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穆斯林
美国穆斯林如何扎根祖辈知识？用伊斯兰建立文化抵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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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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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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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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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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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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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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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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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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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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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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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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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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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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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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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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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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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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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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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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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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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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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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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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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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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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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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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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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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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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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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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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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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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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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穆斯林领袖为何谴责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之后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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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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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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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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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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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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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特朗普言论为何越过穆斯林红线？一名美国穆斯林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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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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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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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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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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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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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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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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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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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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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0 次浏览 • 2026-05-12 22:26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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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026-05-12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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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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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29岁的穆斯林妇女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新闻 • k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5 次浏览 • 2022-11-19 09:04
Ruwa Romman 还记得她还是一个8岁的女孩时，坐在校车后面，她的同学们指着她的房子并爆发出恶毒的笑声。"炸弹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嘲笑道，造谣她的家人是恐怖分子。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查看全部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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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wa Romman 还记得她还是一个8岁的女孩时，坐在校车后面，她的同学们指着她的房子并爆发出恶毒的笑声。"炸弹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嘲笑道，造谣她的家人是恐怖分子。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年仅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穆斯林议员
新闻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7 次浏览 • 2022-11-10 09:27
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纳贝拉-赛义德(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查看全部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查看全部
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纳贝拉-赛义德(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Mehmet Oz博士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但他在穆斯林社区并不太受欢迎
新闻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9 次浏览 • 2022-11-07 08:51
再过几天，宾夕法尼亚州可能会选举Mehmet Oz博士进入参议院，这将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查看全部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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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宾夕法尼亚州可能会选举Mehmet Oz博士进入参议院，这将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美国穆斯林如何扎根祖辈知识？用伊斯兰建立文化抵抗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8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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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古兰经》，罗马章（Sūrat Ar-Rum）3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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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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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马尔科姆·X：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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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古兰经》，罗马章（Sūrat Ar-Rum）30:22。
• 祖海尔·阿卜杜勒-拉赫曼（Zohair Abdul-Rahman）与纳齐尔·汗（Nazir Khan），《灵魂的分类：一种伊斯兰精神人格理论》，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访问日期：2019年2月20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en ... ity/.
• 《古兰经》，寝室章（Sūrat Al-Hujurat）49:13。
• 伊本·泰米叶（Ibn Taymiyya），《沙姆的优越与美德》（Faḍā’il Wa Manāqib Al-Shām），伊斯兰之路（Tarīq al-Islām），2012年5月12日，https://ar.islamway.net/article/10323
• 伊本·贾兹（Ibn al-Jawziyy），《关于苏丹人和哈巴什人优越性的启示》（Tanwīr Al-Ghabash Fī Faḍl Al-Sūdān Wa Al-Ḥabash），沙米拉图书馆（Al-Maktaba al-shamila），1998年/1419年，http://shamela.ws/index.php/book/5748.
•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Umar Faruq Abd-Allah），《伊斯兰与文化律令》，绿洲倡议（The Oasis Initiative），访问日期：2019年2月20日，https://www.theoasisinitiative ... tive.
• 大英百科全书编辑部，《萨尔曼·法里西（Salmān Al-Fārisī）| 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圣门弟子》，大英百科全书，访问日期：2019年2月20日，https://www.britannica.com/bio ... ri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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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ancestral-knowledge-and-american-muslims-rooting-cultural-resistance-in-islam
原文标题：Is it Cultural or Religious? The Role of Culture in Islam
作者：Dr. Muhammad Khalifa、Dr. Omar Suleiman、Dr. James Wright、Dr. Nimo Abdi
作者简介：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Dr. Muhammad Khalifa）：穆罕默德·哈利法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组织领导力、政策与发展系的罗伯特·贝克（Robert Beck）讲席教授。他的研究探讨了城市学校领导者如何实施文化响应式领导力及反压迫的教学实践。他撰写了大量关于学校中少数群体学生身份认同的文章，以及学校如何成为青年解放空间的论述。除了此前在底特律担任城市教育工作者的经历外，他还曾与非洲和亚洲的教育部长合作，帮助他们制定教育目标和改革方案。他是新书《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哈佛教育出版社）的作者。他还是另外三本书的联合编辑：《城市教育领导力手册》（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成为批判者：社会正义学者的崛起》（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以及《从学校到监狱的管道：文化与纪律在学校中的作用》（Emerald Books出版社）。哈利法博士最近还在顶级教育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包括《教育研究评论》、《教师学院记录》、《QSE》、《城市评论》、《教育管理季刊》和《种族、民族与教育》等。哈利法博士开发了一种先进的在线“公平审计”工具，供美国学校使用——这是一种基于研究的方法，旨在减少学校中的成绩和纪律差异（已调整）。通过文化响应式学校领导力研究所，他和他的团队正在开发学习模块，以帮助学校实现文化响应（crsli.org）。奥马尔·苏莱曼博士（Dr. Omar Suleiman）：伊玛目奥马尔·苏莱曼是雅金伊斯兰研究所（Yaqeen Institute for Islamic Research）的创始人和主席，也是南卫理公会大学（SMU）研究生文科课程中伊斯兰研究的兼职教授。詹姆斯·赖特博士（Dr. James Wright）：撰稿人 | 詹姆斯·赖特博士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教育领导力专业的助理教授。赖特的研究议程重点在于教育管理和领导力如何重写整个教育领域中的历史性不平等。他曾担任国际学校的K-12学校管理人员，并在埃及开罗担任教育顾问。尼莫·阿卜迪博士（Dr. Nimo Abdi）：撰稿人 | 尼莫·M·阿卜迪博士是明尼苏达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的助理教授。她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获得了教育管理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移民和难民教育，特别是与文化、种族和宗教多样性相关的领域。她的主要方法论包括现象学、去殖民化理论/方法论以及话语分析。
副标题：文化抵抗指南：美国穆斯林如何从祖辈智慧、信仰和社群中重建身份
摘要：本文探讨美国穆斯林如何通过祖辈知识、文化记忆和伊斯兰信仰建立抵抗力。作者强调，面对同化压力和文化边缘化，穆斯林需要从家庭、社群、历史和信仰传统中汲取力量。
图：这是文化问题还是宗教问题？ 文化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
我们反对邪恶，反对压迫，反对私刑。 如果你不反对压迫者和施暴者，你就无法真正反对那些恶行。 你不可能既反对奴隶制又支持奴隶主；你也不可能既反对犯罪又支持罪犯。 事实上，穆罕默德先生教导说，如果当代白人能从真实历史的角度审视自己的种族，他们自己也会成为反白人主义者。 ——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
引言
正如马尔科姆在离开伊斯兰民族组织（Nation of Islam）之前的许多言论一样，大多数穆斯林会设法提取他话语中的益处，同时剔除其中伊斯兰教所反对的部分以及对穆罕默德先生的提及。 许多美国黑人穆斯林对马尔科姆兄弟这番话的实质内容并无异议。 许多与穆斯林占多数国家有着更直接渊源的美国穆斯林，可能会思考这对他们在这一种族化空间中的生存与长久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许多白人穆斯林归信者可能会感到困惑，试图解读他在这些话语中对他们自身形象的描述及其所涉及的纠葛。 我们在本文中更深入地反思了这种群体差异，但马尔科姆所展现的内容确实有着极其深刻的意义——他基于对当时种族压迫运作方式的深刻认知来控诉美国白人社会的能力，他拆解并重组白人种族认同与殖民压迫手段的能力，以及他最敏锐、最显著的特质——即他毫不掩饰且条理清晰地批判白人至上主义，这一切都表明了我们所称的“祖先知识”的存在。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祖先知识”，以及它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总的来说，祖先知识（AK）是由原住民的本体论、认识论、书面与口头的文化认知方式以及精神传统所构成的知识体系。 在我们致力于定义并分享祖先知识的应用案例时，首先要简要描绘殖民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各个方面。 将这段历史置于语境中进行考察是必要的，因为西欧殖民主义有着卑劣的历史，特别是他们通过将其他所有知识描述为原始的、反现代的，最终使其变得晦涩和隐形，从而贬低了这些知识的地位。 事实上，这包括了那些因殖民或奴役而被迁移的少数群体。 在此，我们探讨霸权主义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如何边缘化少数群体的相关理论。
