026-05-31 19:30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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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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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如需下载“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认同调查”数据集，请点击此处 。
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如需下载“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认同调查”数据集，请点击此处 。
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being-black-and-muslim-in-america
原文标题：Being Black and Muslim in America: A Study on Identity and Well-Being
作者：Dr. Osman Umarji、Dr. Husain Lateef
作者简介：奥斯曼·乌马吉（Osman Umarji）博士：奥斯曼·乌马吉博士拥有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电气工程学士学位，以及教育心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在埃及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伊斯兰教。他的研究兴趣包括人类动机的发展、宗教社会化、灵性以及伊斯兰法理学。乌马吉博士同时也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教育学院的兼职教授。他此前曾教授过儿童发展、青少年发展和统计学。他在心理学和伊斯兰科学方面的专业知识，使他能够针对穆斯林面临的当代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侯赛因·拉蒂夫（Husain Lateef）博士：侯赛因·拉蒂夫博士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乔治·沃伦·布朗学院的助理教授。年轻时，拉蒂夫博士曾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市的坦佩伊斯兰中心（ICC Tempe）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研究。他在莫尔豪斯学院完成了心理学本科教育，随后在密歇根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和博士教育。拉蒂夫博士的研究探讨了影响高风险黑人男性青少年暴力的文化和社区因素。他的研究重点是文化和积极的族裔认同社会化如何有助于促进这一群体的积极青少年发展（PYD）。在多年致力于支持那些在监狱中服无假释终身监禁的青少年囚犯后，他的研究也旨在改善曾受司法系统影响的青少年的未来发展。
副标题：黑人穆斯林社区现状：从历史贡献、反黑人偏见到乌玛责任
摘要：本文讨论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历史和现实处境。作者说明，黑人穆斯林不仅是美国伊斯兰历史的核心部分，也持续面对种族不公、反黑人偏见和社群内部需要正视的责任。
图：在美国身为黑人与穆斯林：关于身份认同与福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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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美国最早的穆斯林是黑人。 被从非洲西部和中部海岸带走的黑人奴隶，占美国黑人祖先的三分之一以上。 如今，黑人穆斯林仍然是美国最大的穆斯林种族群体，占所有美国穆斯林的五分之一以上。 然而，种族意识形态在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断使美国黑人社区和个人处于不利地位，这种境遇是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所未曾经历的。 美国黑人所面临的种族化压迫的持久遗毒，已转化为该群体对种族身份认同不可避免的关注。 无论喜欢与否，美国黑人（包括穆斯林）都被贴上了种族标签。 随着美国对黑人的系统性压迫持续存在，且有良知的人们不断揭露他们所面临的无数不公正行为，理解“身为黑人与穆斯林”的意义，对于更广泛的美国穆斯林社区整体而言至关重要。 本研究是对美国黑人身份认同与福祉的实证调查。
黑人穆斯林的生命同样重要
黑人穆斯林一直是伊斯兰遗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直到今天，黑人穆斯林在穆斯林大众（ummah）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时代也存在种族主义，他经常因黑人穆斯林的品德而将他们安置在重要职位上，以系统性地赋予他们权力。 他任命比拉勒·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ḥ）为麦地那清真寺的宣礼员，任命乌萨马·本·扎伊德（Usāmah ibn Zayd）在青少年时期担任军队指挥官，并宣称乌姆·艾曼（Umm Ayman，即巴拉卡·宾特·萨拉巴）在他生母之后如同他的母亲一般。 他对黑人同伴的爱是特殊的，因为他的养子和第二位母亲都是黑人。 他们生下了乌萨马·本·扎伊德，由于先知对他们的爱，他被称为“被爱者的儿子，被爱者”。 据说，社区中没有任何孩子的出生比乌萨马的出生更令人喜悦。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环境，使年轻的黑人穆斯林拥有了无数可以认同的榜样，以及他们渴望效仿的“可能自我”。 一个小男孩可以梦想成为下一个比拉勒、扎伊德或乌巴达（ʿUbādah），而一个小女孩可以梦想成为像乌姆·艾曼那样的人。 他们的肤色并非成功的障碍。 先知穆罕默德 ﷺ 所创造的种族氛围促进了健康的身份认同发展，在这种氛围下，同伴可以为身为黑人而自豪，并见证黑人在社会中受到尊重。 黑人身份与穆斯林身份可以和谐融合，一个人既可以珍视自己的种族背景，也可以珍视自己的信仰。 尽管种族主义依然存在，正如比拉勒和阿布·扎尔（Abū Dharr）之间那起著名的事件所证明的那样，但它已大大减少。 随后的几代人见证了整个伊斯兰帝国中许多黑人学者和领袖的崛起。
在近现代美国穆斯林历史中，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包括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愿安拉怜悯他们神圣的灵魂）。 他们是每个人的榜样，尤其是对美国的黑人和穆斯林而言。 他们捍卫了拥有强大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马尔科姆·X 曾说：“黑人穆斯林运动之所以能够发展，原因之一在于它强调非洲的事物。 这就是黑人穆斯林运动发展的秘诀。 非洲血统、非洲起源、非洲文化、非洲纽带。 你会感到惊讶——我们发现，在这个国家的黑人潜意识深处，他仍然比美国人更像非洲人。” 同样，穆罕默德·阿里自豪地宣称：“我就是美国。 我是你所不愿承认的那一部分。 但请习惯我——黑人、自信、傲慢；我的名字，不是你的；我的宗教，不是你的；我的目标，我自己的。 习惯我吧。” 这两位巨人展示了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如何能以最美丽的方式融合在一起，即使在面对他们所处种族主义社会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公然歧视时也是如此。
美国黑人穆斯林身份认同
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与现有的关于身为黑人和美国人的文献密不可分。 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他开创性的社会学杰作《黑人的灵魂》（The Souls of Black Folk）中，强调了身为黑人和美国人所面临的心理挑战。 他雄辩地写道：
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这种双重意识，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用一个带着戏谑的蔑视和怜悯目光注视着你的世界的尺度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 一个人总是感到自己的双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未调和的奋斗；在同一个黑暗的身体里有两种交战的理想，唯有其顽强的力量才能使它不被撕裂。
对于美国黑人穆斯林来说，可能存在一种“三重意识”，即一个人可能总是感到自己的三重性——一个美国人，一个黑人，一个穆斯林。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极其复杂，包含了种族和宗教维度。 有人认为，非裔美国穆斯林继承了“三重遗产”，包括（1）西化，（2）再非洲化，以及（3）再伊斯兰化。
种族身份认同是指人们在定义自我概念时对种族所赋予的重要性。 自我概念是一个人关于自己是谁以及自己是什么的信念。 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研究已经确定了种族身份认同的多个维度，包括种族显著性、中心性、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种族身份认同多维模型（MMRI）综合了众多的身份认同心理学理论，以捕捉黑人身份认同的复杂性。
种族显著性是指在特定时刻，一个人的种族在其自我概念中作为相关部分的程度。 它可以被视为一种状态，即当种族身份被凸显时，它就会被激活。 种族中心性是指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规范性地根据种族来定义自己；它是衡量种族是否是个体自我概念核心部分的指标。 种族评价是指一个人对其种族的感性与评价性判断，可进一步细分为私人评价和公共评价。 私人评价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对自己的种族以及作为该种族的一员感到积极或消极。 因此，私人评价类似于对种族的归属感和种族自豪感。 公共评价是指个体认为其他人对他们的种族持积极还是消极看法。 公共评价可能尤为重要，正如杜波依斯所强调的“这种总是通过他人的眼睛审视自己”的感觉。
