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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顶帽与国旗”系列的第四篇，探讨宗教锡安主义及其如何融入，或者说如何无法融入犹太教。

上一篇文章以一个谜题结束。约柜旁的国旗、祈祷书中的国家假日、因为是谁在统治而亲吻土地：所有这些都没有通过犹太教自己关于什么属于该宗教的测试，而《妥拉》的权威人士在这一切开始时就这么说了。然而，许多真诚、博学、恪守教规的犹太人还是接受了这一切。普通的推理不会把一个人从《妥拉》带向那些实践。是一种教义把他们带了过去，而这种教义关乎世界的末日。

为了理解它，读者首先需要知道犹太教本身是如何教导世界末日的，因为这种教义背离了那种教导，而这种背离就是整个故事。

传统的教导是什么，以及有多么谨慎

犹太教相信历史有一个终点。每日祈祷中背诵的信仰支柱认为，上帝总有一天会救赎世界：弥赛亚将会到来，分散的犹太人将会被聚集回家，圣殿将会被重建，而人类和世界将会被修复。没有一个传统的犹太人怀疑这一点，对它的渴望渗透在犹太人的祈祷中。

但在信仰的旁边，犹太传统维持着一种纪律，而且这种纪律同样古老。救赎的时间只属于上帝，是无法计算的。它的到来将是由上帝之手，而不是由政治运动制造出来的。而且传统坚决拒绝将新闻解读为末日展开的剧本。这种克制是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才学到的。在犹太历史上，弥赛亚狂热的浪潮曾不止一次席卷犹太社区，他们确信末日已经开始，而每一次浪潮都在灾难和大规模绝望中破灭。圣人们得出结论，宣布救赎并不是虔诚。它是信仰历史上最古老的陷阱，传统为此建立了防御的围栏。

请记住这两个方面：对救赎的完全信仰，以及对宣布它的完全清醒。但随着锡安主义的到来，所发生的事情去除了第二个方面。

新的解读

在二十世纪初，阿夫拉汉·伊扎克·库克拉比（Rabbi Avraham Yitzchak Kook）——雅法（Jaffa）的拉比，后来成为英国托管下巴勒斯坦的阿什肯纳兹（Ashkenazi）首席拉比——发展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他那个时代的事件。他是一个学识渊博且有个人虔诚的人，一个神秘主义者和一个诗人，他的追随者爱戴他。接下来所说的并不质疑其中任何一点。它质疑的是那种教义。

库克拉比教导说，世俗锡安主义运动——这个本出版物已经详细记录了其创始人拒绝犹太教的同一个运动——在事实上正是救赎开始的可见机制。没错——那些打破安息日并嘲笑《妥拉》的锡安主义先驱们，在某种程度上，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上帝的工具。在他著名的意象中——这取自一篇神秘文本——他们就像是弥赛亚的驴：外表不洁，内在神圣，违背他们自己的意愿推动着救赎前进。他写道，正是他们对土地的热爱，揭示了他们异端邪说中隐藏的神圣。在这种解读中，历史本身正以一种势不可挡的神圣洪流将犹太人带回家，而明智的人会认出这股洪流并加入它。

研究宗教锡安主义运动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这种关于历史的思考方式从何而来，它并非来自犹太教。学术专家用十九世纪德国哲学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教义，在这种哲学中，历史通过一种隐藏的逻辑前进，这种逻辑利用人类行动者来达到他们未曾打算的目的。本出版物第一系列的读者会认出这种同源性。正是这股欧洲思潮提供了锡安主义的其他借用理念，而在这里它披上了拉比的外衣。

库克拉比的儿子和继任者们将这种解读推向了它的结论。一旦以色列国成立，该学派就宣布政治国家本身是神圣的。这位父亲在任何国家存在之前就曾写道，一个理想的以色列将是“上帝在世界上的宝座的基座”；门徒们将这句话应用到了1948年建立的共和国、世俗政府、军队以及一切事物上。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向他的学生清楚地教导，“以色列国是一个神圣的实体”。当今这个思想流派的一位主要拉比教导说，救赎已经在顺利进行中，犹太人“已经身处宝座室，而不是在前厅”。该运动中的其他人将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救赎的确定性，宣称为一项宗教原则：怀疑末日已经开始被视为错误，而清醒等待的传统则被视为信仰的失败。

教义的作用

暂且承认这个前提，看看早期文章中的一切是如何水到渠成的。如果以色列国是救赎的开始，那么这个国家就不是一个政治事实而是一个神圣事实，约柜旁的国旗就不是装饰；它是见证。战争不是战争；它是末日的阵痛。被征服的领土不是一个政策问题；它正在应验的预言，而归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都不是妥协，而是对天堂的背叛。军队必须是救赎的工具。这是宗教锡安主义最显眼行为内部的引擎，从定居点山顶到本出版物读者已经近距离看到的攀登圣殿山。下一篇文章将详细跟进这些后果。

但请注意这个前提所要求的东西。传统的古老纪律，即拒绝宣布救赎，必须被放在一边。而那个时代的权威人士正是这么说的。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的见证人直白地拒绝了“救赎开始”的主张，加入他们行列的还有波兰最大的哈西德社区领袖、格尔（Ger）的雷贝（Rebbe），他在库克拉比有生之年考察了他的教导，并公开发文反对它们。

传统在他们背后也有一个更古老的答案：它自己的流亡神学，该神学认为流散是由上帝下达的命令，并将在上帝的时间里由上帝结束，并且犹太人无权通过政治武力来结束它。这一在《塔木德》中陈述并传承了几个世纪的教导，是权威人士裁决一切的常设背景，在这里足以陈述它，而无需进入围绕它的法律辩论。

熟悉的引擎

本文还有一个观察结果，怀着敬意提出。许多基督徒读者会认出这个教义，因为基督教在同一时代产生了它自己的版本。将以色列的建立及其战争解读为滴答作响走向末日的预言时钟的终末期解释系统，在十九世纪发展并在二十世纪广泛传播，且在今天感动了数百万信徒。基督徒可以自由地将这种解读作为基督教信仰的问题来持有；这不是本出版物要管的事。这个观察更为狭窄。这两种狂热是同一世纪出生的兄弟姐妹，把同样的报纸当成经文来读。因此，当一个观察者看到虔诚的犹太人将一场战争视为展开的救赎时，他看到的并不是古老的犹太教。他看到的是一个现代教义，他的自身文化碰巧也有一个这样的双胞胎，而早于这两者的传统拒绝了用这两种语言进行的解读。

本系列的问题是，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是如何将一个世俗国家置于其宗教之中的。一句话就能回答：一种教义教导他们，这个国家是世界救赎的开端，一旦接受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它在地面上、在定居点、在军队中以及在圣殿山上所产生的影响，是下一篇文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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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顶帽与国旗”系列的第五篇，探讨宗教锡安主义及其如何融入，或者说如何无法融入犹太教。

上一篇文章描述了一种教义：认为以色列国是世界救赎的开端，而历史事件是世界末日展开的机制。如此庞大的教义塑造了其信徒所建立的东西、他们视为神圣的东西，以及他们愿意推翻的东西。本文将跟随它进入现实世界，通过三个其后果显而易见的地方来进行探讨。

军队被神圣化

从军队开始，因为在这里教导是明确的。拉比兹维·耶胡达·库克（Rabbi Zvi Yehuda Kook），这位作为儿子和继任者，其思想流派成为了定居点运动引擎的人，教导说国家的圣洁延伸到了其权力工具。用他的话来说，与军队有关的一切，“其各种类型的武器……全都是神圣的。”他进一步教导说，国家的工作带有圣殿服务本身的圣洁。

本出版物第一系列的读者会认出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逆转。犹太传统将战争视为一场有时是必要的悲剧。它用法律包围战争，并在胜利中也哀悼战争。战士从来都不是传统的理想，而十九世纪的伟大拉比们曾教导，美化刀剑是一个文明可能陷入的最糟糕的腐败之一。正如那个系列所记录的，世俗锡安主义引入了欧洲对军事的热爱，并将士兵作为其偶像。宗教锡安主义的救赎教义更进了一步。它吸收了这种借来的军国主义，并宣称其是神圣的。在该运动的学校内部，制服成了一件神圣的衣服，而服兵役本身成为了一项宗教行为。一种拉比们曾称之为外来的意识形态，现在被用圣殿的语言来描述。

土地变成了预言

第二个后果与土地有关，它解释了一个全世界已经观察了几十年却不明白其来源的政治模式。

在这种教义中，被征服的领土不是一个政治结果；它是正在进行中的预言。主要的宗教锡安主义拉比们教导说，犹太法律中的圣地与以色列国的领土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已经消失，因此国家的地图和《妥拉》的地理合二为一，成为了一件神圣的物品。一旦相信了这一点，建立定居点就是一项宗教行为，而归还领土就不再是政治妥协，而是对救赎本身的背叛。

这就是为什么领土妥协在这个社区中产生的反应，不同于普通的政治失望。当国家在2005年从加沙撤出其定居点时，该运动经历的远不止是一次失败。在一个救赎只能前进的信仰体系中，没有办法解释国家的倒退，撤军对该社区造成了犹如信仰危机本身的打击。研究该运动的学者们用描述古老的欧洲土地崇拜的相同术语来描述其对领土的依恋，本出版物的第一系列曾追溯过这种血与土神秘主义的根源。在这里，该教义也是拿走了外来的输入品，并使其神圣化。

那座山

第三个后果是本出版物的读者已经亲眼见证的：在当今时代，由一名内阁部长带领攀登圣殿山，被庆祝为犹太人“感觉自己像是这个地方的主人”。

回想一下犹太法律是怎么说的，因为之前关于那一事件的文章已经阐明了这一点。传统认为，今天每个犹太人都带有一种目前无法去除的不洁，不能进入被圣化的区域，并且山周围的围栏不是对政治的让步，而是上帝自己的法令。以色列国首席拉比机构在入口处的标志上维持着这一裁决。几个世纪以来，站在圣殿山下就是一种遵守。

现在，用宗教锡安主义的教义来对照一下。如果救赎正在进行中，而国家是它的工具，那么在山底等待开始看起来就不像是服从，而是信仰的失败，是拒绝走过上帝打开的一扇门。对该运动的年轻一代来说，古老的边界开始看起来像是救赎的障碍，而不是上帝自己的指示。因此，宣布国家神圣的学校，以犹太教的名义，在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催生了推翻国家自己拉比机构裁决的人群。本系列中没有什么比当这嫁接的两半发生冲突时，更清楚地表明到底是谁的权威真正在统治。

模式

将这三个例子放在一起，其模式很难被忽略。本出版物的第一系列记录了世俗锡安主义从其诞生地欧洲组装起来的奉献对象：被神圣化的国家、神秘的土壤、受尊崇的刀剑。创始人们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持有这些奉献，并如此宣称。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宗教锡安主义教义没有废除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相反，它利用并腐化了《妥拉》的语言，宣布它们每一项都是神圣的：国家成了救赎，土壤成了预言，刀剑成了天堂的工具。本系列第二篇文章中引用的权威人士在一开始就警告过，宗教民族主义是贴着天堂名字的同样的偶像崇拜的输入品。

一个世纪后，他们的警告读起来不像是一种争论，而更像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平实描述。

山顶上的人们

有一件事必须再说一遍，本系列也会继续说下去。在定居点山顶上的年轻家庭，将服役理解为宗教使命的士兵，带着狂跳的心攀登圣殿山的学生：这些人不是愤世嫉俗者，他们也没有在假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完全在宗教锡安主义教义内部长大的第三代或第四代，在其学校里受教育，他们相信自己正在倾其所有地侍奉上帝。这正是本系列从第一篇文章起就一直在描述的悲剧。当如此深刻的真诚依附于如此错误的教导时，其后果是不容小觑的，并且它们是打着上帝的名义到来的。在过去五十年里，世界一直以为它看到的是犹太教，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后果不断累积。

本系列接下来将以贯穿每一部分背后的问题作为总结：到底是谁真正代表了一种传统，以及一个站在传统之外的诚实的观察者如何能够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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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系列“两千年之争”的第一篇，探讨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做了什么。

大多数人的脑海里都有一幅犹太历史的图景，尽管他们从未主动选择过它。这幅图景大致是这样的：圣经时代的犹太人有着他们的国王和圣殿。然后罗马摧毁了一切，在两千年的时间里，犹太人成了一个分散且无助的民族，在国与国之间流浪，等待着并受苦受难，直到1948年终于结束了这场危机，再次给了他们一个家。

几乎每个人都吸收了那个故事的某个版本。它塑造了人们阅读新闻的方式，并迎合了一个特定的结论：那漫长的几个世纪只是一段空白的插曲，而现代国家的建立才最终将犹太人从中拯救出来。

这个故事只有一个问题。它是完全虚假的。

记录显示了什么

想想几个很少出现在大众叙事中的事实。

巴比伦（即现在的伊拉克）伟大的犹太学苑，在没有中断的情况下运作了一千多年。它们的领袖们回答了来自三大洲犹太社区提出的法律问题。当罗马帝国衰落时它们在运作，当伊斯兰教兴起时它们仍在运作，甚至在欧洲第一批大学尚未建立时，它们依然在运作。

就在那些被认为充满无助的几个世纪里，犹太人创作了如今恪守教规的犹太人每天都会研究的著作：《塔木德》、那些伟大的注释、以及规范犹太人实践直至最微小细节的法律典籍。今晚在布鲁克林的一个学习厅里翻开一页《塔木德》，你看到的是在远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由生活在外国统治下的学者们写下的文本。

在过去的两千年里，犹太社区在整个已知世界中实行自治，没有军队，没有警察部队，也没有监狱，但他们的法律依然得到了遵守。开罗的商人和科隆的学者遵循着相同的《妥拉》法律体系，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中央政府来强制执行任何事情。

无论这算什么，它绝不是一种昏迷状态。它绝不是一个坐在候诊室里等待的民族。

从未改变的事物

你可能会想，那几个世纪的犹太教是否是某种新的、即兴发挥的原始版本，是在圣殿被烧毁后重建的宗教。事实并非如此，在我们在深入探讨之前，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明确说明。

犹太教认为，在西奈山赐予的《妥拉》分为两部分，书面文本和解释它的口传教导，而且这两者是一起被赐予的。口传教导始终包含了犹太人将面临的每一种情况的法律，包括圣殿的丧失以及《圣经》本身警告将会到来的漫长流散。当圣殿矗立时，有关圣殿的法律就被执行。当圣殿倒塌时，那些特定的戒律就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圣殿的重建，而《妥拉》的其余部分则和以前一样准确无误地继续着。