当我们把祖先知识推向自身认识论考量和导航需求的前沿时，我们利用这篇文章来强调其他几个要点。 第一，伊斯兰教内的文本经典和历史实践一直对祖先知识保持着深度的包容，甚至可以说是鼓励。 第二，在美国，一些公共穆斯林空间（如清真寺和伊斯兰会议）由民族中心主义者领导（尽管他们出于好意），这些人无法理解（或不愿考虑）他们是如何通过将自己独特的祖先知识置于这些空间的中心，从而将特殊情况普遍化，进而实现空间霸权的。 因此，正如白人种族知识被隐形化并由此成为正常或标准知识一样，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也进入了这些穆斯林空间并成为了标准。 “我们就是这样被教导的”这类评论往往是基于独特历史的地方性知识产物，却被当作“伊斯兰知识”来传播。 在此，我们认为基于移民背景的祖先知识本身并不是问题，只要它被识别并定位为一种特定的祖先知识，且这种知识在多元的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可能有用，也可能并不值得关注。 第三，我们指出，从基本层面来看，美国本土群体（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美洲原住民）的祖先知识在穆斯林空间中应得到比目前更高的重视。 这可以作为一种呼吁，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审视这些本土群体所拥有的基于社区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这将有助于我们应对压迫性的美国体制——例如殖民性、白人至上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这并不是建议将原住民的祖传知识异国情调化或据为己有，而是为了提升那些极其重要却大多未被认可的资源，正是这些资源在历史上使这些群体得以生存和繁荣。
伊斯兰教内的文化知识与生活经验
伊斯兰教不仅反驳了任何关于多样性是弱点的说法，还鼓励我们作为个人和社会，去发掘造物主赋予每个民族独特的最大优势。 《古兰经》提到，语言、肤色和文化的多样性是给有知识之人的迹象。 正如它鼓励我们认清自己独特的个性并追求卓越一样，它也鼓励各个国家和民族发掘自身的文化与个人优势，并利用这些优势去实现通过伊斯兰教而变得纯净的高尚目标。 我们应当接纳这些文化，并以互利互惠的方式“相互了解”。 这一点在早期伊斯兰学者撰写的关于文化与部落美德的许多书籍中显而易见，例如伊本·泰米叶所著的《大叙利亚人民的美德》，以及伊本·贾兹所著的《照亮黑暗：黑人与埃塞俄比亚人的美德》。
随着伊斯兰教传遍世界，穆斯林群体通过与各种文化的互动而变得更加丰富，因为伊斯兰教旨在提升而非抹杀这些文化中固有的美好事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就像是一个与万物互动的过滤系统。 有益的得以通过，有害的则被过滤掉。 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拉博士对此做了精辟的总结，他写道：“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文明将本土的文化表达形式与神圣法律的普遍准则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它在世俗之美与永恒真理之间取得了平衡，从中国腹地到大西洋沿岸，展现出如孔雀开屏般绚烂的多元统一……在历史上，伊斯兰教表现出对文化的包容，在这方面，它常被比作一条清澈见底的河流。 它的水（伊斯兰教）纯净、甘甜且赋予生命，但它本身没有颜色，而是映照出它所流经的河床（本土文化）。”
当波斯人萨尔曼皈依伊斯兰教时，他的文化底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他没有被阿拉伯化，也没有因为不是阿拉伯人而被看轻，他的文化也没有被以那种对非波斯同伴毫无益处的方式所猎奇。 相反，他以其全部的人生阅历被接纳，并受邀参与到最大限度发挥这个穆斯林群体潜力的事业中。 当我们想到拥抱文化时，或许只会想到音乐、服饰和食物。 但萨尔曼最显著的贡献在于，他建议采用一种波斯战术，即在麦地那城周围挖掘壕沟，以抵御麦加人的猛攻，因为他的族人过去常以此法对抗罗马人。 这表明先知穆罕默德 ﷺ 和他的同伴们非常重视萨尔曼的知识和生活经验。
有些人认为，如果除了《古兰经》和圣训之外还去接触其他事物，就等于暗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或神圣启示是不充分或不完整的。 这种断言在许多方面都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伊斯兰法学中的准则是：除非有证据证明禁止，否则万事皆为许可（信仰问题除外）。 其次，我们并不是说伊斯兰教是一个没有解决方案或框架的宗教，而是说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只要其他思想中的有益之处不与神圣来源所确立的原则相抵触，这些框架就不会否定它们。 例如，哈吉·马利克·沙巴兹（马尔科姆·X）在1964年朝觐归来后曾有名言，称伊斯兰教拥有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方案。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继续践行那些他在踏上朝觐之旅前就已获益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与他的伊斯兰正统信仰相符，且对他的社群有益。 他并没有停止做一名非裔美国人。 马尔科姆在明确的反种族主义传统和框架中找到了安宁，这些传统和框架无需从其他体系中关于平等的模糊经文中推演出来；同时，他在通过《古兰经》和圣训完善自身及其使命的前后，在实施许多有益的事物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那些将《古兰经》和圣训仅仅视为一套限制性法律，而非将其视为赋予我们力量以实现个人与社会最大潜能的伦理与价值观源泉的人，是对他们所声称捍卫的这些源头极大的不公。 认为严格文本之外的知识毫无益处的论调，不仅是不正确和有问题的，甚至是破坏性的。 从传统上讲，这种观点剥夺了伊斯兰历史中伟大的体系，如“目的论”（Maqasid）、“法理学基础”（Usul）、“法理原则”（Qawaaid）和“独立裁决”（Ijtihad），这些体系以一种能够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在微观层面充分发挥潜力的方式，阐明了伊斯兰永恒的宏观目标。
一个关于教育的当代案例
要理解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探讨一个在美国被广泛讨论，但大多数美国穆斯林社区通常未予关注的当代议题——“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管道”（SPP）。 简而言之，SPP指的是将黑人、拉丁裔和原住民青少年系统性地进行纪律处分并最终将其逐出学校的现象。 与犯下同样过错的白人同学相比，他们受到正式或非正式纪律处分的频率要高得多。 由于学校资源官员（驻校警察）的介入和法律传票的使用，这些学校纪律处分措施已成为少数族裔青少年进入“监狱工业复合体”的入口。 因此，SPP正迅速成为美国当下最严重的人权不公之一，穆斯林理应予以谴责。 总的来说，穆斯林领袖似乎并未意识到SPP及其结构、细微差别和后果；即便他们有所察觉，也大多保持沉默。 然而，美国教育部和联邦民权办公室已经发现，这是一个系统性且普遍存在的问题，影响着数百万少数族裔学生的长远人生机遇。 此外，无论是“政策”还是“法律”，既不是导致SPP的最大原因，也没有对SPP的改革或解决做出贡献。 相反，真正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需要学习解放性的教学实践、反思霸权认识论，并接受在职培训，从而获得解决这一问题的工具。
伊斯兰的目标如此强调为弱者伸张正义，并要求向所有人提供获取知识的途径，然而穆斯林在当代年轻人最核心的民权问题之一上却表现得明显沉默，这究竟是为什么？ 虽然伊斯兰教的宏观承诺（即伊斯兰法的主要目标，如保护智力、财富乃至人类自身）适用，但在微观层面上，“祖先知识”——一种植根于历史、具身化的知识——大有可为，并能为美国的穆斯林带来巨大裨益。 几个世纪以来，美国的黑人和原住民一直利用具身化知识（例如基于社区的抵抗运动，这些运动为组织系统和结构提供了参考）来对抗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在解决更广泛的压迫问题时，有许多伊斯兰伦理可供借鉴，但我们该如何将这些伦理转化为具体的机制，以引领学校发展、揭露霸权与压迫、重塑权力结构、重新确立少数群体学生的认识论地位，并或许通过几项新政策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大多数需要解决的问题永远无法通过任何类型的法律或新政策来解决。 这些问题往往属于认识论范畴，即关于压迫性和种族化话语的观念会变得尤为突出。
西方的知识足够吗？
多年来，许多穆斯林投身于各种反压迫组织之中。 经常听到年轻穆斯林说：“既然穆斯林在这个问题上不作为，而且也没有相关的‘伊斯兰知识’，那我就加入那些已经在为反抗不公而奋斗的组织吧。” 虽然我们强烈鼓励参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美国移民委员会（American Immigration Council）等组织的具体议题，但许多人完全依赖西方化的方法来解决由西方殖民项目引起的问题，几乎不考虑任何非西方的方法来补救诸如SPP之类的问题。 这非常有问题，它表明穆斯林在理解我们自身在反抗不公、应对环境和引领前行方面的智慧时，缺乏清晰的途径。 此外，这表明这些由西方引发的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西方的批判性方法来解决。 到目前为止，这种做法并未奏效，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欢迎那些起源于某些穆斯林社区（例如，在黑人原始伊斯兰运动中形成的社区）的祖辈知识。 正是在这里，我们更深入地审视了西方知识的效用，它将所有非西方和非白人的知识（即许多穆斯林所持有的祖辈知识）贬低的做法，以及权力在赋予西方知识特权中所扮演的角色。
某种文化更优越吗？
祖辈知识与权力有着深刻的联系，具体而言，即谁有权将自己的知识作为标准知识提出来。 一个例子是我们如何概念化和谈论“文化”。 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归结为食物、语言和服饰，偶尔也包括代表文化的具体行为。 例如，许多讨论文化的穆斯林会提到一段圣训，其中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试图阻止一些埃塞俄比亚同伴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面前舞动长矛。 先知穆罕默德 ﷺ 阻止了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的干预，并允许他们继续进行舞蹈和文化活动。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其中的教训是：欧麦尔 رضي الله عنه（愿主喜悦之）和阿拉伯人做一件事，非洲人做另一件事，让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空间里和睦相处。 但先知穆罕默德 ﷺ 同时也在创造一个真正认可并包容人们各自文化的空间，将他们所有人置于平等的范围内。 他本人 ﷺ 以身作则，尝试用不同语言与来自这些多元社区的孩子们交流，并让自己熟悉他们丰富的文化。 试想一下，如果美国的穆斯林领袖们在涉及权力问题时强调这一点，并因此愿意处理在种族化和后殖民空间中存在的各种权力等级制度，那会怎样。 也许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今天美国穆斯林公共空间中偶尔出现的白人/棕色人种至上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即使这完全是无意的。
唯一不容置疑的权威应当是《古兰经》、圣训以及基于此进行阐释的学术。 然而，关于何者更接近《古兰经》与圣训的假设，往往取决于清真寺内占主导地位的群体对某种习俗的熟悉程度，而这些群体通常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 正如谢尔曼·杰克逊（Sherman Jackson）博士所写：“移民伊斯兰体现了一种将特殊性普遍化的习惯。” 它将现代穆斯林世界中基于历史背景形成的伊斯兰表达方式，奉为各地穆斯林的规范标准。 事实上，它将自身对伊斯兰的理解，等同于对某种未分化的本体论现实的简单、直接的感知。 按照这种方法，“真正的伊斯兰”无论走到哪里都只能呈现出一种形式。 在此过程中，移民伊斯兰的阐释通过默许否认其本身就是一种阐释，从而有效地使其免受批评。” 这使得它无法将任何形式的“自我认证”传递给美国黑人穆斯林。 结果，后者被迫在没有自我认证的权力或可能性的情况下前行，这使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掌握“真正伊斯兰”的移民和海外人士所设定的、真实或想象中的期望，来审视他们作为美国黑人的现实。
西方化与文化知识灭绝
鉴于权力在决定谁的知识被视为可信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在探讨祖先知识之前，我们需要简要讨论另一个概念：殖民化。 如果不深入审视西方化以及那种有意或无意地扼杀祖先知识的殖民化和种族化背景，我们就无法正确评估祖先知识的价值，即一些学者所称的“文化知识灭绝”；也就是对本土知识体系的系统性破坏。
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将西方化解释为对特定西方知识和视角的特权化与经典化：
- 知识的控制是通过否定某些类型的知识并赋予其他类型知识特权来实现的；- 对非西方视角和认识论的否定在学术界已被广泛讨论；- 这意味着西方认识论结构的特权化，这些结构构建并定义了特定的文化、身份和人群。 在我们深入探讨祖先知识（Ancestral Knowledge）之前，理解为什么我们往往无法识别其价值至关重要。 理解殖民主义及其所有表现形式和持续不断的再生产过程，对于理解殖民知识的背景绝对至关重要。
定居者殖民主义是一种殖民形式，它在非殖民者原住民的群体中维持着实质性的帝国权威和存在。 例如，法国离开了加蓬，因此虽然殖民主义的某些因素依然存在，但它并非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然而，欧洲人从未离开过美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定居者殖民社会。 在这样的空间里，所有形式的土地、经济资源、智力资源，以及最重要的人体和资本，都被置于为西方全球资本主义国家输送财富的位置。 遗憾的是，在一些定居者社会中，几乎不可能看清回归的路径。 诸如监视、监护征赋制（encomienda）或强迫奴役、人口减少、身体等级制度、学校、标准化考试以及同化途径等机制和技术，都被用来维持殖民国家的控制。 这些内容可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探讨，但超出了我们此处讨论的范围。
殖民性。 扩展关于殖民主义及其当代影响的讨论，可以通过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所指的“权力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或简称为“殖民性”来阐明。 殖民性的概念建立在欧洲殖民主义的遗产、实践、社会秩序和知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对现代社会和组织实践及规范的影响之上。 殖民性是一种识别现代社会中殖民遗产的视角，其中包括当今普遍且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形式的社会歧视。 殖民性这一概念认为，大众思想、文学、教育课程、媒体和艺术，甚至批判理论与思想（如果不加小心的话），都是其衍生品。
殖民性被认为渗透到了美国几乎每一个社会系统中，包括大多数组织的组织原则和领导行为、美国的种族等级制度，以及那些推崇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和知识生产与传播等级的文化体系。 但作为穆斯林，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一点呢？ 我们难道不应该抵制这种压迫吗？ 我们甚至意识到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吗？ 我们一方面在学校伊斯兰恐惧症欺凌等问题上投入巨大精力，另一方面却忽视了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知识和能力，最终反而去为我们所抵制事物的另一个分支而抗争，这难道不荒谬吗？
我们今天所引用的许多学者，特别是阿尼巴尔·基哈诺（Anibal Quijano）和沃尔特·米尼奥洛（Walter Mignolo），都在探讨殖民性与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关联。 根据米尼奥洛的观点，随着欧洲人殖民美洲，殖民性作为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应运而生，它建立在将西方文明和现代性视为历史终点，并将欧洲视为世界中心的观念之上。 殖民性是西方现代性的阴暗面，是一个由西方男性和机构自文艺复兴时期起创建并控制的复杂权力矩阵，随后在二十世纪末受到“基督教”神学和新自由主义指令的驱动。
米尼奥洛的意思是：关于穆斯林为何需要现代化的讨论，直接与西方定义和控制所有从属民族（包括穆斯林）的需求纠缠在一起。 “现代性”的要求是：如果你想在当今世界变得理性并最终获得成功，就必须放弃定义你的一切。 这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关于技术转型的问题。 它是认识论、历史和文化层面的问题。 因此，将西方文明定性为现代、先进和进步的，而将包括伊斯兰在内的所有其他文明视为某种程度上的缺陷、落后和非人，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西方空间（及其全球影响力，甚至延伸至全球南方）内部形成了特定的等级制度。 以下是这种情况如何发生的几个例子：
——对阿拉伯人和南亚人的东方主义：衰落、堕落、颓废，但同时又是一种暗藏背叛的忠诚。 ——对加勒比地区人民的热带化描述：异国情调、异教徒式、懒散、丰满且肉欲，集于一身。 ——对非洲人民的原始主义描述：野蛮、幼稚、部落化、淫荡、非理性、多产、亲近自然、天真，且显然处于不发达状态；文化上的不发达与危险、野蛮和非理性的暴力交织在一起。 无论需要什么样的定性来有效地殖民一个民族，这些定性总是通过媒体工具和教育系统被部署出来。 因此，在过去，当穆斯林试图应对这些现实时，他们往往倾向于依赖《古兰经》中关于“有经人”的经文。 挑战在于，相比于宗教，殖民性（Coloniality）是对美国外交/殖民政策行为更为精确的解释。 美国政府直接对六位以上非洲总统/总理的死亡负有责任；美国政府还对罢免数十位世界领导人负有责任，其中主要是非穆斯林。 这仅仅是在非洲大陆上发生的情况。 美国政府曾试图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到200次。 这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殖民性传奇。 因此，如果不将关于宗教压迫的经文与其他经文结合起来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就会丢失很多信息。 因此，殖民性和全球资本主义结构不仅对穆斯林，而且对所有人都是压迫性的。 总之，我们在美国所面临的不公正，与其说是因为它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不如说是因为它是一个拥有无处不在的殖民性结构的定居者殖民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处于这种境地，我们不仅是殖民帝国的公民，更是殖民性的社会和政治代理人。 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那些既无法用基督教经文来解释，又没有在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明确回应的压迫性制度呢？ 安拉说：
“我确已派遣我的众使者，并降示他们天经和公平，以便人类坚持正义。”（《古兰经》57:25）
我们转向这类以及其他许多体现了对正义坚定承诺的《古兰经》经文。 然而，如果穆斯林不了解美国式的压迫、权力和特权是如何运作的，从而可能成为了这些现象的助推者，那么他们又怎能理解像“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这样的现代现象呢？ 此外，如果伊斯兰文献中没有关于学校教育或学校内部压迫行为的具体论述，我们的宗教难道不要求我们运用纯粹的伊斯兰伦理来审视这类问题吗？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将“祖辈智慧”视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祖辈智慧
那么，究竟什么是祖辈智慧？ 祖辈智慧指的是认识论，即一个人在解读世界时所携带的一切认知。 话语、文学、语言、各种阅读材料、与警察打交道的个人经历、电影、连环画、性别、残障和种族，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事物，都在影响着一个人的认识论。 祖辈智慧涵盖了那些古老的文化习俗；那些圣贤的智慧；那些被用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维护文化和宗教实践的成语、诗句，甚至是话语。 祖辈智慧曾被描述为“落后”并为了虚假的现代性承诺而被抛弃，但它在新的土地上，甚至在西方社区中，正被共同构建并重塑。 换句话说，祖辈智慧虽然源于我们的祖先，但它是一种活生生的知识：它体现在那些将其传承下去的人们身上。 这是一种具身化的知识，它不断地影响着我们最根本的存在原则。
因此，这种挖掘和重拾祖辈智慧的需求，是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抹除、压制、污名化、排斥，以及对这种“认识论灭绝”事实的隐形化之后产生的。 事实上，传统的伊斯兰知识为祖先知识提供了参考，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必须规范我们的祖先知识。 因此，当古莱什部落和早期的麦加人援引他们的祖先来证明其多神崇拜的合理性时，神圣的启示对此提出了挑战，并指出他们最真实的祖先知识实际上是一神论（即易卜拉欣先知以及最初建造克尔白背后的意图）。 有些祖先知识——包括本体论和认识论——被认为与伊斯兰教完全不相容，例如希腊人关于世界永恒性的观点、多神教阿拉伯人通过占卜进行预言的做法、以及神秘学或巫术等。
然而，先知穆罕默德 ﷺ 依然引用了蒙昧时代那些蕴含大智慧且不与神圣来源相抵触的诗歌。 他还赞扬了过去人们的优秀榜样，并鼓励各部落通过伊斯兰教的过滤机制发挥其独特优势，以造福穆斯林群体。 只要没有明确的禁令，伊斯兰教始终允许使用任何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包括祖先知识。
由于各种原因，祖先知识在社区的不同群体中一直被忽视。 一些群体似乎被设定为排斥一切非西方的事物，他们对第一代移民的批评流露出一种独特的穆斯林世俗心态。 在另一个极端，有些人躲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拒绝任何他们没有深入研究过、且不完全符合他们所认知的“传统”的事物。 这种方法预设了伊斯兰传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 但采取这种方法，我们正在放弃很多东西。 在美国，当我们拒绝祖先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否定那些传奇先贤的智慧，而这些智慧本可以教给美国穆斯林很多东西：从对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深刻抵抗的洪克帕帕拉科塔族领袖“坐牛”，到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的废奴主义论述，再到范妮·卢·哈默的组织工作，以及 W. E. B. 杜波依斯在思考黑人艺术时所提出的愿景：“假设争取平等的斗争已经胜利了。” 他问道：“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因此，我们认为重新认识和找回祖先的知识至关重要，因为我们需要在这个空间里有尊严、安全且人性化地生存。 祖先的知识也由那些不再居住在祖籍地的人们保存并传承了下来。 例如，当美国许多原住民部落被迫迁往美国其他地区，以及非洲人被奴役到美国和拉丁美洲时，他们保留了不同程度的祖先知识，这些知识也随着新环境而演变和适应。 事实上，祖先知识的结构旨在对抗霸权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认识论，它有潜力真正帮助我们和其他人回归伊斯兰传统，从而改善、验证并美化我们的信仰，使我们有能力在这些认识论所带来的抹除和困惑中生存下来。
祖先知识在传播、融合与挪用中演变
祖先知识往往会被重新诠释，并与其他原住民社区的实践相结合，有时甚至与殖民者和奴隶主共同构建。 此外，祖先知识还被西欧人挪用，甚至直接剽窃。 但与此同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所说的“中间地带”——即一种混合的、新构建的空间，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通过挪用、抵抗甚至同化，从而成为某种新的存在——是有可能的。 祖先知识在此发挥了作用，帮助像马尔科姆·X（Malcolm X）和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这样的人推动了一些在非洲或美国此前从未出现过的东西——即最终改变了世界的新形式的祖先知识。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所有学生的重要基石
在思考殖民性（即“现代性的阴暗面”）和祖先知识时，我们需要在这里强调一点。 我们必须愿意将祖先知识作为核心，这不仅是为了抵抗压迫，更是为了肯定我们自己、我们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的价值。 例如，许多教育工作者将各类祖先知识视为选修课中的一个科目。 遗憾的是，这种理解将继续使祖先知识边缘化和异国情调化，并剥夺我们从非洲人和阿拉伯人的口头传统中汲取智慧的机会，这些传统蕴含在诗歌、古兰经的背诵及其他模仿式学习方法中，也存在于原住民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非洲）的成人礼中，以及在底层民众通过社区赋权来定义自我的方式中等等。这些都是具有巨大价值的祖先知识，绝非仅仅是前现代或异国情调的产物。 克里斯汀·斯利特（Christine Sleeter）教授发现，当新西兰以“Te Kotahitanga”教学法为核心时，其前提是“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的方法对所有人也有效，但对‘所有人’有效的方法未必对原住民学生有效”；结果所有学生，尤其是原住民学生，甚至包括白人学生，都得到了成长并从中受益。 以祖先知识为核心，有助于使殖民者和奴隶主的后代人性化，这对每个人都有益。
我们的伊斯兰，我们完整的经历，以及我们全部的潜能
在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关于“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School-to-Prison Pipeline）的讨论。 我们曾提到，这是当今年轻人所面临的最恶毒的压迫形式之一，而穆斯林对此大多保持沉默。 我们大多数人无法从我们的宗教中提取出相关的教训，来应对这一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从学校到监狱的输送带”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问题，显然也无法仅仅通过政策来解决。 正如我们上面引用的关于正义的经文所言，第一代和第二代非原住民穆斯林往往不受此影响，但这并不重要。 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依赖神圣传统和经典生活的穆斯林，对于这些与我们并肩生活、深受压迫的数百万人，我们却束手无策。