与种族身份认同类似，宗教身份认同也可以通过显著性、中心性和评价这几个维度来概念化。 从宗教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信徒的生活中应该是显著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人核心的一部分，并且他们应该为自己的信仰感到自豪。 这种宗教自豪感的维度在《古兰经》经文中有所提及：“谁的言辞比那召人信仰安拉，力行善功，并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的言辞更好呢？”（《古兰经》41:33） 不幸的是，随着伊斯兰恐惧症的抬头，宗教的公共评价也成为穆斯林福祉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对于那些还必须应对低种族公共评价的黑人穆斯林来说，这可能是一个额外的挑战。
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一个人自我概念中特定身份（如种族和宗教）的重要性，应伴随着与该身份相关的行为。 种族和宗教的中心性与评价预计会影响心理功能和行为。 例如，那些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部分并为身为穆斯林感到自豪的人，比那些不认为伊斯兰教是其自我概念核心的人，更有可能从事宗教行为。 许多研究调查了身份认同与歧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身份认同、歧视与心理健康
种族歧视是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大多数美国人（56%）认为身为黑人会损害人们取得成功的能力，而59%的人认为身为白人有助于人们取得成功。 60%或更多的黑人成年人报告称在生活中遭遇过种族歧视。 尽管这些统计数据令人极其不安，但歧视的后果更为惊人。 种族歧视，无论是公然的还是微妙的，都会对心理健康和福祉产生负面影响。 此外，歧视不仅阻碍了机会的追求，还有可能降低在教育、职业和宗教环境中的动力。 对于黑人穆斯林来说，歧视的后果令人加倍担忧。 作为两个边缘化群体的成员，他们从各个可以想象的角度受到歧视。 虽然移民穆斯林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见证了歧视的增加，但黑人穆斯林自数百年前被强行带到美国（并被剥夺了文化、语言和宗教）以来，就因肤色而受到系统性针对，此外还要应对因信仰而带来的额外歧视。 过去十年中，伊斯兰恐惧症和歧视的加剧对穆斯林产生了许多有害影响，包括自尊心下降和心理困扰增加。 如果我们考虑到仅在过去十年中，针对穆斯林的各种歧视所造成的创伤的严重性，人们只能想象创伤和长达几个世纪的歧视对美国黑人穆斯林的福祉、身体健康和生活结果所产生的影响。
文化资源，如种族身份认同、宗教支持和宗教应对方式，与歧视经历和心理福祉相关。 大量研究调查了宗教信仰的作用及其对美国黑人心理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宗教信仰不仅仅是认同自己的信仰，更可以被理解为遵守与崇拜造物主相关的规定性实践。 对于美国黑人而言，对造物主终极神圣性的承认，可以体现在他们致力于参加有组织的信仰社区、阅读经典、仪式实践（如礼拜 Ṣalāh）和外展活动中。 经常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黑人报告称，工作、家庭和经济压力较小。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表明，美国黑人的宗教信仰与心理困扰呈负相关——也就是说，随着宗教信仰的增强，心理困扰会减少。
总体而言，拥有更多文化资源的人报告称心理健康状况更好。 然而，一些文化资源（如更强的种族身份认同）也被发现与对歧视经历的敏感度增加有关，这反过来又会导致心理困扰。 因此，身份认同与心理功能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在对美国黑人的研究中，认为他人对黑人持有负面态度（即低公共评价）与感知到更多歧视有关，但这些相同的信念也缓冲了歧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美国黑人不得不应对虐待手段和野蛮政策。 从奴隶制到吉姆·克劳法（Jim Crow laws），从反情报计划（COINTELPRO）到“学校到监狱管道”（SPP），从“黑人华尔街”的毁灭到塔斯基吉梅毒实验[34]，这个国家对最受压迫者的困境视而不见[35]。这种系统性种族主义[36]的一个后果是，许多美国黑人为了应对，内化了必须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才能成功的需求。 这种心理过程被称为“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然而，通过付出更多努力来克服种族歧视的应对方式，已与包括倦怠和绝望在内的各种负面结果联系在一起。 尽管人类在面对急性歧视时可以表现出极强的韧性并克服挑战，但长期暴露在歧视中会加剧压力及其负面后果。 认为自己必须比别人更努力才能成功，在心理上是毁灭性的。 感到有能动性，相信自己的行为可以影响结果，是一种根本的动力。 正如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a Bandura）所说：“除非人们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动力去行动或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无论还有哪些因素作为指导和动力，它们都植根于一个核心信念，即一个人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改变。” 因此，环境条件能够让人们感到有能动性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感到有能动性，人们必须既有个人效能感，又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导致特定的结果。 关于不确定性的态度会影响自我感知和心理健康。 因此，由于黑人穆斯林在几乎所有环境中都面临种族主义和歧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福祉，因为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会导致担忧和压力。
自尊是心理福祉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整体自尊是指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积极或消极态度。 私人种族评价可以被认为类似于种族自尊，它应该与一个人的整体自尊呈正相关。 公共种族评价也可能与自尊有关，但前提是一个人重视他人对其种族的看法，并认为他人的看法适用于自己。 因此，低公共种族评价并不一定转化为低自尊。 然而，尽管低公共评价可能不会直接影响自尊，但低公共评价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可能与自尊有关。
本研究
关于黑人穆斯林的研究对于理解美国的伊斯兰教至关重要。 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理解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以及它如何与福祉相关联。 本研究旨在扩展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 在本研究中，我们特别希望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认同，以及这些身份认同如何与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联。 为了调查这些问题，我们利用了雅琴伊斯兰研究中心（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进行的一项全国性穆斯林研究的数据。 我们试图回答的两个广泛的研究问题如下：
• 在美国黑人穆斯林的身份认同中，哪些关于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核心地位及公众评价的集群是共同出现的？ 这些集群与自尊和心理健康有何关联？
• 种族和宗教因素如何影响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更具体地说，种族核心地位、种族公众评价、伊斯兰资源、黑人资源、歧视感知以及不确定性信念在多大程度上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相关？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种族与穆斯林身份调查》（RMIS）。 RMIS 是由雅金伊斯兰研究学院（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于2020年6月对美国穆斯林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 研究通过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对穆斯林群体进行了抽样。 总样本包括1880名美国穆斯林。 样本构成约为：10%白人（n=183），26%黑人（n=499），33%南亚裔（巴基斯坦/印度裔；n=620），以及14%阿拉伯裔（n=258）。 55%的受访者出生于美国，75%的受访者表示至少有一位父母出生于美国境外。 约27%的受访者学历低于大学学位，36%拥有学士学位，36%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样本中女性占72%，男性占28%。 8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进行五次祈祷。 本研究重点关注其中的499名黑人穆斯林。 在我们的黑人穆斯林样本中，65%拥有大学学位，其中33%为学士学位，25%为硕士学位，7%为博士或专业学位。 45%的受访者报告家庭年收入低于6万美元，28%在6万至9.9万美元之间，27%超过10万美元。 样本中71%为女性。
测量指标
预测变量
种族核心地位。 使用《黑人身份多维量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核心地位（α=.92）。 研究中使用的所有条目列表请参阅附录A。
种族公众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公众评价（α=.81）。
种族个人评价。 使用MIBI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种族个人评价（α=.82）。
穆斯林核心地位。 将用于测量种族核心地位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宗教核心地位（α=.88）。
穆斯林公众评价。 将用于测量种族公众评价的相同两个条目进行调整，用于测量穆斯林公众评价（α=.76）。