祈祷是最清晰的例子之一。每日的祈祷对应着每日的祭品，而传统教导说，这种对应并不是在危机中发明的一种替代品；它是由《妥拉》本身为无法献祭的情况所提供的安排。圣殿被毁后几代人的圣人们并没有为新情况设计一种新宗教。他们应用了他们所接受的宗教，而这种宗教一直都预料到了这些情况。同样的安息日，同样的节期，同样的关于家庭、食物和商业诚信的法律，同样的《妥拉》，无论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巴比伦或波兰。

这种连续性正是本系列剩余部分之所以成为可能的原因。一个在不断更迭的帝国中承载着未变遗产的民族，是可以跨越几个世纪被追踪的，其记录也是可以被查证的。

流亡实际上是什么

如果这两千年既不是意外，也不是紧急情况，那它们是什么呢？

在犹太人的理解中，流亡是一项法令。《圣经》直接陈述了条件：这片土地是附带条件赐予的，当条件被破坏时，人民将被带离那里。只要人们还记得，犹太人自己就曾在每次节日的祈祷中这样说。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被从我们的土地上流放。

这种信念带来了一个大多数外部观察者从未考虑过的后果。如果上帝降下了流亡，那么流亡就有一个目的，而正确地生活在流亡中本身就是一项任务。不是在等待现实生活恢复的同时“忍受它”。而是去生活。任务是在他们降落的任何地方遵守《妥拉》，建立社区和学校，抚养在他们之后会继续遵守它的孩子，并等待上帝按照他开始流亡的方式结束流亡。

一旦理解了这一点，上面提到的成就就不再令人惊讶了。一个相信自己有工作要做的民族，只是继续着他们的工作。

本系列为什么存在

本出版物花了很长时间论证：诞生于十九世纪欧洲的民族主义运动——锡安主义，不是犹太教。那个论点总是缺失了一半。说明犹太教不是什么是一回事。而向读者展示它是什么，以及它的人民在这两千年中实际做了什么，则是另一回事。

这就是本系列的目的。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跟随犹太人走过那些世纪：在耶路撒冷燃烧时做出的选择、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运作的法律体系、在巴比伦、西班牙和波兰的黄金时代、整个时期都生活在圣地却从未建立过国家的社区，以及解释了一个每天三次祈祷回归的民族为何拒绝用武力夺取它的神学。

在接近尾声时，我们还将看看这段历史是如何被遗忘的，以及谁觉得遗忘它是有用的。

但第一步仅仅是放下这种假设。流亡中的犹太人并没有在等待被拯救。他们是世界上见过的最成功的无国籍文明，而他们是用书本建立起这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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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之争”系列文章的第二篇，探讨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做了什么。第一部分。

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包围。罗马军队围困了这座城市，围城战已经持续了几个月，而城墙内的局势比城外还要糟糕。武装的犹太叛军派系控制了这座城市，他们在做出了一个被《塔木德》悲痛记录的决定：烧毁了存放耶路撒冷食物供应的仓库。他们的理由是，饥饿会迫使民众去战斗而不是谈判。然而，民众却因此挨饿。

耶路撒冷的圣人们曾反对这场战争。他们曾激烈反对叛乱，而现在他们被困在一座由发动战争的人统治的城市里，眼睁睁地看着末日的逼近。

他们中有一个人接下来所做的事，塑造了随后的两千年。

出城门

拉班·尤哈南·本·扎卡伊（Rabban Yochanan ben Zakkai）是那个世代的首领圣人。他明白这座城市将会沦陷，圣殿将会被毁，除此以外他还明白一件事：叛军不会允许任何人离开。因此，他装死并被装在一口棺材里抬出了耶路撒冷。

在城墙外，他被带到罗马将军维斯帕先（Vespasian）面前，这位将军很快就会成为皇帝。维斯帕先以一种征服者感到慷慨的方式，提出可以满足他的一个请求。

想想一个处在他位置上的领导人可能会要求什么。赦免这座城市。赦免圣殿。赦免祭司、国库、他人民的首都。拉班·尤哈南没有要求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样。

他请求得到亚夫内（Yavneh）及其圣人们：一个沿海的小镇，并允许学者们继续在那里教学。

《塔木德》就事论事地记录了这一请求，但犹太传统从那时起就将其视为历史上最具重大影响的决定之一。他没有要求一座堡垒。他要求建立一所学校。

他实际上在拯救什么

现代读者很容易将此解释为一个巧妙的转变，一个领导人认识到旧宗教已经完结，并抢救可以重新利用的东西。这种解读是错误的，正确理解它正是本文的重点。

正如前一篇文章所解释的，《妥拉》在西奈山以两部分被赐予，书面部分和口传部分，而口传的教导已经包含了犹太人应对《圣经》本身预言的流亡所需的一切。拉班·尤哈南并没有发明一个便携式的犹太教来取代以圣殿为基础的犹太教。他是在保护犹太人已经完整拥有的《妥拉》传承，包括其针对没有圣殿的时代的所有指示。

这种传承是犹太教一直以来最谨慎守护的东西。该传统通过追溯传承链条来开启其被最广泛研究的伦理著作：《妥拉》在西奈山被接收并传给约书亚，约书亚传给长老，长老传给先知，并世世代代传递下去，每一个环节都接收并交付相同的遗产。存在于耶路撒冷的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承载并教授那份遗产的活生生的学者链条。

建筑可以被重建，而犹太信仰认为，总有一天圣殿会被重建。传承链条的断裂则是一种不同性质的损失。拉班·尤哈南向维斯帕先要求的是唯一无法被替代的东西，而以城墙和黄金来衡量重要性的罗马人，却认为他们赐予了他一件微不足道的东西。

亚夫内做了什么

学者们聚集在亚夫内，犹太法律最高法院迁往那里并继续其工作。一些依赖于圣殿的戒律进入了休眠状态，等待圣殿的恢复。其他一切都在继续：同样的安息日，同样的节期，同样的关于纯洁、家庭和商业的法律，其教授和应用方式与在耶路撒冷时完全相同。

犹太教没有经过修订，没有召开投票决定现代化的理事会，也没有新的经文。亚夫内的圣人们以圣人们一直以来的方式做出裁决，将接受的法律应用于他们面前的局势，使用《妥拉》本身赋予的确切用于该目的的权力。他们的工作是在不同条件下的延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犹太人可以打开在那一时期撰写的书页，并立刻认出那是他自己的宗教。

而且这项工作传播开来。因为被保存下来的是一条教导的链条而不是一个地点，它可以被带到犹太人被派往的任何地方。几个世纪内，同样的《妥拉》在巴比伦被教授，然后在北非，接着在西班牙、莱茵兰和波兰。下一篇文章将跟随它去往那里。

两种理论的检验

退后一步，看看这个故事中包含的对罗马的两种回应，因为它们共同解释了本出版物所写内容的很大一部分。

叛军认为，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武力问题。他们有策略，有武器，也有足够的信念烧毁自己城市的食物供应以防止投降。几年之内，他们的策略导致了圣殿被毁、城市成为废墟，以及巨大的生命损失。《塔木德》自己对这场灾难的描述，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罗马的力量，而是归咎于犹太人内部的仇恨和分裂，这使得战争成为可能。

圣人们认为，犹太人的生存是一个《妥拉》的问题，而流亡作为上帝的法令，将在上帝结束它时结束。他们的策略是在一个沿海小镇建立一所学校。

两千年后，结果毫无疑问。赢得那场战争的帝国已经不复存在；它的语言只在教室里存活，它的城市成了一个旅游胜地。那个沿海小镇里的学校仍在运作，在耶路撒冷和布内布拉克，在莱克伍德、伦敦和安特卫普，向那个时代犹太人的后代教授着同样的文本。

山上的狐狸

来自同一世代的另一个场景应该放在这里，因为它展示了圣人们自己是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

圣殿被毁几年后，他们中的一群人走过圣殿山的废墟，看到一只狐狸从至圣所曾经矗立的地方走出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哭了。但阿基瓦拉比（Rabbi Akiva）却笑了。当他们问他怎么笑得出来时，他解释说：先知们既预言了毁灭也预言了重建。看到第一个预言如此精确地应验，让他确信第二个预言也会同样精确地应验。

那不是一个在灾难后随机应变的人的推理。那是一个已经知道书上说了什么、看着故事如预料般展开，并带着完好无损的信心安顿下来漫长等待的人的推理。

因此，流亡时代开始了。犹太人在其间建立的东西，是本系列剩余部分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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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主题指南。

伦敦地铁上流传着一张照片：大都会线（Metropolitan line）通勤者头顶上方的一块广告牌上写着“拆除犹太复国主义战争机器”，并附有参加直接行动培训的邀请。一个被广泛分享的反应称，这是其作者见过的最接近20世纪30年代宣传的东西。

在这个小场景中有两个人在说话——印制海报的活动家和拍下照片的乘客——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在所有事情上都存在分歧。其实不然。在争论的表面之下，他们共享一个前提，而这个前提正是问题所在。他们俩都相信，“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命名的是同一个东西。活动家接受了这个等式并将其作为目标；乘客接受了它，并在一个关于国家的口号中听到了针对他人民的威胁。他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这个等式本身是有历史的，它从被提出的那一天起就备受争议，而反驳它的传统——托拉犹太教（Torah Judaism）——仍然存在，而且不方便地位于他们两者的框架之外。

恐惧并非虚构

从诚实要求的地方开始：从乘客开始。一个英国犹太人在他早晨通勤时抬头看到“拆除”这个词，并不是在歇斯底里。在过去的几年里，“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反复被用作某种更古老东西的伪装——被钉在不统治任何国家的犹太教堂上，被钉在不指挥任何军队的犹太食品杂货商上，被钉在从未在以色列选举中投过票的学童身上。当一个命名政治意识形态的词语因为人们的身份而不是他们的信仰被应用在人们身上时，这个词就已经停止了做政治工作，而是开始以化名做反犹主义的工作。任何试图挥手打发这件事的人都应该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如果海报的受众无法可靠地区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犹太人，那么无论设计者意图如何，这张海报的作用就是对犹太人的威胁。在今天的英国，这种可靠性是不存在的。这种恐惧是理性的。

诊断仍然是错误的

但理性的恐惧可能会依附于错误的诊断，而“这又是20世纪30年代”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比较假设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意，就其本身而言，就是对犹太人的敌意——这两者一直是一回事，因此攻击这种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攻击这个民族。历史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而且说得非常坚决。当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出现时，对它最持久的反对来自犹太人——首先是欧洲的拉比（rabbinic）领导层，他们在这种新的民族主义中看到了对犹太宗教本身的背叛。本系列前面的文章用创始人自己的话记录了这一判断：不相信托拉中的上帝的人，用欧洲材料建立了一种民族认同，有意识地与传统的犹太人对立。作为拉比反对派的后代，这些社区今天仍然生活在伦敦。

反犹太复国主义本身不可能就是反犹主义，因为在国家存在之前，忠于犹太教的犹太人就已经持这种立场。什么是反犹主义——什么经常是反犹主义——是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当作一张许可条，一种用新外衣说出旧事物的方式。这种区分不是技术性的细节；它是整个问题的核心。而且它必须在两个方向上都得到执行，否则它就毫无价值。

最丑陋的证人证实了什么

这里有一段历史值得了解，正是因为它出自谁的笔下。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希特勒描述了他在维也纳的早年岁月，以及他日益坚定的信念：犹太人不是信仰不同宗教的德国人，而是一个外国民族。然后他记录下，在这个问题上他仅存的犹豫不决被一件事解决了，而且是所有事情中最令人意想不到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这是一个由犹太人发起的运动，用他的话来说，其目的是“维护犹太教的民族特性”。

必须仔细阅读这段话，因为很容易从中得出错误的教训。希特勒并没有从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学到种族反犹主义；那种意识形态完全是欧洲人为了欧洲的原因建立的，早于赫茨尔（Herzl）写下任何一行字几十年，而且它的作者不需要犹太人的帮助。这段话所表明的是一些更狭隘的东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地铁海报上的等式来说更具毁灭性：历史上最残忍的反犹主义者看着犹太民族主义，并承认在核心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他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能真正成为德国人；而在这里，一个犹太运动宣称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并应该停止尝试成为德国人。两个敌人，一个前提。在他们两人的叙述中都缺席的那一方，与在海报和推文中缺席的那一方是同一个——传统的犹太人，他坚持自己是一个信仰的成员，受圣约（covenant）约束，并且是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的忠诚臣民。反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要求那个犹太人不存在。然而他无论如何都存在，而且现在依然存在。

打破它，而不是在其中选边站

这就把争论带回到了那节火车车厢。希望他的口号是政治性而不是种族性的活动家，只有一条诚实的道路：无情地维持这种区分——把每一个词都瞄准一个国家和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把任何让它滑向犹太教堂或学童的同志视为已经跨入了最古老的仇恨，因为他确实这么做了。

为自己社区担心的乘客，从另一边也有着同样的道路：停止认证这个等式。宣布反犹太复国主义口号是20世纪30年代的宣传，是在告诉英国的每一个反犹主义者，犹太人自己也证实了这两个词意味着同一件事——因此，未来对国家的每一次攻击，都会带着社区自己的认可，落在这个社区身上。

这个等式就是武器。在它成为任何人的旗帜之前，它就是反犹主义者的武器，而每一个重复它的人——无论从哪个方向，无论带着什么意图——都在磨快它。古老传统的犹太人从一开始就拒绝了它，而他们的后代乘坐着同样的火车，要求的不过是成为犹太人一直以来的样子：一个契约的民族，而不是一场关于他们从未接受的国家的战争中的战斗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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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这种区别至关重要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指南。

每个人都看过那些照片，即使他们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的。穿着工作服的年轻拓荒者，晒得黝黑，面带微笑，正在排干沼泽并种植橘子林。基布兹（Kibbutz，以色列集体农庄）——在这个公社农场里，一切都是共享的，每个人都在耕种土地。沙漠被改造成了绿洲。这是以色列建国的传奇，而且它通常被当作一个宗教故事来讲：一个古老的民族终于回到了其应许之地。

照片中的那些人如果听到这种描述，肯定会嘲笑它。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完全不想与犹太教扯上任何关系。许多人甚至鄙视它。然而，他们怀着一种从任何角度看都完全像是信仰的奉献精神在工作。那是因为这确实是信仰——只不过不是犹太教的信仰。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宗教，而它的仪式就是耕地、种植和建造。历史学家甚至从该运动自己的哲学家那里借用了一个名字来称呼它：劳动的宗教。

拓荒者到底是谁

首先，让我们看一些很少被提及的数据。在1900年代初期俄罗斯发生大屠杀和动荡之后，超过一百五十万犹太人逃离了东欧。他们几乎全部向西走，大多数人去了美国。只有大约三万五千人去了巴勒斯坦——而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在几年内就放弃并离开了。