然而，我们确实拥有一些传统：非裔美国人发展出了“双重意识”、“黑人解放神学”、“伊斯兰民族”（Nation of Islam）、“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形式的抵抗运动。这些都是独特的认识论和祖先知识形式，是专门为应对这里独特的压迫形式而发展出来的。 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是否只会审视这些祖辈传承的知识，却无法提出任何有意义的贡献或替代方案？
那么，作为坚定的美国穆斯林，我们该如何充分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呢？ 总结如下：
——祖辈传承的知识是原住民和少数群体（包括穆斯林）学生认识论的核心，剥夺他们接触这些知识的机会是一种深层的压迫，会持续导致学生在学校中被边缘化。 ——基于西欧式的殖民主义，美国学校在过去被设计为旨在根除所有类型的祖辈知识，并优先考虑西欧、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认识论。 ——殖民性研究学者认为，这种对祖辈知识的根除企图已植入社会、社区、组织和学校的结构之中，并将自动自我复制。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反压迫的立场，不仅要认可祖辈传承的知识，还要推广它，并将其作为我们领导、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核心。 ——祖辈传承的知识有能力挑战种族等级制度，并抵制那些可能渗透进我们现有空间的新型等级制度。 例如，富裕移民群体所珍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议题占据主导地位并受到过度关注，这不应成为我们穆斯林社区整体战略的决定性因素。 这实际上正导致许多被剥夺权利的归信者在进入伊斯兰教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离开。 我们可以利用宗教文本，同时也利用祖辈传承的知识，来抵制那些导致美国清真寺阶层分化的新型等级制度。 这绝不是建议我们应该排斥移民，或者不为庆祝我们多元化穆斯林社区中美好的文化和经验留出空间。 这仅仅意味着我们不应厚此薄彼，尤其是不能打着“更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旗号，而实际上那只不过是社区中某一部分人的表达方式，或者对他们而言更方便而已。
- 从政治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意识到，像SPP这类问题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穆斯林，只不过他们通常不是那些在主流空间里代表我们或被纳入我们战略的人。 而提升受压迫者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伊斯兰议题，无论受压迫者是原住民还是移民。 这触及了否定文化或原住民经验所带来的更深层问题之一。 这种“隐形化”的后果不仅体现在斋月期间清真寺的饮食上，也体现在社区的社会和政治议程中。 这不仅仅是关于因被排斥在空间之外而产生的受伤感，更是关于这种排斥有意或无意地对社区造成的实际伤害。
- 祖先的智慧深深植根于原住民、少数群体和有色人种之中，但我们许多人并不知道如何在我们的社区内获取这些智慧。
- 最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中的一些人实际上利用“现代性”的话语来排斥和批判穆斯林公共空间中所有的祖先智慧；与此同时，另一些人则以霸权的方式实践着他们的祖先智慧，因为他们自己也无法识别出这些智慧。
- 许多移民到美国的穆斯林在面对自身的祖先智慧时感到挣扎，并无意中用那些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认同的理念去殖民其他空间。 其结果不仅是像“Fair and Lovely”美白霜那样迎合了被误导的审美标准，更是以殖民者的文明和进步标准来评判现有的原住民社区。
- 通过祖先智慧进行赋权的呼吁，并不会否定我们移民穆斯林社区巨大的遗产和经验，也不应被视为对他们的攻击。 来自这些社区的有益的祖先智慧，已经在教育和医学等领域带来了重大进步。 此外，对清真寺建设、清真食品消费以及学生组织工作的重视，也有助于增强整个社区的身份认同。 这些举措中的许多内容，都是基于对许多移民穆斯林社区原籍国中占领行为或试图抹除穆斯林身份的抵抗。 欧洲中心主义对原住民祖先知识和认识论的抹除，与18世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中伊斯兰话语所遭受的抹除如出一辙，这迫使穆斯林不得不使用与自身信仰基础不相容的认识论框架来运作。 这一切并非暗示伊斯兰教本身不足，或仅仅是为其他思维方式提供一种语言；相反，伊斯兰教的卓越之处在于，它在邀请人们进行体验和探索的同时，提供了范式和准则，帮助我们从本源出发，通过亲身经历，最终实现取悦造物主这一终极目标。 最后，我们看到了祖先知识与传统伊斯兰思想进行更深层次互动的契机。 事实上，随着伊斯兰教进入并融入数百万平方英里土地和数百个国家的文明中，它最终确实与各地的文化知识和历史产生了对话，并深入其中。 请记住，祖先知识是具象化的，因此可以与伊斯兰法律、法学及其总体精神进行辩证互动。 我们在本文中论证，祖先知识是植根于历史且在当地存在争议的文化知识，当地人民一直利用它来驾驭、理解、抵制和再造本土环境。 如果表现得好像伊斯兰教对这一切视而不见或不予接纳，那实际上是遗漏了伊斯兰历史传统本身的一部分。 这方面的例子在先知穆罕默德 ﷺ 的传记及其后的历史中比比皆是，且并不局限于某一个地理环境。 安达卢斯、波斯、廷巴克图、奥斯曼帝国和乌兹别克人的遗产是多么丰富，却又各具特色？
那么，这在抵抗运动和共同斗争的背景下具体意味着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到马尔科姆·X（Malcolm X）身上，他曾被其朋友兼导师赛义德·拉马丹（Said Ramadan）博士质疑：在马尔科姆皈依正统伊斯兰教后，他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伊斯兰教义。
赛义德·拉马丹：
像你这样拥有如此精神、智慧和全球视野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伊斯兰教自诞生之初的主要特征呢？它是一项毫无疑问地确认所有种族在民族学上是统一且平等的使命，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种族主义这一怪物的根源。
马尔科姆·X：
我首要的责任是面对我那2200万同胞，他们和我一样，因为肤色而遭受着同样的屈辱。 令我沮丧的是，直到现在，穆斯林世界似乎一直忽视了美国黑人的问题，而且大多数从穆斯林世界来到这里的穆斯林，比起美国黑人，他们似乎更热衷于去感化美国白人。 我认为穆斯林世界应该意识到，在西方，伊斯兰教最肥沃的土壤就是美国黑人。 这绝非意味着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是表明我们足够明智，懂得将伊斯兰教的良种播撒在最易生长的地方……稍后我们可以去“修补”或施肥那些贫瘠的土地，但前提是我们的庄稼已经在美国黑人的心中和思想中扎下了根……如果阿拉伯世界不能确立其作为全球穆斯林领袖的地位，其他势力将会崛起并取代他们的权力中心。 安拉完全可以轻易做到这一点。
马尔科姆热爱他在世界各地结识并从中受益的穆斯林，并曾在公开场合称赞过他们。 但在私下里，他一直在努力向全球穆斯林以及国内民权运动中的非穆斯林同伴阐明，他认为自己作为美国黑人思想领袖和安拉召唤者的身份之间并不存在冲突。 马尔科姆并不认为成为一名正统穆斯林会抹杀他对抗白人至上主义结构的斗争，这种结构在国内伤害了黑人，在全球范围内则通过殖民主义伤害了穆斯林。 他也不认为他对伊斯兰教的宣教承诺会使他在为整个美国黑人争取权益的斗争中显得不够真诚。 事实上，他试图将非洲人反抗殖民主义的困境、巴勒斯坦人反抗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困境、穆斯林反抗日益增长的帝国主义的困境，以及美国黑人在国内的困境联合起来，形成一场针对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全面斗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伊斯兰教在塑造最完美的马尔科姆方面所展现出的天才之处。 伊斯兰净化了马尔科姆内心深处的种族主义顽疾，同时为他提供了对抗种族主义的范式，这种种族主义曾让他和他的人民一生深受其害。伊斯兰不仅将他的斗争扩展到国界之外，还让他能够继续磨砺自己独特的斗争机制，以对抗那些在美国境内持续摧残他同胞的体制。 因此，1964年朝觐后的马尔科姆能够毫无矛盾地表达以下两点：
过去，是的，我曾对所有白人进行过一概而论的指控。 我绝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知道，有些白人是真心实意的，有些白人确实能够以兄弟般的情谊对待黑人。 真正的伊斯兰向我展示了，对所有白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就像当年白人对黑人进行一概而论的指控一样是错误的。 种族主义者并非美国白人本身，而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氛围，正是这种氛围滋养了白人内心中的种族主义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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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伊斯兰恐惧症完整解读：文化政治如何塑造反穆斯林偏见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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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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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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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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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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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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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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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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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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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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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处境指南：从社会叙事到制度性歧视看伊斯兰恐惧症
摘要：本文从美国社会文化和政治结构出发，解释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被制造、传播并制度化。作者强调，反穆斯林歧视不只是个别人的偏见，也和媒体叙事、安全政策、种族化想象和公共权力有关。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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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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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 莫里（Morey, P.）与亚金（Yaqin, A.） (2011年)。 《构建穆斯林：9/11事件后的刻板印象与呈现》。 剑桥，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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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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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美国社会中的伊斯兰恐惧症如何运作？文化、政治与反穆斯林偏见深度解读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6 次浏览 • 11 小时前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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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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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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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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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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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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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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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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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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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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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欣（Shaheen, J.） (2001年)。 《银幕上的坏阿拉伯人：好莱坞如何诋毁一个民族》。 纽约：Olive Branch出版社。
• 阿尔苏尔塔尼（Alsultany, E.） (2012年)。 《媒体中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9/11事件后的种族与呈现》。 纽约，纽约州：纽约大学出版社。
•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 巴卡利（Bakali, N.） (2016年)。 《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 鹿特丹：Sense出版社。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paper/islamophobia-in-american-society-culture-politics
原文标题：Islamophobia in American Society, Culture, & Politics
作者：Dr. Naved Bakali
作者简介：纳维德·巴卡利（Naved Bakali）博士：纳维德·巴卡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得了教育文化与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他目前是温莎大学反种族主义教育专业的助理教授。纳维德也是加拿大恐怖主义、安全与社会研究网络的附属研究员。他在伊斯兰恐惧症研究、后9/11背景下的穆斯林青年身份认同、难民与创伤幸存者的教育项目，以及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去殖民化领域发表了大量著作。他是《伊斯兰恐惧症：通过穆斯林青年的生活经历理解反穆斯林种族主义》（Brill/Sense出版社，2016年）一书的作者，同时也是《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的教师培训与教育》（Lexington出版社，2021年）以及《殖民性、种族与伊斯兰：反恐战争中全球伊斯兰恐惧症的兴起》（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这两部文集的共同编辑。
副标题：美国穆斯林受到什么影响？从媒体叙事、政策安全化到日常歧视
摘要：本文分析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和政治机制。作者说明，反穆斯林偏见不仅来自个人仇恨，也来自媒体再现、国家安全话语、政策制度和公共文化对穆斯林身份的持续他者化。
图：美国社会、文化与政治中的伊斯兰恐惧症
引言
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复杂现象。 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基础的历史分析，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它在当前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是如何表现出来的。 在此必须指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深受当地地缘政治、文化和社会因素的影响。 因此，伊斯兰恐惧症是一种情境化的现象，在不同的背景下（如加拿大、法国、英国等）可能会有不同的表现。 由于本文旨在对伊斯兰恐惧症进行介绍，为了简洁起见，讨论将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背景下。
许多学者、智库和知识分子对这一术语提出了各种定义。 在本次探讨中，伊斯兰恐惧症是指一种种族主义，它“维持并延续了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负面评价……这些评价塑造并构建了将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视为‘他者’的思维方式。” 伊斯兰恐惧症既表现于公共空间，也表现于私人空间，或者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那样，表现为结构性和私人性。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可以理解为国家认可并合法化伊斯兰恐惧症的方式。 换句话说，这是国家权力如何利用立法、政策和规划来从属和压迫穆斯林，并诋毁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的理论基础，并通过将穆斯林主体安全化而得到认可。 私人伊斯兰恐惧症是指私人行为者对穆斯林主体实施的恐惧、不信任和暴力。 这些私人行为者可以是与国家没有直接关联的个人或机构。 以下章节将对结构性和私人伊斯兰恐惧症的表现形式进行理论化和讨论，这将有助于阐明当前背景下人们对伊斯兰恐惧症的亲身经历。
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伊斯兰恐惧症批判种族理论与法律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始于2001年9月11日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遇袭事件（9/11）之后的新现象。 相反，伊斯兰恐惧症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主义遗产的多种表现形式之一。 批判种族理论是理解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理论框架。 批判种族理论（CRT）是一个理论框架，它将种族主义解释为通过权力关系而存在，旨在维护白人至上主义制度，同时压制有色人种。 在这种范式下，种族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建构。 换句话说，“白人”和“黑人”等术语指的并非个人或群体身份。 相反，它们指的是“一种植根于白人欧洲至上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殖民主义影响下的特定政治与法律结构”。 批判种族理论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理解法律与种族权力之间的关系。 正如批判种族理论家所论证的那样，法律是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的工具。 因此，处于社会秩序所谓“底层”的种族类别，会通过法律体系受到针对、颠覆和惩罚。 批判种族理论家还坚持认为，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之中，是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
所谓种族主义植根于社会，是指对于那些处于权力和特权地位的人来说，它显得很正常，并不被视为异常或反常的事物。 因此，关于特权种族优越性的假设在社会的政治、法律和教育文化中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乎无法察觉。 种族主义作为社会的一个持久特征，意味着它无法轻易被消除。 当法律体系使种族不平等长期存在时，种族主义就变得制度化和系统化了；因此，消除种族主义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斗争和大规模的动员。 通过这一理论框架，人们认为法律一直是被用来维持种族不平等的工具。 审视特朗普时代的穆斯林群体与伊斯兰恐惧症，像“穆斯林禁令”这类立法，不过是旧有法律的升级版，这些旧法曾被用来将穆斯林排斥在美国社会的公共空间之外。
在特朗普总统实施“穆斯林禁令”，禁止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之前的两百多年里，穆斯林在法律上就被禁止成为美国公民。 正如贝敦（Beydoun）所观察到的：“法院在1790年至1944年间禁止穆斯林移民成为归化公民。” 在此期间，穆斯林身份在法律上被视为与美国公民身份相抵触。 因此，穆斯林移民被归类为敌对种族。 这意味着“穆斯林”作为一个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具有威胁性，且无法被同化。 正是在那个时代，通过1790年的《归化法案》，美国试图系统性地保持这个新兴国家“白人”和基督教国家的属性。 因此，公民身份仅限于“白人”基督徒种族，而被视为非白人的种族则被排除在外。 因此，直到1944年，“穆斯林种族”都被视为非白人。 这项针对穆斯林的原始禁令清楚地表明了种族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并且至今依然如此，因为“白人”身份的前提条件就是基督教信仰。 换句话说，1790年的《归化法案》是一个法律如何定义白人身份，并进而决定谁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的典型例子。 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可能被视为“白人”，而穆斯林阿拉伯人则被归为敌对种族，被认为对美国的文化和价值体系构成威胁。 两个多世纪后，我们正在见证这一针对穆斯林禁令的修订版本。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基石之一，是他致力于为美国的政治体制带来重大变革。 这需要摒弃政治正确，同时迎合其支持者群体中野蛮的种族主义态度。 特朗普上任不到一周，就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来自七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穆斯林进入美国。 第13769号行政命令，题为“保护国家免受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通常也被称为“穆斯林禁令”，于2017年1月27日颁布。 该禁令的预期目的是通过修改签证签发相关流程来预防恐怖主义。 因此，该行政命令暂停了伊拉克、叙利亚、苏丹、伊朗、索马里、利比亚和也门等国公民的入境。 此外，美国难民计划无限期暂停了叙利亚难民入境，并将2017年的难民总数限制在5万人以内。 第13769号行政命令受到法院质疑，这导致了该禁令的修订版本——第13780号行政命令的产生。 这一版本的禁令同样受到了法院的质疑。 最终，在第三个版本即第9645号总统公告中，该禁令以5比4的投票结果获得了最高法院的支持。 因此，特朗普政府与此前在“反恐战争”背景下的历届政府一样，通过伊斯兰恐惧症立法，将针对穆斯林的行为合法化了。