感知到的就业歧视。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对就业歧视的感知。 受访者被问及：“你认为种族歧视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阻碍你获得理想的工作？”
不确定性容忍度。 使用《不确定性容忍度量表》中的两个条目来测量不确定性容忍度（α=.80）。
黑人资源。 使用三个构念来创建一个黑人资源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1）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的了解程度，（2）对美国黑人社会政治历史问题的了解程度，以及（3）学习黑人历史的频率。 对自我报告的美国黑人名人和问题的知识水平分别评分，同时通过一个单独条目询问受访者：“你多久学习一次你种族背景的传统或历史？”我们认为这三个部分涵盖了个人可以利用的各种与种族相关的资源。
宗教虔诚度。 使用四个条目来创建一个报告的宗教虔诚度测量指标（α=.67）。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宗教虔诚程度、与安拉的亲密关系、阅读《古兰经》的频率，以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程度。
结果变量
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约翰·亨利主义。 受访者被问及：“你有多大程度上相信，因为你的种族，你总是必须比别人更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
心理健康。 使用三个条目来捕捉过去一个月心理健康的潜在测量指标。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的焦虑感、专注能力和幸福感（α=.77）。 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自尊。 使用一个条目来测量整体自尊。 受访者被问及：“当你想到自己时，你的感觉如何？”
分析方法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身份的第一个研究问题（RQ1），我们使用聚类分析来理解人们关于身为黑人和穆斯林的身份相关信念的整体模式。 为了回答关于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第二个研究问题（RQ2），我们使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来分析数据。 SEM允许同时估计多个预测变量和结果变量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观察预测变量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从而解释感兴趣构念之间的关系。 与回归分析相比，SEM的优势在于能够同时检验变量之间的多种关系。 图1描绘了心理健康和自尊预测变量的假设模型。
研究结果
本研究中的黑人穆斯林普遍报告了高水平的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核心地位。 73%的受访者表示黑人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84%表示穆斯林身份对他们的自我形象非常或极其重要。 相比之下，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的公众评价水平极低。 不到0.4%的人认为社会对黑人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略高于1.1%的人认为社会对穆斯林有相当多或很多的尊重。
除了对伊斯兰教的高度认同外，83%的受访者报告每天祈祷五次，33%报告每天阅读《古兰经》，79%认为他们与安拉的关系相当或非常亲密，50%报告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有相当多或很多的了解。 66%出生于美国，43%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1和表2。
黑人穆斯林身份画像
聚类分析的结果揭示了黑人穆斯林身份的五种画像。 画像的视觉描述请参阅图2。 穆斯林身份是每种身份画像的核心，而黑人身份的核心地位在不同画像间存在差异。 第一种画像的特征是：中等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黑人公众评价和中等穆斯林公众评价。 我们将该组标记为“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n=78，16.5%）。 第二种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n=111，23.5%）与第一种相似，但对黑人和穆斯林的公众评价感知显著较低。 第三种画像“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130，27.5%）表现出高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以及中等水平的黑人和穆斯林公众评价。 第四种画像“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n=40，8.5%）人数最少，特征为低黑人核心地位、高穆斯林核心地位和中等评价。 第五种聚类“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n=114，24%）与第三种相似，但公众评价显著较低。
我们调查了这些身份画像与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关联。 尽管整体方差分析（ANOVA）不显著（p > 0.05），但我们进行了成对均值比较以观察画像间的差异。 具有低评价的画像（“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和“双重核心地位/低评价”（5））的心理健康状况明显比其他画像更差。 因此，身份画像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主要与感知到社会不尊重黑人和穆斯林有关。 关于自尊的差异，“双重核心地位/中等评价”（3）画像与比“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中等评价”（1）和“穆斯林核心地位高于黑人/低评价”（2）画像更高的自尊相关。 总体而言，具有高黑人和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3和5）比仅具有高穆斯林核心地位的画像（画像1和2）拥有更高的自尊。 整体研究结果的一个例外是“仅穆斯林核心地位/中等评价”画像。 该画像中的人报告的感知就业歧视水平显著低于其他画像。
心理健康和自尊的预测变量
在展示预测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和自尊的实证模型结果之前，我们想简要分享黑人穆斯林与非黑人穆斯林在关键感兴趣构念上的差异，以便更好地定位我们的结果。 黑人穆斯林在感知就业歧视、约翰·亨利主义和自尊方面水平更高，而他们在心理健康方面与非黑人穆斯林没有显著差异（图3）。 我们将分步解释我们的结果，首先是约翰·亨利主义（即内化了为了成功需要比非黑人美国人更努力工作的信念）的预测变量，接着是心理健康的预测变量，最后是自尊的预测变量。 视觉总结请参阅图4，结构方程模型的完整结果请参阅附录A中的表3。
约翰·亨利主义由种族公众评价（B=-.22）、感知就业歧视（B=.45）、不确定性容忍度（B=.11）和黑人资源（B=.14）预测。 感知社会重视和尊重黑人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减少有关。 因种族原因预期就业歧视的程度增加，与认为因种族原因必须更努力工作的信念增加有关。 黑人资源的增加（包括对著名美国黑人名人、历史问题的了解，以及学习黑人传统和历史）也与约翰·亨利主义的增加有关。 约翰·亨利主义最大的预测变量是感知就业歧视，其影响程度几乎是其他任何预测变量的三倍。
心理健康由约翰·亨利主义（B=.16）、不确定性容忍度（B=.38）、女性身份（B=.17）、感恩（B=-.13）和宗教虔诚度（B=-.21）预测。 换句话说，约翰·亨利主义、不确定性容忍度的增加以及女性身份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感恩和宗教虔诚度的增加与更好的心理健康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不能直接预测心理健康。 相反，它通过增加约翰·亨利主义对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而约翰·亨利主义与更差的心理健康有关。
自尊由心理健康（B=-.37）、种族个人评价（B=.15）、感恩（B=.12）和宗教虔诚度（B=.16）预测。更高水平的种族个人评价、感恩和宗教虔诚度与更高的自尊相关，而糟糕的心理健康是导致自尊降低的最大预测变量。
讨论
本研究阐明了美国黑人穆斯林的宗教和种族身份。 借鉴著名的黑人身份理论，我们发现美国黑人穆斯林在将种族和伊斯兰教融入其身份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除了必须应对他人对其宗教的负面评价外，黑人穆斯林还必须应对他人对其种族的负面评价。 这种黑人穆斯林必须在生活中应对的“三重意识”对他们的幸福感有影响。 以下来自我们两位参与者的引言捕捉到了美国许多黑人穆斯林所面临的复杂性和挑战。
我是一名黑人、移民、穆斯林女性。 我身份的交叉性使我永远无法休息。 我总是担心我身份的某个方面，我觉得我有责任总是去帮助别人。 身为黑人穆斯林有时会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感觉。 这两个群体经常被厌恶，并伴随着无数的负面刻板印象。 我经历过来自其他穆斯林的种族主义，也经历过伊斯兰恐惧症。
下面，我们讨论了一些关键发现，以及它们如何与围绕黑人身份、宗教虔诚度和歧视的先前工作相关联。 最后，我们总结了对未来研究和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宗教虔诚度是黑人穆斯林的保护性因素
本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宗教虔诚度在应对种族歧视和改善整体幸福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一发现与过去五十年来研究宗教虔诚度在黑人美国人生活中作用的先前研究相一致。 宗教虔诚度绝非多余，它是包括黑人穆斯林在内的黑人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 我们发现，与安拉的亲密关系、对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了解以及经常接触《古兰经》与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高的自尊有关。 《古兰经》指出：“信道的人们，他们的心境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真的，一切心境只因记念安拉而宁静。” 因此，通过接触《古兰经》并与安拉建立联系，穆斯林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找到内心的平静。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生平就是这一点的例证，因为在他经历宗教歧视和遭受虐待的最困难时期，他会通过启示和与安拉的亲密对话找到慰藉。 这证实了一个普遍的发现，即习惯于参与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人被发现更有准备，也更有能力忍受和应对平凡以及非凡的逆境事件。