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核心成员成为了国家的建立者。他们年轻，极度世俗化，并沉浸在俄罗斯的革命政治中——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工人”的崇拜。大卫·格林（David Green），后来改名为本-古里安（Ben-Gurion），就是从这个世界走出来的。建立基布兹运动的大多数男女也是如此。他们来到这里，不是作为回到上帝土地的朝圣者，而是作为革命者，寻找一个地方来建立他们的俄罗斯老师们梦想中的新社会。

但革命者需要一些可以相信的东西，而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信仰抛在脑后了。

听听他们的话语

拓荒者的哲学家是一个名叫A. D. 戈登（A. D. Gordon）的人，他在前面的一篇文章中曾教导说，是国家“创造了人”。戈登给了定居者他们的信条，而且他毫不掩饰那是什么样的信条。当有人问他，既然阿拉伯工人收费更低，为什么犹太农场还要雇佣犹太工人时，他没有用经济学来回答。他指向了宗教作为回答——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会为了省钱而破坏安息日（Sabbath）吗？当然不会，因为宗教规定了超越便利的义务。戈登说，国家事业值得同样程度的奉献。

读读该运动是如何谈论自己的，这种模式随处可见。戈登的追随者宣称：“我们所有人都将自己指向同一个神。我们所有人都渴望劳动和劳动的生活。”该运动的一份文本说得更远：“土地，只有土地，才是希伯来灵魂的至圣所。”至圣所（holy of holies）是耶路撒冷古代圣殿中最深处的房间，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地方——而在这里，它被重新分配给了泥土。

外部观察者注意到了这一点。1915年，一位名叫摩西·卡尔瓦里（Moshe Calvary）的作家看着拓荒者们牺牲和自我克制的生活，直白地问道：“难道这不是一种宗教吗？”学者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说，拓荒者们投入工作“充满虔诚和敬畏，就像古时的犹太人对待托拉（Torah，律法书）和祈祷一样。”1924年，在希伯来大学的盛大开学典礼上，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希伯来诗人哈伊姆·纳赫曼·比亚利克（Chaim Nachman Bialik）赞扬了年轻的拓荒者，因为他们将粗糙的体力劳动提升“到了无上神圣的水平，到了宗教的地位。”

比亚利克是把它当作赞美来说的。他是在公开庆祝，在他们运动最自豪的时刻之一，庆祝农业取代了上帝这一事实。

修复犹太人

拓荒者们把劳动神圣化，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欢种田。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几乎一字不差地接受了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描绘——“寄生虫”、中间人、不生产任何东西的小贩。欧洲的仇犹者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在画这种讽刺画。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意这种看法，并设计了他们的运动来治愈它。戈登写道，犹太民族“被切断了与自然的联系，被困在城墙内两千年”，他们缺乏“劳动的习惯”，只有耕种土壤才能使他们“再次恢复正常”。

正常。这是一个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著作中不断出现的词，它总是意味着同一件事：像其他国家一样。传统的犹太人——学者、商人、读书人——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畸形。如果这种判断听起来很耳熟，那是应该的。这就是上一篇文章中描述的同样的颠倒计划，只不过他们穿上了工作服而不是引用尼采（Nietzsche）。

关于工作，犹太教到底是怎么说的

在犹太教中，工作绝不是这些意思，而且这种区别很容易说清楚。犹太传统尊重劳动——塔木德（Talmud）中的圣贤包括铁匠和樵夫，而养家糊口是一种责任。但工作是受人尊重的，而不是神圣的。神圣性属于上帝，而田地只是一块田地。一个犹太人种植是为了能够生活，而生活是为了服侍他的造物主；当种植本身成为“虔诚和敬畏”的对象那一刻，事情就大错特错了——崇拜的结构还在，但上帝已经被替换了。那一代的拉比们（rabbis）实时看着这一切发生，并用他们的传统一贯的称呼来称呼这些事情——偶像崇拜。

传奇与标签

因此，下一次当以色列的建立被当作宗教上的归乡——一种古老的信仰在它的土地上恢复——来讲时，值得记住那些真正完成建国的人到底相信什么。他们的奉献是真实的，他们的牺牲是真实的，而他们的宗教是劳动、土地和国家。它是被那些已经背离犹太教并且毫不掩饰这一点的人建立的。这个传奇借用了犹太教堂（synagogue）的词汇，但拓荒者自己会是第一个告诉你的人：基布兹的信仰不是托拉的信仰，而且它也从未想过要成为。

本系列下一篇：最奇怪的借用——把《圣经》作为土地契约的想法是如何进入犹太复国主义的，它不是来自犹太教堂，而是来自教会。

戈登、克劳斯纳、卡尔瓦里和比亚利克的引文摘自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文献历史，包括《以色列的公民宗教》和什穆埃尔·阿尔莫格（Shmuel Almog）的《犹太复国主义与宗教》。*可应要求提供完整的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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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之六。

让世界上的任何人说出关于以色列的一件事，很有可能答案会涉及军队。士兵是这个国家的标志——出现在它的海报上，在它的电影里，在它的国家故事的中心。而这个故事通常带着一个假定的血统：这就是重生的古代犹太武士，从马加比（Maccabee）到现代突击队，一条从未中断的尚武血脉。

但这条血脉并非从未中断。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条血脉。大约两千年来，犹太人在整个欧洲以相反的特质而闻名——一个由学者、商人和读书人组成的民族，他们如此一贯地不尚武，以至于他们的敌人都把这当成一种诽谤的借口。这种性格并非偶然。

但改变这种性格是一个齐心协力的项目，由特定的人带着特定的导师来运作，而本文就是要讲讲他们是谁。

传统实际教导了什么

传统的犹太人对武士的看法并非中立的。那是谴责——而且这种谴责很古老，早在犹太复国主义存在之前就被记录下来了，因此不可能作为反以色列的政治而被否定。

参孙·拉斐尔·赫希（Samson Raphael Hirsch）拉比，这位死于1888年（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召开前九年）的伟大的德国拉比，解释了《托拉》中关于抹除对亚玛力人（Amalek，圣经中邪恶的原型）的记忆的命令，认为这是一场反对美化暴力本身的战争。赫希写道，威胁人类未来的不仅仅是古老的亚玛力部落，而是对“刀剑英雄”的尊崇——因为只要人类崇拜它的征服者，每一代人都会产生新的征服者。在他的解读中，通过武力寻求名望是上帝对世界所有期望的敌人。埋头苦读的学者并不是犹太教未能培养出武士的表现。他是犹太教对武士的回应。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接受的遗产。用该运动自己的话来说，这也是它打算要摧毁的东西。

血与火

这种反转开始得很早。1903年，诗人雅各布·卡汉（Yaakov Cahan）发表了一首赞美古代犹太叛乱者的赞美诗，它为该运动提供了一句最持久的口号：“犹大在血与火中倒下；犹大必在血与火中崛起。”犹太人的温和被重新塑造成了耻辱——懦弱、软弱、一个破碎民族的标志——而对温顺的犹太人的嘲笑成了犹太复国主义写作的一个标准特征，呼应着，有时甚至是逐字逐句地呼应着反犹太主义者一直以来说的话。

接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欧洲向这场运动展示了现代军国主义的样子。整个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暴力被重新塑造成高尚和有再生能力的；而在意大利，一种名为法西斯主义的学说上台了，它把军事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崇拜的对象。

法西斯主义的仰慕者中，非常公开地包括了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一位创始人。

雅博廷斯基

弗拉基米尔·雅博廷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他的运动演变成了今天的利库德集团（Likud），也就是在过去五十年里大部分时间统治以色列的政党——认为军队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理想。他教导说，军事教育包含着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传授的崇高价值观。他为犹太青年宣布了一套新的字母表：“年轻人们，学射击吧！”当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学生团体提议取消其仪式性的服饰时，他告诉他们，一切都可以不要，除了刀剑，因为——用他的话说——“《托拉》和刀剑都是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当然，在犹太教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教导。他是在为这种新信仰发明经文。

他的青年运动组织“贝塔”（Betar）吸收了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的风格，而这里的记录让人很不舒服，以至于该运动自己的对手都大声地说了出来。在意大利的贝塔部队在墨索里尼（Mussolini）的政权下接受训练；在他们的海事学院的一场仪式上，一份修正主义出版物自豪地记录道，年轻人们向“领袖”（Il Duce，指墨索里尼）欢呼，而一位拉比则为他祈求祝福。1936年，一位高级修正主义官员告诉一家犹太杂志，他个人支持法西斯主义，并庆祝意大利征服埃塞俄比亚，称其为“白种人的胜利”。而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层——他们自己也不是《托拉》的朋友——看着这一切，用上了他们能想到的最严厉的称呼：本-古里安（Ben-Gurion）公开称雅博廷斯基为“弗拉基米尔·希特勒”，并用同样难听的词语来描述他的民兵组织。这个结论来自运动内部，来自这个国家的建立者。

雅博廷斯基激发的狂热，从下层讲述了同样的故事。1938年，一名名叫什洛莫·本-约瑟夫（Shlomo Ben-Yosef）的年轻贝塔成员被英国人绞死。一个面对死亡的传统犹太人会念诵《施玛篇》（Shema），那是犹太教核心的信仰宣言。本-约瑟夫走上绞刑架时却宣称：“我死时嘴里念着雅博廷斯基的名字。”新宗教有了它的殉道者，而他们是带着它的信条死去的。

从过去到现在

不幸的是，所有这一切在今天仍然息息相关。雅博廷斯基的门徒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宣布，该运动正在进入“军事犹太复国主义”时代，并重写了贝塔的誓言——成员们曾经宣誓只在防御时使用力量，而贝京的版本增加了征服。贝京的政党变成了利库德集团；自1977年以来的大部分年份里，利库德集团领导着以色列。雅博廷斯基的私人秘书本-锡安·内塔尼亚胡（Ben-Zion Netanyahu）将服兵役描述为“国家赖以建立的一种崇高的价值观”——不是一种义务，而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价值观——而他的儿子担任该国总理的时间比该国历史上任何人都要长。当在2015年被问及以色列是否将永远靠刀剑生存时，小内塔尼亚胡用一个词回答道：是的。

把这个答案与赫希拉比的话放在一起看，赫希在这些人出生之前就写道，并教导说，一个尊崇刀剑的文明将永远无法摆脱它。这两种立场并不是同一种传统的变体。它们是传统以及对传统的替代。

观点，一如既往

讲述这段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论当前的任何战争——本系列文章有意避开了这一点。其目的更为具体。当观察家们看到这个国家的尚武文化并称之为“犹太人的好战”，或者当其领导人把刀剑包裹在西奈山的词汇中时，他们都在重复本系列从一开始就记录的同一个错误：把一种被制造出来的国民性，误认为是它所取代的宗教。尚武的理想来自卡汉的血与火的浪漫主义，来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来自一个被他自己的同事比作世纪暴君的人——而且它被强加于一个民族的形象上，而这个民族的圣人们已经花了好几个世纪来教导相反的东西。那些圣人是有继承人的。他们仍然在教导着相反的东西。所有靠刀剑所做的事，都不是以他们的名义去做的。

接下来，本系列将总结：谁是犹太人？两个答案——契约的答案和国家的答案——以及为什么这种区别决定了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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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两者区别为何重要的系列文章的第七篇。

一个国家的货币就是展示其英雄的小型博物馆。以色列的五十谢克尔（shekel）纸币上印着扫罗·切尔尼霍夫斯基（Shaul Tchernichovsky）的头像，他是希伯来语复兴运动中最受赞誉的诗人之一，被国家尊为该国文化的奠基之声。小学生们学习他的诗句。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1899年，切尔尼霍夫斯基写下了那首让他声名鹊起的诗。这首诗名为《面对阿波罗雕像》（Facing a Statue of Apollo），而且就像标题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首写给希腊神的希伯来颂歌。这首诗不是什么奇闻轶事，也不是年轻时的轻率之举。它是一份宣言，它所宣示的内容，比一整架子历史书，都能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本系列一直在描述的那个运动。

诗说了什么

这首诗的叙述者站在代表光明、美丽和活力的神阿波罗的肖像前，介绍他自己：他是犹太人，是神古老的敌人。他说，他跨越了很长的距离才来到这里，而且他来是为了忏悔。他宣布自己是他的人民中第一个回来的，在雕像前鞠躬，向生命、美丽和力量致敬，并为他祖先所做的事寻求宽恕。

他们做了什么？在诗的叙述中，犹太人曾经认识真正的神，那个在征服中席卷迦南地的狂野自然之神。然后他们抓住了他。在全诗最臭名昭著的意象中，这位征服的神祇被绑了起来，正如诗中所言，犹太人“用特菲林（tefillin）的带子绑住了他”。特菲林是犹太男子在日常祈祷时佩戴的小皮盒和皮带，是犹太人最重要的一批信仰物品。在切尔尼霍夫斯基的笔下，它们成了绑住俘虏的绳索：托拉，连同它的律法、它的祈祷以及它对精神无尽的要求，囚禁了活力之神，而宗教犹太教从那时起就一直守着牢房。这位诗人现在逃离了监狱。他从以色列的上帝回归到了希腊人的神。

毫无办法淡化这是什么。一位希伯来复兴运动的奠基诗人，今天在国家货币上受人尊敬，他写下了一份写给异教偶像的、正式宣布放弃犹太教的声明，而且这成为了他那一代人的国歌之一。

为什么在所有的神里，偏偏是阿波罗

切尔尼霍夫斯基在这一点上并不孤单。他也许只是这场运动中最诚实的人，用诗人的清晰，说出了这种意识形态所暗示的东西。

回想一下前几篇文章追溯的那个项目。奠基者们想要彻底扭转传统的犹太人性格。传统中理想的犹太人是学者，一种属于书籍和精神的生物，受过训练去控制本能，去分析每一个行为，去把灵魂的健康置于肉体的欲望之上。新的希伯来人应当是他的反面：接地气的，身体层面的，本能的，在自己的肌肉和自己的土壤中感到自在。尼采为这种反转提供了哲学基础，正如第三篇文章所描述的。但是，对宗教性格的反转最终会想要一种属于自己的宗教，而且架子上正好有一个现成的。异教主义（Paganism）正是对活力的崇拜：将土地、身体、力量和欲望神圣化。它是托拉人格所压抑的一切事物的宗教形式。

严肃的观察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而且从那以后一直都这么说。历史学家阿莫斯·埃隆（Amos Elon）并不是什么宗教党派人士，他写道，劳工犹太复国主义（Labor Zionism）对土地和自然的崇敬，“与其说让人联想到犹太教，不如说更多地让人联想到异教主义”。这场运动的其他学者也描述了在犹太复国主义文化内部，公开涌动着对异教和非犹太人的渴望。第四篇文章中的基布兹（kibbutz）神秘主义，那已经成为至圣所的土壤，第二篇文章中民族与土地的神秘融合：所有这一切都属于这个家族。那个时代时髦的自然神秘主义教导说，一种生命力在自然界中跳动，而宗教扼杀了人类健康的本能，这赋予了整个趋势一件体面的哲学外衣。剥去这件外衣，底下的身体非常古老。它正是以色列的先知们花了一生时间去对抗的自然崇拜。