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的“9·11”袭击事件及其后引发的“反恐战争”，出台了一系列严苛的法律，这些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穆斯林。 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幌子下，美国出台了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之类的立法，损害了许多基本权利。 根据《美国爱国者法案》的条款，国家被允许监控族裔和宗教团体；无限期拘留被怀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的非公民；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进行搜查和窃听；以“重要证人”为由逮捕并扣押证词可能对案件有帮助的人；使用秘密证据（不让被告接触证据）；将那些被指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人送交军事法庭而非民事法庭审判；以及基于关联罪名驱逐非公民。 由于这些条款，成千上万的美国穆斯林被无理搜捕和拘留、被采集指纹、被驱逐出境，和/或遭受了种族定性。 此外，一些慈善组织被迫关闭或无法继续运营，因为穆斯林担心如果被发现向这些慈善机构捐款，就会遭到调查。 《美国爱国者法案》就是一个例子，说明了法律如何被用作一种工具，通过预防性惩罚的手段来监控特定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群体。
预防性惩罚是指在人们尚未实施任何犯罪或不当行为之前，就对其进行法律上的惩罚。 种族是预防性惩罚概念的核心，因为它建立在“他们与我们不同”这一假设之上。 这种情况，即法律的暂停（即剥夺基本人权）成为了一种常态，可以被描述为“集中营”的泛滥。 集中营是授权“暂停法律并创造出‘没有权利拥有权利’的群体”的空间……集中营是世界规则不再适用的地方。 集中营及其背后逻辑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们将国家实施的暴力行为常态化，将其视为与法律相关的行动，从而使这些暴力行为合法化并被粉饰。 预防性惩罚经常通过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CVE）的项目发生。 自9/11事件以来，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在北美和欧洲的各个城市蓬勃发展。 这些项目虽然没有明确针对穆斯林，但却错误地将数千名年轻穆斯林认定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威胁，其中一些人年仅四岁。 传统上，美国国土安全部（DHS）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与英国的“预防”项目以及其他欧洲模式非常相似。 然而，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该项目呈现出新的特征。 根据昆德纳尼（Kundnani）和海耶斯（Hayes）的说法，
尽管英国政府和欧盟决策者最近不遗余力地将他们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政策重新包装为应对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但特朗普政府却强调关注“激进伊斯兰”。 特朗普过渡团队的官员曾提出将国土安全部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项目更名为“打击激进伊斯兰”或“打击暴力圣战”的想法。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乎所有的“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拨款对象都是执法机构，而针对穆斯林组织以及打击白人至上主义暴力的组织的资助却被削减了。
换句话说，在特朗普政府治下，CVE项目所谓“客观”且超越种族和文化视角来解决暴力极端主义的伪装被彻底抛弃了。 此外，那些本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其社区内部暴力极端主义问题的穆斯林组织也被边缘化了。 特朗普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相关的美国政策，都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是一种“他者”形式，是通过穆斯林主体被引入国家边界的外部输入。 民族主义主体似乎被免除了暴力极端主义的威胁，因为针对白人至上主义者所引发的极端主义的资助被认为是不必要的。 尽管事实上，与那些以伊斯兰之名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相比，白人至上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要严重得多，但情况依然如此。 根据最近的研究，从2008年到2016年，极右翼极端组织（其中大多数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行为数量是穆斯林极端分子实施数量的两倍多。 此外，从2011年到2016年，美国只有12%的恐怖袭击是由穆斯林实施的；而在此期间，超过一半的袭击是由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分子和其他极右翼团体实施的。
诸如《美国爱国者法案》、国土安全部的CVE项目以及其他形式的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都在强化穆斯林作为“他者”的观念。 本质上，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创造了合法的空间，将穆斯林主体排斥在民族主义空间之外，使得正当程序和平等权利的暂停成为常态，而非例外。 这种“他者化”进一步使私人主体所实施的伊斯兰恐惧症合法化。 在描述了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及其通过国家制定的法律、政策和项目所表现出的形式之后，我们现在转而讨论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及其表现形式。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威胁性的穆斯林男性、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以及“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
私人领域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结构性伊斯兰恐惧症一样，需要加以阐明，才能理解穆斯林是如何以及为何被构建为“他者”的。 私人个体和机构所表现出的不容忍、偏执和偏见行为，其背后都支撑着某些关于穆斯林身份和伊斯兰教的假设与先入之见。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是一部奠基性著作，它极大地促进了当代社会对伊斯兰恐惧症在美国社会中如何及为何显现的理解。 萨义德认为，东方学是“一种基于‘东方’与（大多数时候的）‘西方’之间本体论和认识论区别的思维方式”。 萨义德指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学者、艺术家和学术界人士的作品中，都存在着东方主义思想。 通过分析这一时期的欧洲经典文学作品，萨义德观察到其中存在着歪曲、过度简化和二元对立，这些内容将西方构建为与东方截然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认为，东方主义者将东方或“东方世界”视为过度感性、原始且与西方暴力对立的存在。 萨义德指出，这些对东方的看法延续了一套固定的形象和刻板印象，完全忽视了东方世界内部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这些对东方的看法成为了西方想象中穆斯林主体的重要隐喻。 萨义德的著作虽然早于许多其他研究反穆斯林种族主义的文献，但至今仍具有奠基意义。 正如库马尔所指出的，许多东方主义神话在关于伊斯兰教的主流西方话语中依然存在。 这些神话包括：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延续性别歧视的单一宗教；认为穆斯林缺乏理性和逻辑，或无法实现民主与自治；以及认为伊斯兰教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宗教。 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这些隐喻中的许多已被重新构建，演变成了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形象。
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对9/11袭击的报复性战争。 这是一场没有明确时间表、没有特定目标，且针对的敌人定义模糊的战争。 这场战争将世界划分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即你要么“与我们站在一起”，要么“与我们为敌”。 在这种简单化的逻辑下，“自我”与“他者”被塑造成彼此扭曲的镜像。 反恐战争的发起者被想象成自由、民主和解放的倡导者。 而“他者”则被描绘成原始、暴力且压迫的。 正如拉扎克（Razack）所言：“三个寓言式的人物形象主导了‘反恐战争’及其‘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基础的社会图景：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以及文明的欧洲人。” 因此，在反恐战争的背景下，穆斯林男性被描绘成暴力和厌女的；穆斯林女性被理解为无权无势、需要从其压迫性的信仰和文化中被拯救出来的受难者；而西方国家则被视为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所体现的古老宗教与文化截然相反的对立面。 西方国家成为了穆斯林文化被认为无法拥有的理想典范。 这些刻板印象在新闻媒体和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不断传播和固化，并渗透进围绕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公共与政治话语中。 在入侵阿富汗后的第一时间，媒体持续播放阿富汗女性从压迫性文化中获得解放的画面。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客们都以倡导女性权利为幌子，赞美反恐战争带来的暴力。 诸如“女性多数派”（Feminist Majority）这类代表美国及全球220多个民权和妇女组织的女性主义团体，支持反恐战争，并认可了“处于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需要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及其所谓的野蛮暴力文化中被拯救出来。 然而，正如莫雷（Morey）和亚金（Yaqin）所指出的，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女性本身的声音实际上被压制了，她们被排除在了一场本应关于她们，但她们却鲜少被邀请参与的讨论之外。”
在审视大众文化中对穆斯林的呈现时，沙欣（Shaheen）指出，在整个20世纪，有超过一千部电影对穆斯林进行了贬低性的刻画，其中许多电影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迷思，即被色情化的、受压迫的穆斯林女性主体，以及暴力、原始且野蛮的穆斯林男性形象。 这些刻板印象在“9·11”事件后的背景下依然存在，例如电影《王国》（2007）、《钢铁侠》（2008）、《谎言之躯》（2008）、《独裁者》（2012）、《逃离德黑兰》（2012）、《猎杀本·拉登》（2012）和《美国狙击手》（2014），以及热门电视连续剧《24小时》（2001-2010年及2014年）和《国土安全》（2011-2018年）。 这些大众媒体形式不断地提供着关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的陈词滥调。 危险的穆斯林男性通常被塑造成意图摧毁西方文明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大规模的恐怖阴谋，有可能杀害成百上千甚至数以万计的无辜平民。 这些恐怖分子会利用生物战、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实现他们的目的。 在这些大众文化呈现中，穆斯林女性角色通常被刻画为受压迫或被动的形象，她们有时是心甘情愿的同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策划和实施恐怖阴谋的积极参与者。 有人或许会认为，这可能是一种“进步”的迹象。 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危险的穆斯林男性”和“身处险境的穆斯林女性”这种原型刻画，也存在一些例外。 然而，这些例外情况通常是通过“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来呈现的。
因此，在“反恐战争”背景下，另一种对穆斯林的主流框架就是“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 根据马姆达尼（Mamdani）的观点，政治和媒体话语将穆斯林二元化为两个阵营。 “好穆斯林”是“现代的、世俗的、西化的”，而“坏穆斯林”则是“教条的、反现代的、充满恶意的”。 这些政治和媒体话语主张，优秀的穆斯林是现代化的，并能适应全球化世界。 相反，“糟糕的穆斯林”则是反现代且具有破坏性的。 他们需要被监管，并需要通过军事行动来加以制约。 因此，反恐战争正是针对这些“糟糕的穆斯林”而发动的。 当地穆斯林群体被默认视为“糟糕的穆斯林”，除非他们能证明自己是“优秀的穆斯林”。 在这种论述框架下，“优秀的穆斯林”支持在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反恐战争所有其他目标地区的战争。 此外，他们还支持甚至可能参与通过“暴力极端主义预防”（CVE）项目对穆斯林群体进行的安保化管控。 “优秀的穆斯林”不能对反恐战争提出批评，必须毫无疑问地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 “糟糕的穆斯林”未必一定暴力反抗西方，他们可能仅仅是选择不采用西方式的身份认同。
视觉标记，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对穆斯林的呈现中，对于界定“优秀的穆斯林”和“糟糕的穆斯林”至关重要。 “优秀的穆斯林”通常是西化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带有美国或英国口音、肤色较浅、穿着西式服装，并且在描绘中与西方人保持着人际关系。 他们往往需要比西方人表现得更加西化，才能证明其“优秀穆斯林”的身份。 “糟糕的穆斯林”通常被描绘为带有外国口音、穿着东方风格服装，且肤色较深。 如果是男性，他们会留胡须；如果是女性，她们通常会佩戴希贾布（头巾）或布卡（罩袍）。 理解穆斯林身份的视觉符号与“优秀穆斯林”/“糟糕的穆斯林”二元对立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伊斯兰恐惧症方面的经历至关重要。 例如，一些锡克教男性因为佩戴头巾而被误认为穆斯林，从而遭到骚扰、攻击和虐待。 此外，研究表明，穆斯林女性在佩戴希贾布（hijab）等具有穆斯林身份特征的服饰时，与不佩戴这些服饰时相比，她们在同龄人中感受到的态度差异大多是负面的。
结论
伊斯兰恐惧症并非“9·11”事件之后或特朗普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相反，它是一种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形式，是植根于美国社会的多种种族主义表现之一，其历史渊源早于许多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 通过理解批判性种族理论（CRT）、东方主义、危险的穆斯林男性与受威胁的穆斯林女性原型，以及“好穆斯林”与“坏穆斯林”的二元对立等概念，可以更好地理解穆斯林在“9·11”事件前后及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所经历的结构性与私人层面的伊斯兰恐惧症。 这些概念是建立全面、情境化且知情的伊斯兰恐惧症认知框架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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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该文章引用的外部资源：
• 关于不同背景下伊斯兰恐惧症的更详细讨论和比较分析，请参阅：Arun Kundnani 的《穆斯林来了！》 《伊斯兰恐惧症、极端主义与国内反恐战争》，以及 Todd Green 的《对伊斯兰的恐惧：西方伊斯兰恐惧症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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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朱莉安·哈默（Juliane Hammer）的《中心舞台：性别化的伊斯兰恐惧症与穆斯林女性》（载于卡尔·恩斯特（Carl Ernst）的《美国的伊斯兰恐惧症》一书）；以及莱拉·阿布-卢格霍德（Lila Abu-Lughod）的《穆斯林女性需要被拯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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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姆达尼（Mamdani, M.） (2004年)。 《好穆斯林，坏穆斯林：美国、冷战与恐怖主义的根源》。 纽约，纽约州：Three Leaves出版社，第24页。
• 戈特沙尔克（Gottschalk, P.）与格林伯格（Greenberg, G.） (2008年)。 《伊斯兰恐惧症：将穆斯林塑造为敌人》。 兰哈姆，马里兰州：罗曼与利特尔菲尔德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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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穆斯林领袖为何谴责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之后
新闻 • jacob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27 次浏览 • 5 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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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CAIR为何要求停止仇恨运动？圣地亚哥枪击后矛头指向政治语言
背景：美国穆斯林反仇恨运动是什么？
5Pillars报道，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后，美国穆斯林领袖谴责反穆斯林仇恨言论，认为政治人物和公共话语正在助长危险气氛。
摘要
据5Pillars报道，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
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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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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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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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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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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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2026年5月18日，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附近传出清真寺枪手警报后，人们在现场周边查看情况，警方要求居民避开该区域并留在室内。
据报道，执法当局已确认 17 岁的凯恩·克拉克 (Cain Clark) 和 18 岁的卡莱布·巴斯克斯 (Caleb Vazquez) 是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事件的嫌疑人，并“正在检查警方在发现嫌疑人尸体的车内发现的可能的反伊斯兰著作。”
据《纽约时报》报道：“据两名了解此事情况的执法官员透露，调查人员在车内发现了反伊斯兰文字，但他们无权公开透露细节。官员称，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名嫌疑人中的一人从父母家里拿走了一把枪，并留下了遗书。袭击中使用的一把枪支上写有“仇恨言论”字样。”
CAIR 及其圣地亚哥办事处（CAIR-圣地亚哥）谴责了这次袭击，并表示 CAIR-圣地亚哥 代表正在现场监视事态发展。
在一份声明中，华盛顿，D.C.总部位于美国的 CAIR 表示：“得知袭击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的人据称是出于反穆斯林仇恨的动机，我们深感不安，但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对美国穆斯林的仇恨完全失控了。过去一年里，许多政客声称所有“主流穆斯林”都应该被摧毁，美国的清真寺和小学应该被关闭，美国穆斯林应该被驱逐出我们的国家。就在上周，众议院共和党人举行了一次国会听证会，煽动针对美国穆斯林、他们的礼拜场所甚至穆斯林学童的仇恨火焰。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样的仇恨言论可能导致仇恨犯罪。在新西兰基督城清真寺屠杀家庭的大规模枪击者和在魁北克清真寺屠杀信徒的人都接受了著名反穆斯林极端分子的言论。
“对美国清真寺的致命袭击是可以预见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反穆斯林仇恨是美国社会最后可接受的偏执形式之一，对这种仇恨的容忍早就该结束了。”
根据 CAIR 最新的民权报告，针对反穆斯林偏见和歧视的投诉在全国范围内持续上升，反映出伊斯兰恐惧症正在影响全国各地的社区。
2025 年和 2026 年期间，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一些最新且被广泛记录的反穆斯林言论，尤其是来自共和党议员和右翼政治人物。
有组织仇恨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发现，2025 年 2 月至 2026 年 3 月期间，46 名共和党民选官员发表了 1,100 多条反穆斯林帖子，其言论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法”阴谋上，并声称穆斯林威胁了美国身份。
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 2026 年 3 月在 X 上发帖称：“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多元主义是一个谎言。”
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 分享了一篇帖子，将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斋月开斋活动与 9/11 袭击的图像进行了比较，并写道：“敌人就在城门内。”
共和党众议员兰迪·法恩表示：“狗和穆斯林之间的选择并不困难。”
2026 年 5 月，共和党议员举行了题为“无伊斯兰教法的美国：为什么政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法与美国不相容”的国会听证会。S。宪法。”
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放大了有关达拉斯附近拟议的穆斯林住房开发项目被称为“伊斯兰教城市”的说法，助长了保守派媒体和共和党竞选活动中的反穆斯林政治信息浪潮。
特朗普言论为何越过穆斯林红线？一名美国穆斯林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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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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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一名美国穆斯林为何说红线被越过？反穆斯林政治语言升级
背景：美国穆斯林红线是什么？
Salon文章以一名长期生活在华盛顿的穆斯林记者视角，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阵营把反穆斯林言论推向更危险的位置。
摘要
据Salon报道，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
图片说明：记者Mohammad Ali Salih于2013年4月13日在白宫外。
下周，我计划返回白宫守夜活动。我是一名 84 岁的记者，是穆斯林、阿拉伯人和黑人。我在华盛顿生活和工作了 46 年。
我以前做过这个。我于 2008 年开始第一次守夜，偶尔出现在白宫外。（参见本文上方的图片。）我在 2016 年结束了它，主要是因为唐纳德·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对穆斯林的攻击让我有理由感到害怕。当然，随后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布了许多反穆斯林的行政命令，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则更多。