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种族歧视是所有年龄段黑人美国人的共同经历。 证据支持该群体中的宗教虔诚度在抵御日常和历史性种族压迫带来的有害心理健康后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作用。 在一项可能有助于部分解释原因的研究中，发现参与更多宗教应对方式的黑人男性以更高的比率原谅与种族相关的冒犯。
我们关于宗教虔诚度和自尊的发现也得到了先前文献的支持，这些文献发现黑人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度对其自我概念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影响自尊。 研究发现，报告更高水平显著日常宗教实践的黑人美国成年人，比那些日常宗教依从性较低的人报告了更高水平的自尊、生活满意度和感知自我控制力。 事实上，黑人美国文化深深植根于对造物主的信仰和宗教实践之中。 信仰曾被称为“我们如何克服困难”——这一说法源于美国黑人文化中丰富的黑人灵歌宗教传统。 此外，从历史上看，美国黑人的进步始终与一种信念相连，即相信神圣的制裁是为社会和种族正义而战的动力。
模糊的种族歧视可能在黑人穆斯林的心理健康结果中起着核心作用。
种族认同信念在促进抵御种族化歧视的韧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心性、公众评价和个人评价在黑人的心理健康和自尊方面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 研究发现，较高的个人评价预示着更高的自尊。 同样，具有较高黑人身份和穆斯林身份中心性的群体报告了更高的自尊。 这表明，即使考虑到歧视和低公众评价的影响，对黑人的积极态度也与更高的自尊相关。 因此，个人评价似乎起到了一种防止个人内化他人对自己种族负面评价的作用。
研究发现，低公众评价（即认为他人并不以积极眼光看待黑人）以不同方式影响心理健康和自尊。 低公众评价与这两个结果没有直接关系，但似乎与两者都有间接联系。 结构方程模型发现，公众评价影响了“约翰·亨利主义”（John Henryism），进而影响了心理健康。 因此，低公众评价似乎对心理困扰的增加具有连锁反应。 各群体的结果支持了这一点，因为身份群体之间心理健康的任何差异都被发现与公众评价的信念有关。 种族公众评价似乎与自尊无关，这表明黑人穆斯林并没有将他人的负面评价内化为自己的自尊。
公众评价与歧视之间的关系相当微妙。 尽管持有低公众评价信念的美国黑人比持有高评价信念的人更少受到种族歧视经历的困扰，但持有低公众评价的美国黑人虽然对露骨的种族歧视表现出保护性因素，却更容易受到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的影响。 霍加德（Hoggard）及其同事提出，模糊的种族歧视条件（例如微妙的人际虐待）可能无法为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提供足够的线索，从而可能导致他们“措手不及”，因此在应对这种经历时准备不足。
综合这些结果，我们发现持有低公众评价的黑人穆斯林心理健康状况较差。 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 持有低公众评价且心理困扰水平较高的黑人穆斯林，可能正在穆斯林社区内外经历高水平的模糊形式歧视。 鉴于我们的大多数样本报告了极高水平的穆斯林中心性，很有可能相当大一部分歧视实际上发生在穆斯林社区空间内。 讨论开头分享的引言为这一假设提供了一些支持。 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调查这一点。
经济歧视对黑人穆斯林的影响
结构性种族主义对美国黑人生活造成的诸多有害影响中，包括其对黑人经济流动性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黑人穆斯林产生“约翰·亨利主义”的一个主要原因是预期到就业歧视。 “约翰·亨利主义”的核心就是永远无法休息的观念。 我们的实证结果确实表明，黑人穆斯林感知到就业歧视和“约翰·亨利主义”的比率要高得多，这两者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有害的。 大量研究表明，“约翰·亨利主义”如何损害心血管和心理健康。 由于预期歧视而不得不比别人更努力工作的压力，确实会升高血压。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与大量研究美国黑人社区所面临的经济不平等作用的文献相一致。 经济不平等的成因与动产奴隶制、私刑、种族恐怖主义、吉姆·克劳法种族主义以及州和联邦资助的制度性歧视的持久遗产有着密切联系。 因此，美国黑人经历着仅次于美国原住民的最高水平的财富不平等。 截至2016年，典型的中产阶级黑人家庭拥有13,024美元的财富，而典型的白人家庭则为149,703美元。 换句话说，你需要合并11.5个黑人家庭的净资产，才能达到一个典型的美国白人家庭的净资产。 这种差异也表明，自20世纪70年代通过解决平等问题的主要联邦政策以来，在缩小大多数白人家庭和黑人家庭之间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方面，没有任何进展。
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财富差距主要是由于黑人缺乏教育，但数据继续显示事实恰恰相反。 在我们的样本中，黑人和非黑人之间的教育差异很小，但财富差异却很大。 尽管存在刻板印象，但美国黑人有着追求高等教育的持久传统。 此外，即使在比较同等教育背景时，全职工作的美国黑人女性每赚取1美元，美国白人男性就能赚取61美分，比美国白人女性少19美分。 塞缪尔·杜波依斯·库克社会公平中心（Samuel Du Bois Cook Center on Social Equity）明确指出：
如果种族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保持不变，黑人无法通过改变个人行为——即承担更多“个人责任”或获得与“金融素养”相关的投资组合管理见解——来缩小种族财富差距。 美国黑人无法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来对缩小种族财富差距产生太大影响。 为了缩小这一差距，美国必须经历一场由采取大胆的国家政策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些政策将通过最终解决奴隶制、随后的吉姆·克劳时代以及当今社会中持续存在的种族主义和歧视的长期后果，来开辟前进的道路。
我们的结果也证实了数十年来研究的发现。 美国黑人主要关心的不是其他群体是否喜欢他们，而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决权的可能性。
黑人女性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
马尔科姆·X（Malcolm X）在1965年曾说，黑人女性是美国最不受尊重的人——这一点在2020年依然适用。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黑人穆斯林样本中，女性身份是心理困扰增加的预测因素，这也与大量关于美国黑人女性所面临的歧视和压迫经历的文献相一致。 无论收入如何，黑人女性比任何其他群体都更容易遭受亲密伴侣的家庭暴力，且最不可能从其教育资格中获得经济利益。 在大多数会众并非黑人的穆斯林社区中，黑人女性通常报告说，非黑人穆斯林不与她们交谈，也不在礼拜行列中靠近她们。 因此，美国黑人穆斯林女性拥有广泛的歧视经历，这些经历因其黑人、穆斯林、女性以及美国黑人的种族身份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的研究有助于理解黑人穆斯林所经历的歧视的多维贡献因素，其中性别是一个重要因素。
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远未回到那个时代，那时一位非洲裔黑人女性可以像乌姆·艾曼（Umm Ayman）那样因作为先知的慈母形象而受到赞扬，或者像乌姆·扎法尔（Umm Zafar）那样，先知曾对同伴们说：“你们想让我给你们看一位来自天堂的人吗？” 相反，我们生活在一个黑人女性充其量被视为“我们中最卑微者”的时代。 必须努力（1）更好地了解黑人女性在穆斯林社区的经历，以及（2）协助我们的社区确保黑人女性，以及所有背景的女性，都能获得她们应有的荣誉权利，并作为穆斯林社区的一员得到支持。
对穆斯林社区的启示
我们相信这项研究的结果对穆斯林社区具有启示意义。 首先，同情并理解乌玛（ummah，穆斯林共同体）的困境是一种宗教义务，而黑人穆斯林是美国最大的群体。 先知 ﷺ 说：“信士们在彼此的爱、怜悯和同情方面的比喻，就像一个身体。 当任何肢体疼痛时，整个身体都会以失眠和发烧来反应。” 这个国家的黑人穆斯林面临的歧视比任何其他群体都多，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他们对歧视的感知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因此，美国所有的穆斯林都需要了解美国黑人的历史以及当前的现实，以便理解我们的兄弟姐妹必须应对的挑战和创伤，以及黑人穆斯林所能提供的资产和优势。 因此，非黑人清真寺和伊斯兰组织必须投资于教育其社区，以激励美国穆斯林集体乌玛关心并为被压迫者的权利而战，并从他们的知识中受益。 这种形式的教育不应局限于“黑人历史月”期间的年度项目，而应通过持续尊重黑人的观点、知识和经验来实现。 此外，通过在非黑人社区纳入黑人教育项目，黑人穆斯林将感受到对社区更强的关联感和归属感。 此外，这些努力将支持健康的黑人和穆斯林身份的发展，从而促进更好的心理健康和自尊。
穆斯林社区还必须探索在我们的宗教空间内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感的方法。 增加黑人穆斯林在重要社区角色中的代表性是减少“约翰·亨利主义”和歧视的重要一步。 正如先知 ﷺ 有远见和智慧将黑人同伴安置在许多领导职位上一样，增加黑人穆斯林在权力职位上的人数可能会产生许多积极的结果。 整个社区都将从黑人穆斯林所拥有的关于美国和伊斯兰教的丰富知识中受益。
社会正义的斗争必须以伊斯兰仪式基础为后盾