重写过去以相匹配

有些人的做法走得比采用异教情绪更远。他们重写了犹太人的历史，声称它一直就是异教的。

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Micha Yosef Berdyczewski），第三篇文章中那位自称的尼采主义者，教导说希伯来人最初的宗教是一种在山顶上伴随着鲜血、熏香和舞蹈的欢乐狂热崇拜，而犹太历史的灾难在于托拉的到来，它把一个活生生的民族埋在了一本书之下。他的著作想象犹太人恳求从他们自己的经文中被释放出来，他要求恢复失去的东西：“把我们的树木和我们的田野还给我们！”

摩西·赫斯（Moses Hess），这位常被算作第一位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者，早些时候也曾以类似的精神论证过，犹太教的核心底蕴是献祭式的和接地气的，而不是律法式和精神式的。在这些叙述中，拉比们、学习大厅，这整个犹太学习的文明，相当于一个长长的错误。真正的犹太教是迦南。是托拉打断了它。

传统犹太教对这些材料有一个称呼，而这个称呼不是什么激进学术。圣经花了整卷整卷的书籍记录了以色列人与完全是这些狂热崇拜（山上的祭坛以及对自然和欲望的崇拜）进行斗争的历史，并记录了先知们谴责它们是对契约所代表的一切的否定。犹太复国主义作家们非常清楚这一点。那正是吸引力所在。把真正的犹太特色定位在山顶祭坛上，就是要以一种最彻底的方式宣布，以色列的上帝才是犹太历史上的外来元素，而偶像是土著。

钱币上的博物馆

这把我们带回了以色列的五十谢克尔纸币。国家会慎重地选择他们的英雄。当以色列把切尔尼霍夫斯基的脸印在它的货币上时，它并不是在认可他写的每一节诗，但它是在宣布他是民族文化的父亲，它是对的。他确实是。奠基者们建立的文化真的源自他的诗所宣告的敏感度：对土地、身体、活力和民族的颂扬，披着圣经的词汇，就像这首诗披着希伯来韵律一样，而上帝则被直接打发退休了。

其实际结论正是本系列每条路都通向的那个。一个其形成期的诗人们向阿波罗歌唱，其哲学家们把真正的犹太性定位在山顶祭拜中，其先驱们称土壤为他们的至圣所的国家，有许多属性。但它不是犹太教。

以色列奠基者们的宗教，是建立在有意识地反叛犹太教之上的，他们自己的诗人一个多世纪前就用诗句优美地说出了这一点。只要你自己读一读就知道了。

本系列将在下一篇以上述每篇文章底下的问题来作结：谁是犹太人？两个答案，一个是契约的，一个是国家的，以及为什么这种区别决定了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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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列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什么两者区别很重要的文章迎来了大结局。

本系列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围绕一个问题打转，但并没有完全落在它上面。这个问题是关于犹太人最古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一个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留给拉比和哲学家的问题，但它变成了一个成文法的问题，因为以色列国必须在法律中写下一个答案。谁有资格作为犹太人获得公民身份？

这个国家最终定下的答案值得我们仔细审视。根据多年来被解释和修订的以色列法律，一个由犹太母亲生下、什么都不信、从未见过犹太教堂内部并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是一个犹太人，有权作为犹太人在以色列国获得公民身份。而一个拥有同样犹太母亲、但开始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人则不是。

该国最著名的测试案例涉及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鲁费森（Oswald Rufeisen）的人，他生来是犹太人，是一位从纳粹手中拯救了其他犹太人的英雄，后来他成为了一名天主教修士，被称为丹尼尔修士。当他根据《回归法》（Law of Return）寻求作为犹太人的公民身份时，国家拒绝了他。无神论者自动获得资格；修士却被拒之门外。

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宗教定义来评判，这是无法辩护的。如果犹太教是一种信仰，那么离它最远的人就是那个否认其上帝的人，而信仰另一种宗教的信徒至少保持了信仰的习惯。任何连贯一致的宗教测试都不会判无神论者赢而判修士输。所以这个定义肯定不是一个宗教定义，它的确也不是。你所要做的只是理解它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定义，整个系列文章的主题就会变得清晰聚焦。

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国家定义

想想国旗。一个从未在7月4日悬挂过国旗的美国人并没有背叛他的国家；爱国主义并不要求你遵守每一项仪式。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在那个国家的国庆日挂起了一面外国国旗，他就在发表一份声明，每个人都会把它理解为一份关于忠诚的声明。忽略你自己的象征是可以容忍的。采用另一方的则是不能容忍的。

这就是以色列定义的逻辑，这也是世界各地民族主义的逻辑。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犹太教并不是使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的原因。民族被当作首要事实，一个自身独立存在的族群实体，而宗教被降级为该民族的文化财产之一，一种民俗，部落的服装。在这种解读下，无神论者只是拒绝穿上这套服装，没有哪个民族会因此惩罚他。而修士则穿上了另一个部落的服装，这是每个民族都会惩罚的。只要你看出法律从未衡量与上帝的距离，而是衡量与部落的距离，针对丹尼尔修士的裁决就变得完全合乎逻辑了。

注意这传统事物的秩序做了什么。三千多年来，传统一直认为托拉创造了犹太民族：西奈山的契约构成了他们，宗教是之所以有一个民族存在的原因。民族主义的定义倒转了这个箭头。民族最先出现，然后在某个时候，这个民族恰好产生了一种宗教，就像民族产生美食和民间舞蹈一样。犹太教变成了犹太人创造的东西，而不是造就犹太人的东西。这种倒置不是立法起草中的意外。它是本系列文章所记录的那个运动的奠基性主张，并被写进了国家法律之中。

一个需要敌人的身份

这种类型的民族身份有一个值得理解的结构特征，因为它解释了世界所观察到的大部分现象。建立在缺乏内涵的民族身份（peoplehood-without-content）基础上的身份，是通过对比而存在的。一个部落通过它的对手来认识自己；一个球队如果没有其他球队就毫无意义。剥去契约，犹太人身份剩下的就是边界本身，即与他人区别开来的事实。这样的身份需要其他人。除了在对立中，它从来不能完全成为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犹太复国主义的身份认同开始将反犹太主义视为其抛锚点：犹太人就是反犹太分子所迫害的任何人，而迫害就是把人们凝聚在一起的东西。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公开拥抱了这一点，并且国家的政治文化仍然在从中汲取养分，在每一个敌人身上找到国家目标再次得到证明的证据。

托拉的答案则截然不同，前面的一篇文章用一句话总结了它：在民族主义模式上，仇恨者定义了犹太人，而在托拉的模式上，由上帝来定义。在西奈山授予的身份不需要敌人来维持。而建立在排斥基础上的身份永远无法安全地摆脱它们。

还有一种更黑暗的线索，而诚实要求我们给它点名。今天统治以色列的运动的创始人雅博廷斯基（Jabotinsky），用他那个时代的种族科学的词汇来定义犹太人身份，写道犹太人“他的血液，他的身体，他的生理种族类型都是犹太的”，并出于种族保护的目的反对异族通婚。无论对那个定义还能说些什么，它在犹太教中毫无根源。传统自存在以来就一直欢迎皈依者；《路得记》（Book of Ruth）将一位皈依者置于大卫王本人的祖先中，而皈依者的孩子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没有任何东西能将他区别开来。

一个地球上任何人都可以加入的宗教，其王室血统又是一位选择该契约的摩押妇女的后裔，它不可能是，也从来不是一个种族。对犹太人的种族定义是从十九世纪提取出来的，其主要作者是反犹太分子。民族主义者只是批准了它，并以此为傲。

契约的答案

站在所有这一切对立面的，是托拉传统自西奈山以来给出的答案，它值得被直白地陈述出来，因为它是本系列每一篇文章的安静基石。犹太人是上帝带入契约的人民中的一员：生来就背负其义务，或通过皈依加入其中，受到托拉的约束，无论他是尊重还是忽视这一纽带。一个什么都不信的犹太人在犹太法律中仍然是一个犹太人，但他疏远的是契约，而不是部落，回去的唯一途径是通过托拉。这种类型的身份完全是从内部定义的。它不需要国家，不需要军队，不需要旗帜，也不需要敌人。它挺过了每一个占领以色列土地的帝国和几个世纪的流亡，由那些从未指挥过一兵一卒的社区通过书籍和实践传承下来。

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继承下来，并按他们自己的说法着手要取代的那个身份。本系列文章已经逐个拼凑地追踪了这种取代：一个从欧洲浪漫主义借来的民族神，一个在尼采指导下被倒置的性格，一种关于劳动和土壤的宗教，一份从教会借来的土地契约，一把从法西斯时代借来的剑，向阿波罗歌唱的诗人们，最后，在这里审查的法律中，是一个对犹太人本身的全新定义：部落的、排他性的、种族化的，而旧有的定义则是契约性和开放性的。这个项目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国家。但它没有成功地成为犹太教，而它自己对犹太人的定义就是证明。

如何处理所有这一切

每一篇连载文章的结尾都出现了实际的结论，现在它们应当在整个系列的结尾汇集在一起。

一个国家要对其行为负责，并且可以像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因其行为受到评判。犹太人不是那个国家。让伦敦或芝加哥的犹太家庭对一个政府的行为负责，是在敌对一方重复民族主义的等号，而且它是今天所谓的反犹太主义的大部分引擎。拒绝这个等号就是在保护他们。

国家声称代表犹太民族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政治主张。一个由拒绝犹太教上帝的创始人们发起，其法律无法区分修士和无神论者的运动，只代表其公民和信徒说话。它不代表四千年之久的契约说话，而最忠于那个契约的社区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了。

而且“犹太复国主义者”（Zionist）这个词在两个方向上都应保持诚实。应用于一种意识形态和一个国家时，它仅仅命名了一种政治立场。应用于犹太人，应用于一座犹太教堂或一个学童时，它是旧日仇恨租来的新词，每个关心真相或犹太人安全的人，看到这种用法时都应予以拒绝。

这个系列在传统立足的地方画上句号。在历史上有很多重新定义犹太人的尝试：由皇帝、由教会人士、由种族理论家，以及在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由一场从本系列描述的所有来源中汲取营养的民族主义运动。到目前为止，契约的答案已经比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活得长。它比国家古老，在国家之后它依然会在那里，而且它不属于任何政府。任何想要知道犹太人是谁的人，仍然可以通过一直以来的方式找到答案：不是通过阅读公民身份法规，而是通过打开犹太人一直携带的那些书。

那叫作《托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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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2月8日，一份名为《星期日画报》（Illustrated Sunday Herald）的伦敦报纸发表了当时英国陆军大臣温斯顿·S·丘吉尔（Winston S. Churchill）的一篇整版文章。标题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争夺犹太民族灵魂的斗争》。

谁写了这篇文章，和文章说了什么一样重要。这不是一份来自犹太人敌人的文件。丘吉尔终其一生都自认是犹太民族的朋友和崇拜者，而二十年后，他将领导一场对抗历史上最残暴的反犹太分子的战争。

这正是为什么这篇文章现在值得一读。它展示了，用一位著名的、友好的政治家的话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赢得大国支持的那一年，体面的欧洲是如何看待犹太人的。

文章说了什么

丘吉尔以高度赞扬开篇。他写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凡的种族，也许是世界上最非凡的种族。然后他解释说，犹太人有不同的类型。有一些忠诚的犹太人，他称之为国家犹太人（national Jews）：他们是其居住国的爱国公民。有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保护下建立犹太人家园，他对此表示热烈赞同。还有他所说的国际犹太人，文章指责这个群体要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刚刚在俄罗斯夺取政权的共产主义运动）负责。

在丘吉尔的叙述中，一种隐藏的犹太革命传统从法国大革命一直延续到卡尔·马克思，再到托洛茨基及其时代的激进分子，这是对文明长达百年的阴谋。他的信息来源是一位名叫内斯塔·韦伯斯特（Nesta Webster）的作家，一位职业阴谋论者，她的书与有史以来最臭名昭著的反犹太伪造品《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属于同一类别。

接着，文章提出了它的要求。丘吉尔写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必须公开抗击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以此“维护犹太人名字的荣誉”。它还提供了补救措施：犹太复国主义。他说，一个民族家园将把这个种族的精力从革命转向有益的事情，他认为这个项目对大英帝国也有好处。

首先必须说明的

在审视这篇文章的思维方式之前，必须直面它的一个主张，因为这是一个已经让犹太人付出生命代价的谎言。声称共产主义是一个“犹太人”项目的说法，在1920年是假的，在现在也是假的。确实有一些个别犹太人在俄罗斯的革命者中很突出，这些人是在逃离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但犹太人同时也是革命的受害者、反对者和难民，而传统的宗教社区痛恨布尔什维克主义，后者致力于摧毁犹太教，并且在其统治的任何地方都基本成功了。

把一些个人的政治倾向变成对整个民族的指控，是反犹太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就在丘吉尔写作的那几年里，这种指控助长了在乌克兰杀害数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一代人之后，它成为了纳粹宣传的核心支柱。

这一部分显然是假的。但让丘吉尔的文章变得有趣的是另一件事：它的结构揭示了那个拥抱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界。

文章的思维方式

看看这篇文章在它的赞扬和指责中，把什么当作了理所当然。它假设犹太人是一个有着共同倾向的种族，是一个单一的实体，其成员的行为会反映在每个人身上。它假设了集体问责制：莫斯科的革命者所做的事，给利兹（Leeds）的一个裁缝施加了义务。

它假设犹太人的名字有一个共同的荣誉，一些犹太人可以玷污它，而另一些犹太人必须把它洗刷干净。它还假设，一个犹太人通过采取正确的政治立场，就能救赎自己和他的民族。

“好犹太人”和“坏犹太人”，根据政治忠诚度进行分类，而评分则由非犹太人的世界来打。

更重要的是，注意谁没有在里面。丘吉尔的名单里有一个属于忠诚爱国者的盒子，一个属于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的盒子，还有一个属于革命者的盒子。但唯独没有给托拉所定义的犹太人留任何盒子：华沙或维尔纽斯（Vilna）那个弯腰读着塔木德书页的人，他不属于任何运动，他的犹太人身份是与上帝的契约，而不是政治。

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犹太人自我认知，在丘吉尔的系统中是隐形的。在诸如此类的文件中，它总是隐形的，因为这个系统从根本上就是种族和政治的，而托拉契约并不适合它的盒子。