近两个月前，特朗普与以色列联手对穆斯林大国伊朗发动毁灭性爆炸袭击。最近，在复活节周末，特朗普终于越过了我个人的红线：他攻击了伊斯兰教本身。
许多阿拉伯和穆斯林统治者显然不敢批评特朗普，也显然不敢捍卫自己的信仰。
我可能是一个谦虚、年长的记者，但我并不害怕。
我打算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沉默不语。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的言论和行动并不令人意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经常对伊斯兰教使用煽动性言论。
在他的第一次竞选期间，他发布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新闻稿，至今仍是这场讨论的基石：“唐纳德·J·特朗普 (Donald J.特朗普呼吁全面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国家的代表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特朗普在 2016 年竞选初期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我认为伊斯兰教讨厌我们。那里有一些东西——那里有巨大的仇恨。我们必须追根究底。对我们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仇恨。”
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批评他的前任没有使用“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具体术语。这种语言受到许多美国保守派人士的青睐，他们认为宗教本身与恐怖主义密不可分。
我计划回到白宫前，独自一人，保持沉默。我将在头顶举起一面横幅，上面写着：“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 用较小的字体写着：“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我死！”
特朗普在就任总统第一年的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宣称：“我们不能让这种罪恶继续下去。......我们将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就像我们击败了每个时代所面临的每一个威胁一样。”
他在复活节周末的言论可以说走得更远。他批评那些他认为不认同“西方价值观”的人，明确将宗教身份与文明冲突联系起来：
祝所有人复活节快乐，除了那些想用激进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摧毁我们国家的人。我们是基督教国家，我们不会让伊斯兰教或任何其他势力取代我们的传统。这是一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十字军东征！
《沙龙》的读者无疑会记得，他继续用亵渎和极具冒犯性的宗教嘲讽来威胁伊朗：“开放他妈的海峡，你们这些疯狂的混蛋，否则你们就会生活在地狱里——看吧！赞美安拉。”
美国的穆斯林领袖S。他们感到愤怒，并谴责这种在粗俗和威胁性的背景下将神圣短语“赞美安拉”（阿拉伯语 Alhamdulillah）武器化的行为。公平地说，许多基督教领袖也对总统在基督教年最神圣的日子如此低下头感到愤怒。
我们需要您的帮助才能保持独立
然后闸门打开，其他共和党领导人纷纷发表煽动性言论，首先是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Pete Hegseth），他是伊朗毁灭性袭击的公众代表。
在结束五角大楼新闻发布会时，赫格塞斯直接呼吁公众以明确的基督教术语为美国军队祈祷：“请美国人民每天与家人一起跪下，在学校、教堂为他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仅仅几天后，在五角大楼举行的每月基督教礼拜仪式上——这是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此类仪式——赫格塞斯进一步将这场冲突赋予了宗教意义。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他说这是一位牧师向美国提供的。S。今年袭击委内瑞拉之前，部队说：“让每一轮都在对抗正义和我们伟大国家的敌人时找到目标。他最后明确呼吁“对那些不值得怜悯的人采取压倒性的暴力行动。”
其他共和党人显然感到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偏见。参议员。汤米·图伯维尔 (Tommy Tuberville)，阿拉巴马州共和党人。，在 X 上发布了一张分屏照片，将 9/11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事件与纽约新当选市长佐兰·马姆达尼 (Zohran Mamdani) 的照片并列在一起。图贝维尔为图片添加了标题：“敌人就在城门内。”
代表。安迪·奥格尔斯，田纳西州共和党人。，甚至更加直接：“穆斯林不属于美国社会，”他上个月说道。“多元化是一个谎言。他接着声称，“穆斯林无法融入”美国社会，“他们都必须回去”，但没有解释出生在美国的穆斯林在哪里。S。应该去。奥格尔斯说，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任何数量的移民都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代表。兰迪·法恩（Randy Fine），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然而，可能会在这个可疑的类别中获奖。“我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伊斯兰恐惧症，”他在 X 上写道。“对伊斯兰教的恐惧是合理的。在另一个场合，他宣称在狗和穆斯林之间做出选择并不困难，明确表示他更喜欢狗。
在当前的政治和宗教气氛中，批评个别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与妖魔化整个伊斯兰教之间的区别在保守派言论中基本上消失了。我们所目睹的无异于一场神学战争，伊斯兰教本身被视为对西方文明的绝对和生存威胁。
许多著名的福音派声音已经超越了以前关于“极端分子”或“激进分子”的语言，将伊斯兰教本身标记为必须被摧毁的“邪恶”或“疯狂”意识形态。四月初，牧师。特朗普最忠实的福音派支持者之一富兰克林·格雷厄姆表示：“我祈祷胜利，以便伊朗人能够从这些伊斯兰疯子手中获得自由。......现在是祈祷自由伊朗出现的时候了。……伊朗的教会正在迅速发展。......有一天看到数百万基督徒在德黑兰自由礼拜，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吗？”
去年，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神学基础，他说：“伊斯兰文明是一种与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文明。它以完全不同的神学开始，以完全不同的社会愿景结束。事实上，他总结道，这两个文明“截然不同，是不可调和的。”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强烈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显然是因为担心在这个危险的历史时刻激怒特朗普。
虽然美国的许多穆斯林团体.S。与公民和宗教自由的捍卫者一起谴责特朗普和其他共和党人的这些袭击，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却保持着奇怪的沉默。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执行主任尼哈德·阿瓦德表示，通过“援引‘十字军东征’的语言”并嘲笑穆斯林神圣的短语，特朗普“不再只是在辩论政策；他正在发出信号，表明我们的信仰本身就是敌人。”
但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巴林或任何其他主要阿拉伯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做出这样的回应。伊斯兰合作组织和爱资哈尔组织这两个主要伊斯兰机构发表声明，对这种仇恨言论表示谴责，但没有明确是谁使用了这些言论。
华盛顿使用的仇视伊斯兰的语言一直是伊朗官方媒体的宣传礼物，伊朗官方媒体利用它来动员国内支持，认为战争不再是关于伊朗的核技术，而是关于伊斯兰教的存在。
我带着谦卑的心情回到白宫守夜，问了和以前一样的问题——“什么是伊斯兰教？”和“什么是恐怖主义？”——但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呼吁大家静下心来思考：我们是选择一条共同理解的道路，还是陷入灾难性的宗教冲突？
3个信号显示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影响：美国穆斯林安全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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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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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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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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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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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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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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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圣地亚哥袭击后穆斯林为何更害怕？仇恨言论与安全焦虑升温
背景：圣地亚哥清真寺袭击是什么？
PBS节目报道关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枪击案后的社区震动，并讨论反伊斯兰言论上升如何加剧美国穆斯林的安全焦虑。
摘要
据PBS报道，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图片说明：枪击发生后的第二天早晨，两名女性在圣地亚哥伊斯兰中心外相互安慰。
警方称，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以及一份充斥着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起枪击事件震惊了美国的穆斯林社群。美国。
杰夫·贝内特与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的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
杰夫·贝内特：调查人员正深入调查昨天在圣迭戈一所伊斯兰中心开枪的两名青少年枪手的动机。
执法官员表示，他们是在网上被激进化。
在他们的住所发现了30多件枪支和一把十字弓，以及一份针对多个群体的仇恨和白人至上主义观点的宣言。
这一切都发生在当地社区哀悼损失之际。
圣迭戈克莱尔蒙特社区日益增长的悼念活动，反映了一个在针对该市最大清真寺的致命袭击后陷入哀悼的社区。
袭击圣迭戈伊斯兰中心事件发生在昨天中午前不久，两名青少年开枪打死了三个人。
当局今天表示，这两名枪手是在网上认识的，执法部门发现了一份针对包括穆斯林在内的许多群体的宣言。
马克·雷米利：我们还发现了阐述他们设想的世界应有的宗教和种族信仰的文字和各种意识形态。
这些人毫不歧视地憎恨任何人。
任何认为可以通过暴力结束世界的人，都大错特错了。
杰夫·贝内特：伊玛目塔哈·哈桑向三名遇难者曼苏尔·卡齐哈、纳德尔·阿瓦德和阿明·阿卜杜拉致敬。
他说，他们都与清真寺关系密切。
伊玛目塔哈·哈桑：我的社区正在哀悼。
我的社区正在为我们的三位英雄祈祷。
我的社区围绕着这三个家庭，试图表达支持和同情。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清真寺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在与嫌疑人枪战中牺牲前，启动了封锁程序。
圣迭戈警察局长斯科特·沃尔：他的行为无疑延误、分散了这两名嫌疑人，并最终阻止了他们进入清真寺的更大区域，而当时有高达140名儿童距离这些嫌疑人仅15英尺。
杰夫·贝内特：执法部门在几分钟内赶到，护送学生们从中心的日间学校安全撤离；9岁的奥代·沙纳赫是几十名被迫躲在教室里的孩子之一，当时枪声在校园内回荡。
奥代·沙纳赫，学生，光明学院：我听到很多糟糕的声音，比如枪声。
而且，我出去——我和全班同学一起躲进了衣柜。
我们听到了大约12到16声枪响。
然后特警队说，“开门。”“然后他们打开了门。”
杰夫·贝内特：警方称，这两名年龄分别为17岁和18岁的枪手还向街上的一名园丁开枪，但他没有受伤。
当局后来在他们的车内发现了两名青少年，他们因疑似自残枪伤而死亡。
圣迭戈警方表示，在枪击事件发生前两小时，他们接到了17岁枪手母亲的电话。
斯科特·沃尔：她开始向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从一个离家出走、有自杀倾向的个人，转变为可能具有杀人倾向的两名嫌疑人。
杰夫·贝内特：袭击事件发生在伊斯兰教最神圣的节日之一的前几天。
社区中的许多人表示，他们现在生活在巨大的恐惧之中。
萨拉·埃尔菲基：巨大的震惊，恐慌，天哪，我的孩子们安全吗？我们的孩子们安全吗？
他们是我的兄弟姐妹。
杰夫·贝内特：在美国，针对宗教场所的袭击相对罕见。美国。但近年来，针对宗教社区的事件有所增加。
去年，密歇根州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教堂枪击事件造成六人死亡。
底特律的以色列犹太会堂在两个月前遭到袭击，并在声明中表示：“圣迭戈传来的画面对我们来说太熟悉了。”该犹太会堂还呼吁每月捐款1美元以保护宗教场所。
在社区哀悼之际，圣迭戈县治安官办公室表示，已加强了该地区所有宗教场所的安全。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发生的这起枪击事件，无疑让美国的穆斯林社区感到震惊。美国。
更多信息，我们现在请教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副主任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邀请我。
杰夫·贝内特：全国范围内反穆斯林事件的增加，以及这次枪击事件，对穆斯林社区的心理和情感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美国的仇视穆斯林情绪已经失控。
我们的一些民选官员、国会议员、州长在最近几个月里曾说过，美国穆斯林应该被消灭，伊斯兰教在美国没有立足之地，我们应该禁止伊斯兰教的实践，清真寺是军事前哨。
就在上周，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就使用了这种言论。
因此，当你看到这种反穆斯林仇恨时，有人将其视为非常严重并采取了可怕的暴力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可悲的是，美国穆斯林已经习惯了这一点。
这座清真寺有安保人员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潜在的威胁。
现在我们觉得，在这件事之后，是时候结束这一切了。
是时候让仇视穆斯林不再是我们国家最后一种被公开接受的偏见形式了。
杰夫·贝内特：关于您提到的安保级别，我们听了伊斯兰中心伊玛目的说法。
他说，中心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此类袭击。
在当今时代，清真寺、宗教场所面临着哪些保护自身的挑战？
嗯，你看，宗教场所不是军事堡垒。
这是一个人们前来礼拜的地方，无论是犹太会堂、教堂还是清真寺。
因此，在不影响其对不同信仰者和前来礼拜者保持欢迎能力的情况下，实施严格的安全限制是非常困难的。
话虽如此，但对于清真寺和其他被盯上的宗教场所来说，安装安全摄像头、配备武装警卫，尤其是在大型活动期间，以及有学校在场的情况下，绝对是必须的。
那里的保安阿明·阿卜杜拉，通过与袭击者搏斗、与他们交火并吓退他们，挽救了无数生命，自己也牺牲了。
所以我只能想象，如果他当时不在那里会发生什么。
但这恰恰说明，即使是保安也无法阻止暴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就是反穆斯林仇恨，猖獗的反穆斯林仇恨，被我们的政府容忍，被我们的政府和某些媒体人士散布。
解决这个问题是阻止对清真寺持续威胁的最佳途径。
杰夫·贝内特：您提到了保安。
当发生这样的悲剧时，我们往往过于关注枪手和他们的动机。
受害者通常受到的关注较少。
关于这位八个孩子的父亲阿明·阿卜杜拉，我们还应该了解些什么？
嗯，在这起事件中，有三名圣迭戈穆斯林社区的成员被谋杀。
阿明·阿卜杜拉作为保安，因挽救生命而广受赞誉，但另外两位先生也同样如此。
据我们所知，其中一人在阿明被杀后冲进大楼试图帮忙，结果自己也被杀害了。
另一位兄弟只是作为旁观者被杀害了。
所以，这三位男士都是那个社区备受爱戴、受人尊敬的成员。
圣迭戈伊斯兰中心是加州乃至全国最著名的清真寺之一。
因此，这次袭击是骇人听闻的，这就是为什么社区坚决支持受害者家属，并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这一艰难时期得到支持，并确保这种情况今后不再发生在任何人身上，造物主保佑。
杰夫·贝内特：在我们剩下的约30秒时间里，美联社报道称，留下的宣言中包含针对犹太人、穆斯林、伊斯兰教、LGBTQ群体、黑人、女性以及左右翼政治人士的仇恨言论。
目前，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需要做些什么才能真正缓和紧张局势？
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是的，你看，这要从上层开始。
正如我所说，如果美国总统，以及国会议员和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州的州长都在对不同社区进行公开的偏见言论，那么看到仇恨言论演变成仇恨犯罪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开始。
他们必须停止煽动对美国不同群体的仇恨。
每个人都有权在这里和平生活和礼拜。
因此，我们需要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停止散布仇恨，因为这正在危及生命。
杰夫·贝内特：爱德华·艾哈迈德·米切尔，感谢您今晚的时间。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穆斯林教育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53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american-muslims-and-the-2024-election-why-american-muslims-are-rethinking-political-alliances
美国穆斯林与2024大选：为什么他们重新思考政治盟友
图：美国穆斯林与 2024 年大选：美国穆斯林为何重新思考政治联盟
Yaqeen 是一个 501(c)(3) 组织，根据国税局的指导方针，不能也不会支持任何公职候选人。本文中的任何声明均不得如此解释。这篇文章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对于穆斯林来说，与巴勒斯坦和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是伊斯兰和道德的首要任务。这一势在必行数十年来一直影响着美国穆斯林政治。现在可能很难想象，但在 2000 年总统选举中，估计有 40-70% 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了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以微弱优势击败阿尔·戈尔。布什和他的副总统迪克·切尼被认为在国内和外交政策上比戈尔和利伯曼更适合穆斯林，包括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许多穆斯林庆祝布什的胜利，一些人声称在决定性的佛罗里达州使局势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倾斜，该州的胜利优势仅为 537 票（0.009%）。
9/11 事件发生几周后，布什和共和党将《爱国者法案》签署为法律，原本以为的胜利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它允许政府通过监控电话、电子邮件、银行和信用记录来监视普通美国人，并无缘无故地跟踪互联网活动。加强监控的法律针对穆斯林，压制他们的公民自由和正当程序权。这些危险的国内政策与灾难性的外交政策相结合。伊拉克和阿富汗遭到入侵，直接结果是数十万无辜穆斯林被杀害。
2004年大选，美国穆斯林群体集体抛弃了共和党。尽管约翰·克里最终没有击败布什，但他成为众多民主党政客中第一位获得穆斯林广泛支持的人。布什政府对国内外穆斯林发动战争的时间越长，民主党似乎对穆斯林利益就越友好。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该社区与民主党紧密结合，估计 2008 年和 2012 年有 80-92% 的人投票给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为了证明对民主党的情感依恋有多么强烈，我们可以看看穆斯林对布什和奥巴马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有何不同的看法。2007 年皮尤民意调查显示，在布什第二任期内，26% 的穆斯林认为“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被认为是真诚的，而55%的人认为这是不真诚的。四年后到 2011 年，奥巴马担任总统，43% 的穆斯林表示美国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是真诚的，而 41% 的人则表示不真诚。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奥巴马政府在多个国家参与战争和秘密无人机袭击的程度，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布什政府自己的军国主义。然后，在 2016 年和 2020 年的选举中，65-80% 的穆斯林投票给希拉里·克林顿和乔·拜登，因为他们担心特朗普当时提出的禁止许多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移民的提议。
因此，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美国穆斯林一直支持民主党，因为他们认为民主党更关心穆斯林的利益。然而，近年来，由于自由主义价值观和伊斯兰价值观之间的不一致，特别是在性别和性取向方面，一些穆斯林对这种政治联盟不再抱有幻想。
LGBTQ 问题已成为一些穆斯林的主要政治试金石，他们特别担心接触他们认为令人反感的材料会对他们的孩子产生影响。到 2023 年 5 月，美国穆斯林领导层已经认识到 LGBTQ 问题的严重性，并在广为流传的《弥合分歧》文件中澄清了伊斯兰在性别和性方面的规范立场。尽管如此，包括 LGBTQ 问题在内的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分歧并不足以在 2023 年切断穆斯林和民主党之间的关系。
随着 2024 年总统选举的临近，许多人想知道美国穆斯林的政治立场。与许多其他政治领域的情况一样，人们需要对可疑的信息来源保持警惕。例如，右翼媒体《纽约邮报》声称，根据不知名的穆斯林美国领导联盟委托进行的一项可疑调查，近三分之一的穆斯林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投票给特朗普。获得关于美国穆斯林的准确代表性数据非常困难，任何特定民意调查的结果可能只反映社区的特定部分。
我们在 8 月 27 日至 9 月 8 日期间对美国穆斯林进行了调查，以更好地了解他们的政治想法和行为。我们的 1,223 名美国穆斯林样本可能不能代表全国穆斯林人口，但确实反映了我们社区中有宗教信仰且受过大学教育的部分人的信仰和行为。我们发现了什么？
我们发现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而且我们目前正在目睹一场远离民主党的巨大转变，这与 2004 年穆斯林选民抛弃共和党的情况非常相似。然而，一个根本的区别在于，社区似乎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而是放弃了两党。
一年来，美国穆斯林界普遍认为，不仅是拜登政府，双方政客都全力支持和认可在巴勒斯坦发生的种族灭绝事件。乔·拜登是美国历史上最亲以色列的总统之一，他对巴勒斯坦种族灭绝的支持对穆斯林社区来说是一条明显的红线。
对于我们的样本而言，中东的外交政策是最重要的问题，共有 90 个。5% 的人表示这对他们个人来说“非常重要”。在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的人中，86% 的人表示，他们不会投票给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持不同立场的候选人。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样本都将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决定他们投票的唯一问题。
作为美国 资助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得到了两党的支持，美国穆斯林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抱有相当负面的看法。在我们的调查中，89% 的受访者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评价不佳。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评分为 74%，只有 15% 的人对她持好评。尽管黑人穆斯林对她的好感度高于其他种族群体，但他们对她的评价仍然较低，平均好感度为 2.