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在保持健康的黑人和宗教身份的同时，建立坚实的宗教实践基础的重要性。 穆斯林社区可以向美国黑人社区学习，该社区在奴隶制结束不到150年后，就能够在东南部建立高等教育机构（即历史悠久的黑人学院和大学）。 这些机构继续在各个学科培养领导者，他们的成就包括领导民权运动。 这些运动和成就的核心是对宗教信仰的坚定扎根，这在历史上帮助美国黑人实现了以前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所有穆斯林支持黑人穆斯林能够对其种族和宗教形成深刻理解的机构至关重要。 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保持坚定的宗教承诺至关重要，因为正如马丁·路德·金博士所解释的那样，在神圣认识论之外追求成功，或许不过是试图跑进一所“燃烧的房子”。 考虑到目前对不仅是黑人而且是穆斯林的人的待遇，忽视伊斯兰教会导致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且压迫的终结遥遥无期。 对于穆斯林来说，我们的认识论必须扎根于安拉的经典和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行。
结论
本研究是首批在大规模美国穆斯林样本中实证调查黑人穆斯林身份和福祉的研究之一。 了解黑人穆斯林的种族和宗教身份以及生活经历，对于理解美国穆斯林社区至关重要。 先知说：“你们中没有人会拥有[完整的]信仰，直到他为他的兄弟喜爱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东西。” 每个穆斯林都希望拥有良好的心理健康和无歧视的生活。 如果一个人为自己想要这些，他们也应该为他们的黑人穆斯林兄弟姐妹想要这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依赖于相关性数据，因此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不构成强因果关系的证据。 相反，我们的结果支持并贡献于大量先前的文献，并提供了种族在福祉中起关键作用的证据。 我们鼓励研究人员和社区组织对美国最大且最边缘化的穆斯林社区进行更多研究。 我们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带来支持黑人穆斯林和整个穆斯林社区健康发展的投资和干预措施。
附录 A
研究中使用的调查问卷
使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提问
伊斯兰是死亡崇拜吗？深度解读殉道、美国穆斯林想象与误解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0 次浏览 • 2026-05-30 10:12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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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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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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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islam-a-death-cult-martyrdom-and-the-american-muslim-imagination
原文标题：Is Islam a Death Cult? Martyrdom and the American-Muslim Imagination
作者：Dr. Jonathan Brown
作者简介：乔纳森·布朗博士：乔纳森是乔治城大学伊斯兰文明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担任《牛津伊斯兰与法律百科全书》主编，并著有多部书籍，其中包括《误读穆罕默德：解读先知穆罕默德 ﷺ 遗产的挑战与抉择》。
副标题：关于殉道的常见误解：伊斯兰如何区分牺牲、生命神圣与暴力想象
摘要：本文回应“伊斯兰是否崇拜死亡”这一常见指控，说明伊斯兰对生命、牺牲和殉道的理解并不是迷恋死亡，而是建立在生命神圣、道德责任和后世信仰之上。作者也分析美国穆斯林如何面对外界对殉道概念的误读。
图：伊斯兰教是死亡崇拜吗？ 殉道与美国穆斯林的想象
引言
奉至仁至慈的安拉之名
殉道这一话题，在一般语境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中，是非常敏感的。 如今，人们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因此在深入探讨该话题之前，我想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我绝对且无条件地谴责任何人杀害非战斗人员的行为，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行为体，无论是穿制服的军人还是叛乱分子。 我持马立克（Imam Malik）和奥扎伊（al-Awza’i）两位伊玛目的立场，即即便为了实现某种正当的军事目标，杀害平民也是不被允许的。 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 我认为，作为美国穆斯林，我们必须展现出对全人类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心美国人或穆斯林。 无论受害者是否为穆斯林，只要造物主的任何创造物受到攻击，我们都必须发声并挺身而出。
把这些话说在前面，我想先从一部电影谈起。 这部电影在芝加哥（我读研究生的地方）拍摄，讲述了一个人寻求自我死亡的故事。 在电影《奇幻人生》（Stranger than Fiction，2006年）中，由威尔·法瑞尔（Will Ferrell）饰演的主人公发现，一位当地作家正在书写他的人生故事——这位作家所写的书实际上正在主宰他的存在。 他与作家对质，并且（剧透预警！） 向她询问她所写的结局，结果发现她安排他在不久的将来为了救一个孩子而死于公交车下。 主人公没有逃避这个命运，而是欣然接受了它。 他心甘情愿地走向终点，并向作家解释说，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具诗意的死亡方式了。 让我们记住这个画面，让它为本文定下基调。
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答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我思想和良知的问题，尤其是自9月11日那场可怕的事件发生以来。在那一天之后，至少在我的生命中，无忧无虑的乐观青春黄金时代与如今疲惫而阴郁的现实混合体被彻底分开了。 简单来说：没有穆斯林可以否认我们的造物主赞美殉道者。 《古兰经》对此阐述得非常清楚。 那些“为主道而战”而牺牲的穆斯林，居住在天堂的最高层。 他们甚至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相反，正如《古兰经》所言，他们是瞬间获得永生的人，“在他们的主那里享受给养”（《古兰经》3:169）。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者的遗体甚至不需要清洗即可下葬，他们也免受坟墓中的审判与磨难。 就好像他们不必等到审判日就能获得奖赏一样。
当然，在伊斯兰教中，战死沙场并非获得殉道地位的唯一途径。 那些蒙冤而死或因造物主的某种安排而生命中断的人，同样也是殉道者。 因钱财被杀的人（比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位朋友艾哈迈杜·西塞，愿安拉慈悯他，他某晚在海德公园被谋杀）、溺水者、在建造清真寺时死亡或因建筑物倒塌而死的人、死于难产的妇女、瘟疫的受害者、为保卫家人而死的人、因对不义统治者直言真理而被杀的人、死于狱中或在腐败时代独自坚守真理的人；甚至（根据一段圣训）因坠入爱河而压抑欲望最终导致死亡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殉道者。 顺便提一下，有一段较弱的圣训将诚实的商人置于几乎与殉道者同等的地位……我想这大概说明了诚实的商人是多么罕见（？）。 但在《古兰经》和圣训中，殉道者首先是指那些在“圣战”中，即“为主道而战”中牺牲的人，也就是在战斗中暴力死亡的人。
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是穆斯林，我们的圣书赞美那些在战斗中殉道的人，然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有穆斯林自称殉道者时，新闻报道里往往是某人在集市上炸死无辜平民。 我们该如何调和这种可怕的矛盾？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殉道？ 这就是当今穆斯林所面临的困境（好吧，这是众多困境之一）。
关于伊斯兰教中殉道的讨论，不可避免地会转向自杀式袭击以及“伊斯兰教对此有何说法”的问题。 正如我每次在学生提出关于伊斯兰教或伊斯兰法对某事有何规定时所说的那样，答案几乎从来不止一个。 在战斗中蓄意寻求死亡以及杀害平民的许可性，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没有任何古典穆斯林学者允许公然、毫无节制地杀害平民。 在这一点上，伊斯兰法律传统会反对1945年盟军对德累斯顿和东京的火攻，那两次行动分别造成约35,000人和100,000名平民死亡，且没有任何战术军事目的（在美国政府对德国的评估中，24%的炸弹落在住宅和商业区，19%的伤亡者是16岁以下的儿童……在日本的情况则糟糕得多）。 就像美国政府的政策一样，当人们询问如果非战斗人员混在敌军中是否可以杀害，甚至是否可以杀害被敌人当作人盾的穆斯林时，穆斯林学者之间确实会出现分歧。 一些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认为，如果无辜平民混在敌人中间，他们的死亡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除此之外，蓄意针对平民是绝对禁止的。 这等同于美国政府尽可能避免“附带损害”的政策，也与西方正义战争理论中的双重效应原则如出一辙。 一些穆斯林学者表现得更为谨慎。 例如，8世纪的学者马立克和奥扎伊就宣称，杀害妇女和儿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允许的。
关于穆斯林是否可以为了杀敌而蓄意自杀的问题，古典穆斯林学者的普遍观点是否定的。由于伊斯兰教禁止自杀，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 就像获得荣誉勋章的美国士兵一样，穆斯林被允许英勇地参与几乎肯定会导致自己死亡的行动。 但这与在杀敌过程中自杀不同——这本身不是自杀，因为杀人者（行凶者）与被杀者并非同一个人。
我不想纠结于伊斯兰法对自杀式袭击的规定，因为我认为在美国公众眼中，这并非真正的法律问题。 这无关我们允许或禁止什么，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从情感上回应苦难与不公。 这是关于情感和感知，而非规则和法律。 想想《洋葱报》（The Onion）那篇精彩的“观点/反观点”文章，那是该刊物对9/11事件极其有品位的回应。 文中争论的两个立场分别是：“我们必须以盲目的愤怒进行报复”，以及“我们必须以审慎、集中的愤怒进行报复”。 简要摘录如下：