在那个虚假的系统内部，犹太复国主义有一项精确的工作。它就是补救措施。它把一个被想象成是不安分的政治种族的民族，赋予了渠道、地址、旗帜和赞助人。

我们最近系列的第五篇文章追溯了非犹太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教层面，即新教徒将圣经视为土地契约的理念。丘吉尔的文章展示了政治层面：犹太复国主义作为政治家对欧洲所谓的“犹太人问题”的答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正是因为政治家已经接受了这个问题的前提假设。正如本系列文章所展示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们也接受了这些假设。这就是《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在1917年承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背后的交易，而现在，它就出现在赞助人自己的报纸散文中，脚注里还带着阴谋论书籍。

分类从未停止

一个世纪后，这个框架依然存在且运作良好。它只是转换了方向。今天的一群人通过他们对以色列国的支持来将犹太人分为好坏：忠诚的犹太人支持国家，批评它的犹太人则背叛了自己的人民。正是这种声音告诉一个犹太学生，他在安息日餐桌上是否受欢迎，取决于他对加沙战争的看法。

另一群人则反其道而行之应用相同的测试：好犹太人谴责国家，而不谴责的犹太人就要对其行为负责。正是这群人要求一位犹太作家必须谴责以色列，她的小说才能得到评论，或者把一个犹太教堂的地位挂钩于它对一场并非它发起的战争的声明。

这两个阵营认为他们是对立的。他们正在执行和丘吉尔在1920年执行的完全相同的操作。将犹太人视为一个政治集团；每个犹太人都要为这个集团负责；荣誉是共有的；地位通过正确的政治来赢得，而且分数是由别人来评判的。为了弄清楚这到底是在主张什么、没有主张什么，需要明确指出：批评一个国家是普通的政治，任何国家都可以被批评。通过他们对一个国家的立场来给犹太人打分，才是核心操作，无论要求的是哪种立场。

犹太传统对这一切的回答，就是本系列文章在其结尾所给出的那个。犹太人的身份是一个契约，不是某个党派的党员资格。他的义务是对上帝以及那个契约之民的义务，他的道德账本是他自己的。利兹的裁缝不为托洛茨基欠任何人东西，今天的犹太家庭也不需要以他们的名字为代价，向任何人提供对某个国家的立场。

这个回答拒绝来自敌人的分类，而且当它来自朋友时，也必须同样坚定地拒绝这种分类，因为朋友的版本向世界传授了同样的教训：犹太人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其成员可以为彼此买单。当它出现在这位世纪最受尊敬的政治家的署名下时，它是假的，而且在之后它所占据的每一张嘴里，它也都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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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正经历一个喧嚣的夏天。七月，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发布了一段视频，宣布他无权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逮捕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呼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并宣称这位以色列总理“在纽约市不受欢迎”。这段视频被观看了数千万次。随后，上西区爆发了集会。现在有一份请愿书要求州长罢免这位市长。在这一切之中，有一个词贯穿始终，在声明中、在讲台上、在标语牌上被反复提及：反犹太分子。

这篇文章不打算对马姆达尼作为市长的表现做出任何评判。他的政策对纽约是否有利，他的政府保护市民是好是坏，他关于外国战争的言论对于身处其位的人来说是明智还是鲁莽：这些都是留给纽约人的问题，这里不作任何解答。这篇文章只有一个确切的主题，即以色列国和犹太民族之间的区别。围绕市长的这场风暴，已经将这个话题带到了世界上犹太人最多的城市。

恐惧是真实存在的

要诚实地对待当下，就必须从一点开始。七月下旬，一名犹太男子在上西区被刺伤。该市自己的警察局长报告称仇恨犯罪正在上升，其中大部分针对的是占该市人口十分之一的犹太人。描述恐惧的纽约犹太人并不是在凭空想象，而围绕市长运动中流传的一些东西，确实包含针对犹太人而非国家的图像和口号。这里适用的标准很简单：当敌意降临到犹太教堂、学童或86街的一个男人身上时，它就不再是政治了，无论它使用什么词汇。下面所说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淡化这一点。

问题在于，由恐惧引发了什么。而社区最响亮的声音所选择的答案，正是这篇文章所要挑战的。

指控到底声称了什么

仔细听听这项指控。市长的视频指名道姓地攻击了一位政府首脑，指责其战争行为，并援引了国际逮捕令。他之前的记录也是同类的：反对以色列的政策，反对其现任政府，并反对作为政治项目的犹太复国主义。有人可能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错的、冒犯性的、或有损他职位的尊严。但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针对一个国家及其领导层的。

要把这称为反犹太主义，这项指控必须假设一个前提：国家和犹太人是同一回事，因此反对前者就是憎恨后者。这个前提才是问题所在。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市长就是一个对外国有自己立场的政治家，可以像其他人一样与之辩论。有了这个前提，任何对以色列的批评，无论来自谁，都变成了对纽约每一个犹太人的攻击。

而这个前提是有历史渊源的。它本身就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主张，一个从19世纪欧洲民族主义引进的观念：犹太人是一个民族，国家是那个民族的表达，两者不可分割。那些对着市长大喊“反犹太分子”的人，认为他们是在捍卫犹太人。他们实际上是在执行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教条，并给它递上了一个扩音器。

这项指控将谁定罪

这是一个用来检验这项指控到底有几分斤两的测试。如果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谴责以色列政府本身就是反犹太主义，那么这项指控就给所有从第一天起就反对赫茨尔（Herzl）的欧洲伟大拉比们定了罪。它给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哈西德派（Chassidic）社区、并教导犹太复国主义是对托拉（Torah，即《摩西五经》）的反叛的萨特马尔（Satmar）拉比定了罪。它给七月份那些穿着长外套，站在反马姆达尼集会外作为反抗议者的正统犹太人定了罪，恰恰是因为他们基于宗教理由拒绝犹太复国主义。任何将纽约最虔诚的犹太人定罪的仇犹定义，都不能被认真对待。

主流犹太界的辩论，正在不太悄悄地承认这一点。左右两翼的社区声音现在都在争论市长的言论在效果上（而非意图上）是否属于反犹太主义，甚至连建制派的监督机构也开始大声疾呼，把犹太人和以色列混为一谈是犹太人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而且犹太人必须注意到自己在这个混淆中也推波助澜。这些都是用来表达一个简单真相的小心翼翼的措辞。等号本身就是问题所在。当犹太人坚持这个等号时，它不会变成解决方案。

这个等号是危险的

现在把恐惧和指控联系起来看，因为这种联系的方向与人们所声称的恰恰相反。

86街那个男人的危险并不是来自一部关于内塔尼亚胡的视频。他面临的危险来自于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一个出去吃午饭的犹太人被当作一个外国国家的前哨，要为其战争负责。这个世界并不是由一个市长建立的。它是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犹太人与国家合一”的教条建立起来的，这个教条由国家本身教授，而现在又被每一个让纽约的犹太人为加沙事件付出代价的袭击者背诵出来。在这个时刻，如果一个犹太社区在一场又一场的集会上坚持认为，反对以色列就是仇恨犹太人，那它并没有在瓦解这个教条。它是在公开用自己的签名认证它，而城里的每一个反犹分子都在做笔记。

正确的举措，也是唯一的真相，就是打破这个等号：

可以正当地要求什么

这一切并没有让市长免除责任，而这种区分同样也适用于他。纽约的犹太人可以向这位市长提出他们可以向任何一位市长提出的要求：安全，平等的保护，在犹太人遭到袭击时毫不犹豫地谴责和起诉，并对他自己的政治阵营最容易越过的红线保持警惕。当抗议活动发生在犹太教堂而不是领事馆时，当一幅漫画使用旧的仇恨图像时，当“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个词显然是在代替“犹太人”这个词时，一个政治立场上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市长有特殊的义务，第一个也是最响亮地指出来，正是因为这种混淆无处不在，而他的运动也未能免疫。这就是标准：像评判市长一样评判市长，看看他为他的城市里的犹太人做了什么，以及对他们做了什么。

不能要求他，也不能要求任何人的，是把同意一个国家作为对一个民族保持体面的证明。坚持这种测试的社区应该认真看看这个测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在这份出版物关于犹太复国主义起源的系列文章中得到了长篇论述。它来自于那个需要犹太人和国家不可分割的运动，而且它从来没有保护过犹太人。它总是只会危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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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指文章发布日）是乔尔·泰特尔鲍姆（Joel Teitelbaum）拉比逝世的周年纪念日。他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萨特马尔拉比（Satmar Rebbe），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正统派犹太教领袖之一。

对于外部世界（甚至在犹太人内部）来说，人们记住萨特马尔拉比主要因为一件事：他强烈反对锡安主义，反对建立以色列国。这种立场经常使他被描绘成一个极端分子或边缘人物，认为他完全脱离了主流犹太人的生活。

但这幅画面被严重扭曲了。

泰特尔鲍姆拉比是大屠杀后犹太宗教生活最伟大的建设者之一。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托拉（Torah）学者，也是一位影响力远超其信众范围的领袖。他在二战后重建的社区发展成了萨特马尔（Satmar），如今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哈西德派（Hasidic）运动之一。

而且，他生命中那个最常被用来边缘化他的特征——他反锡安主义的立场，如果不了解其背后的动机，就根本无法理解。

萨特马尔拉比反对锡安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仇恨犹太人。他反对它，是因为他坚信它正在引导犹太人背离他们真正的身份。他的反锡安主义与他对犹太民族的深爱是密不可分的。

大屠杀后的重建

萨特马尔拉比从一个几乎被彻底摧毁的犹太世界中走了出来。

在世界大战之前，东欧和中欧拥有一个由传统犹太社区、宗教学校、学院、犹太教堂、慈善组织和公共机构组成的庞大网络。大屠杀连同数百万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一起，摧毁了大部分的犹太文明。

泰特尔鲍姆拉比幸存了下来，并最终来到了美国。在那里，他面临着许多幸存的犹太宗教领袖都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曾经存在于东欧的那种极度虔诚的犹太宗教生活，能在现代美国重建吗？

他的回答是绝对肯定的。

他建立了学校、犹太教堂、宗教学院、慈善组织以及维持整个社区所需的基础设施。萨特马尔实现了戏剧性的增长。如今，其社区拥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主要人口中心在纽约，世界各地也有他们的社区。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萨特马尔拉比的政治和神学观点，他在大屠杀后重建正统犹太宗教生活方面的作用，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但他的目标不仅仅是保留犹太教的表面仪式。他希望保留人们对犹太人究竟是什么的正确理解。

而这，正是他反对锡安主义的立场变得如此重要的地方。

关于什么是犹太人的根本分歧

要理解萨特马尔拉比的立场，首先必须明白锡安主义和犹太教并不是同义词。

锡安主义作为一场现代政治运动，于十九世纪末在欧洲兴起。它的核心主张是，在现代政治意义上，犹太人构成了一个民族，他们应该建立属于自己的主权国家来巩固这一身份。

对萨特马尔拉比而言，这代表了对传统犹太人身份认同的一种彻底背离。

犹太人不是一个寻求政治自决的族群或民族。他们是通过《托拉》与上帝绑定在一起的子民。他们之所以能在近两千年的流放中幸存下来，并不依赖于拥有一个国家、一支军队或政治主权。他们的身份建立在一种宗教契约之上。

因此，他认识到锡安主义者试图将犹太人重新定义为一个现代民族的举动，其后果远比一场政治分歧严重得多。这代表了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企图。

这种信念解释了他为何如此强烈地反对。

为什么他战斗得如此激烈

人们有时会认为，萨特马尔拉比针对锡安主义的激烈言辞，反映了他对接受锡安主义的犹太人的敌意。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他人生中更大的格局。

这个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重建犹太社区、教育犹太儿童、支持犹太家庭以及提供大规模的慈善援助。他毕生的工作都围绕着犹太民族及其宗教的存续展开。

他反对锡安主义，同样是出于这种责任感。

想象一下，一个父亲看着他的孩子走上一条他深知会带来糟糕结局的道路。一个充满爱的父亲，绝不会仅仅因为孩子不想听他的警告就保持沉默。他可能会争辩，可能会恳求，他甚至可能会发火。如果他认为危险足够严重，他会痛苦地大声疾呼。

他反应的强烈程度，并不能说明他没有爱。它恰恰证明了完全相反的事实。

这就是萨特马尔拉比如何看待自己对犹太同胞的责任。

他看到锡安主义正把犹太民族带上一条毁灭之路。保持沉默本来是个更轻松的选择，但这绝不是更有爱的选择。

对抗压倒性的共识

如今，人们很容易低估坚持这种立场所需的勇气。

在大屠杀之后以及 1948 年以色列建国之际，锡安主义在大部分犹太世界中获得了巨大的情感力量。对许多犹太人来说，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迫害之后，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似乎证明了锡安主义计划的正确性。

泰特尔鲍姆拉比拒绝随波逐流。

他不相信政治上的成功可以决定宗教上的真理。他也不相信一种意识形态仅仅因为有大量犹太人拥抱它，就能变得与犹太教相容。

对他来说，软化立场本来要容易得多。他本可以专注于建设自己的社区，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相反，他选择了公开写作、教学和演讲，因为他认为一位宗教领袖有责任说出他认为是真理的话，无论它是否受欢迎。

不仅仅是一位“反锡安主义拉比”

因此，仅仅用“反锡安主义”这个标签来概括萨特马尔拉比，就错失了他人生中更宏大的故事。

他是一位建设者。

他帮助重建了一个几乎被彻底消灭的宗教世界。他创建的机构在他死后很长时间依然在运转。他建立的社区实现了非凡的增长，这证明了他将自己的信仰传给后代是多么成功。

甚至连他的反锡安主义，归根结底也是为了建设和保存。

他希望犹太儿童将犹太教理解为与上帝的联结，而不是主要作为某个民族国家的一员。他希望犹太人将《托拉》——而不是一个政府或领土——视为他们集体身份的基础。他担心将犹太教与一个现代国家的行为和命运捆绑在一起，会从根本上扭曲犹太教，并扭曲世界其他地方看待犹太人的方式。

被误解的勇气

有些领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已经相信的东西。而另一些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当他们认为自己那一代人错得离谱时，他们敢于挑战这一代人。

萨特马尔拉比属于第二类。

他知道他的立场会使他备受争议。他知道，反对一种被数百万犹太同胞拥抱的意识形态，会让他遭受嘲笑和谴责。他知道他的动机很容易被误解。

但他依然发声了。

在他逝世的周年纪念日，值得记住的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个漫画形象：一个在大屠杀的废墟上进行重建的幸存者，一个帮助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哈西德社区之一的宗教领袖，一个对犹太同胞的精神未来感到负有非凡责任的人。

他反对锡安主义，并不是为了脱离犹太民族。

他战斗，是因为他相信犹太民族是他的责任。

他战斗得如此激烈，是因为他在乎得如此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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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关于犹太复国主义、犹太教以及为何两者的区别至关重要的系列文章的补充篇。