5 分（5 分制）（介于“有点不利”和“既不有利/不利之间”）。
图：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的好感度
这些候选人的低支持率反映在2024年总统投票意向中。在我们的样本中，为 69.3% 的人表示将在 2020 年投票给乔·拜登。然而，在拜登退出之前，只有 6% 的人打算在即将到来的 2024 年大选中投票给拜登。拜登被哈里斯取代后，14%的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选举，他们打算投票给哈里斯。然而，在少数表示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中，56%的人这样做是为了反对特朗普的政策，而只有13%的人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哈里斯的政策。即使是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黑人穆斯林，也基本上放弃了哈里斯，只有不到三分之一（32%）计划投票给她。
因此，尽管取代拜登确实增加了穆斯林对民主党候选人的预期选票，但数据显示支持率仍然急剧下降，并表明美国穆斯林放弃民主党的速度有多快。鉴于 60% 的穆斯林认可拜登在 2022 年处理总统职位的方式，美国穆斯林放弃该党的最大因素似乎是民主党政府对加沙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支持。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穆斯林并没有重新加入共和党的行列。只有 4% 的受访者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美国穆斯林反而放弃了两个传统政党。大多数人（53%）计划投票给第三方候选人，例如吉尔·斯坦（Jill Stein）、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或蔡斯·奥利弗（Chase Oliver）。许多美国穆斯林似乎意识到，他们的投票可能会增加特朗普当选总统的几率。通过表明他们打算投票给第三方反种族灭绝候选人或完全放弃投票，他们似乎愿意忍受被认为敌视穆斯林的共和党政府的短期后果。
尽管加沙一直是美国穆斯林的红线，但他们对双方的挫败感和幻灭并不仅限于巴勒斯坦。我们询问受访者是否认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在七个问题上更有效。大多数美国穆斯林认为，在我们探讨的七个问题中的六个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会比另一方更有效，唯一的例外是气候变化。因此，从结束种族灭绝、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建设强大的经济、移民、减少犯罪到保护宗教自由，美国穆斯林认为两大政党在国内或外交事务上都没有什么成效。
图：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有效性感知
许多美国穆斯林得出了与马尔科姆·X在1964年相同的结论——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客不真诚，做出了他们不打算遵守的承诺。马尔科姆·X 警告不要在政治上天真和忠诚于不为我们的事业而战的政党。“所以今天我们的人民幻灭了，”他说。“他们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他们变得不满足了。在他们的挫败感中，他们希望采取行动。他的话似乎反映了 2024 年美国穆斯林在寻求新战略和行动方针时的情绪。美国穆斯林的行为符合伊斯兰义，维护正义并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美国穆斯林的心跳似乎是巴勒斯坦问题的原因。
附录
引用资源
1 James Zogby，“安拉伯裔美国人如何投票以及为何投票”，James Zogby，2000 年 12 月 15 日，https://jameszogby.com/2000/ho ... -why.
2 Luke Brinker，“穆斯林帮助乔治·W·布什当选。现在共和党领跑者想要禁止他们”，雅虎！新闻，2015 年 12 月 19 日，https://www.yahoo.com/news/mus ... html.
3 该法案的全称是《通过提供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所需的适当工具来团结和加强美国》（美国爱国者法案）。
4 “爱国者法案下的监视”，ACLU，https://www.aclu.org/issues/na ... -act.
5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5 节：政治观点和社会价值观”，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ues/.
6 “美国穆斯林：没有疏远的迹象。”
7 “穆斯林美国人：没有任何疏远或支持极端主义的迹象，第 6 节：恐怖主义、对极端主义和外交政策的担忧”，皮尤研究中心，2011 年 8 月 30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po ... icy/.
8 Jessica Purkiss 和 Jack Serle，“奥巴马的秘密无人机战争数量：比布什多十倍”，新闻调查局，2017 年 1 月 17 日，https://www.thebureauinvestiga ... ush/.
9 “美国穆斯林关心他们的社会地位，但仍然相信美国梦”，皮尤研究中心，2017 年 7 月 26 日，https://www.pewresearch.org/re ... iews/ ；Ibrahim Hooper，“突发新闻：CAIR 出口民意调查显示美国穆斯林投票人数创历史新高，69% 投票给拜登”，CAIR，2020 年 11 月 3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den/.
10 Brian Robert Calfano、Nazita Lajevardi 和 Melissa R. 迈克尔逊，“捏造的挑战：美国穆斯林政治研究的局限性、机遇和未来”，《政治、群体和身份》7，第2段（2019）：477-87.11 “消除差异：澄清伊斯兰中的性和性别伦理”，2023 年 5 月 23 日，https://navigatingdifferences. ... lam/.
12 乔什·克里斯滕森 (Josh Christenson)，“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一的美国穆斯林选民支持特朗普——较 2020 年上升 7 个百分点”，《纽约邮报》，2024 年 9 月 6 日，https://nypost.com/2024/09/06/ 美国-news/nearly-a-third-of-muslim-american-voters-back-trump-up-7-points-from-2020-poll/.
13 该调查已发送至 Yaqeen 的美国电子邮件列表，并在 WhatsApp 上分享给对政治感兴趣的穆斯林团体。该样本是非概率便利样本。
14 样本中 58% 为女性；85%的受访者拥有大学学历；79% 的人表示每天祈祷五次。受访者的种族为 49 人。5% 亚洲人、18% 中东/北非人、13% 黑人、12% 白人、3% 西班牙裔和 4% 其他人。
15 完整结果见附录。
16 CAIR 的一项调查还发现，在 2020 年大选中，69% 的穆斯林选民支持拜登。请参阅 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iden/ 。
17 我们询问计划投票给特朗普的受访者，“请说明是什么因素推动您选择 2024 年总统选举。完全是关于你对特朗普政策的支持，完全是关于你对哈里斯政策的反对，还是介于两者之间？”（1 到 7 的等级）。那些计划投票给哈里斯的人也被问到了类似的问题。
18 有关投票意向的种族差异，请参阅附录 A。
19 “2022 年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政治和流行病状况报告”，ISPU，https://ispu.org/public-policy ... 022/.
20 重申一下，我们的样本可能不能代表美国穆斯林人口。其他调查显示，穆斯林计划在更高级别上投票支持特朗普。
21 Malcolm X，“选票还是子弹”，密歇根州底特律所罗门王浸信会教堂的演讲，1964 年 4 月 12 日，https://americanradioworks.pub ... html.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33 次浏览 • 2026-05-13 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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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查看全部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just-how-much-does-gaza-matter-to-american-muslim-voters
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图：加沙对美国穆斯林选民到底有多重要？
一年多来，美国穆斯林几乎每天都能目睹从加沙播出的大屠杀场面。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巴勒斯坦人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心和坚定。见证这种基于信仰的韧性，同时因无法阻止造成暴力的暴力而承受持续的精神痛苦，不能不迫使人们重新调整优先事项。反过来，这导致美国穆斯林宗教信仰显着增加，以及政治态度和偏好的重大变化。
当前时刻并不是美国穆斯林第一次改变政策重点。尽管在 9/11 事件之后的乔治·W·布什 (George W Bush) 执政期间，外交事务是社会最关心的问题。布什政府以来，美国穆斯林近年来更加重视国内政策，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到2016年，一些民意调查发现，国内经济和公民权利已成为美国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美国穆斯林政治的最新趋势
直到 2023 年夏天，所有迹象都表明，国内问题可能仍将是穆斯林社区进入 2024 年选举的首要任务。当时许多有关美国穆斯林的头条新闻都强调了抗议场景，就像今天一样，但背景却截然不同。随着 2023-2024 学年即将开始，从马里兰州到明尼苏达州再到密歇根州，全国各地的穆斯林家长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不适合孩子的 LGBTQ 课程内容。
如果继续以凸显穆斯林社会保守信仰的 LGBTQ 问题为中心，那么美国穆斯林社区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得票率可能会达到自 2000 年大选以来的最高水平。早在 2020 年，就有大约 30% 的穆斯林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一数字将会随着其他少数群体的普遍趋势而增长。
快进到 2024 年，加沙的种族灭绝颠覆了美国穆斯林预期的政治轨迹。这个社区现在似乎优先考虑反对资助以色列战争罪行，而不是所有其他问题。接受调查的大多数美国穆斯林对任何一个主要政党候选人都没有好感，也不认为他们对巴勒斯坦事业有丝毫同情。
特朗普在六月份与拜登的辩论中表示，“实际上，以色列才是（想要继续前进的），你应该放他们走，让他们完成工作。他（拜登）不想这样做。他变得像一个巴勒斯坦人，但他们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一个弱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也重复了 AIPAC 的谈话要点。在八月份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说：“让我明确一点，我将永远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我将永远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因此，尽管美国穆斯林支持国内的社会保守倡议，但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他们今年并不打算像 2020 年那样投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更不用说超过的可能性了。同样，与前几年相比，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也大幅下降。
加沙的种族灭绝对美国穆斯林选民来说意义重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根据迄今为止的民意调查，它到底有多重要——尤其是它相对于其他问题有多重要——还不太清楚。社会政策与理解研究所（ISPU）今年年初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国穆斯林将增加对呼吁加沙停火的候选人的支持。在 ISPU 最近一项针对摇摆州的研究中，这一数字甚至更高，该研究还报告称，“加沙战争”是今年 11 月穆斯林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什么最重要？
为了更好地了解巴勒斯坦在美国穆斯林优先事项中的位置，我们对美国穆斯林的政策优先事项进行了民意调查，作为最近发布的 2024 年版美国穆斯林态度调查 (MAAS) 的一部分。具体来说，我们询问受访者：“以下政治问题对您个人来说有多重要？” 以下是提供的随机项目列表：
- 医疗保健 - 外交政策（中东以外） - 外交政策（中东境内） - LGBTQ 立法 - 堕胎立法 - 移民政策 - 气候变化政策 受访者能够表明他们是否认为某个问题“一点也不重要”、“有点重要”、“有些重要”或“非常重要”。图 1 显示了从此问题中收集到的问题优先级。按照认为该问题“非常重要”的穆斯林比例排序，中东外交政策（90%）位居榜首。然而，获得第二名——并且与第一期几乎持平——有点出乎意料。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 (79%) 非常重视医疗保健的获取，这是我们社区中很少讨论的话题。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认为中东以外的外交政策、移民政策和气候变化政策非常重要（分别为 58%、53% 和 50%），而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对堕胎立法也有同样的看法（31%），最低比例的受访者（23%）优先考虑 LGBTQ 立法。
图：图1。政治问题优先事项
图 1：政治问题的优先顺序
虽然问题的排序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角，但选举前的讨论不仅集中在穆斯林选民是否会优先考虑加沙，而且还集中在他们是否会这样做，以至于它实际上成为推动他们在 11 月做出决定的唯一问题。图 2 提供了对此问题的一些见解。
图：图2。政策立场不容谈判
图 2：不容谈判的政策立场
对于表示上述列表中的特定问题对他们“非常重要”的受访者，后续问题询问他们是否有任何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候选人必须与您持有相同的立场，否则您不会投票给他们？一般来说，35-50% 的受访者认为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不可谈判的。一个明显的例外是中东的外交政策，近十分之九的美国穆斯林（86.2%）表示候选人必须持有与他们相同的职位才能赢得他们的选票。
什么影响穆斯林选民？
虽然这些数字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它们仍然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核心问题：1）当加沙危机只是几个考虑因素之一时，美国穆斯林将如何在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 2）候选人对以色列的政策立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选民的计算？
为了部分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这些空白，我们在 MAAS 中嵌入了一个实验组件。具体来说，我们进行了一项联合实验 (n=1183)，该实验通常用于营销，以评估特定组成部分（例如价格或某些技术特征）对于消费者购买商品意愿的相对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评估了选民在两名假设的国会候选人之间投票的意愿，同时改变了以下组成部分：
候选人种族/民族：白人、中东人、黑人
候选政党：民主党、共和党
候选宗教：无神论者、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
政策：禁止 K-12 教育中的 LGBTQ 材料：反对禁令，支持禁令
政策：所需的气候行动水平：不采取行动、适度行动、积极行动
政策：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维持援助、条件援助、冻结援助
图 3 是如何向调查受访者呈现这些因素的示例：
图：图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图 3：向受访者展示的联合实验示例
这种方法的目标是模仿选民可能面临的决策，并隔离任何一种特征或因素对他们最终选择的影响。这项实验评估还让我们更接近揭示的偏好（人们在现实世界场景中实际会做什么），而不是陈述的偏好（人们只是说他们会做什么）。联合分析的另一个显着优点是，它允许研究人员通过让每个受访者在两个选项之间做出多种选择来测试多个变量的影响（在我们的例子中，每个受访者在两个候选人之间选择六次）。
图 4 显示了联合实验的结果，并强调了该方法的另一个优点：清晰的可解释性。点估计表示给定受访者选择具有该组件（无论是个人特质还是政策立场）的候选人相对于参考组件（为清楚起见在图中被清零）的概率变化。人口统计数据的参考是种族为白人，政党为民主党，宗教为无神论者。政策参考是，候选人反对在学校禁止LGBTQ内容，对气候变化不采取行动，并维持对以色列的援助。
图：图4。联合分析结果
图 4：联合分析结果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总体而言，人口特征并没有对美国穆斯林投票产生重大影响。受访者选择中东候选人的可能性仅略高一些（2.5%) 或黑色 (3.7%）相对于白人而言。同样，虽然无神论者相对于基督徒来说略有劣势（4.5%）和犹太人（3.9%），只有穆斯林候选人才表明受访者选择他们的可能性明显更高（13.5%），其他条件相同。令人惊讶的是，即使在党派归属方面，这种接近平等的趋势也依然存在。共和党候选人仅处于轻微劣势（3.2%）相对于民主党。
然而，在政策方面，存在相当多的变化。例如，课程内容问题显然对穆斯林选民来说仍然很重要。与反对此类禁令的人相比，受访者投票支持在 K-12 教育中禁止 LGBTQ 材料的人的可能性高出 12%。气候变化问题对投票选择的影响虽然较小，但仍然很明显。相对于不认为需要采取任何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候选人，认为需要采取适度行动的候选人为 6。被选中的可能性高出 9%，而主张采取激进行动的人则拥有近 10% 的优势 (9. 准确地说是4%）。
然后是对以色列的援助问题。图4的结果最清楚地表明，加沙的种族灭绝是美国穆斯林投票时首要考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底有多重要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希望维持当前援助制度的候选人将受到严厉惩罚。相对于支持现状的人，美国穆斯林选民投票给希望为以色列提供援助条件的候选人的可能性高出 30%，而那些推动完全冻结援助的候选人赢得社区选票的可能性高出 55%。
一方面，这篇文章中提供的证据证实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加沙对美国穆斯林来说非常重要，并且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他们今年 11 月的投票选择。这些数据凸显出中东（尤其是加沙）的外交政策比所有其他问题更重要。此外，考虑到我们结果的规模，再加上我们之前强调选民意图的调查结果，很明显，候选人的外交政策将对美国穆斯林社区的投票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这个周期，而且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当紧要关头，美国穆斯林投票时会考虑到乌玛。
引用资源
1 Osman Umarji，“加沙的崛起：激发穆斯林乌玛的集体意识和宗教信仰”，Yaqeen，2024 年 1 月 12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sity.
2 Ibrahim Hooper，“CAIR 摇摆州数据显示穆斯林选民持有不同的偏好，2024 年仍待争夺”，CAIR，2024 年 9 月 9 日，https://www.cair.com/press_rel ... 4/%3B Dalia Mogahed，“独家预览：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7 月 31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 ... ngs/.