在用炸弹把那些混蛋炸得魂飞魄散之后，我们应该派遣全副武装的地面部队，扫荡并消灭所有可能参与其中的幸存者。 美国士兵必须接到命令，向他们的尸体倾泻一轮又一轮的子弹，只有在更换弹夹时才停顿一下。 对比： 虽然用炸弹夷平阿富汗、伊拉克、苏丹和利比亚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举动……但我们是否确保了该地区其他关键大国的支持，以免在我们把他们炸回石器时代后出现更多问题？
这篇讽刺文章（如果它确实是讽刺的话）完美地概括了9/11之后席卷美国的原始且夸张的复仇欲望。 无论你在辩论中站在哪一边，冲动都是一样的——他们所有人，他们，他们都必须死。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从“杀光他们”移开，看看一位阿富汗老妇人慈祥地帮孙女穿上第一双鞋的画面。 我们怎么能因为一时的复仇冲动就呼吁屠杀她们呢？ 确实，“杀还是不杀”的问题往往比原则问题更具情感色彩。 一个阿拉伯人可能会呼吁将以色列赶入大海，但如果他看到一位以色列老母亲正焦虑地哭泣着等待失踪儿子的消息，他还能喊出同样的口号吗？ 因此，这就是我想关注的重点：情感，而非法律。
当美国讨论自杀式袭击时，这种本能的、情感化的感知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毕竟，什么是自杀式袭击？ 更确切地说，自杀式袭击中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感到恐惧？ 我想，真正让我们热血沸腾的应该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些袭击通常以无辜平民为目标，并残忍地终结了他们的生命。 这似乎相当明显。 但如果真是这样，如果这确实是自杀式袭击及其引发我们愤怒的核心所在，那么这篇文章现在就可以结束了。 我已经明确表示，穆斯林学者不能接受杀害平民，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含糊其辞，都是伊斯兰法和美国军事政策共同面临的不幸现实。 （记住，200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6%的美国人认为“以平民为目标的袭击是‘完全正当的’”。） 沙特人中只有4%，伊朗人中只有2%持此观点。 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为了推进政治、社会或宗教事业，针对并杀害平民是否正当”时，84%的美国穆斯林表示这种策略绝不（76%）或很少（8%）是正当的。 相比之下，在对美国公众的整体调查中，只有59%的人表示这绝不正当。）
但显然，自杀式袭击对我们来说有着某种特殊的恐怖感。 毕竟，这种袭击类型有它自己的名字（以及同样令人恐惧的“自杀式爆炸”作为子集），这是有原因的。 它那种自杀性的维度——袭击者在暴力行为中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确实深深地抓住了我们。 这一点从美国围绕“自杀式爆炸”一词出现的离奇辩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2003年，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等人曾短暂尝试用“他杀式爆炸”来取代这个词，仿佛他们担心人们会产生一种印象，认为这只是一种影响行为者本人的反射性行为。 赖斯试图表达的是，这并非像佛教僧侣那样通过自焚来进行抗议。 这是一场大规模谋杀行为。 “他杀式爆炸”这个词的尴尬（或许类似于“暴力棒球棍殴打”）恰恰揭示了我们对自杀式袭击中自杀成分的隐晦迷恋。
那么，让我们假设正是这种行为的自杀维度真正触动了我们集体良知的痛点……即对于某人选择在杀害他人的行为中结束生命，我们存在某种无法理解或希望自己无法理解的东西。 学者们提出了自杀式袭击的多种动机：逃避政治压迫、集体死亡愿望、社会牺牲行为或政治/军事策略。 这些可能都是正确的，但我想超越这些诊断，去探究某种更普遍、更古老的东西。
我在这里停顿一下，向大家展示两个画面。 首先，是1996年非常受欢迎的电影《独立日》（Independence Day）中的高潮场景（最近好像出了某种续集……那得等坐飞机时再看了）。 当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外星战舰即将摧毁人类最后的基地之一时，兰迪·奎德（Randy Quaid）——一个以前贫穷、酗酒且略懂飞行的人——将他的FA-18大黄蜂战斗机机头对准外星飞船唯一暴露的部分，引爆了他的飞机，杀死了自己并摧毁了敌人。 他的孩子们在下方基地的屏幕上看着这次袭击。 指挥官转向孩子们说：“你们的父亲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你们应该为他感到骄傲。” “我是，”孩子说。 我们，观众，表示赞同。 确实，多么值得的行为，多么高尚的死亡方式。
其次，是我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我在埃及西部沙漠，深入靠近利比亚边境的沙漠，与奥拉德阿里（Awlad Ali）贝都因人在一起参加婚礼时，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布·伯克尔（Abu Bakr）的人。 阿布·伯克尔骑着骆驼来到我们居住的帐篷。 他下马时显得高大威猛，并开始向我传授关于正确宗教信仰的“不请自来”的教导。 在讲课的某个时刻，他看着我，指了指自己的头。 “我想要一颗子弹，就在这里，在圣战中，”他说。 我可以诚实地说，在我多年的旅行中，我从未像那一刻那样感到恐惧，也从未感到离家如此遥远。
从那以后，我经常思考阿布·伯克尔说那番话时我的感受。 为什么我那么害怕？ 是因为预设的偏见吗——因为他是阿拉伯人、穆斯林，因为圣战一定意味着杀害像我、像我家人那样的人？ 为什么我对他所说的话感到如此恐惧，却又被《独立日》中兰迪·奎德的英勇牺牲所感动？ 他们的两个愿望真的有那么大区别吗？ 他们都想为自己认为高尚的事业献出生命。 唯一的区别似乎在于他们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 几个月后，当我走在开罗街头时，他们愿望中明显的共同点让我恍然大悟：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文化不珍视“善终”，不珍视高尚的死亡。
希腊学者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0年左右）讲述了吕底亚强大的国王克罗伊斯与雅典立法者梭伦之间的一次会面。 克罗伊斯问梭伦他见过最幸福、最幸运的人是谁，当然期待梭伦会说出这位富有国王的名字。 相反，梭伦回答说，他见过最受祝福和最幸运的人是一个名叫泰勒斯（Tellus）的普通雅典人。 这位泰勒斯在一个繁荣的城市过着充实的生活，有活到成年的孩子，有孙辈的福气，最后在为雅典而战的战斗中“死得光荣”。 我们可以在希罗多德的现代翻版——大获成功的电影《300勇士》（300）中看到类似的主题。 在片中，一位英勇的斯巴达战士（由迈克尔·法斯宾德饰演）面对着怪物般敌军长矛下几乎必然的毁灭，解释说他渴望“美丽的死亡”，即在与值得尊敬的对手进行的史诗般战斗中光荣牺牲。
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死亡如此美丽、如此令人欣慰？ 嗯，梭伦告诉克罗伊斯，泰勒斯在战斗中的死亡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被雅典人民所颂扬和铭记。 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他已经记住了在温泉关战斗的每一位斯巴达勇士的名字，如果那位勇敢的斯巴达人知道两千五百年后的美国人正在屏幕上观看他那“美丽的死亡”，他该会多么高兴。 简单来说，在古典世界中，美丽的死亡、光荣的死亡，就是被人们铭记和颂扬的死亡。 这是一种让你能够欺骗死亡、在人类记忆中长存并获得某种永生的死亡。 这就是希腊人所说的“克勒俄斯”（kleos），即荣耀与名望。 这与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所说的“哈萨布”（hasab）或“马阿西尔”（ma’āthīr）是同一种能够延续记忆的灵药，指的都是史诗中传唱的英雄事迹。 这正是阿伽门农的幽灵在冥界羡慕阿喀琉斯幽灵的原因，正如诗中所言：“即便身死，你的名字也永垂不朽……阿喀琉斯，在全人类眼中，伟大的荣耀将永远属于你。”
正是这种荣耀，慰藉了那些深感生命终将逝去的人们。 品达（约公元前440年卒）写道：“不要被狡黠的节俭所欺骗：荣耀会追随一个人，唯有荣耀，在他死后，向歌者与讲故事的人揭示他一生的行止。” 在我们西方传统的伟大经典——维吉尔（公元前19年卒）的《埃涅阿斯纪》中，英雄埃涅阿斯在从被毁的故乡特洛伊前往罗马的流浪途中，造访了迦太基。 后来，当埃涅阿斯和他的特洛伊人为了筑起罗马的高墙而与意大利当地人作战时，两名特洛伊战士尼苏斯和欧律阿罗斯为了获得伟大的荣耀，执行了一项自杀式任务。 当欧律阿罗斯被成群的敌人砍倒时，他的朋友尼苏斯冲向敌阵，维吉尔告诉我们：“他径直冲向敌人，在累累伤痕中奔向英雄的死亡。” 叙述者维吉尔打破了叙事沉默，对这两位牺牲的英雄说道：
你们二位真幸运！ 如果我的歌谣有丝毫作用，那么只要埃涅阿斯的子孙还在卡皮托利诺山丘上安家，只要罗马之父还在统治一切，未来的日子就绝不会将你们从记忆的史册中抹去。
放眼我们在美国的北欧遗产（最近随着《雷神》系列电影等新异教大片的上映而复兴），我们发现了同样的理念。 古盎格鲁-撒克逊人谈论“多姆”（dōm），即战士为了获得不朽的纪念而必须达成的荣耀。 贝奥武夫在自愿去猎杀怪物格伦德尔的母亲时，对他的朋友和追随者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在这个世界生命的终点。 让那些能够做到的人，在死前为荣耀而奋斗吧。” 当贝奥武夫与他的恶魔敌人战斗时，叙述者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人在决心赢得持久赞誉时必须做的事。 他不会对自己的生命有片刻的留恋。” 因此，寻求一场美丽的死亡，是一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因为荣耀是这个尘世中通往永生的雇佣兵式的钥匙，而战场上英雄般的死亡则是通往永生最快捷的途径。 正如智者狄奥提玛在柏拉图的《会饮篇》中所解释的那样：“你认为如果阿喀琉斯没有期待那种我们至今仍尊崇的美德能够永垂不朽，他会为帕特罗克洛斯而死吗……？”
在伊斯兰教中，殉道也是一种带有私利色彩的行为。 穆斯林历史上著名的殉道者并非仅仅为了他们的社群、家庭或事业而牺牲自己。 就像追求不朽的荣耀一样，穆斯林寻求殉道是为了欺骗死亡。 在《古兰经》中，殉道是用商业的语言来描述的。 “看啊，”造物主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
造物主确已用乐园换取了信士们的生命和财产。他们为造物主之道而战，杀敌或被杀。 这是造物主在《讨拉特》（《托拉》）、《引支勒》（《福音书》）和《古兰经》中对他自己所做的真实承诺……（《古兰经》9:111）