昨天是圣殿被毁日（Tisha B'Av），即本系列上一篇文章中所描述的禁食日，犹太人在这一天会坐在低矮的凳子上，哀悼被毁的圣殿。

到了中午，大约有三千名犹太人登上了圣殿山，这是耶路撒冷的一座山丘，也是当年圣殿的所在地，如今阿克萨清真寺建筑群就矗立在那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也和他们一起上去了。人群中的一些人公然祈祷，无视长期以来的规定——该规定允许犹太人参观该建筑群，但不允许在那里祈祷。本-格维尔在圣殿山上拍了一段视频庆祝这一场景：“犹太人在祈祷，感觉就像他们是这地方的主人。”他暗示，这个哀悼日正在被进步所回应。

谴责如期而至，来自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宗教当局，而新闻报道则像报道每一个圣殿山事件一样，将其描绘为犹太教信徒与穆斯林守护者之间的冲突。读者若是得出只有穆斯林和外交官在反对的结论，也是情有可原的。

但最古老的反对意见完全来自另一个地方。它来自犹太律法，律法根本禁止这些人上去。

几乎没有外人知道的律法

以下是新闻报道从未解释过的内容。犹太律法认为，今天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带有因为直接或间接接触死者而感染的仪式上的不洁。在圣殿时期，有一种补救方法，即使用红母牛灰烬的净化仪式，但这种仪式已经近两千年无法进行了。因此，这种不洁是无法消除的，如果一个犹太人带着这种不洁进入圣殿山的神圣区域，他就违反了《托拉》中最严重的禁令之一。规定的惩罚是“kareis”，通常被翻译为灵魂被切断，这是《托拉》所有规定中最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根本不上去的原因。他们在下方的西墙祈祷，在律法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靠近，绝不越雷池一步。

这些都不是为了论战而编造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解读。自1967年以色列国占领该地点以来，以色列首席拉比署一直维持着这项禁令，而且入口处长期以来一直挂着一块以拉比署名义发布的标志，宣布犹太律法禁止犹太人进入。这个国家自己的最高拉比权威禁止了该国自己的内阁部长站在山上庆祝的行为。读者不需要懂神学也能注意到，事情已经脱节了。

出于诚实，需要澄清一点。近几十年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中的一些拉比允许在仪式性沐浴后，沿着据说避开神圣核心区域的计算好的路线，登上建筑群的外部区域。他们的立场是存在的，他们的追随者也以此为依据。但是，更古老的共识，即几千年来每个犹太社区的做法以及当今拉比署的现行裁决，仍然保持原样。改变的不是律法。改变的是一场运动的到来，对这场运动来说，这座山的意义改变了，而这才是这里真实的故事。

“主人”揭示了什么

再听听这位部长选择的词汇：犹太人感觉就像这地方的主人。

在地球上的所有地方中，圣殿山是犹太教最着重教导犹太人不拥有其所有权的地方。它是君王的宫殿。它属于上帝，进入它需要符合上帝的条件，而上帝目前的条件是任何人都不准进入。上面讨论的不洁律法仅仅是该教义的法律形式。在犹太教中，神圣是一种边界，而敬畏意味着在门槛前战栗。历代所有的犹太人都明白，站在山下而不是山上，并不是一种屈辱。这是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所有权是另一种宗教的范畴。本系列文章已经一步一步地追溯了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用民族取代契约，用家园取代宫殿，将带有条件的托管土地转变为凭权利拥有的所有权的。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看来，圣殿山是一项目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国家资产，强行登上去只不过是一种收回所有权的行为。这位部长说得很准确。人群上去是为了体验当主人的感觉，而“感觉像主人”恰恰是这个地方被设计来禁止的一种感受。

时机让这幅画面变得完整。圣殿被毁日哀悼的事情之一，是刀剑给耶路撒冷带来的灾难，而且正如上一篇文章所描述的，即使在这个国家的首都，人们也是以流亡者的身份在哀悼。选择在这一天进行胜利的攀登，并宣布哀悼正在被进步所取代，这是对禁食的神学的直接回应：你们的流亡结束了，因为我们这么说了，这里有我们的旗帜作为证据。

十八个世纪以来的犹太人都在那座山下哭泣。昨天的人群却登上去庆祝。双方不可能是在践行同一种宗教。事实上，他们确实不是。

哪些犹太人缺席了

有一个细节比任何新闻头条都更值得关注。耶路撒冷最虔诚的犹太教社区，那些遵守人群声称要尊重的律法的每一个字的人，昨天并没有在山上。他们在下面的犹太会堂里，坐在地板上禁食，正是因为他们对犹太律法的忠诚使他们远离了那个山头。那些被报道称为犹太教信徒的人，违反了该国自己拉比署的裁决登上了山；而那些最致力于犹太教敬拜的人却避而远之。任何能让这句话说得通的框架，都已经不再是描述同一种宗教了。

昨天许多登山的人肯定相信自己是虔诚的，但这是一种悲剧，而不是反驳。本系列文章所记录的一个世纪以来的意识形态，已经教导了一代人：国家项目就是信仰，主权就是神圣，插上一面旗帜就是一种祈祷形式。当这两种体系发生冲突时，国家的范畴胜出，而昨天，它在犹太教最神圣的地点、在犹太教最悲伤的日子里，战胜了犹太教自己明确的律法。

因此，当新闻头条报道犹太人冲进建筑群时，细心的读者现在就知道头条没有说出什么。昨天，犹太教并不在那座山上。犹太教在下面，坐在一张低矮的凳子上，坚守着边界，并在哀悼其他损失的同时，哀悼它的名字竟然如此轻易地被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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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的争论”系列文章第三部分，探讨犹太民族在流亡岁月中的作为。

这里有一个值得思考的谜题。两千年来，犹太社区散布在从巴格达、开罗、托莱多、克拉科夫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世界各地，生活在波斯统治者、穆斯林哈里发、基督教国王和现代共和国的统治之下，说着不同的语言，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之间的距离需要数月的旅程才能跨越。

然而，他们却遵守着同样的法律。

不是大致相同的法律。而是绝对相同的法律，在惊人的细节上保持一致。因此，一个来自科隆的犹太人如果回到1200年的开罗，会发现那里的人们以同样的方式遵守安息日，按照同样的规则准备食物，法庭适用同样的证据标准，结婚证书按照同样的格式书写。如果你今天在安特卫普和墨尔本之间做同样的事情，你也会发现完全一样的情况。

现代政治思维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现代政治思维假设法律需要一个国家来作为后盾。但犹太人的经验说明了另一种可能，而这种机制在过去和现在是如何运作的，正是本文的主题。

自我管理的城镇

让我们从在其中这种安排最容易被看清的中世纪世界开始。任何规模的犹太社区，从西班牙到波兰的任何地方，都是围绕着一套在地球上任何其他犹太社区都能被认出的机构组织起来的。

那里有一个由学者组成的法庭，处理犹太人之间的纠纷：合同、损害赔偿、继承、结婚和离婚。有一个穷人基金，而且在大多数地方会有好几个，以区分需要每周食物津贴的家庭和需要过夜住宿的旅行者。有一个用于赎回被俘者的基金，这在海盗猖獗和任意监禁的世界中至关重要，而且法律将其视为所有慈善义务中最紧迫的一项。还有一个志愿的墓葬协会。以及，那里有一所学校。

最后一点需要强调，因为它不寻常到了甚至有些奇怪的程度。犹太法律要求每个男孩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无论父母是否付得起学费，社区都有义务提供老师。结果是，在一个阅读是一项主要局限于神职人员和贵族的专业技能的时代，一个分散的少数族裔人口却拥有着广泛的识字率。当时的访客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些机构中没有一个是为了流亡条件而临时拼凑的。法庭、慈善、教育和赎回俘虏本身就是《妥拉》的义务，而无论在开罗还是克拉科夫，社区都完全按照法律一贯规定的那样履行着这些义务。

是什么维系了这一切

在那些世纪里，犹太社区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法律自治。国王和哈里发们通常发现，让少数群体管理其内部事务是很方便的，因此犹太法庭拥有真正的管辖权，社区可以向其成员征税，而且作为最后的手段，社区可以正式将某人开除出其生活圈子。

人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这就是解释。遵守法律是因为社区有权力执行它，这就是谜团的全部答案。

然后，现代时代到来了，这个解释受到了考验。

考验

从18世纪末开始，欧洲国家逐步瓦解了犹太社区的自治权。“解放运动”赋予犹太人作为个体的公民身份，并剥夺了社区作为法人团体的地位。犹太法庭失去了管辖权。社区失去了征税的权力。旧有的制裁变成了没有分量的空话。在几代人的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每一个据说维系着这个系统运作的外部结构都被拆除了。

按照强制执行的逻辑，犹太法律本应在那个时刻就瓦解了。

但它并没有。两个世纪后，在那些不会强制执行任何这些法律的国家里，位于六大洲的社区仍然在细节上遵守着同样的法律。拉比法庭在伦敦、莱克伍德和耶路撒冷开庭审理案件，当事人们自愿前来，因为他们仍然相信一个适用《妥拉》的犹太法庭正在做着上帝的工作。慈善基金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数量倍增：无息贷款协会、向买不起安息日食物的家庭运送食物的基金、为贫穷新娘筹备婚礼的组织，以及志愿救护车队。墓葬协会仍然在清洗和准备死者，仍然由志愿者组成，仍然没有报酬。学校从一项社区义务发展成为一个教育数十万儿童的网络，由父母和捐赠者提供资金，没有任何政府强制要求其中的任何部分。

脚手架倒塌了，但建筑却依然屹立。这才是为什么有人愿意听从的真正答案。这不是因为法庭的权力（那已经不复存在了），也不是因为被开除的威胁（那已成为回忆）。人们遵守法律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上帝的法律，而这种信仰不需要一个国家，这也正是为什么移除国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的原因。

网络

还有一个要描述的机构，它是所有机构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是几乎没有外人听说过的一个。

当出现一个当地学者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他们会写信向其他地方更权威的学者请教。这封信会随着商人、商队和船只一起旅行，有时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而回信也会沿着同样的路途返回。两者都会被抄写，这些抄本会流传开来，被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学者收集和研究。巴比伦各学院的院长回答来自北非和西班牙的问题。在开罗，迈蒙尼德（Maimonides）回答来自也门和法国南部的问题。成千上万的此类通信被保留了下来，它们是现存的关于中世纪世界日常生活的最好历史资料，因为这些问题涉及真正的问题：合伙关系破裂、寡妇的索赔、货物在海上遗失、关于符合教规食物法律的问题。

这个网络就是一个分散的民族在已知世界中维持一个统一法律体系的方式。不是通过命令，因为没有人可以命令任何事情，而是通过学者向知识更渊博的学者请教，每个人都将答案视为具有约束力，因为每个人都接受同样的权威来源。

而且这个网络从未关闭过。今天，它以中世纪学者无法想象的庞大体量在运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通过摆满图书馆的已出版裁决集，以及通过位于耶路撒冷、纽约和伦敦的权威人士，他们回答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问题。这条道路更快了。但上面行驶的交通流量本质上是一样的。

架子上的书

有一件文物捕捉到了整个这种安排的全貌，而今天几乎每个虔诚的犹太家庭中都摆放着它。

在16世纪，圣地采法特（Tzfat）的一位学者编纂了一部全面的犹太法律法典，将传承下来的传统组织成一部极其清晰的单一著作。它反映了他所来自的塞法迪世界（Sephardic world）的实践。此后不久，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位学者写了一组注释，记录了阿什肯纳兹（Ashkenazic）实践中不同的地方，并且这两部著作被合并印刷在一起。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一部在中东编纂、在波兰被注释的法典，在整个欧洲和奥斯曼世界被印刷和运送，被那些没有共同政府、没有共同语言、也没有任何方式来对彼此强制执行任何事情的社区公认为权威。他们接受它，是因为他们在其中认出了他们都曾从同一个来源领受过，并且一直都在遵守的法律。

没有议会通过它。没有军队在它背后支持。将近五个世纪之后，它仍然是地球上所有地方犹太实践的工作参考，今天早上在一百个国家被人们查阅，而如果人们无视它，也不会产生任何政府会注意到的后果。

流亡是为了什么

退后一步，看看它的全貌。一个被逐出自己土地、散布在各个大陆、在任何地方都不掌握权力的民族，建立并运行了一个拥有法庭、福利、普及教育、国际法律通信以及一套统一法律体系的文明。它维持这一切的时间，比大多数国家的存续时间还要长；当每一个外部支撑都被剥除时，它仅凭信仰就继续走了下去。

现代民族主义在看着一个没有国家的民族时，看到的是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那些世纪里的犹太人并没有把自己体验为一个问题，而今天仍然这样生活的他们的后代也同样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有一项使命，这项使命附带了详细的指示，而无论发现自己身在哪个国家，他们都执行了这项使命。他们今天仍在执行着它。 查看全部

本系列“两千年之争”的首篇文章，探讨犹太民族如何应对流亡生活。



大多数人对犹太历史都有一个固有的印象，但这并非他们主动选择的。这个印象大致是这样的：圣经时代的犹太人有自己的国王和圣殿。后来罗马人摧毁了一切，此后两千年来，犹太人一直是一个分散而无助的民族，在各国之间流浪，等待并受苦，直到1948年才最终结束了这种困境，让他们重新拥有了家园。


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说法。它影响着人们如何解读新闻，并支持着一个特定的结论：那就是漫长的几个世纪只是一个空洞的插曲，而一个现代国家最终将犹太人从其中解救了出来。



这个故事有一个问题。它完全是错的。

历史记录显示了什么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在普遍说法中很少提及的事实。

位于今伊拉克境内的巴比伦犹太大学院，不间断地运作了一千多年。它们的领导者解答了来自三大洲犹太社区的法律问题。它们在罗马帝国衰落时仍在运作，伊斯兰教兴起时仍在运作，甚至在欧洲第一批大学尚未建立时也仍在运作。

在那些所谓的无助的世纪里，犹太民族创作了如今虔诚的犹太人每天都在研读的著作：《塔木德》、重要的注释书以及规范犹太人日常行为细枝末节的法典。今晚在布鲁克林的一间学习室里翻开一页《塔木德》，你所看到的文本，是由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学者们，在远离耶路撒冷的巴比伦写下的。

在过去的2000年里，犹太社区在已知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实现了自治，没有军队、没有警察、没有监狱，但他们的法律依然得到了遵守。开罗的商人与科隆的学者遵循着相同的《妥拉》法律体系，当时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中央政府来强制执行。

无论这算是什么，它绝不是一场昏迷。也不是一个民族坐在等候室里无所事事。

从未改变的事物

你可能会想，那些世纪里的犹太教是否是原始教义的某种新版本或临时版本，一个在圣殿被焚毁后重建的宗教。事实并非如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在我们深入探讨之前需要明确指出。