3 Dalia Mogahed 和 Fouad Pervez，“美国穆斯林民意调查：2016 年选举中的参与、优先事项和面临的偏见”，ISPU，2016 年 3 月，https://www.ispu.org/wp-conten ... .pdf.
4 Nicole Asbury 和 Katie Shepherd，“数百名马里兰州家长抗议他们认为冒犯信仰的课程”，《华盛顿邮报》，2023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 ... s/%3B Becky Z. Dernbach，“穆斯林家长因 LGBTQ 图画书而将孩子留在哈姆湖特许学校”，《萨汉日报》，2023 年 10 月 6 日，https://sahanjournal.com/educa ... s/%3B Jack Dutton，“迪尔伯恩穆斯林家长与 LGBTQ+ 发言者发生冲突，学校董事会一片混乱，”《新闻周刊》，2022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newsweek.com/musli ... 966.5 “AP VoteCast 2020”，AP-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2021 年 5 月，https://apnorc.org/projects/ap ... ons/.
6 Jeffrey M. Jones 和 Lydia Saad，“民主党在黑人和西班牙裔成年人中失利”，盖洛普，2024 年 2 月 7 日，https://news.gallup.com/poll/6 ... aspx.
7 Kanishka Singh，“特朗普在与拜登的辩论中批评‘巴勒斯坦’侮辱”，路透社，2024 年 6 月 28 日，https://www.reuters.com/world/ ... -28/.
8 Jaclyn Diaz，“哈里斯说以色列‘有权自卫’，巴勒斯坦人需要‘尊严、安全’”，NPR，2024 年 8 月 23 日，https://www.npr.org/2024/08/23 ... -dnc.
9 Osman Umarji 和 Youssef Chouhoud，“美国穆斯林和 2024 年选举：为什么美国穆斯林正在重新思考政治联盟”，Yaqeen，2024 年 10 月 16 日，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 ... nces.
10 同上。
11 Erum Ikramullah，“如果候选人赞成停火，美国人的支持率更有可能增加而不是减少”，ISPU，2024 年 3 月 5 日，https://ispu.org/ceasefire-poll-2/.
12 Dalia Mogahed，“赢得穆斯林选票：摇摆州的政策优先分析”，ISPU，2024 年 9 月 17 日，https://ispu.org/winning-muslim-votes-1/.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0 次浏览 • 2026-05-12 22:26
转载翻译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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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the-politics-of-representation-what-mamdanis-victory-means-for-muslims-in-america-and-beyond
代表性政治：马姆达尼胜利对美国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图：代表政治：马姆达尼的胜利对美国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意味着什么
正如右翼小报《纽约邮报》想让你相信的那样，绿红联盟已成功渗透美国政治，并准备将伊斯兰法社会主义强加于纽约市不幸的人民，而佐兰·马姆达尼则担任共产主义哈里发。其他人则称赞马姆达尼的胜利是美国政治的根本性转变，甚至是马尔科姆·X 遗产的实现。令人陶醉的热情让人想起奥巴马在 2008 年的选举胜利，似乎对穆斯林来说，“我们的时代已经到来。” 或者有吗？以下是对马姆达尼的胜利意味着什么和不意味着什么的思考。
一切都将不再一样
如果可以的话，请记住 2023 年 10 月 6 日巴勒斯坦解放的前景。当以色列定期在加沙“修剪草坪”时，委婉命名的“和平进程”——爱德华·萨义德正确地将其标记为投降工具——确保了约旦河西岸缓慢但不可避免的吞并。《奥斯陆协议》基本上放弃了返回权，以色列奉行缓慢的种族灭绝和种族清洗战略，同时通过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常化建立软实力。每当你在欧洲电视网看到以色列选手或在冠军联赛中看到海法马卡比时，你几乎会忘记以色列是一个种族隔离国家，或者曾经发生过大灾难。几乎。
随着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热切地充当以色列的执行者——扮演着卡伦的角色——最后的一击就是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它似乎注定了巴勒斯坦的抵抗和巴勒斯坦解放的梦想不会惨败，而是无关紧要。富有的安拉伯附庸国及其独裁者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准备在巴勒斯坦人的背后与占领者进行谈判，至少是他们认为自己的臣民能够容忍的程度。甚至诺曼·芬克尔斯坦也放弃了。
两年后，对以色列的支持成为美国政治左翼和右翼重新配置的楔子问题。尽管投入了大量资金，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似乎突然不起作用，正常化的弦被一次一根地切断，而安拉伯独裁者在新的压力下正在犹豫和对冲。为了完成这种鞭打感，劳拉·卢默(Laura Loomer)以她自己明显精神错乱的方式呼吁结束对以色列的援助。
最重要的是，过去两年针对以色列行动所产生的能量从根本上动摇了纽约市的政治机制——因支持以色列而臭名昭著。马姆达尼的胜利之路顺应了这一潮流，这得益于他令人振奋的魅力、与当地移民社区建立联系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以及他富有感染力的希望信息。无论马姆达尼是否有意，无论他是否愿意参加，他的当选只是巴勒斯坦勇敢而忠诚的学者、领导人和人民代代相传的争取尊严和自决的斗争的一小部分。事情进展很快；似乎每个月都在创造历史。多米诺骨牌不断倒下。我们仍然生活在加沙的力量和恢复力所产生的波浪中，没有人确切知道水位会上升多高。
犹太复国主义大部分失败了
马姆达尼的胜利象征着并加速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以及美国对占领巴勒斯坦的犹太至上主义国家的支持的崩溃。
犹太复国主义亿万富翁比尔·阿克曼 (Bill Ackman) 今年 6 月承诺，将把自己的财富投给任何能够击败马姆达尼的人，并邀请 1% 的其他成员加入他的行列。他兑现了他的诺言，而且还兑现了一些。总而言之，他们花费了超过 4000 万美元，试图从最终作为人民选择的人手中窃取纽约市长选举权。
参与该阴谋的不仅仅是金钱利益，还有其他利益集团。特别是犹太复国主义队伍，他们吹响了每一个狗哨，敲响了它能找到的每一个警钟，表明马姆达尼的胜利将对以色列甚至犹太人本身构成生存威胁。
所有的金钱和努力都化为泡影。也许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来说更糟糕的是，他们在选举期间极端公开和精神错乱的行为方式加深了美国人的怀疑，即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确实对美国政治有太多影响力和控制力，尽管他们坚决试图将这一赤裸裸的事实斥为反犹太主义阴谋。
所有这一切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继续丧失可信度，不能再被认真对待，因为它被认为是犹太人在“传统家园”实现“自决”的无害愿望。犹太复国主义在这次选举中，在加沙大屠杀中，甚至在其整个生命周期中，都暴露出自己是一场精神病、至上主义、种族灭绝运动，除了它自己之外，没有任何神圣的东西，除了它自己的规则之外，不遵循任何规则。
马姆达尼的反对者在选举日遭受的彻底惨败意味着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力和支持非常脆弱，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愿承认但越来越被迫承认的另一个事实，以试图团结其坚定支持者。如果政客们与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关系继续呈负面趋势，那么政客们——默认情况下是交易性的、机会主义的生物——可能会完全放弃以色列，即使是名誉扫地的艾伦·德肖维茨最近也承认了这一现实。
犹太复国主义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但崩溃是不可避免的吗？没那么快；11 月 4 日还举行了其他选举，犹太复国主义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惨败。反犹太复国主义者奥马尔·法特赫竞选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失败，这让犹太复国主义者松了一口气。中间派民主党人米基·谢里尔（新泽西州）和阿比盖尔·斯潘伯格（弗吉尼亚州）的胜利并不值得庆祝。两名女性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都表现得谨慎而精打细算，导致她们在 AJP Action 等亲巴勒斯坦团体中成绩不及格，并遭到犹太复国主义团体的批评。换句话说，裂缝已经显现，但大坝尚未决堤。
这将为即将到来的 2026 年中期初选带来一场意义重大的对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候选人与亲巴勒斯坦候选人将是穆斯林的首要任务，其结果要么会终止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要么为其提供生命线。
实质重于符号（insha'Allah）
纽约市市长竞选的下一个主要收获是，尽管对手尽最大努力转向更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但马姆达尼仍将注意力集中在负担能力等切实问题上，这引起了共鸣。虽然库莫、亚当斯和斯利瓦依靠诽谤马姆达尼作为伊斯兰国或斯大林的首选候选人，但马姆达尼讨论了租金冻结、扩大公共交通和粮食安全。“我们无时无刻都注意到伊斯兰恐惧症，”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高级顾问扎拉·拉希姆 (Zara Rahim) 告诉《纽约客》的罗齐娜·阿里 (Rozina Ali)。“但我们有广泛的信息纪律。我们将讨论负担能力，直到你的耳朵流血。”
当很明显没有人能够彻底击败马姆达尼时，他的对手就采取了破坏行动，散布关于他在卖淫问题上的立场的错误信息，甚至通过称其为非法来承担穆夫提的角色，试图将穆斯林选民留在家里。
然而，恐惧和愤世嫉俗的政治就被消除了，只要有一个愿景——即使是有缺陷的和激烈的争议——以及谈论几乎来自各种背景的纽约人所感受到的几乎普遍的痛点。马姆达尼的反对者从未真正提出过替代愿景，而是依赖于如果马姆达尼获胜将会发生的灾难性世界末日情景。
恐吓策略输给了实质内容这一事实令人鼓舞。在传统媒体的鼎盛时期，几乎所有人都接触过象征性的语气和散布恐惧的内容，它们在决定什么是“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关心什么或应该因什么而感到震惊方面拥有垄断地位。现在，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通过直接接触受众来打破这种垄断的机会。即使有影子禁令和算法操纵，互联网文化的速度和病毒式传播所带来的金钱仍然让人们领先守门人一步。这种从传统媒体到社交媒体的转变在竞选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之一发挥了作用，当时马姆达尼拒绝表示他将访问以色列，甚至拒绝回答他作为新市长将首先访问哪个国家，而是强调他打算留在当地并专注于纽约人。在以前的时代，辩论主持人假装的愤慨会在传统大众媒体中得到回应，他们会尽职尽责地一遍又一遍地回到叙述中，向观众发出丑闻正在发生的信号。在当今更加民主化的媒体环境中，问题和提问者的不诚实本质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调，使人们进一步与马姆达尼竞选活动的反建制维度保持一致。
实质胜过象征的力量对于穆斯林来说也是一个深刻的提醒。穆斯林是最受协调抹黑和宣传攻击的少数群体之一。Drop Site News 透露，以色列有数据支持我们已经知道的轶事——将伊斯兰和穆斯林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是夺回对以色列的同情的最有效的信息……或者至少终止阻碍他们的政治意愿。正如凯特琳·约翰斯通所说，“犹太复国主义者推动伊斯兰恐惧症，因为这比让人们喜欢以色列更容易。”
穆斯林必须做出回应，不仅要揭露错误信息（这一点很重要），还要为他们的社区和整个社会提供实质内容。这包括阐明共同繁荣的愿景，与广大人民的痛点产生共鸣。随着 SNAP 福利被削减，功能失调的医疗保健系统使人们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穆斯林应该团结起来，通过互助来填补这些缺口。在全国范围内，我们的愿景必须是两党或无党派的，或许可以结合伊恩·卡罗尔的“造物主之队”理念——一场由有信仰、有道德意识的人组成的无党派运动——与越来越多的呼吁左派放弃文化战争并重新关注社会经济问题的呼声相结合。当然，除了拥有并阐明令人信服的愿景之外，我们还必须卷起袖子行动起来。
表示为麻醉品
最后，穆斯林应该注意到，马姆达尼的纲领牢牢植根于进步左派，包括与伊斯兰义不符的性别和性取向立场。但政治很少与我们的理想完全一致，社区最终往往会支持那些至少可以防止迫在眉睫的伤害或对他们有利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我们应该记住，马姆达尼的胜利满足了许多穆斯林的审美表征——这确实有一定的价值——但并不代表虔诚的穆斯林所珍视的普遍伊斯兰价值观和原则。
穆斯林需要小心，不要重蹈奥巴马时代的覆辙，当时奥巴马的审美吸引力为他的监控设备和战争罪行洗白，这些罪行为他赢得了“无人机之王”的绰号。当审美表现被用来延续邪恶时，它就失去了意义。交叉压迫仍然是压迫。
对马姆达尼的过度认同同样会导致失望、幻灭，并最终导致丧失权力。我们必须追究马姆达尼的责任，并在我们不同意的事情上反对他，而不是因为他是“我们自己的人”而保持沉默。” 安拉说：“你们信道的人啊，你们要坚持正义，为安拉作见证，即使这对你们自己或父母和亲戚不利”（《古兰经》4：135）。
目标不仅仅是让更多穆斯林担任公职或掌权。我们不希望穆斯林掌权，让邪恶正常化。权力和代表权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是实现愿景和将价值观制度化的手段。
据我们所知，马姆达尼最终可能会背叛那些为他带来令人印象深刻的草根支持的原则。据一些活动人士称，他已经这样做了。知道马姆达尼不是我们的救世主，而是我们社区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力和组织的衡量标准，应该可以消除这种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不应该剥夺我们片刻的欢乐。安拉在《古兰经》的开头概述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场景：“拜占庭人已经在最近的土地上被击败了。但他们失败后，三九年内就会取得胜利。之前和之后的命令都属于安拉。到那日，信士们将欢喜”（《古兰经》30：2-4）。
拜占庭人不是穆斯林的朋友……事实上，双方在四个世纪的时间里周期性地发生战争。但在上述经文启示的特定时间，波斯是更大、更直接的威胁。虽然我们敌人的敌人可能不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可以庆祝他们的胜利以及这对我们自己事业的进步意味着什么。
也许马姆达尼会把纽约市从以色列手中夺走，并在肯尼迪国际机场逮捕内塔尼亚胡，也许他不会。不管怎样，穆斯林必须继续前进。持续不断的斗争——以坚定不移、有原则的抵抗和正义为基础——这应该定义我们所认同的道德叙事。与犹太复国主义的至上主义逻辑不同，我们的斗争和我们的愿景并不是以消灭或征服他人为基础；而是以消灭他人为基础。相反，它是基于神圣赋予的价值观，促进所有人的真正繁荣。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评论 • malik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 次浏览 • 2026-05-12 2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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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查看全部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查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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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原文出处：https://yaqeeninstitute.org/read/blog/we-should-have-done-more-a-tribute-to-imam-jamil-al-amin
我们本该做得更多：致敬伊玛目贾米尔·阿明
图：我们应该做得更多：向伊玛目贾米尔·阿明致敬
当我反思我在安拉的恩典下为社区服务所取得的成就时，“已完成”的目标从未像那些未完成的目标那样深深地占据我的心或思想，尤其是我知道我应该付出更多努力的地方。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阿明，愿安拉怜悯他。他于 2025 年 11 月 23 日星期日归回至高的安拉。现在他摆脱了这个世界的束缚，但却度过了近二十五年的不公正监禁。系统虽然囚禁了他的身体，但却从未触动过他的精神，alhamdulillah。
我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长大，亲眼目睹了伊玛目贾米尔的作品。七十年代初接受伊斯兰后不久，他开始在亚特兰大西区组织一个社区。社区组织对他来说并不新鲜。他曾担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主席。作为民权运动的象征，他利用自己的经验并将其努力扩展到亚特兰大以外的地区。最终被称为“Al-Ummah”或“全国集会”的组织遍布美国各地，据我所知，甚至还蔓延到了加勒比地区。就这样我认识了克利夫兰的伊玛目贾米尔和阿尔乌玛。各社区竞相主办全国集会利雅达，其中体育是中心，人们的情绪高涨。