虽然伊斯兰教的第一位殉道者是一位女性——苏玛雅，她因信仰被折磨致死——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时代的著名殉道者们，体现了这种对即时乐园和瞬间永生的自我中心渴望。 在巴德尔战役期间，乌迈尔和奥夫站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身边准备战斗。 乌迈尔喊道：“奇迹中的奇迹，难道我和进入乐园之间，仅仅隔着这些人将我杀死吗？！” 奥夫问先知：“安拉的使者啊，是什么让至高无上的主对他的仆人发出欢喜的笑声呢？”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当他赤手空拳冲入敌阵之时。” 乌迈尔和奥夫两人——奥夫当时没穿任何盔甲——都冲向敌人，奋战至死。 在吴侯德战役几近战败时，先知穆罕默德 ﷺ 受到一支骑兵部队的威胁，他问身边的人：“谁能去抵挡这些敌人？” 一个名叫瓦赫布的人站了出来，先知穆罕默德 ﷺ 对他说：“欢呼吧，天堂属于你！” 瓦赫布冲入敌阵，令人惊叹的是，他一路杀穿了敌人的重重包围。 随后他转过身，再次杀入敌阵，奋战至殉道。
从自我中心主义的角度来看，穆斯林对“美好死亡”的渴望，与希腊罗马、北欧或现代西方文化中对荣耀的渴求并无二致。 但两者之间存在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 穆斯林殉道者所寻求的认可与肯定，并非来自吟游诗人、历史学家或电影制作人，而是来自至高无上的造物主。 在造物主的道路上，死亡的价值并不取决于人类的认可。 伟大的日本史诗《忠臣藏》（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四十七浪人》，2013年也被改编为电影，讲述了47名武士密谋为被杀的主公复仇，随后集体切腹自尽的故事）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故事的第一句写道：“最甜美的食物，若无人品尝，便无人知晓，其美味也就被浪费了。” 正如著名的蒙昧时代诗人塔拉法·本·阿卜德（Tarafa b. al-‘Abd）在反驳那些劝他要讲道德、重名誉的人时所吟唱的那样： （接上句）
我看到节俭之人的坟墓与挥霍浪费之人的坟墓看起来并无两样。
这部日本戏剧和这位前伊斯兰时代的诗人直白地揭示了其中的危险：如果没有人类的铭记，荣耀便毫无回响。 正如马克西姆斯（罗素·克劳饰）在电影《角斗士》中所说，它并不会“在永恒中回响”。
维吉尔必须向两位特洛伊英雄尼苏斯和欧律阿洛斯保证，他不会让他们的光荣牺牲被遗忘，但穆斯林不需要诗人的承诺，也不需要艺术家的雕琢。 因为正如《古兰经》所言，造物主绝不会亏待他的任何仆人。 他不会让任何善行得不到回报。 “行一个小蚂蚁重的善事者，必见其报。”（《古兰经》99:7）在审判日，他必将看到自己的善行。 一位为造物主的事业而牺牲的穆斯林，即使倒在异国他乡、黑夜之中，无人歌颂且被世人排斥，他也将获得永生。 至高无上的主必将记录下他的功绩。 造物主所创造的万物本身也会歌颂他的赞美，正如先知穆罕默德 ﷺ 告诉我们的那样，尘土中的蚂蚁和海洋里的鲸鱼，都会为那些在世间传授美德的人祈祷。 殉道者将进入天堂，他们的问候语是“平安”，所有的罪过都将被赦免，一切都将得到宽恕。
然而，让我们回到必须面对的真正困境，那个我们尚未解开的死结。 当然，在西方传统中，为了逃避死亡而寻求死亡的做法并不陌生。 穆斯林也通过美好的死亡来寻求永生。 但《古兰经》中所说的“造物主之道”究竟是什么？穆斯林为了什么事业而牺牲并成为殉道者？ 在阿布·穆萨·阿什阿里传述的一段圣训（《布哈里圣训实录》、《提尔米济圣训集》）中，有人问先知穆罕默德 ﷺ：“一个人可能为了保卫家园而战，可能为了勇气而战，也可能为了名声和赞誉而战，这其中哪一种属于‘造物主之道’？” 先知穆罕默德 ﷺ 回答道：“凡是为了让造物主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的人，那才是‘造物主之道’。”
“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殉道者们所要弘扬的这“言辞”究竟是什么？ 在伊斯兰教中，安拉的言辞就是《古兰经》及其带来的指引。 安拉在《古兰经》中告诉我们，他以耶稣及其传达的信息为载体，让他的言辞化作肉身。 安拉的言辞是他对谦卑仆人们永恒的救赎承诺：
“真的，安拉的盟友们，他们绝无恐惧，也不忧愁——他们是那些信仰并敬畏安拉的人。” “他们在今世和后世都享有喜讯。” “安拉的言辞是不可更改的，那正是最伟大的成就。” （《古兰经》10:62-64）。
安拉的言辞是所有先知一贯传达的信息，是安拉使者殿堂中所有伟人的共同使命：易卜拉欣、穆萨、努哈、尔萨和穆罕默德（愿安拉赐予他们平安）。 让安拉永恒不变的言辞至高无上，意味着高举他们的旗帜，扶助受压迫者，呼吁正义，将穷人从贫困的深渊中拯救出来，并使至仁至慈的安拉的意旨成为最高准则。
我们知道，安拉的言辞是知识之光，始终照亮着笼罩的黑暗，但当我们这些当代穆斯林环顾四周时，却发现安拉的言辞被用来熄灭光明。 同样那句“为使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竟被诡异地引用在一段巴格达酒店自杀式炸弹袭击视频的旁白中；画外音宣扬说，圣战者们正在战斗，“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ʿulyā，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 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圣战组织的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格也曾说，他手下穆斯林殉道者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而战死。 当我们这些穆斯林试图向他人解释，圣战是在安拉的道路上奋斗、弘扬他的言辞时，人们会反问：如果这种“弘扬安拉言辞”的模糊且多变的观念可以被用来制造如此混乱并流下如此多无辜者的鲜血，那它还有什么用呢？ 穆斯林被告知，他们应该彻底摒弃这种在安拉道路上殉道的观念，因为它似乎只会导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平民的死亡。
我对这一点的回应很简单：你们可能是对的，为了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可能太常被穆斯林滥用，以至于失去了意义。 它可能已经过时了。 但是，如果它过时了，那么为荣耀、为名声（kleos）、为尊严（dom）、为荣誉、为伟大、为职责而死的观念也同样过时了。 正是这些词汇，引发了比我们在伊拉克或叙利亚所见到的恐怖更为血腥的战争和更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当德国坦克横扫欧洲时，有多少人为了第三帝国的“荣耀”而死？ 有多少人因为“职责”二字而死在纳粹的毒气室里？ 想想那些领导著名的“四十七浪人”为主人复仇的武士们所说的话，故事的叙述者告诉我们，那是一种“崇高的目标”，“将使他们的忠诚与正直之名流芳百世”。 听听其中一位武士的话：
“我并非不知道（我的行为）将导致我家破人亡，让我的妻子陷入绝望，但作为一名武士，我必须将我的剑奉献给战争之神。”
有多少家庭因荣耀和荣誉而破碎？ 有多少父母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屠杀，又有多少孩子在孤儿的阴影中长大？ 然而，“荣誉”、“荣耀”和“伟大”这些词汇依然触动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向往高尚，向往“美丽的死亡”。 我们并没有让这些概念为以它们之名所犯下的罪行承担责任。 也许是因为它们早已深深镌刻在西方漫长的历史基石之中。 它们是我们祖先为了寻求不朽记忆而挖掘的古老矿石，也是我们至今仍充满异教徒色彩的心灵不断渴望的货币。 谁会质疑荣耀和“美丽的死亡”的价值呢？ 维吉尔不会，荷马不会，希罗多德不会，贝奥武夫也不会……那些伟人不会，今天仍在阅读他们文字的数百万人也不会。
那么，让我们这些穆斯林，让“为弘扬安拉的言辞而死”（li-takun kalimat Allah hiya al-‘ulya）在周围人眼中变得同样高尚吧。 有传言说，十年前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手行凶时，一名穆斯林学生为了阻止那个疯子并拯救同学而牺牲了。 我不知道这个报道是否属实，但假设它是真的，并且每个美国人都听到了。 那将在公众心中引发一场革命，改变他们对穆斯林殉道者和圣战的看法。 如果穆斯林被公认为是一个毫不犹豫地牺牲生命去拯救他人、减轻痛苦、通过和平手段（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可行的手段）终结不义的民族，那会怎样？ 如果我们能让这些行为成为“让安拉的言辞至高无上”的方式，那会怎样？
英文单词“martyr”（殉道者）源自希腊语，意为“作见证”。 这与《古兰经》中用来指代那些为安拉事业而牺牲的人的阿拉伯语词汇“shahīd”（殉道者）含义完全相同。 为自己的信仰原则献出生命——正如马萨达起义反抗罗马占领的犹太人，正如波利卡普等面对残酷迫害的基督教圣徒，正如不到五十年前的马丁·路德·金——是一个人能为自己的信仰所能作出的终极见证。
如果穆斯林能将“作见证”这一理念恢复到殉道这一概念中，会怎样？ 如果我们认为殉道就是通过愿意以那位安拉的名义去死来作见证，他告诉我们：拯救一条生命就像拯救全人类；挺身反抗不义是信仰的最高行为；喂养陌生人和孤儿、庇护旅人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古兰经》（41:33）告诉我们：“谁的言辞比呼唤安拉、行善并说‘我确实是顺从安拉的人’更好呢？” 正如威尔·法瑞尔饰演的角色所理解的那样，为了推开孩子而死在公交车下，对穆斯林、对美国人来说，都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行为，一种美丽的死亡，这其中没有任何可怕或陌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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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参见贾拉勒丁·苏尤蒂，《幸福之门与殉道之因》；阿布·巴克尔·阿朱里，《信士中的异乡人特征》（科威特：达尔·胡拉法出版社，1983年），第20、66-68页。
• 该圣训为“诚实守信的穆斯林商人，复生日将与殉道者同在”。参见《伊本·马哲圣训集》：商业篇，追求收益章。关于此圣训的研究，参见 http://www.ahlalhadeeth.com/vb ... 2062.
• 参见埃里克·兰根巴赫，“二战中的盟军：英美对德国城市的轰炸”，载于亚当·琼斯编，《种族灭绝、战争罪行与西方》（伦敦：Zed图书出版社，2004年），第118-119页。
• 《奥德赛》，第24卷：90-110行（参见法格尔斯译本，第471页）。
• 品达，《胜利颂》，译者： 弗兰克·尼塞蒂奇（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59页。
•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9.446（罗伯特·法格尔斯译本）。