犹太教认为，在西奈山获得的《妥拉》分为两部分：书面文本和解释它的口头教义，两者是同时获得的。口头教义始终包含着犹太民族将面临的各种情况的法律，包括圣殿的失落以及经文本身预言的长期流散。当圣殿存在时，圣殿的律法就会被执行。当它倒塌后，那些特定的诫命便处于休眠状态，等待圣殿重建，而《妥拉》的其余部分则一如既往地延续着。

祈祷是最清晰的例子之一。日常祈祷与每日献祭相对应，传统教导说，这种对应并非危机中发明的替代品；它是《妥拉》本身在无法献祭时所提供的安排。圣殿被毁后几代的贤者们并没有为新的情况设计新的宗教。他们只是在《妥拉》早已预料到的条件下，应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宗教。无论是耶路撒冷、巴比伦还是波兰，都是相同的安息日、相同的节日、相同的家庭、食物和商业诚信法律，以及相同的《妥拉》。

正是这种连续性，使得本系列的其余部分得以展开。一个民族带着不变的传承，穿越变迁的帝国，其历史轨迹可以被追溯，记录也可以被核实。 查看全部

这就是锡安主义者在以色列对待虔诚犹太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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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以色列政府对约旦河西岸的政策：先开枪，以后不问任何问题。 美国不能继续对以色列极端主义政府的非法行为视而不见。 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公民和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杀害而不受惩罚。 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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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篇文章将主要介绍现代阿拉伯人的起源，以及希伯来人、以色列人与犹太人，这三者的关系。

从伊斯兰的角度来说，所有人都是人祖阿丹的后代。而现在全世界的人，又分别是先知努哈三个儿子的后代，即萨米、哈姆和亚菲斯的子孙。

萨米，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口中的闪米特人（塞姆人）的祖先。在他的后代中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民族，如阿卡德人、迦南人（其中又包括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阿拉米人，贝都因人……

语言学家在对多个操闪米特语言的民族，进行充分研究和比较后，发现这些语言中的亲缘关系甚为密切，这些语言语义上有关的词在语音方面存在着许多有系统的有规律的对应关系。例如：“骆驼”一词的发音，现代阿拉伯语中为جَمَل( jamalun)，阿卡德语为جمَلو(jmalu)，希伯来语为جَمَلْ（ jamal)，阿拉米语是جَمْلا( jamla)，埃塞俄比亚语为جَمْلْ(jaml)。通过总结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语言的规律，其动词的主干、时态以及变化，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极相似的地方。由此可见，这些不同的民族一一阿卡德人、阿拉米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一他们的祖先，在演变成不同的民族前，在某个时期，必然居住在同一地方，构成同一个民族，都是由同一种母语—一原始闪米特语在长期不断地分化发展后的结果。

现代语言学家对闪米特语族从地理位置上做了语支划分，一般分为三大语支：东部语支、西北语支与西南语支。


1、东部语支

东部语支，即阿卡德语支，或叫巴比伦—亚述语支，阿卡德语或巴比伦语，皆为同一语言的不同称呼。前者以伊拉克古代地区(今伊拉克中北部)的阿卡德而称呼；后者则以这一地区的古城巴比伦而称呼，有时亦以稍后期统治巴比伦的迦勒底王朝而称呼，把这一语言叫作迦勒底语或统称为东闪米特语。

2、西北语支

西北话支主要包括两大语群，即迦南语群与阿拉米(又译阿拉马)语群。

其中迦南语群主要分为古迦南语、乌加里特语、腓尼基语、希伯来语和摩押语等。

迦南，最初主要指整个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地区，但有时也指约旦河以西的全部土地，或指巴勒斯坦阿克以北的一条海岸地带。从历史上看，迦南地处数种文化的十字路口，其全部有记载的历史表明其艺术和文学是多种成分的混合体，包括埃及的，两河流域等成分在内。古迦南语就是指这一地区的居民最早所使用过的语言。

曾在公元前13世纪通行于迦南的希伯来语，大约在一千年后，为阿拉米语所排挤，不过作为宗教和文学语言仍继续使用。学术界一般认为，希伯来语最古老的形式是《旧约》诗篇所用的语言，其中的借词多源于其他的迦南语和阿卡德语。在公元19和20世纪，希伯来语又以口语形式复活，它也是目前唯一仍在使用着的一种迦南语。

3、西南语支

西南语支有两个分支(即两大语群)：南阿拉伯语群与北阿拉伯语群。

南阿拉伯语群包括埃塞俄比亚诸语种和南阿拉伯诸方言(如赛百邑方言、麦因方言、盖塔班方言、希木叶尔方言、哈达拉毛方言等)。关于北部语群，我们稍后再讲。

据学者考证，“阿拉伯”(عرب arab)一词在古希伯来语中意为“沙漠民”，指的是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部落贝都因人。而“希伯来”（عبري ibry)一词在古希伯来语中是用来称呼那生活在西奈半岛、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沙漠地带游牧民族部落。从词源上看，显然“阿拉伯”和“希伯来”这两个词都是自共同的闪米特语三母词根عبر abar(阿拉伯语意为“通过，跋涉”)派生而来。并且，在《旧约 创世记》14:13中，称先知亚伯拉罕（易卜拉欣）为希伯来人。因此，也有人认为“希伯来人”一词最初指代为先知易卜拉欣和他的跟随者，他们曾奉主的命令，从美索不达米亚迁徙到了沙姆地区定居。

至于以氏族部落为基本单位在沙漠旷野过游牧生活的阿拉伯人，通常被称作贝都因人，阿拉伯语词为بدوي。在1400多年前降示的《古兰经》中，称他们为الأعراب（阿尔拉伯A'rāb） ，马坚阿訇翻译为游牧的阿拉伯人。从历史上看，该民族的出现早于希伯来人的出现。因为根据记载，在先知易卜拉欣还未出生时，也就是“希伯来”这个名词没有出现之前，就在巴勒斯坦南部地区伽色里海角，发生过贝都因人反抗埃及古王国镇压的起义。

逐水草而居是贝都因人的基本生活方式。他们住的是可以随时迁移的帐篷，过着部落的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一到雨季便携带家室赶着骆驼，四处寻找有水草的牧场。就在这种情况下，贝都因人中的一支朱尔呼姆人在麦加的渗渗泉边发现了哈哲尔和易司马仪母子，在得到允许后，住在了渗渗泉附近。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853年在亚述人的碑文中首先出现“阿拉伯”一词。公元前530年左右，在波斯的楔形文字中，又出现了“阿拉比亚”一词。此后，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0—前425)和他以后的希腊、罗马史作者，都用“阿拉伯人”或“阿拉比亚人”指称整个半岛上的居民。阿拉伯语就名称来说，应该是有了阿拉伯人才出现的。然而，研究语言不能割断历史，也就是说在亚述王沙尔马那塞尔三世之前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说纯粹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虽然不能确定当时如何称呼这个群体。因而阿拉伯语的历史也同阿拉伯人的历史一样悠远。不过原始阿拉伯语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已无从查考，只能追溯到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因此，从这点讲，我们所说的阿拉伯语的起源，实际上指的是阿拉伯文字结构的起源。

根据谱系学家的观点，阿拉伯人首先分为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和现存的阿拉伯人。历史上的阿拉伯人包括《古兰经》中提到的被安拉毁灭的赛莫德人和阿德人。并且，谱系学家又把现存的阿拉伯人再分为两个种族：道地的阿拉伯人和归化的阿拉伯人。道地的阿拉伯人，指半岛南部盖哈唐的后裔也门人，他们构成本地的种族，所以习惯上便称南部的人为“也门人”或“盖哈唐人”。还有一部分穆斯林学者认为盖哈唐人是先知呼德的后裔；归化的阿拉伯人，则指半岛北部的阿拉伯人，也就是先知易卜拉欣之子易司马仪和阿拉伯人结合的后裔，因此，称北部的阿拉伯人为阿德南人或尼萨里人。

关于南北两个群体的区别，首先在生活方式上。南部的人多定居，有较高的文化。正如《古兰经》中提到居住也门的赛百邑族，他们曾经生活美满，土地肥沃，庄园鳞次栉比，收获大量的果实和庄稼。以致他们中的旅行者不需要携带水和路费，无论走到哪里，都能获得水和食物。他们可以根据自己行程的安排和需要，在一个村镇午休，在另一村镇夜宿，可以说走到哪，那里就能得到所需的一切。谱系学家们（其中包括伊本·易司哈格）说：“赛百邑是阿卜杜·谢姆苏的儿子，属于盖哈唐的重孙。”有关赛百邑族的故事，将在以后介绍先知苏莱曼的时候再详细讲述。

至于北方的阿拉伯人，他们由于受环境所限，大多逐水草而居。并且，他们轻视工农业，不经商，不航海，专靠着牲畜的产品而生活，食其肉，饮其乳，衣其皮毛，并以皮毛制成帐幕。当有其他需求的时候，会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

除了在生活方式上，南北居民在语言方面同样有着很大的差异。聚居于也门地区的盖哈唐人。他们是半岛上的土著，讲古典的阿拉伯语，因此素有“道地的阿拉伯人”之称；北方的阿德南人，则是在与道地的阿拉伯人通婚以后，他们的语言兼有希伯来语和盖哈唐语言的特色。并逐渐形成北方的阿拉伯语，所以被叫做“归化的阿拉伯人”，也叫做“阿拉伯化了的阿拉伯人”。

到了公元7世纪，最后的先知穆罕默德ﷺ复兴的伊斯兰，成为半岛各地居民的信仰。《古兰经》则以阿德南人所操的古莱氏方言所降示，伴随伊斯兰的发展和传播，北方阿拉伯语逐渐取代了南方阿拉伯语，成为全体阿拉伯人的共同语，也就是现代的标准阿拉伯语。到了21世纪的今天，“阿拉伯人”不再单独指向某一个群体。如果对“阿拉伯人”下定义，可以引用阿拉伯某些领袖们在一次集会中的话：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之中的一员。

当我们厘清了阿拉伯人的历史传承，对于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这三者的关系，就更容易理解了。

上文提到了，希伯来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摩西五经》的创世记中，意为从河那边跋涉迁徙来的民族①。并且，直到摩西时代，还称本民族为希伯来人②。

至于以色列这个名称的由来，伊本·阿拔斯所传述的一段圣训证明，叶尔孤白先知的别名是以色列。他说，一些犹太人来见安拉的先知ﷺ。先知问：“你们可知以色列就是叶尔孤白吗？”他们说：“我们的主啊！是。”先知说：“我的主啊！你作证吧！”

关于先知叶尔孤白的历史，经训没有过多记载，只在这里大致介绍一下《摩西五经》对他的描述。以撒（易司哈格）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叶尔孤白）。两人虽为孪生兄弟，但却性格迥异，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而雅各则“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父亲以撒喜欢以扫，而母亲利百加却偏爱雅各。两兄弟因种种原因不能和睦相处。当年老的以撒想把族长之位传给以扫时，被雅各用诡计骗走③。雅各威武神勇，曾与天使在雅博渡口角力直至天明，天使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同神同人较力，都得了胜”（《创世记》32：28）。从此雅各改名以色列，意为“与神较力取胜者”④。

雅各有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以萨迦、西布伦、约瑟、便雅悯、但、拿弗他利、迦得、亚设，这12人的后代逐渐发展成为以色列人的12个部落。他的12个儿子及后代统称“以色列的后裔”或“以色列人”⑤。以表明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都是雅各的子孙⑥。

穆斯林应如何看待《圣经》与《古兰经》记载上的差异。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圣经》确已被人为篡改过，真主说：哀哉！他们亲手写经，然后说：“这是真主所降示的。”他们欲借此换取些微的代价。哀哉！他们亲手所写的。哀哉！他们自己所营谋的。（2:79）但我们也应知道，《圣经》不是全部被歪曲了，而是部分被篡改过。那么，哪些是真实的天启，哪些是人为的篡改，我们无法轻易分辨。因此，对于明显违背《古兰经》记载的，如诋毁众先知的记录，可以确认这些已经不是真实的天启。至于，其他不明确的地方，我们遵守穆圣ﷺ的教导。据《布哈里圣训实录》载，有经人曾用希伯来语诵读《讨拉特》，并用阿拉伯语翻译过来介绍给穆斯林。后来，安拉的使者ﷺ说：“你们不要相信有经人，也不要否定他们，但你们说：‘我们归信安拉，归信安拉降给我们的。’”

根据《伊本凯西尔经注》记载，“犹太”（اليهود）一词派生于“海瓦带”（الهوادة），意为友爱；或派生于“台罕吾带”（التهود），意为忏悔。正如先知穆萨所述：我们确实向你忏悔了。（7：156）被如此命名的原因是倡导相互友爱，并经常向主忏悔。还有人说，如此命名是因为他们与叶尔孤白先知的长子“叶忽达（犹大）”之间有渊源关系。艾布·阿幕尔说，原因是他们在读《讨拉特》时不停地摆动，因为“犹太”一词有摇摆之意。

不过，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则认为，“犹太人”（Yehudi）是指雅各的第四子犹大（Yehuda）的部落成员，也指在犹大部落地域内居住的人。还有另一种说法是，公元前1000年后的统一王国分裂为北部以色列和南部犹大。此后，犹太人被用于称南部王国的全体居民而不分部落。但当北部以色列王国灭亡后，犹太人一词逐渐失去与南部王国的特殊联系，被用来泛指两王国时期所有以色列人后裔，成为代表整个民族的通用词。不过在犹太人的名称变得流行的同时，北部说希伯来语的犹太人依然强调自己为以色列人，目的似乎是强化早期民族历史的认同。因此，以色列人与犹太人这两个名称交替使用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代，宗教、民族及政治之间无法完全割裂。


当罗马人征服犹太人的王国后，将之划分为三个行政区：犹地亚、加利利和撒玛利亚。Judea（犹地亚）是希伯来语Yehuda（犹大）的罗马翻译。Jew（犹太人）一词则源于拉丁语Judaeus，意思是“犹地亚的居民”。


最后的问题就是，现代犹太人是否等同于希伯来人？这里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就像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经过历史的融合和归化后，形成了当今的说阿拉伯语的一个群体。那么，希伯来人也同样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民族融合。如在《圣经 旧约 以斯帖记》中，公元前五世纪，当以斯帖挫败哈曼的阴谋后，“那国的人民，有许多因惧怕犹太人，就入了犹太籍。”（《以斯帖记》8：17）同样，在接下来的一千多年里，出现了多次其他民族改宗信仰犹太教，成为犹太人的情况。因此，现在的犹太人中，有多少人还能追溯到先知易卜拉欣呢，是很难确定的事情。就像当代对阿拉伯人的界定一样，现代界定犹太人，构成犹太人定义的条件就是：