我的父亲，博士 Sirajul Husain，安拉怜悯他，他于 70 年代末定居在克利夫兰，确保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与非裔美国穆斯林社区完全联系在一起。每当克利夫兰主办时，我们都期待着利雅达，尤其是在凯霍加社区学院市中心校园。我和父亲曾经开玩笑说，加入伊玛目贾米尔的集会必须有至少六英尺的身高要求。果然，我最亲近的伊玛目，克利夫兰的伊玛目哈立德·阿卜杜斯·萨马德和伊玛目穆塔瓦夫·沙希德，博士 伊桑·巴格比，以及后来的伊玛目哈立德·格里格斯和伊玛目哈利勒·阿卜杜尔·拉赫曼，安拉怜悯他，在北卡罗来纳州，都是像他一样的高耸人物。如今，我们听到“坚定自信的穆斯林”这个词，但早在这个词被创造之前，80 年代的大会就体现了这种精神。在伊玛目贾米尔的领导下，我们通过他的演讲、社区建设以及通过联会旗下企业倡导的自给自足，看到了毫无歉意的伊斯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先知式社群的建设，就在西区和全国各地。
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加入了美国和加拿大穆斯林学生协会 (MSA National)，并与伊玛目贾米尔重新建立了联系，成为大学校园和 MSA 会议上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那一代学生是有福的。我们直接听到一位前民权运动学生领袖的来信，他恳求我们学习我们的信仰，实践它，并以穆斯林的最大自信行事。他的著作《书本革命 - The Rap Is Live》于 1993 年出版，成为成千上万穆斯林青年的主要灵感来源。伊玛目贾米尔在 1999 年劳动节周末在芝加哥举行的上届 MSA 大陆会议上讨论了他的书的各个方面。几个月后，他于 2000 年 3 月因虚假指控被捕，并于 2002 年 3 月 9 日被错误定罪。研究民权运动的人都明白：像伊玛目贾米尔这样直言不讳、富有魅力的领导人最终会成为不公正的攻击目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iPSHBSYyO0
在他被捕和判刑之间，MSA National 帮助将各个青年团体和 MSA 分会聚集在一起，组建了伊玛目贾米尔学生联盟 (SAIJ)。我当时注意到：
有时，公开挑战不公正和压迫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伊玛目贾米尔·阿卜杜拉·阿明却挺身而立，面对不公正和压迫者说出了真话。今天，轮到我们坚定地站起来，对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清白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因为伊玛目贾米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审的人。你、我以及所有那些与不公正和压迫作斗争的人都受到审判。
我们动员全国各地进行全面、公正的调查。事实上，我们计划于 2001 年 9 月 15 日星期五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支持伊玛目贾米尔的最大集会之一，但在 9 月 11 日的悲惨事件发生后被取消。尽管如此，海事安全局仍继续动员力量，教育人们了解对伊玛目贾米尔的虚假指控以及证明他无罪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并呼吁释放他。即使在他被定罪后，MSA National 也发布了一份新闻稿，对有罪判决表示深感震惊和失望，并呼吁学生加入 SAIJ，继续支持提起上诉的法律努力，并为新的审判编写更有力的案件。
2000 年代初期，我们第一次为北美穆斯林联盟 (MANA) 奠定了基础，这是苦乐参半的。尽管联会由费城副埃米尔伊玛目阿西姆·阿卜杜勒·拉希德出色地代表，但伊玛目贾米尔的缺席仍引起人们的深切感受，愿安拉怜悯他。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在场的人——伊玛目西拉杰·瓦哈吉、谢赫·哈姆扎·优素福、博士 谢尔曼·杰克逊，博士 伊桑·巴格比和其他许多人决心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继续要求释放他。
当伊玛目贾米尔被关押在富尔顿县时，我曾几次拜访过他。这是令人谦卑的。他会问他能为我和社区做些什么。这是我第一次探望监狱里的人，在第一次探望期间，我很难稳定自己的情绪。这是我们的伊玛目，被不公正地监禁，与家人失散。我感到力不从心，不知道该说什么：为什么社区没有更有意识地动员起来？对他的审判日期尚未确定；他感觉如何？感觉到我脆弱的情绪状态，在我为我们的疏忽表达任何歉意之前，他完全改变了这一刻。他询问了我们、学生、他们的信仰以及穆斯林社区的状况。他平静而舒缓的声音反映了他对安拉应许的坚定信念。当他说话时，我感到平静，我第一次意识到他很平静，没有因监禁而动摇，并且完全相信安拉有能力赦免他。他是自由的，而我却被世俗的依恋和恐惧所束缚。我们聊得很长，忘记了时间，直到一名警卫发出探视时间结束的信号。当我起身离开时，伊玛目贾米尔问道：“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吗？我无语了。
我最深的遗憾之一是我们没有为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做足够的事情。毫无疑问，他付出了努力，但没有表现出他应得的坚定和承诺。我们没有始终如一地支持他的家人，筹集法律费用资金，最重要的是，没有把他的案件放在最前沿。
这是一个领导民权运动和穆斯林社区的人。他很少要求任何东西，他应该从我们这里得到更多。在近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的精神依然坚不可摧，靠着与《古兰经》和《西拉》的持续联系而得以维持。
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多。我唯一的安慰是在 Yaqeen 研究所，在 Dr. 的领导下。奥马尔·苏莱曼，我们能够向全新一代讲述他的故事，许多人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和深远的贡献。我们还为一个正在做同样事情的纪录片项目带来光明。
我仍然感谢我们敬爱的伊玛目贾米尔塑造了我为社区服务的基调和基调。愿安拉赐予他在天堂的最高地位，愿我们光荣地继承他的遗产。
花点时间思考一下伊玛目贾米尔·阿明的一生和遗产（愿安拉怜悯他，并原谅我们没有做更多的事情）。让我们了解他对乌玛的贡献，激发更深层次的责任感、感激之情和个人承诺，并与我们一起下定决心，不再让我们的领导人默默受苦。探索他的故事以及其他被不公正监禁的穆斯林囚犯的故事。
引用资源
1 另请参见：John H. Cable，“H. Rap Brown”，《新乔治亚百科全书》（乔治亚大学出版社，2021 年），https://www.georgiaencyclopedi ... own/.
2 Altaf Husain，引用于“Imam Jamil Al-Amin”，《伊斯兰》，访问日期：2026 年 1 月 14 日，http://islamicity.org/1213/imam-jamil-al-amin/.
3 如需查看我们的一次对话记录，请参阅：https://www.beliefnet.com/fait ... aspx.
4 请参阅：免费伊玛目贾米尔运动，“说唱发生了什么：即将推出的美国不公正预告片”，Vimeo，2025 年 2 月 14 日，https://vimeo.com/1056913261?fl=pl&fe=sh.
29岁的穆斯林妇女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新闻 • ke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15 次浏览 • 2022-11-19 09:04
Ruwa Romman 还记得她还是一个8岁的女孩时，坐在校车后面，她的同学们指着她的房子并爆发出恶毒的笑声。"炸弹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嘲笑道，造谣她的家人是恐怖分子。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查看全部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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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wa Romman 还记得她还是一个8岁的女孩时，坐在校车后面，她的同学们指着她的房子并爆发出恶毒的笑声。"炸弹实验室在那里，"他们嘲笑道，造谣她的家人是恐怖分子。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周二，这个女孩--现在是一名29岁的社区组织者--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当选为佐治亚州众议院议员的穆斯林妇女，也是第一位当选为该州政府职位的巴勒斯坦裔美国人。
经过10个月的不懈竞选，这位民主党人说，她渴望开始代表97区的人民，该区包括伯克利湖以及格Gwinnett县的Duluth、Norcross和Peachtree的部分地区。
作为一个新生代移民，一个巴勒斯坦难民的孙女，以及一个戴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通往政治的道路并不容易，尤其是在基督教和非常保守的南方。
Romman说: "这些困难只会助长她对公民参与的热情，特别是在边缘化社区中，罗姆曼"。
她说："我寻找最边缘化的人，因为他们是那些没有资源或时间在政治机构的大厅里寻求他们需要的帮助的人。
Romman于2015年开始与佐治亚州穆斯林选民项目合作，以提高当地美国穆斯林的投票率。她还帮助建立了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的州分会，该委员会是全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权和宣传组织。
不久之后，Romman开始与更广泛的社区合作。她的网站说。"自2014年以来，Romman在每次选举时都做了志愿者，帮助佐治亚州翻转为蓝色。"
她说，她关心的是 "将公共服务重新纳入政治"，她打算通过帮助扩大医疗保健的覆盖面、缩小经济机会差距、保护投票权，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堕胎等救生护理来实现这一目标。
"我认为很多人忽视了州立法者，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是地方性的，没有很大的影响，没有意识到州立法机构对他们有最直接的影响，"Romman说。"每一条让我们生气或高兴的法律都是从州立法机构的某个地方开始的。"
竞选期间内，她收到了家人、朋友和社区成员的支持。他们都在为她的竞选而行动。他们一起敲了15,000扇门，发了75,000条短信，并打了8,000个电话。
她说，她的共和党对手John Chan没有公正地跟她竞争。
她说："我的对手对我使用了反穆斯林的言辞，说我与恐怖主义有联系，有一次还直接支持一个广告，说我是恐怖分子的支持者。
支持陈的宣传单影射她与恐怖组织有关联。
"在佐治亚州，我们已经有了穆斯林代表，但这些胜利使佐治亚州穆斯林的代表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进一步，因为现在我们有了更多的穆斯林性别和种族代表，"该团体的执行董事Shafina Khabani告诉记者。"我们不仅会有一个看起来像我们并与我们的价值观一致的代表，而且我们将有机会倡导和影响直接影响我们社区的政策。"
Romman 更希望她的当选能指向一个没有仇恨和偏执的未来。
"我认为，这使人们开始了解到穆斯林是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希望仇视伊斯兰教的浪潮开始消退，"Romman补充说。
回顾她的童年，Romman希望她能告诉年轻的自己，事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好。
年仅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美国穆斯林议员
新闻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67 次浏览 • 2022-11-10 09:27
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纳贝拉-赛义德(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查看全部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查看全部
23岁的印度裔美国穆斯林妇女纳贝拉-赛义德(Nabeela Syed)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议会第51众议院选区的选举中获胜。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我的名字是Nabeela Syed。我是一名23岁的穆斯林，印度裔美国妇女。我们刚刚翻转了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的郊区选区，"她在推特上说。
"她补充说："今年1月，我将成为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在民主党初选中获胜，刚刚在共和党的选区中战胜了现任的克里斯-博斯。
Nabeela Syed成为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中第一个南亚人，也将成为州议会中最年轻的议员。
Nabeela Syed承诺将成为社区的倡导者，如平等权利、医疗保健、教育和税收。
根据她的网站，Nabeela Syed竞选的目的是 "为今天和明天的居民建立一个更好的伊利诺伊州--一个拥有强大经济、可持续基础设施、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和高等教育的伊利诺伊州。"
Nabeela Sye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拥有政治学和商业学位，曾担任一个帮助当地企业的无偿咨询组织的主席。
根据她的官方网站，Nabeela Syed目前在一家非营利组织工作，帮助他们制定数字战略，并支持无数的公民参与倡议，例如，动员选民，遏制大学校园的性侵犯，以及加强性别平等。
Mehmet Oz博士可能成为美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但他在穆斯林社区并不太受欢迎
新闻 • Rizwan 发表了文章 • 0 个评论 • 459 次浏览 • 2022-11-07 08:51
再过几天，宾夕法尼亚州可能会选举Mehmet Oz博士进入参议院，这将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查看全部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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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过几天，宾夕法尼亚州可能会选举Mehmet Oz博士进入参议院，这将使他成为全国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
该州的穆斯林已经邀请他参加清真寺的活动。期待他谈论他的生活如何受到信仰的影响，但他没有接受邀请。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他的妻子是一位基督徒，总共有四个孩子，并且很少在公开场合讨论他的宗教信仰。与大多数美国穆斯林不同，他是一名共和党人。最重要的是，许多穆斯林对Oz博士的疏远感来自于他对前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对穆斯林充满敌意，曾说他会 "强烈考虑 "关闭美国的清真寺，特朗普曾对记者说 "我认为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且作为总统，他禁止几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民到美国旅行。
换句话说，第一位穆斯林参议员之所以能竞选成功，很可能是他经常传播伊斯兰恐惧症。
多年来，奥兹博士以电视公众人物而闻名，他过去曾描述过他的精神生活是由他虔诚的父亲和世俗的母亲的矛盾观点所塑造的，这些观点反映了他们在土耳其国内的分歧。他的竞选团队没有对采访请求作出回应。
他在2009年接受PBS电视节目 "美国面孔"(Faces of America)采访时说："我对自己的穆斯林身份挣扎了很久，部分原因是，在我的家庭中，有两种非常不同的观点。
根据今年社会政策和理解研究所的一项研究，只有10%的美国穆斯林认同为共和党人。46%的穆斯林认同为民主党人，40%的穆斯林认同为独立人士，这是所有信仰团体中独立人士的最高比例。Oz博士被认为是第一个来自大党的穆斯林参议员提名人。
自2001年911事件以来，美国穆斯林与共和党产生了深刻的隔阂，这导致了多年来的种族定性和政府监控，由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总统签署的《爱国者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种情况在特朗普政府期间变得更加严重。
穆斯林社区对Oz博士没有像2007年民主党人Keith Ellison成为第一个当选为国会议员的穆斯林那样感到兴奋。
Oz博士在竞选开始时谈到了他的宗教背景，他在1月份的《华盛顿考察家》中写道，"他是作为一个世俗的穆斯林长大的"。他的四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他 "看着他们和我们的四个孙子受洗，他很开心"。
他在5月接受右翼网络媒体公司Real America's Voice的采访时，在被问及伊斯兰教是否与宪法不相容时，他说："我们不希望在美国实行伊斯兰教法，"他说。"我是一个世俗的穆斯林。我不希望任何这些宗教狂热者在美国社会中发挥作用。"
费城穆斯林民权组织CAIR-Philadelphia的执行董事艾哈迈德-泰凯利奥卢(Ahmet Tekelioglu)说，许多美国穆斯林认为这样的声明是向非穆斯林选民发出的一个信号，即Oz博士与他们心中可能存在的伊斯兰教的可怕形象不同。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伊斯兰教法一直是保守派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
奥兹博士关于其宗教背景的最实质性的公开言论似乎来自他2009年的一次采访。
在采访中，Oz博士描述了他在一个分裂的家庭中长大，"父亲在宗教的这一边，母亲则在宗教的那一边"。
Oz博士说，作为一个成年人，他被苏菲主义所吸引，后者强调与上帝的个人联系。
他说："它更神秘，"他说，"他寻找与上帝的真正联系。"
Oz博士的对手大卫-麦考密克(David McCormick)指责他有 "双重忠诚"，因为他拥有土耳其公民身份，Oz博士说，如果当选参议员，他将放弃这个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