• 《贝奥武夫》，第1388行。
• 柏拉图，《会饮篇》，208c-e。
• 伊本·伊斯哈格，《穆罕默德传》，译者： A. 纪尧姆（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300页。
•
10. 我想到了那部热门的英国戏剧，后来在2011年被改编为电影的《战马》，其主题曲唱道：像清晨的星辰般消逝，在荣耀的太阳中失去光芒——我们就这样离开尘世与劳作，只因我们的所作所为而被铭记。
• 武田出云、三好松洛、并木千柳，《忠臣藏》（忠诚家臣的宝库），译者： 唐纳德·基恩（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29页。
• “我看到吝啬鬼的坟墓……就像一个在懒惰中腐败的迷途者的坟墓。”
• 《布哈里圣训实录》：知识篇，站着提问而坐着回答者章。
• 《忠臣藏》，第44页。
• 当然，一战诗人威尔弗雷德·欧文（Wilfred Owen）在战争结束前几天不幸阵亡，他曾嘲讽罗马诗人贺拉斯（Horace）的那句名言：“为国捐躯，既甜蜜又光荣。”
美国穆斯林如何扎根祖辈知识？用伊斯兰建立文化抵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2 次浏览 • 2026-05-28 18:42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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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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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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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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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378页。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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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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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8 次浏览 • 2026-05-28 18:41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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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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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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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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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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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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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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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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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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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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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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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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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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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深度解读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1 次浏览 • 2026-05-28 18:41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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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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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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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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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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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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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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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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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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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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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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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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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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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穆斯林领袖为何谴责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之后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102 次浏览 • 2026-05-24 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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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特朗普言论为何越过穆斯林红线？一名美国穆斯林的回答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95 次浏览 • 2026-05-24 05:22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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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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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6 次浏览 • 2026-05-24 05:21
此文章来自互联网翻译转载, 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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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