1.由于出身或正式皈依而是犹太人；

2.不论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没有信奉犹太教以外的任何一种一神教；

3.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公开显示与犹太民族休戚与共。


所以说，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犹太人，都存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但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看到，犹太人与犹太教是紧密结合的，只有成为犹太人才可以成为犹太教徒，或者说作为犹太人就必须信仰犹太教。但信仰伊斯兰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是亚洲人，也可以是欧洲或者非洲人，不需要你必须掌握阿拉伯语，也不需要你成为阿拉伯人，只要你接受伊斯兰的信仰，便是一个穆斯林了。
 
 
本章注释
 
① 在《旧约》中，希伯来人是闪的曾孙希伯（Eber）的后裔（《创世记》10：24）。亚伯拉罕曾被称为“希伯来人亚伯兰”（《创世记》14：13）。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的子孙也自称希伯来人，以示同异族人有所区别（《创世记》40：15；《约拿书》1：9）。
有关伊斯兰历史中，先知易卜拉欣迁徙的故事，请翻看本公众号之前的推送。

②埃及人提到雅各的子孙时（《创世记》39：14，34：17），以及摩西提到他同族人时（《出埃及记》2：11—13），都称之为希伯来人。
③以撒随着年纪的增长，眼睛已经昏花，决定传位于以扫。他告诉以扫说：“我如今老了，不知道哪一天死。现在拿你的器械，就是箭囊和弓，往田野去为我打猎，照我所爱的做成美味，拿来给我吃，使我在未死之前先给你祝福。”以撒对以扫所说的话被利百加听到了，以扫出去之后，利百加让雅各杀了两只山羊羔，为以撒准备好了晚餐，并让雅各穿上以扫的衣服。因为以扫浑身多毛，雅各还特意将羊羔皮包在胳膊上，让以撒摸到羊毛时误以为是以扫。当雅各端着食物送给父亲的时候，以撒听出了是雅各的声音，可是当他摸到雅各手上的羊毛时，便说道：“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便认为此人即是以扫，于是，以撒便祝福雅各，使他获得了长子继承权，成为希伯来人的族长。雅各刚刚离开，以扫便打猎归来，痛哭着求父亲为他祝福，以撒无奈地回答说：“你兄弟已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摘自《犹太人千年史》）
④由于天神打不过雅各，就在摔跤时向雅各大腿窝的筋上“摸”了一把，雅各的腿脚因此而受了伤，走起路来很不方便，所以犹太人在饮食禁忌上就规定，不能吃动物的筋，宰杀牛羊等动物时必须要把其大腿上的筋挑出来。天神祝福雅各，并赐名“以色列”（意为“与神摔跤者”）。因此，在随后的年代里，希伯来人也被称作“以色列人”。（摘自《犹太人千年史》）
⑤同样，《古兰经》中多次用“以色列的后裔”称呼先知叶尔孤白的后人。
⑥《古兰经》优素福章中也提到了先知叶尔孤白的十二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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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移民入境英犹矛盾尖锐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犹太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迅猛增加。英国殖民大臣1939年7月20日宣布,自4月1日以来,非法移民人数已达到5500人。从1939年7月1日到9月30日这段时间内查明属实的非法移民人数为6320人。因此,英国委任统治政府以移民人数限额已满为理由不再为非法移民签发入境证件。但是,只要移民人数在委任统治政府规定的限额之内,一般还是准许入境的。高级专员政府之所以严格限制非法移民入境也有其自己的考虑。首先,由于犹太移民的增加,其失业或者只有临时工作的人已达到2.5~3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已占到犹太人总数的1/4。其次,英国害怕非法移民的猛增,引起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会对当地局势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构成对英国在中东利益的严重威胁。再次,在战争期间,德国曾组织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并发给他们伪造的入境许可证。想以此来作为制造英阿之间纠纷的手段;此外也怀疑其敌人可能会利用非法移民渠道,派遣密探或特务。于是,英国政府决心不让非法移民入境,但病人、孕妇、孤儿例外。对此,英国的通常作法是给难民在英国殖民地提供一个避难处。

1940年11月11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海岸截获了两艘非法移民船,共有1171名移民,被英国当局带到海法,不久又来了第三艘船,船上移民也没有入境许可证。因此,委任统治当局没有让他们上岸。这件事引起了犹太人的强烈抗议。11月20日,巴勒斯坦犹太人发动总罢工抗议英国。后来,高级专员政府决定用一艘名叫“佩塔里亚”轮船把他们全部送往毛里求斯。但是,在11月25日,轮船爆炸沉入海底,250人死亡,其中还有英国警察。船上的1500名难民大部分获救被收容。这件事再次激起了犹太人的义愤,发生了一场反对委任统治政府、特别是高级专员的运动,并且导致了犹太恐怖活动的增加。事后查明,爆炸事件是犹太准军事组织哈加纳成员所为,原想只破坏船上的发动机,不料用炸药太多,炸沉了船。总之,在战时和战后初期,英国对非法移民是严格限制的,但是委任统治当局只阻止了其中的一部分,在犹太人组织的帮助下,非法入境者一直没有间断。

比尔特莫尔纲领

随着英犹关系的紧张,双方矛盾的不断加剧,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的不信任感和失望日甚一日。1942年5月6日到11日,大约600名美国和67名来自其他国家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在纽约一家名叫比尔特莫尔的旅馆举行会议并通过了一项决议,后来被称之为比尔特莫尔纲领。决议要求:实现贝尔福宣言的原始目的;废除1939年的白皮书;要求建立一支犹太军队;巴勒斯坦的大门必须打开;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管理巴勒斯坦的移民入境事宜;必须授权犹太代办处为建立国家、包括开拓无人居住和未经开垦的土地的必要权力;巴勒斯坦必须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成为新民主世界结构中的一员。

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钱姆·魏兹曼和犹太代办处执委会主席本一古里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抛弃了英国转而投向了美国,同时也表明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亲美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虽然是英犹关系变化的产物但又为以后的英犹关系恶化,特别是给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同英国的对抗注入催化剂。

英犹全面对抗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投降,虽然对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但就欧洲和中东战场而言,战争已基本结束了。英国和犹太人共同的敌人已经打败了,双方在战时联合的基础已不复存在。正如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所言,“英国的欧洲胜利日就是我们的进攻日”。从此开始,英犹关系就从战时的既合作又对抗变为全面对抗。犹太复国主义在巴勒斯坦发动了一场反对英国的运动。1945年7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获胜。但是在竞选演说中,工党曾明确表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此前,在1944年12月召开的工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声称,“除非进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数达到多数,否则一个犹太民族之家是无意义的;应该鼓励阿拉伯人在犹太人进入的时候迁移出去;对他们的土地应给予优厚的补偿,阿拉伯人毕竟有自已最广阔的领土,不应该要求把犹太人从巴勒斯坦这块小小的地面上排除出去”。这个决议曾受到犹太人的热烈欢迎。同年8月1日,即在英国大选工党获胜的结果公布周后,犹太复国主义在伦敦召开大会,犹太代办处执行主席本-古里安向犹太人发出号召:“(英国工党政府)对白皮书政策的施行不管采用现在的形式还是采取修改过的式样,都要作消极和积极的抵抗。”此外,“抵抗、战斗、进攻、斗争”等口号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调。

工党上台后,艾德礼政府对欧洲10万名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事持保留态度,更加引起犹太人的不满。1945年9月,哈加纳司令摩西·斯奈给驻伦敦办事处发出的一份密码电报建议,如果英国政府不同意犹太复国主义的要求,战斗组织就制造“严重的政治事件”作为给其的一种警告。这个建议标志着巴勒斯坦犹太社团进入了对英国进行暴力行动的新阶段。

从此以后,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袭击英国的军事机构、交通、通讯设施的恐怖事件层出不穷。同年10月,哈加纳和犹太复国主义的恐怖组织伊尔贡(包括莱希)结成联盟,组成“希伯来抵抗运动”。伊尔贡和莱希在所有的军事行动中接受哈加纳的指挥。但是他们保持着自己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政治权力。新统一的抵抗运动马上向巴勒斯坦各地的英国交通设施发动了进攻。10月31日晚到11月1日凌晨,总共有800人,50个帕尔马赫(犹太人武装)小分队炸坏了铁路线153处;还炸毁了用来防止非法移民的3艘海岸巡逻艇;伊尔贡袭击了利达火车站和军事设施。1946年2月20日,帕尔马赫炸毁了海法的雷达站,8名英国空军人员受伤;两天后,又袭击了3个巴勒斯坦警察营地;25日,三个机场上的15架飞机被伊尔贡和莱希炸毁,造成损失达75万英镑。6月7日,帕尔马赫炸毁了5座铁路桥和4座公路桥,造成的损失高达25万英镑。7月22日,伊尔贡炸毁了英国行政和军事人员办公机构所在地耶路撒冷大卫王饭店一角,死91人,伤45人,主要是阿拉伯和犹太文职人员。总之,不管怎样说,到这时,犹太人的反英情绪已达到高潮,愤怒的犹太复国主义将矛头指向英国委任统治当局。1946年秋,伊尔贡已同哈加纳分手。面对着委任统治当局最严厉的军事控制,他们的恐怖和破坏活动也达到顶点。1947年5月,伊尔贡攻入阿克监狱,释放了大约30名被关的伊尔贡和莱希分子和大约200名其他犯人。对此,曾任英国委任统治第一任高级专员的赫伯特·塞缪尔(英籍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支持者),1947年3月在英国上院的演说中说:“今天,在犹太人中间却产生了一帮刺客,他们用假军装伪装起来,袭击士兵和警察,乱扔炸弹,炸毁列车……我不能不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犹太代办处是应该受谴责的,因为他们没有把这种已经给所有的犹太人带来的耻辱的祸害加以清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47年10月20日期间,英国驻巴勒斯坦的士兵已有127人死于犹太恐怖分子之手,另有331人受伤。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

英犹双方政策的调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英国被迫对其中东政策,特别是对巴勒斯坦政策进行了调整。英国已意识到,它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过分承诺、迁就和一味偏袒不但激怒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而且也引起了其他阿拉伯国家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它更加担心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阿拉伯社团一旦同它的敌国结盟,不仅会直接威胁大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而且也会给欧洲战场的前途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于是,英国调整政策,对阿拉伯人作出了某些让步,缓和其敌对情绪。这就成了英国发表1939年白皮书的真正用意之一。这时,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由前一段的“扶犹抑阿”变为“限犹拉阿”,即对犹太移民和土地购买作出了某些限制,以此博得阿拉伯人的好感,将其拉入自己战略利益的轨道。

1939年白皮书的发表引起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强烈不满,声称要使用一切手段来反对白皮书。于是,白皮书成为英犹关系发生变化的转折点。但是,犹太复国义十分清楚,他们和英国在二战中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德国法西斯。如果德国在大战中获得最后胜利,不但会使欧洲犹太人面临着灭顶之灾,而且也意味着巴勒斯坦的陷落和民族之家的告终。因此,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魏兹曼向英国首相张伯伦保证,他们之间的分歧将抛在一边,犹太人在战争中将同盟国站在一起,犹太人的人力、技术、能力和资源将由英国统一支配。当英国对德国宣战后,犹太代办处执委会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支持英国。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头面人物本一古里安号召,“不因有白皮书而影响战争,不因有战争而影响反对白皮书。”这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对英国态度的真实写照。总之,在二战中,英犹关系基本上从前期的全面合作关系变为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即在战争中与英国合作,反对德国;在巴勒斯坦,反对英国的限犹政策并与英国抗衡。

土地转让条例 英犹关系紧张

夭折的皮尔分治计划唤醒了犹太国民基金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意其购买土地中的政治因素,也就是说,优先考虑购买那些对于未来划定边界或者将来实施分治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地区。从此之后,犹太国民基金会加速在巴勒斯坦北方地区、特别是在加利利地区、或者更靠近边境地区购买土地的步法。与此同时,在巴勒斯坦其他地区也加紧购买了许多有重要意义的土地。这些土地的购置扩大了犹太人定居的中心,巩固了孤立的犹太定居点,扩大了皮尔分治计划中拟议的边境地区。1940年初,美国犹太基金会主席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本基金会的政策一直是购买边境地区的土地,先发制人,借此尽可能为实行的分治或分区准备地理条件。”另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曾在一份报告中说:“我们的土地是分散的,东一块,西一块,两块之间夹着阿拉伯人的土地………,我们本应把这些土地弄到手,但是阿拉伯人已捷足先登,占有了这些土地。因此,我们只有贿赂英国人、贿赂阿拉伯村长和农民,尽量设法把这些土地弄回来;对有些土地,我们还采取起诉的办法;有些土地,我们使用武力对付少数阿拉伯人”。这就是乔治·柯克在《战时中东》一书中引用的犹太人自己供认的,他们购买土地所采用的三种方法。

为了防止无地的阿拉伯农民继续锐增,1940年2月28日,巴勒斯坦委任统治政府按照1939年白皮书的规定,公布了土地转让条例。条例把巴勒斯坦分为三个地区:第一个地区称A区,禁止土地转让,即犹太人不能在此区购买土地。第二个地区称B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须经高级专员书面批准。第三个地区称C区,这个地区的土地转让不受限制。对此,犹太复国主义立即提出抗议,他们认为,土地自由买卖的C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5%，犹太人在该区已拥有51%的土地;占巴勒斯坦总面积63%的A区,却禁止土地买卖;在B区,犹太购置土地虽不被禁止而却受到限制,但该地区仅占巴勒斯坦总面积的32%。

尽管有上述规定,但是犹太复国主义根本没有遵守,反而想方设法避开土地转让条例,串通出售土地的阿拉伯地主,获得新的土地。从1940年到1947年,犹太民族基金会在巴勒斯坦占有的土地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获得36.2万杜纳姆,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在“自由区”(即C区)以外得到的土地。此外,犹太人定居点的范围和分布地区也有了进一步扩大。土地转让条例实施一年后,犹太代办处的法律顾问伯纳德·约瑟书在加拿大的一次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说,“战争的头一年里新建立了8个定居点,我们把这些定居点建在国境边缘地区,以便在那一天(指分治)到来的时候,保证整个巴勒斯坦将归犹太人所有,而不仅仅是一部分。”1937年皮尔分治决议鉴于贝桑地区和加沙以北地区当时并无犹太人定居点,也就从来未考虑把这两个地区包括在拟议的犹太国范围内。所以到1947年时,犹太人在贝桑建立了22个定居点,在加沙以北地区建立30个定居点,致使联合国的分治决议把这两个地区划归给以色列。土地转让条例虽未能制止犹太复国主义兼并土地的进程,但却引起了犹太人对英国的不满。


本文节选自《中东国家通史 巴勒斯坦卷》 查看全部